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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日知录》[清]顾炎武

●序言我自幼读书，有所心得便记录下来。其中有不相合之处，时常反复修改审定。如果有古人先于我而已有相同见解的，就将其删去。积累三十多年，才编成这一部书，取子夏的话，命名为《日知录》，用来匡正后来的君子。东吴顾炎武

●卷一○三《易》夫子说包羲氏开始画八卦，不说创作《易》，而说：“《易》的兴起，大概是在中古时期吧？”又说：“《易》的兴起，大概是在殷朝的末世、周朝盛德之时吧？是在周文王与商纣王的事情发生时吧？”这是说周文王所作的卦辞才开始被称为《易》。而《周官》中大卜掌管《三易》的方法：一是《连山》，二是《归藏》，三是《周易》，是用《易》这个名称来命名它们的。

这就好比墨子书中说“周的《春来》，燕的《春秋》，宋的《春秋》，齐的《春秋》”。周、燕、宋、齐的史书，未必都叫“春秋”，而称它们为“春秋”，是因为借用鲁国史书的名称来命名它们。

《左传·僖公十五年》：在韩地作战，卜徙父占卜说吉利，他的卦遇到《蛊》，说：“千乘之师三次退却，三次退却之后，捕获其雄狐。”《左传·成公十六年》：在鄢陵作战。公占卜，史官说吉利，他的卦遇到《复》，说：“南国悲伤，射中其元王的眼睛。”这些都没有使用《周易》，而是另有引用的言辞，这就是所谓的《三易》之法。

○重卦不始于文王大卜掌管《三易》之法，其经卦都是八，其变卦都是六十四。考证《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迁居东宫，占卜，遇到《艮》变为《随》，穆姜说：“这是《周易》”，说“《随》，元亨利贞，无咎。”只说“这是《周易》”，就知道夏、商都有这些卦。而将八卦重叠为六十四卦，并不始于文王。

○朱子《周易本义》《周易》自伏羲画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称为经。经分为上下两篇。孔子作十翼，称为传。传分为十篇：《彖传》上下两篇，《系辞传》上下两篇，《文言》、《说卦传》、《序�传》、《杂卦传》各一篇。

自汉代以来，被费直、郑玄、王弼所扰乱，将孔子的话逐条附在卦爻之下。

程颐的《伊川易传》沿袭了这种做法。等到朱熹的《本义》，才依据古文，所以在《周易·上经》条目下说：“中间颇为诸儒所扰乱，近代晁氏开始纠正其错误，但未能完全符合古文。吕氏又再次修订著作为经两卷，传十卷，才恢复孔氏的旧貌。”洪武初年，颁布《五经》给天下儒学，而《易》兼用程颐和朱熹两家，也各自成书。永乐年间修《大全》，于是取朱子的卷次割裂，附在程传之后。

而朱子所定的古文再次被淆乱。“彖是文王所系的辞，传是孔子用来解释经文的辞，以后凡说传都以此类推。”这是《彖·上传》条目下的义理，现在却删去“彖上传”三字，而附在“大哉乾元”之下。“象，是卦的上下两象及两象的六爻，周公所系的辞。”这是《象·上传》条目下的义理，现在却删去‘象上传’三字，而附在“天行健”之下。“这篇申述彖传、象传的意思以穷尽《乾》、《坤》两卦的蕴意，而其余卦的说法可以据此类推。”这是《文言》条目下的义理，现在却删去”文言“二字，而附在”元者善之长也“之下。其”彖日“、”象日“、”文言日“字样都是朱子原本所没有的，又依据程传添入。后来士子厌恶程传篇幅太多，弃去不读，专用《本义》。

而《大全》的本子是朝廷所颁布的，不敢擅自更改，于是就在监版传义的本子上刊去程传，而以程传的次序作为朱传的次序。这样流传已经两百年了。可惜啊，朱子定正的书竟然不能见于世，难道不是这部经书的不幸吗？

朱子记嵩山晁氏《卦爻�说》说：“古经开始被费氏改变，而最终被王弼大乱。”这是根据孔氏正义说：“夫子所作的象辞，原本在六爻经辞之后，因为自卑退让，不敢干扰先圣正经的辞。”王弼的意思，认为象辞本是解释经文的，应该相近附，其义容易明白，所以将各爻的象辞分别附在相应的爻下，如同杜预注《左传》，将经文的年份与传相附。所以说连合经传始于王弼，不知道其实本于郑玄。《魏志》：高贵乡公驾临太学，问博士淳于俊说：“孔子作彖、象，郑玄作注，他们解释经义是一样的。现在彖、象不与经文相连，而注却相连，为什么呢？”淳于俊回答说：“郑玄将彖、象合于经，是想让学者寻省容易明白。”皇帝说：“如果合之于经确实方便，那么孔子为什么不合以便让学者明白呢？”淳于俊回答说：“孔子担心其与文王的辞相混淆，所以不合。这是圣人以不合表示谦逊。”皇帝说：“圣人以不合表示谦逊，那么郑玄为什么唯独不谦逊呢？”后人

译说：“古代义理宏大深远，圣人的问难深奥遥远，不是臣下所能详尽阐述的。”这说明郑康成的著作早已与之相合，并非从王辅嗣开始。然而《汉书·儒林传》记载：“费直研习《易经》，没有章句，只是用彖、象、系辞、文言来解说上下经。”那么将传文附于经文之后，也并非从郑康成开始。朱熹记载晁氏的说法，认为：“当初扰乱古代制度时，还像现在的《乾卦》那样。”大概从《坤卦》以下都依照这个体例，后来的人又将它们分散到各爻之下，唯独保留《乾卦》一卦，以显示旧本相传的样式罢了。我曾根据这种说法推究，现在《乾卦》中“彖曰”作为一条，“象曰”作为一条，怀疑这就是费直所附的原本。《坤卦》将小象分散在各爻之下，其中作为“象曰”的有八处，其余各卦作为“象曰”的有七处，这是郑玄所连缀、高贵乡公所见的版本。

译程颐的《易传》虽然采用王弼的注本，但也指出它并非古本《易》。《咸》卦：“九三，感应到大腿，也是不能安处。”传文说：“说‘也’字，大概是象辞，本来不与《易》经并列，自成一体，所以各爻的象辞意思有相承接的。这里说‘也’字，是承接上一爻的爻辞。”

秦朝因为焚书而导致《五经》失传，本朝因为科举取士而导致《五经》失传。现在从事科举学习的人，大抵都是熟读帖括的套话，不能通晓大义的人。而《易》、《春秋》尤其谬误乖戾。把彖传、象传与大象传混同，把大象传与爻辞混同，把爻辞与小象传混同，二爻必定是臣，五爻必定是君，阴卦必定说是小人，阳卦必定说是君子，于是这部经书成了拾人牙慧之书，而《易》就失传了。选取胡瑗传文的一两句作为主旨，而把经文中事理相类似的合并作为题目，以传为主，以经为客，有用那部经证明这部经的题目，有用那部经而隐藏这部经的题目，于是这部经书成了猜谜之书，而《春秋》就失传了。恢复程颐、朱熹的书来保存《易》，备齐《三传》、啖助、赵匡等家的说法来保存《春秋》，必定有待于后来振兴文教的人。

○卦爻之外没有别的象

圣人设立卦象观察物象而系上辞，像文王、周公就是这样。孔子作传，传中更没有别的象。他所讲的卦的本象，在天、地、雷、风、水、火、山、澤之外，只有《颐》卦中有物的象，本于卦名；有飞鸟的象，本于卦辞，而孔子不曾增设一个象。荀爽、虞翻之流，穿凿附会，在象之外又生象：把同声相应作为《震》、《巽》，同气相求作为《艮》、《兑》，水流向湿处火趋向燥处作为《坎》、《离》，云跟随龙就说《乾》为龙，风跟随虎就说《坤》为虎。十翼之中，没有一句话不求其象，而《易》的大旨荒废了。哪里知道圣人立言取譬，本来与后来的文人相同体例，何曾拘泥于象呢。王弼的注虽然涉及玄虚，但已经一扫《易》学的繁茂杂乱，而开辟了大路。没有程子，大义从哪里明白呢？

《易》的互体卦变，《诗》的叶韵，《春秋》的例月日，被俗儒缠绕破碎的太多了。《文中子》说：“九师兴起而《易》道微茫，《三传》著作而《春秋》散乱。”

○卦变

卦变的说法，不始于孔子，击公系《损》卦的六三已经说过了。说：“三个人同行就损失一个人，一个人同行就得到朋友。”这是六子的变化都出于《乾》、《坤》，没有所谓从《复》、《姤》、《临》、《遁》而来的，应当遵从程传。

○互体

凡是卦爻二至四、三至五，两个体交互，各自成为一个卦，先儒称之为互体。这个说法已经见于《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陈侯占卜，遇到《观》卦变为《否》卦，说：“风变为天，在土上为山。”注解说“从二到四有艮象，艮为山”就是这样。然而孔子不曾提及，后人用杂物撰德的话来对应它，是不对的。他所论述的二与四、三与五同功而异位，只是就两爻相比而言，当初何曾有互体的说法。

《晋书》：荀崧曾经辩难钟会《易》无互体的观点，被世人称道；他的文章没有流传下来。新安王炎晦叔曾经问张南轩说：“伊川先生让学者先看王辅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的《易》，为什么呢？”南轩说：“因为三家不论互体所以这样。”

朱熹《本义》不取互体的说法，只有《大壮》六五说：“卦体像《兑》，有羊的象。”不说“互”而说“似”；似，是合并两爻为一爻则像它。然而这又是先儒所没有的，不如说互体了。《大壮》从三到五成为《兑》，《兑》为羊，所以爻辞都说到羊。

○六爻言位

《易》传中讲位的有两层意思。列贵贱的在于位，五为君位，二三四为臣位，所以都说同功而异位。而初上为无位的爻，比喻于人，初为未仕的人，上则隐沦之士，都不做臣，所以《乾》的上九说“贵而无位”，《需》的上九说“不当位”。如果以一卦的体来说，则都称为位，所以说“六位时成”，说“《易》六位而成章”，这是说卦爻的位不是取象于人的位。这个意思已经见于王弼《略例》，但必定强行把彼与此合并，而说初上无阴阳定位，则不可通晓了。《礼记》说：“言语岂只一端而已，各自有所恰当。”

○九二君德

做人臣的必须先具有人君的德行，然后才可以使他的君主像尧舜一样。所以伊尹的话说：“只有我伊尹和汤，都有同一德行。”武王的誓师也说：“我有十个乱臣，同心同德。”

○师出以律

以汤、武的仁义为心，以桓、文的节制为用，这就叫做律。律就是卦辞所说的贞，也是《论语》中孔子所慎重的。长勺之战用诈术而败齐，泓水之战因不擒拿头发花白的敌人而败于楚，《春秋》都不赞许他们。所以先使自身不可被战胜，以等待敌人

译这哪里能够战胜呢？即使是三王的军队，也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既然下雨又停止，阴阳的道理没有比夫妇更显著的，所以爻辞用这个来说明。在《小畜》卦的时势下，想要得到像任、姒那样贤德的人，以及《周南》《召南》那样的教化，是不可能的。阴蓄养阳，妻子制约丈夫，这种蓄养而不和谐的情况，还可以说得过去。六三爻的“反目”，就像隋文帝对待独孤皇后那样。既然和谐就任由对方作为，这就无法说清楚了。上九爻的“既雨”，就像高宗对待武则天那样。○“武人为于大君”，意思是武人效力于大君，而不是武人成为大君。就像《尚书》中“我想要为四方出力，你去做”里的“为”字。六三爻，才能微弱但意志刚强，虽然想要有所作为却不能够成功，用它来踩老虎，会有伤害人的凶险。只有武人效力于他的君主，成功了则君主显灵、百姓受益，不成功则以死相随，这是应当勉励去做而不能回避的，所以有剖开胸膛、割开腹部，闭眼之后万世不再睁开，不知道有什么好处，却为社稷担忧的人，莫敖大心就是这样。涉水过深的凶险，又有什么过错呢？

译○自邑告命：君主所居之地称为邑。《诗经》说：“商邑整齐有序，是四方国家的准则。”《尚书》说：“只有伊尹亲自先在西方的夏邑出现。”又说：“只有臣民依附于大邑周。”又说：“在东方的洛地建立新的大邑。”又说：“因此我敢在天邑商寻求你们。”《白虎通》说：“夏称夏邑，商称商邑，周称京师”，就是这个意思。《泰卦》上六爻，在政教衰微之后，君主仅仅守着府库，而号令不能传出国门，在这种情况下动用军队是不可以的，君子处于这种境地，应当坚守正道以等待时机罢了。周桓王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一旦动用军队，祝聃的箭就射中了王的肩膀；唐昭宗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一旦动用军队，岐山的军队就直逼宫阙。那么，想要保持安泰的人，能不预先谋划吗？

《易经》中谈到邑的，都是内部治理的事情。《泰卦》说“自邑告命”，就像康王命令毕公“表彰善行，憎恶恶行，树立良好的风气”一样。《晋卦》上九爻说“维用伐邑”，就像王国的大夫，“大车辚辚，穿着毛皮衣服”，国人畏惧他，而不敢逃跑一样。它们作为自我治理是相同的，都是圣人所采纳的。

○成有渝无咎：从前周穆王想要放纵自己的心意，周游天下，将使各地都有车辙马迹。祭公谋父创作《祈招》这首诗，来制止穆王的心意，穆王因此得以在镐宫善终。《左传》说：“人谁没有过错？犯了错能改正，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圣人考虑到人有了过错不能在起初就改正，并且将会顺遂其错误而不回头，所以教导说“成，有渝无咎”，即使他沾染习气很深，放纵时间很久，但能警惕反省，还可以不至于败亡。与迷途知返的凶险相比，不可相提并论了。所以说：“只有狂人能够克制念头而成为圣人。”

○童观：他在政教方面，不能遵循和实行教化，以接近天子的光辉，而他所负责的只是祭祀中摆放笾豆的小事；他在学术方面，不能通晓事理，以接近大学之道，而他所学习的只是占卜和诵读的文字。乐师通晓声律诗歌，所以面朝北弹琴；宗祝通晓宗庙礼仪，所以在祭祀时站在尸（代表受祭者的人）后面；商祝通晓丧葬礼仪，所以在丧礼中站在主人后面。小人这样就没有灾祸了。有大人做的事，有小人的事，“即使是小道，也一定有可取之处”。“但走得太远恐怕会陷入困境”，所以君子去做这些事就会感到遗憾。

○不远复：《复卦》初九爻，是动机的开始。在此以前，喜怒哀乐尚未发动，到一阳初生就开始发动了，所以说：“《复卦》，可以看到天地的心意吗？”颜回体悟到这一点，所以有不善的念头未曾不知道，知道了未曾再犯，这是慎独的学问。颜回的为人，选择中庸之道；也就是在这里选择罢了，所以他不迁怒于人，不重复犯同样的错误。

对于普通人来说，《复卦》初九爻，是日夜休息时，平旦时的正气，其好恶与常人相近的几乎很少。如果他能认识到这一点，就扩大并充实它了。所以说：“《复卦》，小而能辨别事物。”

○不耕获：杨氏说：初九是动机的开始，六二是动机的延续，所以初九耕种，六二收获，初九开荒，六二耕种熟地。天下没有不耕种而收获，不开荒而耕种熟地的。说“不耕不获”，那么耕种和开荒，是前人已经做过的事。从前周公谨慎对待殷商的顽民，将他们迁到洛邑，靠近王室，已经历了三十年，世道变化风气转移。而康王作《毕命》一书说：“只有周公能够谨慎开始，只有君陈能够调和中间，只有周公能够完成终结。”所以周朝的治理，垂衣拱手仰赖成法而无所事事。借鉴夏商两代，多么文采斐然啊！而孔子的圣明，只说“传述而不创作”，“相信并喜爱古代”，又说“文武之道没有坠落在地，在人身上”。所以《六经》的事业，汇集了君主和圣人的大成，而没有创新。虽然如此，假使有开始创作的人，而没有最终传述的人，这是耕种而不收获，开荒而不耕种熟地，他的功业就没有完成。六二爻柔顺中正，是能够收获和耕种熟地的人，所以利于有所前往。不富有的人依赖前人的作为而不自我夸耀，还像“不富有而依靠邻居”的意思。

○天在山中：张湛注解《列子》说：“从地以上都是天。”所以说“天在山中”。

○罔孚裕无咎：君子获得信任后才进谏，未获信任就认为是在诽谤自己，何况起初居于下位，未被朝廷任命的人呢！“孔子曾经做过委吏，说会计得当就行了；曾经做过乘田，说牛羊健壮成长就行了。”这就是所谓的宽裕而没有灾祸。如果接受君主的命令而担任事务，有官职的人不能尽职就辞职，有进言责任的人不能进言就辞职。

○有孚于小人：君子对于小人，有知人善任的智慧，有去除邪恶毫不迟疑的决断，坚定如金石，守信如四季。使奸佞之徒都知道上级的意志不可改变，难道有不改变面貌而顺从君主的吗？所谓“有孚于小人”就是这样。

○损其疾使遄有喜：减损不善而趋向善的人，没有比刚健更好的，没有比迅速更珍贵的。初九爻说“已事遄往”，六四爻说“使遄有喜”。六四之所以能迅速，是依赖初九的刚健。周公思考兼采三王之道以施行四事，如果有不合适的，抬头思考，夜以继日；幸好得到了，坐着等待天亮。子路听到道理，没能实行，只怕再听到新的道理。其迅速

译时机已经到了。周文王勤于政事直到太阳偏西，大禹珍惜每一寸光阴，都是这个道理。君子增进德行、修习学业，是想要把握时机。所以执政者如果虚度岁月，那么治理国家就不能成功；求学的人如果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懈怠，那么身体就要衰老了。召公告诫周成王说：“居住在新建的都城，因此大王您应当迅速敬重德行。”“疾”这个词，就是“迅速”的意思。所以说：“鸡鸣就起床，勤勉不懈地行善。”

译上九爻辞说“弗损益之”，意思是拥有天下而想要使百姓生活富足，端正百姓的道德，难道一定要损害自己来增益别人吗？“不违背农时，粮食就吃不完；细密的渔网不进入大池，鱼鳖就吃不完；斧头在适当的时候进入山林，木材就用不完”，这就是所说的“弗损益之”。“皇天建立其最高的准则，收敛这五种福分，用来广泛赐予他的百姓。”《诗经》说：“恭敬地来到，没有言语，这时就没有争斗。”因此君子不奖赏而百姓自我勉励，不发怒而百姓畏惧于铁钺，这就是所说的“弗损益之”。把天下看作一家，把中国看作一人，其道就在于此。

利用为依迁国，在太平无事的国家迁徙，如晋国听从韩献子的建议，迁都到新田，就是这样；在有战事的国家迁徙，如楚国听从子西的建议，迁都到鄀，也是这样：这都是中行、告公的益处。

天下百姓的生活长久以来，经历了一治一乱。太平盛世的极点，动乱的萌芽就出现了，这是这一阴爻遇到五阳爻的卦象。孔子门下四科十哲，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于是删定《诗》、《书》，确定礼、乐，赞颂《周易》，修撰《春秋》，非常兴盛，那么《老》、《庄》的书就出现在那个时代。东汉建立辟雍，供养三老，亲临白虎观，讨论《五经》，太学学生多达三万人，而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被推为领袖，马融、郑玄、服虔、何休的注解，使经术大为显明，而佛、道的教义就兴起于那个时代。由此可知，邪说的兴起与世道的升降相关，是圣人不能消除的。所以说：“系于金，柔道牵也。”唉，这难道仅仅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而已吗？

包无鱼，国家好比水，百姓好比鱼。周幽王的诗说：“鱼在沼泽中，也不快乐。虽然潜伏着，也非常明显。忧心忡忡，念及国家的暴虐。”秦始皇八年，黄河鱼大量逆流而上。《五行志》认为鱼属阴，是百姓的象征；逆流而上，是说百姓不服从君主，是逆行。自从君主有了对物质过多的欲望，于是鱼在下面混乱，鸟在上面混乱，而人心所向，必然有起来收拾局面的人。

以杞包瓜，刘昭《五行志》说：“瓜向外蔓延，离开根本而结实，是女子外嫁的象征。”一阴爻在下，像瓜刚开始生长，势必蔓延而波及上面的五爻，以阳刚居于尊位，像种杞树一样，使它没有依托而上行，所以说“以杞包瓜”。孔子说：“只有女子和小人难以教养。”喜怒有时，恩泽有节制，使用器物有分工，而国家的大防不可逾越，怎么会有外戚、宦官的祸患呢！

已日，《革》卦：“已日乃孚。六二，已日乃革。”朱子《发读》认为是“戊己”的己。天地化育，超过中点就变化，太阳过中则偏斜，月亮盈满则亏缺，所以《易》所重视的是中。十天干中戊己为中，到了己就超过中点，是将要变化的时候，所以接着是庚。庚，是更替的意思，天下之事在超过中点而将要变化的时候，然后变革而人们才信服。古人有以已为变改意义的，《仪礼·少牢馈食礼》“日用丁巳”注释说：“内部事务用柔，日期必用丁巳，取其好名，从丁宁，从变改，都为了谨慎恭敬。”而《汉书·律历志》也说“理纪于己，敛更于庚”，就是这个意思。王弼说：“即日不孚，已日乃孚。”把已当作“已事遄往”的已，恐怕不对。

改命吉，《革》卦的九四爻如同《乾》卦的九四爻，诸侯进而成为天子，是汤武革命的爻，所以说“改命，吉。”成汤把夏桀放逐到南巢，只有惭愧的德行，是有悔恨的。天下信服他，他的悔恨就消失了。四海之内都说：不是为了富有天下，而是为匹夫匹妇复仇。所以说：“信志也。”

艮，“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就是“艮其背，不获其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行其庭，不见其人”。

艮其限，学者的弊病没有比固执一端而不变化更严重的，等到把它应用到事情上，有抵触而不通，那么愤怒产生而五种情感昏乱，与那些损害本性而烧毁和谐的人相差无几。孔子厌恶果敢而窒塞的人，不仅处理事情如此，做学问也是如此。告子不动心的学问，到了不能从言语中求得，就不向内心寻求，而孟子认为他的弊端必然像跌倒的人反而震动其心。这就是“艮其限，列其夤”的说法。君子的学问不是这样，心胸开阔而大公，事物来了就顺应，所以听到一句善言、看到一件善行，像决开江河，充沛而没有人能阻挡，而没有熏心的危险了。

慈溪黄氏《日钞》说：“心，是我身的主宰，所以治理事情而不是被事情治理，只要随着事情谨慎反省，心自然存在，不需要治理它而后整齐一致。孔子教导人说：‘居处恭敬，办事严肃，对人忠诚。’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替别人谋划而不忠诚吗？与朋友交往而不守信吗？老师传授的没有复习吗？’不需要谈论心而自然贯通于动静之间。孟子不幸处在人欲横流的时代，才开始单独提出求心的说法，然而他说：”

译君子以仁爱存于心中，以礼法存于心中，那么内心就有了主宰，不是让心空虚无主地来治理它。至于老子、庄子主张使心斋戒、使形体顺从，后来演变成坐脱立忘的禅学，才开始闭目静坐，日夜仇视自己的心而加以禁治。等到治理得越急切而心越混乱，就说：“容易降伏猛兽，难以降伏方寸之心。”唉！人有心，就像家有家主一样。反而严厉禁止它，使它不能有所作为，它不能不受到扰乱，是必然的趋势，难道还担忧心难以降伏吗？又说：“关于心的说法有两种，古人所说的存心，是把心存于应当使用的地方；后世所说的存心，是把心收敛于空寂的境界。天地化育流行，没有一息不停运，人禀受它作为心，也不容许有一息不停运，心难道是空寂无用的东西吗！世上却有游手好闲、不劳而食的人，枯坐收敛念头，也说是存心。而士大夫沉溺于这种言论，也将抛弃世事，独自追求他们所谓的心。等到他们的内心与行为像冰炭一样不相容，主观与客观像参商二星一样不能相见，这就是所谓老子的弊端流变为申不害、韩非子的情况。一个人身上已经兼备了这些弊端，却还想责怪别人不响应自己，能行吗？”这些都足以阐明“厉熏心”的含义，而周公已经在《易经》中预先系辞说明了。

译鸿渐于陆：“上九，鸿渐于陆，其羽毛可以用来作为礼仪的装饰，吉祥。”安定胡氏将“陆”改为“逵”，朱熹跟随他，认为这样才合韵脚，这是不对的。《诗经》中“仪”字共出现十次，都读作“牛何反”，不能与“逵”押韵，而且云路也不是可以飞翔的地方，仍然当作“陆”才是正确的。渐进到了陵地就停止了，不能再前进，所以反而退回到陆地。古代的高尚之士，不臣服于天子，不与诸侯交友，但未曾不踏上那片土地、食用那里的物产。他们的行为高于君主，而他们的身份则与一国士人相同罢了。这就是为什么居于九五之上，而与九三同为陆地的象征。朱子发说：“上所往是前进，所返回也是前进。渐进到九五已是极点，所以从上面返回到九三。”杨廷秀说：“九三是下卦的极点，上九是上卦的极点，所以都称为陆。从木到陵，又回到陆，以退为进。”巽卦象征进退，他们的说法都符合道理。

君子以永终知弊：读《新台》、《桑中》、《鹌奔》这些诗，就知道卫国会有被狄人灭亡的祸患；读《宛丘》、《东门》、《月出没》这些诗，就能察觉陈国有夏征舒作乱的祸患。史书记载“齐侯送姜氏到欢地”，就预卜了桓公死因；记载“夫人姜氏进入”，记载“大夫和宗妇相见，使用币帛”，就预兆了子般、闵公被弑杀的原因。婚姻的道义，男女的节制，君子能不考虑它们的最终结果吗！

鸟焚其巢：君主最大的德行莫过于谦卑下人。楚庄王包围郑国时，说：“他们的君主能谦卑下人，一定能信任使用他的百姓。”所以像禹征讨苗民，伯益赞美他，仍然用“满招损，谦受益”作为告诫。撤军是谦卑，用兵是骄满。上九处于卦的顶端，离卦的极点，所谓有鸟高飞，也传达到天际了。居心骄傲，听不到谏诤的意见，灾祸必定降临到自己身上。鲁昭公讨伐季孙意如时，请求在沂水边等待以考察罪状，不被允许；请求囚禁在费地，不被允许；请求带着五辆战车逃亡，不被允许。于是叔孙氏的军队兴起，昭公流亡到阳州、乾侯。“鸲鹆鸲鹆，去时歌唱，来时哭泣。”这正是这一爻的占卜所示吧？

巽在床下：上九的“巽在床下”，是恭敬而无礼节就会劳苦。初六的“进退”，是谨慎而无礼节就会畏缩。

翰音登于天：羽毛的声音虽然升到天上，但不是实际的情况。这就像庄周《齐物论》的言论，邹衍怪异迂阔的辩论，它们的高深超过《大学》却没有实际内容。与那些车服传给弟子，弦歌遍布鲁国，像鹤鸣而子和的人相比，哪个荒诞哪个可信？人们都知道了。永嘉的灭亡，太清的动乱，难道不是那些谈论空虚、考究玄妙的人导致的吗？翰音登于天，是中孚卦的反面。

山上有雷：小过卦山高峻，云雨时常在山中间，而不能到达山顶。所以《诗经》说：“殷殷雷声，在南山旁边。”有时高有时低，在山旁边，而不一定到达山顶，这就是小过卦的含义。那么《大壮》卦说“雷在天上”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从地以上都是天。

妣：《尔雅》说：“父亲叫考，母亲叫妣。”我考证古人从祖母以上都通称为妣，经文中常把妣与祖并列提及，如《诗经》所说“似续妣祖”、“畀祖妣”，《易经》所说“过其祖，遇其妣”就是这样。《左传·昭公十年》说：“邑姜，是晋国的妣。”晋平公距离邑姜大概二十代了。“过其祖，遇其妣”，根据文义，妣应当在祖之上；“不及其君，遇其臣”，臣则在君之下。前人没有论述过这个意义。周人把姜嫄当作始祖，《周语》称她为皇妣太姜，所以妣在祖之前。《周礼·大司乐》中祭祀先妣在祭祀先祖之前。而《斯干》这首诗说：“似续妣祖。”郑玄笺注说：“妣，是先妣姜嫄。祖，是先祖。”有人认为是为了协韵而改变文字，这是不对的。有人说《易经》爻辞怎么能涉及这些？帝乙嫁女，《归妹》卦，箕子的《明夷》卦，王在岐山祭祀，爻辞中屡次提到这些。

《易经》本于《周易》，所以多用周朝的事情来说明。《小畜》卦辞：“密云不雨，从我西郊。”《本义》说：“我，是文王自称。”

东邻：驾驭得当，天下都成为臣子；驾驭失当，强大而专断的人称为邻。是臣呢，还是邻呢？是邻呢，还是臣呢？

《汉书·郊祀志》引用这段话，颜师古注解说：“东邻指商纣王，西邻指周文王。”

游魂为变：精气形成万物，是从无到有；游魂产生变化，是从有到无。孔子回答宰我说：“骨肉埋在地下，阴气变成荒野的泥土；阳气发扬向上，成为光明、茂盛、凄怆的景象。”所谓游魂为变，情状都在这里了。延陵季子埋葬他的儿子时说：“骨肉回归泥土，是命运。至于魂气则无所不到，无所不到。”张载《正蒙》中说：“太虚不能没有气，气不能不聚集成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回归太虚。遵循这种出入，都是不得已而然的。那么圣人尽道

译在这其中，能够兼收并蓄而不受牵累的人，保持精神专注，真是达到了极致的境界，真是精妙到了极点啊！

译鬼，就是归的意思。张载说：“气作为一种存在物，消散后进入无形状态，恰好回归到我的身体中，这就叫做归。”陈无巳把游魂变化解释为轮回的说法，并加以辩驳说：“如果人长生不老而不转化，那么人口就会过多，世间怎么容纳得下？如果人长死而不转化，那么鬼魂也就太多了。灯熄灭了再点燃，就不是原来的那盏灯了。云气凝聚而成雨，也不是原来的云气。死后又产生新的生命，难道是前世的灵魂吗？”邵雍在《简端录》中说：“聚合而有形体叫做物，消散而无形状叫做变。因为是物，所以消散必定回到它聚合的地方；因为是变，所以聚合不必回到它消散的地方。因此，聚合是由于气的聚合，消散是由于气的消散。沉迷于消散说法的，是佛教；荒谬于聚合说法的，是道教。”

充满天地之间的，是气。气旺盛的表现就是神，神，是天地之气与人的心。所以说：“看着它却看不见，听着它却听不到，体现于万物之中而不能遗漏，让天下的人斋戒沐浴、穿着盛装来承接祭祀，那神灵浩荡的样子，仿佛就在上方，仿佛就在左右。”圣人就是这样知道鬼神的状况的。

“高大的山岳降下神灵，生了甫侯和申伯。”并不是有所依托才出生的。“文王在天上，光辉照耀于天。”并不是有所凭借才离去的。这就是鬼神的真实情况，是真诚而不能违背的。

○通晓昼夜的道理而有所知：太阳去月亮来，月亮去太阳来，这是一天的昼夜。寒冷去暑热来，暑热去寒冷来，这是一年的昼夜。小的去大的来，大的去小的来，这是一世的昼夜。孔子在河边说：“逝去的事物就像这流水一样，日夜不停！”通晓昼夜的道理而有所知，就能做到“整天勤奋努力，与时间一同前行”，从而充分发挥《易经》的作用了。○继承它的是善，成就它的是性：“上天的命令，庄严而不停息”，继承它的是善；“天下雷声运行，万物没有虚妄”，成就它的是性。因此，“天有四季，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没有不是教化的；大地承载神气，神气化为风雷，风雷流动形成形态，众物显露生长，没有不是教化的”。

“天地交合，万物化育醇和。”善的意思就如同醇和。问：为什么称之为善呢？答：真诚，是天道的规律。难道不是善吗？

○形而下的叫做器：“形而上的叫做道，形而下的叫做器”，没有器，道就没有寄托的地方。这个道理体现在孔子向师襄学琴上，已经熟悉了曲调，然后才能领会其中的志向；已经熟悉了志向，然后才能了解作曲人的为人。这虽然是孔子天赋异禀，但未曾不通过象数去探求。所以他自己说：“从下层的学问入手而通达上层的道理。”

○垂衣裳而天下治理：“垂衣裳而天下治理”，是从质朴变为文饰，从黄帝、尧、舜开始，所以在这里有通变以适应民情的论述。

○超过这个以后就不知道了：人做学问，也有弊病在于心思纷乱往来不定，所以天下不助长禾苗生长的人是很少的。“超过这个以后，就没有人知道了。”“居住得安稳就能积累深厚，积累深厚就能左右逢源。”

○困卦是德行的辨别：“内里文明而外表柔顺”，这是周文王在困境中通达的情形吗？“不怨恨天，不责怪人”，“从下层的学问入手而通达上层的道理”，这是孔子在困境中通达的情形吗？所以在陈国的危难中，弦歌不辍的志向，颜渊能理解，而子路、子贡等人不足以通达这个道理。所以说：“《困》卦，是德行的辨别。”

○大凡《易经》的情理：喜爱与厌恶相互攻伐，远近相互吸引，真情与虚伪相互感应，这是人心的最大变化。从哪里知道呢？通过言辞知道。将要背叛的人，他的言辞羞愧；内心疑惑的人，他的言辞支离；吉祥的人，他的言辞少；急躁的人，他的言辞多；诬陷好人的人，他的言辞游移；失去操守的人，他的言辞理屈。听他的言语，观察他的眼神，人怎么能隐藏呢！因此圣人设立卦象，以穷尽真情与虚伪。内心真诚必定表现在外面，这是君子了解人的方法；为各种事物做准备，让百姓知道神异与奸邪，这是先王铸造鼎的原因。所以说：“创作《易经》的人，大概有忧患吧？”周身的防备，抵御外物的智慧，全都体现在这里了。

○《易经》是逆推的术数：推演过去的是顺，造化人事的踪迹有常理且可以验证，顺着去考察过去；预知未来的是逆，变化行为日新月异且无穷无尽，逆着去推演未来。圣人用神妙预知未来，用智慧储藏过去，创作《易经》一书，以预先指导百姓的行动。所设立的是未然的占卜；所期待的是未至的事情，所以称之为逆数。虽然如此，如果不基于八卦已经形成的踪迹，又从哪里观察其会合而系以爻象呢？因此天下谈论本性的人，只是依据旧有的事物罢了。

刘汝佳说：“天地间只有一个理，圣人依据这个理而画成卦来象征它，依据卦象而著成变来占卜它。象，是体，象征已经发生的事物。占，是用，占卜尚未发生的事物。已经发生的是过去，过去就有顺的意义；尚未发生的是未来，未来就有逆的意义。比如象征天而画成《乾》，象征地而画成《坤》，象征雷、风而画成《震》、《巽》，象征水、火而画成《坎》、《离》，象征山、泽而画成《艮》、《兑》，这些都是观察阴阳的变化而确立卦象，发挥刚柔的作用而产生爻辞，不叫做推演过去是顺吗？比如占卜得到《乾》，就知道‘乾，元亨利贞’；占卜得到《坤》，就知道‘坤，元亨’

译利于牝马的贞正；占卜得到《震》卦，就知道“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占卜得到《巽》卦，就知道“巽，小亨，利有攸往，利于见大人”；占卜得到《坎》卦，就知道“习坎有孚，维心亨，行事有可嘉尚”；占卜得到《离》卦，就知道“离利于贞正而亨通，畜养母牛吉祥”；占卜得到《艮》卦，就知道“艮止于背，看不见自身，行走在庭院中，看不见人”；占卜得到《兑》卦，就知道“兑亨通，利于贞正”，这些都是通达神明的德行、类比万物的情状，不称之为“知来者逆”难道不对吗？推顺已往的次序，正是为了逆推将来。孔子说：“殷代沿袭夏代的礼制，所增减的内容可以知道。周代沿袭殷代的礼制，所增减的内容可以知道。”这是顺数已往。“如果有继承周代的，即使经过百代也可以知道”，这是逆知将来。所以说：“《易》，是逆数的学问。”如果按照邵雍的说法，那么义理之《易》和文辞之《易》就已经分裂为二，而又把《震》、《离》、《兑》、《干》作为已生成的卦，《巽》、《坎》、《艮》，《坤》作为推演未生成的卦，大概不免是牵强附会孔子的书来迎合自己的学说罢了。

译○《说卦》与《杂卦》互文说：“雷用来震动万物，风用来散布万物，雨用来滋润万物，日用来照耀万物。《艮》用来止息万物，《兑》用来喜悦万物，《乾》用来统领万物，《坤》用来收藏万物。”前四句列举自然物象，后四句列举卦名，都是根据它们最切合实际作用的方面来说的。终结万物、开始万物的，没有比《艮》更盛大的了。崔憬说：“《艮》不直接说山，而单独举出卦名，是因为震动、搅扰、干燥、滋润，这些功效属于风、雷、水、火，至于终结和开始万物，从山的义理来说并不恰当。所以舍弃物象而言卦名，各自选取便利之处来论述，这是正确的。”

古人的文章，有广泛比喻以求其理的，有举出一隅而反推其他的。现在说到山，不过是一卷石头那么多；现在说到水，不过是一勺水那么多。在天地之外又提到山水，是因为心意有所未尽。“《坤》就是地”，不说西南方的卦；“《兑》，是正秋”，不说西方的卦。通过列举六个方位的卦来体现，意思在言语中已经表达尽了。虞翻认为《坤》道广布，不专主一方，以及《兑》象不显示西方，这是错误的。“《丰》多故也，亲寡《旅》。”先说亲人少，后说旅，是为了协韵。就像《楚辞》中的“吉日兮辰良”一样。虞翻认为另有深意，这是不对的。

○兑为口舌《兑》象征口舌，对于人来说，只能做巫祝或妾婢罢了。用言语取悦于人，难道不是妾婢之道吗？

大凡人在交友之间，口头上许诺而实际做不到，那么他出来侍奉君主时，必定会陷入表面顺从而实际违抗的境地。所以舜驾驭臣下时，让他们陈述言论，并明确地用功绩来考验；而孔子对待门徒，也是听其言而观其行。《唐书》记载韦贯之从平民做到宰相，与人交往，整年没有曲折隐晦之处，不曾用过虚伪的言辞来取悦别人。他比现在的人贤明得多了！

○序卦杂卦《序卦》、《杂卦都是旁通的说法，前代儒者怀疑它们不是孔子的话，然而《否》卦的大往小来，承接《泰》卦的小往大来；《解》卦的利于西南，承接《蹇》卦的利于西南、不利于东北：这说明文王已经有了相互承接的含义。《益》卦的六二就是《损》卦的六五，它们的爻辞都说“十朋之龟”；《既济》卦的九三就是《既济》卦的九四，它们的爻辞都说“臂无肤”；《未济》卦的九四就是《既济》卦的九三，它们的爻辞都说“伐鬼方”：这说明周公已经有了反对的含义。如果一定要说六十四卦都是这样，那就不是《易》书的本来意思。或许孔子曾经讲过，而门人加以推广，就像《春秋》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以后，续经之作一样。

○晋昼也明夷诛也苏氏说：“‘昼日三接’，所以叫昼；‘得其大首’，所以叫诛。《晋》卦处于文明的时代，诸侯四方朝见而车服得以任用，是揖让之事；《明夷》卦遭遇昏乱的时代，捕捉那些凶残之人而杀伐张扬，是征诛之事。一个说昼，一个说诛，只是取它们读音相协罢了。”

○孔子论《易》孔子论述《易》，在《论语》中只有两章：一是“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过矣”；二是“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子说：“不占而已矣。”这就是圣人学习《易》的原因，不过是在平常的言语、行为之间，而不在于图书象数。现在那些穿凿附会图象以显示自己有能力的人，是背离了正道。《礼记》在孔子学《易》的话之后紧接着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亦雅言也。”由此可知孔子平日不讲《易》，而他讲《诗》、《书》、执礼，都是在讲《易》。人们如果遵循《诗》、《书》、执礼的常道，而不逾越，那么自然会有上天保佑，吉祥而没有不利。所以他作《系辞传》，对于“悔吝无咎”的宗旨，特别谆谆告诫；而《大象》所说的，凡是体现在自身、施行于政治的，无非是用《易》的事情。然而卦辞本于卦象，所以说“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观察得浅，玩味得深。他之所以与百姓同忧患，必定在卦辞中体现出来，所以说“圣人之情见乎辞”。至于“天一地二”、“易有太极”两章，都是讲数的起源，也是赞颂《易》所不可遗漏的，但从未专门用象数教导人做学问。因此，“出入以度，无有师保，如临父母，这是文王、周公、孔子的《易》；希夷的图，康节的书，是道家的《易》。自从这两人的学问兴起，空疏的人、迂怪之士都混迹其中以为这就是《易》，而他们的《易》变成了方术之书，离圣人寡过反身的学问就远了。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恒其德，或受其羞”。孔子之所以思考，是为了见到有恒；有恒然后才可以无大过。

○七八九六《易》有七、八、六，而爻只系九、六，这是举隅的意义。所以在《乾》、《坤》两卦中发出例子说“用九”、“用六”，用

译其变化之中，也有运用不变之爻的情况，《春秋传》中穆姜遇到《艮》卦的“八”，《晋语》中董因得到《泰》卦的“八”，就是这样的例子。《艮》卦的爻辞说，只有第二爻变动就称为“六”，其余各爻都变动而只有第二爻不变就称为“八”，由此可知《乾》、《坤》二卦也有使用“七”和“八”的时候。《乾》卦各爻都变动而只有初爻不变，说“初七，潜龙勿用”是可以的；《坤》卦各爻都变动而只有初爻不变说“初八，履霜，坚冰至”也是可以的。占问变动是常规，占问不变是反常，所以圣人在爻辞中系以“九”、“六”。欧阳修说：“《易》道占问的是变动，所以用所占得的爻来命名爻位，并不是说六爻都叫九或六。”他算是领悟了其中的道理。

译赵汝梅在《易辑闻》中说：“用蓍草占卜计算策数，凡是得到二十八，即使是《乾》卦也称七；凡是得到三十二，即使是《坤》卦也称八。”

杨彦龄在《笔录》中说：“杨损之，是蜀地人，学识渊博，善于引证解说。我曾经疑惑《易经》只用九、六，而没有七、八。损之说：‘卦画用七、八，爻辞称九、六。’”

《乾》卦的策数是二百一十六，《坤》卦的策数是一百四十四，这也是举九、六来概括七、八。朱熹说七、八的合数，也是三百六十。

○关于卜筮，舜说：“官方的占卜，首先要遮蔽心意，然后向大龟请示。”《诗经》说：“于是开始谋划，于是契刻我的龟甲。”《洪范》说：“谋划要咨询自己的内心，咨询卿士，咨询百姓，咨询卜筮。”孔子赞颂《易经》时，也说：“人的谋划和鬼神的谋划。”百姓是最卑贱的，却还在蓍草和龟甲之前，所以竭尽人的智慧仍不能决断，然后才去咨询鬼神。所以古人对人事相信且有效，对鬼神严肃而不亵渎。做儿子的必须孝顺，做臣子的必须忠诚，这不需要占卜就知道。该做的事，即使凶险也不可回避。所以说：“想要听从灵氛的吉占，内心却犹豫狐疑。”又说：“用你的心，行你的意，龟策确实不能知道这件事。”好啊！屈原的话，大概是圣人的门徒吧！

《卜居》是屈原自己写的，假设为问答形式，来表明自己的心志，不是鬼神的吉凶所能改变的。王逸的《序》却说：“内心迷茫疑惑，不知道该怎么办，前往太卜的家，用蓍草龟甲决断，希望听到不同的策略，来消除疑虑。”这就与屈原的本意大相违背了。洪兴祖补注说：“这篇文章上句都是屈原所顺从的，下句都是屈原所背离的。当时的人背离他们应当顺从的，顺从他们应当背离的。他们所谓的吉，正是屈原所谓的凶。”这可以说是懂得屈原心意的人了。

《礼记·少仪》：“问卜筮时说：‘是为了义吗？是为了私志吗？为了义就可以问，为了私志就不可以问。’”做儿子的孝顺，做臣子的忠诚，这是义；避害趋利，这是私志。卜筮，是先王用来教导人们舍弃私利、怀有仁义的方法。石骀仲去世，没有嫡子，有庶子六人，占卜谁来做继承人。说：“沐浴佩玉的就吉兆。”五个人都沐浴佩玉，石祁子说：“哪有主持亲人丧事，却沐浴佩玉的呢！”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得吉兆。卫国人认为龟甲有灵性。南蒯将要叛乱，用蓍草占卜，遇到《坤》卦变为《比》卦，说：“黄裳元吉。”子服惠伯说：“忠信的事才可以，不然一定失败。外表刚强内心温和，是忠；和谐以率领正固，是信。所以说黄裳吉凶。黄，是中间的颜色；裳，是下边的装饰。元，是善的极致。中间不忠，得不到它的颜色；下边不恭，得不到它的装饰；事情不善，达不到它的极致。况且《易经》不可以占卜险事，还有缺憾。占卜虽然吉利，也不行。”南蒯果然失败。因此严君平占卜，对儿子说“依从孝道”，对弟弟说“依从顺从”，对臣子说“依从忠诚”。而高允也有占卜，应当依附爻象，劝以忠孝的道理，他懂得卜筮的宗旨了。

《申鉴》：“有人问卜筮说：‘有德就受益，无德就受损。’回答说：‘这是什么意思？吉利就成就，凶险就挽救，这叫德；吉利就依赖，凶险就懈怠，这叫损。’”

君子将要有所作为，将要有所行动，询问后根据言语，接受天命就像顺从一样，告知他的作为，告知他的行动，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像这样，就没有可做的，没有可行的。不应当问，问了也不告知。《易经》是用来引导百姓使用的，不是用来让人预知未来的。追求预知，不是圣人的道理。所以《少仪》的训诫说：“不要推测尚未到来的事。”

郭璞曾经拜访颜含，想为他占卜，颜含说：“寿命在天，地位在人，修养自己而天不给予，这是命；坚守道义而人不知道，这是性。自有性命，不必劳烦蓍草龟甲。”

文中子说：“北山黄公善于医术，先调理饮食睡眠，然后才用针药；汾阴侯生善于占卜，先讲人事，然后才解说卦象。”

《金史·方伎传序》说：“古代用术数以吉凶引导人向善，后世的术士有的用吉凶引导人作恶。”

●卷二○帝王名号尧、舜、禹都是名字。古代没有号，所以帝王都用名字记载，临文不避讳。考察《尚书》，帝说“来啊舜，来啊禹”，直呼臣子的名字。尧去世之后，舜和他的臣子说话，就说“帝禹去世之后”。《五子之歌》就说“皇祖”，《胤征》就说“先生”，没有说尧、舜、禹的，不敢直呼君主的名字，从启到发都是名字。夏朝末年，才开始有以十天干为号的。桀的癸，商的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葵，都用号代替名字，从天乙到辛都是号。商朝的王著号不著名，而名字见于经书的有两个：天乙的名字叫履，叫汤、叫纣，那也是号。号是臣子可以称呼的，所以伊尹说“只有我伊尹和汤”，《颂》说武汤、成汤、汤孙。叫文祖，叫艺祖，

译称神宗，称皇祖，称烈祖，称高祖，称高后，称中宗，称高宗，于是庙号就产生了。称元王，称武王，于是谥号就确立了。称大舜，称神禹，称大禹，称成汤，称宁王，于是尊号就繁多起来了。夏朝以前，风气纯粹质朴，所以帝王只有名而没有号。从商朝开始，风气逐渐趋向文饰，所以既有名又有号。而德行盛大的人，用谥号来赞美他们，于是周公就沿袭这个做法制定了谥法。从天子到卿大夫，善行恶行都有谥号，而十天干的庙号就不再设立了。然而王季以上不追加谥号，仍然沿用商朝的礼制，这是文与质的适中，也是臣子应有的道义。唉！这大概就是他们成为圣人的原因吧？

译九族宗盟的排列，先同姓而后异姓；丧服的等级，重视本宗亲属而轻视外亲。这必定有所传承，并非从周人开始。“能够彰明君王的德行，以亲近九族。”孔安国的传注认为这是从高祖到玄孙的亲属，大概是依据《丧服小记》中“以三为五，以五为九”的说法，这是百世不可改变的道理。《牧誓》列举商纣王的罪状，只说“昏庸地抛弃了他的祖父、父亲和兄弟”，而没有提到外亲；《吕刑》命令诸侯，列举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和童孙，而不提及甥舅，古人所说的先后次序由此可知。所以《尔雅》称内宗为“族”，称母系和妻系亲属为“党”。而《昏礼》及《仲尼燕记》中关于“三族”的文字，郑玄都解释为父、子、孙。杜预却说：“外祖父、外祖母、从母子以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儿之子，都不是自己的同族，都是外亲中有丧服但不同族的人。”那么史官称颂帝尧，列举疏远的亲属而遗漏亲近的亲属，岂不是颠倒得太厉害了吗？况且九族是同姓，在经传中有明确的证据。《春秋·鲁成公十五年》：“宋共公去世。”传文说：“二华，是戴公的族；司城，是庄公的族；六官，都是桓公的族。”共公距离戴公九代。而《唐六典·宗正卿》：“掌管皇室九族的属籍，以区别昭穆的次序，记录亲疏的区别。”“九庙的子孙，其族有五十有九个。光皇帝一族，景皇帝之族六个，元皇帝之族三个，高祖之族二十一个，太宗之族十三个，高宗之族六个，中宗之族四个，睿宗之族五个。”这在玄宗时已有七族，如果世代增多，则不止于九族。而五世亲尽，所以经文中所说的族自九而止。又孔颖达的《正义》认为高祖、玄孙没有相互及到的道理，不知道高祖的兄弟与玄孙的兄弟本来可以相互及到，如后魏国子博士李琰之所说的“寿命有长短，世代有延促，不能齐同”。如宋洪迈《容斋随笔》所说：“嗣濮王赵士歆，在隆兴年间是从叔祖，在绍熙年间是曾叔祖，在庆元年间是高叔祖。”这是明确的证据，又何必帝尧之时，高祖、玄孙的族中，没有一两个人同时在世呢？怀疑他们不相及而用外戚来充数，这也是不明白齐家治国的道理了。

《路史》说：“亲近亲人，是治理的开始。”《礼记·小记》说：“亲近亲人，以三为五，以五为九，向上递减，向下递减，向旁递减，而亲就完了。”这就是所说的九族。人生下来就有父亲，壮年就有儿子，父子与自己，这是《小宗伯》中三族的区别。父亲是儿子的祖父，因此向上推，以及自己的祖父；儿子是父亲的孙子，因此向下推，以及自己的孙子。这是《礼传》中以三为五。自己的祖父，从自己儿子的角度看，就是曾祖父；从自己孙子的角度看，就是高祖父。自己的孙子，从自己父亲的角度看，就是曾孙；从自己祖父的角度看，就是玄孙。所以又向上推以及自己的曾祖、高祖，向下推以及自己的曾孙、玄孙，这就是所说的以五为九。陈祥道的《礼书》说：“自己所亲近的，以一为三；祖孙所亲近的，以五为七。《记》不说的，是因为父子一体，而言、玄与曾同服，所以不辨别差异。服父三年，服祖一年，那么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但都齐衰三月，是不敢以大小功旁亲的丧服加于至尊。所以加重其衰麻，是尊尊；减少其日月，是恩杀，这就是所说的上杀。服嫡子三年，庶子一年，嫡孙一年，庶孙大功，那么曾孙宜五月，而与玄孙都缌麻三月，曾孙服曾祖三月，曾祖回报也是三月。曾祖，是尊，所以加齐衰；曾孙，是卑，所以服缌麻，这就是所说的下杀。服祖一年，那么世叔宜大功，因为其与父一体，所以加一年。从世叔则疏了，加所不及，所以服小功。族世叔又疏了，所以服缌麻：这是从父而旁杀的。祖的兄弟小功，曾祖兄弟缌麻，高祖的兄弟无服：这是从祖而旁杀的。同父至亲，一年；同祖为从，大功；同曾祖为再，小功；同高祖为三，缌麻：这是从兄弟而旁杀的。父为子一年，兄弟之子宜九月，不九月而一年的，是因为犹子而进之；从兄弟之子小功，再从兄弟之子缌麻；这是从子而旁杀的。祖为孙大功，兄弟之孙小功，再从兄弟之孙缌麻：这是从孙而旁杀的。大概丧服有加，有报，有降。祖的齐衰，世叔从子的一年，都是加；曾孙的三月与兄弟之孙五月，都是报。至于降有四品，则不是五服的正统。观察九族的训诫，如丧考妣的文字，而知宗族的名、服纪的数，大概在前乎二帝就有了。

后魏孝文帝太和年间，诏令延请四庙的儿子，下逮玄孙的后代。在皇信堂举行宗宴，不以爵位品级为列，全部按

译昭穆按次序排列，采用家人内部的礼仪。这是从古代圣人使宗族和睦的本意推演而来的。○《舜典》在古代，《尧典》和《舜典》原本合为一篇，所以在“正月元日，来到文祖庙”之后，四岳咨询时必定称“舜说”，是为了与上文中的“帝”相区别。等到任命禹时开始称“帝说”，问答的言辞已经明确，就没有嫌疑了。

译○ 顺从正道就吉祥，违背正道就凶险，这种关于善恶报应的说法，圣人曾经讲过。大禹说：“顺从正道就吉祥，违背正道就凶险，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商汤说：“天道赐福给善良的人，降祸给淫邪的人。”伊尹说：“只有上帝没有恒常不变的意志，行善，就降下百种吉祥；作恶，就降下百种灾殃。”又说：“吉凶不会错乱地由人决定，只有上天根据德行降下灾祸或吉祥。”孔子说：“积善的人家，必定有遗留的福庆；积恶的人家，必定有遗留的灾祸。”难道真有上帝掌管祸福，像道家所说天神考察人的善恶，佛教所说地狱因果报应那样吗！善与不善，是一气相互感应，就像水向下流、火向上燃，不期然而然，没有不感应的，没有不应答的。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心志专一就能调动意气”，以及《诗经》所说的“上天开导百姓，就像吹笙吹篪，就像拿着玉璋玉圭，就像取物携物那样自然”的道理。如果有不齐整的时候，就像夏天的寒冷、冬天的炎热，只是偶然遇到的一天，而不是四季的正气。所以说：“真诚，是天道的法则。”如果说有鬼神掌管，琐碎地像人间官吏那样行事，那么报应中最近的事情，反而被推远到遥远的地方去了。

○ 懋迁有无化居 “懋迁有无化居。”化，就是货。流通而不积聚就叫做化，停留而不分散就叫做货。唐尧虞舜的时代，只说化罢了。到了殷人，才开始用货来命名。《仲虺之诰》中有“不滋生货利”的话，三风中有沉溺于货色的警戒，而《盘庚》的诰辞则说“不任用贪好货利的人”，于是“移化”这个字变成了“化生”、“化成”的化，而横征暴敛的君主、发财致富的，大多是不流通的货物了。

舜创作《南风之歌》，就是所谓用九歌来劝勉百姓。读了之后才知道，解除百姓怨恨的，一定在于使百姓财富丰足；而自取财富，却招来了天下的怨恨。

○ 三江 北江，就是现在的扬子江。中江，就是现在的吴淞江。不说南江，而用“三江”来体现；南江，就是现在的钱塘江。

《禹贡》概括众水，没有单独遗漏浙江的道理，而会稽是日后会合诸侯计算功绩的地方，特别因为施行的功绩少，所以不在导水中提及。“三江既入”，是一件事：“震泽底定”，是另一件事。后来解释《尚书》的人一定认为三江都从震泽流出，把两句话互相涵盖作为文辞，于是说法才开始纷纭了。○ 锡土姓 今天的天下，人人没有土地，人人有姓氏。大概自从赐土的法度废除，而唐宋以下，帝王的后裔等同于庶人，没有世代坚守的稳固；赐姓的法度废除，而魏、齐以下，北方沙漠的姓氏混杂在华夏之中，失去了氏族的根源。后来的浅陋儒生，读《禹贡》而不知道其含义的很多啊。

○ 厥弟五人 夏、商的时代，天子的儿子封国成为公侯的，在经书中没有记载。以太康的尸位素餐，而有他的五个弟弟，如果让他们一起建立封国，作为国家的屏障，后羿怎么至于篡夺夏朝呢？富辰说：“周公哀悼管叔、蔡叔的不和，所以广建亲戚，以藩屏周朝。”而少康封他的庶子在会稽，以奉守禹的祭祀，二十多代，直到越国的勾践，最终称霸诸侯，有禹的遗风，这也是鉴于太康孤立的祸患而这样做的吗？至于孔子所说的“大道已经隐没，天下成为私家，各自亲近自己的亲人，各自爱护自己的子女”，也可以从这里知道了。○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尧、舜、禹都建都在河北，所以叫做冀方。到太康才开始失去河北，而五子拥戴他们的母亲跟随他，于是侨居在河南，传到相，最终被寒浞所灭。古代的天子失去他的旧都，没有能够保住国家的。周失去丰、镐，而平王东迁；晋失去洛阳，宋失去开封，而元帝、高宗迁到江东，于是就不能振作了。只有殷的五次迁徙是因为河水泛滥，而不是敌人的窥伺，那么形势不同罢了。唐自从玄宗以后，天子屡次出巡，却不久就恢复国家，是因为不放弃长安。所以子仪迎回皇帝的表章，代宗流泪；宗泽还京的奏章，忠义归心。唉！幸好寒浇放纵欲望，不被民心所依附，少康才得以凭一支军队诛杀他。后来的君主不幸失去都城，而谋划复兴的，要记住啊！夏的都城本来在安邑，太康在洛水以南打猎，而后羿在纶邑抵抗，那么冀方的土地就落入后羿手中了，只有河的东面与南面是夏所有的。到后相失去国家，依附于斟灌、斟𬩽。于是让寒浇用兵，杀了斟灌，去攻打斟𬩽，而相就灭亡了。于是安置寒浇在过，以控制东方；安置寒豷在戈，以控制南方。那时靡逃到有鬲。在河的南面。而从河以内，没有不安于乱贼的。结合魏绛、伍员两人的话，可以观察当时的形势。而少康之所以布施德行、谋划策略，也是很难用力了。

古代的天子常居冀州，后人沿袭，于是用冀州作为中国的称号。《楚辞·九歌》：“览冀州兮有余。”《淮南子>：“女娲氏杀黑龙以济冀州。”《路>史》说：“中国总称之为冀州。”《谷梁传》说：“郑，是同姓的国家，在冀州。”○ 胤征 羲和尸位素餐，是怠慢上天；葛伯不祭祀，是亡祖。至于动用六师诛杀，兴起邻国讨伐，古

译那些圣人对敬重上天、尊崇祖先的态度达到了极致。所以《王制》中说：天子巡视诸侯领地，如果削减或废除诸侯的爵位，必定先从不敬天、不孝祖的人开始。

译○ 只有元祀十二月，“只有元祀十二月乙丑日”。元祀，是指太甲元年；十二月，是指建子之月。大概商汤的驾崩必定是在前一年的十二月。殷代在练祭时〇，“伊尹在宗庙祭祀先王，奉持嗣王恭敬地谒见阙祖”，〇汤于宗庙。先君〇庙，而后嗣子才即位，所以成就为王，那么伊尹就明确陈述烈祖的成德，以此训诫君王。如果从桐宫回到亳都，以三年之丧的十二月计算，那么正好符合当时的情形，而不是有所取巧。“即位”，就是继承先君的位置。未〇则事死如事生，位置还是先君的位置，所以〇庙之后嗣子才即位。殷代练祭而〇，即位一定在期年之后；周代卒哭而〇，所以过了年才即位。有不等待安葬就即位的，像鲁国的文公、成公那样，大概是礼制的末流失传了吧！

三年丧期结束，然后践履天子之位，这是舜和禹的做法。练祭而〇，〇而后即位，这是殷代的做法。过了年的正月即位，这是周代的做法。世道变迁愈是向下，在灵柩前即位，就成了后代的通行礼制了。

○ 西伯攻克黎国 想要凭借关中地区兼并天下的人，必定先要得到河东地区。秦国夺取三晋而后灭掉燕、齐，苻氏夺取晋阳而后灭掉燕，宇文氏夺取晋阳而后灭掉齐。所以西伯攻克黎国，殷人就恐惧了。

○ 少师 古代的官职有职责不同而名称相同的，“太师”、“少师”就是如此。比干担任少师，是《周官》所说的“三孤”；《论语》中的少师阳，则是乐官的副手，而《周礼》称他为“小师”。所以《史记》记载纣王将要灭亡时，他的太师疵、少师强抱着乐器逃奔周朝，而后儒的传闻误以为是微子。

○ 殷纣之所以灭亡 自古以来，国家太平日子久了，法制废弛，而上面的政令不能推行到下面，没有不灭亡的。纣王因为不仁而灭亡，天下人都知道。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纣王作为君主，沉溺于酒色，而逞一时之威，以至于剖开孕妇、砍断胫骨，大概相当于齐文宣帝那样。商朝的衰败已经很久了，一变而《盘庚》之书出现，那么卿大夫就不听从君主的命令；再变而有《微子》之书出现，那么小民就不畏惧国法；到了“掠夺神庙的牺牲，用来容纳自己，将要吃的时候没有灾祸”的地步，可以说是民众玩弄上级，而威刑不能树立了。即使是中等资质的君主来守成，尚且不能保全，何况是像纣王这样狂酗昏虐，又有祖伊奔告而不省察呢？齐文宣帝的恶行未必少于纣王，而齐国因此强盛；高纬的恶行未必超过文宣帝，而齐国因此灭亡：这是因为文宣帝继承了神武帝的余威，纲纪大致建立，又有杨〇等人作为辅佐，君主在上昏庸而政事在下清明；到了高纬时国法荡然无存，所以宇文氏得以夺取它。那么论述纣王的灭亡、武王的兴起，而说以极致的仁义讨伐极致的不仁，是片面的言辞，不能算是穷究源流的论断。○ 武王伐纣 武王讨伐商朝，杀了纣王而立他的儿子武庚，宗庙没有毁坏，社稷没有迁移，当时殷朝并没有灭亡。与往日不同的，只是不朝见诸侯，不拥有天下罢了。所以《书序》说：“三监及淮夷叛乱，周公辅佐成王，将要废黜殷朝，作《大诰》。”又说：“成王已经废黜了殷朝的命数，杀了武庚。”这就是说，殷朝失去天下，是在纣王自焚之时；而失去国家，是在武庚被杀之时。大概武庚保存殷朝，还有十多年，如果武庚不背叛，那么殷朝就不会被废黜了。

武王攻克商朝，天下大定，分封土地奠定国家。却不将原来的都城分封给周朝的臣子，而仍然将武庚封在那里，降为侯国，而还能守护先人的故土。武王没有富有天下的野心，也不以叛逆之事怀疑他的子孙，这与后世篡弑其君的人不同，在这里可以看到了。于是武庚既已背叛，就命令微子启代替殷朝，而一定要在宋国，说是大火的祭祀，商人沿袭，不迁移他们的土地。由此可知古代圣王征讨诛伐，夺取天下而不夺取其国，诛杀其君，慰问其民，而保存先世的宗祀罢了。武王难道不知道商朝的臣民，那些不愿意为周朝效力的，都是故都之人，公族、世家聚集的地方，流风善政存在的地方，一旦有不安定，容易动摇，而一定要将遗胤封在那里。大概是不以叛逆之事怀疑其子孙，而明确告诉万世，夺取天下的人，没有灭国的道义。所以宋公朝见周朝，就称“臣”；周人对待他，就称“客”。从天下来说，则是侯服于周；从其国人来说，则是以商朝的臣子侍奉商朝的君主，与起初没有变化。平王以下；距离微子的时代远了，却说“孝惠取于商”，说“上天抛弃商朝很久了”，说“利于伐姜，不利于商”，我由此知道宋国得以成为商朝的后继。大概自从武庚被诛而宋国复封，于是商人清楚地知道武王、周公的心意，而君臣上下各安其位，不再有恐惧怨恨不平之意。这与后世的人主一战夺取别人的国家，而毁坏其宗庙，迁移其重器的人不同了。

有人说：将殷朝的顽民迁移到雒邑是怎么回事？回答说：将“顽民”解释为商俗靡靡之民，是先儒解释错误了。大概古代先王用兵，不杀戮而等待别人，是仁爱的。东征的战役，被诛杀的是事奉君主的一人，即武庚而已；谋划主使的一人，即管叔而已。在此之下被囚禁的，在此

译在此之后，将这些人迁往下方。而所谓“顽民”，都是背叛作乱的党徒。如果没有连坐并诛的法律，又没有办法让他们重新居住在殷都，所以不得不将他们迁徙，并推究他们的本心。不忍心将他们抛弃到四方边远之地，所以安置在雒邑；又不忍心直斥他们背叛，所以只称他们为“殷顽民”。那些参与叛乱而被迁徙的人，大体上都是商朝的世袭重臣和大族；而那些没有参与叛乱而留在殷地的，就像祝佗所说的“分给康叔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〇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并非把整个国家的人都迁徙了。有人问：凭什么知道他们是叛乱的党徒呢？回答说：从召公所说的“仇民”可以知道，如果不背叛，怎么会称他们为仇敌呢？他们不是普通的百姓，古代圣明的君王不会与整个国家的人结为仇敌。

译上古以来，没有杀害君主的事情。商汤对待夏桀，只是将他流放罢了。如果商纣王不自焚而死，周武王未必不采用商汤对待夏桀的方式来对待商纣王；商纣王自焚而死，这是周武王的不幸。当时八百诸侯，虽然都有铲除暴虐的志向，但是一听说他们的君主被杀，天下的人就会惊恐疑惑、震惊害怕，不能不将过错归咎于周武王，这就是伯夷斥责周武王暴虐的原因。等到周武王反过来施行商朝的政治，封立殷商的后人，而不贪图其土地，天下于是知道周武王的用兵是不得已的，然后才安心于商纣王的灭亡，而不认为是周朝军队的过错，所以《箕子之歌》怨恨商纣王这个狡诈的孩童，已经没有其他的怨恨了。这并不是因为伯夷亲近而箕子疏远，也不是因为周武王起初暴虐而最终仁德，而是因为时势不同。

《尚书·多士》篇记载：“在三月，周公初次来到新建的洛邑，用来告诫商朝的士人。说：‘不是我小国，敢于夺取殷商的国运。’”亡国之民而称他们为“商王的士人”，新朝的主君而自称“我小国”，以天下为公，而不抹杀他们旧日的名分，殷商的人因此内心喜悦而真诚信服。“卜得传世三十，卜得享国七百”，其基业由此奠定。

《泰誓》说商朝的恩德恩泽深厚。每一寸土地没有不是它所有的，每一个百姓没有不是它的臣民。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却说：“独夫受，大肆作威作福，是你世代的仇敌。”又说：“所以我小子，率领你们众将士，灭绝歼灭你的仇敌。”竟然可以这样吗？商纣王的不好，也只限于他自身，甚至连同他的祖先一起视为仇敌，难道《泰誓》的文字不是出自魏晋时期人的伪撰吗？

“我的梦境与我的占卜相合，降临了美好的吉祥，征伐商朝必定成功。”讨伐君主的大事，却寄托于梦境，谁会相信呢？大概就是《吕氏春秋》记载伯夷、叔齐的话，说周武王宣扬梦境来取悦众人的意思。

《孟子》引用《尚书》：“王说：‘不要害怕，我是来安抚你们的，不是来敌视百姓的。百姓恐惧战栗，像角折断一样叩头。’”现在改为：“没有谁不害怕，安抚执掌并非敌视，百姓恐惧战栗，像角折断一样叩头。”后来的儒者虽然曲意解释，但无法讲通。

“百姓有过，责任在我一人。”凡是百姓没有安定的食物，不顺应天性，不遵循常法，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现在我应当顺应民心，来诛杀无道之人。蔡氏认为百姓都有责任于我，似乎过于迂曲。

《武成》篇：“周王从周地步行出发，去征伐商朝。”《召诰》篇：“周王从周地步行出发，到达丰地。”《毕命》篇：“周王从宗周步行出发，到达丰地。”不敢乘车而步行出城门，恭敬到了极点。后来的君主骄横放纵、懒惰安逸，于是有乘车在国都内行走，坐着接见群臣的，这不是先王的制度了。

《吕氏春秋》：“出门就乘车，进门就坐辇，务求自己安逸，这叫做招致倾覆的祸机。”宋代吕大防说：“前代君主在宫禁之中也乘车坐辇，祖宗都从内庭步行，出来御临前殿，这是勤勉自身的法则。”

《太祖实录》：“吴元年，皇上因为诸子年长，应该习惯勤劳，使他们不骄不惰，命令内侍制作麻鞋和行滕。每次出城稍远，就骑马走两段路，步行走一段路。”到了崇祯帝，也曾亲自去南郊祈祷。唉！皇祖的训诫深远啊。

《中庸》说：“周武王最后承受天命，周公成就了文王、武王的德行，追尊大王、王季为王。”《大传》说：“周武王在牧野之战，祭祀完毕后退兵，于是率领天下诸侯，手持豆笾，快速奔走，追尊大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为王。”两种说法不同。现在考察《武成》篇说：“丁未日，在周庙祭祀。”而他告祭于上帝和邦冢君，称“大王、王季”。金册祝文说：“像你们三位先王。”这说明周武王时已经追尊大王、王季为王，而《中庸》的话并不准确；《绵》这首诗上称“古公亶父”，下称“文王”，这说明古公未上尊号之前，文王已经称王，而《大传》的话也不准确。仁山金氏说：“周武王举兵的日子，已经称王了。所以祭祀上帝，行天子的礼仪，而称‘有道的曾孙周王发’，必定不是史官追记的文字。后来的儒者，因为忌讳圣人的事情而加以文饰，是不对的。然而文王的称王与大王、王季的称王自然不同时期，而追尊大王、王季必定不在周公即位之后。”

“彝伦”者，天地人的常道，如下面所说的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极都在其中，不只是《孟子》所说的“人伦”而已。能尽自己的本性，以至于能尽人的本性，尽物的本性，就可以赞助天地的化育，而彝伦就有序了。

古人求神的方法不止一种，所以卜、筮并用，但最终龟卜为主。《周礼·筮人》说：“凡是国家的大事，先筮而后卜。”注解说：“应当用卜的先筮之，就是事情有渐进的过程，在筮得凶兆就停止不卜。”然而《洪范》有“龟卜顺从而蓍筮违逆”的情况，就知道古人本来不拘泥于此。大卜掌管三兆的法度。其经兆的体例都有一百二十种，其颂辞都有一千二百种，所以《传》

译说：“筮占时间短，龟占时间长。”从汉代以后，汉文帝取代秦朝即位，仍然有“大横”这样的龟兆；《汉书·艺文志》中记载有《龟书》五十三卷，《夏龟》二十六巻，《南龟书》二十八卷，《巨龟》三十六条，《杂龟》十六卷，此后就再没有听闻相关记载了。唐代的李华于是提出了废除龟卜的论点。

译○周公住在东方，因为成王年少，国家人心疑虑，周公又出居在外，而上下安宁，没有心腹之患，这是太公望和召公奭两位公卿的力量。武王誓师大众时说：“我有十个能治理国家的臣子，同心同德”，在这里就体现了。《荀子》说：“太公望和召公奭仁爱智慧，而且不被蒙蔽，所以能支持周公，使得名声、利益、福禄与周公相等。”

○《微子之命》微子对于周朝，大概是接受了封国而没有接受爵位。接受封国是为了保存先王的祭祀，不接受爵位是为了显示不臣服于周的节操，所以终身被称为“微子”。微子去世后，立他的弟弟衍，这就是微仲。衍继承他的哥哥，是继承宋国而不是继承微子的爵位。而称他为微仲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还有微子那样的心。到了衍的儿子稽就远了，这时才开始称“宋公”。唉！我从《洪范》一书中说“十有三祀”，《微子之命》用他旧的爵位来命名篇章，就知道武王、周公的仁德，不剥夺别人所坚守的东西。后来的经学之士不知道这个意义，所以抱着旧器物的臣子、倒戈的士兵在天下接连出现。

○《酒诰》酒是天降下的恩命，也是天降下的威严。纣王因为酗酒而灭亡，文王因为不崇尚酒而兴起。兴亡的关键，其根源都在于酒，那么用来保全天命而畏惧天威的，后人不可不谨慎了。

○《召诰》古时候吉利的行程，每天五十里。所以召公营建洛邑，乙未日，从周出发；戊申日，早晨到达洛邑，总共十四天，军队行进每天三十里。所以武王讨伐纣王，癸巳日，从周出发；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总共二十五天。《汉书》认为是三十一天，是错误的。

○元子《微子之命》把微子称为殷王的元子。《召诰》又把纣王称为元子，说：“皇天上帝，改变了他的元子，这就是大国殷的命。”又说：“有王虽然小，是元子啊！”人君被称为天子，所以仁爱的人侍奉天就像侍奉亲人一样。

○其稽我古人之德傅说告诫高宗说：“学习古代的训诫，才有锋芒。”武王告诫康叔：既敬重你的文考，又去探求殷朝先哲王的德行，又去探求商朝成人的德行，又另外去探求古代先哲王的德行。太保告诫成王，先以“考察古人的德行”开始，然后以“考察谋略来自上天”推进。等到成王作《周官》，也说：“学习古代的道理然后入官”，说“不学习就像面对墙壁”。孔子说：“传述而不创作，相信并喜爱古代。”又说：“喜爱古代勤勉地探求它。”又说：“君子通过多识前言往行，来积蓄他的德行。”先圣后圣，他们的准则是一样的。不学习古代而想要考察上天，难道不是不耕种而求收获吗！

○节性“降衷于下民，若有恒常的性”，这是性善说的来源。“节制本性，只有每天进步”，这是性相近说的来源。“和乐平易的君子，使你的本性更加充实，像先公酋长一样。”有命，也有性。君子不把它仅仅归结为命。

○汝其敬识百辟享人君坐在明堂而临视九州，不但要察知群心的向背，也应当知道四方国家的忠奸。所以嘉禾同颖，是美侯服宣扬风化；进贡獒犬，是戎明王谨慎德行，这就是所谓的“敬识百辟享”。从前唐明皇达到治理清明时，接受张相千秋的镜，听元生《一歌》，也能以直言进谏为珠玑，以仁贤为器物币帛。等到王心一旦放纵，谄媚阿谀日益盛行，开凿广运水潭，招致江南的货物，广陵铜器、京口绫衫，锦缆牙樯，绵延数里；靓妆鲜服，应和者百人。没过多久就陷入享受之中了。《易经》说：“公在天子那里享祭，小人不能胜任。”像明皇这样的人，难道不是享受多仪而百姓说不享受的人吗！

○惟尔王家我适朝觐的人不去殷而去了周，诉讼的人不去殷而去了周，于是周成为天子，而殷成为侯服。这就是所谓的“惟尔王家我适”。

○王来自奄《多方之诰》说：“惟五月丁亥，王从奄回来。”而《多士》说：王说：“从前我从奄回来。”所以《多方》应当在《多士》之前，后人颠倒了它们的篇第罢了。奄背叛周，是武庚被诛杀后害怕，于是与淮夷、徐戎一起兴起，而周公东征，才到了三年。攻克之后，成王践奄，大概是进行巡狩之事，《书序》“成王已经践奄，将要迁移他的君主到蒲姑”就是说的这个。孔安国《传》认为奄再次叛乱，是拘泥于篇章的先后而附会出来的说法。

○建官惟百成王作《周官》，说“唐、虞考察古代，建官只有百”；而“夏、商官数加倍”的，时代不远，其多寡为什么如此悬殊呢。况且天下的事务，一个职位的微小，至于委吏、乘田也不可缺少，而说二帝的时代就能用百官概括内外的事务，我不敢相信。考察传注，也只是认为因时制宜，而没有详述其实。我认为唐、虞的官不止于百，而咨询并任命的人有二十二个，其余九官的佐助，殳、伯与、朱虎、熊罴之类，以及侍御仆从，以至州十二师，外至四海，都建立五长，以名达于天子的不过百人而已，其他则是穆王命令所说的“慎重选择你的僚属”，而天子不亲自进行升降黜陟的。所以说：“尧、舜的智慧，而

译不遍及万物，是因为急于处理当前的要务。尧、舜的仁爱，并不遍及所有人，是因为急于亲近贤人。”夏、商时代，法令日益详尽，而君主的职权日益被臣下侵夺，由天子直接任命的官员越来越多，所以背离了古制。从《尚书·立政》篇来看，在朝廷内部直到亚旅，在朝廷外部直到表臣、百司，以及夷、微、卢、〇、三毫、坂尹等官职，又是虞、夏时代所没有的，由此就可以知道了。杜佑在《通典》中说：“汉朝初年，王侯封国的百官，都如同汉朝中央一样，只有丞相由天子任命，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员都由诸侯王自行设置。等到汉景帝为了惩戒吴、楚七国之乱，削减他们的制度，罢免了御史大夫以下的官职。到了汉武帝，又下诏凡是王侯封国中俸禄为二千石的官吏，不得擅自补任。各州郡的佐吏，从别驾、长史以下，都由刺史、太守自行补任，历代沿袭而不改变。到了北齐武平年间，后主政治败坏，多有奸佞幸臣，于是允许他们卖官鬻爵，分占州郡，下至乡官，大多由皇帝直接下达旨意，所以有由敕令任用州主簿、郡功曹的情况。从此以后，州郡征辟士人的权力逐渐转移到朝廷，因此地方官吏不能精干称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刘炫回答牛弘时认为，大小官员全都由吏部任命，这就是政务日益繁冗的原因。而沈既流的建议，是想让六品以下官员以及僚佐之类，允许州府自行征辟任用。后来的人看到《周礼》一书所设官职之多，职事之密，认为周朝之所以能达到大治就是如此；却不知道除了“安守你的职事，安守你的牧职，安守你的准则”之外，文王不敢越权过问其他。既然如此，那么周朝的制度虽然详尽，但其用意还是与唐、虞时代没有不同。追求治道的君主，怎么可以以天子的身份去干预吏部选拔官员的事务呢。

译○司空 司空，孔安国的传注说“主管国家的空地以安置居民”，未必正确。颜师古说：“空，是洞穴的意思。古人住在洞穴里，主管挖掘泥土做成洞穴供人居住。”《易传》说：“上古时代人们住在洞穴里，在野外生活。”《诗经》说：“古公亶父，烧制陶土加固洞穴，还没有建造房屋。”如今河东地区的人还有很多人住在洞穴里。洪水之后，没有人能比得上禹来安定百姓的居所，所以伯禹担任司空，位列九官之首。

