少仪外传卷上

译居住在这个国家，侍奉其中贤能的大夫，与仁德的士人交朋友。那么，侍奉贤能的大夫，与仁德的士人交友，是用来利于践行仁德的凭借。那么，见到贤人就不可以停止（追求）。只是所说的贤人，必须取舍分明，不可反复无常、三心二意。这就是所说的“先确定交往的对象，然后再有所求”的道理。

译既能见到贤人，又必须尊敬贤人。如果只是见到而不能尊敬，那就和禽兽没有区别了。现在的人对于有权势的人能够屈从，而对于贤人却不能尊敬，这是没有深入思考的缘故。如果没有向善的志向，那么什么事做不出来？如果一定有向善的志向，那么在这方面就不能马虎。韩愈在《师说》中曲折地指出了当今世人的弊病，大抵古人认为光荣的事，今人却认为可耻，像不能尊敬贤人这类事情就是这样。

做学问的关键，首先要踏实，不说大话。必须从粗浅到精微，从细微到显著。但不可把粗浅精微、细微显著分为两件事。言语忠诚守信，行为笃实恭敬。说话一定守信，行动一定果断。这最是初学者需要下工夫的地方。做事第一不可马虎，不可因循守旧。要做就做，一定要彻底完成，才可以放下。

衣服的形制，饮食的限度，字体的区别，乃至声音笑语的高低，行走进趋的快慢，都应当以古人为准则。古代善于教导别人的人，一定以这些为根本，所以能够培养诚意、防范邪念，从而回归人道的正道。如果在这几件事上稍有差错，如果不能自我克制，久而久之，必然会导致丧失志向、败坏自身。

做学问的根本，没有比读书更优先的了。读书的方法，必须让每天有固定的课程。句读有不明白的，大义有不贯通的，不吝惜与人商讨，不吝惜向人请教。一般人大多以这样做为耻，却不知不这样做就会有终身的耻辱。与其有终身的耻辱，不如忍受暂时的耻辱。更何况向人请教，恰恰足以成为光荣的事。

陈莹中尊敬前辈，都可以作为后辈的榜样。晚年经过扬州，见到荥阳公坐着接受六拜，又拜祖母河南夫人，请求一定不答拜，然后才拜。他和别人说话，一定称“吕公”，或者称“吕侍讲”。他面对前辈，谈论后辈一定直呼姓名，从未稍有改变。

吕进伯担任河南北转运判官，黄鲁直担任北京教官，托付黄鲁直聘请门客。几天后斥退了那个人，召见黄鲁直说：“这个人怎么能做别人的老师？我到了学院，却看见他和年轻人对坐，这样怎么能做别人的老师？”请黄鲁直另外聘请一位门客。黄鲁直为他遴选，并且严厉告诫他说：“吕运判奉行古礼，你要更加谨慎。”过了几天，又驱逐了那个人。黄鲁直问缘故，进伯说：“这个人更加严重，却听到他称呼‘小子’，怎么能做别人的老师呢？”

过去见到荥阳公给杨道孚等人的信，信封上只签名字，信中礼节极其简略。张正素先生，是右丞子厚的堂表兄，从未称呼他的字。荥阳公认为这是合乎礼节的，这种风气，现在已经消失了。杨应之兄弟，平生安于贫困、乐于道义，从未稍向人屈服。元丰年间，父母丧期服除，来到京师，寄居在我家榆林旧宅，每天把粗饭放在一个盆里，又用一个盆盛菜蔬，兄弟分食，觉得像饴糖蜂蜜一样甘甜，不求于人，最终能够有所成就。大抵后辈做学问，必须严格制定课程，不可一天放松。每天必须读一种经书，一种子书，不需要多，只要让它精熟。必须在静室中端坐，诵读二三百遍，必须让它成诵，不可一天放过。史书必须每天诵读一卷或半卷以上，才能见到功效。必须从人那里接受诵读指导，疑难之处便质问，必须勤勉地向人请教，不可自己先放松。然而这是学问的学业，又必须理会做学问是为了什么事，一举一动，一语一默，必须完全符合道理。追求古圣贤用心竭力去追随，也没有达不到的。那指引的人，是老师的功劳。行为有不到位，从旁边规劝告诫的，是朋友的职责。下定决心前往，就必须用自己的力量，难以依赖他人。

陈莹中曾经作《责沈文》，送给他的侄孙几叟说：“我元丰乙丑年担任礼部贡院点检官，恰好和校书郎范公淳夫同住。范公曾经论述颜回的不迁怒、不二过，只有伯淳有这种品德。我问范公说：‘伯淳是谁？’范公沉默了很久，说：‘不知道有程伯淳吗？’我道歉说：‘生长在东南，实在不知道。’当时我二十九岁了。从此以来，常常以浅陋自愧。得到他传授的人如杨中立，也没有认识他。所谓责沈，是指叶公沈诸梁。叶公向子路询问孔子，子路不回答。叶公是当世的贤者，鲁国有仲尼却不知道，子路不回答是适宜的。莹中说世上有伯淳却不知道，应当自责。现在的人，听到自己所不知道的，不生气而发谤骂的，很少了，何况能自责，日夜以此为愧呢？”

了翁的儿子正由说：“了翁自从得到明道先生的文章，一定穿戴整齐然后诵读。”

范太史十五六岁时，在成都玉泉宅居住，厅堂西边的阁楼，昼夜看书，未曾出过门。只有冬天过年节，出来拜见尊长，礼节完毕又回到阁楼，人们不见他有喜怒戏笑的容貌。

范太史闲居时，神色庄重端坐，未曾不戴帽子。出入行走，都有固定的地方。几案上没有多余的东西，研墨刀笔，整年不改变它们的位置。平生所看的书，好像手没有触碰过，衣服稍微华丽的就不穿。十多年不换衣服，也没有污垢。鞋子虽然破旧却像新的，都出于自然，未曾有意这样做。

范太史读书一定端坐收敛神色，摆正书册然后打开，未曾靠侧收脚。盛夏也不袒露身体。

译祁寒不拥炉。书室中不设榻，生平白天不躺卧。范太史说，往年子弟赴任，有向蜀公请求题字的人，蜀公不答应，说：“做官不可广泛求人知晓，受恩多就难以在朝廷立足了。”元祐年间，承议郎游冠卿任咸平县知县回京，一天拜见范太史说：“京畿县任满，按例升任监司，想在凤池求您一句话。”当时范子功在中书省。范公回答说：“您的期望确实审慎，应当任监司，朝廷必定除授。家叔虽在政府，我从未与人告知差遣。”冠卿惭愧沮丧而退。子冲听到这话，于是告诉范公说：“说与不说都可以，何必当面驳斥他？”范公说：“这样是欺骗此人，我所以以诚意告诉他。”

译元佑年间，举子吴中参加大科考试，把进呈的试卷广泛投递给随从官员，文章文理荒谬错乱。李廌字方叔，是范太史的宾客，与众人一同观看，拍手大笑，笑得前仰后合。范公偶然出来看见，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众人都如实回答。范公阅览了他的几篇文章，不笑也不说话，合上卷子谈论其他事情。在座侍奉的人也不敢询问。过了几天，吴中请求拜见，范公告诫他说：“看您的文章，连参加进士科考试都不行，何况是大科呢？这一定是有人误导您，请赶快回家读书学习写文章，并且练习进士科的文章。”吴中辞谢后离开。

马援的侄子马严、马敦都喜好讥讽议论，并且与轻薄的侠客交往。马援以前在交趾时，写信告诫他们说：“我希望你们听到别人的过失，就像听到父母的名字一样，可以入耳，但不可以说出口。喜好议论别人的长短，胡乱评判是非，歪曲正道，这是我最厌恶的。我宁愿死也不愿听到子孙有这种行为。你们知道我非常厌恶这种行为，之所以再次说这些，是因为在你们出嫁或娶妻时，重申父母的告诫，想让你们不要忘记罢了。”龙伯高敦厚谨慎，说话没有不当之处，谦逊节俭，廉洁公正且有威仪，我爱戴他、敬重他，希望你们效法他。杜季良豪侠好义，替别人担忧，以别人的快乐为快乐，清浊都不失分寸。父亲去世时招致宾客，几个郡的人都来了，我爱戴他、敬重他，但不希望你们效法他。效法伯高没成功，还算是谨慎勤勉的人，这就是所谓的刻天鹅不成，还像鸭子。效法季良没成功，就会沦为天下的轻薄子弟，这就是所谓的画虎不成，反而像狗。到现在季良的结局还不可知，郡守上任就对他咬牙切齿，州郡都以此为话柄，我常常为此寒心，所以不希望子孙效法他。朱勃十二岁时，常去拜访马援的哥哥马况，穿着方领衣服，能走方正的步子，言辞娴雅，马援见到他自感不如。马况知道他的心意，斟酒安慰马援说：“朱勃是小器早成，智慧也就这样了，最终还是要跟您学习，不要害怕。”

