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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前代的官吏都有职田，所以他们的俸禄优厚；俸禄优厚，官吏就多能勉励自己做到廉洁。像陶潜种植高粱，阮长之在芒种前一天辞官，都是职田存在的证明。《元史》记载：“世祖至元元年八月乙巳日，下诏确定官吏的员额，区分官职等级，发放俸禄，颁给公田。”《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年十月辛酉日，制定赐予百官公田，用公田的租税收入来充当俸禄的数额。”这说明建国初期这项制度并未废除，不知是哪一年收回职田归公，只折合成俸禄钞，而且数额比前代更轻，这才无法要求官吏廉洁了。

《宣宗实录》记载：“宣德八年三月庚辰日，兼管行在户部事务的礼部尚书胡濙，奏请文武官员七年分的俸钞，每石减少旧额，折钞十五贯。以十分为比例，七分折给官绢，每匹抵钞四百贯；三分折给官绵布，每匹抵钞二百贯。皇帝批准了。胡濙起初建议，与少师蹇义等人商议，蹇义等人极力说不可，说：‘仁宗皇帝在太子东宫时间久，深知官员折俸微薄，所以即位后特意增加数倍，这是仁政，怎么能违背呢。’胡濙起初想每石减作十贯，听到蹇义等人的话，才定为十五贯。奏明后实行，而俸禄不足的小官就很多了。”

《大明会典·官员俸给条》说：“每俸一石该钞二十贯，每二百贯钞折布一匹。”后来又定布一匹折银三钱，这样十石米折银仅三钱。大概建国初期民间缴纳的官粮都是米麦，有时折成钞布。百官所受的俸禄也是米，有时折成钞。后来钞币不行，就用银代替。于是粮食的价值越来越重，而俸禄的价值越来越轻，弊端在于用钞折米，用布折钞，用银折布，而世人没有探究其源流。

正统六年二月戊辰日，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曹泰上奏说：“臣听说《尚书》说：‘凡是正直的人，既富裕才能善处。’现在在外各衙门的文臣，离家远任，妻子随行。俸禄厚的每月给米不过三石，薄的只有一石、两石，又多折成钞。九年任期内，奉养父母养育子女的资费，道路往来的费用，亲友问遗的需求，期满罢官闲居的用途，如果俸禄不充足，就不免失去操守，而陷入罪过的人就多了。请求敕令廷臣会议，酌情增加，使足以养廉。这样如果仍有贪污，惩处他们绝不赦免。”事情下达给行在户部，户部以定制为借口，没有实行。

《北梦琐言》记载：“唐朝宰相毕諴家本寒微。他的舅舅是太湖县的伍伯（低级差役），宰相感到羞耻，让他罢免此役，为他除授一个官职。多次派人致意，竟然不听从命令。特别任命选人杨载做这个县的县令，参辞那天，在私宅延坐，与他约定为舅舅除籍，送他进京。杨令到任，详细传达宰相旨意。伍伯说：‘我地位低贱，哪有外甥做宰相的道理？’杨令坚持劝勉他，于是说：‘我每年公税享有六十缗事例钱，如果没有过失，终身优渥，不知相公打算给我什么官职？’杨令详细上报，宰相叹赏，也认为他的话有理，最终没有违背他的志向。”凭借伍伯的差役每年有六十缗，难怪台皂等微贱之人都知道自重。这才相信《汉书》的话：“赵广汉奏请让长安游徼狱吏秩百石，后来百石吏都稍微自重，不敢枉法，妄自拘禁留人。”这确实是清廉官吏的根本。说贪婪浇薄的积习不可改变而能廉洁清静的人，真是不知治体之言了。○帮助朝廷供给的人主之道，在于不贪图群臣百姓的财产。只有不贪图群臣百姓的财产，然后群臣百姓也不贪图君主的财产，而府库的财富才能长久保全。《旧唐书·柳浑传》记载：“柳浑做宰相，奏称故尚书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是先朝名臣，他的祖父都以孝行旌表门闾，京城隋朝旧宅，只有季羔一家。现在被堂侄田伯强上状，请求卖宅，召募人马，去讨伐吐蕃。一开此门，恐怕滋长不逞之徒。讨贼自有国家经费，哪里需要侥幸之徒，况且毁弃义门，亏损风教。希望稍加责罚，也可以惩劝。皇帝批准了他的奏章。”凭借德宗好货的君主，尚且能听从宰相的谏言，不接受田伯强的献纳，后世人可以思考了。王明清记载高宗建炎二年，有湖州民王永从献钱五百万缗，皇上因为国用稍集，拒绝了，仍下诏说：“今后富民不许陈献。”唉，这大概是宋朝之所以能在南渡后复存的原因吧。

汉武帝尊崇卜式，以此教化天下，还是用爵位来劝诱。现在却用威势来恐吓，戚畹之家常常惴惴不安不能自保，而在门上写着“此房实卖”，都城之中十室有五，没有比这更不祥的了。《南唐书》说后主时期，用铁钱六权铜钱四。而到了末年，铜钱一直铁钱十。等到国家灭亡，各郡所积铜钱六十七万缗。唉！这就是所谓府库的财不是自己的财啊。

贼寇侵犯京师，史可法公任南京兵部尚书，军饷短缺，于是传檄招募富人出财助国。其大略说：“亲郊乃雍容之事，唐宗有崇�；出塞本徼幸之图，汉武尚�卜式。”桐城诸生姚

译这是士晋所说的话。然而百姓始终不肯出钱资助朝廷，而京城沦陷，几乎到了孟子所说的“弃城而逃”的地步，即使拥有再多财富又有什么用呢！

译洪武十五年七月，堂邑百姓有人挖出黄金，地方官将其进献给朝廷。皇上说：“百姓得到金子，却归我所有，这非常没有意义。”命令将金子归还给百姓。天启初年，辽东战事紧急，有人提议捐资助饷，朝廷舆论认为这是教猴子爬树（意指诱导百姓做违背本性的事）。而在六年十二月，兵部主事詹以晋请求将灵鹫废寺所存的田亩变卖以资助工程。皇帝下旨说：“詹以晋贪恋低价，图谋夺取寺庙产业，可以削去官籍贬为平民，仍命令他自行修缮寺庙建筑，田亩若已变卖为平民产业，责令赎回归还本寺，以此作为贪图小利的警戒。”在权阉当道的世道，下面有这样的议论，上面有这样的圣旨，这也是三代时期正直道义尚存的表现啊。

○馆舍 读孙樵的《书褒城驿壁》，才知道那里有水池、有鱼、有船；读杜甫的《秦州杂诗》，又知道驿站有池塘、有树林、有竹子。现在的驿舍几乎像隶人（地位低下的役人）的围墙一样了。我见到天下作为唐代旧治所的州县，其城墙必定都宽广，街道必定都笔直；作为唐代旧建的官署，其基址必定都宏大宽敞。宋代以后所设置的，时代越近的，形制越简陋。这又是孙樵《记》中所说的州县都像驿站一样，而人心的苟且敷衍比前代多了百倍千倍了。

今天之所以百事荒废，正是因为国家将州县的财物，一丝一毫都收归上级，导致官吏与百姓交相困苦，于是没有资金来兴办事务。延陵季子到晋国游历，说：“我进入他们的都城，新房子简陋而旧房子华美，新墙低矮而旧墙高大，我因此知道他们的民力已经枯竭了。”这又不只是人心苟且敷衍的问题。

汉代制度，官署、乡亭漏雨损坏，墙垣倒塌不修理的，视为不胜任，先自行弹劾。古人之所以百事都能兴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街道 古代的王者，对于国都内的道路，设有条狼氏清除道路上的杂草，使之洁净清爽。对于郊外的道路，设有野庐氏通达四方边境，合方氏通达天下，使之渡口桥梁相互连接，不至于塌陷断绝。又有遂师巡视道路修缮，候人掌管各方道路治理。至于司险掌管九州地图，以周知山林川泽的险阻，从而通达道路。那么舟车所到之处，人力所通之地，没有不平坦宽阔的了。晋文公称霸时，也说：“司空按时平整道路。”如果道路堵塞，河流没有舟桥，单子因此占卜预言陈灵公的灭亡。自从天街不正，王路倾危，泥泞遍布郊关，污秽聚集于京城。《诗经》说：“周道像磨刀石一样平，直得像箭一样。君子所行走，小民所注视，〇卷言顾之淋焉出涕（此处原文似有脱误或异文，大意指看到道路败坏令人流泪）。”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说苑》记载：“楚庄王讨伐陈国，住在有萧氏那里。对路室这人说道：‘巷子难道不好吗？为什么沟渠不疏通呢？’”凭借楚庄王的霸业却留意于一条巷子的沟渠，由此可知他勤于民事。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廷祚奏请禁止车牛，不允许在天津桥来往。明代制度，两京设有街道官，车牛不允许入城。

○官树 《周礼·野庐氏》：“比较国都郊外及野外道路、宿息处、水井、树木。”《国语》：“单襄公陈述周制告诉周王说：‘排列树木以标识道路，设立鄙食以守卫道路。’”《释名》说：“古代排列树木以标识道路，道路两旁有沟渠以通排水。”古人在官道旁边必定都种树，用来标记里程，为行旅遮荫。所以南方的棠树，如伯所茇（此处似引用典故，指棠树之美）；道旁的杜树，君子来游玩。本来就已经宣扬美好的风谣，流传恩惠给后代。子路治理蒲地，树木非常茂盛；子产辅佐郑国，桃李垂挂于街道。下到隋唐时代，官槐被砍伐，周道虽然平坦，却光秃秃的，而官府没有不剪伐树木的考虑，百姓很少得到侯旬（指树木成荫）的庇护。《续汉书·百官志》：“将作大匠掌管修建宗庙、路寝、宫室、陵园的土木工程，并在道路两侧种植桐梓之类的树木。”可见古人本来就有专职。《后周书·韦孝宽传》：“担任废州刺史。在此之前，路边一里设置一个土堆，经过雨水侵蚀倒塌毁坏，每次都需要修缮。自从韦孝宽到任，就命令辖区内当土堆处种植槐树代替，既免去了修缮，行旅又得到遮荫。周文帝后来问知此事，说：‘难道只有一州这样吗，应当让天下都这样做。’于是命令各州夹道一里种一棵树，十里种三棵树，百里种五棵树。”《册府元龟》：“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正月，在两京道路及城中苑内种植果树。代宗永泰二年正月，种植城内六街树木。”《旧唐书·吴凑传》：“官街树木缺失，主管部门种植榆树来补充。吴凑说：榆树不是九衢大道上的观赏树种，命令换成槐树。等到槐树成荫，吴凑去世，人们指着树木怀念他。”《周礼·朝士》注说：“槐的意思是怀，怀念来人在此。”那么现在的官员难道就没有令人怀念的政绩了吗？

○桥梁 《唐六典》：“天下造舟之梁四座，石柱之梁四座，木柱之梁三座，巨梁十一座，都由国家工匠修缮，其余都由所管州县随时营建修补。那些大渡口没有桥梁的，都供给船夫，根据其大小难易来定等级。”如今京郊荒芜，桥梁废坏，雄莫（地名）不产木材，秋水按时到来，年年隐没断绝，拖轮招船，无赖之徒借此牟利。潞河渡

译子勒索客人的钱财，以至于遭到烦琐的章奏弹劾。司空不修缮道路，长官不过问，这种情况也已经很久了。何况在边远之地，还能指望像赵充国治理湟水以西，修建七十处桥梁，使得军队可以像从枕席上一样轻松通过吗？《五代史》记载：“王周担任义武节度使时，定州的桥梁损坏，压坏了百姓租用的车辆。王周说：‘桥梁不修缮，是刺史的过错。’于是赔偿百姓粮食来修缮那座桥。”这又是当今有关部门所感到惭愧的。

人聚太史公说：“汉文帝时期，百姓安居乐业，顺应他们的意愿，然而不扰乱他们，所以百姓得以安宁，即使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也未曾去过集市。”刘宠担任会稽太守时，狗不在夜里吠叫，百姓不见官吏，白发苍苍的老人未曾到过郡府。史书所称道的，那种遗风还可以想象得到。唐朝自从开元全盛时期，姚崇、宋璟担任宰相，天下太平。元稹的诗说：“戍边的烟雾看不见，乡村的少年到老依然淳朴。”这是唐朝兴盛的原因。到了大历以后，四方多事，赋税徭役频繁兴起，而小民奔走于官府，终日不得空闲。元结作《时化》篇，说百姓被征赋所伤害，州里变成了祸患的处所。这是唐朝衰败的原因。

我年轻时见到山野的百姓，有白发苍苍却未曾见过官长，安于田间耕作，不去城中的。到了末世，徭役繁多诉讼众多，终年的劳作有一半在官府中度过，而小民有“家有二顷田，头枕着衙门睡”的谚语，不久山中有了凭借险阻的人，林中多有潜伏的强盗，于是他们舍弃田园，迁居到城郭之中。又经过一次变化，追求名利的士人、诉讼的人，全都来到京师，京城附近比郊野道路还要容易通行，细微的利益都要争夺，五十年来，风俗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现在想要安定百姓的心并改变他们的行为，一定在于制定百姓的产业，使他们满足于饮食，喜爱他们的服饰，然后教化才能推行，风俗才能变好吗？百姓聚集在乡村则安定，聚集在城市则混乱，聚集在乡村则土地开垦，田野治理，想要百姓没有恒心，是不可能的。聚集在城市则徭役繁多，诉讼众多，想要百姓有恒心，是不可能的。

译从前在宋神宗在位的时候，君主清静无为，天下太平无事。郡县中来到京城的人，大多是已经登记在籍的官员，他们的随从也不过三四个，再往下就是一两个举人、贡生和运送白粮的解户罢了。这几乎达到了古人所说的“道路上行人稀少，市场和朝廷长满野草”的境界。那时难道没有山居隐士和游客去拜谒公卿，各自凭借一种技艺谋生吗？只是人数不多，衣食所需，容易得到供给。自从辽东战事兴起，广泛招募士兵，各类杂流人士夸夸其谈军事，京城九门之内填满了街道巷子，以至于有人上书自荐，向投匦告密，更有甚者在内廷结交权贵，窥探皇帝的一举一动，连君主的威福有时都不能施行了。《诗经》说：“我出生之初，社会尚且清静无为；我出生之后，遭遇这百般的祸患。”每当想到这些，我常常为之流泪。

想要清理京城道路上的拥挤杂乱，必须让百姓各自聚集在他们的家乡开始。

○ 访察恶人 尹翁归担任右扶风时，各县都逮捕狡诈的官吏和豪强百姓，查办他们的罪行，重的判处死刑。逮捕人一定在秋冬考核官吏的大会上，以及出行巡视各县时，不在无事的时候进行。这是有所针对地逮捕，用来警戒百人，官吏百姓都信服，恐惧，改正行为重新做人。所谓访察恶人，就是现在巡按御史访察坏人。武断的豪强，玩弄法律的官吏，主持诉讼的讼师，都能被访察。等到政治混乱的时候，就借此作为陷害百姓的手段。纠正这种弊病的人竟然连访察也停止了，这和因为怕噎住就停止吃饭没有区别。

《左传》说：“子产向然明询问政事，然明回答说：‘看待百姓像子女一样，看到不仁的人就诛杀他，像鹰隼追逐鸟雀一样。所以诛杀不仁的人，是为了爱护百姓。’”

《说苑》：“董安于治理晋阳，向蹇老询问政事。蹇老说：‘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说：‘什么是忠？’回答说：‘忠于君主。’说：‘什么是信？’回答说：‘守信于当下。’说：‘什么是敢？’回答说：‘敢于对付不善的人。’董安于说：‘这三点足够了。’”

《盐铁论》说：“水中有扁狙池鱼劳累，国家有强御齐民消亡。”

○ 盗贼考核 《史记·酷吏传》：“汉武帝制定《沈命法》，说：‘群盗兴起而不被发现，发现了而抓捕不满定额的，二千石以下到小吏，主管者都处死。小吏害怕被杀，即使有盗贼也不敢上报，担心抓不到，连累上级官府，上级官府也让他们不要上报，所以盗贼越来越多，上下互相包庇，用文书辞令来逃避法律。’这是汉代所谓的盗贼考核，而法律的弊病已经尽在这几句话中了。《汉书》说张敞担任山阳太守，辽东盗贼同时兴起，上书请求治理。说山阳郡户口九万三千，人口五十万以上，最终统计未抓获的盗贼七十七人，其他考核事务也大致如此。长期在清闲的郡县任职，希望调任治理繁剧之地。未抓获的盗贼还有七十七人，却认为郡内清静治理。”难道不是宣帝用法比武帝时宽缓吗？然而武帝末年大盗群起，派遣绣衣使者持斧在郡国断斩，才能战胜他们。而宣帝时期带牛佩犊的人，都被驱赶回到农田。最终官吏称职，百姓安居乐业。那么治理天下的道理，有不依赖法律就能实行的，不能和那些只懂刀笔文书的人商议。

《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六年，郡国群盗到处同时兴起攻劫，杀害长吏。郡县追讨，到了就解散，离开又聚集。青、徐、幽、冀四州尤其严重。皇上于是派遣使者下到郡国，听任群盗互相追捕，五人共斩一人者，免除他们的罪，官吏即使逗留回避故意纵容的，都不追究，听任以擒获讨伐为成效。那些牧守令长因界内盗贼而不收捕的，以及因畏惧退缩放弃城池职守的，都不认为有罪，只以捕获盗贼多少作为考核标准，只有包庇隐瞒的才治罪。于是互相追捕，盗贼全部解散，迁徙他们的首领到其他郡。分配田地供给粮食，使他们安定生活。从此牛马放牧，城门不关闭。”光武帝精通吏治，所以治理盗贼的方法如此。天下的事情得到于疏阔，而失去于严密，大抵都是这样，又岂止是盗贼考核呢！

○ 禁止兵器 王莽始建国二年，禁止百姓携带弓箭铠甲，迁徙到西海。隋炀帝大业五年，规定民间铁叉、搭钩、柔刃之类都禁止，不久海内兵起，身死国亡。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命令中外，凡汉民持有铁尺、手挝及杖有刃的，都交给官府。六月戊申，清查各路马匹，凡色目人有马的取其二，汉民全部入官。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巳，清查三路马匹，一品、二品官允许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匹二匹，六品以下都一匹。顺帝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止汉人、南人、高丽人执持军器，凡有马的拘入官，不久群盗充斥，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正月初辛卯，命令山东分省团结义兵，每州添设判官一人，每县添设主簿一人，专门率领义兵从事守御。所以刘文成有诗说：“他时重禁藏矛戟，今日呼令习战鼓。”唉！“我看天下，愚夫愚妇，一人能胜我。”古代的圣王已经说过了。

汉

译汉武帝时，公孙弘上奏说：“禁止百姓持有弓弩。”吾丘寿王驳斥他，认为圣明的君王致力于教化而减少禁令防范。如今陛下彰明美德，建立太平盛世，国内百姓日渐感化，国外各族向往风俗。然而盗贼仍然存在，这是郡国二千石官员的罪责，并非百姓持有弓弩的过错。“如果真能阐明教化的本源，并引导百姓向善，保全家庭，那么即使每家都有鹤膝弩，每户都有犀渠弩，也恰好足以夸耀国家风俗的强盛。”而不至于引导百姓使用不祥的兵器。○水利欧阳修撰写《唐书·地理志》，凡是开凿一条渠道，建立一座堰坝，没有不记载的。其县之下实际上兼有河渠志，也可以说是详细而有体例了。大概唐代担任县令的人还能够动用地方的财力，兴办短期的工程。而志书所记载的，大抵在天宝年以前的占十分之七，难道不是因为太平盛世，官吏治理完善而百姓的疾苦得以传达，所以常常凭借百里之官的身份而创造千年的利益；至于河朔用兵之后，则以催征赋税为急务，而对于农耕水利便无暇讲求了吗？然而从大历年间直到咸通年间，仍然都不断记载在史册中。而如今做官的人，则几十年没有听闻（水利建设）了。水源日益干涸而土地日益淤积，山泽之气不能流通，哪里能不发生水旱灾害呢？崇祯年间，有辅臣徐光启著书，特别详细地论述水利之学。而给事中魏呈润也说：“《传》说‘雨水，是水气所化’，兴修水利也是招致雨水的根本。孔子称赞禹说：‘尽力于沟渠。’而禹自己也说：‘疏通田间小沟，通向大河。’古代圣人有天下的大事，却不遗漏这些小事，就是这样。自从乾时记载于齐人，枯济征引于王莽，古代的通津巨流，今天大多成为细流，而中原的田地夏天干旱秋天涝灾，年年报告灾病了。”

译划门县，就是现在的河津。向北十里处有瓜谷山堰，是贞观十年修筑的。向东南二十三里处有十石垆渠，贞观二十三年，县令长孙恕开凿，灌溉良田沃土，每亩收获十石。向西二十三里处有马鞍坞渠，也是长孙恕开凿的。设有龙门仓，开元二年设置，用来储存渠田的粮食，转运到京城，以节省关东地区的漕运费用。这就是汉代河东太守番系所提出的策略。《史记·河渠书》所说的“黄河改道迁徙，渠道不利于农田，收成不能抵偿种子成本”，而唐朝人实行这一策略，竟然都获得了利益。由此可知，天下没有难以成就的功业，关键在于用人罢了。说杰出的人所做的事一定不能超过前人，不也是诬蔑吗。

唐朝姜师度担任同州刺史，开元八年十月，皇帝下诏说：“从前史起灌溉漳水的策略，郑国渠、白渠开凿渠道的利益，从此以后，名声和业绩就缺失了。同州刺史姜师度，见识洞察细微，智慧在事情未显露时就能预见。他不顾私身的节操，心中所想必定竭尽；奉行公道的原则，知道该做的没有不做的。近来他担任大司农，首先开凿沟渠。年成的功效尚不明确，众人的议论纷纷扰扰。因为他的忠诚恳切值得嘉奖，所以依旧委任他。暂时免除他九卿的重任，授予他巡察六条的职权。秋天过半，他的政绩已经很多。粮食是人的根本，农业是政事的根本。我因此巡视省察，不畏惧严寒，将要表达劝勉体恤的情怀，特意冒着风霜的弊害。如今原野上的田地满眼望去，灌溉渠道接连不断，原来长满荆棘的地方，遍布成为高亢的稻田，粮仓里有堆积如山的丰饶，关中地区获得了每亩如金的滋润。本来经营此地，想要利于平民，因为百姓尚未开化，恐怕农业虚掷荒废，所以官府代为开发，希望让他们互相教导诱导，功业既然已经成就，想着与他们共享。那些屯田内先前已有百姓登记在册的土地，近来被别人占为主，也按照顷亩的数量割还给他们。那些官屯的熟田，如同同州有贫苦下等且缺少土地的农户，自己能够办理劳力并能经营耕种的，按照数量给付给他们，其余的土地暂且依照从前由官府收取。”姜师度因为功劳加封金紫光禄大夫，赐给丝帛三百匹。读了这道诏书，然后才知道“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贪图小利”这两句话，是建功立业的根本。孙叔敖决开期思之水，灌溉零娄的荒野，楚庄王知道他可以担任令尹。魏襄王与群臣饮酒，为群臣祝酒说：“希望我的臣子都像西门豹那样做人臣。”史起进言说：“魏国实行田制是以百亩为单位，唯独邺地是二百亩，这是因为田地贫瘠。漳水在旁边，西门豹不知道利用，这是不智。知道而不兴修，这是不仁。仁德和智慧，西门豹都没有尽到，哪里值得效法呢。”于是任命史起为邺令，引漳水灌溉邺地，使魏国的河内地区富裕起来。《后汉书·安帝纪》：“元初二年正月，修治西门豹所分的漳水支流渠道，用来灌溉民田。”这里指的是西门豹所开凿的。作为君主，有率领兴起事业的勤勉，有授予方略任用人才的谋略，就不愁没有孙叔敖、史起那样的臣子了。

《汉书》：“召信臣担任南阳太守，为百姓修筑水利，制定约束刻在石头上，立在田边，以防备纷争。”这就是今天分水制度的起源。

洪武末年，派遣国子监的生员和人才分别前往天下的郡县，召集官吏和百姓，趁着农闲修治水利。二十八年，奏报开凿天下郡县的塘堰共四万零九百八十六处，河流四千一百六十二处，破除渠道堤岸五千零四十八处。这是圣祖勤勉为民的成效。

○雨泽 洪武年间，命令天下州县的长官每月奏报雨泽情况。大概古代是看到龙星出现就举行求雨仪式，《春秋》三次记载“不雨”的意思。太平日子久了，大率视为不急之务。永乐二十二年十月，通政寺请求将四方关于雨泽的奏章分类送给事中收藏，皇上说：“祖宗之所以命令天下奏报雨泽，是想预先知道水旱灾害，以施行体恤百姓的政策，这是良法美意。现在州县关于雨泽的章奏堆积在通政寺，上面的人怎么知道？又想要送给事中收藏，这是想让上面的人终究不知道。这样白白劳累州县做什么。从今以后，四方所奏报的雨泽，一到就封送进来，我亲自阅览。”唉，太祖从卑微出身，登上天子之位，他看待四海的广阔如同我的庄田，亿万民众如同我的佃户，所以他留心民事如此。当时的长官得以陈述百姓的疾苦，而乡里的老人也能到宫阙前自行陈述。后世的雨泽奏报于是逐渐废弃，天灾隔绝而听不到，民间隐情壅塞而无法上达，然后才知道圣主的用意不仅仅在于祈求丰收。百姓亲近而国家治理得好，是有原因的啊。

○河渠 黄河记载在《禹贡》中，向东经过洛水、肭水，到达大丕；向北经过洚水，到达大陆；又向北分流为九条河流，汇合成逆河流入大海，这是它的故道。汉代元光年间，黄河在瓠子东南决口，注入矩野，连通淮河、泗水。汉武帝亲自临视，征发数万名士兵堵塞决口，在上面修筑宫殿，命名为宣防。引导黄河向北流，恢复大禹的旧迹，而梁楚之地再次安宁没有水灾，从汉代到唐代，黄河几乎千年没有造成灾害。《五代史》：“晋开运元年五月丙辰日，滑州黄河决口，淹没汴、曹、濮、单、郓五个州的境界，环绕梁山，汇入汶水，与南旺、蜀山湖相连，弥漫数百里，黄河于是从北转向东。”《宋史》：“熙宁八年七月乙丑日，黄河在澶州曹村大决口，北流断绝，河道向南迁移，向东汇聚在梁山张泽泺”

译黄河分为两派：一派汇合南清河流入淮河，另一派汇合北清河流入海河。”此后黄河又向东转向南流，元丰年以后，黄河再次决口向北流。议论的人想要恢复大禹治水的旧迹，而大臣们极力主张让黄河回归东流的意见。到了金朝、元朝，黄河水势日益趋向南方而无法挽回。所以现在的黄河已经不是古代的黄河了。从中牟以下黄河夺取了汴河河道，从徐州以下黄河夺取了泗水河道，从清口以下黄河夺取了淮河河道，经过三次夺道之后才注入大海。如今年代久远，河床日益增高，淮河、泗水又不能容纳它了。朝廷的议论既然把黄河夺道视为常态，掌管水利的官员又趁着黄河决口谋取私利，这不仅危害百姓生活，妨碍国家财政，而且对于天地的气数运转未必没有关联。

译丘仲深在《大学衍义补·言礼》中说：“所谓‘四渎’视同诸侯，‘渎’的意思是独，因为它们独自流入大海，所以江、河、淮、济被称为四渎。”如今用一条淮河来承受黄河的全部水流，这大概是把两条渎合为一条了。自宋朝以前，黄河独自入海，尚且能造成沿河州郡的灾害，何况现在黄河与淮河合流，而清口又汇聚汴、泗、沂三条水一同归于淮河呢？过去河水还有蓄积之处，如钜野、梁山等地；还有分流之处，如屯氏、赤河之类，虽然元朝人强行将黄河改道入淮，但东北方向的水道还略微存在。现在却用一条淮河来承受众水的归流，而没有丝毫渗漏了。邵国贤作《治河论》，认为大禹治水直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治理得当，其功绩可谓盛大。以今天的情况来看，大禹所留出的空地非常广阔，所处的地势非常容易，所追求的功效非常微小。现在的治水者距离大禹的时代太远了，然而所留出的空地却比大禹狭窄，所处的地势却比大禹艰难，所追求的功效却比大禹巨大。大禹疏导黄河，自大丕以下，分流汇聚，顺着水流的方向疏导它，不与水争利，所以水得以保持本性，而没有冲决堤岸的祸患。现在一杯水举起来倒在土地上，必须有一尺见方的地方才能容纳它，这是形势使然。黄河自大怀以上，水像是在杯子里；大怀以下，水像是在地面上。用在地面上的水，却想要像它在杯子里时那样加以拘束周旋，大禹也不能做到，何况其他人呢？现在河南、山东的郡县像棋局一样分布，像星星一样排列，官署亭舍与民房毗邻而居，凡是当年大禹留出来给水的地方，现在的人都占为己有。大概是我们没有容纳水的地方，而不是水占据我们的地方，所以应该有冲决的祸患，所以说留出的空地比大禹狭窄。大禹治水随地施功，没有拘束阻碍。现在北有临清，中有济宁，南有徐州，都是转运漕粮的要道。而大梁在西南，又是宗室藩王的所在地。左顾右盼，动辄牵制，即使水有知觉，尚且不能让它一定顺从我们的意愿，何况水是无情的物体，它怎么能蜿蜒曲折来成全我们的事情呢？所以说所处的地势比大禹艰难。况且大禹治水只是去除水淹溺人的祸害罢了，此外没有别的追求，现在却依赖它来运输漕粮。水不到汴州，又担心毁坏临清；不到临清，又担心毁坏济宁；不到济宁，又担心毁坏徐州；即使这些都不毁坏，又担心漕渠不足以运输。解决了这几件事，才称为治水。所以说所追求的功效比大禹巨大。从丘仲深的话来看，那么河水向南奔流的趋势已经极盛，而一代之臣不过是修补漏洞，以应付眼前的责任罢了，怎么能指望他们为百姓考虑百世的长远利益呢？到了今天，决口泛滥的灾害没有一年不报告。唉！这确实不是人力所能治理的了。

《禹贡》中关于治水的说法，有“播”（分流），有“潴”（蓄积）。水的本性是合流则冲击，骤急则泛滥。所以分开疏导它，是为了减弱它的冲击力，“又北播为九河”就是如此。旁边蓄积它，是为了节制它的泛滥，“大野既潴”就是如此。一定要让它有所容纳而不狂暴，然后汇聚美好可以丰富物产，流走污秽可以造福百姓，而百姓的利益，由此而兴起。现在却不是这样，筑堤、设障、逼迫、束缚它，使它无法容纳水流，而不得不发泄愤怒，那么它不从地下流出而横溢在原野沼泽之间，本来就不奇怪了。丘仲深说用一条淮河承受黄河的全部水流，然而考察前朝徐有贞治河，还在濮、汜之间疏浚分水的渠道，不让它们并趋一条道，自弘治六年，修筑黄陵冈以断绝其北来的道路，而河流总汇于曹、单之间，于是还在兰阳、仪封各开一个口向南排泄。现在又堵塞了这些口，所以黄河在今天想向北不能，想向南也不能，只有一条道入淮，淮河狭窄而不能容纳，又地势高而不利于下泄，于是每年在邳、宿以下决口，以危害百姓而妨碍漕运。而邳、宿以下，左右都有湖泊沼泽，河水必然流入其中。我看到刘贡父所说的：“另外开凿一条梁山泺的，将在现在的淮、泗之间。”而生民沦为鱼鳖的忧患恐怕还没有结束。

河政败坏，始于沿水百姓贪图水退后的利益，而占据河旁低湿之地，无能的官吏因此将这些地登记入官，然后水无处容纳，而横溢决口造成灾害。贾让说：“古代建立国家安置居民，划定疆界治理土地，必定留下川泽的区域，估量水势所不及的地方。大河不设堤防，小水让人修筑堤坝，低洼处作为沼泽，使秋水多有休息的地方，左右游波宽缓而不紧迫，所以说：‘善于治理河流的人，决开它让它有道路。’又说：‘内黄境内有沼泽，方圆几十里，周围有堤。过去十几年，太守把它分给百姓，百姓现在在其中建造房屋，这是我亲眼所见。’《元史·河渠志》说，黄河退涸的时候，旧日的池塘多被有权势的人占据，忽然遇到泛滥，水无处可去，于是造成灾害。”由此看来，不是河水侵犯人，是人自己侵犯河水。我经过山东巨野、寿张等县，古代蓄水的土地，没有一寸不耕种的，而忘记了昔日这里是河流浸没的地方。最近有一位寿张县令修撰县志，竟然说梁山泺仅只有十里，那虚言八百里，是小说迷惑人的话。这连五代、宋、金的历史都没有记载。

译罢了。读书人的议论，难道不值得发笑吗！

译陆文裕在《续停骖录》中说：“黄河的祸患有两种，一是决口，一是泛滥。决口的危害偶尔出现，而泛滥的危害每年都有。即使贾鲁的三种方法得以成功，也不过是小小的补救罢了。况且需要年年施行，其中的劳苦和费用哪里说得尽呢。现在想要治理黄河，不大片舍弃数百里的土地是不行的。首先修筑湖泊堤坝来蓄积漫溢的洪水；其次在沿河的地方，仿照江南圩田的方法，多开沟渠，足以容纳洪水；然后疏浚淤积的泥沙，让水流从地中通过。这样，水向下流动的本性、必然向东的趋势就得以实现了。”

按陆文裕的意思，就是贾让的上策和中策，但不敢明说。贾让说：“如果实行上策，迁移冀州处于水冲要道的百姓，决开黎阳遮害亭，让黄河向北流入大海。黄河西面逼近大山，东面逼近金堤，水势不能远泛，一个月左右自然安定。反对的人将会说：如果这样，毁坏城郭、田舍、坟墓数以万计，百姓怨恨。现在沿河十个郡，每年修堤的费用将近万万，等到黄河大决口，残害无数，如果拿出几年治河的费用，用来安置迁移的百姓，遵循古代圣人的方法，确定山川的位置。况且大汉正统治万里疆土，难道会与水争夺咫尺之地吗。这项功业一旦建立，黄河安定百姓平安，千年没有祸患，所以称为上策。如果在冀州多地开凿漕渠，让百姓能够灌溉田地，分散削弱洪水的怒势，虽然不是圣人的方法，但也是挽救败局的办法。”唉，如果没有汉武帝那样的雄才大略，谁能排除众人的非议，而创立非常规的治河方案呢。

平当奉命统领河堤事务，上奏说根据经义治水，有“决开黄河深入川谷，而不筑堤防堵塞”的记载。宋开宝年间的诏书也说：“我每次阅读前代书籍，详细研究河道。至于夏禹所记载的，只说疏导黄河入海，顺着山势疏通河道，没听说用力遏制湍急的水流，广泛修筑高岸。现在谈论治水的人，计策不出筑堤、堵塞两件事。箕子回答武王的询问，首先说鲧堵塞洪水，扰乱五行，天帝因此震怒。后世治河的臣子都是鲧，不是他们愿意做鲧，而是国家教导他们做鲧，所以水治不好而常理混乱。

利用河道作为河槽的是禹，堵塞河道作为漕运的是明智的人。所以古代叫河渠，现在叫河防。听前辈说：天启以前，没有人不从黄河决口中获利的。侵吞克扣金钱，从总河官到闸官，没有不获利的；支领工钱伙食，从办事人员到游手好闲无食之人，没有不获利的。不获利的，只有业主罢了。而今年决口，明年退滩，在填淤之中，常常能获得数倍的利益，而溺死的人不过百分之一二而已。于是年年修治，年年冲决，以至于造成今天的祸害，不是一朝一夕的原因了。国家的法令导致这样，那些见识短浅的人哪里值得责备呢。

不仅这样。那些都市的人，为人办一件事，置办一件物品，没有不索取报酬的。百官有司接受朝廷的一个职务，一个差遣，没有不计算其收获的，从府史胥徒向上直到公卿大夫，真可以说是同心同德了。如果不使天下人的心回归，让他们先义后利，终究不能达到太平。所以我以为今天的当务之急，端正人心比抑制洪水更紧急。

●卷十三○周末风俗《春秋》结束于敬王三十九年庚申这一年，西狩获麟。又过了十四年，是贞定王元年癸酉这一年，鲁哀公出奔；第二年，死在有山氏。《左传》以此结束。又过了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这一年，初次任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又过了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这一年，初次任命齐国大夫田和为诸侯。又过了五十二年，显王三十五年丁亥这一年，六国依次称王，苏秦担任合纵长，从此以后，事情才可以记载。从《左传》结束到这时，共一百三十三年，史文缺失散佚，考古的人因此感到迷茫。比如春秋时，还尊重礼义重视信用，而七国则绝口不提礼与信了；春秋时，还尊崇周王，而七国则绝口不提王了；春秋时，还严肃祭祀，重视聘问享宴，而七国则没有这些事了；春秋时，还讨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没有一句话提及了；春秋时，还有宴会赋诗，而七国则没听说了；春秋时，还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没有了。国家没有固定的交好，士人没有固定的君主，这些都在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发生了变化。史书的缺文，后来的人可以意会推知。不必等到秦始皇统一天下，文武之道就完全衰败了。汉朝，这种风气没有改变，所以刘向说它“承接千年来衰败的周朝，继承暴秦的残余弊端，贪婪险恶，不熟悉义理。”看史书所记录的，无非是功名势利之人，笔札喉舌之辈，而像董仲舒那样言正谊明道的人不一二见，大概从春秋以后，到东京，风俗才稍微恢复古制，我因此知道光武、明、章果然有变齐至鲁的功绩，只是没有完全合乎道罢了。从此以后，则宋庆历、元祐之间为优了。唉，论世而不考察风俗，无法明了人主的功绩。我之所以斥责周末而推崇东京，也是《春秋》的意思。

○秦纪会稽山刻石秦始皇刻石共六处，都铺张其灭六王、并

译天下的事情，那些谈论百姓风俗的，在泰山刻石上说：“男女遵循礼制顺从，谨慎遵守各自的职责。明确区分内外，没有不清净的。”在褐石门刻石上说：“男子乐于耕作，女子修习女工。”如此罢了。只有会稽刻石的辞文说：“修饰省察以宣扬道义，有儿子却改嫁，违背守节之道是不贞洁的。防范隔绝内外，禁止淫乱，男女都要持守诚信。丈夫若有外遇，杀了他无罪，男子要秉持道义法度。妻子若逃跑改嫁，儿子就不能认她为母，全都教化得廉洁清正。”为什么如此繁复而不简略呢？考察《国语》，自从越王勾践被困在会稽之后，唯恐国人行为不善，所以命令壮年男子不娶老妇，老年男子不娶壮妻。女子十七岁不嫁，她的父母有罪；男子二十岁不娶，他的父母有罪。生了男孩，赏赐两壶酒一条狗；生了女孩，赏赐两壶酒一头小猪。生了三个孩子，公家给他乳母；生了两个孩子，公家给他牲畜。《国语·内传》中伍子胥的话也说：“越国十年，生育聚集人口。”《吴越春秋》甚至说勾践把犯有淫乱过错的寡妇，都送到山上；士人中有忧愁思虑的，让他们到山上游览，以使他们心情愉悦。在那时大概是想让百姓众多，而不再禁止他们的淫乱。传到六国末期，这种风气依然存在。所以秦始皇制定了严厉的禁令，并特别记载在刻石的文字中。拿这件事与消灭六王、统一天下的事情并列讨论，况且不记载在燕、齐，而唯独记载在越地，那么秦国施行刑罚虽然过分，但其防范百姓、端正风俗的意图，本来与夏商周三代圣王没有什么不同。汉朝兴起以来，继承沿用秦朝法律直到今天的很多，世间的儒者一谈到秦朝，就认为是亡国的法律，难道没有深入考察吗？

译两汉风俗：汉朝自汉武帝表彰《六经》之后，虽然师儒兴盛，但大义并未阐明，所以新莽居摄时，颂扬功德、献纳符瑞的人遍布天下。光武帝鉴于此，因此尊崇节义，敦勉名实，所举用的人没有不是通晓经义、品行修养的人，于是风俗为之一变。到了东汉末年，朝政昏暗浑浊，国事日益败坏，而党锢之流、独行高洁之辈，依循仁义，舍命不渝，正如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夏商周三代以来风俗之美，没有比得上东京（东汉）的，所以范晔的议论，认为桓帝、灵帝年间，君道乖僻，朝纲日益衰微，国家裂痕屡次开启，自中等智力以下的人，没有不审知国家即将崩离的，而权臣强臣停止了窥探盗窃的阴谋，豪杰俊才屈服于鄙陋书生之议。之所以倾覆而未倒塌、决裂而未溃散，都是仁人君子心力所为。这可以说是知言了。假使后代君主遵循而不改革，那么流风至今，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然而曹操有了冀州之后，推崇奖赏轻浮奔竞之士。看他的命令再三，以至于寻求那些背负污辱之名、被人嘲笑之行，不仁不孝却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于是权诈迭进，好逆萌生。所以董昭太和年间的奏疏，已经说当今年轻人不再以学问为本，专门以交游为业；国士不再以孝悌清修为首，而以趋附权势、谋求利益为先。到了正始年间，一两个浮夸虚诞之徒施展其智识，蔑视周孔之书，习行老庄之教，风俗又为之一变。凭借经术治理、节义防范，光武、明帝、章帝几代为之尚且不足；毁坏方正、败坏常道的风俗，曹操一人改变却有余。后来的君主将要树立风声，纳入轨物，以改善风俗、教化百姓，不可不察于此了。光武帝亲身践行俭约，以教化臣下。讲论经义，常常直到深夜。当时的功臣如邓禹，有十三个儿子，各使坚守一种技艺，闺门修整，可作为世法。贵戚如樊重，三世共有财产，子孙朝夕礼敬，常像公家一样。因此东汉时期，虽然人才的倜傥不及西京（西汉），但士风家法似乎有过于前代。

东京末年，节义衰微而文章兴盛，从蔡邕开始，他仕于董卓，没有操守，董卓死后，惊叹无识。看他的文集中滥作碑颂，那么平日为人可知了。

因为他的文采丰富而交游众多，所以后人为他立了佳传。唉，士君子处在衰季之朝，常以负一世之名，而能转移天下风气的人，看蔡邕的为人，以此为戒吧！

正始：魏明帝去世，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共九年。其十年，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的大权转移了。三国鼎立，至此将近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行于洛阳。然而他们抛弃经典而崇尚老庄，蔑视礼法而推崇放达，视其君主之颠危如同路人一样，正是这些贤人倡导的。自此以后，竞相祖述。如《晋书》说王敦见卫玠，对长史谢鲲说：“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当时，莫不崇敬，认为造微之功足以参预正始。《宋书》说羊玄保二子，太祖赐名曰咸、曰粲，对玄保说：“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王微《与何偃书》说：“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中始中人。”《南齐书》记载袁粲对皇帝说：“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南齐书》记载何尚之对王球说：“正始之风尚在。”其为后人企慕如此。然而《晋书·儒林传序》说：“摈弃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为清高。这虽然虚名被于时流，但笃论未忘乎学者。因此讲明六艺，郑玄、王肃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弼、何晏为开晋之始。

以至于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不是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呢！”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一样吗？回答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这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以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

昔者嵇绍之父嵇康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山涛荐他入仕，嵇绍当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山涛对他说：“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长，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却不知其败义伤教，以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嵇绍对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非君，当其未死，三十余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岂知必有乘舆败绩之事，而以树其忠名以盖于晚上？自正始以来，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恶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大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

译如果一定要说王裒不忠，那也只有在认定他确实不忠之后才行，怎么可以奇怪那些相继臣服于刘聪、石勒的人，看着他们的前朝君主穿着青衣斟酒侍奉，内心却毫无触动呢？因此，只有懂得如何保全百姓，然后才能懂得如何保全国家。保全国家，是君主、大臣以及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所谋划的事；而保全天下，即使是地位低微的普通百姓也有责任啊。

译○宋代的世风，《宋史》说士大夫忠义的气节，到了五代时期已经变化殆尽。宋朝初兴时，范质、王溥等人还留有遗憾（指未能完全恢复汉唐旧制）。宋太祖首先褒扬韩通，其次表彰卫融，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意向。真宗、仁宗时期，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等贤臣，在朝廷上倡导直言正论。于是朝廷内外的士大夫都知道以名节为高尚，以廉洁知耻为风尚，彻底摒弃了五代的陋习。所以靖康之变时，志士们奋起勤王，临难不屈，到处都有这样的人。等到宋朝灭亡时，忠贞守节的人相望不绝。唉！看哀帝、平帝时期的风气可以转变为东汉东京的盛况，五代的风气可以转变为宋朝的清明，就知道天下没有不可改变的世风。《周易·剥卦》上九爻辞说“硕果不食”，阳气穷尽于上，就会在下面重新生发。君主驾驭事物的方法，没有比抑制浮华、制止争竞更大的了。宋朝自仁宗在位四十多年，虽然所用的人未必都是合适的人选，但风俗醇厚，喜好崇尚端正方直，评论世道的人称之为君子之道兴盛。到了神宗朝，王安石执政，突然奖赏趋炎附势之徒，深深铲除异己之辈。邓绾、李定、舒亶、蹇序辰、王子韶等奸臣，一时被提拔任用，而士大夫中有“十钻”的恶名。那些急于求进的人，乘机钻营。逐渐发展到绍圣、崇宁年间，党祸大起，国事日益败坏，病入膏肓的病症终于无法医治。后来的人只说他的农田、水利、青苗、保甲等法对百姓有害，却不知道他改变人心、改变士人之心对朝廷的危害更大。他对百姓的危害，可以一天之内更改，而他对朝廷的危害历经数百年，滔滔之势一旦形成就不可逆转了。李应中说：“自从王安石掌权，陷溺人心，至今人们自己都不觉得。人们追求利益而不知道道义，那么君主的权势就日益孤立。”这可以说是知言善论。《诗经》说：“不要教猴子爬树，就像泥巴涂在泥巴上一样。”让庆历年间的士风一变而为崇宁年间的风气，难道不是王安石教化揉捏的效果吗？

《苏轼传》：“熙宁初年，王安石创立推行新法，苏轼上书说：‘国家之所以存亡，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强大与弱小；历数之所以长短，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富裕与贫穷，臣希望陛下务必崇尚道德而敦厚风俗，不希望陛下急于建功而贪图富强。仁宗皇帝执法极宽，用人有序，专门致力于掩盖臣下的过失，不曾轻易更改旧章。考察他的成功，则日子未到，说到用兵，则十次出兵九次失败；说到府库，则仅够使用而没有剩余。只是因为恩德润泽留在人间，风俗知道道义，所以仁宗驾崩之日，天下归心于仁德。议论的人看到末年官吏多因循守旧，事务不振作，就想用苛刻明察来矫正，用智巧来整齐，招徕新进勇锐之人，来谋求一切速成的效果。还没享受到利益，浇薄的风气已经形成，多开骤然晋升的门路，使人们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一步即可图谋，使按常规升迁的人都产生非分之想。想要风俗敦厚，怎么可能得到呢！近年朴实拙钝的人越来越少，巧于钻营的人越来越多，希望陛下哀怜他们、拯救他们。’当时议论新法的人很多，没有像这样深切中肯的。根本性的言论，君主应当独自观看并反复诵读。《东轩笔录》：‘王安石执政，更新天下的事务，而德高望重的旧臣议论不协调，王安石于是选用新进之人，给予他们破格提拔，所以一时政事不久都举荐，而两禁台阁内外的重要权位无非是新进之士。等到他出任江宁府知府，吕惠卿骤然掌握政柄，有射杀后羿的意图。而一时之士见他得到君主信任，认为可以倾覆夺取王安石的地位，于是更加结党依附他，来兴办大狱。不久王安石再次被召，邓绾反过来攻击吕惠卿，吕惠卿自知不安，于是条列王安石兄弟的几项过失当面奏报，皇上封好吕惠卿所说的话给王安石看。所以王安石表中有‘忠不足以取信，所以事事想要自己辩白；义不足以胜奸，所以人人跟他结为敌人’的话。大概就是指这个。不久吕惠卿出任亳州知州，王安石再次拜相，承接党人之后的局面，平日身边的亲信都离开了，而留下的人已经不可信任，可信任的人又才能不足以担当大事，当时只跟他的儿子王雱谋划，而王雱又死了，知道道难以施行，于是慨然再次请求罢免，于是以宰相身份再次镇守金陵，不到一年就交还节钺。很久以后，得到会灵观使的职位。’它对王安石情事的阐发，极为切当。孔子说：‘君子容易侍奉却难以取悦。’而《大戴礼记》说：‘有这样的人，容貌辞气让人非常愉悦，进退周旋与人交往非常巧妙，接近人非常快，背叛人非常容易。’考察王安石昔日所信用的人，不仅改变了士人的习气、扰害了百姓，他自己也没有享受到利益。《尚书》说：‘后来的嗣王不能善终，辅相也不能善终。’身为大臣的人，能不把人心风俗看得重要吗！

《东轩笔录》又说：“王安石在中书省，作《新经义》授给学者，所以太学诸生将近三千人。又命令判监、直讲评定诸生的学业，分为上、中、下三舍，而民间传说考中中、上舍的人，朝廷将破格提拔。于是轻薄书生矫饰言行，坐着制造虚誉，奔走于公卿门庭的人像集市一样拥挤。”

苏子瞻《易传兑卦解》说：“六三、上六，都是兑卦的小人，以取悦为事是一样的。六三，履非其位，而处于……”

译在九二与九四两个阳爻之间，以追求喜悦为兑卦本质的，所以说“来兑”，意思是初爻与二爻没有招唤就自然而来。他们的心思容易揣度，造成的祸害较浅，所以两个阳爻都吉利，而六三爻凶险。上六爻，超然处于卦外，不被外物牵累，这是小人依托无所求取来表现喜悦的方式，所以说“引兑”，意思是九五爻牵引它之后才到来。他们的心思难以揣度，造成的祸害深重。所以九五爻诚信于剥卦，虽然九五爻大概不了解上六的真实面目而认为它贤能，并非真正喜悦小人的实质，如果了解它的实质就会摒弃它，所以有危险但不凶险。那么上六之所以不光明，为什么呢？回答说：难以进取，是君子所做的事，如果上六被牵引却不喜悦，那么它的道就光明了。”这段议论大概是为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而发的。《孟子》说：“喜好名声的人，能够推让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如果不是那样的人，即使是一筐饭、一碗汤也会表现在脸色上。”王安石当时处在低位，极力推辞那些不必推辞的职位；既然显贵，应当推辞却不再推辞。矫饰情感以博取名声的私心，确实有见识的人已经看出来了。孔子论说观察人，说“考察他所安于什么”；又说“表面装出仁德的样子而行为却违背仁德，安然自若毫不怀疑，在诸侯国必定闻名，在大夫封地也必定闻名”。这就是说欺世盗名之徒，古今都是一样的，君主能不考察吗？陆游《岁暮感怀诗》说：“在过去祖宗时代，风俗极其纯朴美好。人才兼有南北，议论忘记彼此。是谁让各自结党，更替仆倒又相继兴起，中间经历金源祸乱，这种风气还没有停止。如果要奠定太平基业，请从敦厚风俗开始。”○清议，古代圣明君王用来端正百官的方法，既然已经制定官刑来警戒在位者，又为他们设立闾师，建立乡校，在州里保留清议，来辅助刑罚的不足。“移之郊、遂”，记载在《礼经》中；“殊厥井疆”，称引自《毕命》。两汉以来还遵循这个制度，乡举里选，必定先考察他的生平，一旦玷污清议，终身不被齿列。君子有畏惧刑罚的心，小人存有知耻止恶的风气，教化在下层形成而上层不严厉，舆论在乡里确定而百姓不犯法。降及魏晋，设立九品中正制，虽然多不符合实际，但遗留的意旨没有消亡。凡是被纠举弹劾交付清议的人，就终身废弃，等同于禁锢。到宋武帝篡位，于是下诏说：“有触犯乡论清议，贪污淫乱盗窃的，一律荡涤洗除。与他们重新开始。”此后凡是遇到非常之恩，赦免文书都有这句话。《小雅》废弃而中原微弱，风俗衰败而叛乱兴起。然而乡论的污点，以至于烦劳诏书为之洗刷，难道不是三代的直道还存在于百姓中，而畏惧人多议论还见于《变风》的时代吗？我听说在下有鳏夫，所以被举用；与三凶相比，没有才能，所以被投弃。即使是二帝的举措，也没有不询问草野之人的。那么推崇月旦评来辅助秋官，推进乡评来扶持国是，或许也是广开视听所应优先的，而王政所不可缺少的。

译陈寿在父亲丧期期间，生了病，让婢女搓药丸，客人前去探望他，同乡的人因此对他有贬低的议论，他因此多年沉滞不得升迁。阮简在父亲丧期期间，出行时遇到大雪，寒冷受冻，于是前往浚仪县令处，县令为他和其他宾客准备了黍米和霍草粥，阮简吃了，因此招致清议的批评，被废黜闲置近三十年。温峤作为刘司空使者去劝进，母亲崔氏坚决挽留他，温峤扯断衣襟离去，直到后来地位显贵，乡里的品评仍然不过关，每次晋升爵位都要特别下诏。谢惠连先前喜爱会稽郡吏杜德灵，等到为父亲守丧时，赠给他十几首五言诗，诗文在世间流传，因此被废黜，不能参与荣耀的行列。张率因父亲去世离职，他父亲有几十个侍妓，其中善于歌唱的容貌美丽，同乡仪曹郎顾玩之请求聘娶，侍妓不愿意，于是出家做了尼姑。顾玩之曾在斋会时到张率家，写了匿名信，说张率与侍妓通奸，南司将此事奏报朝廷，高祖爱惜他的才华，压下奏章，但仍然招致世人的议论，守丧期满后很久没有做官。官职的升降原本取决于乡里品评的肯定或否定，这还近似古代的风气吧？

天下风俗败坏最严重的地方，清议尚且存在，还足以维持一二分。至于清议消亡，战乱就随之而来了。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日，礼部提议：“凡是犯十恶、喜好盗窃欺诈虚伪、干求名利违背道义、有伤风俗以及犯贪污罪被判徒刑的人，将他们的名字写在申明亭上，以示惩戒，有私自毁坏亭舍、涂抹姓名的人，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员按时巡视，按法律治罪。”皇帝批准了。十八年四月辛丑日，命令刑部抄录内外各衙门官员犯法罪状明显的人，写在申明亭上。这是前代乡里评议的遗意，后来的人把它当作形式上的文书。负责风纪的官员只以刑法事务为事，而对于辅助教化、革新民心的意图似乎不相关，难怪风气江河日下了！

司马迁作《史记·货殖列传》，说：“从朝廷到岩穴之士，无不归于富厚。次一等的，至于官吏舞文弄法，刻章伪造文书，不躲避刀锯的诛杀，沉溺于贿赂馈赠。”而仲长敖《核性赋》说：“裸虫三百种，人最为劣。爪牙皮毛，不足以自卫；只依靠欺诈虚伪，互相残害。次一等的，至于台隶僮仆，只知盗窃。”如今看来，没有官员不贿赂馈赠，而人人都像官吏一样行事；没有守臣不盗窃，而人人都像僮仆一样行事。自从他们束发读书的时候，用来劝勉他们的，不过是所谓的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旦做官，就追求他们最大的欲望。君臣上下怀着私利互相交往，于是形成风气，无法挽回。后来治理国家的人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呢？回答说：只有名分可以战胜它。名分所在的地方，是上级所任用的，而忠信廉洁的人显荣于世；名分所去的地方，是上级所排斥的，而依仗奢侈贪婪的人被废黜禁锢在家。即使有一两个矫饰虚伪的人，也胜过公然追求私利的人。《南史》有话说：“汉代士人致力于修身，所以忠孝成为风俗。至于乘车戴冠，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气衰败，道义缺失。所以古人所说的名教，名节，功名，不能使天下的人以义为利。但仍然使他们以名为利，虽然不是纯王的风气，也可以挽救积污的习俗了。”

《旧唐书》记载：薛谦光任左补阙，上疏说：“我私下观察古代选拔士人，确实不同于现在，先观察名行的本源，考察乡邑的赞誉，崇尚礼让以激励自己，彰显节义以树立信用，以敦厚朴实为最高标准，以雕虫小技为次要科目，所以人们崇尚劝让的风气，士人去除轻浮的行为。希望做官的人必须修养坚贞不拔的操守，实行难进易退的规矩，众人的议论已经确定了高下，郡守难以歪曲是非，所以计算贡举的贤愚，就是州将的荣辱，假使有秽行的暴露，也是乡人的厚颜。因此李陵投降而陇西感到惭愧，干木隐居而西河感到美好。所以名分胜过利益，小人的道路就消亡；利益胜过名分，贪暴的风气就盛行，自从七国之乱后，虽然杂有纵横之术，但汉代求才，仍然征召百行，所以礼节之士敏捷地修养德行，乡里推崇高尚，然后才被府寺征辟。现在的举人违背事实，乡议由小人决定，品行修养没有长者的沦落，策试喧嚷竞争于州府，祈求恩宠不胜于拜伏。有时明制刚出，就派遣搜罗，奔走于府寺之门，出入于王公之第，上启陈诗，只希望得到咳唾的恩泽：摩顶至足，希望得到提携的恩惠。所以俗号举人，都称‘觅举’。觅，是自求的意思。追求私心的急切，就违背了至公的道理，贪仕的性情彰显，就使廉洁的风气淡薄。因此知道府命虽然高，不同于叔度勤勤的谦让；黄门已经贵，没有秦嘉耿耿的言辞。纵然不能抑制自己推举贤人，也不肯等待三次任命。所以选司补置，喧嚷于礼闱；州贡宾上，争讼于台阶。诽谤议论纷纷，逐渐形成风气。追求荣耀的人一定有争利之心，谦逊的人也没有贪贿的累赘。如果不是上智之人，怎么能不改变？对于中等之人，理由在于习俗。如果重视谨厚之士，那么怀禄的人必定崇尚德行以修养名分；如果打开趋竞之门，那么侥幸的人都会曲意逢迎。逢迎则百姓遭受其弊，修养名分则百姓蒙受其福，风化的渐变，没有不由此而来的。”唉，这话可以说切中当今的弊端了。

汉代人以名分为治，所以人才兴盛；现在的人以法律为治，

译所以人才衰微。

译宋代范仲淹在《上晏殊书》中说：“如果名教不崇尚，那么做君主的就会认为尧舜不值得效法，桀、纣不值得畏惧；做臣子的就会认为八元不值得推崇，四凶不值得羞耻。天下难道还会有好人吗？人不爱惜名声，那么圣人的权柄就丧失了。”

如今用来改变人心、荡涤污浊风俗的，没有比鼓励学习、奖赏廉洁这两件事更紧迫的了。天下的读书人，有能够笃信好学，到老也不厌倦，卓越地可以担当方正有道举荐的，授予他翰林、国子的官阶，而听任他出仕或隐居，那么人们就知道向学，而不争逐科举科目了；各衙门的官员，有能够洁身自好、爱护百姓，按礼制告老退休，而家中没有一石粮食储备的，赐给他五顷或十顷的土地，作为子孙世袭的产业，并免除他的租赋，恢复他的丁徭，那么人们就知道自我坚守而不贪恋财货贿赂了。哪里需要等到〇川再次派遣使者，才收用牧猪的儒生；优孟陈述意见，才录用背柴的隐士。而扶风郡的隐士，特别赐给黄金；琢郡的贤人，经常颁发羊酒。于是使得名声高远的隐士，道德表率百官，当时怀着稽古的荣耀，死后仰慕遗留的清高恩泽，这不比用科名、爵禄来劝勉人，使他们争进求利更好吗？以名教来治理国家，必定从这条途径开始。

汉平帝元始年间，下诏说：“汉朝兴起以来，辅佐君主的臣子在职，自身实行俭约，轻视财利重视道义，没有像公孙弘这样的人。他位居宰相封侯，却盖着粗布被子，吃着糙米饭，把俸禄用来供给故旧宾客，没有剩余，可以说是减损制度而引导下属敦厚风俗的人，与内心富有而外表装作简朴来钓取名誉的人截然不同。赐给公孙弘后代子孙中按次序应继承爵位的人，爵位为关内侯，食邑三百户。”

《魏志》记载：“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廉节操的人士，下诏赐给已故司空徐邈、征东将军胡质、卫卫尉田豫家〇二千斛粮食，帛三十束，布告天下。”后魏宣武帝延昌四年，下诏说：“已故隐士李谧，屡次推辞征召辟举，志向坚守淡泊素朴。儒者隐逸的操守深可嘉美，可以远效惠施、康成，近准王弼、何晏。谥号为贞静处士，并在其门闾立碑，以表彰高洁的节操。”《唐六典》记载：“如果蕴藏道德于乡野，名声和实际都显著，虽然没有官爵，也赐谥号为先生。”据我所见，崇祯年间曾采纳巡按御史祁彪佳的建议，赠举人归子慕、朱陛宣为翰林待诏。

《唐书》记载：“牛僧孺，是隋朝仆射奇章公牛弘的后裔，幼年丧父，在下杜樊乡有赐田数顷，依靠这些田地生活。”由此可知隋朝的赐田，到唐朝二百年后其子孙还守着它，如果是金帛的赏赐，廪禄的恩惠，那么早已化为尘土了。本朝正统年间，把武进田赐给礼部尚书胡滉，他的子孙也至今守着它，所以我私下认为奖赏廉洁的典制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廉耻《五代史·冯道传论》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支柱；四个支柱不树立，国家就会灭亡，管仲说得真好啊！礼义，是治理人的大法；廉耻，是立人的大节。大概不廉洁就没有什么不拿取的，不知耻就没有什么不做的。人如果这样，那么祸败乱亡也就没有达不到的，何况作为大臣，没有什么不拿取，没有什么不做，那么天下难道有不乱的，国家难道有不亡的吗？”然而这四者之中，耻尤其重要。所以孔子论士，说“行为要有耻”；《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的耻，真是无耻啊”，又说“耻对于人太重要了，玩弄机变巧诈的人，没有地方用得上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不廉洁而至于违背礼义，其根源都产生于无耻，所以士大夫的无耻，这就是国家的耻辱。我观察三代以下，世道衰微，抛弃礼义，捐弃廉耻，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然而松柏在岁寒之后才凋零，鸡在风雨中鸣叫不止，那些昏暗的日子，本来不曾没有独自清醒的人。最近读《颜氏家训》，有这样的话：“齐朝一个士大夫曾对我说：‘我有一个儿子，已经十七岁，颇懂书信文书。教他鲜卑语和弹琵琶，稍微想要通晓。以此侍奉公卿，没有不宠爱他的。’我当时低头不回答。奇怪啊，这个人教子的方法！如果由此业自己做到卿相，我也不愿你们这样做。”唉，颜之推不得已而在乱世做官，还说这样的话，还有《小宛》诗人的意思。那些谄媚于世的人，能不惭愧吗？

罗仲素说：“教化，是朝廷的重大事务；廉耻，是士人的美好节操；风俗，是天下的重大事情。朝廷有教化，那么士人就有廉耻；士人有廉耻，那么天下就有风俗。”

古人治军的方法，没有不本于廉耻的，《吴子》说：“凡是制定国策治理军队，一定要用礼来教育，用义来激励，使他们有耻。人有了耻，在大处足以作战，在小处足以防守。”《尉缭子》说：“国家必定有慈孝廉耻的风俗，就可以以死易生。”而姜太公回答周武王：“将领有三种胜利：一是礼将，二是力将，三是止欲将。”所以礼是用来排列朝班治理军队的，而《兔〇》中的武夫都本于文王后妃的教化，哪里有淫乱草野，偷窃牛马，而对百姓施暴的人呢？《后汉书》记载：“张奂担任安定属国都尉”

译羌族首领感念恩德，赠送马二十匹，先零部落的首领又赠送金环八枚。臧奂全部收下，然后在各位羌族首领面前，召来主簿，将酒洒在地上说：“即使马像羊一样多，也不放进人的马厩；即使金子像谷子一样多，也不放进人的怀中。”于是将金子和马匹全部归还给他们。羌族人本性贪婪，却敬重清廉的官吏，先前有八位都尉，大多喜好财物，被羌人视为祸患，等到臧奂端正自身、保持廉洁，威严和教化大为推行。唉，自古以来，边疆事务的失败，有不始于贪婪索取的吗？我对辽东的战事有所感慨。

译杜甫的诗说：“怎样才能得到像廉颇那样的将领，让全军都能安稳地睡觉。”有的版本作“廉耻将”，诗人的本意未必能想到这一层。然而我读《唐书》记载，王佖担任武灵节度使。在此之前，吐蕃想要建成乌兰桥，每次在河岸边预先储备木材，都被节度使派人暗中运走，扔进河里，最终没能建成。吐蕃人知道王佖贪婪而没有谋略，先厚礼贿赂他，然后集中人力建成桥梁，又修筑月城驻守，从此朔方军抵御敌寇都来不及，至今成为祸患，这都是因为王佖贪财所致。所以贪婪的人担任统帅，边城就迟迟不能安定。能领会这一层意思的人，即使像郢书燕说那样误解原意，或许也能用来治理国家吧？

○ 流品 晋、宋以来，特别看重门第品级，所以即使只是极小的一方土地，也还能建立国家。《宋书·蔡兴宗传》记载：“蔡兴宗担任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常侍的官职照旧。被征召回京城时，右军将军王道隆参与国家政事，权势显赫一时，他穿着鞋走到蔡兴宗面前，不敢入座，过了很久才离开，始终没有请他坐下。”元嘉初年，中书舍人狄当去拜访太子詹事王昙首，不敢坐下。后来中书舍人王弘受到太祖的宠爱，皇上对他说：“你想做士人，能够坐在王球的席位上，这才算是判定了身份。殷、刘两家都是杂流，没有什么好处。如果去拜访王球，可以称旨入座。”等到王弘到了，王球举起扇子说：“如果不这样（指不称旨）就不行。”王弘回来，依照事情禀报皇上，皇上说：“我也没办法。”五十年间有这三件事。《张敷传》记载：“张敷升任江夏王刘义恭的抚军记室参军，当时刘义恭向文帝请求一位通晓义理的僧人，恰逢张敷休假回江陵，人们辞别，文帝命令用后车装载僧人。张敷不遵从诏令，说：‘我本性不耐受混杂的迁移。’正员郎、中书舍人狄当、周赳都掌管重要事务，因为张敷是同省的名门子弟，想去拜访他。周赳说：‘他如果不相容，还不如不去。’狄当说：‘我们都已经是员外郎了，何必担心得不到座位。’张敷事先摆设了两张床，离墙壁三四尺远。两位客人入座，应酬接待非常愉快。过了一会儿，张敷叫左右说：‘把我的床移远些，远离客人！’周赳等人吓得脸色大变而离开。”《世说新语》记载：“纪僧真得到齐世祖的宠幸，曾经请求说：‘我出身于本县的武吏，遭遇圣明的时代，荣幸地达到这个地位，没有什么需要的，只求陛下让我做士大夫。’皇上说：‘这由江敩、谢瀹决定，我无法置喙，你可以自己去拜访他们。’纪僧真奉旨去拜访江敩，登上床榻坐定。江敩回头命令左右说：‘把我的床移远些，远离客人。’纪僧真沮丧地退下，把情况告诉世祖。世祖说：‘士大夫本来就不是天子所能任命的。’”《梁书·羊侃传》记载：“有宦官张僧胤去拜访羊侃，羊侃竟然不向前迎接，说：‘我的床不是阉人所坐的。’”自从万历末年，缙绅之士不知道用礼法来约束自己，而声气相通于宵小之人，诗文赠予给车夫马卒，以至于公卿向人祝寿，宰相自称儿子。而神州沦陷，中原遭受涂炭，是有原因导致的。

○ 重厚 世道衰落，人才不振，王不疑的吴语，郑綮的歇后语，薛昭纬的《浣溪沙》，李邦彦的俚语辞曲，没有不登上朝廷高位，被任用为辅佐大臣的。致使在下的人羡慕他们的风流，认为这是通达洒脱。而栋梁折断屋瓦崩塌，天下将无处遮蔽了。等到政局动荡之后才思念老成持重的人，流离迁徙之余才想念德高望重的老人，哪里还来得及呢？有国家的人应该提拔重用敦厚之臣，抑制退斥轻浮之士，这是改变风俗的关键。侯景列举梁武帝的十大过失，说皇太子说话只限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那样的格调。张说评论阎朝隐的文章，如同华丽的服饰妆容，燕歌赵舞，观看的人忘记了疲劳，但如果用风雅的标准来衡量就是罪人了。现在的词人大多有这种毛病，淫靡的辞藻艳丽的曲调，在国门内外传播，就像北齐阳俊所作的六言歌辞，名叫《阳五伴侣》，抄写出来售卖。在市场上不断绝的，诱惑后生，败坏风化，应该与非圣之书同类而焚烧，或许可以端正人心术。

何晏的粉白不离手，走路时顾影自怜；邓飏走路舒展放纵，坐立倾斜倚靠；谢灵运每次出入，扶持他的人常常有数个，后来都被诛杀。而魏文帝体态容貌不庄重，风尚通达洒脱，所以享国不长久，后代祚运短促。史书都附在《五行志》中，认为是容貌不恭敬。从前子贡在礼仪容貌的俯仰之间，就知道两位君主的疾病与动乱，是有根据的。孔子说：“君子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学习就不牢固。”扬雄《法言》说：“言语轻浮就招致忧愁，行为轻浮就招致罪过，容貌轻浮就招致侮辱，喜好轻浮就招致淫乱。”四明薛冈说：“士大夫子弟不应该让他们读《世说新语》，没有得到其中的隽永意味，先习得了简慢傲慢。”推而言之，可以说是善于教导了。防止他们放荡粗俗的萌芽，而引导他们进入有物有恒的境界，这是以正道养育蒙童的方法。南齐陈显达对他的儿子们说：“麈尾蝇拂，是王、谢家的东西，你们不需要拿这些。”就从前面取来烧掉了。

○ 耿介 读屈原的《离骚》，才知道尧舜之所以能施行超出常人的德行，是因为他们耿介。同流合污，迎合污浊的世道，就不能与人谈论尧舜之道了。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说，非礼勿动。这就叫做耿介，反过来说叫做昌披。道如果大

译路然，尧与桀的区别必定在于此。

译○乡原和老子的学说之所以不同于孔子，在于他们“和光同尘”，这就是所谓的似是而非。《卜居》、《渔父》两篇文章把这种情形说尽了，他们并非不知道孔子的话可以听从，而是因为道义上认为不该那样做。扬雄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反离骚》就不应该写了。探究其主旨，活在当今世上，为当今世人做事，做到善良就可以了。这大概就是他成为王莽朝大夫的原因吧？

《卜居》、《渔父》，是合乎法度的言论；《离骚》、《九歌》，是放纵的言论。

○节俭 国家奢侈，就展示节俭给他看，君子实行节俭，这是宰相的职责。汉代的汝南许劭，担任郡功曹。同郡的袁绍，出身公族，豪侠仗义，从濮阳令任上卸任回家，车马随从非常盛大，进入郡境，就推辞说：“我的车马服饰怎么能让许子将看见呢？”于是只乘一辆车回家。晋代的蔡充好学，有高雅的志趣。体态容貌庄严，被人敬畏。高平的刘整，车马服饰奢华艳丽，曾经对人说：“纱帽，是我平常穿的服饰。遇到蔡子尼在座，整天都感到不安。”北齐的李德林父亲去世，当时正值严冬，他穿着单薄的丧服，赤脚，亲自驾驶灵车，返回博陵安葬。崔谌休假回乡，准备去吊唁，随从有几十骑，逐渐减少留下，等到到达李德林家门口，只剩下五骑，说：“不能让李生怪罪人烟熏灼（指随从太多扰民）。”李僧伽修身治学，不应征召。尚书袁叔德来拜访李僧伽，先减少仆从，然后进门。说：“见到这样的贤人，我羞愧于面对轩冕（高官厚禄）。”只有君子能够以身作则来引导他人，就像这样，所以居官能教化一邦，在朝廷能教化天下。魏武帝时，毛玠担任东曹掾，主管选举，用节俭来引导人。天下的士人没有不廉洁节操自我勉励的，即使是受宠幸的臣子，车马服饰也不敢过度。唐代大历年末，元载伏诛，任命杨绾为宰相。杨绾本性贞洁廉洁，车马服饰俭朴，在朝廷任职没几天，人心自然感化。御史中丞崔宽，是剑南西川节度使宁的弟弟。家里富有，在皇城之南有别墅，池馆台榭，当时第一，崔宽当天就暗中派人毁坏拆除。中书令郭子仪，在邠州行营，听说杨绾拜相，坐中的音乐减少了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每次出入，随从一百多人，也当天减少，只留下十骑而已。李师古跋扈，忌惮杜黄裳为相，派一个干吏寄钱数千缗，毡车一辆。使者到了门口，不敢送，等候了好几天，有绿车从家里出来，跟着两个婢女。青衣破烂，说是相公夫人。使者急忙回去，告诉李师古。李师古打消了他的念头，终身不敢改变节操。这样看来，禁止郑人的奢侈，何必等到三年；改变洛邑的矜夸，无需烦劳三纪。修养自身，施行于家庭，展示给乡党而已，道理难道遥远吗！

○大臣 《礼记》说：“大臣守法，小臣廉洁，官职有序，君臣相互纠正，国家就强盛了。”所以想要纠正君主并整顿百官，必须从大臣开始。然而王阳关于黄金的言论，当时的人已经奇怪他的奢侈；公孙弘布被的名声，正直的人又讥讽他的欺诈。那么考察他的生平并确定他实际行为的方法，只有观察他的结局，才能得到真相。季文子去世，大夫人整理敛葬，国君在位。家宰准备家器作为丧葬用品，没有穿丝绸的妾，没有吃粟米的马，没有收藏金玉，没有厚重的器物，君子因此知道季文子对公室的忠诚。辅佐三位君主了，却没有私人积蓄，能不说是忠诚吗？诸葛亮上表后主说：“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孙的衣食全靠家里，自有富饶。至于臣在外任职，没有别的调度，随身的衣食全靠官府，不另外经营产业来增加一点财富。如果臣死的时候，不让家里有多余的布帛，外面有多余的财物，以辜负陛下。”等到去世，正如他所说。廉洁不过是臣子的一种节操，而《左传》称之为忠，孔明认为没有辜负，实在是因为臣子欺骗君主、误国，一定从贪图财货开始。身居高位，享受丰厚待遇，装饰房屋，美化自身，也是人的常分，哪里知道高祖降下不祥，百姓产生怨恨诅咒，最终与国家一同败亡呢？如果确实知道大臣家事的丰俭，关系到政治教化的兴衰，那么就可以审慎选择宰相的方法，也能得到富民的道理了。

