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页

译○古人谥号只称一字：古人谥号有二字、三字的，但后人沿袭只称一个字。卫国的睿圣武公，只称武公；贞惠文子，只称公叔文子；晋国的赵献文子，只称文子；魏国的惠成王，只称惠王；楚国的顷襄王，只称襄王；秦国的惠文王，只称惠王；悼武王，只称武王；昭襄王，只称昭王；庄襄王，只称庄王；韩国的昭厘侯，只称昭侯；宣惠王，只称宣王；赵国的悼襄王，只称襄王；汉代的诸葛忠武侯，只称武侯。

○称呼人有时用字，有时用爵位：颜回、曾参、思孟三人都是氏，而孟思独独用字，是因为避讳孔夫子的缘故。樊哙、郦商、灌婴三人都是姓，而灌勃独独用爵位，是因为功臣中姓周的太多。

《史记》记载垓下之战，孔将军在左边，费将军在右边。孔将军是蓼侯孔聚；费将军是费侯陈贺。费将军独独用爵位，是因为功臣中姓陈的太多。

○子孙可以称呼祖父的字：子孙可以称呼祖父的字。儿子称呼父亲的字，屈原说“我的皇考名叫伯庸”就是例证。孙子称呼祖父的字，子思说“仲尼祖述尧舜”就是例证。《仪礼》中筮宅的辞说：“哀子某为他的父亲某甫筮宅。”又说：“哀子某明日某卜葬他的父亲某甫。”这是称父亲的字。虞祭的祝辞说：“适尔皇祖某甫。”卒哭的祝辞说：“哀子某明日某齐于尔皇祖某甫。”这是称祖父的字。祭的祝辞说：“适尔皇祖某甫以齐尔孙某甫。”这是同时称祖父和孙子的字。

字是臣子可以称呼的，所以周公追封他的祖父亲为“王季”，王爵兼称字。

○已迁出宗庙的不避讳：《册府元龟》记载：“唐宪宗元和元年，礼仪使上奏说：‘谨按《礼记》说：既卒哭，宰夫拿着木铎在宫中宣告说：舍弃旧讳而避新讳。这是说已迁出宗庙的，就不避讳了。现在顺宗神主升祔礼毕，高宗、中宗神主已迁出，请依礼不避讳。’皇帝批准。”

文宗开成年间，刻石经，凡是高祖、太宗以及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七位宗室的讳，都缺笔；高宗、中宗、睿宗、玄宗四位宗室，已迁出宗庙则不缺笔；文宗当时是天子，依古礼卒哭后才避讳，所以御名也不缺笔。

韩愈《讳辩》本是为二名嫌名立论，但其中治天下的“治”却犯了正讳。大概元和年间的“元”，高宗已迁出宗庙，所以他在潮州上表，说“朝廷治平日久”，说“政治少懈”，说“巍巍治功”，说“君臣相戒，以致至治”。举荐张行素说“文学治行众所推”，《平淮西碑铭》说：“大开明堂，坐以治之。”《韩弘墓志铭》说：“无有外事，朝廷之治。”只有《讳辩》篇中似乎不该用。《杨氏曰》韩公是说汉人不避讳“治”字罢了，哪里是说唐讳呢？

汉代迁出宗庙的制度不传，我推测也应当如此，所以孝惠帝讳“盈”，而《说苑·敬慎篇》引《易》：“天道亏盈而避谦”四句，“盈”字都作“满”，因为在七世之内。班固《汉书·律历志》：“盈元”、“盈统”、“盈统”之类，一卷之中字凡四十多处出现。何休注《公羊传》说：“言于齐者，‘盈’是文讳。”已迁出宗庙的缘故。如果李陵诗：“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綦。”枚乘《柳赋》：“盈玉缾之清酒。”又诗：“盈盈一水间。”两人都在武帝、昭帝时代，而不避讳，又可知是后人的拟作而不出于西汉了。