桓暯在初平年间，天下大乱，避难到会稽，住在山阴县前任鲁相钟离意的房舍里。太守王朗赠送粮食、布帛、牛羊，他一样都不接受。临走的时候，屋里尺寸大小的物品，都详细登记交给主人，细微之处没有遗漏。每当处于危亡的紧急关头，他的志向更加坚定。宾客和随从，都严肃地看待他的品行。

江革小时候失去父亲，独自和母亲居住。遭遇天下大乱，盗贼并起。江革背着母亲逃难，历经艰险。常常采集拾取东西来供养母亲，多次遇到盗贼，有的想劫持他们离开。江革就哭泣哀求，说家里有老母亲，言辞恳切，足以感动人。盗贼因此不忍心侵犯他们，有的甚至指出躲避兵祸的方向。于是得以在灾难中保全性命。江革辗转客居下邳，穷困到赤脚行走，做佣工来供养母亲，贴身之物没有不供给的。

魏国的董遇，有人跟从他学习，董遇不肯教，却说：“一定要先读一百遍。”意思是读书一百遍，其中的义理自然就会显现。

魏国李秉《家诫》说：“凡是人的行为，年轻时候立身处世，不可不谨慎。不要轻易议论别人，不要轻易谈论事情。这样悔恨吝惜从哪里产生，祸患从哪里到来呢？”太傅东海王镇守许昌，让王安期担任记室参军，非常相知敬重。告诫世子曹毗说：“学问带来的益处浅，身体力行所安守的深。熟悉礼法制度，不如观察仪容形态；诵读品味遗言，不如亲自聆听音旨。王参军是人伦的表率，你要以他为师。”

雍州刺史武昌王王浑和左右的人写文书檄文，自称楚王，改年号为元光，设置百官，当作游戏。长史王翼之封好呈上他的手迹。八月庚申日，废王浑为平民，流放到始安郡。皇上派遣员外散骑侍郎东海人戴明宝诘问责备王浑，于是逼迫他自杀。当时他十七岁。

张率作赋颂两千多首。有个叫虞讷的人，看见后诋毁他。张率于是有一天烧毁了这些作品，改作诗给他看。假托说是沈约所作，虞讷便句句赞叹称颂，没有一字不好。张率说：“这是我写的。”虞讷惭愧地退下。

甄琛被举荐为秀才进入京城，多年因为下棋浪费时日，甚至通宵达旦不停。手下的仆役常常让他拿着蜡烛，有时仆役困倦，就重重地鞭打他，像这样不止一次。仆役受不了鞭打的痛苦，就说：“郎君辞别父母做官，如果是为了读书拿蜡烛，不敢推辞罪责。现在因为下棋日夜不停，难道是向善的意思吗？却肆意施加杖罚，不是没有道理吗！”甄琛怅然惭愧感动，于是向许赤彪借书研习。

后魏杨椿告诫子孙说：“北都时期，朝廷法令严厉急促。太和初年，我们兄弟三人都担任内职，哥哥在高祖身边，我和杨津在文明太后身边。当时，口头敕令责备各位内官，十天要求秘密汇报一件事不列举，就非常生气嫌弃。很多人有依敕令秘密汇报的，也有在太后、高祖中间传话挑拨离间的。我们兄弟互相告诫说：‘现在愧居二圣近臣，处在母子之间，很难，应该深深谨慎。’又列举人事，哪里容易？即使被嗔怪责备，千万不要轻易说话。十多年中，不曾说过一个人的罪过。当时大大被嫌弃责备，回答说：‘臣等不是不听到人言，只是恐怕不审察向上误导圣听，所以不敢说。’二圣之间的言语，终究不敢随意传通。”太和二十一年，我从济州来朝见，在清徽堂参加宴会。高祖对各位王公贵族说：“北京的日子，太后严明，左右因此有是非之言。调和朕母子关系的，只有杨椿兄弟。”于是举起酒杯赐给哥哥和我酒。你们如果万一

译承蒙明主知遇之恩，应当深切谨慎言语。《北史》中韦昭的《博奕论》说：“当今世人，大多不致力于儒家经典学术，却喜好博弈游戏，荒废事务、抛弃正业，忘记睡觉与饮食，耗尽白天直至天明，接着又点燃蜡烛照明。当他们面对棋局时，彼此争夺胜负，在胜负未决时专心致志、意志坚定，精神迷乱、身体疲倦，人事荒废而不修治，宾客旅人缺位而不接待。即使有太牢这样丰盛的宴席，韶夏这样高雅的音乐，也没有空闲去顾及。甚至有人赌到衣物，移动棋子改变行棋规则，廉耻之心松弛而愤怒乖戾的神色显露。然而他们的志向不出棋盘之上，所从事的不过方格之间，白白耗费时日、荒废正业，最终毫无补益。”

译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被称为“初唐四杰”。裴行俭说：“士人要想成就远大的事业，应当先具备器量见识，然后才是文学才能。王勃等人虽然拥有文才，但轻浮浅薄，哪里是能够享受爵位俸禄的器量呢？杨炯沉静稳重，应当能担任县令一类的长官；其余三人若能善终，已是幸运了。”后来，王勃在南海溺水身亡，卢照邻投颍水自尽，骆宾王被诛杀，杨炯最终官至盈川令，结果都如裴行俭所言。阎立本擅长绘画，秦王府十八学士图，以及贞观年间凌烟阁功臣图，都是阎立本的作品。当时人们都称赞他画得精妙。唐太宗曾与侍臣学士在春苑池中泛舟，池中有奇异的水鸟随着波浪从容游动，太宗多次击节赞赏，命令在座的人作诗咏叹，并召来阎立本让他作画。当时门外传呼：“画师阎立本。”此时阎立本已担任主爵郎中，却仍奔波流汗，俯伏在池边，手持画笔颜料，瞻望在座的宾客，羞愧得满脸通红。退下后他告诫儿子说：“我年少时爱好读书，侥幸免于不学无术；因爱好绘画，颇受同辈推崇。只因为擅长丹青而被君主知晓，亲身从事仆役般的工作，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你应当深深以此为戒，不要习得这种末流技艺。”

姚崇留下遗令告诫子孙说：“近来看到那些高官显贵死后，子孙失去了庇护，大多陷入贫困，在极小的利益面前，兄弟间像参星和商星一样互相争斗。这不仅是自取其辱，更是羞辱祖先，无论曲直对错，都会遭受嗤笑和毁谤。”

婴儿幼儿能辨认人的脸色，知道人的喜怒，就应当加以教诲，让他做就做，让他停就停。等到几岁时，就可以省去鞭打惩罚。父母威严而有慈爱，子女就会敬畏谨慎从而产生孝心。我看到世间只有溺爱而没有教育，往往不能做到这样，饮食起居，放纵他们的欲望，应当告诫的反而奖赏，应当呵斥的反而嬉笑，等到他们有了认知，便认为理所当然，骄横傲慢已经养成，这时再想约束他们，即使鞭打至死也没有威严，愤怒日益加深反而增加怨恨，等到他们长大成人，最终败坏德行。孔子说：“少年时形成的习惯如同天性，习惯就像自然一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俗谚说：“教导媳妇要在刚进门时，教导孩子要在婴儿时期。”这话确实不假。

梁元帝时，有一位学士，聪明有才华，被父亲宠爱，父亲在教育上有所缺失。他只要说对一句话，父亲就到处宣扬；整年称赞他，他只要做错一件事，父亲就掩饰文过，希望他自己改正。等到他结婚做官后，暴戾傲慢日益滋长，最终因为言语不慎，被周逖抽肠衅鼓。

有了人民，然后才有夫妇；有了夫妇，然后才有父子；有了父子，然后才有兄弟。一家的亲情，尽在这三者之中罢了。由此往上，直到九族，都根源于这三种亲情。所以它们在人伦中最为重要，不可不笃厚。兄弟是形体分开但气息相连的人。当他们年幼时，父母左手提右手牵，前襟后裾地照顾；吃饭时同案，穿衣时传服，求学时同窗，游玩时同行。即使有悖乱的人，也不能不互相友爱。等到他们成年，各自娶妻生子，即使有笃厚的人，亲情也不能不稍微衰减。妯娌之间相比兄弟，就疏远淡薄了。现在让疏远淡薄的人，来节制亲厚之恩，就像方形的底部配圆形的盖子，是不相合的。只有友爱兄弟情深至切，不被旁人动摇的人，才能避免这种情况。

双亲去世后，兄弟相互照顾，应当像形体与影子、声音与回响一样。承受先人的遗体，珍惜自身的血脉。除了兄弟还有什么可思念的呢？兄弟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他人，期望深就容易产生怨恨，关系亲就容易弥补。好比居住的房屋，有一个洞就堵塞它，有一条缝就涂抹它，所以没有倒塌毁坏的忧虑。如果像不关心雀鼠一样，不防备风雨，墙壁塌陷柱子沦陷，就无可救药了。仆妾就像雀鼠，妻子就像风雨，这话说得严重啊！