杜黄裳，是元和年间的名相，却因富有而受到讥讽；卢怀慎，是开元年间的庸臣，却因清贫而受到褒奖。所以贫穷时观察他不取什么，这是选择宰相的重要言论。

○除贪 汉代赃罪被弹劾，有的在狱中死去，有的在途中自杀，唐代赃吏多在朝堂上决杀，特别优待的才长期流放到岭南。睿宗太极元年四月，诏令官员、主司枉法，赃物一匹以上，都先打一百板。而改元及南郊赦文，每次都说：“死刑以下的罪，已发觉未发觉，已判决未判决，在押囚犯、现徒，罪无轻重，都赦免。官员犯赃不在此限。”然而仍有被贬到远方，谪官到蛮荒边界的。而卢怀慎郑重地对此发表言论，认为屈从法律宽待奸邪，不是正本清源的方法。由此可知，扰乱政治的同位者，商代制定了严刑；贪婪导致败官，《夏书》训诫必须杀。三代的君王，没有不遵循这条道的。

宋代初年，郡县官吏承袭五代时期的习气，贪财害民，所以尤其严惩贪墨之罪。开宝三年，董元吉守卫英州，收受赃物七十多万，皇帝认为岭表

译初平年间，朝廷想要惩戒贪婪苛刻的官吏，特别下诏将其处死示众。但在南郊举行大赦时，规定十恶不赦、故意抢劫杀人以及官吏收受贿赂的人不予赦免，史书说宋朝法律中有三项措施可以培养出循良官吏，不赦免犯赃者就是其中之一。天圣年以后，士大夫都知道要修饰礼器、砥砺廉洁的品行，这是因为上面有鼓励的措施。于文定认为本朝姑息纵容的政治比宋朝更严重，战败的将领可以不处死，贪污巨万的赃吏仅仅被罢免官职，而一些轻微的刑名案件反而像凝脂一样严密苛刻，这是轻重都失当了。大概从永乐年间开始，赃吏被贬谪去戍守边疆，宣德年间改为运送砖石、缴纳米粮来赎罪，逐渐变得宽纵，不再追究前朝的法律了。唉，法律不确立，惩罚不必然执行，却希望做官吏的人不贪婪，是不可能的。君主既然把决断生杀的大权委托出去，而那些所谓的大臣都是只会舞文弄墨、搜刮聚敛之徒，罗列细枝末节的小事，来当作天下的政务，吏治怎么能变好呢？

译《北梦琐言》记载：“后唐明宗尤其痛恨贪官污吏。邓州留后陶某，被内乡县令成归仁弹劾，因在正税之外非法摊派，被贬为岚州司马。掌书记王惟吉，被剥夺历任的任命文书，长期流放至绥州。亳州刺史李邺，因贪污腐败被赐死；汴州仓库官吏犯赃，其中有个叫史彦某的，是旧将的儿子，又是驸马石敬塘的亲戚。王建立上奏请求宽恕，希望免除死罪。皇上说：‘国法无私，怎能因私情而徇纵！’供奉官丁廷徽，善于巴结权贵，监管仓库时犯赃，侍卫使张从宾设法救他。皇上说：‘吃着国家的高薪，盗取国家的仓库物资，即使苏秦再生，也无法说服我。’于是将这些人一并处死。因此后唐在五代中被称为小康之世。”

《册府元龟》记载：“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县令李商，被百姓告发处事不公，大理寺判决他缴纳铜钱赎罪。皇帝下诏说：‘李商招认罪过，畏惧在于案情属实。大理寺定罪，完备引用了法律条文，但事情仍有未考虑周全之处，道理仍有未尽之处。古代制定法律，意在爱惜人才；况且自历代圣君相继，天下太平无事，人们都知道禁止刑罚，于是从轻发落。自丧乱以来，廉耻之人很少，我一旦统治天下，历经多年，常宣扬一视同仁的风气，每次革除以前的弊端，只期望不滥杀，都坚守无私的原则。李商不致力于养育百姓，专门谋求滋润自己，刚听说他告发不公的事件，就判决原告；又强夺有主的庄田，鞭打原住户。国家给州县颁发官印，作为处理公文的凭证，他却拿着官印下乡，向百姓索取财物。根据这些行为，他凭什么当官？应当剥夺他历任的官职，杖杀。’读这篇诏书，明宗可以说是掌握了轻重权衡之道的人。”

《金史》记载：“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抹阿没剌因贪污在狱中死亡，皇上说他不被陈尸示众，已经是很大的恩幸了。贫穷而成为盗贼，大概是不得已；三品高官因贪污而死，愚蠢也太厉害了。他的儿子们都应除名。”因为贪官而祸及他的儿子，似乎不符合‘恶行只止于其身’的道义，但贪婪之人败坏门风，他的儿子必定没有廉洁清正的品质，那么世宗的诏令也不算过分。《汉书》说李固、杜乔同心合力，辅佐君主，而汉桓帝即位的诏书中有说：‘贪官污吏的子孙不得被举荐。’这难道不是汉代人已经实行的做法吗？《元史》记载：‘至元十九年九月壬戌日，敕令中外官吏，赃罪轻的决杖，重的处死。’

有平庸官吏的贪婪，也有有才干的官吏的贪婪。《唐书·牛僧孺传》记载：“唐穆宗初年，牛僧孺任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因贪污应当处死，宦官为他申辩求情。皇帝说：‘李直臣有才干，我想宽贷他并任用他。’牛僧孺说：‘那些没有才干的人，不过是拿着俸禄讨好迎合罢了。天子制定法律，正是为了约束有才干的人。安禄山、朱泚因为才干超过常人，所以扰乱天下。’皇帝认为他的话对，于是停止了宽贷。”现在的放纵贪婪者，大抵都是有才干的官吏，如果让他们敬畏法律并以正道运用其才干，未必不是治世中的能臣。

《后汉书》称袁安任河南尹，政令号称严明，但从未因贪污罪审讯过人，这是近来主张宽厚论者所持的理由。但我所见，几十年来姑息养奸的政策，导致纲纪松弛，都是这种言论留下的弊端。唉，范仲淹曾说：“一家哭怎比得上一路哭呢？”

朱熹说近世流俗被阴德的说法迷惑，多把纵容赦免有罪之人当作仁德，这就像君主把施行赦免当作仁德一样。孙叔敖斩断两头蛇而官至楚相，难道不是阴德的回报吗？

唐代《柳氏家法》规定：“做官不奏报祥瑞，不剃度僧道，不宽贷贪官污吏。”这是今天士大夫做官的准则。宋代包拯告诫子孙：“有犯贪污罪的，不得回到本家，死后不得葬入祖坟。”这是今天士大夫教育子孙的准则。

○崇尚廉洁。汉元帝时，贡禹上奏说：“孝文皇帝时，崇尚廉洁，鄙视贪污，商人、赘婿以及官吏因贪污获罪的都被禁锢，不得做官。奖赏善行惩罚恶行，不偏袒亲戚。罪行确凿的伏法受诛，有疑问的宽恕给百姓，没有赎罪的法律。所以令行禁止，天下大治。全国断案四百起，与废除刑罚没有区别。武帝初临天下，尊重贤才任用士人，开拓疆土数千里，自认为功大威行，于是顺从欲望，用度不足，于是实行权宜之计，让犯法者赎罪，让罪犯补任官吏，因此天下奢侈，官场混乱百姓贫困，盗贼并起，亡命之徒众多。郡国害怕伏法受诛，就挑选善于文书、熟悉账目、能欺骗上级官府的人，担任要职。奸邪之人不胜枚举，就选取勇猛能苛刻对待百姓、以苛暴威服下属的人，让他们居居高位，所以没有道义而有钱财的人显赫于世，欺骗蒙蔽而善于文书的人尊贵于朝廷，悖逆而勇猛的人显贵于官场。所以世俗都说：为什么要孝顺兄弟？钱财多就光荣；为什么要礼义？善于文书就能做官；为什么要谨慎？勇猛就能临官，所以受过黥刑、劓刑和髡钳之刑的人，仍然捋起袖子在世上执政。行为虽然像猪狗，但家富势足，指使气使，这就算是贤人了，所以认为做官而致富的人是雄杰，身处奸邪而得利的人是壮士。兄长劝弟弟，父亲勉励儿子，风俗败坏，竟到了这种地步。考察其所以如此的原因，都是因为犯法可以赎罪，求取士人得不到真正的贤才；郡守推崇财利，”

译诛杀是刑罚无法执行所导致的后果。如今想要兴起极致的治理，达到太平盛世，就应当废除赎罪的法令。对于地方长官和负责选举的官员，如果选拔不实以及有贪污行为的，就立即执行死刑，而不仅仅是免去官职，那么人们就会争相尽力行善，崇尚孝悌，轻视商人，进用真正的贤才，推举实在廉洁的人，这样天下就治理好了。”唉，如今的变故比这更为严重。自从神宗以来，用财物赎罪的风气一天比一天严重，国家的纲纪不能振作，而人心大大败坏，这种情况已经持续数十年了。《尚书》说：“不任用贪爱财物的人，敢于恭敬地保全百姓的生命，安抚百姓，谋划百姓的安居乐业，依次敬重。”必须像这样，然后才可以确立太平的根本。

译禹又打算规定：“亲近的大臣，从诸曹侍中以上，家中不得私自从事贩卖，与百姓争夺利益，违犯者立即免官削爵，不得再做官。”这个建议现在也可以实行。自从万历以后，天下的水利、碾磨、场渡、市集没有不属于豪绅的，沿袭下来已成为常事。

○禁锢奸臣子孙唐太宗下诏禁锢宇文化及、司马德戡、裴虔通等人的子孙，不让他们列入官籍。武则天命令杨素的子孙不得担任京官及侍卫。至德年间，两京平定，大赦天下，只有安禄山的党羽以及李林甫、杨国忠、王鉷的子孙不予赦免。宋高宗即位，下诏蔡京、童贯、王黼、朱勔、李彦、梁师成、谭稹都是误国害民的人，他们的子孙不再录用，而章惇的子孙也不得在朝廷做官。明太祖取得天下，下诏宋末蒲寿庚、黄万石的子孙不得做官。贪婪的饕餮形象铸在周鼎上，凶顽的象、�名见于楚书，古人确实有这样的做法。我私下认为应当命令按察司各自选择当地的一两个奸臣，是王法尚未施加，或者施加但未彻底的，将他们的名字刻在监狱门前的石头上，作为世人的警戒。并且禁止他们的后人入仕，九种刑罚不可遗忘，百代难以更改，这也是先王树立风范的意思吗？

《旧唐书·太宗纪》：贞观二年六月辛卯日，下诏说：“天地确定了位置，君臣的道义才得以彰显；卑高已经陈列，人伦的道理于是显著。因此要敦厚风俗，教化天下。虽然时局经历治乱，君主有的昏庸有的英明，但疾风知劲草，芬芳不断，剖心焚体，赴死如归。这难道是不爱惜七尺之躯，看重百年之命吗？实在是因为君臣道义重大，名教所推崇，所以能在当时彰显大节，在身后树立清风。至于像赵高导致秦二世灭亡，董卓毒杀弘农王，为人神所痛恨，不同时代同样愤慨。何况平庸的小人，怀有凶恶悖逆之心，远观典籍，没有不被诛灭的。辰州刺史长蛇县男裴虔通，过去在隋代，委身于晋王藩邸，炀帝因为旧日王府的情分，特别喜爱宠幸。于是竟然忘却蔑视君亲，暗中图谋叛逆，秘密窥探空隙，招结群丑。长戟流矢，一旦突然发动，天下的罪恶，谁说可以容忍？应当夷灭宗族焚烧首级，以彰显大刑，只是年代不同，屡次遇到赦令。可以特别免除极刑，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除名削爵，发配到�州。”

《册府元龟》：“权万纪担任治书侍御史。贞观四年正月，上奏说宇文智及承受隋朝厚恩，却蔑弃君亲，首先进行弑君叛逆，是人臣所共同痛恨，万代所不赦免的。现在他的儿子却担任千牛卫，在左右侍卫，请求将他罢黜，作为惩戒。皇帝批准。”

《杨元禧传》记载，武则天制书说：“隋朝尚书令杨素，过去在本朝，早蒙特殊恩遇。秉承凶邪的品德，怀着谄媚奸佞的才能，惑乱君主，离间骨肉。动摇嫡长子，岂止是掘蛊之祸；引诱煽动后主，最终造成请蹯之衅。生前是不忠之人，死后是不义之鬼，自身虽然侥幸免死，儿子最终被族诛。这说明奸逆的谋略是他的庭训，险薄的行为遂成门风。刑罚虽然施加，但后裔仍在，岂可再让他们追随近侍，位列朝班。我继承百代帝王，恭敬统治四海，上嘉奖贤能的辅佐，下憎恶贼臣，常常想在万机之余，褒贬千载之外，何况年代不远，耳目所及呢？杨素及其兄弟子孙，都不得让他们担任京官及侍卫。”

宋末蒲寿庚叛逆的事情，都出自他哥哥蒲寿�的谋划。当时蒲寿�假装穿着道士的黄冠野服，归隐山中，自称处士，以显示不臣服于两个朝代。却暗中为蒲寿庚起草降表，让人从水门秘密送出，向唆都表示归顺。后来蒲寿庚因功被授予平章，富贵冠绝一时，而蒲寿�也居住在豪宅。有投诗的人说：“剑戟纷纭扶主日，山林寂寞闭门�。水声禽语皆时事，莫道山�总不知。”唉，现在身为叛军首领而外表寄托高名的人，也未尝没有这样的人。有的人想要掩盖却更加明显，那就逃不过三叛的笔诛了。

○家事孔子说：“居家治理得当，所以治家的道理可以移到官职上。”子木向赵孟询问范武子的德行，赵孟回答说：“范武子家中事务治理得好，在晋国说话，没有隐瞒实情；他的祝史向鬼神陈述诚信，没有惭愧的话。”子木回国后告诉楚王，楚王说：“他适宜光辅五位君主，成为盟主啊。”凭借一个人家事的治理，而达到晋国的霸业，士大夫的居家难道是细微的行为吗！

《史记》记载宣曲任氏，说：“富人争相奢侈，而任氏节制自己实行节俭，努力耕种畜牧。耕种畜牧，别人争相购买便宜的，任氏独自购买贵而好的。富了数代，然而任公家中约定，不是耕种畜牧所出的，不穿衣吃饭；公事没有完成，那么自己不得饮酒吃肉，以此作为乡里的表率，所以富有而君主重视他。”《汉书》记载张安世说：“安世尊贵为公侯，食邑万户，然而自身穿着粗布衣服，夫人亲自纺纱织布。家童七百人，都有手艺做事。内部治理产业，积累细微之处，因此能够增殖他的财产，比大将军霍光富有。”《后汉书》记载樊宏父亲樊重说：“世代善于耕种，喜好货殖，性情温厚，有法度，三世共同财产，子孙早晚礼敬，常像公家。他经营产业，物无

译被抛弃的，是那些让童仆隶役各司其职、各得其所的人，因此能够上下同心协力，财富利益每年成倍增长。”如今的士大夫懂得这一点的很少，所以富贵往往传不到三四代就衰败了。

译两家奴仆争道，霍家的奴仆闯入御史府，想要践踏大夫的门庭，这就是霍家灭亡的原因。奴仆跟随宾客饮酒食肉，这就是董贤败落的原因。那么，今天的官场评价，难道不应当首先考察《憧约》吗？像孔父那样以端正严肃的态度立于朝廷，却因宠幸艳妻而祸及君主；像霍光那样小心谨慎，却因宠信妻子而阴谋作乱，以至于灭族。可见，能够确立纲常的人太少了。

戎王听信女乐，导致牛马死了一半。楚国的铁剑锋利，但倡优拙劣，秦王对此感到畏惧。成帝宠幸黄门名倡丙疆、景武等人，汉朝的基业因此衰败。玄宗创作《霓裳羽衣曲》，唐朝的社稷于是动乱。今天的士大夫才担任一个官职，就把教戏唱曲当作正事，把官职职责和民间疾苦置之不理，国家怎能不灭亡？自身怎能不败坏？

关于奴仆，《颜氏家训》记载：“邺下有一位领军，贪婪积聚已经非常严重，家童八百人，发誓要满一千人。”唐朝李义府多取他人的奴婢，于是败落，奴婢各自散去回归原主。当时的人写露布说：“混杂奴婢而随意放归，各自认得家门而争相进入。”太祖列举凉国公蓝玉的罪状，也说：“家奴多达数百人。”今天江南的士大夫多有这种风气，一旦进入仕途，这些人竞相来到门下，称之为投靠，多的也达到千人。而那些掌权的人，主人的起居饮食，乃至出处言行，没有一样不受他们的节制。有甘愿毁损名声、丧失节操而不顾的人，奴仆成了主人，主人成了奴仆。唉，这就是六逆产生的根源啊。

《汉书·霍光传》记载：“任宣言：大将军时期，百官以下，只侍奉冯子都、王子方等人。”又说：“起初，霍光宠爱监奴冯子都，常与他谋划事情。等到霍显寡居，与冯子都私通。”像霍光这样出入殿门、进退不失分寸的人，却沉溺于女子和小人，竟然到了这种地步。现在士大夫的仆人，多因美色而升迁，因妻子而受宠。上面有贪恋美色的君主，下面就一定有弑君的臣子。“水清则洗帽带，水浊则洗脚”，这是自找的。所以，想要使内室清明，必须从挑选童仆开始。

严分宜的仆人永年，号称“鹤坡”；张江陵的仆人游守礼，号称“楚滨”。他们不仅招揽权势、收受贿赂，而且朝中人多赠给他们诗文，俨然与士绅成为宾主。名号的轻贱，文章的耻辱，到了这里就极严重了。后来谄媚宦官建立祠堂，不正是这些人开了先河吗？

奴仆众多，吴中地区最为严重。他们专横跋扈、暴虐横行，也唯有吴中地区最为严重。如果有王者兴起，应当全部免除他们的奴籍成为良民，并迁徙他们，以充实远方空虚的地方。士大夫家所使用的仆役，都应当让他们出资雇佣，如同江北的例子。那么豪横之气一旦清除，四乡的百姓就能安枕无忧。身为士大夫的人，也不受制于人，可以勉力行善。诉讼减少、风俗淳厚，必定从这里开始。

关于守门人，《颜氏家训》记载：“从前周公洗一次头要握发三次，吃一顿饭要吐哺三次，以接待平民之士，一天所见七十多人。门庭不停留宾客，是古人所推崇的。缺乏教化的家庭，守门人没有礼貌，有时因为主人寝食嗔怒，拒绝客人通报，江南人深以为耻。黄门侍郎裴之礼，号称善待士人，对于这类人，当着宾客的面杖责他们。他的门生童仆接待他人，进退俯仰，言辞神色应对，无不严肃恭敬。与主人没有区别。”《史记》记载：“郑当时告诫门下客，无论贵贱，不让任何人留在门外。”《后汉书》记载：“皇甫嵩降低身份结交士人，门庭没有滞留的客人。”而《大戴礼》记载：“武王门上的铭文说：‘恭敬对待宾客，贵贱没有差别。’”那么古人已经说过了。看那后汉赵壹对于皇甫规，高彪对于马融，一次拜见都不见面，终身不见。身为士大夫的人，能不引以为戒吗！

《后汉书·梁冀传》记载：“梁冀、梁寿共同乘坐辇车在府第内游观，鸣钟吹管，有时连续日夜。客人到了门口，不能通报，都向守门人请求谢罪，守门人积累千金。”今天所谓的门包，大概起源于此。

关于田宅，《旧唐书》记载：“张嘉贞在定州，亲近的人有劝他置办田产的，张嘉贞说：‘我忝居官位荣耀，曾任国相，未死之际，哪里会担忧饥饿。如果背负谴责，即使富有田庄有什么用？近来看到朝士广泛占据良田，等到死后，都成为无赖子弟酒色的资本，非常没有意义。’听到的人赞叹佩服。”这可以说是得到了二疏的遗意。至于世事变化日新月异，人情更加险恶，有因为富厚的名声反而使后代没有立锥之地的人，也不可不予以考虑。书中又说马燧的资财居天下之首。他死后，儿子马畅继承旧业，屡次被豪强幸臣索取。贞元末年，中尉曹志廉暗示马畅，让他献出田园第宅，顺宗又赐给马畅。宦官逼迫索取，仍指使施舍给佛寺，马畅不敢吝惜。晚年财产全部耗尽，死后，诸子没有房屋可住，以至于受冻挨饿。现在的奉诚园亭馆，就是马畅的旧宅。土锷的家财多于公库，等到他死，有两个奴仆告发他的儿子土稷修改父亲的遗表，隐匿所献的家财。宪宗想派中使到东都查抄，因为裴度劝谏而停止。土稷后来担任德州刺史，携带大量金宝仆妾出行。节度使李全略贪图他的财物而图谋他，教唆本州军队作乱杀死土稷，纳他的室女，把伎妾安置其中。我看到现在的大家族，

译因沉溺酒色而败家的占其中一份，因内部争斗而破家的占其中一份，因意外的侮辱掠夺而败家的又占其中一份，于是三桓的子孙就衰微了。

译○三反 当今人情有三种反常现象：越是谦恭，越是虚伪；越是亲近，越是疏泛；越是奢侈，越是吝啬。

○召杀 巧诈招致杀身之祸，嫉妒招致杀身之祸，吝啬招致杀身之祸。

○南北风化之失 江南的士人，轻浮薄俗、奢侈淫逸，这是梁、陈诸帝遗留的风气。河北的百姓，好斗狠戾、抢劫杀人，这是安禄山、史思明等凶徒残余的教化。

○南北学者之病 “整天吃饱了饭，不用心思考”，真是难啊！当今北方的学者就是这样。“整天聚在一起，说话不涉及义理，喜欢卖弄小聪明”，真是难啊！当今南方的学者就是这样。

○范文正公 史书记载，范文正公（范仲淹）在天下人忧虑之前就忧虑，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然而文正公自己写的《〇郊友人王君墓表》中说：“如今这地方，宾客坐满厅堂，钟鼓陈列庭院，自从发出忧边之叹，对着酒也很少快乐，哪里比得上在圭峰月下，倚靠高松，聆听长笛，欣然忘却天下之事的时候呢？”马文渊（马援）年轻时就有大志向，到了晚年，仍然想着在边疆建功立业。而浪泊西里（马援晚年征战之地），看见老鹰盘旋后坠入水中，最终想起了少游（马援友人）的话。古今都是同一条轨迹，正如阮嗣宗《咏怀诗》所说：“宁愿与燕雀飞翔，不跟随黄鹄高飞。黄鹄游历四海，中途将要回归何处？”至于那些洞察先机的神明，处于亢奋之时的正道，圣人面对这种情况，也一定有他的道理。

○辛幼安 辛幼安（辛弃疾）的词：“小草旧曾呼远志，故人今有寄当归”。这并不是用姜伯约（姜维）的典故。《吴志》记载：“太史慈，是东莱黄人。后来在孙策手下立功，曹操听说他的名声，给太史慈写信，用箱子封好。打开查看，没有什么话，只存放了当归。”幼安长期在南朝做官，没有得到重用，晚年多有沦落之感，这也是廉颇希望被赵国重用的心意啊。看看他与陈同甫（陈亮）酒后说的话，难道还看不出他的心事吗？

○士大夫晚年之学 南方的士大夫，晚年大多喜欢学习佛学；北方的士大夫，晚年大多喜欢学习仙道。一生做官，到老得闲，正应该增进品德、修习学业，来弥补从前的缺失，却因智慧达不到，流于异端邪说，他们与那些求田问舍的人行为虽然不同，但孜孜以求私利的心意却是一样的。《宋史·吕大临传》记载：“富弼退休在家，研习佛学。吕大临给他写信说：‘古时候三公没有具体的职务，只有有德行的人担任，对内则在朝廷议论大道，对外则在乡里主持教化。古代的大人担任这个职位，必定要用大道来唤醒百姓，成就自己也成就万物，难道会因为职位的进退、年岁的盛衰而改变吗？现在大道不明，人们趋向异端学说，不陷入庄周之学，就陷入佛家之学，怀疑圣人没有尽善尽美，轻视礼义认为不值得学习。人伦不明，万物枯萎，这是老成持重的大人存心怜悯的时候，应当以道自任，振作败坏的风俗。至于转移精神、改变气息，务求长寿，这是山谷中避世之士独善其身所喜欢的，难道是世人所期望于您的吗？’富弼向他道谢。”以显贵尊长而接受后生的规劝，实在是不容易得到的。

唐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铣、虢州黾阳县丞郭仙舟，通过匦函献诗，皇帝下诏说：“看他们的文章道理，是崇尚道法；至于当时的实用，不切合实际情况，可以各自按照喜好行事。”于是罢免了他们的官职，让他们出家做道士。

○士大夫家容僧尼 《册府元龟》记载：“唐玄宗开元二年七月戊申，下诏说：‘听说百官家中大多以僧尼、道士为门徒，与妻儿往来，毫无避忌。有的诡称禅观，妄言祸福；争相涉足左道，严重妨害大道。从今以后，百官不得随意让僧尼道士等到家中，如果因为吉凶之事需要设斋，都要在州县向寺观呈递文书，然后按人数允许他们前往。仍然命令御史、金吾卫严加查禁。’”

唐代的制度，百官斋戒之日即使在寺庙中，也不得越过僧人。张籍《寺宿斋诗》说：“晚上到达金光门外的寺庙，寺庙中新竹隔着帘子很多，斋宫禁止与僧人相见，院院开门不得越过。”

《金史·海陵纪》记载：“贞元三年，因为右丞相张诰、平章政事张晖，每次见到僧人法宝，必定坐在他下面，有失大臣体统，各杖责二十，僧人法宝妄自尊大，杖责二百。”

○贫者事人 贫穷的人不靠财物侍奉人，然而未曾没有自我致力的方法。江上的贫女，常常先到打扫房间铺设席子。陈平在乡里办丧事，因为常常先到而得到帮助。古人的风范，我们这些人应该努力效仿。

○分居 宋孝建年间，中军府录事参军周殷上奏说：“现在士大夫父母在世而兄弟分开居住，十家中就有七家。平民百姓父子财产分离，八家中就有五家。更严重的甚至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嫉妒谗害在其中，不可胜数。应该明确禁令，来改变这种风气。”当时江左的风气就已经这样了。《魏书·裴植传》说：“裴植虽然从州里送俸禄奉养母亲并赡养各位弟弟，但各自拥有财产，同居却像做了不同的梦，一门之内有多个灶台。”大概也是沾染了江南的习俗。隋朝卢思道聘问陈朝，嘲笑南人的诗说：“共甑分炊饭，同铛各煮鱼”。而《地理志》说：“蜀人敏捷聪明轻率急躁，尤其擅长意钱的游戏，小人淡薄于情礼，父子大多分开居住。”《册府元龟》记载：“唐肃宗乾元元年四月，下诏百姓中有侍奉亲人不

译孝道，若分家立户、分割财产，就会玷污风俗，败坏名教，先杖打六十，发配到碛西服役。有官职品级的，拘禁其身并上报朝廷。”《宋史》记载：太祖“开宝元年六月癸亥日，下诏荆蜀百姓，祖父母、父母在世的，子孙不得分家异居。”“开宝二年八月丁亥日，下诏川峡各州，查访百姓中有父母在世却分家立户、分割财产的，判处死刑。”太宗“淳化元年九月辛巳日，禁止川峡百姓在父母在世时外出做赘婿。”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戊辰日，下诏诱使子弟分割家产的人，令当地官府擒拿逮捕，流放配役。”他们在教化百姓、敦厚风俗方面的用心，可以说是既深且诚了。像刘安世弹劾章惇，“父亲在世，却分家立户、分割财产，灭绝了义理礼法”，史书传记将其记载下来，认为是正确的言论；马亮任御史中丞时，上书说父亲祖父母未安葬，不得分家异居。然而如今江南地区仍有很多这种风俗的人家，儿子娶了媳妇，就要求分家。而一些老成持重的人，认为两个女人同住，容易滋生嫌隙争斗，维持和睦的方法不如分家，这难道是君子说的话吗？《史记》说商鞅治理秦国，下令百姓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不分家的，加倍征收赋税。又说秦国人家富裕的，儿子成年就分家；贫穷的，儿子成年就出去做赘婿，认为这是国家风俗的弊病。而陆贾住在好〇，有五个儿子。拿出他出使南越所得的财物，卖了千金，分给每个儿子二百金，让他们各自经营产业。陆生常乘坐四匹马拉的安稳车子，跟随歌舞琴瑟的侍者十人，佩带价值百金的宝剑，对他的儿子们说：“与你们约定：经过你家，你们供应我人马的酒食，尽情享乐十天后再换一家。死后，得到宝剑、车骑、侍从的是谁，”后来有人称他为通达。到了唐代姚崇，留下遗令，因为达官显贵死后子孙失去荫庇，多至贫困。在方寸之间，兄弟像参星商星一样争斗，想效仿陆生的用意，预先分定财产，以此来杜绝后来的争执。唉，这是衰败时代的想法啊。

译汉桓帝在位时，朝廷互相滥举人才，当时的人对此有谚语说：“推举秀才，却不通经书；考察孝廉，却与父亲分居。”当时的社会风俗，仍然以分居为耻辱。像吴国的陈表，世代担任将帅。兄长陈修死后，陈表的母亲不肯侍奉陈修的母亲，陈表对母亲说：“兄长不幸早逝，我主持家事，应当奉养嫡母。母亲如果能尽力委屈自己顺承嫡母，这是我最希望的。母亲如果不能，就应当直接搬出去另住。”因此两位母亲感动醒悟，和睦相处。由此可以看出东汉的风气流行了。

《陈氏礼书》说：“周朝兴盛时，宗族制度得以施行，所以能以此维系百姓，使百姓不离散。等到秦国采用商鞅的法令，富人家有儿子就分家居住，穷人家有儿子就出赘，由此这种风气波及上层，即使是王公大人也不知道有敬宗的道理。这种风气逐渐浸染后世，习以为常。而当时的君主用来统御百姓的，只有丧服纪律罢了。偶尔有能团结宗族，传了一两代还不离散的，人们就认为奇异，称之为‘义门’，这难道不是因为名分不足而产生的吗？”应劭《风俗通》说：“凡是兄弟同居，是上等；互通有无，是次等；互相谦让，是下等。”这难道不是中庸的行为，而现代人却认为难以做到吗？《五杂俎》说：“张公艺九代同堂居住，唐高宗问他原因，他写了百多个‘忍’字进献。他的用意是美好的，但并未达到完善。管理家庭驾驭众人，应当让纪律法度分明有条理，才能长久实行。如果姑嫂之间冲突，奴仆放纵，而家长仅仅沉默隐忍而已，这连一天都住不下去，何况九代呢？浦江郑氏对太祖的话说得好：‘臣家同居没有别的，只是不听妇人的话罢了。’这是定论，即使百代也可以。”唐玄宗天宝元年正月，下诏说：“听说百姓中有户口多丁口多的，为了逃避赋役，父母还在世，却分籍异居，应当命令州县核查。一家之中有十个丁口以上的，免除两个丁口的征行赋役；五个丁口以上的免除一个丁口。立即命令他们同籍共居，以敦厚风化教。那些赋役丁口的孝假与免除差科。”

这可以说是掌握了教化百姓的方法了。

○父子异部《三国志》说：“冀州的风俗，父子分属不同派系，互相诋毁赞誉。”现在江浙一带多有这种风气，一旦形成门户，父子兄弟各自树立党羽，互不相让。万历以后，多次见到这种情况。这是没有品行道义的极端表现，所谓“只有哀悼，这不在我们执政者身上获罪，上天只给我的百姓常理大乱”的意思了。

○生日生日的礼仪，古人所没有的。《颜氏家训》说：“江南的风俗，孩子满一岁时，为他制作新衣，洗澡装饰，男孩就用弓箭纸笔，女孩就用刀尺针线，加上饮食物品以及珍宝服饰玩物，放在孩子面前，观察他首先拿取什么，来检验贪婪廉洁、聪明愚笨，称之为试儿。亲戚聚集，因此形成宴会。从此以后，父母如果在世，每到这一天，常有饮食之事。没有教养的人即使已经孤苦无依，这一天也都摆设酒食，酣畅声乐，不知道有所感伤。梁孝元帝年轻的时候，每年八月六日诞辰，曾经设斋讲经。自从阮修容死后，这件事也停止了。”这说明这种礼仪起源于齐梁之间。等到唐宋以后，从天子到平民，无不崇尚修饰。这一天开筵召客，赋诗祝寿，而与古人反本乐生的心意，相差甚远了。

○陈思王植陈思王曹植最初封为临淄侯，听说魏氏取代汉朝，散发哭泣，文帝怨恨他。司马顺，是宣王第五弟司马通的儿子，最初封为习阳亭侯。等到武帝受禅，感叹说：“事情违背唐虞之道，却假借禅让的名义。”于是悲伤哭泣。因此被废黜，迁徙到武威姑臧县。虽然受罪流放，坚守志向不变而死。膝王宇文瓒，是隋高祖的母弟。周宣帝死，高祖进入禁中，将要总揽朝政。宇文瓒听说召见，不听从，说：“做随国公，恐怕不能保全，何必再做灭族的事呢？”广王朱全昱，是朱全忠的哥哥。朱全忠称帝，与宗族亲戚在宫中饮酒博戏。酒酣时，朱全昱忽然用投琼，击打盆中迸散，斜视皇帝说：“朱三，你本是砀山一个平民，跟随黄巢做盗贼。天子用你为四镇节度使，富贵到了极点，为何一旦灭亡唐朝三百年的社稷，自称帝王？将要灭族，何必博戏！”皇帝不高兴而停止。天人革命，而心中不愿意的却是兴代之亲，这比裸将之士、劝进之臣贤良多了。

○降臣《礼记》说：“孔子在矍相之圃射箭，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不得进入。”《说苑》说：“楚国攻打陈国，陈国西门烧毁，让投降的百姓修缮。孔子经过，不轼。”《战国策》：安陵君说：“先君亲手接受太府的宪令，宪令的上篇说：国家即使大赦，降城亡子不得参与。”下及汉魏，马日磾、于禁之类，以至于呕血而死，不敢在人世间露面。当时的风尚由此可知了。后世不知道这个意义，而文章之士多庇护李陵，智计之家或称赞谯叟。这种说法一流行，国家就没有守臣，人没有树立节操，反颜事仇，行为像狗猪，却不感到羞愧。奇怪的是五代的长乐老，序平生以为荣，灭廉耻而不顾及的人吗！《春秋。僖十七年》：“齐

译人在遂地被杀。”《梁传》说：“如果没有遂地，为什么要提到遂地？这大概是还保留着遂地的存在。”所以周王死难而田单收复齐国，弘演逃亡而齐桓公救助卫国，这足以树立臣子的典范，从而使那些投降城池、背叛君主的人不被人类所齿列。楚汉相争时期，有一位郑君，侍奉项羽，项羽死后归附汉朝。汉高祖命令所有项羽的臣属名字中带有“籍”字的都要改名，郑君唯独不遵奉诏令。于是汉高祖将那些改名的都封为大夫，而驱逐了郑君。金哀宗亡国时，参知政事张天纲被宋朝俘获，有官员命令他在供状上将金国君主写为“虏主”，张天纲说：“杀就杀，何必用供状！”有关部门无法使他屈服，听任他自行书写。张天纲只写了“故主”而已。唉，这难道不比那些早早侍奉伪朝的人贤德吗？

译唐肃宗至德三年正月，颁布大赦诏书说：“自从开元年间以来，宰相和辅政大臣家中没有被逆贼玷污的，授予他们的子孙一人官职。”

○本朝古人把所侍奉的国家称为本朝。魏国的文钦投降东吴，上表说：“世代承受魏国的恩德，不能扶持本朝，心中惭愧，无处安放自己。”又如吴国灭亡之后，蔡洪在《与刺史周浚书》中说：“吴朝举荐贤良”，就是这种用法。《颜氏家训》说：“先父、先母都没有归葬建业老家，临时安葬在江陵东城。承圣年间，我上奏请求迁葬到扬州，打算营建坟墓，蒙受诏书赐给白银百两，已经在扬州小效地方占卜选地烧砖。正值本朝沦亡，流离失所到了这里。”颜之推历任梁、齐、周及隋四朝官职，却仍然称梁朝为“本朝”，大概是因为臣子的言辞不可改变，而当时上下也不以此为嫌罢了。

《旧唐书》由刘昫撰写，刘昫是石晋的宰相，而他的《职官志》称唐朝为“皇朝”、“皇家”、“国家”，《经籍志》称唐朝为“我朝”。

宋人胡三省注释《资治通鉴》，书成于元代至元年间，注文中凡是称宋朝都叫“本朝”、“我宋”，解释地理都用宋朝的州县名称。唯独在一百九十七卷“盖牟城”下注说“大元辽阳府路”，“辽东城”下注释说“今大元辽阳府”，二百六十八卷“順州”下说“大元顺州领怀柔、密云二县”，二百六十六卷“锦州”下说“陈元靓说：大元在锦州设置临海节度，领永乐、安昌、兴城神水四县，属于大定府路”，二百八十八卷“建州下说“陈元靓说：大元建州，领建平、永霸二县属于大定府路”，这是因为宋朝没有这些地方，不得已才这样书写的。

○书写前代官职陶渊明在宋元嘉四年去世，而颜延之身为宋朝臣子，却在他所作的诔文中直接说“有晋征士”。真定府《龙藏寺碑》，立于隋开皇六年，其末尾说“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张公礼撰写”，齐国灭亡后并入周朝，周朝灭亡后并入隋朝，却仍然书写齐朝的官职。韩愈自己书写《裴郡君祭文》，书写“甲戌岁”，书写“前翰林学士承旨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户部侍知制诰昌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韩愈”。这一年朱温篡夺唐朝皇位已经八年，却仍然书写唐朝官职，而不使用梁朝年号。

《宋史·刘豫传》：刘豫改元阜昌，朝奉郎赵俊书写甲子纪年而不书写僭越的年号，刘豫也无可奈何。

●卷十四○兄弟不相为后商朝时期，兄长去世弟弟继位，所以十六世而有二十八位君王。如仲丁、外壬、河甲，是兄弟三位君王。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是兄弟四位君王。不知道他们的宗庙制度如何。《尚书·商书》说“七世之庙”，贺循认为殷商有两祖三宗，如果拘泥于七室，那么就只应当祭祀父亲而已。《唐书·礼乐志》：从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代开始，睿宗、肃宗、代宗依次迁出。到武宗去世，德宗按次序应当迁出，而德宗在世系中是高祖，礼官这才发觉不对，认为兄弟不能互为后嗣，不能算作昭穆，于是商议恢复代宗的位次。而议论的人说：“已经迁出的神主，不能再次进入太庙。”礼官说：“从前晋元帝、明帝时期，已经迁出豫章、颍川，后来都恢复了。这是旧例。”议论的人又说：“庙室有定数，而没有后嗣的神主应当安置在别庙。”礼官说：“晋武帝时，景帝、文帝同庙，庙虽只有六代，实际上有七位君主，到元帝、明帝时，庙都有十室，所以贺循说：‘庙以容纳神主为限，而没有固定的数目。’”于是恢复代宗的位次，而将敬宗、文宗、武宗同为一代。何解释《公羊传·文公二年》“跻僖公”时说：“惠公与庄公应当同在南面西上，隐公、桓公与闵公、僖公应当同在北面西上。”根据大统如此，那么庙中昭穆的顺序也就随之而不变了。鄞县万斯大《大本之立说》认为：“庙制应当完全依据《王制》的说法，如果是父死子继的常规，那么一庙一主，三昭三穆而不能减少。如果是兄弟相继的变例，那么同庙异室，也是三昭三穆而不能增多。看《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载，世室明堂都是五室，就知道同庙异室，古人或许已经有通权达变的做法，正不可以指认为是后人的臆见。《礼记》说：‘符合义理就符合。’那么礼制即使先王没有，也可以根据义理创立。那么贺循的论述，可以作为后世君王的范式了。”

○立叔父《左传·昭公十九年》：郑国驷偃去世，儿子丝弱，他的父兄在瑕地拥立他。子产对晋国人说：“在家族内部谋划，而拥立年长的亲人。”这是叔父继承他哥哥的儿子。唐宣宗作为皇太叔，大概就源于此。○继承哥哥的儿子为君晋元帝大兴三年正月乙卯日，下诏说：“我虽然向上继承世祖，但对于怀帝、愍帝都北面称臣。现在祭祀太庙，不亲自执杯斟酒，而让有关部门行事，在情理上不安。”于是亲自献祭。可以说是懂得《春秋》意旨的人了。

○太上皇《秦始皇本

译《史记》记载：“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这是在人死后追尊的尊号，就像周朝称“太王”一样。汉朝却将其作为在位时的尊号，而后世都沿袭了这种做法。

译《曲礼》说：“已经丧父而突然显贵的人，不替父亲定谥号。”有人举周武王为例作为反驳，郑康成回答赵商说：“周朝道统的基础，在两位先王那里达到鼎盛，功德由此产生，王者的基业由此兴起，不能用一般的常理来概括。如果是夏禹、殷汤，就不是这样了。”根据这个说法，那么汉高帝对太上皇只尊崇而不定谥号，是符合礼制的。他追尊先妣为昭灵夫人，应当也是尊号而不是谥号。

○魏孝庄帝追尊他的父亲彭城武宣王为文穆皇帝，庙号为肃祖；追尊祖母李妃为文穆皇后。将要迁神主入太庙，以高祖作为伯父。临淮王或上表劝谏说：“汉高祖开创基业，在香街设有太上皇的庙；光武帝中兴汉室，在南顿建立春陵的寝庙。元帝对于光武帝，亲属关系疏远到服丧期满，尚且亲身奉行子道，入继大宗。高祖对于圣上，亲属关系确实是侄子，陛下既然继承宏大的基业，怎么适宜加上伯父的名号呢？况且汉宣帝继承孝昭帝，这是以上位继承叔祖父，难道忘记了宗法承继父母吗？这是因为被大义所制约，以及金德将要兴盛，宣王受托付。从此以后，世代掌握大权，景王、文王，实际上倾覆了曹氏，所以晋武帝继承文祖宣王，对景王有伯父的称呼。拿现在类比古代，恐怕不能相提并论。而且臣子一例，道义彰显于旧典，〇〇失序，导致前经讥讽。高祖功德溢满寰宇，道义超越无边，肃祖虽然功勋格于宇宙，尚且曾奉礼物称臣；穆皇后禀受坤元之德，又将配享乾位：这是君臣同席，嫂叔同室，遍观古籍，没有这种事。”又上表说：“自从上古，直到后世，崇尚君亲，褒扬功德，于是有皇号，最终没有帝名。如果去掉帝称而称皇，寻求古义，少有依据。”没有被采纳。先朝嘉靖年间，追崇的典制与此正相同，沿袭曹魏的称名，使用孝庄帝的故事，大概并非张桂等臣子的本意了。

○除去祖宗庙谥汉惠帝听从叔孙通的话，郡国多设原庙。元帝时，贡禹认为不符合古礼。永光四年，下诏丞相韦玄成等人商议。认为“《春秋》的道义，父亲不在支庶的宅第祭祀，君主不在臣仆的家祭祀，王不在下土诸侯祭祀，请不要再修葺。”奏请获准，于是罢黜昭灵皇后、武哀王、昭哀皇后、卫思皇后、戾太子、戾皇后园，都不再奉祀。后魏明元贵嫔杜氏，魏郡邺地人。生下世祖，等到即位，追尊为穆皇后，配享太庙，又在邺地立后庙。高宗时，相州刺史高闾上表修葺后庙，诏书说：“妇人外成，礼制没有单独祭祀，阴必须配阳，以成就天地。没听说有莘国立太姒的享祭。这是先皇所立，一时的至感，不是经世的远制，可以罢祀。”这是古人罢黜祖宗的庙而不以为嫌忌。王莽尊元帝庙号为高宗，成帝号为统宗，平帝号为元宗，中兴，后来都去掉了，后汉和帝号为穆宗，安帝号为恭宗，顺帝号为敬宗，桓帝号为威宗；桓帝尊母亲梁贵人为恭怀皇后，安帝尊祖母宋贵人为敬隐皇后，顺帝尊母亲李氏为恭愍皇后。献帝初平元年，左中郎将蔡邐商议：“孝和以下，政事多有祸患，权力转移到臣下，嗣帝殷勤，各自想要褒崇至亲罢了。臣下懦弱，不能执正。根据礼制，和、安、顺、桓四帝不适宜称宗；又恭怀，敬隐、恭愍三位皇后并非正嫡，不合称皇后，都请求除去尊号。”制曰可。唐高宗太子李弘，追谥孝敬皇帝庙号义宗。开元年间，将作大匠韦凑上言：“根据礼制，不合称宗。”于是停止义宗的号。这是古人除去祖宗的号而不以为忌讳。后世浮文日益兴盛，有增无减。德宗初立，礼仪使吏部尚书颜真庆上言：“上元年间，政事在宫闱，开始增加祖宗的谥号。玄宗之前，奸臣窃命，列圣的谥号有增加到十一字的，按周朝的文、武，言文不称武，言武不称武，难道盛德所不优裕吗？大概称其至者故也。所以谥多不为褒，少不为贬，现在列圣谥号太广，超过古制，请自中宗以上，都从初谥：睿宗曰圣真皇帝，玄宗日孝明皇帝，肃宗曰孝宣皇帝，以节省文辞崇尚质朴，正名敦本。”皇上命令百官集议，儒学之士都听从颜真卿的议。唯独兵部侍郎袁参官以兵进奏，说“陵庙玉册木主都已刊刻，不可轻改”。事情于是停止。不知道陵中玉册所刻乃是初谥。自此宗庙的广，谥号的繁，沿至本朝，遂成故典，人臣不敢议了。

称宗的滥，始于王莽的三宗；称祖的滥，始于曹魏的三祖。唐王彦威所谓“叔世乱象，不可为训”者也。

汉人追尊之礼太上皇，高帝父，皇而不帝。戾太子，悼皇考，宣帝之祖若父，太子、皇考而不帝。舂陵节侯，郁林太守，巨鹿都尉，南顿令，光武之高曾若祖父，侯而不帝，太守、都尉而不帝，令而不帝，此皆汉人近古。而作始者，定陶共皇一议也。

○谥法孝宣即位

译思戾、悼这样的谥号，并不加以隐讳，也没有一个人再提及泉鸠里的事，这显示出汉人淳厚质朴。后代沿袭这种风气，却导致恩怨相继出现，反复的报复，给国家和家庭带来祸患的很多。

译季孙向荣驾鹅问道：“我想为君主定谥号，让子孙后代知道。”荣驾鹅回答说：“生前不能侍奉，死后又用恶谥来表明自己的清白，这有什么用呢？”于是季孙停止了定谥。然而最终给君主定了“昭”的谥号，也只是因为他习惯于威严的仪态罢了。《谥法》说：“容貌仪态恭敬美好叫做昭。”考察周朝的昭王，南征没有回来；晋昭侯、郑昭公、宋昭公、载昭侯，都被他们的臣子杀害，可见“昭”并不是能够善终的谥号。此外，齐、晋、曹、许都有昭公，也没有值得称道的。而周朝的甘昭公，因犯罪被杀。直到楚昭王、燕昭王、秦昭襄王、汉孝昭帝，才开始将“昭”作为美谥。而唐朝的昭宗也被杀害。

○追尊子弟 古代的君主只有追尊父亲和兄长的，没有追尊弟弟和儿子的，只有秦文公的太子去世，赐谥号为〇公，唐代宗追谥他的弟弟已故的齐王李炎为承天皇帝。

○内禅 《左传》记载：“晋景公生病，立太子州蒲为君，会合诸侯讨伐郑国。”《史记》记载：赵武灵王把国家传给儿子惠文王，自称主父。这是内禅的开始。

《竹书纪年》记载：夏帝不降五十九年，把君位让给弟弟扃。帝扃十年，帝不降去世。然而这不可考证了。

○御容 唐玄宗在别殿安置太宗、高宗、睿宗的御容，每天清晨，穿戴整齐去朝拜。这就是今天奉先殿设立御容的由来。宗庙的礼仪，臣子不敢轻易议论。然而我私下认为，两庙二主，不符合严敬的原则。大概是《唐书》所说的王屿因生事而亡，而没有明察神人之道吧？

○封国 唐宋以后，封国只取空名，而不拥有土地。明代也是这样。然而名称不可不慎重。赵王府有江宁王，代王府有溧阳王，辽王府有句容王，韩王府有高淳王。而杨洪封昌平伯，石亨李伟封武清伯，张︼封文安曹义封丰润伯，施聚封怀柔伯金顺罗秉忠封顺义伯，谷大亮封永清，蒋轮封玉田伯，这些都是京城附近的县名，却用来作为诸王臣下的封号，为什么呢？《南齐书》记载：文惠太子的儿子昭秀封临海郡王，通直常侍庾昙隆上奏说：“周朝定都洛邑，天子安置畿内的百姓；汉朝定都咸阳，三辅作为社稷的护卫，中晋南迁，政令松弛，近郡名邦，多有封国食邑。宋武帝创业，依照古典，神州部内，不再另外封国，而孝武帝末年，分封宠爱的儿子，苟且伸张私爱，违背了训令准则。隆昌元年，特别开启母弟的尊贵，我私下认为不符合古制。圣明统治天下，以旧礼为先，畿内限制，应当遵循旧制，赐茅授土，一律出自外州。”于是改封昭秀为巴陵王，当时临海郡属于扬州，是王畿的缘故，哪有把神皋赤县的名号，加在支庶身上的呢？宋朝封国的大小名称，都有标准。而陆游说：曾子封曲阜县子，谢任伯封阳夏县伯，曲阜，今仙源县，阳夏，今城父。刚疏封时已没有这两个县，认为是司封的失职，明朝则草率得很，即使是郡王的封号，有的用府，有的用州，有的用县，有的用古县，有的只取美名，起初没有一定的例子。名称的不正，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乳母 《旧唐书》记载：哀帝天〇二年九月，宫内传出宣旨：“奶婆杨氏，可赐号昭；奶婆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奶王氏，先帝已封郡夫人，现在按照杨氏的例子改封。”中出门下秦说：“我听说周朝宫职制度，夫人只例三人。汉朝后宫的称号，有十四位。元帝特设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直到列妾，即使称夫人，也没有裂土割郡的称号。因为胡组、郭徵卿保养宣帝的功劳，子孙只受厚赏，而没有封爵。后汉顺帝封阿母宋氏为山阳君，导致汉阳地震。安帝封乳母王圣为野阳君，也导致地震京师。晋室中兴，乳母阿苏有保护元帝的功劳，赐号保圣君。起初不是爵邑，只选择美名。到高齐陆令萱，以乾阿奶授封郡，不久扰乱制度。中宗神龙元年，封乳母于氏平恩郡夫人，景龙四年，封尚高氏为修国夫人。封爵的失误，开始于此。后来睿宗下诏，封玄宗乳母蒋氏吴国夫人，莫氏燕国夫人，历年以来，逐渐成为讹弊。我认为陛下重兴宝运，再阐丕图，奉行高祖、太宗旧章，实行往代贤君故事，现在却宣受乳母为郡夫人，我私下认为四海九州之内有功劳安社稷的人，难道不对室家而惭愧于所命的爵位吗？我们参详奶婆杨氏、王氏，虽然居湿推燥，都彰显保养的勤勉；而胙土分茅，且不同于疏封的例子。况且昭仪内侍燕寝，位列宫嫔；夫则亚列妃嫱，供奉左右。怎么可以用嫔御的称号增荣于阿保，衡量典礼，确实有违背。杨氏望赐号安圣君，王氏望赐福圣君，第二王氏望赐康圣君。”听从了。当国命赘旒、权臣问鼎的日子，而执议如此。明朝自永乐中，封乳母

译冯氏被封为保圣贤顺夫人，后来的宗室妃嫔沿袭此例，于是成为定例，而奉圣夫人客氏便与魏忠贤内外勾结、专擅权柄，其程度甚至超过了汉代的王圣。

译○圣节《旧唐书》记载：太宗贞观二十年十二月癸未日，皇上对司徒长孙无忌等人说：“今日是我的生日，世俗之人皆以此为欢乐，在我却反而成为伤感。如今我君临天下，富有四海，但能在膝下承欢尽孝，却永远不可能实现了，这正是子路所怀有的背负米粮以奉养父母的遗憾啊。《诗经》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怎么能在父母辛劳生育的日子，反而举行宴会享乐呢？”于是眼泪流下数行，左右侍从都感到悲伤。当时还没有所谓“圣节”的说法。玄宗开元十七年八月癸亥日，皇上在降诞之日，于花萼楼下宴请百官。百官上表请求将每年八月五日定为千秋节，王公以下官员进献铜镜及承露囊，天下各州皆令宴饮作乐，休假三天，并编入法令。皇上听从了。十八年闰六月辛卯日，礼部奏请在千秋节休假三天，以及乡村社祭也一并趁千秋节先祭祀白帝，报答田祖，然后坐饮散席。八月丁亥日，皇上驾临花萼楼。因千秋节，百官进献祝贺，皇上赏赐四品以上官员金镜、珠囊、缣彩，五品以下官员赏赐束帛，等级有别。皇上作八韵诗，又制《秋景诗》。这是节名和宴饮的起源。肃宗上元二年九月甲申日，天成地平节，皇上在三殿设置道场，以宫女扮演佛菩萨，力士扮演金刚神王，召大臣膜拜围绕。此后沿袭成为惯例。命僧侣道士在麟德殿讲论。德宗贞元十二年，又命儒士参与。这是斋醮的起源。代宗永泰二年十月，皇上降诞之日，各道节度使进献金帛、器用、珍玩、名马共计二十多万。从此每年成为惯例，后来增至一百多万。这是进献的起源。穆宗元和十五年七月乙巳日，下诏说：“本月六日是我的生辰，迎接皇太后入宫中祝寿，当日百官及命妇适宜在光顺门进名参贺。”宰臣认为古代没有降诞受贺的礼仪，奏请罢免。文宗太和七年十月壬辰日，皇上降诞之日，僧侣道士在麟德殿讲论。次日，皇上驾临延英殿。皇上对宰臣说：“降诞日设斋，沿袭已久，不可立即革除。我虽然设置斋会，只对着王源中等人暂入殿中。至于僧道讲论，我都不亲临听受。”宰臣路随等人奏道：“诞日斋会，本非中国教法。臣见开元十六年张说、源乾曜请求将诞日定为千秋节，内外宴乐，以庆贺昌期，颇为合乎礼仪。”皇上深以为然。宰臣于是请求将十月十日定为庆成节，皇上听从了。开成二年九月甲申日，下诏说：“庆成节，是我的生辰，天下赐宴，希望共同欢乐，不想屠宰，以表示好生之德。从今以后会宴食用素食，允许陈列干肉和酒酿，永远作为常例。”又下敕令：“庆成节，宜令京兆尹参照上巳、重阳的惯例，在曲江会聚文武百官，延英殿奉筋暂且停止。”从此武宗定为庆阳节，宣宗定为寿昌节，懿宗定为延庆节，信宗定为应天节，昭宗定为嘉会节，哀帝定为乾和节。那么这种礼仪创于玄、文二宗，成于张说、source乾曜、路随三人的奏请，后来便编入法令，流传百代。

《册府元龟》记载：开元十七年，尚书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张说率领文武百官上表说：“臣听说圣人出世，则日月记录其初始；王恩深厚，则风俗流传其后。所以少昊有流虹感应的记载，商汤本有玄鸟降命的传说；孟夏有佛生的供奉，仲春修道祖的祭祀。追念始源，乐其根本，其意义是一致的。伏惟开元神武皇帝陛下，阴阳二气合神，九龙浴圣，清明汇聚于玉露，爽朗冠绝于金天。月份正值仲秋，日期在端午；常星不见的夜晚，祥光照室的时刻，群臣相贺说：‘这是圣人降诞的日子，怎么能不把它作为佳节呢？’比起大曲水楔亭、重阳射圃、五日采线、七夕粉筵，岂能相提并论。臣等不胜大愿，请求将八月五日定为千秋节，著入法令，布告天下，皆令宴饮作乐，休假三天。群臣在这一天进献甘露醇酎，上万岁寿酒，王公亲戚进献金镜缓带，士庶用丝结承露囊互相馈赠问候，村社制作寿酒宴饮作乐，名为赛白帝，报答田神。上明玄天，光启大圣；下彰显皇化，垂裕无穷。异域观察风气，同见美俗。”皇帝手诏回复说：“凡是节日，或因天气推移，或因人事表记。八月五日正当我的生辰，感念先圣的庆灵，承受皇天的眷命。卿等请求作为令节，上献嘉名。胜地良游，清秋的兴致，百谷方熟，万宝已成，自我作古，举无越礼；朝野同乐，这是美事。依卿等所请，宣付有关部门。”

《太祖实录》：洪武五年八月庚辰日，罢免天下进贺圣节、冬至羡笺，皇上说：“正旦是岁首，天运维新，人君效法天道出治，臣下进表称贺，礼仪也适宜。生辰、冬至，文章太繁琐了。昔日唐太宗说生辰是父母勋劳的日子，况且我皇考、皇妣早逝，每逢这一天，不胜悲悼，怎么能忍受天下人祝贺呢？适宜全部罢免。”从此每逢圣节

译到了这一天，皇帝斋戒居住，吃素，不接受朝贺。十三年七月，韩国公李善长等人多次上表请求，然后才允许。那年九月乙巳日，皇帝在奉先殿接受朝贺，在谨身殿宴请群臣，从此每年成为惯例。然而不接受进献，不写诗，不赏赐物品，不举行斋醮仪式，这就是圣谕中所说的“勉从中制”的意思。

译○君丧，世谓汉文帝之丧，以日易月。考察史实，此制仅施行于官吏百姓，而未曾概用于臣子。诏书说：“诏令到达后，官吏百姓三天后脱去丧服。”天子之丧应当服齐衰三个月，如今改为三天，所以称为以日易月。又说：“在殿中应当哭临的人，早晚各哭十五次。下棺之后，服大红丧服，十五日改服小红，十四日改服纤，七日脱去丧服。”下棺，是指已经安葬。从刚驾崩直到安葬，都穿重孝；安葬之后，改为大功，再改为小功，再改为纤，以显示逐渐减轻丧服的过渡。从刚驾崩直到安葬，没有固定的日期；而安葬之后，改为轻服，又过了三十六天。总计起来，也有一百多天了。这是用来规范臣子的制度，未曾以日易月。至于臣民百姓的丧事，不制定礼法，而听任他们自行处理，有的厚重，有的轻薄。然而守丧三年，能够实行的很少了。史书记载公孙弘后母去世，守丧三年。哀帝时，河间王刘良为太后守丧三年，成为宗室的表率，加封万户。原涉父亲去世，在家庐守丧三年，因此在京师显名。铫期父亲去世，守丧三年；韦彪父母去世，哀痛毁损身体三年，不出庐寝，服丧期满，瘦得只剩骨架。鲍昂守丧，毁损身体三年，服丧期满，于是隐居在墓旁。薛包为父亲及后母守丧六年，哀痛超过常礼。这是从重厚的一方的。翟方进后母去世，安葬后三十六天，脱去丧服，起来处理政事，认为自身担任汉相，不敢超越国家的制度。这是从轻薄的一方的。东海王刘臻及弟弟蒸乡侯刘俭，母亲去世，都吐血毁伤眼眶，直到服练红丧服，追念当初父亲去世时，自己年幼，哀悼之礼有缺失，于是又重新实行丧制。袁绍出生时父亲就死了，弱冠之年，担任濮阳长，遭遇母亲丧事，服丧期满，又追行父亲的丧服，总共在墓庐六年。这是先前缺失而在后来追行的。薛宣担任丞相，弟弟薛修担任临淄令，后母病死，薛修离职持服，薛宣对薛修说：“三年之丧，很少人能实行。”兄弟互相驳斥，不可行，薛修于是守完丧期。这是一门之内，而厚薄各自随其心意了。然而哀帝绥和二年，诏令博士弟子父母去世，给予三年丧假。而应劭说：“汉律，不为亲人守三年丧，不得被选举。”这是用来训导臣民百姓的，未曾不以三年为制度。至于君丧之礼，自战国以来，早已久废。汉文帝特意将其著为法令，以获取百姓的赞誉，反而遭受前代无穷的讥讽。到唐玄宗、肃宗之丧，于是改为刚驾崩后二十六天。大概变得更为短促，而也不无追咎汉文帝开创先例的了。

《晋书·羊祜传》：文帝驾崩，羊祜对傅玄说：“三年之丧，虽然尊贵者也服丧，从天子到百姓，汉文帝废除了它。如今主上天生至孝，虽然夺去丧服，实际实行丧礼。如果借此革除汉魏的轻薄，而兴起先王的法度，不也很好吗？”傅玄说：“汉文帝因为末世浅薄，不能实行国君的丧礼，所以因而废除它。废除了数百年，一旦复古，难以实行。”羊祜说：“不能使天下合乎礼制，暂且让君主服丧，不也很好吗？”傅玄说：“这是有父子而无君臣，三纲之道亏损了。”羊祜于是停止。傅玄的话，所谓用口才应对人，不能顺着君主的孝思善推其所为，以确立一王的制度，而只是顺从流俗的过失。不久贾后杀姑，刘、石更替帝位，难道不是谋划不周详吗？后秦姚兴母亲姚氏去世，姚兴哀痛毁损身体超过礼制，不亲自处理政务。群臣请求依照汉魏旧例，安葬后即吉。尚书郎李嵩上疏说：“安葬之后，应当穿素服临朝，率先天下仁孝之举。”姚兴听从了他。像傅玄、羊祜的看法，远远不及姚兴的臣子。

宋神宗驾崩，范祖禹上疏论述丧服之制，说：“先王制定礼法，君服同于父，斩衰三年，大概是担心做臣子的不以父事其君，自汉以来，不仅臣子无服，君主也不实行三年之丧，本朝自祖宗以来，外廷虽然用易月之制，宫中实际实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仍依汉制，所以十二天而小祥，一年而又小祥；二十四天而大祥，两年而又大祥。既以日计算，又以月计算，这是礼无依据的。古时两年而大祥，中间之月而禫。禫，是祭名，不是丧服的颜色，如今却穿惨服三天然后禫，这是礼不经的。丧服既除，到安葬又穿丧服，祔庙后即吉，才八个月，就完全吉服，无所不佩，这又是礼无渐的。朔望群臣穿朝服到殡宫，是以吉服临丧；君主穿衰服在上，是以先帝的丧服为君主的私丧，这两者都是礼不安的。宁宗小祥，诏令群臣穿纯吉服，真德秀争辩说：“自汉文帝率情变古，只有我孝宗穿衰服三年，朝衣朝冠都用大布，可惜当时没有一并确定臣下执丧之礼，这是千载无穷的遗憾。孝宗驾崩，从臣罗点等议，令群臣在易月之后未脱去衰服，只有朝会治事暂用黑带公服，时序仍临慰，到大祥始除。韩侂胄专权，”

译起初主张在小祥祭后就恢复吉礼，并且腰带不用金饰，朝服不用红色，佩饰不用鱼形，马鞍和轿子不用文绣，这对群臣有什么损害？对朝廷礼仪有什么伤害？”于是议论就停止了。然而直到最后，也没有人能斟酌夏、商、周三代圣王的遗意，而确立为适中的制度。

译杨用修说：“《舜典》记载：‘二十八年，帝舜去世，百姓如同死了父母一样悲痛。’‘三年’，指的是有爵位命官的百姓。为君主服斩衰丧三年，是合乎礼制的。‘四海遏密八音’，礼制不施于庶人，况且庶人还有农耕、经商、劳役等事务，难道都能服斩衰丧吗？只是停止演奏八音罢了，这是当时的君丧礼制。”

朱子撰写《君臣服议》，说：“古代所说的‘方丧三年’，大概是说比照父母之丧而言。侍奉亲人，亲人去世而服丧三年，是情感的极致、道义的穷尽；侍奉老师，老师去世而心丧三年，是说哀痛如同父母却没有丧服，是情感的极致，但道义有所不能穷尽；侍奉君主，君主去世而方丧三年，是说丧服如同父母，但亲疏有别，这是道义的极致，但情感或许不能穷尽。应当参酌人情，斟酌古今的适宜，分别贵贱亲疏的等级，作为降等减杀的节制。且以嫁娶一事来说，应当从一个月之后允许军民，三个月之后允许士吏，复土之后允许选人，祔庙之后允许承议郎以下，小祥之后允许朝请大夫以下，大祥之后允许中大夫以下，各自借吉三日，其中大中大夫以上则必须等到禫祭之后才能行吉礼。官职卑微但差遣职事高的从高，升官的按新官，贬官的按旧官。这样也就既不违背古制，也不妨害今世，大概可以实行了。”

太仓陆道威曾创立君丧五服图，其大略是说：嗣君及勋戚大臣服斩衰三年，文武臣一品以下服斩衰一年，四品以下服斩衰九月，七品以下服斩衰五月，士庶人服斩衰三月，这样君臣之情不至于疏远隔绝，而丧服有降等减杀，也不至于抵触难行。这大概是本于朱子的意思，而实际上出于魏孝文帝所说的：“群臣各以亲疏、贵贱、远近作为除服早晚的差别，庶几稍微接近古制，易于在今世实行”的说法，然而三代的制度，也未尝不是这样。所谓为君主服斩衰三年，是指诸侯为天子，卿大夫为其国君，家臣为主君；至于庶人为其国君，只服齐衰三月。而诸侯的大夫按时接见天子，则穿斩衰裳，系牡麻绖，下葬后就除服。《杂记》说：“大夫在公馆终丧，士练祭后回家。大夫居庐，士居垩室。”《礼记正义》认为这是位尊恩重、位卑恩轻的等级。《檀弓》说：“公的丧事，诸达官之长用杖。”这就是用来区别亲疏，明确贵贱的，本来就有不同。现在除了天子之外，没有所谓的国君，但等级威严的区别却未曾不同于古代。如果称情而制服，使三代的礼制重现于今日，而人们知道尊君亲上的道义，这也是淳厚风俗的一个方面。

丧礼主人不得升堂，济阳张尔歧说：“现在人受吊的位置，主人伏哭在灵柩东边，宾客入门，北面吊唁。拜毕，主人下堂，北面拜谢宾客。相沿成习以为定位，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不对的。不知道当伏哭在灵柩东边时，妇女应当在什么地方呢？女宾到来，主人回避吗？主人回避而宾客又至，又将伏在什么地方等待呢？既失去了男女内外的位置，又妨碍了主宾拜谢的礼节，考察《士丧礼》：主人入室坐在床东，众主人在其后，西面；妇人夹床，东面，这是未敛之前，主人在室中的哭位。其拜谢宾客则升降自西阶，即位于西阶东，南面朝北拜谢，本来就不在堂上等待宾客了。等到既敛而殡，居门外，倚庐，只有朝夕哭，才入门而奠，其入门时，主人在堂下直东序，西面，以北为上；外兄弟在其南，以南为上；宾客继之，以北为上。门东，北面以西为上；门西，北面以东为上；西方，东面以北为上。主人本来就不在堂上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那时即位于堂，以北为上的只有妇人，所以主人不得升堂。现在主人在灵柩东边拜伏的位置，正是古人主妇的位置。如果依照周公、孔子的旧制，未敛之前，以床东为位；既敛而殡，则堂下正对东序西面是其位置。主人正位于此，那么内外的区别，宾主的礼仪，没有不恰当的。”

《南史》孔秀之遗令说：“世俗以仆妾在灵前助哭，大概是因为丧主不能淳厚至诚，想用多声相乱。魂若有灵，我当笑之。”

居丧不吊人，父母之丧不吊人。情感有所专一，而不及于其他。孔子说：“三年之丧，练祭后不群立，不旅行，君子以礼饰情，三年之丧，而吊哭，不是虚伪吗？”《礼记·檀弓》说：“周人有丧，鲁人有丧，周人吊唁，鲁人不吊唁。”天子的丧事尚且可以不吊唁，何况朋友故人的丧事呢？有人怀疑末世政事繁重，有丧之人不能不出，唯独废除此礼，有所难行。这也必须等到既葬卒哭之后，或许可以实行。

古代在丧事中有重，在祔庙中有主以依神，在祭祀中有尸以象神，而没有所谓的像。《左传》说“尝于大公之庙，麻婴为尸”，

译“弟弟担任尸”，而春秋以后就听不到有关尸的记载了。宋玉的《招魂》中才出现“在君主的居室中设置像”的文字。尸礼废除而像事兴起，大概是在战国时期了。

译朱熹在鹿洞书院只设立礼殿，依照《开元礼》，祭祀时铺设席位，不立神像。

正统三年，巡按湖广监察御史陈祚上奏说：“南岳衡山神庙因年代久远而颓败损坏，塑像剥落，请求重修建立。依照祭祀山川的制度，在内筑坛，在外设立厨房和仓库，四周环绕围墙，附带斋室，而去除庙宇和塑像，这样礼制便符合经典，神灵也不会被亵渎。”此事下达后，礼部尚书胡濙认为：“建国初期更改神号，却不废除塑像，必定有明确的见解，难以批准实行。”如今查考《凤阳县志》记载：“洪武三年，诏令天下城隍只立神主，称某府某州某县城隍之神，以前的爵位称号一律革除。”不久，又下令：“城隍神若有泥塑像在正中的，用水浸湿它，将泥塑在正中墙壁上，却画上云山图；像在两侧廊下的，将泥塑在两侧廊下的墙壁上。”千年的陋习，因此改变，后来的人大多不知道。嘉靖九年，诏令革除先师孔子的封爵和塑像，有关部门犹豫不决，多在殿内添砌一堵墙，将塑像置于墙中，以搪塞明确的诏令。愚昧的风俗真是难以理解啊。

宋文烙《国子监碑》说：“自夫子以下，塑像不采用泥塑彩绘，祭祀使用神主，数百年的陋习于是革除。”这说明太祖皇帝已经先制定了这一制度，只是没有通行于天下罢了。

○从祀 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子从祀，定于理宗淳祐元年。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四子配享，定于度宗咸淳三年，从此以后，国家没有不同的议论，士人没有不同的习俗。历经元朝到明朝，先王的统治虽然灭亡，但先王的道统依然存在，理宗的功绩真是伟大啊。

○十哲 孟子说：“后来，子夏、子张、子游认为有若像圣人，想要用侍奉孔子的礼节来侍奉他。强求曾子，曾子说：‘不行，就像江汉的水洗涤他，秋天的太阳暴晒他，光明洁白，不可超越啊。’”慈溪黄氏说：“门人认为有若的言行气象类似孔子，而想用侍奉孔子的礼节来侍奉他，有若的学问怎么样呢？曾子认为孔子是自有人类以来未曾有过的，不是有若所能继承的，从而制止他们，而不是贬低有若。有若虽然不足以与孔子相比，但孔门所推崇的，当时没有人能比得上有若，这可以知道。咸淳三年，提升为从祀，以补充十哲，众人的议论必定是有若。祭酒写信，极力诋毁有若不应提升，而提升子张。不知道《论语》一书中，孔子未曾深深赞许子张。根据《孟子》这一章，那么子张正是想要侍奉有若的人。陆象山天资高明，直指本心顿悟，不让人从事学问，所以曾经斥责有子的孝悌之说为支离破碎。怎么学习他学说的人不加考察，而在千年之后凭空攻击呢？当时的议论如此。我查考《论语》首篇就记录了有子的话三条，而与曾子并称为‘子’，门人确实想让这两人承接孔子的道统。《传》、《记》说孔子去世，哀公为他作诛文；有若去世，悼公去吊唁。他被鲁国人重视，又可知了。十哲的祭祀，确实应当纠正。”

○嘉靖更定从祀 古人每件事必定祭祀开创它的人，耕种祭祀先农，养蚕祭祀先蚕，求学祭祀先师，是一样的。《旧唐书》：“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二月壬申，诏令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泽东、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夏、马融、卢植、郑玄、服虔、郑玄、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二人，他们的书被采用，流传于国家学校。从今以后在太学有事，都让他们配享宣尼庙堂。”这是为了报答他们传注的功劳。直到宋朝仁宗、英宗时期，没有更改，可以说是符合古人敬学尊师的意思了。神宗元丰七年，开始进贡荀况、扬雄、韩愈三人。这三人的书虽然符合圣人之道，但没有传注的功劳，不应当祭祀。祭祀他们的是王安石，配享王莽，是从祀的地位。理宗宝庆三年，进贡朱熹。淳祐元年，进贡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景帝二年，进贡张栻、吕祖谦。度宗咸淳三年，进贡邵雍、司马光。以现在来看，只有程子的《易传》，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易本义》《诗传》以及蔡氏的《尚书集传》，胡氏的《春秋传》，陈氏的《礼记集说》，是所谓‘他们的书被采用，流传于国家学校’的人；南轩的《论语解》、东莱的《读诗记》又次一等；而《太极图通书》《西铭正蒙》，也是辅助《六经》的作品。到了明朝嘉靖九年，想要用制定礼制的功劳掩盖其荒淫的过失，而逞私意妄议，随意决定出入，完全违背古人的宗旨。传注的功劳，就列在圣人的左右吗？如果因为一件事的瑕疵，就废除传经的祭祀，那么宰我的短丧，冉有的聚敛，也不应当列在十哲之中吗？抛弃汉儒保全残缺经典的功劳，而奖赏末流论性谈天的学问，于是语录类的书籍日益增多，而《五经》的意义委弃于荒芜，是从明朝人议论从祀开始的。如果有王者兴起，必定会遵循贞观的制度吧？

嘉靖的从祀进贡欧阳

译“修”这个谥号，是极大的礼遇，却出自上位者的私心。推举陆九渊的，是王守仁，这是出于下位者的私心。这与宋人推举荀子、扬雄、韩愈三位，以及王安石被封为舒王配享太庙，是同一种做法。

译成化四年，彭时上奏说：“汉晋时期，道统没有传承，幸好有专门传授经学的老师讲诵经典，来教导学者，文化因此得以不坠。”这是说马融、范宁等人虽然学问品行不够纯粹，也不能被废弃。