后唐明宗天成四年，中书门下上奏：“少帝册文内有‘基’字，这是玄宗庙讳，寻常诏敕都不回避，少帝是继世之孙，册文中不想斥列圣之讳，现在改为‘宗’字。”《宋史》记载：“绍兴三十二年正月，礼部太常寺说：‘钦宗祷庙，翼祖当迁，以后翼祖皇帝讳依礼不避讳。’皇帝下诏恭敬依从。”

谢肇淛说：“宋真宗名恒，而朱子在书中‘恒’字独独不避讳，大概当时十宗之世，真宗已迁出宗庙。”

崇祯三年，礼部奉旨，颁行天下，避讳太祖、成祖庙讳以及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嘉靖七宗庙讳，正依唐人的格式。只有今上御名也必须回避，大概唐、宋也都如此。但只避讳下一字，而上一字天子与亲王所同，就不避讳。

○皇太子名不避讳：《册府元龟》记载：“唐代王绍为兵部尚书，绍名初，与宪帝同。宪宗当时为广陵王，顺宗即位，将册立为皇太子，王绍上言请改名。议论的人有的反对说：‘皇太子也是人臣，东宫的臣应当请改，何必不是他的属官而遽请改名，难道是为以礼事上吗？’左司员外郎李藩说：‘历代故事，都是自不识大体之臣而失之，因此不可复，正无足怪也。’”《三国志》注说魏文帝为五宫中郎将，宾客如云。

译哪原独自不去，太祖暗中派人暗中询问他，哪原回答说：“我听说国家危难时不侍奉宰相，君主年老时不侍奉世子。”万历中期，常常有人以爱惜国本为名义并以此作为文章题目的，难道不觉得愧对他的话吗。

译唐中宗从房州返回，重新被立为皇太子，左庶子王方庆上书说：“太子是皇位的继承人，名号尊贵，不敢直呼其名。晋朝尚书仆射山涛在奏章中，称‘皇太子’而不提其名。朝廷官员尚且如此，宫内臣属避讳就更不用说了。如今东宫的殿名和门名都有触犯太子名讳的情况，遇事论事启奏时，回避非常困难。孝敬皇帝做太子时，将‘宏教门’改为‘崇教门’；沛王做皇太子时，将‘崇贤馆’改为‘崇文馆’，这都是为了避名讳以遵循典礼。恳请依照旧例进行改换。”皇帝下诏批准了他的请求。史臣评论说，王方庆想要尊崇太子，以此显示中兴的征兆，那么王方庆的话大概是有所为而说的。

明朝的制度，太子和亲王的名讳都要回避，这是不考察古制的失误。崇祯二年，兵部主客司主事賀〇良为了避皇太子的名讳，改名为世寿。而光宗做太子时，河南府及商州所属的县邑并没有更改。

《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十月辛酉日，给事中郑相同请求依照古制，凡是向皇太子启奏，只有东宫官属称臣，朝臣则不称臣，以体现至尊无二的道理。皇帝下诏让群臣商议。翰林院编修吴沈说：‘太子是用来继承圣体、承继天位的，尊敬的礼仪应当相同。’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历代不称臣的制度从此改变。

亲王的名讳尤其不必避讳，却也要避讳。正统十二年，山西乡试《诗经》题目中的“维周之帧”，“帧”字触犯了楚昭王的名讳，主考官及同考官都被罚俸一个月。

○二名不偏讳 二名不偏讳。宋武公名叫司空，将“司空”改为“司城”，就是证据。

杜佑《通典》记载：“大唐武德九年六月，太宗担任春官，总揽万机，下令说：‘依照礼制，双字名不避讳单字。那些官号、人名以及公私文书中，有‘世’和‘民’两个字不连读的，都不需要避讳。’《唐书·高宗纪》记载：‘贞观二十三年七月丙午日，将治书侍御史改为御史中丞，各州的治中改为司马，别驾改为长史，治礼郎改为奉礼郎，以避皇帝名讳。皇上认为贞观初年不避讳先帝的两个字，有关部门上奏说：‘先帝是双字名，礼制规定不避讳单字，皇上既然也是单名，臣子不应该直呼。’皇上于是听从了。”