兄弟不和睦，子侄就不相亲爱；子侄不相亲爱，堂兄弟就疏远淡薄；堂兄弟疏远淡薄，仆人就成为仇敌了。像这样，路人都会践踏他们的脸面而践踏他们的心，谁来救他们呢？有人结交天下的士人，都有欢爱，却对兄长失敬，为什么能对待众多的人却不能对待少数的人呢？有人统领数万军队，得到他们的死力，却对弟弟失恩，为什么能对待疏远的人却不能对待亲近的人呢？

人侍奉兄长，不可以不同于侍奉父亲。为什么爱护弟弟不如爱护儿子呢？这是照镜子却看不清自己啊。

沛国人刘琎曾与哥哥刘瓛住在隔壁，刘瓛叫了他几声他不答应，过了很久才回答。刘瓛感到奇怪，问他，刘琎说：“刚才没穿戴衣帽，所以没答应。”用这种方式侍奉兄长，就可以避免过失了。

借别人的书籍，都必须爱护。如果原来就有缺损破损，就应当修补整治。这也是士大夫各种品行之一。济阳人江禄读书没读完，即使有紧急的事，也一定要等书卷捆扎整齐，然后才起身，所以书籍没有损坏。人们不讨厌向他借书。有的人把书籍弄得乱七八糟，分散了卷册，大多被童仆婢妾弄脏，被风雨犬鼠毁坏，实在是损害德行。我每次读圣人的书，没有不肃然起敬对待的。那些旧纸张上有五经的词义以及贤达的姓名，不敢用来做污秽的用途。

凡是宗亲的辈数，有从父，有从祖，有族祖父。江南的风俗，从此往上，官职高的都通称为尊。同昭穆的，即使百代仍然称兄弟。如果对别人称呼他们，都说族人。河北的士人，即使三二十代，仍然称呼为从伯、从叔。梁武帝曾问一个中原人说：“你是北方人，为什么不知道有族？”回答说：“骨肉容易疏远，不忍心说族罢了。”当时虽然被认为是敏捷的回答，但在礼法上并不通达。

父母病重，医生即使地位低贱，即使年轻，也要流泪哭泣拜谢他，以表达哀求之情。梁孝元帝在江州时，曾经身体不适，世子方等

译亲自拜见中兵参军李猷。我出生在乱世，成长于战乱之中，流离失所，见闻已经很多，所遇到的名贤，没有不让我神魂颠倒、心向往之的。人在少年时，性情尚未定型，所亲近交往的人，其熏陶浸染，言谈举止，虽然无心学习，却在潜移默化中自然变得相似。何况是操行、技艺，更加明显容易学习呢。因此，与好人相处，就像进入充满芝兰香气的房间，时间久了自己也会芬芳；与坏人相处，就像进入卖鲍鱼的店铺，时间久了自己也会发臭。

译梁朝全盛时期，贵族子弟大多没有学问，以至于有谚语说：“只要上车不掉下来，就能担任著作郎；只要身体安好，就能担任秘书郎。”他们无不熏香衣服、剃光眉毛，敷粉涂脂，乘坐长檐车，穿着高齿木屐，坐在铺着方褥的棋盘上，靠着斑丝隐囊，左右陈列着各种玩物，从容不迫地出入，看上去宛如神仙。考选明经求取功名，就雇人代答策问；三九公宴时，就请人代写诗赋。在那时候，他们也算是快意之士了。等到战乱离散之后，朝廷和市场发生变革，选拔官员的标准，不再是过去那些亲信；当权掌势的人，也不再是昔日的党羽。在自己身上寻求却一无所得，在社会上施展却毫无用处，像枯木一样僵立，像穷流一样漂泊。在战乱中独自奔波，辗转死于沟壑之中。在那时候，他们确实是庸劣之才。而有学问技艺的人，无论到哪里都能安身立命。自从荒乱以来，那些被俘虏的人中，即使是百代以来的平民百姓，懂得读《论语》《孝经》的，还能当别人的老师；即使是千年以来的世家大族，不懂文书典籍的，没有不耕田养马的。由此看来，你怎能不自我勉励呢？父亲兄长不能永远依靠，家乡国家不能永远保全，一旦流离失所，无人庇护，应当从自身寻求依靠罢了。谚语说：“积蓄千万财富，不如有一技之长在身。”技艺中容易学习而又可贵的，没有超过读书的了。人们看见邻里亲戚中有才俊快意的人，就让子弟羡慕并学习他们，却不知让他们学习古人，这是多么愚昧啊！

所以读书做学问，本来是为了开阔心胸、增长见识，有利于行为罢了。不知道如何奉养父母的人，希望他们观察古人预先揣测父母心意、和颜悦色、声音柔和、态度谦恭，不畏惧辛劳，从而感到甘甜柔顺、警惕畏惧，产生惭愧恐惧之心而付诸行动。不知道如何侍奉君主的人，希望他们观察古人坚守职责不越权，遇到危难献出生命，不忘规劝谏诤，以利于国家，从而内心感动，想要效仿他们。向来骄奢的人，希望他们观察古人恭敬节俭、节制用度，以谦卑来修养自己，把礼作为教育的根本，把敬作为立身的基石，从而惊惧自失，收敛容貌、抑制心志。向来鄙吝的人，希望他们观察古人看重道义、轻视财物，私心少、欲望寡，忌讳自满、厌恶盈溢，救济穷困、体恤匮乏，从而羞愧悔恨，积累财富而能散施。向来暴戾强悍的人，希望他们观察古人小心谨慎、贬抑自己，包容污辱、隐藏缺点，尊重贤人、容纳众人，从而沮丧颓败，好像承受不起衣服的重量。向来怯懦的人，希望他们观察古人坚强刚毅、正直不阿，说话一定守信，追求福义而不违背正道，从而振奋激励，不可被恐吓震慑。以此类推，各种品行都是如此。世人读书的人，只能说说，不能实行，忠孝没有名声，仁义不够充足。加上判断一件诉讼，不一定能得其道理；治理千户县的百姓，不一定能治理好；问他建造房屋，不一定知道横梁和立柱的区别；问他种田，不一定知道稷早熟而黍晚熟。吟咏谈笑，讽咏辞赋，事情既悠闲，才识又迂腐荒诞，对于军国大事的筹划，几乎没有用处，所以被武人和俗吏共同嗤笑诋毁。难道不是因为这样吗？求学的人是为了求取益处罢了。看见别人读了几十卷书，就自高自大，凌辱长辈，轻慢同辈，人们憎恨他像仇敌，厌恶他像鸱枭。这样因学习而损害自己，不如不学习。

文字是典籍的根本。世间的学徒，大多不懂文字，读五经的人，以徐邈为是而以许慎为非；学习赋颂的人，相信褚诠而忽视吕忱；通晓史书的人，专信皮邹而废弃篆籀；学习《汉书》的人，喜欢应劭、苏林而忽略《苍颉篇》《雅》。不知道书音，那是枝叶；小学才是宗系。晋宋以来，所有的书籍，字体端正可观，虽然有俗字，但不是大损害。到了梁天监年间，这种风气没有改变；大同末年，讹误替代滋生。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为推行讹字（比如前上为草，能旁作长之类），朝野一致，以为楷模，画虎不成，多有败坏。从此以后的典籍，几乎不可看。北朝丧乱之余，书法鄙陋，加上擅自造字，粗俗拙劣胜过江南。于是以“百念”为“忧”，以“言反”为“变”，以“不用”为“罢”，以“追来”为“归”，以“更生”为“苏”，以“先人”为“考”。像这样的字，满经传都是。有人说：“现在的经典，你都说是非《说文》所言；你都说是。那么许慎胜过孔子吗？”回答说：“现在的经典，都是孔子的手迹吗？”客人说：“现在的《说文》，都是许慎的手迹吗？”回答说：“许慎以六文检验，以部分贯穿，使不得有误，有误就能察觉。孔子保存其义而不讨论其文字。先儒尚且能改文从意，何况书写流传呢？一定像《左传》中‘止戈为武’、‘反正为乏’、‘皿虫为蛊’、‘亥有二首六身’之类，后人自然不能擅自更改。怎敢用《说文》来比较其是非呢？况且我也不专门以《说文》为是。那些援引经传，与现在相违背的，我不敢遵从。大体上佩服它作为书，概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郑玄注《书》，往往引以为证。如果不信它的说法，就冥冥中不知道一点一画有什么意思。世间的小学者，不通古今，一定依据小篆，校正书记。凡是《尔雅》《三苍》《说文》，怎能完全得到苍颉的本意呢？也是随时代损益，各有同异。西晋以往，字书怎能全非？只要体例成就，不擅自专断罢了。古字多假借，以中为仲，以悦为说，以邵为召，以闲为间，像这样的，也不劳改。自有讹谬过成，鄙俗乱傍为舌，楫

译加带、恶上、安西、鼓外、皮外、凿头、生毁、猎化为獦（音葛，兽名，出自《山海经》）、宠变成竉（竉音郎动反，意为孔，所以从穴部）这类情况，是不能不知道的。我从前刚开始看《说文解字》时，轻视世俗通行的字形。如果遵循正统字形，就担心别人不认识；如果随顺世俗写法，心里又嫌它不正确，因此无法下笔。后来见识逐渐广博，更懂得通权达变，来补救以前的固执，大概能改变一半吧。如果是写文章著述，还选择那些稍微有些依据的字来使用；至于官府文书、日常书信，幸好不违背世俗习惯。