○ 祭礼 陆道威著《思辨录》，想在祭礼中寄托确立宗法的意思。他说古人最重视宗子，然而宗子想要统一族人，没有比祭法更好的办法了。朱熹《家礼》所载的祭礼虽然详细整齐有法度，但只有宗子中有官爵及富有的人才能实行，不能通行于贫士。而且一年四次聚集族人，繁重难以举行，没有等级隆杀的区别。我的想法是仿照古代“族食世降一等”的意思，定为宗祭法。年初则祭始祖，凡是五服之外的人都参加，由大宗主持。仲春则祭四代，以高祖为主位，曾祖以下分昭穆，居左右，会合同高祖的族人，由继承高祖的宗主主持。仲夏则祭三代，以曾祖为主位，祖考分昭穆居左右，会合同曾祖的族人，由继承曾祖的宗主主持。仲秋则祭二代，以祖为主位，考妣居左昭位，会合同祖的族人，由继承祖的宗主主持。仲冬则祭一代，以考为主位，会同父辈兄弟，由继承考的宗主主持。都由宗子主祭，其余子弟则献物以助祭。这不仅爱敬各尽，而且祖、考、高、曾隆杀有等级，一从再从，远近有别，似乎与古礼没有什么违背。有人说：高、曾、祖、考祭祀则都祭，古人已有成法，不应当随时增减。回答说：凡是礼都是以义产生的，《礼》有说“上杀，旁杀，下杀”，《中庸》说“亲亲之杀”，这是古人在礼上，凡事都有等级差别，何况丧礼服制，父母都服三年，而高祖则齐衰三月，这是丧礼已有等级差别，为什么唯独祭礼不可以实行呢？这虽然是创举，恐怕对风俗教化不无补益。

○ 女巫 《周礼》女巫舞雩，只用于干旱之时。让女巫舞旱祭，是崇尚阴气。《礼记·檀弓》：“岁旱，穆公召县子问曰：‘我想暴晒女巫，怎么样？’县子说：‘天不下雨，却指望愚昧的妇人，不是太疏远了吗？’”这是使用女巫的证据。汉朝因秦朝焚书灭学，祠祀使用女巫，后魏郊天之礼，女巫升坛摇鼓，皇帝拜，皇后肃拜。杜歧公说：“道武帝南平姑臧，东下山东，足以成为雄武之主。当时用事大臣崔浩、李顺、李孝伯等多是有谋略的人，少有通儒硕学，所以郊祀上帝，后宫及女巫参与。”

《魏书·高祖纪》：延兴二年二月乙巳，下诏说：“孔子禀承通达圣人的资质，体现生知圣人的度量，穷究事理尽人性，道光照耀四海。近来淮徐未归顺，庙宇隔绝非其所，致使典章废弃，礼制灭绝，于是女巫妖觋，淫邪进献非礼之事，杀牲歌舞，倡优狎昵，这哪里是尊崇明神、敬重圣道的做法呢？从今以后，有祭孔子庙，只规定用酒脯而已，不允许妇女混杂，以祈求非分的福泽。违犯者以违制论处。”《大金国志》：世宗大定二十二年二月，下诏说：“过去边疆多事，南方未归顺，致使孔庙颓落，礼典衰败，女巫杂觋，淫祀违礼。从今以后，有祭孔庙，只规定用酒脯而已，违犯者以违制论处。”

《唐书·黎干传》：“代宗时，任京兆尹。当时大旱，黎干造土龙，自己与巫觋对舞。整月不应验，又祷孔子庙。皇帝笑着说：‘孔子的祈祷很久了。’命令毁掉土龙。”

● 卷十五 ○ 陵 古代王者的葬地，称墓而已。《左传》说：“骰有二陵，其南陵，是夏后皋的墓。”《书》传也说：“桐宫，是汤墓。”《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都说墓不说陵。到春秋以后，才有称丘的。楚昭王墓称为“昭丘”，赵武灵王墓称为“灵丘”，而吴王阖闾的墓也称“虎丘”。大概一定是因山而高大的，所以除了这三位君主外没有听说别的。《史记·赵世家》：“肃侯十五年，起寿陵。”《史记·秦本纪》：“惠文王葬公陵，悼武侯葬永陵，孝文王葬寿陵。”开始有称陵的。到汉朝，则没有帝王不称陵了。宋施宿《会稽志》说：“自先秦古书，帝王墓都不称陵，而陵的名称实际上从汉朝开始。”这是不对的。

○ 墓祭 《尚书·太甲》说：“王祖桐宫居忧。”这是古人庐墓的开始。他国，庶子无爵而居者，可以吗？孔子说：“祭吧。”请问怎么祭？孔子说：“向墓而为坛，按时祭。如果宗子死了，告于墓然后在家祭。”这是古人祭墓的开始。《礼记》说古人不墓祭，宗子在他国，是事变的缘故；将祭而为坛，是礼的权变。秦兴起于西戎，宗庙之礼没有听说，而特地在墓侧建寝殿。《宋书·礼志》：“汉朝各陵都有园寝，是继承秦朝的做法。解说者认为古代前庙后寝，以象征人君前有朝后有寝。”

译宗庙用来安放神主，四季举行祭祀；寝宫存放衣冠，陈列象征生者使用的器物以进献新物。西汉时期已推崇这种礼制，《叔孙通传》中说：“在渭北建立原庙，每月让衣冠出游。”《韦玄成传》中说：“陵园中各自设有寝殿和便殿，每日在寝殿祭祀，每月在宗庙祭祀，每季在便殿祭祀。寝殿每日进献四次食物，宗庙每年祭祀二十五次，便殿每年祭祀四次。”东汉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皇帝率领公卿以下官员朝拜原陵，礼仪如同元会大典，从此上陵之礼开始兴盛。当时说：“从前京城在长安时，那些礼仪不能完全得知。光武帝去世后才安葬在这里。明帝继位，过了一年群臣朝贺正旦，感念先帝不能再听到看到这种礼仪，于是率领公卿百官到园陵创立此礼。每逢正月上丁日，郊庙祭祀完毕后，依次上陵，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朝见的外国使者、侍子、郡国计吏都在陵前集会。八月，饮酌之礼也与此相同。洛阳各陵都在晦日、朔日、二十四节气、伏日、腊日以及四季祭祀宗庙，每日进献饭食，太官送去所用物品，园令、食监负责管理省视，陵寝中的宫女随着鼓漏声整理被枕，备好盥洗用水，陈列梳妆用具。而在永平十六年正月，明帝应当谒见原陵，夜里梦见先帝、太后像生前一样欢乐。醒来后，悲伤得无法入睡。随即查看历法，发现第二天早晨日子吉利，于是率领百官及旧日宾客上陵。那天甘露降落在陵树之上，皇帝命令百官采集用来进献。集会结束后，皇帝从席位前伏在御床上，观看太后镜奁中的物品，感动得流泪，命令更换脂粉梳妆用具，左右侍从都站立着，没有人敢抬头看。这不过是士人和百姓的孝道，而史书却把它记载为盛大的节操。所以陵寝的尊崇，宗庙的削弱；礼制的偏颇，敬意的衰微。蔡邕认为天子对待亡者如同对待生者，礼仪有繁琐而不能简省的，大概是为了曲意解说罢了。魏武帝安葬在高陵，有关部门依照汉制在陵上建立祭殿。到魏文帝黄初三年，才下诏说：“先帝亲身践行节俭，遗诏要求省约，儿子继承父亲是孝，臣子继续奉行是忠。古代不在墓地祭祀，都在宗庙设立祭位。高陵上的殿屋都已毁坏，车马归还马厩，衣服收藏入库，以顺从先帝节俭的德行志向。”等到文帝自己制定《终制》，又说：“寿陵不建立寝殿，不营造园邑。”晋宣王遗令子弟群臣，都不得谒陵。这还算是接近古制。梁武帝之后，周明帝开始，都谒陵。唐太宗、玄宗也都实行。开元二十年，敕令寒食扫墓应编入五礼，永远作为固定制度，而陵寝也有衣冠嫔御的制度。韩愈《丰陵行》说：“臣听说神道崇尚清静，三代旧制存在于书中。墓藏庙祭不可混乱，想说不属于我的职责，知道该怎么办呢。”大概是深深非议这种做法。至于明代的制度，没有车马，没有宫女，不举行起居之礼，不进奉物品，也差不多符合礼制的中道了吧？

译古人关于墓地的礼仪，只有奔丧、离开国家这两件事。《礼记》说：“奔丧的人，如果赶不上参加葬礼，就先赶到墓地，面朝北坐着哭，直到哀痛至极。主人接待他，就在墓的左边就位，妇人在墓的右边就位，完成踊礼，直到哀痛至极。”又说：“如果除去丧服后才回来，就到墓地哭，完成踊礼。束发，袒露左臂，拜谢宾客，完成踊礼，送宾客回去，回到原位，又哭直到哀痛至极，然后回家除去丧服，不再哭。”又说：“奔兄弟的丧，先到墓地，然后直接回家，设位哭。所认识的人的丧，就在宫庙哭，然后去墓地。”又说：“离开国家，就在墓地哭然后出发，回到国家不哭，巡视墓地然后进入。”鲁昭公逃到齐国时，和臧孙到墓地谋划然后出发。吴国的延州来季子对于王僚，复命后在墓地哭。这就是古人在墓地，都有哭泣哀伤的事。而祭祀，是吉礼，没有舍弃宗庙而到墓地祭祀的。

孟子说：“孔子死后，子贡在孔子的墓旁筑屋，独自居住三年，然后才回到曲沃。”卫嵩说：“古人建宗庙是为了依附神灵，没有住在墓地的事。门人既然不能奉持宗庙祭祀，却只在坟墓上结庐，以尽自己的情感，这是不合礼制的礼。汉朝以来，才有父母去世而在墓地结庐的，不知道他们把神主放在哪里，是供奉在墓旁吗？这是野祭；是空放在祠堂吗？这是看待肉体比神灵还重要。而诚实的人因此违背先王的礼制，虚伪的人因此博取孝子的名声，直到今天这种风气还没有停止。而且像曾子那样孝顺，不曾住在墓地；孔子在防邑安葬后回来，弟子后到。古人哪有住在墓地的事呢。”

《史记·孔子世家》：“鲁国世代相传，按时节祭祀孔子的坟墓。而众儒生也在孔子的坟墓上讲习礼仪、举行乡饮酒礼和大射礼。孔子的坟墓大一顷，所以所住的堂，弟子在内，”后世因袭宗庙，收藏孔子的衣冠、琴、车、书。“礼教出自圣人的门下，哪有到坟墓祭祀的？至于乡饮酒礼、大射礼尤其不能在坟墓上举行。大概孔子在洙水泗水之间教学，所葬的宅院在讲堂后面，孔子死后，弟子就在讲堂祭祀，并且举行饮射之礼。太史公不通晓，以为是在坟墓祭祀。汉朝人把宗庙的礼仪移到陵墓，有臣子向陵墓报告事务的，苏武从匈奴回来，诏令奉一大牢谒见武帝园庙就是。有上坟而会合宗族故人以及郡邑官员的，楼护任谏大夫出使郡国，经过齐地，上书请求上先人坟墓，于是会合宗族故人；班伯上书，愿意经过旧郡上父祖坟墓，有诏令太守、都尉以下会合就是。有上坟而太官为之供具的，董贤任侍中、驸马都尉，上坟有会合，就太官为之供具就是。有赠谥而赐于墓的，阴兴夫人去世，肃宗派五官中郎将持节到墓地赐策，追谥阴兴为翼侯就是。有君主亲临臣子墓地的，光武帝到湖阳，幸临樊重墓；霍峻葬在成都，先主率领群僚临会吊祭，于是留在墓地住宿就是。有庶民祭祀古代贤人墓地的，曹昭《东征赋》：“速氏在城之东南兮，民亦飨其邱坟”就是。人情所趋向，于是成为习俗。其流弊，有如杨伦在恭陵行丧的，有如赵宣葬亲而不封闭墓道，因而住在其中，行服二十多年的。至于市井小民相聚为宣陵孝子的数十人，都除任太子舍人，而礼教因此大坏了。

招魂葬，在古代未曾听说。《三辅黄图》说：“汉太上皇陵在栎阳北原，在东的是太上皇，在西的是昭灵后”，那么怀疑它开始于此了。晋东海王越的灵柩被石勒焚烧，妃裴氏渡江，想招魂葬越。元帝诏令有司详细议论，博士傅纯说：“圣人制定礼制，以事缘情。设坟墓棺材以藏形，而用凶礼事之；立宗庙以安神，而用吉礼奉之。送形而往，迎精而还。这是墓庙的大分别，形神的异制。至于宗庙、寝庙，祭祀不是一处，所以广求神之道而唯独不在墓地祭祀，明白不是神灵所处的地方。现在混乱形神的分别，错乱庙墓的适宜，违背礼制失去道义，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于是下诏不许。

唐高宗显庆三年十一月，伊丽道行军副总管萧嗣业擒获阿史那贺鲁到京师。甲午，献于昭陵。总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勋攻破高丽，俘获高藏、男建、男产等到京师，献于昭陵。许敬宗说：“古时军队凯旋就饮至宗庙，未曾听说献馘于陵的。然而陛下奉园寝与宗庙同等，可以施行不疑。”这也是所谓自我作古的了。

唐时陵寝曾有鹰犬的供奉，玄宗开元二年四月辛未，诏令说：“园陵之地，衣冠所游。凡是有关官员，无不敬事。近来特意进献鹰狗，供奉山陵，至于料度，极多耗费。昔日戒除禽荒，既非寻常所用；远思龙驭，每以仁爱为心。那些耕象与耘鸟，且增哀慕；难道飞苍而走黄，更备畋猎；违背仪式，无益崇严，各陵所有供奉鹰狗等，都应立即停止。”

天宝二年八月，制令说：“祭祀者，

译用来表达诚心敬意；进献新物，是用来抒发对霜露般的哀思。自从流火节气到来，商风改变律吕，追念深远，感于外物而增添情怀。况且《诗经》记载了授衣之事，政令中存有休整的典章。对于臣子而言，尚且能感受到君主的恩私。恭敬地侍奉园陵，此前并未确立典章制度。从今以后，每到九月一日，在陵寝进献衣物，留下典范流传千载，或许能表达孝思。况且仲夏端午，没有典章依据，流传于浅俗之间，于是导致风俗变迁。何况以孝道教化世人，因亲而设教，感念汉纪中游衣之事，在礼文中形成献报之仪。宣示众臣僚，让他们知晓我的意旨。”如今关中的风俗，有所谓送寒衣的习俗，就是这一遗教的延续。

译○厚葬《晋书·索𬘭传》记载：“建兴年间，盗贼发掘了汉霸陵、杜陵，获得了大量珍宝。皇帝问索𬘭说：‘汉陵中的物品，为什么这么多呢！’索𬘭回答说：‘汉天子即位一年就开始修筑陵墓，天下的贡赋，三分之一供给宗庙，一份供给宾客，一份充作陵墓之用。武帝在位时间长久，等到去世时，茂陵已经装不下东西了，那里的树木都已经合抱那么粗了。赤眉军夺取陵墓中的物品，没能减少一半，到现在还有腐烂的布帛堆积，珠玉没有耗尽，这两座陵墓算是节俭的了，也是百世的警戒。’按《史记·孝文帝纪》说：‘修治霸陵都用瓦器，不能用金银铜锡作为装饰。’而刘向《谏昌陵疏》，也以孝文帝薄葬，足以作为后世君王的准则。然而考察《张汤传》，那么在武帝时代就已经有盗贼发掘孝文帝陵园埋藏的钱币了。大概自从春秋列国以来，厚葬的风俗，即使是像孝文帝那样明达俭约，尚且不能完全杜绝，而史书所记载的，未必都是真实记录。《左传·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去世。开始实行厚葬，使用蛤蜊炭，增加车马，开始使用人殉。加重器物的配备，外棺有四个角，内棺有装饰。君子评论华元、乐举说：在这里他们就不像臣子了。臣子，是治理烦乱、消除迷惑的人，因此伏尸争辩。现在这两个人，君主活着时放纵他的迷惑，死了又增加他的奢侈，这是把君主抛弃在恶行中，还做什么臣子呢！’

《吕氏春秋·节丧篇》说：“明白生，是圣人的关键；明白死，是圣人的极致。明白生的人，不危害生命，这就是养生；明白死的人，不危害死亡，这就是安死。这两者，是圣人所独自决断的。凡是生于天地之间，必定有死，这是无法避免的。孝子看重他的亲人，慈爱的亲人爱护他的孩子，痛在肌肤骨髓，这是本性，所看重所爱护的，死了就抛弃在沟壑，人的情感不忍心这样做。所以有安葬死者的道义，安葬，就是藏匿，是慈爱的亲人和孝子所谨慎对待的。谨慎对待的原因，是用活人的心思为死者考虑。用活人的心思为死者考虑，没有比不触动更好的，没有比不发掘更好的，不发掘不触动，没有比没有可图利的东西更好的，这就叫做重重封闭。古代有人把死者安葬在广阔的原野深山而安定的，这不是指珠玉国宝之类的东西。安葬不能不藏匿，安葬太浅则狐狸会挖掘它，太深则会接触到水泉，所以凡是安葬一定要在高陵之上，以避开狐狸的祸患，水泉的淹没。这样就很好了，却忘记了奸邪盗贼寇乱的灾难，难道不迷惑吗！这就好比盲人乐师避开柱子，避开柱子却迅速撞到木桩，狐狸、水泉、奸邪、盗贼、寇乱的祸患，这些木桩是最大的。慈爱的亲人和孝子避开这些，就得到了安葬的真意了。好的棺椁，是用来避开蝼蚁蛇虫的，现在世俗大乱的君主，更加奢侈他们的安葬，那么心里不是为死者考虑，而是活人用来互相夸耀崇尚。奢侈浪费的人认为光荣，节俭的人认为简陋。不以便利死者为目的，而只以活人的诽谤赞誉作为追求，这不是慈爱的亲人和孝子的心意。民众对于利益，冒着流矢，踏着白刃，冒着流血断肝的危险去追求。乡野没有听闻的人，忍心背叛亲戚、兄弟、知交去追求利益。现在没有这样的危险，没有这样的丑恶。它所获得的利益非常丰厚，乘车食肉，恩泽及于子孙，即使是圣人尚且不能禁止，何况国家越大，家庭越富，安葬越厚，含珠鳞施、玩好宝物、钟鼎壶滥、车马衣被戈剑不可胜数，各种养生的器具无不跟随。题凑的墓室，棺椁多层，堆积石头炭火，环绕在外部。贪利的人听说后，互相转告。上面虽然用严厉威势重罪禁止，还是不能停止。而且死者时间越久，活人关系越疏远；活人关系越疏远，那么看守的人越懈怠；看守的人越懈怠，而安葬的器物依旧，这种形势本来就不安定了。”《安死篇》说：“世俗修筑坟墓，它高大得像山，它种植的树木像树林，它设置阙庭、建造宫室、营造宾主之位像都城。以此向世人显示富有是可以的，以此对待死者是不可以的。对于死者，看待万年就像一瞬。人的寿命长久不过百年，中等寿命不过六十，用百年和六十岁为无穷的人考虑，这种情形必定不相符合，用无穷为死者考虑就对了。现在有个人在这里，刻石铭，放在坟上，说：‘这里面具备珠玉好玩、财物宝器很多，不能不挖掘，挖掘了一定大富，世世代代乘车食肉。’人们一定互相嘲笑他，认为他大大迷惑。世俗的厚葬也有类似于此的，从古到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国家，就是没有不挖掘的坟墓。用耳目所闻见的，齐、荆、燕曾经灭亡了，宋、中山已经灭亡了，赵、魏、韩都灭亡了，它们都是旧国了。在这之前的，灭亡的国家不可胜数。所以大坟墓没有不挖掘的，而世人却争相这样做，难道不悲哀吗！君主不命令民众，父亲不孝顺儿子，兄长不友爱弟弟，都是乡里所鄙弃而驱逐的。害怕耕种采薪的劳苦，不肯做官人的事，而祈求美衣侈食的快乐，智巧穷尽，没有办法做到。于是聚集众多徒众，在深山广泽林莽中抢劫掠夺，又观察名丘大墓中安葬丰厚的寻找方便居住的地方，以暗中挖掘，日夜不停，必定得到利益，互相分赃。有所爱护所看重，却让奸邪盗贼寇乱的人最终必定侮辱

译这，是孝子、忠臣、慈父、朋友的大事。尧葬在〇林，周围种满了树；舜葬在纪地，市场没有改变它的店铺；禹葬在会稽，没有改变民夫。因此先王用节俭的原则安葬死者，不是吝惜费用，不是厌恶劳苦，而是为死者考虑。先王所厌恶的，只是死者受辱。发掘坟墓必然使死者受辱，节俭安葬就不会被发掘，所以先王的安葬一定节俭、一定合乎自然、一定与周围环境相同。什么叫做合乎自然？什么叫做相同？葬在山林就与山林相合，葬在高地低湿之处就与高地低湿之处相同，这就叫做爱人。爱人的众多，懂得爱人的稀少，所以宋国尚未灭亡，东冢就被发掘；齐国尚未灭亡，庄公的墓就被发掘。国家安宁尚且如此，又何况百代之后国家已经灭亡呢？所以孝子、忠臣、慈父、朋友不能不在此事上明察，爱护他却反而使他陷入危险，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鲁国季孙家有丧事，孔子前往吊唁，进门后向左转，这是从容不迫的表现。主人用宝玉收敛尸体，孔子穿过庭院快步走去，登上台阶，说：“用宝玉收敛尸体，这就好比将尸骨暴露在中原大地上。”

译○前代陵墓

汉高帝十二年十二月，下诏说：“秦始皇帝、楚隐王、魏安厘王、齐愍W王、赵悼襄王，都断绝了后代，让秦始皇帝守墓二十户人家，楚、魏、齐各十户，赵及魏公子无忌各五户，命令他们看守这些陵墓，免除赋税徭役，不得让他们从事其他事务。”

魏明帝景初二年五月戊子日，下诏说：“从前汉高祖开创基业，光武帝中兴汉室，谋划铲除残暴，功绩昭著四海，然而他们的坟陵崩塌颓坏，孩童牧童践踏其上，这不符合大魏尊崇所继承的朝代之意。应在高祖、光武陵四面各划定百步范围，不准让百姓耕种、放牧、砍柴采集。”

宋武帝永初元年闰月王午朔日，下诏说：“晋代帝王后代及藩王各陵的守卫，应当方便设置规范。那些名贤先哲被前代优待，有的树立德行彰显节操，有的平定祸乱庇护百姓，坟墓尚近，都应洒扫清洁。主管官员详细条列上报。”

南齐明帝建武二年十二月丁酉日，下诏说：“旧国的都城，望之令人怅然，何况是亲身经历过南面称尊、背负宸居（帝王居所）的人，有的功绩济助当时，德行彰明一世，然而莹垄污秽，封土树木不修，岂止是深深叹息牧童践踏，悲叹超过信陵君而已呢。从前京城沦陷，鼎玉东迁，晋元帝建立基业之初，简文帝的遗咏仍在民间，然而松门夷平废弃，墓道荒芜，虽然年代久远，抚事兴怀。晋帝各陵，全部加以修理，并增加守卫。”

梁武帝天监六年，下诏说：“命世兴王，继承贤人传续基业，声名不朽。人世间变迁，二宾以位，三恪之义在于此，时事逐渐遥远，宿草荒芜，望古兴怀，言念之间感到悲怆。晋、宋、齐三代各陵，有关官员勤奋加以守护，不要让细民侵毁。如果守陵士兵较少，补充使其充足。以前没有守视的，都可以酌情给予。”

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五月丙戌日，下诏汉、魏、晋各帝陵各禁止方圆百步内砍柴放牧践踏。

孝明帝熙平元年七月，下诏说：“先贤列圣，道德冠绝生民，仁风盛德，在图史中焕发光彩，等到历数终结，踪迹随事物变化，陵隧幽深昏暗，长满茂草。古代帝王各陵多见践踏，可以明确敕令所在地方，凡有帝王坟陵，四面各五十步，不准听任砍柴放牧。”

隋炀帝大业二年十二月庚寅日，下诏说：“前代帝王，因时创业，君临百姓建立国家，礼尊南面称尊。然而历运推移，年世永久，丘垄残坏，砍柴放牧争相趋赴，莹兆湮没荒芜，封土树木无法辨认。想到沦灭之事，心中悲怆，自古以来的帝王陵墓，可以给予附近十户人家，免除他们的杂役，以供守视。”

唐玄宗天宝三载十二月，下诏：“自古圣帝明王的陵墓，有颓坏毁损的，应当命令管内根据情况修缮，仍然明确设立标记，禁止砍柴采集。”古人对异代山陵，必定如此为之修护。

宋熙宁年间，兴利之臣建议：“前代帝王陵寝，允许百姓请射耕垦。而唐代的各陵全被芟除削平，昭陵的乔木被砍伐无遗。”《传》。小民懂得什么，上面引导他们，没有爱护树木的心思，只追逐砍柴的利益。唉，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了。

金太宗天会二年二月，下诏：“有盗掘辽代各陵的人罪处死刑。”七年二月甲戌日，下诏：“禁止医巫闾山辽代山陵砍柴采集。”只有元世祖放纵杨琏真伽发掘宋代会稽攒宫而不问罪，这是自古所无的大变。《实录》：洪武九年八月己酉日，派遣国子生周渭等三十一人分别视察历代帝王陵寝，命令百步内禁止人砍柴放牧，设置陵户二人看守，有经过兵火而崩塌毁坏的，有关官员督促靠近陵墓的百姓按时封土培修。每三年派遣使者一次致祭，后来每次登基诏书中都有此内容，而有关官员能留意者很少了。

魏高祖太和十九年九月丁亥日，下诏说：“凡有旧墓铭记尚存、昭然为时人所知的，三公及位从公者，距墓三十步；尚书令仆以下，十五步；黄门五校，十步，各不准垦殖。”

陈文帝天嘉六年八月丁丑日，下诏说：“梁室多故，祸乱相继，兵甲纷争，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待生灵，无赖之属暴及逝者。江左肇基，王者所居。金行水位之主，木运火德之君。时代更替四代，岁月超过二百。如果其经纶王业，缙绅民望，忠臣孝子，何代没有？然而零落山丘，陵谷变迁，全都砍伐，无不侵残。玉杯得于民间，漆简传世记载。不再有五株之树，罕见千年之表。自从天祚光启，恭敬遵循揖让之道，以至于我身，修习祖业。虽然旌旗服色，仍行杞、宋之封；每次车驾巡游，远望河洛之路。所以桥山之祀，苹藻不亏；骊山之坟，松柏常守。只有戚藩旧垄，士子故茔，掩盖堇菜未周，砍柴放牧者众多。有的亲属流离为隶，负土无期；子孙灭绝，手植何寄？汉高祖留恋于无忌，宋祖惆怅于子房，丘墓生出哀思，性灵共同悲侧，我所以兴言终日，思慰幽泉。只有前代侯王，自古忠烈，坟冢暴露，绝无后代的，可以简选修治，墓中树木不准砍柴采集。希望幽显通畅，符合我的心意。”

译啊。”

译唐太宗贞观四年九月壬午，下诏说：“恭敬地考察古代，遥想往昔的典籍，英明的名声和丰盛的功业，我内心深切地推崇崇尚。如今我巡视省察，眺望途中，汉朝各位帝王的陵墓，在北面的山阜上荒废冷落，寂寥千年，遥远而没有祭祀。历代选任的君主，遗迹尚可观览；贤良的宰辅和名臣，清高的风范不灭，应当命令有关部门，普遍加以查访。从上古开始，直到隋朝，所有明王圣帝，拥有盛德和宠功，平定祸乱、消除灾难，安定百姓、救济万物，以及贤臣烈士，建立言论、彰显行为，辅助武略、治理文教，使君主得利、百姓受益，坟墓可以辨认，墓穴尚存的，各自随所在地方条列记录并上报。每次加以巡视检查，禁止放牧割草，春秋两季为他们举行祭祀。如果有毁坏，就应当修补。务必做到周全详尽，以符合我的心意。”这不仅是前代帝王的陵墓，即使是士大夫的坟墓也一并封禁，这也是兴盛王道的一件事，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

○ 停丧

停丧之事，自古所无。自从建安年间天下分裂，永嘉之乱百姓流离，于是有了不得已而停丧的情况。常炜说：“魏晋的制度，祖父未安葬的，不允许出来做官。”而御史中丞刘隗上奏：“各军战败身亡，失去父母，不知吉凶的，不得做官、宴饮作乐，都让他们内心守丧，如果有违犯，君子废黜，小人杀戮。”活着的人尚且如此，何况已经去世的？因此充州刺史滕恬被丁零翟所杀，尸体未能运回。滕恬的儿子滕羡做官没有废黜，评论的人对此表示嫌弃。齐高帝时，乌程令顾昌玄因父亲顾法秀在宋泰始年间北征时尸体未能运回，而顾昌玄宴饮嬉游，与常人无异，有关部门请求加以清议。振武将军丘冠先被休留茂所杀，尸体在绝远的异域，无法再寻找。世祖特别下诏，他的儿子丘雄方才敢入仕。当江左偏安的时候，尚且申明此禁令，哪有死非战场，棺非异域，却长期停丧不葬，自同平民，像现在人那样做的呢！《晋书·贺循传》：“贺循担任武康令，当地风俗多厚葬，以及有拘忌回避岁月而停丧不葬的，贺循都加以禁止。”《旧唐书·颜真卿传》：“当时有个叫郑延祚的人，母亲去世，二十九年停灵在僧舍的坦地上。颜真卿弹劾上奏他。兄弟终身不被齿列，天下震动。”《册府元龟》：后周太祖广顺二年十一月丙午，下诏说：“古代设立封树之制，确定丧葬的期限，记载在经典中，这是名教。等到世俗衰薄，风化陵迟，亲人去世而多缺送终，死后便成为无主，有的被仕宦羁束，有的被阴阳拘忌，灵柩不归，遗骸寄托何处？但先王垂示孝子因心，不以厚葬为贤，只以称家为礼。扫地祭祀，尚可以告虔；负土成坟，可贵的是尽力。应当颁布条令，用来警戒因循。希望使九原没有抱恨之魂，千里没有不归之骨。○ 士绅人士，应当体察此怀。内外文武臣僚、幕职州县官、选人等，今后有父母祖父母亡殁，未经迁葬的，其主家之长不得辄求仕进，所属司也不得申举解送。”而《宋史》中王子韶因不葬父母被贬官，刘兄弟因不葬父母被夺职。后来的王者，以礼治人，那么周祖的诏书、鲁公的弹劾不可不著于甲令。只要使未葬其亲的子若孙，○ 士绅不许入官，士人不许赴举，那么天下就没有不葬之丧了。

张稷若尔歧，采皇甫谧的名，作《笃终论》。其下篇说：“葬的习俗在于奢侈，于是有久而不能葬的，这是只知道备物丰仪为厚义亲，而不知道久而不葬是大悖于礼的。先王制定丧礼，始死而袭，袭而敛，三日而后殡，殡而后治葬具，其葬也，贵贱有时，天子七个月，诸侯五个月，大夫三个月，士一个月。先时而葬的，称为得葬；后时而葬的，称为怠丧。其自袭而敛，自敛而殡。自殡而葬，中间都不治他事，各视其力，日夕拮据。至葬而已，以为所以计安亲体者。必至乎葬而始毕也。袭也。敛也。殡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殡则不可不葬。犹之袭则不可不敛。敛则不可不殡。相待而为始终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间也。今有人亲死逾日。而不袭。逾旬而不敛。逾月而不殡。苟非狂易丧心之人。必有痛乎其中者矣。至于累年而不葬。则相与安之。何也？殡者必于客位。所以宾之也。父母而宾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为之者。以将葬。故宾之也。所以渐即乎远也。殡而不葬。是使其亲退而不得返于寝。进而不得即于墓。不犹之客而未得归。归而未得至者与？非人事之至难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与？《丧服小记曰》：久而不葬者。惟主丧音不除。其徐以麻终月数者。除丧则已。孔氏曰：久而不葬。谓有事碍不得依月葬者。则三年冠服身。皆不得祥除。主丧者。谓子为父。妻为夫。臣为君。孙为祖。皆为丧主。不得除也。其徐谓期以下至缌。《孔子丛子》：司徒文子问

译子思说：“丧服已经脱去，然后才安葬，那么应该穿什么丧服呢？”子思说：“三年之丧尚未安葬，丧服就不改变，哪里谈得上脱去丧服呢？”由此可知，古人中有不幸因故不能安葬亲人的，即使超过三年，也不脱去丧服。他们心中悲痛在于亲人未葬，认为这与未满三个月的情况在实质上是一样的。既然与未满三个月的情况实质相同，就不能按时间计算而立即举行吉礼。为什么呢？丧礼转为吉礼，始于虞祭而成于禫祭。虞祭这种礼仪，始于安葬之后，送形体前往墓地，迎精神返回宗庙，所以举行虞祭来安抚亡灵。未安葬就没有理由举行虞祭，不举行虞祭那么卒哭祭和禫祭也就都没有理由举行，卒哭祭和禫祭不能举行，又凭什么可以举行练祭呢？又凭什么可以举行祥祭和禫祭呢？所以即使超过三年，也与未满三个月的情况实质相同。未满三个月就想举行祥祭和禫祭的礼仪，路人都不忍心。这就是为什么可以脱去丧服却不脱去的原因吧？这就是为什么宁愿收敛遗体改期安葬，悬挂棺木下葬，而一定不敢有非分的奢望，以至于久拖不葬的原因吧？由此说来，那些未能安葬父母的子女，不能举行虞祭，不能举行卒哭祭，不能举行虞祭，不能举行卒哭祭，却可以穿官服吗？要扭转末世的浇薄风气，恢复历代君王废弃的制度，必定会有圣人兴起并推行它。

译陈可大说：“在丧期未满时穿着麻服，是指从为期一年的丧服到最轻的缌麻服这些亲属，因为主人尚未安葬，不能改穿葛服，所以一直穿着麻服直到丧期届满才脱去，不等待主人安葬后的除服仪式。然而这些丧服仍然必须收藏起来，以等待送葬时使用。那些尚未安葬的丧事，为期一年以下的亲属尚且不能改穿葛服，而作为儿子的人却遵循安葬后的制度，进行练祭、祥祭和禫祭，这说明现在的人很久没有父母了。”

魏国刘仲武娶了母丘氏，生了儿子正舒、正则。等到母丘俭兵败，仲武休掉了妻子，改娶王氏，生了陶。仲武为母丘氏另建住所，但没有宣布断绝关系。等到母丘氏去世，正舒请求安葬，陶不允许。正舒不肯脱去丧服，向上下官府诉讼，血露白骨，丧服破烂不堪，几十年未能安葬，直到死亡。宋国海虞令何子平母亲去世，他辞去官职，哀痛过度超过了礼制，正值大明末年，东方饥荒，接着又有战乱，八年无法安葬，昼夜号哭，常常像刚停灵时那样袒露身体，冬天不穿棉衣，夏天不避暑热，一天只用几合米煮粥，不吃盐菜。所住的房屋倒塌，不能遮风挡雨，兄长的儿子伯兴想为他修理，子平不肯，说：“我的情感未能表达，我是天地间的罪人，房屋怎么适合覆盖？”蔡兴宗任会稽太守，非常怜悯重视他，为他营建坟墓。梁国殷不佞任武康令，恰逢江陵陷落，母亲去世，道路隔绝，无法奔赴，四年之中，昼夜号泣。等到陈高祖受禅，起用他为戎昭将军，任娄令。至此，四位兄长不齐才迎接灵柩归葬。不佞居住处的礼节，如同刚听到丧事时一样，这样又过了三年。唐代欧阳通任中书舍人，遭母丧，因年成凶荒未安葬，四年住在庐舍，不脱丧服。冬天，家人偷偷把毡絮放在他睡觉的席子下，通发觉后，大怒，立即让人撤去。元代孙瑾父亲去世，灵柩停放四年，衣服不解带。这几件事可以作为不得已而停丧者的法则。

近年也有一些懂礼的人，未能安葬而不改变丧服。但有人讥讽说：饮酒吃肉住在内室，与世人的交际往来，一切都像平常人，只是不改变衣冠，那么形式存在而实质丧失了。形式存在而实质丧失，接近于追求名声。“那么一定要连形式也去掉，然后才不接近于追求名声吗？子贡想去掉告朔时的活羊，孔子说：‘赐啊，你爱惜那羊，我爱惜那礼。’唉，习惯难以改变已经很久了。如果不是大贤人，一般人的情感很少不被外在事物所动的。圣人制定冠冕衣裳，佩戴玉饰来教导恭敬，丧服麻衣来教导孝顺，铠甲兵器来教导武勇，所以君子以穿着某种服饰却没有相应的仪容为耻。如果让他未安葬而不脱去丧服，那么他的悲哀之心、痛苦之意必定有触动眼睛而常存的。这就是子游所说的借旧物兴起情感，作为孝子仁人的一种辅助，为什么一定要去掉它呢？《诗经》说：‘庶见素衣兮，我心蕴结兮，聊与子如一兮。’哀公问：‘绅委章甫，有益于仁乎？’孔子变色回答说：‘君主怎么这样说！穿丧服拄丧杖的人，心里不存有快乐。不是耳朵听不到，是服饰使他们这样的。’后来的议礼者，必定能在这里做出选择。又考证《实录》记载永乐七年七月甲戌，仁孝皇后丧期再期。皇太子因母亲丧事未安葬，禫祭后仍穿素服处理政务。到几筵前，仍穿丧服。八年七月乙巳，仁孝皇后忌日，因未安葬，礼仪同大祥。

天子的儿子尚且这样做，难道说不能通用于士庶人吗？

在殡葬装饰上奢侈，百姓以至于不埋葬亲人；在嫁妆仪式上丰厚，百姓以至于不嫁女儿，于是有返本尚质的思考，而老子的书，认为礼是忠信的淡薄，是混乱的开始，这也太过分了。哪里知道《召南》的女子，被迫嫁给他人。而孔子告诉子路说：‘收敛手足形体，归葬而没有外椁，符合财力，这就叫礼。’何至于像《盐铁论》所说的‘送死耗尽家产，嫁女装满车辆’；齐武帝诏书所说的‘白发不婚，露棺累叶’那样呢？马融有话说：‘嫁娶之礼，节俭则婚者按时；丧祭之礼，简约则终者掩藏。’林放问礼的根本，孔子说：‘礼，与其奢侈，宁可节俭。’这是纠正风俗的首要任务吗？

○假葬晋武帝太康年间，前太子洗马郄诜寄住在卫国文学讲堂十多年。母亲去世，没有把灵柩运回，就在堂北墙外下棺，称为假葬。安葬后，带着老母渡江。“假葬”一词始见于此。三年后恢复吉礼，诏令任用他为征东参军，议论者认为不合礼。《郑志》说：“赵商问：‘主丧者不除服。现在人远离邦族，在异国假葬，礼仪不完备，但也是有归土的意思。三年满了，可以除服吗？’回答说：‘安葬，是送亲人终了。假葬是后代巧伪，反而可以用来质疑礼吗？’”○改殡古人改殡的礼仪，必定返回宫寝，不拘泥于立即远葬的制度。齐庄公在襄公二十五年被崔杼杀害，安葬在士孙之里。二十八年，崔杼、庆封死后。十二月乙亥初一，齐人把庄公的灵柩迁到大寝，把他的棺尸在市集示众。二十九年二月癸卯，齐人把庄公安葬在北郭。从郭外安葬，历经三年之久

译（皇帝）出殡后迁灵至路寝，为他改换殡仪，不因宫廷的忌讳而有所避讳，不因战死的嫌疑而有所嫌弃，古人送别逝者、慎重终礼的礼仪就是这样的。东汉和帝因为梁贵人暴亡，收敛葬礼有所缺失，于是将灵柩改殡于承光宫，追行服丧的制度，大概那些随葬于身边、棺中的物品，作为人子应当尽力完备。至于宋朝高宗，在梓宫进入国境时，就立即用外棺套住内棺，对上欺骗祖先，对下欺骗百官和百姓，实在是千古的罪人。

译《册府元龟》记载：“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八月，派遣宗正少卿李琼前往曹州，查勘哀帝的陵寝。三年正月丙申日，下诏说：‘我回顾自己德行浅薄，得以继承大业，侍奉祖先的道理常怀勤勉，送别逝者的诚意毫不懈怠。自从重新振兴宗庙社稷，再次举行郊祀，随即涤荡瑕疵，又沐浴在庆泽之中。大概因为忧虑操劳以安定国家，长久以来承继大业，驾驭朽木如同惊惧，渡河如同恐惧，因此岁月推移，情怀郁结。恭敬地追念昭宗驾崩之时，少帝去世之日，都遭受毒害，迅速陨落，将冠剑委弃于仇敌手中，将山陵托付于凶险之地。静心思考陵寝规制，岂能符合法度，心中的悲痛愈发深沉，起居之间更加警惕。虔诚地考虑改选陵地，以宽慰允怀，应当命令有关部门，另外选择园陵，备办礼仪迁葬，以洗雪阴阳两界的怨恨，表达追慕之心。所有臣僚，要体察我的哀痛。’虽然有这道命令，但因年成饥荒、财力不足而作罢。

火葬的习俗盛行于江南，自宋代时已有。《宋史》记载：‘绍兴二十六年，监登闻鼓院范同进言：‘如今民俗有所谓火化的，活着时奉养的器具唯恐不周到，死后却抛弃而丢弃。本朝法令，贫穷无地安葬者，允许用官地安葬。河东土地狭小人口众多，即使是至亲的丧事也都焚烧丢弃。韩琦镇守并州，用官钱购买田地数顷，供给百姓安葬，至今成为美谈，那么顺应教化，使百姓不背离礼法，正是守臣的职责。此事关乎风化，理应禁止，仍应告诫守臣处置荒闲之地，使贫民得以收葬。’朝廷听从了。’景定二年，黄震担任吴县尉，请求不再重建化人亭。奏状说：‘查对本司长久以来的惯例，有座行香寺叫通济，在城外西南一里处。本寺长久以来为了牟利，建有焚人的空亭约十间，全城愚民都被其诱导，亲人死后就抬起来投入烈焰，剩余骸骨未烧尽，又抬起来投入深渊。悲哀啊，这些人有什么罪过，却遭受这死后的大戮？黄震长久以来痛心疾首，因地位卑微，想言未发。于是五月六日夜，风雷骤至，唯独将那座焚人的亭子全部拆除而去。大概是秽气彰闻，冤魂共诉，皇天震怒了，断绝此根。第二天，据寺僧发觉，陈述情况，备文申报使府，大概也是庆幸此亭毁坏吧。办案官吏是谁，敢接受寺僧的请求，行文下达本司，勒令监造！黄震私下认为此亭是为焚烧亲人而设的，人焚烧其亲人，是不孝的大罪，此亭岂可再建？谨按，古代小敛、大敛以至殡葬，都辟踊，是为迁移亲人的尸体而动的，何况可以焚烧呢？抬其尸体交给火，惨虐至极，再无人道，即使夏桀作五虐之法，商纣设炮烙之刑，都施加于生前，未至于戮于死后。展禽说夏父弗忌必有灾殃，既已下葬，焚烟直冲上天，或许上天确实降灾，但称为灾殃，则凶险可知。楚子期想焚烧麇国的军队，子西告诫不可，即使是敌人的尸体尚且不忍。卫侯挖掘褚师定子的墓，在平庄之上焚烧，大概是自古以来所无之事。田单守卫即墨孤邑，积五年，想出万死一生的计策以激励百姓，所以袭用其毒，误燕人挖掘齐墓，烧死人，齐人望之流泪，愤怒十倍，而齐破燕矣。那么焚烧先人的尸体，作为子孙者所痛愤，而不自爱其身，所以田单思之五年，出此诡计以误导敌人。尉伦在粤，听说汉挖掘焚烧其先人冢，陆贾说明并非如此，与之约定，也说：‘反则掘烧王先人冢耳。’列举至不可闻之事以相恐吓，并非忍心为之。尹齐担任淮扬都尉，所诛杀甚多，及死，仇家想烧其尸，尸体逃亡归葬，说者谓其尸飞去。想烧其尸，仇之深也；想烧之而尸亡，是死而有灵，尚知烧之可畏。汉广川王去淫虐无道，其妃昭信共杀幸姬王昭平、王地及从婢三人，后昭信病，梦昭平等，乃掘其尸，都烧为灰，去与昭信旋亦诛死。

东海王越扰乱晋朝，石勒剖开其棺，焚烧其尸，说：‘扰乱天下者，此人也，我为天下报之！’越的恶行固然应至此，也是石勒残酷而忍心为此。王敦叛逆，有司出其尸于瘗所，焚烧其衣冠斩之，所焚犹是衣冠耳。只有苏峻因反叛被诛，焚烧其骨。杨元感反叛，隋也挖掘其父杨素的冢，焚烧其骸骨，惨虐之门既开，因此施加于极恶之人，然而并非治世之法。隋建仁寿宫，役夫死在道上，杨素焚烧之，皇上听闻，不悦。淫刑如隋文帝尚且不忍焚人，则痛莫甚于焚人了。蒋元晖渎乱宫闱，朱温杀而焚之，一死不足以尽其罪。然而杀之者常刑，焚之者非法，非法的酷虐尚且不可施加于已判死刑的罪人，何况可施加于父母骨肉乎！世之施加此于父母骨肉者，又往往拾其遗烬而抛弃于水中，则宋诛太子劭、逆党王鹦鹉、

译将骨灰撒入河中，这是沿袭过去的陋习，残酷程度更加严重了！然而有人竟然把焚烧尸体当作是佛法，但听说佛陀所说的戒律中，火自焚是指修行者自己投身火中。如今被焚烧的是遵守戒律的火吗？还是人为点燃的火？是自焚吗？还是焚烧他们的子孙呢？佛教是外国的法，如今我们身处的是中国呢？还是外国呢？有见识的人对此感到悲痛惋惜已经很久了。现在通济寺的僧人焚烧别人的亲人以谋取利益，败坏风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上天有幸废除了这种习俗，怎么可以再次兴起呢？希望台慈怜悯百姓的无知，念及死者有什么罪过，在通济寺张贴告示，风雷已经摧毁了焚尸亭，不允许再重新建立。这对于哀悼死者、慎重办理丧事，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然而自从宋代以来，这种风气日益盛行，国家虽然设立了漏泽园，但土地狭窄、人口众多，不能普遍安葬，于是相继焚烧尸体，称之为火葬，习惯成自然。我认为应当每个里给予若干空地作为义冢，以供贫民安葬，免除其租税。并且更加严格禁止，焚烧亲人者，以不孝罪论处。这样或许礼教可以兴盛，民俗可以淳厚。”唉！古人对于衣服器具等细微之物尚且不敢投入火中，所以重要的物品要埋葬，拐杖要折断后丢弃，何况敢焚烧尸体和棺木呢？茶毗的教义始于沙门，塞外的风俗波及华夏，辛有到伊川时，大概也预见到了这一点。治理国家要以礼为本，后来的君王应当记取啊！

译宋朝以礼教立国，却未能革除火葬的习俗，等到它灭亡时，便发生了杨琏真伽盗掘陵墓之事。

漏泽园的设立始于蔡京，不能因为蔡京这个人而废除这项制度。

○ 期功丧去官 古人在遭遇期功之丧时，都会弃官持服。《通典》记载：“安帝初年，许多长吏多借故弃官。于是下令：除非是父母之丧，不得离职。”查阅典籍，如韦义因兄长韦顺去世而弃官，杨仁因兄长去世而弃官，谯玄因弟弟去世而弃官，戴封因伯父去世而弃官，马融遭遇侄子去世而自我弹劾归乡，陈〇因期丧而弃官，贾逵因祖父去世而弃官。又《风俗通》说：“范滂，父亲字叔矩，被征召为博士，因兄长去世而未能赴任。”《刘衡碑》说：“任勃海王郎中令，因兄长琅邪相去世，当天就轻装离去。”《国令赵君碑》说：“司徒杨公，因兄长去世而回避，没有到任。”那么兄长的丧事也称为“忧”。《曹全碑》说：“调任右扶风槐里令，遭遇同胞弟弟去世，弃官。”那么弟弟的丧事也称为“忧”。《度尚碑》说：“任命为上虞长，因堂父去世，弃官。”《杨著碑》说：“任高阳令，遭遇堂兄沛相去世，坚守道义而忘记宠禄，飘然离去。”那么堂父、堂兄的丧事也称为“忧”。《陈重传》说：“被举荐为尤异，应当升任会稽太守，遭遇姐姐去世而弃官。”那么姐姐的丧事也称为“忧”。《王纯碑》说：“拜为郎官，妹妹去世便回家守丧，于是解下印绶。”晋朝陶渊明作《归去来辞》，在自序中说：“不久程氏妹妹在武林去世，心情急切想要奔丧，于是自行免职。”那么已经出嫁的妹妹，也应当弃官去奔丧。晋朝《嵇绍传》：“拜为徐州刺史，因长子去世而离职。”那么儿子的丧事也可以弃官。东汉末年，人们大多不为妻子服丧。荀爽引据大义，依据经典予以纠正，虽然未能全部改变，但也有不少改正的人。晋朝泰始年间，杨族中有伯母丧服未除而应孝廉举，被举为博士，韩光议论认为应当贬斥。又说：天水太守王孔硕，举荐杨少仲为孝廉，杨少仲有期丧却出行，招致清议的严厉批评。而潘岳《悼亡诗》说：“〇〇期月周，戚戚弥相悯。”又说：“投心遵朝命，挥涕强就车。”这就是期丧满一年后，然后才就任官职的证据。现在的人急于得官，轻视持服，让晋朝人见到，尚且会耻于与他们为伍，何况是夏商周三代的圣贤呢！《晋书·傅咸传》：“惠帝时，司隶荀恺遭遇堂兄丧事，自己上表请求奔丧。皇帝下诏允许但诏书尚未下达，荀恺就前往太傅杨骏处。傅咸上奏说：‘死亡丧事的威严，兄弟间极为关怀，同堂兄弟去世，尚在两三天内。圣恩怜悯，允许他临丧，诏旨未下，就擅自前往拜谒，急于谄媚之礼，没有友爱之情，应当加以显明的贬斥，以弘扬风化教化。’”《张辅传》：“梁州刺史杨欣有姐姐丧事，未满十天，车骑长史韩预强行聘娶他的女儿为妻。张辅任中正，贬斥韩预，以澄清风俗。”《刘魄传》：“世子文学王籍之在叔母丧期间结婚，东阁祭酒颜含在叔父丧期间嫁女，隗并上奏弹劾他们。庐江太守梁龛明天应当除去妇人的丧服，今天却请客奏乐，丞相长史周ダ等三十多人一同聚会。刘魄上奏说：‘嫡妻长子，都拄杖居庐，所以周景王有三年之丧。丧期已满而宴饮，《春秋》尚且讥讽。何况梁龛是平民，晚上宴饮早上就举行祥祭，怠慢丧服的过错，应当严肃丧纪之礼，请求免去梁龛官职，削去侯爵。周ダ等人知道梁龛有丧事，举行吉庆聚会不合礼法，应当各夺俸禄一月。’朝廷听从了。”《谢安传》：“期丧期间不废音乐，王但之写信劝喻他，他不听从。士大夫效仿他，于是成为习俗，世人颇以此讥讽他。”当时期功之丧，朝廷尚且看得很重，所以上受弹劾，下受乡议。《武安传》：“丞相对灌夫说：‘我想和仲孺去拜访魏其侯，恰逢仲孺有丧服。’索隐说：‘服指期功之服。’这就是汉朝时有丧服不预宴会证据。”《唐书·王方庆传》：“上奏说：‘法令规定杖期大功丧未葬，不预朝贺。丧期未满，不预宴会。近来朝官不遵礼法，身上带着哀容，却陪预朝会，手舞足蹈，公然违背宪章，名教既已亏损，实在玷污皇化。伏望申明令式禁断。’”唐朝的法令，没有背离前代的经典。现在却有穿着齐衰丧服进入大夫之门，在殡宫停灵期间却召请亲朋聚会的人，甚至哀痛之声刚起，衣襟已经修饰整齐，败坏礼教，日甚一日，应当哀叹《板荡》之乱，甚于永嘉之世。唉！有人心的人就应当在此时改变了。

裴庭裕《东观奏记》：“大中年间，有前乡贡进士杨仁赡的妹妹嫁给前进士于环。纳聘之日，杨仁赡有期丧，他不改期，宪司纠举论罪，贬为康州参军，乘驿发遣。”《册府元龟》：“后唐明宗天成二年九月，敕令原州司马聂屿，提拔入班列，委任辅佐亲贤，他不遵守条章，强行买卖店宅。仔细询问他的行为，颇令人骇异听闻。丧妻未满半年，另成姻媾；抛弃母亲动辄超过千里，不奉晨昏。令本处赐死。”唐朝末年和五代时期，这种法令尚且严厉。

《册府

译《元龟》记载：“唐朝薛膺担任左补阙，他的弟弟薛齐在陈州任职，被流箭射中，去世。薛膺听说弟弟遇难，来不及请假，便骑马奔赴丧所，与弟弟薛褒、薛庠一起按礼制处理丧事。薛膺辞去左补阙的职务，薛库辞去河南县尉的职务，在弘文馆当值，与薛褒都隐居在郊外，穿着粗布衣服守孝至丧期结束。遵循名教的人推崇他们。”

译《宋史》记载：“王岩叟任泾州推官，听闻弟弟去世，便弃官回家守孝。”“吕祖俭任明州监仓，即将上任，恰逢兄长吕祖谦去世。按部法规定，超过半年不上任的称为‘违年’。吕祖俭坚持要服满一年的丧期，朝廷听从了他的请求。下诏规定，‘违年’者以一年为限，从吕祖俭开始。”然而史书所记载的也寥寥无几。

汉代有人因老师去世而辞官的，如延笃、孔昱、刘焉，都见于史书。而苟淑去世时，李膺当时任尚书，自己上表称因老师去世而离职，朝廷本来就已经允许了。这大概也是子贡在场上筑室，其他弟子群居时便空出座位——这种遗意的体现吧？

○ 缌麻丧期不得参加科举 宋天禧三年正月乙亥日，各路贡举人郭稹等四千三百人在崇政殿觐见，当时郭稹隐瞒缌麻丧期去参加科举，被同辈人告发。皇上命令负责接待的官员审问他，他承认了罪行。交给御史台弹劾审问，剥夺他三次科举资格；同保人全部赎金，剥夺一次科举资格。现在的制度，不是三年之丧都可以参加科举。所以士人更加急躁地追求进取，而风俗的淳厚远不如古人了。

○ 丧期娶妻 《春秋·文公二年》：“冬天，公子遂到齐国纳币。”《公羊传》说：“纳币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表示讥讽。讥讽什么呢？因为是在丧期娶妻。娶妻在三年丧期之外，那么为什么讥讽丧期娶妻呢？因为三年之内不谋划婚事。”何休注说：“僖公在十二月去世，到这里未满二十五个月。又按礼制，先纳采、问名、纳吉，然后才纳币，这四者都在三年之内，所以说这样的话。那么纳币尚且被讥讽，何况是结婚呢！”唐高宗永徽年间，衡山公主将要嫁给长孙氏，议论的人认为当时已经除服，应该举行吉礼。于志宁上疏说：“《礼记》说：‘女子十五岁行笄礼，二十岁出嫁。有变故，二十三岁出嫁。’郑玄说：‘有变故，指遭遇丧事。’《春秋》记载鲁庄公到齐国纳币，杜预说：‘母亲去世未满两周年就谋划婚事：《左传》《公羊传》不讥讽失礼，这是明显的。’这在史书中都有记载，是非分明，决断在于圣上的心意，不必询问臣下。那些议论的人说：按照制度，公除之后，必须都从吉礼。这是汉文帝创立的制度，为天下百姓。至于公主的丧服是斩衰，纵使丧服随例除下，也不应该情感随例改变。在心丧期间，又去成婚，不仅违背《礼经》，也是人情所不能接受的。伏惟陛下继承宝位，统治万方，理应继承美于羲、轩，齐芳于汤、禹。在弘扬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时，伏愿遵循高宗的良法，略去孝文的权宜之制，国家于法无亏，公主情礼得以完备。”于是下诏公主等到三年丧期结束，然后成礼。这难道不是国家的典章本于天经地义，所以守礼的臣子还能够引经据典而争辩吗？

《晋书·载记》说：“石勒下书，禁止国人不在丧期嫁娶。”《金史·章宗纪》：“承安五年三月戊辰日，定下妻子去世丧期内结婚允许离婚的法令。七月癸亥日，定下祖父母丧期内结婚允许离婚的法令。”僭越的政权和闰朝尚且如此，今人反而不讲这个。

《实录》记载：“正统十三年四月，楚王朱季堄奏报弟弟大冶王朱季堉选择武昌护卫指挥同知翟政的妹妹为妃。婚期临近，没想到叔父崇阳王孟炜去世，朱季堉应该持服，不敢成婚。皇上命令礼部商议，说：‘楚王对崇阳王应该服期年丧。因为崇阳王未去世之前，君命已经下达，节册到达之日，应该让妃翟氏拜受，等到月数满后成婚。’听从了这个建议。”

天顺三年十月庚戌日，潘王朱佶佅奏报父亲康王在世时，选择潞州百姓李刚的女儿为弟弟永年王妃，李磐为妹妹长平郡主仪宾，已经接受封册，未及成婚，而父亲去世。现在父亲丧期已过越祥，阴阳书说明年为弟妹婚不利，请求允许在今年择日嫁娶。礼部侍郎邹斡说：“三年之丧，是礼中最大的。丧期内成亲，律法有明确禁止。现在潘王与郡王、郡主都父亲丧期未终；却惑于阴阳之说，想要废除这个丧制；请求长史司启奏藩王，等待服阕成礼。”皇上说：“这是长史不能辅导的罪过，命令巡按御史依法审问。”

十月癸丑日，广灵王朱逊𤍯去世。癸酉日，敕令灵丘王朱逊𤍯说：“所奏第四子、第五子都是镇国将军，以及女儿临城县主，都已奏报，想要在本年九月后成婚。况且你兄长刚去世，正是哀戚不暇的时候，却要为男女成婚，以废大礼，难道是忍心做的吗！”不批准所奏。宪宗大婚在天顺八年七月，虽然托辞遗诏，而士大夫多认为不对。所以南京礼部右侍郎章纶有奏请等待来春的奏章。

○ 穿丧服戴丧帽入见 《唐书·李训传》：“文宗召见，李训因为穿丧服难以进入禁中，命令穿军服，号称王山人。”《宋史·蔡挺传》：“仁宗想知道契丹的事，在便殿召对。蔡挺当时有父丧，允许他穿衫戴帽入见。”那么唐宋有丧事的人，不敢借用公服。今人拜谒官长，就换上青黑色的衣服，与常人无异，这又不如李训了吗！

○ 奔丧守制 《礼记》说：“奔丧的人，从齐衰以下。”这是古人对于期

译对于功服亲属的丧事，没有不奔赴奔丧的。《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三年闰四月甲戌日，废除了为期一年奔丧的制度。在此之前，百官听说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去世，都可以奔赴奔丧。到了这时，吏部上言说：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都服为期一年的丧，如果都允许他们奔丧守制，有的人接连遭遇多次丧事，或者路途遥远达数千里；那么他们在任的时间就会很少，官员更替频繁，导致官职空缺、政务荒废。”

译今后，除了为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需要丁忧之外，其余服期丧的人不许奔丧。皇帝下诏批准了这项建议。“这原本是出于一时权宜的政治措施，沿袭以来，到了三百年，竟然把不奔丧守制当作礼法的当然准则，因而加倍地死忘哀痛的现象，在缙绅士大夫中屡见不鲜了。

《实录》又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代理北平按察司事务的监察御史陈德文上奏说：‘我的嫁母刘氏去世，请求奔丧。’皇帝批准了。陈德文四岁时父亲去世，家境贫寒，跟随母亲改嫁陈氏，往年长大后才回归本宗。等到他母亲去世时，当时已经废除了奔丧的制度，陈德文恳切请求到了极点，皇上特别怜悯而批准了他。”这说明圣祖虽然依照吏部的奏请，但仍然通达人子的亲情，本来就没有固执一端。

三代圣王的教化之事，今天仅存的，只有丧服制度罢了。自丧乱以来，逐渐废弛坠失。我私下认为，父母的丧事，除非遇到战争，不得起复，应将其载入国家法典。人人都知道，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的丧事，都应依照洪武初年的制度，允许解职奔赴，服丧期满后再补任职务。其他虽然服重丧但不离职的，以及服大功以下丧的，京官允许穿素服朝参，不参与庆贺活动。在外各衙门穿素服处理政务。祭祀宴会，让副职代理。未任职的官员不得谒选。生员只参加岁考，不赴科举。平民百姓不许嫁娶。十五个月服丧期满后，恢复原状。如果有服期功丧却举办宴会作乐的，官员罢免职务，士子黜退。仍然在申明亭上书写公布，以显示清议，或许能使民风归于敦厚。如果攀附请托的风气，也不必等待禁止就会衰止了。

洪武十一年二月，广西布政使臧哲因母亲去世离职，皇上思念他，特意派人赐给米六十石，钞二十五锭。此后，凡是官员因父母丧事离职而居家守丧的，都有赏赐。十六年正月，命令吏部，凡是官员丁忧，已在任五年，廉洁勤勉没有赃私过犯的，按照品级给予半俸直到服丧期满。在任三年的，给予三个月的全俸。

○丁忧交接 过去看到地方官遭遇父母丧事，听到讣告奔赴丧事，不出半个月。近来的议论必定要求交接完毕，才允许离任。甚至有亏欠库银未补，服丧期满还不能回去的。这是把钱粮看得重，把伦理纲纪看得轻，既违背了治理事物的方法，又失去了对待臣下的礼节。这种弊端的由来，始于苛敛太过。大概过去钱粮由县丞掌管，案牍由主簿掌管，税课由大使掌管，县令只稽查要点而不参与其中。而且他们的俸禄足以供给使用，不从库藏中取用。所以听到讣告迅速出发，没有滞留，也没有挪用亏欠的事情。现在州县之中，微小的收入全部取用，而大官的诛求尤其苦于供给不足，库藏空虚匮乏，用虚文上报，到了近年，天下没有完整的库藏了。即使勒令交接，也不过是用虚文应付，只是滋生了不孝的官员，而对国家财政的盈亏没有益处。唉！君主难道知道养廉是致孝的根源吗？

陶侃对王贡说：“杜韬担任益州刺史，盗用库钱，父亲去世不奔丧。你本是好人，为什么要跟随他呢？天下哪有白头发的贼呢？”王贡于是来投降，而杜韬败逃。今天居官的人大半都像杜韬，然而像这样的人做贼，也不能成功。

史书记载：梁高祖丁文皇帝遭遇丧事时，担任齐随王镇西谘议参军，在荆州镇守，仿佛奉问，就投剑星驰，不再寝食，加倍赶路前行，愤风惊浪，不停止片刻。等到登上帝位，建立七庙，一个月中再去拜祭两次。每次展拜，常常涕泗滂沱，哀痛感动左右。那么明王以孝治理天下，而不遗漏小国的臣子，必定有使他们各尽其情的办法了。

洪武八年八月戊辰，诏告百官，听到父母丧事的，不等待批复，允许立即离职。当时北平按察司佥事吕本说：“近来的制度，士大夫出仕在外，听到父母丧事，必须等待移文到原籍审核，等到回复，然后奔丧。臣私下认为中外官吏离开家乡，有的在一二千里，有的甚至万里。等到文书往复，近的超过一个月，远的半年，让做儿子的怀着悲哀等待批复。等到回到家，则殡葬已经结束，岂止是看不到父母的容颜身体，即使棺柩也有来不及见的。推究做儿子的情理，深可怜悯。臣请求从今以后官吏，如果遇到亲人丧事，允许其家属向官府陈述，移文到任职所在，让他奔赴，然后核实。这样儿子得以尽送终之礼，而朝廷以孝治理的道理就彰明了。”皇上认为他说的对，所以有了这个命令。

○武官丁忧 《晋书》记载：“姚兴下书，将帅遭遇大丧，不在疆场险要之地的，都允许奔赴，到期，才服从王役。”宋岳飞请求终了母亲丧事，让张宪代理军事，步行回到庐山。《元史》记载：“成宗诏令军官，除了边远出征的，其余遇到祖父母、父母丧事，依照民官例子，立下期限奔赴。”那么现在的制度，武官不丁忧，不符合道同伦之义。《国史》记载：“洪武二十八年，兰州卫指挥佥事徐遵从父及祖母病故，奏请扶枢归葬乡里。朝廷议论不许，皇上特别批准了。”难道不是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吗？

○居丧饮酒 唐宪宗元和九年四月癸未，京兆府……

译上奏说：“前法曹陆赓男慎馀与其兄陆博文在守丧期间，穿着华丽的衣服，经过集市，饮酒吃肉。”皇帝下诏分别杖责四十，慎馀被流放至循州，博文被遣返回原籍。元和十二年四月辛丑日，驸马都尉于季友因在嫡母丧期与进士刘师服宴饮，被削去官职爵位，杖责四十，安置于忠州。刘师服杖责四十，流放至连州。于季友的父亲因不能管教儿子，被削去官阶。用礼法来约束百姓，而法律施行于权贵，这就是唐朝之所以能够重新振兴的原因。

译姚兴在位时，有位给事黄门侍郎叫古成洗，他常把天下的对错是非当作自己的责任。京兆人韦高仰慕阮籍的为人，在母亲丧期弹琴饮酒。古成洗听说后愤慨地说：“我应当私下用剑斩了他，以崇尚风俗教化。”于是持剑去找韦高，韦高害怕而逃匿，终身不敢见面。连僭越混乱的国家都有这样的人。

○匿丧 唐明宗天成三年闰八月，滑州掌书记孟升隐瞒母亲去世的消息，大理寺判决他流放。皇帝下诏说：“我顺应人心期望，继承帝位，政令务必探究教化的本源，道理总是以道德为根本，重视维护国家法度，以端正人伦关系。孟升身穿儒生服饰，任职于幕府，本应凭借谋略筹划，来辅佐朝廷。但他完全不明白操守修养，只贪图荣华俸禄，隐瞒母亲丧事而不申报，作为儿子哪里能承受，亵渎污秽了时下的风气，败坏伤害了名教。五刑中这是重罪，十恶中难以宽恕。本想将他发配荒远之地，不如让他自尽，可赐他自杀。”他的观察使、判官、录事参军因失职未加纠察，各自受到降职处罚。

○国恤宴饮 《春秋传》说：“吴国公子札从卫国到晋国，打算在戚地住宿。听到钟声，说：‘奇怪啊，这位先生得罪了君主才住在这里。恐惧还来不及，又哪里谈得上快乐？这位先生住在这里，就像燕子在帐幕上筑巢，君主还在停灵，怎么能快乐呢？’于是离开。文子听说后，终身不听琴瑟。”汉魏以后有陵墓未建成就宴饮的。《汉书·元后传》：“司隶校尉解光上奏，曲阳侯王根，是骨肉至亲，社稷大臣。先帝的陵墓尚未建成，他却聘娶前掖庭的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人，摆酒歌舞，没有臣子的礼节，大不敬且不道。因为王根曾建立社稷的谋略，让他回到封国。他的侄子成都侯王况免职为平民，回到原郡。”《魏书·甄楷传》：“任命为秘书郎。世宗去世尚未安葬，甄楷与河南尹丞张普惠等人饮酒嬉戏，被免官。”就是这类情况。有国家丧期未满就宴饮的。《晋书·钟雅传》：“任命为尚书左丞。上奏说肃祖明皇帝舍弃万国，尚未满一个月，圣主穿着丧服，百官悲伤。尚书梅陶没有大臣忠爱仰慕的节操，家中奢侈浪费，声伎众多，丝竹音乐流传到街巷，应当加以罢黜，以整顿王法。”就是这类情况。有在国家忌日宴饮的。《旧唐书·德宗纪》：“贞元十二年五月丁巳，驸马都尉郭暧、王士平以及郭暧的弟弟郭煦、郭暄因在代宗忌日宴饮，被贬官回家。”就是这类情况。这些都是应当执行的旧例。礼制，是君主的大权柄，能听任它颓废松弛而不闻不问吗？

○宋朝家法 宋朝的典章制度不健全，政事琐碎杂乱，一代的制度，实在不值得称道。然而它超过前人的有几件事：一是入宫后自行守三年丧；二是外朝言论不传入内廷；三是未及成年未受命就立族子为皇嗣；四是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这些都是汉唐所不及的，所以得以继承世系享国长达三百多年。至于它的职官、军旅、食货制度，冗杂没有条理，后来治国的人都应当引以为戒。

●卷十六 ○明经 现在的人只把贡生称为明经，这是不对的。唐代制度有六科：一是秀才，二是明经，三是进士，四是明法，五是书，六是算。当时通过诗赋选拔的称为进士，通过经义选拔的称为明经。现在废除了诗赋而采用经义，那么现在的进士就是唐代的明经。

唐代入仕的人数，明经最多。考试的方法，让他们全文抄写注疏，称为帖括。议论的人担心他们不能通晓经义，权文公说：“注疏还可以用来验证，如果不这样，倘若有关部门随意行事，上下其手，既失去了枝节，又得不到根本，那就彻底混乱了。”现在的学者连注疏都不看，几乎根本和枝节都丧失了，那么现在的进士又不如唐代的明经了吗？

○秀才 《旧唐书·杜正伦传》：“杜正伦，隋仁寿年间与哥哥杜正玄、杜正藏都以秀才考中。”唐代考中秀才的只有十多人，杜正伦一家有三个秀才，当时非常称美。《唐登科记》：从武德到永徽年间，每年进士有时多达二十多人，而秀才只有一两人。杜佑《通典》说：“起初秀才科第最高，考试方略策五条，有上上、上中、上下、中等，共四等。贞观年间，有举荐而未考中的，连坐其州长官。因此废止。”古人所趋向的，只有明经、进士两科而已。显庆初年，黄门侍郎刘祥道上奏说：“国家富有四海，到现在已经四十年，百姓官僚中没有秀才的举荐，未必是现在的人不如从前，大概是荐贤的方法没有到位，难道让号称多士的时代，却缺少这类人才。请求六品以下官员以及山野之人，特别颁布诏令，重新仔细搜访。”唐人对于秀才，重视到了这种程度。玄宗亲自撰写的《六典》说：“凡是贡举人中有博识高才、强学待问无失误的，称为秀才；通晓两经以上的，称为明经；明晓时务，精通一经的，称为进士。”《张昌龄传》：“本州想以秀才举荐他，张昌龄认为当时废止此科已久，坚决推辞，于是充任进士贡举考中。”这就是秀才的名号是举进士的人所不应当攻取的。又《文苑英华·判目》中有说：

译乡试考中进士后，到尚书省请求参加秀才科的考试，考功司不予准许，他不停地申诉控告。赵〇判决说：“文章辞藻的小巧技艺，是进士的能力；反复追问、喋喋不休，是秀才的特征。”这是说，即使是进士想考秀才，也得不到允许。如今凭借生员的身份却冒用秀才的名号，这是什么缘故呢？

译明朝初年曾经推举秀才。如《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四年四月辛丑日，任命秀才丁士梅为苏州府知府，童权为扬州府知府，都赐予冠带。洪武十年二月丙辰日，任命秀才徐尊生为翰林应奉。洪武十五年八月丁酉日，任命秀才曾泰为户部尚书，就是这些情况。也曾推举孝廉。洪武二十年二月己丑日，任命孝廉李德为应天府尹，就是这种情况。这些征辟推举的名目，并不施加于科举考试出身的人身上。如今俗人把生员称为秀才，把举人称为孝廉，这是错误的。

○举人 所谓举人，是指被推举上来的人。《北齐书·鲜于世荣传》记载：“以本官身份判尚书省右仆射事，与吏部尚书袁�修在尚书省，简拔测试举人。”《旧唐书·高宗纪》记载：“显庆四年二月乙亥日，皇上亲自策试举人共九百人。调露元年十二月甲寅日，皇上亲临殿前测试应岳牧举人”，就是这些情况。考中则授予官职，不再称为举人。而没有考中的则必须再次参加推举，不像现在的人把举人当作一个固定的名称。进士乃是各种科目中的一科，而史传中有说“举进士”的，有说“举进士不第”的。只说举进士，那么考中与否还不可知，不像现在的人已经考中后才称为进士。从考生本人来说，称为举进士；从朝廷来说，称为举人。进士即是举人，不像现在的人把乡试榜上的人称为举人，会试榜上的人称为进士。

永乐六年六月，翰林院庶吉士沈升上书说：“近年各布政司、按察司不能体察朝廷求取贤才的盛意，苟且图谋虚名，有稍微能写文章、但大义尚未通达的人，都获得乡试推荐，冒名贡士。等到会试落第，其中文章稍好的，得以授予教官职位；那些较差的也能升入国子监。以致天下士子都心怀侥幸，不务实际学问。”洪熙元年十一月，四川双流县知县孔友谅解上书说：“请求将此前落第的举人总计其数量，设法清理。”这是明朝初年才开辟举人的途径，而其弊端就已经如此了。然而落第的举人还让他们在国子监读书三年，允许他们省亲，没有让他们在世间游荡的。正统十四年，节省京城储备开始将他们放回原籍，那些放肆无耻的人游说干求，无所不为了。这在成化十四年礼部的奏疏中有所记载。到了末年，则挟制官府，武断乡里。于是崇祯年间命令巡按御史考察所属举人，间或有罢黜革除的，而风俗的败坏已经不可挽回了。

○进士 进士即是举人中的一科，那些在礼部参加考试的人，人人都可以称为进士。唐人未考中时称进士，已经考中则称前进士。《雍录》引用唐人诗说：“曾题名处添‘前’字。”《资治通鉴》记载：“建州进士进京，曾经参加宣武军宴会，认得监军的面容。不久考中，在长安与同年出游，在路上拦住他，马上相互作揖，因此谤议喧然，于是沉沦废弃终身。”这是未考中而称进士的情况。考试结束放榜，那些合格的人日赐进士及第，又广泛地日赐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然后才称为登科。所以区别于同试之人的，在于赐及第、赐出身，而不在于进士。宋政和三年五月乙酉日，臣僚说：“陛下废除进士科，设立三舍法，如今赐承议郎徐〇进士出身，名实未正，请求改赐同上舍出身。”皇帝听从了。

○科目 唐朝制度，取士的科目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俊土，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明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土。而明经科别有五种，经科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明史科。这是每年推举的常规选拔。那些天子亲自下诏的称为制举。如姚崇下笔成章、张九龄道德仿效伊尹吕尚之类，见于史书的共有五十多科，所以称之为科目，现在只保留进士一科，则有科而无目了。还沿用其名，称为科目，这是错误的。王维桢想在科举之外仿效汉唐旧制，再设立数科，以招收天下的奇才。不知道进士科偏重的弊端，积累了两三百年，不彻底打破成规，即使有其他才能，也没有途径进用。