○顾命 读《顾命》这一篇，看到周成王刚去世时，周康王和他的群臣都穿着吉服，没有哀痛的言辞。以召公、毕公这样的贤人，反而比不上子产、叔向，确实令人怀疑，反复阅读之后，知道其中存在脱落的简牍。而“狄设黼黻、缀衣”以下的内容，就应当归属于《康王之诰》。从这以上，记载的是成王临终遗命、驾崩的事；从这以下，记载的是第二年正月初一，康王即位，朝见诸侯的事。古代君主对于即位的礼仪非常重视，进入太庙即位，接受先王的命令，祭祀完毕后朝见群臣，群臣陈列币帛拜见，然后才正式成为君主。《春秋》对于鲁国的国君，即位就记载，不即位就不记载，大概是因为遭遇时局变故，而不举行这种礼仪，像庄公、闵公、僖公三位国君就是这样。康王处在太平盛世，作为继承皇位的君主，史官记录他的礼仪仪文、训诫告谕，作为一代的大法，这就是《尚书》之所以流传的原因。《礼记》说“丧期未满，不称君”，而现在书中说“王戴麻冕，穿黼裳”，这是逾年之后的君主；又说“周朝完成哭丧仪式后除服”，而现在说“诸侯走出庙门等候”，这是在除服之后。《传》说“天子七月下葬，天下诸侯都到达”，而现在“太保率领西方诸侯”，“毕公率领东方诸侯”，这是七月之后了。因为其中有脱落的简牍，后来的《尚书》注疏者都把它系在“过了七天，癸酉日”之下，所以产生了后世儒者的议论。却不思考刚驾崩七天之间，诸侯怎么能够都到达呢？有人说：改变吉服可以吗？回答说：这是周公制定的礼仪，以宗庙为重，不敢穿着凶服去接近神灵，解除三年的丧服，以尽片刻的敬意，这是礼义所在，而天子的守丧与士人百姓不同。《商书》中有记载：“在元年十二月乙丑日，伊尹祭祀先王，奉送嗣王恭敬地拜见祖先。”难道会穿着丧服进入太庙吗！

传位的时代，天下可以没有君主，所以尧去世三年丧期结束后，舜躲避尧的儿子到南河之南。传子的时代，天下不可以没有君主，所以“在元年十二月乙丑日，伊尹祭祀先王，送嗣王恭敬地拜见祖先”。

从“狄设黼黻、缀衣”以下，都是在朝廷上陈列的物品。设置四张席子，是为了朝见群臣，听取政事，供养国老，宴饮亲属，这些都是新天子应当做的事，而不是处理丧亡的说法。从“王戴麻冕，穿黼裳”以下，都是太庙中的事。从“王出来，在应门之内”以下，则是康王临朝的事。周朝末世，本来就有不等下葬就先拜见太庙的情况。《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日，周王在荣氏去世。五月庚辰日，拜见新王。六月丁巳日，安葬景王。”所说的“拜见新王”，是拜见王子猛于先王的太庙。不等一年就拜见王子猛，不等三个月就安葬景王，这是因为子朝争夺国位；然而不说“即位”，只说“拜见新王”而已。谁说成王、康王无事的时候实行这种变通的礼仪呢？《尚书》脱落的简牍很多。比如《武成》这一篇，蔡氏认为还有缺漏的文字。《洛诰》中“戊辰日，王在新邑”，那么王到达洛邑可知，两位公爵到达洛邑并详细记载了月日，而王却没有记载。金氏认为其中一定有缺漏的文字，大概是伏生年老忘记了。那么《顾命》的脱简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宾牟贾说：“如果不是有司丢失了传承，那么武王的志向就荒废了。”我在《顾命》中敢于引用这句话，以断绝千年的争论。

○矫虔 《说文解字》：“矫，从矢，揉制箭杆。”所以有使用力量的意思。《汉书·孝武纪》注引用韦昭的话：“称诈为矫，强取为虔。”《国语·周语》注：“用欺诈手段执法叫矫。”

○罔中于信 以违背信义来破坏诅咒盟约，国家混乱没有政令，小民有冤情而不能申诉，有冤屈而得不到审理，于是不得不向神灵诉说，诅咒盟约的事就兴起了。苏公遭遇暴公的谗言，就“拿出这三样东西，来诅咒你”；屈原遭受子兰的谗言，就“告诉五帝以折中决断”；皋陶听讼公正，以至于里巷之人，也没有不是这样的，而鬼神的往来于人间者，也有的显灵，于是赏罚的权柄就转移到了冥冥之中，而愚昧的百姓畏惧王法常常不如畏惧鬼神的责罚。然而世间的君子还取用这些，来辅助王政的穷尽。今天所流传的地狱之说，感应之书，都是苗民诅咒盟约的残余习俗。“明明上天，鳏寡无盖”，那么王政在上施行，而人自然不再向神灵有所求。所以说：“有道之世，其鬼不灵。”所谓绝地天通，就是这样罢了。

○文侯之命 《竹书纪年》：幽王三年，宠幸褒姒。五年，王世子宜臼逃奔申国。八年，王立褒姒的儿子伯盘为

译太子。九年，申侯聘问西戎和曾阝。十年，周王军队讨伐申国。十一年，申人、曾阝人和犬戎攻入宗周，杀害了周王和王子伯盘。申侯、鲁侯、许国国君、卫国国君在申地拥立宜臼，虢公翰在携地拥立王子余臣，两位周王同时并存。平王元年，周王向东迁都到雒邑。晋侯会同卫侯、郑伯、秦伯，率领军队跟随周王进入成周。二十一年，晋文侯在携地杀死了王子余臣。那么，《文侯之命》这篇文献，是报答晋文侯拥立自己的功劳，并期望他取得杀死携王的成效。郑国公子兰跟随晋文公向东迁都时，请求不要参与围攻郑国，晋国人答应了他。如今平王既然已经在申地即位，从申地迁到雒邑，却又让周人替自己戍守申地，那么申侯的讨伐、幽王的被杀，不能说不是出于平王的意愿啊。当时的诸侯只知道嫡长子应当即位，而没有察觉他参与弑君是可以诛杀的。虢公拥立王子余臣，或许就是看到了这一点。自从晋文侯动用军队，废黜携王以消除威胁，平王的地位就确定了。后来的人只根据成败来评判，而不考察其中的缘故，于是说平王能够继承周文王、周武王的基业，而惋惜他抛弃了岐山、丰邑七百里之地，这难道是能够了解当时实情的人吗！孔子出生在两百年以后，大概有所不忍言说，所以在《尚书》中收录了《文侯之命》，在《诗经》中收录了《扬之水》这一篇，其中的意旨是很微妙的。《左传》说“平王东迁”，大概是周朝的臣子美化他的名称罢了，综合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凡是说“迁”的，是从那里到这里的说法，盘庚迁都到殷就是这样。幽王灭亡了宗庙社稷，以至于典章文物都荡然无存，镐京的土地已经被西戎占有。平王于是从申地向东退保到雒邑，天子的国家与诸侯没有区别，又有携王与他抗衡，两人同时作为君主长达二十年，他能够保存周朝的祭祀已经是侥幸了，还指望他中兴周室呢！○《秦誓》有《秦誓》，所以列《秦誓》；有秦国的诗歌，所以收录《秦诗》。这是述而不作。说孔子预先知道天下将统一于秦而保存这些文献，是轻视孔子，了解圣人吗。秦穆公的强盛，仅仅称霸西戎，未曾成为中原的盟主，不用说齐桓公、晋文公，就连楚灵王、吴夫差合纵诸侯、掌控天下权柄，秦穆公也不敢望其项背。春秋以后，秦国大概中衰。吴渊颍说：“秦国的兴起，始于孝公任用商鞅，完成于惠王夺取巴蜀，蚕食六国，吞并二周。”这是战国时期的秦国，不是春秋时期的秦国，距离孔子去世已经很久了，孔子哪里知道周朝必定会被秦国吞并呢！至于所说的“后世男子，自称秦始皇，进入我的房间，颠倒我的衣裳，到沙丘而死”这类话，接近于图澄、宝志一流的人，不能用来谈论孔子。《甘誓》，是天子的事情；《胤征》，是诸侯的事情。把它们都保存下来，表明诸侯的事情可以继承天子。《费誓》、《秦誓》的保存也是这个道理。

译○古文尚书 汉代《尚书》，今文与古文分为两类，而古文本身又分为两类。《汉书·艺文志》说：“《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共五十七篇。”颜师古说：“孔安国《书序》说：总共五十九篇，分为四十六卷。奉诏作《传》，引用《序》文分别冠于各篇之首，最初定为五十八篇。郑玄《序赞》说后来又丢失了一篇，所以是五十七篇。”又说：“经二十九卷，大夏侯、小夏侯两家，欧阳经三十二卷。”颜师古说：“这二十九卷，是伏生传授的。”这就是今文与古文分为两类。又说：“《古文尚书》，出自孔子壁中。汉武帝末年，鲁共王拆毁孔子住宅，想以此扩建他的宫殿，从而得到《古文尚书》以及《礼记》、《论语》、《孝经》等，共数十篇，都是古文字。鲁共王进入那住宅，听到鼓琴瑟、钟磬的声音，于是害怕，就停止不再拆毁。孔安国是孔子的后代，全部得到这些书，用来考订二十九篇，多出十六篇。安国献上这些书，遭遇巫蛊之祸，没有列入学官。刘向用中古文校勘欧阳、大夏侯、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缺失简牍一，《召诰》缺失简牍二。大抵每简二十五字的，缺失也是二十五字；每简二十二字的，缺失也是二十二字。文字不同的有七百多处，缺失的字数十个。”《儒林传》说：“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用今文字阅读它，因此兴起他的家学。逸《书》得到十余篇，大概《尚书》从此增多了。遭遇巫蛊之祸，没有立于学官。”安国担任谏大夫，传授给都尉朝，都尉朝传授给胶东庸生，庸生传授给清河胡常少子，又传授《左氏》。胡常传授给徐敖，又传授《毛诗》。传授给王璜、平陵涂恽字子真，子真传授给河南桑钦字君长。“王莽时期，各种学问都设立。刘歆担任国师，王璜、涂恽等都显贵。”又说：“世间所传百两篇的出自东莱张霸，分析合并二十九篇，成为数十篇。又采集《左氏传》、《书序》为之制作首尾，总共一百零二篇，每篇只有几简，文意浅陋。汉成帝时，寻求古文的人，张霸因为能作百两篇，被征召用中书校勘，发现不是真的。”这又是孔氏古文与张霸之书分为两类。《后汉书·儒林传》说：“孔僖，鲁国鲁人。自安国以下，世代传授《古文尚书》。”又说：“扶风杜林，传授《古文尚书》。杜林同郡的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作注解，由此《古文尚书》于是在世上显扬。”又说：“建初年间，诏令高才生学习《古文尚书》、《毛诗》、《谷粱》、《左氏〈春秋〉》，虽然没有设立学官，但都提拔高第者，担任讲郎，在近署供职。”然而孔僖所受的安国之学，竟然没有流传，而杜林、贾逵、马融、郑郑玄则不见安国的传授，却为之作训、作传、作注解，那么孔、郑之学又应当分为两类，而且无可考据了。《刘陶传》说：“刘陶通晓《尚书》、《春秋》，为之作训诂，推究三家《尚书》及古文，校正文字三百多事，名叫《中文尚书》。”汉末战乱，没有流传。如果马融注《古文尚书》十卷、郑郑玄注《古文尚书》九卷则见于《旧书·艺文志》。开元之时，还有其书，而没有曾经亡失。按陆氏《释文》说马、郑所注二十九篇，那么也不过是伏生所传的二十八篇，而《泰誓》另外从民间得到，合并为二十九篇，而且不是现在的《泰誓》。那所谓多出十六篇的，不在其中。《书·经籍志》说：马融、郑郑玄所传，只有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不是孔子旧书，其余完全无所师说。晋代秘府所存的，有《古文尚书》经文，现在没有流传的。等到永嘉之乱，欧阳、大夏侯、小夏侯《尚书》都亡失。到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才得到安国之传，增多二十五篇，以符合伏生的二十八篇，而去掉伪《泰誓》，又将《舜典》、《益稷》、《盘》中下、《康王之诰》各自分为一篇，就成为现在的五十八篇了。其《舜典》亡失残缺，取王肃本“慎徽以下”的传续之。齐明帝建武四年，有个叫姚方兴的人，在大航头得到本子，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献给朝廷，议论都认为是假的。等到江陵动荡，其文北入中原，学者认为奇异，刘炫于是将其列入诸本第。然而现在的《尚书》，其今文、古文都有，三十三篇固然杂取伏生、安国之文，而二十五篇出于梅赜，《舜典》二十八字出于姚方兴，又合并为一。《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在今天更加验证了。

私下怀疑古时有《尧典》没有《舜典》，有《夏书》没有《虞书》，而《尧典》也是《夏书》。《孟子》引用“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称之为《尧典》，那么

译将《序》中关于《舜典》的部分单独列为一篇，这是错误的。《左传·庄公八年》引用“皋陶迈种德”，《僖公二十四年引用“地平天成”，《僖公二十七年》引用“赋纳以言”，《文公七年》引用“戒之用休”，《襄公五年》引用“成允成功”，《襄公二十一年》和《二十三年》两次引用“念兹在兹”，《襄公二十六年》引用“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哀公十六年》引用“允出兹在兹”，《哀公十八年》引用“官占惟先蔽志”，《国语》中周内史过引用“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与守邦？”而这些都被称为《夏书》，那么后世将其归为《虞书》就是多余的了。为什么呢？记载这本书的人必定出自夏朝的史官，虽然传说源自唐尧，但润色成文无疑有待于后人，所以篇首说“曰若稽古”，以“古”来称呼，明确表明这不是当时的记录。世道经历了三位圣人，事迹同属一家。用夏朝的臣子追记两位帝王的事迹，不称为《夏书》又是什么呢？正因为是用夏朝的臣子追记两位帝王的事迹，所以讲述尧的事迹可以见到舜的事迹，不像后世的史书，每位帝王立一本纪，然后才构成全书。

译帝说：“来，禹，你也畅言吧。”这是承接上文皋陶所陈述的话，是当时的言论。“王出在应门之内”，这是承接上文“诸侯出庙门等候”，是当时的事。《书序》将其分为两篇，是荒谬的。○《书序》的益都人孙宝侗（字仲愚）说：“《书序》是后人伪作，逸《书》的名称也多不合规范。至于像《左氏传·定公四年》祝佗告诉苌弘的话，说到鲁国时说：‘用《伯禽》的命令，而封于少皞的虚地。’说到卫国时说：‘用《康诰》的命令，而封于殷虚。’说到晋国时说：‘用《唐诰》的命令，而封于夏虚。’这就是《伯禽之命》、《康诰》，《周书》中的三篇，是孔子必定收录的。如今只有《康诰》存在，而另外两篇亡佚了。撰写《书序》的人，不知道它们的篇名，而不列在百篇之内，疏漏显然。这不仅《书序》可疑，连百篇的名称也不可信了。”他将“命以伯禽”解释为书名《伯禽之命》，尤为恰当，现在记录他的说法。《正义》说：“《尚书》遭受秦朝焚书而亡佚。汉初，不知道篇数。武帝时，有大常蓼侯孔臡，是孔安国的堂兄。他给孔安国的信中说：‘当时的人只听说《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认为确实如此，不知道它有百篇。’”现在考察传记引用《尚书》，并没有《书序》所亡佚的四十二篇的文字，那么这些篇名也不完全可以相信。

○丰熙伪《尚书》《五经》在秦火之后得以幸存，其中固然不能没有错误。学者不幸，生于两千多年之后，相信古书而对疑问保持阙疑，是本分。近世解说经书的人，没有比喜好奇异更有害的了，因为他们的说法与众不同而不能取信于人，于是舍弃本经的训诂，而到诸子百家的书中寻求；还觉得不够，就舍弃近代的文献，而到远古寻求；还不够，就舍弃中国的文献，而到四海之外寻求。像丰熙的古书《世本》，尤其奇怪。他说：“箕子朝鲜本。箕子封于朝鲜，传《尚书》古文，从《帝典》到《微子》为止。后来附加《洪范》一篇。”“徐市倭国本。徐市是秦朝博士，因为李斯坑杀儒生，托言入海求仙。把古书全部载到岛上，建立倭国，就是现在的日本。这两个国家所翻译的书，他的曾祖父河南布政使徐庆录得到，收藏在家里。”按宋代欧阳修《日本刀歌》：“徐福行时书未烧，《逸书》百篇今尚存。”大概当时已有这种说法，而叶梦得已经怀疑它。诗人寄托兴味的言辞，难道必定真有此事吗？日本向唐朝进贡，很久了。从唐朝到宋朝，历代求书的诏令都不能得到，而两千多年之后徐庆却得到了，得到之后又不献给朝廷而收藏在家里，为什么呢？至于说“箕子传《尚书》古文从《帝典》到《微子》”，那么不应该没有其他一篇逸书，而一一都同于伏生、孔安国所传的。他说“后来附加《洪范》一篇”，大概只是看到《左氏传》三次引用《洪范》，都称为《商书》。而不知道“王”是周人的称呼；“十有三”是周史的记载，不能算是商人的书。《禹贡》把“道山道水”移到“九州”之前，这是不知道古人先经后纬的道理。《五子之歌》“为人上者，奈何不恭”，因为不押韵而改为“可不敬乎”，说是根据鸿都石经。根据《正义》所说，蔡邕所书的石经《尚书》只有今文三十四篇，没有《五子之歌》，丰熙又为什么不考证而妄言呢！天子失官，学问在四方，如果真的有残编断简，可以补充经文而辅助圣道，本来是君子所追求的，而且唯恐得不到。如果对于经文没有益处，而只是制造奇异来迷惑人，那么对于学问来说，也可以称为异端了。我因此感叹以前的君子，遵守经文，即使是章句先后之间也不敢擅自更改，所以元行冲奉明皇的命令，用魏徵所注的《类礼》，撰写疏义，成书后上进，却被张说驳斥，说章句隔绝，违背旧本，最终不能立于学官。《礼记》是二戴所录，不是孔子所删，况且篇目的次序，本来没有深义，而魏徵所注又本于孙炎。以累代名儒的作品，加上诏旨，而不能改变经生的坚守，大概唐人对于经传就是这样严谨。所以啖助对于《春秋》，超越三家，多有独到见解，而史官还讥讽他不本所承，自用名学，说后生诡辩，是啖助所开启的。至于近代的人，他们读经粗疏，远不及前人，又没有先儒作为依据，而师心妄作，刊刻传记未已，进而议论圣经；更改章句未已，进而更改文字。这是陆游对宋人感到感慨的原因，而现在更加严重。徐防有言：“现在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循老师为非义，以己见为得理，轻侮道术，逐渐形成习俗，唉！这是学者应该深深警戒的。”像丰熙这类人，又不足论了。

译汉代东莱人张霸伪造了《尚书》一百零二篇，用中书官署的典籍进行核对，发现内容不符。张霸辩解说这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他父亲有个学生叫尉氏人樊并，皇帝下诏保留了对张霸的收捕令。后来樊并谋反，于是朝廷废黜了张霸所伪造的书。而伪《逸书·嘉禾篇》中有“周公捧着香酒，站在东阶上，登廷赞颂说：‘请王临朝执政’”这样的话，王莽便以此为依据，来称颂自己居摄称王的合法性。由此可知，迷惑世人、欺骗百姓，是犯上作乱的开端，《大学》中教导要在恶念萌发之前就加以禁止，这确实是首要的任务。

译●卷三十 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鼓钟》这首诗说：“以雅以南。”孔子说：“雅、颂各得其所。”那二南，豳地的《七月》，小雅中正的十六篇，大雅中正的十八篇，以及颂，都是入乐的诗歌。邶以下十二国的诗附在二南之后，称为风；《鸱鸮》以下六篇附在豳之后，也称为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附在小雅之后，《民劳》以下十三篇附在大雅之后，称为变雅：这些也都是入乐的诗歌。《乐记》记载：“子夏回答魏文侯说：‘郑国的音乐喜好泛滥，使人心志淫佚；宋国的音乐安于女色，使人心志沉溺；卫国的音乐急促繁数，使人心志烦乱；齐国的音乐傲慢邪僻，使人心志骄纵。这四种音乐，都沉溺于女色而有害于德行，因此祭祀时不使用它们。’”朱熹说：“二南是正风，是房中的音乐，也是乡间的音乐。二雅中的正雅，是朝廷的音乐。商、周的颂，是宗庙的音乐。至于变雅，则是周室衰微时，卿士所作，用来议论时政的得失。而邶、鄘以下，则是太师所陈列，用来观察民风的罢了，并非宗庙、宴享之所使用的。”但根据程大昌的辩驳，二南自称为南，而另外设立正风这一类别是不对的。

○四诗 周南、召南，是南，不是风。豳称为豳诗，也称为雅，也称为颂，而不是风。南、豳、雅、颂为四诗，列国之风附在其中，这是《诗经》原本的顺序。

○孔子删诗 孔子删诗，是为了保存列国的风，其中有善的也有不善的，一并保存下来。就像古代的太师陈列诗歌，用来观察民风；而季札聆听诗歌，用来知道国家的兴衰。正因为善与不善两者并陈，所以可以观察，可以聆听。时代不是二帝时期，也不是上古，本来就不能使四方的风俗只有贞正而没有淫邪，只有治平而没有混乱。文王的教化施及南国，但北鄙杀伐之声，文王也不能教化。假使那些诗歌尚存，而进入孔子的删选，必定会保存南音以联系文王的风化，保存北音以联系纣王的风化，而不会容许抹去其中任何一方面。因此《桑中》这篇，《溱洧》这篇，孔子没有删去，是为了记录淫邪的风俗。《叔于田》是赞誉郑国大夫段的言辞，《扬之水》、《椒聊》是追随郑国大夫沃的言语，孔子没有删去，是为了彰显动乱的根源。淫奔的诗歌记录下来，不止一篇，是为了记录其风俗的严重。一国都淫邪，而其中有不变节的人，就赶快记录他，《将仲子》是畏惧人言，《女曰鸡鸣》是互相警示以勤勉生活，《出其东门》是不羡慕美色，《衡门》是不愿向外追求，选取其言辞，比对其音律，去掉那些烦杂且泛滥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删。后来的拘泥之儒不通晓旨意，竟然说淫奔的作品，不应当录入圣人的经典。这有什么不同于唐太子李弘说商臣弑君，不应当记载在《春秋》的史册中呢？真德秀的《文章正宗》，他所选的诗一扫千古的陋习，归于正旨。然而弊病在于他以理为宗，不能得到诗人的情趣。况且如《古诗十九首》，虽然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而汉代的民风大致具备于此。现在用真德秀所删减的来读，“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与《诗经·唐风·山有枢》中的“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有什么不同？大概也有邶诗“雄雉于飞”的意思：“牵牛织女”的意境仿照《大东》，“兔丝女萝”的情态同于《车辖》。十九首中没有很大的优劣，一定要以排斥淫邪、端正风俗的宗旨严格地绳削，虽然矫正了昭明太子的偏颇，恐怕失去了国风的意义。六代的浮华，固然应当删落，使得徐陵、庾信不能成为人，陈、隋不能成为朝代，岂不是太过分了？难道不是执着于理的过错吗！

○何彼秾矣 《山堂考索》记载林氏说：“二南的诗虽然大体上是美诗，也有刺诗，不单单是西周的诗，东周也参与其中，根据《何彼秾矣》这首诗就可以知道了。它说‘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考查《春秋·庄公元年》记载王姬归于齐，这是桓王的女儿平王下嫁于齐襄公，不是平王的孙子、齐侯的儿子又是什么？解说的人一定要认为是西周的诗，当时没有平王，于是把‘平’解释为平正的王，‘齐’解释为齐一的侯，与书中说的‘宁王’同义，这是荒谬的。根据诗人想要说某人的子孙，就必定直说，如称卫庄姜，就说‘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妯’。赞美韩侯娶妻，就说‘汾王之甥，蹶父之子’。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况且这首诗，是刺诗，因为王姬徒有容貌的盛美，而没有肃敬的德行，怎么能使人感化呢？所以说‘何彼秾矣，唐棣之华。曷不肃雍，王姬之车’。诗人好像是说，她的容貌固然像唐棣花了，但王姬的车马为什么不肃敬呢？这是讥讽她。”按此说桓王的女儿、平王的孙子是对的，它说是刺诗，在义理上未为允当。大概诗自邶、鄘直到桧、曹，都是太师所陈列的。其中有美有刺，如果二南的诗则用来作为燕乐，用来作为乡乐，用来作为射乐，用来作为房中乐，而《鼓钟》的卒章所谓“以雅以南”，《春秋传》所谓

译《诗经》中所谓“胥鼓南”的篇章，怎么会有讽刺之意呢？这必定是东周之后的作品，其诗歌可以保留《周南》《召南》的遗音，所以圣人将它附列在篇末。况且自从周平王东迁之后，周朝的德政就一天比一天衰微了。征收麦禾的赋税，葛地的战争，几乎无法再号令兄弟诸侯国。况且在周庄王时期，鲁、卫、晋、郑等国日益多事，于是王姬下嫁，以便在强大的齐国树立外援，追寻盟府中坠落的誓言，延续婚姻往来的旧好。况且她下嫁之时，还能遵循周朝的旧典，容貌的盛美、礼节的完备都有可取之处。圣人怎么会不收录它，以显示在东方振兴周道的心意呢？大概东周以后能附列在《二南》中的诗，只有这一篇而已。后来的儒者却对此产生怀疑，因而发出种种纷杂的议论，这哪里知道圣人的心意呢？有人问：诗中只称赞她的容貌，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古代妇女有四种德行，容貌是其中之一。称赞她的容貌，那么她的德行也就可知了。所以《硕人》这首诗赞美齐桓公的夫人，以至于极尽形容之能事。而《野麇》中关于贞洁的描写也说：“有女如玉。”即使是唐代人为妃主撰写碑文，也多有许多赞誉其姿色的内容。哪里像宋代以后的人，把这件事当作忌讳，而不加称道呢？夫妇是人伦的根本，婚姻是王道的重大事务，下嫁于齐国，这是甥舅之国，太公的后代，是先王用周礼治理诸侯的根本。这首诗得以附列在《南》中，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东周以后的事情就没有值得称道的了，而民间的讽刺歌谣就全都归属于《王风》了。况且《二南》与民间风俗的来源本就不同，周宣王时期并非没有《雅》诗，那么平王以后难道就完全没有《南》诗吗？或许这首诗原本就附列在《南》中，而孔子没有删去它，这也与前面的说法没有不同。《何彼秾矣》因为庄王的事情而附列在《召南》，这与《文侯之命》因为平王的事情而附列在《尚书》中是一样的。

译○邶鄘卫 邶、鄘、卫本是三监之地，自从康叔受封不久，就统归于卫国了。采诗的人仍然保留旧有的名称，称之为邶、鄘、卫。

邶鄘卫，是总称。不应当把某篇分为邶，某篇分为鄘，某篇分为卫。分为三部分的，是汉代儒者的错误。因为这首诗的篇目特别多，所以分为三个名称，各自冠于篇首，这并不是孔子的旧制。考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在鲁国观赏音乐，为他歌唱邶鄘卫，说：‘美好啊，深邃啊！忧愁而不困顿。我听说卫康叔、武公的德行就是这样，这是卫国的风吧？’”而《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的话引用《卫诗》说：“威仪庄重，”并不说邶鄘卫，专称的话就说卫，这是一回事。就像说殷商，说荆楚一样。大概西周的时候，本来有邶鄘的诗，等到周幽王亡国而散失了，但乐官的职守仍然不敢废除它们的名称吧？然而名称虽然沿袭旧称，辞章却是现在的了。

邶、鄘灭亡已经很久了，所以乐官只有它们的名称。而三国风气相同，无非都是卫人的作品。桧国灭亡不久，而诗尚存，所以区别于郑国，各自成为风。《匪风》这一篇，大概是西周尚未灭亡时的作品吧？邶、鄘、卫，是三个国家，不是三监。殷商的时候，邦畿方圆千里，周朝则将其分为三个国家，现在它们相距不过百余里，如《地理志》所说，在百里之间设立这三个监，又合并武庚为一个监，都是不对的。宋人陈傅良认为从荆山以南，由蔡叔监管，管叔监管河南，霍叔监管河北。蔡，是原来的蔡国。管则是管城。霍就是所谓的霍太山。那地方绵延广阔，不能说是邶、鄘、卫。○黎许二国 许国没有风诗，而《载驰》这首诗收录在鄘。黎国没有风诗，而《式微》、《旄丘》这两首诗收录在邶。圣人阐明幽微的旨意，有复兴灭亡国家的心意。

○诸姑伯姊 《泉水》这首诗，其中说“诸姬”，就像《硕人》中的“庶姜”。古代作为媵妾而来，成为侄娣的，必定都是同姓的国家。她们年龄的长幼，按照昭穆排序，就不可知道了，所以有诸姑伯姊的称呼，就像《礼记》中说的伯父、伯兄一样。贵为小君，却能谦逊地把自己置于众妾之下，这就是所说的“她的衣袖不如她的妹妹”的人了。

○王事 “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凡是与大国交往，朝聘会盟征伐的事情，称为王事。本国的事情，称为政事。

○朝〇齐于西 “朝〇齐于西，崇朝其雨。”朱熹引用《周礼》十晖注，认为〇齐是虹，这是对的。说不到一个早晨雨就停了，则未必如此。谚语说：“东虹晴，西虹雨。”大概虹霓杂乱交错，无论雨晴，都不是天地间的正气。楚襄王登上云梦之台，眺望高唐之观，所说的就是朝云。

○王 邶、鄘、卫、王，是列国的名称，大概始于成康之世吧？只有周王安抚万邦，巡视侯甸，而乐官陈诗以观察民风。那些采自商朝故都的，就归属于邶、鄘、卫；那些采自东都的，就归属于王；那些采自列国的，就各自归属于其国。到了骊山之祸，先王的诗大多已经缺失散佚，而孔子所收录的都是平王以后的诗，这就是变风得名的原因。诗虽然变了，但乐官的本名则不敢改变，这就是十二国之所以仍然保留旧名的原因。先儒认为王的名称不应当与列国并列，而解释说：“把《黍离》列于国风，把王的德行与邦君看齐。

自从幽王以上，乐官所陈的诗就亡失了。春秋时，君卿大夫赋诗没有涉及它的，这是孔子所看不到的，因此诗没有正风。

二南也，豳也，小雅大雅也，都是西周的诗，到幽王为止。其余十二国风，则是东周的诗。王者的踪迹熄灭而诗亡，西周的诗亡了，诗亡而列国的史迹不可得见，于是晋国的《乘》、楚国的《〇杌》、鲁国的《春秋》出现了，这就是所说的诗亡然后《春秋》作。周颂，是西周的诗。鲁颂，是东周的诗。成康之世，鲁国难道没有诗吗？而现在踪迹已经亡失了。所以说诗亡，是列国的诗亡了。那些作于天子之邦的，以雅以南，以豳以颂，本来就没有亡失。

○日之夕矣 “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面。”这是君子应当归家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还不回来，怎么能不思念呢？

“君子应当在天黑时入内休息，日之夕矣而不来，那么他的妻子就思念他了。早上出门晚上回来，那么他的母亲就盼望他了。”夜晚住在外边，那么他的朋友就慰问他了。“从文字上看”日夕为退“。所以酒樽中没有占卜夜饮的宾客，街路上有禁止夜行的禁令。所以说：‘见星而行的人，只有罪人和奔父母之丧的人吧？’至于酒德衰败而沉溺长夜，官邪兴起而昏夜乞求哀怜，天地之气乖戾而晦明之节混乱了。○大车 “岂不尔思，畏子不敢”，百姓苟且免祸而没有羞耻之心。“虽速我讼，亦不女从”，有羞耻之心并且归正。

○郑 从邶到曹，都是周初乐官这次序。

译邶、鄘、卫，是殷商的旧都。其次排列的是王城，那是周朝的东都。怎么知道这是周初的次序呢？邶、鄘，晋国称为唐，都是西周的旧地。只有郑国是周宣王所分封，中兴之后才在太师那里确立其名。而郑国排在诸侯国之首，是因为郑国也在王畿之内，所以排在王城之后。桓公时期，郑国的诗歌已经失传，所以以《缁衣》为首篇。

译○ 楚、吴等国没有诗歌。吴、楚没有诗歌，是因为它们僭越称王而被删去吗？不是的，是太师原本就没有采集。楚国的先祖熊绎开辟疆土于荆山，驾着柴车，穿着破衣，在荒野草莽中居住，只有桃木做的弓和棘枝做的箭，用来供给王事，而周王室没有分赐礼器。在岐阳的盟会上，楚国被视为荆蛮，只安排他们设置茅草束，设立望表，与鲜牟一起看守燎祭之火，而不参与盟誓。这也是没有诗歌可以采集的原因。何况吴国自寿梦以前，还未与中原各国相通呢？滕、薛没有诗歌，是因为它们地位卑微。至于虢、郐都被郑国灭亡，而只有虢没有诗歌；陈、蔡都列名于《春秋》的会盟，而只有蔡没有诗歌，这是主管官员失传的缘故。

○ 从周南到豳风，统称为国风。这是前代儒者的错误，程泰之已经详细辨析过了。豳风不属于国风，周代的诸侯国中没有豳国。这不是太师采集的，而是周公追念王业的开端，创作了《七月》这首诗，兼具雅、颂的声调，用于祈祷和报谢的仪式。《周礼·籥章》说：“迎暑气、迎寒气，就吹奏豳风；向田祖祈求丰年，就吹奏豳雅；祭祀蜡神，就吹奏豳颂。”雪山王氏说：“这一首诗有三种用途。”《鸱鸮》以下的诗篇，或者是周公所作，或者是为周公而作，就附在豳风后面。虽然不配合音乐演奏，但与二南同属于周朝盛世时的诗歌，不是东周以后列国的国风，所以没有其他可以依附的地方。

○ “言私其豵”。“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先公后私。“言私其豵，献豜于公”，是先私后公。自从天下成为一家之天下，各自亲近自己的亲人，各自爱护自己的子女，人有所私，本来就是情理上无法避免的。所以先王不禁止它；不仅不禁止，还从而体恤它。建立国家，亲近诸侯，分封土地，赐予姓氏，划分井田，分配田地，集合天下的私利来成就天下的公利，这就是王政的原因。至于对官员的训诫则说要以公灭私，然而俸禄足以代替他们耕种，田地足以供给他们祭祀，使他们没有“无将母”的叹息，没有妻子的责备，这也是体恤他们私利的方法。这个道理长久以来就不明确了。世上的君子必定说：有公而无私，这是后代的美言，不是先王最正确的训诫。

○ “承筐是将”。“君子不亲货贿”，“束帛戋戋，实诸筐篚”，不仅是尽到装饰的道理，也是用来远离财货而培养羞耻心的。万历以后，士大夫交往多用白银，还封在书册之间，由守门人递进。现在则亲自呈递到座位上，直接从怀中取出，交接收取不假手他人，茶余饭后的话题无非是这东西，衣冠楚楚却成了装钱的口袋，朝廷班列中却有市井小民的容貌。至于拾到遗金而对管宁那样的人，倚着被囊而酬答温峤那样的人，竟然没有愧色，毫不关心，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先王制定筐篚的礼仪，难道不是防患于未然之前，而向人们展示远离财货的道理吗？用这种方法防范百姓，百姓还是轻视礼义而看重财货。

○ “罄无不宜”。“罄无不宜”，适宜于家庭，适宜于兄弟，适宜于子孙，适宜于百姓。“吉蠲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尝，于公先王”，得到万国的欢心，用来侍奉先王。

○ “民之质矣”。“民之质矣，日用饮食。”如果让机巧之心日益增长，奸诈虚伪随之兴起，上下尚且不能安定，神明又从哪里降下福佑呢？如果有兴起欺诈险恶的族群，那么高祖太皇就会降下不祥；如果有虚张声势、弄虚作假的百姓，那么继位的君王就无法长寿。因此，在有道的时代，百姓淳朴，工匠敦厚，商人朴实，女子贞静，上下都有美好的德行，以至于太平盛世的馨香感动了神明。那么祈求上天永保国命的实质，必定在于观察百姓。而由雕琢归于质朴，其道从何而来？必定要以厚养民生为根本。

群黎，是庶民。百姓，是百官。民之质矣，是兼指百官和庶民而言，就像说“人的本性是正直”一样。

○ “小人所腓”。“小人所腓。”古制一辆战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事人员十人，看守衣装五人，饲养马匹五人，砍柴打水五人。跟随战车行动，像脚上的腓骨一样。步兵和车兵互相依靠，长短兵器互相护卫，行进停止互相扶持，这就是节制之师的原因。鄢陵之战，郑国的原繁、高渠弥率领中军奉送国君，摆出鱼丽阵，先排偏师后排伍卒，伍卒填补车乘的空隙，步卒不跟随战车，遇到空缺就补充，这已经不同了。大卤之战，魏舒请求毁弃战车改为步兵行列，五辆战车改为三个伍队。摆出五个阵型相互隔离，两个伍队在前面，一个伍队在后面，专任右角，参任左角，偏任前拒。专门依靠步卒，以求快捷，但这也必须在山林险阻的地方，才可以使用。步兵不能对抗骑兵，于是赵武灵王颁布变服骑射的命令，后世沿袭下来。所以战胜敌人，越来越轻快迅捷，但是一旦失败就一败涂地，也无法自保，然后才知道车战的谋略深远。

整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车战的时候，没有斩首达到数万人的。车战废弃而首功兴起。先王用兵，只是使敌人服从罢了，不期望多杀人。杀人之中还有礼义，用这种方法毒害天下而百姓顺从，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宋代的沈括对神宗说：“车战的好处见于历代。然而古人所说的兵车，是轻车。五种驾驭方法曲折回旋，利于快捷迅速。现在民间的辎重车重大，一天走不到三十里，所以世人称为太平车，只适用于无事的时候罢了。”

译《变雅》中的《六月》、《采芑》、《车攻》，以及《吉日》，都是周宣王中兴时期的作品，为什么将它们归入变雅呢？《采芑》的传文说：“这是说周王室的强盛，车服的美观。”既然说它强盛美观，那就显得粗劣了。看《鹿鸣》以下的各篇，在君臣、兄弟、朋友之间，无不委婉恰当，而没有夸大的言辞。《大雅》中称颂文王、武王，都本着他们敬畏上天、勤勉爱民的意思，至于说到讨伐商朝的功绩盛大，也不过只说“会朝清明”就停止了。那么，宣王的诗作不是比前人更加铺张吗？一旦这种风气流传，周朝就灭亡了。唉，这就是太子晋之所以说“我先王厉王、宣王、幽王、平王招致天祸”的原因，本来不必等到《沔水》的担忧、《祈父》的讽刺之后才显现出来。

译○大原“薄伐严狁，至于大原”，毛亨、郑玄都没有详细考证其地点。认为就是今天太原阳曲县的说法，始于朱熹，但我不敢轻信。古代称为“大原”的地方很多，如果要确定这一处，必须先弄清泾阳在哪里，然后大原的位置才能明了。《汉书·地理志》记载：安定郡有泾阳县，开头山在它的西边，是《禹贡》中泾水的发源地。《后汉书·灵帝纪》记载：“段颎在泾阳击败先零羌。”注释说：“泾阳县属于安定郡，在原州境内。”《郡县志》记载：“原州平凉县，本是汉代泾阳县的辖地，现在县城以西四十里的泾阳故城就是那里。”那么，大原应该就是今天的平凉，后来北魏在此设立原州，也是沿用了古代大原的名称。推想周人抵御严狁，一定是在泾水、原州之间。如果说是晋阳的太原，位于黄河以东，距离周朝京城一千五百里，哪有敌人从西边来，军队却向东出击的道理呢？所以说“天子命令我在那朔方筑城”。而《国语》中“宣王在大原清点百姓”，也是因为那里靠近边境，为了防备戎狄，一定不会在晋国境内清点。又查《汉书》中贾捐之的话，“秦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大原”，于是天下崩乱反叛。这也是指平凉而不是晋阳。至于《尚书·禹贡》中“整治大原，直到岳阳”，《春秋》中“晋国荀吴率领军队在大原击败狄人”，以及子产回答叔向：“疏导汾水、洮水，堵塞大泽，以便在大原居住”，这些才是今天的晋阳。怎么能把晋国的大原当作周朝的大原呢？

我读《竹书纪年》，才知道周朝遭受戎狄祸患，大概始于周穆王征讨犬戎。六军向西进发，没有不臣服的，于是将戎人迁徙到太原。因为滥用武力而从事迁徙戎人的事，到达俞泉，缴获马匹千匹。这就是说，昔日被内迁的戎人，如今成为寇贼而被征讨。宣王时期，虽然号称中兴。三十三年，周王军队讨伐太原之戎，未能取胜。三十八年，讨伐条戎、奔戎，周王军队战败逃跑。三十九年，讨伐羌戎，在千亩交战，周王军队战败逃跑。四十年，在太原清点百姓。这与后来东汉西羌叛乱的大致情况相似。幽王六年，命令伯士率领军队讨伐六济之戎，周王军队战败逃跑。于是关中地区，戎人得以完整地占据其间，而陕东的申侯甚至与他们结盟并入侵，大概宣王时期，祸患如同汉安帝时期；幽王时期，祸患如同晋怀帝时期。戎狄造成的祸患并非一朝一夕之故，而三川地震、弧矢之谣都恰好发生在这个时候。那么，宣王的功绩估计也不过相当于唐代的宣宗，而周人赞美宣王，也就像鲁国人歌颂僖公一样，事迹平庸而文辞浮夸。书籍不能详尽表达言语，所以要通过论述其时代背景来理解，像毛公这样的人，难道不是独自看到了言语之外的真情吗？

○莠言自口莠言，就是污秽之言。就像郑国的伯有宴请赵孟，却吟诵《鹑奔》那样的诗一样。君子在官府任职，就谈论官职之事；在府库任职，就谈论府库之事；在朝廷任职，就谈论朝廷之事。轻慢侮弄的态度不施加于小人，戏谑放荡的言辞不施加于妃妾。自从世风尚通脱大方，人们安于轻慢，宋玉登墙偷看的见识，淳于髡灭烛取乐的欢愉，竟然告诉君王，流传于文字，忘记了那些污秽的言论，叙述为美谈。以至于“执女手”的话，出自临丧之时；“啮妃唇”的咏叹，宣扬于侍宴之余。于是摇头跳舞八风，连臂歌唱万岁，抛弃人伦，没有君子，国家的命运也就随之衰败了。臧孙纥在郰地拜见卫侯，退下来后告诉别人说：“卫侯恐怕不能回国了，他的话如同粪土。国家灭亡了还不改变，凭什么恢复国家？”用粪土比喻他的话，就如同《诗经》中的莠言一样。

○皇父王室正动荡不安，人心危惧。皇父作为执掌国政的大臣，却在向地营建城邑，于是那些掌管三件事务、积蓄丰厚的官员跟随他离开了，那些拥有车马的平民也跟随他离开了，大概他们也预知西戎已经逼近，王室即将倾覆。以郑桓公的贤能，尚且将妻儿寄养在虢国和郐国，那么当时的国势就可以知道了。然而不顾君臣大义而先自行离去，以此作为民望，皇父实在是首恶。从前晋国的王衍，见中原已经混乱，便劝说东海王司马越，让弟弟司马澄镇守荆州，族弟司马敦镇守青州，对他们说：“荆州有江汉的险固，青州有背靠大海的险要，你们二人在外，而我留在这里，足以形成三个窟穴了。”庸俗之人的心思，难道千年之后竟然如此吻合吗？

○握粟出卜古代钱币尚未广泛使用，《诗经》、《尚书》中都没有货币的文字记载，而问卜的人也使用粟米。汉初仍然如此。《史记·日者列传》记载：“如果占卜不准确，就不会被夺去祭神的粮食。”

○私人之子百僚是试孔颖达说：“私人，就是皂隶之类的人。”天下政治清明时，小德的人役使大德的人，小贤的人役使大贤的人。所以尊贵者有固定的尊位，卑贱者有等级的威严，以此来辨别上下而安定民心。周朝衰微时，政令靠贿赂达成，而官员的军队多得不胜其富。更严重的是，私人的子弟都能进身担任官职，而文武周公的法度就完全丧失了。《候人》诗中穿红绂带的是小官，曹国因此灭亡；不狩猎而悬挂皮衣，魏国因此削弱。卑贱者妨害尊贵者，小者凌驾大者，这是古人所说的六种逆乱，又不只是《但叔》中讥讽其年幼，《尹氏》中指责其才识浅陋而已。自古以来，国家的吏治混杂而多端，没有不走向危亡混乱的。举荐贤才，慎重对待名位器物，难道不是君主应当……

译这难道不是应当谨慎小心、自我约束的地方吗？

译○不醉反耻 “他们喝醉了不好，不喝醉反而被当作耻辱。”这就是一国人都疯狂，反而把不疯狂的人当作疯子。凭着箕子那样的忠诚，尚且不敢对纣王的过失直言，何况中等才能以下的人，能不责怪并效仿这种风气吗？“卿士们互相效法而不合乎法度”，这就是商朝灭亡的原因；“兰芷变了不再芬芳，荃蕙化成了茅草”，这就是楚国之所以拥有六千里土地却沦为仇敌奴役的原因。因此圣明的君主重视特立独行的人，而疏远苟且随同的人。在尚未危险时保卫国家，必定从这里开始。

○上天之载 “上天的运作，没有声音也没有气味。效法文王，成就邦国并建立诚信。”君子侍奉上天是怎样的呢？也就是“效法文王”罢了；他效法文王又是怎样的呢？做君主止于仁爱，做臣子止于恭敬，做儿子止于孝顺，做父亲止于慈爱，与国人交往止于诚信罢了。

○王欲玉女 《民劳》本是召穆公劝谏周王的言辞，却假托为周王的心意，用来告诫公卿百官，所以说：“王想要成全你们，因此大力劝谏。”这就像转嫁忧患给恤职官而呼喊祈父，劳役不均而怨恨大夫，所谓说话的人没有罪过，而听到的人足以引以为戒。难道这也是在监谤之时、疾威之日，不敢直接指斥而这样说吗？然而暴君的国家，没有治国的臣子。至于“我采纳你的计谋，你却吵闹不休”，那就不仅仅是周王刚愎拒谏了。

○夸毗 “上天正在震怒，不要做夸毗之人。”《释训》说：“夸毗，身体柔顺。”天下只有身体柔顺的人，常常足以给百姓带来忧患而招致天祸。夏侯湛曾说：“身居官位的人以善于保全自身为清静，以少交往为谨慎，以软弱决断为重，以怯懦不言为守信。”白居易曾说：“以沉默保位的人为明智，以柔顺安身的人为贤能，以直言危行的人为狂妄愚蠢，以中立守道的人为固执拘泥。所以朝廷缺少敢于直言的士人，朝堂鲜有承担罪责的臣子。从国家到家庭，逐渐形成习俗。所以父亲训诫儿子说：不要耿直正直而树立仇敌。兄长教导弟弟说：不要方正而招致悔恨。况且谨慎沉默积在心中，职事就在外面废弛。刚毅果断的心志屈服，畏惧忌讳因循的本性养成，反而认为尽职守正的人不通晓时宜，当官执法的人不通达事变。因此考核优劣的文书虽然书写却不真实，升降官员的制度虽然完备却不执行。”罗点曾说：“无所肯定也无所否定，就说得体；随世俗浮沉，就说有度量。众人都沉默，自己独自发言，就说沽名钓誉；众人都浑浊，自己独自清白，就说标新立异。”观察这三人的言论，对于末世的弊病可以说是恳切而详尽的了。至于谄媚日益炽盛，刚强克制消亡，朝堂多滔滔不绝的庸人，士人保全苟且容身的福分。如果沿袭他们的道路，不改变这种习俗，必将使一国的人都变成巧言令色、奸邪小人而后已。那么丧乱产生的根源，难道不是由于夸毗之辈吗？因此屈原痛恨楚国的士人，称他们“像油脂一样滑腻，像皮革一样柔软”，而孔子也说“我没有见过刚强的人”。

○流言以对 “强御多怼”，就是上一章所说的强御之臣。他们心中多有怨恨，却独自窥探君主的心思，深居禁中却喜欢打听外面的事，就借流言来中伤他人，就像二叔散布流言离间周公那样。没有根据的话，哪里没有呢？凭着斛律光是旧将而有百升明月的谣言；凭着裴度是元勋而有坦腹小儿的歌谣。所谓用流言来应对的就是这样，那么寇贼在内产生而怨诅在下兴起。

宛之难，进献胙肉的人无不诽谤令尹，这就是所谓“侯作侯祝”的情况。孔氏疏解《采苓》说：“谗言的兴起，是因为君主多次向小人询问小事。”能不谨慎吗！

○申伯 申伯，是周宣王的元舅。在周朝立下功劳，而吉甫作了《崧高》的颂歌。他的孙女做了周幽王的王后，无罪被废黜，申侯于是与犬戎攻杀周幽王，不久申国就被楚国所困扰，戍守申国的诗作于此。在周宣王时代，周朝兴盛而申国因此强大；在周平王时代，周朝衰微而申国因此弱小；到了周庄王时代，申国就成了楚国的县邑。两位舅舅对于周朝，功劳罪过不同，而他们之所以自取这样的结局。宋左师告诉华亥说：“你丧失了宗室，对别人有什么呢？别人对你又有什么呢？”读这两首诗的人，难道只是评论两位周王的得失吗！

○德〇如毛 “德〇如毛”，是说容易举起。所以说：“一旦克制自己回复到礼，天下就归向仁德了。”又说：“有谁能一天把力气用在仁德上吗？我没见过力气不够的。”

○韩城 《水经注》：“圣水流经方城县故城北，又向东南流经韩城东。《诗》：‘广大那韩城，燕师所修筑。周王赐给韩侯，其追其貊，尽受北国。’王肃说：‘现在汲郡方城县有韩侯城，世人称为寒号。’”不对。查《史记·燕世家》：“易水向东分为梁门。”现在顺天府固安县有方城村，就是汉代的方城县。《水经注》也说：“显水流经良乡县北界，经过梁山南，高梁水发源于此。”这就是所谓“奕奕梁山”的地方。旧说认为韩国在同州韩城县。曹氏说：“武王子最初封于韩，那时召襄公封于北燕，实际担任司空，周王命令用燕众修筑城池。”我怀疑同州距离燕国两千多里，

译随即任命召公担任司空，掌管国家土地，衡量地形的远近，兴办事务并征用民力，也应当在近甸地区征发百姓罢了，哪有役使二千里以外的人来筑城的道理呢。召伯经营申地，也说“依靠这些谢地之人”；齐桓公修筑邢城，也不过涉及宋、曹两国；而《召诰》中提到的“庶殷攻位”，蔡氏认为这是迁往洛邑的殷民，没有役使纣王都城百姓的道理。这些都是经书中的明确证据。况且“其追其貊”是东北方的夷人，而蹶父的靡国尚且未能到达，这也似乎说明韩土位于北疆的偏远之地。又考证王符《潜夫论》说：“从前周宣王时，有韩侯，他的国家靠近燕地。所以《诗经》说：‘那广阔的韩城，是燕国军队修筑完善的。’后来韩西也姓韩，被卫满攻伐，迁徙居住在海上。”汉代距离古代不远，应当有师承传授，现在以《水经注》的记载为准。

译查考《毛传》，对于梁山、韩城都没有说明其具体地点。郑玄的《笺》才说：“梁山，就是现在左冯翊夏阳的西北。韩，是姬姓的国家，后来被晋国所灭，所以韩氏大夫把它作为邑名。”到了“溥彼韩城，燕师所完”这一句，郑玄已经知道自己的说法行不通，所以把“燕”训释为“安”，并说：“大啊，那韩国的城池。乃是古时平安时期百姓所修筑完善的。”只有王肃认为梁山是汲郡方城县的山，而把“燕”解释为燕国。现在对于梁山采用郑玄的说法，对于燕采用王肃的说法，这两者不能同时讲通，却又巧妙地创立召公担任司空的说法，可以说是非常牵强且实际上错误的。关于“其追其貊”，郑玄根据《经传》说貊多是东夷，所以《职方》掌管四方夷狄中的九貉，郑玄在《郑志》中回答赵商说：“九貉就是九夷。”又在《秋官》“貉隶”的注中说：“是征讨东北夷所俘获的。”而汉代所说的貊，都在东北。因此在《笺》的末尾添加了两句话：“后来追和貊，被猃狁逼迫，逐渐向东迁移。”这又可见郑康成内心不安而迁就自己的说法。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如山之苞”，是扎营的方法；“如川之流”，是布阵的方法。古代善于用兵的人，能够扎营然后才能布阵。所以说“军队出动要依据法度”，又说“不超过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击鼓，就停止并整齐队伍”。《管子》中霸国的谋略，尚且要制定内政，来寄托军令，使士兵耳目熟悉，心志安定，像山一样不可动摇，然后出兵使用他们，就像在千仞高的山溪中决开水流一样。

○“不吊不祥”：威仪不伦不类，贤人的丧亡，妇女和宦官的专横，都是国家的不祥之兆。而日月的灾异，山川的变故，鸟兽草木的怪异，这些都是小的不祥。《传》说：“人没有裂痕，妖异就不会自行产生。”所以孔子回答鲁哀公，把老人不教导、幼童不学习作为风俗的不祥。荀子说：“人有三不祥，年幼不肯侍奉年长，卑贱不肯侍奉尊贵，不贤不肯侍奉贤者，这是人的三不祥。”而周武王战胜殷商，得到两个俘虏并询问他们，说：“你们国家有妖异吗？”一个俘虏回答说：“我国有妖异，白天看见星星而天上降下血雨。”另一个俘虏回答说：“这确实是妖异，但不是最大的。我国的妖异，是儿子不听父亲，弟弟不听兄长，君主的命令不能施行，这才是最大的妖异。”武王离开席位两次拜谢他们。自从我所经历看到的五六十年间，国家风俗民情全都如此，不教导不学习的徒众遍布天下，而一两个稍有才识的人都是少正卯、邓析一流，这哪里需要等到三川枯竭才为周朝悲哀，岷山崩塌才为汉朝担忧呢。《尚书》说：“习惯与本性相成。”《诗经》说：“就像那泉水流淌，不要一同陷入败坏。”识时务的士人之所以仰慕哲王，心系美德，原因就在这里。

○“鲁僖公”：鲁僖公节俭足以满足用度，宽厚足以爱护百姓，致力于农业重视粮食，因此有了牧养马匹的盛况。卫文公穿着粗布衣服，戴着大帛帽子，致力于材用训练农业，通商惠工，尊敬教育劝勉学习，授予方略任用贤能，因此有了牝马三千的众多。既然如此，古代的养马政令都基于农业的功效。我没有见过马厩里有肥马、田野里有饿死的人而能治理好国家的。

○“实始翦商”：太王处在武丁、祖甲的时代，殷商的道统尚未衰败，从哪里会有翦灭商朝的事情。僖公的时代距离太王已经六百多年，作诗的人只是根据他们王业的基础，而夸大其词罢了。就像《泰誓》中所说：“命令我的文考，严肃地奉行天威”，就像《康诰》中所说：“上天于是大大命令文王，歼灭强大的殷商”，也是后人追述的话。张载说：“一天之内，天命没有断绝，还是君臣关系。”

○“玄鸟”：阅读经传的文字，整个商朝时期，没有说祥瑞的。而大戊时的桑树之祥，高宗时的飞雉之祥，对上天显现的妖异感到警惕而修德的人有两个，就知道鉴于夏王矫饰欺瞒上天而恐惧危惧，大概是汤的家法。简狄吞下鸟卵而生下契，不也是极其矫饰欺瞒吗？《毛传》说：“玄鸟，是燕子。春分燕子降下。汤的先祖有娀氏的女子简狄，嫁给高辛氏的帝，帝率领她在郊外祈祷而生下契，所以根本在于天命，以玄鸟到来而生下契。”这可以驳斥司马迁的错误了。

○“敷奏其勇”：“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难不恐。”如果不是有大承受力的人，突然承担天下的重任，很少有不怕恐惧而失去操守的，这就是公孙丑之所以有动心的疑问。登上土山而讨伐夏桀，开创从未有过的事情而不怀疑，可以说是上天赐予的勇气。怎么能做到这样？大概是“上帝监视你，不要有二心”的意思吧？商汤和周武王亲身实践了这一点，学习商汤勇气的人应该怎么做？“震惊百里，不丧失祭祀用的匕和鬯”，就近似于这种境界了。

○“鲁颂商颂”：《诗经》的次序，就像《春秋》的年、月，孔子依据旧有的文献，叙述而不创作。颂，是赞美盛德的容貌，用来告祭宗庙。鲁国的颂，只是颂扬他们的君主，而排列在周颂之后，是因为鲁国人称它为颂。世俗的儒者认为孔子尊崇鲁国，而提升它为颂，这是不对的。鲁国人称它为颂，孔子怎么能不称它为颂呢？这是为了下属不违背上级。《春秋》记载“公”、记载“郊禘”也是同样的道理。孟子说：“它的文字则是史官记录的。”不只是《春秋》如此，即使是《六经》都是这样。现在的人认为圣人

译写文章，一定要有惊世骇俗的见解，这是用私心来揣度圣人。世人读书像王安石那样，刚进入贡院，就想把院内所有的事情都纷纷更改。这是学者最大的弊病。

译各国的国风为什么没有鲁国的？乐官陈说，本来说是鲁国的诗，却不把它称为颂。孔子是鲁国人，跟随鲁国而把它称为颂，这就像鲁国史书书写“公”字一样，然而《泮水》的文中本来就说“鲁侯”。商国的诗为什么排在鲁国之后？回答说：草庐吴氏曾经说过：“乐官所掌管的是当代的诗。商国是先代的诗，所以排在周、鲁之后。”

○ 诗序 《诗经》的世次绝对不可信，现在的《诗经》也未必都是孔子所整理的。况且像褒姒灭亡周朝，是幽王的诗，却排在前面；召伯营建镐京，是宣王的诗，却排在后面。作序的人找不到合理的解释，于是把《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棠裳者华》、《桑扈》、《鸯鸯》、《鱼藻》、《采菽》这十首诗，都当作讽刺幽王的作品，恐怕不是这样。又如《硕人》，是庄姜刚嫁入卫国的事，却排在后面；《绿衣》、《日月》、《终凤》，是庄姜失位后所作，《燕燕》，是送归妾所作，《击鼓》，是国人怨恨州吁所作，却排在前面。《渭阳》，是秦康公做太子时所作，却排在后面；《黄鸟》，是穆公去世后的事，却排在前面。这些都在经文中有明确的文字可以依据，所以郑氏说《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明》、《小宛》，都是讽刺厉王的诗。汉朝兴起之初，乐官改变了它们的次序罢了。而《左氏传》中楚庄王的话说：“武王创作《武》乐，它的末章说‘耆定尔功’，第三章说‘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第六章说：‘绥万邦，屡丰年’。”现在的《诗经》只把‘耆定尔功’这一章作为《武》，而第三章作为《赉》，第六章作为《桓》，章节次序又相隔甚远。《仪礼》歌唱召南三篇，越过《草虫》而选取《采苹》，正义认为《采苹》原来在《草虫》之前。知道今天的《诗经》已经失去了古人的次序，不是孔子所说的雅颂各得其所了。

● 卷四 ○ 鲁之春秋 《春秋》不始于隐公。晋国韩宣子出使鲁国，在太史氏那里观看书籍，见到《易象》和《鲁春秋》，说：“周朝的礼制全在鲁国了，我这才知道周公的德行和周朝之所以称王的原因。”大概必定从伯禽受封开始，一直到中世。在周朝兴盛时，朝觐会同征伐的事都记载在里面，所以说：周礼而成之者，是古代的良史。从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官失职，于是孔子恐惧而修订它，从惠公以上的文字没有改动，这就是所谓的“述而不作”。从隐公以下，则孔子按照自己的意思修订它，这就是所谓的“作春秋”。那么从惠公以上的《春秋》，本来是孔子所赞许并遵循的，可惜那本书不存了。

○ 春秋阙疑之书 孔子说：“我还来得及见到史官的阙文。”史官的阙文，圣人不敢增补。《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食。”传曰：“不写日期，是史官失误。”《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食。”传曰：“不写朔和日期，是史官失误。”以圣人的明智，千年的冬至可以坐着推算出来，难道难以考证历法布算来补其阙漏，而孔子不敢这样做，何况是史文有误而无法取正的呢，何况是列国之事得自传闻而未登于史册的呢。左氏的书，成书者不是一个人，记录者不是一个时代，可以说丰富极了，而孔子当时未必见到。史官所不记载的，即使是圣人也有不知道的时候。况且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即使孔子在出使各国之余，必定听到他们的政事，就可以把一百二十国的宝贵书籍增入本国的记注吗。至于改葬惠公之类，不记载的，是旧史所没有的。曹大夫、宋大夫、司马、司城不称名的，是阙疑。郑伯髡顽、楚子麋、齐候阳生实际是被弑却记载为死的，是传闻不胜简书，所以遵循旧史的文字。左氏出于获麟之后，网罗浩博，实在是孔子所未见的。于是后来的儒者似乎认为已有此书，孔子依据它来笔削。即使左氏解释经文，对于不合的地方也多曲为之说；而经生的议论于是把圣人所不知道的事情作为忌讳。所以新说愈多，而是非没有定论。所以今人谈论《春秋》的话都是郢书燕说，而孔子不能逆料到的。孔子不是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难道只是告诉子张吗，修订《春秋》的方法也不过如此。《春秋》是依据鲁史而修订的，《左氏传》是采集列国之史而作的。所以所记载的晋国事，从文公主持夏盟，政治交往于中国，则以列国之史参证，而一从周正，从惠公以前，则间用夏正。其不出一人明矣。其谓〇仲子为子氏未薨；平王崩，为赴以庚戍；陈侯鲍卒，为再赴：似都揣摩而为之说。

○ 三正 三正的名称，见于《甘誓》。苏氏认为从舜以前必定有以建子、建丑为正的人，其来源尚早。《微子之命》说：“统承先王，修其礼物。”由此知道杞用

译夏朝的正月，宋国使用殷朝的正月，如果朝见天子或诸侯会盟则使用周朝的正朔，在其本国则自行使用其先王的正朔。唯独晋国是姬姓的国家，却使用夏朝的正月，这是不可理解的。

译杜预在《春秋》后序中说：“晋太康年间，汲县人在其境内发掘一座古墓，得到一些古书，都是竹简编连而成，文字为蝌蚪文。记载晋国历史，从殇叔开始，接着是文侯、昭侯，一直到曲沃庄伯。庄伯十一年十一月，正是鲁隐公元年正月，都采用夏历建寅之月作为岁首来编年。”如今考察《春秋》僖公五年，晋侯杀死他的世子申生，经文记载在“春”，而传文却在上一年的十二月。十年，里克弑杀他的国君卓，经文记载在“正月”，而传文却在上一年的十一月。十一年，晋国杀死大夫郑父，经文记载在“春”，而传文却在上一年的冬天。十五年，晋侯与秦伯在韩地交战，晋侯被俘，经文记载在“十一月壬戌”，而传文却是九月壬戌。经文和传文的记载有的遵循夏历，有的遵循周历，所以错杂互异如此。这与《史记》记载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实际上是秋七月的错误，道理完全相同。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国国君丑逃奔京师，而卜偃回答晋献公，认为是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绛县的老人说：“我出生的那一年，正月甲子朔。”用《长历》推算，那是鲁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这又是晋国人使用夏历在传文中体现出来的例子。

《僖公二十四年》：“冬天，晋侯夷吾去世。”杜预注解说：“文公确立君位之后才报告。”如果不报告文公入国，却报告惠公去世，把上一年的事情当作今年的事情。新君入国的日子，反而成为旧君去世的年份，这不符合人之常情。怀疑这部经文是错简，应当排在二十三年的冬天。传文说：“九月，晋惠公去世。”晋国的九月，就是周历的冬天。

《隐公六年》：“冬天，宋国人夺取长葛。”传文记载为“秋天”。刘原父说：“《左传》中的日月与经文不同的，是因为丘明写作时杂取当时诸侯史册的文字，所用三种正历参差不齐，往往令人迷惑。所以经文所说的‘冬’，传文称为‘秋’。考察宋国使用殷历，那么建酉之月，周历认为是冬天，宋历却认为是秋天了。”

《桓公七年》：“夏天，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传文记载为“春天”。刘原父说：“传文所依据的是用夏历来纪时的。”

《文公十六年》：“齐国公子商人弑杀他的国君舍。”经文记载在九月，传文记载为七月。

《隐公三年》：“夏四月，郑国祭足率领军队夺取温地的麦子，秋天又夺取成周的禾稻。”如果认为是周历，那么麦子和禾稻都还没有成熟。《四年》：“秋天，诸侯的军队打败郑国的步兵，夺取他们的禾稻而返回。”也在九月之前，这是夏历六月，禾稻也没有成熟。注解说：“夺取，大概是芟除践踏。”终究还是可疑。按照传文中杂取三种正历，多有错误。左氏虽然在隐公元年阐明了体例，说“春王周正月”，但间或也有失于改定的地方。文章繁多，事情复杂，这确实是著书的君子所不能避免的。

○闰月《左氏传。文公元年》说：“于是闰三月，不合礼制。”《襄公二十七年》说：“十一月乙亥朔，发生日食。日辰在申，是掌管历法的人失误了，两次漏置闰月了。”《哀公十二年》说：“冬十二月，出现蝗虫。仲尼说：‘现在火星还在向西流，是掌管历法的人失误了。’”这些都是鲁历。春秋时期，各国的历法也各自不同，经文特别依据鲁历来记载。《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晋国杀死大夫胥童。”传文记载在上一年的闰月。《哀公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卫国世子蒯聩从戚进入卫国，卫侯辄前来奔逃。”传文记载在上一年的闰月。这些都是鲁国漏置闰月的证据。杜预认为是根据报告来记载，这是不对的。

《史记》说：“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对此加以非议。”这是把鲁历当作周历，是不对的。平王东迁以后，周历的朔日很久不再颁布了，所以《汉书·律历志》六种历法中有黄帝、颛顼、夏、殷、周以及鲁历，对于左氏所说的漏置闰月，都说是鲁历。这大概是本于刘歆的说法。

○王正月《广川书跋》记载《晋姜鼎铭》说：“惟王十月乙亥。”并评论说：“圣人作《春秋》，在岁首就书写‘王’字，说的是谨慎开始以端正开端。现在晋人制作鼎而说‘王十月’，这是当时诸侯都以尊崇王正为法则，不只是鲁国如此。”李梦阳说：“现在人们往往有得到秦权的人，也有‘王正月’的字样。由此看来，《春秋》的‘王正月’，一定是鲁国史书的原文。说‘王’，是用来区别于夏、殷，并没有其他含义。刘原父把‘王’这个字当作圣人的新意，是不对的。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也可以在这里看出来。”

赵伯循说：“天子常常在今年的冬天向诸侯颁布明年的正朔，诸侯接受后，每月捧着月朔甲子向宗庙报告，这就是所谓的禀受正朔，所以说王正月。”

《左氏传》说：“元年春，王周正月。”这是古人解释经文的精妙之处，后人辨析了几百上千字却没有弄明白的，传文用一个字就概括尽了。

还没有成为天子，那么即使建子也不敢称为“正”，《武

译《武成》篇中“惟一月壬辰”就是这种情况。既然已经身为天子，就称之为“正”，又加上“王”字以区别于夏、殷两代，《春秋》中“王正月”的说法就是如此。○春秋时期同时记载季节和月份《春秋》中同时记载季节和月份，在古代未曾见过。考察《尚书》，如《泰誓》说：“十三年春，在孟津大会。”《金滕》说：“秋，庄稼大熟，尚未收割。”只说季节而不说月份。《伊训》说：“元年十二月乙丑。”《太甲》中说：“三年十二月朔。”《武成》说：“一月壬辰。”《康诰》说：“三月哉生魄。”《召诰》说：“三月丙午。”《多士》说：“三月。”《多方》说：“五月丁亥。”《顾命》说：“四月哉生魄。”《毕命》说：“十二年六月庚午。”只说月份而不说季节。其他钟鼎古文大多如此。《春秋》唯独同时记载季节和月份，是因为它是编年体史书，有时、有月、有日，大多是义例所要求，不容许缺漏其中任何一项。

译在子月而书写为春，这是周人称其为春。《后汉书·陈宠传》说：“天正建子，周以为春。”元代熊朋来《五经说》说：“阳气生于子位即为春，阴气生于午位即为秋，这就叫做天统。”

○ 把“一”称为“元”：杨龟山在《答胡康侯书》中说：“您录示的《春秋》第一段义理，所谓‘元’，就是仁；仁，是人心。《春秋》深刻阐明其作用，应当从尊贵者开始，所以治国先要端正其心。这种说法似乎太支离破碎了，恐怕‘改元’最初并没有这个意思。夏、商、周三代的正朔，如同忠、质、文的崇尚，循环往复没有开端，不可增减。北斗斗纲的端点，连贯营室星，织女星纪，指向牵牛星的初度，用来纪年日月，所以叫星纪。五星起于其初，日月起于其中，那个时间是冬至，那个时辰是丑。三代各自依据一个统绪，表明三统常常相合，而轮流为首循环，这是五行的道理。周依据天统，是从时间上说的；商依据地统，是从时辰上说的；夏依据人统，是从人事上说的。所以三代的时间，只有夏是正的。说《春秋》用周正来记事是对的，正朔必然出自天子，更改正朔，恐怕圣人不会这样做。如果说用夏时来冠于月份，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如果用夏时来说，那么十月陨霜，正是其时，不足为奇。周的十月，是夏的八月，如果用夏时冠月，应当说‘秋十月’。”

《五代史·汉本纪》论曰：“君主即位称元年，是常事，孔子未修《春秋》之前本来就是这样。即使是暴君昏主、狂妄平庸的史官，他们记事先后远近，没有不以岁月一、二来计数的，这是理之自然，把‘一’称为‘元’，大概是古人的用语罢了。等到后世曲解学问的士人，才开始说孔子书写‘元年’是《春秋》的大法，于是把改元当作重事。”徐无党注曰：“古代说岁的一月也不说一而说‘正月’，《国语》说六吕说‘元闲大吕’，《周易》列六爻说‘初九’，大体上古人说数多不说‘一’，不只是把年称为‘元’。”吕伯恭《春秋讲义》说：“命日以‘元’，是《虞典》。命祀以‘元’，是《商训》。年纪日辰之首称为元，大概已经很久了，哪里是孔子作《春秋》才开始命名的呢。解说《春秋》的人却说《春秋》把一称为‘元’，大概是想要深求经旨，反而浅薄了。”

○ 改月：三代改月的证据，见于《白虎通》所引《尚书大传>的话非常明白。它说：“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月，周以仲冬月为正月。夏以十三月为正月，颜色崇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月，颜色崇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月，颜色崇尚赤，以夜半为朔。不以二月以后为正月，是因为万物不齐，没有合适的统领，所以必须以三微之月。周以十一月为正月，就称为正月，不称十一月了。殷以十二月为正月，就称为正月，不称十二月了。夏以十三月为正月，就称为正月，不称十三月了。”氏引《伊训》、《太甲》中“十有二月”的文字作为商人不改月的证据，与孔传不合，也没有明确的依据。

胡氏又引秦人以亥为正月，不改时月作为证据，则不然。《汉书·高帝纪》“春正月”注，颜师古说：“凡是这些诸月号都是太初正历之后记事者追改的，不是当时本来的称呼。”以十月为岁首，就称十月为正月。现在这个真正的正月，当时称为四月罢了。其他都类似这样。《叔孙通传》：“诸侯群臣朝见在十月。”颜师古说：“汉时尚以十月为正月，所以举行朝岁之礼，史家追记为十月。”

○ 天王：《尚书》的文字只称“王”，《春秋》则称“天王”，因为当时楚、吴、徐、越都僭称王，所以加“天”来区别。赵子曰：“称天王，以表明没有第二个至尊”是对的。○ 邾仪父：邾仪父称字，是因为附庸之君没有爵位可称，如果直接书写其名，又不是对待邻国之君的方式，所以称字。地位低于子男，而高于蛮夷之国，与萧叔朝公是同一类。《左传》说“尊贵他”，《公羊传》说“褒奖他”，都不对。

邾仪父称字，是附庸之君。○ 邾犁来来朝称名，地位低了。介葛卢来不言朝，更低了。白狄来，略去其君之名，又更低了。

○ 仲子：《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派宰咺来归惠公仲子的襚。”说惠公仲子，是惠公的母亲仲子。《文公九年》：“冬，秦人来归僖公开成风的襚。”说僖公成风，是僖公的母亲成风。仲子是什么人？是惠公的母亲、孝公的妾。“这个说法是对的。《左传》认为是桓公的母亲；桓公未立，而以夫人之礼尊崇其母，又未死而送襚，都违背人情，不可信。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鲁国有两个仲子：孝公

译庄公的妾室，有一位仲子；惠公的妾室，又有一位仲子，而隐公的夫人又是子氏。两部《春秋》传文所记载的情况不同，因此产生了众说纷纭的解释。

译这也是《鲁史》的原文，因为鲁国有两位仲子，不得不称她为惠公仲子。考察“考仲子之宫”不称惠公，是承接上文而省略了辞语。

《释例》说：“妇人没有在外仕宦的行为，按礼应当系于丈夫的谥号，以明确其归属。”例如郑武公娶申国女子，称为武姜；卫庄公娶齐国东宫得臣的妹妹，称为庄姜，就是如此。妾不能以君为体，不得已而系于儿子。仲子系于惠公而不可得，便系于孝公；成风系于僖公而不可得，便系于庄公，这大概就是所谓名分不正则言语不顺的情况了。

《春秋》十二公中，夫人见于经文的有：桓公夫人文姜，庄公夫人哀姜，僖公夫人声姜，宣公夫人穆姜，成公夫人齐姜，都记载了薨逝和安葬。文公夫人出姜不记载薨逝、安葬。隐公夫人子氏记载了薨逝而不记载安葬。昭公夫人孟子将“薨”改为“卒”，不记载安葬，也不称夫人。那些作为妾母而见于经文的，有僖公之母成风，宣公之母敬嬴，襄公之母定姒，昭公之母齐归，都记载了薨逝和安葬，称夫人、小君。只有哀公之母定姒将“薨”改为“卒”，不称夫人、小君。其他如隐公之母声子、桓公之母仲子、闵公之母叔姜，都不见于经文。定公之母则经文和传文都缺失。而所谓惠公仲子，是惠公的母亲。

二年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谷梁传说》：“夫人，是隐公的妻子。”去世而不记载安葬，夫人的道义，是随从君主的。《春秋》的体例，安葬君主则记载，安葬君主的母亲则记载，安葬妻子则不记载，这是为了区别礼制的轻重。隐公还在世而夫人薨逝，所以安葬不记载。注解说“因为隐公弑君之贼未被讨伐，所以不记载”是不对的。

○成风敬嬴 成风、敬嬴、定姒、齐归，都书“夫人”，书“小君”，为什么呢？国人都这样称呼，旧史这样记载，孔子怎么能贬低她们呢。在后世就是秦芊氏、汉薄氏被称为太后，直接书写而过失自然显现。定姒书“葬”，而不书“夫人”“小君”，是因为哀公尚未即位。孟子则连安葬都不记载，是因为不成丧礼。

○君氏卒 君氏卒，以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为例，遵从《左传》是正确的。不称子氏，是因为子氏不止一人，所以系于君以作区别，就像仲子系于惠公一样。如果是天子的卿，就应当举出名字，不仅仅说姓氏。

有人怀疑君氏的名字别处没有见过。《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左师看见夫人步行的马，询问，回答说：‘是君夫人氏。’”大概当时有这样的称呼。那么去掉“夫人”，就是“君氏”了。

夫人子氏，是隐公的妻子，是嫡妻，所以书“薨”。君氏，是隐公的母亲，惠公的继室，是妾，所以书“卒”。

不记载安葬是为什么呢？《春秋》初期，距离西周不远，嫡、妾的区分还很严格，所以仲子另建宫室而献六羽，这就是所谓还秉持周礼。僖公以后，日益僭越，从经文中就可以看出来。

○滕子薛伯杞伯 滕侯降为子，薛侯降为伯，杞侯降为伯又降为子，这是贬低他们吗？贬低他们，称他们的人可以，称他们的名可以；至于称名已经是极限了，降低他们的爵位不符合情理。古代的天下和现在一样。崔呈秀、魏广微，天下人没有称他们字的，提到他们就称名，称名就是厌恶他们，厌恶他们称名也就到头了。如果降低少师为太子少师，降低尚书为侍郎、郎中、员外，即使是小孩也知道不可以。那么三国降爵是怎么回事呢？沙随程氏认为这三国，都是因为困于诸侯的政治而自我贬低。春秋时代，卫国称公；到了末期，贬为侯，贬为君。滕、薛、杞也是这样，所以鲁史因而这样记载。

小国贫穷，就滕、薛、杞降称伯称子；大国强大，就齐世子光列在莒、邾、滕、薛、杞、小�之上，这是时势造成的。《左传》说是因为先到而进位，也是托辞罢了。

○阙文 桓公四年、七年缺失秋冬两季，定公十四年缺失冬季，昭公十年十二月无“冬”，僖公二十八月冬季无月而有壬申、丁丑，桓公十四年夏季有“五”而无“月”，桓公十七年冬季十月有朔而无甲子，桓公三年至九年、十一至十七年无“王”，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甲戌有日而无事，都是《春秋》的阙文，是后人的脱漏。《谷梁传》有“桓无王”的说法，我私下认为孔子在继隐公之后而书公即位，桓公的志向就显现了，哪里需要去掉“王”来贬低他呢？

王派荣叔来赐桓公命，不书“天”，是阙文。如果说因为赐桓公而贬低他，那么桓公的即位，《春秋》本来就已经以公对待他了。商臣而书楚子，商人而书齐候，五等爵位没有可以贬低的，哪有贬低到天王的地步呢？

《僖公元年》：“夫人氏之丧至自”，不说“姜”；《宣公元年》：“遂以妇人妇姜至自齐”，不说“氏”。这与文公十四年叔彭生不说“仲”，定公六年仲孙

译“忌”字不写“何”字，都是脱漏的文字。圣人的经典，平正通达、光明正大。

译邵国贤说：“‘夏五’，是《鲁史》的缺文呢？还是《春秋》的缺文呢？如果说这是《鲁史》的缺文，那么该记录的便记录，该删削的便删削，为什么偏偏遗漏那些不必怀疑的地方，来向后世显示呢？遗漏不必怀疑的地方来向后世显示，推究这种不诚实对待伯高的心理，就是对后世不诚实，圣人怎么会这样做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甲戌’、‘己丑’、‘叔喜出生’、‘仲孙忌’又是怎么回事呢？因此，‘夏五’是《春秋》的缺文，而不是《鲁史》的缺文。”

范介儒说：“‘纪子伯’、‘郭公’、‘夏天五月’这类情况，只是传授经文者的脱漏文字罢了。说这是孔夫子存疑而缺漏，我不相信。”