后唐明宗名叫嗣源，天成元年六月，下诏说：“古人斟酌礼制来定名，担心废弃了事物；难以知晓却容易避讳，贵在便于时世，况且征引双字名，也有前例。太宗文皇帝自从登上宝位，没有改变旧称，当时臣子中有‘世南’，官职中有‘民部’，没有听说曲折避讳，只是禁止连呼。我凭借渺小的身躯，寄托在众人之上，恭敬地遵循圣人的典范，不敢自尊。凡是文书中所有的两个字，只要不连称，就不必回避。如果臣下的名字不想与君主、亲人同字，任凭自己更改，务必从私下的便利，以体察我的心意。”

○嫌名 卫桓公名叫完，楚怀王名叫槐，古人不避讳嫌名，所以可以作为谥号。

韩愈《讳辩》说：“不避讳‘浒’‘势’‘秉’‘机’等字。”于是唐玄宗御删定《礼记·月令》，说“野鸡人大水为蜃”，说“野鸡始ず”，就避讳“雉”，因为与“治”同音。李林甫序言说：“漩枢玉衡，以齐七政”，就避讳“玑”。德宗《九月九日赐曲江宴会诗》说：“时此万枢暇，适与佳节并”，就避讳“机”，因为与“基”同音。《南史》中刘秉不称名而书写其字白彦节，就避讳“秉”，因为与“〇”同音。又如武则天父亲名讳士，而孙处约改名为茂道，韦仁约改名思谦。睿宗名讳旦，而张仁〇改名为仁愿。玄宗名讳隆基，而刘知几改名为子玄，箕州改名为仪州。德宗名讳适，而括州改名为处州。顺宗名讳诵，而“斗讼”律改为“斗競”。宪宗名讳纯，凡是姓淳于的改姓于，只有监察御史韦淳不改。不久有诏令，以陆淳为给事中，改名为质，韦淳不得已，改名为处厚。而玄宗因为南诏酋龙，名字接近玄宗名讳，于是没有举行册封礼。那么韩愈所说的，也不是定论。唐朝自中叶以后，即使是士大夫也避讳嫌名，所以旧史认为韩愈为李贺作《讳辩》是谬误。而《贾曾传》却说：“拜为中书舍人，贾曾因为父亲名忠，坚决推辞。议论的人认为中书是官署名，又与贾曾父亲名音同字不同，于礼没有嫌疑，贾曾于是就职。”《懿宗纪》却说：“咸通二年八月，中书舍人卫洚上奏说：‘蒙恩授任滑州刺史，官号内一字与我家的名讳同音，请求改授闲职。’皇帝下诏说：‘嫌名不避讳，记载在礼文中。成命已经发出，很难依从允准。’”这又认为不应当避讳。

《册府元龟》记载：咸通十二年，分司侍御史李溪上奏说：“臣根据西台公文及金部称，奉六月二十七日诏令，内园院郝景全事奏章内‘讼’字音与庙讳相同，奉诏罚臣一季俸禄。臣官位极低，得以蒙受罚俸，委屈与不委屈，不应当有言论。但事关治理体制”

译如果我就此沉默不语，恐怕辜负了圣明的时代，希望陛下宽恕我的罪过，让我能够畅所欲言。我先前奏章中称“依据敕令因事告事，旁及诉讼他人”，这是咸通十一年十月十三日敕令中的原话，我的奏章中使用了“依据敕令”的字样，并非我自己撰写的词句。我恭敬地查考，《礼记》不避讳嫌名；又查考《职制律》，凡是触犯庙讳嫌名的都不定罪，注文说：比如“禹”与“雨”，疏文说：指读音相同而字形不同。注疏重复说明，极其容易明白。伏惟皇帝陛下圣明超过帝尧，孝心胜过舜帝，怎么会自己发布制敕而不避讳呢？所以是经过审慎衡量礼法和律令，认为没有妨碍罢了。既然引用陛下的敕令原文来说事，不敢擅自改动，没想到内园竟然对此有弹劾的奏章。我不敢申诉这罚俸的处罚，只是担心从此以后凡是援引敕令格式的人，也都必须迂回避讳，就会造成讹误弊端。我听说赵充国作为将领，不避讳讨伐一时的事情，被当作汉家的典范。魏徵作为宰相，不拘泥于形迹，从而成就了贞观的太平盛世。我虽然比不上将相，忝为陛下执掌法度的臣子，怎么可以因为议论俸禄而避嫌，致使国家的敕命出现错误呢？希望陛下留意考察采纳，另外颁布明确的敕令，让以后的章奏一律遵照礼法和律令处理，那么天下就太幸运了。”敕令免除所罚的俸禄。