○制科 唐朝制度，天子亲自下诏的称为制举，用来等待非常之才。《唐志》说：“所谓制举，由来已久了。自汉朝以来，天子常称制诏，陈述他所想要问的问题而亲自策试。唐朝兴起，世代崇尚儒学。虽然当时君主贤愚好恶不同，但乐善求贤的意思从未稍减。所以从京师到州县有关部门，常规选拔的士人按时推举，而天子又亲自下诏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或者高蹈隐居以及不能自达的人，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形容力气大），绝艺奇伎，无不兼取。其名称目，随君主临时所想要选拔的人而定。而列为固定科目的，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经史，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领，详明政术，可以治理百姓之类，其名最著。而天子巡狩行幸，在泰山、梁父封禅，往往会见随行人员，对待他们的礼节非常优厚。而宏材

译宏大的议论，非凡的人物也时常出现在其中，并不是没有收获啊。

译宋朝初年，沿袭后周显德年间的制度，设置三个科目，不限定以前的资历，现任职官、黄衣草泽（平民）都允许应诏参加。景德年间增加为六个科目。熙宁以后，屡次废止又屡次恢复。宋人称之为大科。

宋徐度《却扫编》说：“本朝制科起初因袭唐代制度，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研究精深、可为师法，详明吏治、通达教化，共三个科目。应内外职官、前资现任、黄衣草泽人，都允许各州及本司解送，上报吏部，面对皇帝试策一道，限定三千字以上。咸平年间，又下诏文臣在内外幕职州县官及草泽中，各举荐贤良方正一人，景德年间，又下诏设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典籍、通达教化，才识兼备、明于体用，武略足以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事谋略宏远、材能胜任边疆重任，详明吏治、通达从政等六个科目。天圣七年又下诏，应内外京朝官，不带台省馆阁职务，不曾犯赃罪及私罪情理轻的，都允许少卿监以上奏举，或自己进状请求应前六科。仍先呈交所作策论十卷，每卷五道。等到送到中书省、枢密院审阅。如果文辞道理优长，堪应制科，具名上报。差官考试论六首，合格即面对皇帝试策一道。又设置高蹈丘园、沉沦草泽、茂才异三个科目。应草泽及贡举人非工商杂类的，都允许本处转运司逐州长官奏举，或在本贯投状请求应考，州县考察有品行且别无玷污犯罪的，即呈交所作策论十卷，每卷五道，审阅文辞道理稍优，即上报转运司审察乡里名誉，在辖区内选有文学的官再审阅确实，有文行可称道的，即将文卷送交礼部，委托主判官审阅，选文辞道理优长的具名上报。其余如贤良方正等六科，熙宁年间，全部废止。而令进士廷试，废止三题而试策一道。建炎年间，下诏恢复贤良方正一科，然而没有应诏的人。

高宗设立博学宏辞科，共十二题：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其中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体裁一古一今。南渡以后，得人为盛，多至卿相翰苑。现在第二场诏、诰、表三题，内科一道，也是略微仿效此意。而苟简滥劣，以至于全无典故，不知平仄的，也都中式，这是专重初场的过错。

○甲科杜佑《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与明同为四等，进士与明法同为二等，然而秀才之科久废，而明经虽有甲乙丁四科，进士有甲乙两科。自从武德以来，明经惟有丙丁第，进士惟有乙科而已。”《旧唐书·玄宗纪》“开元九年四月甲戌，皇上亲自策试应制举人于含元殿，下诏说：‘近来没有甲科，朕将保存其上第。’”《杨绾传》：“天宝十三载，玄宗御勤政楼，试举登甲科者三人，杨绾为首，超授右拾遗，其登乙科者三十多人。”杜甫《哀苏源明诗》说：“制可题未干，乙科已大阐。”然而现在进士而概称甲科，是不对的。

《隋书·李德林传》“杨遵彦铨衡深沉谨慎，选举秀才，摧第罕有甲科。李德林射策五条，考皆为上。”这是北齐之时，即已多无甲科了。

甲乙丙科始见于《汉书·儒林传》“平帝时，岁课博士子弟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补文学掌故。”《萧望之传》以射策甲科为郎，《匡衡传》数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

○十八房现在制度，会试用考试官二员，总裁同考试十八员，分阅《五经》谓之十八房。嘉靖末年，《诗》五房，《易》、《书各四房，《春秋》、《礼记各二房，止十七房。万历庚辰年、癸未年二科，以《易》卷多添一房减《书》一房，仍止十七房。到丙戌年，《书》、《易》卷并多，仍恢复《书》为四房，始为十八房。到丙辰年，又添《易》、《诗各一房，为二十房。天启乙丑年，《易》、《诗》仍各五房《书》三房，《春秋》、《礼记各一房，为十五房。崇祯戊辰年，复为二十房。辛未年《易》、《诗》仍各五房，十八房。癸未年，复为二十房。现在人概称为十八房云。

《戒庵漫笔》说：“我年轻时学举子业，并无刻本窗稿。有卖书的在利考朋友家往来，抄得灯下窗课数十篇，每篇誊写二三十纸。到我家的私塾，拣其几篇，每篇酬钱二文或三文，忆荆川，中会元，他的稿也是无锡门人蔡瀛与○经义论策现在经义论策，其名虽正，而最便於空疏不学之人。唐宋用诗

译赋，虽然被称为雕虫小技，但不是通晓古今的人不能创作。现在的经义考试始于宋神宗熙宁年间，是王安石所制定的制度，命令吕惠卿、王旁等人来执行。《宋史》记载：“神宗熙宁四年二月丁巳初一，废除诗赋及明经等各科，用经义、论、策来考核进士。命令中书省撰写经义的大纲格式并颁布施行。”

译元〇八年三月庚子日。中书省上奏说：“进士在殿试中回答策问，大多是在外面预先准备好的文章，工整与拙劣差别不大，难以考核比较。祖宗旧制，殿试进士作诗、赋、论三题，施行已久，前后选拔出不少人才。况且如今朝廷通行的文章多讲究声律对偶，如果没有广博洽通的学问，就不能写成文章。请求实行祖宗三题的旧法，下诏来年殿试，让考诗赋的举人复试三题经义。举人暂且让他们考策问，此后全面实行三题考试。”这是当时就已经把经义当作在外面预先准备的文章了。陈后山在《谈丛》中说：“王安石推行经义考试后，举子专门诵读王氏的章句，却不理解义理。王安石后悔地说：‘本想把死记硬背的学究变成有文采的秀才，没想到却把秀才变成了死记硬背的学究。’’”哪里知道几百年之后，连学究的本质也丧失了呢？这种制度不改变，那么人才一天天消耗，学术一天天荒废浅陋，而自五帝三王以来的天下，将不知道它的结局在哪里了。赵鼎说：“王安石设立虚无的学问，败坏了人才。”陈公辅也说：“王安石让学者不研究《春秋》，不读《史记》、《汉书》，而学习他所作的《三经新义》，都是穿凿附会、破碎无用、空洞无物的言论。”像现在所谓的时文，既不是经传，也不是子史，辗转相承，都是凭空捏造、没有根据的话。凭这种科举所得的十个人中，其中八九个都是白徒（无能之人）。而一旦在乡试中中举，就以营求关说作为谋生的打算。于是在州里就没有人不是势豪，到四方就没有地方不是游客，而想要求得天下的安宁，百姓的淳厚，这难道不是倒退着走却想追上前面的人吗？

《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三年八月，京师及各行省举行乡试。第一场考《四书》疑问，本经义及《四书义》各一道。第二场考论一道。第三场考策一道。考中的人，十天后，再用五件事来测试他们，即骑、射、书、算、律。骑看他们驰骋是否便捷，射看他们射中的多少，书看他们是否通晓六义，算看他们是否通晓九法，律看他们决断如何。诏书中有这样的话：‘我特意设立科举，来选拔怀才抱德的人士，务必在于经学明达、品行修养，博通古今，文质适中，名实相符。其中被选中的人，我将在朝廷亲自策问，观察他们的学识，评定他们的高下，然后任命他们做官。’”拜读这个制度，真可以说是追求实用的高明做法了。到了十六年，命令礼部颁行科举成式：第一场考《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不能完成的允许各减一道；第二场考论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判语五条；第三场考经史策五道，文辞增加了而实事被废弃，大概与最初的诏书求贤的方法稍有不同，而实行了二百多年，这并不是很好地继承祖宗的意思啊。

《四书》疑问还像唐人的判语，设置疑难问题来考察，以观察他们的学识。《四书义》就像现在的判语，不过是靠记忆背诵得到的罢了。如果学识值得称取，那么刘赏的回答仅一篇就足够了。大概一个时代的人才仅仅凭借记忆背诵的多、书写速度快，而选取他们的长处，那么七篇也不难，而有同时写作《五经》二十三篇的，如崇祯七年的颜茂猷，这对经术有什么裨益，对国家有什么用呢？《实录》说：“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日，下诏在国子监诸生中，选拔才学优等、聪明俊伟的人士，得到三十七人。命令他们博览群书，讲明道德经济之学，以期望大用，称他们为老秀才。屡次赏赐罗绮、袭衣、中靴，礼遇非常优厚。”这就是圣祖对诸生的期望，本来不仅仅在于帖括之文。可惜大臣中没有通晓经学的人士，使得一代选拔贤才的制度只停留在这一地步，可叹啊！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丁卯日，仁宗谕示大学士杨士奇等人说：“朝廷所重视的是安顿百姓，而百姓不能蒙受福泽是因为地方官不是合适的人选，地方官不是合适的人选是因为学校失去了教化，所以岁贡中愚笨不肖的人十有七八。古代的事情不通晓，道理不明白，这难道可以委任安民的重任吗？”当时贡举实行，不过四十年，而其弊端已经如此，那么维护局面的大臣还托辞祖制，而坚持不变吗？

○三场 明初三场考试制度，虽然有先后，但没有轻重之分。然而士子的精力大多专于一经，略于考古。主考官阅卷，又保护第一场考中的卷子，而不深究第二、三场。过去所谓的三场，不是闭门苦读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这样的三场。现在则致力于快捷获得，不过是在《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偷取他人的文章记住，入场之日，抄写一遍，就可以侥幸考中，而本经的全文有不读的了。率领天下人成为急于求成的童子，学问由此而衰落，心术由此而败坏。宋嘉〇年间，知谏院欧阳修上言：“现在的举人以二千人为率，请求放宽日期限制，而先考策问来考核。选择那些文辞鄙陋恶劣的，文意颠倒重复杂乱的，不识题的，不知典故略而不回答所问的，误引事迹的，虽然能成文但理识乖谬荒诞的，杂犯旧格不符合格式的，这七类人先去掉，估计二千人可以去掉五六百。用留下的人依次考论，又如前法而

译考察之后，又可以剔除二三百人。那些留下来参加诗赋考试的，不过一千人罢了。从这一千人中选拔五百人，人数少且容易考核，不至于使考官劳累昏乱，考核精细得当，那就完美了。即使考核不够精细，也不至于严重滥竽充数，因为那些抄袭剽窃的人已经在先前的策论考试中被淘汰了。等到考诗赋时，考生都是已经通过策论、粗通学问和事理、不至于荒诞乖张的人，即使诗赋写得不好，也足以入选。这样就能使那些年幼无知、刚入学不懂事的人没有途径进入仕途。”如今统治天下的人，无法恢复两汉选拔士人的方法，不得已而通过言辞文章来选拔人才，那么文忠的议论似乎也可以采纳。因为救治当今弊病，最紧急的就是剔除抄袭剽窃的人，而七等（指最低等级）的人应当首先被剔除，那么平庸低劣之徒就没有侥幸入选的机会，到来的人逐渐减少，科举考场也从此变得清明。

译○ 拟题今日科举考场最大的弊病，莫过于“拟题”。且以经义考试来说，第一场考试所习本经义四道，而在本经之中，考场可以出的题目不过几十道。富家大族延请名士在家塾中任教，将这几十道题各写一篇，按篇数酬谢价钱，让他们的子弟以及聪慧的僮仆熟记背诵。入场命题，十道题中八九道都能对上，就把所记的文章抄誊到试卷上，这比起在考场上临时构思文章，难易程度相差悬殊。《四书》的情况也是如此。发榜之后，这些人便成了贵人，年少貌美的多被选入翰林院，天下的读书人纷纷效仿，于是本经也可以不读了。我听说往年《五经》之中，只有《春秋》只记题目，但也必须兼读四传。又听说嘉靖以前，学政官员出《礼记》题，有出《丧服》篇来测试士子能否记住的，百年以来，《丧服》等篇都被删去不读，如今连《檀弓》也不读了。《尚书》则删去《五子之歌》、《汤誓、《盘庚》、《西伯勘黎、《微子》、《金�》、《顾命》、《康王之�》、《文侯之命》等篇不读；《诗经》则删去淫风变雅不读；《易经》则删去《讼》、《否》、�剥》、�豚》、《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读，只记那些可以出题的篇章，以及这几十道题的文章罢了。读《论语》只取一篇，读《庄子》不过盈尺。因陋就简，追求速成以迎合时俗。完成的，用一年时间就学完了。古人需要一年才能习得的，现在用一个月就学完了。成功在于抄袭，得中在于请人代笔，最终问他们未曾读过的经书，有人茫然不知是什么书，所以我认为八股文的危害等同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比秦始皇在咸阳郊外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还要严重。请更改这种制度，凡是《四书》、《五经》的文章都问疑难义理，使他们通过一经而贯通《五经》，又在一经之中也各有疑难义理，如《易经》的郑玄、王弼，《诗经》的毛亨、郑玄，《春秋》的三传，以及唐宋诸儒不同的学说。《四书》、《五经》都依照此法发问，回答的人必定如朱子所说：“通贯经文，列举众说，而以己意决断。”所出的题目不限盛衰治乱，使人无法猜题，而其文章必定出自考场中的所作，那么士子是否通经就可以知道，其能否作文也可以验证了。如果不这样，那么暂且采用唐宋赋韵的方法，还可以杜绝节抄剽窃的弊端。因为题目可以拟测而韵脚无法必中，文章的工拙还是他们自己写的，必定不至于靠抄誊他人文章一次就中试了。表题专门出唐宋策题，兼问古今，人们自然不得不读《通鉴》了。科举应试的文章，古人所鄙弃，认为对经学无益，如今还不出自本人之手，怎么更加低劣呢！

读书不通《五经》的人，必定不能通一经，不应当分经考试士子。况且像唐宋时代，还有以《老子》、《庄子》等书命题的，如《卮言日出赋》，以至于相率叩击殿槛请求指示。现在不过是《五经》，加上《三礼》、《三传》，也不过九经而已。这些都不学习，何名为士？《宋史》记载：“冯元，授江阴尉，当时诏令流内铨以明经者补学官，冯元自荐通《五经》，谢泌笑着说：‘古人治一经而至皓首，于尚少，能尽�通邪？’回答说：‘达者一以贯之。’再问疑难义理，辨析无滞。”

《石林燕语》记载：“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首先遍读《五经》。我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也多能杂举《五经》，大概自幼学时习之，所以终老不忘，自从改考经术，人教子的往往便以一经授之，其他经纵然读也不能精，教他们的人也未必都通《五经》，所以虽然经书正文也多遗漏错误。如果现在人问答之间，称他所习为‘贵经’，自称为‘�敝经’，尤其可笑。”

科举之法，想要它难不想要它易，如果更改制度而给它以难，那么侥幸之人就少。少一个侥幸之人就少一个营求患得患失之人，而士人风气可以逐渐清明。况且士子知道它难，那么攻苦之日多，多一个攻苦之人就少一个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之人，而士人习气可以逐渐端正了。

墨子说：“现在如果有一个诸侯在这里，治理他的国家，说：‘凡我国能射箭驾车之士，我将赏赐尊贵他；不能射箭驾车之士，我将惩罚卑贱他。’问该国之士，谁喜谁惧？我认为必定能射箭驾车之士喜，不能射箭驾车之士惧。说：‘凡我国之忠信之士，我将赏赐尊贵他；不忠信之士，我将惩罚卑贱他。’问该国之士，�谁喜谁惧？我认为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惧。”现在如果要求士子兼通《九经》，记《通鉴》历代史，而说：“像这样者中，不像这样者黜。”我认为必定好学能文之士喜，而不学无文之士惧。然而为不可之说以

译扰乱我法令的人，都是不学习、没有文化的人，君主可以不听从他们。

译如今想要革除科举的弊端，必须先向世人展示读书做学问的方法，暂停考试数年之后再施行，这样才能够选拔到真正的人才。晋元帝采纳孔坦的建议，允许孝廉等到第七年才进行考试，古代就有这样做的先例。○题目切中时事：考试题目大多切中时弊，这也符合虞帝“我若有错，你们要辅佐纠正”的遗意。《宋史·张洞传》记载：“张洞主持开封进士考试，赋题为《孝慈则忠》。当时朝廷正商议濮安懿王是否称皇的事，英宗说：‘张洞意在讽谏我。’宰相韩琦进言说：‘进言的人没有罪过，听到的人足以引以为戒。’皇上这才释怀。”古代君主，近则尽到官师规劝的责任，远则通达乡校议论的声音，这种道义确立，争谏的途径就宽广了。

天启四年，应天乡试考《今夫奕之为数》一节，是因为魏忠贤开始掌权；浙江乡试考《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工部郎万憬也》，是因为杖杀工部郎万憬。天启七年，江西乡试考《皓皓乎不可尚已》，这一年监生陆万龄请求在国学为魏忠贤建祠。崇祯三年，应天乡试考《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是因为迎合宦官的诸臣刚刚定下逆案。这些都是可以开启皇帝智慧、主持国家大义的。当时正值乱世，但“污水中鹤鸣”的义理仍然存在于士大夫心中，由此可以想见先朝遗留的教化。如果崇祯九年应天乡试《春秋》考题《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用公孙缰比喻陈启新，用曹伯阳比喻皇上，这是不应该说的话，是大不敬。天启七年，顺天乡试《尚书》考题《我二人共贞》，用周公比喻魏忠贤，这又是谋反的苗头，也见于弹劾的文书中。

景泰初年，也先护送太上皇到边境，边臣不接纳，虽然有社稷为重的说法，但当时朝中议论就有讥讽奉迎迟缓的。顺天乡试考《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一节，大概含有讽谏之意。○试文格式：经义的文章，流俗称为八股，大概始于成化以后，“股”是对偶的意思。天顺以前，经义文章不过是敷演传注，有的对偶有的散行，起初没有固定格式，单句题目也很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考《乐天者保天下》一文，起讲先提三句，接着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再讲“保天下”，四股；再收束四句，最后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考《责难于君谓之恭》一文，起讲先提三句，接着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再讲“谓之恭”，四股；再收束二句，最后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序文法也如此。所以今人相传称为八股。如果是长题，则不拘此格式。嘉靖以后，文体日渐变化，但问儒生，都不知道八股是什么意思了。《孟子》说：“大匠教导人必定以规矩。”现在写时文的人，难道一定要打破规矩吗？

开头两句话，或三四句话，称为破题。大概对句居多，这是宋人相传的格式。下面申述其意，作四五句话，称为承题。然后提出夫子为何发出此言，称为原起。到了万历年间，破题只限两句，承题只限三句，不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己抒发所见，或几十个字，或百余字，称为大结。明初的制度，可以涉及本朝时事。后来法令日益严密，恐怕有人借此炫耀自己，只允许谈论前代，不涉及本朝。到了万历年间，大结只限三四句。于是国家大事有始无终，在位大臣畏首畏尾，这种征兆已经体现在科举文章中了。

试录文字的格式，首行写“第一场”，顶格写。次行写“《四书》”，下一格。次行写题目，再下一格。《五经》及第二、三场都如此，到了试文则不能再下，仍提起顶格写。这就是题目要下两格的原因。如果是岁考的试卷，则首行写“《四书》”，顶格写，次行写题目，只下一格，经论也是如此。后来学政苟且成风，士子试卷省去“《四书》”、“《五经》”字样，直接从题目写起，依照大场的格式一概下两格。圣经反而在下，自作反在上，于理不通。然而日用而不知，也已经很久了。又有一种不同的，沿袭这个例子，不论古今，诗文一概下两格作为题目。万历以后，坊刻盛行，每题的文章必在其下注明作者姓名，而刻古书的人也效仿这样做。如题目是《周郑交质》，下两格，其行末写“左丘明”。题目是《伯夷列传》，下两格，其行末写“司马迁”。改变历代相传的古书，以模仿时文的面貌，让古人看到，定会笑得前仰后合。

○程文：自宋代以来，将录取的士子所作的文章，称为程文。《金史》记载：“承安五年，诏令考试词赋的官员各作一道程文，作为举人的范式，考试后送到省府收藏。”到了本朝，起初也用士子的程文刻录。后来多由主考官所作，于是又将士子所作的文章另外称为墨卷。《神宗实录》记载：“万历十

译万历四年正月，礼部商议道：“科举考试的录取文书和应试文章，应当参照乡试的惯例进行删减，原来的试卷不宜完全掩盖考生最初的立意。”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万历十五年八月，皇帝命令礼部会同翰林院，选取从开国到嘉靖初年考中的优秀文章一百多篇，刊刻后分发到各地的学校，作为写作的准则。当时的礼部尚书是沈鲤，他同时兼任翰林学士。

译文章没有固定的格式，确立了一种格式然后才去写文章，那这种文章就不值得称道了。唐代选拔士人用赋，而赋的末流最为冗杂泛滥。宋代选拔士人用论策，而论策的弊端也与此相同。明代选拔士人用经义，而经义不成文章的情况又比前代更严重。这都是因为用程式化的文章格式来规范，所以风气日益败坏。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的对策，之所以能独步千古，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程式化的文章格式。想要振兴今天的文章，在于不束缚于格式，那么杰出奇异的人才就会涌现出来。

○ 判举子 第二场考作判五条，还沿用唐代铨选考试的遗意。到了近年，士人不读律法，只是抄录旧本。入场时每人只记住一部律，或是吏部律或是户部律。记住五条，在考场中就可以互相交换。考中的试卷大半雷同，最为可笑。《通典·选人条例》记载：“那些暗中默写判词的人，民间称为‘判罗’，这是最无耻的行为，请求张榜公示以惩罚他们。”后唐明宗天成三年，中书省上奏：“吏部南曹报告，今年考中的进士中，《三礼》科的刘莹等五人，所考的判词都相同。核查状纸称：‘临近考试期限，偶然捡到判词草稿抄写干净，实在不知道判词不应该都一样。’”皇帝下诏：“贡院选拔人才，详细考核学业，南曹试判，激励劝勉做官。刘莹等人既然不钻研文章，只应该直接陈述事实，怎么能互相传递草稿，轻慢亵渎公家考场。应当命令有关部门将他们除名，免除罪责。”五代时期偏安一隅、丧乱之余，尚且要定罪惩罚。如今以堂堂一统、造就人才的盛世，士子公然互相交换，长达一二百年，视为通行的弊端，却不加察觉。传到后代，难道不会成为笑谈吗！试判起源于唐高宗时期。起初吏部选拔人才，将要亲自考察其人，复核其处理吏事的能力。开始选取州县案卷中的疑难争议，测试其判断裁断，从而观察其能力与否。后来时间逐渐久远，被选拔的人众多，案卷浅显，不足以作为难题。于是采集经籍中的古义，假设甲乙双方，让他们进行判断。既然来的人越来越多，而通晓经书的正典又不足以作为考题，于是征引偏僻书籍、曲解学问中隐伏的含义来提问，只怕别人能知道。优秀的登上科第，称为“人等”；非常拙劣的称为“蓝缕”，各有升降。被选拔的人有资格限制未到而能考三篇文章的，称为“宏词”。考三条判词的，称为“拔萃”，也叫“超绝”。文辞优美的可以不拘资格限制而授予官职。现在本朝的制度，把吏部选拔人才的方法施用于贡举，想让只通一经的士人都通晓吏事，其用意很好，又不采用假设甲乙的方式，只依据律文，尤为正大得体。但即使是五尺孩童能强行记忆的，用十天之力就可以全部回答而没有困难，这又怎么来判定人才的高低呢。大概这种方法只适用于选拔人才引试片刻之间，而不能实行于通场广众整天之久。难怪各人只记一曹，互相倒换。朝廷的制度，有名存而实废的，这类就是。如果不得已而用此制度，难道不像《通典》所说，“用时事疑难案件提问，让他们依据律文断决，不违背经义”那样吗？

○ 回经文字体 生员冒滥的弊端，到今天达到了极点。要求他们背诵《四书》和所习经书的全文，一百个中没有一个。再要求通晓六书，字形符合正体的，一千个中没有一个。简拔淘汰的方法，这并不难，只要分为两场：第一场让他们默写《四书》一千字，经书一千字，脱漏错误原文以及字形不遵守格式的张贴出来除名；第二场才考核其文义，那么矍相之射那样仅有存者了。有人说：这只是末节，难道足以成为才士的累赘吗？周官教国子以六艺，射箭驾车之后，接着是六书。而汉代试写九千字以上，才能担任史官。用周官童子的课程，来要求成人；用汉代椽史之长，来要求秀士。尚且不能，那么退回到田间，他们有什么借口呢？北齐在朝堂策问孝廉、秀才，对字有脱误的叫起来站在席位后面，字迹潦草低劣的喝一升墨水，文理粗疏的夺去席位脱去容刀，暗中称霸的君主尚且设立此制，以全盛的朝廷，求才的君王，却不思考除弊的方法，考核实效，与天下因循苟且混浊之中，认为这是顺应人情罢了。权文公有言：“常情被习惯所战胜。躲避祸患安于时世，使自身处于安乐，直到老死，自以为得计，难道还有揣摩古今风俗，整顿教化根本。推究始末，长辔远驭的人吗？”古今一致，令人感慨万千。

○ 史学 唐穆宗长庆三年二月，谏议大夫殷佑说：“司马迁、班固、范晔的《三史》作为书籍，劝善惩恶，仅次于《六经》。近来史学废绝，甚至有人身处朝班，而朝廷旧章不能知晓。”于是设立《三史》科及《三传》科。《

译将《贞观政要》等书合并为一部史书。”如今史学的衰败断绝比唐代更加严重，如果能够依照这种方法来选拔人才，十年之内，就能得到通晓政治体制的人才，对国家未必没有益处。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上言：“科举考生轻视史学。如今论述历史的人只选取汉、唐统一天下的事迹，认为三国、六朝、五代不是盛世，因而以谈论这些朝代为耻。然而那些朝代进取与退守的得失，防守与抵御的得当与否，谋划策略的疏密，安置军队与百姓的方法，地理形势与成败的迹象，如果加以探讨研究，对国家是有补益的。请求告知太子，凡是考核命题，从各种史书中杂取题目，不要有所拘束忌讳，在考核评判时，稍微重视论策，不要仅仅依据第一场考试来决定去留。”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译史书说薛昂担任大司成时，缺乏学术修养，士子中有人使用《史记》中的西汉语，就立即将他们黜退。在哲宗时期，他曾请求废除史学，哲宗斥责他是庸俗奸佞。唉，为什么近世庸俗奸佞的人这么多呢！

●卷十七○主员额数 生员还被称为官员，有定额的称为员。《唐书·儒学传》记载：“国学最初设置生员七十二员，选取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弟或孙辈担任；大学一百四十员，选取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四门学一百三十员，选取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郡县分为三等，上郡学设置生员六十员，中郡和下郡以十人为差递减；上县学设置生员四十员，中县和下县也以十人为差递减，”这是生员名称的起源，而明朝的制度也大致仿效它。

明朝初年，诸生无不享受官府供给的膳食。《会典》记载：“洪武初年，规定在京府的府学六十人，在外府的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入，每日供给膳食，听任从民间选拔补充，仍然免除他们两丁的差役。”

后来因为人才多的地方，允许增加名额，也不过是三人、五人而已。沿袭下来逐渐增多，于是宣德元年，确定其定额如同廪生的数量。后来又有军民子弟中俊秀待补的增广生之名。时间久了，就称为附学生，没有固定名额，而学校从此就泛滥了。往昔每所学校的生员不过数十人，所以考试容易精审，考核容易严密。而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子日，诏令岁贡生员不中试的，享受廪膳五年以上的罚做吏员，不到五年的遣返回家读书。次年再不中试的，即使不到五年，也罚做吏员。二十七年十月庚辰日，诏令生员享受廪膳十年，学业没有成效的，罚做吏员。成化初年，礼部奏请批准，革除附学生员。然而并没有实行。而教官、提调官也各有惩罚。选取生员像那样少，考核像这样严，哪有像后来那样泛滥且徇私情的呢。个人在选取进士时使用三场考试，动不动就说遵循祖制，而在此却唯独不肯申明祖制，让一世人都实行姑息的政策、侥幸的人，这是可叹的。

宣德三年三月戊戌日，行在礼部尚书胡滢奉旨，命令各处巡按御史会同布政司、按察司以及提调官、教官，将生员共同考试，享受廪膳七年以上，学业没有成效的，发配充当吏员。六年以下的，追回所给的廪米，黜退为民。那时就已经忧虑生员泛滥，而还没有设置提学官，所以烦劳特别诏令而会合众多官员。

正统元年五月壬辰日，开始设置提调学校官，每处增添按察司官一员，南北御史各一员。周洪谟请求裁革各处的提学官。天顺五年十一月庚申日，恢复设置提督学校官。其条例说：“生员享受廪膳六年以上，不通晓文理的，全部发配充当吏员。增广生入学六年以上，不通晓文理的，罢黜为民当差，”又说：“生员有缺额，就于本处官员军民家中选考端庄稳重俊秀的子弟补充。”如今充当吏员的法令不执行，而新进的附学生却有六年未满免黜的先例，大概由此推演而来。

李吉甫在中唐时期，痛恨吏员太多，说从汉到隋，没有比现在多的。天下常常是劳苦的人占三，坐等衣食的人占七，而现在即使偏远下等的县邑也有生员百人，即使没有扰乱官府危害百姓，也已经成为游手好闲之徒，足以称为五蠢之一了，有国家的人如果知道俊士的效用遥远，而游手好闲的祸患迫切，难道有不急于为他们安排的吗。

其中劣恶的人，一旦成为诸生，就想着把持上官，侵吞百姓，聚党成群；递交文书呼号闹事。到了崇祯末年，开门迎接贼寇的是生员，捆绑官员投降伪朝的是生员，凡是像魏博的牙军、成都的突将一样了。所以十六年殿试策问，有说“秀、孝间污演池”。唉，培养士人而不精审，其效果竟然达到这种地步。

景泰四年四月己酉日，右少监武艮、礼部右侍郎兼任左春坊左庶子邹斡等人上奏：“临清县学生员伍铭等人，愿意缴纳米八百石，请求进入国子监读书。现在山东等地正缺粮储，应该允许他们的请求。”皇帝听从了。并诏令各布政司及直隶府州县学，生中能拿出米八百石在临清、东昌、徐州三处赈济的，愿意进入国子监读书的听任。这是一时的弊政，遵循了二百年。

五月庚申日，命令生员缴纳米进入国子监的，比之前的例子减少三百石。

河南开封府儒学教授黄銮上奏：“缴纳粟米拜官，都是衰败时代的政策才有的，没听说过以缴纳粟米作为贡士的，臣担心记载在史册中，将招致后世的讥讽。”部议说仓廪稍微充实，就极力停止罢免。八月癸巳日，礼部上奏：“近来因为济宁、徐州饥荒，权宜救济，命令生员输送米五百石，进入国子监读书。虽然说是权宜，实际上败坏了士风，请求解除这道命令，希望生徒以学问品行相互勉励。”皇帝听从了。正统以后，京官多为自己的儿子陈情乞求恩典送进国子监读书的，这是大学开始败坏的原因。

天顺五年十月，命令生员缴纳马二十匹，补为监生。

《唐书》记载：尚书左丞贾至议论说：“先王的道义消亡，那么小人的道义就增长，小人的道义增长，那么乱臣贼子就产生了。臣

译杀害国君，儿子杀害父亲，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其根源是逐渐形成的。所谓逐渐形成，是指忠诚信义被侵蚀败坏，荣辱观念失去准则，未受教育的人肆意妄为，儒家正道不被推行，这四点都是选拔人才方面的失误。近代追求仕途，人们纷纷跟风效仿。致使安禄山一呼，天下震荡；史思明再次作乱，十年未能恢复。假使礼让的教化广泛弘扬，仁义的道理显著彰明，那么忠臣孝子就会比比皆是，叛逆的节操无法萌发，人心也不会动摇。观察夏、商、周三代选拔任用贤才，都考察实际品行，所以风俗教化淳朴统一，国运长久。秦朝坑杀儒生，两代就灭亡了。汉朝兴起，兼采三代的政治措施，弘扬四科的举荐制度，西汉开始振兴经学，东汉最终坚守名节操行。直到后来外戚窃取权位，权臣独揽大权，幼主在外即位，太后专断朝政，而国家没有灭亡，最终延续四百年，这难道不是兴办学校、推行正道，在乡里间教化风气的结果吗？此后文章之道衰败，崇尚浮华奢侈，选拔人才采用不同的方法，只求暂时应急。从魏到隋四百多年，天下分裂，九州阻隔，篡位称帝，不修德义，因此子孙迅速败亡，在位时间都很短暂。我们国家革除魏、晋、梁、隋的弊端，继承夏、商、周、汉的基业，四海安居，九州统一，覆盖养育万物，与天地德行相合。哪有舍弃圣王选拔人才的正道，放纵乱世选取人的权术的道理，这是公卿大夫的耻辱。”由此可见，科举制度的弊端必然导致浮躁争竞，而浮躁争竞最终必然导致叛乱贼害。从唐朝到现在，都是同样的轨迹。统治天下的人，如果真的思考风俗是人才的根本，而以教化为优先，或许德行修养好了，贤才也就涌现了。

译明朝初年，有以儒士身份进入科场的，称为儒士科举。景泰年间，陈循上奏说：“臣的原籍在吉安府，除了生员之外，以儒士身份报考科举的，往往一个县就有二三百人。”

先生《生负论》大略说：国家之所以设立生员制度是为什么呢？大概是为了招收天下的才俊子弟，在官学中供养他们，使他们成就德行、通达材能，明白先王的道统，通晓当世的政务，出仕成为公卿大夫，与天子分担祭祀、共同治理天下的人。一定要选拔那些兼通《五经》的人来充任，又用《二十一史》和当世政务来考核他们，然后才提升。仍然分为秀才、明经两科。而在学中供养的人数，不得超过二十人，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数目就空缺着，担任老师的人，由州县以礼聘请，不要让吏部选拔。这样国家就有实用的人才，县邑就有通晓经义的人士，人才一定会比今天兴盛。又说：国家之所以录取生员，并用经义、论策、表判来考核他们，是想让他们明白《六经》的宗旨，通晓当世的政务。现在把书坊刻印的义文称为时文。舍弃圣人的经典、前代儒者的注疏和前代的史书不读，却读所谓的时文。时文的出现，每科都发生变化，五尺高的孩童能背诵几十篇，稍微改动一下文章，就可以获取功名；而愚钝的人直到白头也得不到机遇。老成之士既把有用的岁月，消磨在考场之中；而少年轻易获得功名的人又轻视天下国家的大事，认为人生之所以追求功名，只有这一条路而已。所以败坏了天下的人才，以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为将。既然这样，盗贼奸邪得以乘机作乱，敌国外侮得以战胜我们。如果把写时文的功夫，用在经史和当世政务上，那么一定有聪明俊杰、通达治国之道的士人从中兴起。所以说：废除天下的生员制度，而任用世之才就会涌现。有人问：废除天下的生员，那么靠什么来选拔士人呢？回答说：我所说的废除生员，不是废除生员制度，而是废除今天的生员弊端。请采用辟举之法，同时保留生员的制度，天下的人无论是不是生员，都可以被举荐到朝廷，那么我所招收的人就已经很广泛了。而在学中供养的人要设定限额，大致仿效唐代郡县的等级：小郡十人，依次类推，大郡四十人为止；小县三人，依次类推，大县二十人为止，根据户口的多少、人才的高下，来排列次序，有空缺就补充，而废除岁贡和举人这两种方法。那些身为诸生的人，选拔其中通达俊秀的，都可以到礼部参加考试。而考中进士的人，不过授予簿尉等亲近百姓的职务，而不让他们骤然晋升，以平抑他们贪婪急躁的心情。那些设置的教官，一定要聘请乡里的贤者作为老师，而不让他们隶属于仕籍。废除提学官，而由郡守统领其事。这些诸生中，有被举荐而入仕的，有考试而成为进士的，也有不遵从而被斥退的，有不幸而死以及衰老生病不能继续学业、愿意给予衣食养老的，空缺达到两三人，然后合并所属的童生，选取其中通晓经义、能写文章的人来补充。这样天下的生员就少了，少了人们就会重视他们，而他们自己也懂得自重。担任老师的人，不烦劳于教导。而以前所说的聚徒结党在国中横行的人，将不禁止而自然停止。至于温故知新，中年考校，以求达到王者的成就，那就应当参酌古今之法，这里就不详细论述了。有人说：天下的人才每天产生而无穷无尽，如果让他们都阻塞在童生这一层，那该怎么办呢？我本来就说：天下的人，无论是不是生员，都可以被举荐到朝廷，那么选拔士人的方法就不只是诸生这一条路而已，选拔士人来辅佐君主治理国家，如果仅仅出于一条途径，没有不产生弊端的。

○中式额数 现在的人谈论科举，大多以扩大名额为盛事，不知道前代却以减缩名额为美谈，记载在史书中。《旧唐书·王丘传》：“开元初年，升任考功员外郎。在此之前，考功举人请托之风盛行，取士颇为泛滥，每年多达数百人。王丘一律核实他们的真实才能，登科的人仅满百人。议论的人认为自武则天以后，凡几十年，没有像王丘这样的人。”《严挺之传》：“开元年间，担任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两年，人们称赞他公平允当。登科的人顿时减少了一半。”《陆贽传》：“主持贡举，一年选拔士人只有十四五人。这是进士登第的人数。几年之内，在台省清要近臣职位的有十余人。”这都是因为减缩而精粹，是古人所称赞的。现在的人这样做，不但获得刻薄的名声，又因此失去门生百十多人，即使是愚蠢的人也不会做了。《高错传》：“担任礼部侍郎，总共掌管贡部三年，每年登第的人四十人。开成三年，敕令说：‘进士每年四十人，这个数目过多，就违背了精选的原则，官途拥挤，要堵塞其源头，应该改为每年限定放榜三十人。如果达不到这个数目，也听任。’文宗的见识难道不比宋太宗优秀吗？”

齐王融为武帝作《策秀才文》，说：“现在农业和战备不修，人们竞相追求文儒。”宋朝自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赐予进士诸科五百人，迅速让他们脱去布衣做官，而两年进士达到一万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达到一万七千三百人。至于

译这一代的风流人物无不趋向于科举功名。叶适撰写《制科论》，说士人数量众多，没有比当今更严重的了。这虽然足以彰显文教的兴盛，但士人习气的苟且也从此开始了。鲁哀公采用庄子的言论，在国中宣告说：“没有儒者的道却穿着儒者的服饰，罪当处死。”五天后，鲁国就没有人敢穿儒服了。只有一位穿着儒服的男人站在宫门，哀公召见他并用国事询问他，他千转万变而应对不竭。庄子说：“鲁国儒者只有一个人，可以说多吗？”《礼记》说：“垂挂五寸长的缨饰，是玩物丧志的士人。如今想要寻求儒者，却恰好得到了玩物丧志的士人。”这其中的道理在于楚叶公喜欢画龙，却不喜好真龙。永乐十年二月，会试天下的举人。皇上告诫考官杨士奇、金幼孜说：“前几科录取的士人很多，不免玉石混杂，现在录取不要超过一百人。”

译正统五年十二月，开始增加会试录取名额为一百五十人，应天府乡试录取一百人，其他地方都酌情增加。

天顺七年，有监察御史朱贤上书，想要多录取进士，以备任用。皇上厌恶他沽名钓誉，将他下锦衣卫狱，降职为四川忠州花林水驿驿丞。

○通场下第《册府元龟》记载：“唐天宝十年九月辛卯日，皇上驾临勤政楼，考核怀才抱器的举人。丙申日，下诏说：‘我承继皇位，以历史为鉴，深谋远虑，担心民间遗落贤才，屡次颁布诏令征召。因此三十年来，各类人才汇聚，或有一言值得记载，必定适合担任重任；有一善值得称道，每每加以奖赏提拔。希望天下风气一致，各类科目都能贯通。为何这种志向如此遥远，而修明政治却如此寂寥。如今举人的表现严重违背了平日的期望。我所问的，必定是正经史；你们所答的，全都浅薄不通。我认为独自考察不够周全，必须借助众人的议论，于是命令朝廷重臣仔细甄别；大家都认为缺乏学问，不可录取。那些怀才抱器的举人，一并放回去重新学习。其中不对策的罗嘉茂，既然是白丁，适宜在剑南效力。完全不回答所问的崔慎感、刘湾等人，勒令在本郡充当学生名额，不许东西游荡。那些推荐他们的官员各自酌情降职，以示惩戒。’这是通场都不及第的情况。然而玄宗因此并没有废除这一科目，而且对被黜落的举人仍然称为‘卿等’，既没有严厉刻薄的言辞，也不实行姑息纵容的政策，这是做得恰当的。”

○御试黜落《宋史·仁宗纪》记载：“嘉祐二年三月，赐予礼部奏名的进士及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亲自考核举人而不黜落，是从这时开始的。《治谋录》说：“旧制，殿试都有黜落，临时取旨，或者三人取一，或者二人取一，或者三人取二，所以有屡次通过省试录取却在殿试中被摈弃的人。自从张元因积怨投降元昊，成为中国的祸患，朝廷开始囚禁他的家属，不久又释放了他。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的黜落制度）。嘉祐二年，下诏进士与参加殿试者都不黜落。这是一个叛逆的士子，为天下后世士子带来了无穷的利益。阮汉听说后说，因为张元而废除殿试的黜落，那么为了惩戒黄巢之乱，将要天下士子没有一个不登第才可以。”

○殿举宋初，沿袭后周显德年间的制度，制定贡举条法及殿罚的格式。进士文理错误，停考五届。诸科第一场十题错五题，停考五届。第二、第三场十题错五题，停考三届。第一场至第三场九题错五题，一并停考一届。停考的届数，用朱笔写在试卷上，送交中书门下。现在的科举考试只有录取与否而没有劝诫惩罚，所以不才之人得以混入仕途。而谈论这个的人，世人必定认为是刻薄了。

《英宗实录》记载：“宣德十年九月，现在天下岁贡生员在行在翰林院考试及第的，送南北国子监读书；不及第的，发回原籍住廪肄业，等待复试；再不中者，发去充当吏员。提调教官按例责成具状。”现在岁贡廷试也没有黜落，设科取士，大体上成为施恩泽的途径了。

○进士得人《唐书·选举志》说：“各科目的名称中，进士尤其尊贵，其得到的人才也是最盛的。文宗好学嗜古，郑覃凭借经术位居宰相，深深嫉恨进士浮薄，屡次请求废除进士科。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其厌恶进士，说朝廷选拔官员，必须由公卿子弟担任。为什么呢？他们从小熟悉这一行业，自然熟习朝廷事务，台阁的礼仪，不教而自然形成。寒门士子纵然有出人之才，本来也不能熟习。李德裕的议论偏颇怪异大概就是这样。然而进士科在唐朝晚期尤其浮薄，这是世人共同担忧的。

《金史》说：“取士的方法，来源不一。到了唐宋，进士科兴盛，当时士君子如果不通过这条途径进身，就自以为缺憾。这是由于当时君主的喜好崇尚，所以人心的趋向如此。”

宋马永卿说：“本朝取士的途径很多，得到人才的盛况没有比得上进士科的，甚至有一榜得到数位宰相的情况，其间名臣不可胜数，这是进士科得到人才的明显效果。有人说不是这样，因为本朝崇尚进士，所以天下英才都进入这一科。如果说不是这一科就不能得到人才，那就错了。唐开元以前，未曾崇尚进士科，所以天下名士杂出于其他途径，开元以后，开始尊崇它，所以当时名士中这一科的十常七八，由此推测，可以明白了。”

余姚黄宗羲作《明夷待访录》，其中《取士篇》说：“古代取士宽泛，使用士人严格；现在取士严格，使用士人宽泛。古代乡举里选，士人有贤能的不用担心不被知晓，降而至于唐宋，科目不一，士人不能参与这一科，还可以转而从事那一科，这是取士的宽泛。《王制》说：‘命令乡里推举秀士，升给司徒，叫选士；司徒推举选士中的优秀者升给学校，叫俊士。’大乐正推举造士中的优秀者升给司马，叫进士。司马推举进士中的贤者，报告给君王，而定夺议论，议论定下来然后授官，任官然后封爵，职位定下来然后给俸禄。’唐朝士人及第后并不立即脱去布衣入仕，吏部又复试他们。宋朝虽然登

译至于人做官，但也只限于主簿、县尉、县令，考中状元才能担任县丞、通判，这是任用官员的严格。选拔时宽松就不会遗漏人才，任用时严格就不会有侥幸晋升的人。现在却不是这样，选拔人才只有科举这一条途径，即使是像屈原、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那样的豪杰之士，放弃科举也没有其他进身的门路，选拔难道不严格吗？一旦侥幸考中，地位高的列入侍从之臣，地位低的也安置在郡县做官，即使落榜成为乡贡的，终身不再通过解试选拔，却授予官职，任用又多么宽松啊。选拔严格，那么老死在民间的豪杰就多了；任用宽松，因此在位的人大多不是合适的人选。世俗之人只看到两百年以来有一两个功名和气节出众的人出自科举，就认为科举制度已经完善，不必寻求其他方法。不知道科举之中既然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不应该只有功名和气节之士不能进入，那么功名和气节之士考中科举，并不是科举能够选拔出功名和气节之士。假使抽签，比较长短来选拔，实行几百年，那么功名和气节之士也自然会有出自抽签之中的，难道可以说抽签是选拔人才的好方法吗？终究功名和气节的人物远远不如汉唐，只是让平庸狂妄的人充塞天下，难道是上天不产生人才吗，那是选拔的方法不对。所以我主张拓宽选拔人才的途径，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县佐官，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言事，而任用的严格附在后面说明。

译明朝初年，荐举征辟的制度已经废除，而在科举考试中尤其重视进士。从神宗时期开始，便有了固定的条例。州县主官以上，上等职位由进士担任，中等职位由举人担任，最下等的职位才由贡生担任。举人和贡生即使做官做到方面大员，如果不是广西、云南、贵州等地，也不会被安排在那里。这成为了吏部选拔官员的固定格局。偶尔有一两位举人或贡生受到皇帝赏识，被提拔为副职高官，那些高级官员必定会极力攻击他们，使他们获罪被贬斥驱逐，甚至杀了他们才肯罢休。因此，不是进士出身的人，便不得不投靠权贵门户来自我庇护。资历与朋党，这两者牢固得不可打破，国家大事因此败坏。至于翰林院的官员，又以清贵高雅自居，而轻视外朝官员。崇祯年间，皇帝忽然任用推举知县考授编修、检讨，众人纷纷喧哗，有“从哪里来，突然聚集在这里”的讥讽。唉，科举第次并不期望与资历挂钩，但资历的格局却形成了；资历并不期望与朋党挂钩，但朋党的形态却确立了。防微杜渐，治理国家的人难道不应该制定变通的计策吗？

○大臣子弟 君主设立选拔人才的科目，是为了等待贫寒之士，确实不应该让大臣子弟参与其中，以显示宠爱的私心；而大臣也不应当让自己的子弟与贫寒之士竞争进取。北魏孝文帝时，于烈担任光禄勋卿，他的儿子于登援引旧例请求进身，于烈上表请求取消于登的资格，孝文帝认为这是有见识的话。即使是武夫也知道这个道理。唐朝中期，朝政逐渐败坏，但一旦有这种事，仍然会招致舆论指责。长庆元年，礼部侍郎钱徽主持科举考试，中书舍人李宗闵的女婿苏巢、右补阙杨汝士的弟弟杨殷士，都考中了进士，被段文昌上奏弹劾，指出榜内郑朗等十四人，称之为大臣子弟。穆宗于是从宫内出题重新考试，黜落了郑朗等十人，贬谪钱徽为江州刺史，李宗闵为剑州刺史，杨汝士为开江令。会昌四年，代理主持科举考试的左仆射王起，上奏所录取的进士中有江陵节度使崔元式的外甥郑朴、东都留守牛僧孺的女婿源重、故相窦易直的儿子窦缄、监察御史杨收的弟弟杨严，他们的考试文章合格，舆论指责他们是大臣子弟，皇帝下诏派遣户部侍郎、翰林学士白敏中重新考试，黜落了三人，只录取了杨严一人。大中元年，礼部侍郎魏扶上奏：“臣今年所录取的进士三十三人中，封彦卿、崔琢、郑延休等三人确实有相同的才华，被当时所称道，都因为他们的父兄目前担任重要职务，不敢选取。”皇帝下诏命令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韦琮考核复查，下诏录取他们及第。大中末年，令狐绹罢相，他的儿子令狐滈参加进士考试。在父亲未罢相之前，凭借文章解试及第，谏议大夫崔垣论奏令狐滈干扰主考官，玩弄文法，请求交付御史台推究查办，奏疏留在宫中未发出。

后梁开平三年五月，皇帝下诏礼部所录取的进士薛钧是左司侍郎薛廷珪的儿子，正掌管省署，理应避嫌，应当命令有关部门黜落他。宋朝开宝元年，代理主持科举考试的王朴录取合格的进士十人，陶谷的儿子陶邴名列第六。第二天，众人谢恩，皇帝对侍臣说：“听说陶谷不能教导儿子，陶邴怎么能考中进士？”于是命令中书省重新考试，陶邴再次考中。于是下诏，从今以后举人凡是涉及食禄之家的，礼部都要上报重新考试。直到太宗以前，科举名额日益扩大，任用也迅速，但上下仍然严格恪守这个规矩，有君主表示公正而不录取的，雍熙二年，宰相李昉的儿子李宗谔、参政吕蒙正的弟弟吕蒙亨、盐铁使王明的儿子王扶、度支使许仲宣的儿子许待问，参加进士考试，都进入等第。皇帝说：“这些人都是世家子弟，与孤寒之士竞争进取，即使凭借才华升迁，人们也会认为我有私心。”于是罢黜他们，就是这样的例子。

有大臣守法而自行罢免的。唐朝义问任用举人召试秘阁，父亲义介避嫌而推辞，就是这样的例子。有子弟淡泊退让而不赴考的，韩维曾经以进士身份被推荐到礼部，父亲韩亿担任执政官，他不参加廷试。仁宗担忧士人奔竞钻营，告诫近臣说：“恬静守道的人受到表彰荣耀，那么躁进求取的人自然应当知道惭愧。”于是宰相文彦博等人说：“韩维喜好古学，安于静退，请求加以甄别录用。”召他到学士院考试，他推辞不去，任命为国子监主簿，就是这样的例子。而赵抃担任御史，上疏说：“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引亲信党羽到重要职位，子弟多担任管库之职，甚至不让他们参加科举。自从王安石掌权，秉持内举不避亲的说法，开始让儿子赵抃位列侍从，从此沿袭成为惯例，现在应当杜绝其源头。”以此为防范，仍然有像秦桧的儿子秦熺、孙子秦埙参加进士考试，都考中第一的情况。到了明朝，这种规矩不再讲究。又入仕的途径虽然不限出身，但不是进士一科不能达到显贵。于是做官人家的子弟捋起袖子去追求功名，三百年来只听说一个山阴人王文端考中解元，不让他参加会试，唐宋的风气荡然无存。那么放宽入仕的途径，而严厉科举名分的禁令，不可不加以注意。

天宝二年，当时天下太平，候选官员数以万计，命令吏部侍郎宋遥、苗晋卿考核他们。宋遥与苗晋卿苟且谄媚朝廷，又没有廉洁的操守，取舍徇私滥竽，被当时的人所耻笑。有个叫张垍的人，是御史中丞张倚的儿子，分不清豆子和麦子，请人代笔写判词，特别升为甲科。恰逢落第的人曾经担任蓟县县令，将这件事报告给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安禄山恩宠显赫，随时谒见请求，于是详细上奏这件事。

译皇帝于是大规模召集考中进士的人，登上花萼楼，亲自对升第者进行复试，结果十个人中没有一个或两个能通过。〇有人手持试卷，整整一天写不下一个字，当时称之为“曳白”。皇帝大怒，于是将遥贬为武当太守，晋卿贬为安康太守，又将倚贬为淮阳太守。下诏说：“在家庭内部，不能教导儿子；在选拔官吏的时候，却托付他人。读书人都以此为笑谈，有的还通过诗赋进行讽刺。”考判官礼部郎中裴Ф、起居舍人张П、监察御史宋昱、左拾遗孟朝，都被贬官到岭南以外。《石林燕语》说：“建国初期，科举制度尚未完备，公卿子弟大多难以进取，大概是担心他们请托舞弊。范果鲁公的侄子见知陶〇、窦仪，都被授予甲科。恰逢有人议论说世代受禄的家族不应与贫寒子弟争夺科举功名，于是他们不敢参加科举考试。李内翰宗谔已经通过省试，因为文正担任宰相，所以在唱名时称病不敢入殿，也被罢黜。文正罢相后，他才再次考中进士。天禧年间以后，制定法律，有官职的人考试不中的都按私罪处罚，并限制两次科举机会。庆历年间以来，条令日益完备。有官职的人仍然另设名额，于是进取者才开始自由自在。”谢在杭《五杂俎》说：“宋朝初期进士科，法制较为严密，执政子弟多因嫌疑，不被允许参加进士考试，有通过省试却不敢参加殿试的。庆历年间，王伯庸担任编排官，他的内弟刘原父在廷试中取得第一名，因嫌疑，自己申报降为第二名。现在的制度，只有负责科举考试的人的宗族不得参加，其他亲属并不禁止。执政子弟考中上第的接连不断，只看他们的公私表现如何罢了。杨用修考中状元，天下人不认为是私弊，与江陵诸子不同。万历癸未年，苏工部浚进入考场，取李相公廷机为首卷，两人年少时共同学习，关系很好，但苏取他不认为是嫌疑，李考中状元而无人议论，这是公正的。庚戌年的科举，汤庶子宾尹一向了解韩太史敬，将他提拔到高等，但后来议论纷纷，座主和门生都因此被罢职。韩的才能确实高，汤取他也不算失人，但心迹难以澄清，最终两败俱伤，也很可惜，但科举之法从此日益复杂了。”

译○ 北卷如今的制度，科举考场分为南卷、北卷、中卷，这是调和平衡的手段，而不是培养人才的办法。北方人，从宋朝时就说：京东、西路、河北、河东、陕西这五路的举人，不擅长文辞声律。何况又经历了金、元战乱，文学这一项不如南方人已经很久了。如今南方人教小学生，先让他们练习对仗，这还是唐宋以来相传的旧法，北方人完全不这样做，所以想要找到通晓对偶、调整平仄的人，千户人家的城镇几乎找不到一两个人。而在八股文之外，其他学问一无所通的，比比皆是。我小时候读《四书》本经，都读完整的注疏。后来见到庸俗的老师应付学生，想让他们快速成功，大多删减涂抹，而北方甚至有完全不读的。想要让他们像前代人那样，参酌各家注疏而通晓其得失，固然几百年也出不了一人，况且他们连《十二经》的注疏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偶尔有一两部五经的刻本，也多脱漏文字、错别字，而人们也不能辨别，这是因为古书善本绝不到北方，而蔡虚斋、林次崖等经学训诂的儒者都出自南方。所以如今北方有两个祸患：一是土地荒芜，二是人才荒芜。如果没有大有作为的君主兴起并革新，不免要发出“无田甫田，维善骄骄”的感叹了。

汉成帝元延元年七月，下诏内地郡国，推举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各一人；北边二十二郡，推举勇猛懂兵法的人各一人。这是古人根据地域选取人才，而不局限于一种科目的方法。宋敏求曾经建议说：“河北、陕西、河东的士子，性情朴实敦厚而辞藻不工巧，所以考中的人少，请求让转运使择荐有德行技艺材武的人特别授官。使人才参差任用，而士人有可以进升的路径。”这也是汉代人的意思吧？○ 糊名国家设立科举的本意，本来是为了求取人才。如今的立法则专门以防弊为主，比如弥封、誊录等一切制度就是这样。考察唐初，吏部试选，人都糊名，令学士考判。武则天认为这不是委任的方法，废除了它。贞元年间，陆贽主持贡举，向翰林学士梁肃访求有才能品行的人，梁肃说：“崔群虽然年轻，日后必定能到公辅之位。”果然如他所说。太和初年，礼部侍郎崔郾在东都试进士，吴武陵拿出杜牧所赋的《阿房宫辞》，请求让他考第一，这是知道他的贤能而提拔他。张昌龄考进士，与王公治齐名，都被考功员外郎王师旦黜落。唐太宗问其原因，回答说：“昌龄等人浮华而少实质，文章浮靡，不是可用的人才。录取他们则后生晚辈会羡慕效仿，败坏陛下的风雅。”皇帝认为他说得对。温庭筠苦心钻研，尤其擅长诗赋。起初考进士，到京师，人士一致推崇重视。然而士行尘俗杂乱，不修边幅，能追逐弦吹之音，写侧艳之词，公卿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滈之徒，与他一起饮酒，酣醉终日。因此多年不中。罗隐有诗名，尤其擅长咏史，然而多讥讽，因此不中第。这是知道他们不可用而黜退他们。《宋史·陈彭年传》说：“景德年间，彭年与晁迥同知贡举，请求让有关部门详定考试条式。真宗命彭年与戚参定，多革除旧制，专门致力于防闲。他所录取的人不再选择文行，只比较一日之艺，虽然杜绝了请托，然而置入甲等的人或许不是人望。”《宋白传》说：“起初，陈彭年考进士，轻浮俊俏，喜欢诽谤主考官。宋白主持贡举，厌恶他的为人，黜落了他，彭年怨恨。后来居近侍之位，制定贡举条制，多所关防，大概是针对宋白而设的。”《山堂考索》相同。大概从前取士，虽然考核一日的文章，也参酌平生的品行，而乡评士论全都达于朝廷。所以《王旦传》说：“翰林学士陈彭年，呈交政府科场条目，王旦把它扔在地上，说：‘内翰得官几天，就想隔绝天下进士！’彭年惶恐而退。”而范仲淹、苏颂的议论，都想要废除弥封、誊录之法，让有关部门考核其素行，以逐渐恢复两汉选举的旧制。凭着彭年一人的私心，而遵奉为数百年的成法，难怪繁文缛节日益严密，而人才日益衰微。后世的君主如果没有重门洞开的心胸，不能起来更张了。《册府元龟》：“唐宪宗元和二年十二月，敕令从今以后，州府所送进士，如踪迹涉及疏狂，兼亏礼教，或曾被官司科罚，或曾任州府小使一职，不合入清流的，虽然稍有词艺，也不得申送。如举送以后事发，长吏停见任及已停替者贬二年，本试官及司功官并贬降。”这是进用一个不肖之人，考试之官都有责任。如今则借口糊名，说：“我衡量他的文章，无法知道这个人。”这是教唆崇尚败坏品行的人而代替他追究罪责。

《容斋四笔》说：“唐代科举的权力，专付给主司，仍然不糊名。又有交情深厚的朋友为之荐达，叫做通榜。所以取人时，畏惧讥议，多公正审慎，也或许胁迫于权势，或挠于亲故，或累及子弟，都是常情所不能免的。如果贤者主持，则不然。未引试之前，其取舍高下固然”

译心中已经决定了。韩愈在《与词部陆员外书》中说：“您与主管贡举的人相知确实很深，他们对您所期望的、您对待他们所持有的态度，可以说是周到到了极点，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他们的职责在于选拔人才，您的志向在于举荐贤能。如果得到了合适的人选并授予他们，这就是所谓的双方都获益。我所了解的人有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纾这四位，都可以作为首选极力推荐，等到他们有所成就后再停止推荐也可以。沈杞、张宏、尉迟汾、李绅、张后余、李翊，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推荐他们足以收揽人心并得到真正的人才。主考官如果广泛寻求人才，就可以把这些情况告诉他。过去陆相公主持贡举时，我侥幸考中，一同及第的人都有显著的声望。推究其中的原因，也是因为梁肃补阙、王础郎中辅佐他，梁肃举荐的八个人没有失当的，其余的人王础都参与谋划。陆相公对待王础和梁肃如此信任不疑，至今人们仍把它当作美谈。”这封信在韩愈文集中没有注明年月。根据《摭言》记载：“贞元十八年，权德舆主持科举考试，陆惨员外通榜，韩愈向陆惨推荐了十人，权德舆共放榜三次，共录取六人，不出五年内都考中了。”用《登科记》来考证，贞元十八年，权德舆以中书舍人的身份主持科举，录取进士二十三人，尉迟汾、侯云长、韦纾（原文为韦群玉，此处依《登科记》校正为韦纾）、沈妃（原文为沈杞，此处依《登科记》校正为沈妃）、李翊登第。贞元十九年，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录取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贞元年，录取二十九人，刘述古登第。三次放榜，共七十二人，而韩愈所推荐的人中有七人考中。元和元年，崔〇下录取了李绅。元和三年，又录取了张后余、张弘。都与《摭言》的记载相符。

译○查考《旧唐书·李揆传》：“乾元初年，李揆兼任礼部侍郎，上言说主考官选拔人才，大多不考核实际才能，只是严设防范，搜检书籍策论。殊不知才能不足的人，即使身处文史的园囿，也无法写出好文章，这深深违背了求取贤才的本意。等到考试进士时，李揆请求在庭院中设置《五经》、各类史书及《切韵》原本于床上，召集贡生对他们说：‘大国选拔人才，只务求得到真才实学，经籍都在这里，请随意查阅检寻。’”

《舒元舆传》：“舒元舆考中进士，见主考官搜检校核苛刻严厉，于是上书说：‘自古贡举人才，没有比这更轻慢的。况且宰相公卿由此出身，而主考官却像对待隶役一样对待他们。罗列荆棘遮挡拦截，怀疑他们作弊，这不是求取忠直之士的方法。’又说：‘本朝校试，穷究细微，探求隐秘，无所不至，考生甚至露顶赤脚进入考场，这就是先辈之所以有扔掉笔砚而离去的原因。然而狡诈虚伪的风气到处都有，参加考试的人少，而犯禁的人多，枷锁之辱不足以尽数他们的罪过。如果主考官真有鉴别之才，即便怀藏满箱，又有什么益处？所以搜检之法，只足以弥补主考官的短处，不足以彰显才士的长处。’”

今日考试的弊端，在于求取人才的方法不足，而防范作弊的方法有余。宋元〇初，御史中丞刘挚上书说：“治理天下的人，用对待君子长者的道义对待人，那么下面的人必定有君子长者的行为回应上面。如果用对待小人的方式对待他们，他们就会以小人自居了。何况将这种方式施行于学校之间呢？如果真能改正今日的弊端，而以教化为先，贤才得以获得，治理的器具得以张开，不难达到。”

《金史》：“泰和元年，省臣上奏：‘搜检之法虽然严格，至于解开头发、袒露衣服，甚至搜检到耳朵鼻子，实在失却了对待士人的礼节。放大定二十九年曾经依照旧例，让考生沐浴，由官府提供衣服让他们更换，既可防止滥竽充数，又不亏损礼节。’皇帝听从了。”

朱熹论及学校科举的弊端，说：“上面用对待盗贼的方式对待士人，士人也以盗贼自处。鼓噪胁迫，这不是盗贼又是什么？唉，三代的制度已不可见了，汉唐的事情难道难以仿效施行吗？”○座主门生：参加贡举的士人，以主考官为座主，而自称门生。从中唐以后，于是有了朋党的祸患。会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书省覆奏：“奉宣旨，不想让及第进士称呼主考官为座主，连同题名、局席等条，疏奏进来。我们认为国家设立文学科目，求取真正的人才，所应当推崇的是风俗，义理本于君亲，然后升于朝廷，必定成为国家的栋梁。怎么可以怀着赏拔的私恩，忘记教化的根源，自称为门生，于是结成朋党？所以时风逐渐败坏，臣节如何施展？结党背公，无不由此而来。臣等商议，从今天起，进士及第，允许一次参见主考官，往后不得聚集参谒，也不得在主考官宅邸设宴。其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局席，并望下令停止。”奉敕同意。后唐长兴元年六月，中书门下上奏：“时论以贡举官为恩门，以登第者为门生。门生，即门弟子，颜回、闵子骞、子游、子夏等都受孔子教诲，即是师门。朝廷所任命的，春官（礼部）不会。教诲举子，是国家贡举士人，并非宗伯（礼官）的门徒。今后及第人不得称呼春官为恩门、师门，也不得自称门生。”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日，下诏及第举人不得拜见主考官子弟，也不得目为恩门、师门，并自称门生。

刘克庄《跋陆放翁帖》说：“我祖父著作担任京教，考浙漕试；第二年考省试。吕成公的卷子都出自本房，家中藏有祖父与成公往来的真迹，祖父则说‘上覆伯恭兄’，成公则说‘拜覆著作丈’，当时还未称呼座主作先生。”寻究其言，大概宋末已有先生的称呼。而到了明朝，于是公然称之为座师，称之为门生，其朋党的祸患也不亚于唐朝了。唐朝风俗的败坏，杨复恭甚至称昭宗为门生天子。唐朝崔佑甫议论，认为自从汉朝徐孺子在故举主的丧事上，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道则厚道了，但在传承上是不可以的，历代没有非议他的。《汉书·樊〇传》说：“郡国举孝廉，大抵选取年少能报恩的人。”当时就有这种说法。近日张荆州九龄又刻石赞美他。于是后来受举荐为参佐的人，报恩的情分往往过分，或者扰乱王法，舍弃亲戚的罪责，举荐不贤的子孙以窃取名位，背公死党，这就接近了。时论从而附和，通达事理的人又不补救，于是一去不返。参佐对于举主，尚且蒙受顾盼之恩，受到美言的奖赏，陶冶成就，或许借助其力量，前人尚有结党之讥。如果科场取士，只凭所试的文章，未曾相识其名，哪里有师生之分？至于市权挠法，取贿酬恩枝蔓纠连，根基盘互，官场因此浊乱，士风因此颓靡，这与汉人笃交念故的情谊相差多远啊！

《风俗通》记载弘农太守吴匡，被司空王琼举荐。颁布诏书劝耕，路过渑池，听说王琼去世，立即发丧制服，上病，载辇车返回府中。论之曰：“剖符守

译治理地方，劝勉百姓耕种养蚕，广泛审察冤狱疑案，调解化解仇怨，这是国家的大事，应当勤勉体恤。却只顾私人的恩惠，凶狠地满足自己的私欲。如果皇帝驾崩，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议论的人不察实情，反而认为他恩德深厚。司空袁周阳，举荐苟慈明为有道之士；太尉邓伯条，举荐訾孟直为方正之士。两位公侯去世后，他都为他们穿齐衰丧服。像这类事情不止一件，然而苟氏都是通晓儒家经典的学者，在道义上足以责备。有时举荐者名声地位被贬斥，子孙没有继承，大多不能亲自前往吊唁。那么厚待显赫门第，薄待衰微之家，这又是私恩的一种变化，是古今共同感慨的事情啊。

译《后汉书》记载：“周景担任河内太守，喜好贤才，爱护士人。每逢岁时节令，便延请被举荐的官吏登上后堂，与他们一起宴饮聚会，像这样反复多次才让他们离去，赠送各种物品，无不齐备，随后又挑选他们的父兄子弟，给予特别的优待。”在此之前，司徒韩演在河南任职，立志公正无私，举荐官吏时，只要符合标准就立即任用，一句话决定，恩惠也不施及自家亲属。他说：“我举荐你是可以的，难道可以让恩惠只积聚在一门之内吗？”这两位公卿，虽然在人情方面有厚薄之别，但在意趣上却有公私之分。

《礼记》说：“赵文子在晋国所举荐的管库之士有七十多家，生前不与他们谋取私利，死后也不将职位托付给他们的儿子。”唉！我看到当今举荐士人的人，不过是谋取私利罢了，不过是托付给儿子罢了。

○举主服丧 《杂记》说：“孔子说：‘管仲遇到盗贼，从中选取了两个人，向上推荐让他们成为公室的臣子，说：‘他们交往的人品行端正，是可用之人。’管仲死后，齐桓公命令他们为管仲服丧。在大夫门下做官的人为大夫服丧，是从管仲开始的，这是因为有君主的命令罢了。”这些人虽然先前曾在管氏门下做官，也因为他们是举荐自己的人而为之服丧，然而孔子认为有君主的命令才可以，这大概也是含有不完全赞同的意思。

○同年 现在的人把同科考中的人称为同年。唐宪宗问李绛说：“人对同年本来就有情谊吗？”李绛回答说：“同年是来自九州四海的人，偶然同科考中，有的人是考中后才相识，情谊从何而来呢？”唐穆宗想诛杀皇甫镈，而宰相令狐楚、萧悦因为是同年进士而保护他。查考汉代已有这种说法。《后汉书·李固传》说：“有同岁出生的人，得罪了梁冀。”《风俗通》说：“南阳五世公担任广汉太守，与司徒长史段辽叔是同岁。”又说：“与东莱太守蔡伯起是同岁。”又说：“萧令吴斌，与司隶校尉韩演是同岁。”《三国志·魏武帝纪》说：“曹操与韩遂的父亲是同岁孝廉。”汉代《敦煌长吏武班碑》说：“金乡、长、河间、高阳的史恢等人追念昔日同岁。”《郎署考廉柳敏碑》说：“县长同岁的健为属国赵台公。”《晋书·陶侃传》：“陶侃与陈敏同郡，又同岁被举荐为吏。”这里所说的同岁，大概就是现在的同年。私人的恩惠结成了，而公义衰落了，这并非一代之事。

○先辈 先辈是同科考试而先考中的人的称呼。程氏《演繁露》说：“《通典》记载：魏文帝黄初五年，在洛阳设立太学。当时仰慕学问的人开始到太学求学，成为门人。满一年，考试通晓一经的称为弟子；不通晓一经的罢黜遣散。弟子满两年，考试通晓两经的补为文学掌故；不通晓的听任跟随后辈考试，考试通晓两经的也可以补为掌故。满三年，考试通晓三经的提拔为高第，担任太子舍人；未考中的跟随后辈复试，考试通晓的也担任太子舍人。舍人满两年，考试通晓四经的提拔为高第，担任郎中；不通晓的跟随后辈复试，考试通晓的也担任郎中。郎中满两年，能通晓五经的提拔为高第，根据才能叙用；不通晓的跟随后辈复试，考试通晓的也纳入叙用。”所以唐代举人称呼已考中的人为先辈，由此而来。现在查考《吴志·阐泽传》说：“州里的先辈丹阳人唐固，修身积学。”《薛综传》说：“零陵先辈赖恭，仁厚谨慎但不通晓时事。”《晋书·罗宪传》说：“侍宴华林园，诏书询问蜀地大臣子弟，又询问先辈中适宜及时叙用的人，罗宪推荐蜀人常忌、杜轸等人。”可见先辈的称呼，确实起源于三国时期。而唐代李肇《国史补》说互相推重敬称为先辈，这又是后人的滥用了。

郑氏《诗经·采薇》的笺注说：“现在蔽生已经老了，先辈可以出行了。”这也是汉末人的语言。○出身授官 史书记载开元以前，天下太平清静，士人无论贤与不贤，都以不靠文章显达为耻。那些应诏被举荐的人多则两千人，少也不减千人，被录取的百分之一才有一个。《文献通考》记载：“唐代所放取的进士，每年不过二三十人。士人考中后，不能立即脱去布衣做官，还有吏部试这一关。韩愈三次参加吏部考试都没有成功，于是十年还是布衣，甚至有考中后二十年没有获得俸禄的人。自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皇上刚即位，想着振作淹滞的人才，赐给进士诸科出身的人五百多人，都先赐给绿袍、靴、笏，赐宴开宝寺，第一、二等进士及九经授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各州，其余都优等注拟，宠荣的章典特殊奇异，历代没有过的。薛居正等人说取人太多，用人太急，皇上不听。这是太宗初一天下，想以得士的盛况超越前代，荣耀史册，却不知道侥幸之心，求速之习，浸染士人，已经数百年，而不可逆转了。又查考《通典·举人条例》‘四经出身，授予紧县尉；判人第三等，授予望县尉，五经出身，授予望县尉；判人第三等，授予畿县尉。进士与四经同资。’可见唐代明经、进士，初授官职不过县尉。如今则一人进入翰林院，就不再外补，二甲的授职还是部属，崇尚浮华助长懒惰，职此之由。所以一旦考中之后，就完全抛弃学问，而谋求升迁纳贿”

译靠贿赂来谋取功名的人，是因为他们获取功名容易且升迁迅速。这与唐代科举取士的初始制度相比，相去甚远了。《儒林公议》中说：“太宗皇帝亲临殿前发布金榜，前三名以上的进士都被授予郡守的官职，升迁荣耀而迅速。陈尧叟、王曾刚考中进士，就进入朝廷担任太史令的职务，并被赐予朱红色的官服，此后考中状元的人，不到十年都期望被重用，人们也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每当殿廷宣布第一名时，公卿以下的人没有不抬头观看的，即使是皇帝也注视着。从崇政殿出来经过东华门，传呼声非常宠幸，围观的人堵塞了大道。”现在状元及第的荣耀，以及一甲进士授予翰林官职的制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译宋朝初期用人制度的弊端有两点：进士脱下粗布衣服做官，不经过吏部的考核，这是第一点；通过进献文章得到皇帝旨意，被召试后授予官职，这是第二点。如今炫耀文辞的途径已经革除，但入仕的途径仍然被轻视，这两大弊端中还存留着一种，似乎应该沿用唐朝的制度。使用只会写八股文的人才，却让他们去处理繁杂的事务、治理众多的百姓，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害了人家的孩子”啊。