○夫人孙于齐《庄公元年》记载：“三月，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是断绝与她的亲属关系。《二年》记载：“十二月，夫人姜氏在禚地会见齐侯。”再次称“姜氏”，表明鲁国人又把她当作国君夫人对待，忘记了父亲而与仇人交往。先出逃后相会，这期间她曾返回鲁国，而《春秋》没有记载，是为国家避讳，这是孔夫子删削的结果。

刘原父说：“《左传》说：‘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断绝亲属关系，符合礼制。’意思是鲁国人断绝与文姜的亲属关系，不把她当作亲人，这才符合礼制。然而母亲可以断绝关系吗？宋襄公的母亲得罪了国君，被遣返回她的父母之国。等到襄公即位，想见一面却因道义不可得，作《河广》一诗来自我悲叹。但是宋国也没有迎接她回来，因为这是试探先君的命令，不可以因私情废弛国命。孔子评论这首诗并记载下来，认为宋姬不算不慈爱，襄公也不算不孝顺。现在文姜的罪行重大，断绝亲属关系，有什么损害道义呢！”

《诗经》序言《猗嗟》篇说：讽刺鲁庄公不能防范他的母亲赵氏，因而有哀痛思念父亲、诚敬侍奉母亲、威严刑罚驾驭下属的说法。这些都是从末端进行禁止，而不推究其起始原因。文姜返回鲁国，必定是随着庄公的丧礼一同到达的。她出逃到齐国，是因为国家舆论不容忍而离开的，在这个时候就断绝与她的关系，那么臣子的道义就能伸张，而日后那些丑恶的行为就不会登上史册了。庄公年轻，执政的大臣不能坚持大义，让她重新回到鲁国。她凭借国君母亲的尊贵，挟持齐国的强大，肆意淫乱放荡，最终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易经》说：“君子做事要谋划开始。”《左传》中“断绝亲属关系”这一句话，深得圣人的意旨。而鲁国人既然不能实行，后世的儒者又蒙昧其义理，所谓作为臣子却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人，遭遇变故而不知道权变，难道不是真的吗。

○公及齐人狩于禚《庄公四年记载》：“二月，夫人姜氏在祝丘宴请齐侯。冬天，庄公与齐人在禚地打猎。”夫人宴请齐侯，还可以记载；庄公与齐侯打猎，是不应该记载的。所以改变文字说“齐人”，称“人”，是把他当作仇敌。杜预认为这是指地位卑微的人，这是错误的。

○楚吴书君书大夫《春秋》对于吴、楚，小心翼翼，不愿意把中原诸侯的名号给他们。楚国出现在经文中，始于庄公十年，只称“荆”。二十三年，在他来聘问时称“人”。二十八年，又改称“荆”而不称“人”。僖公元年，开始称“楚人”。四年，在召陵结盟，开始有“大夫”。二十一年，在盂地会盟，开始记载“楚子”。然而派宜申来献捷的是楚子，却不记载“君”。包围宋国的是子玉，救援卫国的是子玉，在城濮作战的是子玉，却不记载“帅”。圣人的意旨，是让他们不能立刻与中原诸侯等同。吴国出现在经文中，始于成公七年，只称“吴”。襄公五年，在戚地会盟，在他来听取诸侯友好关系时称“人”。十年、十四年，又改称“吴”，单独会盟而不称“人”。二十五年，在巢地攻门而死，开始记载“吴子”。二十九年，派札来聘问，开始有“大夫”。然而灭掉州来，在鸡父战败，灭掉巢，灭掉徐，讨伐越，攻入郢，在〇李战败，讨伐陈，在〇且会盟，在曾阝会盟，讨伐我国，讨伐齐，救援陈，在艾陵作战，在橐皋会盟，都称“吴”，而不称“人”。在黄池会盟，记载“晋侯及吴子”而区别他们的会盟。直到《春秋》结束，没有记载“帅”的，是让他们始终不能与中原诸侯等同。由此可知，记载国君、记载大夫，是《春秋》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政治交往已经涉及中原了。用后世的事情来说，像刘、石十六国之类，略去不记罢了，到了魏、齐、周，就不得不承认它们是国家，而列入史册。辽、金也是这样。这是孔夫子记录楚、吴的原因。然而在详细记载之中寄托了抑制他们的意旨，圣人的心意大概可以看到了。

○亡国书葬纪国已经灭亡而记载“葬纪叔姬”，是为了保存纪国。陈国已经灭亡而记载“葬陈哀公”，是为了保存陈国。这是圣人的情感体现在行事之中。

○许男新臣卒许男新臣去世，《左传》传文说：“许穆公死于军中，用侯的礼仪安葬他，符合礼制。”而经文不说死于军中，这是旧史的缺漏，孔夫子不敢增加。谷梁子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而认为是内桓师，刘原父认为是去掉“师”字而回国去世，这是穿凿附会。

译在太庙举行祔祭，用来迎致夫人。“在太庙，用来迎致夫人。”这位夫人，就是哀姜。哀姜去世已经七年了，鲁国人对此存有疑虑，所以当初没有将她祔祭于婆婆（庄公夫人）的宗庙，直到这时才借着祔祭的机会将她迎致入庙。这里不称“姜氏”，是承接鲁隐公元年“夫人姜氏在夷地去世”的记载。哀姜参与了弑杀两位国君的事，却仍然让她配享庄公，这是违背礼制的。如果明白郊祀天神、社祀地神的礼仪，以及禘祭、尝祭的意义，治理国家岂不是像展示在手掌上一样清楚吗？迎致夫人这件事，以及僖公神位升迁这件事，都是鲁国礼法衰败的表现，也是孔子所哀伤的原因。胡氏认为这位夫人是成风；成风当时还健在，怎么能说“迎致”呢？这也是说不通的。

译以成风称为小君，是混淆了嫡妻与妾室的分别。虽然如此，这还比哀姜的情况要好。道理在于汉光武帝废黜吕后，而让薄氏配享高祖庙的事例。

○等到荀息辅佐晋献公立奚齐这件事，用王法来说，是更换了继承人；用臣子的身份来说，则君父的命令还在。所以荀息的忠诚同于孔父、仇牧。

○邢人、狄人攻打卫国，《春秋》的文辞有跟随同类称呼的情况。《僖公十八年》记载：“邢人、狄人攻打卫国。”《二十年》记载：“齐人、狄人在邢地结盟。”同时列举两个国家，而狄也被称作“人”，这是面对文辞时不得不如此的。如果只是狄国单独行动，就不称“人”，《十八年》记载“狄国救援齐国”，《二十一年》记载“狄国侵犯卫国”就是例子。《谷梁传》说：“狄被称为‘人’，是提升它的地位。”为什么不在救援齐国时提升它，而在攻打卫国时提升它呢？于是又解释说：“因为善行积累而后才提升它。”那么攻打卫国有什么善行呢？

《昭公五年》记载：“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攻打吴国。”不称“于越”而称“越人，也是同样的例子。

○周王进入王城，不记载襄王复位，《左传》记载“夏四月丁巳，周王进入王城”，而《春秋》经文没有记载。那文字是史官的记录，史官没有记载的，孔子不能随意增添。《路史》认为襄王未曾复位，而王子虎为他留守，这是凭空捏造的说法。况且惠王曾经到郑国，而居住在栎邑。他出去不记载，回来也不记载，按照《路史》的说法类推，那就是未曾出去，未曾回来了。庄王、僖王、顷王去世都不记载，按照《路史》的说法类推，那就是未曾去世了，这可以吗？邵氏说：“襄王出去的时候，曾经向诸侯告急，所以孔子依据简策记载了。他回来的时候，以及惠王的出入，都未曾告知诸侯，简策没有记载，孔子即使从传闻中得知，怎么能随意增添呢？至于敬王即位，那是孔子所见的时代。子朝逃奔楚国，而且有使者告知诸侯，何况天王呢？简策上记载的显然很清楚，所以狄泉的记载，成周的记载，都有。”

事情没有比周王进入王城更大的了，而《春秋》没有记载，所以孔子自己说：“只陈述而不创作。”

○星孛，《春秋》记载星孛，有的说它从何处升起，有的说它进入何处。《文公十四年》记载：“秋七月，有星孛进入北斗。”不说它从何处升起，重点在北斗。《昭公十七年》记载：“冬，有星孛在大辰。”向西延伸到银河，不说延伸到银河，重点不在银河。

○子卒，叔仲、惠伯是国君而死，道义彰显，而国史没有记载。孔子平时未曾阐发幽微的道理涉及他们，大概是因为所谓匹夫匹妇的诚信，自缢于沟渠，而没有人知道。

○接纳公孙宁、仪行父到陈国，孔宁、仪行父跟随灵公在国中宣淫，杀害忠谏的泄治，国君被杀不能殉节，跟随楚国进入陈国，是《春秋》所谴责的人，所以记载说：“接纳公孙宁、仪行父到陈国。”杜预却说这两个人借助楚国来报君主的仇，灵公死后，讨伐贼人，国家恢复，功劳足以弥补过错。唉：如果没有申叔时的话，陈国就成为楚国的县邑了，这两个人就是楚国的臣仆了，还有什么功劳呢？幸好楚子重新封立陈国，成公返回国家。这两个人没有一丝一毫的力量，而杜氏为他们曲解，让后世欺诈不忠的臣子得以援引来自我辩解。唉：这难道比已经为他人郡县却还说报仇的人更好吗？

赞同楚子保存陈国，不赞同楚子接纳两位大臣。公羊子已经说过：“保存陈国是合乎礼义的。”

○三国来送陪嫁女子，十二位国君的时代，鲁国女子嫁给诸侯的很多，只有宋伯姬记载“三国来送陪嫁女子”，大概是因为她是宣公原配夫人所生。

庶出的儿子不记载出生，所以子同出生特别记载。庶出的女儿不记载出嫁，不记载陪嫁，所以伯姬嫁给宋国特别记载。

《卫风·硕人》的诗说：“东宫的妹妹。”正义说：“东宫，是太子居住的地方。联系太子来说，表明与太子同母，显示夫人所生的尊贵。”由此可知古人嫡庶的分别，不只是儿子，女儿也是这样。

○杀或不称大夫，凡是记载“杀其大夫”的，道义关联于国君，而谴责他专断杀人。盗贼杀害郑国公子〇、公子发、公孙辄，文辞不能说“盗贼杀大夫”，所以不称大夫。其道义不关联于国君，就像盟会中的卿，只写名字罢了。胡氏认为这是定罪而削去大夫称号，是不对的。

“阍人杀害吴子余祭。”说吴子，那么国君就知道了，文辞不能说“吴国阍人杀害他的国君”。《谷梁子》说：“不称他的国君，是因为阍人不能以国君为君。”这是不对的。

○邾子来会见国君，《定公十四年》记载：“在比蒲举行大搜，邾子来会见国君。”《春秋》没有记载来会见国君的，来会见不是朝见，是在大搜的地方会见。喜庆的事不在野外完成，所以第二年正月再来朝见。

○安葬用柔日，《春秋》安葬都用柔日。《宣公八年》记载：“冬十月己丑，安葬我小君敬嬴，下雨，不能安葬。庚寅，日中时才能安葬。”《定公十五年》记载：“九月丁巳，安葬我君定

译公，下雨，没能安葬。戊午日，太阳偏西才安葬成。己丑日，丁巳日，是占卜选定的日子，推迟到第二天才安葬，是因为事情发生了变化，并不是特意选用刚日。汉代人不懂得这个道理，长陵在丙寅日安葬，茂陵在甲申日安葬，平陵在壬申日安葬，渭陵在丙戌日安葬，义陵在壬寅日安葬，都选用了刚日。

译《穆天子传》记载成姬的葬礼在壬戌日举行。我怀疑这部分内容是后人伪造的。

○诸侯在丧期称为“子”。凡是继位的君主，必须等到次年正月才记载即位，然后才正式成为君主；如果未满一年，就称为“子”；如果未满一年且先君尚未安葬，则称其名。先君刚去世时，为人子者不忍心认为父亲已亡故，在父亲面前儿子称名，所以称名，《庄公三十二年》记载“子般卒”，《襄公三十一年》记载“子野卒”，就是这种情况。已经安葬，则为子的道义已尽，而为君的道义开始了，称为“子”而不称名。《文公十八年》记载“子卒”，《僖公二十五年》记载“卫子”，《二十八年》记载“陈子”，《定公三年》记载“邾子”，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有不等待安葬就即位的，那就已经正式成为君主了。《文公元年》记载：“春季周历正月，公即位。”《成公元年》记载：“春季周历正月，公即位。”定公元年记载：“夏季六月戊辰日，公即位。”《桓公十三年》记载“卫侯”，《宣公十一年》记载“陈侯”，《成公三年》记载“宋公、卫侯”，定公记载，就是这种情况，这是为了恭敬地守护并重视国家社稷。这些都是周公制定的制度，《鲁史》的文字，而孔子遵循的也是这些。《公羊传》说：“君主在世时称世子，君主去世称子某，安葬后称子，满一年后称公。”这是正确的。

未安葬而称名，也有不称名的情况。《僖公九年》记载“宋子”，《定公四年》记载“陈子”，就是这种情况，这是为了遵循相同的体例。已经安葬而不称名，也有称名的情况。《昭公二十二年》记载“王子猛”，就是这种情况，这是为了显示区别。

“郑伯突出奔蔡”，郑伯突是已经即位的君主。“郑世子忽复归于郑”，郑世子忽是已经安葬但未满一年的儿子。这是根据文义不得不如此的写法，并非圣人贬低忽而推崇突。

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奚齐是未安葬、居丧期间的儿子。里克“弑其君卓”，卓是满一年已即位的君主。这是根据文义不得不如此的写法。《谷梁传》说：“称‘其君之子’，是因为国人不把他当作儿子看待。”这是不对的。

○未满一年记载爵位即位的礼仪，必须在次年的正月，即位后国人才称他为君。春秋时期，有先君已经安葬，不等待满一年就提前即位的。《宣公十年》记载：“齐侯派国佐来聘问。”《成公四年》记载：“郑伯讨伐许国。”称爵位，是依据该国的通报，也用来彰显他们不孝父亲的罪过。

○姒氏去世。《定公十五年》记载“姒氏卒”。不记载“薨”，不称为夫人，安葬时不称为小君，大概因为《春秋》自成风以下，虽然以妾母为夫人，但必须等公即位后才称她为夫人。因为姒氏不被称为夫人，本来就没有这件事。后世的君主多在灵柩前即位，于是先君尚未安葬，就尊其母为皇太后。等到亲生母亲，也按惯例加上尊号。妾室与君主并列，儿子怀疑父亲，先王的礼制就灭亡了。

○卿不记载族氏。《春秋》的文字，不记载族氏有两种含义。无骇去世；挟去世；柔会同宋公、陈侯、蔡叔，在折地结盟；溺会同齐国军队讨伐卫国：这是没有赐给氏。遂带领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归父从晋国回来；至笙于是逃奔齐国；侨如带领夫人妇姜氏从齐国回来；豹与诸侯的大夫在宋国结盟；意如从晋国回来；〇从晋国回来：同一件事再次出现，因为上文已经提及，所以省略了言辞。

春秋隐公、桓公时期，卿大夫被赐氏的还很少，所以无骇去世，羽父为他请求族氏，像挟、柔、溺都没有氏族。庄公、闵公以后，就不再见于经文，那时没有不被赐氏的了。刘原父说：“诸侯大国三位卿，都由天子任命；次国三位卿，两位由天子任命；小国三位卿，一位由天子任命。大国的卿受三次任命，次国的卿受两次任命，小国的卿受一次任命。他们在周王朝都是士的身份，受三次任命以名和氏通用，受两次任命只称名，受一次任命略称名。周朝衰微礼制废弛，强国兼并弱国，卿大夫的制度虽然不能完全像古代那样，但见于经文的也都是当时的实录。所以隐公、桓公之间，距离西周不久，制度还有很多保留，因此鲁国有无骇、柔、挟，郑国有宛、詹，秦、楚多称为人。到了后期，没有不名氏通用的。而邾、莒、滕、薛的君主日益削弱，转而按照小国的体例称为人而已。解说的人不知道其中的缘故，于是说曹、秦以下都没有大夫，担心当时有见到的会损害他们的臆测，于是又凭空编造，来掩饰他们的虚伪，他们本来不知道王者诸侯的制度等级罢了。”

有人说：〇不称公子是为什么呢？杜氏说：“公子，是当时的宠称。”〇称公子，是桓公赐给他的。他在隐公篇终不称公子，是因为没有赐给。如果专门指命之罪，直接书写就自然明白了。齐公子商人弑杀其君舍，已经赐氏了。卫州吁弑杀其君完，没有赐氏。胡氏认为以国为氏的是罪及上级，称公子的是诛及其身，这是寻求说法而不得，所以立此论罢了。

○大夫称子。周制，公、侯、伯、子、男为五等爵位，而大夫虽然尊贵，不敢称子。《春秋》自僖公之前，大夫以伯、仲、叔、季来称呼。三桓的祖先叫共仲，叫僖叔，叫成季。孟孙氏称子是从蔑开始的，叔孙氏的

译称“子”的习俗，从子豹开始；季孙氏称“子”，是从行父开始的。晋国的各位卿大夫，在晋文公以前没有称“子”的，魏氏称“子”是从魏颗开始的，栾氏称“子”是从栾枝开始的，赵氏称“子”是从赵衰开始的，郤氏称“子”是从郤缺开始的，知氏称“子”是从知首开始的，范氏称“子”是从范会开始的，韩氏称“子”是从韩厥开始的。晋、齐、鲁、卫四国的执政大夫称“子”，其他国家只有郑国偶尔有这种情况，其余国家则没有，是不敢与大国并列。鲁国的三家大夫称“子”，其他如臧氏、子服氏、仲叔氏等都只用“伯”、“叔”来称呼，是不敢与三家并列。他们生前有时用“伯”、“仲”来称呼，比如赵孟（知伯）死后，才给他谥号然后称他为“子”，这就像国君死后赐谥号称“公”一样，从这里可以看出世道的升降变化。研读《春秋》的人，怎么能忽视这一点呢？春秋时期，大夫虽然僭越称“子”，但不敢在国君面前这样称呼，这就好比诸侯僭越称“公”，但不敢在天子面前这样称呼。怎么知道的呢？从卫国孔悝的《鼎铭》可以知道，上面说“献公于是命令成叔，继承你祖先的职事”，又说“你的父亲文叔，兴起旧日的愿望”。成叔，就是孔成子圉；文叔，就是孔文子圉。称“叔”而不称“子”，说明在国君面前不敢称“子”。这说明先王的制度还留存着。到了战国时期，称“子”已经不足为奇，而是被封为“君”了。

译《洛诰》说：“我旦凭着众位大夫，以及办事的臣僚。”“多子”，就像《春秋》传中所说的“群子”一样。唐代孔颖达认为大夫都称为子，这是不对的。

《春秋》自僖公、文公以后，执政的卿才开始称为子。后来即使是平民百姓，只要是学者所尊崇的，也可以称为子，老子、孔子就是这样。再后来，门人弟子也可以被称为子，乐正子、公都子这一类人就是这样。所以《论语》中称为子的，都是弟子对老师的称呼；《孟子》中称为子的，都是老师对弟子的称呼，这也是时代变迁所带来的结果。《论语》称孔子为子，大概是“夫子”省略了文字，是门人的口吻。也有称夫子的，如“夫子矢之”、“夫子喟然叹曰”、“夫子不答”、“夫子莞尔而笑”、“夫子怃然曰”，不直接说子，而加上“夫”字，是为了避免语句不成文。

○有谥号就不称字《春秋》传中说，凡是有了谥号的大夫就不记载他的字；外国的大夫如宋国、郑国、陈国、蔡国、楚国、秦国，有了谥号之后才称字。本国的大夫如羽父、众仲、子家，没有谥号才称字。公子也是如此。楚共王的五个儿子，那些成为国君的都有谥号，康王、灵王、平王就是这样；那些没有成为国君、没有谥号的才称字，子干、子皙就是这样。其他国家也是这样，陈国的五父，郑国的子皙、子仪就是这样。卫国的州吁、齐国的无知，因为是乱臣贼子，就称名。作传的人在称名法则上，可以说是严格而周密了。○君主称大夫的字古代君主，对于本国的卿大夫都称伯父、子大夫、二三子。不仅仅是诸侯如此，《曲礼》说列国的大夫进入天子的国家称为某士，自称曰陪臣，然而天子接待他们时仍然称他们的字。《宣公十六年》：晋侯派士会平定王室，周王说：“季氏难道没有听说吗？”《成公三年》：晋侯派巩朔向周王室献齐国的战利品，周王说：“巩伯确实来了。”《昭公十五年》：晋国的荀跞到周王室，安葬穆后，籍谈作为副使。周王说：“伯氏，诸侯都有用来镇抚王室的人。”又说：“叔氏，你忘记了吗？”周朝的德行虽然衰微，言辞却不失旧制，这种称字的做法，一定是先王的制度。周公作《立政》一书，如果侯国的司徒、司马、司空、亚旅都排列在王官之后，大概是因为古代的君主恭敬地对待下属，不敢遗漏小国的臣子，所以左右亲近的人也都顺从，从而成就了上下之间的交往。

○周王对虢国产生二心名分不正则言语不顺，言语不顺则事情不能成功。而左氏记载周朝的事情说：“王贰于虢”，“王叛王孙苏”。以天王的尊贵，却说贰、说叛，像是对待敌人的言辞，这太不懂得《春秋》的大义了。

○星星陨落像雨一样“星陨如雨”，是说星星很多。《汉书·五行志》说：“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日，夜过中星，星星陨落像雨一样，长一二丈，接连不断，未到地面就熄灭了，直到鸡鸣时才停止。谷永回答说：‘《春秋》记载异象，星星陨落是最大的，自从鲁庄公以来到现在再次出现。’”这是说得对的。而后代的史书，有的说：“小星流星一百枚以上，四面飞行”，有的说“星星流动像织布一样”，有的说“四方流星，大小纵横查余”，都是这一类。不说“陨石”，是因为没有落到地面。传文说：“和雨一起落下。”那么如果没有雨而星星陨落，难道不是异象吗？

○筑郓“筑郓，不是都城。凡是城邑，有宗庙先君神主的地方叫都，没有的叫邑；‘邑叫筑，都叫城。’”《旧唐书·礼仪志》太常博士顾德章的议论引用了这段话，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一共筑城二十四邑，只有郓这一个邑记载为筑，其他二十三个邑都叫城，难道都有宗庙先君的神主吗？又《定公十五年》：“城漆。”漆是邾国的城邑，正义也知道这说不通，却勉强为之辩解。

○城小谷“城小谷，是为了管仲。”根据经文，小谷不隶属于齐国，怀疑是《左氏传》的错误。范宁解释《谷梁传》说：“小谷是鲁国的城邑。”《春秋发微》说：“曲阜西北有故小谷城。”查考《史记》，汉高帝用鲁公的礼仪在谷城安葬项王，大概就是这个地方。杜预认为这个小谷是齐国的济北谷城，县城中有管仲井。刘昭和郦道元的《水经注》都相同。查考《春秋》有说“谷”而不说“小”的。《庄公二十三年》：“公及齐侯相遇于谷。”《僖公二十六年》：“公率领楚军攻打齐国，夺取谷。”《文公十七年》：“公和齐侯在谷结盟。”《成公五年》：“叔孙侨如在谷会见晋国的荀首。”四次记载“谷”，而一次记载“小谷”，是为了区别于谷。又《昭公十一年》传文说：“齐桓公筑谷城安置管仲，直到今天还依赖它。”由此可知《春秋》四次记载的谷以及管仲被封的地方在济北谷城，而这个“小谷”自然是鲁国的城邑。况且当时齐桓公刚开始称霸，管仲的功绩尚未显扬于天下，难道会立刻劳烦诸侯，去筑他的私邑吗？

○齐人杀哀姜哀姜与庆父私通，杀害闵公，为舆论所不容，而逃到邾国。齐国人取

译而杀了他，是合乎道义的。而《春秋》传文称这“太过分了”，是不对的。

译○微子启 蔡穆侯带着许僖公在武城拜见楚子，许男面朝前反绑双手，口含玉璧，大夫身穿丧服，士人抬着棺材。楚子询问情况，逢伯回答说：“从前武王攻克殷商，微子启就是这样做的。武王亲自解开他的绑绳，接受他的玉璧并为他除灾，烧掉他的棺材，以礼相待并任命他，让他回到原来的封地。”楚子听从了逢伯的建议。何孟春说：“查考《尚书》，殷纣王无道，微子离开他，这是在武王攻克殷商之前的事，怎么会有当天就发生这样的事呢？既然已经离开，就没有再回来的道理。而且牧野之战，微子也一定不会跟随别人去讨伐自己的宗国。推测这大概不是微子的事，而逢伯的话，只是借古人之事来规劝楚子罢了？”

徐孚远说：“《史记》记载微子拿着祭器来到军门，武王于是释放了微子，恢复他原来的地位。武王既然立了武庚，又恢复微子的地位，那么微子就和武庚同在旧都了。后来武庚叛乱，微子起初怎么没有不同意的迹象呢？那么武王攻克商朝时，微子并没有来归顺。

○襄仲到齐国纳币 《春秋》经文记载僖公去世用“十二月”，而公子遂到齐国纳币，只记载“冬”。即使按照杜预的解释，把公去世移到十一月，但仍然在二十五个月之内，怎么能说是合乎礼制呢？

○子叔姬去世 根据《左传》，杞桓公在位七十年。他二十二年，即鲁文公十二年，送出一个叔姬；他五十年，即鲁成公四年，又送出一个叔姬。两次娶鲁国女子又两次休弃，一定没有这种道理。大概是一件事，而左氏错误地重复记载罢了。况且文公十二年，经文记载：“二月庚子，子叔姬去世。”怎么知道她是杞国夫人呢？赵子曰：“记载‘卒’的意义与僖公九年的伯姬相同，因为她是当时国君的女儿，所以称‘子’，用来区别她不是先君的女儿。”

○齐昭公 《齐公十四年》：“齐侯潘去世。”《左传》认为他是昭公。查考僖公二十七年，经文记载“齐侯昭去世。”现在这个昭公就是孝公的弟弟，不应该用先君的名字作为谥号。怀疑是《左氏》的错误。然而僖公十七年《传》中说：“葛嬴生了昭公。”前后文相同，前代儒者没有提出疑问的。

○赵盾弑其君 《太史书》说：“赵盾弑杀了他的国君。”这是董狐的直笔。“你作为正卿，逃亡没有越过国境，返回后不讨伐贼人。”这是董狐的委婉之辞。传述者不考察他的本意，而妄自叙述孔子的话，认为越过国境，就可以免除罪责，这是错误的。穿弑君，盾是主谋，讨伐穿尚且不能免罪。君臣的道义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难道可以逃到境外吗？

○临于周庙 《襄公十二年》：“吴子寿梦去世，在周庙致哀。”杜氏认为这是文王庙。《昭公十八年》：“郑国派祝史迁移主牌到周庙。”劳动致富氏认为这是厉王庙。《传》说：“郑国以厉王为祖。”而《哀公二年》，蒯聩祈祷也说：“敢昭告祖先。始封之君称为祖。虽然，伯禽是文王的孙子，郑桓是厉王的儿子，他们就封建国时，将祭祀谁呢？天下有没有祖先的人吗？何况是有土地的人呢！大概特意建立一座庙来祭祀文王、厉王，而称之为周庙吧？汉时有郡国庙，那也是仿效古代而做的吧？

《竹书纪年》：“成王十三年夏季六月，鲁国在周公庙举行大祭。”查考二十一年，周文公在丰地去世。周公没有去世，怎么会有庙呢？大概是周庙。由此可知始封之君有庙，也可以因此知道祭祀的说法。

○栾怀子 晋人杀了栾盈，怎么会有谥号？《传》说“怀子喜好施舍，士人多归附他”。难道是他的家臣为他定谥号，而流传于史册吗？

○子大叔之庙 《昭公十二年》：“郑简公去世，将要为葬礼清理道路。到了游氏的庙，将要拆毁它。子大叔让清理道路的工人拿着工具站立而不拆毁，说：‘子产经过你们这里，会问为什么不拆毁。’于是说：‘不忍心拆毁庙宇。好吧，将要拆毁了。’如果是这样，子产就让避开它。”《十八年》：“简阅军队大搜，将要为搜军清理道路。子太叔的庙在道路南面，他的寝宫在道路北面，庭院狭小。经过这里三天，让清理道路的工人陈设在道路南面庙的北面，说：‘子产经过你们这里，命令快速清理，就在你们乡里拆毁。’子早上朝，经过时发怒。清理的人向南拆毁，子产到达路口，让随从制止他们，说：‘在北面拆毁。’”这是一件事，而记录者有的认为是葬礼，有的认为是搜军，《传》两者都保留，而失误地没有删去其中一个。

○城成周 《昭公三十二年》《传》：“冬季十一月，晋国魏舒、韩不信到京师，在狄泉会合诸侯的大夫，重温盟约，并且命令修筑成周。魏子面朝南坐，卫彪说：‘魏子必定有大祸，僭越职位来命令大事，不是他的职责。《诗》说：敬畏天的震怒，不敢嬉戏游乐。敬畏天的变化，不敢奔驰驱驰。何况敢僭越职位来做大事呢？’”《定公元年》《传》：“春季周历正月辛巳日，晋国魏舒在狄泉会合诸侯的大夫，将要修筑成周。魏子主持政事，卫彪说：‘将要建立天子，而改变职位来命令，不合道义。大事违背道义，必定有大祸。晋国不失去诸侯，魏子大概不能免祸吧！’”这是

译有一件事，《左传》将其收录了两处，却错误地没有删去其中一处。周历的正月，就是晋历的十一月。其下文说：“己丑这一天，士弥牟经营成周，计算丈尺数量，估量高低，测量厚薄，挖掘沟渠，辨别土质，商议远近，估量事务，计算劳力，考虑财物费用，登记诸侯的粮草，以此命令诸侯服役。”又说：“庚寅这一天，开始种植，宋国的仲几不接受任务。”庚寅就是己丑的第二天，而《左传》却将其分属两年，难道会有拖延两个月才开始种植，宋仲几才不接受任务的情况吗？况且这项工程不过三十天就完工了。

译○ 五伯

“五伯”这个称呼有两种含义：有夏、商、周三代的五伯，也有春秋时期的五伯。《左传·成公二年》中，齐国大夫国佐说：“五伯称霸，勤勉地安抚诸侯，以奉行周王的命令。”杜预（字元凯）说：“夏朝的伯是昆吾，商朝的伯是大彭、豕韦，周朝的伯是齐桓公、晋文公。”《孟子》说：“五霸，是三代圣王的罪人。”赵岐（字台卿）注解说：“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这两种说法不同。根据国佐对晋国人说的话，当时楚庄王去世才两年，不应当立刻将他列为五伯之一，也不应当在之后没有伯主的情况下就固定为五伯。所以，国佐所说的五伯，通指夏、商、周三代无疑。《国语》说：“祝融能够彰显天地的光明，他的后代有八个姓氏，昆吾是夏朝的伯，大彭、豕韦是商朝的伯，庄子、彭祖得到了这个地位，上起有虞氏，下至五伯。”李轨注解说：“彭祖名铿，是尧的臣子，封在彭城，历经虞、夏直到商朝，活了七百岁。”由此可见，所谓的五伯，在商朝时就已经存在了。由此可知，在国佐之前，“五伯”这个名称已经存在很久了。至于《孟子》所称的五伯，以齐桓公为最盛，那只是就东周以后而言。就像严安所说的“周朝衰败三百多年，五霸相继兴起”那样。然而，赵岐把宋襄公并列其中，也不够恰当。宋襄公谋求霸业不成，在泓水之战中受伤而死，从未真正称霸。《史记》说越王勾践“于是报复强大的吴国，在中原展示武力，号称五伯”。司马迁（字子长）在赵岐之前，所听到的说法不同。那么，说夏商周三代的五伯，应当采纳杜预的说法；说春秋时期的五伯，应当列入勾践而去掉宋襄公。《荀子》把齐桓公、晋文公以及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列为五伯，这就对了。

○ 占法之多

用日期来占卜事情的，如《史记·天官书》所说：“甲乙日，占卜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日，占卜江淮海岱地区；戊己日，占卜中州河济地区；庚辛日，占卜华山以西地区；壬癸日，占卜恒山以北地区”，就是这样。用时辰来占卜事情的，如《越绝书》中公孙圣说：“今天是壬午日，时辰加临南方”，《史记·贾谊传》中说“庚子日斜阳西下，乌鸦聚集在我的房舍”，就是这样。又有用月亮运行所在星宿来占卜的，如《史记·龟策传》说：“昨天是壬子日，月亮宿在牵牛星”，《汉书》中翼奉说：“白鹤馆根据月亮宿在亢宿来预测火灾”，《后汉书》中苏竟说：“出现白虹时，月亮进入毕宿”，就是这样。《周礼·占梦》说：“掌管每年的时节，观察天地的交会，辨别阴阳之气，用日月星辰来占卜六种梦的吉凶。”那么古人的方法就可以知道了。汉朝以后，这种说法越来越多，占卜越发穿凿附会，加上对日时、风角、云气快慢变动等不一而足的事物进行占卜，所以有一件事在此处吉利而在彼处凶险的情况，这难道不是所谓“大道因为歧路太多而丢失了羊”吗？所以士文伯对晋侯说因为六物不同，民心不悦；而太史公也说皋陶、唐尧、甘德、石申的书传，杂乱如米盐，在于人们自己在象数占卜之外有所领悟罢了。干宝解释《易经》，说六爻相互杂糅，只取决于当时的物象，他说：“一卦的六爻都杂糅有八卦之气，比如初九是震爻，九二是坎爻。或者看到辰戌说艮，看到己亥说兑。或者用甲壬命名乾，用乙癸命名坤。或者用午位命名离，用子位命名坎。或者得到来气为恶物，王相为兴盛，休废为衰败。解释爻辞有等级，所以称为‘物’。”又说：“爻中的含义，君主与万物交集，五星四气，六亲九族，福泽德行刑罚杀戮，各种形态万类事物，都从爻中显现出来，所以总称为‘物’。”解说《易经》像这样，小术数详尽而大道隐没了。用这种方法卜筮也一定不灵验，天文占卜也是如此。

褚先生补写《史记·日者列传》说：“孝武帝时，召集占卜家询问：某日可以娶妻吗？五行家说：可以。堪舆家说：不可以。建除家说：不吉利。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天人家说：小吉。太乙家说：大吉。争论诉讼不能决断，把情况上报。皇帝下诏说：‘避开各种死忌，以五行为主。’”

○ 以日同为占

裨灶因为逢公死于戊子日，就说现在七月戊子日，晋君将会死。苌弘因为昆吾在乙卯日灭亡，就说毛得杀死毛伯取而代之是在乙卯日，以此来占卜其灭亡。这是用与古人相同的日期来占卜，又是另一种方法。

○ 天道远

春秋时期，郑国的裨灶、鲁国的梓慎最精通天文。《左传·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卫、郑发生火灾，裨灶说：“如果不听从我的话，郑国又将发生火灾。”子产不听从，郑国也没有再发生火灾。《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发生日食，梓慎说：“将要有水灾。”叔孙昭子说：“是旱灾。”秋八月，举行大雩祭求雨。虽然这两人很精明，但也有失误的时候。所以张衡《思玄赋》说：“梓慎裨灶显赫地谈论天道啊，占卜水火却胡乱询问。”

○ 一事两占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春天，没有结冰。梓慎说：“宋国、郑国将要发生饥荒吧？岁星在星纪，而过度侵入玄枵，因此有时灾，阴气不能承受阳气。蛇乘龙，龙是宋国、郑国的星宿，宋国、郑国必定发生饥荒。玄枵是虚星的中部，枵是耗损的名字，土地虚耗而百姓消耗，不发生饥荒还能做什么？”裨灶说：“今年周王和楚王都将死去。岁星抛弃了它的位置而旅居到明年的位置，以伤害鸟帑。”

译周国和楚国憎恶他。十一月癸巳日，周天子去世。十二月，楚康王去世。宋国和郑国都发生饥荒。同一件事进行两次占卜，结果都应验了。

译○《春秋》中关于天象的学说，越是疏略的反而越容易应验，越是细密的反而越容易不应验。春秋时期谈论天象的人，不过是依据分野的星宿，结合五行，验证日食、彗星之类罢了。五大行星中只谈论岁星，其余四星则不予占测，这是多么简略啊。而它所详细论述的，往往在于君主、卿大夫言语、动作、威仪之间，以及人事的治乱、敬怠，所以它的学说容易理解，而它的验证也不会有差错。扬雄《法言》说：“史官用天象来占卜人事，圣人用人道来占卜天象。”

○《左传》不必完全相信。古人所说的兴亡祸福的原因，不必都能应验。《左传》只是记载那些确实而有证据的事情罢了，但也并非完全可信。三位贤良殉死，君子因此知道秦国不再向东征伐；到了秦孝公时，天子授予他霸主地位，诸侯全都来祝贺，后来秦始皇于是兼并天下。季札听到齐国的乐曲，认为齐国的国运不可限量；然而不久齐国就被陈氏篡夺。听到郑国的乐曲，认为郑国会最先灭亡；而郑国直到三家分晋之后才被韩国所灭。浑罕说：“姬姓诸侯中，蔡、曹、滕大概会最先灭亡吧？”而滕国是被宋王偃所灭，在姬姓诸侯中是最后灭亡的。《僖公三十一年》：狄人包围卫国，卫国迁都到帝丘。占卜说：“三百年。”而卫国直到秦二世元年才被废除，历经四百二十一年。可见《左传》所记载的言论也并非完全可信。

○列国官名。春秋时期列国的官名，如晋国的中行，宋国的门尹，郑国的马师，秦国的不更、庶长，都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楚国尤其多，有莫敖、令尹、司马、太宰少宰、御士、左史、右领、左右尹、连尹、针尹、寝尹、工尹卜尹、芋尹、蓝尹、沈尹、青尹、莠尹、嚣尹、陵尹郊尹、乐尹、宫厩尹、监厩尹、杨豚尹、武城尹，这些官名大致都不同于其他国家。

○地名。《左传·成公元年》：“在鞍地作战，从丘舆进入。”注解说：“齐国的城邑。”《成公三年》：“郑国军队抵御晋军，在丘舆击败他们。”注解说：“郑国的地方。”《哀公十四年》：“坑氏把尸体葬在丘舆。”注解说：“坑氏是鲁国人。泰山南城县西北有舆城。”这又是鲁国的地方。这三个丘舆分别是三个国家的地方。《文公七年》：“穆伯到莒国，参加盟会，到达鄢陵。”注解说：“莒国的城邑。”《成公十六年》：“在鄢陵作战。”注解说：“郑国的地方，现在属于颍川郡。”这两个鄢陵，分别是两个国家的地方。《襄公十四年》：“讨伐秦国，到达逆洛。”注解说：“秦国的地方。”《襄公十七年》：“卫国孙蒯在曹隧打猎，在重丘饮马。”注解说：“曹国的城邑。”《襄公二十五年》：“在重丘结盟。”注解说：“齐国的地方。”这两个重丘，分别是两个国家的地方。《定公十二年》：“费国人向北逃跑，国人追赶他们，在姑蔑击败他们。”没有注解，应当是鲁国的地方。《哀公十三年》：“弥庸看见姑蔑的旗帜。”注解说：“越国的地方，现在东阳大末县。”这两个姑蔑，分别是两个国家的地方。

名叫盂的地名有五个。《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国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盂会盟。”这是宋国的盂。《定公八年》：“单子讨伐简城，刘子讨伐盂，以安定王室。”这是周朝的盂。《定公十四年》：“卫国太子蒯聩把盂献给齐国。”这是卫国的盂。而晋国则有两个盂。《昭公二十八年》：“盂乙担任盂大夫。”这是现在的太原盂县。《哀公四年》：“齐国的国夏讨伐晋国，夺取邢、任、栾、高阝、逆洛、阴人、盂、壶口。”这个盂应当在邢、洛之间。

州国有两个。《桓公五年》：“州公到曹国。”注解说：“州国在城阳淳于县。”《桓公十一年》：“郧人将要联合随、绞、州、蓼讨伐楚国军队。”注解说：“州国在南郡华容县东南。”

○昌[A227]。《僖公三十年》：“周王派周公阅来聘问，宴席上有昌[A227]、白盐、黑盐、形盐。”注解说：“昌[A227]，是昌蒲做的腌菜。”而《释文》中[A227]音在感反，正义说：“齐国有邴[A227]，鲁国有公父[A227]，其音为触。《说文》：‘[A227]，盛气怒也。从欠，蜀声。’这昌[A227]的读音，相传为在感反，不知道与那个是相同还是不同。”现在考证顾氏《玉篇》有“[A227]”字：“徂敢切，昌蒲俎也。”那么传文中的昌[A227]正合这个字，而唐人已经误作“[A227]”。由此可知，南北的学术，陆德明、孔颖达等儒者还有不能普遍通晓的地方。《哀公二十五年》：“如果见到他，君主将[A227]他。”现在版本作“[A11M]”，《广韵》注解说：“《说文》从口。”大概经典的错误文字，不是从天宝、开成年间才开始的。

《襄公二十四年》：“日食。”正义说：“这与二十一年连续两个月日食，道理上必然不是这样。只是文字从古文变为篆书，改篆书为隶书，书写材料从缣帛代替竹简，纸张代替缣帛，经历多个世代，辗转抄写产生谬误，失去原本的真貌，后来的儒者因循守旧，不能改正。”

译这是通达事理之人的极高论断。考察《魏书》中江式所说：“鲁共王毁坏孔子旧宅，得到了《尚书》、《春秋》、《论语》和《考经》。又有北平侯张苍进献《春秋左氏传》，其书写字体与孔氏所得古文相似，世人称之为古文。”从古文流传至今，其间辗转抄写不知有几千几百次了，哪里能没有错误呢？后来的学者，对于他们无法理解的地方，必定牵强附会、曲解以作解释，这对经典的危害实在太大了！

译古代教育人，必定先从小学开始，小学的书籍，就是关于声音和文字的学问。《颜氏家训》说：“文字是典籍的根本。世上的学生大多不懂文字，读《五经》的人，认为徐邈正确而轻视许慎；学习辞赋诵读的人，相信褚诠而忽略吕忱；通晓《史记》的人，专攻皮、邹而废弃篆籀；学习《汉书》的人，喜欢应、苏而略去《苍》、《雅》。不知道书音只是枝叶，小学才是根本。”我对这话有所取法。

○文字不同

《五经》中的文字，不同的地方很多。有一部经书中自身就有不同的。比如“桑葚”出现在《卫风》中，而在鲁地则写作“ホ”；“鬯弓”记载在《郑风》中，而在秦地则写作“〇”。《左传》一书，它记录楚国时，“〇氏”有时写作“〇氏”，“箴尹”有时写作“针尹”，何况是钟鼎上的文字呢！《礼记》说“书同文”，也只是说的大概罢了。

○所见异辞

孔子生活在鲁昭公、定公、哀公的时代，文公、宣公、成公、襄公则是他所听说的，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则是他所传闻的。国史所记载的策书文字，有的不完备，孔子可以根据他所见到的来补充，至于所听说的就远了，所传闻的又更远了。虽然从听说中获得，必定要参互考证以求其可信，可信就记载，可疑就空缺，这就是所谓“异辞”的原因。公子益师去世，《鲁史》不记载日期，因为年代久远而无法考证。用这个来解释经义，难道不是很容易而且确实正确吗？何休看到《桓公二年》会稷的传文，认为因为恩情的深浅，有“讳”与“目言”的区别，而把书日与不书日、详与略的区别，看作与此同类，那就很难而且确实不对了。我怀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词”，这三句话必定有所本。而齐、鲁诸儒叙述它，然而它的意义有三：阙文，是一；讳恶，是二；言孙，是三。从前一种说法，就是略于远而详于近；从后两种说法，就是晦于近而章于远。读《春秋》的人，可以从中得到理解了。《汉书》说：孔子作《春秋》，有所褒扬、忌讳、贬损，不能写在书上，口头传授给弟子。弟子退下后说法不同，等到口说流行，所以有公羊、谷梁、邹、夹的学派。丧事想要迅速贫穷，死后想要迅速腐朽，曾子尚且听到而不能理解，如果不是子游举出事实来阐明，又怎么能明白呢？所以说：《春秋》的失误在于混乱。

○纪履纟俞来逆女

“为什么不称‘使’？婚礼不称主人。宋公派公孙寿来纳币，那么他称主人是什么意思？是言辞穷尽。言辞穷尽是什么意思？是没有母亲。那么纪国有母亲吗？回答说：有。有母亲为什么不称母亲？因为母亲不通婚。”富平李因笃说：“这是说经文之所以不写纪侯，是为了表明母亲虽然不通婚，但纪侯有母亲，就不能自称主人，以区别于宋公没有母亲的情况。

○母弟称弟

“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公羊传》说：“称‘弟’是什么意思？同母的弟弟称‘弟’，同母的哥哥称‘兄’。”何休认为：“《春秋》改变周代的文饰，遵循殷代的质朴，质朴的家风亲近亲人，表明应当亲厚，不同于其他公子。”同一个父亲的孩子，却因为同母不同母而区分亲疏，这是当时人极其浅陋的看法。春秋以后，骨肉亲情淡薄，祸乱萌生，很少不是由此引起的。诗人赞美《鸤鸠》平均地爱七个儿子，难道对父母希望他们公平，对兄弟却教导他们疏远，把这叫做质朴，这就是所谓的直情径行，是戎狄的做法。郭氏说：“如果按照《公羊》的说法，那么异母的兄弟就不叫兄弟了吗？”程子说：“《礼》文中有立嫡子同母弟的说法，所谓同母弟，大概是指嫡子，并不是因为同母弟就格外亲近。如果因为同母弟就格外亲近，那就只知有母不知有父，这是禽兽。”

○子沈子

《隐公十一年》。《公羊传》“子沈子曰”的注说：“子沈子，是后来的老师，明确说明这个意思的人。沈子称‘子’冠在姓氏之上，是为了表明他是老师。不仅仅说‘子曰’，是为了避开孔子。那些不冠‘子’的，是其他的老师。”按传中有“子公羊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为什么后来的老师这么多呢？那么这传文不完全出于公羊子就明显了。

○谷伯邓侯书名

“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传文说：“都为什么称名？是失去土地的君主。他们称侯、朝是什么意思？尊贵者没有后代，对待他们像当初一样。”意义很明白，而何氏却有去掉二时的说法，桓公以火攻人君的说法，还有不记月的说法，失地君主朝见恶人的说法。胡氏沿袭它，于是把朝桓的贬义归之于天道了。

○郑忽书名

“郑忽出奔卫。”传文说：“忽为什么称名？春秋时期伯、子、男，是一样的，言辞没有贬义。”传文简略而难以理解。李因笃说：“《春秋》的法度，天子三公称公，王者的后代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男。这就是公、侯为一等，伯、子、男为一等的缘故。所以子产说：‘郑伯是男爵。’遭遇丧事未满一年的君主，公侯都称子，如宋子、卫子、陈子之类的就是。因为他们的等级本来高于伯、子、男，

译所以降等称其为子。如今的郑国是伯爵，伯与子、男同属一等，再往下就没有可以降等的爵位了，不得不降等而直书其名。书其名并非贬低轻忽的措辞，所以说“措辞中没有贬义”。

○祭公前来，于是从纪国迎娶王后。《桓公八年》记载：“祭公前来，于是从纪国迎娶王后。”《九年》记载：“春天，纪国的季姜嫁到京师。”从迎娶者的角度而言，称她为王后；从出嫁者的角度而言，称她为季姜，这是合乎自然的文章写法。就像《诗经》中所说“为韩侯选择吉地”一样，又像《左传》中所说“息妫将要出嫁路过蔡国”一样，都是在未出嫁时冠以夫国的称号，这是行文时不得不如此的写法。而《公羊传》认为“王者没有内外之分，其措辞已经完备”，又认为“父母对于子女，即使成为天王的王后，仍然称她为‘我的季姜’”。这种解说虽然巧妙，却不符合圣人的本意。如果现在说“从纪国迎娶季姜”，那么初学的人也知道这样说不通；如果又说“王后嫁到京师”，那么王后是谁的女儿呢？这就陷入辞穷的困境了。《公羊传》的作者大概拘泥于在国中称“女”的惯例，却不知道文章本来就有倒置反而通顺的情况。

译传文中存在不同的说法，《左传·庄公十八年》记载：“陈妫回到京师。”这实际上是指惠后。

○ 争门 《公羊传·闵公二年》记载：“桓公派遣高子率领南阳的军队，拥立僖公并修筑鲁国城墙。有人说从鹿门到争门这一段是，也有人说从争门到吏门这一段是。”注解说：“鹿门，是鲁国南城的东门。”根据《左传》中“臧纥砍断鹿门的关锁出逃到邾国”的记载，可以证实这一点，而争门、吏门则失传了。查考《说文解字》：“净，是鲁国北城门的水池。从水，争声。士耕切。”这说明争门就是以此水池命名，省略文字写作“争”罢了。后人将“氵静”字省略写作“净”，读音为才性切。而佛经使用了这个字，自《南史》《北史》以下，都读作才性切的净，而鲁国的争门就不再为人所知道了。

○ 仲婴齐去世 鲁国有两个婴齐，都是公孙。《成公十五年》记载：“三月乙巳，仲婴齐去世。”这是仲遂的后代。《成公十七年》记载：“十一月壬申，公孙婴齐在〇〇去世。”这是子叔声伯。季友、仲遂都在出生时被赐予姓氏。所以他们的儿子就用父亲的表字作为姓氏。出生就赐予姓氏，不符合礼制；用父亲的表字作为姓氏，也不符合礼制。《春秋》遵循他们原本的称呼，而不抹去他们改变姓氏的事实，他们活着时记载为“公子遂”，去世时记载为“仲遂卒于垂”；对于他们的儿子，活着时记载为“公孙归父”，去世时记载为“仲婴齐卒。”

《公羊传》说：“仲婴齐是谁？是公孙婴齐。”这里说仲婴齐，也是指公孙婴齐，并不是指子叔声伯。所以注解说：“之前没有在经文中出现，称为公孙婴齐；现在作为大夫去世出现在经文中，称为仲婴齐。”这是汉代人解释经书的精妙之处。如果是子叔声伯，那么在鞍之战、出使晋国、出使莒国时，已经多次在经文中出现过了。

“为别人做后嗣的人就成为他的儿子”，这句话必定有所依据。然而婴齐做后嗣，是继承仲遂，而不是继承归父，如果认为是为兄长做后嗣那就错了。传文拘泥于孙子用祖父表字作为姓氏的说法，而认为婴齐是继承归父，那就是弟弟继承兄长，扰乱了昭穆的伦常了，这是错误的，况且三桓又怎么会爱惜归父而为他立后嗣呢。

◎ 隐公十年没有正月 隐公十年没有正月，是因为没有那个月的事情而不记载，并不是有意删削。《谷梁传》认为隐公自己不正，这是牵强附会的。赵氏说：“宣公、成公以前人名和干支大多不全，是旧史缺漏的缘故。”说得对。

○ 戎菽 《庄公三十一年》记载：“齐侯来进献戎捷。”传文说：“戎，是菽。”似乎是根据《管子》中“桓公北伐山戎，得到冬葱和戎菽，推广到天下”的说法来解释的。桓公以戎捷夸示诸侯，难道仅仅是一味戎菽吗？况且《诗经·生民》说：“种植荏菽，荏菽茂盛。”传文说：“荏菽，就是戎菽。”《尔雅》说：“戎菽叫做荏菽。”那么自从后稷出生时就已经种植了，不需要等到桓公才开始推广。

○ 陨石落在宋国五块 《公羊传》、《谷梁传》两传，相传受业于子夏，其中宏大纲领和主要旨意符合圣人深意的有几十条。然而齐鲁之间，人们各自为师，偏远地区多有异说，偏狭的学问多辩驳，那些穿凿附会误导后人的也不少。比如“陨石落在宋国五块，六〇退飞过宋都”，这是临文不得不如此的写法，并不是史官说“五石”，而孔子改为“石五”；史官说“〇六”，而孔子改为“六〇”。《谷梁子》说：“陨石落在宋国五块，后数，是散辞。”“六〇退飞过宋都，先数，是聚辞。”“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这是散辞吗？“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这是聚辞吗？初九潜龙，后九也；九二见龍，先九也。世上没有人为此做过解释的。

石头没有知觉，所以用日记载；那么梁山崩塌不用日记载，为什么呢？〇微是有知觉的东西，所以用月记载；那么有ず鹆来筑巢不用月记载，为什么呢？用月用日的有无，其文辞是史官记录的。所以刘敞说：说“是月”的，是因为宋国没有报告日期，嫌疑与陨石同日，记载“是月”以区别它。

○ 王子虎去世 《文公四年》记载：“夏五月，王子虎去世。”左氏认为是王叔文公，这是对的。而《谷梁传》认为是叔服。查考此后文公十四年，有彗星进入北斗，周内史叔服说：“不出七年，宋、齐、晋的国君都将死于动乱。”成公元年，刘康公讨伐戎人，叔服说：“背弃盟约而欺骗大国，这必定失败。”明显叔服是另一个人，不是王子虎。

○ 《谷梁传》“日”误作“曰” 《谷梁传·宣公十五年》记载：“中国谨慎用日，卑国用月，夷狄不用日，其曰：潞子婴儿贤也。”注疏解释得迂腐，查考传文“曰”字是误字，应当作“其日，潞子婴儿贤也”。

● 卷五 ○ 阍人寺人 阍人、寺人隶属于冢宰，那么内廷就没有扰乱政事的人；九嫔、世妇隶属于冢宰，那么后宫就没有盛宠之事。太宰对于君王，不仅辅佐他治理国家，也教诲他治理家庭。自汉朝以来，只有诸葛孔明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上表给后主，说宫中、府中都是一体的。而宫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咨询攸之、衤韦

译（有）允等三人。于是后主想要挑选女子充实后宫，但（黄）允始终坚持不听从；宦官黄皓在黄允任职期间，职位不过黄门丞。这可以说是施行周礼的成效了。后来的君主认为这是自己的家事，而身为大臣的人也认为这是天子的家事，臣子不敢坚持原则去质问。如果家庭不端正，又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魏国的杨阜担任少府，上书请求裁减宫女，于是召来御府官吏，询问后宫的人数，官吏说：“宫廷机密，不能泄露。”杨阜大怒，杖打官吏一百下，斥责他说：“国家不跟九卿保密，反而跟小吏保密吗！”然后才知道守门宦官、妃嫔侍从隶属于天官，周公为后世考虑得是多么深远啊。

译汉朝承袭秦朝的制度，设有少府这一官职，中书谒者、黄门、钩盾、尚房、御府、永巷、内者、宦者这八个官署，其令、丞、诸仆射、署长、中黄门等都隶属于少府，由此可见，宦官之职仍然隶属于外廷。○正月之吉《大司徒》说：“正月之吉，初春和暖，向邦国都鄙颁布教令。”注解说：“这是周历正月的初一。”正岁，向教官发布命令。注解说：“这是夏历正月的初一。”这就是古人三种历法同时使用的证据。《逸周书·周月解》说：“还有我们周朝改正历法，以垂示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享祭，仍然沿用夏历。”说的正是这个意思。《豳诗·七月》一篇之中，凡是说“月”的都是夏正，凡是说“日”的都是周正。“一之日发，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传解说：“一之日，是周历正月；二之日，是殷历正月。”“三之日，是夏历正月。”

《北史·李业兴传》记载：“天平四年，李业兴出使南梁。梁武帝问：‘《尚书》中说正月上日，在文祖接受天命，这时用的是哪种历法？’李业兴回答说：‘这是夏历正月。’梁武帝问：‘怎么知道的？’李业兴说：‘查考《尚书》中的《候运衡篇》说日月运行开始，所以知道是夏历。’梁武帝又问：‘尧以前用什么月作为正月？’李业兴回答说：‘自尧以上，典籍没有记载，实在不知道。’梁武帝又说：‘寅宾出日，就是正月。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就是二月。这出自《尧典》，怎么能说尧时不知道用哪种历法呢？’李业兴回答说：‘虽然三种历法不同，但谈论节令的都依据夏历正月。《周礼》说仲春二月，会合没有夫家的男女。虽然出自《周书》，月份也是夏历。尧时的日月也应当如此。’”

○木铎和金铎是用来号令军中的，木铎是用来号令国中的，这是先王仁义的应用。一件器物虽小，却能区分刚柔，这可以用来认识治理百姓的道理吧？

鼓吹，是军中的音乐，不是统领军队的官员不使用，现在文官使用它，士庶人使用它，僧道也使用它，金革之器遍布全国，而兵祸由此兴起。

后魏孝武帝永熙年间，各州镇都配给鼓吹。不久高欢起兵，魏国分裂为二。唐朝自从安史之乱后，边防戍守的军队都得以使用鼓吹，所以杜甫诗中说：“万方声一概，吾道竟何之！”粗犷厉声的音乐，表现为乱象，先王的制度，所以军容不进入国都。

《诗·有瞽》的笺注说：“箫，编小竹管，就像如今卖糖人所吹的。汉朝时卖糖只是吹竹，现在则鸣金。”

○考察其功业已经完成的称为功，未完成的称为绪。《说文》说：“绪，丝的头端。”《礼记》说：“武王继承太王、王季、文王的绪业。”

○六牲古代用来祭祀宴享，所以六牲的管理特别重要。“执豕于牢”，是称颂公刘；“尔牲则具”，是赞美宣王。至于邻国相通，葛伯不祭祀，商汤派人送给他牛羊；而卫戴公寄居在曹国，齐桓公送给他牛羊豕鸡狗各三百头。平时，国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而使用大牲则向神占卜，以求吉利。所以《左传》记载齐国的制度，公膳只限于双鸡。而诗人说宾客的摆设，不过兔首鳖之类。古人重视六牲就是这样。自从齐灵公伐莱，莱人派正舆子贿赂他，索要马牛各百匹；而吴人向鲁国征调百牢，始于贪求，终于暴殄天物。于是范蠡用他霸越的余谋来畜养五畜，而泽中千足彘得以比封君，孳畜的权力不在国家而在民间了。

《易》说：“东邻杀牛，不如西邻的薄祭。”秦德公用三百牢于祭祀。而王莽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到诸小鬼神，共一千七百所，使用三牲鸟兽三千多种。后来不能备齐，就用鸡代替鹜雁，用犬代替麋鹿。

○邦飨耆老孤子春天飨孤子，以象征万物方生；秋天飨耆老，以象征万物既成。然而国中的老人孤儿很多，不可能全部飨宴。所以国老庶老则飨宴他们，而其他则由国家供养、由乡里供养。死事之孤则飨宴他们，而其他则养育幼少、抚恤孤儿。一以教孝，一以劝忠，先王一举动而天道人伦具备，这就是礼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吧？

○医师古代庸医杀人。现在庸医不杀人，也不救人，让人处于不死不活之间，病情日益加深，最终导致死亡。药有君臣之分，人有强弱之别。有君臣之分则用量有多少，有强弱之别则剂量有半倍。多则专一，专一则见效快；倍则厚重，厚重则药力深。现在用药的人大多杂乱泛泛而平均分配，既看不明白，又治疗不勇猛，所以病不能痊愈。而世人只以不杀人为贤，哪里知道古代的上医也不能没有失误。《周礼·医师》说：“年终，考核医事以决定俸禄：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

译这十次失误中占了三四次，古人尚且任用他们。而淳于意回答汉文帝时，还说：“偶尔出现失误，臣淳于意无法完全避免。”《易经》说：“宽缓地处理父亲留下的弊端，前往行事会遭遇困难。”为什么偏偏选取那些宽缓处理弊端的人，认为他们虽然死了，责任也不在于我？唉，这就是张禹导致汉朝灭亡、李林甫导致唐朝灭亡的原因啊！

译《唐书》中许胤宗说：“古代高明的医生只在于辨别脉象，脉象既已精细辨别，然后才能认识疾病。疾病与药物有完全对应的，只需单独使用一味药直接攻克那种病，药力既然纯正，疾病立刻就能痊愈。现在的人不能辨别脉象，不认识疾病的根源。凭主观推测，多加几种药味。这好比打猎，不知道兔子在哪里，却大量派出人马，在空旷的地方包围，希望有一个人能抓到它，这种方法也太疏漏了！假如一种药偶然对症，其他药味相互牵制，药的气势不能发挥作用，所以难以痊愈，确实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汉书》说：“华佗精通方药，开出的药方不超过几种。”《易经》师卦的六五爻辞说任用，九二爻辞说吉祥，如果参杂三、四爻则凶险。所以官员多了就会混乱，将领多了就会失败，天下的事情也是这样。

关于造谣的刑罚，舜命令龙时说：“我厌恶谗言灭绝正道，震惊我的军队。”所以大司徒用乡八种刑罚来纠正万民，造谣的刑罚仅次于不孝、不悌。而禁暴氏掌管诛杀那些说话不诚信的平民。至于谣言不惩处，宗周就灭亡了。

○ 国子世子在学宫按年龄排序，从后夔教导贵族子弟开始就是这样了。师氏用三德教导国子；保氏掌管用正道养育国子，并教他们六艺。而王世子不另外设置官员，这是世子与国子按年龄排序。所以诸子掌管国子的事务，“国家有大事，就率领国子来到太子那里，任凭太子使用”。如果不是平时相处熟悉得很深，怎么能得到他们的任用呢？后世却设置东宫的官员，并划分职级。于是有了内外宫朝的隔阂，先王的用意就丧失了。

○ 死政，指为国事而死的老臣的父亲，如《史记·平原君传》中李同战死，封他的父亲为李侯；《后汉书·独行传》中小吏所辅佐抵御贼寇，代替县令而死，任命他的父亲为郎中；《蜀志·庞统传》中庞统被流箭射中而死，任命他的父亲为议郎，升任谏议大夫，就是这类情况。如果父子都作为君王的臣子而特别给予恩遇，如光武帝对待伏隆，先朝对待张五典。

○ 凶礼，《大宗伯》用凶礼哀悼邦国的忧患，其类别有五种：叫死亡、凶札、祸灾、围败、寇乱。所以古代所谓的凶礼，不仅仅用于死亡，而在五服之外有非丧事的丧事，由此而产生。《礼记》说：“年成不好，天子穿素服，乘素车，吃饭没有音乐。”又说：“年成不好，君主穿布衣，不修饰。”《周书》说：“大荒年，君王穿麻衣上朝，朝中没有彩衣。”这是凶札的服饰。《司服》：“大札大荒大灾穿素服”注说：“大灾，水火为害，君臣穿素服戴白帽，如同晋国伯宗哭梁山崩塌。”《春秋》：“新宫火灾，哭三天。”这是祸灾的服饰。《礼记》说：“国家灭亡大县邑，公卿大夫士戴厌冠，在太庙哭。”又说：“军队有忧患，就穿素服在库门外哭。”《大司马》：“如果军队不成功，就戴厌冠捧着主车。”《春秋传》：“秦穆公在崤山战败，穿素服在郊外驻扎，面向军队哭。”这是围败的服饰。至于《曲礼》说：大夫士离开国家，“穿素衣，素裳，素冠，去掉镶边，穿素鞋，素袜，骑杂毛马”。孟子说三个月没有君主就吊唁，而季孙会见荀跞，戴练冠穿麻衣。这是君臣不幸而哀悼他们的。秦穆姬迎接晋侯，脱去丧服；卫侯思念子鲜，终身穿着丧服。这是兄弟不幸而哀悼他们的。楚国灭掉江国，秦伯降低服饰等级走出住处；越国包围吴国，赵孟降低到丧食的等级。这是盟国不幸而哀悼他们的。先王制定服饰的法度本来就不止一种。《礼记》有话说：“没有丧服的丧事，用来安抚万邦。”

○ 不入兆域，《冢人》：“凡是死于兵事的，不进入墓域。”注：“战败没有勇气，扔到墓外惩罚他们。”《左氏传》赵简子所说的：“桐棺三寸，不设装饰。素车朴马，不进入墓域。”而《檀弓》说死而不吊唁的有三种，其中一种是畏，也是这类情况。如果像敝无存那样死去，齐侯三次为他送葬，给他犀轩和直盖并亲自推棺。三童汪踦死去，孔子说：“能拿起武器保卫社稷，可以不算未成年而死。”怎么能一概而论呢。隋文帝仁寿元年，下诏说：“投身殉节，自古称难。为王事牺牲，礼仪加二等。而世俗之人不懂大义，致命于军队的不入墓域，损害孝子的心意，伤害人臣的心。想到这些，常常深深怜悯叹息。而且入庙祭祀并不废缺，为什么坟墓唯独在外面？从今以后，战死的人应该进入墓域。”可以说通达古人的心意。又考察晋国赵文子与叔誉在九原观看，而有阳处父的安葬，那么获罪而被杀的人，也未尝不进入墓域。

○ 乐章，《诗经》三百篇都可以配上音乐成为乐曲。自汉代以后，就把那些不合五言的称为徒诗，而那些合于音乐的称为乐府。宋代以后，那些所谓的乐府也只是模仿其辞藻，与徒诗没有区别。于是诗与乐截然分开，不仅乐灭亡了，诗也灭亡了。

古人让乐服从诗，今人让诗服从乐。古人必定先有诗，然后以乐来调和它。舜命令夔教导贵族子弟，诗言志

译（先王）用歌唱来延长言语，声音随着延长的言语而流动，音律用来调和声音，因此登歌在上方演唱，而堂上堂下的乐器与之应和，这就叫做让音乐服从于诗歌。古代的诗歌大多出自中原各国，那里的人保有先王的遗风，有讽诵教化的传统，他们的心志平和，文辞不浮夸，而在音节之间往往自然地符合音律。从《楚辞》开始，就已经不必完全谐和了。到了魏晋时期，蛮夷戎狄混杂扰乱，方言语音逐渐变化，南北各不相同，所以文人的作品大多无法与音乐相协调，虽然名为乐府，却与单纯的诗歌没有区别了。人心不再纯正，而五音十二律自古传承至今未曾改变，于是不得不以五音来校正人的声音，这就叫做让诗歌服从于音乐。让诗歌服从于音乐并非古制，而是后世的失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

译《汉书》记载：“汉武帝选拔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创作诗歌辞赋，大致论述音律，以配合八音的调式，制作了十九章之歌。”所谓“大致论述音律，以配合八吕的调式”，这是让诗歌服从于音乐，后代的乐音都是如此。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七章，都是郊庙的正乐，如同《诗经》三百篇中的颂诗。其他的各种诗歌，所谓赵、代、秦、楚等地的民歌，如同列国的风诗。

十九章，是司马相如等人所作，大致论述音律，以配合八音的作品。赵、代、秦、楚等地的民歌，有的协律，有的不协律。任命李延年为协律都尉，选取其中可以协律的作品来配上音乐。

《乐府》中像清商、清角这类，是用声音来命名诗歌的。像《小垂手》、《大垂手》这类，是用舞蹈来命名诗歌的。用声音命名的必定符合声音，用舞蹈命名的必定符合舞蹈。到了唐代舞蹈失传了，到了宋代声音失传了，于是文章的流传兴盛，而声音的作用衰微，然后徒诗兴起而音乐废弛了。唱歌的是诗，敲击、拍打、吹奏的是乐器，合起来称为乐。相对于诗来说，所谓的乐，是“八音兴起于诗，确立于礼，完成于乐”，这是将诗与乐分开来说的。专门举出乐则诗包含在其中，“我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校正音乐，雅颂各得其所”，这是将诗与乐合起来说的。

《乡饮酒礼》：“礼工四人，一瑟。”两瑟，两人弹奏瑟，那么两人唱歌。“古人琴瑟的使用，都与歌唱同时演奏，所以有一人唱歌一人弹奏瑟的，汉文帝让慎夫人弹奏瑟，皇上自己靠着瑟唱歌就是如此。也有自己弹奏自己唱歌的，孔子拿起瑟唱歌就是如此。至于卫灵公在濮水之上听新声，而让师延记录下来，那就只有曲调而没有歌词，这是后世徒琴兴起的原因。

谈论诗的人大多把声音当作末等技艺，不知道古人入学从六艺开始，孔子把游艺作为学问的完成。后人喜好高深，把这当作乐师乐工的事情，于是使三代的音律不保存在两京，两京的音律不保存在六代，而声音的学问于是成为当今的绝艺。

“七月流火”，是天文学。“相其阴阳”，是地理学。“四矢反兮”，是射箭。“两骖如舞”，是驾车。“止戈为武”，“皿虫为蛊”，是文字学。“千乘三去”，“亥，有二首六身，”是数学。古代的时候人人知道这些，而今天于是成为绝学。并且说：不过是技艺罢了，不知道没有害处。这是近代儒生用来掩饰自己空疏的原因。

○斗与辰合《周礼·大司乐》注：“这是根据十二辰的斗建与日辰相配合，都以阳律为主，阴吕来配合。”所以《大师》说：“掌管六律六同，以配合阴阳。”黄钟，是子月之气，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纪。大吕是丑月之气，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所以奏黄钟，歌大吕以祭祀天神。大蔟，是寅月之气，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应钟，是亥月之气，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所以奏大蔟，歌应钟，以祭祀地祇。姑洗，是辰月之气，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吕是酉月之气，八月建焉，而辰在寿星。所以奏姑洗，歌南吕以祭祀四望。蕤宾，是午月之气，五月建焉，而辰在鹑首。函钟，是未月之气，六月建焉，而辰在鹑火。所以奏蕤宾，歌函钟，以祭祀山川。仲吕，是巳月之气，四月建焉，而辰在实沈。夷则是申月之气，七月建焉，而辰在鹑尾。所以奏夷则，歌小吕，以享祭先妣。夹钟，是卯月之气，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娄。无射是戌月之气，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所以奏无射，歌夹钟，以享祭先祖。《太玄经》所谓：“斗振动天而前进，日违背天而后退。”先王制作音乐，以象征天地，必定有相配合的道理了。

○凶声“凡是建立国家，禁止淫声、过声、凶声、慢声。”凶声如殷纣喜好北鄙之声，所谓高亢严厉而细微末节，以象征杀伐之气。注说：“亡国的声音，如桑间、濮上。”这已经包含在淫声之中了。

○八音先王制定音乐，具备五行之气。水火无法直接使用。所以寄托火于金，寄托水于石。凫氏铸造钟，是火的极致。泗滨浮磬，是水的精华。

土鼓，是音乐的开始。陶匏，是祭祀的重大。这两种声音不是为了悦耳，而是保存其质朴。《国语》中州鸠说：“匏、竹利于制作。”又说：“用匏来宣扬，用瓦来辅助。”现在的大乐长久没有匏、土两类，而八音只有六类了。熊氏说：“匏音消亡，而清廉忠敬的人不多见。”我对他的话有所感触。

○用火有明火，有国火。明火用阳燧从太阳中取得，接近天，所以占卜和祭祀使用它，国火从五行之木中取得，接近人，所以烹饪使用它。

古人用火必定从木中取得，而又分四时五

译这是关于“行”的变化的。《素问》中黄帝说：“壮火会耗散元气，少火能滋生元气。”季春时节出产的药材较少，人们珍视其新鲜，这符合少火的道理。如今人们一律从矿石中获取，其药性猛烈而不适宜人体，导致疾病增多、寿命缩短，是有其缘由的。

译邵氏《学史》说：“古代设有火正这一官职。《论语》说：‘钻木取火，更换新火。’这是政事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所谓使天下光明融和，就在于此。《周礼》中司烜氏所掌管的事务，以及《春秋》中宋、卫、陈、郑等国所记载的事项，都包含在政事之中。如今治水的官职还保留着古制，唯独管理火的官职缺失了。人们知道选择水来烹煮食物，却不选择火来祭祀和供养，这能说是备齐了物品吗？有人说：庭院中的火炬已有专人管理了。虽然如此，这只是火中次要的部分。”○在社坛执行杀戮《大司寇》篇说：“大军出征，在社坛执行杀戮。”注解说：“社，指的是随军携带的社主。”《尚书·甘誓》说：“服从命令的在祖庙前赏赐，不服从命令的在社坛前杀戮。”孔颖达说：“天子亲自征伐，必定载着迁庙的祖主和社主同行，有功绩的在祖主前赏赐，表示不专断；不服从命令、逃跑败退的人，就在社主前杀戮。社主属阴，阴主杀伐。这是亲近祖神、敬畏社神的意义。”《礼记》说：“社是用来神化大地法则的。”意思是古人认为社是阴的主宰，如同掌管刑杀权柄一样，所以祭祀战胜国的社神时，由士师充当尸（代表受祭者）。而王城即将沦陷时，赦免城中的囚徒，授予兵器让他们杀戮，饮其血说：“有不为新朝效力的人，社鬼会记下他。”宋襄公、季平子都在社坛用人祭祀，而亡曹国的梦境也说：“站在社官的位置。”宰我战栗的回答，是有其来源的。○邦朋《士师》掌管士的八种罪行，第七种是“为邦朋”。姜太公回答周武王，百姓有十大罪过，其中说百姓有百里内的声誉、千里外的交游，是第六大罪。又说：“一家危害一里，一里危害诸侯，诸侯危害天下。”唉！这就是太公诛杀华士的原因。世道衰微，王道纲纪在上层松弛，而私党在下层滋生，所以箕子陈述《洪范》，必定要确立最高的准则，然后百姓才不会结党营私、比附德行。《易经·泰卦》九二爻说：“朋亡。”《涣卦》六四爻说：“涣散其朋党，大吉。”《庄子》说：“周文王把政事寄托给臧丈人，而列士破坏根基、解散朋党。”

荀悦评论说：“发表言论的人计较厚薄而吐露言辞，选拔举荐的人衡量亲疏而书写推荐，贿赂塞满了门庭，请托往来于道路，私人书信多于公文，私事多于公事。”世道的弊端，古今相同，令人叹息的就是这些。

○王公六职之一“坐着谈论治国大道，称为王公。”王也是六职之一，没有无所事事而成为君主的，所以说天子只是一个爵位。

○奠挚见于君士冠，是士的嫡子继承父亲地位的时候，所以得以持奠挚之礼拜见君主。

○主人“主人戴爵弁，穿〇裳，用黑边装饰。”注解说：“主人，指新郎。新郎是新娘的主持者。”“主人在门西铺设席子。”注解说：“主人，指女方父亲。”亲迎的礼仪，从男方家开始进行，所以新郎称为主人；到了女方家，女方父亲又应当称为主人，所以不忌讳使用相同的称呼。女方父亲作为主人，那么新郎就应当作为宾客，所以说：“宾客面向东回答拜礼。”注解说：“宾客，指新郎。这是对着女方父亲的称呼。等到宾客出门而新娘跟随，就改变文辞而直接称为‘新郎’。新郎，是相对于新娘的称呼。称主人、称宾客、称新郎，同一个人而有三种不同的称呼，可以看出礼仪以时为大，而义理源自内心。”

○辞无不腆无辱“归妹，是人的始终大事。”先王在这里有省略文饰、崇尚质朴的意思，所以辞令中没有不丰厚、不羞辱的话。用直率诚信告知，说这是先人的礼仪罢了。这是为了确立生民的根本，作为子孙延续的基础，所以以内心为主，而不崇尚文辞，不仅仅是为了教导妇德而已。

○某子受酬《乡饮酒礼》说：“某子接受酬酒。”注解说：“某，是众宾的姓氏。”《乡射礼》说：“某酬某子。”注解说：“某子，是氏。”古代男子不称姓，按照《乡射礼》的注解是正确的。如《左传》中叔孙穆子提到叔仲子、子服子之类。

○辩《乡饮酒礼》、《乡射礼》，在旅酬时都说“辩”，注解说：“辩，指在下位的众宾。”这里的辩不是“辩察”的辩，古字辩与“遍”相通。经文中说辩的地方不止一处。《燕礼》注解说：“今文‘辩’都作‘遍’”是对的。《曲礼》说：“主人延请客人，吃完〇，然后遍尝ゾ。”《内则》说：“子师遍告诸妇诸母的名号。”“宰遍告诸男的名号。”《玉藻》说：“先吃饭，遍饮而等待。”《乐记》说：“其治理遍达者其礼仪完备。”《左传·定公八年》说：“子言遍舍爵于季氏之庙而出。”《史记·礼书》说：“瑞应遍至。”

○须臾“寡君有不丰盛的酒，请吾子与寡君须臾相聚，派某人来请求。”古代音乐不越过一天，宴饮不移动刻漏，所以称须臾，表示不敢久留。《礼记》说：“饮酒的节制，早晨不废朝政，晚上不废夕祭。”而《尚书·酒诰》篇说：“从前殷商的先哲王遵循天意，小民遵循德行秉持智慧。”“在外服的侯、甸、男、卫、邦伯；在内服的百官庶尹，以及亚、服、宗工；以及百姓里居，不敢沉湎于酒，不仅是不敢，也是没有闲暇。”这难道是等到初筵的规劝、三爵的制度，然后才不得醉酒吗？○飧不致《聘礼》

译管人接待宾客，三天备齐洗头的水，五天备齐洗澡的水，送饭时不特意送达，宾客也不拜谢，沐浴后吃饭。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粮仓的人接着送粮食，厨师接着送肉，不用君主的命令去传达”，这是怕劳累宾客。○三年之丧现在的人实行三年之丧，有三件事超过了古人。《礼记·三年问》说：“三年之丧，二十五个月结束。”《檀弓》说：“祥祭后穿白色的粗麻布衣，这月举行禫祭，下个月就可以奏乐了。”王肃说：“在祥祭的这月举行禫祭，禫祭的次月就可以奏乐了。”又说：“鲁国有个人早上举行祥祭，晚上就唱歌，子路嘲笑他。孔子说：‘仲由，你责备别人难道没有尽头吗？三年之丧也已经太久了。’子路出去后，孔子说：‘这算多了吗？超过一个月就是好的了。’”《丧服小记》说：“再期之丧就是三年。”《春秋·闵公二年·公羊传》说：“三年之丧，实际是二十五个月。”孔颖达《尚书正义·太甲篇》说：“商汤在元年十一月去世，到这时二十六个月，三年丧期结束。”郑玄认为二十四个月是再期，这月的零头日子不计算，所以是二十五个月。在中间的月份举行禫祭，那么空月就是二十六个月。在出月举行禫祭，就是二十七月。这与王肃不同。按《三年问》说：“至亲以一年断绝，为什么呢？”回答说：“天地已经更替了，四季已经变化了，在天地之中的万物没有不重新开始的了，以此来象征它。”“那么为什么是三年呢？”回答说：“这是加重尊崇罢了。让它加倍，所以是再期。”现在采用郑玄的说法，三年之丧必定是二十七月。《仪礼·丧服篇》说：“穿疏衰裳，齐牡麻绖，戴布冠系布缨，用削杖，系布带，穿疏屦，为期者，是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传文说：“为什么为期呢？是委屈，至尊的父亲在，不敢伸展自己对母亲的私尊。”《礼记·杂记》下篇说：“为期之丧，十一个月举行练祭，十三个月举行祥祭，十五个月举行禫祭。”注解说：“这是指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丧大记》说：“为期之丧，整个丧期不吃肉，不喝酒。父亲在世，为母亲、为妻子服丧。”又说：“为期之丧住在庐舍，整个丧期不在内室与妻子同房，是父亲在世，为母亲、为妻子服丧。”《丧服四制》说：“依据侍奉父亲来侍奉母亲，而爱是一样的。天没有两个太阳，地没有两个君王，国家没有两个君主，家没有两个至尊，用一个来治理，所以父亲在世时为母亲穿齐衰期服，是表示没有两个至尊。”《丧服传》说：“禽兽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野人说：‘父母有什么区别呢？’都邑的士人就知道尊崇父亲了。”现在采用武后的制度，也为母亲服三年之丧，这是超过古人的第二点。《丧服篇》又说：“不执杖穿麻屦者，是媳妇为公婆服丧。”传文说：“为什么为期呢？是从属服丧。”《檀弓》上篇说：“南宫绦的妻子为婆婆服丧，孔子教导她，说：‘你不要匆匆忙忙，也不要慌慌张张。’大概用榛木做笄，长一尺而总长八寸。”正义认为因为这是为期之丧，所以比斩衰之服要轻。《丧服小记》说：“妇人为丈夫和长子稽颡，其余则不稽颡。”现在采用后唐的制度，媳妇为公婆也服三年之丧。这是超过古人的第三点。这些都是后来的儒者所不敢议论的，不仅是因为沿袭国家制度，也是畏惧宰我缩短丧期的讥讽。如果虽然日月很多，但哀戚之情达不到，那就远远不如古人了。