译常常见到士大夫以从事农业和商业为耻，以做工匠手艺为羞，射箭不能穿透铠甲，写字只能勉强记下姓名，吃饱喝足，昏昏沉沉无所事事，就这样消磨日子，就这样度过一生。有的凭借家世余荫，获得一官半职，便觉得满足，哪里肯自找苦吃？等到遇到吉凶大事，议论得失，他们茫然张口，如同坐在云雾之中。在公私宴集上，谈论古事、吟诗作赋，他们缄口低头，只是打哈欠伸懒腰罢了。有见识的人在旁观看，都替他们羞愧得想钻入地下，为什么舍不得花几年时间勤奋学习，却要终身承受羞愧耻辱呢？江南民间，士大夫有的不学习，以粗鄙朴实为羞，道听途说，强行修饰言辞，把“征质”说成“周郑”，把“霍乱”说成“博陆”。去荆州必定说“峡西”，去扬州必定说“海郡”。说到吃饭就说“糊口”，说到钱就说“孔方”，问到迁徙就说“楚邱”，论到婚姻就说“燕尔”。提到王必说“仲宣”，提到刘必说“公干”。这类情况有一百多件，辗转模仿，追究起来都不知道来源，实行时又常常出错。

近世有两个人，是聪明通达的士人。性格喜欢经营综理，却几乎没有成就。经学不足以应对问难，史学不足以讨论辨析。文章不值得收录传世，书法不值得让人喜爱把玩。占卜射覆，十次中三次；行医治病，十人中治好五个。音乐在几十人中排在下等，射箭在千百人中排在中间。天文、绘画、棋戏，只略知大概，都不精通熟练。可惜啊！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如果舍弃旁门左道，应当能精妙绝伦。

梁朝士大夫都崇尚宽袍大带，大帽高鞋，出门乘车，进门由人搀扶，城郊之内，没有骑马的人。周宏正被王宣城喜爱，赐给他一匹果下马，他常骑乘，满朝认为他放达不羁。以至于尚书骑马，就被弹劾。等到侯景之乱，士大夫皮肤脆薄骨头柔弱，不能行走，身体瘦弱气息微弱，不能耐寒暑，仓促间坐死的，往往如此。

李习之给从弟正辞的信中说：知道你京兆府解试落第，如果怀念故乡，不要在意。假如把你所知道的分为十份，用九份来学习圣人之道，调和内心，用剩下的一份来顺应时势进退。如果可以求得，就不只是富贵了。如果不是我的能力所能达到的，即使全部用上，也只是徒增内心的劳苦，怎么能有所得呢？李习之答复朱载言的信中说：古人交往，有等级轻重，有礼仪，列在经传中，都可以详细引用。比如老师对学生，就称其名；对朋友，就称字而不称名。向老师提及，即使是朋友也称其名。孔子说：“我和回说话。”又说：“参啊，我的道一以贯之。”又说：“如果由不得好死。”这是老师对学生称名的验证。孔子在郑国，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子产；在齐国，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晏婴。《平仲传》说：“孔子说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点。”又说：“晏平仲善于与人交往。”子夏说：“言游错了。”子张说：“子夏怎么说？”曾子说：“堂堂乎张也。”这是朋友称字不称名的验证。子贡说：“赐怎么敢望及回？”又说：“师和商谁更贤？”子游说：“有个叫澹台灭明的，走路不走小路。”这是向老师提及，即使是朋友也称名的验证。你的信说：“韦君词，杨君潜，你的德行与这两位不知谁先谁后。”而你年纪小地位低，却都称他们的名。《传》说：“我见他与先生并行，不是求益的人，是想速成的人。”

现在的儒者，转移学习文艺，怀着求取仕进的心，来收束放纵的心，美化自身，那么为什么古人不可及呢？父兄用文艺命令子弟，朋友用仕进互相招引，一去不返，那么身心开始荒废而不治理，万事的成功，都不如古人了。

能攻击别人真实毛病的人，很难。能接受别人真实攻击的人，更难。别人能攻击我的真实毛病，我能接受别人的真实攻击，朋友的情义，大概差不多了吧？不然，那些不互相陷害而成为小人的，很少了。

汪信民曾说：“人常能咬得菜根，那么百事可做。”胡安国康侯听了，击节赞叹。

唐充之常称前辈说，后生不能忍受侮辱，不足以为人；听到别人秘密议论不能容忍接受而轻易泄露的，不足以为人。

吴庠的妻子谢氏，儿子贺与宾客谈论别人的长短，夫人在屏风后偷听到，愤怒地鞭打贺一百下。有人劝解夫人说：“褒贬士人是常事，为什么忽然鞭打他这样厉害？”夫人说：“爱惜女儿的人，必定选取反复诵读《白圭》的士人来娶。现在只生了一个儿子，让他知道义命却说话忘记父母，难道是长久之道吗？”于是哭泣不吃东西。贺因此恐惧，谨慎沉默。

崇宁年间，叔巽来符离探望荥阳，有故人对待他很冷淡，等到要离开，来召他吃饭，叔巽想去，有人阻止他说：“此人对待你如此冷淡，何必去吃饭？”叔巽说：“不想与人结下睚眦之怨。”

刘器之曾论至诚之道，凡事据实而言，才涉及诈伪，后来忘了前话，就是脱空。据实而言，十年二十年后说，没有不同，贤者便不说。刘安世元来只是脱空汉。

田瘦承伯说：“做官听从别人奏请辟召，不仅是宾主关系，就有君臣之义，不应轻视。”

杜祁公在家吃饭，只一面一饭。

译罢了。有人称赞他节俭，他说：“我原本只是一个穷书生罢了。名声、地位、爵位、俸禄，以及衣冠服饰，都是国家的恩赐；俸禄剩余的部分，用来供给贫困的亲属，常常担心自己白吃饭，哪里敢用来供养自己呢？一旦名声、地位、爵位、俸禄被国家剥夺，我又变回一个穷书生，又将靠什么来供养自己呢？”

译文正范公的儿子范纯仁娶妻，新娘即将过门，有人传言新娘用罗纱做帷幔，范公听说后很不高兴，说：“罗纱怎么能用来做帷幔呢？我家向来清廉节俭，怎么能扰乱我家的家法！如果敢带到我家来，应当在庭院中烧掉。”

随卦初九爻辞说：出门与人交往，会有功绩。人心所追随的，大多是亲近喜爱的人。常人的感情，喜爱某人就认为他是对的，厌恶某人就认为他是错的。所以妻子儿女的话即使有失误也大多被听从，所憎恶的人的话即使正确也被认为是坏的。如果因为亲近喜爱而追随他们，那就是私情所驱使，哪里符合天理呢？所以出门与人交往就能有功绩。出门，意味着不是私下隐藏；交往不凭私情，所以能随遇而安并建立功业。

随卦六二爻辞说：系留小子，失去丈夫。《象传》说：系留小子，是因为不能两者兼得。人所追随的，得到正道就会远离邪道，跟随邪道就会失去正道，没有两者都追随的道理。六二既然系留了初九，就失去了九五，不能两者兼得。这是用来告诫人们追随正道应当专一。

随卦六三爻辞说：系留丈夫，失去小子。丈夫指九四，小子指初九。阳爻在上的，是丈夫；居下的，是小子。舍弃初九而追随九四，符合随卦的适宜原则。向上追随就是善的，就像昏暗追随光明，事情追随善道，这是向上追随。背离正道追随邪道，舍弃光明追逐黑暗，这是向下追随。

桓谭说秦近君解说《尧典》篇目中的两个字，竟达到一千多字，只解说“若稽古”三个字就有三万言。班固感叹后世的经传已经乖离，博学者又不思考多闻阙疑的道理，而是致力于琐碎的解释以逃避疑难，用巧妙的言辞解说五个字的经文，竟达到两三万言，这种如今滋长蔓延伤害根本的弊端，古人已经深深斥责了。又随之效仿，这是重蹈覆辙吗？他们正自我夸耀说：“以前的文人才气吝啬而不能宏大阐发，有愧于今日的丰富。”这也难以与他们交谈了。

卜子夏首先作《丧服传》，记录者说：“传，就是传述，传述老师的学说罢了。”唐代陆淳在《春秋》中，每一个义理必定称“淳听老师说”。《诗经》有鲁诗，所以有韩诗；有齐诗，所以有齐孙氏，有毛《诗》故训传。《尚书》有大夏侯、小夏侯的解说。所以前人只崇尚“故”（旧说），像这样。