恩科：宋朝时有所谓“特奏名”的制度。开宝三年三月庚戌日，皇帝下诏让礼部审查进士，凡是参加科举十五次以上且曾经考到最后一场的，录取了司马浦等一百零六人，赐予他们本科出身，特别奏请名字。恩科的惯例从此开始，称为恩科。咸平三年，特奏名的人数竟然达到九百多人。读书人依赖这个制度，因循守旧而不学习。所以天圣年间的诏书说：“习惯于宽厚的恩惠，于是荒废了平日的学业，苟且简略成为风气，这非常可耻。”而元〇初年，主持科举考试的苏轼、孔文仲进言说：“现在特奏名的人已经达到四百五十人，又允许在例外情况下递减名额，一旦举行科举，就会再增加几百人。这些人垂垂老矣，别无指望，散布在州县，只致力于贪污受贿作为退休的打算。前后恩科，任命官员几乎有上千人，有哪一个人能自我奋发努力而在当时闻名？而残害百姓、败坏官纪的人不可胜数，由此可知这只有损害没有益处。议论的人不过说应该广施恩泽，却不知道吏部用有限的官职等待无穷无尽的官吏，户部用有限的钱财俸禄供养无用的人，而所到州的县都遭受他们的祸害，在刚即位之初有这样的过失举措，称之为恩泽，这不是我所理解的。”当时的议论就是这样。《论语》不也说吗：“等到他老了，要警戒他不要贪得无厌。”所以有“杖乡”的制度来尊重老年人，有退休的节度来培养廉耻之心。如果把拜见帝王、担任高官的荣耀，作为怜悯老人、酬谢他们的工具，恐怕对儒林的好处很小，而对风俗的伤害很多。在泥泞的道路上培养浅陋的见识，在微薄的俸禄中满足贪婪的欲望。难道有赵孟礼遇绛人、穆公思念黄发老人那样，足以辅助君主德行、维护国家大政的人吗？况且五十岁不服劳役，六十岁不参与军事，怎么能让那些固执的人聚集在孔庙旁边，忙碌在科举考场之下呢？应该制定法令，凡是考中的举人，年龄达到六十岁的，赐予功名后罢官回家，在家教书；没有考中的，不允许再次参加科举。这不仅减少了成千上万贪污受贿的人，也可以劝勉那些有廉耻之心的读书人。

汉献帝初平四年，下诏说：“现在年过六十的老儒，离开家乡，谋求粮食资金，不能专心治学。从小入学，白头空归，长期委身于农田，永远断绝了荣耀的希望，我非常怜悯他们。那些依照科制被罢免的，允许担任太子舍人。”唐昭宗天复元年，赦免文书命令中书门下从新及第的进士中，选择那些长期在科举场中、刚刚沾上科级、年龄已经很高的人，不拘泥于常规，各授予一个官职。于是礼部侍郎杜德祥奏报拣选到新及第进士陈光问年龄六十九岁，曹松年龄五十四岁，王希羽年龄七十三岁，刘象年龄七十岁，柯崇年龄六十四岁，郑希颜年龄五十九岁，皇帝下诏陈光问、曹松、王希羽可以担任秘书省正字，刘象、柯崇、郑希颜可以担任太子校书。这些都是前朝末代皇帝的政治，在丧乱之后，以此来安慰寒门士子而收揽人心，不是太平盛世的典章制度。《实录》记载：宣德二年六月己卯日，行在礼部尚书胡淡进奏：“北京国子监的学生以及现在被分配到各衙门实习的，请求让六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各堂上官、六科都给事中，会同监官拣选，凡是年龄五十五岁以上以及残疾相貌丑陋不堪的，都罢免为民。”皇帝听从了。总共斥退了一千零九十五人，南京国子监的学生也按照这个例子办理。三年四月丙辰日，行在吏部尚书蹇义进奏：“拣选吏员中年龄五十岁以上，以及人物鄙陋凶狠不熟悉公文往来的人，都罢免为民。”四年九月甲寅日，释放南北两京国子监学生中年龄五十五岁以上以及残疾的二百五十三人回乡为民。九年九月戊寅日，行在礼部进奏：“选取天下生员中年龄四十五岁以上的人进行考试，考中的进入国子监读书，不考中的罢归为民。”宣德皇帝精心勤勉于吏治，一时澄清的效果就是这样。后人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肯说了。

年龄：《礼记》说：“四十岁称为强壮而可以做官，七十岁称为年老而可以传授知识。”这是人做官的日子不过三十年。汉顺帝阳嘉元年，采纳左雄的建议，命令孝廉年龄不满四十岁不得被察举。都要先到公府，诸生考核家法，文史考核笺奏。宋文帝元嘉年间，限定年龄三十岁才可以做官，梁武帝天监四年，命令九流常选，年龄未满三十岁，不通晓一经不得脱下粗布衣服做官。现在则是刚刚戴上帽子，就已经跻身于高官行列；死期将至，还留在高官班底。这对官常有什么补益，只是败坏了士人的习气？应该制定适中的制度，二十岁才允许参加科举，三十岁才允许做官。年龄达到六十岁，现任官员听任他们自己请求退休，没有官职的人一律勒令停止。这虽然比《礼记》规定的早十年，但也只不过三十年而已。在这三十年中，又有三年大的丧期以及为期一年的丧期不得选补的日子，那么他在仕途上的日子少，而在林下隐居的日子多，可以消除名利之心，而平息营求竞争的风俗。洪熙元年四月庚戌日，郑府审理正俞廷辅进言：“近年参加科举的士人，大多记忆虚文，寻求他们的实际才能，十个人中没有两三个。有的年龄才二十岁，未曾学问。一旦……”

译仅凭虚名进入科举行列，却让他们治理政事、管理百姓，导致职事荒废败坏，百姓遭受其害。从今以后，各地的乡试，应当命令地方官员先行考察访查，务必选拔那些博古通今、品行端正庄重、年龄超过二十五岁的人，才允许他们参加考试。”皇上虽然赞赏并采纳了这一建议，但终究没有实行。如今这种积习沿袭了二三百载，通往高官显爵的道路，只需半步就能登上。五尺高的孩童，便想着奔走钻营。想要以此培养人才、淳厚风俗，就太难了。

译○教官 汉成帝阳朔二年，下诏说：“古代设立太学，是为了传授先王的事业，使教化流传于天下。儒林之官，是四海学问的源头，应当都通晓古今，温习旧知而了解新事，通晓国家体制，所以称为博士。如果不是这样，学者就没有可效法的榜样，被下属轻视，这不是遵循道德的做法。丞相、御史应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官员，共同推举可以充任博士职位的人，使其才能卓越，令人敬仰。”

元仁宗时，正通过科举选拔人才。虞集上书议论说：“师道确立，善良的人就多。如今天下的学士，仅仅凭资历授予职位，把他们加在诸生之上，而称他们为老师，主管部门不信服，学生也不信服。像这样而希望师道确立，能做到吗？现在不如让地方长官，寻求那些精通经义、品行修养有成德之君子的人，亲自尊奉他们为师，让他们在郡邑中施教；其次则寻求那些操守行为接近正道、而不做怪异骇俗之事的人，坚定恪守先儒经义师说、而不敢妄发奇论的人，众人敬服而不是乡愿之徒的人；再次则选取乡贡至京师落第归来的人。当今之世，想要寻求成德之人，如上面所说那样而难以迅速得到；如果如其次所说那样，那么十户人家的小邑也必有忠信之人，也未至于缺乏人才；而仅仅使用那再次所说的人，也不过是凭资历授予他们，那些鄙陋之人于是把学官当作糊口的地方，教导学生的官员名存而实废了。”明朝初年教职多由儒士荐举。景泰二年，才准许会试落第的举人考授。

天顺三年十二月庚申，建安县老人贺炑说：“朝廷建立学校设立老师，是为了陶冶士人。为什么郡邑学校师儒之官，真正有才能实学的百无二三，白白耗费俸禄，猥琐贪婪，需求百计，而接受学业、解除疑惑却无一言可说。老师像这样，即使有英才美质，怎么能成才？至于学生之中，也往往虚度岁月，游荡于城阙，等待次序按资历，滥竽充数升入国子监，渐渐年老，授予一个官职。只知道为身家谋划，哪里还有功名之念？这就是朝廷起初聚集一群猪狗让他们吃喝，最终放纵一群狼去牧人。如果不严格考选，那么人才日益浅陋，士风日益败坏了。”皇上认为他的话是对的，命令巡按御史会同布政使、按察使两司分巡官，按照提调学校的惯例考核他们。

太仓陆世仪说：“如今天子把师傅之官当作虚衔，而不执经问道；郡县把簿书期会当作能事，而不尊贤敬老；学校之师以庸鄙之人充数，而不知教养之法；私塾之师以时文章句为教，而不知圣贤之道的。敏捷的人被称为才能，方正的人被称为迂腐。大概师道到了今天而极其卑贱了，即使想束修自厉，谁与之相应？像这样而希望人才众多，天下大治，是不可能的。”又说：“凡是官员都应当有品级，只有教官不应当有品级，也不得称为官。因为教官是老师。老师在天下就尊于天下，在一国就尊于一国，在一乡就尊于一乡，没有固定的职务，也没有确定的品级，只看德行。如果让他们有品级，那么奔走拜谒，就不是尊师之礼了。至于他们的官服也不应当同于职官，应当另外制作古冠服，如深衣幅中及忠靖之类，仍然以乡、国、天下为等级。希望师道日益振兴，儒风日益振兴，而圣人的门徒出现了。”按《宋史》黄祖爵说：“抱道怀德之士，多不应科目，老死布衣。请求访求那些学行修明，孝友纯笃的人，县荐之于州，州延之于学校，以表率多士。那些德行特别优异的人，州上报朝廷，这也是乡举里选的意思。”而朱子也说：“必须罢免堂除及注授教官，请本州乡先生担任，年龄未满四十，不得任教官。”古人的议论已经涉及这些。

《孟县志》说：“高皇帝平定天下，下诏府卫州县各立学，设置老师一人或二人，必定选择经明行修的人担任。有能举其职而最书于朝的人，或者提拔为国子祭酒及翰林侍从之职。英宗以后，才著为法令：府五人，州四人，县三人，惯例录用天下岁贡之士担任，间有由举人、进士除授的。而他们到来时，州县长官及监司之临者，都把他们当作簿书升斗之吏看待，不再以体貌尊崇他们，因此他们的威望容易轻慢，而他们的气节容易衰败。即使有一二能诵法孔子，以师道闻名，而得到荐拔的人，也不过授予州县之吏而止。他们的选拔太滥，他们的待遇太卑，而他们的俸禄太轻，无怪乎教术之不兴，而人才难以成就了。”

士风之薄始于纳卷就试，师道之失始于赴部候选，梁武帝所谓“驱迫廉洁，奖成浇竞”者也。有天下者，能够反对此二事，这样就可以养士而兴贤了。

○武学 《山堂考索》说：“武学置于庆历三年，阮逸为武学諭。不久省去，熙宁复置，选知兵书的人判武学，设置直讲，如国子监。靖康之变，没听说武学有御侮者。《实录》：正统六年六月，从成国公朱勇等奏，因为两京多勋卫子弟，于是立武学，设教

译授予教官、训导等职，依照京城府学儒学的制度。不久之后，武生逐渐增多，常常欺压公正、扰乱法纪，正德年间，钱宁已经指使武学生朱大周上疏弹劾杨一清了。崇祯四年，南京武学生吴国麟等人殴打御史郭维，经由掌管都察院的张延登上奏罢黜，这说明武生不仅没有发挥其作用，反而留下了祸害。

译《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年七月，礼部请求依照前代旧例，设立武学，采用武举制度，并祭祀姜太公，修建昭烈武成王庙。皇上说：‘姜太公是周朝的臣子，如果以王的称号祭祀他，那就与周天子平起平坐了，加上这个非分的称号，他必定不会享用祭祀。至于设立武学、采用武举，是将文与武分为两条途径，轻视天下没有全才的人了。古代的学者，文武兼备，所以将他们任用，没有不合适的，哪里是说文与武分属不同科目，各自专门研习的呢？姜太公只在帝王庙中祭祀，去掉武成王的称号，废除原来的庙宇。’于是，继承爵位的功臣和皇亲国戚的子孙，在国子监学习礼仪和射箭技艺；被选为驸马的人，由一名仪制主事教习礼仪。文事与武备统一归于一处，唉，真是纯粹啊。

宋代刘敞在《与吴九书》中说：“从前夏、商、周三代的君王，建立辟雍、成均，用来敦促教化，那些戴着高冠、穿着宽袍的人，居住时有秩序，他们的学问是诗书礼乐，他们的志向是文行忠信，因此没有鄙陋背理的神色，没有争斗的声音。还担心这样还不够，所以轻视欺诈谋略，根据德行授予爵位，根据道义表彰人，规范他们的诚信，统一对待他人。所以说勇猛就会危害上级，不能登上明堂。百姓知道归宿，没有二心，因此他们的教化不严厉就能成功，他们的政治不严苛就能治理好。没听说过有武学这一科目。那些系着粗布帽带、穿着短后衣、瞪着眼睛说话困难、按着剑快速注视的人，这就是所谓的勇力之人，将要教他们技艺，用利益来驱动他们，难道能不让他们注重外表吗？注重外表可以，能不改变他们的风俗吗？何况设立博士的职位，扩大弟子的名额，我担心即使有智慧的人，也不能善后了。战国时期，天下竞相奔走追逐，于是有了纵横家的老师、技击的学问来互相残杀，虽然私下议论、巷议，官府来不及制止，但风俗因此变得浅薄，祸乱因此滋长，这是学者非常痛恨的，仁人担忧并辩驳的，怎么能效仿它呢？况且您参与了这个议论而不能挽救吗？这是我非常困惑的。”

因为功臣和护卫的子弟，不得已而设立武学，仍然应该以孔子为先师，像前代国学祭祀周公，唐代开元年间改为祭祀孔子。周公尚且不祭祀在学宫，何况姜太公呢？成化五年，掌管武学的国子监监丞阎禹锡说：“古代庙宇必定有学校，在中间接受成命、献祭首级，是想让他们先礼义而后勇力。现在本校有空堂几间，请求命令有关部门，改为文庙。”可以说懂得了礼制的意旨。

○杂流 唐代凡是九流百家之士，都附属于国学，并授予他们经书。《六典》记载：“国子祭酒、司业的职责，掌管国家儒学训导的政令。有六所学校：一是国子学，二是太学，三是四门学，四是律学，五是书学，六是算学。”欧阳詹《贞元十四年记》说：“我们国家春季祭祀先师之后，又每天命令太学博士清河张公讲解《礼记》。束脩既已实行，筵席于是摆设，张公靠近几案，北坐南面；直讲举起笏板，南坐北面。大司成正装端坐于东，小司成率领属员列于西。国子学长官依次排列公侯子孙自其馆舍，太学长官依次排列卿大夫子孙自其馆舍，四门学长官依次排列八方俊才自其馆舍，广文馆长官依次排列天下秀彦自其馆舍，其余法家、墨家、书家、算家的术业以明者也自其馆舍。下阶如云而来，就座如鳞次栉比，冠帽聚集如星，衣襟相连成帷。”看这些可以看出当时培养士人的制度宽泛，而教育士人的权力统一，因此人才兴盛而艺术修明，经学广博而师儒受尊重。现在则一概将他们排斥在国子监之外，而这些人也自暴自弃，不再称述他们的学业，于是道与器都丧失，德行与才能都废弃。世教日益衰微，是有原因的。

○通经为吏 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下到郡太守卒史，都任用通晓一门以上技艺的人。唐高宗总章初年，诏令各司令史，考满者限定试考一经。从前王粲作《儒吏论》，认为先王广泛陈述教化，辅助调和民性，使刀笔之吏都服从雅正训诫，竹帛之儒也通晓文法，所以汉文翁担任蜀郡守，选拔郡县小吏中开通有才能的张叔等十余人，亲自勉励，派遣到京师，向博士学习，后汉尹巴担任桂阳太守，即使是干吏卑末，都考核令他们习读，程试殿最，随能力升授。吴国顾邵担任豫章太守，小吏资质好的，就令他们就学，选择其中先进的，提拔安置在重要职位。而梁任昉有厉吏人讲学诗。那么从前做吏的人，都是曾经执经问业的门徒，心术端正而名节修明，他们舞文弄墨以危害政事的人就少了。东京的盛世，从期门羽林之士，都令他们通晓《孝经》章句。贞观时期，从屯营飞骑，也给予博士，让他们讲授经书。有能通经的人，允许参加贡举。小人学习道，就容易驱使。难道不是这样吗？《周官·太宰》：“乃施典于邦国，而陈殷，置其辅。”后郑氏说：“殷，众也。谓众七也。辅，指府吏，庶人在官者。”庶人在官而名叫辅，先王不敢以厮役对待他们，重视他们则人知道自重了。

欧阳公《集古录·晋南乡太守碑阴》：“官属为什么这么多呢，大概连同从史都全部列出来，当时尚且

译那些询问选拔士人的人，过去的官吏也崇尚清廉高洁，这是形势使然罢了。”

译《元史·顺帝纪》记载：“至正六年四月，命令左右二司及六部的属吏，在午后讲习经史。”当时朝政纲纪已经松弛，人心即将发生变故，虽然有这样的命令，但实际上并无益处。因此《太祖实录》中说：“科举制度刚设立时，皇上重视这件事，凡是民间俊秀子弟，都能预先入选。只有吏胥心术已经败坏，不允许他们参加考试。”

又下诏说：“凡是选拔人才，不要录取吏卒这类人。”

然而（太祖）曾经与群臣谈论，元初有一位宪官生病，吏员前往探望。宪官起身，拄着拐杖行走。于是把拐杖交给吏员，吏员拱手退立一旁不接受。宪官领悟了他的意思，后来见到吏员向他道谢。吏员说：“我是下属官吏，不是您家的仆童，不敢推避劳苦忧虑，以免损伤礼法体制。”这说明这类人中并非没有正直的人，关键在于皇上用来陶冶造就他们的办法是怎样的罢了。

陆九渊曾经说：“古代没有流品（社会等级）的区分，但贤与不贤的辨别很严格；后世有了流品的区分，而贤与不贤的辨别却很粗略。”能够在区分流品的同时寄托造就人才的意思，大概就能得到其中的道理了。

《大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凡是举人出身，第一甲第一名授从六品，第二名、第三名授正七品，赐进士及第；第二甲授从七品，赐进士出身；第三甲授正八品，赐同进士出身。”而一品衙门的提控，是正七品出身；二品衙门的都吏，是从七品出身；一品、二品衙门的掾史、典吏，以及二品衙门的令史，是正八品出身，他们与进士的品级相差不远。后来却设立资格限制他们的升迁上限，于是吏员与科举出身的人地位高低相差如天渊之别，所以建国初期的制度，称为三途并用。荐举，是一途；诏令罢黜保举经明行修及贤良方正，因为进言的人认为这样会导致奔走竞争、冗杂泛滥，对实际政务没有益处，进士和监生，是一途；吏员，是一途。有人把科举和贡举分为两途，这是不对的。永乐七年，皇帝在北京，命令代理吏部事务的兵部尚书方宾，选拔南京御史中有才能的人召来，方宾奏报御史张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皇上问他们的出身，方宾说张循理等二十四人由进士、监生出身，洪秉等四人由吏员出身。皇上说：“用人虽然不局限于单一途径，然而御史，是国家掌管纠察的官员，必须有常识，通晓治理体制，廉洁正直不阿谀，才可以任用。如果是刀笔吏，只知利不知义，只知刻薄不知大体，任用他们掌管风纪，会让人轻视朝廷。”于是罢免洪秉等人担任序班，并告诫今后御史不要再任用吏员。流品从此就区分开了。

宣德三年三月丙戌，皇帝敕谕吏部：“以往选拔任用官员严格谨慎，吏员授官的很少。近年吏员考满每年数以千计，不分贤与不贤，一概录用，廉洁能干的人有多少？贪婪卑鄙的人堵塞仕途，这难道可以不精心选择吗？”苏州况钟、松江黄子威两位郡守，都有贤名，而徐烯、万棋都多次升官直至尚书。

卷十八 秘书国史 汉代天子所收藏的书籍，都让臣子得以阅览。所以刘向说外面有太常、太史、博士的藏书，里面有延阁、广内、秘室的府库。而司马迁担任太史令，详细阅览石室金匮中的书籍。刘向、扬雄在天禄阁校勘书籍。班固进读群书，皇上器重他的才能，赐给他秘书的副本。东汉时班固、傅毅担任兰台令史，都掌管校勘书籍。曹褒在东观撰写整理礼制事务。而安帝永初年间，下诏让谒者刘珍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多人，到东观校定《五经》、诸子传记。像窦章被荐举，黄香受诏命，也得以到达那里。晋、宋以后，这个典制没有废除，左思、王俭、张缵这类人都曾阅览秘书，记载在史传中。而柳世隆甚至借给两千卷。唐代魏徵、虞世南、岑文本、褚遂良、颜师古都担任秘书监，选拔五品以上子孙中擅长书法的人，亲手抄写，收藏在内库。而玄宗命令弘文馆学士元行冲，全面编纂古今书目，名为《群书四录》。凭着阳城的好学，甚至请求担任集贤院吏，才得以阅览。宋代有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称为三馆，太宗另外建立崇文院，中间设秘阁，收藏三馆真正的书籍万余卷，设置直阁校理。仁宗又命令缮写校勘，由一位参知政事统领，书成后，收藏在太清楼，而范仲淹等人曾担任提举。况且求书的诏令，没有一代不下达，所以民间的书能上达天子，而天子的书也往往流传于士大夫之间。自从洪武平定元朝，所收集的多是南宋以来的旧本，藏在秘府，将近三百年，无人得见，而过去取士的一史、三史等科目又都停废，天下的士人于是就不了解古代。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干宝的《晋书》、柳芳的《唐历》、吴竞的《唐春秋》、李焘的《宋长编》，都因为在当时流传而得以保存。至于会要、日历之类，南渡以来，士大夫人家也多有收藏，未曾禁止。现在实录进呈后，在太液池焚烧草稿，将正本藏在皇史宬，在朝的臣子如果不是参与编修，都不能看见，而野史、家传却得以独自流传于世，天下的士人于是就不了解当今。这即使是像孔子那样的圣人，兴起于当今世

译夏、殷的礼制已经无从考证，学习周礼也又无从依据，何况那些更晚近的呢！这难道不是对禁藏史籍过于严密，而对培养人才过于疏略，擅长收藏书籍，却拙于施行教化所造成的吗？于是导致帷帐与书囊一同被毁，只空留下《七略》的名目；家中墙壁都遭残破，再也看不到《六经》的文字。唉，真是令人痛惜啊！

译十三经注疏自汉代以来，儒者代代相传，只称《五经》。而唐代将其设立为学官教材，则称为《九经》，这是因为《三礼》、《三传》分开学习，所以成为九部。其在国子监刻石，则称为《九经》，并包括《孝经》、《论语》、《尔雅》在内。宋代程颐、朱熹等大儒出现，才开始从《礼记》中选取《大学》、《中庸》，以及提升《孟子》以配《论语》，称为《四书》。本朝沿袭这一做法，《十三经》的名称才正式确立。先前儒者解释经书的著作，有的叫传，有的叫笺，有的叫解，有的叫学，现在统称为注。《尚书》用孔安国的传，《诗经》用毛苌的传、郑玄的笺，《周礼》、《仪礼》、《礼仪》用郑玄的注，《公羊传》用何休的学，《孟子》用赵岐的注，这些都是汉代人。《易经》用王弼的注，是魏代人。《系辞》用韩康伯的注，是晋代人。《论语》用何晏的集解，是魏代人。《左传》用杜预的注，《尔雅》用郭璞的注，《梁书》用范甯的集解，都是晋代人。《孝经》用唐明皇的御注。后来儒者辨析解释经书的著作名为正义，现在统称为疏。

《旧唐书·儒学传》记载：“唐太宗认为经籍距离圣人时代久远，文字多有错误谬误，下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订《五经》，颁布于天下。又因为儒学门派众多，章句繁杂，下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各儒生撰定《五经》义疏，共一百七十卷，名为《五经正义》，命令天下传习。”《高宗纪》记载：“永徽四年三月壬子初一，向天下颁布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每年明经科考试，命令依据此标准进行考核。”当时只有《易》、《书》、《诗》、《礼仪》、《左氏春秋》五经。永徽年间，贾公彦才开始撰写《周礼》、《仪礼》的义疏。《宋史·李至传》记载：“李至判国子监，上奏说：‘《五经》的书已经刻板印行，只有《二传》、《二礼》、《孝经、《论语》、《尔雅》七部经书的疏未修撰，希望命令直讲崔颐正、孙〇、崔〇等重新加以校对，以备刊刻。’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现在人们只知道《五经正义》是孔颖达所作，不知道它并非一人之书，《新唐书》孔颖达本传说：“起初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判受诏撰写五经义训百余篇，其中难免没有错误冗杂，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误，下诏再令裁定，尚未完成，永徽二年，下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考正，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加以增删修改，书才颁布。”

监本二十一史宋代只有十六史，现在则加上宋、辽、金、元四史成为二十一史。但是辽、金二史向来没有刻本，南齐、梁、陈、周书在人间流传的也很少，所以前人引用书籍多用《南史》、《北史》及《通鉴》，而不涉及其他书，也不再采纳辽、金二史，是因为流传于世的本子少。嘉靖初年，南京国子监祭酒张邦奇等请求校刻史书，想派遣官员向民间搜购古本，部议担心滋扰百姓，皇上命令将监中十七史的旧板考对修补，仍取广东的《宋史》板付监，辽、金二史没有板的，购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完成，祭酒林文俊等上表进献。到了万历年间，北监又刻《十三经》、《二十一史》其板比南监稍为精工，而士大夫于是家家都有这些书，历代的事迹在人间清晰可见了。然而校勘不精，错误谬误更加严重，甚至有不懂而妄改的，偶尔举出一二例。如《魏书·崔孝芬传》：“李彪对崔挺说：‘近来见到贤子谒见皇帝，旨意特别优厚，现在应当为群拜纪。’”这是《三国志·陈群传》中的事，并非隐僻难懂，现在所刻《北史》改为：“现在应当为绝群耳。”不知道纪群是人名，而将“纪”改为“绝”，又颠倒其文，这已经可笑。

又如《晋书·华谭传》末尾说：“起初淮南袁甫字公胄，也好学，与华谭齐名。”今本在“始”字处断句，左边跳行，添列一个袁甫的名题，再另起一行以“淮”字开头。《齐王同传》末尾说：“郑方者，字子回。”这是姓郑名方，即上文所说的南阳处士郑方，露版极谏，而在后面另叙其人与书及同答书而已，现在却跳行添列一个“郑方者”三字名题。《唐书·李敬玄传》末尾附李敬玄弟元素，现在将李敬玄归入上文，而弟元素跳行。这难道不足以彰显大学之无人，而留给后人讥笑吗？《十三经》中《仪礼》脱漏错误尤其多，《士昏礼》脱漏“婿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一节十四字。《乡射礼》脱漏“士鹿中〇旌以获”七字。《士虞礼》脱漏“哭止告事毕宾出”七字。《特牲馈食礼》脱漏“举者祭卒觯拜长者答拜”十字。《少牢馈食礼》脱漏“以授尸坐取箪兴”七字。这些则是秦火所未能毁灭，而

译（书）在监刻时就已经亡失了。至于历任职官任期届满，必定刻印一部书，用来充当馈赠的礼物，这虽然也很雅致，但草率地交给工匠刊刻，实在不堪阅读。陆文裕在《金台纪闻》中说：“元代州县都有学田，所收的租税称为学祖，用来供给师生的膳食，剩余的钱财则用来刻书。工程大的，就合并几个地方共同来做，所以校对和刻工颇有精良的，洪武初年，全部收归国学，如今南京国子监刻的《十六史》等书中，地名、年代、勘校、工役等记录都保存着可以辨识。现在学校已经没有学田，不再刻书，而有司偶尔刻印，但只是用来作为馈赠的用途，那些刻工不精良的反而比坊刻本还要差，精良的很少见到。”听说宋、元刻书都在书院，由山长主持，通儒校订，学者则互相交换而传播，所以书院刻书有三点好处：山长无事而勤于校对，这是第一；不惜费用而刻工精良，这是第二；书版不贮存在官府而容易印刷发行，这是第三。如果有崇尚文治的主宰者出现，恢复这种状况并不难。而那些已经被劣等生刊刻改动的书，就无法纠正了。因此，诚信而喜好古书，那么旧本就不能没有保存；见闻广博而对可疑之处存疑，那么群书也应当一并校订。这难道不是后世君子的责任，又能由谁来承担呢？

译《旧唐书》的弊病在于史事有遗漏和缺失，《新唐书》的弊病在于文辞晦涩难懂，应当将两书合刻，作为《二十二史》之一。就像宋、魏等朝代各自有本朝史书，同时又有了《南史》、《北史》一样，这是有先例的。

○张参《五经文字》唐代人用《说文解字》、《字林》来考核士人。那时距离古代还不远，在开元以前尚未更改经文的时候，篆书和籀书的学问，儿童从小便学习，如今西安府所存的唐睿宗书写景龙观钟的碑刻，还带有篆书、隶书的遗法。到了宋代，距离古代更加遥远，而解说日益穿凿附会。大历年间，张参撰写《五经文字》，依据《说文解字》、《字林》，刊正谬误缺失，对学者很有功劳。开成年间，唐玄度增补，又作了《九经字样》，石刻在关中地区。向来没有刻本，偶尔有残缺，也没有别的版本可以考证。近代有好事者刻印《九经补字》，并让诸生补全这本书的缺失，凭主观臆断行事。他们不知道这本书专门收录《五经》的文字，不属于经文的字不收录，却胡乱添加经文之外的字，甚至包括字书中泛泛博杂的训释。我到达关中，清洗打磨原石，其中有一两个字可以辨认，明显与所补的不同，由此可知近日学者不肯存疑而妄加撰作到了如此地步。

○别字《汉书·儒林传》说：“谶书不是圣人所作，其中多有接近鄙俗的别字。”接近鄙俗的，就像现在俗用的字；别字，本应当是这个字，却误写成了那个字，现在人称之为“白字”，是“别音”的转音。

山东人刻印《金石录》，在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他们不知道“壮月”出自《尔雅》，却改为“牡丹”。凡是万历以来所刻的书，多有像“牡丹”这样的错误。

○《三朝要典》《宋史·蹇序辰传》说：“绍圣年间，担任起居郎、中书舍人，共同修撰国史。上疏说：‘朝廷前日纠正司马光等人的好恶，明确他们的罪罚，以此告知朝廷内外。只有那些变乱典章刑律，改废法律制度，诽谤宗庙，轻视两宫，观察事态考察言论，实际情况显著明白，然而踪迹深秘，包藏祸心，相隔八年之间，大概已经无法究查。查验他们的章疏案牍，散落在各有关部门，如果不汇集编辑而保存下来，年代久了必然导致散失。希望全部查究奸臣所说的所做的，选派官员分类编撰，编成一卷，放在中书省和枢密院，以作为天下后世的重大警戒。’于是命令蹇序辰及徐铎分类编撰，从此招致祸患的士大夫没有一个能幸免的。”天启年间，编纂《三朝要典》，正是采用了蹇序辰的方法。

门户之人，他们立论的旨意各自有所凭借，章奏的文章互相有是非之争。作史的人将双方都收录并存，那么后来的君子就像拿着镜子照物，没有什么能逃脱其形迹。偏心的人错误地加以删改，对于这一派的党羽就保留他们的是，去掉他们的非；对于那一派的党羽就保留他们的非，去掉他们的是，于是说话人的真情隐匿，而片面之辞得以取胜。况且像《三朝要典》这本书，它所说的未必全错，但其用意别有图谋，继此之后著书的人还是这样。这就是国论之所以不能平息，百世之下难以相信史书的原因。崇祯帝批阅讲官李明睿的奏疏说：“编纂《实录》的方法，只在于依据事实直书，那么是非就互相显现。”伟大的君王之言！这大概是万世作史的准则吧？

○密疏唐武宗会昌元年十二月，中书省和门下省上奏：“宰相及公卿议论政事，实行或不实行必须有明确的依据，或者奏请允当合宜，必定受到褒奖称许；或者所论乖谬偏颇，因而受到惩戒责备。在藩镇的上表，必定有批答；担任要职官员的启事，自有记录。都必须昭然明白，在人耳目之中。或者取舍存在于堂案之中，或者与夺体现于诏敕之中。前代史书所载的奏议，没有不是由此而来的。近来看到《实录》，多记载密疏，言论不彰显于朝廷听闻，事情不显现在当面应对，从他们家中得到，不足以作为可信。今后《实录》所载的章奏，都必须是朝廷共同知道的，才能记载叙述，密疏请都不记载。这样那么道理必定可以效法，人们都趋向公正，爱憎的私意不行，褒贬的言论必定可信。”皇帝听从了。这虽然出于李德裕的私心，然而他的话并非没有道理。自从万历末年，章疏全部留中不发，抄传只凭内阁揭帖。天启以来，谗言邪恶众多，嘈杂的言论更加严重。我曾经亲眼见到大臣的儿子追改他父亲的奏疏草稿并刻印以欺骗世人，想要使盖棺定论之后，重新奋笔写文章，向后人追索遗议，夸耀先见之明于前事，其诬蔑罔上比唐代更甚。所以记载在书中，让作史的君子详细考察并严厉斥责。

○贴黄章奏的冗长泛滥，到了万历、天启年间达到极点。一疏推荐几十人，累积两三千字不止，都是枝蔓之辞。崇祯帝年轻登基，励精图治，阅览勤奋，批答迅速，近朝未有。然而几个月之后，颇为厌倦，命令内阁极力推行贴黄的格式。即令本官自己撮取奏疏中的大要，不超过百字，粘附在纸尾，以便阅览。这就是贴黄由来的原因。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说：“唐代制度，降下敕书有所更改，用纸张贴在上面，称为贴黄，大概敕书用黄纸，那么贴的也是黄纸。现在奏状札子都是白纸，有意旨未尽之处，揭出要点，用黄纸另外……”

译写在后面的，就叫做贴黄，这大概是弄错了。那些奏章中大致列举事项条目以及日期、路程里程，出现在前面以及封皮上的，又叫做引黄。

译○记注 古代君主，左史记事，右史记言，用来防止过失并昭示后世君王。记注的职掌由来已久了。唐太宗通晓古典，尤其重视这件事。苏冕说：“贞观年间，每天早朝退下后，太宗与宰相参议政事，就命令起居郎一人拿着简册记录。”因此贞观年的记注，政事记载得完备齐全。到了高宗朝，恰逢皇帝端坐无言，有关部门只奏报辞别、觐见两件事。后来许敬宗、李义甫掌权，多有妄言上奏，恐怕史官如实记载他们的短处，于是上奏请求让史官随仪仗退出，不能完备地听闻机密政务，从此成为惯例。

《旧唐书·姚踌传》：“长寿二年，升任文昌左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自从永徽以后，左右史只能在朝堂上接受旨意，仪仗退下后，谋议都不再参与听闻。姚踌认为帝王的谋略训诫不能没有记载，如果不从宰相那里宣示，史官无从书写，于是上表请求将仪仗退下后所谈论的军国政要，由宰相一人专门负责撰写记录，称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宰相撰写时政记，是从姚踌开始的。”

○四书五经大全 自从朱熹作《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注》之后，黄氏有《论语通释》，而在朱熹章句之下采集语录附于其下，则始于真氏，名为《集义》，仅涉及《大学》一书，祝氏于是仿照并补足它，成为《四书附录入像》。又有蔡氏《四书集疏》，赵氏《四书纂疏》，吴氏《四书集成》。过去评论的人嫌它们泛滥冗杂，于是陈氏作《四书发明》，胡氏作四书通。胡氏的门人倪氏将这两本书合为一本，颇有删改订正，名为《四书辑释》。自从永乐年间命令儒臣编纂《四书大全》，颁行给学官，而诸书都被废弃。倪氏的《辑释》如今见于刘用章所刻的《四书通义》中。永乐年间所编纂的《四书大全》只是稍有增删，其详略大多不如倪氏，《大学中庸或问》则完全无异，而间有错误。至于《春秋大全》则完全抄袭元人汪克宽的《胡传纂疏》，只是将其中“愚按”二字改为“汪氏曰”，以及增添庐陵李氏等一两条而已。《诗经大全》则完全抄袭元人刘瑾的《诗传通释》，而将其中“愚按”二字改为“安成刘氏曰”。其他三经后人都不见旧书，也未必不是因袭前人。当时儒臣奉旨修撰《四书五经大全》，发放餐钱，供给笔墨纸张，书成之日，赏赐金银提升官阶，耗费国家钱财不知多少。以为此书既成，可以彰显一代教学之功，开启百世儒林之绪，却仅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遍，上欺朝廷，下骗士子，唐宋之时会有这种事吗？难道刚直之臣在建文年间已经空无一人？而八股文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的实学，上下互相蒙蔽，以贪图禄利，而无人过问。唉！经学的废弃，确实从此开始，后来的君子想要扫除并改变它，也难于用力了。

○书传会选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下诏征召儒臣审定宋儒蔡氏的《书传》。皇上认为蔡氏《书传》中日月五星的运行与朱熹《诗传》不同，以及其他注说与番阳邹季友的论问也有不妥之处，于是下诏征召天下儒臣审定，命翰林院学士刘三吾等人总领其事。凡是蔡氏传中正确的保留，错误的改正，又采集诸家之说补足其未备之处。九月癸丑，书成，赐名《书治会选》，命礼部颁行天下。如今考察此书，如《尧典》说“天向左旋转，日月五星违背天向右旋转”，《高宗肜日》说“祖庚在高宗庙中绎祭”，《西伯勘黎》说是武王，《洛诰》“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说周公辅佐成王的第七年，都是不可改变的定论。

每段传文之下系以经文及传文，《音释》对字音、字体、字义辨析得很详细。传文中使用古人姓字、古书名目必定具备出处，兼且考证典故。大概宋元以来，诸儒的规模还在，而写这本书的人都是从幼年起就致力于根本之学，不是由八股文出身的人，所以他们所著的书虽然不及先儒，而对后学还有功劳。到了永乐年间修撰《尚书大全》，不仅删去异说，连《音释》也不保留了。我曾说自宋末直到明初，经术人才在此时最为兴盛。自从八股文实行而古学被抛弃，《大全》出而经说消亡，十族诛而臣节改变，洪武、永乐之间，也是世道升降的一个转折点。

○内典 古代圣人用来教人的学说，其行为在于孝悌、忠信，其职责在于洒扫、应对、进退，其文献在于《诗》、《书》、《礼》、《乐》、《易》、《春秋》，其用于自身在于出处、去就、交际，其施用于天下在于政令、教化、刑罚。虽然其和顺积累于中，而英华发露于外，也有体用之分，但并没有用心于内的说法。自从老庄之学在战国时期流行，而排斥义理的是告子，排斥天下、排斥外物、排斥生命的是庄子。于是高明之士厌弃薄视诗书，认为这些

译先王治理天下的方法，不过是其留下的糟粕罢了。而佛教后来传入中国，它所宣扬的清净慈悲之说，恰好能触动世人向往的心理。六朝时期的诸多君子于是加以推衍，从清净自在的说法推演到极致，以至于达到不生不死、进入涅槃的境界，这就是杨朱的“为我”学说。从慈悲利物的说法推演到极致，以至于普度众生、超拔苦海，这就是墨子的“兼爱”学说。天下的言论如果不归向杨朱，就归向墨子，而佛教却将二者兼而有之了。佛教的传播逐渐兴盛，后来的学者于是称其经典为“内典”。推究他们立论的宗旨，难道不是将佛教置于内部而将儒家置于外部吗？将佛教置于内部而将儒家置于外部，这自然是僧侣们的说法，难道士人也应该这样说吗？《黄氏日钞》说：“《论语·曾子三省章》的集注中记载尹氏说：‘曾子所守的是简约之道，所以行动必定反求诸己，语意已经完备了。’又记载谢氏说：‘诸子的学问都源于圣人，后来离得越远就越失去真意，只有曾子的学问专门用心于内在，所以传承下来没有弊端。心是用来具备各种道理并应对万事的，端正内心，正是想要将其施行于治国平天下。’孔子门下并没有专门用心于内在的说法，用心于内在，是近世禅学的说法罢了。陆九渊因此说曾子的学问是从里面出来的，其学问没有传承；诸子的学问是从外面进去的。现在流传于世间的，都是外面进去的学问，并非孔子的真传。于是他在《论语》之外，自认为得到了不传的学问。这些全都源于谢氏的说法。后来有朱熹，应当在集注中删去这一条。”

译褚少孙补写《滑稽传》，将传记、杂说视为外家，这是因为以《六经》为内家。东汉的儒者则将七纬视为内学，把《六经》视为外学。列举图谶的文字，一概归结为性与天道，这是常人无法听闻的。如今百世之后，人们清楚地都明白那是错误的。现在所谓的内学，又不在于图谶之书，而是转移到了佛教那里了。

○心学《黄氏日钞》解释《尚书》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一章说：“这一章本是尧任命舜时的言辞，舜用来任命禹时加以申述并更加详细罢了。尧任命舜时说：‘真诚地执守中正。’现在舜在‘允执厥中’之上增加了‘危微精一’的话语，是为了让他审慎选择而能够执守中正。这是训导的言辞，都是基于尧的‘执中’这一句话而发出的。尧任命舜时说：‘四海百姓困苦穷乏，天赐的禄位就会永远终结。’现在舜在‘天禄永终’之上增加了‘无稽之言勿听，以至于敬修其可愿’，又是为了警诫切要，使他不至于陷入困苦穷乏而永远终结。这是告诫的言辞，都是基于尧的‘永终’这两个字而发出的。关于执中的训导，是正面论述；关于永终的告诫，是反面论述。大概舜将过去从尧那里得到的训诫，以及他平日努力而自得的心得，全部用来任命禹，让他知道如何执守中正而不至于永远终结，哪里是为了谈论心而设立的呢。近世喜欢谈论心学，舍弃全章的本旨而单独谈论人心和道心，甚至只摘取‘道心’二字，直接说心就是道，这其实是陷入了禅学而不自知，距离尧、舜、禹传授天下权力的本旨太远了。葵九峰撰写《书传》，叙述朱子的话说：‘古代的圣人要把天下交给别人，没有不连同治理天下的方法一起传授的。’可以说深得这一章的本旨。九峰虽然也以此来阐明帝王的心，但心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他的说法本来符合正理。后来有人将这本书献给朝廷，于是借以三圣传心的说法。世上的学者于是指出这十六个字是传心的关键，而禅学者借此作为依据。我按：心不需要传授，流行于天地之间，贯通古今而没有不同的，是理。理具备于我们心中，而在事物中得到验证。心是用来统摄这个理并辨别是非的。人的贤良与否，事情的得失，天下的治乱，都由此判定。这就是圣人之所以在危微精一之间仔细考察，而相传以执守中正之道，使得没有一件事不符合理，也没有过分或不足的偏颇。禅学把理视为障碍，而单独指出心说‘不立文字，单传心印’。圣贤的学问，从一心推广到天下国家的应用，无非是至理的流行，明白透彻，人人相同，历经千年而没有间断。何来传授之说？世俗的说法浸染渗透，即使是贤者有时也不得不沿袭使用那些话语，所以我僭越地写下自己的见解如此。”

《中庸章句》引用程子的话说：“这篇乃是孔门传授的心法。”这也是借用佛教的话语，不可不加以斟酌。

《论语》一书中谈论心的有三处，一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二是“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三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至于“操则存，舍则亡”的训诫，门人没有记载，而唯独见于《孟子》。如果没有学习圣人操持心的方法，却突然谈论随心，这就是所谓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白天所做的就有被牿亡（伤害丧失）的了。

唐仁卿在回信中说：“自从新学兴起而名家著述，那些冒充占据其位的不少，然而他们谈论学问，只是心罢了。我只听说古代有学习道，没听说学习心；古代有爱好学习，没听说爱好心。‘心学’二字，《六经》、孔孟都没有说过。现在谈论学问的人，大概是说心就是道，而我不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危微’的宗旨在那里，即使是上圣也不敢轻易言说。现在人多怪我谈论学问而遗漏了心，哪里比得上您指责我不学习来得容易了结，而我也可以对您无言以对。孔子说：‘有能一天把力气用在仁上吗？’又说：‘一天克制自己回复礼。’又说：‘整天勤勉，行事。’我没能做到。孔门的诸子，日月至焉，夫子尚且不允许他们好学，何况连日月至焉都做不到呢，称他们不学习是可以的。只是不知道您所谓的学问，究竟是仁呢？礼呢？事呢？还是心的说法呢？抛开仁、礼、事来谈论心，即使您也知道那是不行的；您的意思必定是说仁与礼与事就是心，用力于仁，就是用力于心。回复礼，就是回复心；行事，就是行心。那么我的不理解还和昨天一样，称我不学习是可以的。”又说：“孜孜不倦为善的是心，孜孜不倦为利的也未必不是心。危险啊，心！判定吉凶，区分人与禽兽，即使是大圣也必定要防备再防备，而敢谈论心学吗？心学，是以心为学问。以心为学问，就是把心当作性。心能够具备性，而不能使心就是性。所以求找回放失的心是对的，求心则是错的；求心是错的，求于心则是对的。我所痛心于心学的，是因为它求心。心果真是需要求的，必定不是与我同类的；心果真是可以学习的，那么‘以礼制心，以仁存心’的话，岂不是成了心的障碍吗！”

译《论语》说：“仁者安心于仁。”朱熹集注引谢氏说：“仁者心中没有内外、远近、精粗的分别，不是刻意存守而自然不遗忘，不是刻意整理而自然不混乱。”这些都是庄周、列御寇的话，不是我们儒家的学问。《太甲》说：“要顾念上天的明命。”孔子说：“颜回为人，选择中庸之道，得到一种善德就紧紧牢记在心而不丢失。”所以说“操持就存在，放弃就消亡”。不待刻意存守而自然不遗忘的人是谁呢？○举业林文烙《福州府志》说：“我喜欢询问长辈前辈的时事，有人对我说林尚默，刚在乡学游学，作为生员，就自负其才应当冠绝海内士人。然而考察当时，主持考试生员的却是杨文贞、金文靖两位公。尚默当时所学习的只是科举应试之业，而杨、金两位学士都是文章老宿，蔚然成为儒学宗师，尚默却能必定与这两位公像符节相合，为什么呢？当时，学问出于一体，上面以此选拔，下面以此学习，譬如造车的人不出门，就知道适合四方车辙的契合，工匠德行浅薄，异说兴起，用利益引诱后生，让他们跟随自己的学问，诋毁儒家先贤，贬低传注，几乎不止是抛弃髦士了。因此学者怅然不知跟随谁，想要跟随旧说则担心或许主张新说，跟随新说则又不忍心立刻抛弃传注。自己不能确定，何况别人呢？唉！士人怀瑾握瑜，奔走驰骋而不遇的，哪里说得完呢！所以射箭没有固定的靶子，后羿也不能显出技巧；学问没有确定的论断，子游、子夏也不能精通。想要道德统一，风俗相同，一定要从在位者不倡导游移之言开始。”又说：“近日讲学的人，接近事理而大乱真知。士人依附他们门下的都追求荣名，于是你一唱百人和，开始伐木的人呼喊邪许，然而慢慢叩问他们，不过是在终南山寻找捷径，而其中实在没有人能省察。”东乡艾南英《皇明今文序》说：“唉！在科举应试中开始引入禅说的，是谁呢？追溯其起源，大概是由一两个聪明才辩的人，厌恶先儒敬义诚明、穷理格物的学说，喜欢简便而畏惧约束，其开端始于南宋末年，而慈湖杨氏的书最为显著。国初，法令严密，不遵循程、朱之言就不遵行。大概到了摘取良知之说，士人稍有不同的学问了，然而我看他们的书，不过是师友讲论立教明宗罢了，未曾用来制作科举应试之业。他们的门徒龙溪、绪山阐明其师的学说，而又过分了，也未曾用来制作科举应试之业。龙溪的科举应试之业不传，阳明、绪山清清楚楚可考。衡量比较他们的文章，持重矜慎，好像从未肆意想要与朱氏之学不同。那么现在做这种事的，是谁开始的呢？我暂且隐去他们的姓名，而又详细批注他们的文章，使学者知道以宗门之糟粕，作为科举应试之偏的，从此人开始。唉，降而成为传灯，在那教初说，其浅深相去已经很远，又何况附会来援儒入墨之辈，其鄙陋哪里说得完呢。现在他们的大旨不过说‘耳自天聪，目自天明’，还只是告子说‘生之谓性’罢了。等到他们厌恶穷理格物的迂腐而抛弃它，还只是告子说‘不得于言，勿求于心’罢了。任其所往而冥行，没有不流于小人之无忌惮的，这就是《中庸》所以言性不言心，《孟子》所以言而必原之性，《大学》所以言而必曰正其心。我将有所论著，而暂且言其大概如此，学者可以废然返回了。”

译又说：“嘉靖年间，姚江（王阳明）的学说虽然在世上盛行，但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仍然谨慎地恪守程颐、朱熹的学说，没有人敢用禅宗思想混入圣人之道的。自从兴化（张居正）、华亭（徐阶）两位执政大臣推崇王阳明的学说，于是隆庆戊辰年（1568年）的《论语程义》首先开启了宗派门户，这种风气逐渐蔓延，没有止境。科举考试的文字大半剽窃王阳明门人的言论，暗中诋毁程颐、朱熹。”坊间刻印的书中有伪托罗伦所作的《致知在格物》一篇，它的破题写道：“良知，是广大于学者的。”查考罗文毅（罗伦）在成化二年考中进士，当时读书人没有异端学说，如果确实有这篇文章，那么良知的学说就始于罗伦，而不始于王阳明了。况且前人作破题也没有这种体例，这是借先朝名臣的名义来抬高自己罢了。

○破题中用《庄子》《五经》中没有的“真”字，开始见于老庄的书。《老子》说：“其中有精，这种精非常真实。”《庄子·渔父篇》：“孔子严肃地说：‘请问什么是真？’客人说：‘真，是精诚的极致。’”《大宗师篇》说：“我已经回归我的真性，而我还在做人吗？”《列子》说：“精神离开形体，各自回归它们的真性，所以称为鬼。鬼，就是归的意思。回归它们真正的住所。”《汉书·杨王孙传》说：“死亡，是生命的转化，是事物的回归。回归者得到至境，转化者得到变化，这是事物各自回归它们的真性。”《说文解字》说：“真，是仙人变形登天。”徐锴《系传》说：“真，就是仙，就是化。从匕，匕就是化。反人为亡，从目从匕，进入它所乘驾的境界。”把生看作寄居，把死看作回归，于是有了真人、真君、真宰的名称。秦始皇说：“我仰慕真人。”自称“真人”，不称“朕”。魏太武帝改年号为太平真君，而唐玄宗下诏把四子之书称为“真经”，都基于此。后世相传，于是“真”就与“假”相对。李斯《上秦王书》：“那敲击瓦罐、弹筝拍腿，呜呜歌唱使耳目快活的声音，是真正的秦国之声。”韩信请求做假王，高祖说：“大丈夫平定诸侯，就做真王罢了，为什么要做假王！”又改东垣为“真定”。窦融《上光武帝书》说：“怎么能背离真正的旧主，侍奉奸伪之人。”这与老、庄所说的“真”意思也略有不同了。宋代避讳“玄”字，用“真”代替，所以庙号叫真宗。玄武七宿改为“真武”，玄冥改称“真冥”，玄枵改称“真枵”。《崇文总目》称《太玄经》为“太真”，还还没有脱离它的本意。隆庆二年会试，主考官厌恶《五经》而喜欢老庄，废弃旧闻而推崇新学，首题《论语》“子曰由诲汝知之乎”一节，它的程文破题说：“圣人教贤者以真知，在于不蒙蔽他的心罢了。”《庄子·大宗师篇》：“先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列子·仲尼篇》：“没有快乐没有知识，是真乐真知。”这才明确地把《庄子》的话引入文章。从此五十年间，科举所用的，无非是佛、道的书，彗星扫过北斗、文昌星，御河的水变成了赤血。崇祯年间，才开始重申以前的禁令，但士大夫都从小读时文，习染已久，不合经义的字，下笔就出来，正如康昆仑所受邻舍女巫的邪声，如果不十年不接近乐器，是无法断绝的。虽然如此，以周敦颐道学的宗师地位，他的书中还有所谓“无极之真”的说法，我又怎么责备现在的人呢。

《孟子》说：“不用思考就知道的，是良知。”下文明确指这是爱亲敬长。至于因为严厉而教敬，因为亲近而教爱，那就必须通过学习才知道的了。现在的学者明面上用《孟子》的良知，暗地里用《庄子》的真知。

○科场禁约万历三十年三月，礼部尚书冯上奏说：“近来皇上采纳都给事中张问达的话，惩办李贽惑世诬民的罪行，烧毁他所著的书，这种崇尚正道、辟除邪说的举动，是很盛大的。臣私下认为国家用经术选拔士人，除了《五经》、《四书》、《二十一史》，《通鉴》、性理诸书之外，不列入学官，而经书的传注又以宋儒所定的为准。这就是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子的宗旨。自从人文兴盛，士风逐渐淳厚，开始厌弃平常，稍微趋向纤巧靡丽；纤巧靡丽不止，渐渐追求新奇；新奇不止，渐渐趋向诡僻。开始还依附诸子来树立旗帜，现在竟然尊崇佛、道二家来持戈相向。背弃孔、孟，诋毁程、朱，只以《南华》、西竺的话为宗为竞。把实看作空，把空看作实。把名教看作桎梏，把纪纲看作赘疣。把放言高论看作神奇，把放纵超越规矩、扫除是非廉耻看作广大。选取佛书中言心言性略相近的话混入圣言，选取圣经中有空字无字的话强同于禅教。论道既已驳杂，论文又不成章。世道溃于狂澜，经典几乎成为榛莽。臣请求坊间一切新说曲议，命令地方官混合烧毁。生员有引用佛书一句的，廪生停发廪膳一月，增广、附生不许补廪，三句以上降黜。考中的墨卷引用佛书一句的，勒令停

译对于某一科，不许参加会试，违规者多则予以革除。恳请陛下以圣旨严加申诫，务必坚决执行。自古以来，崇尚仙佛的时代，对儒家学问必然不能明辨，世道运数必然不能振奋。即使有人能真正达到其极致，也对国家没有益处，何况那些只是拾取仙佛言论的余唾，用来掩盖自己追逐名利的行径的人呢？道家与佛家与儒家道术的分别已经很久了。自西晋以来，在儒家道统之外另立佛、道二教；自南宋以来，在儒家道统内部又分裂为两派；再后来，则吸取佛家的精微义理，暗中依附于儒家道统之内；再后来，则显露出佛家的名相法度，公然出现在儒家道统之外。如果不是圣明的君主执守中道、建立准则，百官同心同德、风气一致，世道运数的流向还不知道会到达何处。”皇上说：“祖宗维系世道、确立教化，尊崇推崇孔子。如果明辨经义的是非，扫除抛弃不良的行为操守，又怎能得到节义忠孝之士为朝廷所用？阅览你们的奏章，对世间教化很有裨益，可以开列具体条款奏报上来。仙佛原本就是异端之术，适宜在山林独自修习，有喜好崇尚的人，任凭他们辞官自便。”这稍微进行了一些厘正，然而旧习沾染已深，不能彻底涤除；又在位的人多把庇护士子科举名声当作阴德，也不怎么揭发查处。到了末年，诡诈偏邪之风更加严重。

译新学的兴起，人们都把《六经》视作泥土草芥，因此不阅读传注。崇祯三年，浙江乡试的题目是“义用明俊民用章”。上文有“岁月日时无易”，传文说：“这是不失其时。”第三名龚广生的文章，误将“时”理解为历法中“一日十二时”的“时”，却因此夺得本经科第一名，并被刻印为程文。崇祯九年，应天乡试的题目是从“王请大之”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其中有“以遏祖莒”一句，注解说：“‘莒’，《诗经》中写作‘旅’，意为众人。”指的是密国人侵扰阮、徂、共三国的民众。第二十三名周天一的答卷，误将“莒”理解为《春秋》中的莒国，也考中了，吏部科举司没有听闻进行复核。诏令不能执行竟到了这种地步。

○朱子晚年定论《宋史·陆九渊传》记载：“起初，陆九渊曾与朱熹在鹅湖相会，辩论各自的学问，大多意见不合。等到朱熹任南康军知军时，陆九渊去拜访他。朱熹带他到白鹿洞书院，陆九渊讲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一章，听讲的人甚至有人感动得流泪，朱熹认为这切中了学者隐微而深固的弊病。至于关于‘无极而太极’的辩论，则通过书信往来，争论不休。”

王文成公辑录的《朱子晚年定论》，现在的学者大多相信它，不知道当时罗文庄公已经写信与他辩论过这件事了。罗文庄公的信说：“详细考察《朱子定论》的编撰，大概是认为朱子中年以前所见未真，到晚年才开始有所领悟。于是从朱子论学的书信几十卷中，摘取这三十多条，其意都主张向内求索，认为这是朱子领悟之后所得，从而断定这是他的定论。这选择应当也很精当了，只是不知道所谓的‘晚年’，以哪一年为定论？我偶然考证得知何叔京去世于淳熙乙未年，当时朱子年仅四十六岁。过了两年丁酉年，《论语孟子集注或问》才完成。现在选取回复何叔京的四封信，作为晚年定论；至于《集注或问》的八条，却认为是中年未定的说法。我私下担心这是考证不够详细，而立论过于武断。又所选取的《答黄直卿》一封信，监本只说‘这是向来差误’，并没有‘定本’二字，现在编撰者增加了这两个字，而序言中又把‘定’字改为‘旧’字，却不详细‘本’字所指为何。朱子有《答吕东莱》一封信，曾经提到定本的说法，但并非指《集注或问》。所有这些，我都不免有疑问，但这些还不足以深入辩论。我私下认为您天资绝世，且日益精进。向来恍若有悟之后，自认为验证于《五经》、《四子》，充沛如江河决口流入大海；又认为精明的确，透彻再无可疑。我固然相信这不是虚言。但又认为唯独与朱子的说法有抵触，推究事理，难道会有这样的事吗？其他话我不敢请教，我曾读《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都是与张南轩问答的书信。其中第四封信也自认为：‘对于实体似乎更加精明，于是又取凡圣贤之书，以及近世各位老先生的遗言，阅读并验证，则没有一条不合。’大概平日所疑惑而未明白的，现在都不待安排，往往自然显现出洒落之处，与您序言中的话没有一句不相似。书中阐发他的见解，不能说不明确；而卷末的一封信，提纲挈领，尤为详尽。我私下认为千圣相传的心学，大概没有超出这个的了。不知为何，唯独不被您所选取？难道只是偶然吗？如果认为这两封信是对的，那么《论孟集注》、《学庸章句或间》就不容许有另一套道理；如果认为它们不合，那么您精明的见解，就决定与朱子不同了！这三十多条，不过是暂且选取来证明高论，而所谓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的，怎么知道没有毫厘的不同在其中作祟，从而造成抵触的大裂痕呢！又您在朱子之后，特别推崇草庐吴氏，认为他见解更加真切，并选取他的一条说法，附在三十多条之后。我私下认为草庐晚年所见是否真切，难以知晓。大概我们儒家所说的昭昭，佛教也常常这样说，毫厘之差正在于此。即使草庐所见确实符合我们所说的昭昭，怎么知道不是他四十年间钻研文义的成效，大概是所谓真积力久而豁然贯通的呢。大概即使是明道先生那样高明纯粹，又早早亲近师从濂溪，以激发吟风弄月的趣味，也必定反求于《六经》而后得之。只是他所禀赋的接近生知，闻一知十，与他人极力钻研的不同罢了，又怎么能因为以前钻研文义而认为它是错的，而以堕入这种科臼为悔呢？得鱼忘筌，得兔忘蹄是可以的。夸耀鱼兔的获得，反而追咎筌蹄，认为多事，这可以吗？

东〇陈建作《学〇通辨》，选取朱子的年谱、行状、文集、语类以及与陆氏兄弟往来的书信，逐年编辑并为之辩解，说：“朱、陆早同晚异的实情，两家的谱集记载得很清楚。近世东山赵氵方《对江右六君子的策问》却说‘朱子《答项平父书》中有去短集长的话’，难道鹅湖的辩论到这时才合拍吗？如果他们在晚年合并，那么他们的微言精义必定有契合之处，而子静已经去世了，这说明朱、陆早异”

译这是“朱陆早异晚同”这一说法萌芽的时期。程篁墩顺着这个思路，于是撰写了《道一编》，将朱熹与陆九渊的差异与相同分为三个阶段：起初如同冰炭般截然相反，中间则怀疑与相信各占一半，最终则像颊骨与牙床那样相互依存。朱陆早异晚同的说法，从此便确立了。王阳明顺着这个思路，于是有了《朱子晚年定论》的辑录，专门选取朱熹言论中与陆象山相合的部分，这与《道一编》中“辅车相依”的说法正好相互呼应。所有这些做法，都是颠倒早晚的时间顺序，用来弥补陆学的不足，而不顾如此做会歪曲诬蔑朱子，深深误导后学。所以现在按年代编排来辩明，两家早晚的真实情况，以及近世儒者颠倒事实的弊端，全都昭然若揭了。”又说：“朱子有朱子的定论，象山有象山的定论，不能强行统一。专门致力于虚静，保全涵养精神，这是象山的定论。以主敬来涵养，以此确立根本；通过读书穷究事理，以此推致知识；亲身实践力行，以此落实实质，这三者交互修养并尽，这是朱子的定论。至于有时专门讲涵养，有时专门讲穷理，有时只讲力行，那是朱子针对人的不同情况施教、针对病症开药方。现在却把专门讲涵养的言论当作定论，用来附合象山，这诬蔑朱子太严重了！”又说：“赵东山所说的，大概是探求朱、陆生前没有相同的实情，而在他们死后便主观推测他们后来必定相同，本来是想安排出早异晚同的说法，结果竟说成了生前相异、死后相同，可笑可笑！”

译像这样难道不是恰好用来彰显朱熹、陆九渊平生未曾相同，反而恰好暴露了牵强附会、欺世盗名的弊端吗？为什么近世的人都相信它，而不能明察呢？

从前裴延龄掩盖有说成无，指着无说成有，用来欺骗君主。陆亘公说他愚弄朝廷，比赵高指鹿为马还要严重。现在篁墩等人分明是掩盖有说成无，指着无说成有，来欺骗、戏弄后学，难道不是我们道统中的裴延龄吗！又说：“从前韩绛、吕惠卿代替王安石执政，当时称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我认为近日继承陆学而兴起的，王阳明是传法沙门，程篁敦则是护法善神。”宛平孙承泽说王阳明所编撰的，其意图是想借朱子来攻击朱子。况且我们孔夫子凭借天授的圣才，不把自己当作生来就知道的人，却说喜好古学而勤勉探求，说多听多看，说广博地学习并约束于礼，直到老了删述经典不停止，还希望借长寿来学习《易经》。朱子一生效法孔子，增进学问一定在于获取知识，涵养心性一定在于保持敬畏，德性在于此，问学也在于此。如果错误地把朱子当作支离破碎、晚年后悔，那么孔夫子所说的喜好古学勤勉探求、多听多看、广博学习约束于礼，都是早年的支离破碎，必定要像无言、无知、无能那样，才是晚年自我后悔的定论。由此看来，那么《晚年定论》的刊刻，真是王阳明玩弄文字的书了。大概从弘治、正德年间起，天下的士人厌恶常规喜好新奇，风气的变化已经有所由来，而王阳明凭借绝世的才资，倡导他的新学说，鼓动海内。嘉靖以后，跟随王氏而诋毁朱子的人，开始在人间接踵而至，而王尚书在策问中说：“现在的学者偶尔有所窥探，就想完全揭发先儒的说法而凌驾于其上；不学习就借‘一贯’的话来掩饰他们的浅陋；没有德行就逃避到性命之学的领域，以便别人无法质问。”这三句话，完全概括了当时的情势。所以王门的高徒是泰州、龙溪两个人。泰州之学传一次成为颜山农，再传成为罗近溪、赵大洲。龙溪之学传一次成为何心隐，再传成为李卓吾、陶石篑。从前范武子论述王弼、何晏两个人的罪过比桀纣还深，认为一世的祸患轻，历代的祸害重；自己丧命的恶小，迷惑众人的罪大。而苏子瞻说李斯扰乱天下，以至于焚书坑儒，都出于他的老师荀卿高谈异论而不顾后果。《困知之记》、《学〇之编》（注：此处原文可能有缺字或特指，依文意译为书名），确实是今日中流砥柱了。”

《姑苏志》说姚荣国著书一卷，名叫《道馀录》，专门诋毁程颐、朱熹。少师死后，他的朋友张洪对人说：“少师对我恩厚，现在死了，没有什么报答他的，只是每次见到《道馀录》，就把它烧掉丢弃。”少师的才学不低于王阳明，而不能推行他的学说，是因为少师处于道德统一、风俗相同的时代，而王阳明处于世道衰微、邪说又起的时代。

嘉靖二年，会试策问说，朱熹、陆九渊的议论终究不能相合，而现在的学者却想要强行使他们相同，难道是喜欢他们的捷径方便，而想要暗中诋毁我们朱子的学说吗？探究他们的用心，他们与何澹、陈贾这些人难道相差很大吗？至于把它写在简册上，公然肆意诋毁，来推销他们的私见，礼官举出祖宗朝代的旧例，焚烧他们的书并禁止斥责他们，难道不可以吗！当时在朝的大臣如果有能坚持这种论调的，细小的水流不堵塞，最终会成为江河，有世道责任的人，能不有履霜坚冰的忧虑吗。

凭一个人而改变天下，其流风余俗延续一百多年之久，古代也有这样的例子。王夷甫的清谈，王介甫的新说，放在现在，就是王伯安的良知说。孟子说：“天下生存很久了。一治一乱。”拨乱反正，难道不在于后世的贤人吗！

○李贽《神宗实录》：“万历三十年二月乙卯，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弹劾李贽：‘壮年做官，晚年剃度出家，近来又刊刻《藏书》、《焚书》、《卓吾述德》等书，在海内流行，惑乱人心。把吕不韦、李园当作智谋，把李斯当作才力，把冯道当作吏隐，把卓文君当作善于选择佳偶，把秦始皇当作千古一帝，认为孔子的是非不足以作为依据，狂妄荒诞悖逆乖戾，不可不毁。尤其可恨的是，寄居麻城，行为放纵不拘，与无良之辈在庵院游玩，挟带妓女，白天一起洗澡，勾引士人的妻女进入庵院讲法，甚至有带着被褥枕头住宿的，整个地区像发狂一样。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的观音，都是士人的妻女，后生小子喜欢他的猖狂放肆，相继煽惑，以至于公然劫夺别人的财物，强行搂抱别人的妇女，如同禽兽，而不加顾惜。近来缙绅士大夫也有诵咒念佛，供奉僧人膜拜的。手持念珠，当作律戒；室内悬挂佛像，当作皈依。不知道遵守孔子的家法，而沉溺于禅教沙门的，往往出现了。近来听说李贽将要迁往通州，通州距离京城四十里，如果一旦进入京城，招致蛊惑，又成为麻城的后续，希望敕令礼部，发檄文给通州地方官，将李贽押解回原籍治罪，仍然发檄文给两畿及各布政司，将李贽刊行的各种书，并搜查他家未刊刻的，全部烧毁，不要让祸害遗留给后生，世道幸甚！’得到旨意：‘李贽敢倡导乱道，惑世诬……’”

译民众，便命令厂卫、五城严厉抓捕治罪。那些书籍无论已刻印还是未刻印，命令所在地的官府全部搜缴烧毁，不许留存。如果有同党曲意包庇、私自藏匿，由该科道官员及各级官府查访奏报治罪。”不久李贽被逮捕到京，因恐惧获罪绝食而死。我按语说，自古以来，小人肆无忌惮而敢于背叛圣人的，没有比李贽更严重的了，然而虽然奉有严旨，但他的书在人间流传依然如故。天启五年九月，四川道御史王雅量上疏，奉旨称“李贽的各种书籍怪诞不经，命令巡视衙门焚毁，不许在街市贩卖，仍通令禁止。”而士大夫大多喜欢他的书，往往收藏，至今未能灭绝。○钟惺钟惺字伯敬，是景陵人，万历庚戌年进士。天启初年，担任福建提学副使，大肆通过贿赂打通关节。因父亲去世离职守孝，却还带着姬妾游览武夷山，然后才上路。巡抚南居益上疏弹劾他说：“各种行为都逾越了法度，《五经》的尊严扫地。把学子变成摇钱树，令人羞耻；让市侩登上讲台，门庭成了市场，公然抛弃名教而不顾，甚至趁着为亲人守丧的忌讳去冶游。怀疑是病狂丧心，岂止是文人没有德行！”因此被罢官废置在家。于是他选编历代诗歌，命名为《诗归》，这本书在当时盛行于世。不久又评论《左传》、《史记》、《毛诗》，喜好卖弄小聪明，自立新说，天下的读书人都顺从地追随他。而评论他的人于是忘记了他不孝和贪污的罪行，并且将他列为文人。

译我听说福建人说，学政出卖生员是从周伯敬开始的。当时的学政，对于周伯敬本该像茶店供奉陆羽一样，把他当作招财进宝的神灵，又怎么奇怪人们读他选编的诗集，认为他是《诗经》、《楚辞》的再世作者呢？他的罪行虽然不及李贽，但也是败坏天下风气的人之一。

科举考试发展到抄录佛书的地步，讲学发展到男女混杂聚会的程度，考试发展到出卖生员的境地，这些都是一个时代的巨大变故，其严重程度不在王莽、安禄山、刘豫之下，所以我把这些事记载在《五经》等书的后面。唉！“礼义廉耻这四种道德准则如果不弘扬，国家就会灭亡！”《管子》早就说过这话了。

○ 窃书 汉代人喜欢把自己写的书假托为古人所作，张霸的《百二尚书》、卫宏的《诗序》之类就是如此。晋朝以后的人则有把别人的书窃取来当作自己作品的，郭象的《庄子注》、何法盛的《晋中兴书》之类就是如此。至于明朝一代的人，他们所著的书没有不是窃取盗用的。

《世说新语》说：“起初注解《庄子》的有几十家，都不能探究其主旨要点。向秀在旧注之外作了义理阐释，精妙地分析奇特的意趣，极大地畅达了玄学之风。只有《秋水》、《至乐》两篇没有完成，向秀就去世了。向秀的儿子年幼，义理阐释于是散失，但还有别的版本。郭象这个人，品行轻薄，却有出众的才华。他看到向秀的义理阐释没有流传于世，就窃取来当作自己的注解。于是自己注解了《秋水》、《至乐》两篇，又改动了《马蹄》一篇，其余各篇只是订正点断文句罢了。后来向秀义理阐释的别本出现，所以现在有向秀、郭象两种《庄子》注，其义理是一致的。”现在的人只有轻薄的品行而没有出众的才华，不能通晓作者的本意，他们盗窃而成的书，必定不如原本，称之为“钝贼”有什么可推辞的！《旧唐书》记载：“姚班曾经因为他的曾祖父姚察所撰写的《汉书训纂》大多被后来注解《汉书》的人隐去名字，当作自己的学说，姚班于是撰写《汉书绍训》四十卷，来阐明旧有的义理，在当世流行。”我读明朝弘治年以后的经学解释之书，都是隐去古人的名字，当作自己的学说的。

○ 勘书 凡是校勘书籍必须用能读书的人。偶然看到《焦氏易林》的旧刻本，有“环绪倚Θ”一句，这是“环堵”的错误。注解说：“‘绪’字怀疑应当是‘〇’字。”“井堙水刊”，这是“木刊”的错误，注解说：“‘刊’字怀疑应当是‘利’字。”错误得太远了。幸好这出自前人，虽然不读书但还是遵守原文，不敢擅自改动。如果像近代的人那样，凭主观臆断改动，那么文字更加晦涩，义理更加错乱，而传给后世即使有善于读书的人，也茫然无法寻求原意了。那么现在书坊刻书不选择合适的人，而委托他们校勘，难道不是大害吗！梁简文帝《长安道诗》说：“金椎抵长乐，复道向宜春。”这是引用《汉书·贾山传》：“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形容驰道的华丽到了这种程度。《三辅决录》说：“长安十二门，三涂洞开，隐以金锥，周以林木，左出右入，为往来之径。”现在误作“金槌”，又改为“椎轮”。唐代阎朝隐《送金城公主适西蕃诗》说：“还将贵公主，嫁与亻辱檀王。”这是引用《晋书·载记》：“河西王秃发亻辱檀。”现在误作“耨檀”，又改为“褥毡”，这比起把“金根车”改为“金银”来，更加严重了。

《庄子》说：“婴儿出生，没有老师而能说话。”一个版本作“所师”。大概魏晋以后，写书多有用草书的，所以把“所”字讹误为“石”字。

○ 改书 《东坡志林》说：“近代的人轻易凭主观意图改动书籍，鄙俗浅薄的人喜好厌恶大多相同，所以附和的人很多，于是使古书日益讹误错乱，深可愤恨痛疾。孔子说：‘我还能够看到史官留存的空缺文字。’从我年轻时，看到前辈都不敢轻易改动书籍，所以蜀本大字书都是善本。”

《汉书·艺文志》说：“古时候书籍必定文字统一，不知道的就空缺，询问老前辈。到了衰世，是非没有标准，人们使用自己的私意。所以孔子说：‘我还能够看到史官留存的空缺文字，现在没有了啊。’大概是哀伤其逐渐不正。”可知穿凿附会的弊端从汉朝就已经存在，所以有行贿改动兰台漆书，以符合自己私意的人了。万历年间，人多喜欢改窜古书，人心的邪僻，风气的变化，从此开始。比如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氏檄文》，本出自《旧唐书》。其中说“伪临朝武氏”，是因为徐敬业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则天只是临朝听政而没有改朝换代。近刻的古文，改作“伪周武氏”，没有考察檄文中所说的“包藏祸心，睥睨神器”，乃是未篡位之时，所以有这样的说法。那时废黜中宗为庐陵王，而立相王为皇帝，所以说“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不了解其人，不考察其时代，就擅自改动其文字，谬误流传，至今未止。又近日盛行《诗归》一书，尤其荒诞不经。魏文帝《短歌行》：“长吟永叹，思我圣考。”圣考指他的父亲魏武帝，改为“圣老”，评论说：“‘圣老’二字奇绝。”《旧唐书》李泌对肃宗说：“天后有四个儿子，长子叫太子宏，

译监国时仁爱明理、孝顺友爱。天后正图谋独揽大权，于是毒杀了他，立雍王李贤为太子。李贤自知难以保全，便与两个弟弟每天侍奉在父母身边，不敢明说，于是创作了《黄台瓜辞》，让乐工歌唱，希望天后醒悟并心生怜悯。辞中说：“种瓜在黄台下，瓜熟时籽粒繁盛。摘一次使瓜更好，摘两次使瓜稀疏。摘三次还尚可，摘四次只能抱着藤蔓回家。”然而太子李贤最终仍被天后驱逐，死在黔中。所谓“四摘”，是用以比喻四个儿子，认为并非四次就能穷尽，因而改为“摘绝”。这些都不考察史实而随意臆断的说法，难道不是小人毫无顾忌的表现吗！