译古人把祥祭视为丧礼的终结，中月而禫则是在除去丧服之后。所以《丧服四制》说在祥祭那天，弹奏素琴，向百姓展示丧事有终了之时。《檀弓》说孔子在祥祭后五天，弹琴却弹不出声音，十天后才能演奏笙歌。有子大概是在祥祭后穿上了丝鞋和组缨。又说：“祥祭后外面没有哭泣的人，禫祭后里面没有哭泣的人，这是因为音乐已经奏起了。”自从鲁国有人在早上举行祥祭、晚上就唱歌的人，子路嘲笑他，孔子说：“过了一个月，那才是好的。”而孟献子在禫祭时悬挂乐器却不奏乐，孔子说：“献子比一般人高出一等了。”于是从禫祭之后，才称为终丧。王肃依据《三年问》中“二十五月而毕”，《檀弓》中“祥祭穿缟衣，这月禫祭，下月奏乐”的文字，认为丧期是二十五月。郑玄依据《服问》中“中月而禫”的文字，认为丧期是二十七月。《孝经援神契》说：“丧期不超过三年，以一年为期加倍，五五二十五个月，义理断绝仁情，向百姓展示丧事有终了。”所以汉代丧服的制度，称为五五。《堂邑令费凤碑》说“菲薄五五之期，衰杖尚未除去”，《巴郡太守樊敏碑》说“遭遇母亲去世，五五之期断绝仁情”就是证明。

为父亲服斩衰三年，为母亲服齐衰三年，这是遵循儿子为儿子制定的制度。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齐衰杖期，这是遵循丈夫为妻子制定的制度。家中没有两个至尊，儿子不能擅自做主，这就是所谓的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审视这些就可以破除学者的疑惑，而平息纷纭的议论了。

父亲在世时为母亲，虽然降等为一年之丧，但心丧的实质未曾不是三年。传文说：“父亲必须三年之后才娶妻，这是通达儿子的志向。”假如在三年之内娶妻，将让做儿子的穿什么丧服去拜见，怀着什么心情去相处呢？道理上是不可行的。压抑儿子的丧服为期，而申述父亲不娶妻于三年之内。圣人之所以损益百世而不可改变，精妙极了。

《檀弓》上篇：“伯鱼的母亲去世，一年后还在哭泣，孔子听说后，说：‘是谁在哭？’门人说：‘是鲤。’孔子说：‘嘻，太过分了！’伯鱼听说后，就停止了哭泣。”这是父亲在世时为母亲的制度当然如此，疏解说这是为出母（被休弃的母亲）是不对的。

《丧服小记》说：“庶子在父亲的家中，就不为母亲举行禫祭。”山阴陆氏说：“在父亲的家中，是指未娶妻的人。连禫祭也不举行，是因为被压制。”

唐代武、韦二后都发动妇人乘坐丈夫的车，想要废除三纲，改变五服，以伸张尊崇母亲的义理。所以高宗上元元年十二月壬寅日，天后上表，请求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齐衰三年；中宗神龙元年五月丙申日，皇后上表请求天下士庶为出母服三年丧，他们的意图是一样的。他们尚且想要把二圣与天皇并列，陪同南郊祭天以亚献，何况区区丧服制度呢？玄宗开元七年八月癸丑日，敕令：“周公制定礼制，历代不可删改。子夏作传，孔门所接受。法规条文中，有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齐衰三年。这是有所作为而制定的，不是尊崇压制的义理。与其改作，不如师法古人，各种丧服纪宜一律依照《丧服》旧文，可以说是简练而恰当了。”奈何信道不坚定，朝令夕改。到了二十四年，听从韦纟舀的话，增加了为舅母、堂姨舅的丧服。天宝六载，又命令为出母服满三年之丧。而太和、开成年间，竟让驸马为公主服斩衰三年。礼教的沦丧是有原因的。

自古以来，奸人想要蔑视先王的礼法而自行的，必定有逐渐的过程。天后请求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齐衰三年，其意图在于临朝称制。所以中宗景龙二年二月庚寅日，大赦天下，内外五品以上官员的母亲和妻子务必增加邑号一等，没有妻子的允许授予其女儿，而安乐公主请求立为皇太女，于是向中宗进献鸩酒了。

金世宗大定八年二月甲午初一，制定儿子为改嫁的母亲服丧三年。

洪武七年，虽然定为母亲服斩衰三年的制度，但在孝慈皇后去世时，次年正月初一，皇太子、亲王、驸马都穿浅色常服，那么尊崇压制的礼制未曾不使用。只是丈夫在二十七月之内，不听音乐，不婚嫁，不占卜，不服官职，这就是所谓的心丧，固然百世不可改变。

《丧服小记》说：“祖父去世，而后为祖母后者，服丧三年。”郑氏说：“祖父在世，那么他的丧服就像父亲在世时为母亲一样。这祖母的丧事，被祖父压制了。”

妇人侍奉公婆如同侍奉父母，但丧服只到一年，不有两个斩衰，然而心丧则未曾不是三年，所以说：“与更三年丧不去。”

吴幼清《服制考详序》说：“凡是丧礼，制定为斩、齐、功、缌丧服的，是它的文饰；不饮酒，不食肉，不居内室的，是它的实质。中有实质而外饰以文饰，这是情文相称；只穿丧服而没有实质，那就与不穿丧服一样。虽然不穿丧服而有实质，称为心丧。心丧的实质有隆厚而没有减杀。丧服制度的文饰有减杀而有隆厚，这是古人的道理。我曾说丧服制度应当一律以周公的礼制为标准，后世有所增改的，都沉溺于文饰，蒙昧于实质，而不探究古人制定礼制的意图。为母亲服齐衰三年，而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杖期，难道

译对于“期母开”这一说法，大概是因为丈夫为妻子服丧的期限已经除去，那么儿子为母亲服丧的期限也应当除去，家中不能有两个至尊的人。儿子的丧服虽然除去了，但三种人守丧的实质内容依然如故，那么所减损的只是三年丧期的形式罢了，实质内容原本并没有减损。女子在娘家时为父亲服斩衰，出嫁后则为丈夫服斩衰，而为父母服期年，大概是因为儿子所尊奉的天是父亲，妻子所尊奉的天是丈夫，出嫁后将所尊奉的天转移到丈夫身上，那么就降低对父亲的丧服等级。妇人不能有两个听从的对象，也就是不能有两个尊奉的天。降低对自己父母的丧服为期年，为丈夫的父母也服期年，期年丧服中，如果后夫丧服未除，妇人丧服已除，那么守丧的实质内容就与丈夫相同，这样舅姑的丧服虽然是期年，但实质上是三年，难道一定要跟随丈夫服斩衰而后才算三年吗？丧服有因恩情而服的，有因道义而服的，有因名分而服的，有因道义而服的，有因名分的。恩情的，如儿子为父母服丧之类。道义的，如媳妇为公婆服丧之类。名分的，如为从父、从子的妻子服丧之类。从父的妻子以母亲一党的名分而定丧服，从子的妻子以妇人一党的名分而定丧服，兄弟的妻子不能以妻子一党的名分而定丧服，那些没有丧服的，是推远而疏之。然而兄弟有妻子的丧服，自己的妻子有妯娌的丧服，一家老幼都有丧服，自己虽然没有丧服，必定不会在自己身上穿着华丽，在室内宴饮作乐，像没有丧服的人一样。同灶做饭尚且服缌麻，朋友尚且加麻，邻居丧事、里巷殡葬尚且没有互相杵臼巷歌的声音，为什么唯独对兄嫂、弟妇的丧事，却冷漠地对待他们像路人一样呢？古人制定礼制的用意必定有所在，不容易用浅陋的见识去窥探。实质内容无所不隆重的，是仁爱的极致；形式有所减损的，是道义的精髓。古人制定礼制的用意大概就是这样。后世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三年丧，媳妇为公婆跟随丈夫服斩衰齐衰并三年，为嫂子有丧服，为弟妇也有丧服，意图想要比古人更厚道，却不知道古人儿子为母亲、媳妇为公婆、叔父为嫂子从未薄待过。所以我说道：这些都是沉溺于形式，蒙昧于实质，而不探究古人制定礼制的用意。古人所勉力的是丧事的实质，是尽自己本分的；后世所增加的是丧事的形式，是表现给人看的。真诚与虚伪的差别有多大啊。

译○继母如同母亲，是因为她配属于父亲。慈母如同母亲，是因为尊崇父亲的命令。然而对于她们各自的亲属，情况就不同了。《服问》说：“生母被休弃，就为继母的亲属服丧；生母去世，就为生母的亲属服丧。为生母的亲属服丧，就不为继母的亲属服丧。”郑玄注说：“即使是外亲，也不能有两个统属。”礼制是用来辨别嫌疑、明确细微之处的，如果不是圣人，就不能制定这样的礼制，这类情况就是如此。

○为所过继给的人的祖父母、妻子、妻子的父母、兄弟、兄弟的儿子，都如同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这是因为过继而推演出来的，所过继给的人有七等亲属，都应当依照礼制为他们服丧。所过继给的祖父，是我的曾祖父。父母，是我的祖父母。妻子，是我的母亲。妻子的父母，是我的外祖父母。因为妻子而连带提及，所以连在一起说，是为了行文方便。兄弟，是我的叔父。兄弟的儿子，是我的堂兄弟。若，是及、连及的意思。若子，是我的堂兄弟的儿子。《正义》认为“妻子的兄弟，妻子的兄弟的儿子”的说法是错误的。

○女子在娘家为父亲服丧。郑玄注说：“在娘家，指已经许配人家。关，是包括的意思。指已经许配但尚未出嫁，遭遇父亲的丧事，也应当为她戴上布制的总、箭、笄，服丧三年。”《内则》说：“如果有变故，二十三年才出嫁。”《曾子问》中孔子说：“女子在路上，而女子的父母去世，那么女子返回娘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慈母如同母亲。慈母是什么呢？儿子年幼时母亲去世，由父亲的妾室抚养，父亲去世后，为慈母服丧三年，这是为了报答她养育的恩情。然而必须等待父亲的命令，这又是先王严敬父亲而不敢擅自决定报答之义的表现。父亲命令妾室说：“你把他当作儿子。”这是怜悯他失去母亲，像对待儿子一样亲近他、抚养他，并不是立她为妾的继承人。《丧服小记》认为为慈母服丧是作为她的继承人，这是不可信的。

《礼记·曾子问篇》：“子游问道：‘为慈母服丧如同为母亲服丧，符合礼制吗？’孔子说：‘不符合礼制。古时候男子外面有师傅，里面有慈母。这是君主命令来教导儿子的，有什么丧服呢？从前鲁昭公小时候失去了母亲，有一位很好的慈母，等到慈母去世时，昭公不忍心不为她服丧，想要为她服丧。主管官员报告说：古代的礼制，慈母没有丧服。现在国君为她服丧，这是违背古代礼制而扰乱国家法度。如果最终实行，那么主管官员将记载下来留给后世，恐怕不可以吧！’昭公说：‘古时候天子戴练冠在闲居时穿着，我实在不忍心。’于是戴练冠为慈母服丧。为慈母服丧，是从鲁昭公开始的。然而只是戴练冠闲居，这就与如同母亲服丧不同了，而孔子认为不符合礼制。《南史·司马筠传》记载：梁天监七年，安成国太妃陈氏去世，下诏让礼官商议皇太子为慈母服丧的规格。司马筠引用郑玄的说法：‘丧服只限于丈夫，不应该施加给皇子。’武帝认为不对，说：‘礼制中关于慈母有三条：一是妾的儿子没有母亲，让没有儿子的妾抚养他，命令她作为儿子的母亲，服丧三年，《丧服·齐衰章》所说的‘慈母如母’就是这种情况。二是嫡妻的儿子没有母亲，让妾抚养他，虽然同样慈爱，但嫡妻的儿子，妾没有作为母亲的义理，而恩情深厚事情重大，所以服丧小功，《丧服·小功章》之所以不直接说慈母，而说‘庶母慈己’，是为了明确区别于服丧三年的慈母。三是儿子并非没有母亲，选择地位低贱的人来照看他，义理如同师傅和保姆，而不无慈爱，所以也有慈母的名称，师傅和保姆没有丧服，那么这种慈母也没有丧服。《内则》说：‘从诸母和合适的人中挑选，让她们做儿子的师傅；其次做慈母，其次做保姆。’这明确说明选择诸母，是选择人来担任这三种母亲，并不是说选择兄弟的母亲。子游所问的，自然是师傅、保姆那样的慈母，不是服丧三年或小功的慈母。所以孔子能有这样的回答，这难道不是师傅、保姆那样的慈母没有丧服的证据吗？郑玄不区分三种慈母，混为一谈进行解释，引用那种没有丧服的情况来注释慈己。后人产生错误，实在是由此造成的。”于是司马筠等人请求依照制度改定，嫡妻的儿子，母亲去世后由父亲的妾室抚养，服丧五月，贵贱都一样，作为永久的制度。《丧服小记》说：“为慈母的父母没有丧服。”注说：“因为恩情达不到那里。”又说：“慈母和妾母不世代祭祀。”那么虽然说如同母亲，也有不能完全等同于母亲的地方。

○被休弃的妻子所生的儿子为母亲服丧。“出妻之子为母”，这是经文；传文说：“被休弃的妻子所生的儿子为母亲服丧一年，那么为外祖父母就没有丧服。”这是子夏传的记载。传文说：“断绝宗族关系就没有施行的丧服，亲近的人属于同一宗族。”这是传文中引用传文，援引古人的话来证明没有丧服，应当自为一条。“被休弃的妻子所生的儿子如果继承了父亲宗祧，那么为被休弃的母亲就没有丧服。”这又是经文；传文说：“与尊长成为一体，不敢为私亲服丧。”这是子夏传的记载，应当自为一条，现在的版本却错误地连在一起了。

○父亲去世，继母改嫁。“父亲去世，继母改嫁，跟随。”“从”字成句，是说年幼不能自立，跟随母亲改嫁。母亲与父亲的义理已经断绝，所以不能服丧三年；而她的恩情还在儿子身上，不可以不为她服丧。报，是母亲报答儿子，两相为对方服丧。

○有嫡子的就没有嫡孙。嫡长子，是身体的副手。家不能有两个主人，也不能有两个副手。所以有嫡子的，就没有嫡孙。唐高宗有太子，却又立太

译孙氏的说法，是不对的。

○关于“为所后之人服丧，也要为亲生父母服丧”这一条，“为所后之人服丧，也要为亲生父母服丧”，这是撰写文献时不得不如此的表述。《隋书》中刘子翊说“‘其’字，是沿用彼方的称谓”，这是正确的。后来的儒者认为，把所后之人当作父母，而把亲生父母当作伯叔父母，这在经典中并没有依据，也是从“尊位不能有两个至上者”的道理推演出来的。宋代欧阳氏根据这段文字，认为圣人从未抹去亲生父母的名称，辨析得极为详尽，长达数千字，然而不如赵瞻所说的“言辞穷尽则直接书写”那样简练而恰当。考察经典中称“其父母”、“其昆弟”的地方，大抵都是指称私亲的用语。

译《黄氏日钞》说：“欧阳修遭受暗地里私情的诽谤，都是由于当时他极力主张濮议引起的。欧阳修编集了关于濮议的四卷书，又假设有疑问来阐发其中的道理，滔滔不绝地写了数万言，都是依据礼经中‘为其父母’这一句话，认为并没有因为降低丧服等级而不称呼父母。然而既然明确说为所过继的父亲服三年丧，而为亲生父母降低丧服等级，那么‘至尊无二’的道理就很明白了。称亲生父母，大概是追溯其本源而这样称呼，并不是有两个父母。在没有为人后嗣的时候，以生养我的人为父母；已经为人后嗣，则以命令我过继的人为父母。立论的人在过继之后，追溯对生身父母的称呼，自然应当沿袭旧称而称为父母，未必是那个人一时之间同时称呼两个父母。欧阳修又何必苦苦极力辩白，以至于陷入困窘受辱、危及自身的地步呢？况且帝王正统相传自有渊源，不是可以跟普通人相比的。”

观察先朝嘉祐年间的事情，直到进入太庙称宗，这才知道圣人制定礼制，在辨别嫌疑、阐明细微之处方面达到了极致。欧阳修是博闻强识的儒者，却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这就是学者之所以贵在推究事物原理的原因。

“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是说为亲生父母服丧，也服为期年的丧，这是看重他们继承了大宗，所以不因出继而降低丧服等级。

○继父同居者：万物参差不齐，是事物的常情。即使是三王时代，也不能使天下没有孤寡之人，也不能使天下没有改嫁的妇女。而且有前后家、东西家作为丧事主持人的情况。假如妇人年纪尚轻，丈夫死了，有三五岁的儿子，那么他本宗的大功亲属自然应当收养抚恤他；如果没有大功亲属，又不允许他跟随改嫁的母亲，那么他只能流落沟壑而死。于是他母亲改嫁的丈夫，把他看作儿子一样抚养，直到他成人。这个孩子对于这个人，名字该怎么叫，不得不称为继父。长大以后共同居住，就为他服齐衰期年的丧；先共同居住而后分开居住，就服齐衰三个月的丧，因为他的抚育之恩仅次于生养我的恩德。制定这种礼制的人，是为了寄托体恤孤儿的仁爱，并劝勉天下的人不只把自己的儿子当作儿子。如果说因为他的钱财为他建造宫庙，这是后世儒者不得其解而找的借口。

○宗子之母在则不为宗子之妻服：正义解释说“母亲年纪未满七十岁，还参与祭祀”，这是不对的。《祭统》说：“祭祀这件事，必须由夫妇亲自参与。”因此说“丈夫死了，婆婆就老了”，明确说明她不再参与祭祀了。虽然老了，本来也是主持祭祀的人。但礼制没有两种恭敬，所以为宗子的母亲服丧，就不为宗子的妻子服丧。

杜佑《通典》有一条《夫为祖、曾祖、高祖父母持重丧，妻从服议》，说：“孔瑚问虞喜说：‘假如玄孙作为后嗣，玄孙的妻子从服期年丧，曾孙的妻子还在世，只服缌麻丧，近的轻远的重，情理上实在令人怀疑。’虞喜回答说：‘有嫡子就没有嫡孙；又如为宗子的母亲服丧，就不为宗子的妻子服。由此推论，如果玄孙作为后嗣，而他的母亲还在世，玄孙的妻子还是庶出，不能传承重丧。传承重丧的服制，按理应当在婆婆那里。’”宋代的庾蔚之说：“丈夫死了婆婆就老了，这是把祭祀的事交给儿媳妇；至于祖辈的丧服，自然以婆婆为嫡主。”这与这一条的意思互相阐发。

○君之母妻与民同者：为他们的君主服齐衰三个月的丧；不与民同者：君主的母亲和妻子，百姓不服丧，只有曾经做过官的人才为他们服丧。古代的卿大夫有拜见小君（国君之母）的礼节，而妻子的爵位和服饰又是由国君夫人命定的，所以不能没有丧服。

○齐衰三月不言曾祖已上：宋沈括《梦溪笔谈》说：“丧服只有曾祖、曾孙，而没有高祖、玄孙。有人说：经典中没有提到的，就不服丧，这是不对的。曾，是重的意思。从祖父往上都是曾祖，从孙子往下都是曾孙，即使百代也可以。如果有相及的亲属，就必须服丧三个月。所以即使是成王对于后稷也称曾孙，而祭祀的祝文无论远近都称曾孙。”

《礼记·祭法》说：“嫡子、嫡孙、嫡曾孙、嫡玄孙、嫡来孙。”《左传》中王子虎与诸侯结盟，也说：“直到你的玄孙，没有老幼之分。”玄孙的文字在记、传中就是这样记载的。然而宗庙之中并没有这个称呼。《诗经·维天之命》：“骏惠我文王，曾孙篤之。”郑玄笺注说：“曾，是重的意思，从孙的儿子往下侍奉先祖都称曾孙。”《礼记·郊特牲》“称曾孙某”的注解说：“是说诸侯侍奉五庙，对于曾祖以上称曾孙而已。”《左传·哀公二年》：卫太子祈祷文王，称“曾孙蒯聩”。《晋书·钟雅传》：无帝诏说：“礼事宗庙，自曾孙以下。”都称曾孙，意义取于重孙，可以历代共用这个名字，没有什么更改的。

曾祖父母服齐衰三个月，而不言曾祖父的父母，这不是经文的脱漏，而是以此类推罢了。一般人祖孙相见，能达到五世的，很少了。寿命到八九十岁以后才能见到曾孙的儿子，一百多岁曾孙的儿子的儿子也可以见到。人的寿命以百年为限，所以丧服到五世就穷尽了。敬奉六世而相见，其丧服与曾祖没有不同。经文在曾祖以上不说的，就是以此类推。观察祭祀中称曾孙，不论世数，就知道曾祖这个名字是统摄上世而言的了。

○兄

译弟弟的妻子没有丧服，（有人问）说：“称弟弟的妻子为‘妇’，那么嫂子也可以称为‘母’吗？”这是说兄弟的妻子不可以用母子关系来类比。从名分上说，既有阻隔而不相通；从情理上说，又有嫌疑而不能不保持距离。《礼记》说“嫂叔之间没有丧服”，这是推远他们的关系。即使是同吃一锅饭的外亲还要穿缌麻丧服，唯独兄弟的妻子不为对方制作丧服，是因为他们名分亲近而年龄相近，所以圣人对此有所忌讳。因为忌讳所以推远，并为此设立严格的防范，不仅仅因为名分的关系，这又是传文所没有涉及到的。在妯娌之间保留恩情，而在兄弟之间断绝情义，圣人在处理这件事上真是精妙啊。嫂叔虽然不穿丧服，然而（《礼记》）说：“没有丧服却设立哭位的只有嫂叔。”（见《奔丧》篇）。子思为嫂子哭丧时设立哭位，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礼制所压抑，但情感上却不可缺少的。然而郑玄说：“明确说嫂叔，是尊重嫂子。如果是公公与弟弟的妻子，就不能这样了。”这又足以弥补《礼记》的不足。

译○先君余尊之所厌，尊尊亲亲，这是周代的礼法。诸侯拥有一国的尊贵，作为宗庙社稷的主宰，死后余下的尊贵依然存在，所以公的庶子对于生母，不能伸展私人的恩情，只能为她服大功之丧。大夫的尊贵不及诸侯，死后就没有余尊，所以他的庶子在父亲去世后，为私亲服丧，都按照原本的丧服等级，如同平民百姓一样。亲情不敌尊贵，所以被压抑；尊贵不敌亲情，所以不被压抑，这就是诸侯与大夫的区别。后魏广陵侯元衍任徐州刺史，生母雷氏去世，他上表请求解除州职，诏书说：“先君余尊所压抑，是礼法的明文规定。末世衰微，这一典制有时被废弃。侯既然是亲王之子，应当遵循余尊的原则，可以服大功之丧。”饶阳男元遥官任左卫将军，遭遇生母丧事，上表请求解除职务。诏书以余尊压抑为由，没有允许。

晋哀帝想为皇太妃服三年丧，仆射江𫖳启奏说：“按照礼制应该服缌麻之丧。”哀帝又想降服为期年，江𫖳说：“压抑委屈私情，是为了上尊祖考。”于是服缌麻之丧。

○贵臣贵妾，这是指大夫的丧服。贵臣，是室老和士；贵妾，是侄娣。她们都有相助的意义，所以为她们服缌麻之丧。《谷梁传》说：“侄娣，是不让儿子孤单的意思。”古代大夫也有侄娣，《左传》记载：“臧宣叔在铸地娶妻，生了贾和为，妻子死后，继室娶了她的侄女，生了纥”就是这种情况。具备六礼的制度，联合两姓的友好，跟随女主人而归附，所以称为贵妾。士没有侄娣，所以《丧服小记》说：“士的妾有儿子，就为她服缌麻。”然而大夫的妾即使有儿子，也不能服缌麻；只有丈夫死在宫中的，才为她服三个月，不举行祭祀，这就接近了。

唐李晟夫人王氏没有儿子，妾杜氏生了儿子李愿，诏书任命他为嫡子。等到杜氏去世，追赠为郑国夫人，而李晟为她服缌麻之丧。议论的人认为，依据《礼》“士妾有子而为之缌”的规定，《开元新礼》中没有这种丧服，而李晟擅自恢复这一旧制，颇为当时人所讥讽。现在的士大夫修饰礼文而实行这种丧服的，比比皆是。

○外亲之服皆缌，外亲的丧服都是缌麻。外祖父母因为尊贵，增加一等所以服小功；从母因为有名分，增加一等所以服小功。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下诏说：“命令礼官商议增加丧服制度。”太常卿韦纟舀请求将外祖父母的丧服增加到九月的大功，舅舅的丧服增加到五月的小功，堂姨、堂舅、舅母的丧服增加到袒免。太子宾客崔沔议论说：“礼教的设立根本在于端正家庭，家庭端正天下就安定了。端正家庭的原则不能有二心，总括一个确定的定义，道理归于本宗。所以父亲因为尊崇，母亲因为压抑而降等，内部有齐衰斩衰，外部丧服都是缌麻，尊名所增加的，不超过一等，这是先王不变的道理，由来已久了。从前辛有到伊川，看见披头散发在野外祭祀的人，说：‘不到百年，这里就要变成戎狄了！他们的礼制先灭亡了。’贞观年间修订礼制，特别更改旧章，逐渐扩大渭阳之恩，不遵循洙泗的典章。到了弘道之后，唐元之间，国家的命令再次奢侈地对待外族。礼制灭亡的征兆大概就出现在这里。开元初年，补阙卢履冰曾经上奏章，论述丧服的轻重，敕令大家共同议论。当时群议纷杂，各自安于积习。太常礼部奏请依旧制确定，陛下运用稽古的思考，发出独断的英明，特别降下别敕，完全依照古礼，事情符合典故，人们知道方向，这是巩固宗盟社稷的福气。再图谋异议，我私下认为不妥。希望遵守八年的明旨，作为万代的成法。”职方郎中韦述议论说：“天生万物，只有人最灵。所以尊尊亲亲，区别生类。活着时尽爱敬，死后尽哀戚。根据情感制定丧服，考察事理确立言论。往圣讨论，也已经很勤苦了。上自高祖，下至玄孙，包括自身，称为九族。由近及远，称情立文，区别轻重，于是成为五服。虽然有的因为义而降等，有的因为名而增加，教化有所遵循，道理不逾越等级，百王不变，三代可知。如果用匹敌来说，外祖就是祖父，舅舅就是伯叔父之列。父亲虽然恩情不殊，而唯独在外氏那里减等，这是为了尊崇祖祢而区别于禽兽。况且家无二尊，丧无二斩。持重在大宗的，降等小宗；为人后嗣的，减少父母的丧服；女子出嫁，减杀本家的丧服。大概所保存的是远大的，所抑制的是私人的。现在如果外祖和舅舅再增加一等丧服，堂舅和堂姨列入服纪之内，那么内外制度相差多少？废弃礼制顺从私情，所追求的是末节。况且五服有上杀的意义，必须遵循根本，才能涉及支流。伯叔父母本服九月的大功，从父昆弟也是九月的大功，都因为上出于祖父，他们的丧服不能超过祖父。从祖祖父母、从祖父母、从祖昆兄弟都是五月的小功，因为出于曾祖，丧服不能超过曾祖。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祖兄弟都是三月的缌麻，因为出于高祖，丧服不能超过高祖。堂舅堂姨既然出于外曾祖，如果为他们制定丧服，那么外曾祖父母和外伯叔祖父母也应该制定丧服了。外祖增加到九月的大功，那么外曾祖父母应该到小功，外高祖应该到缌麻。如果举此而舍彼，事情就不公平；舍弃亲近而记录疏远

译如果这样处理，道理就不顺畅了。推广开来，那就与本宗族没有区别了。况且服丧都有相应的回报，那么堂外甥、外曾孙、侄女之子等人都必须服丧了。圣人难道轻视骨肉亲情，背离恩爱吗？这是因为出于公义的就对私情淡薄，保留大的方面就忽略细微之处。道义有所决断，不得不如此。如果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过去的圣人可以被指责，那么《礼经》就可以被破坏了。先王的制度，称为常理，遵循它行事，还担心失误，一旦扰乱了次序，怎么能停止呢！礼部员外郎杨仲昌议论说：“按照《仪礼》，为舅父服缌麻，郑文贞公、魏徵的议论是从从母的例子，增加到小功五月。虽然郑文贞是贤人，但周公、孔子是圣人；用贤人来改变圣人的规定，后学者该遵循谁呢？现在所请求的，正与魏徵的议论相同。如果对外祖父母增加到服大功，难道不对外孙回报服大功吗？外孙为回报服大功，那么本宗的庶孙又该用什么样的服制呢？我担心内外次序混乱，亲疏伦常颠倒，情感所沿袭，没有止境。从前子路有姐姐的丧事而不除服，孔子说：‘先王制定礼制，连过路的人都不忍心。’子路于是除服，这是圣人依据事理抑制情感的明显例子。《礼记》不也说吗：‘不要轻易议论礼制。’当时唐玄宗亲手颁布敕令再三，最终将舅父的服制增加为小功，舅母服缌麻，堂姨、堂舅服袒免。唐宣宗的舅父郑光去世，下诏罢朝三天。御史大夫李景让上言说：‘人情对外族深厚，对宗族淡薄。所以先王制定礼制，割舍恩爱以厚待亲属。士人和百姓尚且如此，何况是万乘之尊的亲王、公主和宗室亲属呢。舅父，是外族。现在郑光罢朝的天数与亲王、公主相同，这不是用来区分亲疏、防止僭越的做法。’皇帝用优厚的诏书答复他，于是改为罢朝两天。从韦述、杨仲昌的话，可以探究根本而尊崇经典；从崔沔、李景让的话，可以察觉细微而防止动乱。这难道不是善于言辞的人深刻了解先王的礼制，并且亲眼目睹武氏、韦氏的祸患，思考永远作为后世的鉴戒吗？宗庙的制度，开始改变于汉明帝；服丧的制度，开始改变于唐太宗。都是顺应当时的情感，而更改了三代的礼制，后世不学习的君主沿袭实行。”

译○ 唐人增改服制

唐代人所讨论的丧服制度，似乎想要超过圣人。嫂子与小叔子之间原本没有丧服，唐太宗下令服小功；曾祖父母旧制服丧三个月，增加到五个月；嫡子媳妇原本服大功，增加到为期年；众子媳妇原本服小功，增加到大功；舅舅原本服缌麻，增加到小功；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期年，唐高宗增加到三年；媳妇为丈夫的姨母、舅舅原本没有丧服，唐玄宗下令跟随丈夫的丧服等级；又增加为舅母服缌麻，为堂姨母、堂舅舅服袒免。而宏文馆直学士王元感，甚至想要将三年的丧期增加到三十六个月。这都是致力于修饰文饰，想要比圣王的制度更厚重，但人心却更加浇薄，风俗教化更加浅薄。不探究根本而胡乱增加，也没有见到其名义能超过三王。所以，知道宗庙有两个主牌是不对的，那么叔孙通认为扩大宗庙是大孝的说法就被驳倒了；知道亲疏有递减，是礼产生的原因，那么唐太宗、魏徵所增加的嫂子、小叔子等亲属的丧服等级就被驳倒了。《唐书·礼乐志》说：“礼的失误，在于学者喜欢做曲折的解说，而君主一概临时发表私意，认为增多就是尽礼，却不知道繁琐细碎就是亵渎。”孔子说：“道之所以不明，是因为贤者做得过分。”贤者顺从偏颇的情感尚且违背礼制，何况想要凭私意去超过三王呢？

宋熙宁五年，中书门下议论不祧迁僖祖。秘阁校理王介上书议论说：“事物有无穷尽的，而礼有有限的，用有限来限制无穷，这是礼产生的原因，也是天子设立七座宗庙的原因。现在从考（父亲）往上追溯是什么？必定说是祖；从祖往上追溯是什么？必定说是曾祖；从曾祖往上追溯是什么？必定说是高祖；从高祖往上又是什么？必定说是无法亲眼见到，只能听说而知晓的了。现在想要追溯祖的祖而不停止，祖之上还有祖，那么本来就有无穷无尽的祖了。圣人制定界限，这就是天子七座宗庙，从考庙往上到显祖之外必定祧迁的原因。从显祖之外祧迁，也就像九族到高祖就停止一样。都是以礼作为界限，因为五世而斩断的缘故。丧期三年，是为了报答无穷尽的恩情；如果认为无穷尽的恩情报答不够，那么本来就有无穷尽的报答吗？这与什么不同呢？所以丧期因为恩情无穷尽而定为三年，族亲因为久远而定为九族，宗庙因为无穷尽而定为七座，都是先王的制度，不敢超过的。”《礼记》说：“品级节度这些，这就叫做礼。”《易经》在《节》卦的象辞中说：“君子以此来制定法度，议论德行。”唐宋的君主难道不是不明白节文的意思吗？贞观年间的丧服制度，开元年间的庙号谥号，与秦始皇缩小先王的宫廷而建造阿房宫，是同一个意思。

○ 报于所为后之兄弟之子若子

所后者，指所继承的亲属；所为后，指出嫁或过继去继承的人。

作为继承人，对于兄弟降低一等，从期年降为大功。兄弟的儿子回报也降低一等，也从期年降为大功。如同儿子一样，兄弟的孙子回报也降低一等，从小功降为缌麻。

○ 庶子为后者为其外祖父母从母舅无服

与尊者成为一体，不敢因为外亲的丧服而废弃对祖先的考察，所以降低其丧服等级。说到母党，那么妻之父母的情况也就知道了。

○ 考降

考，就是父亲。既然说了父亲，又说考，就像《易经》说“斡父之蛊，有子，考无咉”一样。降，指骨肉回归于土。《礼记》说：“体魄则降。”人死后魂升于天，魄降于地。《尚书》说：“礼陟配天。”陟是说升。又说：“放勋乃徂落。”落是说降。然而说“文王陟降”是什么意思呢？神没有固定的方位，可以两处都在，所以兼而言之。

○ 噫歆

《士虞礼》“声三”的注解说：“声，就是噫歆，将要打开门户警觉神灵。”《曾子问》“祝声三”的注解说：“声，就是噫歐，警觉神灵。”大概是叹息着说神灵会歆享我吗，就像《诗经》“顾予〇尝”的意思。丧礼中的皋某复，祭祀中的噫歆，都是古人召唤鬼神的言辞。

《既夕礼》“声三”的注解说：“旧说认为是噫兴。”噫兴，是叹息着希望神灵兴起；噫歆，是叹息着希望神灵歆享。

● 卷六

○ 毋不敬

“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这是修己以敬。“安民哉”，这是修己以安人。俨若思，安定辞，怎么就能安民呢？孔子说：“危险地行动，百姓就不会参与；恐惧地说话，百姓就不会响应。”《诗经》说：“那都城的士人，狐裘黄黄。容貌不变，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仰望。”

○ 女子子

“女子子”，指自己所生的女儿或兄弟的女儿。说女子，是为了区别于男子。古人称女儿也说子，《诗经》说“齐侯之子，卫侯之妻”，《论语》说“以其子妻之”就是这样。这一章讲男女的区别，所以在“子”上加“女子”来明确。下面专门讲兄弟，是因为兄弟至亲，兄弟对于姊妹尚且不共席、共器，何况对于姑母呢？何况对于女子子呢？不说从子、不说父亲，根据兄弟就可以知道了。《丧服小记》说：“女子子在室，为父母持杖。”那么女子子就是自己所生的女儿就很明白了。

《内则》说：

译“女子到了七岁，便不与男子同坐一席，不共食一器。”那么，女子就不必等到出嫁之后才返回娘家了。

译○娶妻不娶同姓。“姓”的意思是“生”。《诗经》说：“振振公姓。”天地化育万物，专一就不能生长，两者结合才能生长，所以叔詹说：“男子娶同姓女子，后代就不会繁盛。”而子产告诫叔向说：“内宫的后妃不娶同姓女子，因为美好的德行已经用尽了，同姓相配就会互相致病。”晋国司空季子告诉公子说：“不同德行的人结合，才能合姓。”郑国史伯回答桓公说：“先王从异姓诸侯那里聘娶王后，是为了追求和谐。声音单一就听不出美妙，事物单一就没有文采。”由此可知，礼制规定不娶同姓女子，不仅仅是为了防范嫌疑，也是为了警戒专一。所以《典礼》说：“纳女子入天子后宫，称为备百姓。”而《郊特牲》的注解说：“百官，指公卿以下的人。百姓，指天子的亲属。”《易经》说：“男女虽然背离，但他们的意志是相通的。”因此，天子临幸后宫不局限于一个家族，这是为了配合阴阳的化育，辅助子嗣延续的功效，意义深远。古人用“异姓”作为婚姻的名称。《大戴礼记》说：“南宫绦，孔子相信他的仁德，把他当作异姓看待。”这是指把兄长的儿子嫁给他。《周礼·司仪》说：“按时向异姓行礼。”郑玄的注引用了这段话。

姓的来源本于五帝，五帝得姓本于五行，所以有相配相生的道理。因此《左传》说：“有妫氏的后代，将在姜氏那里繁衍。”又说：“姬姓与姜姓结合，后代一定繁盛。”而后世关于五音族姓的说法就从此开始了。晋代嵇康论述说：“五行有相生，所以同姓不婚。”

春秋时期最重视族姓，到了战国七雄时期就完全没有提及的了；这正如同唐人最重视谱牒，而五代以后就荡然无存，人们也不再过问这些。百余年间，世事变迁，风气转移，令人长叹不已。○父不祭子，夫不祭妻。“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这不仅是因为名分不当，而且因为以尊临卑，死者的神灵也一定不安，所以应当祭祀的时候就有代替的人。这是一条独立的条目，解说者却蒙混上文“○余不祭”的文字来解释，大概就像山东人把“不彻姜食，不多食”解释为“不多吃姜”一样，是同样的错误。○读《檀弓》。阅读《檀弓》两篇以及《曾子问》，才知道古人对礼服讲究得如此详尽，辨别得如此明白。《汉书》说夏侯胜擅长解说礼服，萧望之跟随夏侯胜请教《论语》中的礼服。唐开元年间《四部书目》中，《丧服传义疏》有二十三部。过去的大儒有专门以丧服学成名的，他们距离邹鲁的风气还不远。所以萧望之担任太傅时，用《论语》中的礼服知识教授皇太子。宋元嘉末年，征召隐士雷次宗到京城，在钟山西岩下建造房屋，为皇太子和诸王讲解丧服经。齐初年，何佟之担任国子助教，为诸王讲解丧服。陈后主在东宫时，引荐王元规为学士，亲自传授《礼记》、《左传》中关于丧服等义理。魏孝文帝在清徽堂亲自为群臣讲解丧服。而《梁书》记载始兴王萧憺去世，昭明太子命令众臣共同商议，采纳明山宾、朱异的意见，认为哀悼的言辞应该服满丧期。凭借至尊在位，不废弃讲求丧礼，这与李义府说不参与凶事而删去《国恤》一篇的做法不同。

宋孝宗去世，宋光宗不能执丧，宋宁宗继位，已经服了一年的丧，想要在大祥祭结束后再服两个月。监察御史胡宪说：“孙子为祖父服丧已经过期了。议论的人想要再持丧两个月，不知道依据什么典礼？如果说嫡孙承重，那么太上皇的身体也已经康复，在宫中自行服二十七个月的重丧，而陛下又服丧，这是丧礼中有两个孤子。”皇帝下诏让侍从、台谏、给事中、舍人集会商议。当时朱熹上奏议论，认为胡宪的话不对，但还没有办法驳倒他。后来阅读《礼记正义·丧服小记》中“为祖后者”这一条，于是在自己原奏议的末尾作了批注。大致说：按照五服年月格，斩衰三年，嫡孙为祖父服丧，法律意图非常明白。而《礼经》没有明文，传文说：“父亲去世而为祖父后者服斩衰。”然而不见本经，不清楚依据什么。但《小记》说：“祖父去世，而后为祖母后者服三年”，可以旁证。至于“为祖后者”这一条下，疏文中引用的郑志，有“诸侯父亲有废疾，不能处理国政，不能处理丧事”的提问，而郑玄回答说“天子诸侯的丧服都是斩衰”，这才看到父亲在世而继承祖父国位的丧服。往日呈上这份奏议时，没有文字可供查检，又没有朋友可以询问，所以大致且用礼律来论述。也有怀疑父亲在世不应当承重的，当时没有朋友可以询问，所以大致且用礼律来论述。也怀疑父亲在世不应当承重的，当时没有明白的证验，只凭礼律和人情的意思回答。心里常常不安，回来查考，才看到这种说法，才没有疑问。这才知道学问不讲究，危害如此之大，而《礼经》的文字确实有缺漏，不得不依赖后人。假使没有郑康成，这件事最终也没有决断。不能直接说古经定制，一个字也不能增减。唉！像曾子、子游这类人，亲自向圣人求学，对于礼节的变化，辨别得如此详细。现在的学者生长在民间，处于礼坏乐崩之后，对于古人的遗文一切都不去探究，却说：“礼我只知道恭敬就行了，丧我只知道悲哀就行了。”用空疏的学问来

译议论朝廷典章，用清谈来干预国家政事，这尚且不足以窥见汉代儒者的内里，又怎么能登堂入室进入孔子的境界呢！《论语》中说“斯”字有七十处，而不说“此”字；《檀弓》中说“斯”字有五十三处，说“此”字的只有一处。《大学》成书于曾子的门人手中，而一卷之中说“此”字的有十九处。在语音轻重的细微差别之间，时代的区别就可以知道了。

译○太公五世反葬于周

太公，是汲地人。听说周文王兴起，这才归附周朝。史书所说他已经在齐国受封，后来又入朝担任太师，去世后葬在周地，这件事未必可信。假使真有此事，也不过是古人因去世而安葬，不刻意选择地点的常理罢了。《礼记》用“首丘”来比喻，已经谬误了；竟然还说“等到五世，都返回周地安葬”。齐国距离周地两千多里，让已经腐朽的尸骨，跋涉山川，经受寒暑，从东到西，安葬在封地之外，对死者来说是不仁。古代安葬的人，在庭院举行祖祭，在墓地举行崩祭，返回家中哭祭，所以说：“安葬当天举行虞祭，不忍心让死者离开一天。”假使齐国的孤子脚底磨出厚茧去送葬，耗费数月时间，不能遵循五个月安葬的礼制，迅速返回举行虞祭，对生者来说是不孝。况且进入周地，不见天子就不合礼度；离开丧次，穿着丧服去见天子就不吉利；如果孤子不去，派卿大夫代理就不恭敬；劳民伤财就不仁爱。这几条没有一条是可行的。禹葬在会稽，后来的君王没有跟随，而在南陵有夏后皋的墓，难道古人不懂礼乐的道理吗？体魄下沉，精气上升，所以古代在庙堂祭祀祖先，而不是在墓地。圣人因此知道幽明（生死）的缘故。那么太公没有五世返回周地安葬的事情是明显的。

○扶君

“扶君，卜人师扶右，射人官扶左，君主去世时以此举。”这就是所说的男子不死于妇人之手。夏商周三代的时候，侍从、仆役没有不是正直的人，缀衣、虎贲都是吉士，与汉高祖独自枕着一个宦官睡觉不同。《春秋传》说：“君主在小寝去世，就是安适。”魏国中山王哀病重，命令官员按时营建东堂，堂建成后，用车载着病体去居住。这大概是符合礼意的吧？

○二夫人相为服

“人母之夫、舅之妻，两位夫人互相服丧。”跟随母亲的丈夫与称我为跟随母亲丈夫的人互相服丧，舅父的妻子与称我为舅父妻子的人互相服丧。上面不说妻子的姊妹的儿子，下面不说丈夫的外甥，言语繁琐冗长，不能形成文章。闻一知二，我在《孟子》中以纣王是兄长的儿子来说过。

○同母异父之昆弟

同母异父的兄弟不应当服丧，子夏说：“我以前没听说过。”这是正确的说法。但又说：“鲁国人却为他们服齐衰。”这就多余了。狄仪跟随这样做，后人效仿。现在的齐衰，是狄仪询问的结果，因为是大贤所允许的，那么鲁人之前本来没有这样做的人。所以君子不要轻易议论礼制。

广安游氏说：“后世所传承的礼制，有出自夏商周三代末期，沿袭礼制的失误而制定的。不为被休弃的母亲服丧，是古代礼制的正统。孔子为被休弃的母亲服丧，只是孔子个人的行为，并不作为法则。现在礼家为被休弃的母亲服齐衰杖期，这是后世的做法，不是礼制的正统。同母异父的兄弟，子游说：‘为他们服大功。’鲁国人服齐衰，也不是礼制的正统。从前圣人制定礼制，教导人伦，使父子有亲，男女有别，然后一家的尊长知道统属于父亲，而压抑降低母亲的地位，同姓的亲属厚于异姓，那么即使是异父的儿子，因为母亲的缘故，也为他们服丧。这其中的失误在于不明父母的区别、一统的尊卑，不区别同姓、异姓的亲属而导致这样。等到后世，父亲在世而提升母亲三年的丧服；至于异姓的丧服，如堂舅、堂姨之类也相沿而提升。礼，是从情义来说的。情义有所限制，不能普遍给予。母亲统属于父亲，严于父亲就不得不压抑降低母亲，厚于同姓就不得不降低异姓。因此父亲尊贵而母亲卑下，丈夫尊贵而妻子卑下，君主尊贵而臣子卑下，都是顺从这个原则而制定的。现在子游想凭心意制定大功，这都是承袭世俗的失误。失误的根源，由来已久，后世不考察根源，就不能纠正失误。”

○子卯不乐

古代先王为后世警戒到了极点。想要人们出来看到它，所以亡国的社坛作为庙屏；想要人们居处时思考它，所以子卯日不奏乐，吃稷米和菜羹，而太史奉行，作为忌讳恶事。这是君子安适而不忘危险，存在而不忘灭亡的意义。汉朝以下君主没有实行的。后周武帝天和元年五月甲午日，下诏说：“道德交丧，礼义相继兴起，褒扬四始于一言，赞美三千于为敬。因此在上不骄傲，在外满不溢出，富贵所以长守，邦国因此安定。所以能承天静地，和民敬鬼，光明并日月，道错四时。我虽然平庸愚昧，有志于前古。甲子、乙卯，《礼》说不奏乐。苌宏表昆吾之稔，杜�有扬觯之文。自从世道丧乱，礼仪紊乱毁坏，这典章茫然，已经坠落于地。从前周王受命，请听颛顼庙有戒盈之器，室内有复礼之铭。何况末学，能忘记这个吗？适宜依此日省事停乐。希望知道为君之难，为臣不易。留给后代，殷鉴在此。”

子，是甲子；卯，是乙卯。古人省略文字，只说“子卯”。翼奉却说：“子是贪狼，卯是阴贼，是王者忌讳子卯，《礼经》避开，《春秋》忌讳。”这是术数的说法，不是经义。

译○君主有馈赠，称为“献”。“做官但还没有俸禄的人，君主有馈赠称为‘献’，派遣他出使称为‘寡君’。”这是显示不把贤人当作纯粹臣下的道理。所以鲁哀公拿着礼物去拜见周丰，而老莱子在楚国时，楚王自称“仆”，大概古代君主对贤人有所不视为臣下，因此《九经》的次序，先尊崇贤人而后敬重大臣。尊崇贤人，就是那些不被当作臣下来对待的人。至于像周武王向箕子请教，将“年”改称为“祀”，不敢以新朝代的称号来对待他，这种恪守旧礼的心态、以师礼对待臣子的礼节，又不能用寻常的道理来衡量了。

译○邾娄考公“邾娄考公去世，徐国国君派遣容居前来吊唁并致含。”注：“考公，是隐公益之的曾孙。‘考’字有的版本作‘定’。”按：隐公处于鲁哀公时代，传到曾孙考公，距离春秋时期已经很久远了。而鲁昭公三十年，吴国灭掉徐国，徐子章羽逃奔楚国，楚国沈尹戍率领军队救援徐国却没赶上，于是修筑夷城，让徐国人居住在那里。这已经是失去国家而成为寄居他国的公侯，难道还能在邻国施行王者的礼仪吗？定公处于鲁文公、宣公时代，作“定”是正确的。

○因国有胜国，有因国。《周礼·媒氏》：“凡是男女之间的阴讼，在胜国的社坛听审。”《丧祝》：“掌管胜国城邑社稷的祝号。士师如果祭祀胜国的社稷，就为他担任尸。”《尚书序》说商汤战胜夏朝后，想迁移夏朝的社坛；又说周武王战胜殷商。《左传》凡是战胜他国都说“灭之”就是这个意思。《王制》：“天子诸侯祭祀那些在其境内但没有后嗣的因国之社。”《左传》：“子产回答叔向说：‘把阏伯迁到商丘，主管辰星，商人因此沿袭；把实沈迁到大夏，主管参星，唐人因此沿袭。’”齐国晏子回答景公说：“从前爽鸠氏开始居住在这里，季氏沿袭它，有逢伯陵沿袭它，蒲姑氏沿袭它，然后太公沿袭它”就是这个意思。

○文王世子“文王作为世子时，每天朝见王季三次，鸡刚叫就穿戴好衣服，走到寝门外。”这不仅体现了文王的孝心，也可以看出王季的勤勉。做父亲的在天没亮就穿衣，那么做儿子的就会在鸡鸣时起床；如果父亲安逸享乐，又怎么能怪儿子四肢懒惰而不奉养呢？所以《小宛》这首诗必定说“早起晚睡”；而管宁三天才起床，自己陈述过错。古人以身作则践行道义就是这样。

○武王帅而行之文王的孝心可以说是极致了。“武王遵循并实行它，不敢有所增加。”比如每天三次进献饮食，脸色忧愁再进食等礼节，都不敢超过文王。这是符合中庸的行事，而凡是后人立意想要超过前人的，都是有所企图而为之。所以乐正子春的母亲去世，五天不吃东西，说：“我后悔了，自从我的母亲去世，我就不能表达我的真情，我还哪里用得着我的真情！”

○用日干支三代以前，选择日子都用天干。《郊特牲》：“郊祭用辛日，社祭用甲日。”《诗经》：“吉日只有戊日，既已告祭又已祈祷。”《公羊传》：“六月上甲，开始准备牺牲。十月上甲，开始系缚牺牲。”《月令》：“仲春上丁，命令乐正练习舞蹈并释菜。仲丁，命令乐正进入学校学习音乐。季秋上丁，命令乐正进入学校学习吹奏。”《春秋》说：“秋七月上辛，举行大雩。季辛，又举行雩祭。”《易经·蛊卦》：“先甲三日，后甲三日。”《易经·巽卦》：“九五，先庚三日，后庚三日”之类的就是这样。秦汉以后，开始多用地支。比如午祖、戌腊、三月上巳祓除，以及正月刚卯之类的就是这样。《月令》：“选择元辰，亲自耕种帝藉。”卢植解释说：“日，指甲到癸；辰，指子到亥。郊祭天，属阳，所以用日；藉田，属阴，所以用辰。”蔡邕《月令章句》说：“日，是天干；辰，是地支。有事于天用日，有事于地用辰。”这是汉代儒者的说法。考察经文，没有用地支的证据。

○社日用甲《月令》：“选择元日，命令百姓祭社。”注：“祭祀社神用甲日。”根据《郊特牲》的记载，用甲日，是用日的开始。正义说：“《召诰》：‘戊午日在新邑祭社。’用戊日，是因为公告营建洛邑位置已成，不是常规祭祀。”《墨子》说：“吉日丁卯，周人祝社。”怀疑不可信。汉代用午日，魏代用未日，晋代用酉日，各自依据其行运。潘尼《皇太子社诗》：“孟月进入初旬，吉日只有上酉。”那么不仅用酉日，还用孟月。唐武后长寿元年下制，改以九月为社日；玄宗开元十八年下诏，把社日移到千秋节，都失去了古人用甲日的意义了。

○不齿之服道二，仁与不仁罢了。出于吉，就入于凶。懒惰游荡的人戴缟冠垂缨，不被齿列的人戴玄冠缟武。因为他们是从吉走向凶的人，所以给他们穿上不纯吉而偏向凶的服饰。

○为父母妻长子礻覃礻覃，是终丧的祭祀。父母的丧事，中月而礻覃固然可以，妻子和长子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没有祖父母、伯叔父母以及兄弟吗？回答说：丈夫为妻子、父亲为长子，是丧礼的主持者；服丧期满而礻覃，如果不是丈夫、不是父亲，谁来做主呢？至于祖父母、伯叔父母以及兄弟，则各有主持祭祀的人了，所以不礻覃。父亲在世时为母亲，就跟随父亲而礻覃。

○为殇后者以其服服之“为殇后者，按照其应有的丧服来服丧。”殇者没有做父亲的道义，却有为他立后的人，这是礼的变通。说的是大宗的儿子没到成年就死了，选取殇者的兄弟或兄长的儿子作为后嗣，就按照为人后嗣的丧服来服丧，如同对待父亲一样，不因为他是殇者而减杀丧服，这是重视大宗的缘故。就像鲁国的闵公，八岁去世，僖公作为他的后嗣就是这样。礼制规定殇者的丧服，是为了显示长幼

译如果只强调节度而削减恩义，那么大宗地位重要，长幼之间的节度就会显得轻微，因此为殇者服丧，有时与成人没有区别，不因为适宜减杀恩义而损害尊崇祖先的道义，这就是所谓的权衡变通。如果说只是穿着本来的丧服罢了，《礼记》何必特意提及呢，况且哪里会有为殇者立后的人呢。

译庶子不持丧杖就位。古代设置丧杖，只是用来辅助病人罢了，后来才成为主持丧事者的专用。丧事没有两个主人，就没有两根丧杖，所以庶子不持丧杖就位。

丈夫为妻子持丧杖，那么他们的儿子就不持丧杖了。父亲为长子持丧杖，那么孙子就不持丧杖了。《杂记》说：“为长子持丧杖，那么他的儿子就不持丧杖就位。”

妇人不是丧主却持丧杖的情况。如果没有丧杖，就不能算完成丧礼，所以女子在娘家时，父母去世而没有男性兄弟，那么女子就持丧杖。这里说“一人”，是明确没有两根丧杖的意思。

婆婆在世，儿媳为丈夫持丧杖，必定是因为丈夫没有儿子。母亲为长子削制丧杖，必定是因为长子没有父亲。这三种情况都是没有丧主的丧事，所以妇人持丧杖。

庶姓在上层有别。庶姓，就是子姓。《特牲馈食礼》中提到“子姓兄弟”，注释说：“所祭祀者的子孙。称子姓，是因为是儿子所生。”《玉藻》、《丧大记》都提到“子姓”，注释说：“子姓，指众多的子孙。”所以《诗经》说“公姓以继承公子”，而“同父”的变文则说“同姓”。这里所说的“庶姓别于上”，也是“子姓”的姓，与《周礼·司仪》中说的“土揖庶姓”，文字相同但所指不同。

爱护百姓所以刑罚适中。君主对于天下，不能独自治理。独自治理就会刑罚繁多，众人共同治理就会刑罚搁置不用。古代的君王不忍心用刑罚使天下的百姓陷入绝境，所以在一个家庭中，由父兄治理；在一个宗族中，由宗子治理。那些不善的苗头，没有不在家门之内自我感化的；还有不听从教化的，才交给士人处理。这样君主所治理的就简约了，然后推究父子的亲情、确立君臣的道义来权衡它，仔细讨论轻重的次序、谨慎测量深浅的程度来区别它，竭尽聪明才智、表达忠诚仁爱来穷尽它。像这样，刑罚怎么会不适中呢？所以宗法建立而刑罚清明。天下的宗子各自治理自己的宗族，来辅助君主的治理，不兼管庶民的诉讼，而百姓自然不触犯官府。风俗的醇厚，法规的简略，是有来历的。《诗经》说：“君之宗之。”我由此知道宗子的地位仅次于君道。

百姓安定所以财用充足。百姓之所以不安定，是因为有贫有富。贫穷的人到了不能自存的地步，而富有的人常常担心别人有所求，而多做吝啬的打算，于是就有了争竞之心了。孔子有话说：“不担心贫穷，而担心不平均。”只有收聚宗族的法度实行，而每年按时有合食的恩惠，吉凶之事有互通财物的道义。根本的习俗有六条，安定万民……第三条是联合兄弟，而乡三物所兴起的。六行的条目说和睦、说体恤，不等待王政的施行，而鳏寡孤独废疾者都有供养。这就是所说的平均就没有贫穷，而财用怎么会不足呢？至于《葛屦》的讽刺兴起，《角弓》的赋作出现，九族于是离散，一方互相怨恨，而瓶罍交耻，泉池并竭，然后才知道先王宗法的建立，它用来养育人的欲望，而满足人的需求，是周全且预备充分的。

术有序。《学记》“术有序”的注释：“‘术’应当是‘遂’，是声音的错误。《周礼》：‘一万二千五百家为遂。’”按《水经注》引用此句作“遂有序”。《周礼》遂人的职责，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都有地域沟渠树木的差使，各自掌管其政令。又按《月令》：“审端经术。”注释：“‘术’，《周礼》作‘遂’。田间有遂，遂上有经。经，是小沟。”《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术来聘。”《公羊传》、《汉书·五行志》都作“遂”。《管子·度地篇》：“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术音遂。这是古术、遂二字通用的证据。陈可大《集说》改“术”为“州”，是不对的。

《周礼·州长》：“会民射于州序。”陈《礼书》说：“州称序。《记》说遂有序是什么意思？《周礼》遂官各降低乡官一等，那么遂的学也降低乡一等了。降低乡一等而称为州长，其爵位与遂大夫相同，那么遂的学其名称与州序相同是可以的。”

老师是用来学习做君主的。三代的时候，凡是百姓中的优秀后辈都进入大学，而教导他们治国平天下的事情。孔子对于弟子，用四代的礼乐告诉颜渊，用五至三元告诉子夏，而又说：“雍也，可以让他面南称王。”那么内圣外王，没有不同的道路了。他在《易传》中说：“九二说，‘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具有龙德而中正的人。平常言语守信，平常行为谨慎，防止邪恶保存其真诚，善于处世而不夸耀，德行广博而感化他人。《易》说‘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这是君主的德行。’君子通过学习来积累，通过提问来辨析，以宽厚来居处，以仁爱来实行，《易》说‘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是君主的德行，所以说：‘老师是用来学习做君主的。’”

肃肃是恭敬。肃肃，是恭敬；雍雍，是和谐。《诗经》原本只有一个“肃”字，而引申为二

译字，是拉长声音说话。《诗经》说“有〇有溃”，毛公传解释说：“〇〇，是威武的样子；溃溃，是愤怒的样子。”这就是它的例子。○因为男子用绥带招魂，用车作为居所，用弓箭作为器具。所以他出生时，用桑木做的弓和蓬草做的箭，向天地四方射箭；他死后，设置扳指，挂在〇上，等到下葬时，新买的弓箭有弭装饰，也可以张弓。因为射箭，是男子的事。如果死在路上，就取出他乘车左边的车毂，用绥带招魂。用车，是男子的居所。

译登上车时，一定要端正站立，手扶着车旁的登车绳。因为那登车绳是弯曲的，象征着车行的姿态；象征车行的姿态，是为了表达驾车者的志向。由此确立了朝见聘问等礼仪终结时，由尸（代表死者受祭的人）来主持祭祀的礼制。邾娄国用箭来代替登车绳，还保留着射杀敌人的意味。这是失礼之人所行的礼。

○ 亲丧外除，兄弟之丧内除。“亲丧外除”是指，祥祭是丧礼的终结，但内心的哀痛尚未遗忘，所以在中间那个月举行禫祭。“兄弟之丧内除”是指，按照规定的日月期限，丧期一到就停止守丧。

○ 十五个月举行禫祭。为期一年的丧事，十一个月举行练祭，十三个月举行祥祭，十五个月举行禫祭。孔氏说：“这里说的是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也具备两次祥祭的节次。大概以第十个月对应大丧（父母之丧）的一周年，过一个月就可以举行练祭了，所以说十一个月举行练祭。以第十二个月对应大丧的再周年，过一个月就可以举行祥祭了，所以说十三个月举行祥祭。又加上两个月，就与大丧的中月相同，可以举行禫祭了，所以说十五个月举行禫祭。

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举行禫祭时，由父亲做主，那么丈夫为妻子服丧，也应当在十五个月举行禫祭。晋代孙楚的《除妇服诗》，只以一年为期就结束，大概是没有计算禫祭的那个月。

其他为期一年的丧事，祥祭和禫祭的祭祀，都不由自己主持，那么也可以推知是在十一个月举行练祭，十三个月除去丧服。所以郑氏说：“凡是齐衰等级的丧事，十一个月后，都可以外出吊唁。”

○ 妻子的亲属即使亲近也不做主。姑母、姐妹的丈夫死了，而丈夫的家族中没有兄弟，就让丈夫的族人主持丧事；妻子的亲属即使亲近，也不做主。如果丈夫没有族人，就由前后左右邻居、东西邻居主持；如果没有邻居，就由里尹（基层官吏）主持。这段文字以姑母、姐妹为例开头，是为了告诫人们不可以主持姑母、姐妹的丈夫的丧事。丈夫宁可让疏远的族人和邻居、里尹主持，也不让妻子的亲属做主，圣人的用意，大概已经预先知道后世必定会有像王莽那样假借母亲后的权力，实行摄政之事，从而篡夺汉朝统绪的人，所以预先设立防范。区分内外，确定嫌疑，从天子到平民百姓，原则是一样的。有人说：“让妻子的亲属做主，但附属于丈夫的家族。”这哪里懂得礼的本意呢！

○ 吉祭后恢复同寝。“禫祭后恢复与妻妾同寝，吉祭后恢复睡在正寝。”这是互相补充的说法。郑玄的注解已经明确，而孔氏却把吉祭解释为四季的祭祀，认为即使禫祭之后，也必须等到四季祭祀完毕，然后才恢复同寝，这是不对的。禫祭就是吉祭，难道有没恢复同寝却先与妻妾同寝的道理吗？

○ 如同喜爱美色一样。人年少时爱慕父母，懂得喜爱美色后就爱慕年轻美貌的人。如果能用爱慕年轻美貌的人的心去爱慕父母，那么他的诚意就没有能超过的了。

○ 先祖。《祭义》说：“用来侍奉天地、山川、社稷、先祖。”先祖，就是祖先。《诗经》说：“以继承以延续，延续古人的事业。”也是指他们的祖先。近代的称为先，远古的称为古，所以周人称他们的先公为“古公”。

○ 博爱。首先提倡博爱，百姓就不会遗弃自己的亲人。不分左右方向地去奉养，叫做博爱。

○ 奉养父母日益严肃。“所以亲生在膝下，奉养父母日益严肃。”幼儿时期，只是爱而已；稍微长大，才知道恭敬；知道恭敬，然后才能严肃。孔子说：“现在的所谓孝，只是说能够奉养。至于狗和马，都能得到饲养，如果不恭敬，怎么区别呢！”所以鸡刚叫就穿戴整齐，走到寝门外，询问衣服冷暖；父母生病疼痛时，恭敬地按摩他们；出入时，有时在前有时在后，恭敬地扶持他们，这是恭敬的开始。《诗经》说：“战战兢兢，如同面临深渊，如同踩在薄冰上。”从今以后，我知道可以免于祸患了，这是恭敬的终结。日益严肃，是说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而不断进步。

◎ 致知。致知，就是知道止境。知道止境是什么？做君主的止于仁爱，做臣子的止于恭敬，做儿子的止于孝顺，做父亲的止于慈爱，与国人交往止于诚信，这就叫做止，知道止境然后才叫做知。从君臣、父子、国人的交往，一直到礼仪三百条，威仪三千条，这就叫做物。

《诗经》说：“天生下民众，有事物就有法则。”《孟子》说：“舜明察于各种事物，洞察于人伦关系。”从前武王向箕子询问天道；曾子、子游的提问，孔子的回答，都是这些事物。所以说：“万物都具备于我身上了。”

只有君子能够体察天下的事物，所以《易经》说：“君子说话有内容，行为有恒心。”《礼记》说：“仁人不超出事物的范围，孝子不超出事物的范围。”

把格物理解为多识鸟兽草木的名称，那就太浅薄了。智者，没有不知道的。应当以当前最紧急的事务为急。听论者与国人交往，是一回事。

○ 顾念这是上天的明命。“上天的命令，深远而不停息。”它在人身上，日常使用却不知道，没有不是命的。所以《诗经》、《尚书》的训诫，有说“顾念这是上天的明命”，又说“永远配合天命，自己求得多福”，又说“如同生子，无不在于其初生时自己给予明智的命令”，又说“只有能成就天德，自己创造伟大的命运，配享在下。”而刘康公的话说：“人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这就是所谓的命；因此有动作、礼义、威仪的法则，用来安定命运。”“那个人，是国家的司相”，而认为舍弃天命不改变。“像这样的人，怀念婚姻”，而认为不知道天命。那么儿子的孝，臣子的忠，丈夫的贞，妻子的信，这是上天所命令的，而人承受了它

译这是关于本性的。所以说：上天赋予的叫做本性。在幽深难测的表象之外去探求天命，就会将天与人割裂为二了。“我顺应并延续上天赋予我的使命。”这是人的作为。道理所到达的地方，气也就随之到达。因此，内涵美质且持守中正，却会有陨落自天的灾祸；行为不合正道，上天就不会保佑。

译○ 夏桀和商纣率领天下人施行暴政。《仲虺诰》篇说：“篇贤附势，实繁有徒。”（注：此处原文可能有误，通常引文为“附下罔民，实繁有徒”，意为依附下民、欺压百姓的人很多。）《多方》篇说：“叨忄质日钦，劓割夏邑。（注：此处原文可能有误，通常引文为‘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或类似，意指商汤受命惩罚夏桀。）”这是夏桀的百姓顺从暴政的表现。《微子》篇说：“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宂，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皆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郐于殷。”（注：意为殷朝无论大小官员，都喜好偷盗作乱，卿士们互相效法而不守法度。凡是有罪的人，都不能被抓获，小民纷纷兴起，互相成为殷朝的敌人。）这是商纣的百姓顺从暴政的表现。所以说：“周幽王、周厉王兴起，百姓就喜好暴乱。”古人之所以互相训导、互相保护恩惠、互相教诲，而不让百姓陷入邪僻，为什么呢？因为上面没有礼制，下面没有学问。如果卑贱的民众兴起，国家灭亡就没有几天了。《天保》这首诗都是祝愿君主承受福气的言辞，而它的宗旨，不过是说：“百姓质朴，日常饮食。群黎百姓，都成为你的德行。”既然如此，那么君主为国家存亡考虑，难道可以不审慎地考察民俗吗！

○ 财富是末节。古人把财富看作末节，所以舜任命九官，没有专门管理财政的职位。《周官》中关于财赋的事务，全都由天官冢宰统领，而六卿没有专门负责的。汉朝的九卿，一是太常，二是光禄勋，三是卫尉，四是太仆，五是廷尉，六是鸿胪，七是宗正，八大农，大农掌管财政排在后面，少府掌管天子的私财又排在最后。唐朝的九卿，一是太常，二是光禄，三是卫尉，四是宗正，五是太仆，六是大理，七是鸿胪，八是司农，九是大府，大致与汉朝没有区别。而户部不过是尚书的属官，所以与吏、礼、兵、刑、工并列成为六部。至于大司徒教化百姓的职责，宰相实际上总领它。罢免宰相，废除司徒，让六部尚书成为二品官，这不符合重视教化、轻视财货的道理。

○ 没有上面喜好仁德而下面不喜好道义的情况。政治教化的兴盛，连遗落的禾穗的利益都能惠及寡妇；恩情的淡薄，连箕帚的神色都会加在父母身上。所以想要让百姓兴起孝道、兴起悌道，没有比创造财富更紧迫的了。以喜好仁德的君主，任用不积蓄聚敛的臣子，那么财富充足而教化施行。人人亲近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辈，天下就太平了。

○ 君子能够随时保持中道。《礼记》说：“礼以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一，称次之。”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商汤放逐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这是顺应时势。天地祭祀，宗庙事务，父子之道，君臣之义，这是伦理。社稷山川的事务，鬼神的祭祀，这是体制。丧祭的费用，宾客的交往，这是道义。用羔羊小猪祭祀，百官都足够；用太牢祭祀，不一定有余，这就叫做相称。古代的圣人，对内表现为尊贵，对外表现为快乐，少表现为珍贵，多表现为美好，所以先王制定礼仪，不可过多，也不可过少，只在于相称，这就是所谓的“君子而时中”。所以《易经》说：“两簋祭祀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

○ 子路问什么是强。《洪范》“六极……第六是弱”，郑康成注：“愚懦不坚毅叫做弱。”所以子路问什么是强。

○ 鬼神。王道的大业，始于家门之内。妻子和睦，兄弟和谐而父母顺从，这是道的近处，也是卑下的；在郊外祭祀而天神降临，在宗庙祭祀而人鬼享用，这是道的远处，也是高远的。先王侍奉父亲孝顺，所以侍奉天神明朗；侍奉母亲孝顺，所以侍奉地神明察。修习它成为常道，推行它成为政令，本源于天，终结于地，排列于鬼神，通达于丧祭、射御、冠婚、朝聘，这样天下国家就可以得到端正了。像舜、像文王、武王、周公，就是所谓践行平常的德行而达到人伦极致的人。所以说：“君子的道，起始于夫妇；等到它达到极致，就能明察天地。”人有父母，鸡鸣时问安，左右侍奉没有定规，这是多么近啊；等到他们去世，他们的容貌和声音不能再接触，于是有的人在阴间寻求，有的人在阳间寻求，然后必定能看到他们的位格，然后才凭借工祝的传达而把祭品献给孝孙。活着时是父母，死后是鬼神。孔子说：“建立宗庙，让鬼神享用。”说的就是这个。浩浩荡荡好像在他们上面，好像在他们左右，这是由顺从父母而推演出来的。

《礼记》说：“文王做世子时，每天朝见王季三次。鸡刚叫就穿戴好衣服，到了寝门外，问内侍说：‘今天安好吗，怎么样？’内侍说：‘安好。’文王就高兴了。到了中午，又去，也像这样。到了傍晚，又去，也像这样。如果有不安的情况，内侍就告诉文王。文王脸色忧愁，走路不能端正脚步。王季恢复饮食，然后文王也恢复如初。吃饭时，一定在场，观察冷暖的节度；吃完饭后，问吃了什么。命令膳宰说：‘不要有剩余。’回答说：‘是。’然后退下。”又说：“文王祭祀时，侍奉死者像侍奉生者，思念死者像不想活着。忌日一定悲哀，称呼讳名像见到亲人，这是祭祀的忠诚。好像见到亲人所爱的，好像想要看到一样，这是文王啊？”《诗经》说：“天明不睡，怀念两个人。”这是文王的诗。正因为文王活着时侍奉亲人如此孝顺，所以死后祭祀如此忠诚，而好像亲人有时出现；如果活着时没有奉养心志的诚意，那么死后自然没有感通的道理。所以说：“只有孝子才能享祭亲人。”而孔子告诉子路也说：“不能侍奉人，怎么能侍奉鬼？”因此，平常德行的践行，没有比顺从父母更先的；而郊社的礼仪，

译“尝”的含义，由此而引发。明白了这一点，天下和国家就可以治理好了。

译在上位的人能够顺从父母，然后才可以侍奉上天、祭祀天帝；在下位的人能够顺从父母，然后才可以获得上级的信任、治理百姓。

程子说：“鬼神，是天地运行的功用，是造化留下的痕迹。”张子说：“鬼神，是阴阳二气自然具备的能力。”用这些话来解释《易经》中“神，是微妙地化育万物而言”这一章，最为贴切恰当。按照两位先生的说法，那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是鬼神；那些可见、可闻的也是鬼神。如今孔子只说看不见、听不到，这是指祭祀中的鬼神。

向鬼神质询而没有疑惑，就像《易经·乾卦·文言》所说的与“鬼神契合其吉凶”。

○为期一年的丧服通达于大夫《丧服》规定，为期一年以下的丧服，诸侯要断绝、大夫要降低等级，解说的人认为期年以下的丧服，都是臣属，所以不穿。然而制定礼制的本意，不仅仅为此。古人有丧事就不祭祀，诸侯有山川、社稷、宗庙的祭祀事务，不可以空缺，所以只穿三年丧服，而不穿期年丧服。大夫也参与君主奔丧在庙中的事务，但人数多，不至于空缺，所以只是降低等级罢了。这是古人重视祭祀的意义，后人不知道，只认为是尊重尊贵的人罢了。诸侯也有期年丧服，比如始封的君主不臣服诸父、兄弟，封君的儿子不臣服诸父而臣服兄弟。而且也有大功丧服，比如姑母姐妹嫁给国君，尊位相同就不降低等级。《礼记》只是举其大概而言罢了。○三年丧服通达于天子“父母的丧服，无论贵贱，都是一样的”，这就解释了上面“三年丧服，通达于天子”这一句，这是举其重者而言。然而三年丧服，不止父母。《左传·昭公十五年传》说：“天子一年而有两次三年丧服。”指的是穆后与太子王后，称为三年丧服，是根据达子的心志而言，其实为期年丧服。所以天子也有期年丧服。

○达孝达孝，是指通达于上下，通达于幽明，所谓“孝悌的极致，通达于神明，光辉于四海，无所不通”的意思。

○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不要过于亲近”，这是祖己用来告诫殷王的话。“从八以下”，这是众仲用来回答鲁隐公的话。“以客为臣”，这是子游用来规劝文子的话。亲爱亲人的道理，依靠贤人来阐明的很多。汉哀帝听从冷褒、段犹的话，而尊奉定陶共皇。唐高宗听从李〇的话，而立武氏为皇后。不知人的祸患以至于伦常混乱、纲纪败坏而不顾，能不慎重吗？

人伦中最大的，没有超过君父的，而子夏先提出以贤德取代美色，为什么呢？因为思虑侍奉父母，不可以不了解人。

父子之间的亲情，长幼之间的次序，男女之间的区别，没有老师就不能明白。教人以礼，是老师的功劳。所以说：“老师不在五服之内，五服之内的人如果不亲近老师，就不能产生亲情。”

○诚者，天之道也“诚，是天道的规律。”所以天下雷行，万物与无妄相应，而先王因此茂盛地应对时运，养育万物。“天安排有常典，整顿我的五典五〇哉；天排列有礼制，自我五礼有常哉。”“天命有德者，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者，五刑五用哉。”没有不是诚的。所以说：“凡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常道，用来实行它们的，只有一个原则。”

○肫肫其仁五品的人伦，没有不本于中心的爱仁，所以说：“拜稽颡，是哀戚之至隐的表现。稽颡，是隐痛之甚的表现。”又说：“他前往时，望望然，汲汲然，好像有人追赶而赶不上。他回来哭时，皇皇然，好像有所求而得不到。所以他前往送别时如慕恋，回来时如疑惑。求而得不到，入门而看不见，上堂又看不见，入室又看不见，亡了丧了，不可再见了！所以哭泣辟踊，尽哀而止。心怅然怆然，惚然忾然，心绝志悲罢了。”这是在丧事中观察其仁爱。“丧事三天后殡殓，凡附于身的东西心诚必信，忽视它会有悔恨罢了。三个月后埋葬，凡附于棺的东西必诚必认，忽视它会有悔恨罢了。”又说：“况且对于逝者，不要让土亲近皮肤，对于人心难道没有交感吗？”这是在葬事中观察其仁爱。“斋戒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向，思其所乐，思其所嗜。斋戒三天，乃见其所为斋戒者。祭祀之日，入室，优然必有见乎其位。周回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声。所以先王的孝道，颜色不忘于目，声音不绝于耳，心志嗜欲不忘于心。”又说：“祭祀的明曰，明发不寐，飨而致之又从而思之。祭祀之日，乐与哀半，飨之必乐已至必哀。”这是在祭祀中观察其仁爱。由此推之，郊社之礼，是用来仁爱鬼神的；射乡之礼，是用来仁爱乡党的；食飨之礼，是用来仁爱宾客的。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护万物，而天下的大经毕举而无遗了。所以说：孝悌为仁之本。

●卷七○孝弟为仁之本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悌罢了。所以“能够彰明美德，以亲近九族；九族和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译使天下各国和谐亲善。百姓因此改变而和睦。这就叫做孝悌是仁的根本。

译○ 考察他所安适的：“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使百姓安定。”不怨恨天，不责怪人，“在下位学习而在上位通达”，这就是安适的表现。如果内心不安适，那么即使选择了中庸之道，也不能坚持一个月。

○ 子张问十世之事。《礼记》说：“圣人面南治理天下，必定从人道开始。确立权度衡器，考察礼乐文章，改正历法，更换服饰颜色，区别徽号，差异器械，分别衣服，这些是可以与百姓一起变革的。那些不能与百姓一起变革的也有，那就是亲爱亲人，尊重尊者，敬重长者，男女有别，这些是不能与百姓一起变革的。”自从春秋时期诸侯合并为七国，七国又合并为秦国，先王的礼制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用来辨别上下、区分亲疏、决断嫌疑、确定是非的原则，本来就没有不同于夏商周三王的。所以说：“如果有继承周朝的人，即使经过百代也可以预知。”自古帝王相传的统绪，到秦朝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秦朝之所以灭亡，汉朝之所以兴起，也不需要借助谶纬忌讳就能认识了。不仁德而得到天下，从来没有过，这是百代可以预知的。爱护百姓而称王，没有人能阻挡，这也是百代可以预知的。