王吉担任昌邑王中尉，昌邑王喜欢游猎，王吉上疏劝谏说：“大王不喜欢读书学习，却乐于安逸游乐，扶着车轼、勒着马缰，驰骋不停。嘴巴因叱咤而疲倦，双手因鞭打和驾驭而辛苦，身体因乘车而劳累。早晨冒着雾露，白天遭受尘埃。夏天被大暑暴晒炙烤，冬天被风寒侵袭压迫。屡次用柔脆如玉的身体，去触犯辛劳烦毒，这不是保全寿命根本、增进仁义隆盛的做法。在宽敞的房屋下，细密的毡毯上，贤明的老师在前面，劝勉诵读的人在后面。向上论述唐尧虞舜的时代，向下涉及殷商周朝的盛世，考察仁圣的风范，学习治国的道理，欢欣鼓舞地发愤忘食，日日更新自己的德行。这种快乐难道仅仅在于衔橛之间吗？”

韩魏公说：“用这种态度遇到顺境，可以成功；用这种态度遇到逆境，可以免除灾祸，大概只有晦暗含蓄吧？”又说：“人情的细微之处，必须深刻体会。如果直接用己意去处理，失误就多了。”又说：“君子的操守品行，必须精微。放过一件事，就会被小人窥探。”韩魏公因此论述君子与小人的界限，都应当以诚心对待。只知道他是小人，就浅薄了；与他交往罢了。凡人到了被小人欺骗的地步，不觉察就算了，觉察了就必定显露明白来破除它。韩公却不然，智慧足以照见小人的欺骗，但每次都承受下来，从未在脸上显露出来。

仁宗朝，李都尉喜欢延请士大夫，尽情享乐声色，当时馆阁的清流没有不去的。韩魏公在其中最年轻，唯独不曾前往。李都尉多次召请，韩公多次以事务推辞。有人强迫他，韩公说：“本来想去，但还没有合适的名义。”韩公处理此事不失和气，李都尉不能产生怨恨。同时的其他官员也不以此为芥蒂。韩魏公在政府任职时，极难处理的事情，曾经说：“天下的事没有完全如意的，必须隐忍，不然一天也待不下去。”韩公说话时，同僚中有两三位公卿互不相让，言语常常互相攻击。等到他们怒气平息，韩公每次用道理平抑他们，使他们归于“正确”，即使是好胜的人也就自然不争了。

韩魏公知道欧阳永叔不认为《系辞》是孔子写的，又大多不认为《文中子》可取，在中书省共事多年，不曾与他谈论这些。

韩魏公在北门任职时，一个属官有小才能，韩公多把事务委托给他，人们说韩公真正赞许他。后来有人问起，韩公说：“某人只是任术所为，非常不敦厚笃实，其中弊端很大。”

韩魏公担任陕西招讨使时，尹师鲁与夏英公不和。师鲁在韩公处议论英公的事，英公在韩公处也议论师鲁。韩公都接纳了，不显露出来，于是无事。不然，就不会平静了。

韩魏公说：“临事如果考虑得对，就站稳脚跟去做，不再动摇，成败就听任它如此，这样才能成就事务。”

韩魏公说，王文正的弟弟傲慢不可训导。一天，遇到冬至祭祀家庙，在堂前排列百壶，弟弟都打碎了。家人惶恐惊骇，文正忽然从外面进来，看见酒流满路，无法行走，沉默无言，只是提起衣服步入堂中。后来弟弟忽然感悟而重新向善，最终文正也不曾提及此事。

韩魏公重修五代祖茔域的记。谨慎地对待家谱。

译在位任职而心中不忘祖先陵墓，是孝道中最大的表现。正因为坟墓和祭祀祖先有所依托，所以以子孙绵延不绝为重。琦自从立志求学，每当看到祖先所写的文字以及家族世系的铭文志传，就懂得珍视并收藏它们。如果有散失遗漏的，曾经精心搜集整理，从未稍有懈怠。逐年编纂整理，逐渐变得完备。他所记载的祖先陵墓所在地，虽然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必定想着广泛访求而找到它。最终能够不废弃祖先的家业，推及到先茔八代祖先，得以在岁时进行祭祀，稍微安慰平庸后嗣的心志。假如家谱不谨慎保管，祖先的文字没有流传，即使有孝敬祖先的心，想要探究他们的墓穴并严肃地祭祀他们，难道能实现吗？

译古代的求学之人必定尊崇他们的老师，老师受到尊崇然后道统才能被尊重，道统被尊重然后才能产生坚定的敬意，有了坚定的敬意然后才能坚守自我，能够坚守自我然后才能在实践中果断坚定，果断坚定然后才能无所畏惧且不随波逐流。夏商周三代衰微，学校制度废弃，到了两汉时期，尊师重道的风气尚存，所以当时的学者各自坚守自己的经典并加以运用，因此汉朝的政治治理、文章以及当时的各种事务，后世无法企及，其根源深远啊。后世尊师重道的法度逐渐败坏，当今世上没有老师，学问失去了尊严，所以人们轻视自己的道统，轻视它就不能达到高深的境界，达不到高深的境界就不能产生坚定的信念，信念不坚定就不知道坚守什么，坚守不牢固就会有所畏惧，被外物所改变。因此学者只是迎合时俗，把追求俸禄利益作为急务，以至于忘记根本、追逐末流而不知返回。用不坚定不牢固的心态，去坚守未能达到高深境界的学问，即使想要果断地加以运用，也不知道运用的方法，更何况有利禄的诱惑、刑罚灾祸的恐惧来改变他们呢？[《欧阳文忠集》]

迂叟说：“世上的人不用耳朵看而用眼睛吃的人是很少的。”听到的人惊骇地说：“这是什么意思？”迂叟说：“衣冠是用来修饰仪容的，符合身材就是美的。世人舍弃适合自己的，听说别人崇尚什么就去羡慕它，这难道不是用耳朵看吗？饮食之物是用来品尝味道的，适合口味就是好的。世人选取瓜果糕点并雕刻它们，涂上红绿颜色作为盘案上的玩物，这难道不是用眼睛吃吗？”

司马温公回复刘蒙的信中说：“从前张伯松对陈孟公说：‘人各有本性，长短各自裁断。你想让我变成你，也做不到；我如果效仿你，也会失败。’马文渊告诫侄子，希望他效仿龙伯高的周全谨慎、谦虚节俭，不希望他效仿杜季良担忧别人的担忧、快乐别人的快乐。我愚笨没有可比之处，哪里值得希望达到古人的万一呢？然而我心中所仰慕的，”

是张伯松、龙伯高，而不敢做出陈孟公、杜季良那样的行为。况且我小时候刚能说话，就诵读儒家书籍，学习谨慎严谨；长大后做官，就研读法律条令，遵守规矩法度，看清地面才敢行走，跺稳脚跟才敢站立。您一下子把我当作陈孟公、杜季良那样的人看待，我能不感到惊骇吗？[并见《司马温公文集》]

爱护自己孩子的人，大多说：“孩子年幼没有知识，等他们长大了再教育他们。”这就像培育坏树的萌芽，说：“等它长到合抱粗再砍伐它”，那所用的力气岂不是更多吗？又如同打开笼子放出鸟再去捕捉，解开缰绳放出马再去追赶，哪里比得上不放开、不解开更容易呢？[《司马温公家训》]

《孝经》说：“不爱自己的亲人而爱别人，叫做违背道德；不尊敬自己的亲人而尊敬别人，叫做违背礼义。作为子女侍奉父母如果有亏缺，即使有其他善行，成百上千也不能掩盖。能不谨慎吗！”

古代做士人的人，从十五岁入学，到四十岁才做官，中间有二十五年专心学习，又没有利益可追逐，那么他们的志向就可以知道了，必须去除追逐私利的念头，才能由此成就德行。后来的人，从孩童时期就有急切追逐利益的心思，怎么能趋向德行呢？乐文仲讲述邹浩学士的一件事，也很好。曾经看见有人写字不端正，必须劝诫他。有人问他：“每件事都端正，那么心自然端正了。”

富贵人家的子弟对于饮食玩好之类的事物，简直是一生俯身侍奉，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就像管城的陈醋瓶、洛阳的史画匣一样。还有什么事呢？伯淳与君实曾经一起观赏史画的匣子，还能耐心题写品评。伯淳问君实：“能这样为他画吗？”君实说：“自己一个人身体尚且不能自我持守，还有什么工夫去侍奉外物呢？侍奉外物的人，事事都要好，只有自己的身体和心却不要好。如果得到外物好时，却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和心却已经先不好了。”[并见《程氏遗书》]