译○《易林》《易林》大概是东汉以后的人撰写，却假托为焦延寿所作，焦延寿生活在汉昭帝、汉宣帝时期。

当时《左传》尚未设立学官，如今《易林》中引用《左传》的话很多，又常常使用《汉书》中的史事，比如说到“彭离从济东迁往上庸”，这事发生在汉武帝元鼎元年；说到“长城已经建成，四方夷族归顺，彼此和好结盟，王昭君是福”，这事发生在汉元帝竟宁元年；说到“火星进入井宿口，阳芒生出角，侵犯天门，窥见太微垣，登上玉床”，似乎是用《李寻传》中的话；说到“新修初陵，塌陷难以攀登”，似乎是用汉成帝修建昌陵的事；又说“刘季发怒，下令灭掉子婴”，又说“大蛇挡路，使刘季畏惧”，这又不是汉代人应当说的话。

●卷十九○文章必须有益于天下文章之所以不能断绝于天地之间，是因为它阐明道理，记载政事，体察民间疾苦，乐于称道他人的善行。像这样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后世的，多一篇，就多一篇的益处。至于那些怪力乱神的事情，没有根据的言论，抄袭因袭的说法，阿谀奉承的文章，像这样损害自己、无益于他人的，多一篇，就多一篇的损害。

○文章不贵在多两汉文人著作极少，史书在人物传记末尾常说：总共写了若干篇。只有董仲舒多达一百三十篇，其余不过五六十篇，有的十几篇，有的三四篇。史书记录篇数，大概是称赞他们，并非嫌他们少。如今的人写作则以多为富，但多就一定不能精工，即使精工也不一定都对世有用，它们不流传是理所当然的。西汉崇尚辞赋，所以《汉书·艺文志》所载只有诗、赋两家。那些有名的文人，陆贾的赋只有三篇，贾谊的赋只有七篇，枚乘的赋只有九篇，司马相如的赋只有二十九篇，儿宽的赋只有两篇，司马迁的赋只有八篇，王褒的赋只有十六篇，扬雄的赋只有十二篇，而最多的是淮南王的赋八十二篇，枚皋的赋一百二十篇。而在《枚皋传》中说：“枚皋写文章快，接到诏令就完成，所以所作的赋多。司马相如擅长写文章但慢，所以作品少而比枚皋好。枚皋在赋中自己说写赋不如相如，他的文章委曲随顺事物，都能得其意，颇为诙谐，不太闲雅靡丽，值得读的不超过二十篇，那些特别戏谑不可读的还有几十篇。”这说明辞赋多不一定好。东汉多碑文、诔文、书序、论难之文；又当时推崇经术，又多训诂。凡传记中记录篇数的有四十九人，其中多的如曹褒、应劭、刘陶、蔡邈、荀爽、王逸各一百多篇，少的如卢植六篇，黄香五篇，刘余、崔烈、曹众、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在《郑玄传》中说：“郑玄依据《论语》作《郑志》八篇，注释的各种经书一百多万字，通晓经学的人颇讥讽他繁琐。”这说明解经多不一定好。秦延君解说《尧典》篇目两个字的话有十几万字，只解说“日若稽古”四个字就有三万言，这正是颜之推《家训》所说的邺下谚语：“博士买驴，写了三纸契约，还没有驴字”。

文章因少而兴盛，因多而衰微。以两汉来说，东汉的文章多于西汉，而文风衰微了。以三代来说，春秋以后的文章多于《六经》，而文风衰微了。《礼记》说：“天下无道，言论就有枝叶。”

《隋书·经籍志》记载古人文集，西汉只有刘向六卷，扬雄、刘歆各五卷，是最多的了，其他不过一卷、两卷。而东晋南朝梁简文帝多达八十五卷，元帝多达五十二卷，沈约多达一百一卷，所谓虽然多又有什么用呢？

○著书的艰难诸子书除了孟子、荀子之外，如老子、庄子、管子、商子、申子、韩子，都自成一家之言。到了《吕氏春秋》、《淮南子》，就不能自成一家，所以汇集诸子的言论编成书，这是诸子书的第一次变化。如今人的书集如果一一都出自自己之手，一定不能多，大概都像《吕览》、《淮南》之类罢了。必须是古人未曾完成，后世又不可缺少的，然后才去写，大概就能流传了吧？宋人的书如司马光《资治通鉴》、马端临《文献通考》，都是用一生的精力完成的，于是成为后世不可缺少的书。而其中小有错误遗漏，尚且难免。如果后人的书越多越错误遗漏，越快越不流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视成书太容易，而急于求名罢了。伊川先生晚年作《易传》，完成后，门人请求传授，先生说：“再等学问有所进步。孔子不说过吗：忘记自己年老，不知道年岁不够，勤勉努力，死而后已。”

○直言张载有话说：“百姓是我的同胞。今天的百姓，是我与显达而在上位的人所共有的。以事救民，这是显达而在上位的人的责任；以言救民，这也是穷困而在下位的人的责任。”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那么政教风俗如果不尽善，就允许庶人议论了。所以《盘庚之诰》说：“不要有人敢隐瞒小人的规劝，而国家有大疑，向庶人占卜”

译百姓顺从或叛逆的原因。子产不毁坏乡校，汉文帝停下车驾听取意见，都是因为这个道理。唐代中期，这种用意尚存。鲁山县令元德秀派遣几名乐工手拉手在〇处歌唱，唐玄宗因此感动；白居易任〇〇尉时，创作乐府诗及诗歌一百多篇，规劝讽喻时事，流传到宫中，唐宪宗召他进入翰林院。这也接近于采集各国的民歌，听取百姓的言论了。诗歌作为教化手段，虽然主要在于温柔敦厚，但也有直接斥责某人而不避讳的情况。比如“赫赫师尹，不平谓何”；比如“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比如“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家宰相，仲允膳夫，聚子内史，蹶为趣马，〇禹为师民，艳妻煽方处”；比如“伊谁云从，维暴之云”，这些都是直接斥责他们的官职、族姓和名字，古人并不以此为嫌。《楚辞·离骚》：“余以兰为可恃兮，羌亡实而容长。”王逸的章句说：“怀王的幼弟司马子兰。”“椒专佞以慢怓兮。”章句说：“楚国大夫子椒。”洪兴祖补注：“《古今人表中》有令尹子椒。”又如杜甫《丽人行》：“赐名大国虢与秦。慎莫近前丞相嗔。”这就接近于《十月之交》中诗人的用意了。

译孔稚珪的《北山移文》明确斥责周容，刘孝标的《广绝交论》暗中讥讽到溉。袁楚客规劝元忠，写了指出其十大过失的书信，韩愈讽谏阳城，作了关于争臣的论述。这些都是古人风俗淳厚的表现。

立言并不只是为了应对一时的天下事务，有的言论产生于一时，而其效验却在数十百年之后才显现出来。《魏志》记载：“司马朗有恢复井田制的建议，认为过去因为百姓各自拥有世代相传的产业，难以中途剥夺。现在承继大乱之后，百姓流离分散，土地产业没有主人，都成了公田，应当趁此时恢复井田制。”当时并没有实行。等到拓跋氏占据中原，下令将绝户人家的宅基地、桑树榆树全部收为公田，用来按口授田，世业制的制度从此兴起，直到隋唐都沿袭这一制度。《魏书》记载：“武定初年，私铸钱币泛滥劣质。齐文襄王建议，称一枚钱重五铢的，允许人们在市场上使用，天下各州镇郡县的市场各自设置两架秤，悬挂在城门，如果重量不足五铢，或者虽然重五铢但掺杂铅锡，都不允许使用。”当时也没有实行。等到隋文帝统一天下，重新铸造新钱，钱文为“五铢”，重量与文字相符。在关卡设置标准样钱，不符合样钱的没收销毁。而开通元宝的形制从此以此为准则，直到宋朝时还仿照它。

《唐书》记载：“李叔明任剑南节度使，上疏陈述佛教的弊端，请求在本道将寺庙定为三等，道观定为二等：上等寺庙保留僧人二十一名，上等道观保留道士十四名，每降一等减少七人，都选择有修行的人，其余还俗为民。德宗认为很好，认为可以在天下推行。诏书下达尚书省商议，不久作罢。”到了武宗会昌五年，合并裁减天下寺观，敕令上都、东都两街各保留两座寺庙，每寺保留僧人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以及同、华、商、汝各州各保留一座寺庙，分为三等：上等保留僧人二十人，中等保留十人，下等保留五人，共毁坏寺庙四千六百多处，还俗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大秦穆护祆僧两千多人。而在明朝洪武年间也稍微实行了他的方法。《元史》记载：“京师依赖从东南运输粮食，耗尽民力去航行于不可测的海上。泰定年间，虞集建议：‘京东数千里，北至辽海，南滨青州、齐州，芦苇丛生的地方，海潮每天到达，淤积成肥沃的土地，采用浙江人的方法，筑堤挡水造田。允许富人想要获得官职的，集合众人并授予土地：能带领万人耕种的，授予万人的田地，担任万夫长；千夫、百夫也照此办理。三年后查看成效，根据土地高低确定征税额度；五年后有积蓄，任命为官，就地从积蓄中发放俸禄；十年后佩带符印，可以传给子孙，如同军官的法度。这样，可以缓解东南的运输压力，以舒缓民力，而游手好闲之徒都有归宿。’事情最终没有实行。”等到顺帝至正年间，海运不到，听从丞相脱脱的建议，于是设立分司，在江南设立农司，招募能耕种水田及修筑围堰的人各一千名作为农师，当年就大丰收，至今水田的遗利还有存在的，而戚将军继光又在蓟镇修筑，这些都是提出建议的人所没有见到的。然而穷尽则变化，变化则通达，通达则长久，天下的道理本来不出于此。孔子说实行夏朝的历法，本来不指望鲁国的定公、哀公，周朝的景王、敬王，而唯独告诉颜渊。等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几乎三百年了，于是实行了。孔子告诉颜渊，就是告诉汉武帝。孟子想要任用齐国，说：“以齐国称王如同反手一样容易，如果膝盖弯曲就不能用了，”而告诉齐宣王的话也不曾贬低齐国，说：“有王者兴起，必定来取法。”这就是做王者的老师啊。唉，天下的事情，有见识的人，不一定遇到那个时代；而遇到那个时代的人，或许没有那种见识，那么开物成务的功劳，立言的作用，难道可以缺少吗。

朱熹作《诗集传》，到了秦《黄鸟》这一篇，认为它起初只是出于戎狄的风俗，而没有明王贤伯去讨伐他们的罪过，于是习以为常，那么即使是像秦穆公那样贤明，也不免评论此事的人，只是哀怜三良的不幸，而感叹秦国的衰败。至于王政纲纪废弛，诸侯专断命令，杀人无所顾忌，到了这种地步，就不知道这是错误的了。历代沿袭，直到先朝英宗皇帝才开始革除千古的弊端。恭读正统四年六月乙酉日写给祥符王有爝的信说：“周王去世，深切痛悼，他在世时曾上奏，安葬选择近地，从俭约，以节省民力。从妃夫人以下，不必殉葬。年少有父母的，各自遣送回家。”大概皇上刚即位之初，就受到宪王上奏的感动，而朱熹《诗集传》也启发了他的天聪。唉，真是仁德啊！

唐宋以下，为什么文人这么多！本来就有不懂经术，不通古今，却自命为文人的人。韩愈《符读书城南诗》说：“文章难道不珍贵，经书训诫才是根本。积水没有根源，早上满晚上就干涸。人不通古今，如同马牛穿着衣襟。行为陷入不义，何况希望获得多名誉，”而宋朝刘挚训诫子孙，常说：“士人应当以器量见识为先，一旦号称文人，就不值得观看了。”那么以文人名声显于世，哪里值得重视呢。这就是扬雄所说的“采摘我的花，而不吃我的果实”啊。

黄鲁直言

译几十年来，先生君子们只是用文章来提拔奖掖后辈，所以（后辈）浮华而不切实际。本朝嘉靖以来也有这种风气，而陆文裕所记载的刘文靖告诫吉士的话，空同先生对此非常愤愤不平。《宋史》说：欧阳永叔与学者交谈，不曾谈及文章，只谈论政务。他认为文章只在于修身养性，而政事却可以惠及百姓。

译○巧言

《诗经》说：“花言巧语如笙簧般动听，脸皮真是厚啊。”孔子也说：“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这种人很少有仁德。”又说：“花言巧语败坏道德。”所谓巧言，不仅仅指口头言语，凡是今人所作的诗赋、碑文、状辞等足以取悦他人的文章，都属于巧言一类。不能写这些文章不足以成为通达之人，但能够写却不去写，才是天下的大勇，所以孔子认为刚毅木讷的人接近仁德。学者用力的方向应该在这里，而不在那里。

天下不仁的人有两类：一类是喜欢犯上作乱的人，一类是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的人。从自幼不孝顺父母、不友爱兄弟，发展到弑杀父亲和君主，都是好犯上作乱者的推演结果。从耸肩谄笑、不合时宜地说话，发展到唯恐失去官位，无所不为，都是花言巧语者的推演结果。然而这两类人常常相互依赖而在世上立足。有王莽的篡位弑君，就一定有扬雄赞美新朝的文章；有曹操的禅让代位，就一定有潘勖起草的九锡诏书。所以动乱由此产生，犯上的人做首领，巧言的人做辅助。因此大禹称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的孔壬与鲧、兜、有苗同属一类。这真是可怕啊！那么学者应当怎么做呢？必须首先以孝悌来消除其悖逆陵暴之心；接着以忠信来去除其谄媚逢迎的习气。使一言一行都出于本心，不让不仁加诸其身，这样之后才可以修身治国了。

世人说魏忠贤起初不识字，却能口含天宪，是因为有一两个文人替他起草。《后汉书》说梁冀只能写写算算，他诬告太尉李固时，扶风人马融替他起草奏章。《唐书》说李林甫本来没有学问，仅能执笔，而郭慎微、苑咸等文士中平庸的人替他起草文书。又说高骈上书，肆意丑恶悖逆，胁迫天子，而吴人顾云用文辞来粉饰他的奸恶。《宋史》说章惇当权，曾说：“元祐初年司马光做宰相，任用苏轼掌管制诰，所以能鼓动四方。”于是让林希起草诏书，在元祐诸臣身上逞施毒手。唉，哪个朝代没有文人，有国家的人不能不深思华实之辨啊！

○文辞欺人

自古以来用文辞欺人的，没有谁比得上谢灵运，其次就是王维。谢灵运身为元勋之后，袭封国公。刘宋革命，他不能与徐广、陶潜做隐居山林的伴侣。既做了宋朝的臣子，又与庐陵王刘义真关系亲密。到了元嘉年间，多次升迁至侍中。自认为名流，应当参与时政，文帝只以文学义理接待他，以致他心生不满。又上书劝伐河北，以至于屡次获罪被弹劾，兴兵抗拒捕抓。于是作诗说：“韩国灭亡时张良奋起，秦称帝时鲁仲连感到耻辱。我本是江海之人，忠义感动君子。”等到临刑时，又作诗说：“龚胜没有余生，李业有终局。”如果说想要效忠于晋朝，为何前后如此矛盾呢！史官把他记载为叛逆，并不苛刻。王维任给事中，安禄山攻陷两都，他被拘禁在普施寺，被迫接受伪职。安禄山在凝碧池宴请党徒，王维作诗说：“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见天子？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演奏管弦。”贼平定后，下狱，有人将诗呈报给行在，他的弟弟刑部侍郎王缙请求削去官职以赎兄长的罪，肃宗于是特别赦免他，责授太子中允。襄王僭越称帝，逼迫李拯做翰林学士。李拯既已污损伪职，心中不安。当时朱玫执政，百官无序。李拯曾在朝退后，驻马国门，作诗说：“紫宸朝罢缀鹏鸾，丹凤楼前驻马看。惟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吟罢，流泪。等到王行瑜杀了朱玫，襄王出逃，李拯被乱兵所杀。两人的诗相同，一个死一个不死，而文墨交游之士多庇护王维，如杜甫称他为“高人王右丞”，天下有做贼臣的高人吗？现在有颠沛之余，投身异姓，直到被摈斥不容，然后发出忠愤之论，与那些名污伪籍而自托乃心，比作康乐、右丞之辈，我看他们更加卑下了。

末世人情更加巧诈，文饰而不惭愧，本来有早晨赋《采薇》之篇，晚上就有捧檄之喜的人。如果以他们的言论来选取，那么车载鲁连，斗量王蠋了。说：不是这样，世上有知言的人出现，那么这人的真伪就以其言论来辨别，最终无法逃脱。《黍离》的大夫，开始时摇摇，中间时如噎，后来如醉，无可奈何，而托付给苍天，这是真的；汨罗的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这是真的；栗里的徵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候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这是真的。那些汲汲于自我表白而发言的，是假的。《易经》说：“将要背叛的人其言辞惭愧，心中怀疑的人其言辞支离，失去操守的人其言辞屈曲。”《诗经》说：“盗贼的话非常甘甜，动乱因此被引诱。”鉴察真情与虚伪，屏除盗贼之言，君子之道，兴王之事，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

○修辞

典谟、爻象，这是二帝三王的话。《论语》、《孝经》，这是孔子的话。文章在这里，性与天道也不外乎在这里。所以说：有德的人一定有言论。好啊！游定夫的话

译有人说：“不擅长写文章却想探求性与天道，这就好比建造几丈高的墙，却用漂浮的尘埃和聚集的泡沫作为地基，这是不合情理的。”后来的君子，在初学下位学问时就谈论性与天道，于是把文章当作小技，认为不必在此用力。然而孔子不是说过：“意旨深远，文辞华美”吗？不是说过：“言语没有文采，就传播不远”吗？曾子说：“注意言辞和语气，就能远离粗俗和悖谬了。”我曾见过当今从语录入门的讲学先生，大多不善于修辞，有的甚至反过来引用子贡的话来讥讽说：“孔子关于性与天道的言论可以听到，孔子关于文章的言论却听不到。”杨慎说：“文，就是道；诗，就是言。语录出现后，文与道就分离了；诗话出现后，诗与言就分离了。”

译自嘉靖以后，人们知道语录体文章不够典雅，于是王世贞的《札记》、范钦的《肤语》，向上效法扬雄，向下取法柳宗元，虽然所达到的境界有深浅的不同，但可以说是懂得文章之道的人了。

○ 文人摹仿的弊病近代文章的弊病全在于摹仿，即使模仿得酷似古人，也已经不是最高境界，何况那些只得到皮毛而丢失了神理的人呢。况且古人写文章，有时也有顺利和不顺利的时候，梁简文帝在《与湘东王书》中说：“现在有人效仿谢庄、裴子野的文章，学习谢庄却达不到他的精华，只得到了冗长；师法裴子野却抛弃了他的长处，只得到了他的短处。”宋代苏轼说：“现在的人学习杜甫的诗，只得到了粗俗罢了。”金代元好问的诗说：“杜甫自有价值连城的宝玉，无奈元稹只懂得写赋。”文章这一道，不过是儒者的末节之事，尚且想要像陆机所说的那样“抛弃已披拂的朝霞，开启未振发的夕秀”，现在还没见到这样的人，进而窥探著述的领域，就更难了。效仿《楚辞》的，一定不如《楚辞》；效仿《七发》的，一定不如《七发》。大概是因为心中先有一个古人在前，既怕失去古人的风貌，而笔力又不能自由发挥，这就是寿陵余子学习邯郸步态的典故所说的意思。洪迈《容斋随笔》说：“枚乘创作《七发》，构思新颖，辞藻华丽，意旨丰腴，上可媲美《楚辞》，所以令人喜爱。后来继承它的人如傅毅的《七激》、张衡的《七辩》、崔瑗的《七依》、马融的《七广》、曹植的《七启》、王粲的《七释》、张协的《七命》之类，摹仿得太刻意，完全没有新意。傅玄又把它们汇集起来，编成《七林》，让人读不到结尾，往往就把它扔在桌案上了。柳宗元的《晋问》虽然用了这种体裁，却超然独立，构思新颖，激昂清壮，汉晋诸文士的弊病因此一扫而空。东方朔的《答客难》，自然是文章中杰出的作品，扬雄模仿它，写成《解嘲》，还有驰骋自得的神妙之处，至于崔瑗的《达旨》、班固的《宾戏》、张衡的《应间》，都是照章摹写，其弊病与《七林》相同。等到韩愈的《进学解》出现，这些弊病才一扫而空。”他的话很恰当，然而这是从辞藻的工巧拙劣来论说的，如果从立意来看，则总不能超出古人的范围之外。

如扬雄模仿《易经》而作《太玄》，王莽依据《周书》而作《大诰》，都是用心劳苦而日益拙劣的人，《曲礼》训诫说“不要抄袭别人的言论，不要随声附和”，这是古人立言的根本。

○ 文章的繁简韩愈在《樊宗师墓铭》中说：“自古以来的文章一定要出自自己的创造，降等而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剽窃，后来的人都指向前人互相沿袭，从汉朝到现在都采用这一种规律。”这极中今人的弊病。至于樊宗师的文章，则是为了纠正时人的过失而又犯了另一种过失。写书需要注释，这在秦汉以前是可以的；如果今天写书而没有注释就无法理解，那就是追求简练却得到了繁冗，两方面都失去了。孔子说：“言辞能够表达意思就可以了。”

言辞主要在于表达清楚，不论它的繁冗或简练，关于繁简的议论兴起，文章就灭亡了，《史记》繁冗的地方一定胜过《汉书》简练的地方，《新唐书》的简练，不是简练于事理而是简练于文辞，这是它的弊病所在。“时子通过陈子把话告诉孟子，陈子把时子的话告诉孟子”，这不需要见到市井之人意思就已经明白了。“齐国有一个有一妻一妾的人住在一起，她的丈夫出去，就一定吃饱酒肉然后回来。他的妻子问和他一起吃喝的人，都是富贵人家，他的妻子告诉他的妾说：‘丈夫出去，就一定吃饱酒肉然后回来。问和他一起吃喝的人，都是富贵人家，却从来没有显贵的人来过。我将暗中观察丈夫的去向。’”“有人送给郑国子产一条活鱼，子产让管理池塘的人把它养在池子里。管理池塘的人把它煮了吃了，回报说：‘刚放进水里时，它还困倦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就精神焕发，悠然自得地游走了。’子产说：‘得到它合适的地方了吗？得到它合适的地方了吗！’管理池塘的人出来后，说：‘谁说子产聪明？我已经把它煮了吃了，他还说：得到它合适的地方了吗？得到它合适的地方了吗！’”这必须重叠叙述而情事才能详尽，这是孟子文章的妙处。如果是《新唐书》，对于齐人一定会说：“他的妻子怀疑并暗中观察他”，对于子产一定会说：“管理池塘的人出来后嘲笑他”，两句话就完了，所以言辞主要在于表达清楚，不在于简练。刘敞说：“《新唐书》叙事喜欢简略其辞，所以事情多郁结而不明，这是作史的弊病。况且文章哪有繁简之分呢？从前的人论说认为像风在水上吹过，自然形成波纹；如果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那就错了。当时《进〈新唐书〉表》说：‘它的事迹比前代增加，它的文辞比旧史节省。’《新唐书》之所以不及古人，弊病就在这两句话上，《黄氏日钞》说：‘苏辙《古史》修改《史记》，多有不当。如《樗里子传》，《史记》说：‘母亲是韩国女子。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说：‘母亲是韩国女子，滑稽多智。’似乎把母亲当作滑稽的人了，那么‘樗里子’三个字可以省略吗？《甘茂传》，《史记》说：‘甘茂，下蔡人。侍奉下蔡史举，学习百家学说。’《古史》说：‘下蔡史举学习百家学说。

译这好像史举自己学习了诸子百家的学问，那么“事”这个字难道可以省略吗？由此可知，文章不能以省略文字为精巧，如果文字可以省略，太史公早就省略了。

译○文人求古的弊病

《后周书·柳虬传》记载：“当时的人评论文体有今古的区别，柳虬认为时代有今古之分，并非文章有今古之别。”这是极其恰当的精辟议论。如今的人写不出两汉的文章，就像两汉的人写不出《尚书》、《左传》一样。然而柳虬却选取《史记》、《汉书》中的文法作为古雅的标准，甚至有人猎取其中的一两个字句用在文章里，这实在是不相称的。

因为今天的地名不够古雅，就惋惜并沿用古代的地名；因为今天的官职不够古雅，就借用古代的官名；舍弃今天日常通用的字，而借用古代通用的字，这都是文人用来掩饰自己浅陋鄙俗的手段。

《唐书》记载：郑余庆的奏议喜欢使用古语，例如“仰给县官马万蹄”，有关部门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人们讥讽他不合时宜。

宋代陆游在《跋前汉通用古字韵》中说：“古人读书多，所以写文章时偶尔使用一两个古字，起初并不认为这是精巧，自己也分不清哪个是古字、哪个是今字。近来却有人抄录摘取《史记》、《汉书》中的字放入文辞中，自认为精巧美妙，不知道有人在嘲笑他们。偶然看到这本书，为此深深叹息，写下这些话作为后生的警戒。”元代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说：“凡是书写官衔，都应当依据实际情况，比如廉访使、总管之类，如果改称为‘监司’、‘太守’，这就扰乱了官制，久远之后就无法考证了。

何孟春在《诗馀序录》中说：“现在的人称呼别人的姓氏一定要换成世族望族的名号，称呼官职一定要使用前代的职名，称呼府州县一定要使用前代的郡邑名，想要以此显得与众不同，却不知道在文字间写上这些，对文章的工拙有什么好处？这不仅于理没有可取之处，而且在事理上反而有妨碍。姓李的人称为‘陇西公’，姓杜的称为‘京兆’，姓王的称为‘琅邪’，姓郑的称为‘荥阳’，用一个姓氏的望族名号来概括所有人，可以吗？这种弊病，从唐末五代间孙光宪等人开始。《北梦琐言》称冯涓为‘长公’，《冷斋夜话》称陶毅为‘柳公’，大抵是用前人的号来概括同姓的人，尤其令人鄙夷。官职郡邑的设置，历代都有沿革，现在一定要用前代的名号来称呼，以后将依据什么来考证呢？这就是所说的于理没有可取之处，而在事理上反而有妨碍的。”

于慎行在《笔麈》中说：“《史记》、《汉书》文字的精妙本来自有其所在，并不是说它们的官名地名古雅。现在的人羡慕它们文章的雅致，往往选取它们的官名地名用于今天，这应当被古人嘲笑。《史记》、《汉书》的文章如果想要复古，为什么不把三代的官名用于当时，而只是记录实际情况呢？文章的雅俗本来不在于此，只是混淆失实，无法昭示后人，大家不会这样做。我向来不擅长文辞，没有什么模拟，至于名分的细微之处，则不敢苟且。平常的小作品，或许有迁就金石铭文的文字，但断不敢在官名地名上用古字代替今字。前辈名家也多是这样。”

○古人集中没有冗杂重复

古人的文章不仅在一篇之中没有冗杂重复，在一部文集中也没有冗杂重复。比如称赞别人的优点，如果出现在祭文中，就不再出现在墓志铭中；如果出现在墓志铭中，就不再出现在其他文章中：后来的人阅读他的全集，可以互相参照了解。还有互相见于他人文章的情况，比如欧阳修写《尹师鲁墓志》，不写近日古文从师鲁开始，因为认为范仲淹的祭文中已经说过，可以互相参照，不必重复出现。大概欧阳修自信自己的文章和范仲淹的文章都可以流传后世，也可以看出古人珍视爱惜自己的言论。

刘禹锡作《柳子厚文集序》说：“凡是子厚的姓名、仕途、年龄以及修身的大致情况，韩愈的墓志铭和祭文中已经有了。”又可见古人不必要求文章都出自自己之手。

○书籍不应当有两个序言

《会试录》、《乡试录》，主考官在开头作序，副主考在后面作序，这是职责所在。凡是书籍也与此类似。况且在建国初期，府州县志书编成，必定推举当地年长且有文采的先生作序，否则就由在该府州县做官的人作序。邀请的人必定合适，那个人也必定自审无可推让之后才为之。在该地做官的人，如果文章优秀，且对该书有功，就不推让给乡先生；乡先生如果文章优秀，且对该书有功，做官的人就不敢作序。如果义理上取于独断，就有自己作序而不推让给乡先生和官员的情况。凡此种种，都是所谓的职责。所以序言只有一篇，如果有别的阐发，就作为后序。也有只记载年月而没有序言的。现在却有两个序言了，甚至有累积三四个序言还不止的。两个序言不符合体制，不恰当的人作序不符合职责，世上的君子不学习却喜欢多言。

凡是书籍有所阐发，可以作序；没有阐发，只记载成书的年月就可以了。人的弊病在于喜欢替别人作序。

唐代杜牧在《答庄充书》中说：“自古以来给文章作序的，都是后世尊崇那个人而为之。现在我和您同生在今世，想要给您的未定稿作序，本来就不可以。”读这句话，现在喜欢替别人作序的人可以停止了。

娄坚在《重刻〈元氏长庆集〉序》中说：“序，是叙述作书的宗旨。大概始于子夏为《诗经》作序，后来刘向以校书为职，每编成一部，就有序言，最为雅正驯良。左思赋《三都》完成，自认为名声不显著，向皇甫谧求序。从此缀文之士

译（那些）大多托付给他人来刊刻流传的，都是急切地追求名声，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等到它们的流传既久，刻本中保存下来的，有的模糊不清无法阅读，有人抄写后重新刊刻。那么人们又为之作序，这本来只应该叙述重新刊刻的缘由就可以了，然而现在写序的人，如果不是追溯评论古代贤人，胡乱进行优劣的辨析，就是过分称颂好事，多设浮夸吹捧的言辞，这些都是我所不赞同的。”读了这番话，现在喜欢为古人集子作序的人就可以停止了。

译○古人并不为他人立传，“列传”这一名称始于太史公，这属于史书的体例。如果不担任修史的职务，就没有人为他人立传的先例。所以有碑文、有志文、有行状，却没有传。梁代任昉在《文章缘起》中说，传始于东方朔所作的《非有先生传》，这是借寓言而称之为传。《韩愈文集》中有三篇传：大学生何蕃、泥瓦匠王承福、毛笔毛颖。《柳宗元文集》中有六篇传：宋清、郭橐驼、童区寄、木匠梓人李赤、负版者、何蕃，这些只是选取他们的一件事而称之为传；王承福这类人都是地位卑微的人，而称之为传；毛颖、李赤、负版者则是戏作，而称之为传，大概相当于稗官野史一类。至于段太尉，就不叫传，而叫《逸事状》，这是柳宗元不敢为段太尉立传，因为自己不当修史之任。从宋代以后，才有为他人立传的人，这是侵占了史官的职权。《太平御览》书目中列举了数十种古人的别传，称之为别传，是为了区别于正史。

○志文和行状不可随意撰写。志文和行状在文章家中属于史书的支流，向上呈报给史官，流传给后人，是史书的基础。史书用来记载事迹，也用来记载言论。所以不读那个人一生所写的文章，不可以为他作传；那个人生前在公卿大臣之位，如果不熟悉一朝的重大事件，不可以为他作传；那个人生前在官府任职，如果不熟悉该部门的典章制度，不可以为他作传；那个人生前在监司、太守、县令之位，如果不熟悉一方的地形风俗、沿革利弊，不可以为他作传。现在的人不通晓这些，却随意为他人作志；史家又不加考证就采纳使用，因此出现矛盾不合之处。孔子说：“大概有不懂却凭空创作的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名臣和德高望重者的子孙，不一定都读父亲留下的书籍；读父亲书籍的人，不一定能通晓官府的典章制度。至于为他人作志的人，必定是一时的文坛名士，却不能够详细考究，却说：“子孙写的行状是这样说的，我就依据它。”大臣家可能有不识字的子孙，但文章家不可能有不通晓法令的宗师，却想让籍谈、伯鲁这类人承担文人的过错，唉，如果这样，那全天下都是文人了。

○写文章收取润笔费。《蔡邕集》中为当时权贵写的碑文和诔文很多，比如胡广、陈球各三篇碑文，桥玄、杨赐、胡硕各两篇碑文，至于袁满来年仅十五岁、胡根年仅七岁，都为他们写了碑文。如果不是贪图润笔费，不至于做到这样，史传因为蔡邕名声显赫，隐瞒不说罢了。文人受贿，难道只有韩愈谄媚墓主的金子吗？王观国《野客丛书》说：“写文章接受酬谢，不是从晋宋时期开始的。看陈皇后失宠于汉武帝，住在长门宫，听说司马相如天下擅长写文章，拿出黄金百斤为文君买酒，司马相如因此写文章，使皇上醒悟，皇后重新得宠。这种风气在西汉就已经存在了。”

杜甫作《八哀诗》，其中李邕一篇说：“干谒的人充满他的门庭，碑文版刻照耀四方，华丽的房屋挂着珊瑚钩，麒麟图案的织锦毯，紫色的骏马跟随剑几，义取无虚岁。”刘禹锡在《祭韩愈文》中说：“公卿的鼎铭，侯爵的碑文，墓志铭和墓碑，一个字的价值，运来的金子像山一样。”这可以说是揭露真赃的人啊。从前扬雄尚且不肯接受商人的钱，记载在《法言》中，而杜甫却称之为“义取”，那还不如唐寅直接认为是利益。《戒庵漫笔》说：“唐寅有一本大册子，自己抄录所作的文章，簿面题写‘利市’。”

《新唐书·韦贯之传》说：“裴均的儿子拿着万匹绢，请求撰写先人的墓铭。韦贯之回答说：‘我宁愿饿死，怎么能做这种事？’”现在靠卖文为生的人可以感到惭愧了。

《司空图传》说：“隐居在中条山，王重荣父子很敬重他，多次赠送礼物，他不接受。曾经为他写碑文，赠送数千匹绢，司空图放在虞乡，集市上的人可以随意取用，一天就取完了。”既然不占有这些赠品，却接受了它们，这是不得已，这是次一等的做法。

《元史》记载：“姚燧向许衡请教文章，许衡告诫他说：‘弓箭作为器物，是用来防备盗贼的，如果让盗贼得到，也将用来对付人。文章固然是士子显扬名望的利器，但先有一世的名声，将如何应对别人的役使呢？不是适当的人而给予，不是适当的人而拒绝，都是罪过，这不是保全自身和处世的方法。我观察前代的马融，因邓氏的惩罚，不敢再违逆权贵，于是为梁冀起草奏章。李固又作《大将军西第颂》，因此被正直的人所羞耻。徐广任祠部郎时，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录尚书事，想让百官致敬，台内让徐广提出建议，于是内外都执行下官的礼节，徐广常感到羞愧悔恨。陆游晚年再次出仕，为韩侂胄撰写《南园阅古泉记》，被清议讥讽。朱熹曾经说陆游才能太高，行迹太近，恐怕被有权势的人牵挽，不能保全晚节。这些都是不是适当的人而给予的情况。祸患的到来，比耻辱更轻，不得已时，与其给予，宁可拒绝。至于节俭美德含蓄内敛，其作用在此之前，那就更需要知道细微之道的君子了。’少年人未得志，投奔知己求见的文章也不可轻易写作。《韩愈文集》中有《上京兆尹李实书》，说：‘我来到京师，到现在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都能守官奉职，没有过失而……’

译罢了。未曾见过像您这样赤诚事奉皇上、忧国如家的人。今年以来，不下雨已有一百多天，种子无法入土，野外没有青草，然而盗贼不敢兴起，物价不敢昂贵，百坊、百二十司、六军、二十四县的百姓都好像您亲自到了他们家中一样。那些老奸巨猾、积有赃罪的人，都退缩沮丧，魂飞魄散，踪迹灭绝，如果不是您条理分明地镇服他们，宣扬天子的威德，怎么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至于他在《顺宗实录》中记载贬京兆尹李实为通州长史一事，则说：“李实谄媚侍奉李齐运，骤然升迁至京兆尹，依仗宠幸，强横跋扈，不顾法律条文。当时春夏大旱，京畿地区缺乏粮食，李实一点也不放在心上，极力从事聚敛征收，用来供给进奉。每次上奏对答都说：‘今年虽然干旱，但仪制却很好。’因此租税都没有免除，百姓穷困到拆毁房屋卖瓦木，借贷麦苗来应付官府。他凌辱公卿以下官员，随着自己的喜怒，诬告奏请迁升或罢黜，朝廷都畏惧忌惮他。曾经有诏书免除京畿地区的拖欠租税，李实不执行，仍然用诏书征收如旧，小则勇于杀害，官吏百姓无法生活。等到他被贬谪时，街市里巷欢呼雀跃，都袖藏瓦砾，拦路等待他，李实从小路才得以逃脱。”这与先前所呈上的书信相比，简直如同深渊与浅滩的巨大差异了。难道不是年轻时未得志，投书求见以获取赏识的文章，而不自觉地说出失当的话吗？后来的君子，可以以此为戒。

译○假设之辞：古人写赋，多用假设之辞。叙述往事，作为点缀，不必一一与事实相符。子虚、亡是公、乌有先生的文章，已肇始于司马相如了。后来的作者确实祖述此意，谢庄《月赋》说：“陈王刚失去应玚、刘桢，心中忧愁，闲暇较多，”又说：“拿起笔来，写下文章，来命令王粲。”按王粲在建安二十一年随军征讨东吴，二十二年春天在途中因病去世。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一时都去世了，也是这一年。到了明帝太和六年，曹植被封为陈王，怎么能拘泥于史传，来议论这篇赋的不合之处呢。庾信《枯树赋》既说殷仲文出任东阳太守，却又提到桓大司马，也同此例。而《长门赋》中所说陈皇后复得宠幸的事，也本无其事。俳谐之文，不应当与之严肃论辩了。

陈皇后复得宠幸的说法，正如马融《长笛赋》所说的“屈原到了快乐之国，介子推回来接受俸禄”一样。

○古文未正之隐：陆机《辨亡论》，其称晋军，上文称之为“王师”，下文称之为“强虏”。文天祥《指南录后序》中“北”字皆“虏”字也。后人不知其意，不能改正，谢翱《西台恸哭记》，本当说“文信公”，却误说“颜鲁公”，本当说“季宋”，却说“季汉”。凡此皆有待于后人改正的。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至二百八十卷石敬瑭把山后十六州贿赂给契丹的事，却说“从此以后辽灭晋，金破宋”，其下缺文一行，谓蒙古灭金取宋，统一天下，却避讳不写，这是有待于后人补完的。汉代人讲《春秋》所贬损的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者，其事都见于书中，所以定公、哀公之间多微辞了，何况是改朝换代，制定华夏制度的人呢。孟子说：“不了解那个人可以吗？所以要研究他的时代。熟悉他的言论却不懂，不配称为君子了。”

郑所南《心史》写文天祥的事，说文天祥自述本末，没有称对方为“大国”、为“丞相”，又自称“天祥”，都不是文天祥本来的话，旧本都直接斥责对方酋长的名字。那么现在的集本或许都是传抄者所改。

《金史·纥石列牙吾塔传》“北中也派遣唐庆等人往来议和”，《完颜合达传》“北方大臣把舆地图指示给他”，《完颜赛不传》“按春从北方逃回”。“北中”二字不成文，大概是“虏中”吧，修史者沿袭金人的说法未改。

《晋书》刘渊、石虎，作史者自己避唐讳，后来引用书的人多不知道而沿袭，只有《资治通鉴》一并改回本名。

●卷二十○非三公不得称公：《公羊传》说：“天子三公称公，前代帝王之后称公。”天子三公称公，周公、召公、畢公、毛公、苏公是也。前代帝王之后称公，宋公是也。杜佑《通典》说：“周朝制度，除了二王之后，列国诸侯其爵位没有到公的。春秋有虞公、州公，或许沿袭殷朝的旧爵，或许曾经担任天子的官职，子孙沿袭其称号罢了，不是周朝的典制。东迁之后，列国诸侯都僭越称公。”孔子作《春秋》而笔之于书，则有时称公有时不称。生前不称公，死后则称公；列国不称公，鲁国则称公，于是天子之事与人臣之礼都见于书中，而天下的大法昭示了。西汉有七相五公，而光武帝设置三公，其文如邓公禹、吴公汉、伏公湛等，非其在三公之位，则无有书公的：《三国志》如汉之诸葛公亮、魏之司马公懿等，《晋书》如卫公、张公华等，非其在三公之位，则无有书公。史书到了唐代而称公，不必都是尊官。到了今天，志状之文，人人得称公了。唉，何其泛滥！何其虚伪！

《大雅·古公亶父》笺说：“诸侯之臣称君曰公。”《白虎通义》说：“臣子在其国中都褒称其君为公，《诗》说‘乃命鲁公，俾侯于东’。公者，鲁人之称；侯者，周室之职。”

《秦誓》：“公曰：嗟我士众，听我号令，不要喧哗。”《秦誓》之书“公”，与《春秋》的书“秦伯”，不是已经不同了吗？回答说：《春秋》以道名分，五等爵位册封于天子，不容僭越差错。若《秦誓》是本国的书，孔子因其旧文而已。“公之媚子”，跟随公去狩猎，也是秦人的诗。

平王之后，诸侯通称为公，则有不必专于本国的了，《硕人》之诗说：“谭公维私。”《左传》郑庄公的话说：“无宁

译现在许公，又恢复了他的国家。

译周朝兴盛时期，也有“群公”的称呼，见于《康王之诰》和《诗经·云汉》，这如同五等爵位的君主，《春秋》记载他们，通称为诸侯。

《左传》中除了王卿之外，没有记载称“公”的，只有楚国如此，因为楚国的君主已经僭越称王，那么臣下也就暗中称公，这就是《宣公十一年》所说的“诸侯、县公都来祝贺我”。传中如集公、析公、申公、鄢公、蔡公、息公、商公、期思公，都位于边境靠近中原地区，白公位于边境靠近吴国，大概是尊崇他们的名号以加重边邑的地位。而秦国有某公，史官遗失了他的姓名。楚汉之际有膝公、戚公、柘公薛公、郯公、萧公、陈公魏公、留公、方与公，汉高祖起初称沛公，太上皇的父亲称丰公，都是楚国遗留下来的名号。这是县公的公。

有遗失姓名而称公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侯公，《项羽本纪》中的枞公、侯公，《高祖本纪》中的单父人吕公、新城三老董公，《文帝本纪》中的太仓令淳于公，《天官书》中的甘公，《封禅书》中的申公、齐人丁公，《曹相国世家中的胶西盖公，《留侯世家》中的东园公、夏黄公，《穰侯传》中的门客宋公，《信陵君传》中的毛公、薛公，《贾生传》中的河南守吴公，《张敖传》中的中大夫泄公，《黥布传》中的故楚令尹薛公，《季布传》中的母亲弟弟丁公，《晁错传》中的谒者仆射邓公，《郑当时传》中的下邳翟公，《酷吏传》中的河东守胜屠公，《货殖传》中的朱公、任公，《汉书·高帝纪》中的终公，《艺文志》中的蔡公、毛公、乐人窦公、黄公毛公、皇公，《张耳陈馀列传》中的范阳令徐公、甘公，《刘歆传》中的鲁国桓公、赵国贯公，《周昌列传》中的赵人方与公，《武五子传》中的瑕丘江公，《王褒传》中的九江被公，《于定国传》中的其父于公，《翟方进传》中的方进父亲翟公，《儒林传》中的免中徐公、博士江公、食子公、淄川任公、皓星公，《游侠传》中的故人吕公、茂陵守令尹公，都是遗失姓名而称公的，如同郑君、卢生之类。本朝《实录》中对于孝慈高皇后的父亲也不知道他的姓名，称他为马公，这是史书的缺文，不是正式的记载。

太史公，是司马迁称呼他的父亲司马谈，所以尊崇而称公。

有尊崇老人而称公的，《战国策》中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人吗？”《史记》中文帝对冯唐说：“公为何当众羞辱我”，就是如此。《汉书·沟洫志》中“赵中大夫白公”，颜师古说：“大概是互相称呼尊崇老人的称谓。”《项籍传》中“南公服”，服虔说：“是南方的老人。”《眭弘传》中“东平赢公”，颜师古说：“是长老的称号。”《元后传》中“元城建公”，服虔说：“是年老者。”《吴志·程普传》中“程普年纪最老，当时的人都称程公。”《方言》中说：“凡是尊崇老人，周、晋、秦、陇地区称他们为公。”《晋书·乐志》中：“项伯对项庄说：‘公莫，古人互相称呼曰公。’”

《汉书·何武传》中说：“号称烦琐，不称为贤公，”《后汉书·李固传》中说：“京城的人都感叹说：这又是李公了。”《宦者传》中：种暠担任司徒，告诉宾客说：“现在身为公，是曹常侍的力量啊，”《魏志·王粲传》中：蔡邕听说王粲在门外，倒穿着鞋子迎接他，说：“这是王公孙啊。”《晋书·陈骞传》中：对父亲陈矫说：“君主英明圣哲，大人是大臣，现在如果不合心意，不过是不做公罢了。”《魏舒传》中：夜里听到有人问：“睡觉的是谁？”回答说：“魏公舒。”魏舒自己知道将要成为公了。《陆晔传》中：堂兄陆机每次称赞他说：“我家世代不缺公了。”《王猛传》中：父老说：“王公为何要拜呢？”《北史·郑述祖传》中：年轻时在乡里，独自骑马出行，忽然有几百个骑马的人，见到郑述祖都下马，说：“公在这里。”陶渊明《孟长史传》中：叔父太常孟夔曾经问光禄大夫刘耽：“孟君如果在，应当已经做了公吗？”回答说：“这本来就是三司的人。”由此可知南北朝以前人的语言，必定是三公才能称公。《周书·姚僧垣传》中：宣帝曾经从容地对姚僧垣说：“曾经听说先帝称呼公为姚公，有这回事吗？”回答说：“臣蒙受特殊的恩宠，确实如圣旨所说。”皇帝说：“这是尊重年长的言辞，不是尊贵爵位的称号。我应当为公建立封国，作为子孙的永久产业。”于是封为长寿县公，食邑一千户。

孔融请求高密县为郑玄特别设立一个乡，叫郑公乡。认为公是仁德的正号，不一定是三事大夫。这是偏颇的说法。根据他所引用的，都是史书遗失姓名的公，而太史公，又是父子之间的称呼。《战国策》中：“陈轸将要前往魏国，他的儿子陈应阻止他父亲的去程。”《史记·留侯世家》中：“我只认为竖子本来不值得派遣，于是公亲自前往罢了。”这都是称父亲为公。《宋书·颜延之传》中：“何偃在路上远远地呼喊颜延之说

译颜公延之。回答说：“我既没有三公的职位，又不是乡野间的长者，更不是您家的祖父，为什么称呼我为‘公’呢？”《北齐书·徐之才传》记载：郑道育曾经戏称徐之才为“师公”，徐之才说：“既然做了你的老师，又做了你的长辈，‘三纲’中的两种伦理关系，一下子都占全了。”

译陆云撰写《祖父诔》时写道：“吴丞相陆公”，诔文中说：“赤乌八年二月乙卯日，吴国故使持节郢州牧左都护丞相、江陵郡侯陆公去世”；又写道：“故散骑常侍陆府君”，诔文中说：“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日，晋国故散骑常侍、吴郡陆君去世”。王沈祭奠父亲时说：“孝子沈敢昭告显考东郡君”。张说为其父撰写《赠丹州刺史先府君墓志》时，每次称呼必定称“君”。由此可见，即使是自己的祖先，也不一概称为“公”，这是古人对于名分谨慎的表现。

《史记·晁错传》记载：晁错的父亲从颍川来，对晁错说：“皇上刚刚即位，您执政掌权，侵削诸侯，人们议论纷纷，怨恨您的人很多。”这是父亲称呼儿子为“公”。徐孚远说：“御史大夫属于三公之列。晁错的父亲称呼晁错为公，大概是以官职来称呼他。”

僧人也有被称为“公”的，必定是在他们的名字前加上“公”字。深公，就是法深；林公，就是道林；远公，就是惠远；生公，就是道生；猷公，就是道猷；隆公，就是慧隆；志公，就是宝志；澄公，就是佛图澄；安公，就是道安；什公，就是鸠摩罗什。当时的人忌讳直呼其名，所以加了一个“公”字。梁、陈以后，僧人才有了表字，人们互相以表字相称，以表字相称就不再称“公”了。《宋史》中丰稷驳斥宋用臣的《谥议》说：“凡是称为‘公’的，必须是德高望重的大臣以及乡里有德行的士人，那么如今宦官被称为‘公’，也不应该出自士大夫之口。”

古人不用干支来命名年份。《尔雅》疏说：“甲到癸是十日，日属阳；寅到丑是十二辰，辰属阴。”这二十二个名称，古人用来纪日，不用来纪年。纪年自有阏逢到昭阳十个名称作为岁阳，摄提格到赤奋若十二个名称作为岁名。后人所说的甲子年、癸亥年，不符合古制。汉代以前，起初并不借用干支。《史记·历书》记载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其辨析如此清晰。如果看《吕氏春秋·序意篇》：“维秦八年，岁在滩，秋甲子朔。”贾谊《赋》：“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服集予舍。”许慎《说文》后叙：“粤在永元固顿之年，盂陔之月，朔日甲子。”也都是使用岁阳岁名，不与日名相同的证据。《汉书·郊祀歌》：“天马徕，执徐时”，指的是汉武帝太初四年，岁在庚辰，出兵诛灭大宛。自从经学日渐衰微，人们趋向简便，于是用甲子到癸亥来代替，孔子说：“觚不像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宋代刘恕《通鉴外记目录序》说：“从庖牺前后到周厉王，年代模糊不清，借用日名甲子来纪年。”这就是说，年份称为甲子，是借用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王莽开始。王莽下诏书说始建国五年，岁在寿星，填星在明堂，苍龙癸酉，德在中宫。又说天凤七年，岁在大梁，苍龙庚辰。第二年，岁在实沈，苍龙辛巳。《隋书·律历志》：“王莽《铜权铭》说：‘岁在大梁，龙集戊辰。’又说：‘龙在己巳，岁次实沈’”就是如此。从此《后汉书·张纯传》说“摄提之岁，苍龙甲寅”，《朱穆传》说“明年丁亥之岁”，荀悦《汉纪》说“汉元年，实乙未也”，《曹娥碑》也说“元嘉元年，青龙在辛卯”，《蜀郡造桥碑》说：“维延熹龙在甲辰”，而张角散布谣言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自己在京城寺庙门及州郡官府上书写，都写“甲子”字了。

用甲子命名年份，虽然从东汉以后开始，但当时制诏、章奏、符檄等公文都没有正式使用它，称呼年份必定说元年、二年，称呼日期才用甲子、乙丑，如己亥格、庚戍制、王午兵之类，都是指日期。只有《晋书》中王𫖮上疏说：“臣在壬申年被任用为鄱阳内史”。查怀帝在永嘉五年辛未年被刘聪所俘，愍帝在建兴元年癸酉年即位，中间一年没有君主，所以说壬申年。后代的人没有重大原因却效仿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自从三国鼎立，天光分曜，文人大多舍弃年号而称甲子。魏国程晓赠傅休奕诗：“龙集甲子，四时成岁。”晋国张华《感婚赋》：“方今岁在乙巳，将次四仲。”陆机《愍怀王子诔》：“龙集庚戍，日月改度。”陶潜《祭从弟敬文》：“岁在辛亥，月惟仲秋。”《白祭文》：“岁维丁卯，律中无谢。”后周庚信《哀江南赋》：“粤以戊戍之年，建亥之月。”而梁代陶隐居《真诰》也书写“己卯岁”。到杜预《左传集解后序》则追述魏哀王二十年，大岁在壬戍了。

晋惠帝时，庐江杜嵩作《王子春秋》。壬子，元康二年，贾后在金塘弑杀杨太后。

译城之岁。

唐代有人预先书写年份而不称年号的。《唐书·礼仪志》说：“请求在开元二十六年己卯四月〇，到辛巳年十月〇；到甲申年四月又〇，到丙戌年十月又〇；到己丑年四月又谛，到辛卯年十月又〇。”其中辛巳年以下的年份不再说开元某年。又《博古图》记载《唐鉴铭》说：“武德五年，岁次壬午，八月十五日甲子，扬州总管府铸造青铜镜一面，充作癸未年元旦朝贡之用。”其中癸未年也不说武德六年，是因为当时屡次更改年号的缘故。这一面铜镜既有正书、又有豫书的不同，也是变例。

译史家的文章必定用日来系连月，用月来系连年。钟鼎上的铭文则不尽如此，大多有月而无年，有日而无月的情况。

《商母乙卣》上的铭文说：“丙寅，王赏赐贝朋，用来制作母乙的祭器。”丙寅是日。《博古图》却认为商朝建国始于庚戌年，历经十六年才到丙寅，在仲壬即位的第三年，这就太荒谬了。难道不是被后世用甲子来纪年的习惯所迷惑，而想要把它强加给古人吗？

《春秋》时代，各国都各自纪年。在言语中提及，有时错综复杂不易理解，就会举出当年的大事来说明。比如“在会盟于沙随的那一年”，“在叔仲惠伯与成子会盟于承匡的那一年”，“在铸造刑书的那一年”，“在晋国韩宣子执政、出访诸侯的那一年”等。又有举岁星位置来说明的，比如“岁星五次到达鹑火”，“岁星到达大梁”，“岁星在娜訾的口”等。从后人来说，为什么不直接说甲子年、癸亥年呢？由此可知古人不用干支来纪年。

《太祖实录》在吴元年以前都书写干支，不符合古法。太祖当时实际上奉宋小明王的年号，所以有人说应当纪龙凤年。考察《史记》，高帝初年不称楚怀王元年，而称秦二世二年、三年。又太祖御制《滁州龙潭碑文》说：“元末帝至正十四年”，我猜想当时天下还是元的天下，书写至正，正符合《史记》书写秦年的体例。又有兼写的，《汉书·功臣侯表序》：“汉朝兴起，从秦二世元年秋天，楚陈之岁”就是这样。

○史家追记月日的方法有人说：“‘铸刑书之岁’，这是对的，但下面说‘齐燕平之月’，又说‘其明月’，为什么不直接说正月、二月呢？”回答说：这正是史家文字缜密的地方；史家的文章有正纪，有追纪。上面说：“春王正月，与齐平定。”“二月戊午，在儒上结盟。”这是正纪。这里说“齐燕平定之月。王寅，公孙段去世。其明月，子产立公孙泄和良止来安抚他们。”这是追纪。追纪如果再说正月、二月，就嫌一年之中有两个正月、二月了，所以变换文字来说。古人史法的严密啊。

《左传》追记的文字不止这些，比如《襄公六年传》：郑国子国来聘问。四月，晏弱修筑东阳城并随即包围莱国。甲寅，填塞护城河，环城挖掘壕沟，逼近城墙。到杞桓公去世的那个月。乙未，王湫率领军队以及正舆子、棠人的军队攻击齐军，齐军大败他们。丁未，攻入莱国，莱共公浮柔逃到棠，正舆子、王湫逃到莒，莒人杀了他们。四月，陈无字献莱国的宗庙器物于襄宫。晏弱包围棠。十一月丙辰，灭掉了棠。《七年传》：郑僖公做太子时，在成公十六年与子罕到晋国，不受礼遇。又与子丰到楚国，也不受礼遇。到他即位元年，朝见晋国，子丰想向晋国申诉并废黜他，子罕制止了他。《十九年传》：在四月丁未，郑国公孙虿去世。向晋国大夫报丧，《二十五年传》：在会盟于夷仪的那一年，齐国人修筑郏城。其五月，秦晋讲和。《二十六年传》：在齐国人修筑郏城的那一年，其夏，齐国乌馀带着廪丘投奔晋国。《三十一年传》：在国君去世的那个月，子产辅佐郑伯到晋国。《昭公七年传》：在齐军从燕国返回的那个月，罕朔杀了罕。又晋国韩宣子执政、出访诸侯的那年，周合生子，取名叫元。这些都是追纪。又如《尚书·金縢》：“攻克商国两年后，王有病，不安康。”也是追纪。

○史家月日不必按顺序古人作史，选取相关联的事情，不论月日，所以有追书，有竟书。《左传·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先写甲午晦，后写癸巳。甲午是正书，而癸巳是因为后事而追书。《昭公十三年》平丘之盟，先写甲戌，后写癸酉。甲戌是正书，而癸酉是因为后事而追书。《昭公十三年》楚灵王被杀，先写五月癸亥，后写乙卯、丙辰。乙卯、丙辰是正书，而五月癸亥是因为前事而竟书，大概史家的文章常常不被月日所拘束，而事情得以相连属，所以古人设立了这个变例。

有先写以起事的。《通鉴》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先写是月戊辰，王守澄葬于沪水，在壬戌、癸亥之前就是这样。

○重书日《春秋·桓公十二年》记载：“丙戌，公会郑伯，在武父结盟。”“丙戌，卫侯晋去世。”重书日，是因为两件事都应当系日。先写公，是先内而后外。后人作史，凡是同一天再书，就说“是日”。

○古人必以日月系年自《春秋》以来，记载的文章必定用日系月，用月系时，用时系年，这是史家的常法。《史记·伍子胥传》：“己卯，楚昭王逃亡。”“庚辰，吴王进入郢都。”则不月而日。《刺客传》：“四月

译“子，在窟室中埋伏甲士。”如果不记年份而只记月份，这是史书的一种变通体例。大概是因为这两件事已经在《吴世家》和《楚世家》中出现过了，所以这里的文字就省略了。

译《楚辞》中写道：“摄提贞于孟陬兮，维庚寅吾以降低。”摄提，指年份；孟陬，指月份；庚寅，指日期。屈原是在寅年、寅月、庚寅日降生的。王逸在《章句》中说：“太岁在寅称为摄提格。孟，是开始的意思。正月称为陬。意思是说自己以太岁在寅、正月初春庚寅这一天，从母体降生。”这是正确的。有人称摄提是星名，即《天官书》所说的正对北斗斗柄所指方向，用来确立时节的那个星，这是不对的。哪有自述自己的世系和生辰，却不提年份而只提月份和日期的呢？

○ 古代没有将一天分为十二时辰的说法。《洪范》提到年、月、日，没有提到时辰。《周礼·冯相氏》掌管十二岁、十二月、十二辰、十日、二十八星的方位，也没有提到时辰。屈原自述出生的年、月、日，没有涉及时辰。吕才的《禄命书》也只提年、月、日，没有涉及时辰。

古代没有所谓“时辰”的概念。凡是说到“时”，如《尧典》中的“四时”，《左氏传》中的“三时”，都是指春、夏、秋、冬。所以士文伯回答晋侯时，将岁、时、日、月、星、辰称为六物。《荀子》说：“积累细微，月亮胜不过太阳，季节胜不过月亮，年份胜不过季节。”这里也是指春、夏、秋、冬。从汉代以后，历法逐渐精密，于是将一天分为十二时辰。大概不知道始于何人，但至今沿袭使用而不废止。

一天之中用来划分记录时辰的，有日中、昼日、日昃，见于《易经》；有“东方未明”、“会朝”、“日之方中”、“昏”、“夕”、“宵”，见于《诗经》；有“昧爽”、“朝”、“日中昃”，见于《尚书》；有“朝时”、“日中”、“夕时”、“鸡初鸣”、“旦”、“质明”、“大听”、“晏朝”、“昏”、“日出”、“日侧”、“见日”、“逮日”，见于《礼记》；有“鸡鸣”、“日中”、“昼”、“日下昃”、“日旰”、“日入”、“夜”、“夜中”，见于《春秋传》；有“晁”、“薄暮”、“黄昏”，见于《楚辞》。记录白昼则用太阳，《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王于是向西从萧晨攻击汉军，向东到达彭城，日中大败汉军。《吕后纪》说：八月庚申日早晨，平阳侯见到相国吕产商议事情，到了日中时分，于是攻击吕产。《彭越传》说：第二天，太阳出来十余人之后，后来的人到日中时分。《淮南王安传》说：早晨接受诏令，日食时分上朝。《汉书·五行志》说：日中时分发生日食，从东北方向开始，过半哺时分恢复；哺时分发生日食从西北方向开始，日下晡时分恢复。《武五子昌邑王传》说：夜漏未尽一刻，用火打开书信。那天中午贺发，晡时分到达定陶。《东方朔传》说：微服出行，等到夜漏下十刻才出来，天刚亮进入山下。记录夜晚则用星辰，《诗经》中说“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户”，《春秋传》中说“降娄中而旦”，都是如此。如果不辨别星辰，就分别说夜晚，如“夜中”、“夜半”、“夜乡晨”等。分别说夜晚而不详细，于是有将夜晚分为五份，称为甲、乙、丙、丁、戊的说法。《周礼·司寐氏》“掌管夜晚时辰”的注解说：“夜晚时辰指夜晚早晚，如同现在的甲乙至戊。”

《西域传》杜钦说：“斥候士兵分为五份，夜晚击刁斗自卫。”《天文志》说：“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地节元年正月戊午，乙夜六月戊戌，甲夜。”《三国志·曹爽传》说：“从甲夜到五鼓，曹爽才把刀扔在地上。”《晋书·赵上伦传》说：“约定四月三日丙夜一筹，以鼓声作为回应”，都是如此。将夜晚分为五份而不详细，于是有说漏上几刻的说法。《五行志》说：“晨漏未尽三刻，有两个月亮重叠出现。”又说：“漏上四刻半，才稍微有光亮。”《礼仪志》说：“夜漏未尽七刻，钟响接受祝贺。”《东方朔传》说：“微服出行，夜漏上十刻向西出去。”《上尊传》说：“漏上十门刻行临到。”《外戚傅》说：“昼漏上十刻而崩。”又说：“夜漏上五刻，抱着孩子与舜在东交掖门相会。”从《南北史》以上都是这样。所以《素问》说：“一日一夜，分为五份。”《隋志》说：“白昼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阳，有甲乙丙丁戊，而没有十二时辰的名称。”只有《历书》说：“鸡叫三遍天完全亮，抚摸十二节结束于丑”，但下文却说：“朔旦冬至正北”，又说“正北正西正南正东”，不直接说子西午卯。《汉书·五行志》说“日加辰已”，又说“时加未”，《翼奉传》说“日加申”，又说“时加卯”。《王莽传》说：“天文郎按……于前，日时加某，王莽旋转席子跟随斗柄而坐。”而《吴越春秋》也说：“今日甲

译子时，时辰加在巳位。”《固髀经》也有加卯、加酉的说法。如果是记载史事的文字，没有使用这种说法的。《左传》中记载：“卜楚丘说：‘日的数有十，所以有十个时辰。’”而杜预的注解则认为有十二个时辰，虽然没有设立十二地支的名称，但其中所说的夜半就是现在所谓的子时，鸡鸣是丑时，平旦是寅时，日出是卯时，食时是辰时，隅中是巳时，日中是午时，日昳是未时，晡时是申时，日入是酉时，黄昏是戌时，人定是亥时。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最早见于此处。考察《史记·天官书》说：“从旦到食时，从食时到日昳，从日昳到晡时，从晡时到日入。”《黄帝内经·素问·藏气法时论》中有“夜半”、“平旦”、“日出”、“日中”、“日昳”、“下晡”的说法。《吴越春秋》中有“时加日出”、“时加鸡鸣”、“时加日昳”、“时加隅中”的说法，那么这十二个名称在古代就已经存在了。《史记·孝景纪》记载：“五月丙戌日，发生地震。在早食时，再次震动。”《汉书·武五子广陵王刘胥传》记载：“进献酒食，到鸡鸣时停止。”《王莽传》记载：“以鸡鸣作为时辰。”《后汉书·隗嚣传》记载：“到黄昏时于是溃散突围。”《齐武王传》记载：“到食时，赐给陈溃。”《耿弇传》记载：“人定时，步果率领军队离去。”《来歙传》记载：“我在夜间人定之后，被什么人杀害受伤？”《窦武传》记载：“从早晨到食时，士兵投降的几乎殆尽。”《皇甫嵩传》记载：“夜间统率军队，鸡鸣时，奔赴敌阵。战斗到晡时，大破敌军。”《晋书·戴洋传》记载：“永昌元年四月庚辰日，隅中时，有大风从东南刮起，吹折树木。”《宋书·符瑞志》记载：“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黄昏时，发生月食，火星经过。人定时，火星出现在营室宿，宿于羽林。”这些都是使用这十二个时辰。

译《淮南子》记载：“太阳从阳谷升起，在咸池沐浴，拂过扶桑，这叫做晨明。登上扶桑之上，开始将要运行，这叫做朌明，到达曲阿，这叫做朝明。临近曾泉，这叫做早食。停驻在桑野，这叫做宴食。到达衡阳，这叫做禹中，正对昆吾，这叫做正中。经过鸟次，这叫做小迁。到达悲谷，这叫做晡时。回转于女纪，这叫做大迁。经过泉隅，这叫做高春。停顿于连石，这叫做下春，于是停止在羡和，于是休息六螭，这叫做悬车。迫近虞泉，这叫做黄昏。进入蒙谷，这叫做定昏。”按照这个说法，从晨明到定昏共十五个时辰，而卜楚卜认为是十个时辰。不知道现在所说的十二时辰，是由什么人确定的呢。

《素问》中有提到岁甲子的，有提到寅时的，都是后人伪造掺入的。

○ 关于“年月朔日子”：今人所说的“日”，大多称为“日子”。“日”是指初一、初二之类；“子”是指甲子、乙丑之类。《周礼·职内》注说：“如果说某月某日某甲诏书，或者单说甲，或者单说子，意思是一样的。”《文选·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中“年月朔日子”，李周翰注：“日子，是发布檄文的时候。”汉代人没有把夜半称为子时的，这是错误的。古人的文字，在年月之下必定连着“朔”字，必定说明是朔日的第几天，然后又连着干支，所以叫“朔日子”。比如鲁相瑛《孔子庙碑》说：“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又说“永兴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史晨《孔子庙碑》说“建宁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樊毅《复华下民租碑》说“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就是如此。这就是“日子”这一称呼的由来。如果是史家的文章，则有“子”而无“日”，《春秋》就是这样。然而在朔日说朔，在晦日说晦，而“旁死魄”、“哉生明”这样的文字见于《尚书》，就有兼着日期来书写的了。

《宋书·礼志》记载：“年月朔日甲子，尚书令某甲下”，这是古文移写的格式，陈琳的檄文只是省略了一个“甲”字罢了。

《南史》记载：“刘之遴与张缵等人参校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己酉，郎班固，而现在的本子没有上面所说的年月日子。”《隋书》袁充上表说：“宝历元年改元仁寿，岁月日子，还与皇帝诞生的时候相同。”

时辰有十二个，却只称“子”，就像干支有六十个，却只称“甲子”一样。

汉代人的文章，有在朔日必定重复书写“一日”的。广汉太守沈子据《绵竹江堰碑说：“嘉平五年五月辛酉朔，一日辛酉”；《绥民校尉熊君碑》说：“建安计一年十回月丙寅朔，一日丙。”这就繁琐而无用，不如后人的简略了。

○ 年号应当如实书写：正统的议论，始于习凿齿，不过是尊汉为帝而视魏、吴两国为伪罢了。自从编年体的书出现，对于年号该依从哪个产生疑惑，议论于是纷纭了。年号与正朔本来不相关，所以周平王四十九年，孔子却记载为鲁隐公元年，为什么呢？《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依据该国人所称来记载，所以是元年。如果晋国的《乘》还在，必定把这一年记为鄂侯二年了；如果楚国的《梼杌》还在，必定把这一年记为武王十九年了。看《左传·文公十七年》：郑子家给晋韩宣子写信说：“寡君即位三年”，而其下文说“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这是自称其国的年号。《襄公二十二年》少正公孙侨回答晋国使者说：“在晋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这时即位”，而其下文就说“我二年”、“我四年”，这是两称其国的年号。所以像《三国志》，汉人传中自然用汉的年号，魏人传中自然用魏的年号，吴人传中自然用吴的年号。推而广之，南北朝、五代、辽、金都各自使用自己的年号，这就叫做从实。况且王莽篡汉，班固作传，对于始建国、天凤、地皇这些年号，一一用来纪年，大概不得不用来纪年，并不是尊奉他为帝。后人作书，却把编年当作一件大事，论述世代的学问就疏浅了。

《春秋传》也有使用他国年号的。齐襄公二年，郯国伐齐，注说：“这是鲁桓公十六年。”僖公四年，子然去世；简公元年，士子孔去世，注说：“郑僖公四年，鲁襄公六年；郑简公元年，鲁襄公八年。”

汉代诸侯王可以自称元年。《汉书·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即孝景帝三年”，“楚王延寿三十二年，即地节元年”之类就是如此。《淮南子·天文训》：“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指的是淮南王安刚即位的那一年。注释的人不通达，竟说成是淮南王作书的元年，又说淮南王僭越称帝，这是没有读懂《史记》的缘故。

译又有《书》中记载的这类情况。赵明诚在《金石录》中关于《楚钟铭》“惟王五十六祀”的论述，正属于这一类。

译又考证汉代不仅王可以，即使是列侯在其封国中也能自称元年。《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记载：“高祖六年，平阳懿侯曹参元年；”“孝惠六年，靖侯〇元年；”“孝文后四年，简侯奇元年”，就是如此。吕大临《考古图·周阳侯〇钅复铭》说：“周阳侯家铜三习〇钅复（釜），容量五斗，重十八斤六两。侯在位五年五月，在封国铸造第四件。”《文选·魏都赋》刘良注说：“文昌殿前有钟。其铭文说：惟魏四年，岁次丙申，龙星位于大火，五月丙寅，铸造蕤宾钟。”魏四年，是曹操担任魏公的第四年，即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元史·顺帝纪》：至正二十八年，即明朝洪武元年，直接书写二十八年。从此以后，书写“后一年”，说“又一年，四月丙戌，皇帝在应昌去世”，此时明太祖即位已三年，却仍然称元主为“帝”，并且不加上明朝的年号，深得史法精髓。怀疑这出自圣明的裁断，不仅仅是宋濂、王祎二人能够恪守古法。

英宗命令儒臣修撰《续通鉴纲目》，也书写“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不书写“吴元年”。

○史书一年两个年号：古代君主改换年号，都从颁布诏书的那一天开始，不曾追改以前的月份和日期。《魏志·三少帝纪》上面书写“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面书写“正元元年十月壬辰”；《吴志·三嗣主传》上面书写“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面书写“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晋书·武帝纪》上面书写“魏咸熙三年十一月”，下面书写“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宋书·武帝纪》上面书写“晋元熙二年六月甲子”，下面书写“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文帝纪》上面书写“景平二年八月丙申”，下面书写“元嘉元年八月丁酉”。《明帝纪》上面书写“永光元年十二月庚申朔”，下面书写“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唐书·高宗纪》上面书写“显庆六年二月乙未”，下面书写“龙朔元年三月丙申朔”。《中宗纪》上面书写“神龙三年九月庚子”，下面书写“景龙元年九月甲辰”。《睿宗纪》上面书写“景龙四年七月己巳”，下面书写“景云元年七月己巳”；《玄宗纪》上面书写“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下面书写“开元元年十二月己亥”。韩愈《顺宗实录》上面书写“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面书写“永贞元年八月辛丑”。像这类情况，都是依据事实如实书写。到了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嫌其杂乱，于是创立新例，必定取最后的年号冠于春季正月之前，当时已有识见的人指出这一点。

《春秋·定公元年》不书写正月，杜预说：“定公在六月即位，所以《正义》说定公未即位，必定不改年号。而在春夏即称元年，是因为未改年号之日必定承袭前君的年号，于是春夏应当称这一年为昭公三十三年。到了六月，改年号之后才以元年记事。等到史官确定策略，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纪年，不能上半年从前君，下半年从后君，虽然年初也统属这一年，所以进入新年即称元年。”汉魏以来，即使在秋冬改年号，史书在春夏即冠以元年，这是有因袭古法的缘故。考察司马光《资治通鉴》是用这个体例，然而有不通之处。《春秋》在昭公三十三年春季即书写“定公元年”，是因为昭公已在上年十二月去世了。如果汉献帝延康元年十月才禅让给魏，而正月之初，汉帝尚存，就加上魏文帝黄初的年号，那就违背了《春秋》的道义了。哪有旧君尚在，当时的人都奉行他的正朔，而后来的史官却追夺他的年号呢！

史家变乱年号，始于《隋书》：大业十二年十一月景辰，唐王进入京师，辛酉日，遥尊皇帝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而下面即书写：“二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等作乱，皇帝崩于温室。”按此大业十三年，炀帝身在江都，却蒙受代王在长安的年号，非常无理。作史的是唐朝臣子，不得不如此。然而在《炀帝纪》中书写十三年，在《恭帝纪》中书写二年，两者都依据事实，似乎也没有妨害。

明朝《太宗实录》上面书写“四年六月己巳”，下面书写“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这正是史臣如实书写，与前代相合，只是没有明确书写建文年号，后人因此称之为革除。

《英宗实录》上面书写“景泰八年正月辛巳”，下面书写“天顺元年正月壬午旬有六日”，而没有抹杀事实。况且如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如果依照司马光的体例取泰昌的年号，冠于四十八年春季正月之前，那么诏令文移一一都应当追改，而且会诬蔑先皇了。所以纪年的方法，从古为正，不以一年两个年号、三个年号为嫌。

○年号古今相

译这与《水经注·〇水下》中“千金〇曷”之前提到的“太和五年”不同，那是曹魏明帝的太和年号；而崔俊所说的“朝廷太和中”，则是北魏孝文帝的太和年号。

译○割取年号 唐朝一位皇帝改换年号的有十多次，凡是见于文献的，必定是完整的年号，没有割取其中一个字来使用的。到了宋代才开始有“熙丰”、“政宣”、“建绍”、 “乾淳”这样的说法，这已经是不恭敬了，然而还是一位皇帝的年号自身相连，没有合并两位皇帝的年号来称呼的。而且必定使用年号的上一个字，只有“元丰”因为“元”字与“元枉”没有区别，所以使用下个字。本朝的文人有称“永宣”、“成宏”、“嘉隆”的，合并两位皇帝的年号为一个称呼。奏疏中称正统、正德为“二正”，奉旨说：“历代圣祖的年号昭然若揭，怎么能说‘二正’？”近来又有去掉上个字而称“庆历”、“启祯”的，更加不通了。

地名割取一个字使用，如“登莱”、如“温台”，是可以的；如“真顺”、“广大”，就不通了。然而汉代人已经有这种情况。《史记·大官书》：“勃碣海岱之间，气候都是黑色的。”《货殖列传》：“燕地也是勃碣之间的一个都会。”注释说：“勃海、碣石。”《汉书·王莽传》：“成命于巴宕。”注释说：“巴郡宕渠县。”魏晋以后才开始多有这种说法。常璩《华阳国志》：“分巴割蜀，来成就犍广。”这是犍为、广汉两个郡，左思《蜀都赋》：“跨越践踏犍〇。”这是犍为、〇〇两个郡。《魏都赋》：“恒碣高耸于青霄之上。”这是恒山、碣石两座山。

人名割取一个字使用的，《左传》以太〇、济水称为“〇济”，《史记》以黄帝、老子称为“黄老”，以王乔、赤松子称为“乔松”，以伊尹、管仲称为“伊管”，以绛侯、灌婴称为“绛灌”。