○ 谄媚奥神。奥是什么神呢？如果祭祀灶神，就迎接尸主在奥位祭祀，这其实就是灶神了。当时人的话说：“谄媚君主的人，在朝廷之上顺从，不如在退朝休息时逢迎。”注释把奥比作君主，把灶比作权臣。本来是一个神，却分析成两个，不符合话语的原意。

○ 武乐未尽善。从季札评论文王的音乐，认为“美好啊，但还有遗憾”，就知道孔子说武乐未尽善的宗旨了。文王时王道尚未遍及天下，这是文王音乐还有遗憾的原因。武王时天下尚未安定就去世了，这是武乐未尽善的原因。《礼记》说：“音乐，是象征成就的。”又说：“改变风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武王当时诛杀纣王、讨伐奄国，三年讨伐其君主，而龟卜的命辞说：西土有大艰难，殷商的顽民屡次不安分。商朝习俗萎靡，巧言令色被视为贤能，残余的恶习尚未灭绝。看舜顺应欲望来治理四方，风气随之变动，与武王相比如何呢？所以《大武》之乐虽然由周公制作，但还没有达到世风改变的时候，那是圣人的时代，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

○ 早晨得知真理，晚上死去也可以。“没有不学的，学了不能掌握，不放下；没有不问的，问了不知道，不放下；没有不思考的，思考了不得到，不放下；没有不辨析的，辨析了不明白，不放下；没有不践行的，践行了不笃实，不放下。”“不知道年岁不够，勤勉地每天努力，直到死才停止。”所以说：“早晨得知真理，晚上死去也可以。”我只见他前进，没见他停止。只要还有一日未死的身体，就有一日未闻的真理。

○ 忠恕。延平先生《答问》说：“孔子的道，不离乎日常用度之间。从尽己的角度来说，就叫做忠；从及物的角度来说，就叫做恕，都是大道的全体。虽然变化万殊，在事务的末节，但贯穿它们的，未曾不一。曾子回答门人的问题，正是启发他的本心罢了，难道有二吗？如果认为孔子一以贯之的宗旨非常精微，不是门人可以告诉的，暂且用忠恕来回答，恐怕圣贤的心不会如此支离。就像孟子说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悌罢了。人人都足以知道，但合内外之道，使体用一原，显微无间，那就不是圣人不能做到的。”朱子也曾作《忠恕说》，其大旨与此略同。考察这个说法很明白，而《集注》却说借尽己推己的名目来阐明，这是怀疑忠恕是下学的事，不足以谈论圣人之道。那么这就是把它分为二，而不是统一了。

慈溪黄氏说：“天下的理无所不在，而人不能贯通的原因，是私欲隔阂了。尽己叫做忠，推己及人叫做恕。忠恕既尽，私欲就克服了，理所在之处，就能贯通。所以忠恕，是用来一以贯之的。”

元载侗作《六书故》，他解释“忠”说：“尽己达到极致叫做忠。”《论语》说：“为别人谋划而不忠诚吗？”又说：“言语思考忠诚。”《礼记》说：“丧礼，是忠的极致。”又说：“祭祀的忠诚，就像看见亲人所爱的，就像想要那样。”又说：“瑕不掩瑜，瑜不掩瑕，是忠。”《左传》说：“上位者思考利于百姓，是忠。”又说：“大大小小的案件，虽然不能明察，必定以实情处理，是忠的一类。”《孟子》说：“自我反省有仁德了，自我反省有礼了，他的蛮横无理还是这样，君子必定自我反省，我一定不忠诚。”观察这几条，可以知道忠的意义了。反身而诚，然后能忠；能忠了，然后由己推而达之家国天下，其道理是一样的。他解释“恕”说：“推己及物叫做恕。”自己想立身而立人，自己想通达而达人，施加给自己而不愿的，也不施加给别人，是恕的道理。扩充这个心以往，达到四海了。所以说：“孔子的道，不过是忠恕罢了。”忠，是天下的大本。恕，是天下的达道。子贡问：“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实行的吗？”孔子说：“大概是恕吧！”圣人，凭什么不同于人呢，知道终身可行

译那么就能明白“一以贯之”的含义了。

译《中庸》记载孔子的话，君子的道有四个方面，无非是忠恕之事。而《乾卦》九二的龙德，也只说“日常言语要诚信，日常行为要谨慎”。既然如此，忠恕就是君子的道。为什么说“违背道不远”，回答说：这就像说“花言巧语、面貌伪善，仁德就很少了”一样。难道可以因此怀疑忠恕有两种吗？有人问：孟子说勉强实行恕道，寻求仁德没有比这更近的了，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为那些尚未达到首道境界的人说的。孟子说：“从仁义出发去行动，而不是去实行仁义。”仁义难道有两种吗！

○ 孔子论性与天道 孔子教导人们文章、德行、忠信，而性与天道就在其中了。所以说：“无法听到。”

孔子说：“你们几个人认为我有所隐瞒吗？我对你们没有隐瞒。我没有任何行为，是不和你们几个人一起做的，这就是我。”说孔子论性与天道无法听到，是怀疑他有所隐瞒。不知道孔子的文章，无非就是孔子论性与天道，所谓“我没有任何行为，是不和你们几个人一起做的，这就是我”。

子贡的意思，仍然把文章与性与天道看作两回事，所以说：“您如果不说话，那么我们这些学生怎么记述呢？”孔子说：“天说了什么话呢？四季运行，百物生长。天说了什么话呢！”因此，可以出仕、可以隐退，可以长久、可以快速，没有一样不是天道的体现。温和恭顺、和乐平易，没有一样不是天道的体现。

举止动作、周旋应酬都合乎礼仪，这是盛德的极致，孟子认为这是尧舜本性自然的事。孔子的文章没有比《春秋》更大的了，《春秋》的意义，尊崇天王，排斥戎狄，诛杀乱臣贼子，都是本性，都是天道。所以胡氏把《春秋》看作圣人生命的文章，如果您不说话，那么我们这些学生怎么记述呢？

现在的人只把《系辞》当作孔子论性与天道的书。我曾经反复研读它的文字，如“鸣鹤在阴”等七爻，“自天佑之”一爻，“憧憧往来”等十一爻，“履德之基也”等九卦，用来教导人们学习《易经》的，无不在于言行之间。所以说：“起初遵循它的言辞，揣度它的方向，既有常道，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道就不会凭空实行。”

樊迟问仁，孔子说：“平时庄重，做事恭敬，对人忠诚。”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人，他的言语谨慎。”由此扩充开来，一天之内克制自己、回复礼制。有其他的道吗？现在的君子学问还不及樊迟、司马牛，却想要他们的学说高于颜回、曾参两位，因此整天谈论性与天道，而自己不知道已经堕入禅学。

朱子说：“圣人教导人，不过是孝悌忠信。在持守诵读之间，这是下学的基础。现在的学者认为这是钝根，不值得留意，他们平时谈论的，无非是子贡所说的无法听到的东西。”又说：“近来的学者弊病在于好高。《论语》还没问到学而时习，就说一贯；《孟子》还没说到梁惠王问利，就说尽心。《易经》还没看六十四卦，就读《系辞》，这都是越级的弊病。”又说：“圣贤立言本身平易，现在推高它，凿深它。”

黄氏《日钞》说：“孔子叙述《六经》，后来的人沉溺于训诂，没有害处。濂洛学派谈论通学，后来的人借以谈禅，那么危害就深了。”

孔门弟子不过有四科，自宋代以来的学者则有五科，叫做“语录科”。

刘、石孔华，本于清谈的流祸，人人都知道，谁知道今天的清谈比前代更厉害。以前的清谈谈论老、庄，今天的清谈谈论孔、孟，没得到精微的已经遗失了粗浅的，没探究根本的却先辞去了末节。不学习六艺的文章，不考察百王的典章，不综合当代的事务，把孔子论学、论政的大端一概不问，却说“一贯”，说“无言”，用明心见性的空言，代替修己治人的实学。股肱懒惰而万事荒废，爪牙消亡而四国混乱，神州颠覆，宗庙社稷变成废墟。从前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等到被石勒所杀，将死时，回头说：“唉，我们虽然不如古人，向若不崇尚浮虚，努力匡正天下，还不至于到今天。”今天的君子能不惭愧于他的话吗？

○ 变齐 变鲁 变鲁而至于道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仪。变齐而至于鲁者，道之以政令，齐之以刑罚。

○ 博学于文 君子博学于文，从自身到国家天下，制定为度数，表现为音容，没有不是文的。“品节斯，斯之谓礼。”孔子说：“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绝地；姑姑姐妹的大功，踊绝于地，知道这些的，是由文啊！由文啊！《礼记》说：”三年之丧，是人道中最文的。“又说：”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溢而反，以反为文。“《易传》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察人文以教化天下。“所以说：”文王死后，文不在我这里吗！“而《谥法》：”经纬天地叫做文。“与弟子学习《诗》、《书》六艺的文，有深浅的不同。

○ 三以天下让

译《皇矣》这首诗说：“上帝建立邦国并设立辅佐，从太伯和王季开始。”那么在太伯的时代，周朝已经强大了。于是太伯借口采药，前往吴地而不返回。就当时而言，他是把国家让了出去；就当时而言，他是让给了王季；但从后世的角度来说，则是让给了文王和武王。拥有天下的人在三代之后才得到它，而太伯在三代之前就进行了谦让，宗庙祭祀不记载他的功绩，礼器鼎彝不铭刻他的事迹，这就是所说的“三次把天下让给别人，百姓找不到合适的言辞来称颂他”。《路史》说：“当太王在位时，把君位传给王季，王季传给文王，文王传给武王，这都是太伯开启的，所以说‘三次谦让’。”

译泰伯离去而王季继位，王季继位而文王、武王兴起，即使说这是把天下让出来也是可以的。太史公在《吴世家》的序言中说：“泰伯避位，前往江蛮之地。文王武王兴起，古公亶父留下了王者的踪迹。”这话说得很恰当。

推崇泰伯让国，不妨碍王季继位，《诗经》所说的“顺应心意就是友爱”就是这个意思。叙述文王侍奉君主，不妨害武王继位，《诗经》所说的“上帝降临在你身边”就是这个意思。古人的言论能达到这样的境界。现在如果要称赞泰伯的德行，却把奔逃的神色、操劳的意志加在太王身上，这难道是孔子立言的本意吗？朱熹作《论语或问》，不采纳“翦商”的说法，而蔡沈（字仲默）在《书经集传·武成》中说：“太王虽然起初没有翦商的志向，但开始得到民心，王业的成就实际上基于此。”蔡仲默是朱熹的门人，可以说善于纠正朱熹的失误了。《或问》中说：“太王有废长立幼的意思，不合礼制。泰伯又迎合他的邪念并促成此事，以至于父亲去世不去奔丧，伤害毁损身体，都不是贤者该做的事。即使一定要通过让国来表现，也是过分而不符合中庸之德的。这怎么能称为至德呢？回答说：太王想要立贤能的儿子和圣明的孙子，是因为他的道足以济世救民，而不是出于爱憎之间的私心，也不是利欲的私欲。所以泰伯离去，不算偏狭；王季接受，不算贪婪；父亲去世不去奔丧，伤害毁损身体，不算不孝。大概是在处理君臣、父子的变故时，而不失中庸之道，这就是称为至德的原因，这与鲁隐公、吴季札的事情是不同的。”

○有妇人焉 “我有十个治理国家的臣子，同心同德。”这是陈师誓众时的言辞，所说的十个人，都是身在军队中的人。而太姒、邑姜自然在宫室之内，必定不参与军旅之事，也必定不会在后来被一并数入以凑足十个臣子的数目。古人有话说：“母鸡不打鸣，母鸡若打鸣，家庭就会衰败。”当时正把任用妇女作为纣王的罪过，难道周朝的功业一定要依靠妇女吗？这在道理上说不通，或许是文字传抄的错误，存疑即可。

○季路问事鬼神 “没能侍奉好人，怎么能侍奉鬼？”左右侍奉供养没有方法，所以祭祀时，浩浩荡荡仿佛就在上方，仿佛就在左右。“不知道生，怎么能知道死？”人的生存是正直的，所以死亡时，没有为了求生而损害仁德，只有牺牲生命来成就仁德。

“天地有正气，混杂地赋予万物形体。向下就成为江河山岳，向上就成为日月星辰。”这可以称为知道生。“孔子说成就仁德，孟子说选取义理，从今以后，大概可以无愧了！”这可以称为知道死。

○不践迹 穿尧的衣服，说尧的话，做尧的事，这就是所谓的践迹。先王的教化，像《说命》所说的“学习古代训诫”，《康诰》所说的“继承听闻，穿着德行的言语”，以至于《诗》、《书》六艺的文章，三百三千的法则，有哪一样不是践迹呢？善人，忠信但没有学习礼，笃实但没有每日更新，虽然他们天赋美好，也能暗中与道相合；但自满而不学习，就没有途径进入圣人的境界了。治理天下的人也是如此。所以说：“周朝借鉴夏商两代，礼乐制度多么丰盛啊！”不然的话，那么即使像汉文帝那样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也不能成就三代的治世了。

○异乎三子者之撰 夫子“如果有人了解你们”的话，是“我不是与这些人在一起，还与谁在一起”的意思；曾点沐浴沂水、歌唱而归的话，是“安于贫贱就在贫贱中行事，君子没有处所不自得”的意思。所以说：“不同于其他三人的才能。”

○去兵去食 “于是积聚粮食，于是包裹干粮，装入口袋和布袋。”国家之所以粮食充足，而不必等待在豳地耕作。“准备好你的弓箭，锻造你的戈矛，磨砺你的锋刃，不敢不精良。”国家之所以兵器充足，而不必等待征伐淮夷的战役。如果事变来临而有所准备不及，那么白木棍也可以作为兵器，但不能断绝粮食来修造兵器。糠秕草根可以作为食物，但不能背弃信用来求取食物。古人有直到张开空网，捕捉雀鼠，而百姓没有二心的，这不是上面的信用足以结聚民心吗？这又是在缓急轻重之间权衡，而采取的不得已之计。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国君为社稷而死，大夫为宗庙而死，至于舆台、牧圉等卑贱之人，没有不亲近上级，为长官而死的，所谓圣人有金城，就是这个意思。这难道不是为政的要道吗？孟子说“拿着木棍可以抵挡秦、楚”，也是可以不依赖兵器的意思。

古代所说的兵，不是今天的兵，指的是五种兵器。所以说：“天生五种材料，谁能去掉兵器？”《世本》：“蚩尤用金属制作兵器，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礼》“司右五种兵器”注引《司马法》说：“弓矢用于包围，殳矛用于防守，戈戟用于辅助”就是这个意思。“整顿你的兵器”，是整顿这些兵器。“踊跃使用兵器”，是使用这些兵器。“没有用来铸造兵器”，是铸造这些兵器。秦汉以后，才开始把持兵器的人称为兵。如信陵君得到精选的士兵八万人，项羽率领诸侯士兵三十多万，见于太史公的书，而《五经》中没有这种说法。

把持兵器的人称为兵，就像把披甲的士兵称为甲一样。《公羊传》：“桓公派高子率领南阳的披甲士兵，拥立僖公并修筑鲁城。”晋赵鞅夺取晋阳的披甲士兵，来驱逐荀寅。

译与士吉射。

○荡舟《竹书纪年》记载：“帝相二十七年，寒浞派浇攻打斟鄩，在潍水发生大战，倾覆了斟鄩的船只，灭掉了斟鄩。”《楚辞·天问》中说：“倾覆了斟鄩的船只，凭借什么方法攻取它？”说的正是这件事。汉代时《竹书纪年》尚未出土，所以孔安国注释为“在陆地上行船”，后来的人便沿袭了这个说法。

译古人把左右冲杀称为“荡阵”，其中的精锐士兵叫做“跳荡”，另外率领他们的将领叫做“荡主”。《晋书·载记》记载：“陇上健儿的歌谣说：丈八蛇矛左右冲荡，十次冲荡十次决断，没有谁能抵挡在前。”《唐书·百官志》记载：“箭石尚未交锋，就深入敌阵突破人群，使敌人因此败退的，叫做‘跳荡’。”荡舟大概兼有这种含义，与蔡姬“乘舟晃动鲁公”的“荡”字含义不同。

○管仲不死于子纠 君臣名分所关乎的在于个人，华夷界限所系结的在于天下。所以孔子对于管仲，忽略了他不为子纠殉死的罪过，而取用他匡正天下、九次会盟诸侯的功绩，大概是在大小轻重之间权衡，而以天下为心啊。既然君臣的名分尚且抵不过华夷界限的防备，那么《春秋》的宗旨就可以知道了。

有人说管仲对于子纠并没有形成君臣关系，子纠在齐国没有成为君主，但对于管仲和公子忽来说，却形成了君臣关系。狐突的儿子狐毛和狐偃跟随重耳在秦国，却说：“现在我的儿子名字在重耳那里，已经好几年了。”如果狐毛、狐偃是重耳的臣子，而管仲和公子忽不能算是子纠的臣子，这是以成败来判定君臣关系，可以吗？又有人说桓公是兄长，子纠是弟弟，这也是勉强做出的解释。

论及尊奉周王室、保存华夏的大功，那么公子与其臣子之间区区个人的名分就显得渺小了。虽然如此，他们君臣的名分原本存在，于是就说他无罪，这也是不对的。

○予一以贯之 “姑且广泛地学习，勤勉地求索，多见而牢记。”这是孔子自我陈述的话，然而有比这更进一步的。六爻的含义，极其深奥，却说：“智者观察卦辞，就能明白大半了。”三百篇《诗经》，极其广泛，却说：“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无邪’。”三千三百种礼仪，极其繁多，却说：“礼仪与其奢侈，宁可节俭。”十代的事情，极其遥远，却说：“殷朝沿袭夏朝的礼制，周朝沿袭殷朝的礼制，即使百代以后也可以预知。”百王的治理，极其不同，却说：“道只有两种，仁与不仁罢了。”这就是所说的“我用一个根本原则贯穿始终”啊。他教导门人，必定先叩问事物的两端，而让他们举一反三。所以颜回能听一知十，而子贡切磋琢磨的言论，子夏关于礼后之问，孔子都称赞他们可以与自己谈论《诗经》，这难道不是天下的道理殊途同归，大儒的学问举其根本以涵盖末节吗？那些钻研章句的儒生，已经不足以观察事物的会通；而高明的大儒，有时又只谈论德性而遗落问学，都失去了圣人的旨意啊。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厌恶死后名声不被称颂，就必定追求实际德行，君子哪有追求名声的心呢？所以《乾卦》初九的传文说：“不随世俗改变志向，不刻意成就名声。”

古人追求死后留名，今人追求当世的名声。我从小到老，看到人们追求当世名声的原因，无非是为了利益。名声所在之处，利益就随之而来，所以追求名声唯恐不及。如果不追求利益，又何必羡慕名声呢？

○性相近也 “性”这个字，最早见于《尚书·商书》，说：“伟大的上帝，将中正的本性降给下民，好像有恒常的性。”“恒”就是相近的意思。相近，是接近于善；相远，是远离于善。所以孔子说：“人天生正直，不正直的人能生存下来，是侥幸避免了灾祸。”

人也有生来就不善的，比如楚国的子良生了越椒，子文知道他必定会灭掉若敖氏就是如此。然而这只是千万人中的一个罢了，所以公都子所陈述的三种说法，孟子不斥责其错误，而只说：“至于人的实情，是可以为善的，这就是所说的善。”大概凡是人所共同具有的，而不讨论其变异。如果像纣王施行炮烙之刑，盗跖每天杀害无辜，吃人的肉，这是生来就性与常人不同，也就像五官百骸是人所共同具有的，然而也有生来就不具备的人，难道可以用一个特例来概括万人吗？所以最终还是说人性本善。

孟子论性，专门以性在情感上的表现来说明。比如看到小孩掉进井里，也有不怜悯的；对呼喝着践踏的食物，也有笑着接受的。这是人情中的变异。如果反过来为此高兴，我知道没有这样的人。

曲沃的卫嵩说：“孔子所说的相近，就是以性善而言。如果性有善，有不善，能称之为相近吗？比如尧、舜，是性善的；汤、武，是反求本性的。如果汤、武的性不善，怎么能反求本性，以至于达到尧、舜的境界呢？汤、武可以反求本性，就是性善的说法；汤、武不能立即成为尧、舜，而必须等待反求本性，就是性相近的说法。孔子和孟子的言论是一致的。”

○虞仲 《史记》记载：太伯逃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人敬重他，跟随归附他的有一千多家，拥立他为吴太伯。太伯去世，没有儿子，弟弟仲雍继位，这就是吴仲雍。仲雍去世，儿子季简继位。季简去世，儿子叔达继位。叔达去世，儿子周章继位。这时周武王攻克殷商，寻找太伯、仲雍的后代，找到了周章。周章已经做了吴国的君主，于是封他，又封周章的弟弟虞仲在周朝北部的故夏墟，这就是虞仲，列为诸侯。按照这个说法，那么仲雍就是吴仲雍；而虞仲，是仲雍的曾孙。殷朝时有虞国诸侯，《诗经》中所说“虞芮质厥成”的就是它。武王时虞国灭亡，而封周章的弟弟在其故墟，于是有了虞仲的名字。《论语》：“隐逸之士虞仲、夷逸。”《左传》：“太伯……

译虞仲，是太王的庶子。”即把仲雍称为虞仲，这是祖孙同名，况且仲雍统治吴国，不应当称“虞”，古时候“吴”、“虞”二字大多通用。我私下怀疑两本书中所称的“虞仲”，都是“吴仲”的误写。又考证《吴越春秋》记载：“太伯说：‘应当有封地的，是吴仲。’”那么仲雍被称为吴仲，本来就有证据可查了。

译《汉书·地理志》记载：“河东郡太阳县，吴山在西部，山上有吴城。周武王将太伯的后代封在这里，这就是虞公。”《续汉书·郡国志》说：“太阳县有吴山，山上有虞城。”‘虞城’被写成‘吴城’，就像‘吴仲’被写成‘虞仲’一样。杜预在《左传注》中也说：“仲雍的支系子孙，另外被封在西吴。”

○ 听其言也厉 君子说话严厉，并非有意要严厉，而是对的就说是，错的就说非。孔颖达在《洪范》正义中说：“说话决断，像金属斩割一样。”

做官时，告诫晓谕就可以代替鞭打刑罚；行军时，誓师警戒就可以代替铠甲兵器。这就叫做“听其言也厉”。

○ 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圣人的道理，没有不始于洒扫、应对、进退这些小事的。所以说：“用礼来约束他。”又说：“智慧崇高，礼制谦卑。”

○ 梁惠王 《史记·魏世家》记载：“惠王三十六年去世，儿子襄王即位。襄王元年，与诸侯在徐州会盟，互相称王，追尊父亲惠王为王。”然而《孟子》书中对惠王的称呼没有不称为“王”的，这就明显不是追尊的说法了。司马迁也知道这说不通，所以改称为“君”。但是《孟子》的书成于当时，不可能有误。杜预在《左传集解·后序》中说：“哀王在《史记》中，是襄王的儿子，惠王的孙子。惠王三十六年去世，襄王即位。襄王在位十六年去世，哀王即位。古书《纪年篇》记载，惠王三十六年，从一年开始到十六年，称惠成王去世，这就是惠王。怀疑《史记》错误地将惠王、成王的世系分开，当作后王的年号。哀王二十三年才去世，所以特别不称谥号，称为今王。”现在考察，惠王即位三十六年，称王，改元，再过十六年去世，儿子襄王产即位，就是《纪年》所说的今王，并没有哀王。襄、哀二字相近，《史记》将其分为两个人，是错误的。

《秦本纪》记载：“秦惠文王十四年，改为元年。”这是称王改元的证据，又与魏惠王同时。

《魏世家》记载：“襄王五年，把黄河边的土地给秦国。七年，魏国把上郡全部交给秦国。”现在考察《孟子》一书，惠王自己说向西丧失给秦国七百里土地，由此明白《史记》所写的襄王年份，其实就是惠王之后的第五年、第七年，用《孟子》来验证就自然明白了。

根据《纪年》，周慎靓王二年，魏惠王去世。第二年，是魏襄王元年。又过两年，燕王哙把国家让给相国子之。又过两年，是周赧王元年，齐国人攻打燕国，夺取了燕国。又过两年，燕国人叛变。这与《孟子》书中先写梁国后写齐国的记载，事情都相符合。然而孟子在两国停留时间都不长，书中关于齐国的事特别多，又曾在齐国担任卿，应当有四五年。如果到梁国，那是惠王的末年，襄王即位后孟子就离开了，所以关于梁国的事不多。说孟子在惠王三十五年到达梁国，是把惠王之后的元年误当作襄王元年了。

孟子在齐国担任卿，在梁国则是宾客。所以见齐王称臣，见梁王不称臣。

○ 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不遗弃亲人，不怠慢君主，是仁的效果。为什么提到义呢？义，是礼产生的根源。从前齐景公，被晏子的话所触动，担心国家被陈氏篡夺，说：“这该怎么办？”晏子回答说：“只有礼可以制止它。按照礼，家族的施恩不超过国家，百姓不迁徙，农民不流动，工匠商人不改变职业，士人不滥竽充数，官员不越权，大夫不侵占公利。”又说：“君主发令，臣子恭敬，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尊敬，丈夫和睦，妻子柔顺，婆婆慈爱，媳妇顺从，这就是礼。君主发令而不违背，臣子恭敬而不二心，父亲慈爱而教导，儿子孝顺而劝谏，兄长友爱而友善，弟弟尊敬而顺从，丈夫和睦而合乎义，妻子柔顺而端正，婆婆慈爱而听从，媳妇顺从而温婉，这是礼的美好事物。”晋侯对女叔齐说：“鲁侯不也很善于礼吗？”女叔齐回答说：“礼是用来保卫国家，推行政令，不失去百姓的。现在政令掌握在私家手中，不能安抚百姓。有子家羁这样的人才，却不能任用。公室四分五裂，百姓依附于他人，心思不在公室，不考虑长远，作为国君灾难将临身，却不顾惜自己的处境，礼的根本和末节，将在这里体现吗？却琐碎地频繁练习仪节，说善于礼，不也相差太远了吗！”孔子说：“君子的道理，好比是堤防吗？堤防是用来防止百姓不足的。即使修筑高大的堤防，百姓还是会逾越。所以君子用礼来防止德行败坏，用刑罚来防止淫乱，用政令来防止欲望。”古代贤明的君王之所以能在邪恶未形成时就禁止它，使百姓每天向善远离罪恶而不自知，一定有他们的道理。

○ 不动心 一般人是否动心，确实在于加封卿相、推行道义的时候。歪曲正道侍奉人，曲解学问迎合世俗，都从这里开始了。“我四十岁不动心”，是指不因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就有不为之心。

○ 市朝 “若挞之于市朝”，就是《尚书》所说的“若挞于市”。古代朝廷没有鞭打人的事，市场则有。《周礼·司市》记载：“市场的刑罚，小罪用宪罚，中罪用徇罚，大罪用扑罚。”又说：“胥吏拿着鞭子和尺度巡视在前面，

译掌管其座次，制定出入的禁令。所谓“凡有罪者，鞭打、杀戮并处罚他们”，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礼记·檀弓》记载：“如果在市朝遇到仇人，不用返回取兵器就直接搏斗。”这说明兵器不是可以带入朝廷的物品。“奔丧时，哭泣着避开市朝。”奔丧也只是经过市场，并没有经过朝廷的事情。之所以称之为市朝，《史记·孟尝君传》说：“太阳落山之后，经过市朝的人甩开手臂，毫不顾惜。”索隐解释说：“意思是市场的行列如同朝廷的位次，所以称为市朝。古人能够把众人整顿得如此整齐。”后代则朝廷行列参差不齐，有的反而不如市场店铺整齐了。

译○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倪文节认为应当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忽然忘记，不要助长它。这是传抄的错误，把“忘”字误写成了“正心”二字。意思是说，培养浩然之气，一定要有所作为而不能忘记；既然已经不忘，又应当不要助长它。连用两个“勿忘”，是文章的写法。查《尚书·无逸篇》说：“从这以后的君王，生来就安逸，生来就安逸，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也是重复一句，而文意更加有致。现在的人说话也多有重复一句的情况。《礼记·祭义》：“见间以侠С。”郑氏说：“见间应当是<间见>。”《史记·蔡泽传》：“吾持梁刺齿肥。”司马贞索隐说：“刺齿肥，应当是〇肥。”《论语》：“五十以学《易经》。”朱子认为“五十”应当是“卒”，这些都是古书中一个字误写成两个字的证据。

○ 文王以百里 “商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说这话是为了证明称王不需要等待国土广大。其实文王的国土不止百里，周朝从王季讨伐各个戎族开始，疆土日益扩大。文王从岐山迁到丰邑，他的国土已经跨越三四百里的地方，讨伐崇国和密国，黄河以西，全都归属周朝。到了武王，向西到达梁、益，向东临近上党，没有不是周朝的土地；纣王所有的，不过是黄河以北的殷墟，跟随他的也只是东方的各个国家而已。一举攻克商朝，应当像抖动枯草一样容易。《尚书》中关于文王的话说：“大国畏惧他的威力。”文王何尝不借助威力呢。

○ 廛无夫里之布 有夫布，有里布。《周礼·地官》载师的职责说：“凡是住宅不种草木的，要缴纳里布；凡是田地不耕种的，要缴纳屋粟。凡是百姓没有职业事务的，要缴纳夫家之征。”闾师的职责说：“凡是没有职业的人，要缴纳夫布。”郑司农说：“里布，是布参印书，宽二寸，长二尺，作为货币，用来贸易物品。《诗经》说：‘抱着布来换丝。’抱的就是这种布。有人说：布，就是钱。《春秋传》说：‘买它一百两一布。’”又廛人的职责：“掌管征收市场的纟欠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郑玄认为住宅不种草木的，处罚缴纳一里二十五家的钱。《集注》没有引用《闾师》的文字，现在的人于是认为布专门属于里。

○ 孟子自齐葬于鲁 孟子从齐国到鲁国安葬，只说安葬而不说丧事，这是改葬。《礼记》说改穿缌麻丧服，事情完毕就除去丧服，所以返回齐国，停在嬴地，而充虞才得以趁间隙发问。如果说奔丧回来，安葬刚刚完毕，就出发去赴任齐卿的职位，而门人没有机会发言，可以说“三个月没有君主，就惶惶不安”了。而且自己都不实行三年的丧礼，怎么教导滕国世子呢！

○ 其实皆什一也 古代的田赋制度，实际上始于大禹，水土平定后，都根据三种土壤制定税率，后来的王者不过是沿袭他的成法而已。所以《诗经》说：“那南山确实，是大禹治理的。〇匀〇匀原野沼泽，曾孙耕种的。我划定我治理，南东划分田亩。”那么周朝的划定治理还是大禹的遗法。孟子却说：“夏朝五十亩而贡，殷朝七十亩而助，周朝百亩而彻。”井田制度，一井的土地划分为九区，所以苏洵说万夫的土地，大概三十二里有半，而其中作为河流道路的占一份，作为浍道的占九份，作为洫涂的占百份，作为沟畛的占千份，作为遂径的占万份。如果夏朝一定是五十，殷朝一定是七十，周朝一定是百，那么就是一个新王兴起一定要改变田界道路、变更沟渠、移动道路来适应它，做这种烦扰而无益于百姓的事情，难道是这样吗？大概三代取民的不同，在于贡、助、彻，而不在于五十、七十、百亩。那五十、七十、百亩，只是丈尺的不同，而田地并没有改变。所以说：“其实都是十分之一。”古代的王者一定要改正历法，改变服色，差异度数。所以《史记·秦始皇本纪》，在“改年十月朔，崇尚黑色”之下，就说：“数以六为纪，符节法冠都是六寸，而车舆六尺，六尺为一步，驾六匹马。”三代的王者，他们更改制度改变器物也大致如此。所以《王制》说：“古代用周尺八尺为一步，现在用周尺六尺四寸为一步。”而当时因时制宜的方法，也有可说的。夏朝时土地空旷人口稀少，所以它的亩特别大。殷、周时土地容易耕种人口众多，所以它的亩逐渐变小。用夏朝的一亩作为两亩，名称不同而实质一样。国佐回答晋国人说：“先王划定治理天下，根据土地的适宜而分布其利益。”难道有三代的王者做这种纷纷扰扰无益于百姓的事情吗！

○ 庄岳 “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注：“庄岳，是齐国的街里名。”庄是街名，岳是里名。《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在庄得到庆氏的木材一百车。”注说：“六轨的道路。”反陈于岳 注说：“岳，里名。”

○ 古者不为臣不见 看孔子见阳货，然后知道翻墙闭门是贤人的过错，不符合中道，然后后世的人一定有像朝广被中庸之名，冯道假托仲尼踪迹的人。他们起初委屈自己来见诸侯，一见诸侯就贪恋他们的禄利，于是望尘而拜

译那些地位显贵的人，往往迎合上意以投合时下的喜好，这是他们必然会做到的。曾子、子路的言论，正是用来警戒后世那些流于末节的人。所以说：“君子与地位高的人交往而不谄媚。”又说：“上面不提拔，下面也不去钻营。”后世对待士人，允许他们自我推荐，鼓励他们谋求官禄；却要求他们有羞耻之心，这就很难了。

译公行子有儿子去世的丧事。《礼记》规定：父亲为长子服斩衰之丧三年。所以公行子有儿子去世的丧事，孟子与右师以及齐国的各位大臣都前往吊唁。

关于“对父母不顺从”的说法：《虞书》记载，帝尧说：“我听说怎样？”四岳说：“瞽瞍的儿子，父亲愚顽，母亲嚣悍，弟弟象傲慢。舜能以孝道使家庭和谐，遵循道义，不陷于奸恶。”这说明帝尧举荐舜，是在瞽瞍心情愉悦之后。如今《孟子》却说是九个儿子、两个女儿，百官、牛羊、仓廪都备齐，在田间侍奉舜，舜仍然对父母不顺从，像穷人一样无处归宿，这不符合事实。但孟子推想圣人的心意是这样的，让天下做儿子的人处心积虑都出于这种心态，然后才能称为大孝。后世儒者认为这是实有其事，那么“两个嫂子让舜修缮粮仓”的说法也可以相信了。

关于“象被封于有庳”：舜定都于蒲阪，而将象封在道州鼻亭，那是在三苗以南的荒服之地，确实令人怀疑。如果按照《孟子》所论述的，亲近他就要让他尊贵，爱护他就要让他富有，而且又希望他源源不断地前来朝见，为什么不在中原近畿的地方，而把他安置在三千多里之外呢？大概上古时期诸侯分封万国，当时中原地区必定没有空闲的土地可以分封的缘故。又考证姜太公对于周朝，功劳也很大，却仅仅被封在营丘。营丘在今昌乐、潍县两县交界。史书记载那里土地盐碱，人口稀少，而《孟子》说它方圆不足百里，又莱夷逼近，与周人争夺国土。姜太公尊为尚父，亲为后父，功为元勋，封地却只到这里，难道不是因为中原地区没有空闲土地，所以直到薄姑氏被灭，才分封太公吗？有人说：“禹封在阳翟，稷封在武功，为什么不同？”这两位大臣有安定天下的大功，舜固然不能因为象是弟弟就让他排在前面。所以象被封在远方，是圣人不得已的做法。

周朝分封爵位和俸禄，是为百姓而设立君主，所以分封爵位的意义，天子与公、侯、伯、子、男是一样的，而不是世袭不绝的尊贵。代替耕种而给予俸禄，所以分封俸禄的意义，君、卿、大夫、士与在官府服役的平民是一样的，而不是不劳而获的供养。因此，懂得天子只是一个职位的意义，就不敢在百姓之上肆意妄为以自尊大；懂得俸禄是代替耕种的意义，就不敢从百姓那里厚取以奉养自己。不明白这些，而侮辱、掠夺百姓的君主，常常多于夏商周三代之后了。

关于“费惠公”：《孟子》中“费惠公”的注解说：“惠公，是费邑的君主。”查考春秋时期有两个费地，一个见于《左传·成公十三年》：“晋侯派吕相与秦国断绝关系，说：‘灭绝了我的费滑。’”注解说：“滑国都城在费，即今河南缑氏县。”《襄公十八年》：楚国的子冯、公子格率领精锐军队侵犯费滑，大概本是同一地方，秦国灭掉它之后才归属晋国。另一个见于《僖公元年》：“鲁公赐给季友汶阳的田地以及费。”《齐乘》记载：“费城，在费县西北二十里，是鲁国季氏的封地。”在子思的时代，滑国的费地灭亡已经很久了，怀疑是季氏的后代，而僭越称公。鲁连子记载陆子对齐王说：“鲁费地的众多臣属在襄贲驻扎。”而楚国人回答顷襄王时有邹、费、郯、邳，大概就是所谓的泗上十二诸侯吧？仁山金氏说：“费本来是鲁国季氏的私邑，而《孟子》称其为小国之君，曾子的书中也有费君、费子的称呼。大概季氏专权鲁国，从春秋以后，估计必定自己占据其邑，如同附庸的国家了。大夫成为诸侯，不等到三晋才开始，然而其由来也是逐渐形成的。”

季氏对于鲁国，只是驱逐国君而不敢另立国君，只是分割国家而不敢篡夺君位，比晋、卫两国好多了。所以说：“鲁国还秉持周礼。”

关于“行吾敬故谓之内也”：先生治理天下的工具，五典、五礼、五服、五刑，那些出于自身、施加于百姓的，没有不本源于心的。以此作为裁制。亲疏有差别，尊贤有等级，礼由此产生。所以孟子回答公都子论及义时，举出酌酒给乡人、尊敬尸祝两件事，都是礼的表现，而没有不是义所适宜的。自从这条道理不明，而佛、道二家空虚的教义以至于捶打抛弃仁义，断绝礼乐，从此开始了。自宋代以来，一两个贤智之人，厌恶汉人训诂之学，只得到其粗浅的痕迹，致力于纠正它而归于内心，却把达道达德、九经三重的事置之不论，这真是所谓“告子未曾懂得义”的人，他们不流于异端而危害我们道统的，几乎没有。

董仲舒说：“适宜在我身上的然后才可以称为义，所以说义是将我与适宜合为一个字。以此掌握它，义就是说我。”这与孟子的话相互阐发。

关于“以纣为兄之子”：以纣为弟弟，而且作为君主，有微子启；以纣为哥哥的儿子，而且作为君主，有王子比干。并在一起说，在文辞上有所不便，所以举出这个来概括那个，这是古人文章的好处。而且像“郊社之礼，是用来侍奉上帝的”，不说后土；“地道没有成就，而臣妻有终结”，不说臣妻；“先王把浑敦、穷奇、饕餮安置在四方边远之地”，不说浑敦、穷奇、饕餮。后来的读书人不需要像子贡那样聪明，也应当闻一知二了。

关于“才人固有为不善之才而非其性也”：人固然有做不善之事的才能，但这不是他的本性。本性是上天赋予的，才能也是上天降下的，所以禽兽与人相比，被称为未曾有

译才。

《中庸》说能够充分实现本性，《孟子》说不能充分实现才能。充分实现才能就能充分实现本性了，关键在于扩充并充实它。

译○ 寻求放失的本心 做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只是寻求那放失的本心罢了。然而，如果只求放失的本心，就可以不必做学问了吗？这与孔子所说的“我曾经整天不吃，整夜不睡，用尽心思去思索，没有益处，不如去学习啊”相比，为何如此不同呢？后来孟子又说：“君子把仁存于心中，把礼存于心中。”这里所存留的并不是空虚的心，因为仁和礼，没有不通过学习就能明白的。《孟子》的意思大概是说，能够寻求放失的本心，然后才可以做学问。假如让弈秋教两个人下棋，其中一个人专心致志，只听弈秋的教导；另一个人虽然也在听，心里却想着有天鹅将要飞来，想着拉弓搭箭去射它。虽然跟那个人一起学习，却不如他。这就是放失了本心却不知道寻求的人。然而，如果只知道寻求放失的本心，却未曾“穷尽中道的方术，详尽了解雁阵的态势”，也一定不能从事于下棋。

○ 所去的只是三次免死罢了，那么也就不久之后就会离开了，所以说“所去三”。

○ 自我看待欣然 人做学问，不可自我轻视，也不可自我夸大。得到百里之地而称君，都足以使诸侯朝拜、拥有天下，不敢自我轻视；加上韩、魏那样的家业，如果自我看待欣然自得，那就远远超过别人了，不敢自我夸大。我将用这个道使百姓觉醒，想到天下的百姓，哪怕是一个普通男子或妇女没有受到尧舜的恩泽，就好像是自己把他推入沟壑之中，这就可以说是没有自我轻视了。从耕种、制陶、捕鱼一直到成为帝王，无非都是从别人那里取得的，这就可以说是没有自我夸大了。所以，自我轻视，就是渺小；自我夸大，就是虚妄。现在的学者，不是自我轻视就是自我夸大，我只看到他们最终都归于小人的行列罢了。

○ 士做什么事 士、农、工、商，称为四民。这种说法始于《管子》。夏商周三代的时候，百姓中的优秀者被收录到乡校，提升到司徒那里，称为士，本来千百人中得不到一个。大宰用九种职事来任用万民，……第五种是百工，整治转化八种材料，计算起来也没有多少人。周武王作《酒诰》一书，说：“妹土的臣属，纯粹致力于种植黍稷，奔走侍奉你们的父兄长辈。”这是指农夫。“开始牵车驾牛，远行经商，用来孝养你们的父母”，这是指商人。又说：“众士有正职，以及众伯君子，你们要常听我的教导。”这就是指士。大概都是有职事的人了，哪里有所谓“聚集在一起按州居住，四民各自为乡”的制度呢。春秋以后，游士日益增多。《齐语》说齐桓公为八十名游士提供车马衣裘，增加他们的资财，让他们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的贤士。而战国时期的君主于是把士作为衡量轻重的手段，文士成为儒者，武士成为侠客。唉！游士兴起而先王的法度败坏了，彭更的言论，王子垫的提问，大概还接近古人的意思吧？

○ 吃干粮嚼野草 享受天下最大福分的人，必定先承受天下最大的劳苦；居于天下最尊贵地位的人，必定从事天下最卑贱的工作。因此殷王小乙让他的儿子武丁早年在外劳作，了解百姓的依靠。而周朝的后妃也必须穿着浣洗过的衣服，从事繁琐的事务。等到周公遭遇变故，陈述后稷、先公王业所由来的原因，都是农夫、女工、衣食的事务。古代先王的教化，能侍奉人然后才能使人。他的心不敢在细微事物上有所缺失，然后才能胜任天下的大事。舜的圣明，却吃干粮嚼野草；禹的圣明，却手脚生茧，面容黑瘦。这就是他们所以能救济天下，成为万世帝王祖先的原因，何况那些不如舜、禹的人呢！

○ 孟子外篇 《史记》中伍被回答淮南王刘安，引用《孟子》说：“纣贵为天子，死时还不如普通百姓。”扬雄《法言·修身》引用《孟子》说：“有意志却达不到的人有，没有无意志却达到的。”桓宽《盐铁论》引用《孟子》说：“我从《河广》一诗，知道德行的极致。”又引用《孟子》说：“尧、舜的道理并不远离人，只是人不思考罢了。”《周礼·大行人》注引用《孟子》说：“诸侯有王。”宋鲍照《河清颂》引用《孟子》说：“千年出一位圣人，就像早晚之间一样。”《颜氏家训》引用《孟子》说：“图影失形。”《梁书·处士传·序》引用《孟子》说：“现在的人对于爵位俸禄，得到它就像获得生命，失去它就像面临死亡。”《广韵》“圭”字下注释说：“《孟子》：‘六十四黍为一圭，十圭为一合。’”以及《集注》中程子所引用的荀子、孟子三次拜见齐王，却不谈论政事，门人怀疑他，孟子说：“我先攻伐他的邪心。”现在《孟子》书中都没有这些文字，难道就是所谓的“外篇”吗？《诗经·维天之命》传引用孟仲子说：“伟大啊，天命没有穷尽，而周朝的礼制美好。”《〇宫》传引用孟仲子说：“这是〇宫。”《正义》引用赵岐说：“孟仲子，是孟子的堂弟，向孟子学习的人。《谱》说：‘子仲子，是子思的弟子。’大概与孟轲一起侍奉子思，后来向孟轲学习，著书论述《诗经》，毛氏取来作为解说。”那么又有孟仲子的书了。

○ 孟子引用论语 《孟子》书中引用孔子的话共二十九处，其中记载在《论语》中的有八处。大多大同而小异，然而孔子的话其

译未能流传给后人的已经很多了。所以说：“孔子去世后，精微的言论就断绝了。”

译○孟子的字样，在九经和《论语》中都以汉代石经为依据，所以字体没有改变；《孟子》的字多接近现代，大概是因为长久以来沿用了魏晋以后的传抄本。那么石经的贡献也不小了。

《唐书》说：〇州原本写作“豳”，开元十三年，因为字形类似“幽”，所以改为“〇”。现在只有《孟子》一书使用“〇”字。

《容斋四笔》说《孟子》中的“是由恶醉而强酒”、“见且由不得亟”，都写作“由”，现在的版本写作“犹”。由此可知现在的《孟子》又与宋代版本略有不同。

○孟子弟子赵岐注释《孟子》，将季孙、子叔二人列为孟子的弟子。季孙知道孟子心里不想去，但心里想让孟子去，所以说：“奇怪啊，弟子所听到的（说法）。”子叔心里对此疑惑，也认为可以去。“使己为政”以下，则是孟子的话。又说：“告子名不害，兼修儒、墨之道的人。曾经向孟子学习，但不能纯粹透彻地理解性命之理。”又说：“高子，齐国人。向孟子学习，向往道但未能明白，离开后去学习其他方术。”又说：“盆成括，曾经想向孟子学习，问道，未通达就离开了。”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告子不害为东阿伯，高子为泗水伯，盆成括为莱阳伯，季孙为丰城伯，子叔为乘阳伯，都是因为他们作为孟子弟子的缘故。《史记索隐》说：“孟子有万章、公明高等人，都是孟轲的门人。”《广韵》又说：“离娄，孟子的门人。”不知道这些说法依据什么。元代吴莱著有《孟子弟子列传》两卷，现在已失传。

《晏子书》称西郭徒是居住布衣的士人，贫成适曾经做过孔子的门人，尤其错误。

○“荼”字从中唐开始变为“茶”，其说法已在《唐韵正》中详细论述。根据《困学纪闻》，荼有三种：“谁谓荼苦”，是苦菜。“有女如荼”，是茅草开花。“以薅荼蓼”，是陆生的草。现在根据《尔雅》，“荼”和“氵荼”字共出现五次，而各不相同。《释草》说：“荼，苦菜。”注引用《诗经》：“谁谓荼苦，其甘如荠。”疏说：“这种味道苦可以食用的菜，《本草》一名选，一名游冬。《易·纬·通卦验·玄图》说‘苦菜生于寒秋，经冬历春才长成’，《月令》‘孟夏苦菜秀’就是这种情况。叶子像苦苣但更细，折断后有白汁，花黄像菊花。可以吃，只是苦罢了。”又说：“{艹票}、〇、荼。”注释说：“即{艹刀}。”疏说：“根据《周礼·掌荼》和《诗经》‘有女如荼’，都说：荼，是茅草开花；{艹票}、〇是其他的区别。这两个字都从草、从余。”又说：“氵荼，虎杖。”注释说：“像红草但粗大，有细刺，可以用来染红色。”疏说：“氵荼一名虎杖。陶弘景注《本草》说：田野里很多，壮实如大马蓼，茎有斑点而叶子圆就是它。”又说：“氵荼，委叶。”注引用《诗经》“以{艹休}氵荼蓼”。疏说：“氵荼一名委叶。”王肃《说诗}说：“氵荼，是陆生的秽草。”那么氵荼原本是田间荒芜的草，不是苦菜。现在《诗经》版本中“{艹休}”写作“薅”。这两个字都从草从涂。《释木》说：“〇贾，苦荼。”注释说：“树小如栀子，冬天长叶，可以煮来当羹喝。现在称早采的为荼，晚采的为茗，一名Η，蜀地人称为苦荼。”这个字也从草从余。现在用《诗经》来考证，《邶风·谷风》中的“荼苦”，《七月》中的“采荼”，《绵》中的“堇荼”，都是苦菜的荼。又借用来表示“荼毒”的荼。《桑柔》、《汤诰》都是苦菜的荼。《夏小正》“取荼莠”，《地官》“掌荼”，《仪礼·既夕礼》“茵著用荼，实绥泽”，《诗·鸱〇》“捋荼”，传说：‘荼，是萑苕。’《正义》说：‘指〇的秀穗。茅〇的秀穗，其物相类似，所以都叫荼。’这是茅草开花的荼，因为它白色而象形。《出其东门》‘有女如荼’，《国语》‘吴王夫差万人为方陈，白常、白�、素甲、白羽之〇，望之如荼’。《考工记》：‘望而视之，欲其荼白。’也是茅草开花的荼。《良耜》中的‘荼蓼’，是委叶的氵荼。只有虎杖的氵荼和〇贾的苦荼不见于《诗经》、《礼记》，而王褒《僮约》说：‘武都买荼。’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说：‘芳荼冠六清。’孙楚诗说：‘姜桂荼Η出巴蜀。’《本草衍义》：‘晋温峤上表，贡荼千斤，茗三百。’由此可知自从秦人夺取蜀地后才开始有茗饮之事。

王褒《僮约》，前面说“炮鳖烹荼”，后面说“武都买荼”，注释以前者为苦菜，后者为茗。

《唐书·陆羽传》：“陆羽嗜好荼，著经三篇，讲述茶的起源、方法

译饮茶的器具尤其完备，天下人更加知道饮茶了。有位叫常伯熊的人，依据陆羽的论述，又广泛著述茶的功效，此后崇尚饮茶成为风气。当时回纥入朝，开始驱赶马匹来交换茶叶。到了明代，设立了茶马御史。而《大唐新语》记载右补阙綦毋〇生性不喝茶，撰写了《茶饮》，序言说：“消除积滞、疏通壅塞，一天的利益暂时很好；耗损元气、侵蚀精气，终身的危害却很大。获得益处就把功劳归于茶的力量，留下祸患却不认为是茶的灾害。难道不是福祸临近容易知晓，灾祸遥远难以察觉吗？”宋代黄庭坚的《茶赋》也说：“寒凉伤中、耗损元气，没有比茶更严重的了。如果用盐来调和，就像勾结盗贼导致家破人亡。”如今南方人往往有茶瘾，却不知道它的危害，这也是养生的人所应当戒除的。

译○“舒雁”即鹅。《尔雅》注说：“现在江东地区称鹅为‘舒雁’。”这就是“舒雁”的“舒”字。《左传》记载：“鲁国大夫荣舒养鹅。”《方言》说：“雁在函谷关以东被称为舒雁。”《太玄经》说：“装次二舒，鹅在冰上显得凄惨。”又写作“哥舒鹅”。司马相如《子虚赋》说：“射白鹄，连射舒雁，双舒雁落下，玄鹤叠加。”《上林赋》说：“鸿舒鹄鸨，鸨舒鹅属玉。”扬雄《反离骚》说：“凤凰在蓬舒中飞翔啊，难道舒雁能敏捷吗？”张衡《西京赋》说：“舒雁鸿军舒。”《南都赋》说：“鸿鸨舒雁。”杜甫《七歌》说：“前面飞舒雁后面舒舒。”《辽史·穆宗纪》说：“捕获舒雁，祭祀天地。”《元史·武宗纪》说：“禁止江西、湖广、汴梁私自捕捉舒雁。”《山海经》说：“青要山，有很多驾鸟。”郭璞说：“不详。或许‘骈’字当作‘舒’，那些从‘马’旁的，是传抄错误罢了。”

○九经唐宋选拔人才，都使用《九经》。现在制定为《五经》，而《周礼》、《儀礼》、《公羊传》、《谷梁传》两传并不列入学官。杜佑《通典》记载：东晋元帝时，太常贺循上书说：“《尚书》被符经设置博士一人。又因为多故历纪，儒道荒废，学者能兼明经义的很少，况且《春秋》三传都出自圣人，但义理归向不同，自前代通儒没有能通晓得失兼而学习它们的。现在适宜《周礼》、《仪礼》两经设置博士二人，《春秋》三传设置博士三人，其余则每经设置一人，共八人。”太常荀崧上疏说：“博士旧员十九人，现在《五经》共九人，按照古代计算现在，还不到一半。《周易》有郑氏注，其书籍根源，实在可惜。《仪礼》一经，所谓《曲礼》，郑元对礼特别明白，都有证据。从前周朝衰微，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天天亲近受教。孔子去世，丘明撰写他所听到的为之作传，微辞妙旨，无不精究。公羊高三亲受子夏，立于汉朝，多可采用。谷粱赤师徒相传，各种所发明，或许是左氏、公羊不记载的，也足以有所订正。我认为《三传》虽然都叫《春秋》，但发端异越，适宜各置一人以传其学。”遇到王敦之难，没有实行。唐贞观九年五月，敕令从今以后，明经兼习《周礼》或《仪礼》的，在本色内量减一选。开元八年七月，国子监司业李无璀上书说：“《三礼》、《三传》以及《毛诗》、《尚书》、《周易》等等，都是圣贤微旨，生人教业。现在明经所习，务在出身，都以《礼记》文少，人都争着读；《周礼》，是经邦的轨则；《仪礼》，是庄敬的楷模；《公羊》、《谷梁》，历代宗习。现在两监及州县因为独学无友，四经几乎断绝，事情需要训诱，不可因循，其学生请求停止，各量配作业，并贡人预试之日，学习《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傳》，并请帖十通五，允许其入第，以此开劝。即希望四海均习，《九经》该备。”听从了。《唐书》记载：开元十六年十二月，杨〇任国子祭酒，奏言：“现在的明经，学习《左氏》的十无二三，又《周礼》、《儀礼》以及《公羊》、《谷梁》几乎将废绝，请求量加优奖。”于是下制：“明经学习《左氏》及通《周礼》等四经的，出身免任散官。”遂著于式。古代人怀抱遗经、扶持微学之心，如此急切，而现在却一切废之，大概必定当时之士子苦于四经之难习，而主议之臣徇私意，遂举历代相传之经典弃之而不学了。自汉以来，岂不知经之为五，而义有并存，不容执著一隅，故三家之学并列《春秋》。至于《三禮》，各自为书。现在却去经习传，尤为乖理。如果为了便利自己私利，用来干禄，率领天下欺君负国，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经学日衰，人材日下，不是由此引起的吗？

《宋史》记载：“神宗采用王安石的话，士人各自占治《易》、《书》、《詩》、《周礼》、《礼记》一经，兼任《论语》、《孟子》。”朱文公《乞〈三礼〉札子》说：“遭遇秦灭学，礼乐先坏，其稍微保存的，只有《三礼》而已。《周官》一书固然为礼之纲领，至于仪法度数，则《儀礼》乃其本经；而《礼記》郊特性、冠义等篇，乃是其义说耳。前此还有《三礼通礼、学究诸科，禮虽不行，士犹得以诵习而知其说。自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罷《儀礼》，而独存《礼記》之科，弃经任传，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这就是说《礼记》之废乃自王安石开始，至于明代，此学遂绝。

译朱子又作《谢监岳文集序》说：“谢绰中，是建州政和人。先父在政和任县尉时，巡视田间，听到读书声，进去查看，读的是《仪礼》。当时正专门研习王氏之学，而他却能这样，先父觉得他与众不同，便带他一同回家，勉励他弥补不足之处，于是他在绍兴三年考中进士。”这在宋代已是难得一闻的声音，如今更是绝迹了。

译○考订经文次序：《礼记·乐记》中从“宽而静”到“肆直而慈”这一节，应当放在“爱者宜歌商”之上，文意非常明确。然而郑康成因为沿袭旧本，不敢擅自更改，只在注中说：“这段文字因简册错乱，失去了原有次序，‘宽而静’应当在上，‘爱者宜歌商’应当承接此段。”

《尚书·武成》篇确定是简册错乱，有日月记载可以考证。蔡氏也沿袭旧本而另外编排了一篇，对于现在考订《武成》篇来说，最为得体。

其他考订经文的事例，如程子将《易经·系辞》中“天一地二”这一节，移到“天数五”之上；将《论语》中“必有寝衣”这一节，移到“齐必有明衣布”之下。苏东坡将《尚书·洪范》中“曰王省惟岁”这一节，移到“五曰历数”之下；将《康诰》中“至止于信”移到“于未之有也”之上。朱子将《大学》中“曰《康诰》至止于信”移到“于未之有也”之下；将《诗经》中“瞻彼淇澳”两节，移到“止于信”之下；将《论语》中“诚不以富”两句，移到“齐景公有马千驷”一节之下；将《诗经·小雅》中以《南陔》补足《鹿鸣之什》，而下改为《白华之什》。这些改动都非常恰当，没有可以再议论的地方。后人效法他们，却妄加穿凿附会。《周礼》中五官互相更替调动。而王文宪作《二南相配图》、《洪范经传》，重新制定《中庸章句图》，将《甘棠》、《野有死麇》、《何草不黄》三篇改归入王风。仁山金氏本于此，将“敛时五福”一节移到“五曰考终命”之下，将“惟辟作福”一节移到“六曰弱”之下。假使邹、鲁所传的《尚书》流传至今，几乎就没有完整的篇章了，这大概算不上是“敬畏圣人之言”吧。

董文清槐将《大学》中“知止而后有定”两节移到“子曰听讼，吾犹人也”之上，认为传文的第四章解释“格物致知”，而传文只到第九章，那么《大学》的文字原本就没有缺失，他的说法可以采纳。

凤翔袁楷说：“《文言》中有错入《系辞》的部分，‘鸣鹤在阴’以下七节，从‘天佑之’一节，‘憧憧往来’以下十一节，这十九节都是《文言》，即‘亢龙有悔’一节的重复出现，可以由此明白。”于是他将这十八节归入“天玄而地黄”之后，在义理上也讲得通。然而古人的文章，变化不拘一格，何况《六经》出自圣人，传承于上古，不是后人所敢擅自议论的。

●卷八○州县赋税 王士性《广志绎》说：“天下的赋税，有土地肥瘠程度相差不远，而征收税额却相差悬殊的。这应当是国家初建时草草定下，没有制定统一的制度，而后来沿袭不敢议论罢了。如真定管辖五州二十七县，苏州管辖一州七县，不论管辖范围，仅就面积而言，真定已是苏州的五倍，而苏州粮食二百三万八千石，真定只有一十万六千石。这还是南北差异，如果同是北方，河间的繁富，二州十六县；登州的贫寡，一州七县，相差几乎像草茎和屋柱一样悬殊，而河间粮食只六万一千，登州却有二十三万六千。这还是直隶、山东的差异，如果在同省，汉中二州十四县的殷实富庶，相比临洮二州三县的冲要疲敝，容易知道，而汉中粮食只三万，临洮却有四万四千。这还是各道的差异，如果在同道，顺庆不大于保宁，它们管辖二州八县，相同，而顺庆粮食七万五千，保宁只二万。这还是两郡的差异，如果在同一县，那么同一西南充地区，而离城十里内，田地按步计算，赋税按田地征收；二十里外，则田地按ㄌ量，不按步计算了；五十里外，田地按约略估计，不按ㄌ量了。官赋没有定数，私价也没有定估，为什么相差如此悬殊！只是太平日久，累世相传，百姓都安于现状，认为理所当然，不自觉罢了。君王制定邑居，划分疆域，难道有大小轻重不同如此严重的吗。而且以管辖州县来说，真定三十二，西安三十六，开封、平阳各三十四个，济南三十个，成都三十一个，而松江、镇江、太平只三个县，汉阳、兴化只两个县，潼川的七个县，俨然是一个府；而那些小的甚至没有县可管辖。况且明初的制度，多沿袭元朝旧制，平阳一路共领降州，几乎占据山西的一半。到洪武二年，才将泽、潞、辽、沁四州直接隶属山西行省，而现在还有五个州。如果蒲州，自古别为一郡，屡次建议，都被户部所阻挠。归德一州，向来属于开封，到嘉靖二十四年才分为府。天下初定，日不暇给，沿用元朝的错误，以至于二三百年。那么后来的君王，审察形势以制定统辖，度量幅员以划分郡县，那么土地以此征收赋税，乃是平定天下的先务，不可以因为开始考虑艰难而废弃万年的利益啊。

《太祖实录》：洪武八年三月，平阳府说：“所属蒲、解二州，距离府城遥远，请求直接隶属山西行省为

译便。”朝廷没有批准。到了天启四年，巡按山西的李日宣请求将两个州、十个县分立出来设立河中府，府治设在运城，由运使兼任知府事务，运同兼任清军职务，运副兼任管粮职务，运判兼任理刑职务。此事下达给户部，户部转达山西，山西转达河东，河东转达平阳府商议，最终搁置没有实行。这就是所说的想要制作价值千金的皮衣，却去和狐狸商量要它的皮。况且商州、洛州对于关内道，陈州、许州对于大梁府，德州、棣州对于济南府，颍州、亳州对于凤阳府，自古以来都不相统属。这些地方距离府治既远，如果再增设司道机构，于是就会出现一个府的地盘却设有四五个司道的情况，官员越多百姓越受骚扰，原因就在这里了。从前仲长统在《昌言》中说：“中原地区有十亩地共同种桑的紧迫，偏远州郡有荒野田地无人开垦。”范晔在《酷吏传》中也说：“汉代制度下，郡守管辖范围辽阔，户口众多。”而《后汉书·马援传》记载：“马援平定交趾后，上奏说：‘西于县有三万二千户，偏远边界距离郡治一千多里，请求划分为封溪、望海两个县。’朝廷批准了。”《华阳国志》记载：“巴郡太守但望上疏说：‘郡境南北长四千里，东西宽五千里，下辖十四县，地域辽阔遥远，县令、县尉无法彻底查究奸恶之徒。每当有盗贼发生，督邮、县尉追捕查办，十天才能到达，盗贼已经远远逃窜，踪迹断绝消失。那些犯罪被捕的人，查验文书审讯，从春天到冬天，不能彻底审结。刑罚尚未施加，有时却遇到恩赦令。因此盗贼公然横行，奸邪之人不绝。太守巡视农桑，不能到达四个县；刺史巡视辖区，不能到达十个县。请求划分为两个郡。’后来于是分为三巴。”《水经注》记载：“山阴县，是汉代会稽郡的治所。永建年间，阳羡人周嘉上书，认为县治偏远，前往会稽极为困难，请求划分设置。于是以浙江以西为吴郡，以东为会稽郡。”这些都是偏远县治的危害，已经在往事中显现了。《北齐书》记载：“赫连子悦被任命为林虑太守，世宗前往晋阳，路过这个郡，于是询问有什么不便之处。子悦回答说：‘临水、武安两个县，距离郡治遥远，山岭重叠，车马步行艰难。如果向东归属魏郡，则地势平坦道路近便。’世宗笑着说：‘你只知道方便百姓，没察觉损害了官府的利益。’子悦回答说：‘我所说的因为百姓疾苦，不敢以私利违背良心。’”唉，现在的州郡长官，那些能不徇私情而考虑百姓便利的人，我没有见过啊。

译○属县 自古郡县的制度，只有唐朝做得最为适中。如今考察《地理志》中属县的数量，京兆、河南两府各有二十县，河中、太原两府各有十三县，魏州十四县，广州十三县，镇州、桂州各有十一县，其他虽然是大郡，也远远超过十县。这种大小相互制约、多寡大致均衡，使社会安定均平的效果，难道不能从前代的事情中看出来吗？后代的君主仍然可以取来作为借鉴。但是其中有一两个县的郡，也有可以合并的。唐宪宗元和元年，割属东川的六州，诏书说：“划分疆域设立都督，大概是为了共同治理。地形约束、疆域制度，也在于稍微均衡。将要惩戒难以消除的祸患萌芽，在于建立防范而不混乱。所以贾谊的建议，是让楚国增加梁国；宋代的规划，是分割荆州为郢州。斟酌前代的事情，应当有所变通。”这虽然是一时的言论，也是治理国家、制定郡县制度的长远策略。

○州县品秩 汉代县制的规定，万户以上的设县令，俸禄为千石至六百石；不足万户的设县长，俸禄为五百石至三百石。唐朝则州有上、中、下三等，县有京县、畿县、上县、中县、中下县、下县六等，品级各有差别。《太祖实录》记载：“吴元年，规定县有上、中、下三等，税粮在十万石以下的为上县，知县为从六品，县丞为从七品，主簿为从八品；税粮在六万石以下的为中县，知县为正七品，县丞为正八品，主簿为从八品；税粮在三万石以下的为下县，知县为正七品，县丞和主簿的品级如同中县。”“洪武六年八月壬辰日，将天下的下等府分为三等，税粮在二十万石以上的为上府，品级为从三品；二十万石以下的为中府，品级为正四品；十万石以下的为下府，品级为从四品。”后来于是统一了它们的品级，只设立繁剧和简闲的名目，才能优秀者调任繁剧之职，能力不足的调任简闲之职。古代设立爵位只有五等的用意，于是完全丧失了。

◎府 汉代称为郡。唐代称为州，州也就是郡。只有建都的地方才称为府，唐初只有京兆、河南两府；武则天以并州为太原府；唐玄宗以蒲州为河中府，益州为成都府；唐肃宗以岐州为凤翔府，荆州为江陵县；唐德宗以梁州为兴元府。只有兴元是因为唐德宗曾巡幸于此，其余都是建都的地方。后梁以汴州为开封府，后唐以后魏州为兴唐府，镇州为真定府到了宋代，大的郡大多升格为府。王明清《挥麈录》说：“太祖皇帝以归德军节度使的身份创业，将宋州升为归德府，后来改为应天府。太宗以晋王的身份即位，将并州升为太原府。真宗以寿王的身份被立为太子，将寿州升为春府。仁宗以升王的身份被立为太子，将建业升为江宁府。英宗以齐州防御使的身份入继大统，将齐州改为兴德军。神宗以颍王的身份被立为太子，将汝阴升为顺昌府。哲宗以延安郡王的身份被立为太子，将延州升为延安府。徽宗以端王的身份即位，将邕州升为肇庆府。钦宗以定王的身份被立为太子，此前已将定州升为中山府。太上皇以康王的身份中兴宋朝，将唐州升为德庆府。今上以建王的身份被立为太子，将建安升为建宁府。宣和元年六月，邢州百姓董世多进呈状子，认为英宗曾经担任钜鹿郡公；又知岳州赵勰进言，英宗曾经担任岳州防御使，诏令加以讨论。当时邢州已经升为安国军，于是将邢州改为信德府，岳州改为岳阳军。这一年十月，又下诏对列位先帝潜邸所管辖的地方，再加讨论。因为真宗曾经担任襄王，将襄州升为襄阳府。仁宗曾经担任庆国公，将庆国升为庆阳府。英宗曾经担任宜州刺史，将宜州改为庆远军。神宗曾经担任安州观察使，将安州改为德安府；又曾经担任光国公，将光州改为光山军。哲宗曾经担任东平军节度使，将郓州改为东平府；曾经担任均国公，将均州改为武当军。徽宗曾经担任宁国公，将宁州改为兴宁军；又曾经担任平江、镇江军节度使，一并升为府。又因为太宗曾经担任睦州防御使，将睦州升为遂昌军。今上即位之初，将隆兴、宁国、常德等升为府，都是因为它们是藩王拥持麾节的地方。”《玉照新志》说：“徽宗曾经封为遂宁郡王，将遂州升为遂宁府；曾经封为蜀国公，将蜀州升为崇庆府。沿袭至今，没有郡不升为府的。而狭小的地方，如滁州、和州、泽州、沁州、郴州、靖州、邛州、眉州之类，仍然以州命名。又有隶属于府的州，名称特异，但亲自处理民事与县尹没有区别。”隶属于州的县，既带有府名，又带有州名，而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州的管理，体制混乱而名实混淆。我私下认为应该仍然沿用唐代的制度，凡是郡下辖数十座城池的，分割为二或三，而以州统领县，只有京城才称为府，难道不是统一规范且容易遵循吗？

○乡亭之职 《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县长，都是秦代的官职，掌管治理该县。万户以上的设县令，俸禄为千石至二百石；不足万户的设县长，俸禄为四百石至三百石。都有丞、尉，俸禄为四百石至三百石。百石以下的，有斗食、佐史的俸禄，这就是少吏。十个亭为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缴。三老掌管教化；啬夫负责听讼断狱，征收赋税；游徼负责巡查禁止盗贼。县大致方圆百里

译百姓稠密的地方就减少（乡亭的数目），稀疏的地方就扩大（其范围），乡亭的设置也是如此。这都是秦朝的旧制。”《高帝纪》记载：“二年二月，下令推举年满五十岁、有德行并能引导众人向善的人，设立为三老，每乡一人；从乡三老中挑选一人担任县三老，与县令、县丞、县尉共同处理政务，免除其徭役和戍边。”这种制度并非始于秦汉，自从诸侯兼并战争开始，管仲、商鞅、子产等人治理国家的方法，没有不是这样的。而《周礼·地官》中，从州长以下，设有党正、族师、闾胥、比长；从县正以下，设有鄙师、酂长、里宰、邻长，那么夏商周三代圣明君主的治理，也不过如此罢了。只有在一个乡之中，官吏配备齐全而法令详尽，然后天下的治理才能像网有了总绳一样，有条理而不混乱。到了今天，这一切都荡然无存了。况且郡守县令不足以胜任，就多设监司；监司又不足以胜任，就再设立州牧刺史。层层叠叠的尊贵职位，居于他们之上，而下面没有人分担他们的职责。即使得到公正廉洁、勤勉干练的官吏，尚且不能实现治理，何况托付给不贤之人呢！后魏太和年间，给事中李冲上奏说：“应当效法古制，五家设立一名邻长，五邻设立一名里长，五里设立一名党长，长官选取乡中强壮谨慎的人。邻长免除一人的徭役，里长免除二人，党长免除三人，所免除的包括征发和戍边，其余与平民一样。三年没有过失就提拔任用，提拔一级。”孝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说：“邻里乡党的制度，由来已久。想要使教化容易普及，家家户户每日相见，以大的监督小的，从近处推广到远处，就像身体指挥手，车轴总揽辐条，然后赋税平均，道义兴起而诉讼平息。”史书说，立法之初，多称不便，等到事情施行之后，计算节省了过去十倍以上，于是天下安定。后周苏绰制定六条诏书，诏书说：“不仅仅是州郡的官员，都需要好人。甚至党族、闾里、正长这些职位，都应当审慎笃实，各自得到一乡中的优秀人选，来互相监督统领。”隋文帝凭主观意志改变古制，开皇十五年，开始全部废除州郡的乡官。而唐代柳宗元说：“有了里胥然后才有县大夫，有了县大夫然后才有诸侯，有了诸侯然后才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然后才有天子。”由此推论，那么天下的治理始于里胥，终于天子，这是非常明显的了。所以自古至今，小官多的时代，其世道昌盛；大官多的时代，其世道衰败，兴亡的途径没有不是这样的。

译汉代啬夫地位虽然卑微，尚且能够自行推举称职的人选。所以爰延担任外黄乡的啬夫，仁政教化大行，百姓只听说有啬夫，却不知道郡县的存在。而朱邑从舒县桐乡啬夫做起，官至大司农。他病重将死时，嘱咐儿子说：“我过去做桐乡官吏，那里的百姓爱我，一定要把我葬在桐乡，后世子孙祭祀我不如桐乡百姓。”等到他死后，他的儿子将他葬在桐乡西郊外，百姓共同为他修筑坟墓建立祠堂，按时祭祀，至今没有断绝。这两位君子，都是他们所在县的人。如果让他们换个地方做官，换个百姓治理，难道还能这样吗？

现在县衙门前大多有榜文说：“诬告加三等罪，越级诉讼笞打五十！”这是前朝的旧制，也是古代在象魏悬挂法令的遗意。现在把不经过县官而上诉到司府的行为，称为越诉。这并不正确。《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壬午日，命令有关部门选择乡间年高公正、可以担当事务的老人，处理乡里的诉讼。如果是户婚、田宅、斗殴等事，就召集里胥裁决。事情涉及重罪的，才报告官府。”如果不经过里老处理而直接向县官诉讼，这才叫越诉。正因为大小层级相互维系，详略各有所执，然后上面不烦扰下面，下面不扰乱上面。唐朝到大历年以后，战乱兴起，赋税烦苛。而刘长卿的《题〇溪李明府》诗说：“落日无王事，青山在县门。”大概是因为县令的职责还不曾下移，小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所以能延续国命一百多年，直到僖宗、昭宗时才彻底败坏。那么，那些以鸣琴治政、拥有天下的人，应当有妥善的处理办法了。

洪熙元年七月丙申日，巡按四川监察御史何文渊进言：“太祖高皇帝命令天下州县设立老人，必须选择年高有德、众人信服的人，让他们劝勉百姓向善。乡里间的争讼，也让他们审理判决。下面对民事有益，上面对官府有帮助。近年所用的人，大多不是合适的人选。有的出自隶仆，为了规避差役赋税。县官不考察他们的年龄德行如何，就让他们充任，使得他们凭借官府，妄自尊大，在乡里肆虐。有的遇到上级官员巡视到来，巧言进谗，颠倒黑白，挟制官吏。近来有犯法者，已经依法审问。私下担心天下州县都有这类人，请求加以禁令约束。”皇上命令重申洪武旧制，有滥用不当之人的，连同州县官都依法处置。然而从此里老的选择变得轻率，权力也衰落了。

汉代对于三老，授予他们秩级，发放他们俸禄。而文帝的诏书，让他们各自按照心意来引导百姓。当时担任三老的，大多是忠信老成的士人。上面的人礼遇他们非常优厚，所以人们知道自我珍重，而贤才也往往出自其中。新城三老董公，拦路劝说汉王为义帝发丧，从而收服天下；壶关三老茂，上书阐明戾太子的冤屈，史册上光彩夺目，被万世所称道。近世的老人，则听命于官府服役，没有什么事不做，所以稍知廉耻的人不肯做这个，而愿意做的，大都是奸猾之徒，想倚仗权势来欺凌百姓。这与太祖设立老人的初衷相违背了。

明初以大户担任粮长，掌管他们乡里的赋税，多的甚至达到十余万石。运粮到京城，得以朝见天子。洪武年间，有的因人才而被授予官职。到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南京监察御史李安以及江西庐陵、吉水两县的耆民，六年四月，涉及诉讼，把持官府。多次经过整顿，这种祸患稍得平息，然而未曾因此罢免粮长，只有老人一职名义上存在而实际上消亡了。

巡检，就是古代的游徼。洪武年间尤其重视，特别赐予敕书，又制定了考课之法。等到江夏侯周德兴巡视福建，增设巡检司四十五处。自从宏治以来，大多进行裁撤，所存的不到从前的半数。巡检裁减了，总督却增加了，为什么呢？巡检遏制祸患于未发，总督治理祸患于已乱。○里甲常熟陈梅说：“《周礼》五家为比，比有长官；五比为闾，闾有胥吏；四闾为族，族有师长；五族为党，党有正官；五党为州，州有长官；五州为乡，乡有大夫。其中大小相互维系，轻重相互制约，纲举目张，周详细密，无以复加了。但总之从上到下，所治理的都不超过五人，大概是在周详细密之中得到了简易的意思，这是周朝一代良法美意。后来人才远不如古代，却想让县令一人之身，坐着治理数万户口赋税，名目繁多又比过去加倍，即使想不琐碎杂乱，怎么可能呢！我因此说：用县治理乡，用乡治理保。用保治理甲，看那所谓不超过五人的原则而加倍，也自然周详细密，也自然简易，这是斟酌古今的一个方面。”又说：“一乡有多少保，不妨多少，为什么呢？因为民居分布，法度用圆。十甲千户，不得增减，为什么呢？因为要稽查成数，法度用方。

○掾属《古文苑》注：“王延寿的《桐柏庙碑》人名，说掾属都是郡人，可以考察汉代用人之法。”现在考察汉代碑刻都是这样，不只是这座庙。大概那时只有太守、国相由朝廷任命，而从曹掾以下，没有不是本郡的人，所以能了解一方的人情，为他们兴利除害。那些征辟任用的人就是太守、国相，而

译不像后代的官吏，一经任命以上都由吏部掌管。所以广汉太守陈宠入朝担任大司农，和帝询问他在郡中如何治理，陈宠叩头谢恩说：“我任用功曹王涣，来简拔贤才、选拔能人；任用主簿镡显，来拾遗补阙。我奉行宣达诏书罢了。”皇帝于是非常高兴。至于汝南太守宗资任用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〇晋委任功曹岑蛭，都闻名于京城，名字载入史传。而鲍宣担任豫州牧时，郭钦上奏他举荐任免烦琐苛刻，代替二千石长官署置官吏。由此可知署置官吏是二千石长官的职责，州牧代替他尚且被认为烦琐苛刻，现在由天子代替他，理所当然事情烦琐而一天时间不够用。又其变化，铨选注授的方法改为抽签，而吏治因此大坏。《京房传》：“京房担任魏郡太守，自己请求允许任用其他郡的人。”由此可知汉代掾属没有不任用本郡人的，京房的这个请求乃是打破常规。杜佑《通典》说：“汉代县有丞、尉以及诸曹、掾，大多任用本郡人，三辅县则兼用其他郡的人。于是隋朝改革选官制度，全部任用其他郡的人。”