蛊卦九二爻辞：整治母亲的弊端，不可固执。传文说：儿子对于母亲，应当用柔和顺从的方式辅助引导她，使她符合道义，如果不顺从而导致失败，弊端就是儿子的罪过。从容顺从，难道没有方法吗？从妇人的角度说，阴柔的特性可知。如果伸张自己刚阳的道理，突然强行纠正违背，就会伤害恩情，危害很大，又怎么能进入呢？在于委屈自己、降低心意，顺从承接，使她自身端正、事情治理好罢了。所以说不可固执，意思是不可固执地尽用刚直的道理。这样才是中道。旅卦初六爻辞：旅途中琐碎细碎，这就是招致灾祸的原因。传文说：六以阴柔处于旅卦之时，处于卑下的位置，这是柔弱的人处于旅途困顿而在卑贱的地位，所存留的是污浊低下。志向卑下的人，既然处于旅途困顿，鄙陋猥琐细碎，无所不至，这就是导致悔恨耻辱、招致灾祸的原因。世道太平则学校教化施行，有法度来引导，不遵从教化的人有被排斥不齿的，又有礼义廉耻的风气逐渐熏陶，父兄朋友的道义劝勉督促，所以没有人不努力进取学习。到了乱世，上面不再主持教化，就没有办法引导，风俗杂乱浮浅苟且，父兄所教导的是追逐利益，朋友所习染的是迎合时俗，所以没有人不纵情废弃懒惰，成为自暴自弃的人。[《程氏经解》]

嘉佑初年，正献公在东园会集各位女婿，当时韩师朴、王正国刚刚考中进士，都是惠穆公的女婿。休息时，在邻园闲坐，正国唱自己创作的小词很多。景纯问师朴说：“师朴难道也没有吗？”师朴严肃地说：“哪有这种事？”正献公写下古人诗句“好衣不近节，士体粱肉自饱腹”两句在子舍的屏风上。惠穆公赴人饮食的邀请，从未迟到，说：“让主人

译望眼欲穿而客人却不来，我实在不忍心啊。

译凡是写书信启事，先要把对方父亲、祖父的名讳记在桌案上。

恩仇分明，这四个字不是有道之人说的话。没有好人，这三个字不是有德之人说的话。年轻人要引以为戒。

世上的人把往来宴会、书信问候当作白白耗费时日，认为不如不讲交情更好。这是不懂得先王治理人道的用意，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是因为有礼乐相互交接的道理。所以说：“光彩鲜明地以礼文相接，欢愉地以恩义相爱。”这就是用来讲求信用、修好和睦，从而免于争夺相杀的祸患，常常在祸患未明之前就消除它。孟子说：“出入互相友爱，守望互相救助，疾病互相扶持，那么百姓就亲近和睦。”说的是往来不可以停止。乡饮酒礼说：“我观察乡饮酒礼，就知道王道容易施行。”说的是宴会不可以停止。《聘义》说：“以恭敬谦让相接，就不互相侵凌。”说的是书信问候不可以停止。这三者是用来在祸患未萌发时就消除它，从而使人们免于争夺相接的祸患。

大略来说，前辈做事多周详，后辈做事多粗略。

字，是朋友之间的称呼。曾经看到前辈先进，不称呼后进的字；后进本来也不敢称呼先进的字。气质类别不同的人，也不互相称呼字。近三四十年来，先进才开始有称呼后进字的。又观察前辈，凡是父辈、父辈的朋友受拜不跪[并酬酢事变]

刘器之待制说：“我刚考中进士时，与两位同年去拜见张观参政，三人一同起身请教。张观说：‘我自从做官以来，常秉持四个字，即勤、谨、和、缓。’中间一个年轻人应声说：‘勤、谨、和，已经领教了，缓这一个字，我没有听说过。’张观严肃脸色、振作气势说：‘何曾教贤弟迟缓不及事？且说世间什么事不是因为匆忙而做错的[童蒙训]

问：我有一种毛病，比如写一封简便的信，必须安排言语，写得合乎法度，让人传阅玩味。请一位客人吃饭，就必须器皿饮食合乎法度，让人感激。推而广之，每件事都是这样。先生说：这是夸耀之心，想要胜过别人，都是私心。写信请客合乎法度，是应该做的，只是下面一句就是病根。这病根为什么会有？只是因为不该有自我。得到人道的好处对我有什么增加？孟子说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认识的穷困者感激我，都是有个夸耀之心。又问：还有一种毛病，称赞好就过分赞美，称赞不好就过分厌恶，这还是好恶使然。比如今天泥泞，只有五寸深，必须说一尺深。有利害，尚且可以没有利害，却非要这样。这毛病在什么地方？回答说：想要以意气加于人，也是夸耀之心。有人做作说话，张筋努脉，都是因为有了自我。

又问：“有人说：‘我刚学习学问时，必定不当着别人的面，必定会笑。然而我还没有什么收获，必须直率地表达心意。如果掩藏畏惧别人笑，只是自欺欺人罢了。’这话怎么样？”回答说：“是对的。”对同坐的各位说：“也必须切记这话。”

谢子与伊川分别一年后，去见他。伊川说：“分别又一年，做了什么工夫？”谢子说：“也只是去掉一个‘矜’字。”伊川说：“为什么？”谢子说：“仔细点检得来，病痛全在这里。如果能按伏住这个罪过，才有前进的地方。”伊川点头，于是对在座的同志说：“这个人做学问，是切问近思的。”我问：“‘矜’字的罪过，为什么这么大？”谢子说：“现在的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别人的耳目，完全不关自己的受用。有本事的人，吃饭面前摆满菜肴，就在人前吃；只是粗茶淡饭，却去房里吃，为什么这样[并上蔡谢氏语录]

愚钝柔弱的资质，是资质不美。用不美的资质，追求变化而变美，不加倍努力，不足以达到。现在用卤莽灭裂的学问，有时做有时停，来追求变化不美的资质，等到不能变化，就说天资不美，不是学问所能改变的，这是果断地自我放弃，其不仁太严重了。

愚笨的人自以为是，而不求教；自私的人，认为天下不是我的事；懦弱的人，甘愿居于人下而不推辞。有这三种情况，想要修身，从来没有过的[吕芸阁《中庸解]

刘道原的儿子羲仲，本来很好，近来也变坏了。杨子云说：“言语是心的声音，书法是心的图画。”羲仲每次有书信来，叫孩子们翻译，多次有不认识的。字小而昏暗柔弱，也是其心术不明类似这样。我常在书画之间，可以得知这个人的大半[刘元城语录]

温公说：“凡是看书，应当先关注其文字，辨别其读音，然后才可以探求其意义。”

现在喜欢用“且”字来说话[案：以且为言者，如姑且、權且之类]是非可否，不得心安，自己堕入小人的苟且，而愧对君子的笃敬[并眺以道集]

人必须是一切世俗滋味淡薄才好，不要有富贵相。周恭叔才高见识明，初年也很好，后来只因为拖累重，如果能把持得住，尽可长进。从前听说明道先生一见吕微仲，就说：“宰相，微仲必须做，只是这个人。”俗谢上蔡说：“因为他有贵重的相，态度就是俗的地方。”王介甫在政事堂，只吃鱼羹米饭，因为推荐两人不被采纳，下殿就请求离去，说：“世间哪里没有鱼羹米饭？”因为他的拖累轻，便去留自如

译自在。孟子说：“堂屋高数仞，吃饭时面前摆满一丈见方的菜肴，侍妾有几百人，我即使得志也不会这样做。”求学的人必须先除去这类欲望，常常自我激励振奋，就不会堕落。我常喜爱诸葛孔明在汉末时，自己说：“我本是平民百姓，在南阳亲自耕种，只求在乱世中保全性命，不谋求在诸侯中显达。”后来虽然接受了刘备的聘请，分割山河，三分天下，身为将相，手握重兵，还有什么求不到的，还有什么欲望不满足的，却对后主说：“成都有桑树八百株，田地十五顷，子弟的衣食自然有余裕，我在外任职，没有别的安排，不另外经营产业来增加一点财富。如果我死的时候，不让仓库里有多余的粮食，库里有多余的财物，以免辜负陛下。”等到他去世果然像他所说的那样，像这样的人，真可以说是大丈夫了。

译杨训与黎才翁侍坐，胡文定先生看着黎才翁说：“身为士人，应当只知道研读经书、探求学问，不需要涉及其他事情。像你刚才所说的，谁又辱骂自己？谁又说了什么话？这样就是自己的身心都不去理会，只去和人闲争罢了。”孟子说：“自我反省而有仁德，自我反省而有礼义，这些东西怎么还会到来呢？万一自己都是对的，也只能这样待人。何况辱骂长官，亲自听到才坐下，如果是听别人传言，那是来自谗言贼口，还有什么穷尽呢？”杨训问胡文定先生：“躲避寇乱的事情都如意吗？”先生说：“不只是躲避寇乱，应对人切不要希望事事都如意。常常有些不足之处才好，人家才事事如意，便恰好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陶渊明担任彭泽令时，不把家眷带在身边，送一个仆役，给他的儿子写信说：“你早晚的费用，自己供给很难，现在派遣这个仆役帮助你砍柴打水，这也是人家的儿子，可以好好对待他。”