○孙氏《西斋录》 唐人写书没有什么避讳。孙樵所写的《西斋录》，是私人修撰的史书。至于起用王氏已废的魂魄，向上配享天皇；列举高后擅权执政的年份，向下系属中宗，大义凛然。看待孔子在昭公墓道上挖沟，不书写定公、哀公的正统地位，而且超过孔子了。

这个说法本于沈既济《驳吴兢史议》，认为应当把天后并入《孝和纪》，每年书写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做某事，改某制，那么纪传称孝和而事迹叙述太后，名分和礼制两全。至于姓氏名讳，入宫的原因，历任的资历，以及才艺智略，生卒年月和埋葬情况，另外编纂入《皇后传》，列在废后、庶人之下，标题为《则天顺圣武皇后》。事情虽然没有实行，但史家称赞这种做法。

○《通鉴》书写改元 《晋书·载记》：十六国时期，继位改换年号的都在当年，这是史家为了便于叙述事件，连续记载，其实都是改换次年的年号，不可能十六国之中，数十位君王都不过新年就改换年号的。也一定有过新年才称新年号的，只是史家没有考证罢了。

《金石录》根据赵横山《李君神碑》，石虎建武六年，岁在庚子，与《晋书·载记》相符。如果依照帝纪，那么建武六年应当是己亥，现在这块碑与《西门豹祠殿基记》都是庚子，由此知道帝纪的错误，这是相差一年的证据。然而《载记》也不完全相符，前人作史，只保存年号而已，起初并不在意年月日。

《续纲目》景炎三年五月以后为帝〇祥兴元年，这是错误的。黄氵晋《番禺客语》：“改换年号在次年正月己酉朔。”大概也是即位之初改换次年的年号，史家省略文字，就系属在前面的年月日之下，说“改元祥兴”。由此推论十六国的事，必定与此相同。

○后元年 汉文帝后元年，景帝中元年、后元年，当时只是改为元年，后人追记才称为中、后罢了。如果武帝的后元元年则自己命名为“后”；光武的中元元年，梁武帝的中大通元年，中大同元年，则自己命名为“中”，不能一概而论。

元顺帝至元元年，重复使用世祖的年号，后人追记，就说“后至元元年”。

○李茂贞称秦王用天〇年号 《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贞为王，等到得到薛昌序所撰写的《凤翔法门寺碑》，天〇十九年建立，而文中已经称秦王，那么在同年二年之前了，大概是茂贞自己称的。又史书说茂贞奉天〇年号，这块碑的末尾也书写“天〇十九年”，而篇中叙述前事，则都用天复纪年，到天复二十年止，也与史书不合。

《五代史·李彦威传》：“这时昭宗改元天〇，迁往东都，被梁逼迫。而晋人、蜀人认为天〇的年号不是唐朝建立的，不再称呼，只称天复”。《前蜀世家》却说“建立与唐朝隔绝而不知道，所以仍然称天复”。说法不同。根据这块碑，岐人也称天复，史书失实了。

又现在阳城县有后周显德二年徐纶撰写的《龙泉禅院记》，内述天〇十九年。根据此地本来属于梁，这篇记是追削梁的年号，而改称天〇的。

○《通鉴》书写葬事 《通鉴》书写外国的葬事，如《晋纪》义

译熙宁六年九月，史书写道：“甲寅日，在盛乐金陵安葬魏主。”这里没有说“魏国安葬”，而是说“安葬魏主”。有人认为是模仿《春秋》的笔法，我认为不是这样。《春秋》记载“安葬宋穆公”、“安葬卫桓公”之类，都是因为鲁国派遣臣子参加葬礼，所以采用这种写法。如果是南北朝时期，本国自行安葬，就应当记载为“魏国安葬”，就像《宋纪》所载：“景平元年十二月庚子，魏国在金陵安葬明元帝。”“元嘉二十九年三月辛卯，魏国在金陵安葬太武皇帝。”这样才是正确的。

译○《通鉴》记载闰月 《通鉴》记载闰月却不注明是哪个月，说是仿效《春秋》的体例，这是不对的。春秋时期，闰月没有不在年终的。自从《太初历》实行后，每个月都可能置闰，如果不注明是哪个月，或者上个月没有大事，那么后来的读者必定会在追寻考证上耗费精力。《新唐书》也是这样，只有高宗显庆二年正月没有大事，才记载说：“闰正月壬寅，前往洛阳宫。”

○史书对未即位君主的称呼 史书对未即位君主的称呼惯例，《左传》中晋文公未进入国都时，称“公子”；已进入国都则称“公”；《史记》中汉高祖未称帝时称“汉王”，未称王时称“沛公”。五年，即将在垓下作战时，却说“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面”，等到下文才说“诸侯及将相共同请求，尊汉王为皇帝”，这在言语上是不顺的。

沈约撰写《宋书》，在本纪第十卷，顺帝升明三年四月壬申日，才开始记载“进齐公爵为齐王”，而此前第八卷明帝泰始四年七月庚申日，已经记载“以骁骑将军齐王为南充州刺史”，从此以后，齐王的称号屡次出现在篇中，这在言语上是不顺的。

○史书一人先后担任不同官职 《汉书·沟洫志》先称“博士许商”，接着称“将作大匠许商”，后来称“河堤都尉许商”，这是记载一人而先后担任不同官职的方法。《尚书·君牙》说：“我听说在过去，成汤既已接受天命，当时就有伊尹通达于皇天；在太甲时，当时就有保衡。”伊尹、保衡是同一个人，成汤时他尚未担任保衡，到太甲时才担任此官，所以变换文字来称呼他。

○史书郡县同名 汉代，县有同名的，大致加上“东”、“西”、“南”、“北”、“ 上”、“下”字来区别。这大概本于《春秋》的体例。燕国有两个，则一个称北燕；邾国有两个，则一个称小邾，就是这样的例子。如果郡县同名但地点不同，那么在县名上必加一个“小”字，沛郡不治理沛县，而治理相县，所以记载沛县为“小沛”；广阳国不治理广阳县，而治理蓟县，所以记载广阳县为“小广阳”；丹阳郡不治理丹阳县，而治理宛陵县，所以记载丹阳县为“小丹阳”。后人作史大多混同记载，而没有区别了。

○郡国改名 《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日，改春陵乡为章陵县。”“十六年冬十 月甲申日，驾临章陵，修缮园庙，祭祀旧宅。”又说：“于是为春陵宗室全部建立祠堂。”上文说“章陵”，是当时的名称；下文说“春陵”，是因为本是春陵侯的宗室，不能因为县名改变而追改它。这是史家用字的严密之处。

《史记》“南越王尉佗，是真定人。”这不当，当时应是东垣人。《卢绾传》“高祖十一年冬，改东垣为真定。”《儒林传》“汉朝兴起，田何从齐地田氏迁徙到杜陵。”颜师古说：“初迁徙时还未叫杜陵，大概是史家追述时的说法。”

《汉书·夏侯胜传》“夏侯胜，字长公。起初，鲁共王分出鲁西宁乡来封给儿子节侯，另属大河郡，大河郡后来改名为东平郡，所以夏侯胜是东平人。”《赵广汉传》“赵 广汉，字子都，涿郡蠡吾人，原属河间国。”《后汉书·党锢传》：刘瑜，中山安国人，安国后来另属博陵郡。“夏侯湛《东方朔画像赞》”大夫名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魏建安年间，分出厌次设立乐陵郡，所以他又被称为乐陵郡人。“这是郡国改名的例子。

○史书同姓名的人 《史记》汉高祖时有两个韩信，则区别称为“韩王信”。《汉书》王莽时有两个刘歆，则区别称为“国师刘歆”。这种方法本于《春秋·左氏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国崔杼弑杀其君光的事件中，有两个贾举，则区别称为“侍人贾举”。

《金史》有两个讹可，一个叫草马讹可、一个叫板子讹可；有三个娄室，叫大娄室、叫中娄室、叫小娄室。

○叙述古人 凡是叙述古人的言论，必须引用其立言之人。古人又叙述古人的言论，则两人都要引用，不可袭用作为自己的说法。《诗经》说：“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程颢传《易·未济》三阳皆失位，而说：“这个义理，是听成都隐者说的。”这是当时人的言论，而也不敢埋没那个人，这是君子的谦逊，然后才可以进而治学。

○引用古人必须用原文 凡是引用前人的言论必须用原文。《水经注》引用盛宏之《荆州记》说：“江中有九十九个洲，楚地谚语说：‘洲不满百，所以不出王者。’桓玄有问鼎之志，于是增加一个洲，以凑足百数。他僭越称帝几十天，宗族灭绝自身被杀。等到他倾覆败亡，洲也消毁，如今皇上在西边，忽然有一个洲自然生成，沙流回旋堆积，成洲不过短时间。此后不久，龙飞江汉了。”注是北魏郦道元所作，而记中所指的今上则是南朝宋文帝，以宜都王

译登上皇帝宝座这件事，古人并不认为有什么忌讳。

译○引书用意《尚书·泰誓》说：“商纣王有亿万民众，却离心离德；我有治国的臣子十人，却同心同德。”《左传》引用这段话则说：“《太誓》所说的商朝亿万民众离心，周朝十人同心，指的是人心向背。”《淮南子》说：“舜在河边钓鱼，一年之后，打鱼的人争着去水流湍急的地方，把弯曲幽深的潭水让给别人。”《尔雅》注引用这段话，则说：“打鱼的人不争抢肥美的水域。”这些都是省略原文而借用其意。

○文章推服古人韩愈的文章振兴了衰落的八代文风，对于骈偶声律的文章理应不屑一顾。然而他的《滕王阁记》却推崇王勃所作的序，并且说：“我私下高兴能名字列在上面，词句排在三王之后，感到荣耀。”李白在《黄鹤楼诗》中说：“眼前有美景却写不出来，因为崔颢的诗题在上面。”这就是所谓的自古以来的先贤已有著作。现在那些喜欢讥讽古人、翻驳旧作的人，其居心可见一斑。宋代洪迈的从孙倬任宣城丞，自己写了题名记，洪迈告诫他说：“其他文章还可以随能力高低下笔，像这样的记岂能冒犯忌讳呢？”这是因为韩文公有《蓝田县丞厅壁记》的缘故。因为题目与韩文公相同，就认为冒犯了忌讳，古人的谨慎敦厚到了什么程度啊。

○史书下两曰字注疏家凡是引用书籍，下面加一个“曰”字；在引用的书籍中又引用书籍，则加一个“云”字。“云”和“曰”意思相同，变换文字以便阅读，这出自《论语》中的“牢曰”、“子云”。如果是史家记载的言辞，可以连用两个“曰”字，《尚书·多方》中的“周公曰”、“王若曰”就是如此。

○书家凡例古人著书，凡例就随事情记载在书中。《左传》中说到“凡”的地方，都是凡例，《易经》乾、坤两卦中的用九、用六，也是凡例。

○分题古人写书，在一篇之中有分题，就在篇首标明篇题，在下面列出分题。如《尔雅》“释天”一篇，下面列出四时、祥灾、岁阳、岁名、月名、风雨、星名、祭名、讲军、旌旗。《吕氏春秋》“孟春记第一”下面，列出正月记、本生、重己、贵公、去私等。注疏家称之为题上事，即标题上文之事。像《周公践阼》及《诗经》篇章句，都在篇末题写，所以这里也是如此。现在考察《礼记·文王世子篇》有“文王之为世子也”，有“教世子”，有“周公践阼”；《乐记篇》有“子贡问乐”，也同此例，后人误将其连入正文。又如《汉书·礼乐志·郊祀歌》：“练时日一”、“帝临二”等十九首，都将其名称著录在本章末尾。《安世房中歌》“桂华”、“美方”两个题目，因传写错误，于是冠于后面。

《尔雅·释亲》一篇，石经本中“宗族”二字在“弟兄也”之后，“母党”二字在“从母姊妹”之后，“妻党”二字在“为姒妇”之后，“昏姻”二字在“吾谓之甥也”之后，现在国子监刻本都改了。

●卷二十一○作诗之旨舜说：“诗表达志向。”这是诗的根本。《王制》说：“命令太师陈列诗歌以观察民风。”这是诗的用途，荀子论述《小雅》说：“痛恨现在的政治而思念过去，其言辞有文采，其声音有哀伤。”这是诗的情感。所以诗是王者的迹印。建安以后直到齐、梁，所谓辞人的赋华丽而淫靡，而离作诗的宗旨相差甚远了。

唐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年纪渐渐长大，经历的事情渐渐增多，每次与人交谈，多询问时务。每次读史书，多探求道理。才知道文章应当为时代而写，诗歌应当为事件而作。”又自述其诗，关于美刺的称为讽谕诗，自比于梁鸿《五噤》之作，而说：“喜欢我的诗的人，邓鲂、唐衢都死了，我和你又困顿，难道六义四始的风气，上天将要破坏不可支持吗？又不知道大意是不想让下人的病苦被上面听到吗？”唉，可以说懂得立言的宗旨了。

晋葛洪《抱朴子》说：“古诗讽刺过失，所以有益而珍贵；今诗纯粹是虚誉，所以有损而低贱。”

○诗不必人人皆作古人的君臣朋友，不必人人都作诗。人各有能有所不能，不作诗有什么害处？如果一人先倡导而意思已经表达尽，那么也没有必要再续写。所以在虞廷之上，皋陶唱歌，而禹、益没有声音，古代的圣人不肯写雷同之辞、骈拇之作。柏梁之宴，金谷之集，一定要人人都以诗鸣，而芜累之言才开始多于世上了。

尧命历而没有歌，文王演《易》而不作诗，没听说后世的人议论他们劣于舜与周公。孔子以斯文自任，上接文王的统绪，然而其事在《六经》，而自己所作的歌止于“龟山”、“彼妇”等作品，为何寥寥无几。是他不能吗？还是我无暇参与呢？

宋邵博《闻见后录》说：“李习之与韩退之、孟东野交好。习之

译在文章方面，退之是敬重习之的。退之与东野互相唱和，倾倒了一时之人，习之唯独没有写诗，退之也不非议他。尹师鲁与欧阳永叔、梅圣俞交好，在文章方面，师鲁是永叔敬重的人；永叔与圣俞互相唱和，倾倒了一时之人，师鲁唯独没有写诗，永叔也不非议他。

译《五子之歌》恰好得到五章，人们认为每人各作一章，这又是后人的看法罢了。

《渭阳》是秦世子送别舅舅的诗，而晋公子却没有一句回应。尹吉甫作《嵩高》一诗赠给申伯，作《烝民》一诗赠给仲山甫，作《韩奕》一诗赠给韩侯；而这三人却听不到他们有回赠的诗篇，由此可知古人的诗歌不以没有唱和应答为嫌忌。

○《诗经》三百篇的作者，大抵是诗写成后，选取其中的一字、二字或三四字来命名篇章，所以十五国风中没有一篇有题目，小雅大雅和颂中也只有一篇有题目。像《常武》，是赞美周宣王的诗；像《勺》、《赉》、《般》，都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后来的人取其中一字来命名篇章的，只有一篇，叫《巷伯》。除此之外就没有了。五言诗的兴起，始于汉魏时期，而《古诗十九首》都没有题目，郊祀歌、铙歌曲各自以篇首的字作为题目。又如王粲、曹植都有《七哀》，但情感不必相同；六子都有《杂诗》，但意义不必相同，这也和《古诗十九首》一样。唐代人以诗歌取士，才开始有命题和分韵的方法，而诗学由此衰落了。

杜甫的诗多取篇中的字来命名，如“不见李生久”，就用《不见》命名；“近闻犬戎远遁逃”，就用《近闻》命名；“往在西京时”，就用《往在》命名；“历历开元事”，就用《历历》命名；“自平宫中吕太一”，就用《自平》命名；“客从南溟来”，就用《客从》命名。都是取首二字作为题目，毫无意义，却很符合古人的体制。

古人的诗，是先有诗而后有题目；今人的诗，是先有题目而后有诗。先有诗而后有题目的，其诗源于真情；先有题目而后有诗的，其诗迎合外物。

○古人用韵不超过十字，《诗经》中的诗，句子多了一定要换韵。魏晋以前也是如此。宋齐以后，韵学逐渐兴盛，文风趋向巧饰，于是有人强行一韵到底，终究不及古人变化自然。古人用韵不超过十字的，唯独《闷宫》第四章用了十二字，如果就这一韵引申下去，并非不能成章，但在意义上必定有不通畅之处，所以最后四句换了一个韵。由此可知，让韵服从我的，是古人的诗；让我服从韵的，是今人的诗。从杜甫、韩愈开始，难免有这种弊病。

叶梦得《石林诗话》说：“长篇最难，魏晋以前的诗没有超过十韵的，大概是为了让人以意逆志，起初并不以叙述事情详尽为工巧。到了杜甫的《述怀》、《北征》等篇，穷尽笔力，如同太史公的纪传，这确实是古今绝唱。然而《八哀》八篇本来不是集中高水平的作品，而世人多尊崇称颂，不敢议论，如李邕、苏源明的诗中极多累赘的句子，我曾痛下刀笔删去，仅各取其半，才算是尽善尽美。但这不可以对不懂的人说。”

诗歌以性情为主，不崇尚奇巧。唐代以后有人强行用尽一韵中的字，有用险韵的，有依他人韵脚的，都是立意以此显示巧思，便不是诗歌的正格。

况且孔子作《易经》的《象传》，其用韵有多有少，不曾一律，也有无韵的。由此可知古人作文的方法，一韵中无可用之字就换其他韵，其他韵不协调就干脆单行。圣人没有必然和固执，在文章中体现出来了。

○诗中有无韵的句子。诗歌以意义为主，音韵随从。必须是一韵中无可用之字，然后旁通其他韵，在其他韵中也不得宜，那么宁可无韵。如果意义非常恰当，不可以用其他字替换，那么无韵也无害。汉代以上往往有这种情况。“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押两韵，非常恰当不可替换。下句说：“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就没有韵了，也非常恰当不可替换。古辞《紫骝马歌》中有“舂黄持作饭，采葵持作羹”两句无韵。李白《天马歌》中有“自云在青天，丘陵远巍巍”两句无韵。《野田黄雀行》开头两句“游莫逐炎洲翠，栖莫近吴宫艳”无韵。《行行且游猎篇》开头两句“边城儿生年，不读一字书”无韵。

○五经中多有用韵。古人的文化精工，自然而合于音律，那么即使无韵的文章也往往有韵，如果不这样，那么即使有韵的文章也时常不用韵，终究不以韵害意。《诗经》是有韵的文章，却有一章之中有两三句不用韵的，如“瞻彼洛矣，维水泱泯”之类就是。一篇之中有全章不用韵的，如《思齐》的第四章、第五章，《召旻》的第四章就是。又有全篇无韵的，《周颂》中的《清庙》、《维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时迈》、《武》等篇就是。解说的人认为应当有余声；然而以余声相协而不入正文，这就是所谓不以韵害意。孔子赞《易》十篇，其中《彖传》、《象传》、《杂卦传》五篇用韵，然而其中无韵的也占十分之一。《文言传》、《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五篇不用韵，

译然而其间也有一二篇，如“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这就是所谓化工之文，自然而合者，本来不曾有心于用韵。《尚书》之体本不用韵，而《禹谟》：“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伊训》：“圣谟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太誓》：“我武惟杨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洪范》：“无偏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皆用韵。又如《曲礼》“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礼运》“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是谓承大之祜。”《乐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祀昌疾疠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中庸》“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孟子》“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迩臣恒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连荒亡为诸侯忧。”凡此之类，在秦汉以前诸于书并有之。太史公作赞亦时一用韵，而汉人乐府诗反而有不用韵者。

译○易韵《易经》中有押韵的现象，从文王开始就有，凡是卦辞繁复的地方，时常使用押韵。《蒙》卦中的“渎”、“告”，《解》卦中的“复”、“夙”，《震》卦中的“哑”、“哑”，《艮》卦中的“身”、“人”，都是这样。到了周公时代，文辞更加繁复，而且更多地使用押韵。推测古代的卜辞应当也是押韵的，就像《春秋左氏传》中所记载的懿氏的“锵”、“姜”、“卿”、“京”，骊姬的“渝”、“俞”、“莸”、“臭”，伯姬的“贶”、“偿”、“相”、“姬”、“�旗”、“师”，“丘”、“孤”、“�弧”、“姑”、“逋”、“�家”、“虚”，鄢陵之战中的“�蹙”、“目”，孙文子的“陵”、“雄”，卫侯的“羊”、“亡”，“�窦”、“逾”。又如《国语》中所记载的晋献公的“骨”、“�猾”、“�ㄏ”，《史记》中所记载的汉文帝的“庚”、“王”、“光”，《汉书·元后传》中所记载的晋史的“雄”、“乘”，“崩”、“兴”，都是押韵的。所以孔子作《彖传》《象传》时也使用押韵，大概是因为经文有韵，传文也就跟着押韵，这体现了圣人阐述而不创作，以古代为师而不敢苟且的态度。

《彖传》《象传》就像现在的笺注，分析字句来进行训�释；《系辞》《文言》以下各篇，则像现在在字句明白之后，取一章、一篇或全书的意义进行通论，所以它们的体例不同。○古诗用韵之法古诗用韵的方法大致有三种：首句、次句连续押韵，隔过第三句而在第四句押韵的，《关�雎》的首章就是这样，凡是汉代以后的诗以及唐代律诗首句押韵的，都源于此；一开始就隔句押韵的，《卷耳》的首章就是这样，凡是汉代以后的诗以及唐代律�诗首句不押韵的，都源于此；从首句到末句，句句押韵的，像《考�����������》、《清人》、《还》、�《�著》、《十亩之间》、《月出�》、《素冠》等篇，又如《卷耳》的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车攻》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七章，《长发》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都是这样，凡是汉代以后的诗像魏文帝《燕歌行》之类的，都源于此。从此变化开来，就是转韵了。转韵的开始也有连续押韵和隔句押韵的区别，而且错综变化，不能用一种体例来拘束。于是有上下各自押韵的，像《兔������������`�`�`�`�`�`�`及《采薇》的首章，《鱼丽》的前三章，《卷阿》的首章。有首尾自成一韵，中间自成一韵的，像《车攻》的第五章。有隔半章自押韵的，像《生民》的末章。有开头提起两个韵，下面分两节承接的，像《有����������替》这篇。这些都是诗的变格，然而也都出于自然，不是有意为之的。

先生《音学五书》序言说：《礼记》说：“声音形成文采叫做音。”有了文采才有音，排列音而成诗，诗和谐之后才配上音乐，这都是出于天然而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夏商周三代的时候，文字都本于六书，人都出自族党庠序，性情都驯化于中和，而发出的声音，无不协调于正道。然而《周礼》大行人的职责，“每九年召集盲人和史官，晓谕书名，听辨声音”，用来统一道德和风俗的，也不敢忽略。所以《诗经》三百零五篇，上自《商颂》，下至陈灵公，跨越十五国的遥远地域，历经千数百年的长久时间，而它们的音韵未曾有差异。帝舜的歌，皋陶的和声，箕子的陈述，文王、周公的系辞，没有不相同的。所以三百零五篇，是古人的音韵之书。魏晋以后，距离古代越来越远，词赋日益繁多，后来才称之为韵，到了宋代周�����������容、梁代沈约，才作出《四声之谱》。然而自从秦汉的文章，其音韵已经逐渐违背古音，到了东汉更加严重，而制定文体音韵谱�����������，就不能向上依据《雅》《南》，旁采《�骚》�和诸子，来成为不可更改的典范，而仅仅按照班固、张衡以下诸人的赋，曹植、刘桢以下诸人的诗所用的音韵，撰写为定本。于是今音流行而古音消亡，这是音学的第一次变革。下到唐代，以诗赋取士，其韵书一律以陆法言《切韵》为标准，虽然有“独用”、“同用”的注释，但其分部未曾改变。到了宋代景������������帝时期，略有更改，理宗末年，平水人刘渊开始将二百零六韵合并为一百零七韵。元代黄公绍作《韵会》沿袭此法，直到今天。于是宋韵流行而唐韵消亡，这是音学的第二次变革，时代越远而传�����������讹�越���������多，这门学问的消亡大概已经有两千多年了。顾炎武潜心研究多年，得到《广韵》一书后，才开始内心领悟并旁通其说，于是依据唐代人来纠正宋代人的错误，依据古代经典来纠正沈氏、唐代人的错误，而三代以上的音韵，分部井然有序，极其深�����������奥而不可混乱。于是列举古今音韵的变化并探究其所以然，写成《音论》两卷；考正三代以上的音韵，注释三百零五篇，写成《诗本音》十卷；注释《易经》，写成《易音》三卷；辨正沈氏分部的错误，而一一以古音定之，写成《唐韵正》二十�卷

译卷；综合古音分为十部，编成《古音表》两卷。从此《六经》的文字才能被读懂，其他诸子的著作虽然存在分歧与合并的情况，但也不相去甚远。上天尚未毁灭这种文化，必定会有圣人再次兴起，把今天的语音还原到淳朴古雅的状态。

译○古人不忌讳重复用韵。杜甫作《饮中八仙歌》，用了三个“前”、两个“船”、两个“眠”、两个“天”。宋人怀疑古代没有这种体裁，于是想把诗分为八意，认为必须分成八意之后，重复押韵才没有妨害。他们不知道《柏梁台诗》中三个“之”、三个“治”、两个“哉”、两个“时”、两个“来”、两个“材”已经先于杜甫了。“东川有杜鹃，西川无杜鹃，涪州、万州无杜鹃，云安有杜鹃”，寻求其中的道理而不得，就怀疑这是题下的注释，不知道古人并不曾忌讳重复用韵。所以有四个韵脚组成一章而只用两个字的，如“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lin，从夏南”就是。有两个韵脚组成一章而只用一个字的，如“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就是。有三个韵脚组成一章而只用一个字的，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

如《采薇》首章连用两个“猃狁之故”句，《正月》一篇连用两个“自口”字，《十月之交》首章连用两个“而微”字，《车�》三章连用两个“庶几”字，《文王有声》首章连�两个“有声”字，《召�》卒章连用两个“百里”字。又如《行露》首章开头用“露”字，结尾没用“露”字，又如《简兮》卒章连�三个“人”字，《那》连�三个“声”字。那些重复使用一个字的情况，说不完。汉代以后也是这样。如《陌上桑》三个“头”字，两个“隅”字，两个“馀”字，两个“夫”字，两个“须”字。《焦仲卿妻》三个“语”字，三个“言”字，两个“由”字，两个“母”字，两个“取”字，两个“子”字，两个“归”字，两个“之”字，两个“君”字，两个“门”字，又两个“言”字。苏武《骨肉缘枝叶》一�，两个“人”字，《结发为夫妇》一�两个“时”字。曹植《弃妇词》两个“庭”字，两个“灵”字，两个“鸣”字，两个“成”字，两个“宁”字。阮籍《咏怀诗·灼灼西颓日》一�，两个“归”字。张协《杂诗·黑�戾跃重渊》一�两个“生”字。谢灵运《君子有所思行�两个“归”字。梁武帝撰《孔子正言�述怀诗》两个“反”字。任�《哭范仆射诗》两个“生”字，三个“情”字。沈约《钟山诗�两个“足”字。那么，忌讳重复用韵，大概是在隋、唐时代吧？

诸葛亮《梁父吟》说：“间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又说：“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用了两个“子”字。古人只取文理明白恰当罢了，起初并不避讳重复用字。现在的版本有的改作“田疆古冶氏”，这就错了。

潘岳《秋兴赋》：“宵耿介而不�兮，独展转于华省。悟时�之遒尽兮，慨俯首而自省。”用了两个“省”字。

初唐诗最为严整，而卢照邻《长安�意》：“别有豪华称将相，转日�天不相让。意气由来排灌夫，�权判不容萧相。”用了两个“相”字，今人认为必须字同而义异才可以重复使用，如果像这首诗的两个“相”本来就没有不同的意义。况且《诗经》说：“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它的下文又说：“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呢！

李白《高阳�》两个“杯”字，《庐山谣》两个“长”字；杜甫《织女诗》两个“中”字，《奉先县咏怀�两个“卒”字，《两当县吴十侍�江上宅》两个“白”字，《八哀诗》张九�一�两个“省”字，两个“境”字，《园人送瓜》两个“草”字，《寄狄明府》两个“济”字，《宿凿石浦》两个“系”字；韩愈《此日足可惜诗》两个“光”字，两个“鸣”字，两个“更”字、两个“城”字，两个“狂”字，两个“江”字。诗有因为意思转折而韵脚必须重复的，如“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兮�兮，如此良人何！”“�其鸣矣，求其友声。�彼鸟兮，犹求友声。”“有�之杜，其叶萋萋。王�靡�，我心伤悲。卉木萋止，�心悲止。”于论鼓钟，于乐�ń。於论鼓钟，于乐�ń。“又若”公无渡河，公�渡河！“这些都是承接上文而转折的，不容许另外换一个�。○七言诗的开端，前人认为《招魂》、《大招》去掉“些”、“只”，就是七言诗。我考察七言诗的兴起，自汉代以前，本来就有许多。《灵枢经·�节真邪篇》、“凡�小邪日以大，补其不足乃无害，�其所在迎之界。凡�寒邪日以温，徐往徐来致其�，门户已�气不分，虚实得�其气存。”宋玉《神女赋》：“�纨�绘盛文章，极服妙彩照万方。”这些都是七言诗的�祖。

《素

译问：《八正神明论》中说：“神妙啊神妙，耳朵听不见，眼睛明亮，心窍开通而意志坚定，忽然独自领悟，嘴巴却无法表达，目光专注独自看见，起初好像昏暗，随后独自变得明亮，就像风吹散云层，所以称之为‘神’。三部九候是它的本源，九针的论述不必拘泥于固定。”这段文字极像荀子《成相篇》的风格。

译○有人说《缁衣》三章，每章四句，这是不对的。“敝”字是一句，“还”字是一句。如果说“敝予还予”，那么语句就不通顺了，况且为什么一句话就不能成为诗呢？《吴志》记载：历阳山的石头上有文字：“楚，九州渚。吴，九州都。”其中“楚”字是一句，“吴”字是一句，这也算是一句话构成的诗。○古人除了语气助词之外，只用四个字构成诗句，而且四个字都押韵，古时候是没有的，开始见于《庄子》中的“父邪母邪，天乎人乎”。三章，每章各两句，而合为一个韵脚，古时候也是没有的，开始见于《孟尝君传》中的“长铁归来乎，食无鱼；长铗回来乎，出无车；长铁回来乎，无以为家”。

○古人不用长句写成篇章。古诗中有八言的，“胡瞻尔庭有悬〇兮”就是。《书》中说：“卢群在吴少诚的席上作歌调侃他说：‘祥瑞不在凤凰麒麟，太平须得边将忠臣；但得百僚师长肝胆，不用三军罗绮。’”这就是全篇都是八言。又如李长吉的“酒不到刘伶坟上土”之类，也不过是一两句而已。有九言的，“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就是。然而没有用来构成全章的，不仅因为不便于歌唱，而且长句意思容易冗杂，用字容易松懈，对于文章来说也是很难的。由此可知古人的文章可以停止就停止，不肯因为一个意思的冗杂、一个字的松懈而拖累我们作诗的本义。懂得这个义理的人，不仅句法如此，章法也可以知道了。七言排律之所以历来很少人写，写了也不精妙，为什么呢？因为意思容易冗杂，用字容易松懈。写七言诗一定要使其不可删减而后才精妙，这就是汉代人觉得它难的原因。

○诗中使用叠字，诗中使用叠字最难。《卫风》：“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连续使用六个叠字，可以说重复而不使人厌倦，深奥而不混乱。《古诗》：“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连续使用六个叠字，也非常自然，此后就无人能继。

屈原《九章·悲回风》：“纷容容之无经兮，网芒芒之无纪；轧洋洋之无从兮，驰逶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汜洋洋其前后兮，伴张弛之信期。”连续使用六个叠字。宋玉《九辩》：“乘精气之团团兮，鹜诸神之湛湛；骏白霓之习习兮，历群灵之丰；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苍龙之瞽瞽；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衙衙；前轻京之锵锵兮，后辎乘之从从；载云旗之委蛇兮，扈屯骑从容。”连续使用十一个叠字，后人的辞赋也很少能达到这个水平。

○次韵让人作诗，动不动就要求次韵，把这当作困难，把这当作巧妙。我认为这容易而且笨拙。就拿律诗来说，平声通用的三十个韵部之中，任意选取一个韵部，一定没有其他韵部可以替换；一个韵部数百个字之中，任意押五个字，一定没有其他字可以替换。名为容易，其实很难。先确定五个字，然后用上文去凑足它，文意如果不通顺就说被韵脚牵制，意思如果没有表达完就说被韵脚束缚。用典遣词稍微有点新巧，就可以独占鳌头。名为困难，其实容易。那些善于和诗的人，他们胸中本来没有诗，而是拙于表达自己的意思。所以关于难易巧拙的议论一旦破除，次韵的风气就可以稍微衰落了。严沧浪《诗话》说：“和韵最害人的诗，古人酬唱不次韵，这种风气开始盛行于元稹、白居易、皮日休、陆龟蒙，本朝各位贤人竟然以此斗工，以至于往复有八九次和诗的。”

按唐代元稹《上令狐相公启》说：“我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白居易擅长写诗，尤其喜欢驾驭文字，穷尽声韵，有时写千言，有时写五百言的律诗，互相投寄，我自审不能超越他，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称为次韵，大概是想以难相挑逗罢了。江湖间写诗的人有的效仿，有的能力不足，以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义等，与前篇无异，也称之为元和诗体。而主管文事的人考察变雅的原因，往往归咎于我。”由此可知元、白作诗次韵之初，本来自以为戏，而当时就已经被人讥讽。现在的人却乐此不疲，这也是元、白所鄙视而不屑的。

欧阳公《集古录》评论唐代薛苹倡和诗说：其中冯宿、冯定、李绅都是唐代的显贵，灵澈以诗名后世，然而他们的诗都不如薛苹，大概是倡导者得于自然，和者牵于强作。可谓知言。朱子《答谢成之书》说：“陶渊明的诗之所以高，正在于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苏东坡却篇篇句句依韵而和，虽然他才高，似乎不费力，然而已经失去了自然的趣味了。”凡是诗不被韵脚束缚而能尽其意，胜过被韵脚束缚而意不尽，甚至有时没有意思而牵强附会其他意思以足其韵千万倍。所以韵律之道，疏密适中为上，不

译既然如此，宁可疏朗也不要细密。如果文辞能够表达心意，那么韵律即使疏朗也不妨害。

译○柏梁台诗

汉武帝的《柏梁台诗》原本出自《三秦记》，记载说是元封三年所作，但考证历史，却多有不符。查《史记》及《汉书·孝景纪》：“中元六年夏四月，梁王去世。”《诸侯王表》：“梁孝王刘武即位，在位三十五年，去世。孝景帝后元元年，共王刘买继位，在位七年，去世。建元五年，平王刘襄继位，在位四十年，去世。”《文三王传》记载相同。又查《孝武纪》：“元鼎二年春，建造柏梁台。”这是梁平王刘襄在位的第二十二年，而梁孝王去世至此已二十九年，再过七年才是元封三年。又查梁平王刘襄，在元朔年间因与太后争酒器，公卿请求废他为庶人。天子说：“梁王刘襄没有好的师傅，所以陷入不义，于是削减梁国八座城池，梁国剩余还有十座城池。”又查梁平王刘襄在位第十年是元朔二年，他进京朝见；在位第三十六年是太初四年，他也进京朝见，都不在元封年间。又查《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改名为光禄勋。典客，景帝中元六年改名为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改名为大鸿胪。治粟内史，景帝后元元年改名为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改名为大司农。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改名为执金吾。内史，景帝二年分为左内史、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改名为京兆尹，左内史改名为左冯翊。主爵中尉，景帝中元六年改名为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改名为右扶风。”这六种官职，都是太初年以前的名称，不应预先写在元封年间。又查《孝武纪》：“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巳，柏梁台发生火灾。”夏五月，改正历法以正月为岁首，确定官名，这说明柏梁台火灾之后，又过了半年才开始更改官名，而大司马、大将军卫青则死于元封五年，距离此时已有两年了。反复考证，没有一处相合。大概是后人拟作，剽窃武帝以来的官名以及《梁孝王世家》中乘舆驷马的事来附会，而没有意识到时代的错乱。查《世家》记载：“梁孝王二十九年十月进京朝见，景帝派使者持节，乘坐四匹马拉的车在宫阙下迎接梁王。”臣联句说：“天子副车驾驷马，这是当时的特殊恩遇，梁平王怎么会有这种待遇？”

诗体一代不如一代，从《诗经》三百篇不得不降为楚辞，楚辞不得不降为汉魏诗，汉魏诗不得不降为六朝诗，六朝诗不得不降为唐诗，这是势所必然。使用一个朝代的诗体，就必须像那个朝代的文风，然后才算合格。

诗文之所以一代代变化，有不得不变化的原因。一个朝代的文风沿袭已久，不容许人人都说同样的话。现在距离那时已经千百年了，如果还取古人的陈词滥调一一模仿，以此作为诗，可以吗？所以不似则失去诗的本质，似则失去自我的特色。李白、杜甫的诗之所以在唐人中最高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既不完全不像，又完全不似。懂得这一点的人，才可以和他谈论诗了。

○书法诗格

南北朝以前，金石上的文字没有不是八分书的，这说明现在的真书不足以称为字吗？姚铉的《唐文粹》，吕祖谦的《皇朝文鉴》，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凡是近体诗都不收录，这说明现在的律诗不足以称为诗吗？现在的人将通过真书来窥探八分书，通过律诗来学习古体诗，这是从事于古人所轻视的东西，却要求达到古人最精妙的境界，难道不难吗！

鄞县人薛千仞冈说：“自从唐人的近体诗兴起，诗就发生了一次大变革，后学的士人可以兼修而不可以专攻。近日的弊端，是没有人不写诗，没有诗不是律诗，没有律诗不是七言律诗。”又说：“七言律诗，法度贵在严谨，对偶贵在工整，音节贵在响亮，不容易作，现在初学的后生没有不写七言律诗的，似乎反而把这作为入门的路径，他们终身不能窥见这道藩篱，也就不足为怪了。”

○诗人改古事

陈思王曹植上书说：“绝缨盗马之臣，赦楚、赵之难。”注释说：“赦盗马，是秦穆公的事，秦国也是赵姓，所以互文，以避上文‘秦’字。”赵至《与嵇茂齐书》说：“梁生适越，登岳长谣。”梁本适吴，而以为越者，因为吴被越所灭。谢灵运诗说：“弦高犒晋师，仲连却秦军。弦高所犒的是秦师而改为晋，以避下文‘秦’字，这就错得粗陋了。李大自《行路难》诗说：“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仓鹰安足道。”杜甫《诸将诗》说：“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世间。”改“黄犬”为“苍鹰”，改玉碗为金碗，也是同样的毛病。

自从汉代以来，作文的人就有回避假借的方法。太史公《伯夷传》说：“伯夷、叔齐虽然贤德，得到孔子而名声更加显扬。颜渊虽然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本应当是附孔子，避上文雷同，改作骥尾。如果后人这样做，难道不会被人讥笑吗？说高祖也。

○庾子山赋误

庾子山《枯树赋》说：“建章三月火。”查《史记》：“武帝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巳

译酉时，柏梁台发生火灾。春季二月，开始修建建章宫。《西京赋》说：“柏梁台已经受灾，越地巫师陈述方法，建章宫就是依据，用来厌胜火灾的凶兆。”这是说受灾的是柏梁台，而不是建章宫，而且火灾发生在三月；另外，秦朝的阿房宫，也不是汉朝的。《哀江南赋》说：“栩阳亭有离别之赋。”《夜听捣音曲》说：“栩阳离别赋。”查考《汉书·艺文志》：“《别栩阳赋》五篇。”详细考察其上下文的体例，应当是人的姓名，姓别，名栩阳。将其解释为“离别”的“别”，也是不对的。

译○于仲文诗误

隋代于仲文的诗写道：“景差方入楚，乐毅始游燕。”查考《汉书·高帝纪》记载：“迁徙齐、楚的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以及齐国的田氏这五姓到关中，赐予他们良田宅舍。”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三闾大夫的职务掌管王族三姓，即昭、屈、景。”那么景差也是楚国的同姓贵族。而于仲文却认为景差是“入楚”，这难道不是梁、陈以后的人，只注重辞藻章句，而不详查典籍依据的缘故吗？

梁武帝天监元年，下诏说：“雉兔有刑，姜宣致贬。”这是引用《孟子》中“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的意思，却不知道宣王是田氏，并非姜后，这与上述错误属于同一类。

○李太白诗误

李白诗云：“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送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查考《史记》记载，匈奴左方王将驻守上谷以东，右方王将驻守上郡以西，而单于的王庭正对着代郡和云中郡。《汉书》记载呼韩邪单于自己请求留居光禄塞下，又记载天子派遣使者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后来单于最终北归王庭。由此可知汉朝与匈奴往来的道路，大致是从云中、五原、朔方经过，王昭君出塞也必定由此路。所以江淹写李陵赋，只说“情往上郡，心留雁门”。而玉门关与西域相通，自然是公主嫁往乌孙所经过的地方，李白弄错了。《颜氏家训》说：“文章中的地理必须恰当。”他评论梁简文帝《雁门太守行》中提到“日逐康居、大宛、月氏”，以及萧子晖《陇头水》中说“北注黄龙，东流白马”。沈括评论白居易《长恨歌》中“峨眉山下少人行”，指出峨眉山在嘉州，并非入蜀之路。文人的毛病大概有相同之处。

梁代徐悱《登琅邪城》诗写道：“甘泉警烽侯，上谷抵楼兰。”上古在居庸关以北，而楼兰是西域的国家，在玉门关外。仅这一句中，文理就已经不通，至于与琅邪城不切题就更不用说了。

○郭璞赋误

郭璞《江赋》写道：“总括汉、泗，兼包淮、湘。”淮河、泗水并不流入长江，难道是因为盱眙而弄错了吗？

○陆机文误

陆机《汉高帝功臣颂》写道：“侯公伏轼，皇媪来归。”这是不考证史书的错误。《汉仪注》记载：“高帝的母亲，在起兵时，死于小黄，后来在小黄修建陵庙。”《本纪》记载：“五年，在汜水之阳即皇帝位，追尊先母为昭灵夫人。”那么她早已去世是显而易见的。而十年有太上皇后崩，这是太上皇崩的误写，是因为文字重复书写而未删除所致。侯公劝说项羽，项羽于是与汉约定平分天下。九月，归还太公、吕后，并没有皇媪。

○字

春秋以前，言文不言字，如《左传》中“于文止戈为武”，“故文反正为乏力”，“于文皿虫为蛊”。以及《论语》中“史阙文”，《中庸》中“书同文”之类，都不说字。《易经》：“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诗经》：“牛羊腓字之”，《左传》：“其僚无子，使字敬”，都解释为哺乳。《尚书·康诰》：“于父不能字厥子”，《左传》：“乐王鲋，字而敬”，也取爱养的意思，只有《仪礼·士冠礼》中“宾字之”，《礼记·郊特牲》中“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与文字的意义稍微接近，也未曾说文就是字，以文为字始于《史记》。秦始皇琅邪台石刻说：“同书文字。”《说文解字》序说：“依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生而生。”《周礼》：“外史掌达书名于方。”注说：“古曰名，今曰字。”《仪礼·聘礼》注说：“名，书文也，今谓之字。”这难道说“字”的名称自秦代确立，自汉代显赫吗？

许慎《说文解字》序：“这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个文，解说共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用篆书称为文，隶书称为字。张揖《上博雅表》：“共一万八千一百五十个文。”唐玄度《九经字样》序：“共七十六部，四百万一个字。”则通称为文。

三代以前，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现，文降格为字了。两汉以前，言音不言韵，周容、沈约出现，音降格为韵了。

○古文

古时文字不统一。如汉代汾阴宫鼎的盖铭说：“汾阴供官铜鼎盖二十枚。”“二十”字写作“十十”。鼎铭说：“汾阴供官铜鼎二十枚。”“二十”字写作“亍”。其末说：“第二十三。”“二十”字写作“廿”。同一器物上的铭文三次出现却三种不同。自从唐代以来，文字日益繁多，不得不归于统一，而古书中不再通行的就多了。

○说文

自隶书以来，能够阐明六书宗旨，使三代的文字尚存于今日，从而得以认识古人制作根本的，是许叔重的《

译《说文解字》的功绩很大，后来的学者对每一个点、每一画无不把它奉为准则。但我认为也有不完全如此的地方。就拿《六经》的文字，以及《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传注，毛苌、孔安国、郑众、马儒等儒者的训诂来说，未必都与之相合；况且许慎生活在东汉中期，所依据的不过是刘歆、贾逵、杜林、徐巡等十几人的学说，就认为完全得到了古人的本意，果真如此吗？这是第一点。《五经》在蔡邕等人校定之前，传抄的人各不相同，现在《说文》所收录的大多是异体字，如果用当时的经文来对照，那么《说文》就显得有缺陷；又有一本书中引用同一处而文字不同的情况，后来的读者将依从哪一家呢？这是第二点。流传时间既久，难道没有遗漏缺失吗？即使徐铉也说篆书湮没废弃日久，错乱遗脱，不能全部考究。现在说这本书所缺少的必定是古人所没有的，另外找一个字来对应，改动经典来迁就《说文》，支离破碎、迂回曲折，这是第三点。现在列举其中一二条来评析。比如秦、宋、薛都是国名。“秦”从禾，因为土地适宜种禾，这也已经迂曲了；“宋”从木表示居住，“薛”从辛表示辛，这有什么道理呢？《费誓》中的“费”改为“𫗴”，解释为坏米；武王“载旆”中的“旆”改为“𣏌”，解释为𣏌土。“威”解释为姑，也解释为女阴；“𠮟”解释为击声；“困”解释为故庐；“普”解释为日无色。这有什么道理呢？“貉”的意思是恶，看“犬”字像画狗一样，“狗，叩也”，这难道是孔子的话吗？解释“有”就说“不应该有”，《春秋》记载“曰有食之”；解释“郭”就说“齐国的郭氏喜欢善人却不能提拔，厌恶恶人却不能罢免，因此亡国”，这不近乎抄袭旧说而失去本意吗？“居”解释为法古，“用”解释为卜中，“童”解释为男有罪，“襄”解释为解衣耕，“吊”解释为人持弓会区支禽，“辱”解释为失耕时，“臾”解释为束缚ㄏ扌世，“罚”解释为持刀骂詈，“劳”解释为火烧门，“宰”解释为罪人在屋下执事，“冥”解释为十六日月始亏，“刑”解释为刀守井，这不近乎穿凿附会而远离情理吗！武则天模仿它来造字，王安石推广它来作书，不能说不是滥觞于许慎的。至于解释“参”为商星，这是与天文不合的；解释“毫”为京兆社陵亭，这是与地理不合的。书中引用的乐浪事迹有几十条，而其他经籍反而大多缺略，这是采摭不当的。现在的学者如果能取其大而弃其小，择其是而违其非才可以说是善于学习《说文解字》的人吗？《王莽传》：“‘刘’这个字是卯、金、刀，正月刚卯，金刀之利，都不能施行。”又说：“受命之日是丁卯。丁，属火，是汉朝的德运。卯，是刘姓用来造字的。”光武帝告天祝文引用《谶记》说：“卯金修德，为天子。”公孙述引用《援神契》说：“西太守乙卯金。”意思是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由此可见古代并非没有“刘”字。魏明帝太和初年，公卿上奏说：“歌用来咏德，舞用来象事，从文字上看，文武组合为‘斌’，臣等谨制乐舞名叫《章斌之舞》。”魏朝距离许慎不远，由此可见古代并非没有“斌”字。

译《说文解字》原本的编排次序已经无法得见，现在按照四声排列的，是徐铉等人确定的。反切注音，也是徐铉等人添加的。

旁引后世儒者的言论，如杜预、裴光远、李阳冰等人，也是徐铉等人添加的；又说：“各家的说法没有收录，现在附在字韵的末尾”的，也是徐铉等人添加的。“始”字，《说文解字》认为是“女之初”，这已经不一定正确，而徐铉用“至哉坤元，万物资始”来解释，不知道经文实际上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如果用这个解释，必须从男方才合适。

○《说文长笺》万历末年，吴中赵凡夫宦光撰写《说文长笺》，将自古相传的《五经》肆意刊改，喜欢卖弄小聪明，以求不同于先代儒者。竟把“青青子衿”说成是淫奔的诗，并说“衿”就是“衾”字，像这类错误不止一处。其实他连《四书》都还没有能背诵，引用《论语》“虎兕出于柙”时，误作《孟子》“虎豹出亏”，然而他对《六书》的宗旨并非毫无见识，而当时正值喜好新奇、崇尚怪异的时候，这本书于是盛行于世。如果不及时辩正，恐怕日后习非成是，对后学造成的危害不浅，所以列举其中特别荒谬的十几条来纠正。

《旧唐书·文宗纪》记载：“开成二年，宰臣兼判国子监祭酒郑覃进献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所谓九经，是指《易》、《诗》、《书》、《三

译“之亡也”，那时已经有夏州了吗？又查考夏州原本是朔方郡，赫连勃勃在此建都，自称为夏，后来北魏灭掉了它，于是设置夏州，这也不是从唐朝才开始的。

译有人说：“唐代中晚期诗文才开始出现‘簿’字，此前没有。”不知道孟子曾说“孔子先簿止祭器”，《史记·李广传》说“急忙责令李广到幕府对簿”，《张汤传》说“派遣使者八批去簿责张汤”，《孙宝传》说“御史大夫张忠任命孙宝为主簿”，《续汉书·舆服志》说“每次出行，太仆捧着车驾上的卤簿”，《冯异传》说“光武帝任命冯异为主簿”，而刘公〇的诗已经说“沉迷于簿领文书，回看时目光昏乱”。

关于“〇”字，有人说：“这个字不见于经书。”如果说《五经》不记载的字很多，为何唯独“〇”字呢？如果说是传记史书，这个字也不算是隐僻，《晋语》“被羽先升”的注解说：“系在背上，就像现在将军背负的〇一样。”《魏略》说：“刘备喜欢结〇。”《吴志·甘宁传》说：“背负〇带着铃铛。”梁代刘孝仪《和昭明太子诗》说：“山风吹乱采〇，初升的阳光照耀着文辕。”“祢衡担任鼓吏，创作了《渔阳挝掺》。掺就是‘操’字。”查考《后汉书》说：“祢衡正在演奏《渔阳参挝》，踏步向前。”注引《文士传》写作“渔阳参槌”。王僧孺的诗说：“散度广陵音，参写渔阳曲。”自己注解说：“参，音七绀反。是曲奏的名称，后人添手作‘掺’。”后周庾信的诗说：“玉阶风转急，长城雪应暗，新的缓带刚要缝，细锦行须〇，声音烦杂《广陵散》，杵声急促《渔阳掺》。”隋炀帝的诗说：“今夜长城下，云昏月应暗。谁看到倡楼前，心悲不成掺。”唐代李颀的诗说：“忽然更作《渔阳掺》，黄云萧条白日照暗。”正音七绀反。现在认为是“操”字，却又颠倒其文，不知道汉人书写“操”字本来有借作“掺”的情况，而不是这个意思。“叩，京兆蓝田乡。”笺注说：“地近京口，所以从口。”蓝田是现在西安府所属，而京口是现在的镇江府，这就是所谓风马牛不相及。凡是这本书中会意的解释，都是“京口”这一类。

寸，是十分之一。《汉书·律历志》说：“一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本来无可怀疑，却增加文字说：“析寸为分，应当说十分尺之一。”古人的书，难道可以随意增改吗？○五经古文赵古则《六书本义序》说：“魏晋及唐代擅长书法的人辈出，只是点画波折，逞其姿媚，导致文字破碎，然而还依赖《六经》的篆书没有改变。到天宝年间，诏令用隶法书写《六经》，于是篆书之道完全废弃。”以我考据，这种说法大概不对。查考《汉书·艺文志》说：“《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又说：“《孝经》古孔氏一篇，都出自孔氏壁中。”又说：“有中古文《易经》。”却没有说它的出处。又说：“《礼》古经五十六卷，《春秋》古经文十二篇，《论语》古二十一篇。”只说古，不说文。而赤眉之乱，已经焚烧无遗，《后汉书·杜林传》说：“杜林以前在西州得到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常珍爱它，虽然遭遇艰难困苦，握持不离身。拿出来给卫宏、徐巡看说：‘杜林流离兵乱，常恐这经书将绝，没想到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又能传承它，这道竟不坠于地了，古文虽然不合时务。但希望诸生不要后悔所学。’卫宏、徐巡更加重视它，于是古文遂行。”这是东京古文之传只有《尚书》而已。《晋书·卫恒传》说：“魏初传承古文的人，出于邯郸淳。到正始年间，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为科斗之名，遂效其形。”不知道所立的是哪几经。而唐初魏徵等作《隋书·经籍志》，只有三字石经《尚书》五卷，三字石经《春秋三卷》，那么其他经也不存在了。《册府元龟》说：“唐玄宗天宝三年，诏令说：‘朕钦惟载籍，讨论坟典，认为先王令范，莫越于唐虞；上古遗書，实称于训诰。虽然百篇奥义，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旧规犹在。只是古先所制，有异于当今；传寫浸讹，有疑于後学，永言刊革必在从宜，’《尚书》应是古体文字，并依今字繕写施行，其旧本乃藏之书府。”这是玄宗所改也止于古文《尚书》，而不闻有其他经。诸经古文之亡，其已久矣。现在说《五经》皆有古文，而玄宗改之以今字，难道是这样吗？

孔安国《书序》说：“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这是西汉之时所谓古文者，不过隶书之近古，而共王所得到科斗文字久已不传；玄宗所谓六體奇文，盖正始之书法也。

宋晁公武《古文尚书序》说：“余抵少城，作《石经考异之馀，因得此古文全篇于學宫，乃延士张{卣火

译仿照吕氏所刻的原本，用朱砂在石头上刻写。正打算将《孝经》、《周易》中古老的经文，附列在石经之中。”如今那些石碑应当已经不存在了，而摹本也没有流传到世间。世上没有喜好古物的人，即使是金石之坚，又能保全吗？

译○《急就篇》汉代和魏晋以后，儿童都读史游的《急就篇》。晋代夏侯湛在《抵疑》中批评乡野之人，即便是稍有学识的士人，也只是诵读《急就篇》、学习甲子干支。《魏书》中崔浩上表说：“太宗即位的第一年，命令臣解说《急就章》，刘芳撰写《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有人模仿《急就篇》写成《悟蒙章》，书法家也多抄写《急就篇》。”《魏书·崔浩传》记载：“崔浩擅长书法，很多人委托他抄写《急就章》。他从年轻到年老，起初并不怕劳累，所写的抄本大概数以百计。”《儒林传》记载：“刘兰刚入小学，抄写《急就篇》，家人发觉他聪明敏捷。”《北齐书》记载：李绘六岁还未入学，趁伯姐使用笔纸的间隙，便偷偷借用，没过多久，就通晓了《急就章》；李铉九岁入学，抄写《急就篇》一个多月，便已通晓。从唐代以后，这种学问逐渐衰微。

○《千字文》《千字文》原本有两个版本。《梁书·周兴嗣传》说：“梁高祖将三桥旧宅改为光宅寺，命令周兴嗣与陆倕制作碑文。等到完成，两人一同奏报，高祖采用了周兴嗣所制的碑文，从此《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文、以及次韵王羲之书法的千字文，都让周兴嗣来撰写。”《萧子范传》说：“萧子范担任大司马南平王府户曹属从事中郎，被命令制作《千字文》，文辞非常优美，皇帝命令记室蔡景历为之注释。”《旧唐书·经籍志》记载：“《千字文》一卷，萧子范撰写；又一卷，周兴嗣撰写。”这说明周兴嗣编排的是一篇《千字文》，而萧子范制作的又是另一篇《千字文》。然而《隋书·经籍志》却说：“《千字文》一卷，梁代给事郎周兴嗣撰写；《千字文》一卷，梁代国子祭酒萧子云注释。”《梁书》本传说是萧子范所作，蔡景历为之注释；现在却说是萧子云注释。萧子云是萧子范的弟弟，这就不同了。《宋史·李至传》说：“《千字文》是梁武帝得到钟繇书法破碑上的千余个字，命令周兴嗣次韵编排而成的。”本传说是王羲之，这里又说是钟繇，这就又不同了。

《隋书》、《旧唐书》的经籍志中还有《演千字文》五卷，没有记载是谁作的。《淳化帖》中有汉章帝写的百余个字，都是周兴嗣《千字文》中的语句。《东观馀论》说：“这些字不是章帝写的，但也是前代人写的，只是抄录者将千字文中的语句集成罢了。欧阳修怀疑是汉代学书法的人多写这些语句，而后村刘氏便说《千字文》不是梁代人作的，这是错误的。”黄庭坚在章草《千字文》的跋文中说：“章草的意思是说可以通用于章奏文书，并不是章帝写的。”

○草书褚先生补写的《史记·三王世家》说：“至于次序的分别断绝，文字的上下排列，竹简的参差不齐长短，都有深意，别人不能理解。我恭敬地论述编排其真书和草书的诏书，编排在左边。”这说明褚先生亲眼见过简策上的文字，而汉武帝时的诏书就已经使用草书了。《魏志·刘馥传》记载：“刘馥转任五官将文学，文帝器重他，命令刘馥通晓草书”，这说明汉魏之间笺启文书有用草书的情况。所以草书中可以通用于章奏的称为章草。赵彦卫《云麓漫钞》说：“宣和年间，陕西有人挖地得到木简，字都是章草，是永初二年征发民夫讨伐叛羌的檄文。”米芾的帖中说：“章草的‘章’是章奏的‘章’。”现在考察既然用于檄文，那么按理也可以普遍用于章奏。大概小学家的流派，自古以来，日益趋向简便，大篆变为小篆，小篆变为隶书。等到时间久了，又觉得隶书繁琐，那么章奏文移全都用章草来写，也是自然的趋势。所以虽然说是草书，但隶书的笔意仍在，实在是因为距离隶书时代不远的原因。王羲之作草书，还保持着这种典型，所以不至于成为冗杂的笔画。等到张旭、怀素等人出现，这种法则就扫地以尽了。

北齐赵仲将学问广博，擅长草书和隶书，即使是给弟弟写信，字也都楷正。他说：“草书不可不通晓，但如果用于对人，似乎显得轻慢；如果用于家中的卑幼，又恐怕他们疑惑，所以必须用隶书笔意。”唐代席豫性情谨慎，即使是给子弟写信以及吏曹的簿册，从未用过草书。他对人说：“不尊敬他人，就是自己不敬。”有人说：“这件事很细微，您何必介意？”席豫说：“细微之处尚且不谨慎，何况大事呢！”柳仲郢手抄《九经》、《前四史》，下至魏晋、南北朝各史，都是楷书小字精真，没有行书字。宋代刘安世终身不写草字，书信从未让人代笔。张观平生写字必定是楷书，没有一行草书，这与他为人类似。古人谨慎庄重到了这种地步。《旧唐书》记载：“王君廓任幽州都督，李玄道任长史。王君廓入朝，李玄道附信给外甥房玄龄，王君廓私自拆开信件，不认识草字，怀疑李玄道谋害自己，恐惧而叛逃。李玄道因此被流放到隽州。”草书引起的祸患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金石录《金石录》中有宋公亦饣束鼎铭文，查考《史记·世家》，宋公没有名叫亦的，不知道他是谁，现在查考《左传》，宋元公的太子栾继位，是景公。《汉书·古今人表》有宋景公兜栾，那么《

译《史记·宋世家》记载：元公去世，他的儿子景公头曼继位。这是“兜栾”的读音讹变为“头曼”，而宋公也就是景公。

译宗均被误写为“宋”，不必等到考证碑文及《党锢传》，仅《南蛮传》记载：“恰逢马援病故，谒者宗均听取并全面接受投降，为他们设置官吏，众蛮夷于是平定。”此事与本传相符，而《南蛮传》写作“宗”，本传写作“宋”，其错误显而易见，注疏未能纠正。房彦谦的高祖法寿，从宋朝归顺魏朝，被封为壮武侯，子孙承袭爵位。魏、隋、唐三史记载相同，唯独碑文写作“庄武”。查考汉代胶东国有壮武县，汉文帝封宋昌为壮武侯。《正义》说：“《括地志》称：‘壮武故城在莱州即墨县西六十里’。《后汉书·郡国志》：‘壮武，是原来的夷国。’《左传·隐公元年》‘纪人攻打夷国’，说的就是这里。”《贾复传》：“封为胶东侯，食邑郁、秩、壮武等六县。”晋代张华也封为壮武侯，字都写作“壮”，唯独此碑与《左传》杜预注写作“庄”。

○ 铸印使用减笔字。太原府徐沟县有同戈驿，其名称本取自洞涡水，这条水发源于乐平县西四十里的陡泉岭，流经平定州寿阳、榆次，到徐沟县注入汾河，如今徐沟县北五里的洞涡河，其南面有洞涡村就是此地。《水经》：“洞涡水发源于沾县北山，向西经过榆次县南，又向西到达晋阳县南，向西流入汾河。”郦道元注：“刘琨担任并州刺史时，刘渊率军拦截攻击他，双方在洞涡交战，就是这条水。”《旧唐书·昭宗纪》：“天复元年四月，氏叔�在洞涡驿扎营。”《新唐书·地理志》：“太原郡有十八个府，其中一个叫洞涡。”《宋史·曹彬传》：“担任前军都监，在洞涡河北作战。”《汉世家》：“李继勋在洞涡河击败李继恩的军队。”后人用减笔借书的方式将“洞涡”写作“同戈”，如今铸印便作“同戈”，将减借之字用于印文，这不仅仅是马文渊所说的成皋印点画讹误而已。

如今驿站多使用古地名。洪武九年四月壬辰日，因为天下驿站名称多沿袭俚俗，命令翰林院考据古名予以纠正，如扬州府改为广陵驿，镇江府改为京口驿，共更改二百三十二处，徐沟没有古地名，所以用水名命名。

○ 描绘古人的图画都是针对具体事物而作，使观看者可以效法或警戒。上自夏商周三代，周明堂四面的墙垣上，有尧舜的容貌，桀纣的形象，有周公辅佐成王，背负斧钺，南面接受诸侯朝拜的图画。楚国在先王庙及公卿祠堂中，描绘天地山川神灵，奇异珍奇之物，以及古代圣贤怪异人物的事迹。秦汉以来见于史书的，如《周公负成王图》、《成庆画》、《纣醉踞妲己图》、屏风上的列女图、《宋公传》、戴逵画的《南都赋图》之类，没有无故而作的，到了隋唐，仍然沿袭这种意旨。唐《艺文志》所列汉代王元昌画《汉贤王图》；阎立德绘《文成公主降蕃图》、《五华宫图》、《斗鸡图》，阎立本绘《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范长寿绘《风俗图》、《醉道士图》；王定绘《本草训戒图》；檀智敏绘《游春戏艺图》；殷�攴、韦无忝绘《皇朝九圣图》、《高祖及诸王图》、《太宗自定辇上图》、《开元十八学士图》；董萼绘《�车图》；曹元廓绘后周、北齐、梁、陈、隋及武德、贞观、永徽年间《朝臣图》、《高祖太宗诸子图》、《秦府学士图》、《凌烟图》；杨�绘《望贤宫图》；安禄山、张萱绘《妓女图》、《乳母将婴儿图》、《按羯鼓图》、《秋千图》；谈皎绘《武惠妃舞图》、《佳丽寒食图》、《佳丽妓女图》；韩�绘《龙朔功臣图》、《姚宋及安禄山图》、《相马图》、《玄宗试马图》、《宁王调马打球图》；陈宏绘《安禄山图》、《玄宗马射图》、《上党十九瑞图》；王象绘《卤簿图》；田琦绘《洪崖子桔木图》；窦师纶绘《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图》；韦��绘《天竺胡僧渡水放牧图》；周�绘《扑蝶》、《按筝》、《杨真�降真五星》等图各一卷。《唐文�》有王蔼《记汉公卿祖二�图》，舒元舆《记桃源图》。《资治通鉴》：蜀嘉州司马刘�献《陈后主三阁图》，都是针对事物形象的作品。《王维传》：“有人得到《奏乐图》，不知其名。王维看了，说：‘这是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好事者召集乐工演奏，毫无差错。”自从实体难以精工，空摹容易擅长，于是白描山水之画兴起，而古人的意旨便亡失了。

宋代邵博《闻见后录》说：“观看汉代李翕、王稚子、高贯方的墓碑，多刻有山林人物，由此可知顾恺之、陆探微、宗处士等人尚有其遗法。到了吴道子技艺绝妙入神，然而开始运用巧思，而古意便稍减。”

译罢了。何况那些更次一等的人呢。”这只能对聪明的人说。

译宋徽宗崇宁三年，设立画学，考核画作的等级，以不模仿前人，而事物的情态、形色都如同自然，笔法韵味高古简练为工巧。这接近于空摹的格调，至今仍然崇尚。

谢在杭《五杂俎》说：“自唐代以前，名画没有没有故事的，大概因为有故事就必须立意构思，事事考订，人物的衣冠制度、宫室规模的大致情况，城郭山川的形势向背，都不能草率下笔。不像今人任意凭主观心意，粗疏破坏，动不动就托辞写意而止步。我观察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等人，都画神佛变相、星曜真形。至于像石勒、窦建德、安禄山有什么值得画的，却都描绘他们的史实。其他如懿宗射兔、贵妃上马、后主幸晋阳、华清宫避暑，不胜枚举。上至神农播种、尧民击壤、老子度关、孔子十哲；下至商山采芝、二疏祖道、元达谏言、葛洪移居。这样的题目，今人却不肯画，而古人却画，辗转沿袭模仿。大概因为所重视的在这里，习以为常形成风气，这也是相传的法度，容易遵循学习罢了。

○古器洪氏《随笔》说：“彝器的流传，自春秋以来固然已经重视，如郜鼎、纪甗之类，历历可数。不知道三代逸书的目录，商汤有典宝，周武王有分器，而春官有典庸器的职掌，祭祀时陈列它们，那么本来在此之前就有了。所以夏后氏的玉璜，封父的繁弱弓，密须的鼓，阙巩的甲，分赐给鲁公、唐叔的国家，而赤刀、弘璧、天球、河图等，陈列在成王的顾命中，又是天子世代守传的。然而来去不恒定，成毁有定数。因此宝鼎出于黄河，九鼎沉没泗水，武库的剑穿屋而飞，殿前的钟感应山而响，铜人入梦，钟钮生毛，就知道历世久远，能产生神怪，也是情理上必然有的。《隋书》：‘文帝开皇九年四月，毁坏平定陈国所得的秦、汉三大钟，越二大鼓。十一年正月初四，因为平定陈国所得的古器多带来祸变，全部命令毁坏。’而《大金国志》记载：海陵正隆三年，诏令毁坏平定辽、宋所得的古器，也像隋文的话。大概都是恣意妄为不学无术的君主，而古器的销亡实在可惜。

读李易安《题金石录》，引用王涯、元载的事，认为‘有聚有散，是常理；人亡人得，又何必说？’未曾不感叹她的话通达。而元裕之作《故物谱》，独自认为不然，他的说法是：‘三代鼎钟，最初出于圣人的制度，现在它们的铭文还在，不说‘永远用来享用’，就说‘子子孙孙永远宝用’，难道圣人超然远览，而不能忘情于一物吗？自庄周、列御寇的说法出现，于是以天地为逆旅，形骸为外物，即使是圣哲的能事，也有不满一叫的，何况外物之外的事物呢？然而他们本来不能在寒冷时忘记穿衣，饥饿时忘记吃饭。那么圣人的道，所谓备物以致用，守器以为智，难道可以非议吗？《春秋》对于宝玉、大弓，窃取记载在书中，得到记载在书中。知道这个的，就可以得到圣人的心意了。’

●卷二十二○四海《书》正义说天地的形势，四边有水。邹衍的书说九州之外，有大瀛海环绕，是九州居在水内，所以以州为名。然而《五经》没有西海、北海的文字，而所谓四海，也是概括万国而言罢了。《尔雅》：‘九夷八蛮六戎五狄，称为四海。’《周礼·校人》：‘凡将有事于四海山川。’注：‘四海犹如四方。’那么海不是真正水的名称。《易》卦兑为泽，而不说海。《礼记·乡饮酒义》说：‘祖天地之左海也，’那么又可见右边的无海了。《虞书》禹说：‘我决九川，距四海，’根据《禹贡》，只有一海，而南海的名称，犹如西河即此河罢了。

《禹贡》说海有二：‘东渐于海’，是实指的海；‘声教讫于四海’，是概括的海。

宋洪迈说海只有一个，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所谓东北南三海，其实是一个，北到青、沧，则叫北海；南到交、广，则叫南海；东渐吴、越，则叫东海；没有所谓的西海。《诗》、《书》、《礼经》所称四海，大概是引类而言。至于《庄子》所谓穷发之北有冥海及屈原所谓指西海以为期，都是寓言罢了。程大昌说条支之西有海，先汉使者固然曾经见过，而记载在史书中。后汉班超又派遣甘英等人亲自到那里，而西海之西又有大秦，夷人和海商都常往来，霍去病封狼居胥山，那山实在临近瀚海。苏武、郭吉都被匈奴幽禁，安置在北海之上，而《唐史》又说，突厥部北海之北有骨利干国，在海的北岸。那么《诗》、《书》所称四海，实在环绕华夏夷狄而分为四，不是寓言。然而现在甘州有居延海，西宁有青

译海，云南有滇海，怎么知道汉、唐人所见到的海不是这一类的呢？

译○九州九州的名称最早见于《禹贡》。《周礼·职方氏》的疏解说：“在神农氏以前，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等；到了黄帝以后，德行教化达不到远方，只在神州之内划分为九州。”大概天下有九州，古代的帝王都治理它们，后世德行浅薄，只治理神州。神州，是东南的一个州。这种荒诞的说法，本来不值得采纳。然而中国之大，也没有人穷尽它的边界。尹耕《两镇志》引用《汉书·地理志》，说黄帝当时疆域方圆万里，划分田野设立州郡，得到百里见方的国家一万区，因而怀疑这些并不全在禹的九州之内。并且说：以现在来看，涿鹿是东北的极边角落，而黄帝却在那里建都；釜山是边塞上的小山，而黄帝却在那里会盟诸侯，那么当时藩属国在西北方向的就可以知道了。秦、汉以来，匈奴等其他部族如尔朱、宇文之类，往往以黄帝为祖先，自称是昌意的后代，这也是一个证据。后来昌意降居，帝挚逊位，直到洪水灾害，天下分裂隔绝，有不朝贡的诸侯了。根据《尚书》考证，禹区分九州；而舜又开创了十一州，其中划分为幽、并、营的，都在冀州的东北，一定是以前封闭而后开通，以前抗拒而后臣服的。而这三个州以外，舜就不能拥有它们了。这就是后世疆域之所以只限于禹足迹所至的九州之内，而天地之气也从西北趋向东南，日益荒芜又日益开辟，到现在还没有停止。驺衍的话虽然不完全正确，但怎么能说它没有根据呢。

幽、并、营三州，在《禹贡九州》之外，以前的儒者说因为冀、青二州地域广阔而划分出来，大概是不对的。幽州是现在涿州、易州以北，直到塞外的地方。并州是现在忻州、代州以北，直到塞外的地方，营州是现在辽东大宁的地方。它们的山川都不记载在《禹贡》中，所以无法详细知道，然而益、稷的书说“辅佐完成五服，直到五千”，那么冀方的北面不应该只有几百里就停止了。《辽史·地理志》说幽州在渤海、碣石之间，并州北面有代、朔、营州，东边直到辽海。《营卫志》说冀州以南，经历洪水变故，夏朝才开始建造城郭，那里的人定居下来。并、营以北，风劲寒冷，随着阳光迁徙，一年没有安定的居所，空旷的土地万里。或许这种说法有所依据。刘三吾《书传》说孔氏把辽东归属青州，隔着大海，道路遥远，不符合所谓凭借高山大河作为界限的意思，大概幽、并、营三州都是划分冀州的地盘，现在也没有考证清楚。

禹划分九州在前，舜开创十二州在后。肇，开始的意思。以前只有九州，现在有十二州，是从舜开始的。那么说《禹贡》九州穷尽了虞、夏的疆域，就太疏漏了。

夏、商以后，沿用上古九州的名称，各自根据疆域所及而划分，所以每个朝代稍有不同。《周礼·量人》：“掌管建立国家的法度，把国家划分为九州，”说“分”，那么不遵循旧制就可以知道了。

州有两个名称。《舜典》“开创十二州”，《禹贡》“九州”，是大名。《周礼·大司徒》：“五党为州。”《州长注》：“二千五百家为州。”《左传·僖公十五年》：“晋国设立州兵，”《宣公十一年》：“楚子进入陈国乡邑，抓一个人带回，称为夏州，”《昭公二十二年》：“晋国籍谈、荀跞率领九州之戎。”《哀公四年》：“士蔑于是招致九州之戎。”《十七年》：“卫侯登上城墙眺望，看见戎州。”《国语》：“谢西的九州怎么样？”都是小名。陈祥道《礼书》：“二百一十个国家称为州，五党也称为州；一万二千五百家称为遂，一夫之间也称为遂；王畿称为县，五鄙也称为县，”○六国中唯独燕国没有后代。春秋时期，楚国最强，楚国的官职，令尹最尊贵，而担任令尹的都是同姓亲属。到了六国灭亡之后，最终能自立并灭亡秦国的，是楚国。曾经考察七国时期，君主多任用他们的贵族亲戚，如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三位公子；不用说楚国的昭阳、昭奚恤、昭睢，韩国的公仲、公叔，赵国的公子成、赵豹、赵奢，齐国的田婴、田忌、田单，田单的功劳大到恢复齐国，到了秦国就不这样了，而泾阳君、高陵君之类，还以专权闻名。唯独燕国没有。子之于王哙，不知道他们的亲疏关系。从昭王以后，没有同姓的人出现在史书中。等到陈胜、项梁起兵，拥立六国后代，孙心称王于楚，儋称王于齐，咎称王于魏，后来歇称王于赵，成称王于韩，只有燕国人拥立韩广，难道王喜的后代没有一个人吗？不然的话，燕国人哀悼太子丹，难道不如楚国人哀悼怀王，而忍心让他亡国吗？大概燕国宗室不振很久了，唉！楚国任用宗室而拥立怀王的是楚国；燕国任用非宗室而拥立韩广的是燕国。那么晋国没有公族而六卿分权，秦国没有子弟而阎乐弑君，魏国削弱藩王而陈留被司马篡位，宋朝轻视宗子而两位皇帝受辱于金人，都是这个道理。《诗经》说：“宗子是城墙，不要让城墙毁坏，不要独自畏惧。”