译唐高宗时期，魏玄同担任吏部侍郎，上疏说：“我听说傅说说过：‘圣明的君王遵循天道，建立国家设立都城，树立后王君公，由大夫、师长辅佐，不只是为了安逸享乐，而是为了治理百姓。’古代的邦国，就是现在的州县。土地有固定的君主，人民有确定的主人。自己寻求臣属佐助，各自选拔英贤，只有大臣才由朝廷任命。秦朝统一天下，废除诸侯设置郡守。汉朝沿袭秦制，有沿袭也有改革，诸侯可以自行设置俸禄四石以下的官吏，但傅相这样的大官则由汉朝任命；州郡的掾史、督邮、从事，全部委任给州牧郡守。自从魏晋以来，选官权力才开始归于吏部。沿袭相承，直到今天。用刀笔来衡量才能，依据簿册来考察品行。法令的弊端，由来已久。大概是因为君子重视因循旧制而害怕改革，即使有不得已的情况，也应当运用独到的见识，确立卓越的议论。如今选官部门所实行的，不是上古圣王的良法，而是近代的权宜之计，应当加以变革，确实是非常紧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尺子的度量，所及的范围很短；钟鼎的容量，所容纳的难道很多吗？何况天下如此广大，士人众多，怎么能委托给少数几个人来处理呢？假使选官不像权衡那样公平，不像水镜那样明察，力量也有极限，照察也有穷尽，选拔综合的事务既多，混乱失误就会广泛。再加上担任这个职务的人，有时不是合适的人选，岂止是愧对那些清正通达的人，也将耗尽那些平庸妄为的人。私情和贿赂一旦盛行，什么事做不出来？贪赃枉法一旦开启，就会引出万端弊端。以至于替别人选择官职，替自己谋取利益，看亲疏关系来举荐，看权势地位来徇私情。加上有些人外表忠厚内心深沉，险恶如同深渊；即使仔细听其言观察其行，还担心不能周全。现在让百行九能的各种人才，在一次面试中就被分析判定，众多官员专门由一个部门决断，这太难了。上天福佑大圣，百姓家家可以受封。大家都认为有道义的人以卑贱为耻，得到时机就不懈怠。各种途径进入仕途的人，每年以千计。各部门职位，空缺又增多。官职有固定编制，人员没有限制，选官开始时，人才像雾积云屯一样聚集；最终提拔任用，十个人中收留不到一个。清水浊水混杂，玉石难以分辨，任用舍弃去留，得失各占一半。面对当前的弊端，知道以后会更加失误。夏、商以前，制度大多缺失。周朝借鉴夏商两代，制度辉煌可观。诸侯的臣子不都由天子任命，王朝的众多官员也不专属于一个职位。所以周穆王任命伯冏为太仆正，命令他说：‘谨慎地选拔你的僚属，不要任用那些巧言令色、阿谀奉承的人，只要吉祥贤良之士。’这就是让他自行选择下属官吏的文献。太仆正，只是中大夫罢了，尚且把僚属委任给他，那么三公、九卿必然也是如此。《周礼》中太宰、内史共同掌管爵禄废置，司徒、司马分别掌管举荐贤才诏令事务，这应该是分任给众多部门，而由几个职位统领，各自寻求小的方面，而由君王任命大的方面。委任责成，是君主的体制。所委任的人得当，那么所用的人就精干。裴子野曾说：‘用人之难，先王早就说过了。在家看他的孝悌友爱，在乡里看他是否诚信，出入看他的志向道义，居丧看他的智谋。用繁杂的事务烦扰他，来观察他的能力；用利益诱惑他，来考察他的廉洁。《周礼》从学校开始，在州里讨论，告知六事，然后贡举到王庭。在汉朝尚且如此。州郡积累他们的功绩才能，然后被五府征辟；五府举荐他们的掾属，然后升迁到朝廷；三公参与决定除授，尚书奏报天子。一个人所关联的人众多，一个士人的进用谋划详细，所以官职得到合适的人，很少失败。魏晋相反，所失去的宏大众多。’子野所论述的，不过是小小的宋朝罢了。尚且认为不能忍受其弊端，何况当今呢！我私下看到制书，常令三品、五品官员荐举士人，下到九品，也令举荐人才，这是圣朝虚心求才的意思。但是褒贬不明，不慎重所举荐的人。况且只有贤人知道贤人，这是圣人的确论；自身尚且滥进，鉴察怎么能知道人？现在想要务必得到真实的人才，同时也应当选择举荐的主管，水流清澈因为源头洁净，影子端正因为表率正直。不详细考察举荐主管的品行才能，却责备被举荐人的平庸滥竽，是不可能的。《汉书》说：‘张耳、陈余的宾客仆役，都是天下的俊杰。’他们那样微小，尚且能如此，完全掌握了取士的方法，却只是顾念魏晋的遗风，留意周隋的弊政，我私下感到困惑。伏愿稍微回转圣上的思虑，特别采纳草野之言，大致依照周、汉的规矩，来分派吏部的选官权。就希望所用的人精详，很少出差错。”奏疏呈上没有被采纳。唐玄宗时，张九龄担任左拾遗，上言说：“吏部尚书、侍郎，是因为贤能而被授予职位的。虽然知人很难，难道不能拔十得五吗？现在拘泥于格条，依据资历匹配职位，没有得到贤才的实际效果。如果刺史、县令，必定在辖区内得到合适的人。每年应当选拔的人，让他们考核才能品行，可以进入流品，然后送到台省，再加选择。以任用人数的多少作为州县的考核标准，那么州县就会慎重举荐，可任官的人才就多；吏部顺着他们的成果，就没有今天的繁杂了。”

○都令史《通典》记载：“晋朝有尚书都令史八人，俸禄二百石，与左右丞共同掌管尚书台事务。宋、齐八人，梁五人，称为五都令史。过去用人常常轻视，武帝下诏说：‘尚书五都令史，职位参与政要，不只是总理众局，也相当于两位丞。近来虽然寻求人才，未达到精妙简拔；可以革除使用士人浪荡的习惯，以尽用当时英才。’于是让都令史视同奉朝请，如此重视他们。”他们所说的

译都令史这一职位，还享有二百石的俸禄，并且偶尔任用士人担任。然而南齐时陆慧晓担任吏部郎。吏部都令史自历朝以来，都参与执掌选官事务，陆慧晓却独断专行，从不与他商议。皇帝派人告诉陆慧晓说：“都令史熟悉旧例惯例，可以共同商量。”陆慧晓说：“我都六十岁了，不再能咨询都令史，才来做吏部郎。”所以当时担任吏部长官的人，大多能够胜任选拔任用人才的职责。自从隋朝以来，令史的职务，文书案卷繁杂琐碎，逐渐变得低微冗杂，不再参与官品评定。到了当今世道，则品级更加低微，权力却更加重大，原本由君王掌握的八种权柄，竟然不在官员手中，而在吏役手里了。

译《旧唐书》记载：“许子儒担任选部官员，不把甄别人才放在心上，有个名叫缑直的令史，是他的心腹。每次注拟官职，大多委托令史下笔，许子儒只是高枕而卧，对缑直说‘平配’。因此补授官职失去秩序，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唉，还不如今天把缑直当作当权者，把“平配”当作正式法令呢。

胥吏的权力之所以日益加重而无法根除，是因为依赖法律的弊端造成的。如果开诚布公，任用大臣；放宽节度，处理各种事务，那么文书法令就会减少，旁门左道就会清除，平庸的人才就会退位，奸邪之徒就会收敛了。

○胥吏是天子用来平治天下的依靠，也就是百官。所以说“臣子作为我的股肱耳目”，又说“天子的事业由人来代理”。现在剥夺百官的权力而全部交给胥吏，这就是所谓的百官只是虚名，而掌握国家大权的只是胥吏罢了。郭隗对燕昭王说：“亡国的人与奴仆相处，唉，这值得恐惧啊！”秦国因为任用刀笔吏而灭亡天下，这本来就是已经发生的事实的明显验证。

唐朝郑余庆担任宰相，有个主书叫滑涣，长期掌管中书省的簿籍，与内官典枢密刘光琦互相勾结做坏事，每当宰相议事，与刘光琦意见不同的，让滑涣去请示，必定能成功。各地的书信、财物充满他的家门，他的弟弟郑泳官至刺史。等到郑余庆再次进入中书省，与同僚集会商议，滑涣指手画脚地陈述是非，郑余庆愤怒地斥责他，不久，被罢免为太子宾客。那年八月，滑涣贪污罪行暴露被赐死。宪宗听说郑余庆斥责滑涣的事，非常看重他。过了很久，又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韦处厚担任宰相，有个叫汤铢的中书小胥，他掌管的地方叫做孔目房。宰相遇到休假，有内廷诏令发出，就召汤铢到延英门交付给他，送给知印宰相。因此他渐渐凭借机要权力自我张扬，广泛收受贿赂。韦处厚厌恶他，对他说：“这是半个装束的滑涣了。”于是借故驱逐了他。身为大臣，却有甘临的忧虑，系Т的疾病，那么现在的君子比起唐朝的贤臣惭愧多了。

谢肇淛说：“从来仁政与法网之严密，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上自宰辅，下至驿站、仓库、巡逻，无不以虚文互相应酬。而京官还可以，外吏则更加严重了。大体上官员不留意政事，一切交给胥吏；而胥吏所奉行的，不过是过去的旧档案，历年的成规，不敢分毫逾越。而上面的人既然以此责备下面的人，那么下面的人也不得不以旧事虚文应付；一旦有不应付的，那么上面的胥吏又趁机用法律来约束他们了。所以郡县的官吏日夜奔波，惟恐时间不够，而吏治终究不能振作，原因就在这里。”

又说：“本朝立法太严，比如户部官员不允许苏松、浙江人担任，因为那里赋税多，担心他们弄虚作假。然而弊端的根源都在胥吏，堂司官员调动频繁，怎么知道情况？现在户部十三司的胥吏，都是绍兴人，可以说是目察秋毫，却看不见自己的睫毛了。”

○法制禁令，是王者所不废除的，但不是用来治理国家的。其根本在于端正人心，淳厚风俗罢了。所以说：“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周公写《立政》一书说：“文王不偏听各种言论，各种狱讼，各种谨慎。”又说：“各种狱讼，各种谨慎，文王不敢知道这些。”他叮嘱后人的意思可以说到了极点。秦始皇治理天下的事务，无论大小都决断于皇帝，皇帝甚至用秤称量文书，日夜有呈报，不中呈报不得休息，而秦国于是灭亡。太史公说：“从前天下的法网曾经很严密了，然而奸伪萌生，其极端是上下互相欺骗，以至于不振。那么法令之多，乃是用来加速灭亡的工具，而愚昧的君主还以为不够呢。杜甫诗说：‘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又说：‘君看灯烛张，转使飞蛾密。’这切中近朝的事吗？汉文帝下诏设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让他们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引导百姓。三老地位卑微，却让他们得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这就是文景之治之所以能够达到移风易俗，百姓淳厚，而上比成康盛世的原因。”

诸葛亮开诚布公，上下之间，人们没有闲话，以小小的蜀国，还能得到小康。曹操、孙权任用法术，来驾驭他们的臣子，而篡逆相继，几乎没有安宁的岁月。天下的事情，本来不是法律所能防范的。

叔向给子产的信说：“国家将要灭亡，必定有很多制度。”法制繁多，那么巧猾之徒都能以法律为市场，而即使有贤者，也不能自用，这就是国家事务日益败坏的原因。杜预解释《左传》说得好：“法律施行则人服从法律，法律败坏则法律服从人。”

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详细研究事势，预先为变通留下余地。后人继承其已经产生的弊端，拘泥于旧章，不能改革，又立一法来挽救它，于是法律越繁多而弊端越多，天下的事情日益琐碎，最终杂乱无章而不能施行，上下互相蒙蔽，认为没有违背祖制罢了。这在明朝最为严重，比如勾军、行钞两件事，立法以救法而终究不好。

宋叶适说：“国家因为唐五代的极端弊端，收敛藩镇的权力全部归于皇帝，

译一个士兵的登记，一项财物的来源，一地防务的坚守，都是君主亲自处理的。想要独占巨大的利益而不承受巨大的祸害，于是废弃人才而只使用法律，废弃官员而只使用吏员，禁令防范细致入微，特别与古代不同，而权力最为不分散，虽然如此，难道真的存在这种情况吗？所以人才衰败匮乏，外部被削弱内部也虚弱，凭借天下之大却畏惧他人，这一代的法度又有促使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又说：“如今朝廷内外上下，一件小事，一个微小的罪行，都预先有法律来等待处理。穷尽当世人的志向思虑所能周遍的，忽然得到一个智慧，自以为非常奇特，而法律本来就已经完备地规定了，这是法律的严密。然而人的才能不能充分发挥，有的志向不能伸展，昏暗地低头，一切听从法度，而事业功绩日益败坏，风俗日益败坏，贫民更加无处申诉，奸人更加得逞，这是上下共同担忧的，而臣不敢欺骗。”又说：“万里之外的遥远地方，皱眉叹息的一举一动，皇上都知道。虽然如此，没有托付重任，天下只是泛泛而已。百年的忧虑，一朝的祸患，都是皇上独自承担，而群臣不参与。万里之外的遥远地方，都由皇上制定命令，那么皇上确实有利了。百年的忧虑，一朝的祸患，都由皇上独自承担，而它的祸害怎么样？这是外寇之所以侵凌而无法抵御，仇耻之所以最严重而无法报复的原因。”

译陈亮在《上孝宗书》中说：“五代时期，军队和财政的大权倒持于下属手中，宋太祖皇帝将其收束于中央，以此平定祸乱。后世不推究其本意，一味地收束不放，所以郡县空虚，根本和枝末都变得衰弱。”

洪武六年九月丁未日，命令有关部门将各项事务由每月汇报改为每季度汇报，将季度汇报的数据汇总为年度汇报。凡是府、州、县中轻重不一的囚犯，就依照法律判决，不需要转发上级。如果确实有违法枉曲的情况，由御史、按察司纠举弹劾。命令颁布后，天下人都感到便利。

○ 裁减官员 光武帝中兴汉朝时，全国人口可以数得清，只剩下原来的十分之二三，边塞毁坏，亭燧（瞭望台）灭绝或空置，太守、县令招回流民。光武帝笑着说：“现在边疆没有人，却设置长官去治理，就像春秋时期的素王（指孔子，有德无位）一样。”因此裁减合并郡国及官僚，屡次见于史书。总之就是：战争平息，天下事务减少，文书调役，务必从简从少，甚至只保留十分之一。由此可知，裁减官员的原因在于事务稀少。如今文书日益繁多，诉讼日益增多，而居上位者却主张裁减，那么天下的事务必将杂乱不堪而无法胜任，无法胜任到了极点必然又要增加官员，而事情就不可为办了。

晋朝荀勖的论述，认为“裁减官员不如减少事务，减少事务不如使心地清静。从前萧何、曹参辅佐汉朝，推崇清静无为，百姓因此安宁统一，这就是所谓的心地清静。压制浮夸的言论，简化文案，忽略细微苛责，宽恕小过失，对于喜好改变常规以谋取私利的人，必定执行惩罚，这就是所谓的减少事务。”这是探究根本的言论，治理国家的人懂得这一点，就不会在官员多寡的问题上纷纷扰扰了。

○ 选拔补任 汉宣帝时，盗贼并起，征召张敞，任命为胶东相。张敞请求任用追捕盗贼有功效的官吏，得以提拔三辅地区特别优秀的人才，天子准许了。将名字上报尚书，调任补为县令的有几十人。这是汉朝时县令多从郡吏中特别优秀的人里选取，因此他们熟悉事务而没有不胜任的忧患。如今却一概交给刚脱去布衣做官的书生，其中通晓吏治事务的十人中不过一二人，而软弱无能的却占了八九成。又不选择人的才能，而是用抽签投钩作为选用的方法，因此将百里之地的命运托付给庸碌无能的人，既害了百姓，最终也害了自己。于是繁剧的地区就成了官员的陷阱，年年更替，弊端日益加深而无法振兴。然而汉朝的官吏大多通晓经术，所以张敞能够举荐他们，宣帝能够任用他们。如今天下儒生不像儒生，官吏不像官吏，那么我又不知道任用他们从何下手。于慎行在《笔麝》中说：“太宰富平孙公丕扬，担忧宦官请托，难以顺从或违背，在大选外官时，设立了抽签之法，一时间宫中相传认为这是最公正的，下至街巷都一致称赞，却不知道这不符合体制。古人看到除授官吏的条格，却而不看，认为一个官吏就足够了。为什么在衡鉴（选拔）之地，把自己置于一个官吏的职位，而没有秉持成法，也太浅陋了。至于人才的长短，各有所宜；资格的高低，各有所便；地方的繁简，各有所合；道里的远近，各有所准。却一概托付给抽签，这是蒙住镜子去寻求光亮，折断秤杆去坐着揣测。从古以来，没听说过这种方法。”

南方人选南方，北方人选北方，这是以前的旧例。宋政和六年，下诏知县注选，即使很远也不过三十驿。三十驿，就是九百里。如今的选人，动辄涉及数千里，风俗不熟，语言不通，而赴任安家之费又不可估量，这是率领天下人走上歧途。想要消除铨选制度的弊端，难道一定要这样才算是至公吗？君主如果能够开诚布公，那么从大臣以下直到京朝官，没有不可信任的人。而在铨选之外，有不必在京师进行的。唐贞观元年，京师谷价昂贵，开始分人在洛州进行选官。到开耀元年，因为关外道里遥远，河洛地区是天下中心，开始下诏东西二曹在两都分别简选。留放完毕后，一同赴京师，称为东选。这是东都掌管选官。黔中、岭南、闽中的官员不由吏部，委托都督选择士人补授。上元三年八月壬申日，敕令从今每年派遣五品以上强明清正的官员充任南选使，仍令御史一同前往注拟。大历十四年十二月己亥日，下诏专门委托南选使，停止派遣御史。这是黔中、岭南、闽中各自掌管选官。《李岘传》说：“代宗即位，征召李岘为荆南节度、江陵尹、江淮选补使。”又说：“罢相为吏部尚书，掌管江淮选举，在洪州设置铨选机构。”《刘滋传》说：“兴元元年，改任吏部侍郎，前往洪州掌管选事。当时京师经历寇盗之后，天下旱蝗，谷价昂贵，选人不能赴调，于是命令刘滋在江南典选，以便江岭之人。”这是江南又掌管选官。宋神宗下诏川陕、福建、广南八路的官员罢任，迎送劳苦，命令转运司立格就地注选，免除他们赴选。这也是参用唐朝的方法。如今的议论者必定说：这样，多开了请托的门路，而开启了受贿的途径。难道唐朝人都清廉，而今天的人都贪浊吗？孔子告诉仲弓说：“举荐你所知道的人。”如今取士，礼部用糊名的方法选取，这是举荐所不知道的人；吏部用抽签的方法注选，这是任用所不知道的人。这是使臣下拙于知人，而巧于避事。等到赴任之

译后来，人与地域不相适应，那么官吏的治理就会败坏；官吏治理败坏，百姓就会背叛；百姓背叛，战争就会兴起。于是就在军队前方临时任命官吏，连那些细微的法度都不能遵守。哪里比得上胸怀坦荡、秉持公正，让众人推举他们所知的人才，并通过明确的考核来检验其功绩，在其任职期间要求他们取得实际成效呢？唐太宗对侍臣说：“刺史，我应当亲自挑选；县令，应该诏令五品以上的官员各自推举一人。”明朝正统元年十一月乙卯日，皇帝敕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各自推举一位廉洁正直、通达事理、能够胜任御史的人；在京四品官员以及国子监、翰林院的堂上官，各部郎中、员外郎，六科给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自推举一位廉洁谨慎、明敏宽厚、爱护百姓、能够胜任县令的人，吏部再加以详细考察后提拔任用。想要挽救当今的弊端，必须像这样，然后贤才才能得到，政治治理才能兴盛。自从实行南北互相选拔之后，赴任的人动辄要跋涉数千里，借债才能到任。而且他们不熟悉当地的风俗，听不懂当地的方言，政权的寄托大多落在狡猾的胥吏手中。过去唐朝末年，曾经在岭南暂时实行过这种做法。唐文宗开成五年十一月，岭南节度使卢上奏说：“我认为海边山岭地区选拔官吏，与江淮地区不同。如果不熟悉当地的风俗，就难以体察民间的疾苦。况且岭南往日的弊端是南方选拔，现在的弊端是北方资任。我管辖二十二州，只有韶州、广州两州的官僚，每年由吏部选拔任命，如果不是下级衙门中贫弱无能的令史，就是远处没有才能的人，等到到任时，都背负着积欠的债务，十个人中没有一个是懂得廉耻的。我到任四年，完全了解这种情况。那些潮州的官吏，希望特别遵循以往的例子，不让吏部注拟任命，暂且委托本道寻求人才。如果代理官员廉洁谨慎且有声誉，依照前例允许观察使奏请正式任命。事情可以长久维持，法令可以施行。”皇帝下旨依从奏请。这确实是前人认为有弊端的制度而加以改变的。身处高位的人，难道可以不任用读书人吗？

译在抽签法尚未实行之前，选官部门尚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填补空缺，虽然很多时候是为人才选择职位，但也还能根据职位的需求来挑选合适的人。自从新法实行以来，一切都听凭不可预知的运气，于是那些事务繁重的地区，接连几任都得不到贤能的县令，导致官员相继被罢免或斥责。君子的道理在于极致的公正，如果存有一丝避嫌的心理，以至于把用人当作试验。从前唐皎担任吏部侍郎，当引入铨选时，有人说他家在蜀地，于是就把他派往吴地；又有人说他父母年老，他先前在江南任职，就立刻宣布他去陇右。史书对此加以讥笑。像这样用人，怎么能达到天下太平的道理呢！《实录》记载，洪武四年正月壬辰日，河南府知府徐麟因为母亲年老，居住在蕲州的广济，请求回家终养母亲。皇帝下诏改任徐麟为蕲州府知府，让他就近奉养母亲。圣明的君主兴起，胸怀坦荡地对待万物，他用来勉励群臣的做法真是到了极点。

万历末年，常熟人顾大韶写了《竹签传》，其文体模仿《毛颍传》写成。文中说竹签对皇上说：“上至庶吉士、科道官员的选拔，下至乡会议选取士人，都使用臣，臣才得以衡量他们的才能。”这是愤世嫉俗的滑稽之言，但用它来开导人，可以说很少有这样的比喻却能让人明白的了。楚王厌恶纽结，盆子探取符命，古代的人用这些方法来确立帝王，而今天仅仅把它用在选拔人才上吗？

唐代所谓的铨选，有留任和放归两种。总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开始设立长名榜，宋白说：“长名榜确定留任和放归，留任者入选，放归者不得入选。已经确定注授，就要经过门下省、侍中、给事中审阅，如果有不可留任的，就予以罢黜，所以放归的人多而留任的人少。景云年间，任命宋〇为吏部尚书，李义、卢从愿意为侍郎，他们都不畏惧强权，请托之路断绝，聚集来应试的一万多人，留任的三铨不过两千人，人们佩服他们的公正。宋代此法尚存，孝宗乾道元年五月乙亥日，下诏未参加铨试的人不得由朝廷直接除授。没有像近代那样一登科就受俸禄，如同拿着凭证一样。

○停年格现在谈论停年格的人，都说起源于后魏的崔亮。现在读崔亮的本传，才知道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传中说：“升任吏部尚书。当时羽林军刚杀害张彝之后，灵太后命令武官可以依据资历入选。官员名额既少，应选的人又多，前任尚书李韶沿袭常规提拔人，众人嗟叹怨恨。崔亮于是奏请制定格式，不问贤愚，专门以停职解官的时间长短作为标准，即使官职需要这个人，停职时间晚的终究得不到任用；庸才下品，年月久远的就先提拔任用。沉滞不得升迁的人都称赞他的才能。崔亮的外甥司空咨议刘景安，写信规劝崔亮说：‘殷周时期通过乡塾贡举士人，两汉由州郡推荐人才，魏晋沿袭前代，又设置中正官。仔细考察往昔，没有不审慎举荐的，虽然未能尽善尽美，也足以收到十之六七的效果。而朝廷贡举秀才，只求其文章，不取其义理；考察孝廉只论章句，不及治道；设置中正只辨别氏族，不考核人才。至于取士的途径不广博，淘汰的道理不精当。而舅舅您掌管铨衡，应该改弦更张，怎么能反而制定停年格来限制呢？天下的士人谁还会修养名声品行呢！’崔亮回信说：‘你所说的很有深意，我乘时侥幸，得以担任吏部尚书。常想举荐正直之人，以报答明主的恩德，这是我的本愿。昨天制定这个格式，是有原因的。现在已被你责怪，千载之后，谁知我的心意呢！古今不同，时宜必须不同，为什么呢？从前有中正官，评定人才的等第，上报尚书；尚书根据状貌，衡量人才授予职位。这是与天下群贤共同授予爵位。我认为在那个时候，没有遗漏的人才，没有滥举的现象，而你尚且说只能收到十之六七；何况今天的选拔专门归于尚书，以一个人的鉴察来观察天下。刘毅所说的一个史部，两个郎中，想要彻底了解人物，何异于用竹管窥天而求其广博呢！现在功臣很多，又加上羽林军入选，武夫崛起，不懂文书计算，只能拉弓弩前驱，追踪捕杀而已。忽然让他们佩印乘车，要求他们治理有方，这就是所谓未曾操刀却让他独自切割。又武人太多，官员太少，即使假设千人共一个官职还没有官职可授；何况一人望一个官职，怎么能不怨恨呢！我最近当面执意，不应该让武人入选，请求赐予他们爵位，厚待他们的俸禄。既然不被听从，所以权且制定这个格式，以停年作为限制罢了。从前子产铸刑书以救弊，叔向以正法讥讽他，何异于你用古礼来责难权宜之计呢。孔子有言：了解我的是《春秋》，怪罪我的也是《春秋》。我的这个意图也是如此，只希望将来的君子知道我的意思。”后来甄琛、元修义、城阳王徽相继担任吏部尚书，贪图对自己方便，沿袭实行。从此贤愚混同，泾渭不分，魏朝失去人才从崔亮开始。然而看他回信的意图，考察当时的时事，由于羽林之变之前已经姑息，武人的除授之后又滥开，不得已才制定这个条例。现在上面没有陵压的勋贵，下面没有噪呼的叛党，有什么可疑惧的，而不恢复前王的制度，却以停年作为标准呢！

《魏书·辛雄传》：上疏说：“自从神龟末年以來，专门以停年作为选拔标准。士人无论善恶，年限久的先叙用；职位无论繁简，名字到的就授官。执掌案牍的官吏以差次日月作为功劳，铨衡的人以简用老旧作为平直。而且庸劣的人没有不贪鄙的，委托斗筲之人共同治理”

译高澄，被托付以治理百里的重任，却一味追求贿赂，放纵心意，虽然禁令繁多，却抵不过他的贪欲。导致徭役分配不均，征发调派违背常理，苛捐杂税堆满家门，囚犯充斥道路。两位圣明的诏令，被搁置而不遵行；统一制定的法规，被悬挂而不予执行。从此内外百姓相继作乱，大概是因为官员任命不得其人，百姓无法忍受其命运的缘故。”唉，这大概就是魏朝之所以不久就灭亡的原因吧？《北齐书·文襄帝纪》记载：“高澄代理吏部尚书。魏朝自崔亮以后，选拔人才常常以资历年限为标准。文襄帝于是改革旧制，选拔提拔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选。又淘汰不合格的尚书郎，精心挑选出身名门的人才来充任。至于有才能名声的人士，都被推荐提拔。”

译《通典》记载：“唐朝自高宗麟德年间以后，太平盛世已久，百姓安康，风俗富庶，谋求仕进的人众多，候选官员逐渐增多。总章二年，裴行俭担任司列少常伯，开始设立长名姓历榜，推行引铨注的选拔方法，又确定了州县官员资历高低升降的标准，作为惯例，此后没有人能改变它。到了玄宗开元十八年，裴行俭的儿子裴光庭担任侍中兼吏部尚书。在此之前，吏部注授官职只看重个人的才能与否，有的不依次序破格提拔，有的终身滞留低位，有出身二十多年得不到俸禄的。而且州县也没有等级规定，有的从大地方调入小地方，有的起初在近处后来调往远处，都没有固定的制度。裴光庭才上奏使用循资格，凡是官员任期届满，根据若干选期而集结，各有差等，官职高的选期少，官职低的选期多，不问才能与否，选期满了就注授官职。限定年限按级晋升，不得逾越，没有受到谴责的人都有升迁没有降职，平庸愚钝、沉滞不前的人都高兴，称它为圣书。虽然小有常规，但选拔人才的方法却丧失了。那些有异才高行的，听任破格提拔；然而有这种制度却没有这种事实，有关部门只是遵守条文奉行格式，按资历惯例办事罢了。从宋朝以下，年资制度大致都本源于裴光庭。”

宋朝孙洙《资格论》说：“夏商周三代以后的选举制度，其始终完全失误的，大概就是国家的资格制度吧！现在贤才潜伏在下层的，是资格阻碍了他们；官职荒废在官府中的，是资格牵制了他们；士人缺乏廉耻的，是因为争夺资格；百姓困于虐政暴吏的，是因为资格出身的人众多。万事之所以积弊，百官之所以废弛，法制之所以颓败溃烂而不加挽救的，都是资格制度的失误。上天降生大贤大德之人，不是私下厚待他们，而是要让他们辅佐治理百姓；人有大材大智，不是独自享乐其身，而是要拯救百姓的困苦。现在小人累积时日就获取高位，君子侧身而立却困于卑位，贤者顶戴着不肖者在上面，而愚者役使着智者在下面，爵位不考察德行，俸禄不授予才能，所以说：贤才潜伏在下层的，是资格阻碍了他们。才能足以胜任其职位，却因拘泥于岁月而防备他；力量不足以称职其地位，却因累积考级而得到它。得到的不是所求的，所求的不是所任的。职位不衡量才能，功劳不核实真实。所以说：官职荒废在官府中的，是资格牵制了它。现在计算岁数资历而争竞年劳的，日夜相斗。有关部门越级一名，差一级，就整理衣襟而群起争诉。严重的甚至怀揣黄敕放在丞相面前，他们的行为道义与市井商人相差无几。所以说：士人缺乏廉耻的，是因为争夺资格。来到一个县就暴虐一方，任期满了，又离开去虐害一个州，如果不是因贪赃败露，直到死也不被罢黜。虎吏磨牙吮血以食民，贤者郁死在山岩洞穴，而百姓不能爱护他们的父母。所以说：百姓困于虐政暴吏的，是因为资格出身的人太多。资格之法起源于后魏崔亮，又在唐朝裴光庭时重新实行，这两个人，在当时就已经被定罪，不必等待后人的讥讽。然而施行于前世，不过几十年罢了。后来得到称职的人矫正并更改它，所以祸患不大。现在资格的弊端，流漫根结，沿袭为常法，正将要世世代代遵行它。往昔不知道错误，后来的人不知道矫正，所以说：万事积弊，百官废弛，法制颓败溃烂而不加挽救。虽然如此，也不是没有小利，小利是蠢愚而废滞的人得到的，便利是年老而庸昏的人得到的；而对于天下国家来说则是大失误，大危害。然而主持选部的人，也认为这个法律简单而容易遵守，百官千群，不再甄别人物而综合考核功绩，一个吏员在前面核查簿册，呼唤名字就授予官职了。坐在庙堂的人也都认为这个法律重要而容易实行，大官大职，列籍按姓氏，差第日月，应当大大废除弊法，简拔异能，爵位以功劳为先后，任用以才能为序次，不要以积累勤劳的为高叙，不要以深资入考的为优选。智愚得以区别，善恶陈列在前，而万事不治，庶务不兴的，臣愚昧未曾听说过。”

金章宗对宰臣说：“现在用人太拘泥于资历，循资之法起源于唐代，这样怎么能得到人才？”平章政事张汝霖回答说：“不拘泥于资格，是用来对待非常之才的。”皇上说：“崔〇甫为相，不到一年推荐八百人，难道都是非常之才吗？”

○铨选的害处 宋朝叶适论述铨选的害处说：“甄别有序，升降不失，是朝廷的要务。所以从一命以上，都想任用天下所认为贤能的人，而不让不肖之人便利于此。私下奇怪君主立法，浑厚地为不肖者提供地盘，而消磨贤才，一起进入不肖的行列。而其中官职最要害，害处最严重的，是铨选。吏部是朝廷喉舌之地。尚书、侍郎是天子的贵近之臣。让他们处于这个地位，担任这个官职，给予他们甄别升降天下士大夫的权力，却立法交付给他们，说：我一点也不信任你们，你们也一点也不自信。人的贤能与否，事情的罪功，地方的远近，资历的先后，俸禄的厚薄

译如果认为这些缺失的部分很少，那么这就说一切有法可依了。天下的法度极其详尽，曲折难解之处极多，士大夫连一举手一投足都无法从容应对，但没有比铨选之法更严重的了。唉，授予人官职，赐予人俸禄，百姓的性命，实现大治的根本，都由此而出。为什么要把天下的大权柄，自己束缚蒙蔽起来，从而成为天下大弊端的根源呢？虽然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几百年了。那些沿袭旧制的人并非出于一人的缘故，学士大夫们勤勉刻苦，诵读孔孟之道，传扬先王的教化，未曾不知道所谓的治国之道，并非像今天的法度那样。等到他们一旦担任此官，便闭口不言，拱手而立，四处张望吏胥，去询问那些他们本应知晓的法令，吏胥们上下其手地指点他们，这些人也理直气壮地自我辩解道：我是有司，本来就应该遵守这些法令罢了。唉，难道这些人原本就如此浅陋吗？陛下拥有名器，作为激励众人的工具，通过授予或剥夺、晋升或降黜，来整顿天下，怎么忍心沿袭几百年的弊端，沉溺于那些破败腐朽的法度之中，从而消磨天下的人才，而甘心以此便利那些不贤之人呢？像这样，治道从哪里产生，治功从哪里显现呢！况且自从唐代中期以前，吏部用人的用意还有可考证之处，现在所沿用的，不过是春秋衰乱时期的余弊罢了。百代君王常行的正道，难道陛下不能容许它恢复吗？

译杨万里撰写《选法论》，其上篇说：“我听说选拔官员制度的弊端在于信任胥吏而不信任官员。因为信任胥吏而不信任官员，所以吏部的权力不在官员手中，而在胥吏手中。那三尺法律，恰好成为胥吏谋取财富的源泉，而不能成为朝廷为官员选拔人才的工具。所谓的尚书、侍郎这两位高官，只是坐在案前握着笔，闭着眼睛在文件末尾签字罢了。况且，胥吏中犯法的必定受到惩处，受贿的必定不被赦免，朝廷的意思难道是真正信任胥吏而不信任官员吗？这不是朝廷的本意，而是法律造成的。朝廷的本意是信任官员，但法律却从未信任官员，朝廷自己也不信任自己。天子如果不信任自己，那么法律的可行与否由谁来决定呢？只能由胥吏来决定罢了。朝廷制定法律，本意是为了防止胥吏作奸犯科，而在执行法律时，却依靠胥吏来做决定，这就意味着胥吏的话胜过法律，而朝廷的权力轻于胥吏。胥吏的话既然胜过法律，他们的权力既然重于朝廷，那么吏部的长官和副长官怎能不奉承胥吏呢！长官和副长官并非说奉承胥吏，而是说我们奉承法律。然而法律不由官员决定，而由胥吏决定，这不是奉承胥吏又是什么？这就叫做信任胥吏而不信任官员。现在有一件事摆在这里，法律规定这样可行，那样不可行。士大夫中有向吏部请求办事的，拿着文书请求说：‘我符合法律所允许的条件。’吏部的长官和副长官也说：‘可以。’按理说这毫无疑问是可以的。退下后，胥吏拿出一张小纸片告知说：‘不可以。’既然说不可，按理说这不可行也不应更改，没过多久又拿出一张小纸片告知说：‘可以。’况且可行与不可行，有确定的法律；而运用可行与不可行法律的人，却没有确定的说法，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胥吏。士大夫刚来时，倚仗法律所允许的，也倚仗吏部长官和副长官的贤能，而不拜见胥吏，所以长官和副长官当面答应可以，退下后询问胥吏，胥吏说：‘法律不允许。’长官和副长官无法质问，也就说对。士大夫于是对于不确定的法律，不向长官和副长官请示，而是向胥吏行贿。胥吏说可以，但不要急于求成。等待长官和副长官遗忘时，骗取他们的承诺，夺取后立即给予，早上答应晚上就不答应，长官和副长官不知道，朝廷也不责问。吏部的权力不归胥吏还能归谁！之所以达到这种地步，起初有缘由，积累有渐进，而其形成则根深蒂固不可动摇。那么什么是缘由呢？其弊病在于忽视大体，只谨守小法罢了。胥吏从他们谨守的地方入手，并窃取他们忽视的地方，这就是它不可破除的原因。况且朝廷为什么不思考说：我们的选拔官员，果真只是谨守小法而已，那么一个胥吏握着笔就足够了，又何必选择天下的贤者来做尚书、侍郎呢？那么我们任命尚书、侍郎的原因，大概不止于谨守小法而已。因此不如略去小法而责问大体，让他们知道小法的可行与否，起初并不关系到大体的利害，那么吏部长官和副长官就能拿出意见自行决定，只要不失去选拔官员的大体，不损害立法的大意就可以了。责问大体而略去小法，那么就不由胥吏决定，胥吏的权力逐渐减轻，胥吏权力逐渐减轻后，长官和副长官中的贤者才能有所作为，而选拔官员的制度才能逐渐改革。”其下篇说：“我听说吏部的权力不亚于宰相，也不异于一个胥吏。宰相与一个胥吏，不用智者也知道他们相差悬殊。既然说吏部的权力不亚于宰相，又说也不异于一个胥吏，这是为什么呢？现在进退朝廷的百官，贤者得以任用，而不肖者得以罢黜，这是宰相的权力。注拟州县的百官，下至县尉，上至知州副职，这是吏部的权力。朝廷的百官，自大科异等，以及进士甲科的首名，没有不经过吏部的，没有不经过吏部而做官的。今天的县尉未必不是日后的宰相，况且今天宰相所进退的，台阁所布列的，都是前日升阶揖让侍郎的人。所以说吏部的权力不亚于宰相。虽然如此，吏部所谓的注拟是什么呢？刚入官的就得到县尉，从县尉来的就得到县令县丞。推而向上，至于幕职，是按照这个法律；再向上至于知州副职，也是按照这个法律。应当得到的就说符合资格，不应当得到的就说不符合资格。说符合资格了，即使是贪婪的、软弱的、年迈的、年幼的、愚笨无知的、平庸无能的人都得到，得到的人不觉得羞愧，给予的人不觉得为难。说不符合资格了，即使是真正贤能廉洁守志的人，也都得不到。得不到的人不怨恨，不给予的人不怜悯。吏部的人说：他们不羞愧不怨恨，我的事就完了。就像招募一样，书写他们役职的高低而分甲乙，按照他们役职的远近而分劳逸，叫一个胥吏翻阅簿册，就完了，这是县令用来止息小民争讼的方法。吏部注拟百官，而寄托着天下百姓的生命，却也只是止息争讼罢了。所以说也不异于一个胥吏。现在吏部也有所谓的铨量，揖让让他们书写，以观察他们能否书写；召医生来看，以探知他们是否有病；赞礼让他们拜，以测试他们视听的明暗、筋力的老壮。所谓铨量，就是这样而已。而贤与不肖、愚与智有什么区别呢？过去晋朝任用山涛为吏部尚书，而内外品官多有所提拔。宋朝以蔡廓为吏部尚

译王廓先派人告诉宰相徐羡之说：“如果让我行使吏部的职权，我就接受任命；否则就不接受。”徐羡之回答说：“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以下的官员，都委托给你。”王廓仍然认为这是失职，于是没有接受任命。大概古代的吏部，即使是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也都由吏部考核选拔，那么当时担任吏部长官的人，难道也只是选取如今所谓符合资历条件的人来担任黄门、散骑吗？还是只选取如今所谓经过衡量评定的人来担任黄门、散骑呢？我希望朝廷稍微加重尚书的权力，让他能够考察百官的才能与否，并决定授予或剥夺他们的官职。至于丞、簿以下，官职小且责任轻的，固然不可能对每个人都进行考察。但是，那些被寄托百里百姓的县令，被寄托一郡百姓的太守和副职，难道不重要吗？况且天下有多少州，一州有多少县，一年之中，除了在职的和等待任命的人之外，到吏部注拟县令的有几人，注拟太守和副职的又有几人，也不过几百人罢了。用一年几百人的太守、副职和县令，分散在三百六十天的日子里，那么每天注拟的人数，即使补授的少，也并不多。一年之间，如果不能考察几百人的才能与否，那么担任尚书的人也就如同木偶罢了。按月计算而不粗略，按年计算而不精细，那么州县得到合适的人选，难道不是十之五六吗？即使不是五六，难道不是十之三四吗？用这个与那个相比，不是更好吗？有人说：尚书的权力重了，就会得以行私，怎么办？这不是事实，从前陆贽请求让台省长官各自举荐他们的下属，而德宗怀疑各部门所举荐的都是有私情，或者接受贿赂的人。陆贽劝谏说：“陛下选择宰相也不出在台省长官之中，难道担任长官就不能举荐一两个属吏？担任宰相就可以选择千百个僚属，关键在于精心选择长官。”陆贽的话说尽了。现在朝廷百官，谁不是宰相推荐拟定的而不怀疑呢？至于吏部长官和副职的注拟，却唯独怀疑他们行私吗？精心选择尚书，并赋予他授予或剥夺的权力，让他能够精心选择太守、副职和县令，而不专门用法律条文拘束他，或许天下无能的官吏可以淘汰，而天下的治理还可以重新兴起吧？

译绍兴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上言：“国家设立铨选制度，是为了听任群吏治理政务。其职权由七个司掌管，明确记载在法令之首，所坚守的是法律。如今官员的升降操在胥吏手中，有所谓的‘惯例’。长官若有迁调改任，郎官若有替换调动，新来者无法完全了解情况，离去者不能详尽告知。如果查找惯例而找不到，即使有刚强明达、健捷敏慧的人才，也不再被议论任用；如果援引惯例而不恰当，即使有极其公正、合乎情理的事情，也不再能伸张。贿赂公然盛行，奸邪弊端日益严重。我曾看到汉朝的公府有‘辞讼比’，尚书有‘决事比’。‘比’的意思，就像现在的‘例’。现在吏部七个司应当设立例册，凡是经过申请，或向宰相报告，或请示皇帝旨意的，每件事办完后，命令郎官依次拟定，由长官书写在册，永远作为惯例。每半年上报尚书省，并通报御史台。这样，狡诈的胥吏就无处施展手段，而铨选叙任就能公平允当了。”淳熙元年，参知政事龚茂良上言：“法律，是为天下公众而制定的。惯例，是因个人而立，从而败坏天下公道的。过去的祸患在于援引惯例破坏法律，现在的祸患在于依据惯例制定法律，自从惯例通行，法律就废弛了。所以谚语称吏部为‘例部’。这说明铨选政治的弊害，在宋代就已经令人担忧，而今天尤其严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法律是可知晓的，而惯例是不可知晓的。胥吏得以操纵这种模棱两可的权力，用来向下层交易。世代相传，即使凭借朝廷的力量也不能根除。”惯例的危害真是严重啊，难道只有吏部是这样吗？寇准做宰相时，真宗曾对两府大臣说，想挑选一人担任马步军指挥使。寇准正在商议这件事，有胥吏拿着文书进呈。寇准问是什么书，回答说：“是例簿。”寇准说：“朝廷想任用一名衙官，尚且需要查检惯例吗？还要我们这些人做什么？败坏国家政治的正是由此而来。”司马光与吕惠卿在皇帝面前争论新法，司马光说：“三司使掌管天下财政，如果他不才，罢免他是可以的，不可以让两府侵夺他的职权。现在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是为什么呢？宰相以道义辅佐君主，哪里用得着惯例！如果只用惯例，那么胥吏就足够了，现在设置看详中书条例司是为什么呢？”吕惠卿无言以对。

○员缺

“员缺”这个名称，从晋代就已经有了。《晋书·王蕴传》记载：“升任尚书吏部郎。每当有一个官职空缺，求取的人就有十辈。”《魏书·元修义传》记载：“升任吏部尚书。当时上党郡有空缺，中散大夫高居请求担任。”到了唐代赵憬提出审官六议，于是有了“人少阙多”、“人多阙少”的说法。而崔𪟝以中书侍郎身份主持吏部选事，甚至预先动用三年的员缺。现在狐偃亘在吏部，杨炎做侍郎，以至于分配空缺，把不好的空缺分给杨炎。这个名称世代相传，至今没有改变。

《旧唐书·德宗纪》记载：“御史大夫崔从上奏：‘战争尚未平息，求取仕进的人很多。近来每当到选集的时候，不免根据空缺留下人。曾经感叹遗漏人才，仍然招致怨恨。’”这也类似于今天的截留候选。《大唐新语》记载：“刘思立担任考功员外郎，他的儿子刘宪担任河南尉。刘思立今天去世，明天选官的人就有索取刘宪空缺的。载深对此叹息，认为这是名教所不容许的，于是书写他品行不端并注在名籍上。那个人刚走出选官的门，就被众人注视，被众人指责，也踉跄得失去了步伐。朝廷都称赞载深能够整顿风俗。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不过是索取一个丁忧的空缺，又何至于被清议所排斥呢？不知道由此心推演下去，如果有亲人还没死就设下陷阱来谋夺其职位，也是人情所必然到达的了。孟子说：‘人如果能扩充不想害人的心，那么仁就不可胜用了。人如果能扩充不想偷盗的心，那么义就不可胜用了。’如果反过来扩充这种心，那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希望后来主持铨选的人常以端正风俗为心，那么国家必定有得到人才的喜庆。”

●卷九○人才

宋叶适说：“法令日益繁多，治理的器具日益严密，禁止防范束缚到了不可动弹的地步，而人的智虑自然不能超出绳墨约束的范围，所以人才也因此不振。现在与人稍微谈及常规之外的事，就摇手不敢去做。凭借汉朝能够尽用人才，陈汤尚且对文墨吏扼腕叹息，何况今天呢？难怪豪杰之士无法自我奋发，而同归于平庸懦弱。”

假使枚乘、司马相如学习今天的经义，就一定不能发挥他们的文章才华；假使管仲、孙武阅读今天的科条，就一定不能运用他们的权谋策略。所以法令是败坏人才的工具。用来防范奸邪，得到的成效只有十分之三；用来阻抑豪杰，失去的常常有十分之七。

从万历以前，法令繁多但辅以教化，所以其治理尚且算是小康。万历以后，法令存在而教化消亡，于是机巧变化日益增多，而才能日益减少。其中的君子擅长断绝关系而不能获得敌人的首级，小人善于盗马而不肯救助君主的祸患。确实像《墨子》所说：“让他治理官府就盗窃，守卫城池就背叛，让他断案就不公正，分配财物就不均等。”《吕氏春秋》所说：“担任官职就荒废混乱，面对财物就贪婪获取，位列近臣就持守谏诤，率领军队就疲弱怯懦。”又像刘向所说：“谋略不足以剪除奸邪凶恶，而诈术足以抑扬威福；勇力不足以镇卫社稷，而暴行足以侵害乡里”，唉！我由此看出仅有法令是无用的。

译《实录》记载：“宣德五年八月丙戌日，皇上停止朝会，驾临文华殿，学士杨溥等人侍奉在侧。皇上问：‘选拔一般官员，用什么方法才能完全得到合适的人选？’杨溥回答说：‘严格推荐选拔的制度，精细考核政绩，还担心得不到合适的人吗？’皇上说：‘近代有连坐举主的法律，因为凭一句话推荐就想要担保被举者终身无过，不也太难了吗？我认为只要教育培养有方法，人才自然会出现。汉代董仲舒说：平时不培养士人，却想要寻求贤才，就像不雕琢玉石却想要得到文采一样。这是懂得根本的言论。如果只是遵循三年考核政绩的条文，而不实行以三物教化百姓的典章，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成就诚信治理的盛世啊。’”

译○保举《宋史》记载：“元祐初年，司马光担任宰相，上奏说：‘治理政事，得到合适的人才就能安定，然而人的才能有的擅长这方面，有的短于那方面，即使是皋、夔、稷、契也各自坚守一个官职，普通人哪里可以要求全才？所以孔子门下按照四科选拔士人，汉代朝廷通过多条途径获取人才。如果因为一点瑕疵就掩盖优点，那么朝廷就没有可用之人；如果根据才能授予职位，那么世上就没有被抛弃的士人。我充任宰相，职责是选拔官员，但见识短浅、视野狭窄。士人中那些安于淡泊、滞留沉沦的，或者出身孤寒、被遗漏的贤才，我怎么能全部了解？如果只引荐自己认识的人，就有徇私的嫌疑；如果只按照资历顺序，未必都是人才。不如让在位的达官显贵各自举荐他们所了解的人，然后才能契合至公之道，使民间没有遗漏的贤才。请求朝廷设立十科来选拔士人：一是品行道义纯正坚定、可作师表科；二是节操方正、可备进言纳谏科；三是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四是公正聪明、可备监察科；五是精通经术、可备讲读科；六是学问广博、可备顾问科；七是文章典雅华丽、可备著述科；八是善于审理狱讼、公正求实科；九是善于治理财政赋税、公私两便科；十是熟悉法令、能断决疑难案件科。凡是职事官从尚书到给事中、谏议大夫，寄禄官从开府仪同三司到大中大夫，职官从观文殿学士到待制，每年必须在十科中举荐三人，并详细陈述理由担保任用，中书省设立名册记录。日后有事需要人才，就由执政大臣查阅名册，看他们曾经被举荐的科目，根据事务进行试用，有功劳再记录在案。内外官职空缺，选取曾经试用有效的人按科目授予职位。所赐给的任命诏书中仍要写明举荐官员的姓名，如果被举荐的人任职没有政绩，就按举荐失误的罪名治罪。重要的是让每个人慎重对待，所举荐的都是人才。’司马光又说：‘朝廷执政大臣只有八九人，如果不是交往的老朋友，就无法了解他们的品行才能，不仅有徇私的嫌疑，而且选取的范围太窄，怎么能穷尽天下的贤才？如果去打听毁誉，那么真假情况千变万化。与其听信游说之人的言论，何不让他们承担罪责来保举？所以臣奏请设立十科来举荐士人，其中公正聪明者可备监察之职。确实知道请托徇私是不可避免的，但只要有人不如所举荐的那样，谴责就不会宽恕，他们就不敢妄加举荐了。’

英明的君主在寻求贤才时辛劳，而在任用人才时安逸。《韩非子》说：‘王登担任中牟令，向魏襄王推荐中牟的士人中章和胥已。襄王说：‘你去见他们，我将任命他们为中大夫。’他的相室说：‘中大夫，是晋国重要的官位，现在没有功劳就接受，君主您是只听信耳朵而没有亲眼考察吗？’襄王说：‘我任用王登，已经是既听信又考察了。王登所任用的人，我再听信并考察，这样依靠耳目考察人就没有尽头了。’”这是抓住要领的论述。子夏告诫樊迟的话真好啊，他说：“舜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举用皋陶，不仁的人就远离了。汤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举用伊尹，不仁的人就远离了。”

《唐书》记载：崔甫担任宰相，推荐举拔只看重其人，不自我怀疑畏惧，推行至公之道，每天任命十几人。不到一年，任命官吏近八百人，大多被认为恰当。皇帝曾经对他说：“人们说你拟定的官员多是亲信旧友，为什么呢？”崔甫回答说：“陛下命令臣进拟众官，进拟的人必须全面了解他们的品行才能，如果平时不了解，从哪里得知实情？”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凭借德宗的猜忌多疑还能听从他，比近代的君主好多了。

正统三年十一月乙未日，行在能政司左通政陈恭说：“古代选拔任用众官，全部由选部负责，因此职责专一而事体……近来命令朝臣各自举荐所知，恐怕打开私相请托的门路，而助长奔走竞争的风气，请求令其杜绝，统一归由铨选部门负责。”事情下达后，行在吏部尚书郭等覆奏说：“以往朝廷担心主管铨选的人不能全面了解人才，所以敕令朝臣各自举荐所知，这个法令很好。假如有徇私舞弊，国家法律昭然若揭，谁肯一同触犯？现在陈恭听信流言而阻碍良法，未见其恰当。”请求令其照旧，皇帝听从了。

○关防《隋书·酷吏传》记载：“厍狄士文担任贝州刺史，凡是有出入，都封署其门，僮仆不敢外出。”这是今天做官的通例，而史书将其视为异事，难道不是当时法制虽然严格，但关防不如今天严密吗？末世人们习于浇薄欺诈，防范日益严格，稍有不禁止约束，奸邪之人就会伺机钻营，无所不至。长官到任，把关防作为第一要义。然而我认为只是没有至公之心来驾驭罢了。《世说新语》记载：“晋文王亲近喜爱阮籍，阮籍从容地说：‘曾经游览东平，喜欢那里的风土，希望能担任东平太守。’文王顺从他的意愿。阮籍骑驴直接到郡，到了就拆毁府舍的各种墙壁屏障，使内外相望，然后发布教令，一郡清肃。十多天后，又骑驴离去。”唐代姚合担任武功尉，他的《县居诗》说：“天天门不关闭，长久像在山中时一样。”在旷达之士尚且如此，何况是大贤呢？

《大唐新语》记载：“姜晦担任吏部侍郎，性情聪慧，识见通达。旧制：吏部曹舍房屋全部布满荆棘，以防令史与候选者交通。等到姜晦主管选事，全部清除荆棘。大开铨选之门，表示无所禁止。有私下引荐安置的人，姜晦立刻知道，召来询问，无不自首服罪。起初，朝廷认为姜晦改革前规，都认为不可。最终铨选得当，贿赂不行，满朝感叹佩服。”

《太祖实录》：

译洪武二十年八月壬申日，皇上对刑部尚书唐铎、工部侍郎秦逵以及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等人说：“我当初在文书档案中设置关防印记，本意是为了杜绝欺骗蒙蔽，防范奸邪伪诈，这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罢了。如果是正直的君子，哪里用得着这些呢？从今以后，六科所有的关防印记一律销毁，同时发文通知各官署，让他们知晓我的意图。”

译○封驳君主所担忧的，没有比只听信自己的话而没有人违背更大的了。齐景公在国内设宴赏赐，得到万钟俸禄的有三人，得到千钟俸禄的有五人。命令下达了三次，主管计算的官吏都不听从。景公发怒，下令罢免主管计算的官吏。命令下达了三次，司法官都不听从。这就是《畜君》这首诗所作的缘由。汉哀帝封赏董贤，丞相王嘉将诏书封还。后汉钟离意担任尚书仆射，多次封还诏书。从此以后，封还驳正之事在史书中多见，但并未将其作为专职。唐代的制度：凡是诏令敕书都经过门下省，事情有不妥当的，可以封还。而给事中掌管驳正违失的职责，记载在《唐六典》中。像袁高、崔植、韦弘景、狄兼谟、郑肃、韩愈、韦温、郑公舆等人，都因为封还敕书，在史传中留下名声。也有被召见当面慰谕的，如德宗对待许孟容；有中使嘉奖慰劳的，如宪宗对待薛存诚。而在元和年间，给事中李藩在门下省任职，制敕有不可行的，就在黄纸后面批注。吏员请求另外连缀白纸，李藩说：“另外用白纸，那是文书状样，怎么能叫批敕呢？”宣宗任命右金吾大将军李燧为岭南节度使，已经命中使赐给他符节，给事中萧仿封还了制书。皇上正在奏乐，来不及另外召见，中使派优伶追回符节，到了李燧门前才返回。臣子执法的正直，君主听取意见的明察，可以一同看到。五代时期制度废弛，宋太宗淳化四年六月戊寅日，才开始恢复给事中的封驳职权。而司马池仍然认为门下省虽然有封驳的名义，但诏书一概通过，从中书省以下并非用来防止过举的办法。明代虽然罢免了门下省的长官，但单独保留六科给事中，来掌管封驳的职责。旨意必须下发到各科，如果有不妥当的，给事中驳正后送到各部，称为科参。六部的官员没有敢抗拒科参而自行其事的，所以给事中的品级低而权力特别重。万历年间，皇帝深居宫中沉默不语；泰昌以后，国家议论纷纭，而维持禁止往往依靠科参的力量，这是现在的人所不知道的了。

《元城语录》说：“王安石推荐李定时，陈襄弹劾他，没有执行。已经提拔为监察御史里行，宋次道封还了任命文书，辞职，罢免了他。接着轮到吕大临，再次封还。最后交给苏子容，又封还。重新上奏，再次下发，多达七八次。苏子容和吕大临都被免去职务只保留朝请的名誉，名声显赫。这是祖宗的恩德泽被。一百多年养成的风俗，与齐太史被杀了三人，却像最初一样执笔记录有什么不同呢？”

○部刺史汉武帝派遣刺史巡视郡国，考察治理状况，罢免或提升有才能或无才能的人，审判冤狱。以六条来询问事情：第一条，强宗豪右田宅超过制度，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第二条，二千石官员不奉行诏书，背公向私，旁谄牟利，侵夺百姓，聚敛作奸；第三条，二千石官员不体恤疑难案件，煽动杀人，愤怒时随意用刑，高兴时随意赏赐，烦扰刻暴，剥削百姓，被百姓所痛恨，山崩石裂，妖祥讹言；第四条，二千石官员选拔署任不公，苟且迎合所爱的人，遮蔽贤才宠信顽劣之人；第五条，二千石官员子弟倚仗权势，在监察范围内请托；第六条，二千石官员违背公义向下勾结，阿附豪强，通行贿赂，割损政令。又命令年终可以乘坐传车奏事。官秩低而使命尊贵，官职小而权力重，这是小大相互制约，内外相互维系的意思。这本来源自秦时派遣御史出监各郡。《史记》说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设置守、尉、监，大概是在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之初就已经设立这个制度了。成帝末年，翟方进、何武于是说：“《春秋》的道义，是用尊贵治理卑贱，不用卑贱临驾尊贵。刺史位在下大夫，却临驾二千石，轻重不相称。请求罢免刺史，改置州牧，秩为二千石。”而朱博以汉代旧例，设置部刺史，秩低而赏厚，都劝勉功绩乐于进取。州牧秩为真正的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空缺用高等第补任，中等才能的人就只是苟且自守罢了。恐怕功效衰退，车轨不胜任。”于是罢免州牧，恢复设置刺史。刘昭的议论，认为刺史监纠非法不过六条，传车周游，没有固定的驻地，秩仅六百石，没有产生陵犯的祸端。成帝改设州牧，祸端才开始扩大。综合两者的言论来看，那么州牧的设置，中等才能的人仅循资历自保，强者甚至专权裂土。然后才知道刺史六条是百代不变的良法。而现在的监察御史巡按地方，是符合古人的意思的。又其好处在于一年一代。太守县令的官职不可以不久任，监临的职务不可以久任，久任则感情亲近而弊端产生，威望轻而法令玩忽，所以一年一代的制度，又是汉代法律所不及的，而考察官吏安抚百姓的效果已经在二三百年间显现了。至于倚仗权势作威作福，受贿不法，这只是那个人不称职罢了，不会因为太守县令的贪婪残暴而废除郡县，难道会因为巡按的浊乱而停止御史吗？至于秩仅七品，与汉代六百石制度相同。《王制》：“天子派遣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的国家，每国三人。”金华应氏说：“方伯，是天子委任来总领外地的，又有监来临驾，大概方伯权重容易专断，大夫位卑不敢放肆。这是大小相互维系，内外相互统属的微妙意思，何必担心轻重不相称呢？那些不通达

译前代制定法律的本意，却轻易地加以议论，并载入地方志中。凡是进行变更的，没有不招致动乱、引发事端的。我在成帝、哀帝时期，看到了汉朝治理国家已经缺乏有效的措施了。

译唐朝自太宗贞观二十年，派遣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人共二十二人，依据六条规定巡察四方，考核升降官吏，皇帝亲自临朝决断。州郡长官以下因贤能而被提拔的有二十人，因罪被处死的有七人，被流放及免职罢黜的有数百人。此后频繁派遣使者，有的称为按察使，有的称为巡抚使。到了玄宗天宝五载正月，任命礼部尚书席豫等人分道巡视天下风俗及考核升降官吏，这就是“巡按”这一名称的由来。

玄宗开元二十二年二月辛亥日，设置十道采访处置使。诏书说：“想到百姓，我的心必定遍及天下；自古以来的良善长官，其福泽还能润泽京师。因此历次选拔各城长官，寻求州郡长官；岂止是刺探考察，还将委托他们安抚宁静。朝散大夫、检校御史中丞、关内宣论赈给使、上柱国卢绚等人，受任寄托已深，声望与实际才能兼备。都通晓治理之道，更加巩固公心。有的虽头发花白但精力不衰，有的如白玉般毫无瑕疵。可以成为郡国的表率，使百姓安康济助。近年来，数个州郡收成不好，导致流民众多，怎能不令人痛心？而官吏有的不畏惧、不仁德，不安定、不便利。确实需要纠正过失，关键在于任用贤能。希望消除疾苦的根源，以符合中正之道。如果一道政令施行，利益就能惠及万人。我设置官职，就是等待有才能的人。”

于文定在《笔麝》中说：“元朝的风纪制度，在内诸司有不法行为的，由监察御史弹劾；在外诸司有不法行为的，由行台御史弹劾，这就是现在在内道长、在外按台的制度。只是所谓的行台御史，最终隶属于行台，每年八月出巡，四月回衙办公，这是长官差遣，并非朝廷直接命令，其体制较轻。本朝御史总属于内台，奉命出巡，一年更换一次，与汉朝派遣刺史的法度相同，唐宋以来都不及于此。”

《金史·宗雄传》记载：“从熙宗时期，派遣使者考察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后，每隔几年，就派遣一次考核升降官吏。所以大定年间，郡县官吏都奉行法律，百姓繁衍滋生，号称小康。章宗即位，设置九路提刑使。”

○ 六条之外不察 汉朝时，部刺史的职权不过是用六条来考察郡国罢了，不应干预郡守县令的事务。所以朱博担任冀州刺史时，告诫吏民：“想要控告县丞、县尉的，刺史不予考察，佩戴黄绶带的官员各自前往郡府。”鲍宣担任豫州牧，因为审理诉讼超出了诏书规定的考察范围而被弹劾。而薛宣上疏说：“官吏多施行苛政，政教烦琐细碎，大抵过错在于部刺史。有的不遵循职守，举措各自凭己意，过多干预郡县事务。”《翟方进传》中说：“调任朔方刺史，任职不烦苛，所考察的符合条规的就举发。”自从刺史的职权向下侵扰，郡守县令才开始难以做事，天下事务就像梳理乱丝一样更加纷乱。

《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一年四月，谕令按治江西的监察御史花纶等人，从今以后，只有官吏贪污受贿、卖法以及事情重大的，才依法逮捕审问，那些小事不得苛求。”

○ 隋以后刺史 秦朝设置御史以监察各郡。汉朝废除，丞相派遣史官分刺各州，不是常设职位。武帝元封五年，初次设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魏晋以后，刺史持节都督。隋文帝开皇三年，废除郡，由州统辖县，从此刺史的称号存在但职权废除。后来虽然有刺史，都是太守的互称，并非旧日刺史的职权，只治理一郡罢了。由此说来，汉朝的刺史相当于现在的巡按御史，魏晋以后的刺史相当于现在的总督，隋朝以后的刺史相当于现在的知府及直隶知州。

宋真宗咸平四年，左司谏、知制诰杨亿上疏说：“从前从秦朝开辟郡县设置郡守。汉朝将天下分为十三郡，任命刺史来统领。此后因为郡改为州，以太守为刺史。降及唐朝，也曾变更，没过几年，又恢复旧制。现在多任命省署官员出任知州，又设置通判作为副职。这是权宜之计，岂能作为长久的法则呢。臣请求各州都设置刺史，根据户口多少设置俸禄，分为下、中、上、紧、望、雄等级，品秩制度大致如旧章，与常参官相比照阶资。出入更替任职，省去通判的名目，只设置从事的员额，建立廉察府来统辖，依据舆地图来区分处置。昔日太平兴国初年，诏令废除支郡，出于一时。十国相连，周朝的法度还在；一道设置使职，唐朝的制度可寻。至于号令的施行，风教的发出，先到达府，府到达州，州到达县，县到达乡里，从上到下，由近及远，譬如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提起纲绳则众目张开，振起衣领则群毛理顺。由此说来，支郡不可废除是明显的。臣请求恢复设置支郡，隶属于大府，衡量地理来分割，如漕运的统辖，名分有伦常，官业自然兴起。又看到唐朝制度，内外官员在俸钱之外有禄米、职田，又供给防阁、庶仆、亲事、帐内、执衣、白直、门夫，各依官品差定数量，每年收取其课税以资助家用。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钱来供给公用。自从唐末战乱，国家用度不充足，百官俸钱都减半，其余额外供给一律暂时停止。现在郡官在减半的俸钱中已经扣除陌钱，又在减半的俸钱中”

译在三分之一的俸禄中，有三分之二用其他物品抵充，拿到市场上去卖，十成中只能得到一二成，连糊口都顾不上，哪里谈得上代替耕作呢。从前汉宣帝下诏说：“官吏能够勤勉办事但俸禄微薄，想要他们不侵扰百姓，很难啊。”于是增加官吏的俸禄，并载入史册。我私下看到如今那些刚成年就入朝为官、竭尽才力担任职位的人，他们的俸禄不能养活九个人，赶不上周代上等农夫的收入；他们的俸禄不曾有百石的收入，赶不上汉代的小吏。至于左右仆射，是百官的师长，地位没有比这更尊贵的了，每月俸禄的收入却不及军中千夫长的俸禄，这难道符合考察古制的意思吗？请求今后百官的俸禄、杂项供给都遵循旧制，既然使他们的收入丰厚，就可以要求他们保持廉洁。官员且限定常设名额，按理应当减少旧有的费用。看这些，那么当今所沿袭的大抵都是宋朝遗留下来的弊端了。

译知县：知县，并非县令，而是让他掌管县中的事务。杜佑《通典》所说的“检校、试摄、判知”之类的官职就是如此。唐代姚合担任武功县尉时，作诗说：“今朝知县印，梦里百忧生。”唐人也称其为“知印”，这个名称始于贞元年间以后。起初还带有一个“权”字。《白居易集》中有《裴克谅权知华阴县令制》，说：“华阴县令去世，并非选补官员的时候。征收租税、勉励农耕，政务不可空缺。前镇国军判官、大理评事裴克谅，长期辅佐本府，颇有勤勉的政绩。所属县邑的利弊，你必定全面了解。应当暂借铜墨之权，试用他的才能，等到有所建树，再商议正式任命。”这就是说，权知是不正式的名称。至于普遍设置知县，则始于宋朝初年。《本朝事实》说：“五代任用官员，凡是曹掾、簿尉中狭隘无能，以至昏庸年老不能驱使的人，才任命为县令。所以天下的县邑，大多治理不好。横征暴敛，丑恶行径千姿百态。甚至优伶的戏谑之言，也多以县令为笑料。”

建隆三年，开始任用朝官担任知县。其间又参用京官，或者幕职官担任。《宋史》说：“宋朝初年，内外所授予的官职大多不是本职，只以差遣作为资历，历经建隆四年，下诏选拔朝中士人，分别治理繁重的县邑。大理正奚屿知馆陶县，监察御史王〇知魏县，杨应梦知永济县，屯田员外郎于继徽知临清县，常参官担任县令从此开始。”又说：“起初州郡多缺官，县令的选拔尤其低劣，多被清流所鄙视，每当不得调任，就下诏吏部选拔幕职官担任知县。从此以后，于是废除县令而设置知县，沿用这个名称至今。”

《云麓漫钞》说：“唐代制度，县令空缺，佐官代理县令，称为知县事。李翱担任工部官员，志文中说‘代理富平尉知县事’就是如此。现在差遣京官称为知县，差遣选人称为县令，与唐代不同了。”宋朝时结衔，说以某官知某府事，以某官知某州事务，以某官知某县事。因为他们本来不是这个府、这个州、这个县的正任官员，而是担任其事，所以这样说。现在则直接说某府知府、某州知州、某县知府，文辞重复而意义错误了。

北齐担任县令，多用卑贱之人。至于士大夫阶层，以担任百里之宰为耻。五代选拔县令，必定都是鄙陋猥琐之人。自古以来，将社稷百姓寄托给庸俗琐碎之人的，有这两次失败。以现在比照古代，难道没有相同之处吗。

知州：宋代叶适说：“五代的祸患，专门在于藩镇。宋太祖想要安定天下，认为不削弱节度使，那么祸患就不会停止。于是暂且设置通判，以监督统领刺史而分割其权力。任命文臣暂代知州事，使名义上似乎不正式、任期似乎不长久，以减轻他们的权力。监当官掌管榷税，都监总领兵事，而太守只是空有其名，接受诉讼罢了。各镇都束手听命，归老宿卫，昔日节度使的祸害完全消除。而四方万里之远都尊崇京城，文书早上下达，傍晚汇报，伸缩缓急，都在朝廷掌控之中。”这是说宋朝初年本来有刺史，而另外设置知州以取代其权力。后来则废除刺史而专用知州，将权宜设置的名称作为经常的职务了。

《新唐书》：“元和初年，李吉甫担任宰相。担忧方镇强横放纵，对皇帝从容地说，让属郡刺史得以自行施政，那么风化就可以成就。皇帝认为正确，派出郎吏十余人担任刺史。”宋太祖用京官临制州县，大概赵公开启了端绪。

知府：唐代制度，京郡才称为府。到了宋朝，则潜藩之地都升为府。宋朝初年太宗、真宗都曾担任开封府尹，后来没有继任者，于是设置权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官员充任。崇宁三年，蔡京请求废除权知府，设置牧、尹各一员。牧由皇子统领，尹由文臣充任。这是说权知府，是为了避开京尹的名称。现在则直接任命为知府，是不对的。

守令：所谓天子，是执掌天下大权的人。他执掌大权，怎么做呢？将天下的权力寄托给天下的人，而权力就归于天子？从公卿大夫直到百里之宰，一命之官，没有不分割天子的权力，以各自治理其事，而天子的权力就更加尊贵。后世有不善于治理的人出现，将天下所有的权力都收归在上，而万事的广大，本来不是一个人所能掌握的，而权力就转移到法律上，于是制定很多法律来禁止防范。虽然大奸臣有所不能逾越，而贤智之臣也不能在法度之外效尺寸之力，相互兢兢业业奉行法律，以求无过而已。于是天子的权力不寄托于人臣，而寄托于吏胥，所以天下最紧急的，是守令这亲近百姓的官员。而今天最没有权力的莫过于守令，守令没有权力而百姓的疾苦不能上闻，怎么指望他们实现太平而延续国运呢！《尚书》说：“元首琐碎啊，股肱懈怠啊，万事荒废啊。”大概到了守令日益轻视，而胥吏日益重视，那么天子的权力已经被夺取，而国家不再是其国家了，还谈什么政令呢！削减考功的繁苛条令，遵循久任的成效，必定得到合适的人，而赋予他们权力，希望守令贤能而民事治理，这是今天的紧急事务。◎元代吴渊颖《欧阳氏急就章解后序》说：“现在的世道，每以三

译一年作为守令的任期已满，还不足以让郡县的耳目一新就离任了。更何况用人不能自行征辟，处理政事不能独自决断，钱粮全部由官府掌控而不能专用，军队不来自民间而不能参与知晓。大抵古代治理郡县的人，自行征辟令丞；唐代的大藩镇，也多自行征辟幕府僚属。因此太守主管一郡的事务，有的掌管财政，有的审理刑狱，各有分工，太守不直接干预，政事自然治理得当。即使是县令主管一县，县丞则辅助治理并掌管农田水利，主簿掌管文书簿籍，县尉督捕盗贼，县令也不劳累，只讨论政事是否得当而已。现在从最低级的官员到高级官员，都由吏部任命，遇到一件事，在公堂上签署意见，甲说是乙说否。官吏有时借此作奸犯科，在文书账目上纠缠，修补漏洞、涂改年月，填补辞令条款，反而更无法详尽了解百姓的真实情况。至于唐代的赋税，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额。军队则郡县有定期检阅，只由太守调遣。宋代盛世，每年有常贡，官府所在之处，用度有盈余，过往客人往来，供给丰厚，所以士人都乐于任职并急于建功。军队虽然不及唐代，但义勇民丁，编组什伍，装备衣甲弓弩，训练坐作击刺，各自保卫乡里，敌人到来就出发，而郡县本来也兼管军队。现在则官员以钱粮为重，不留盈余，常俸甚至不能自给，所以多有贪赃的官吏；军队则从近处戍守到远处，既然成为客军，名册符节各有统帅，只知道坐吃郡县的租税，但这已经不再属于守令的职责了。征辟官员、处理政务、管理财政、治理军队，是郡县的四种权力，而现在都不能专断，所以上下的体制虽然看似相互维系但政令不统一，法令虽然看似可以遵守但议论不统一。担任守令的人既然不能胜任其职，想要讨论法外之意，必然玩忽常规、沿袭旧习，避嫌碍例，而都不能有所作为。更何况三时耕种，一时讲武，不如古代制度的简便，而兵、农更加分离。遇到一年歉收，郡县的租税都不及定额，军队没有现存的粮食，东挪西借，仓库空虚，而郡县尚且不能赈救，只能坐视百姓流亡。因此说处理政事而事权不在郡县，说兴办利事而利权不在郡县，说治理军队而兵权不在郡县，还怎么能再谈论富国裕民的道理呢！一定要使这四种权力统一归于郡县，那么守令必定能胜任其职，国家可以富强，百姓可以富裕，而兵、农各自得到他们的职业了。

译宋理宗淳祐八年，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陈求鲁上奏说：“当今挽救弊端的策略，主要有四个方面：应当采纳夏侯玄合并州郡的建议，使县令能够直接向朝廷汇报；采用宋元嘉六年作为断限的法律，使县令能够专心于安抚百姓；效法宋太祖让朝廷官员出任县令的典制，以加重他们的权力；遵循光武帝提拔卓茂为三公的意图，以激励他们的士气。然后为他们厘清田界，明确户籍，节约不必要的开支，裁减横征暴敛。”这几句话，在当今也可以采纳并推行。

《旧唐书·乌重胤传》记载：“元和十三年，乌重胤任横海节度使。他上奏说：‘臣认为河朔地区能够抗拒朝廷命令的原因，大致可以看出。这是因为刺史失去了职权，反而让镇将统领军队。如果刺史各自履行职分，又有镇兵，那么节将即使有安禄山、史思明那样的奸诈，难道能占据一个州来反叛吗！所以河朔六十年能够抗拒朝廷命令，只是因为剥夺了刺史、县令的职权，自己专断威福的缘故。臣所管辖的德、棣、景三州，已经发出公文，将职权归还给刺史完毕，在州的军队，都命令刺史收管。’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从此法制修立，各自回归名分。此后虽然幽、镇、魏三州沿袭河北旧风互相更替，但在沧州一道，唯独听从命令接受替代，这是因为乌重胤的处置使得然。”

祖宗朝，凡是担任大府知府的人，多有赐予敕书，但没有固定惯例。成化四年七月，廉州府知府邢正要赴任，因为廉州靠近珠池，是交趾的咽喉要地，近来被广西流贼攻陷城邑，百姓凋敝，特别请求赐予敕书。朝廷听从了他的请求。吉安府知府许聪将要赴任，因为吉安多强宗豪右，诉讼繁多，也请求赐予敕书，使他能够权宜处置。朝廷听从了他的请求。

○ 刺史守相 在两汉的兴盛时期，尤其重视太守。史书记载汉宣帝任命刺史、太守、相国时，总是亲自召见询问，观察他们的来历，退下后考察他们的行为，以验证他们的言论。有名实不相符的，一定知道其中的原因。他常称赞说：“百姓之所以安居乐业，没有叹息愁恨之心，是因为政治公平、诉讼合理，与我共同治理这些的，大概只有优秀的二千石官员吧！”当时太守常得召见，有时赐予玺书，君臣之间，并不疏远隔绝。汉文帝对季布说：“河东是我的臂膀郡，所以特别召见你。”汉武帝赐给严助书信说：“很久没有听到你的消息，全部用《春秋》的道理回答，不要用苏秦那样的纵横之术。”赐给吾丘寿王书信说：“你在朕面前的时候，智谋辐辏；等到担任连十余城的太守，肩负四千石的重任，职事都废弛，盗贼纵横，很不符合在前的表现，为什么呢？”光武帝慰劳郭伋说：“贤能的太守，离京城不远，河水滋润九里，希望京城也蒙受福泽。”天下之大不过数十个郡国，而二千石官员的品行才能都能被皇帝知晓，因此吏职修明而民情通达。与后世寄耳目于监司，粉饰功绩于文书簿册相比，有亲疏繁简的不同了。在唐朝，还保留这种意思。玄宗开元十三年，皇上亲自挑选诸司长官中有声望的十一人担任刺史，命令宰相和诸王在洛水边为他们饯行，御书十韵诗赐给他们。宣宗时，李行言从泾阳县令升任海州刺史，李君羡从醴泉令升任怀州刺史，都是采纳民间舆论，用御笔提拔。入朝谢恩那天，处理州务，万里之远，如在阶前。君主想要亲近百姓，一定要从亲近大吏开始。

《册府元龟》记载：“宪宗元和三年二月，敕令允许新除授的官员及刺史等，在假日于宣政门外谢恩，随即进状辞行。那些在朝常礼谢恩的，不必等候假日开放。本朝旧制，凡是任命都督、刺史，都临轩册拜，特别表示恩礼。近年虽不册拜，但牧守受命之后，都在便殿口对赐衣，大概因为他们是亲近百姓的官员，恩礼不可废弛。当时宰相李吉甫的舅舅裴复新除授河南少尹，请求快速赴任。恰逢寒食假日，李吉甫特别上奏，请求让他兼任刺史。同样有这个命令，不是旧典。”今天则名为陛辞，而不能一见天颜。堂廉内外的分别，更加遥远隔绝。

○ 汉令长 汉朝的令长，对于太守虽然称为属吏，但往往能自行其意，不被上官所夺。如萧育担任茂陵令，考核时，萧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最后，被责问。萧育为他求情，扶风太守愤怒地说：“你考核第六，才自己脱身，哪有空为左右说话！”等到退下出来，传召茂陵令到后曹，应当以职事对答。萧育径直走出，曹书佐跟随牵拉萧育，萧育按住佩刀说：“萧育是杜陵男子，为什么要到后曹！”于是快步走出，想要辞官。第二天早上诏令召入，拜为司隶校尉。萧育经过扶风府，门官属掾吏数百人在车下拜谒。陶谦担任舒令，太守张磐是同郡先辈，与陶谦的父亲是朋友，心里特别亲近他，而陶谦耻于向他屈服。曾经跳舞让陶谦起舞，陶谦不起。强行让他，才起舞。起舞又不转身，张磐说：“不应当转身吗？”陶谦说：“不可以转身，转身就胜过别人。”像这样的事在当今，即使是同列也难以忍受，而古人却对上官这样做了。汉朝长吏能够自我树立，可见于此了。

《宋史·司马池传》：“授永宁主簿。与县令关系恶劣。司马池”