问：人能够扩充没有接受“尔汝”之实的境界，无处不成为义。“尔汝”者，是互相称“尔汝”的小恩爱吗？答：必须是像万仞高壁一样屹立，一介不取之于人，才能如此。孟子自有这种气象，所以说出这样的话。如我以我的仁，我以我的义，我所不为，都是古制的规定。一听到“可使寡人得见之”的话，便更不见得大。凡事不可放过，便受“尔汝”之实。[并胡氏传家录] 眺以道笃于亲戚故旧，以及有牵连的亲戚，一日之交情，都委曲详尽地叙述。后生跟着他感化的很多。以道是盛文肃家的外甥洪炎玉，父亲祖母文城君，也是盛家的外甥。以道对玉父是尊长，一天同在京城聚会，玉父还没来得及见以道，在僧寺中邂逅。玉父对以道说：“您是丈人行，以前没能一见。”以道立刻纠正他说：“我自然是表叔，有什么丈人行？”玉父再三谢罪说：“是表叔，是表叔，只是我不敢叙致罢了。”由此知道游学的士人必须经过中原先达的锤炼，才能有所成就。[吕氏师友杂志]

《国语》中《公父文伯之母告季康子》说：君子能勤劳，后世有继承。又对他的儿子说：“圣王安置百姓，选择贫瘠的土地让他们居住，使百姓勤劳而使用他们，所以长久统治天下。”又说：“百姓勤劳就会思考，思考就会产生善心；安逸就会淫乱，淫乱就会忘记善，忘记善就会产生恶心。”“肥沃土地的百姓不成材，是因为淫乱；贫瘠土地的百姓没有不向往道义的，是因为勤劳。”《左传》也说：“人生在于勤劳，勤劳就不匮乏。”由此知道勤劳是立身为善的根本，不勤不劳，万事不兴。如今百姓中能勤劳的，必定没有冻饿的忧患，虽然不亲近人，人也会亲近他；常懒惰的，必定有饥寒的忧虑，虽然想亲近人，人也不会用他。公父文伯之母与《左传》所记载的，都是故家遗俗相传的话语，必定出自圣人。那么后生处世立业，怎么能不以勤劳为先，而懒惰自弃其身呢？古人自我奉养简约，大多不是后人能赶上的。如饮食的高低，本来就有制度：诸侯没有缘故不杀牛，大夫没有缘故不杀羊，士没有缘故不杀犬猪，这已经是极盛时期的制度了。大抵古人能吃到肉的很少，如食肉的俸禄，冰都一起给予，肉食者谋划，“肉食无墨”，这是说贵者才能吃到肉。《庄子》中九方歅相子綦的儿子，被砍脚后在齐国卖，正好在渠公的街上，然而身食肉而终。相班超的，虎头燕颔，是食肉的相貌。由此知道古人以食为贵，食肉难得，比之后人简约多了。

春秋以后，先王的恩泽逐渐遥远，然而善言相传，还有存在的。学者得到这些言语，还可以详细思考而致力。如伍子胥为人刚烈忍辱，能成大事。赵襄子说：“君主之所以能置无恤为能忍辱。”如忍辱之道微，这几个人言语，之后人不知道。庄子称伊尹强力忍垢，也是这个道理。后世人自我处身既不厚，而轻用其身，都不知忍辱之道。

前辈曾经教导年轻人不要轻议人，不要轻说事，只有退而自修才可以。《学记》说：“年幼者听而不问，都使人自修，不敢轻发，养成德器。”鄢陵之战，范丐趋进说：“填井平灶，在军中列阵，而疏行首，晋楚唯天所授，有什么可担心的？”文子执戈追赶他说：“国家的存亡，是天意，童子知道什么？”郑国侵蔡有功，郑国人都高兴，只有子产不顺从说：“小国没有文德而有武功，祸没有比这更大的。楚国来讨伐，能不跟随吗？跟随，晋国军队必定到来，晋楚伐郑，从今郑国不四五年不得安宁。”子国怒斥他说：“你知道什么？国家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之，将被杀戮。”范宣子、子产的话都是切论，而文子、子国深深抑制他们，像这样，正是担心后生轻发，未成德器而先招祸害，最终无法立身。所以这两人后来所立如此远，良由老成教之有素，心中有所主。

绍圣初，荥阳公罢免经筵，住在京城外华严寺，等待命令

译一个多月后，陈无已、师道、眺伯、禹载、陈之唐、季实、陈之问等人都到华严寺拜见您，也为您停留了一个多月。侍奉在您身边的人如同亲生的子弟，早晚都在寝门外恭敬地问候行礼。后世能像这样尊敬侍奉前辈的人，大概很少了。

译伊川先生非常喜爱《表记》中的一句话：“君子庄重恭敬叫做强，安逸放纵叫做偷。”大概常人的性情，放纵就会日渐旷达放荡，自我检束就会日渐合乎规矩。

有人问祁宽说：“尹和靖先生平时说，当今政事的趋向应当如何？”祁宽说：“不曾说过。”那人说：“您曾经问过吗？”祁宽说：“不曾问过。”那人说：“为什么不问呢？”祁宽说：“先生教导人思考不超出自己的本分，不在那个职位就不谋划那个职位的政事，我怎敢问呢？”那人说：“孔孟为什么这样说呢？”祁宽说：“孔孟也不曾这样说。”那人引用孔孟的话，祁宽说：“这是孔孟处在司寇、齐卿那样的职位上时说的话，至于回答当时君臣问政，都是当时的君主大臣问政，不得不告诉罢了。看孔孟所说的‘行为端正而言语谦逊’以及‘不谋划其政’的气象，他们处在闲暇之时必定不会说这些。”那人说：“像这样，那么先生的学问有什么用呢？”祁宽说：“我每次教导人，一定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道理，一定要让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那么讨论政事也就大了，何必一定要指着时事来说呢？”《尚书》说：“孝啊，只有孝，友爱兄弟就是这样。”一天祁宽举出这话给先生看，先生说：“很好，很好。”

古代号称贤士大夫的人，一定谨慎于礼，一定重视义，一定遵循厚道，一定以真诚为根本。唉！现在的世道却与此不同，选取那些便于世俗的礼，来不及谨慎意志；急于追求利益而忽视义，不知道重视。以浇薄为师承厚道，不再遵循；以貌合神离的谄媚为恭敬，不一定以真诚为根本。礼这种东西，贵在有所区别。亲戚之间讲拜的礼节，是用来明确尊卑长幼的差异，难道只是亲戚吗？凡是担任父祖职位的人，也应当接受子孙的致敬。现在既然讨论了亲情，至于致敬，大多互相拜揖，尊卑长幼的差别非常严重，没有区别。吉凶的礼制，是人伦中非常看重的，不应该废弃紊乱。现在期功这样的至亲，有的因为人在远方而悲哀就不举行丧礼；有的因为小的嫌隙而不通慰问；有的趁着亲人丧事而减损礼节娶妻；有的穿着丈夫的丧服而暗中接受聘礼定亲。丧制在身，虽然被法律限制不能做官，但不妨碍公然宴饮作乐。妇女的衣着，当她们没有丧事时，有时去掉华丽的色彩；等到她们居丧时，反而忌讳纯素。吉凶的礼制，又这样被废弃紊乱。如果偏亲还在，子孙有的私自分割产业而不考虑奉养有缺；尊长病重还未断气，尸身还未冷却，卑幼的就有打开箱子偷藏财物而不暇含哀受苦。骨肉不和睦，就断绝往来，散布诽谤宣扬恶行而毫不隐瞒。等到他们欢好和睦，就尊卑没有界限，一定轻慢狎昵喧哗而不相避讳。家里非常富裕，看待亲戚孤苦贫穷而很少肯赈济体恤；财物虽然吝啬，施舍给僧道却非常甘心。自从山水之说盛行，子孙多拖延安葬奉养，广泛营造坟墓而专门希望自己的福报。自从科举之法败坏，举子如果侥幸中选，隐瞒丧服冒籍而不顾典章宪令。婚姻之家，嫌隙已经形成，就驱逐妻子夺取女儿，论权势而不论道义。交接继承之间，前任不肯给后任留下利益；后任大多毁坏前任的短处，互相猜忌而不和睦。学者如果不是想要得到时文速成的方法，就不肯跟随老师。不知道古人跟随老师本来是以传授广博约要的事情，老师如果不是得到丰厚的报酬，就不肯出售时文速成的方法。不知道古人做老师本来只以教育成才为乐。公举之法长久形成，私恩或者徇权要嘱托，或者喜欢阿谀巧佞，或者迫于亲友恳求，或者与他人互相交换。其中最下等的，竟然接受贿赂而不以为耻。而谋求举荐的人，有的勤奋地修作文书作为贽礼，有的借助势力作为援助，有的讽喻士民称述行绩以取信于上级，有的倚仗亲旧熟悉而深切责望。其中最严重的，操持长短作为胁迫索取的计谋，纷纷干求没有止境。不至于有专门修习职业而等待知己，一定选择所知而自我推荐的人很少了。依附权势的姿态，就迎合心意曲折附和，希望蒙受亲近喜悦。等到权势离去无望，就停止踪迹断绝联系，看待如同路人。如果介洁刚正，人们厌恶他不合群；以礼自持，人们嘲笑他徒自受苦。志向远大思虑深远的人，一概被目为狂妄；安分守义的人，全被指为无能。顺从人情而多认可，反而得到贤者的称赞。假借公款以妄施，一定有美政的赞誉。官职以本实之称为简慢，而惯例从过呼。书信以谄谀不情为恭敬，而纷繁多幅。亲戚往来通问，难免有颂德之言。交游品位微差，不再相称，以字以丈相呼，辈行无法分辨；以台相谓，贵贱没有差别。口诵诗书的人，有的行为如同市井；谈论公正的人，有的暗中趋向偏曲。毁誉他人的人，多顺从爱憎而不一定有实据。过错在身，一定加以文饰，而谁肯服理？那些游学肄业的人，不思勉力自己，而常希望异恩。那些居官任事的人，政绩考核未立，而已希望赏典。躁进的人以交结为必致的资本；贪墨的人恃行赂为救解之术。富贵遂意，就不再存有功业之心；官年逾格，就很少肯遵循告老的制度。见利必图，是其所以得；临难必规，是其所以避。父亲训诫儿子，兄长勉励弟弟。交游的议论，同僚的聚话，无不在于此。如果可以进身益家，不恤害人蠹国，士风的亏损，礼违义从薄，尚伪者如此，怎么责备小民