译君主独自专断，这难道不值得畏惧吗！

译○郡县《汉书·地理志》说：“秦兼并天下，认为周朝的制度微弱，最终被诸侯所败亡，所以不封立任何土地，将天下划分为郡县，扫荡灭绝前代圣王的后代，没有遗留。”后来的文人沿袭这种说法，认为废除封建制、设立郡县制，都是秦始皇所做的。依我看来，恐怕不是这样。《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晋襄公以再命的礼制，将先茅的县赏赐给胥臣。”《宣公十一年》记载：“楚子将陈国设为县。”《十二年》记载：“郑伯反驳楚国的说辞说：‘让改事奉君的地位等同于九县。’”《十五年》记载：“晋侯将瓜衍的县赏赐给士伯。”《成公六年》记载：“韩献子说：‘整编军队出征，却败给了楚国的两个县。’”《襄公二十六年》记载：“蔡声子说：‘晋国人将要把县赐给他，以比照叔向。’”《三十年》记载：“绛县有人年事已高。”《昭公三年》记载：“二宣子说：‘晋国的别县，不仅仅在州地。’”《五年》记载：“启疆说：‘韩国的赋税来自七个邑，都是成熟的县。’”又说：“依据十家九县，其余四十县。”《十年》记载：“叔向说：陈国人听从命令，于是就将陈设为县。”《二十八年》记载：“晋国将祁氏的田地划分为七个县，将羊舌氏的田地划分为三个县。”《哀公十七年》记载：“子革说：‘彭仲爽，是申国的俘虏。文王让他担任令尹，实际上是将申、息设为县。’”《晏子春秋》记载：“从前我们先君桓公，把狐与某地的十七个县赐给管仲。”《说苑》记载：“景公命令官吏将千户之县一个赐给晏子。”《战国策》记载：“智过对智伯说：‘攻破赵国，就封给两位公子各一个万户之县。’”《史记·秦本纪》记载：“武公十年，讨伐邦冀戎，初次将其设为县。十一年，初次将杜、郑设为县。”《吴世家》记载：“王馀祭三年，将朱方的县赐给庆封。”那么在春秋时代，灭人国家的人，本来就已经将其设为县了。

《史记》记载：“吴王发动九郡的军队讨伐齐国，”范某对楚王说：“楚国在南面堵塞厉门，而在江东设立郡。”甘茂对秦王说：“宜阳，是大县。”名叫县，实际上却是郡。春申君对楚王说：“淮北之地靠近齐国，事务紧急，请将其设为郡更方便。”《匈奴传》说赵武灵王设置云中、雁门、代郡，燕国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战国，用来抵御胡人。又说魏国有河西上郡，用来与戎人交界为边。那么在战国七雄的时代，本来就已经有郡了。

吴起担任西河守，冯亭担任上党守，李伯担任代郡守，西门豹担任邺令，荀况担任兰陵令，城浑劝说楚王任命新城令，卫国有蒲守，韩国有南阳假守。魏国有安邑令。苏代说：“请封三万户的城邑给太守，千户封给县令。”而齐威王朝见七十二位县令长，那么六国尚未并入秦国时，本来就已经先有守、令、长了。所以史书说乐毅攻下齐国七十多座城，都设为郡县。而齐某王给楚怀王的信说：“四国争相侍奉秦国，那么楚国就会成为郡县了。”张仪游说燕昭王说：“现在赵国对于秦国，就像郡县一样。”怎么能说到了秦始皇才废除诸侯、设置郡守呢？传说禹会合诸侯，手持玉帛的有一万个国家，到周武王时只剩下一千八百个国家，春秋时见于经传的有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又合并为十二诸侯，又合并为七国，这本来就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秦国即使想要恢复古代的制度，一一进行分封，也是做不到的。而说废除诸侯、设置郡守始于秦国，那是儒生不通晓古今的看法。

秦将天下划分为三十六郡，其中西河、上郡是沿袭魏国的旧制，云中、雁门、代郡是赵武灵王所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是燕国所设置。《史记》不记载地理，而在匈奴传中见到。班固的《志》都说是秦所设置，因为汉朝所继承的是秦朝，不说魏、赵、燕罢了。

秦始皇议论封建制，实际上没有根本。假使采用淳于越的话，实行封建制，他所分封的不过像穰侯、泾阳、华阳、高陵君之类的人罢了，哪有建国长存的道理。

○秦始皇未灭二国古封建之国其未尽灭于秦始者，《卫世家》说：“二世元年，废卫君角为庶人。”这是秦始皇时卫国未曾灭亡。《越世家》说：“越国因此离散，各族子弟争立，有的为王，有的为君，在江南海上，服属于楚国。”《秦始皇本纪》说：“二十五年，王翦于是平定荆江南地，降服越君。”汉朝兴起，有东海王摇、闽越王无诸之类，这是越国未曾灭亡。《西南夷传》又说：“秦灭诸侯，只有楚的后代还有滇王。”那么说秦灭五等爵位而设立郡县，也是就大势而言罢了。

○汉王子侯汉王子侯的兴盛，没有超过哀帝、平帝之间的。《王莽传》：五威将帅七十二人回来奏事，汉诸侯王为公的都上交印绶成为平民。《后汉·光武纪》：“建武二年十二月戊午日，诏书说：惟宗室列侯为王莽所废，先前

译灵王没有依靠归附的地方，朕非常怜悯他，应当一并恢复他的故国。如果侯王本人已经去世，所属地应上报他的子孙，将名字呈报尚书，予以封拜。”这些都是被王莽断绝封爵，而在光武帝时期重新封爵的人。然而《汉书》的表、传中常常说“王莽篡位，断绝”，而《表》中记载安众侯崇，在居摄元年举兵，被王莽所灭。侯宠，在建武二年，凭借崇的堂弟绍的身份受封。十三年，侯松继承爵位，当时还在世。“颜师古说：”作《表》时还在任侯王。“《表》中说”当时还在世“的只有这一人，这说明在光武帝时期，侯王本人已经去世的，他们的子孙也只是随宜封拜罢了。只有安众侯凭借故国由绍继承封爵，是为了褒奖崇的忠诚，并非通行的惯例。又《王莽传》说：“嘉新公国师，凭借符命之力授予四辅。明德侯刘龚、率礼侯刘嘉等人共三十二人，都知晓天命，有的献上天符，有的进献昌言，有的抓捕告发反寇，那些刘氏宗室与这三十二人同宗共祖的，不要罢免，赐姓为王。只有国师公因为女儿嫁给王莽的儿子，所以不赐姓。”《武五子传》：“广阳王嘉因为献符命，封为扶美侯，赐姓王氏。”《诸侯王表》：“鲁王闵献神书，称颂王莽的德行，封为列侯，赐姓王。”“中山王成都献书，称颂王莽的德行，封为列侯赐姓王。”《王子侯表》：“新乡侯佟，在元始五年，上书说王莽应当居摄，王莽篡位后，赐姓王。”像这类人，光武帝怎么能重新封爵呢？又《王子侯表》序说：“元始年间，王莽摄政，虚伪地褒奖宗室侯王以及王的孙子。居摄时期封爵的更多，因为不是正统，所以不记录，不久也断绝了。”又可见王莽摄政时所封的人，光武帝都不继承封爵。只有在亲近亲属之中寄托褒奖忠诚的意思，这在安众侯的封爵上体现出来。史文虽然简略，千载之后可以根据情理推测。这是一代的大典，不可不加以论述。

译《武五子传》记载：“昌邑王刘贺，被废黜后封为海昏侯，去世。汉元帝又封刘贺的儿子刘代宗为海昏侯。爵位传给儿子直到孙子，现在还在位做侯。”《侯表》说：“刘贺在神爵三年去世，因为过去行为淫乱邪僻，不得设立继承人，初元三年，厘侯刘代宗，以刘贺儿子的身份继承封爵，传到孙子原侯刘保世继承，再传到曾孙侯刘会邑继承，被免职，光武帝又恢复封爵。”这是光武帝恢复封爵有这两个人，安众侯是为了褒奖忠臣，海昏侯是因为曾经居于尊位所以给予恩赐吗？

《功臣表》记载：“萧何九世孙萧禹，王莽始建国元年改封为萧乡侯。王莽败亡后，爵位断绝。”“曹参十世孙曹宏，起兵辅助军队，下诏封为平阳侯，十一世侯曹旷继承，现在还在位。”这不是光武帝轻视■侯而厚待平阳侯，也不是没有功劳就不封侯，这是高祖刘邦制定的法则。

红阳侯王泓，因为与各位刘氏宗室结下恩情，父亲王丹降职为将军，战死。富平侯张纯，因为先来朝见皇帝，都得以继承封爵，而杜宪、赵牧都因为先投降梁王，不能继承爵位，光武帝论功行赏的法典就是这样。○汉代的侯国《汉书·地理志》记载，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都没有侯国，因为它们在京城附近所以如此。然而《功臣侯表》中有阳陵侯傅宽、高陵侯王虞等人，《恩泽侯表》中有高陵侯翟方进，都是左冯翊的县名。《功臣侯表》中有平陵侯苏建、平陵侯范明友，是右扶风的县名。而在高陵下注明“琅琊”，两个平陵下注明“武当”，就知道这是乡名与县名相同，而不是三辅地区。如果是东汉，则有新丰侯单超、新丰侯段颎、京兆县夏阳侯冯异、栎阳候景丹、临晋侯杨赐，都是左冯翊的县。好畤侯耿夔、槐里侯万修，槐里侯窦武，槐里侯皇甫嵩，美阳侯宋弘，郿侯董卓，都是右扶风的县。而皇甫嵩的传记说：“食槐里、美阳两县，八千户户。”大概东汉都城之后，三辅地区等同于郡国了。

《地理志》中侯国有注释的有不注释的，大概难以理解其用意，班固的史书也是沿袭前人的文字，只是根据当时存在的状况来记载吗？

○都《诗经》毛氏传：“下邑叫都，”后人认为这是君主居住的地方，这是错误的。考察经典，那么《尚书》所说的“大都小伯”，《诗经》所说的“在浚之都”，“作都于向”，都是下邑。《左传》说：“先王的制度，大都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都不超过五分之一，小都不超过九分之一。”又说：“有宗庙、先君神主的邑叫都，没有的叫邑。”所以晋国二五对献公说：“狄人的广阔土地对于晋国来说是都。”指的是蒲、屈。士伯对叔孙昭子说：“将把您安置在都。”指的是箕。公孙朝对季平子说：“有都来保卫卫国。”指的是成。仲由做季氏的家宰，将要毁坏三都，指的是后阝、费、成。莱章说：“去年战胜敌人，现在又战胜都。”指的是廪丘。《孟子》：“王作为都的，臣知道有五人。”指的是平陆。《韩非子》：“卫嗣君用一个都买一个囚犯。”指的是左氏。《史记》赵良劝商君归还十五都，在边远地区种菜。秦王对蔺相如说：召来官吏查看地图，指着从这里往南十五都给予赵国。齐王命令章子率领五都的军队，凭借北地的民众去讨伐燕国。张仪游说楚王，请求献出万户的都作为汤沐邑。而陈恢见沛公也说：“宛，是大郡的都。”这个名称始于《周礼·小司徒》：“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县，四县为都。”而天子的子弟所封，以及公卿的采邑在这里，于是有都宗人、都司马，后来才成为大邑的称呼。所以《诗经》说：“彼都人士。”《礼记·月令》：“命令农夫努力耕作，不要在都中休息。”而宰夫掌管群都县鄙的治理。商鞅说百都的尊爵厚禄，《史记》信陵君劝谏魏王，说所丧失给秦国的，大县数十，名都数百。那么都是小邑的称呼。三代以上，如汤居亳，太王居岐，都说居，不说都。到秦始皇才开始说：“我听说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的，是帝王之都。”而项羽分封诸侯王，于是各自把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都。王莽下诏说周有东都、西都的居所，而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后世沿袭它，于是把古代下邑的名称作为当今京师的称号，大概是习以为常而不加考察了。《史记·商君传》：“在咸阳修建冀阙、宫庭，秦国从雍迁都到这里。而聚集小都乡邑聚为县，设置令丞，共三十一县。”上都，是国都的都；下都，是都鄙的都。史文兼有古今用语。

《汉书·晁错传》说：“担忧劳苦百姓，列侯就都。”是把所封的国邑称为都。《后汉书·安帝纪》：“迁徙金城郡，都襄武。”《庞参传》说：“烧当羌种号多等都投降，才开始得以返回都令居。”是把郡治称为都。而《食货志》说：“长安及五都。”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作为五

译都，而长安不在其中，这又是所说的通都大邑处于一方交汇之地的情况。至于后世的国都之名，专门用于天子，而诸侯王不敢再称了。

译《史记》记载：“孝景帝中三年，军队驻扎在东都门外。”当时还没有东都，所谓东都门，就如同说东郭门一样。《三辅黄图》说：“长安城东面北头第一座门叫宣平门，民间称之为东都门。”

○ 乡里制度是以县统领乡，以乡统领里，将县、乡、里都详细记载的，如《史记》所载：“老子，是楚国苦县历乡曲仁里人”；“樗里子的住宅在昭王庙西边，渭南阴乡樗里”，就是这种情况。只记载县和里而不提乡的，如《史记》所载：“高祖是沛县丰邑中阳里人”；“聂政，是轵县深井里人”；“淳于意的老师是临淄元里的公乘阳庆”。《汉书》所载：“卫太子逃到湖县泉鸠里”，也是这种情况。也有只记载乡而不提里的，如《史记》所载：“陈丞相陈平，是阳武县户牖乡人”；“王翦，是频阳县东乡人”，就是这种情况。

古代乡也有城墙。《汉书·朱邑传》记载：“他的儿子将他安葬在桐乡西郭外。”

○ 都乡 《集古录·宋宗悫母夫人墓志》记载：“是涅阳县都乡安众里人。”又说：“安葬在秣陵县都乡石泉里。”关于都乡的制度，前代史书没有记载。推究都乡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的坊厢。《汉济阴太守孟郁尧庙碑》记载：“成阳仲氏隶属于都乡高相里。”

○ 都乡侯 东汉封国的制度，有乡侯，有都乡侯。传记中称都乡侯的很多，皇甫嵩被封为槐里侯，因触怒中常侍赵忠、张让，被削减食邑六千户，改封为都乡侯。具珍有罪，到狱中谢罪，还上交了东武侯的印绶，皇帝下诏贬他为都乡侯。这说明都乡侯在列侯之下。赵忠因为参与诛杀梁冀有功，被封为都乡侯。延熹八年，被贬为关内侯。这说明都乡侯在关内侯之上。良贺去世，皇帝封他的养子为都乡侯，食邑三百户。这说明都乡侯所食邑的户数。梁冀获罪，被改封为比景都乡侯，这说明都乡侯也一定有封地，只是史书省略了没有记载。乡侯、都亭侯、亭侯，有的记载地名，有的不记载地名，也是同样的道理。

○ 封君 七国虽然称王，但他们的臣子不过称君，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军、春申君就是如此。秦朝则有称侯的，如穰侯、应侯、文信侯，而蔡泽只是刚成君。汉朝建立后，列侯称为侯，关内侯称为君。孔霸因为老师的关系被赐予关内侯爵位，号称褒成君。他去世时，谥号为烈君。

宋朝时《登科录》必定记载某县某乡某里人。《萧山县志》说：“将乡改为都，将里改为图，是从元朝开始的。”《嘉定县志》说：“图就是里，不叫里而叫图，是因为每里的册籍首页画有一幅图，所以名叫图。”这是对的。现在俗字简写为“■”。谢少连撰写《歙志》，却说：“■音鄙。《左传》中‘都鄙有章’，就是它命名的开始。”这种说法是穿凿附会的。

○ 亭 秦朝的制度：十里设一亭，十亭设一乡。以现在的情况来推测，大概一定有房屋，就像现在的公署。郑康成在《周礼·遗人》注中说：“就像现在的亭有房屋一样。”所以霸陵尉让李广在亭下住宿。张禹上奏请求将平陵肥牛亭的属地赐给他，皇上把亭赐给张禹，将亭迁到别处，而《汉书》注说：“亭有两个卒：一个是亭父，掌管开关和打扫；一个是求盗，掌管追捕盗贼”，就是这种情况。就像现在的村堡。《韩非子》记载：“吴起担任魏国西河郡守。秦国有一座小亭，临近边境。吴起攻打这座亭，一天就攻下了它。”《汉书》记载：“息夫躬回到封国，没有宅第，看守居住在丘亭，奸人认为侯家富有，常常反守着他。”《匈奴传》记载：“看见牲畜遍布野外却没有人放牧，感到奇怪，于是攻打亭。”《汉书·公孙瓒传》记载：“突然遇到几百名鲜卑骑兵，于是退入空亭”，就是这种情况。又一定有居民，就像现在的镇集。汉朝封功臣有亭侯就是如此，也称为下亭，《风俗通》记载：“鲍宣任州牧巡视辖区，多在下亭住宿”，就是这种情况。那都亭则就像现在的关厢。司马相如前往临邛，住在都亭。严延年的母亲住在都亭，不肯进入官府。何并斩下王林卿奴仆的头，何并所剥建的鼓，放在都亭下。《后汉书》记载：“陈王宠有强弩数千张，从都亭出兵。会稽太守尹兴派陆续在都亭向百姓征收粥粮。酒泉庞娥在都亭刺杀仇人。《吴志》记载：魏国派邢贞拜孙权为吴王，孙权出都亭等候邢贞”，就是这种情况。京城也有都亭。《后汉书》记载：张纲在洛阳都亭埋下他的车轮。窦武召集北军五校士驻扎在都亭，何进率领左右羽林五营士驻扎在都亭。王乔任叶县令，皇帝迎接他，取他的鼓放在都亭下，就是这种情况。蔡质《汉仪》记载：洛阳二十四条街，每条街设一亭；十二座城门，每门设一亭，人们称之为旗亭。《史记·三代世表》中，诸先生说：“与方士在旗亭下考核功绩”，就是这种情况。后代则只有邮亭、驿亭的名称，而失去了古代居民聚居的意义了。

○ 亭侯 《通典》记载：“献帝建安初年，封曹操为费亭侯。亭侯的制度从此开始。”恐怕不是这样。灵帝以解读亭侯的人继承爵位。《桓帝纪》记载：封单超等五人为县侯，尹勋等五人为亭侯。列传中为亭

译被封为侯爵的人很多，大致都在章和年间以后。丁某说（自己）才能浅薄、功劳微小，能获得乡亭侯的爵位已经很优厚了。樊宏请求返回寿张，只食小乡亭的俸禄。那么在光武帝建武年间似乎就已经有亭侯这一爵位了。

译○“社”这个名称起源于古代的国社、里社，所以古人把乡称为社。《大戴礼记》说：“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受命于天子，贯通其四方疆界，教化其书社。”《管子》说：“方圆六里的地方称为社”，就是这个意思。《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齐侯慰问鲁公说：‘从莒国边界以西，请献上千个社。’”注解说：“二十五家为一个社，千社就是二万五千家。”《左传·哀公十五年》记载：“齐国和卫国把从济水以西、禚媚杏以南的五百个书社作为土地。”《晏子春秋》记载：“景公把山阴数百个社的土地赐给鲁君。”又说：“景公把平阴和槁邑中返回市场的十一社作为晏子的俸禄。”又说：“从前我们的先君桓公，把五百个书社封给管仲，管仲不推辞而接受了。”《荀子》说：“把三百个书社给他，富人都不敢拒绝。”《战国策》记载：“秦王派公子他对赵王说：‘大国不义，把情况告诉我国，并赐给我们两个社的土地。’”《商君书》说：“商汤和周武王作战时，士兵坐在阵中的，乡里有书社。”《吕氏春秋》说：“周武王战胜殷商后，把书社赏赐给各位大夫。”又说：“卫国公子启方带着四十个书社归附卫国。”又说：“越王请求把原吴国的土地、阴江边的三百个书社封给墨子。”现在河南、太原、青州等地的乡镇仍然以社来称呼。古代春秋两季祭祀社神，一乡的人没有不聚集的，《三国志》注记载：“蒋济担任太尉时，曾与桓范在社下聚会”，就是这个意思。《汉书·五行志》记载：“兖州刺史浩赏禁止百姓私自设立社。”臣瓒说：“旧制二十五家为一个社，而百姓有的十家、五家共同设立田社，这就是私社。”《隋书·礼仪志》记载：“百姓二十五家为一个社。那些原有的社以及人口稀少的地方不限定。”后来人们聚集结社也称为社，万历末年，士人聚会评阅文章，各自设立名号，也叫某社某社。崇祯年间，有陆文升上奏揭发张溥等人复社一事，甚至奉旨查勘，涉案官员多被降职处罚。《宋史·薛颜传》记载：“耀州豪强李甲，结交几十个宾客，号称没命社。”《曾巩传》记载：“章丘百姓在村落间聚众结党，号称霸王社。”《石公粥传》记载：“扬州一群不法之徒在里巷中行侠，号称亡命社。”而隋末谯郡城中有黑社、白社的名称。《元史·泰定帝纪》记载：“禁止饥民结扁担社，伤人者杖打一百。”不知道现在的士人取什么含义而命名这些社。天启以后，士子书信往来，社字还显得泛泛，而称为盟，称为社盟，这就是《辽史》所说的刺血结友。

如今人情交往，只有年、社、乡、宗这四种关系而已。除去这四种，便茫然丧失其天下。○历代帝王陵寝宋太祖乾德四年十月癸晦，下诏历代帝王陵寝，太昊以下十六位帝王，各给守陵五户，免除其他徭役，长官春秋奉祀；商中宗以下十位帝王，各给三户，每年一次祭祀；秦始皇以下十五位帝王，各给二户，每三年一次祭祀；周桓王以下三十八位帝王，州县常禁止砍柴采伐；仍下诏吴越国王钱淑修奉禹墓。当时天下尚未统一，而首先发布此诏，可说是盛德之事。可惜当时儒臣考证不审慎，以致讹传后世，如说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都葬在京兆咸阳县，按刘向说：“文王、武王、周公葬于毕。”《史记·周本纪》太史公说：“毕在镐京东南杜中。”《皇览》说：“文王、武王、周公家都在京兆长安镐聚东杜中。”郭璞《山海经注》相同。《尚书》序说：“周公辅佐，成王葬于毕。”传曰：“不敢以周公为臣，所以让他靠近文王、武王的墓。”正义说：“按《帝王世纪》说：‘文王、武王葬于毕，毕在杜南。’”《晋书·地道记》也说：“毕在杜南，与毕陌不同。”

《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说：“文王、武王墓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里毕原上。”这其在渭水之南杜县之中很明确。而现在却在渭北咸阳县北十五里祭祀，大概是依据颜师古《刘向传》注：“毕陌在长安东四十里”的错误。按《史记·秦本纪》集解引《皇览》说：“秦武王冢在扶风安陵县西北毕漠中大冢是也，人们以为是周文王冢，不对，周文王冢在杜中。”又《始皇本纪》末正义说：“《括地志》说：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北十四里。”又说：“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十，俗名周武王陵，不对。”这是前人已经辩驳得很明白。现在祭祀周的文王、武王却在秦惠文王、悼武王的墓，不也是诬蔑吗！至于说后魏孝文帝氏陵在耀州富平县东南，尤其错误。《魏书》说：皇帝孝顺文明太后，于是在永固陵东北里余营造寿宫，遂有终老于此的志向。等到迁都洛阳，于是自表氵厘西，作为山陵之所，而方山虚宫，号称万年堂云。那方山，是代都。氵

译厘西这个地方，就是洛阳。孝文帝从代地迁都到洛阳，怎么可能葬在富平呢？葬在富平的，是西魏的文帝，他是孝文帝的孙子，名叫宝炬，以南阳王的身份，被宇文泰拥立，在位十七年，葬在永陵。《魏书》成书于东朝，没有记载这件事。而《北史》为他设立了本纪，并且说：“（他）曾经登上逍遥观，眺望嵯峨山，对身边的人说：‘望着这山让人产生抛弃世俗、超然物外的念头。’”那么，如今富平县东南三十里的那座陵墓，就是永陵了。

译上面有宋代的碑刻，却错误地指认为孝文帝的陵墓，而历代沿袭此说，难道不是因为在五代丧乱之后，朝廷中缺乏学识渊博通达之士，便轻率地颁布施行，来不及深入探究，以至于造成今日的局面吗？唉，近在眼前、史书记载明确的事情尚且如此，而世间的儒生尚且不能知晓，却想与他们考证桥山、订正苍梧，他们茫然无措、失去依据也是理所应当的了！又查考《册府元龟》记载：“唐高宗显庆二年二月，皇帝在洛阳宫，派遣使者用少牢之礼祭祀汉光武帝、后魏孝文帝的陵墓。”那么孝文帝的祭祀在洛阳，在唐代时并未出错。又说：“宪宗元和十四年正月，下诏说周文王、武王的陵墓在咸阳县，命令有关部门加以修饰。”那么似乎已经在渭水以北了。《魏书》记载：“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五月，派遣使者用太牢之礼在澧地祭祀周文王，在镐地祭祀周武王。”《隋书》记载：“在澧、渭的郊外祭祀周文王、武王。”《旧唐书》记载：“周文王、大公在澧地配祭，周武王、周公、召公在镐地配祭。”这些记载都与《皇览》的话相合，自古所传应当是在渭水以南。又韩愈《南山诗》中写道：“前寻径杜墅，堂蔽毕原陋。”也是说它在杜中。韩愈是元和年间的人，或许当时的遗迹尚未泯灭。宪宗诏书的言辞中未提及“墓”字，并非指同一地点。

乾德四年的诏书，错误地将魏孝文帝、魏文帝视为一人。《淳化阁帖》错误地将梁高祖、梁武帝视为二人。

○尧家灵台《汉书·地理志》记载：“济阴成阳有尧冢灵台。”《后汉书·章帝纪》记载：“元和二年二月，东巡狩，派遣使者到成阳灵台祭祀唐尧。”《安帝纪》记载：“延光三年二月庚寅，派遣使者到成阳祭祀唐尧。”《皇览》说：“尧的陵墓在济阴成阳。”皇甫谧《帝王世纪》说：“尧葬在济阴成阳西北四十里，这里叫谷林。”《水经注》记载：“城阳西二里有尧陵，陵南一里有尧母亲庆都的陵墓，位于城的西南，称为灵台。乡名叫崇仁，邑名叫修义，都立有庙宇，四周排列着水潭却不流动。水泽连通泉水，泉水不枯竭，直到丰收时鱼笋众多，也不敢采捕。庙前并列着几块碑，柏树成林。两座陵墓南北排列，驰道直通，都用砖砌成，尚且修整。尧陵东城西五十步处，有中山夫人祠，中山夫人是尧的妃子，石壁台阶依旧，南西北三面长栎树连荫，枝叶繁茂里许。中山夫人洞南有仲山甫的陵墓，陵墓西有石庙，羊虎石像破碎殆尽。位于城的西南，在灵台的东北。”《宋史》记载：“神宗熙宁元年七月己卯，知催州韩锋上言：‘尧陵在雷泽县东〇林山，陵墓南有尧母亲庆都灵台庙。请求敕令本州春秋两季致祭，设置守陵五户，免除其租税，负责洒扫，朝廷听从了。”而《集古录》中有汉代尧祠及尧母亲祠的碑刻，说明庙宇与碑刻在宋代尚且存在。然而开宝年的诏书，帝尧的祠庙却在郓州，推测自从石晋开运初年，黄河在曹、濮决口，尧陵被水浸泡，于是迁移到高地吗？而后代沿袭此说，不再考正了。

舜巡行四方而死，见于《尚书》。禹在涂山会合诸侯，见于《左传》。只有尧没有听说有巡狩的事情。《墨子》说：“尧向北教化八狄，途中死去，葬在蛩山的北面。舜向西教化七戎，途中死去，葬在南已的市场。禹向东教化九夷，途中死去，葬在会稽山。”这是战国时人的说法。从此以后，《吕氏春秋》则说“尧葬在〇林”，太史公则说“尧在成阳巡游”，刘向则说“尧葬在济阴”，《竹书纪年》则说“帝尧八十九年在陶地建造游宫，九十年帝尧游居在陶，一百年帝尧在陶地涉水”。《说文》解释：“陶，是重迭的土丘，在济阴有尧城，尧曾经居住，所以尧号称陶唐氏。”而尧的家开始确定在成阳了，但是尧的都城平阳与成阳相距甚远，在禅位之后，难道还有巡游的事情吗？因为尧惬朱的说法，也出自《竹书》，而鄄城的遗迹也相近。《诗经》、《尚书》所没有记载的，千年之远，怎么能相信呢？

《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狄山，帝尧葬在阳面。”注解说：“《吕氏春秋》说：尧葬在和林。”现在成阳县西。东阿县城次乡中、储阳县湘潭南都有尧冢。

《临汾县志》说：“尧陵在城东七十里，俗称神林。高一百五十尺，宽二百步，旁边都是山石，只有这块地方是平地，深一丈多，其庙正殿三间，厢房十间，山后有一条河，有金泰和二年的碑记。私下考据舜巡行四方而死，后来在九疑山。禹在江南会合诸侯，计算功绩而崩，其陵墓在会稽。只有尧的巡狩不见于经传，而这里是他的国都之地，那么这座陵墓是尧陵无疑了。”按县志所论，似乎合乎情理；但是自汉代以来，都说尧葬在济阴成阳，不敢把前人的话当作可信。

○主饲《汉书·万石君传》记载：“石庆做齐相，齐人为他建立石相祠。”《于定国传》记载：“父亲于公做县狱吏，郡中为他”

译建立生祠来供奉他，称之为于公洞。《汉纪》记载：“奕布担任燕国相，有治理的政绩，百姓为他建立了生祠。”这就是后世生祠的开端。

译当今时代，没有哪个官员不建立生祠，然而有的官员离任不久，其塑像就被毁坏，主事者也被更换。《唐书》记载：“狄仁杰担任魏州刺史时，官吏百姓为他建立了生祠。等到他离职后，他的儿子狄晖担任魏州司功参军，贪婪暴虐，被众人厌恶，于是毁掉了狄仁杰的生祠。”可见唐代时就已经有了这种情况。《后汉书》记载：“张翁担任越嶲太守，有遗留的恩德。他的儿子张湍又担任太守，蛮族人欢喜，在道路上迎接，说：‘郎君仪容相貌像我们的府君。’后来张湍颇失民心，有人想要叛乱，各族长老互相告诫说：‘应当为了先府君的缘故。’于是得以安定。”那么，魏州人因为儿子而毁坏父亲的祠堂，竟然还不如越嶲的蛮族人吗？

○ 生立碑 《西京杂记》记载：“平陵人曹敞，他的老师吴章被王莽所杀，没有人敢收葬，弟子们都改拜其他老师。曹敞当时担任司徒椽，唯独自称吴章的弟子，收葬了吴章的尸体。平陵人在吴章墓旁为他立碑。”这是生前立碑的开始。

《晋书》记载：“南阳王模被公师藩等人攻打，广平太守丁绍率领众人救援王模，王模感激丁绍的恩德，命令国人为丁绍生前立碑。”“唐彬担任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百姓追思仰慕唐彬的功德，在他生前为他立碑并作颂文。”史书所记载的，在任官员生前立碑的事情，有这两件。

唐武则天圣历二年，下诏规定州县长官，如果没有奉到皇帝敕旨，不得擅自立碑。刘禹锡《高陵令刘君遗德碑序》说：“太和四年，高陵人李仕清等六十三人，陈述前任县令刘君的恩德，到县衙，请求用金石刻碑，县令将情况申报给府衙，府衙将情况考察给明法吏，吏上奏说：‘谨按宝应年间的诏书，凡是因政绩将要立碑的，将所记载的文辞上报尚书考功司，有关部门考察其文辞，适宜记载的才上奏。第二年八月庚午日，下诏说：可以。’”《唐书·郑瀚传》记载：“改任考功员外郎。刺史有驱迫官吏上奏政绩，请求刻石记载恩德的，郑瀚探知实情，逐条责问廉使，奸诈的踪迹于是暴露。人们佩服他敏锐的见识。”可见唐代颂扬长官德政的碑文必须上报考功司，奉到旨意才能立碑。《宋史》说：“太祖建隆元年十月戊子日，下诏各路长官副手，有突出政绩请求立碑的，委派参军核实后上报。”当今世道立碑不必请示旨意，而决定权操在下属手中，不仅溢美之辞无法起到劝诫作用，而且树立在路边，也没有人路过观看，不久就给别人当作镇石了。

《册府元龟》记载：“宋琪担任宰相，上奏说：‘臣听说韶州上奏说：广州为臣立遗爱颂。碑是用来颂扬恩德、记载功绩的，臣在郡任职时，政绩没有可称道的，侥幸免遭罪责。一个平庸的俗吏，哪里值得书写才能，滥受恩宠？现在身在枢密院，因为臣的荣耀，成就了他们的谄媚。想要革除这种风气，希望从臣开始，请求敕令广州府立即停止。’皇帝听从了。当时郑州百姓也为前任刺史孟温礼立碑，因此也命令停止。”

张籍《送裴相公赴镇太原》诗说：“明年塞北平定蕃部，应当建立生祠请求立碑。”凭借裴度的功勋名声，而颂祝之辞只到此为止，可见当时碑文之难得。

○ 张公素 《大明一统志·永平府名宦》中有唐代张仲素。德宗时，以将领身份侍奉卢龙军节度使张允伸，升任平州刺史。张允伸去世，下诏让张仲素代理节度使同平章事。考察新旧《唐书》列传，则说：张仲武担任卢龙节度使，击破降服回鹘，又击破奚北部及山奚，威势加于北狄，提拔累任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去世。儿子张直方，多行不法，害怕部下变乱，逃奔京师，军中让张允伸总领后务，下诏赐予旌节，在镇二十三年，连年丰收，边境无忧。张公素以军校身份侍奉张允伸，提拔为平州刺史，张允伸去世，儿子张简会担任副大使。张公素率兵前来会丧，张简会出逃，下诏让张公素担任节度使。性格暴戾，眼珠多白，燕地人称白眼相公。被李茂勋袭击，逃奔京师，贬为复州司户参军。按卢龙节度使前任三人都是张姓，叫仲武，叫允伸，叫公素。现在却合并两个名字叫仲素，并且详细考察其历任官职，就是张公素，而且他驱逐张简会，在懿宗咸通十三年，距离德宗时很远，况且又怎么选取这个篡夺暴戾的人载入名宦呢？现在滦州将他列入名宦祠。唉！这真是辱没了朝廷的典制而留下千年的笑柄啊。

又考察唐代另有一位张仲素，字绘之。元和中担任翰林学士，有诗名。《旧唐书·杨汝陵传》所说的屯田员外郎张仲素，白居易《燕子楼》诗序所说的司勋员外郎张仲素绘之，就是这个人，但不是卢龙节度使。

○ 王亘 《肇庆府志》记载：“宋代王亘，淳熙年间担任博罗县令，修筑随龙、苏村两道堤坝，百姓依赖其便利。后来担任南恩知州。”《一统志》误作“王旦”。现在《博罗名宦》称：“宋代丞相文正公，曾任博罗县令。”却不知道文正公未曾担任此官。淳熙，又是孝宗的年号。大概是士人不读书，而修撰典籍的荒唐已经很久了。

● 卷二十三 ○ 姓 姓，本于五帝

译在《春秋》中出现的姓氏有二十二个。妫姓，是虞国的姓氏，源自颛顼，受封于陈国。拟姓，是夏朝的姓氏，源自颛顼，受封于杞国、部国、越国。子姓，是殷朝的姓氏，源自高辛氏，受封于宋国。姬姓，是周朝的姓氏，源自黄帝，受封于管国、蔡国、邮国、霍国、鲁国、卫国、毛国、呐国、部国、雍国、曹国、膝国、毕国、原国、鄂国、邮国、邢国、晋国、应国、韩国，以及凡国、蒋国、邢国、茅国、昨国、祭国、吴国、虞国、虢国、郑国、燕国、魏国、芮国、彤国、荀国、贾国、耿国、滑国、焦国、杨国、密国、随国、巴国等诸侯国。任宿、须句、颓臾等国，是风姓，源自大皞。秦国、赵国、梁国、徐国、邦国、江国、黄国、葛国、糜国，是赢姓，源自少皞。莒国，是己姓。薛国，是任姓。舒国、吕国、祝国、终国、泉国、毕国、过国等十四国都是任姓。南燕国，是承姓，源自黄帝。邾国、〇阝国，是曹姓；禹阝国、Τ国、阳国，是〇云姓；〇夷国，是董姓，源自祝融。齐国、申国、吕国、许国、纪国、州国、向国，是姜姓，源自炎帝。舒国、舒鸠国，是偃姓。自国、咎国、繇国、胡国，是归姓。邓国，是曼姓。罗国，是熊姓。狄人，是隗姓。数国、瞒国，是漆姓。阴戎，是允姓。这六类姓氏不详其源头，与上述不同，略举一两个来论述，那么现在的孟氏、季氏、孙氏、宁氏、游式、丰氏都是姬姓。陈氏、田氏都是妫姓，华氏、向氏、乐氏、鱼氏都是子姓，崔氏、马氏都是姜姓，屈氏、昭氏、景氏都是芈姓。从战国以下的人，以氏为姓，而五帝以来的姓就消亡了。赵、徐乃是其后代。凡是注疏家所引用的姓氏，大多出自《世本》，如今这本书已经失传，无法考证。

译○氏族《礼记·大传》正义说：诸侯赐予卿大夫氏，如果是同姓，国君的儿子称为公子，公子的儿子称为公孙，公孙的儿子因为亲属关系已经疏远，不能向上连接国君，所以用祖父的字作为氏。如果是正夫人所生的儿子，就用伯仲等排行字作为氏，比如鲁国的仲孙、季孙就是这样；如果是庶子或妾所生的儿子，就用二十个字作为氏，比如展氏、臧氏就是这样。如果是异姓，就用父祖的官职以及所食邑的地名作为氏。以官职为氏的，比如司马、司城；以邑名为氏的，比如韩、赵、魏。凡是赐予氏族的人，都是比卿地位更高的人，才赐予有大功德的人。生前赐予族，比如叔孙得臣就是这样。他是公子的孙子，如果有大功德，就用国君的字赐予作为族，比如仲遂就是这样。如果没有功德，死后才赐予族，比如无骇就是这样。他的子孙如果成为卿，国君不赐予族，子孙就自己用父亲的字作为族。氏和族，在对比文中是有区别的，在散文中则是通用的。所以《左传》说：“向众仲询问族”，下面说：“国君命令用字作为展氏”，就是这样。姓和氏在散文中也可以通用，所以《春秋》中有姜氏、子氏，姜、子都是姓，却称为氏，就是这样。

战国时期的人大体上还称氏族。姓也。汉代的人则通称为姓，然而氏族的称呼仍然有存在的。《汉书·恩泽侯表》记载：“褒鲁节侯公子宽，因为是鲁顷公玄孙的玄孙，奉承周朝祭祀。元始元年六月丙午，封于相，如嗣，改姓公孙氏。后来改为姬氏。”公子、公孙，是氏；姬，是姓。这是将氏改为称姓的一个证据。

《水经注》记载：“汉武帝元鼎四年，驾临洛阳，巡视豫州，视察周朝宗庙，发现久远而没有祭祀。询问老人，才得到孽子嘉，封为周子南君，来奉承周朝祭祀。”按《汲冢》古文说卫将军文子是子南弥牟，其后有子南劲。《竹书纪年》记载：“劲朝见魏王，后来惠成王到卫国，任命子南为侯。”秦朝兼并六国，卫国最后被灭。怀疑嘉是卫国的后代，所以氏子南而称君。据此，嘉原本氏子南，汉武帝就用他的氏命名作为爵位。而《汉书·恩泽侯表》竟然写成“姬嘉”，这就抹去了他的氏而书写他的姓了，与褒鲁封公孙氏改为姬氏的情况正好相同。

姓氏的称呼，从太史公开始混为一谈。本纪中对于秦始皇就说姓赵氏，对于汉高祖就说姓刘氏。

先生《原姓篇》说：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经过一两代就可以改变，姓千万年也不改变。最尊贵的是国君，国君没有氏，不称氏而称国，践土之盟，其盟书说：“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荀偃称齐环，卫太子称郑胜、晋午，就是这样。其次是公子，公子没有氏，不称氏而称公子，公子驱、公子益师就是这样。最下等的是庶人，庶人没有氏，不称氏而称名，那么氏的兴起，大概在于卿大夫吧？所以说：诸侯的儿子为公子，公子的儿子为公孙，公孙的儿子用祖父的字，或者谥号、或者邑名、或者官职作为氏。有氏的人，是为了区分族类，尊重尊贵的人。考察《左传》，在二百五十五年之间，有男子称姓的吗？没有。女子则称姓。古代男女称呼不同，在家的也称姓，加上排行来排序，叔隗、季隗之类就是这样。已出嫁的，对于国君则称姓，加上国名，江芈、息妫之类就是这样。对于大夫则称姓，加上大夫的氏，赵姬、卢蒲姜之类就是这样，在那个国家的人称呼她，或者加上所出自的国名或氏，骊姬、梁嬴之于晋，颜懿姬、声姬之于齐，就是这样。死后也称姓，加上谥号，成风、敬嬴之类就是这样。也有没有谥号而仍然使用在家的称呼，仲子、少姜之类就是这样。范氏的祖先，从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朝为御龙氏，在商朝为豕韦氏，在周朝为唐杜氏。上会的后代处在秦国的为刘氏。夫概王逃到楚国，为堂溪氏。伍员托付他的儿子给齐国，为王孙氏。智果在大史那里别立族，为辅氏。所以说氏可以改变。盂孙氏，小宗的分支为子月民氏、为南宫氏。叔孙氏的小宗分支为叔仲氏。季孙氏的支子叫季公鸟、季公亥。季寤称季而不称孙。所以说尊重尊贵的人。鲁昭公娶吴国女子，因为是同姓，称为吴孟子。崔武子想娶棠姜，东郭偃说：“男女要辨别姓，现在您出自丁，我出自桓，不可以。”崔氏与东郭氏不同，昭公与夷昧世代久远，然而同姓，后世婚姻不通，这是周朝的礼法，所以说姓不改变。因此，有氏的人，是为了区分类别；有姓的人，是为了防止男女混杂。自秦以后的人用氏作为姓，用姓称呼男子，而周朝的礼制灭亡，族类混乱。

○氏族相传之讹氏族之书所指的秦、汉以上的人，大体上不能完全相信。《唐书》表李氏就说：“纣的时候有理徵，字德灵，为翼隶中吴伯。”《北史》序传。不知道三代时没有这样的名字，没有这样的官爵。表王氏就说：

译周灵王的太子晋，因为直言进谏被废黜为平民。《传》和《己》中也没有记载此事，王氏确定有三支：一支是琅邪王氏，一支是太原王氏，都出自周灵王的太子晋；第三支是京兆王氏，出自魏国的信陵君。这样看来，所有的王氏都是姬姓了。然而王莽自称是舜的后代，王莽失败后，他的家族尚且保全，未必没有后裔。而在春秋时期，吴国有王犯，晋国有王良，范氏的家臣王生；战国时期，齐国有王斗、王〇、王〇，鲁国有五顺，魏国有王错，赵国有王登，秦国有王稽、王〇、王翦、王绾、王戊，这些人也未必都同出于周灵王。韩愈撰写《王仲舒神道碑》，文中说：“王氏都是王者的后代，在太原的王氏是姬姓，春秋时期，王子成父打败狄人立下功劳，因此被赐予王氏。”这句话却有值得推敲斟酌的地方。

译窦氏。古代没有考证，那些归类同族的人找不到它的本源，看到《左传》中有“后缗正怀着身孕，从窦穴中逃出”的文字，就据此解释说：“帝相的妃子有仍氏的女儿，从窦穴中逃出，奔回到有仍，生下了少康，少康的次子叫龙，留在有仍居住，于是以窦为氏。”这与王莽引用《易经》中“伏戎于莽，升其高陵”的话，说“莽”是皇帝的名字，“升”是刘伯升，有什么不同呢！于是韩愈作《窦牟墓志铭》说：“后缗从窦穴中逃出，怜悯腹中的孩子，夏朝得以复兴，窦氏因此成为姓氏。”也是用了这件事，我私下认为古代以“窦”为地名的地方很多，一定是以地名为氏。《路史》说：“我曾经考证过，古代获得姓氏的人没有不以最初受封之地为本源的，那些以事件为氏的很少。而姓氏书籍和族谱却常常为此曲解附会，以至于抛弃祖先的来源，又牵强附会地将不同类别的人归为一族，难道不可悲吗！”正是说的这类情况。

汉代碑文所叙述的氏族起源，大多不可凭信。比如魏国蒋济在郊祀议中称《曹腾碑文》说：“曹氏的族源出自邾国。”王沈《魏书》说：“他们的祖先出自黄帝，在高阳时期，陆终的儿子叫安，就是曹姓。周武王攻克殷商，封曹侠于邾。到了战国时期，被楚国所灭，子孙分流，有的居住在沛。”而魏武帝作《家传》，自称是“曹叔振铎的后代”。陈思王作《武帝讳》说：“伟大的武王，是后稷的后代，属于周朝。”那么又是姬姓的后代，以国名为氏了。到了景初年间，明帝采纳高堂隆的建议，认为魏国是舜的后代。下诏说：“曹氏的世系出自虞舜，现在举行圜丘祭天，以始祖帝舜配享。”后来少帝《禅晋文》，也称“我的皇祖是虞舜”，那么又不知道依据的是什么。一个朝代的君主，三次更改祖先，难道不可笑吗？何况士大夫呢！

程氏。出自程伯休父，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说：“重黎氏世代掌管天地祭祀，在周朝程伯休父是他的后代。”应劭说：“被封为程国的伯爵。休甫，是字。他的后代是司马氏。”而《左传·成公十八年》：“晋国的栾书、中行偃，派程滑弑杀厉公。”注解说：“程滑，是晋国的大夫。”《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程、郑受宠于国君。”注解说：“郑也是荀氏的同宗。”这说明晋国的程氏是荀氏的分支，不与程伯休父同出一源。现在既以程伯休父为祖先，又以程婴为祖先，那就错了。

沈氏。《宋书》沈约自序说：“从前少昊金天氏，有个后代叫昧，担任玄冥之官，生了允格、台骀。台骀能继承官职，疏导汾水、洮水，堵塞大泽，使人们居住在太原。帝颛顼嘉奖他，封他在汾川。他的后代有四个国家：沈、姒、蓐、黄。沈子国，就是现在汝南平舆的沈亭，春秋时期，列于盟会。定公四年，诸侯在召陵会师，讨伐楚国，沈子没有参加。晋国派蔡国讨伐沈国，灭掉了它，把沈子嘉带回去。”按沈、姒、蓐、黄四个国家都在汾水之上，被晋国所灭。黄不是“江人、黄人”中的黄，那么沈也不是“沈子嘉”中的沈，沈约却并列起来合为一个，错了。《唐宰相世系表》说：“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子季载受封于沈，汝南平舆沈亭就是那个地方。”这才是正确的。

白氏。唐代白居易自序《家状》说：“出自楚国太子建的儿子白公胜。楚国杀了白公，他的儿子逃到秦国，世代担任名将，白乙丙就是其中之一。后代白起，对秦国有大功，封为武安君。”按白乙丙出现在僖公三十二年。白公之死，则在哀公十六年，在白乙丙之后一百四十八年。难道白居易不考证古代历史到了这种地步吗！

扬氏。《汉书·扬雄传》说：“他的祖先出自周朝的伯侨，作为支庶在晋国的杨地受封，因此以杨为氏。杨地在黄河、汾河之间，周朝衰微时杨氏有的称侯，号叫杨侯。恰逢晋国六卿争权，韩、魏、赵兴起，而范氏、中行氏、知伯灭亡。当时逼迫杨侯，杨侯逃到楚国巫山，于是安家在那里。”这是错误地把杨侯和杨食我当作一个人了。《唐书·宰相世系表》说：“杨氏出自姬姓，周宣王的儿子尚父被封为杨侯。”又说：“晋国的公族在羊舌受封，共有三个县：一是铜鞮，二是杨氏，三是平阳。羊舌四族，叔向在杨氏受封，那个地方就是平阳杨氏县。等到晋国灭掉羊舌氏，叔向的子孙逃到华山仙谷，于是居住在华阴。”王世贞根据这个，把杨、阳、扬、羊四个姓氏当作一个，更是错误。按杨城就是现在的洪洞县，本来是杨侯国。《左传》女叔侯所说：“霍、杨、韩、魏，都是姬姓。”而扬雄《反离骚》也说：“有周朝的蝉联传承啊，有的鼻祖在汾水角落。灵宗最初谱系伯侨啊，流落到晋国的杨侯。”不知道他的字为什么写成“扬”？等到杨国被晋国灭掉，成为大夫羊舌氏的封邑，那么杨食我才出现在《左传》中。而杨朱与老子同时代，又不是羊舌氏的族人。阳氏是以国名为氏？以邑名为氏？都不可知。晋国有阳处父，却在叔向之前。而楚国的阳，鲁国的阳虎，不是一个阳。宋

译晋国的羊斟，邾国的羊罗，并不是同一个人。怎么能说“阳”就是平阳，“羊”就是羊舌，并且把他们全都附会在叔向身上呢？

译段氏。《后汉书》记载：“段氏，其祖先出自郑国的共叔段。”古人没有用祖父的名字作为姓氏的。凡是像这类说法，都是不通的谬论。考按段氏应当出自段干。《史记》记载：老子的儿子名叫宗，宗担任魏国将领，被封在段干。《魏世家》中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中有段干朋。

褚氏。《唐宰相世系表》说：“褚氏出自子姓。宋共公的儿子段，字子石，在褚地受封采邑。他的德行足以成为老师，号称褚师。”考按褚师是官名，不仅宋国有这个官职，郑国也有。《左传·昭公二年》记载：“郑国公孙黑请求任命印为褚师”就是证明。卫国也有褚师声子。

贺氏。《晋书·贺循传》说：“贺循是会稽山阴人。他的祖先庆普，在汉代传授《礼记》，即所谓的庆氏之学。族中高祖贺纯，在汉安帝时担任侍中，为了避安帝父亲的名讳，改姓为贺氏。”《宋史》记载：“贺铸自称出自王子庆忌，居住在越地的湖泽，即所谓的镜湖，也就是庆湖。”考按古代只有用祖父的字作为姓氏的，没有用名字的。庆忌是名字，不能成为姓氏。而且镜湖本名叫鉴湖，“庆”的古音读作“羌”，与“镜”读音不相近。如果齐国的庆氏居住在吴地朱方，这在《左传》中有记载。后人因为庆封有弑君的恶行，避讳其名，想要更改祖先的说法，其见识远远不及宋国的司马华孙。

刀氏。《姓谱》认为刀氏是齐国大夫竖刀的后代。胡三省说：“竖刀怎么会有后代？《汉书·货殖传》中有刀间，我考按古书，‘刀’与‘貂’相通，齐襄王时有貂勃。”

寇氏。《姓谱》记载：“寇氏出自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康叔担任周朝的司寇，后人因此以司寇为氏。”考按康叔是卫国的始祖，必定没有用王室官职来命名其分支子孙的道理，这应当是卫国的司寇。《左传·哀公二十五年》中有司寇亥，他就是寇氏的祖先。《礼记·檀弓》中有司寇惠子。

○孔、颜、孟三氏。现在的颜氏，都说自己是兖国（邾国）的后裔。考查《仲尼弟子列传》，有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哙、颜何六人，而孔子在卫国时，曾寄住在颜雠由家中。这六个人和颜雠由都没有后代吗？现在的孔氏，都说自己是孔夫子的后裔。春秋时期齐国有孔虺，卫国有孔达，陈国有孔宁，郑国有孔叔、孔张，这五个家族都没有后代吗？况且孔氏出自宋国，属于子姓。而郑国是姬姓；陈国是妫姓；卫国是妫姓（原文〇吉应为妫），怎么能合并为一呢？

颜真卿撰写《家庙碑》说：“颜氏祖先出自颛顼的孙子祝融。祝融的孙子安，为曹姓。其后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颜。（夷甫的）儿子友另封于邿地，成为小邾子，于是以颜为氏。多人在鲁国做官，担任卿大夫。”考按《左传·襄公十九年》记载：“齐侯娶了鲁国的女子，称为颜懿姬。她的侄女称为声姬。”注解说：“颜、邿都是姬母的姓氏。”那么颜氏属于姬姓，是鲁国的宗族，这是确凿的。其出自邾国的说法，本自圈称、葛洪，大概只是看到《公羊传》在邾国有颜公的称号，而没有考证《左氏传》的缘故。莒国的犁比公，难道一定是犁弥的祖先吗？

春秋时期以“孟”为字的人很多，现在的孟氏都尊奉孟子（子舆）为祖先，前代也没有这种说法。《魏书》记载：“孟表，济北蛇丘人。自称原本属于北地，号称索里诸孟。”

《元史·孔思晦传》记载：“五代时期，孔未的后代正兴盛，想要以伪灭真，几乎害死了宣圣（孔子）的所有子孙。到了这时，他们的后裔又想冒称是孔子的后代。孔思晦认为如果不早点辨明，那么真假长久以来将更加难以分辨，他们与我势不两立，却列在族谱中，与我一同在殿庭拜祭，可以吗？于是召集族人斥责他们，并将宗谱重新刻在石头上。”那么现在那些凭借孔姓而滥竽充数、混入谱牒的人，可以引以为戒了。

○仲氏。汉代济阴太守孟郁在《修尧庙碑》中说：“仲氏，是祖先统绪所出的地方，本来继承于姬姓，是周朝的遗民。上天降生仲山甫，辅佐中兴，宣王平定功业完成，受封于齐。周朝道义衰微，失去爵位和国家，后代离散，各自随土地迁徙居住。帝尧萌发征兆，生长并安葬在陵墓，位于成阳，圣人的教化常存。仰慕巍巍的盛世，喜爱风俗的美好，于是安居基业，隶属于都乡高相里，因此以仲为氏，传承至今。”碑阴列出的仲氏有名望的人有三十多人。另外《廷尉仲定碑》内容大致相同。汉代仲氏，自称是仲山甫的后代，依托于帝尧的陵墓。而现在却认为仲氏是孔子弟子子路的后代，援引颜、曾、孟的例子，而谋求成为五经博士。然而春秋时期以仲为氏的人不止一个，而仲山甫未曾封于齐，那么汉代人尊奉仲山甫未必正确，而现在人尊奉子路也未必错误。

○以国为氏。古人的氏有的用谥号，有的用字，有的用官职，有的用封邑，没有用国名作为氏的。那些出逃到其他国家的人，才用本国国名作为氏。敬仲出逃到齐国，成为陈氏就是这样。其他如郑丹、宋朝、楚建、邿甲之类，都是这种情况。不然，就是亡国后的遗留子孙。

现在姓氏与国名相同的人，大多自称是以国名为氏，这是错误的。夏氏出自陈国的少西，而不是夏后氏的夏。齐氏出自卫国的齐恶，而不是齐国的齐。《左传》、《史记》中记载得最为明显。

译○姓氏书 姚宽在《西溪丛语》中说：“研究姓氏的学问，没有比《元和姓纂》更兴盛的了。自从南北朝以来，人们以官职高低互相攀比，这种风气沿袭到唐代，崔、卢、李、郑等家族之间的纷争纠葛，令人鄙夷。如果以圣贤所依据的姓氏本源为标准，如妫姓、子姓、姬姓、姜姓氏等，各自梳理其来源次序，并参照《春秋》所记载的内容，采用《世本》、荀况《谱》、杜预公子谱的方法，那么唐虞三代及列国诸侯的姓氏几乎都可以写成书，这似乎是司马迁想要做却没有完成的事情。我曾经想要根据经传等书籍来编排：首先列出黄帝的儿子中获得姓氏的十二人；其次是三代以上获得封国或受氏，而后人因此作为姓氏的；再次是战国以后见于传记，而现代人通称为姓的；再其次是三国、南北朝以后见于史书的；又其次是代北的复姓，以及辽、金、元时期见于史书的姓氏；而无处考证的则单独列为一个类别。这样就像网有了总绳，有条理而不混乱，那些关于望族和五音的纷繁杂说都派不上用场，这难道不是回归根本、分类族群的一件大事吗？”汉代刘向撰写了《世本》二卷，该书已失传。如今《左传》的注疏大多依据它，但也不一定没有错误。

译○ 通谱同姓、通族，在史书中可见的，自晋朝以前未曾有过。《晋书·石苞传》记载：“曾孙石朴被寇贼所俘，石勒因为与石朴同姓，都出自河北，便引石朴为宗室成员，特别加以优待宠爱，官位直至司徒。”《南史·侯瑱传》记载：“侯景因为侯瑱与自己同姓，便假托为宗族关系，对待他非常优厚。”这是异族依附中原王朝的情况。《晋书·孙恩传》记载：“孙恩的儿子孙粥与弟子孙髦、孙辅、孙琰四人，都有做官的才能，在当时享有声誉，于是与孙秀合为一族。”《南史·周弘正传》记载：“周弘正谄媚依附王伟，与周石珍合为一族。”《旧唐书·李义甫传》记载：“李义甫显贵之后，自称本出赵郡李氏，开始与各李氏家族排定辈分。而无赖之徒为了苟且迎合，借其权势，拜伏称他为兄长、叔父的非常多。”《李辅国传》记载：“宰相李揆，是山东的名门望族，见李辅国便执子弟之礼，称他为五父。”这是名门望族依附小人的情况。凡是这些史书都记载下来，以表明其不当。今人喜好与同姓之人通谱，不知道这在史传中属于什么等级。

北方人重视同姓，大多互通谱系，南方人则有邻居之间各自为族的。《宋书·王仲德传》记载：“北方重视同姓，称之为骨肉，有从远方前来投靠的，没有不竭力供养的。王仲德听说土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便前往依附他，土愉对待他的礼节非常微薄。”《魏书·崔玄伯传》记载：“崔宽从陇右前来归附，拜见司徒崔浩。崔浩与他排定辈分，厚待他，等到崔浩被杀，因为他是远道而来的疏族，唯独得以获免。于是定居在武城，用一个儿子继承崔浩弟弟崔览的妻子封氏，相互侍奉如同亲人。”《北史·杜铨传》记载：“起初，密太后杜氏的父亲杜豹去世在濮阳，太武帝想要让人迎葬于邺，对司徒崔浩说：‘天下杜氏，哪里望族最高？朕想选取杜氏中的一位长老担任宗正，让他操办护送丧事。’崔浩说：‘京兆杜氏为美，中书博士杜铨他家现在在赵郡，是杜预的后代，在当今杜氏中最为尊贵。’召见杜铨，任命为宗正，让他与杜超的儿子杜道生护送杜豹的灵柩安葬在邺南，杜铨于是与杜超如同亲人。杜超对杜铨说：‘既然担任宗正，为何寄居在赵郡？’于是延引同族迁居魏郡。”《南史·韦鼎传》记载：“陈朝灭亡后入隋。当时吏部尚书韦世康兄弟显贵，隋文帝从容地问韦鼎：‘韦世康与你远近如何？’韦鼎回答说：‘臣的宗族南迁，辈分次序不是臣所知道的。’文帝说：‘你是百代亲族，难道忘了根本吗？’命令官员提供酒菜，派遣韦世康请韦鼎返回杜陵。韦鼎于是从楚太傅孟以下二十多世，都考证排定辈分，作《韦氏谱》七卷给他看，欢饮十多天才返回。”近来同姓通谱最为滥杂，其实都是结党营私，做损害国家、祸害百姓的事情，应当严厉禁止。想要合宗的，必须上报官府，让熟悉古今的人为之考证审定，年终上报礼部，分类奏请施行。那些不请示而私自通谱的，放逐到边远地区。这样之后才能革除这种弊端。古代姓氏有专门的官员掌管。《国语》说：“让名姓的后代，能知晓上下神灵，明白氏姓来源的人，担任宗伯。”又说：“司商协调名姓。”《周礼·春官·宗伯》下属有都宗人、家宗人，女官也有内宗、外宗。如今姓氏、婚姻两件事，似乎应当专门设立一个官职，才能符合教化百姓的根本。

氏族混乱没有比五代时期更严重的了。当时承袭唐朝余风，仍然重视门荫，所以史载唐、梁之际，官员遭遇战乱奔亡，而吏部铨选文书不完备，借此谋取奸利，甚至有私自售卖告身，扰乱辈分，导致叔父、母舅反而拜侄儿、外甥为长辈的情况。《豆卢革传》。《册府元龟记载：“长兴初年，鸿胪卿柳膺将斋郎的文书两年卖与同姓人柳居则，大理寺判决当处死刑，因为遇到恩赦减死，剥夺现任官职，罚铜，终身不得录用。敕令说：‘一份告身，三代名讳，传给同姓，用私财获利，上则欺骗君主，下则出卖先祖，罪莫大焉。从今以后，如果有此弊端：传递者、接受者都当处以极刑。’”如今因为没有了门荫制度，于是禁令松弛，五十年来，通谱的风俗遍布天下，如果不是明辨事物、考察伦理的君主，迅速加以澄清辨别，那么滔滔之势将不可逆转了。

唐朝以前最重视谱牒，如《新唐书》所说：河南刘氏本出自匈奴后裔刘库仁，柳城李氏世代为契丹酋长，营州王氏本是高丽之类，这是同姓而不同族；又如《魏书·高阳王雍传》所说：博陵崔显，世代号称东崔，地位寒微、声望低劣，这是同族而不同望。所以《高士廉传》说：“每个姓氏排定房望，即使同一姓氏中，高低悬殊。”

异姓称族，自汉朝以来未曾有过此事。杜甫《寄族弟唐十八使君》诗说：“与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圣贤贯史籍，枝派罗源津。”那么杜与唐就是兄弟了。《重送刘十弟判官》诗说：“分源豕韦派，别浦雁宾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觉弟优。”那么杜与刘就是兄弟了。韩愈《送何坚序》也说：“何与韩同姓为近。”

译查考《诗经·扬之水》一章说戍守申地，二章说戍守甫地，三章说戍守许地。孔颖达说：“提到甫、许，是因为它们都是姜姓。既然通过重章来变换文辞，就借用甫、许来指代申，实际上并没有戍守甫、许。”战国时期，秦国和赵国同为嬴姓，《史记》、《汉书》中多处称秦国为赵国，也是这类情况。《诗经·崧高》说：“生下甫侯和申伯。”孔颖达说：“这首诗送别申伯而连带提到甫侯，是因为赞美他们祖先都出自四岳，所以连在一起说。”现在的人对于同姓，几乎没有不通谱系的，为什么不将其推广到异姓，而以杜甫、韩愈为例呢？李华《淮南节度使崔公颂德碑写道：“只有申伯辅佐宣王，镇守南邦，振兴周室，齐桓公率领诸侯征伐楚国和翟国，奉行王职，与崔公德行相合、功勋相同，都是姜姓。”

译开元十九年，在两京设立齐太公庙。建初初年，宰相卢妃、京兆尹卢湛，认为卢姓是齐国的后裔，于是召集崔、卢、丁、吕等卢姓的裔孙，凑集钱财来崇饰庙宇。

元吴〇《送何友道游萍乡序》说：“袁、柳、抚、何四族，各自以儒官著称，而其起初其实同属姬姓，文王的昭系由鲁国的展氏变为柳氏，武王的穆系由晋国的韩氏变为何氏，氏不同而姓相同。”宋邵伯温《闻见录》说：“司马温公有一天去拜访康节先生，拜见时说：‘程秀才已经见过。’这说的就是温公自己。问他缘故，温公笑着说：‘司马氏出自程伯休父。’”

○二字改姓一字 古时把二字姓改为一字姓的情况。比如马宫本姓马矢，改为马。唐宪宗名叫纯，下诏让姓淳于的人改姓于。《唐宰相世系表》记载钟离昧的两个儿子，一个叫日按，住在颍州长社，成为钟氏。在史册中见到的，不过一两个。自从洪武元年，下诏禁止胡服、胡语、胡姓。如今有呼姓本姓呼延，乞姓本姓乞伏，都是明初改的。而且把中国本有的复姓都去掉一字，氏族混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况且像孙氏有两个来源：卫国的良夫、楚国的叔敖，都见于《春秋》，而公孙、叔孙、长孙、土孙、上孙之类，现在都去掉前字成为“孙”，与两国的孙氏合而为一，其本姓就亡失了。公羊、公沙、公乘之类，去掉前字成为“公”；毋丘、毋将之类去掉前字成为“毋”，其本姓就亡失了。司徒、司空之类，去掉前字成为“司”，司马氏则去掉前字或成为“司”，或成为“马”，而司马氏仅存于当世的只有温公的后代。之所以这样，大概是因为儒臣没有学问，不能像魏孝文帝改代北姓氏那样，一一加以条理整理，而是听任人们自行更改。然而胡姓的更改并非始于此时。《唐书》记载：“阿史那忠因擒获颉利可汗有功，拜左屯卫将军，娶宗女定襄县主，赐名为忠，单独称史氏。”韩文公《集贤院校理石君墓志铭》说：“他的祖先姓乌石兰，跟随拓跋魏氏进入夏地，居住在河南，于是去掉‘乌’与‘兰’，单独姓石氏。”刘静修《古里氏名字序》说：“吴景初，本姓古里氏，因为女真各姓现在都就近似者改为中国姓，所以古里氏惯例称为吴。”那么早就先于此时了。

《章丘志》说：“洪武初年，翰林编修吴沈奉旨撰写《千家姓》，得到姓氏一千九百六十八个，而此地的如术、如亻马尚未记录。现在访查术姓有三四百人，自称是金丞相术虎高琪的后代，大概是二字改为一字，而撰写姓氏之时，尚未登记在黄册上。由此可知单姓的更改都在明初以后，而当今山东氏族中出自金、元后裔的很多。”

洪武元年，禁止不得胡姓者，是禁止中国人再改为胡姓，并非禁止胡人的本姓。三年四月甲子，下诏说：“上天生育百姓，族属姓氏各有本源，古代的圣王尤其重视，用来区别婚姻，重视本源，以敦厚民俗。我起于布衣，平定群雄，成为天下君主。曾经诏告天下，蒙古诸色人等都是我的赤子，如果有才能，一体提拔任用。近来听说入仕之后，大多更改姓名。我担心时间久了，其子孙相传，昧于本源，不符合先王谨慎对待氏族的原则。中书省告知他们，如果已经更改的，听任他们改正。”可谓正大简要。到九年三月癸未，任命火你赤为翰林蒙古编修，更改其姓名曰霍庄，大概是仿效汉武帝赐日碑姓金的用意。然而汉武帝取义于休屠王祭天的金人，也是因为中国本无金姓。现在中国本有霍姓，而赐姓霍，那么与周朝霍叔的后代就没有区别了。况且当时又多有不奉旨而自行改姓的人。这一年闰九月丙午，淮安府海州儒学正曾正言说：“臣见近来蒙古、色目人多改为汉姓，和华人没有区别，有求仕入官的，有登显要的，有为富商大贾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应当让他们恢复原姓，或许可以辨识。又臣以前经过江浦，见塞外的俘虏累累而有，江统徙戎的议论，不可不防备。”到永乐元年九月庚子，皇上对兵部尚书刘亻隽说：“各卫鞑靼人多同名，应当赐姓以区别他们。”于是兵部请求像洪武年间旧例，编置勘合，给赐姓氏。皇上听从了。三年七月，赐把都帖木儿名吴允城，伦都儿灰名柴秉诚，保住名杨孝诚。自此遂成为惯例，而华夏宗族的上姓与游牧民族的种族相混杂。可惜啊！当时的君子只诵读用夏变夷的话，而没有类族辨物的道理。如果举籍蕃人的来归者，赐以汉姓所没有的，不妨像拓跋、字文之类二字为姓，那么既不混同于古先帝王氏族神明的后裔，而又使百世之下，知道昭代远服四裔，其得姓于朝廷的凡若干族，岂不是旷代的盛举吗！

○北方门族杜氏 《通典》说：“北齐时代，瀛、冀诸刘

译清河张氏、宋氏，并州王氏，濮阳侯族，像这样的家族将近万户。”《北史·薛胤传》记载：“担任河北太守时，有韩、马两姓各自拥有两千多户。”如今中原北方虽然号称是甲族，却没有达到千丁规模的，户口稀少，家族姓氏衰微，与江南地区相差甚远。其中一旦有人考中科举，便成为一地的首领，而同宗族的人甚至沦为他的仆役。这又是风俗的败坏，自金、元以来，逐渐衰败至今，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译○冒姓 当今之人多有冒用母家姓氏的。《汉书·外戚恩泽侯表》记载：“扶柳侯吕平，凭借皇太后姐姐长子（的身份）被封为句子侯。”颜师古注释说：“吕平既然是吕氏所生，就不应当姓吕，大概是史官只记录了他的母族。”按：当时太后正封赏吕氏族人，所以吕平凭借外甥的身份冒用吕姓而受封罢了。《唐书·天后纪》记载：“圣历二年腊月，赐皇太子姓武。”那么就有天子命令儿子冒用母姓的情况了！

《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赵王彭祖娶了江都易王宠爱的姬妾，即王建所奸淫的淖姬，非常宠爱她，生下一个男孩，称为淖子。”《晋书·会稽王道子传》记载：“许荣上疏说：如今台府局吏、直卫武官以及仆隶婢女的孩子取母姓的，本是奴婢之类的人，没有乡邑品第。”由此可知，冒用母姓，都是人伦所鄙贱的。然而也有帝王之子称母姓的，如栗太子、卫太子、史皇孙这类，是因为他们失位而这样称呼的。

吕平凭借太后姐姐长子（的身份）被封为句子侯，这是冒用母姓的开始。《史记·灌夫传》记载：“父亲张孟，是颍阴侯灌婴的舍人，得到宠幸，因此进升到二千石的高官，所以蒙受灌氏的姓氏，称为灌孟。”《大宛传》记载：“堂邑氏，原本是胡人奴隶甘父。”《汉拓注》记载：“服虔说：‘堂邑，是姓氏，汉人。他的奴隶名叫甘父。’颜师古说：‘堂邑氏的奴隶，本是胡人，名叫甘父。下文称堂邑父，大概是取主人的姓氏作为氏，而单称其名叫做父。’”这是冒用主人姓氏的开始。先生《答毛锦衔书》说：异姓作为后嗣，见于史册的：魏国的陈矫本是刘氏之子，过继给舅家；吴国的朱然本姓施，以姐姐的儿子作为朱家的后嗣，只有这两个人是贤能的。而贾谧的后嗣贾充，则有莒人灭曾阝的议论了。只有《晋书》有一件事与君家相似。吴朝周逸，博通古今。周逸本是左氏之子，被周氏收养，周氏自己有儿子，当时有人讥讽周逸，周逸陈述古事，最终没有恢复本姓。学者都认为是理所当然，也不能引为根据，因为经典中没有其他证据。

○两姓 《汉书·百官表》记载：“建昭三年七月戊辰，卫尉李延寿担任御史大夫，一姓繁。”○古人二名只用一字 晋侯重耳的名字见于经书，而定公四年，祝佗叙述践土之盟，其《载书》只说“晋重”，难道古人二名可以只称其中一个吗？《昭公二年》记载：“莒展舆出奔吴。”传文说：“莒展之不立。”《晋语》中：曹僖负羁称叔振铎为“先祖叔振”，也是二名，而只称其中一个。《昭公二十一年》记载：“蔡侯朱出奔楚。”《梁传》作“蔡侯东出奔楚”，于是解释说：“东，是东国。为什么称为东呢？祖父诱骗并杀了他，父亲逮捕并利用了他，奔逃而又奔逃称为东，厌恶他而贬低他。”那么这就是通过削去一个名字来表示贬低。

王莽的孙子王宗得罪自杀，恢复他的本名王会宗，贬低他的爵位，更改他的称号。这是通过增加一个名字来表示贬低。

班固《幽通赋》说：“发还师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我耦。”潘岳《西征赋》说：“重戮带以定襄，弘大顺以霸业。”文公的名字只用一个字，源于践土载书，却不是剪截古人名字之比。至于潘岳作《关中诗》说：“纷坛齐万，亦孔之丑。”为氵〇督作诔说：“齐万哮阚，震惊台司。”就不通了，哪有把“齐万年”称为“齐万”的呢？如果梁王彤担任征西大将军，而诗中说“桓桓梁征”，尤其不成话。

班固《幽通赋》说：“巨滔天而泯夏。”王莽字巨，只用一个“巨”字。王逸《九思》说：“管束缚兮桎桔，百贸易兮传买。”遭遇桓缪兮识举，才德用兮列施。”百里奚只用一个“百”字。这种体裁后汉人已经开启了。

《吕氏春秋》说：“干木光乎德。”去掉了“段”字。《惜誓》说：“来革顺志而用国。”去掉了“恶”字，这是剪截名字的始祖。

文中并称两人，而一氏一名，尤为变体。祁殖、华还，是两个人。而《淮南子》称为“殖华”。贾谊新书说：“使曹勃不能制。”曹，是曹参；勃，是周勃。《史记·孟子荀卿传》说：“管婴不及。”管，是管仲；婴，是晏婴。司马迁《报任安书》说：“周魏见辜。”周，是周勃；魏，是魏其侯窦婴。扬雄《长杨赋》说：“乃命骤卫。”膘，是膘骑将军霍去病；卫，是大将军卫青。《杜钦传》说：“览宗宣之飨国。”韦昭说：“宗，是殷高宗；宣，是周宣王。”《徐乐传》说：“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服虔说：“夏，是禹；子，是汤，汤子姓。”班固《幽通赋》说：“周贾荡而贡愤。”周，是庄周；贾，是贾谊。《汉<广干>彰长碑》说：“丧父事母，有柴颖之行，”

译柴，指高柴；颖，指颖考叔。夏侯湛《张平子碑》说：“同贯宰贡。”宰，指宰我；贡，指子贡。《风俗通》说：“清拟夷叔。”邵正《释讥》说：“偏夷叔之高怼。”《傅子》说：“夷叔迂武王以成名。”杜预《遗命》说：“南观伊洛，北望夷叔。”陶渊明诗说：“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这些都指的是伯夷、叔齐。汉代《广汉属国侯李翊碑》说：“夷史之高。”《巴郡太守樊敏碑》说：“有夷史之直。”这些都指的是伯夷、史鱼。陶渊明《读史》说：“述九章程杵。”这是指程婴、公孙杵臼。《新唐书·尉迟敬德传》说：“隐巢。”这是指隐太子、巢刺王，一个溢号，一个爵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