译池因公务去拜见县令，县令面朝南，傲慢地坐着不肯起身。池拉着县令面向西，与他相对而坐讨论公事，一点也不屈服。

译○京官必须任用地方长官《通典》记载：晋朝制度规定，没有担任过县令的人，不得入朝担任台郎。魏肃宗时期，吏部郎中辛雄上疏，认为郡县官员的选拔，历来被轻视，应当改正这种弊端。将郡县分为三等，每三年考核升降，只有称职者才能补任京官；如果不曾担任过州郡长官或县令，不得担任中央官职，这样人们就会自我勉励。唐朝张九龄对唐玄宗说：“古代刺史入朝担任三公，郎官出外治理百里之地。治理国家的根本，没有比重视地方长官更重要的了。凡是未曾担任过都督、刺史的，即使考选成绩优异，也不得担任侍郎、列卿；未曾担任过县令的，即使政绩良好，也不得担任台郎、给事中、中书舍人。都督、刺史、县令，即使是偏远地区的，也要让他们在外任职满十年。”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下诏规定：三省侍郎空缺时，选择曾担任过刺史的人；郎官空缺时，选择曾担任过县令的人。唐宣宗大中元年改元，下制说：“古代郎官出外治理地方，郡守入朝担任宰相，这是为了重视亲近百姓的官职，急迫于为政的根本。自从浮薄的风气长期盛行，这种正道逐渐消亡，那些在清要职位上争名夺利的人，轻易达到显赫地位，治理百姓的方法未曾放在心上，想要让他们探究百姓的艰难危急，通晓天下的利弊，是不可能的。殿廷近臣，不过是备顾问之用，如果不知道人民的疾苦，凭什么承受朕的眷顾？今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中，未曾担任过刺史、县令的人，宰相不得提名推荐。”宋孝宗时期，臣僚进言：“行政事务必须亲身经历才能知晓，人才必须经过试用才能显现。担任县令的，必须先担任县丞、主簿；担任郡守的，必须先担任通判；担任监司的，必须先担任郡守，都有等级次第。未曾治理过百姓的，不适宜突然提拔。”于是规定知县以三年为一任，未经过两任，不任命为监察御史。这就是开元、乾道时期的吏治之所以独高于近代的原因。明代内阁之地，必定选取翰林院官员，名字列在丙科，才开始分派地方官职。于是治理百姓的职位被轻视，而文书钱粮的事务一概归于俗吏了。汉朝谚语说：“求取官职漫无限制，怨恨而死的人占一半。”而宋神宗曾对宰相说：“朕想到祖宗以百战夺得天下，如今将州郡托付给庸人，常常深切痛心。”后来的君主，应当把这话写在座位右边吗？

贞观初年，马周上言：“古代郡守、县令，都精心选拔贤德之人；想要任用他们，必须先试用他们治理百姓，有的由二千石高官因考选优异入朝担任宰相。如今只重视中央官员，县令、刺史的选拔颇被轻视。而且刺史多是武夫、勋臣，或者京官不称职才外放补任。折冲、果毅中身强力壮的入朝担任中郎将，其次才补任边州刺史。而以德行才术提拔的，十个人中不到一个。所以百姓不安定，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凭着唐太宗的政绩，马周还有这样的言论，就知道重视中央轻视地方，是自古以来的共同忧患。君主如果想要亲近百姓，必须先亲近治理百姓的官员，然后太平的功业才可以期望。

○宗室汉朝和唐朝的制度，都是将皇族宗亲与平民百姓参杂任用。入朝担任宰相，出外担任州牧郡守的，没有哪个朝代没有。汉昭帝始元二年，因为宗室中没有在位的人，举荐茂才刘辟强、刘长乐，刘绵担任光禄大夫，刘辟强代理长乐卫尉。汉平帝元始元年，下诏宗室担任官吏，举荐廉洁的佐史，补任四百石官职。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五月辛丑日，命令有关部门选拔有才能的宗室子弟。宗正寺推荐四从叔前奉天县令刘知正，四从叔前祁县令刘志远，五从弟洛阳县尉刘遇，六从弟酸枣县丞刘良，五从弟武进县尉刘，五从侄郑县县尉刘瞻，五从侄前宋州参军刘承嗣，都授予台省官职及法官、京县县令。皇帝下诏说：“至公的任用，本来没有偏私；只要有善德所在，难道会隔绝亲疏？四从叔刘知正等人，都有才名，被公族推举，秉持清高的节操，兼具远大的资质。朕常常忧虑同宗之人，不致力于德行；常常设置高官，来勉励他们跟随。先前委托宗正寺，精心进行内部举荐，衡量才能考察品行，历任超过时限，名声数量虽然多，上报的却更少，光荣地承受这个选拔，确实在于得到人才，固然可以提拔到清要职位，迁升于台阁，将观察志向于七子，希望借助名声于八人。《尚书》不说过吗：‘九族和睦，协调百姓。’如今所有的尊贵亲戚，能不慎重吗！违背道义漫不经心，在王法上没有私情；修身效法节操，恩惠难道比他人薄。期望他们率先垂范，激励我的风俗，深切地应当自我勉励，以符合明确的言辞。”天宝三年正月，下诏皇五等以下亲属及九庙子孙，有材学政理的，委托宗正寺拣选听闻推荐。唐德宗贞元二年八月，任命睦王府长史嗣虢王李则之为左金吾大将军，对宰相说：“朕不想单独任用外戚，所以选择宗室中有才行的子弟奖拔他们。”唐昭宗乾宁二年六月丁亥初一，任命京兆尹嗣薛王李知柔，兼任户部尚书判度支，兼任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制书说：“支度牢笼的事务，弛张经制的适宜，应当选择通才，使他继承成绩。大家都说叔父，承受我的简求，不是私心我的宗族，显示张大王室。”所以终唐一代有宰相十一人，而旧史称赞他们说：“我宗室的英杰，是皋与勉。”宋祁认为：“周、唐任人不疑，得到亲亲用贤的道理。只有本朝不设立这个规格，于是作为宗属的人大抵都沉溺于富贵，妄自骄矜，不知道礼义。至于贫穷的人则游手好闲追逐食物，什么事都干。名义上是天枝，实际上是弃物。”曹ぁ所谓：“今

译那些州的牧守、郡的太守，相当于古代的方伯、诸侯，有的几个国家由同一人担任，有的兄弟共同占据，而宗室子弟竟然没有一个人夹杂其中。这正是明朝当时的情况。崇祯年间，才开始实行换授的方法，但平时没有教导，选拔也没有方法，没有看到有谁能显著地建立一官的政绩。三百年来，主持国政的大臣都畏惧回避而不敢进言，等到天子独自决断实行，已经太晚了。那么亲近贤能之人共同任用，这是古人能够拥有国家、长久传世的原因，后来的君主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吗？

译光武帝中兴汉室，确实依靠了刘氏宗亲的力量。然而即位之后，只有继续封爵的典制，却没有举荐贤才的诏令。明帝、章帝以后，恩泽教化，只优先给予四姓小侯，而不曾听说对宗室亲属加以重视。然而亲近与疏远的人一同任用，还效法西汉，所以灵帝、献帝时期，荆州、交州、益州、凉州各自专权镇守，而昭烈帝刘备借此在蜀地称帝，就像倒下的树木又长出嫩芽一样。这与宋朝两位王爷航海逃亡，一败涂地而不能再振作的情形，不可相提并论。

唐末屯田郎中李衢撰写《皇室维城录》，大概是对宗室势力不振有所感慨吧？如果能让宗室自己树立功名，像曹王李皋那样的人有三五个，分散在天下各地，担任州牧，又怎会到大盗攻陷京城，强臣觊觎皇位，而十六宅的诸王都被逆贼杀害的地步呢？

明朝宗室，自天启二年开科取士，只考中进士一人。朱慎{坎金}名列阉党案件之中，成为宗室的耻辱，这是不教育、不学习的结果。崇祯年间，考中进士十二人，只有朱统以庶吉士起家，官至南京国子监监察酒。而在最初选拔馆阁人才时，还有人对宗室子弟入选表示怀疑，吏部尚书王永光说：“既然能考中翰林院编修，就能担任庶吉士。”于是录取了他。其他通过换授任职的很多，但在国家动荡之际，却没有听说他们有杰出的才略。

张邦基《墨庄漫录》说：“本朝宗室，按例只授予环卫官职，裕陵开始，才让非袒免亲的宗室担任外官，后来也有考中进士的，但未曾有人担任侍从官职。宣和五年，才任命子崧为徽猷阁待制，接着子氵直也被任命。八年，又任命子栎，然而靖康之变随即发生。明朝的事情，与宋朝如出一辙。”

从前后魏元志担任洛阳令，不畏惧强权。孝文帝对邢峦说：“这孩子终究可以。所谓王孙公子，不雕刻也能自成器。”邢峦说：“露竹霜条，本来多有坚劲的节操。不是鸾鸟就是凤凰，在于根本的枝条。”君主的宗室亲属，难道一定没有才能优于平民百姓的吗？

哀叹管叔、蔡叔失道，而作《常棣》这首诗，以亲近兄弟，这是周朝兴盛的原因。鉴于吴、楚七国之乱，而削弱诸侯，以至于内外都衰微，根本和枝末都虚弱，这是西汉灭亡的原因。只有圣人以公正之心，处理亲疏关系，所以国家长久，天下蒙受福泽。

《金史》记载：“密国公〇，是世宗之子越王永功的儿子。天兴初年，国事危急，曹王作为人质，〇已经卧病，请求入见哀宗于隆德殿。皇上问：‘叔父想说什么？’〇上奏说：‘听说讹可想要议和。讹可年幼，恐怕不能办成大事，臣请求作为他的副手，或者代替他前往。’皇上安慰他说：‘南渡之后，国家比起承平时期，有什么奉养，然而叔父也没有沾溉。无事时把他放在冷地，无所顾忌；有急事时把他投入险境。叔父尽忠固然可以，天下人将怎么看我？叔父休息吧！’于是君臣相视流泪。哀宗虽然是亡国之君，但他的话语足以令人悲伤。章宗苛刻地防范压制兄弟，而他的祸患最终到了这个地步，难道不是后世君主的永久鉴戒吗！”

自古以来帝王治理国家的方法，没有比亲近亲属更优先的。而明朝对待亲王及其宗室亲属，则是地位越重反而越疏远，俸禄越多反而越贫困。确实像汉哀帝时杜业上言所说：“宗室诸侯微弱，与囚犯没有区别。”《英宗实录》记载：“景泰三年七月甲辰，陕西布政司说：‘秦愍王的儿子故庶人尚〇介，男女十人，都还没有成家，请求按照诏令在军民家中自行选择婚配。’批准了。当时他的长女四十岁，长子三十六岁了。”这距离开国八九十年，太祖的曾孙，而怨旷的感慨不能上达已经如此，何况几代之后的人呢！对于他们请求命名、请求婚配，没有不收费用的，如果不符合他们的意愿，就在部中搁置。

《宋史·赵希曜传》：“宗姓大多贫困，而刚出生就有训名，为人后嗣超过礼制，官吏受贿没有限度，没有人敢自己陈述。”《云麓漫钞》说：“宗籍凡是袒免亲以上，都赐名。于是有寄托不恰当的话语，于是取怪僻的字样，作为戏笑。”明朝的弊端与此相同。

宗室子弟固然很少修身养性，而朝臣看待他们好像不是同类的人。《唐书》说：“德宗初年执政，诸王有官职的都命令出阁就班，岳阳等一十位县主，在诸王院，很久没有出嫁的，都命令以礼出嫁。二百年来，没有以建中故事向朝廷报告的人。”崇祯年间？唐王写信，叙述阁老于文定的话：“唐玄宗十王宅、百孙院，都在京师。凡有所请求，都贿赂韩、虢而后得到。宪宗时，诸王久不出阁，也必定厚赂宦官才能得到所请。”他们以宗室近属，且聚居在都邑，尚且不免于攀附；何况以千里之外的藩封，二百年的支属，有不结纳左右作为倚托的吗？唉！文定的话‘结纳左右而得到所请’，尚且不亵渎；现在恳求下僚，卑微哀告吏胥，不这样最终不能得到所请，不是更加严重吗？又说：“汉朝臣子的话说：有白头老人教臣说话。唉！我继承他了。一个男子叹息，王道就亏损；现在即使是穷巷陋室，尚且能得到云雨之施，而耳目”

译恩泽未能覆盖、思虑未能周全的地方，没有比皇族更严重的了。《杖杜》一诗产生而晋国衰微，《角弓》一诗讽刺而周朝衰败，这可以作为后世君主的深刻鉴戒。

译藩镇是明代的祸患，大致与宋代相同。岳飞对张所说：“国家定都汴京，依靠河北作为坚固的屏障。如果凭借占据要冲之地，排列重兵镇守，一座城池受到围困，其他城池有的扰乱敌人有的救援，金人就不敢窥视河南，那么京师根本之地就稳固了。”文天祥说：“本朝鉴于五代时期的混乱，削除藩镇，一时虽然足以矫正尾大不掉的弊端，然而国家因此逐渐衰弱，所以敌人到达一个州，这个州就破败；到达一个县，这个县就残破。现在应当把境内分为四个镇，使它们地广人多，足以抵抗敌人，约定日期一起奋起，只进不退。敌人防备多而力量分散，疲于奔命，而我国民众中的豪杰又伺机从其中出击，那么敌人不难击退。”唉，世人说唐朝亡于藩镇。然而从中叶以后，唐朝没有最终被吐蕃、回纥吞并，也没有被黄巢灭亡，未必不是藩镇的力量。宋朝到靖康年间才设立四道，金朝到兴元年间才建立九公，不是太晚了吗？

尹源在《唐说》中说：“世人说唐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诸侯强大，这没有穷尽事理。使唐朝衰弱的，是诸侯。唐朝既然衰弱了，却长久不灭亡，是诸侯维系了它。燕、赵、魏首先扰乱唐朝制度，独占土地而治理，像古代建立的国家一样，这是诸侯中的雄强者。然而都让唐朝成为轻重之势，为什么呢？假借王命来互相制约，就容易而顺从。唐朝虽然为此感到痛苦，也不能将他们排除在外。所以河北顺从而听命，那么天下作乱的人就不能实现他们的野心；河北不顺从而变乱，那么奸雄或许依附而起。德宗时期，朱泚、李希烈开始实现他们的僭越，但最终败亡，是因为田悦在前叛乱，武俊在后顺从。宪宗讨伐蜀地、平定夏州，诛灭蔡州、夷平郓州，战争牵连四方，而变乱没有发生，最终成就中兴之功，是因为田氏接受命令，王承宗归顺国家。武宗将要讨伐刘稹的叛乱，先整顿三镇，断绝他们联合的计谋，于是王师的征讨得以成功。像这样两百年，专断国家命脉的奸臣逆子有，诛杀将相的有，但不敢窥视皇位，不是力量不足，是畏惧诸侯的势力。等到广明年之后，关东不再有唐朝的土地，方镇互相侵伐还以王室的名义。等到梁祖起兵河南，刘仁恭轻敌战败，罗氏内附，王镕请盟，于是河北的事态就失去了。梁人一举，就取代唐朝拥有国家，诸侯不能与他争抢，是形势使然。假使凭借僖宗、昭宗的衰弱，趁着黄巢、蔡州的混乱，而田承嗣守卫魏州，王武俊、朱滔占据赵、燕，力量相当，土地相连，形势应当没有人敢先行动，何况不是正义之举呢？像这样，即使梁祖的暴虐，也不过在一方称霸罢了，怎么能强行禅让天下？所以唐朝的衰弱，是因为河北的强盛；唐朝的灭亡，是因为河北的衰弱。有人说：诸侯强大就分割天子的势力，你的议论不是过分了吗？回答说：秦、隋的势力，没有分给诸侯，而灭亡比唐朝快，怎么样呢！”

不仅这样，契丹进入大梁，却不能拥有它，也是因为藩镇的势力重。王应麟说：“郡县削弱，那么戎狄的祸患就猛烈了。”

《宋史》记载：刘平担任延路副总管。上奏说：“五代之末，中原多事，只有控制西戎是得当的，中原不曾派遣一骑一卒远屯塞上，只是任用被众人信服的地方豪强，封以州邑，征收赋税的收入，足以供养士兵和士人，因此没有边境的忧患。太祖平定天下，鉴于唐末藩镇的强盛，削弱他们的兵权，收回他们的赋税收入，从节度使以下，只坐享俸禄。如果方面有警报，就统领军队出征讨伐；事情结束后，军队回归宿卫，将领回到本镇。那些边境世代承袭的，应该与此不同，却错误地把朔方的李彝兴、灵武的冯继业，一概也迁徙到内地。从此灵州、夏州仰仗中原戍守，千里运送粮食，士兵和百姓都困苦了。宋朝初年的事，折氏承袭而府州得以保存，继捧朝见而夏州失守。一得一失，足以作为后人的鉴戒，选择那些家族大且有功劳的人为首帅，像河东折氏那样，或许可以作为藩篱的坚固。”

《路史·封建后论》说：“天下的偏颇，不足以危害道理，而矫正偏颇的偏颇常常更深。天下的弊端，不足以危害事情，而挽救弊端的弊端常常更大。当至和二年，范蜀公在谏院，建议说：‘恩州从皇祐五年秋到去年冬，知州换了七次，河北各州大致如此。希望兵马训练熟练，怎么可能得到呢！我看到雄州马怀德、恩州刘涣、冀州州王德恭，都有材勇智虑，可以责成治理，请求让他们长期任职。’然而事势不是往昔，现在不从大局出发而只举三两个州这样做，用一筐土阻挡江河，还是没有益处。请拿以前河东的折氏、灵武的李氏，以及冯晖、杨重勋的事来说。冯晖，节度灵武；而杨重勋世有新秦，藩屏西北。后来冯晖去世，太祖于是迁徙他的儿子冯翊，而把近镇交给杨重勋。于是这两方开始耗费朝廷的经略。折、李两姓，从五代以来，世代拥有他们的土地，两寇畏惧他们。太祖于是让他们世代承袭，常说边境寇贼内侵，不是世代承袭不能克制。守住世代承袭，那么他们的子孙久远家产，势必爱惜吝惜，分外防备，假使叛乱涣散，自然可以治理讨伐；即使他们反噬，原陕一个主帅抵御就足够了。况且朝廷恩信不违背，哪里会去别处呢？这就是圣人的深谋，有国家的极算，确实……”

译这不是流俗浅薄之人所能理解的。后来议事的臣子急忙认为世袭制度不便，折氏则凭借在河东的功勋，暂且允许他们继续世袭，而李氏于是被调往陕西，因此就失去了灵夏之地。国家与郡县，其事务本来就有极大的差别。议论的人认为宋太祖鉴于五代十国的教训，解除各位将领的兵权，是因为封建制度不可恢复。我私下认为并非如此。宋太祖不实行封建，只是不推崇封建的名义，而封建的实质其实已经在暗中谋划并秘密运用了。李汉超任齐州防御使，监管关南兵马，长达十七年，敌人不敢窥探边境。郭进以洛州防御使的身份守卫西山巡检，连续二十年。贺惟忠守卫易州，李谦溥任隰州刺史，姚内斌知庆州，都长达十余年。韩令坤镇守常山，马仁瑀守卫瀛州，王彦升驻守原州，赵赞驻守延州，董遵诲屯兵环州，武守琪戍守晋州，何继筠牧守棣州，以及张美守卫沧州、景州，都长期担任其职务。税收所得，商业专卖的权力，全都授予他们。又让他们自行招募骁勇之士，作为自己的爪牙，军中的事务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断。因此二十年间，没有西北方面的忧患。这深远的机密策略，大概是让人遵循它却不知其所以然。为什么议论的人不推究其中的缘故，于是认为军队是天子的军队，郡县不能拥有它。所以从宝元、康定年间开始，凭借中原的势力却不能抵挡一方之地的元昊；靖康年间的寇难，敌军长驱直入百里，进逼京城，完全没有藩篱的阻隔，最终导致崩溃，没有人能够支持。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哪里只是冬日水上的薄冰那样脆弱。唉，想要治理好国家的君主不常出现，而大臣们常常忧虑于不了解根本的大务，这就是我之所以常常责备宋徵、韩琦，认为唐朝和我们宋朝不实行封建，都是郑公、韩王不知道用帝王的正道来严格要求他们的君主，而实行这种寻常苟且的治理方式。

译《黄氏日抄》说：“宋太祖时期，不过是任用李汉超等人，让他们自行镇守，而边境的战警不会惊动朝廷。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对待戎狄等外族，没有谁比得上我宋太祖的。如果不让镇守边疆的人长期任职甚至世袭，却想要亲自控制万里疆域，如同近在眼前，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

藩镇制度既然被废除，而州县官员的任用安排又不得法。真宗咸平三年，濮州的盗贼夜间攻入城中，劫掠了知州王守信和监军王昭度。于是知黄州王禹偁上书说：“《易经》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自从五代战乱以来，各地占据城垒，像豆荚和瓜一样分裂了七十多年。太祖、太宗削平了僭越称帝的武装，书生担任州官，大郡只给二十人，小郡十五人，作为随从。号称长官，实际上如同旅客；名为郡城，却空旷如同平地。虽然这是为了尊崇京师而抑制郡县，实行强干弱枝的策略，但也未能把握中道。大概太祖是为了消除诸侯跋扈的势力，太宗是为了杜绝僭越称帝的野心，不得不这样做。然而设立制度来拯救世道，时间久了弊端就会产生。挽救弊端的方法在于因地制宜，迅速如同转动圆规，不能像胶柱鼓瑟那样固执不变。现在江淮各州的大患有三：城池毁坏，这是第一；兵器装备不完备，这是第二；军队不熟习战阵，这是第三。希望陛下特别施展圣明的决断，允许江淮各郡根据民户多少、城池大小，都设置守捉军士，多不超过五百人，操练弓剑，然后逐渐修缮城墙，整备甲胄，这样郡国就有抵御外侮的准备，长官也能免除被劫掠的忧虑了。”唉！人们只看到宋太祖废除节度使，为宋朝带来百年的利益，却不知道剥夺州县的兵权和财力，其祸害延续数百年而未止。陆机所说的“一人纵横，城池自然夷平”，难道不是崇祯末年发生的事情吗！

○辅郡 崇祯二年三月，兵部侍郎申用懴上疏，请求将昌平、通州、易州、霸州四州作为四个辅郡，驻扎重兵来护卫京师。皇帝下旨嘉奖采纳。交有关部门商议覆奏，事情最终没有实行。《魏书》记载：灵太后时期，四中郎将兵力寡弱，任城王元澄上奏说：“应该让东中郎将带领荥阳郡、南中郎将带领鲁阳郡、西中郎将带领恒农郡、北中郎将带领河内郡，选拔二品、三品的亲信贤能之人担任，配备强兵，这才是深根固本之计。”灵太后打算听从，因为议论的人意见不同而作罢。等到尔朱荣到达河阴，竟然没有一兵一卒抵抗敌人，这也是前车之鉴的明显例证。

金朝都城在大梁，贞祐四年，元军攻取潼关，驻扎在嵩山、汝水之间。御史台说：“敌军越过崤山、渑池，深入腹地，逼近西郊。他们知道京师屯驻重兵，不再攻城求战，只是用游骑切断道路，分兵攻击州县，这也是包围京师的征兆。如果只把守城当作要务，中都的危机又将在今日显现。这是臣等感到寒心的原因。不攻打京师，却放任他们攻击州县，这就像火在腹心，却拨弄到手足上，毕竟都是同一个身体。希望陛下明察。”契丹。宋太祖奖赏攻打幽州，后来述律氏指着帐前的树说：“这棵树没有树皮，能活吗？”回答说：“不能。”述律氏说：“幽州有土地有人民，也像这样。我用三千骑兵劫掠其四野，不过几年，他们就会因困顿而归顺我们。”跨越山河，深入二三千里，到达淮河、泰山之间，这不只是幽州的四野，也是大梁的西郊。而谋划国事的臣子竟然没有一策，来抵御他们的来犯和攻击他们的退兵，这就明显说明郡县的防守不足以依赖，而调集的援兵不足以使用了。《诗经》说：“不要让城墙毁坏，不要独自畏惧。”后来治理国家的人何不以此为鉴？

○边县 宋元祐八年，知定州苏轼说：“汉代晁错与汉文帝谋划防备边境的策略，不过两件事，一是迁徙远方之人来充实空虚之地，二是设置边县来防备敌国。现在河朔西路沿边的州军，自从澶渊之盟讲和以来，百姓自行团结，组成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低，每户出一人。又互相推举家资、武艺为大家所信服的人担任社头、社录事，称为头目。带着弓箭锄地，佩着剑砍柴，出入山坂，饮食和长技与北方敌人相同。私下设立赏罚，比官府更严厉。分班巡逻，铺屋相望。如果泄露北方贼寇及本土强盗的消息而没有抓获，当班的人都要受到重罚。遇到紧急警报，击鼓集合众人，顷刻间可以聚集千人。兵器甲胄鞍马，常像敌寇将至一样。因为亲戚坟墓在此，人人各自为战，敌人非常畏惧。先朝名臣统帅定州的，如韩琦、庞籍，都特意安抚这些人，作为爪牙耳目之用，而庞籍又增减其约束赏罚。现在虽然名目还在，但追究其实用，不如往日。请求朝廷立法，稍微给予优待，明确设立赏罚，以示惩戒和劝勉。”奏章共上了两次，都没有被采纳。这是宋朝弓箭社的制度，虽然在太平时期废弛，但靖康之变时，河北的忠义之士多出于此。有国家的人，能在闲暇之时实行这种寓兵于农的计划，就不会像崇祯末年那样，责成有关部门，纷纷忙于修练和储备了。

○宦官 汉和熹邓皇后诏令宦官、近臣，在东观学习经传，用来教授宫人。前秦苻坚选拔有聪明见识的宦官和女隶，设置博士教授经书。至于巷伯能作诗，被列入《小雅》；史游

译《急就篇》一书记载在《艺文志》中。古代本来就有宦官识字的情况，并没有限制他们识字。我太祖皇帝深刻吸取前代宦官专权的弊端，下令宦官不许识字。永乐朝以后，这道禁令不再执行。宣德年间，于是设立了内书堂。隋朝蔡允恭担任起成舍人，皇帝派遣教官去教导宦官，蔡允恭对此感到羞耻，多次称病推辞。宋朝贾昌朝担任侍讲，以编修资善堂书籍为名义，实际上却在教授宦官，谏官吴育上奏弹劾，贾昌朝因此被罢免。凭借宣德皇帝善于纳谏、征求意见的作风，而朝廷大臣却没有议论这件事，逐渐导致掌握笔权的宦官地位等同于内阁，大权旁落，无法再收回，这难道不是内书堂造成的祸害吗？《周礼》规定：“寺人，负责国王正宫的有五人。内竖，人数是寺人的两倍。”当时侍奉君王的臣子都是士人，而妇女和宦官的权势就衰落了。唐太宗下诏内侍省不设三品官，以内侍作为长官，官阶为第四品。不让他们处理政务，只负责门禁守卫、宫廷扫除，领取俸禄而已。武则天时期，稍微增加了宦官的人数。到中宗时，穿黄衣的宦官达到两千员。玄宗时，宫妃大约有四万人，宦官中穿黄衣以上的有三千员。由此可知，宦官势力的兴盛，是由于宫妃众多的缘故。而君主想要不亲近受过刑罚的人，就应当以克制女色为根本。

译王元美在《笔记》中说：“明太祖时，宦官不得干预外朝事务，见到公侯大臣时叩首恭敬谨慎。到了永乐初年，狗儿等宦官渐渐在战场上显露出功绩。后来皇帝因厌倦处理朝政，逐渐将文书奏章托付给他们，久而久之便称他们为心腹了。太监郑和等人奉命率领水师出海，招抚海外诸夷，于是宦官有了出使国外的情况。西北方面的大将多是洪武旧臣，皇帝心中难免有所疑虑，想派心腹之人参与监督，于是宦官有了镇守边地的情况。到了王振时期，皇帝年轻，不经常接见大臣，于是宦官有了直接传达旨意并执行的情况。”

《国史》记载，永乐五年六月，内使李进前往山西采集天花（一种药材或物品），假传诏旨，擅自役使军民，这就是宦官弄权的开端。仁宗即位后，凡是差遣出京的内臣，限定十日内全部撤回京城。诏书中提到的有采集宝石、金珠香货、铁黎木等，而《太宗实录》大多忌讳而不记载。到了洪熙元年六月，宣宗即位，巡按浙江的监察御史尹崇高上奏说：“朝廷最近差遣内官、内使采购各种物品，每样物品都设立局所，有拘集人员的骚扰，有供应物资的烦扰。朝廷所需极少，民间耗费极大，应当全部召回，只命令地方官府购买缴纳。”皇帝下诏听从了他的建议。然而仍然有像宣德六年十二月乙未所记载的那样：管事袁琦假借公务之名，擅自差遣内官、内使，欺凌虐待官吏军民，逼迫索取金银等物，以至于被车裂处死，他的党羽十余人也被斩首。唉！制定法规时如果过于宽纵，其弊端终究会走向贪婪。到了万历中期，矿税太监纷纷四处派出，却借口祖宗成例，于是外朝大臣纷纷上疏争辩，却无可奈何。因此说“武王不泄露近臣的过失”。

宦官统领军队，也始于永乐年间。《仁宗实录》说：“某肃总兵官都督费某不能专断军政，完全听从宦官的指使。皇帝下敕书责备他低眉俯首，受制于人。”《宣宗实录》说：“交趾左参政冯贵，善于用人。曾经得到五百名土兵，勇猛善战。冯贵对他们抚育很厚，每次率领他们讨伐贼寇，所向披靡。后来被宦官马骐夺走，冯贵与贼寇作战不利，于是战死。”宣德元年三月己亥，皇帝下敕书责备宦官山寿说：“叛贼黎利，本来是一个困窘的小寇，如果早点用心捕捉，就像探取雀雏一样容易。你却妄执己见，再三上奏，只从事招抚，以致养虎遗患。等到方政等人进讨时，你拥有一千多官军，坐守义安，不往来策应，眼睁睁看着他们失败。”这就是交趾失守，实际上根源在于宦官，而仁宗、宣宗两位皇帝也只是加以谴责罢了。王振的专权，土木堡之变，这不是它的开端吗？

关于交趾一事，宦官的恶行，《实录》没有完全记载。景泰四年，吏科给事中卢祥说：“臣回想永乐年间，平定交趾，设置郡县，夷人服从。后来因为镇守的内臣贪婪暴虐，导致失去人心，竟然丢失了那片土地，天下至今议论不止。”仅凭这几句话，就可以想象得到。《易经》师卦上六爻辞说：“小人不可任用，必然扰乱国家。”难道不是这样吗！

成祖天威远播，无人不服；他去世后不久，就放弃了交趾。齐桓公首霸诸侯，而寺人貂开始在多鱼泄露军队消息，《春秋》已经记载了。所以《易经》复卦初六阴气初生，周公就告诫人们。正统九年正月辛未，任命成国公朱勇、兴安伯徐亨、都督马亮的陈怀等人，统领军队出境，剿灭兀良哈三卫。朱勇同太监僧保出喜峰口，徐亨同太监曹吉祥出界岭口，马亮同太监刘永诚出刘家口，陈怀同太监但信出古北口。这时王振专权，才有这样的派遣，后来便以此为惯例。到了正统十四年，阳和口之战，太监郭敬监军诸将完全被他控制，军队没有纪律，宋谦、朱冕全军覆没。

景泰元年闰正月乙卯，工部办事吏员徐镇说：“受过宫刑的人，不应侍奉在君主身边。太祖高皇帝鉴于汉唐的弊端，不让他们统领军队，只让他们守门传命罢了。近来奸宦王振，趁机专权，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王爵天宪全由他口出，生杀予夺任凭他的爱憎。又大量引荐同类如郭敬等人，作为心腹，出京监军边事。皇上刚即位，乞求吸取以前的教训，宦官有参与朝政及监军镇守的，全部令其回宫，各守本职。这样宦官就没有挑起祸端的借口，国运就有长久之兆了。”事情被搁置没有实行。六月乙酉，陕西兰县举人段坚，论述宦官监军的过失。

庚子日，肃王府仪卫司余丁聊让，请求禁止压制宦官。

三年九月辛卯，南京锦衣卫镇抚司军工匠余丁萧敏，陈述内官苦害军民十件事。天顺八年十一月丙寅，两京六科给事中等王徽等人说：“正统末年，王振专权，致使先帝远播（被俘），宗社几乎危亡。天顺年间，曹吉祥专权，起兵焚烧关隘，想要危害宗社。今日朱玉专权，图谋废黜皇后，欺侮陛下。这些都是让四方嘲笑，被万世议论的事情。臣请求从今以后，一是不允许内官参与国政，二是不允许外官与内官私下交结，三是不允许内官的弟侄在外管事并置立产业。自古以来内官贤良的万无一

译有些人，在无事时看似谨慎，一旦涉及国家政务，便做出奸诈欺瞒之事。比如听说陛下将任用某人，他们必定先向那人索取好处，以此作为自己的功劳；听说陛下将推行某项政事，他们必定先泄露机密，以此张扬自己的权势。人们的声望日益归附，他们的威权日益加重，而宦官的祸患便由此产生了。这就是我们劝谏陛下，不允许宦官参与国家政务的原因。

宦官侍奉陛下，早晚都在身边。文武大臣中不知廉耻的人，大多与他们交结。有人赠送金银珠宝玉石，加上卑躬屈膝、奴颜婢膝的，宦官便认为他是贤能的，早晚在陛下面前称赞他；有人刚正不阿，不行私情请托的，宦官便认为他不贤能，早晚在陛下面前诋毁他。陛下天生圣明，固然不会被迷惑；但日积月累的浸染，未尝不会导致怀疑。被称赞的人迅速超越显要职位，被诋毁的人长期屈居下级官职，急于回归朝廷，恩惠结于宦官，而宦官的祸患便由此产生了。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劝谏陛下，不允许外朝官员与宦官交结的原因。

宦官的兄弟侄子等人，被授予职务处理事务，倚仗权势为非作歹，聚集奸邪、豢养恶人，家仆多达百数，资财货物上万，田地相连千顷，马匹拴系千匹。宦官因为拥有这些家产，所以贪婪不知满足，奸诈弊端层出不穷。身体虽然在宫内，心思却实在宫外，内外相通，内部的祸乱便由此产生了。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劝谏陛下，不允许宦官的兄弟侄子在外处理事务并置办家产的原因。

陛下果真能从前人的教训中鉴戒，在当今实行这三件事，那么祸乱自然就不会发生，实际的祸害自然就不会产生。倘若不这样，那么祸患就会从内部兴起，变故就会发生在身边，日后的祸患将不可言说。然而我们今天所说的，乃是举出朝廷所忌讳的事情。我们虽然愚笨，也知道避祸。只是蒙受朝廷恩德，无以为报；身居谏官之位，不可苟且容身。如果陛下能够施行而不怀疑，那么我们即使死了也没有悔恨了。”皇上责备徽等人妄言以博取名誉，命令吏部将他们全部调任为州判官。

译中都的变故，是宦官败坏国事的前车之鉴。不到一年，派遣监守太监四处出巡，是因为外朝大臣无人可用。平阴之战，夙沙卫殿后于殖绰之后，说：“你殿后于国师之后，是齐国的耻辱。天子以此羞辱天下的士大夫，而士大夫不以为耻，反而群起攻击他。朝廷议论虽然喧哗，皇上心中并不相信。等到暂时撤换他们，士大夫又果然不堪任用，于是再次任用宦官，而国事已经无法挽救了。从前唐德宗即位，疏远斥退宦官，亲自任用朝中士人，而张涉凭借儒学入侍，薛邕凭借文雅登朝，接着都因贪赃败露。所以宦官、武将得以借此借口，说：‘南衙文臣贪赃动辄达到巨万，却说我等浊乱天下，难道不是欺罔吗！’于是皇上心中开始怀疑，不知所倚仗了。唉，我不知道今日攻击宦官的人，果真比宦官好吗？内廷既然不可用，外廷也就无人可用，那么国事又将托付给谁呢？直到昭王叹息，思念良将已经亡故；武帝咨嗟，忧虑名臣将要耗尽。而火势燎原无法扑灭，过河最终沉没，真是令人痛哭流涕啊。因此人才不是一代所能成就的，古代先王在多难之时，能得到贤臣的辅佐，是因为他们预先培养而储备广泛。《传》说：‘为子孙谋划，以安翼后代，子桑有这种德行。’拥有天下而为子孙考虑，必然在于人才了。”

《金史·完颜讹可传》：“刘祁说：‘金人南渡之后，近侍的权力尤其重要。大概因为宣宗喜欢用这些人作为耳目，窥察百官，所以奉御辈采访民间，号称行路御史。或者得知一二件事，就入朝奏报。皇上因此责备台官漏泄，都定罪。又方面军权虽然委托将帅，又派遣一名奉御在军中，号称监战。每当临机应变，多被他们牵制，遇到敌人就率先逃跑，所以军队多丧败。哀宗沿袭不改，最终导致亡国。评论说：用宦官治军，既掣肘，又相信他们的谗言杀人，失去了政令刑罚。唐朝的灭亡，就是因为近侍监军。金朝重蹈覆辙，悲哀啊！’”

崇祯十四年十二月戊午日，皇上谕令礼部及在内各监局等衙门：“官常典制，内外有所区分，本职之外，岂宜侵越？我太祖高帝斟酌古制适应今情，唯独严格防范亲近习熟之人，敕令内官不得干预外事。一时朝政清明，法纪整肃，从根本上澄清源头，用意非常深远。朕鉴后追前，凛然持守祖训。从今以后，神宫等监及各司局库等衙门，或者典礼缮戎，或者鸠工管钥，或者司膳服，或者办文书，都要勤慎小心，料理本职事务，不许违越祖制，干预在外政事，违犯者就以乱政参奏逮捕处斩。仍然详细考察旧典，开列无职掌者具奏。”礼部右侍郎蒋德璟上疏说：“周官内职不满百人，纠禁王官，由小宰掌管。古代圣人垂立法度，下戒将来，大概是因为谨慎。太祖高帝确实详细考察往代，而取其中正。他设置内官，监司局库各有定员，品秩不超过四品，俸禄不超过一石。而且纠劾有法令，交通有戒律，预政典兵有禁令，谨慎内外之防，杜绝假窃之渐。至于评论汉、唐已事，而再三致意。深远的天训，亘古不变。虽然二十五年曾派遣太监聂庆童往谕陕西河州等卫所蕃族，令其输马，以茶给予。然而往谕属蕃，与军民无关，且不假借事柄，也是暂往即还。终洪武之世，没有其他特遣。这就是导致清明整肃之治，而开万世太平基础的原因。至于列圣继承，宫府之大防没有改变；而时事偶尔不同，中外之任使间或听闻，永乐中，开始有派遣使节外国及派遣往甘肃巡视者。洪熙中，开始有守备南京者。正统中，开始有率兵讨贼防边及各省镇守者。嘉泰初，开始有分坐十营，或者称监枪者，然而仍然听从尚书于谦等节制。到正德中，边关开始设置内监，并且令提督禁兵内操，分坐勇士四卫军军营，更加不是祖宗旧制了。其他如监工、监器，会同审录，苏杭纺织，榷税开矿之派遣，都是利少害多，也是旋设旋止，操纵在握，一时暂托权变，而事任递迁，易世每多纠正。只有世宗肃皇帝毅然裁革，独断于前；我皇上剪除逆阉，媲美于后。总之禀承于高皇帝训谕，‘内臣不得预政事，外臣不得行交结’两句话，足以概括千古治乱之源了。臣等伏读宝训，深溯治谋，不让有功，自然没有窃柄之患；常令畏法，实在杜绝乱政之阶。所以委以腹心则威福转移，寄以耳目则罗织开启；遵守典章则职守自然归属，严格内外则侵越不生。这实在是鉴古酌今，可以无弊，而神孙圣祖于此一致。谨遵圣谕，备察旧章，将各司局职掌著为令甲，可考见的，罗列上呈，恭候圣明裁夺。”得到旨意申饬。

宦官有祠堂，从英宗赐给王振开始。到魏忠贤则活着就赐祠，并且遍布天下了。所以圣人警戒制作俑人。

○禁止自宫《实录》：“成化元年

译七月丁巳日，直隶魏县百姓李堂等十一人，自行阉割以求入宫侍奉，皇帝下令将他们逮捕送交锦衣卫监狱治罪，并流放到南海子种菜。自祖宗以来，凡是阉割之人，必定是俘虏来的奴隶，或是罪大恶极本当处死的人。让他们免死而活下来，是因为重视断绝人的后代，不忍心让无罪百姓承受古代的肉刑。从景泰年间以来，竟然出现自行阉割以求入宫的人，朝廷虽然暂时治他们的罪，但最终还是收留他们加以任用。因此，京畿地区的百姓中，那些畏惧逃避徭役、希求富贵的人，纷纷效仿形成风气，往往残害自己及子孙的身体，每天前往礼部投奔入宫。从此以后，日积月累，成千上百地聚集成群，这对国家的祸害非常严重了。

译《余冬序录》说：“永乐二十二年，下令凡是自行阉割的人以不孝罪论处，军人犯罪由所属管区的千总、百总、总旗、小旗负责，百姓犯罪由地方官府和里老负责。成化九年，下令私自净身的人，本人处死，家属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正统十二年、天顺二年、成化九年，都曾陆续重申禁令。弘治五年，自行净身的人以及动手阉割的人全都处死，全家充军，两邻及寄宿人家若不举报、地方官府和里老若包庇隐瞒的，一律治罪。对于禁止尚未残废的人，法律非常严厉。永乐二十三年，兴州左屯卫军人徐翼，有儿子自行阉割，进入宫中做内侍。徐翼上奏请求免除军籍，皇上说：‘做父亲的应当教育儿子，做儿子的应当赡养父母。你有儿子却不能教育他，让他自残身体，背离亲情恩义，断绝人伦大道，败坏风俗教化，根源都在于你，还敢希望免除军籍吗？’把他的儿子赶出来代替他服军役。宣德二年，下令自行净身的军民，各自归还原来的户籍，不许投入王府及有权势的人家藏匿，以躲避差役。如果犯法，本人及藏匿人家处死，所属管区的总旗、小旗、里老、邻居一律治罪。正统元年闰六月，当时军民多自行阉割希望进宫，间或有因赦免而获免罪的。刑部请求依照旧制，不论赦免前还是赦免后，都以不孝重罪论处，皇帝听从了。成化十一年二月，顺天府永清县百姓徐义阉割幼子以求进身，诏令发配到广西南丹卫充军，妻子及幼子都跟随前往。十五年，对于净身的人，命令巡城御史、锦衣卫督令驱逐回原籍。弘治元年，命令锦衣卫拘捕送往顺天府，递解回原管官司点名核查，不许容许放纵。十三年，命令以前净身的人曾经被发遣，不等召回，私自来到京城，图谋进身任用的人，判罪发配边远地区充军。对于告诫约束已经残废的人，法律也并非没有做到。然而宦官充斥朝廷，金玉堵塞道路，到今天反而更加兴盛，那么法律真的执行了吗？

宋仁宗没有继承人，太常博士吴及上言说：‘古代贤明的君王，重视不灭绝别人的后代。现在宦官之家，竞相收养别人的儿子，灭绝人伦情理，以希求爵位官职。孩童有什么罪？陷入刀锯之下，有因此早死的。有病而早死，太平盛世尚且怜悯，何况没有病的？有罪而阉割，前代君王尚且不忍心，何况没有罪的？我听说汉明帝永平年间，中常侍只有四人，小黄门十人罢了。唐太宗制定制度，不得超过百人。现在拿祖宗时代比较，当时宦官有多少人？现在有多少人？臣愚昧地认为，胎儿卵鸟被剖杀伤害，凤凰就不会到来；继承人没有生育，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恳请陛下发出德音，详细制定条令禁令，暂时罢免宦官进献养子。有擅自阉割孩童的，处以重法。如果这样，那么天心必定感应，继承人必定增多。召来福祥、安定宗庙的策略，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皇帝对他的话感到惊奇，暂时罢免内臣进献养子。

卷十 治地 古代先王治理土地，不抛弃土地，但也不完全用尽土地。田间道路宽九轨，有多余的道路了。保留山泽的分界，秋水多得有所停蓄，有防止水灾的方法了。因此功效容易建立而难以毁坏，一年的计划不足而世代的计划有余。后来的人一概以急迫的心态去做，商鞅决开阡陌，而中原的疆界治理荡然无存。宋朝政和以后，围湖占江，而东南的水利也被堵塞。于是十年之中荒年常有六七成，而比较所得反而不及前人。孔子说：‘不要追求快速’，‘不要贪图小利’。想要实行井田制度，就必须从这两句话开始。

斗斛丈尺 古代帝王对于权量，对于天下，则每五年巡狩一次校正，《虞书》‘统一律度量衡’就是这样。对于国都之内，则每年两次校正，《礼记·月令》‘昼夜平分，则统一度量，校准衡石，校正斗甬，端正权概’就是这样。所以关石和钧，大禹凭此兴盛夏朝；谨慎权量，审察法度，武王凭此建立周朝。现在北方的量器，乡村不同而城镇也不同，甚至有以五斗为一斗的，一个集市，两种斗并行。至于土地，有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的，有以三百六十步为一亩的，有以七百二十步为一亩的。其步弓有以五尺为一步的，有以六尺、七尺、八尺为一步的。这就叫做工匠不信任法度。法度不统一则百姓巧诈滋生。如果有王者兴起，统一权量而整顿疆界，这是首要事务。《后汉书》记载：建武十五年，诏令下达州郡，核查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河南尹及诸郡守十余人，因度田不实，下狱处死。而《隋书》记载赵轨任冀州刺史，制作铜斗铁尺，放置在集市，百姓觉得方便。皇上听说，命令颁行天下，作为常法。这或许也可以施行于今天吧？

地亩大小 以靠近城郭的为上等土地，远离的为中等、下等土地。平原自金、元末年，城邑荒废，人民稀少。先耕种者靠近城郭，靠近城郭，是洪武年间的册田；后垦殖者远离郊外，远离郊外，是继任朝代的新科。所以轻重不同。

《广平府志》说：‘土地有大小之分，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自古以来未曾改变。从建国初有奉旨开垦，永远不起科征税的，有因为低下碱薄而无粮的，现在一概量出作数，所以原额地少，而丈出的地反而多。有司担心亩数增多，

译为了在上位者面前制造轰动，却给百姓留下祸害，于是用大亩折算小亩，以凑合元朝规定的数额。从此以后，向上汇报时，使用大地亩，以录入黄册；向下征收摊派时，使用小亩，以取得均平。因此各县的大地亩，有的用小地一亩八分折算一亩，依次递增，直到八亩以上折算一亩。既然因为土地的高低而制定差别等级，又都合并一县的丈量土地，投入一县的原始数额，以凑足一县的粮税额度，而赋役由此产生，这不过是后人一时的权宜之计罢了。”考察其他郡县，如河南八府，唯独怀庆府的土地最小，粮税最重。开封府有三十四州县，唯独札地的土地最小，粮税最重。大概是因为元朝末年这里没有遭受严重破坏，所以唯独比其他郡邑沉重。天下刚刚平定，每日事务繁忙来不及处理，丈量田地的命令、均匀丈量的方法有所不够详尽，而中原大地，放眼望去都是荆棘丛生，也无法按亩征税。唐朝时陆贽曾说：“创立制度的开始，不致力于整齐公平。供应有繁琐和简便的不同，地方官有能干和不能干的差异，各地的徭役赋税，轻重相差悬殊；所派遣的使臣，意见各不相同。计奏一旦确定，只增不减。”这就是导致弊端的开端，古今是一样的。而井田不均，赋税不平，已经存在三百年了。所以《东昌府志》说：“三州十五县，步尺参差不齐，大小亩的规划不一，人们可以随意在其中长短广狭。”而《大名府志》说：“田赋必须均平才能长久，除了沙地茅地另行登记外，请求命令各州县长官，统一标准进行丈量，用钞来校准尺，用尺来校准步，用步来校准亩，用亩来校准赋税，仿照江南鱼鳞册的格式进行编排。旧时登记的不齐整的数额全部废除，而统计现存的土地，均摊在各州县之间，一切粮税、马草、驿站传递、均徭、里甲等类，一律依照此例视情况差别对待。数百里之间，风土人烟就统一连贯了。”由此可知，均丈的建议，前人已经著述过，而现在可以通行于天下了。

译《宋名》说：“宋朝时田制没有确立，〇川亩转易，丁口隐藏漏报，兼并冒伪，未曾考察核实。”又说：“宣和年间，李彦在汝州设置机构。凡是民间的美田，让他人投牒告陈，指为天荒。鲁山县全部被括为公田，焚烧百姓原有的地券，让田主缴纳租税，申诉的人就加以威刑。公田既没有两税，转运使也不奏请免除，全部均摊到其他州。”这就是说经界的不正，赋税的不均，从宋朝就已经这样了，又不只是金、元末年如此。

○州县界域自古以来，划分疆界分设邑县必定相互依附，天下都是这样。现在则州县所属乡村，有距离治所三四百里的，有城门之外属于邻县的，那么幅员不能不更改。下わ在渭北而并入渭南，美原在北山而并入富平，像这类情况，都应当恢复设置。而大名县距离府城七里，可以省入元城，那么大小不能不均衡。管辖之地多有隔越，如南宫、威县之间有，有新河县地；清河、威县之间有，有冠县地；郓城、范县之间有，有邹县地；清州的益都等县都有高苑地；淮安的宿迁县有开封的祥符县地；大同的灵丘、广昌二县中间有顺天的宛平县地。有的距离县一二百里，有的相隔三四州里，藏奸逃税，恒必由此。而严重的有如沈丘的县署，地粮却隶属于汝阳的，那么错互不能不纠正。卫所的屯田，有在三四百里之外，与民地交错，浸久而迷其版籍，那么军民不能不清理。水滨之地消长不常，如蒲州的西门外三里，就以补朝邑的坍没，使陕西的人越河而佃，至于争斗杀伤，那么事变不能不通。《周礼·形方氏》：“掌制邦国之地域，而正确其封疆，没有华离之地。”有王者兴起，说应当派遣使者分按郡邑，图写地形，以山川为基准，以经界为准则，地邑民居必定参相得，庶乎狱讼衰而风俗淳了。

○后魏田制后魏虽然起于朔漠，据有中原，然而其垦田、均田之制有足以作为后世法度的。景穆太子监国，令说：“《周书》说：‘任农以耕事，贡九谷；任圃以树木事，贡草木；任工以余材，贡器物任商以市事，贡货贿；任牧以畜事，贡鸟兽；任嫔以妇事，贡布帛；任衡以山事贡其材；任虞以泽事，贡其。’于是令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的借人牛以耕种，而为之芸田偿还。凡耕种二十二亩，而芸七亩，大致以这个为率。使民各标姓名于田首，以知道其勤惰。禁止饮酒游戏者。”于是垦田大增。高祖太和九年十月丁未诏说：“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览先王典籍，经纶百氏，储蓄既积，黎民永安。至于季叶，此道陵替。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的望绝一廛，致使地有遗利，民无余财。有的争亩畔以亡躯，有的因饥馑以弃业。而想要天下太平，百姓丰足，安可得哉！现在派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的田，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制度：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女二十亩。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诸桑田不在还受的限。男夫人给田二十亩，课莳多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不是桑土的，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的地。于是有口分、世业的制度，唐时还沿袭。嗟乎，人君想要留心民事，而创立百世的规制，其也是运之掌上罢了。宋林勋作《本政》的书，而陈同父认为必定有英雄特起的君主，用于一变之后，难道不是知言之士吗。

○开垦荒地明初，承元末大乱后，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洪武中诏有能开垦的，即为己业，永不起科。到正统中，流民聚居，诏令占籍。景帝六年六月丙申，户部尚书张凤等说：“山东、河南、北直隶并顺天府没有额田地，甲方开荒耕种，乙就告其不纳税粮。如果不起科，争竞的涂终难杜塞。今后只要告争的，应当依本部所奏，减轻起科，那么例每亩科米三升三合，每粮一科草二束，不仅永绝争竞的端，而且少助仓禀的积。”听从。户科都给事中成章等弹劾凤等不守祖制，不恤民怒，帝不听。然而自古没有永不起科的地。国初只以招徕垦民，立法的过，反而以启后日的争端，而彼此告讦，投献王府、勋戚以及西天佛子，无怪乎经界的不正，赋税的不均。

○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丘浚的《大学衍义补》说：“韩愈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现在看，浙东西又居江

译南方占十九，而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又占这十九中的两渐十九。查考洪武年间，全国夏税秋粮以石计算的，总共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石，其中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石，苏州府二百八十九千余石，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石，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石。由此可见，这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全国为重，其粮额比全国为多。如今国家定都燕京，每年漕运江南米四百余万石，以充实京师。而这五府的粮额，几乎占江西、湖广、南直隶的一半。臣私下以苏州一府来计算，以此类推其余。苏州一府七县，其垦田九万六百五十六顷，在全国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的田数之中；却输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在全国二千九百四十余万石的岁额之内。其科征之沉重，民力之枯竭，由此可知了。

译杜宗桓在《上巡抚侍郎周忱书》中说：“五代时期钱氏在两浙地区征税，每亩田税三斗。宋朝时均定两浙田税，每亩一斗。元朝进入中原，规定天下田税，上等田每亩税三升，中等田二升半，下等田二升，水田五升。到了我们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税也不过三升、五升，其中最少的有三合、五合的。于是天下的百姓都能安居乐业，唯独苏州、松江两府的百姓因为赋税沉重而流离失所的人很多。如今赋税沉重的地方，每个乡里逃亡的人大约有一半左右。请让我说说其中的缘故。建国初期没收土豪的田租，有的是因为他们是张氏义兵而被没收的，有的是因为虐待百姓获罪而被没收的。地方官员不体谅圣上的心意，将没收的田地，完全按照原来的租额来征收官粮，每亩四五斗，七八斗，甚至一石以上，百姓的困苦从此产生。为什么呢？田地被没收之前，小民向土豪缴纳租子，早上去晚上回就可以了。后来私人租税变成了官粮，就要送到各个粮仓缴纳，运输经过江湖，动不动就经过几个月，有的二三石才能缴纳一石，有的四五石才能缴纳一石，有的遭遇风浪盗贼，导致多年拖欠不足。我考察宋朝华亭一县，就是现在的松江一府。在绍熙年间，秋粮只有十一万二千三百多石；景定年间，贾似道购买民田作为公田，增加粮食十五万八千二百多石。宋朝末年，官田民田的税粮总共四十二万二千八百多石，稍微增加圆斛。元朝初年田税比宋朝更轻，然而到了大德年间，没收朱清、张〇的田地之后，至元年间又没收朱国珍、管明等人的田地，一府的税粮达到八十万石。等到元朝末年，张士诚又合并各种拨属财赋府的田地，以及营围、沙职、僧道、站役等的田地。到了洪武以来，一府的税粮总共一百二十多万石，租税既然太重，百姓无法忍受。于是皇上怜悯百姓深受困苦，多次颁布恩旨，将天下官田的粮额递减三分、二分之外，松江一府的税粮还不下一百二万九千多石。我纵观古代，自从有田税以来，没有像这样沉重的。农夫蚕妇受冻而织布，挨饿而耕种，供给税赋还不够，就卖儿卖女；还不够，然后不得已而逃亡，以至于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先前蒙受恩赦，从永乐十三年到十九年，七年之间所免税粮不下数百万石。从永乐二十年到宣德三年，又是七年，拖欠折收轻赍也不下数百万石。折收之后，两次奉诏书敕谕，从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的粮草盐粮、屯种子粒、税丝门摊钞，全部停止征收。前后十八年间，蠲免折收停征到了不可计算的地步。由此看来，只有重税的名义，完全没有征税的实际。希望阁下转达皇上，考察古代税法，斟酌取舍，用适合今天的方法来征税，减轻沉重的税额，使百姓能按时缴纳。这样国家就有轻税的名义，又有征税的实际了。”

现在考察《宣庙实录》：洪熙元年闰七月，广西布政使周干，从苏州、常州、嘉兴、湖州等府巡视回来，说：“苏州等地百姓有很多逃亡的，询问老人，都说这是由于官府弊政压迫百姓所致。比如吴江、昆山的民田每亩旧税五升，小民佃种富人的田地，缴纳私人租税一石。后来因为没收归官，按照私人租税减去二斗，是十分中取八。拨赐给公侯、驸马等的田地，每亩旧缴纳租税一石，后来因为事故归还官府，又按照私人租税的例子全部收取。而且十分中取八，百姓尚且不能忍受，何况全部收取呢？全部收取就无法供给家用，必然导致受冻挨饿，想要不逃亡是不可能的。请求命令有关部门，将没收的官田以及公侯归还的官田租税，都按照当地的官田起科，每亩税六斗。这样田地就没有抛荒的祸患，而小民得以安居乐业。”交给有关部门商议。宣德五年二月癸巳日，诏令各地旧额官田起科不一，租粮既然沉重，农民无法承受。从今年开始，每亩田地，旧额纳粮自一斗到四斗的，各减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到一石以上的，各减十分之三，永远作为定例。六年三月，巡抚侍郎周忱说：“松江府华亭、上海两县，旧有官田，税粮二万七千多石，都是古额。科粮太重，请求按照民田起科，这样征收容易完成。”皇上命令行在户部会同官员商议，弹劾周忱变乱成法，沽名钓誉，请求治他的罪。皇上在七年三月庚申日初一，诏令凡是官田地税粮，不分古额、近额，全部依照五年二月癸巳日诏书减免，不允许故意违背。辛酉日，皇上退朝，在左顺门，对尚书胡滢说：“我昨天因为官田赋税沉重，百姓受苦，诏令减十分之三，以缓解民力。曾经听说外面有人说，朝廷每次下诏免除租赋，而户部都不批准。更有的文书告诫有关部门，有‘不要以诏书为借口’的话。如果这样，那就是废置诏令，阻塞恩泽，不让它下达，他们的罪过如何！现在减租的命令务必一定要执行。《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有子说：‘百姓不足，国君又怎能富足？’你们都是士人，难道不

译明白这个意思吗？我昨天写了一首诗来阐述这个想法，现在拿给你们看，你们要牢记在心，不要忘记。”氵荧等人全都叩头谢恩。那首诗写道：“官府的租税颇为繁重，在过去大概是有原因的。然而这些从事耕种的人，原本都是贫苦的下层百姓。耕作已经十分劳累，缴纳赋税也极其艰辛。于是导致他们的衣食微薄，靠什么来养活自身呢？深切地挂念和怜悯使我内心不安，过去的旧例怎能继续遵循？于是下诏减少十分之三的赋税，在四方普遍施行。先王看待万千百姓，有如同对待父子亲人一般。这只是为了重视国家的根本，难道是为了夸耀我的仁德吗！”《英庙实录》记载：正统元年闰六月丁卯日，行在户部上奏说：“浙江、直隶、苏州、松江等地减免税粮，请求任命当地巡抚侍郎会同府县官员，用心核实。其中官田每亩秋粮在四斗一升至三石以上的，减为二斗七升；二斗一升至四斗的，减为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的，减为一斗。清楚详细地列出数目，送交户部审核。”皇帝批准了。

译官田自汉代以来就存在了。《宋史》记载：建炎元年，没收蔡京、王黼等人的庄园作为官田。开禧三年，诛杀韩侂胄，第二年，设立安边所，凡是韩侂胄与其他权贵被没收的田地，以及在官府名下的围田、湖田，都隶属于安边所，每年缴纳米七十二万一千七百多斛，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多缗而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虑、张〇颜等人上奏说：“请求依照祖宗限田的议定，从两浙、江东、江西官民户超过限额的田地中，抽取三分之一购买充作公田，得到一千万亩田地，那么每年就有六七百万斛的收入。”丞相贾似道主持并推行了这个建议，首先从浙西六郡开始，凡是田地起租满一石的，给予二百贯，依次递减。有关部门把购买田地的数量多当作功劳，都错误地把七八斗当作一石。后来田地减少，以及贫瘠导致租税亏损，以及佃户拖欠租税而逃跑的，都向田主追偿，导致六分之多的百姓家破人亡。而平江的田地尤其多，元朝拥有天下后，这些田地都单独由官府管辖。《松江府志》说：“元朝时苗税，公田之外，又有江淮财赋都总管府管辖的原宋朝妃嫔田地，用来供给太后；江浙财赋府管辖没收的朱、张田地，用来供给中宫；稻田提领所管辖没收的朱、管田地，用来赏赐丞相脱脱；拨赐庄管辖宋朝亲王以及新没收的明庆、妙行两座寺庙等田地，用来赏赐影堂寺院、诸王近臣；还有括入白云宗的僧田，都不属于州县原有的定额。而《元史》所记载的赐田，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儿等人，诸王如鲁王〇周阿不剌、郯王彻彻秃等人，公主如鲁国大长公主，寺院如集庆寺、万寿寺，没有不用平江田地的。而平江的官田又多，到了张士诚占据吴地的时候，他所任命的平章、太尉等官都出身于贩卖小民，没有不志在良田美宅的，一时间买卖献纳的财产遍布平江，而一旦纳入版图，也按照租簿没收。不久，富民沈万三等又大多因事被没收家产，所以改平江为苏州，而苏州的官田多而且越来越多。所以宣德七年六月戊子日，知府况钟所奏报的数字，长洲等七县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百余石，其中民粮只有一十五万三千一百七十余石，官粮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余石。这是一府的田地几乎全是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况且民田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的一石，奉诏减少十分之三，还是七斗，这就是民间的田地一旦归入官府，一亩的粮食就变成十四亩了。这本来是极其沉重难以挽回的趋势，始于景定，终于洪武，而征收的额度是绍圣、熙宁以前的十倍。于是巡抚周忱有均耗的方法，有改派金花官布的方法，来宽缓官田，但租额沉重则一定而不可改变。至于官田的农具、车牛，起初都由官府供给，每年缴纳其税，久而久之无法查问，而其税又派到田上。然而官田，是官府的田地，是国家所有的。而耕种者，还是人家中的佃户。民田，是百姓自己所有的田地。各自为一册而征收，还像《宋史》所说的‘一是官田的赋税，二是民用的赋税’，《金史》所说的‘官田叫租，私田叫税’，而没有合并。沿袭日久，版籍错误脱落，疆界无法寻找，乡村的百姓从未见过册籍，买卖过户的时候，往往把官田当作民田。而里胥的飞洒移换，又层出不穷无法究查。所谓的官田，已经不是以前的官田了。乃至诉讼不断，而赋税不理。于是景泰二年，听从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杨瓒的话，将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给民田轻租的人家承纳，以及归并则例。四年，诏令巡抚直隶侍郎李敏，均定应天等府的州县官民田。嘉靖二十六年，嘉兴知县赵瀛创议：‘田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级，一切以三斗起征。’苏、松、常三府从而效仿，从官田的七斗、六斗，下到民田的五升，统一为一个等级。而州县的额度，各自视其所有官田的多少轻重为准，多的长洲达到每亩征收三斗七升，少的太仓每亩征收二斗九升。国家失去了累代的公田，而小民却代替官府缴纳无边的租赋，事情的不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然而提出这种说法的人，也是穷于势的无可奈何，而当日的士大夫也都帖然而无异议，也是因为治理如乱丝，不能坚守二三百年纸上的虚科，而使百姓的害处如水益深，而不可救。也曾议论，自三代以下，田地等待买卖，而所谓的业主即使连陌跨阡，也不过本其锱铢之直，而价格的高低又以时而定。地力的盈虚，人事的赢绌，率数十年而一变。奈何一入于官，而遂如山河界域这不可劝也？况且景定的君臣，其买此田者，不过给予告牒、会子虚名，不售之物，逼迫而夺取，以至于彗星出现百姓忧愁，而自亡其国。四百多年之后，推究重赋的由来，则还是其遗

译这是灾祸啊。更何况那些被没收的田地，本来就没有相应的价值呢！到了今天，佃户不再是昔日的佃户，田主也不再是昔日的田主。那么那些官田，也将随着册籍一同销除，连同车牛都一起耗尽。如果还坚持官租的说法去征收，因为已经不可行，而想要全部改为民田，恢复五升的税额，却又会惊骇众人并损害国家利益。如果有圣明的君主兴起，都按照三种土壤的标准来治理，我认为应当派遣使者巡视吴中地区，逐县清理丈量，确定土壤肥瘠高下分为三等，上田征收二斗，中田征收一斗五升，下田征收一斗，山塘涂荡按升合计的，附在册籍后面，而一概称之为民田，只有学田、屯田才称之为官田，这样百姓安居乐业而赋税容易完成，与绍熙以前相比，赋税负担还要轻五六倍。这难道不是去除历代横征暴敛，而建立万年长久利益的做法吗？从前唐末，中原驻扎军队的地方，都设置营田，用来耕种荒地。后来又招募富裕人家，让他们缴纳租税来耕种。户部另外设置官署总管，不隶属于州县。梁太祖攻打淮南，掠夺得到数以千万计的牛，分给东南各州农民，让他们每年缴纳租税。从此历经几十年，牛死了但租税不免除，百姓非常困苦。周太祖向来知道这种弊端，采纳张凝、李的建议，全部废除户部营田，务必让那里的百姓隶属于州县，那些田地房屋牛只农具一并赐给现耕种的佃户，作为永久产业，全部免除租牛课税。这一年，户部增加了三万多户。有人进言说营田中有肥沃富饶的，不如卖掉，可以得到几十万缗钱，用来资助国家。皇帝说：“利益在于百姓，也就在于国家了。我用这些钱做什么呢！”唉，连五代的君主都知道这个道理，何况日后大有作为的君主呢？必定有早晨听闻晚上就实行的。现在存在的，只有卫所屯田、学田、勋戚钦赐庄这三者还是官田。南京各衙门所管辖的草场田地，佃户辗转典卖，与民田没有区别。苏州一府，只有吴县的山地不曾均匀划分，至今还有官山、私山的名称，官山每亩征收五升，私山每亩征收五升五勺。现在高淳县的西边有个永丰乡，是宋代的湖田，也就是所谓的永丰圩。《文献通考》记载：“永丰圩，从政和五年围湖造田开始，起初命令百姓申请耕种，后来赐给蔡京，又赐给韩世忠，又赐给秦桧，接着拨归行宫管辖，现在隶属总所。”王弼《永丰谣》说：“永丰圩连接永宁乡，一亩官田征收八斗粮，人家种田不论厚薄，缴清了官租身心就安乐。前年大水冲垮斗门，圩底禾苗淹没殆尽，里胥报告灾情县官发怒，至今追缴租税如同追魂。有田追租还不算奇怪，竟然把官田当作民田出卖，富家得到田地穷人缴纳租税，年年旧租结成新债。旧租缴清，新租催促，更到城中卖掉小黄牛，一头牛一千文任凭时价估算，债主计算利息不计算本金。唉！有牛可卖您不要悲伤，东邻卖牛还卖儿子，只愿有儿子在我身边，明年还能耕种官田。”读这首诗，知道当时官佃的困苦就已经这样了。而把官田当作民田，也不始于近日了。《元微之集·奏状》：“右臣所在州的百姓田地，每亩只征收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地头榷税酒钱共出二十一文。以下各类职田，每亩大约征收粟三斗，草三束，脚钱一百二十文。”如果是京官上司的职田，又须百姓变卖米粮雇车运送，比较正税接近四倍。廨田、官田、驿田等的赋税轻重，大约与职田相似。”这说明官田的困苦，从唐代就已经存在，不始于宋、元。所以前朝洪熙、宣德年间，屡次下达诏书，命令民间有抛荒的官田，召人开垦耕种，依照民田条例征收赋税。又不只是苏、松、常三府是这样。

译吴中的百姓，拥有田地的占十分之一，替人耕种的占十分之九。那里的田亩非常狭窄，而且所有的沟渠道路都合并其税赋计入田地之中。每年只有秋季一季庄稼成熟，一亩的收成达不到三石，少的不过一石多一点。而私人地租重的达到一石二三斗，少的也有八九斗。佃户耗尽一年的力气，施肥耕作，一亩的费用可达一缗钱，而收获之日所得不过几斗，甚至有今天交完租明天就乞求借贷的人。所以既然减少了官粮额度，就应当禁止限制私人地租，上等田的地租不得超过八斗，这样贫穷的人逐渐富裕，而富有的人也不会陷入贫困。《元史·成宗纪》记载：“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日，江浙行省臣上言：‘陛下即位之初，下诏免除今年田租的十分之三。然而江南与江北不同，贫穷的人租种富人的田地，每年缴纳地租。现在免除的只是田主的部分，佃民缴纳的地租照旧，这就是恩惠只及于富户，而没有惠及贫民。应当命令佃民应当缴纳给田主的地租，也按照免除的数额减免。’朝廷听从了。”大德八年正月己未日，下诏江南佃户，私人地租太重，以十分为比例，普遍减少二分，永远作为定例。前一件事是特别恩惠的减免，后一件事是永久额度的减少，这都是为了宽待佃户。那么优待下层的政策，前代已经有实行的了。

汉武帝时，董仲舒说：“有的人耕种豪强地主的田地，缴纳的租税占收成的一半。”唐德宗时，陆贽说：“现在京城附近，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人收取的地租有一亩达到一石的，这是官税的二十倍。降到中等田地，地租还是官税的一半。土地，是君王所有的；耕种，是农夫所做的。而兼并土地的人，竟然坐享利益。希望现在凡是所占有的田地，大致制定条令限制，裁减租价，务必利于贫民。”董仲舒所说的就是现在的分成租，陆贽所说的就是现在的定额租。然而还称之为“豪民”，称之为“兼并之徒”，宋朝以后就公然称为“田主”了。

○预借 唐玄宗天宝三年，下制说：“每年的庸调，八月征收，农活还没结束，恐怕难以凑齐办理。从今以后，延长到九月二十日为期限。”到唐代宗广德二年七月庚子日，征收天下田亩的青苗钱，用来供给百官俸禄。所谓青苗钱，是因为国家用度紧急，等不到秋天，在禾苗还是青色时就征收，所以叫青苗钱。主管这件事的叫青苗使。于是成为后代预借税赋的开始。陆宣公说：“养蚕的事刚兴起，已经缴纳了丝织品税；农活还没结束，就急忙征收谷物租税。上司的责罚既严厉，下级官吏的威逼更加急促。有粮食的人急忙卖出而损失一半价值，没有粮食的人求借而花费加倍的利息。”唐宪宗元和六年二月，下制因为新旧粮食未能衔接，筹措办理尤其艰难。凡是供给用度，委托观察使用供军钱，方圆借便，不得随意抽取百姓财物。所以韩文公有《游城南诗》说：“白布长衫紫领巾，差科未动是闲人。麦苗含穗桑生葚，共向田頭乐社神。”这是三四月之间还没有发动差役赋税的意思。到后唐庄宗同光四年三月戊辰日，因为军粮不足，敕令河南尹预借夏秋税。那时内外叛离，不到一个月，国家灭亡君主被杀。明宗即位，很懂得爱护百姓。见于《文献通考》所载：长兴四年，开始征收条流税，节气早的五月十五日征收，八月一日缴足。依次类推，最晚的六月二十日起征，九月缴足。周世宗显德三年十月丙子日，皇上对侍臣说：“近来征收谷物布帛，大多不等收获纺绩完毕。”于是下诏三司，从今以后夏税六月起征，秋税十月起征。这是庄宗虽然有三月预借的命令，但实际上未曾实行。于是后代国家局势危险，不像同光年间，而在春初就出榜开征，其危害百姓又更严重了。《诗经》说：“大老鼠大老鼠，不要吃我的禾苗。”谢君直说：“禾苗还没抽穗就吃它，贪婪得很啊。”现在做预借的，是吃禾苗的政策。有不驱赶百姓而让他们去安乐郊野的吗！

虞谦，洪武末年任杭州府知府，曾经建议：“僧道，是百姓的蛀虫。现在江南寺院田地多的有几百顷，而徭役从未涉及他们。贫民没有田地，往往被徭役所困。请求制定制度，僧道每人田地不超过十亩，多余田地用来平均分配给平民。”起初同意了，后来认为不是旧制，于是废止。

○纺织之利 现在边郡的百姓，既不知道耕种，又不知道纺织，虽然有体力却安于游荡懒惰。华阴王宏撰著议，认为延安一府，布帛的价格比西安贵几倍，既得不到纺织的利益，又每年有买布的费用，生计日益窘迫，国税日益拖欠。并非百姓都懒惰，而是没有教导他们罢了。现在应当每个州县发放纺织工具一副，命令有关部门按照样式制造，散发给乡里，招募外郡能织的人作为师傅。就以百姓的勤惰工拙，作为有关部门考核优劣的标准。一两年间，百姓享受其利，将自行从事，就不必烦劳督促了。计算延安一府四万五千多户，每户不下三个女子，已经有十三万多人，其利益岂不很多？按《盐铁论》说：“边民没有桑麻的利益，仰仗中原的丝絮然后穿衣。夏天不脱厚衣，冬天不离土窟，父子夫妇藏在专室土圜

译之中。”崔寔在《政论》中说：“我先前担任五原太守时，当地风俗不知纺织，冬天堆积草料，人们伏卧其中。如果见到官吏，就用草缠绕身体，令人闻到酸鼻的气味。我便卖出储备的物资，得到二十多万钱，前往雁门、广武迎接织工，让巧匠制作织机，于是纺纱来教导百姓认识纺织。”这就是古人有实行过的事情。《汉书·地理志》记载：“冬天百姓都回到室内，妇女们在同一条巷子里结伴夜间纺线，一个月能得到四十五天的工作量。”“八月开始纺绩，为公子制作衣裳。”这是豳地旧有的风俗。如果普遍推行这种风俗，富强和教化百姓的效果，难道难以达到吗！吴华核上书，想要禁止绫、绮、锦、绣，以便保全百姓的生计本源，使谷物和丝帛的产业丰盛。他说现在官吏和士兵的家庭，少的没有子女，多的有三四个，少的有一两个。普遍命令每户有一个女儿，十万户就有十万人。人人都从事纺织，一年织成一束，就有十万束了。让全国范围内同心协力，在几年之间，布帛必定会积累起来。任凭百姓使用五种颜色，只供日常服用，只是禁止绮绣这类无益的装饰。况且美貌的人不需要华丽的色彩来增添喜好，艳丽的姿容不需要精美的丝织品来招致喜爱，拥有它们没有益处，废弃它们没有损失，为什么舍不得暂时禁止，来充实国库的急需呢！这是救济匮乏的首要任务，富国的根本事业。即使管仲、晏婴再生，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方案。现在编织的丝织品日新月异，奢侈轻薄之风更加严重，砍去雕饰回归质朴，这大概也是可行的时机吧？

译○马政“析因夷〇奥”，是先王安置百姓的方法。“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是先王安置厩中马匹的方法。

汉代晁错说：“命令百姓中拥有车骑马一匹的，免除三个人的兵役。”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所以汉文、景时期国家富足，百姓在街巷中都有马，田间道路上成群结队。骑乘母马的，被排斥而不能聚集。至于边塞的斥候，桥桃献上千匹马。在楼烦贡献数千群马牛羊。那么民间马匹的兴盛程度就可以知道了。汉武帝在轮台悔悟后，于是重修马复令。唐玄宗开元九年，下诏天下有马的人，州县都先以邮递、军旅的差役，确定免除户役并以此升迁。百姓畏惧劳苦，于是大多不养马，所以骑射之士比过去减少了。从今以后各州百姓，不限有无荫庇，能家养十匹马以下的，免除驿邮差役，征行定户不以马作为资产。古代君主，希望百姓拥有马匹到了这样的地步。只有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日，禁止河南饲养母马。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日，清查各路马匹，凡是色目人拥有马匹的，征收三分之二，《实录》记载：永乐元年七月丙戌日，皇上谕示兵部大臣说：“近来听说民间马价昂贵，大概是禁止百姓私自养马的缘故。汉文、景时期，里巷中马匹成群，百姓有的就是国家有的。应当榜文晓谕天下，允许军民养马不加禁止。”又说：“三五年后，或许马匹逐渐繁殖增多。”这是承接元人禁止养马之后，所以有此谕示。而洪熙元年正月辛巳日，皇上再次谕示兵部，命令民间饲养官马的人，每两年缴纳一匹小马，使他们得以用余力饲养私马。到宣德六年，有陕西安定卫土著百姓王从义，养马繁殖增多，多次前来献马。这是小规模推行而取得小成效的例子，然而还没有来得及修缮汉唐免除养马户役的法令。

○驿传《续汉书·舆服志》说：“驿马三十里设一驿站。”《史记》：“田横乘坐传车前往洛阳，还没到三十里，到了尸乡的厩置”就是如此。唐代制度也是这样，白居易诗：“从陕西到东京，山低路渐平。风光四百里，车行十三程”就是如此。有时一天奔驰十个驿站，岑参诗：“一驿过一驿，驿马如流星般流动。平时从咸阳出发，傍晚到达陇山头。”韩愈诗：“奉命到山东安抚叛军，一天奔驰三百里还嫌慢”就是如此。又如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丙寅日，安禄山在范阳反叛。壬申日，消息传到皇帝所在的地方，当时皇上在华清宫，六天就到达了。至德二载九月癸卯日，广平王收复西京。甲辰日，捷报传到皇帝所在的地方，当时皇上在凤翔府，一天就到达了。而唐代制度，赦书一天行五百里，那就不止十个驿站了。古人因为设置驿站多，所以行进速度快而马匹不疲惫。后人因为节省费用的说法，历次裁减合并，甚至有七八十里才设一个驿站的，导致马匹倒毙，官吏逃跑。都是因为这个缘故，何不考察一下前代史书呢？

古人以三十里为一舍。《左传》：“楚国国君进入郑国，后退三十里而答应讲和。注解说”退一舍“。而《诗经》说：”我的衣服已经做好，在三十里处“《周礼·遗人》：”三十里有住宿，住宿处有路室。“那么汉代驿马三十里设一驿站，是有来历的。

建国初期，凡是驿站都有粮仓。洪熙元年六月丙辰日，河南新安知县陶〇上奏：“县在山谷中，土地贫瘠百姓贫穷，遇到年成不好，公私都无处筹办。只有南关驿站有储备粮食这一件事，而当时储备充裕，法令宽缓，贤能的县令有向下施恩的权力，英明的君主居高临下地听取意见，都不是后世所能达到的。那么驿站设有粮仓，不仅用来供给宾客使臣，也是用来应对凶荒艰难，实在是《周礼·遗人》的职责。那些只知应试的晚辈，哪里能懂得先王的政令呢。

现在十里设一铺，安排卒兵传递公文。

《孟子》所说的“设置邮亭传递命令”，大概古代就有了。《史记》：“白起出发后，走出咸阳西门十里，到了杜邮。”《汉书·黄霸传》注：“颜师古说：邮亭书舍，是指传送文书停留的地方。”

○漕程《山堂考索》记载：“唐代漕运制度，凡是陆路行程，马每天走七十里，步行及驴每天走五十里，车每天走三十里。水路行程，重载的船，逆流而上黄河每天走三十里，长江四十里，其他河流四十五里；空船，逆流而上黄河每天走四十里，长江五十里，其他河流六十里。顺流而下的船则轻重制度相同，黄河每天走一百五十里，长江一百里，其他河流七十里。转运征敛送纳都按照行程节制快慢，其中三峡、砥柱之类不限制在这个范围内。这个方法可以不耗尽人马的力气，也没有逗留的祸患。现在过淮河、过洪泽湖以及回空船的期限，还有这个意思，而用车驴则必定穷尽一天的力气才停止，以至于人畜都疲惫，难道不是后人急迫的程度一天比前人严重吗，然而其效果是可以看到的。”