译（这是）趋向正道吗？难怪欺诈抢夺、放纵邪僻、触犯法令、争讼繁多，却没有人能够禁止。我每次翻阅文书记录，考察先贤的言行，没有不以礼义为归宿的。等到观看前辈的书信，大都是言语简练而意思完备，对待朋友则忠告而不谄媚，对待晚辈则训诫必定严厉。他们言辞的轻重高下，一定务求得体，他们敦厚诚挚的情意，自然令人仰慕。后辈晚生，眼睛熟悉世俗的事情，耳朵熟悉世俗的谈论，安于自己所做的，不曾怀疑奇怪，这就是沉溺其心的结果啊。陷入时俗越深，就离正道越远。听到我这些话的人，也可以自我警戒了。[何德将感叹习染] 立身以努力学习为先，努力学习以读书为根本。现在选取六经以及《论语》《孟子》《孝经》，按字数计算，《毛诗》三万九千二百二十四字，《尚书二万五千七百字，《周礼》四万五千零八十六字，《礼记》九万九千二十字，《周易》二万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传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论语》一万一千一百七十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经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经合计四十八万四千零九十五字。暂且以中等资质为比率，如果每天诵读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就可以读完；或者因为天资稍钝，减少中等资质的一半，每天诵读一百五十字，也只需九年就可以读完。如果能够熟读并温习，使它们入耳着心，长久不遗忘，全在于每日积累的功效罢了。乡间谚语说：“积累丝线成寸，积累寸长成尺，寸尺不停止，于是成为丈匹。”这话虽然微小，可以用心推喻大道，后生们努力吧。[郑氏勤学]

译龟山杨先生看见我写许少伊的哀辞，说：“文字间很能形容许少伊，但全篇大体像平辈之间的哀辞。前辈对于前后辈之间的礼节非常严格。”又说：“‘有美一人兮，丰下而多髯。’这句话固然可以看出他的仪容形体。然而黄鲁直的诗说：‘玉堂若要真学士，须用儋州秃鬓翁。’这近乎不敬，不可效仿。”听到这些话使人内心信服。[出自《陈齐之杂录》]

大凡治学的道理，必须先做到至诚。不真诚，没有能达到境界的。怎么看出他的真诚呢？起居庄重，意志凝聚安定，不胡乱说话，不轻率发笑。打开书卷伏案诵读，必定兴起恭敬之心，如同面对圣贤。合上书卷深入思考，必定扎根于义理，用来闲退邪僻之念。长久实行，习惯与本性融合，便会有圣贤前辈的气象。

大凡勤奋学习必须出于本心，不等待父母先生督促责备，仓促匆忙时也不忘记，睡觉吃饭时都在心上，然后才能见到功效。如果有人在时就做，没人时就停止，这叫做为了父母先生而勤学，不是为了自己修养，终究一无所得。

大凡读书，务必追求精熟。如果记忆力迟钝，就多诵读几遍，自然就会精熟，记得牢固。如果遍数不多，只追求强行记忆，今天刚能背诵，明天就忘记了，这与不曾诵读有什么不同？

大凡看见别人有一项善行，就应当学习，不要因为他是同时同地的人，就重视耳朵听到的而轻视眼睛看到的。[并出自高登《彦先修学门庭》]

少仪外传卷下

我们这一辈训导子弟，应当先端正趋向，比如义利之间，内外之分，不可不分辨。如果不让子弟先追求内在的东西，却立刻让他们追求外在的东西，难道是贤明的父兄养育子弟的方法吗？[出自陆子寿书信]

修身以清洁，处世以公平。不要让妇人参与外事，选择老师教育儿子。学业未成，不要让儿子参加科举。在学宫，衣服器物都符合中等标准，与家境贫富相称。救济抚恤孤苦贫困的人，谨慎对待庆贺吊唁的礼节。不蓄养奇珍异宝、美妾，仆从要少。接待宾客以和睦，对待奴婢以宽恕。[出自《治家十事》]

楚国有个善于相面的人，所说的没有失误，闻名于全国。楚庄王接见并询问他，他回答说：“臣不是能相面，而是能观察人的交往。如果是平民，他的交往对象都是孝顺悌敬、笃实谨慎、敬畏法令这样的人，他的家业必定日益增加，自身必定日益安宁，这就是所谓的吉人。如果是做官侍奉君主的人，他的交往对象都是诚信且喜好善行这样的人，侍奉君主日益得力，官职日益晋升，这就是所谓的吉人。”臣不是能相面，而是能观察人的交往。[出自《新序》]父母端正，那么子孙就会孝顺慈爱，因此孔子家的孩子不知道骂人，曾子家的孩子不知道发怒，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生下来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出自《说苑》]

丙吉的儿子丙显，在甘露年间犯罪，被削去爵位成为关内侯。起初，丙显年轻时担任诸曹，曾经跟随祭祀高庙，到了祭祀前一日宰杀牺牲的日子，却让丙显出去取斋戒的衣服。丞相丙吉大怒，对他的夫人说：“宗庙极其重要，而丙显不敬慎，使我失去爵位的，一定是丙显。”夫人替他说情，然后丙吉才停止责骂。[出自《前汉书》]

茅容字季伟，是陈留人。四十多岁时，在野外耕种。当时和同伴在树下避雨，众人都随意傲慢地相对而坐，只有茅容端正地坐着，更加恭敬。郭林宗路过看见他，认为他与众不同，于是和他交谈，并请求借宿。第二天，茅容杀鸡做饭。郭林宗以为是为他准备的，后来发现茅容把鸡供给了母亲，自己用草菜和客人一起吃饭。郭林宗起身拜谢说：“您真是贤德啊！”于是劝他求学，最终成就了德行。[出自《后汉书》]

青州人隐蕃逃奔到吴国，朱据、郝普多次称赞隐蕃有辅佐君王的才能，车马云集，宾客满堂。潘浚的儿子潘翥也与隐蕃交往，给他送食物。潘浚听说后大怒，上疏责备潘翥说：“我蒙受国家厚恩，立志以死报答。你们在京城，应当想着恭敬顺从，亲近贤人仰慕善行，为什么与投降的俘虏交往，还给他送食物？”潘浚在远方听到这件事，内心震惊，脸上发热，惆怅了数十天。奏疏送到后，急忙前往使者处，接受杖责一百，催促追回所送的食物。当时的人都觉得奇怪。不久，隐蕃在吴国谋划作乱，事情败露逃跑，被捕后处死。吴主严厉责备郝普，郝普惶恐害怕自杀。朱据被禁闭，过了很久才解除。卞兰患酒消渴病，当时魏明帝相信巫女，用水方治病，派人拿着水赐给卞兰，卞兰不肯喝。皇帝询问他的意思，卞兰说：“治病自然应当用方药，为什么相信这个？”皇帝为此变了脸色，但卞兰始终不服从。[并出自《三国志》]

桓常侍听到别人谈论深公，就说：“这位先生既有旧有的名声，加上先达推崇，又与先人交情深厚，不应当谈论。”[桓常侍，即桓彝；深公，是僧人法深。○按《世说新语》作“不宜说之”]王长豫为人谨慎顺从，侍奉双亲竭尽色养之孝，丞相回府以及出行，没有不送到车后的。经常和曹夫人整理箱箧。王长豫去世后，丞相回府，登上车后哭到台门。曹夫人制作簏封却不忍心打开。

刘真长、王仲祖一起出行，天色已晚还没吃饭，有个相识的小人送给他们餐肴，菜肴很丰盛。刘真长推辞了。王仲祖说：“暂且用来充饥，何必苦苦推辞？”刘真长说：“小人，都不可以和他结下缘分。”

孙兴公写庾公的诔文，文章写成后，给庾道恩看。庾道恩看了，感慨地退还给他，说：“先君与您，不至于到这个地步。”[《绰集》记载诔文说：咨予与公，风流同归。拟量托情،视公犹师。君子之交，相与无私。虚心接纳正确，吐露真诚教诲错误。虽然实在不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