译南唐元宗起初名叫璟，为了避后周信祖庙的讳，改名为景，这是不避嫌名的做法。

查考避嫌名的制度，在汉代未曾听闻。晋代羊祜担任都督荆州诸军事，等到他去世后，荆州人为羊祜避讳，把房间的门都称为“门”，把户曹改为“辞曹”，这是避嫌名的开始。

后魏《地形志》记载：“天水郡上封县，因为触犯太祖的名讳，改为上封。”魏太祖名叫丕。宋代制度，对于嫌名和字都加以避讳。《礼部韵略》凡是与庙讳同音的字都不收录，太祖名讳匡胤，十《阳部》去声王切十三个字，二十一《震部》羊晋切十一个字都不收录，其他都仿照这个做法。朱熹《周易本义·豫后卦》下把“故为豫后”写成“故为遇”，是为了避高宗的嫌名。难道没有听说过《颜氏家训》所说的：“吕尚的儿子如果不叫‘上’，赵壹的儿子如果不叫‘一’，那就是下笔就妨碍，写书都触犯忌讳了吗？”

明代不避嫌名，比如建文年号就是这样。

○因避讳而改年号：唐中宗名讳显，玄宗名讳隆基，唐人凡是追称高宗显庆年号大多说“明庆”，永隆年号大多说“永崇”，赵元昊因为父亲名叫德明，把宋明道年号改为“显道”，而范文正公给元昊的信也把后唐明宗改为“显宗”。

○前代避讳：孟蜀所刻石经，对于唐高祖、太宗的名讳都缺笔书写。石晋《相里金神道碑》中，“民”、“珉”二字都缺末笔。南汉刘岩尊奉他的父亲刘谦为代祖圣武皇帝，仍然用“代”字代替“世”字。到了宋代，距离前朝更远了，而乾德三年卜圭《伏羲女娲庙碑》中，“民”、“珉”二字，咸平六年孙冲序《绛州守居园池记碑》中，“民”、“珉”二字，都缺末笔，他们对旧君的礼节何其厚重啊！

杨阜是魏明帝时的人，他的奏疏引用《尚书》：“协和万国”，仍然避汉高祖的名讳。韦昭是吴后主时的人，他解释《国语》，凡是“庄”字都写成“严”，仍然避汉明帝的名讳。唐长孙无忌等人撰写《隋书》，把《忠节传》改为“诚节”，称苻坚为“苻永》，固然是避隋文帝及其父亲的名讳。自古以来相传，忠厚的道理就是这样，现在的人不知道了。

元移剌迪担任常州路总管，刻印他所点校的《四书章句或问集注》，他的凡例说：“凡是序注或问中题头及空处都保留原貌，以显示当时忠于君主的意思。近年新刊《大学衍义》也是这样。”当时是天历元年。《资治通鉴·周太祖、世宗纪》中，太祖皇帝都题头，至今仍然这样。《孟子·见梁襄王章》中，未注苏氏说：“我观察孟子以来，从汉高祖到光武到唐太宗到我太祖皇帝，能统一天下的有四位君主。”“太祖”上面空一字。永乐年间修《大全》，在其空处添一“宋”字，后人的见识，与前人相差岂不遥远吗！