○行盐松江李雯论述“盐产于盐场，就像五谷生于土地，适宜在盐场定额，一次征税之后，不问它流向哪里，那么国家和百姓都受益。”又说：“天下都是私盐，那么天下也都是官盐了。”这个论述切实可行。丘仲深《大学衍义补》说恢复海运，而引用

译杜甫的诗：“云帆转辽海，更稻来东吴”可以作为证据。我在讨论盐法时，也引用了杜甫的诗句：“蜀麻吴盐自古通。”又说：“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 ”还说：“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如果像今天的盐法那样，各自有固定的行销区域，吴地的盐怎么能运到蜀地去呢！人们都诵读杜甫的诗，却不知道这段历史典故。所谓“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事”，（如果像这样）就是没有真正通达的人。

译洪武三年六月辛巳日，山西行省上奏说：“大同的粮食储备从陵县、长芦运送到太和岭，路途遥远，费用沉重。如果命令商人在大同仓缴纳一石米，在太原仓缴纳一石三斗米，都准许领取盐引一张，每张盐引对应二百斤盐。商人卖完盐后，就拿着原来发给的盐引自行前往当地官府缴销。这样，转运的费用就节省了，而军需储备也就充足了。”朝廷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这就是中盐法的开始。

唐代刘晏担任转运使时，专门使用专卖盐法来充实军国费用。当时，许、汝、郑、邓以西的地区都食用河东池盐，由度支主管；汴、滑、唐、蔡以东的地区都食用海盐，由刘晏主管。刘晏认为盐吏多了就会扰乱州县，所以只在产盐的地方设置盐官，收购盐户煮好的盐，转卖给商人，任由他们运往各地。其余州县不再设置盐官。那些距离产盐地遥远的江岭地区，就把官盐转运到那里储存，如果商人断绝导致盐价昂贵，就减价出售，这叫做常平盐。官府获得了利润，而百姓也不缺盐。起初江淮地区的盐利不过四万缗，后来竟达到六百万缗。因此国家用度充足，而百姓不困苦。如今盐利之所以不能振兴，正是因为盐吏不能裁撤，读史的人对此可以感慨并有所醒悟了。

行销盐的地区有远近的不同，如果离官府远而离私盐近，百姓就不得不购买私盐。既然购买了私盐，那么兴办贩卖的人必然兴起，于是盗贼增多而刑狱滋生了。《宋史》说江西的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的汀州也与虔州接壤，虔州的盐不好，汀州本来不产盐，两州的百姓大多盗贩广南盐来谋取利益。每年秋冬，农事刚结束，常常几十上百人结成团伙，拿着铠甲兵器旗鼓，往来于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之地。所到之处抢劫百姓的粮食布帛，掠夺百姓的妇女，与巡捕的官吏士卒搏斗，有时甚至杀伤人，于是起兵为盗，依仗险要地势，捕快不能抓获，有时赦免他们的罪行招安他们。元末的张士诚，就是凭借盐徒的身份盗据吴会之地。那些小小的兴办贩卖者，即使在太平盛世，也未曾断绝。我年轻时居住在昆山、常熟之间，那里是两浙行销盐的地区，而民间大多贩卖淮盐，从通州渡江，盐的颜色青黑，比官盐好。等到游历大同，所吃的都是蕃盐，坚实精致美好。这是地理条件的便利，不是国家法律所能禁止的。明明知道不能禁止，却设立巡捕的规章，以查获私盐作为考核，每季度若干，定为一定的额度，这是掩耳盗铃的政策啊。

宋嘉祐年间，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职王嘉鳞上书，请求废除茶本钱，放任园户贸易，而官府收取租钱，与所在地的征算一起，归入榷货务，用来偿还边境购粮的费用，这样可以疏通利源而宽缓民力。仁宗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诏书上说：“历代的弊端，一旦得以消除，确立为经常的制度，不再更改。”因此，即使到了王安石的时代，对于茶法也没有改变，这种说法可以通用于盐课。

●卷十一○权量三代以来，度量衡的制度，从隋文帝开始发生了一次变革。杜佑的《通典》说：“六朝的斗量三升相当于当今的一升，称量三两相当于当今的一两，尺长一尺二寸相当于当今的一尺。”《左传·定公八年》正义说：“魏、齐的斗称，古代的二是现在的一；周、隋的斗称，古代的三是现在的一。”《隋书·律历志》说：“梁、陈沿用古代的斗，齐以古代的五升为一斗，周以玉升的一升相当于官斗的一升三合四勺，开皇年间以古代的三升为一升，大业初年恢复古代的斗。梁、陈沿用古代的称，齐以古代的一斤八两为一斤，周玉称的四两相当于古称的四两半，开皇年间以古代的三斤为一斤，大业初年恢复古代的称。”现在考察传记，如《孟子》以举起百钧为有力气的人；三十斤为一钧，百钧就是三千斤。《晋书·成帝纪》：“命令各郡举荐能举起一千五百斤以上力气的人。”《史记·秦始皇纪》：“金人十二个，每个重千石，放置在宫廷中。”一百二十斤为一石，千石就是十二万斤。《汉旧仪·祭天》：“养牛五年，达到二千斤。”《晋书·南阳王保传》：“自称体重八百斤。”不应该如此沉重！《考工记》说：“爵容量一升，觚容量三升。献酒用爵而酬酒用觚，一献而三酬，就是一豆了。”《礼记》：“宗庙祭祀，尊贵的人献酒用爵，卑贱的人献酒用散。尊者举起觯，卑者举起角。五献的尊，门外用缶，门内用壶，君用瓦。”注：“凡是觞容量一升叫爵，二升叫觚，三升叫觯，四升叫角，壶容量大一石，五升叫散，瓦容量五斗。《诗》说：‘不要姑且斟那金。’毛说：‘人君用黄金装饰尊，容量大一硕，每顿饭四簋。’正义：‘簋，瓦器，容量斗二升。’不应该如此巨大！《周礼·舍人》：‘丧事供给饭米。’注：‘饭，用来塞口。君用梁，大夫用稷，士用米，都是四升。’《管子》：‘凡是食盐的数量，一个月丈夫五升少半，妇人三升少半，幼儿二升少半。’《史记·廉颇传》：‘一顿饭吃一斗米。’《汉书·食货志》：‘每人每月吃一石半。’《赵充国传》：‘以一

译马自佗，背负三十天的粮食，是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匈奴传》说：“计算一个人三百天的粮食，总共需要十八斛。”不应该像这样多！《史记·河渠书》说：“可以让每亩产十石。”嵇康《养生论》说：“种田的人，一亩产十斛，称为良田。”《晋书·傅玄传》说：“旱田收成达到十余斛，水田达到数十斛。”现在的收获最多也不及这个数目。《灵枢经》说：“人一天吃五升。”《既夕礼》说：“早上吃一溢米，晚上吃一溢米。”注解说：“二十两叫做一溢，相当于米一升又二十四分之一升。”《晋书·宣帝纪》说：“问诸葛亮：‘每天吃多少粮食？’回答说：‘三四升。’”《会稽王道子传》说：“国家用度空虚，从司徒以下，每天供给七升。”本来都说得少，反而显得多。由此可知古代的度量衡与现在相比，大致都是三当一。《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住在鲁国，奉给六万粟。”索隐说：“应当是六万斗。”正义说：“六万小斗，相当于现在的二千石。”这是唐人所说三当一的验证。大概从夏商周三代以后，征收民赋没有定规，度量衡之类，每个朝代都逐渐增加。到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下诏改长尺、大斗，依照《周礼》的制度，颁行天下。隋炀帝大业三年四月壬辰日，改度量衡都依照两、小两的名称，而后代就不再提了。

译《山堂考索》记载：“斛的形制，是底面为正方形且边长一尺，深度也为一尺。《汉书·律历志》却说它容量为十斗，大概是因为古代使用的斗比较小。”

欧阳修《集古录》中有一件谷口铜甬，是始元四年左冯翊制造的，其铭文说：“谷口铜甬容量十斗，重四十斤。”用现在的权量标准来校核，它容量只有三斗，重十五斤。斗的容量是现在的三倍有余，斤的重量则是现在的三倍不足。吕大临《考古图》中记载汉代好〇官厨鼎刻有铭文：“重九斤一两。”现在称量重三斤六两，现在的六两相当于汉代的一斤。铭文又说：“轵家釜容量三斗弱，轵家甑容量三斗一升。”这相当于汉代的一石，大抵上是现在的三单位相当于古代的一单位。

古代以二十四铢为一两。五铢钱十枚，计算重量为二两二铢。现在称量十枚，相当于现在的一两弱。又《汉书·王莽传》记载：“天凤元年，改铸货布，长二寸五分，宽一寸，首部首长八分有余，宽八分，其圆孔直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距宽二分。文字右边写‘货’，左边写‘布’，重二十五铢。”不久前富平县百姓挖地，得到一罐货布。所谓长二寸五分，相当于现在钞尺的一寸六分有余；宽一寸，相当于现在的六分半；八分，相当于现在的五分。而二十五铢，现在称量得百分两之四十二。由此可见，现在制度比古代大的，以容量最大，重量次之，长度再次之。

《晋书·挚虞传》记载：“将作大匠陈勰，挖地得到古尺。尚书上奏说：‘现在的尺比古尺长，应该以古尺为标准。’潘岳认为习惯使用已久，不宜再改。挚虞驳斥说：‘从前圣人因为洞察天下的幽深微妙，从而模拟其形态，仿照万物制作器物，以保存当时的实用。所以依据天三地二的原理，来端正算数的纲纪；依据律吕划分分寸，来确定长短的尺度。它们的制作有准则，所以使用有依据。考察步测天地，那么天地不会隐藏其真情；校准端正日月星辰，那么天象不会容许其谬误。施用于金石，那么音韵和谐；放置于规矩，那么器物合宜。一个标准不差，万物都端正。等到出现偏差，事情就完全相反。现在的尺比古尺长将近半寸，乐府使用它，律吕不合；史官使用它，历象失占；医署使用它，穴位错乱。这三者，是度量衡产生的缘由，也是得失取证的依据，都受到阻碍而不能通达，所以应该改现在而从古代。唐尧虞舜的制度，统一律度量衡；孔子的训诫，谨慎权量审度。现在两尺并用，不能称为统一；明知有失而实行，不能称为谨慎。不统一不谨慎，这就是错误的法度，不是用来规范事物、垂示准则、展示极致的。大凡事物，有多而易改的，也有少而难变的。有改而致烦的，也有变而致简的。度量衡是人们常用的，而长短并非人们所留恋珍惜的，这是多而易改的。纠正错误归于正确，反邪归于正，一时的变革，永远不再有二样，这是变而致简的。遵循成法，不丢失旧制。末世苟且迎合的制度，异端杂乱的使用，应该及时厘正，保持纯正专一。我认为应该如所奏。’”

○大斗大两《汉书·货殖传》记载：“黍千大斗。”颜师古说：“大斗，是不同于量米粟的斗。”这说明汉代已经有大斗，只是用来量粗货罢了。

《唐六典》记载：“凡是长度，以北方〇黍中等的一黍宽度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一丈。凡是容量，以〇黍中等的容纳一千二百黍为一龠，二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三斗为大斗，十斗为一斛。凡是权衡，以〇黍中等的百黍重量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一斤。凡是积聚〇黍作为度量权衡的，调钟律，测日影，配汤药以及冠冕的制作则使用它，内外官府都使用大的。”按唐代权量，是古今、小大并行，太史局、太常寺、太医署使用古制，其他官府都使用今制。时间久了，今制通行，而古制废弃了。

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说：“我受诏考察钟律及铸造浑仪，寻求秦汉以来的度量，计算六斗相当于现在的一斗七升九合，称三斤相当于现在的十三两。”这说明宋代的权量又比唐代大。

《元史》记载：“至元二十年，颁行宋文思院的小口斛。”又说：“世祖攻取江南，命令输送米粮的只用宋斗斛，因为宋的一石相当于现在的七斗。”这说明元代的斗斛又比宋代大。○汉代俸禄言石，古代制定俸禄的数量，都用斗斛。《左传》说：“豆、区、釜、钟，各自乘以四，累加到釜。”《论语》说：“给他一釜，给他一庾。”《孟子》说：“供养弟子以万钟。”都是容量单位。汉代继承秦制，开始以石为名。所以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而三公号称万石。一百二十斤为一石，这是以重量代替容量。然而考察《续汉书·百官志》

译文中所载的月俸数额，大将军、三公每月俸禄三百五十斛，直到斗食官每月俸禄十一斛，都未曾不使用“斛”作为计量单位。所谓二千石直到百石的说法，只是用来表示品级的高低差别罢了。现在的人以十斗为一石，其本源就在于此。人们不知道秦代所说的“铸造十二个金人，每个重千石”、“撞击万石重的大钟”、“悬挂石重的大钟”、“用石权称量文书”之类，都是指重量，而不是指容量。只有《白圭传》中的“谷长石斗”，《淳于髡传中的“一斗也能醉，一石也能醉”，是与“斗”相对而言的，这是将衡量重量的名称移用于容量罢了。

译叶梦得《岩下放言》说：“名称产生于实际，凡是事物都是这样。把‘斛’当作‘石’使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从汉代以来才见到这种现象。‘石’本来是重量单位的名称，汉代制度规定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它不是容量单位的名称。用它来命名赋税和俸禄，比如‘二千石’这类官职，用一百二十斤谷物作为一斛，还勉强说得过去。但如果说到酒用‘石’计量，酒的多少本来不取决于谷物的数量，而是取决于酒的醇度。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醇厚的酒，一斛只取七斗或六斗；而淡薄的酒，多达十五六斗。如果按照一百二十斤谷物作为一斛，酒跟随重量单位的名称，那么应当是十五六斗酒；如果跟随容量单位的名称，那么一斛应当是一百八九十斤谷物，进退两难，都不符合实际。因此，汉代说到酒用‘石’计量时，并没有固定的数量。至于说到面粉用‘斛石’计量，面粉也未必正好是一百二十斤麦子，而且麦子的实际重量又有大小虚实之分。然而沿袭至今，没有人知道这是错误的。等到用弓弩比较力量时，说到‘斗’和‘石’，这才是古代的方法。打铁锤以‘斤’来区分，世人反而对此表示怀疑。这才知道名称和实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史记·货殖列传》说：“狐貂皮裘一千张皮，羔羊皮裘一千石。”把‘皮’换成‘石’，也是互文见义。凡是细小而轻薄的物品就用‘皮’来计算，粗糙而沉重的物品就用‘石’来计算。

○用‘钱’代替‘铢’是古代的计算方法，二十四铢为一两。汉代轵县人家釜上的铭文说：“重十斤九铢”，轵县人家甑上的铭文说：“重四斤二十铢”，就是这样的例子。近代算学家觉得不方便，于是把一两分为十分，从而有了‘钱’这个名称。这个字本来是借用‘钱币’的‘钱’，并不是数学家的正式名称，在账簿中使用还可以，现在的人把它写入文章，真是可笑。《唐书》记载：“武德四年，铸造开通元宝，直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累积十钱重一两，达到了轻重适中的标准。所谓二铢四絫，就是现在一钱的重量。后人因为这种说法繁琐且难以理解，所以用‘钱’字来代替。度量衡都以十进位起数，只有重量单位是以一龠容纳一千二百颗黍，重十二铢，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现在的人把‘铢’改为‘钱’，而从两以上则用百、千以至于万，重量单位的进位也变成了十进制。汉代制度，铜钱用‘铢’，黄金用‘斤’，它们的名称接近古代。

《宋史·律历志》记载：太宗淳化三年三月，下诏说：“《尚书》说协调时令、月份、日期，统一律吕、度量、衡器，这是用来建立国家纲纪和确立百姓准则的。国家万国归义，九赋均平。然而官府的收入和支出，关系到权衡的定式。听说关于黍粒的制度，有时相差毫厘，秤锤和秤钩成为奸诈的手段，祸害百姓，应该命令详细审定称量方法，制定为通用的规范。”事情下达给有关部门。监内藏库崇仪使刘蒙、刘承珪说：“太府寺旧的铜制标准器，从一钱到十斤，共五十一件，轻重没有标准。外府收藏接受黄金，必须从毫厘开始计算。如果从一钱开始，就显得太重了。”于是探寻本源，另外制作法定的器物。到了景德年间，刘承珪参与审定，权衡的制度更加精密完备。它的方法大概取《汉书·律历志》中子谷黍为标准，以十颗黍的宽度作为一寸，根据大乐的尺子形成两种方法。通过度量尺子来求取毫厘，从积累黍粒来取絫，以毫、絫、一钱半及一两等两种称量标准。各悬挂三根毫毛，用星点来校准。一钱半的标准，用来取一称的方法。它的秤杆符合乐尺一尺二寸，重一钱，秤锤重六分，秤盘重五分。第一根毫毛的星点校准半钱，到梢部总共一钱半，析成十五分，每分列出十毫；中间毫毛到梢部一钱，析成十分，每分列出十毫；最后一根毫毛到梢部半钱，析成五分，每分列出十毫。一两的标准也作为一称的准则，它的秤杆符合乐尺一尺四寸，重一钱半，秤锤重六钱，秤盘重四钱。第一根毫毛到梢部布设二十四铢，下面另出一颗星，星等五絫；中间毫毛到梢部五钱，布设十二铢，每铢列出五星，星等二絫。最后一根毫毛到梢部六铢，每铢列出十星，星等一絫。用御书的真书、草书、行书三种字体。淳化钱经过较定，实际重二铢四絫，作为一钱。以二千四百得十五斤，作为一称的准则。它的方法起初以绩黍为准，然后用分来推演忽，作为确定数量的开端。所以从忽、丝、毫、厘、黍、絫、铢，各定一钱的标准。毫则百，毫则十。转而以十倍增加，则为一钱。黍以二千四百颗为一两，絫以二百四十颗，铢以二十四颗，于是形成了称量标准。称量符合黍的数量，则一钱半者，计算三百六十颗黍的重量，列为五分，则每分计算二十四颗黍。又每分析为一十毫，则每毫计算二颗黍十分黍之四，每四毫一线六忽略有差异为一颗黍，则毫、絫的数量达到了极限。一两者，符合二十四铢，为二千四百颗黍的重量。每百颗黍为一铢，二百四十颗黍为二铢四絫，二铢四絫为一钱，二絫四颗黍为一分，一絫二颗黍重五毫，六颗黍重二毫五丝，三颗黍重一毫二丝五忽，则黍絫的数量确定了。在此之前，守藏吏接受天下每年缴纳的金币，而太府权衡旧式失去标准，得以借此行奸，所以各道主管因拖欠债务而破产的人很多。又守藏吏更替，校计争讼，动辄数年。到了现在新制既定，奸弊无处施展，朝廷内外都认为方便。这就是今天以十分为一钱，十钱为一两，都始于宋初所谓的新制。

译○十分为钱。古时“分”是长度的名称，不是重量的名称。《说文解字》说：“寸，十分也。”《隋书·律历志》引用《易纬通卦验》说：“十根马尾为一分。”《说苑》说：“度、量、权、衡都从粟产生。十粒粟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孙子算经》说：“蚕吐出的丝为忽，十忽为秒，十秒为毫، 十毫为牦为分，十分为一寸。”《汉书·律历志》说：“根本起源于黄钟的长度，用中等大小的黍粒的宽度来测量，九十粒黍的宽度为黄钟的长度，一粒黍的宽度为一分，十分为一寸。”这些都是长度的名称。《淮南子》说：“十二{艹票}相当于一粒粟，十二粒粟相当于一分，十二分相当于一铢，十二铢相当于半两，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 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这才是重量的名称。然而如果用十二分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那么这种“分”比现在的“分”小得多了。

译陶弘景《名医别录》说：“古代只称铢、两，没有‘分’的名称。现在则用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等于一两，十六两等于一斤。”李杲说：“六铢为一分，就是现在的二钱半。”这又把二钱半当作一分，那么名称就随人而定，没有固定的标准了。

○ 黄金 汉代黄金上下通用。所以汉文帝赐给周勃多达五千斤；汉宣帝赐给霍光多达七千斤；而汉武帝把公主嫁给栾大，陪嫁黄金多达一万斤；卫青出塞作战，斩杀俘获敌军的士兵，受赐黄金二十多万斤；梁孝王去世，府库中剩余黄金四十多万斤；馆陶公主宠幸董偃，命令内府说：“董君所花费的，一天黄金满一百斤，铜钱满一百万，丝帛满一千匹，才来报告。”王莽禁止列侯以下的人，不得携带黄金，要上缴御府换取价值。等到他即将败亡时，省中黄金一万斤的有一箱，还有六十箱；黄门、钩盾、藏府、尚方等处，各处都有几箱。而《后汉书·光武帝纪》说：“王莽末年，天下旱灾蝗灾，黄金一斤换粟一斛。”可见民间也并非没有黄金。董卓死后，坞中有黄金二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刘备得到益州，赐给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黄金各五百斤，白银一千斤。《南齐书·萧颖胄传》：“长沙寺庙僧人产业丰厚，铸造黄金龙数千两，埋在土中，历代相传交付，称为下方黄铁，没有人见过。萧颖胄起兵，才取出这些金龙来充作军需。”《梁书·武陵王纪传》：“黄金一斤铸成饼，一百饼为一‘〇’，多达一百‘〇’。白银是黄金的五倍。”从此以后，黄金就很少在史书中出现了。《尚书》疏：“汉魏时期赎罪，都用黄金。后魏因为黄金难得，规定黄金一两收取绢十匹。现在的法律则是赎铜。”

宋太宗问学士杜镐说：“两汉赏赐多用黄金，而后代却成为难得的货物，为什么呢？”杜镐回答说：“当时佛教事务尚未兴盛，所以金价很便宜。”现在根据我亲眼所见所记以及《会典》所载国初金价来推算，也大致可以考证。《会典·钞法卷》中说：“洪武八年，制造大明宝钞，每钞一贯，折合白银一两；每钞四贯，兑换赤金一两。”这是黄金一两相当于白银四两。《征收卷》中说：“洪武十八年，规定凡是折收税粮，黄金每两折合米十石，白银每两折合米二石。”这是黄金一两相当于白银五两。三十年，皇上说：“折收拖欠的赋税，是想缓解百姓的困苦。现在这样沉重，将更使百姓困苦。”于是改令黄金每两折合米二十石，白银每两折合米四石。但这仍然是黄金一两相当于白银五两。永乐十一年，规定黄金每两折合米三十石，那就相当于白银七两五钱了。又命令交趾招募商人中盐，黄金一两，给盐三十引，那就相当于白银十两了。这难道不是承平以后，日益崇尚奢侈靡费，上自宫廷，下至勋贵，使用超过了物品价值的缘故吗？我小时候见到万历年间赤金只七八换，崇祯年间十换，江南地区甚至到了十三换了。那种投珠抵璧的风气，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呢？

《汉书·食货志》：“黄金重一斤，价值一万钱。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价值一千五百八十。其他银一‘流’，价值一千。”这是金价也相当于银价的四五倍。《元史》：“至大银钞一两，折合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此处原文似有脱漏或误植，按上下文意及元代币制，通常指金银比价，若依原文‘赤金一钱’则金价十倍于银，但结合前文‘白银一两’，此处可能意指白银一两换赤金一钱，即金价十倍于银，或者原文意为至大银钞一两准白银一两，而白银一两准赤金一钱，故金价十倍于银）。”这是金价十倍于银价。

《史记·平准书》：“一黄金一斤。”臣瓒说：“秦以一镒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这是汉代的金已少于秦代。《汉书·食货志》：“黄金重一斤，值钱一万。”《惠帝纪》注：“颜师古说：‘各种赐金不称黄的，一斤与万钱。’”

自古以来用金的耗费，如《吴志·刘繇传》：“笮融大修佛寺，用铜做人像，黄金涂身，穿着锦绣衣服，垂挂铜盘九重。”《何姬传》注引用《江表传》：“孙皓命令尚方用黄金制作华燧、步摇、假髻数以千计，让宫人戴着互相扑打，早上做成晚上就坏了，就拿出新的再做。”《魏书·释老志》：“兴光元年，命令有关部门，在五缎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位皇帝，铸造释迦立像五尊，各长一丈六尺，共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天安年间，在天宫寺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黄金六百斤。”《齐书·东昏侯本纪》：“后宫服饰器物，极力挑选珍奇，府库旧物不再够用，高价向民间购买金银宝物，价格都是京城的好几倍。酒租都折算成黄金缴纳，用来做金涂，仍然不能满足。”《唐书·敬宗纪》：“诏令度支进献铜三千斤，金箔十万，翻修清思院新殿及升阳殿的图障。”《五代史·闽世家》：“王昶建造三清台三层，用黄金数千斤铸造宝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宋真宗建造玉清昭应宫，屋脊、斗拱、柱子，全部用金装饰，耗费巨大，虽然用

译金的数目也无法完全统计。《金史·海陵本纪》记载：“宫殿的装饰全部涂抹黄金，然后间杂五彩。金屑在空中飞舞，如同落雪。”《元史·世祖本纪》记载：“修建大圣寿万安寺，佛像以及窗户墙壁都用黄金装饰，总共耗费黄金五百四十多两，水银二百四十斤。”又记载：“缮写金字藏经，总共耗费黄金三千二百四十四两。”这些都是消耗黄金的原因。杜镐的话，颇为不假。《草木子》说：“黄金一旦制成金箔，就无法再还原成原来的形态了。”所以《南齐书·武帝纪》记载：“禁止不得用金银制作金箔。”而《太祖实录》记载：“皇上拿出一锭黄金，给近臣看说：‘这是表笺封套上的盘龙金。让宫女洗涤熔炼才得到的。’”唉，崇尚节俭的德风真是久远啊！○银在唐宋以前，上下通行的货币都是铜钱而已，未曾使用白银。《汉书·食货志》说：秦统一天下，货币分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类作为器物装饰和宝藏，不作为货币。汉武帝开始铸造白金三品，不久就废止不再使用。《旧唐书》记载：宪宗元和三年六月，下诏说：“天下有银矿的山，必定有铜矿。铜，可以用于铸钱；银，对百姓生活没有益处。那天下自五岭以北，凡是开采银矿的地方，都应禁止。”然而考察《通典》，说梁朝初年只有京师以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地区使用铜钱，其余州郡则混杂使用谷物和布帛进行交易，交广地区则完全使用金银作为货币。而唐代韩愈的奏状也说，五岭地区买卖一律使用白银。元稹的奏状说，自岭南以南，以金银作为货币。自巴地以外，以盐和布帛进行交易。黔巫溪峡地区用水银、朱砂、丝织品、巾帽来互相交易。《宋史·仁宗纪》记载：“景祐二年，下诏各路每年缴纳铜钱。福建、两广地区改用白银，江东地区改用布帛。”于是出现了用白银折算铜钱的情况。《金史·食货志》记载：“旧例白银每锭五十两，价值一百贯。民间有时有截凿银锭的人，其价格也随之高低波动。于是改铸银锭，名为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为五等，每两折算铜钱二贯，公私都视同现钱使用。”又记载：“又铸造兴定宝泉，每贯相当于通宝五十文。又用绫纸印制元光珍货，与银钞及其他钞票一起流通。流通不久，银价日益昂贵，宝泉日益贬值，百姓只以白银论价。到元光二年，宝泉几乎不再使用。哀宗正大年间，民间只以白银进行交易。”这是今天上下使用白银的开始。现在民间缴纳给官府的物品都使用白银，却仍然称之为钱粮。大概是沿袭宋代的名称，当时上下都使用铜钱。明初征收天下的田赋，未曾使用白银，只有矿冶的税课有白银。《实录》在每年年终记录收入的数量，而洪武二十四年，只有白银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到宣德五年，则是三十二万二百九十七两。每年的定额以此为依据，当时国家确实不依赖白银作为用度。到正统三年，因为采办扰民，开始废止银课，封闭矿穴，而每年的收入不过五千多两。九年闰七月戊寅初一，重新开放福建、浙江的银矿，于是仓库米粮折价缴纳变卖，无不使用白银。后来遂成为常备的通货，大概是因为海外贸易来的白银多了。

译《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八年三月辛酉初一，禁止民间用金银作为货物进行交易，违者治罪。有人告发的，就把那人的财物赏给告发者。”其立法如此严厉。“洪武九年四月己丑，允许百姓用银、钞、钱、绢代替缴纳今年的租税。”“洪武十九年三月己巳，下诏说，每年解送税课钱钞，如果路途险远难以送达，允许兑换成金银进贡。”“五月己未，下诏给户部，将今年秋粮以及仓库中储存的粮食，汇总计算其数量，除了留存的部分外，全部折收为金银、布绢、钞券，规定输往京师。”这些折变的方法虽然只是暂时实行，但禁止交易的禁令也稍微放松了。

“正统元年八月庚辰，命令江南地区的租税折收金帛。在此之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上奏说：‘行在（指皇帝所在之地）各卫官员的俸禄粮食，在南京支取的，派遣官员发放，本是为了方便。但是被派来的人，将各官的俸米用来贸易货物，高价买入低价卖出，所得不足十分之一，朝廷白白耗费廪禄，各官得不到实际利益。请求命令有关部门商议每年的俸禄数额，在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水路不通的地方，各自根据当地特产折收布绢、白银，运往京城充作俸禄。’巡抚江西的侍郎赵新也说：‘江西所属各县有偏僻居住在深山、水路不通的，每年携带金帛到水路通达的地方兑换大米，上缴南京。如果遇到米价昂贵，费用不可估量。现在行在官员的俸禄在南京支取，往返劳顿耗费，得不到实际用途。请求命令江西所属各县酌情征收布绢或白银，分类熔铸成锭，运往京师，用来抵充官员的俸禄。’少保兼户部尚书黄福也有同样的请求。到了这时，行在户部再次重申之前的建议，皇上说：‘祖宗曾经实行过吗？’尚书胡滢等人回答说：‘太祖皇帝曾经在陕西实行过，每钞二贯五百文折米一石，黄金一斤折二十石，白银一斤折四石，绢一匹折一石二斗，棉布一匹折一石，各自根据当地特产，百姓认为方便。后来又在浙江实行，百姓也认为方便。’皇上于是听从了他们的请求，远近都称赞方便。然而从此仓库的积蓄就减少了。”

正统二年二月甲戌，命令两广、福建应当输往南京的税粮，全部缴纳白银，有愿意缴纳布绢的听任其便。于是巡抚南直隶、行在工部侍郎周全上奏：官仓储存的粮食有余。当年十月壬午，派遣行在能政司右通政李畛，前往苏州、常州、松江三府，将留存仓库的粮食七十二万九千三百多石，卖出换银来抵充官军的俸禄。正统三年四月甲寅，命令抛售广西、云南、四川、浙江陈旧的仓粮。于是让军民没有运输的劳苦，而仓库也避免了粮食陈腐变质的祸患，确实是一时的便利措施。

自从折收白银之后，不过两三年，频繁发生水旱灾害，而设法劝借达到千石以上用来赈济灾荒的人被称为“义民”，下诏免除其家庭的赋役。到了景泰年间，纳粮买官的例子纷纷出现，一直流传至今，而国家所征收的白银不再知道它是用来换米的了。

《唐书》说：“天宝年间，天下富足，州县的粮食布帛数以万计。杨国忠掌管度支，于是说：‘古代耕种二十七年，剩余九年的粮食。现在天下太平，请将在各地积压的物资，换成轻便的财物，充实京师的财富。又全部将天下的义仓以及丁租地课，兑换成布帛来充实天子的内库。’当时各位大臣的议论，与此类似，沿袭旧事而行，不免太过分。沿袭日久，内部空虚外部虚张声势。到了崇祯十三年，各地大饥荒，仓库没有现存的粮食，百姓想跟着作乱，于是导致亡国。”

宣德年间，因为边境储备不足，而制定了纳粮赎罪的命令，其条例不一。正统三年八月，听从陕西按察使陈正伦的请求，改在本处缴纳白银，解往边境兑换大米。杂犯死罪的，缴纳白银三十六两，三流罪二十四两，徒刑五等比照流罪每等递减三两，杖刑五等中一百下的六两，九十以下以及笞刑五等都递减五钱。这就是今天赎金条例的由来。

正统十一年九月壬午，巡抚直隶的工部左侍郎周全说：“各地遭受灾害，恐怕预备仓的储备赈济不够，请求将折银的粮税全部征收实物，在各仓收贮。等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卖给百姓。将所得的白银上缴京库，那么官府既不损失，百姓也能得到救济。”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这是文襄公（周全）权宜变通的方法，所以他成为一代能臣。

○以钱为赋《周官·太宰》：“用九赋来征收财物。”注解说：“财物，指货币和谷物。”又说：“按人口征收货币。”《荀子》说：“加重刀布（货币）的征收，来掠夺百姓的财富。”而汉律有口算税。这就是以钱作为赋税，自古就有，但不是出自田亩。唐朝初年，租出谷物，庸出绢，调出缯布，没有用钱。自从两税法实行，于是以钱作为唯一的正税了。

《孟子》有话说：“圣人治理天下，让豆类和粮食像水火一样充足，豆类和粮食像水火一样充足，而百姓哪有不仁爱的呢？”按照现在的方法，不改变现在的习俗，即使让余粮堆积在田亩，一斗米只值三钱，而运输缴纳办不到，妇女儿童不得安宁，百姓的财富终究无法得到，使百姓富足的美德终究无法端正，为什么呢？因为国家的赋税不用粮食而用白银，舍弃百姓所有的而索取他们没有的。田野中的百姓，不做商人，不做官，不做盗贼，白银

译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唐宋时期的臣子们常常对“钱荒”之害发出感叹，而今天的情况又更加严重了。如果不依据各地的土地情况来制定赋税，不重视农业来引导百姓，却期望教化能够推行、风俗能够美好，是没有这种道理的。

译《白氏长庆集》中的对策说：“赋税的根本，是依据桑田面积来征收租税，根据成年男子和家庭来征收力役。租和庸，不过是粮食和丝织品罢了。如今在粮食和丝织品之外，又要求缴纳铜钱。铜钱这种东西，桑田里长不出铜，私人也不敢铸造，从事农业的人从哪里得到它呢？等到官吏追缴，官府限期紧迫，百姓只好变卖自己所有的东西来应付公家的征调。遇到丰收年景，就低价抛售粮食，半价卖出还不够缴纳铜钱；遇到灾荒年景，借贷利息加倍，也不够偿还拖欠的债务。丰年和荒年既然都是这样，从事农业的人还有什么指望呢？因此，那些趁时机谋取利益的商贾大族，一天比一天富豪；在田间辛勤劳作盼望好年景的贫苦百姓，一天比一天贫困。劳逸悬殊，利害引诱，那么农夫的心思都想着放下农具去依靠市场，织妇的手都想要放下织机去刺绣花纹。以至于田地荒芜，家中空无一物。人力很少施展，而土地的优势大多被埋没；天时白白运转，而一年的收成无法完成。我曾经反复思考，这实在是因为粮食丝织品轻贱而铜钱贵重造成的。如果买粮很贵，铜钱很轻，就会伤害商人；如果买粮很贱，铜钱很重，就会伤害农民。农民受害，生计就不能专心；商人受害，财物使用就不充足。所以君王要平衡物价的贵贱，调节货币的轻重，让各种货物流通，士农工商四民互相获利，然后上面没有匮乏，下面也能富足安定。如今天下的铜钱日益减少，有的积存在国家，有的滞留在私人家里。如果还按月按日征取，按年按时缴纳，我担心粮食丝织品的价格会更加低廉，农桑事业会更加受损，十年以后，弊端一定比今天更严重。现在如果根据成年男子和家庭的桑田面积，计算粮食丝织品作为租庸，以石斗的增减作为差别，以匹丈的多少作为等级，只登记估价尽力征收，利益兴起，那些趋向商业的人就会回心转意。那些在道路市场游手好闲的人，可以在秋收时改变职业；那些依附军籍、佛教僧侣的人，可以回归农耕。这就是所说的下令像流水源头一样顺畅，把人系在桑田根本上的做法。”

《赠友诗》说：“私人家里没有铸钱的炉子，平地上没有铜矿，为什么秋夏的赋税，年年都要缴纳铜钱！铜钱的力量日益沉重，农民的力量日益枯竭。低价卖出粟和麦，低价交易丝和绵，年底衣食耗尽，怎能没有饥寒？我听说国家初建时，有制度垂范不可更改：力役必须按丁口计算，租税必须按桑田计算。不索取土地所没有的，不强迫人做难做的事，量入为出，上面充足下面也安定。战争兴起改变法令，战争平息却不再恢复。让我们这些农桑之人，在田间憔悴受苦。谁能革除这个弊端，等待您掌握权柄。恢复那租庸法，让情况像贞观年间一样。”

《李翱集》中有《疏改税法》一篇，说：“铜钱，是官府铸造的；粮食丝织品，是农民生产的。现在却让农民贱卖丝织品，换钱交给官府，这难道不是颠倒黑白、索取他们没有的东西吗？因此豪强大商都大量囤积铜钱，以追逐物价的轻重变化，所以农民日益困苦，商业日益兴盛。请求一律不督促缴纳现钱，都缴纳布帛。”宋朝时每年的赋税也只是粮食丝织品，其收入有固定的物品，而一时所需则变通征收，使其价值轻重相当，称为折变。熙宁年间，张方平上疏说：“近年公私上下，都苦于缺钱。又因为青苗法、助役法的缘故，农民都变卖粮食丝织品，缴纳现钱。铜钱既然难得，粮食丝织品更加便宜。人情窘迫，称为钱荒。”绍熙元年，臣僚说：“古代赋税出自百姓所有的东西，不强迫他们没有的。现在缴纳绢的，一倍折算成铜钱，再倍折算成白银。白银越贵，铜钱越难得，粮食越卖不出去。让百姓贱卖而贵折，那么大丰收的年景反而成为百姓的祸害。希望诏令州郡，凡多取多折的，重重处罚。百姓有粮食卖不出去的，让常平仓收购，以后年成歉收，平价卖出。希望百姓不受伤害，对国家有补益。”皇帝听从了。而在真宗时，知袁州何蒙请求用黄金折算本州的二税，皇上说：“如果这样将要完全废弃耕种农业了。”没有允许。这是宋朝的弊端也与唐朝相同，而折算白银见于史书的，是从南宋南渡后才开始的。

解缙《太平十策》说：“趁现在丰收年景，应当在天下要害之处，每年积存粮食若干。百姓乐于就近缴纳，而国家获得长久之利，这是很好的计策。”我认为天下的税粮，应当全部征收实物。除了漕运京仓之外，其余都储存在通都大邑。并让主管计量的官员大致仿效刘晏的遗意，衡量年成的丰歉，考察价格的高低，卖出粮食换银解送京城，以资助国家用度。一年计算不够，十年计算有余。小民免除借贷之苦，官府省去鞭打催促之烦，郡国拥有灾荒的储备，一举而三善随之而来。先生《钱粮论》大致说：古代天下之所以富裕，靠的是豆类和粮食罢了。因为交易的需要，不得已用铜钱来权衡。然而从三代直到唐朝，向百姓征收的，只是粮食丝织品。自从杨炎两税法实行，才开始改征铜钱，而没有白银。《汉书·食货志》说秦朝货币分二等，而银锡之类用于器物装饰，不作为货币。从梁朝开始有交州、广州以金银作为货物的说法。宋仁宗景祐二年，开始诏令各路每年征收铜钱，福建、两广改用白银，江东用丝织品。之所以在福建、两广征收白银，是因为那里矿冶多，而海外贸易有利。到金章宗，开始铸造银钱，名叫承安宝货，公私都同现钱使用。金哀宗正大年间，百姓只用白银交易，而不使用铸币。直到今天，上下通行，而忘记了它的来源。然而考察

译《元史》记载，每年赋税征收的数额中，白银所占最少。由此可见，国家赋税使用白银，大概不过二三百年间罢了。如今谈论赋税，必定说“钱粮”。所谓“钱”，就是铜钱；所谓“粮”，就是粮食。哪里有所谓的白银呢？况且天地间的白银不会增加，而赋税却加倍征收，这必定是百姓无法承担的数额。从前唐穆宗时，物价低廉而铜钱贵重，采纳户部尚书杨于陵的建议，命令两税等原本折纳铜钱的税项都改征布帛丝绵，百姓感到便利。五代时吴国的徐知诰听从宋齐邱的话，认为铜钱不是耕种桑麻所能直接获得的，让百姓缴纳铜钱，这是教他们舍弃根本去追逐末节，于是各种赋税全部征收布帛、细绢。由此可见，古人论述征收百姓赋税时，尚且认为铜钱难以获得，认为百姓追求铜钱是不务正业，何况是白银呢？应当估量土地的适宜情况，权衡每年收入的数额，斟酌转运的方法，并在其中灵活变通，凡是州县不通商贾的地方，命令全部缴纳实物，不得已才征收十分之三的铜钱。铜钱由下而上缴纳，那么劣币就没有容身之地，铜钱的价格就会上涨，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没有减免赋税导致的亏损，却有救济百姓的实际效果；没有督责征收的困难，却有逐渐清偿拖欠赋税的希望。当今的计策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种植谷物却征收白银，就像饲养绵羊却要求得到马匹一样；依靠白银来使国家富裕，就像依靠饮酒来充饥一样。用这种办法来自我愚弄，而其弊端导致国家和百姓都陷入绝境，这种计策比唐末宋末那些臣下的计策还要低下。

译又说道：自古以来，统治者从百姓那里征收赋税已经非常详尽苛刻了，但从未听说过“火耗”这种名目。火耗之所以得名，大概是起源于征收银两的时代吧？推究火耗产生的原因，是因为一个州县的赋税繁多，如果逐户收取，按极小的单位缴纳，这些琐碎细碎的银两无法直接上缴给上级官府，因此不得不借助熔铸成银锭。既然要熔铸，就必然会有损耗，所谓的损耗，只不过百分之一二而已。然而有卑鄙小人，认为额外的征收难免会触犯官吏的议论，选择时机中饱私囊，还不足以满足他们的贪婪，于是借着火耗的名义，作为巧取豪夺的手段。大概不知从哪一年开始，这种方法代代相传，一代比一代严重，官员一个比一个贪婪，一直延续到今天。于是官员从中获取百分之十二三的盈余，百姓需要缴纳十三份才能抵充国家的十分；里胥又从中获取百分之十一二的盈余，百姓需要缴纳十五份才能抵充国家的十分。他们征收时，对大户征收得少，对小户征收得多；那些征收数额较少的，必定是当地豪强有力、能够掌握官员短长的人；那些征收数额较多的，必定是贫穷的下层百姓。虽然多征收，他们也不敢言语。于是对大户加收百分之十二三，对小户加收百分之十五六。正税征收得少，杂税征收得多，正税是耳目所先关注的，杂税则是后来才关注的。于是正税加收百分之十二三，杂税加收百分之十七八。解送藩司的，称为羡余；进贡给节度使的，称为常例。以不得不做来逼迫，以不可破除来庇护，百姓的困苦没有比这个时候更严重的了。我曾经长期在山东任职，山东的百姓无不痛心疾首，诉说火耗的暴虐。唯独德州不是这样，询问其中的缘故，回答说：德州的赋税二万九千，其中两成是银，八成是钱。钱没有火耗的加征，所以民力比其他县份宽裕。并不是德州的官员都贤良，里胥都善良，而是形势使然。又听长辈说：近代的贪官比唐宋时期更加严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钱笨重难以运输，银轻便容易携带，难以运输就少取一点也以为很多，容易携带就多取一点还觉得不够。并不是唐宋时期的官吏多廉洁而现在的官吏多贪婪，而是形势使然。那么银的流通，钱的滞涩；是官吏的宝物，百姓的祸害！在明朝初年，曾经禁止百姓使用金银，违反者按奸恶论处。使用金银，有什么奸恶呢？有严厉禁止的，大概是预先知道弊端一定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当时市场上使用的都是唐宋的钱，而铸造新钱只是偶尔为之，以补充不足罢了。如今钱币衰弱而害人的金银兴起，市场困窘而伪物出现，国家的货币被上层掠夺，百姓的财力被下层耗尽。假使陆贽、白居易、李翱等人生活在今天，他们的叹息感慨一定比唐朝中期更加严重。有人说：你认为火耗是百姓的祸害，如果改为征收粟米，难道就没有淋尖、踢斛等巧取豪夺的手段吗？回答说：我没有见过卸任的仓官，带着斗级，背着米行走的，一定是卖了银两才离开。有两辆车在路上行驶，前面装的是钱，后面装的是银，大盗的目光常常盯着后面的车。那么难道只有现在的贪官比唐宋时期更加严重；河朔一带所谓的响马，也应当比唐宋时期更加严重了。

○五铢钱现在世上流传的五铢钱，都说它是汉朝的物品，这是不对的。南北朝都铸造过五铢钱，《魏书》记载：“武定初年，私铸钱币泛滥劣质，齐文襄王认为钱文五铢名称必须名副其实，应当称量一文钱重五铢的允许入市使用，计算一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其余都按照这个标准计算。京城两个市场、天下州镇郡县的市场各放置两个秤，悬挂在城门，民间使用的秤都按照市场秤来定轻重。如果重量不足五铢，或者虽然重五铢但掺杂铅锡，都不允许使用。然而最终没有施行。”《隋书》记载：“高祖接受周朝禅让后，因为天下钱币轻重不一，于是重新铸造新钱，背面正面都有轮廓，文字写着‘五铢’，重量符合文字所说，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全部禁止古钱及私钱。在关卡放置样钱，不符合样钱的没收销毁。从此钱币开始统一，百姓感到便利。”这就是说改革币制的议论，始于齐文襄，到隋文帝才实行，而现在的五铢钱也大体都是隋朝的物品。查考四斤二两是六十六两，每一枚应当重六分六厘，现在的五铢钱正符合这个数目，不知道汉朝的制度如何。

古钱只有五铢和开元通宝最多。五铢，是隋开皇元年铸造；开元，是唐武德四年铸造。○开元钱自宋朝以后，都是先有年号，而后有钱文。唐朝的开元，则是先有钱文而后有年号。《旧唐书·食货志》说：“武德四年，铸造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铣四絫，积十钱重一两。”又说：“开元钱的文字，给事中欧阳询制定词句并书写，当时称赞其工整。其字包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先左后右，读之从上到左；回环读之，其义也通。流俗称为开通元宝钱。”马永卿说：“开元通宝，大概是唐朝二百八十九年只铸造这种钱，洛、并、幽、桂等处都设置铸钱监，所以开元钱如此之多，而明皇的年号偶然相合罢了。”《旧唐书》：“高宗乾封元年四月，改铸乾封泉宝钱。二年正月，停止乾封钱，恢复使用开元通宝钱。”

○

译关于钱法的变化，《太祖实录》记载：“辛丑年二月，在应天府设立宝元局，铸造大中通宝钱，与历代的钱币混合流通使用。”到了嘉靖年间，所铸造的钱币最为精工细作。隆庆、万历年间，钱币重量增加了半铢，而前代的钱币依然流通使用，并未废止。我年幼时，看到市面上的钱币大多带有南宋的年号；后来到了北方，看到多带有北宋汴京时期的年号，真书、行书、草书字体都具备，偶尔还有一两枚唐代钱币。自从天启、崇祯年间广泛设立铸钱局，搜刮古代钱币来充当废铜，于是市井百姓都摒弃古钱不再使用。而新铸造的钱币越多越劣质，刚铸出来就熔化销毁，宝源、宝泉这两个铸钱局反而成了奸邪蛀虫的巢穴。所以我曾经论述，自古以来钱币制度共有两次重大变革：隋朝时全部熔化古钱，是一次大变革；天启以来，是另一次大变革。往昔钱法的弊端，以至于出现鹅眼钱、环钱这类劣币，没有哪个朝代不曾有过。然而历代的钱币尚且留存，十天之内就可以筛选淘汰。如今旧钱已经耗尽，即使让良工重新铸造，但天下广阔，一时难以遍及，想要统一市场物价并充裕百姓财富，难道一定要采用隋朝开皇年间的办法吗？

译自从汉代五铢钱以来，它是历代通行的货币。没有废除古钱而专用今钱的，只有王莽实行过一次罢了。考察史书，北魏熙平初年，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奏说：“请命令各州方镇，凡是太和年间及新铸造的五铢钱，以及内外完好无损的古钱，不论大小，都允许流通使用。”梁敬帝太平元年，下诏混合使用古今钱币。《宋史》记载：“自从五代以来，沿袭使用唐代的旧钱。”至于宋明帝泰始二年，则停止流通新钱，专用古钱了。金世宗大定十九年，则规定宋代大观钱一枚当五枚使用。过去重视古钱就是这样。近年来听从铸钱炉头的说法，官吏、工匠没有不从中谋取衣食利益的，而古钱被销毁殆尽，新钱越发杂乱。大地既然吝惜宝物，火又常克制金属，于是出现了铜料匮乏的祸患。如果不是像隋文帝那样另铸五铢钱，彻底改变天下的钱币，古代的制度就不可能恢复了。

钱币，是历代通行的货币，虽然改朝换代，也不能改变古制。后来的君主不懂得这个道理，而在钱文上铸上年号，于是改朝换代的君主，就把前朝的钱币当作敌国之物而销毁，这是从钱文铸上年号开始的。曾经考察史书，年号的兴起，都来自末世。宋孝武帝孝建初年，铸造四铢钱，钱文写着“孝建”，一边写着“四铢”。后来逐渐去掉“四铢”，专门铸“孝建”。废帝景和二年，铸造二铢钱，钱文写着“景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改铸钱币，钱文写着“太和”、“五铢”。孝庄帝永安二年改铸永安五铢。这不是使钱币永久流通的方法，而高道穆却认为：“论今据古，应当铸上年号。”多么愚蠢啊！

近日河南、陕西各自发行钱币，不能互相流通，这既不是与百姓共享利益的方法，而市场中的奸猾之徒借此欺骗愚昧的人，使行旅之人陷入困境。《盐铁论》说：“货币制度多次变更，百姓造假就会增多。”这话多么明智啊！○铜料匮乏的祸患，前代已经说过。江淹说古代剑多用铜，像昆吾、欧冶之类的剑都是铜制的。楚子赐给郑伯金属，盟誓说：“没有用来铸造兵器的金属，所以用来铸造三口钟。”古代金属有三种：黑金是铁，赤金是铜，黄金就是金。夏朝的时候，九州长官进贡金属，于是在荆山下铸造大鼎。董安于治理晋阳公宫，命令厅堂的柱子都用炼铜制成。荆轲刺杀秦王，击中铜柱。而秦始皇收缴天下的兵器，铸造十二个金人，就是铜人。阖闾墓有三重铜椁，秦始皇墓也用铜做椁。战国到秦代，攻战纷乱，铜料不够用，所以用铁来补充。铸造铜器既困难，获取铁又很容易，因此铜兵器逐渐减少，铁兵器逐渐增多。一年比一年严重，一年比一年厉害，逐渐浸染流传，于是形成风俗。所以铁匠比比皆是，而铜匠逐渐断绝。两汉时期，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铸造三宝刀、两把匕首。天下百炼的精良利器，全都是铸铁，不能再铸铜了。考察史书，自从汉代以后，铜器极少，只有魏明帝铸造两个铜人，号称翁仲；又铸造黄龙、凤凰各一个。而武则天铸造铜器作为九州鼎，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除此之外，寂静无声，只有铜马、铜驼、铜匦之类。昭烈帝进入蜀地，仅铸造铁钱。而至今尚存的，如真定的佛像，蒲州的牛，沧州的狮子，没有不是铁的。

○铜料匮乏的祸患，前代已经说过。（此处原文重复，译文同上）

唐开元年间，刘秩上奏议论说：“铸造钱币用铜不足的原因，在于铜价昂贵，铜价昂贵则采用铜的人众多。铜用来做兵器，不如铁；用来做器物，不如漆。禁止使用铜没有害处，陛下为什么不禁止人们使用铜呢？禁止人们使用铜，铜就没有用处，铜价更加便宜，那么钱币的用度就充足了。”唐文宗在紫宸殿，对宰相说：“物价低廉钱价贵重，怎么办？”杨嗣复回答

译应当禁止铜器。考察禁止铜器的法令，古人曾有实行的。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四月甲子日，禁止人们车辆及酒肆器具使用铜。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八月辛巳日，禁止私自贩卖铜、铅、锡以及用铜制作器具。代宗大历七年十二月壬子日，禁止铸造铜器。德宗贞元九年正月甲辰日，禁止贩卖剑和铜器。天下有铜矿，任凭人们开采，其铜由官府购买。除了铸造镜子外，不得制造铸造。宪宗元和元年二月甲辰日，禁止使用铜器。晋高祖天福三年三月丁丑日，禁止百姓制作铜器。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己卯日，命令收缴公私铜器，全部交付铸钱司，民间不缴纳的治罪。然而今天实行此事，不免又成为欺骗百姓的事情。只有销熔钱币、铸造钱币，上下互相蒙蔽，而当今的钱币本来就没有长久保存的方法了。

译《南齐书·刘悛传》记载：“永明八年，刘悛向世祖上奏说：‘南广郡境内蒙山下有一座城，名叫蒙城，面积大约两顷，有四座冶炼炉。从蒙城渡河向南走百余步，在平地上挖土，深两尺，就能得到铜，那里有古代开采铜矿的坑井，居住的房屋遗迹尚存。邓通是南安人，汉文帝赐给他严道县的铜山用来铸钱。如今蒙山在青衣水以南，就是秦代的严道县。蒙山距离南安二百里，这必定是邓通当年铸钱的地方，非常值得经营筹划。’并献上了蒙山的一块铜和一块铜矿石，以及平州产的一把铸铁刀。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遣使者入蜀铸钱。”《魏书·食货志》记载：“熙平二年，尚书崔亮上奏：‘恒农郡铜青谷有铜矿，计算一斗矿石可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的矿，一斗可得铜五两；鸾帐山的矿，一斗可得铜四两。河南郡王屋山的矿，一斗可得铜八两。南青州的苑烛山、齐州的商山，都是过去铜官署的旧址。既然有冶炼的利益，就应当开矿铸钱。’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旧唐书·韩洄传》记载：“韩洄担任户部侍郎兼判度支时，上言：‘商州有红崖冶出产铜，又有洛源监长期废弃无人管理，请求开山取铜，设置十座炉子铸钱，而撤销江淮地区的七座铸钱监。’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册府元龟》记载：“元和初年，监铁使李巽上言：‘郴州平阳、高亭两县边界有平阳冶，以及马迹、曲木等古代铜矿坑，大约二百八十多处，请求在郴州、旧桂阳监设置两座炉子，开采铜矿铸钱。’”《宋史·食货志》记载：“过去饶州永平监每年铸钱六万贯，平定江南后，增加到七万贯，但铜、铅、锡常常供应不足。转运使张齐贤访求人才，得到了南唐承旨丁钊，他了解饶州、信州等州的山谷出产铜、铅、锡，于是酌情调动百姓开采。并且询问旧的铸钱方法，只有永平监使用唐代开元钱的标准最好。张齐贤随即到朝廷当面陈述，皇帝下诏增加收购铅、锡、炭的价格，于是得到铜八十一万斤，铅二十六万斤，锡十六斤，每年铸钱三十万贯。”这些都是前代开采铜矿铸钱的遗迹。

《资治通鉴》记载：“周世宗显德元年九月丙寅初一，下诏设立铸钱监开采铜矿铸钱，除了官府的法物、军器以及寺庙观院的钟磬、钹铎之类允许保留外，其余民间的铜器、佛像，五十天内全部命令上缴官府，官府给予相应的价值。过期隐瞒不交的，五斤以上，判处死刑；不足五斤的，按罪行轻重分别论处。皇上对侍臣说：‘你们不要以毁坏佛像为疑虑。佛用善道教化世人，如果立志行善，这就是信奉佛了。那些铜像难道是所谓的佛吗？况且我听说佛在于利益世人，即使是头目也舍弃用来布施。如果我的身体可以救济百姓，我也不吝惜。’”《五代史》记载：“高丽地产铜和银。周世宗时，派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用数千匹绢在高丽购买铜，用来铸钱。显德六年，高丽王王昭派遣使者进贡黄铜五万斤。”○钱币正面：自古铸钱，如汉五铢、唐开元，以及宋代以后各年号的钱币，都是一面有字，一面无字。储泳说：“自古以来把有字的一面称为阴，无字的一面称为阳。古代铸造金属作为货币，其阴面记载国号，就像铜镜背面有款识一样。”凡是器物的标识，必定书写在底部，这与钱币同义。沿袭既久，于是把无字的一面称为背面。近年才有人在无字的一面另外铸字的。天启年间开始铸一个“两”字，崇祯钱币上有“户”、“工”等字。钱币品类更加杂乱，而天下也随之大乱。”按唐代会昌年间，淮南节度使李绅，请求天下各州以州名铸钱，京城铸的钱称为京钱。不久，唐武宗去世，唐宣宗即位，于是废除了这一制度。

无字的一面称为阳，有字的一面称为阴。《仪礼疏》说：“筮法，古代用木棍在地上画卦，现在则用钱币，三个少为重钱，重钱就是九。三个多为交钱，交钱就是六。两个多一个少为单钱，单钱就是七。两个少一个多为折钱，折钱就是八。”现在人们用钱币占卜仍然如此。钱币以有字的一面为阴，可知字是在钱币的背面，碑的背面也称为阴。

○短陌：《隋书·食货志》说：“梁大同年间以后，自破岭以东，钱以八十文为一百文，名叫‘东钱’。江郢以上地区，七十文为一百文，名叫‘西钱’。京城以九十文为一百文，名叫‘长钱’。中大同元年，于是下诏通用足陌（即一百文为一百文）。诏书下达，但人们不遵从，钱陌反而更少。到了末年，竟然以三十五文为一百文。”唐宪宗元和年间，京城用钱，每贯头除二十文（即八十文为一百文）。穆宗长庆元年，因为各地用钱垫陌不统一，敕令内外公私给用钱都每贯一律，扣除垫陌八十文，以九百二十文成贯。到昭宗末年，京城以八百五十文为一贯，每陌才八十五文。河南府以八十文为一陌。后汉隐帝时，王章担任三司使，聚敛苛刻急切。旧制，钱出入，都以八十文为一陌。王章开始规定收入时以八十文为一陌，支出时以七十七文为一陌，称为‘省陌’。《宋史》说：“宋朝初年，凡是缴纳给官府的，也用八十或八十五文为一百文。各州私用，则各自随其习俗，甚至有以四十八文为一百文的。太平兴国年间，下诏各地以七十七文为一百文。”《金史》

译他说：“大定年间，民间以八十文为一百文，称为‘短钱’。官府使用足数的一百文，称为‘长钱’。大名有个叫斡鲁补的人上书说，官府所用的钱都应当以八十文为一百文，于是这就成了定制。”衰败末世的朝廷与乱世行事，大体都是这样。而《抱朴子》说：“收取别人的足数钱，归还别人时却用不足数的钱。”这说明晋代就已经有了这种做法，并非始于梁代。如今京城用钱以三十文为一百文，也应当禁止。○ 关于纸币制度，纸币制度的兴起，是因为前代没有把银作为货币，又担心铜钱沉重，于是设立了这种制度。唐宪宗时的飞钱，就像现在的汇票一样。宋代张咏镇守蜀地，因为铁钱沉重，不利于贸易，于是设立了质剂之法。一交等于一贯钱，以三年为一个周期进行更换。天圣年间，于是设立了交子务。然而宋人曾经议论过，说如果没有铜钱作为准备金，也不能仅凭空文来流通。如今上下都用银，轻便容易携带，而纸币自然就没有用处了。所以洪武初年想要推行纸币制度，甚至禁止民间使用金银，违者以奸恶论处，但最终没能推行下去。到了后代，银日益兴盛而纸币日益衰微，两者不能并行，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到了崇祯末年，倪公元璐掌管户部，一定要推行纸币，这也是没有考察清楚古今的变化啊。

译议论的人只说，洪武年间宝钞法通行，二十七年八月丙戌日，禁止使用铜钱了。三十年三月甲子日，禁止使用金银了。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日，命令俸禄米折换宝钞的，每石增加五贯成为十贯。这是国家初年铸造宝钞之后，不过几年，而它的制度已经逐渐败坏不能实行了。于是有惩治奸恶的条例，充作赏赐的规格，而最终也不能实行。大概因为宝钞昏烂倒换，出入的弊端必然达到这种地步。于是因为宝钞不利而一并禁止铜钱，废弃坚硬刚强可以久存的货币，而推行柔软容易败坏的物品，适宜它不顺乎人情，而最终导致停滞搁置。后世谋求利益的臣子，谨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自从宝钞法实行而诉讼案件增多，于是有江夏县的百姓，父亲去世用银子置办丧葬用品，而被判处流放边疆的；有给事中丁环，奉命出使到四川，派遣亲信官吏用银子引诱百姓交易，而被逮捕的。舍弃治理国家如烹小鲜的道理，就采用扬沸水般的威势；去掉冬日般的温暖，使用秋茶般的严密。天子也知道这违背人情，而为此告诫整顿；然而那些不能上达天听，不能载入史书的，又不知有多少呢。《孟子》说：“哪有仁爱的人在位，却可以陷害百姓而做得到的呢？”像宝钞法，难道不是陷害百姓的一件事吗？

《元史》记载：“世祖至元十七年，中书省商议流通宝钞法，凡是赏赐应当多给币帛，赋税应当多收钱。于是陈瑛效法这个，请求统计户口食盐缴纳宝钞。又下诏命令赋税、赃款罚金等物品全部缴纳宝钞。又下诏命令笞杖定罪，缴纳宝钞赎罪。又命令权且增加市场门摊，赋税收取宝钞。又命令倒死亏欠马驼等牲畜全部缴纳宝钞。又命令各欠羊皮、鱼鳔、翎毛等物品全部缴纳宝钞。又命令塌坊、果园、舟车、装载全部缴纳宝钞。想要加重宝钞的价值而宝钞不能流通，于是制定阻滞宝钞法的罪名：有不用宝钞一贯的，罚纳千贯；亲邻、里老、旗甲知情不举报，依照犯人一贯罚百贯；那些关闭铺店，私下贸易以及抬高物价的人，罚钞万贯，知情不举报罚千贯。有阻滞宝钞法的，命令有关官吏在犯人每贯追缴一万贯入官，全家发配戍守边远地区，而更加不能实行了。

宣德三年六月己酉日，下诏停止铸造新钞，已经铸造完成的都收入库房，不允许发放支用。那些在库房的旧钞，委派官员挑选，可以使用的准备赏赐，不能使用的烧毁。天子不能与万物争夺权柄，确实如此。

《大明会典》记载：“国家初年只有商税，不曾有船钞。到宣德年间，才开始设立钞关。”钞关的设立，本来依靠它来收取宝钞而流通宝钞法。宝钞既然停止，那么关隘应当撤除了。却还认为它是利国的一条途径，而沿袭不改革，难道不是戴盈之所说的等待来年的人吗？

宣德年间，浙江按察使林硕、江西副使石璞屡次上奏：“洪武初年，宝钞贵重物品轻贱，所以当时制定法律，官吏收受赃款枉法八十贯律令绞刑。如今物品贵重宝钞轻贱，如果不更革，刑罚必然失之过重，请求以银米为标准。”没有实行。到正统五年十一月，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商议：“今后文职官吏等人，收受枉法赃款比照律令应当绞刑的，有俸禄的人估价宝钞八百贯以上，无俸禄的人估价宝钞一千二百贯以上，都发配北方边卫充军。”也可以看出宝钞价值的低昂了。

○伪银如今上下都用银子，而民间巧诈更加严重，不只是欺骗市人，而且有时用来欺骗官长。济南人家专门制造这种伪物，甚至累积数十数百地使用，大概所谓“做盗贼不拿矛弓”的人吧。律法：凡是伪造金银的，杖打一百，徒刑三年。随从以及知情买受使用的，各减一等。它的刑罚既轻，而又不一定执行，所以百姓容易触犯。刑罚，世道轻则轻，世道重则重，看它的弊端如何罢了。汉朝使用黄金，孝景中六年十二月，制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制造伪黄金与私铸钱的人，同弃市。武帝元鼎五年，酎金少府省金，而列侯因酎金失侯的百余人。如淳说：“《汉仪注》金少不如斤两以及颜色不好，王削县，侯免国。”宋太祖开宝十年十月己巳日，下诏伪造黄金的弃市。而唐文宗太和三年六月，依照中书门下奏请，用铅、锡钱交易的，超过十贯以上，所在聚集众人决杀。如今伪银的罪过不低于伪黄金，而重于用铅、锡钱交易，应当比照前代的法律，置于重刑，或许可以革除奸邪而返归质朴。

汉朝既然以钱为货币，而铜的品质不齐，所以水衡都尉其属下有辨铜令、丞，这也是《周官》“职金”的遗意。

●卷十二○财用古人制定货币，用来权衡百货的轻重。钱，是货币的一种。将要引导利益而布行于上下，不是作为人主的私藏。《食货志》说：“百姓有余就轻视它，所以人君在轻时收敛；百姓不足就重视它，所以人君在重时散发。凡是轻重敛散按时进行，那么价格平稳。使万户的城邑一定有万钟的储藏，储藏价值千万；千户的城邑一定有千钟的储藏，储藏价值百万。”

齐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日，下诏：“因为粟帛轻贱，工商失业，良

译圆法长久废止，上等钱币逐渐减少。可以命令京城及各地拿出亿万钱款，用来购买米谷、丝绵等物资，其定价要优厚以惠及百姓。”唐宪宗时，白居易在《策》中说：“如今天下的钱币日益减少损耗，有的积聚在内府，有的滞留在私家，如果继续按月征收，按年缴纳，我担心谷物布帛的价格会更加低廉，农桑事业会受到更大伤害，十年以后，其弊端必定比今天更严重。”而元和八年四月，皇帝下诏因钱贵货贱，拿出内库钱五十万贯，命令两市收购布帛，每端每匹比照旧价增加十分之一。元和十二年正月，又下诏拿出内库钱五十万贯，命令京兆府选择便利之处开设市场，依照市价进行交易。今天的银子就如同前代的钱币一样。于是每年征收数百万两贮存在京城国库，却不知道流通的方法，致使民间的银子枯竭，无法接续朝廷的需求，然后百姓贫困而盗贼兴起。单穆公有话说，断绝民用以充实王府，犹如堵塞河川原野而积聚水洼一样。自古以来，有百姓穷困、财物耗尽，而君主独自在上拥有大量积蓄的吗？这没有别的原因，是不懂得钱币的根本是上下共同使用的财富，而把它当作一家的私有物。《诗经》说：“不怜惜苍天，不该耗尽我的民力。”有子说：“百姓不富足，君主怎能富足？”古人对此是明白的。

译财富聚集在上层，这是国家的不祥之兆。不幸出现这种情况，与其聚集在君主手中，不如聚集在大臣手中。从前殷朝中期，有扰乱政令、同列位尊的人，备办贝玉，总括货宝，贪婪污浊的风气已经非常严重了。有一位盘庚出现，于是变革而成就了中兴的治世。到了纣王时期，采用违背道义的手段聚敛财富，鹿台的金钱、钜桥的粮食都聚集在君主手中，结果前方士兵倒戈，自焚的灾祸就降临了。所以尧禅让给舜时，还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周公在《易传》中说：“涣卦，君王居住（不聚敛）没有灾祸。”《管子》说：“与天下共享利益的人，天下人支持他；独占天下利益的人，天下人图谋他。”唉！崇祯末年的事情，可以作为永远的鉴戒。以后拥有天下的人，要记住这一点啊！

唐朝实行两税法以后，天下百姓向州府缴纳赋税，分为三项：一是上供，二是送使，三是留州。到了宋太祖乾德三年，下诏各州在支度经费之外，凡是金帛全部送到京城，不得占留。从此一钱以上的财物都归朝廷所有，而账目记录比唐朝更加细微详尽。然而宋朝之所以越来越衰弱而无法振兴，实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古人说古代把财富藏在民间，自汉朝以后，财富已经不在民间了，但还在郡国，不至于全部运到京城，这也是汉朝的好制度。后来的君主懂得这个意思的很少了。

自从唐开成初年，归融担任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上奏说：“天下一家，哪里不是君主的土地？内外的财物，都是陛下的府库。”而宋元〇年间，苏辙担任户部侍郎，则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把财富藏在民间；其次藏在州郡；州郡有余，那么转运司就经常充足；转运司充足，那么户部就不困乏。”自熙宁以来，谈论利税的大臣不知本末，想要富国，却先使转运司困乏；转运司困乏，那么上供就不能接续；上供不能接续，户部也就疲惫了。两司既已困乏，即使内库另藏的钱财堆积如山，也变成腐朽的泥土，对计算没有益处。因此仁宗时富弼任青州知州，朝廷想把青州的财物运入京城，富弼上疏劝谏。金世宗想把郡县的钱运入京城，徒单克宁认为这样民间的钱就更少了，也劝谏而停止。据我所见，明朝的事情，把外库的银子全部解送户部，大概始于末世，而不是祖宗的制度。王士性《广志绎》说：“天下府库没有比四川更盛的，我在戊子年主持四川考试，询问藩司，库储八百万。即使成都、重庆等府也不下二十万，顺庆也有十万。大概四川没有起运的粮食，而专门预备西南用兵的缘故。两浙赋税天下第一，我在丁亥年北上，滕师少松对我说，癸酉年督学浙中，藩司储八十万；后来任方伯，只有四十万；现在任中丞，藩司说不到二十万。十年之间，积蓄一空如此。等到我己丑年任广西参政，顾臬使问自浙粮储来，询问他，则说浙藩也不满十万，与浙江相同，每年取矿课五六万使用。现在太仓所蓄也只有老库四百余万，有事则取之于太仆寺。我在乙未年任太仆寺少卿时，也只有老库四百万，每年马价不足用，则取之于草料。大概十年间东倭西〇孛，用于二帑的超过二百万的缘故。”他所记载万历年间的事情如此。到了天启年间，采用操江范济世的奏议，一切外储都命令解送京城，而搜括的命令从此开始了。现在录上谕全文在这里，使后世考察世变的人得以阅览。天启六年四月七日，上谕工部、都察院：“朕考虑殿工开始兴建，所费宏大，现在虽然不久将告成，但所欠各项价银已几乎达到二十万。况且辽东未复，兵饷浩繁，如果不尽力钩稽，多方清察，那么大工程必定缺乏延误，而边疆何日安宁。这实在不是朕仰补三朝阙典的情怀，也不是臣下子来奉上的情谊。朕阅览南京操江宪臣范济世两疏所陈述的，凿凿可据。他所管辖的应天、扬州府等处库贮银两，先前已有旨意全部起解，到京之日，照数察收。像这样急公徇上的诚心，足以作为大小臣工的模范。如果天下有司都同心，朕何忧乎鼎建之殷繁，军饑之难措哉。范济世所奏，奉旨已很久，那些银两为什么还没有解到？你们工部、都察院立即行文速催，以济急用。况且天所生财只有这个数，既然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岂能目睹时艰，忍心置之无用之地？朕听说盐运司每年募兵银六千两，实收在庫约有二十余万两，又盐院康丕扬起任，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银一万，约有20余万两，又故监鲁保遗下每年剩余银四万两，约有40余万两；连同前院除去支销费用，剩余银约有80余万两，刷卷察盘可据。又南太僕寺解过马价余银26万两，现寄在应天等府贮库；又戶科贮库余银约有7万两，寄收应天府；又操江寄14府余银约有10万两；又操江寄贮扬州、镇江、安庆3府备倭余银约有30余万两。北道刷卷御史可据”

译上述七项，都应当遵照范济世所奏的事例，彻底清查，就命令南京守备太监刘敬、杨国瑞立即委派廉洁干练的官员胡良辅、刘文耀，会同相关部门及巡抚、巡按官员，责令经管衙门核查确切，迅速起运解送。有敢推诿避责、怀恨隐匿、拖延阻挠的，必定追究罪责。如果起运解送不完，那么巡抚、巡按等官员都不允许考核期满升迁调任。刘敬等人也不允许包庇蒙混、徇私枉法，必须竭尽全力、急公好义，尽心搜刮，这样大型工程、边防事务才有依靠，国家有用的物资不至于被贪官污吏侵吞，以彰显我皇帝富裕国家、体恤百姓的恩德意旨。”又听说南京内库，祖宗时储藏的金银珍宝都被魏忠贤假传圣旨取走进献。先帝谕旨中所说：“将我祖宗库中储藏的传国奇珍异宝，盗窃得几乎一空，不知它们被拿去了哪里。”从此搜刮不止，发展到加派赋税；加派不止，发展到捐助，直到灭亡。由此说来，那么搜刮的命令始于范济世，成于魏忠贤，而国库空虚、民力枯竭的由来就在这里了。以英明的君主继承大统，尚且不免与乱政同流，那么懂得上下如同一身、内外如同一体的，除了圣王没有人能做到。《传》说：“治理国家却致力于聚敛财用的，一定是小人。”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

译开科举选拔人才，那么天下的人就一天比一天愚昧；设定限额征收赋税，那么天下的财物就一天比一天匮乏。我未曾见过没有人才和财物却能治理好国家的。既然如此，该怎么办呢？一定有培养人才的方法，然后科举制度才可以设立；一定有创造财富的途径，然后赋税才可以征收。

○ 谈论利益的臣子《孟子》说：“没有好的政治措施，财用就会不足。”古代的君主从不忌讳谈论财富，他们所厌恶那些兴办利事的人，是因为这必然会导致祸害百姓。从前明太祖曾经罢免了谈论利益的御史，并对侍臣说：“君子得到职位，想要推行他的道义；小人得到职位，想要满足他的私欲。想要推行道义的人，心里想着天下国家；想要满足私欲的人，心里想着伤害他人、损害事物。”这就是唐太宗责备权万纪的遗意。又广平府吏王允道说：“磁州临水镇出产铁，请求设置炉冶。”皇上说：“我听说治理太平盛世，天下没有遗漏的人才，没听说过天下有遗漏的利益。况且利益不在官府就在百姓，百姓得到利益，财源就通畅，而对官府有益；官府独占利益，利源就堵塞，而必然损害百姓。现在各冶铁场数量已经很多，军需不缺，而百姓的生计已经安定，如果再设置这个，必然会严重扰民。”于是杖责他并流放到海外。圣祖不推崇贪好货财的意思，可以说是非常深切了。自从万历年间矿税以来，求取利益的方法纷纷出现，而且持续了几十年，而百姓生活更加贫困，国家财政也更加窘迫。那么治乱盛衰的规律就可以知道了。作为统治者，可以只求利益而不把百姓放在心上吗？

《新唐书·宇文韦杨王列传》赞语说：“开元年间，宇文融开始因为谈论利益而得到宠幸。当时天子看到海内安定，安然有排斥四方蛮夷的心思。宇文融揣度皇帝正在调配兵员粮食，所以提议征收隐户和剩余田地以迎合皇帝的心意。利说一旦打开，天子恨得到他太晚，不到十年就让他做了宰相。虽然后来获罪，但追悔宇文融的才能还没有完全施展。天宝以来，对外供给军需，对内迷惑宠妃，所花费的不可计量。于是韦坚、杨慎矜、王鉷、杨国忠各自凭借苛刻聚敛进身，剥削下级来增益上级，每年进献盈余的缗钱百亿，作为天子的私藏，用来供给横行的赏赐，而天下的经费依然如故。皇帝认为他们能干，所以授予高官并多次派遣，尊贵显赫赫然。天下流亡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官吏只是充数不再做事。而韦坚等人欲望已经满足，还运用权势，想要屠灭异己，四族都覆灭，成为天下的笑柄。孟子所说的上下互相争夺利益而国家危险，难道不值得相信吗？”唉，芮良夫讽刺周厉王时说：“所愤怒的事情很多，却不防备大难！”夏商周三代末期的君主没有不是这样的。前车覆灭而后车不知道警戒，臣子因此丧命，君主因此亡国，可悲啊！

读孔子、孟子的书，却推行管仲、商鞅的权术，这是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做的，而现在却是普遍如此。有一个人可以说话却不说话，就被众人推崇为有羞耻心的士人。上面实行下面效仿，于是钱粮的职务，榷课（专卖）的部门，过去人们躲避而不愿担任，现在却捋起袖子争相抢夺。礼义沦丧，盗窃竞相发生，如果后义先利，不掠夺就不满足。后世兴起王业的人应该着重惩戒，以改变天下的贪婪邪恶，没有比这更紧迫的了。

○ 俸禄 今天贪婪的风气，之所以胶固在人心而不可去除，是因为俸禄微薄而无法赡养家庭。从前周武王攻克殷商，众士的俸禄加倍。《王制》说：“诸侯的下士比照上等农夫，中士是下士的两倍，上士是中士的两倍，下大夫是上士的两倍。”汉宣帝神爵三年，下诏说：“官吏不廉洁公平，治理之道就会衰败。现在小官吏都勤于事务而俸禄微薄，想要他们不侵吞鱼肉百姓，很难啊。增加百石以下官吏的俸禄十五。”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下诏有关部门增加百官俸禄，其中千石以上比西汉旧制减少，六百石以下比旧制增加。晋武帝泰始三年，下诏说：“古代以德授予爵位，以功制定俸禄，即使是下士也能过上上等农夫的生活，对外足以奉公忘私，对内足以赡养亲人施予恩惠。现在在位的人，俸禄不能代替耕种，这不是崇尚教化根本的做法。商议增加官吏俸禄。”唐代俸钱，上州刺史八万，中州下州七万；赤县县令四万五千，畿县、上县县令四万；赤县县丞三万五千，上县县丞三万；赤县簿尉三万，畿、上县簿尉二万。玄宗天宝十四年，制书说：“衣食充足，廉耻才知道。至于资用不充裕，或者贪求不止，败坏名声触犯法律，实在由此而来。京城之下尤其难以供给，在西京文武九品以上正式官员，今后每月给俸食、杂用、防阉、庶仆等应当十分中增加二分；同正员官增加一分。仍作为常例。”而白居易《为〇〇尉诗》说：“官吏俸禄三百石，年底有余粮。”他的《江州司马厅记》说：“唐朝兴起，上州司马秩五品，每年粮食数百石，每月俸钱六七万，官职足以庇护自身，粮食足以供给家庭。”现在的制度，俸禄不超过唐人的十分之二三，他们无法自我赡养，怎么能不从百姓那里索取呢？从前杨绾做宰相，承接元载奢侈之后，想要用节俭来改变，而先增加百官的俸禄，皇甫〇以宰相身份判度支，请求减少内外官俸禄，给事中崔植封还诏书写，可以说是通达教化治理本源的人了。《汉书》说王莽时，

译天下的官吏因为拿不到俸禄，各自凭借官职做坏事，收受贿赂，来供给自己的用度。《五代史》说北汉国土狭小、百姓贫困，宰相每月的俸禄只有一百缗，节度使只有三十缗，其余的官员仅有微薄的供给罢了，所以该国很少有廉洁的官吏。穆王在书上说：“爵位尊贵而俸禄微薄，群臣就会勾结起来侵害百姓，毕程氏因此灭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