○名父名君名祖：《金縢》中：周公的祝辞说：“惟尔元孙某”；《左传》中：荀偃渡河祈祷，称“曾臣彪”。这是名君。《左传》中：楚子围宋，申犀见王，称“申犀”；知罃对楚王，称“外臣首”；鄤陵之战，栾针说“书退”，这是名父。华耦来盟，称“君之先臣督”，栾盈辞别周行人，说“陪臣书”，说“其子盈”，这是名祖或父。○弟子名师：《论语》中：长沮说“那个拿着缰绳的是谁？”子路说：“是孔丘。”《孟子》中：乐正子入见说：“您为什么不见孟轲呢？”这是弟子而名师。

○同辈称名：古人生前不避名，同辈都当面呼其名。《尚书》周公若说“君奭”，《礼记·曾子问篇》老聃说“丘”，《檀弓篇》曾子说“商”，《论语》微生亩对孔子说“丘”，就是这样。

○以字为讳：古人敬其名，就没有不称字的。《颜氏家训》说：“古人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名终则避讳，字乃可以作为孙氏。孔子弟子记事者都称仲尼。吕后微贱时，曾经字高祖为季。汉袁种，字他的叔父袁盎曰丝。王丹与侯霸儿子说话，字霸为君房。江南至今不避字，河北士人完全不辨别。”所以有避其名而并避其字的，《三国志·司马朗传》：“年九岁，有人道其父字，朗说：‘慢人亲者，不敬其亲者也。’客谢之。”《常林传》：“年七岁，有父党造门，问：‘林伯先在否？’林不答。客说：‘何不拜？’林说：‘虽当下拜，临子字父，何拜之有？’”《晋书·儒林刘兆传》：“尝有人著靴骑驴到兆门外，说：‘吾欲见刘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无称其字者，门人大怒,兆说：‘听前。’”《旧唐书·韩愈传》：“拜中书舍人,有不

译韩愈说，韩愈此前被贬为江陵椽曹，荆南节度使裴均在馆舍中接待他，待遇颇为优厚。近来裴均的儿子裴锷回京探望父亲，韩愈作序为裴锷饯行，并且直呼裴锷的字。这一议论在朝廷中喧腾，韩愈因此被改任为太子右庶子。至于山阳公《载记》中说：“马超投降蜀汉，曾经直呼先主的字，关羽愤怒，请求杀了他。”这是当面直呼君主之字，又不能用常人的标准来论断了。

译○自称字《汉书》注：“张晏说：‘匡衡年轻时字鼎。世人所传的匡衡《与贡禹书》，开头说‘衡敬报’，结尾说‘匡鼎白’。’”《南史》：“陶宏景自号华阳，隐居人间，书信中就用‘隐居’代替名字。”这是自称字的开始。

《东观馀论》说：“古人有自称字的。王右军《敬谢帖》说‘王逸少白’，《庐山远公集》卢循《与远书》说‘范阳卢子先叩首’，柳少师《与弟帖》说‘诚悬呈’。现在考察唐代权德舆《答杨湖南书》称‘载之再拜’，柳冕《答郑衢州书》称‘敬叔顿首’，白居易《与元九书》称‘乐天再拜’，宋代陈抟《谒高公诗》称‘道门弟子图南上’。

唐代张谓《长沙风土碑铭》：‘有唐八叶，元圣六载，正言待罪湘东’；张洗《济读庙祭器币物铭》：‘濯缨不才，谬领兹邑’；元稹作《白氏长庆集序》，自己书写说‘微之序’，这是在文章中自称其字。

自称其字不始于汉人，家父、吉父、寺人，《孟子》中的诗已经先有了。

○人主呼人臣字汉高帝说：‘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景帝说：‘天下正有急难，王孙难道可以推让吗？’都是君主称呼臣下的字。

晋代以后，君主对臣下大多直呼其名。《南史》：“梁代蔡撙任吏部尚书侍中。武帝曾设大臣饼，蔡撙在座，皇帝频频呼喊他的姓名，蔡撙始终不回答，照常吃饼。皇帝察觉他意气用事，于是改唤‘蔡尚书’，蔡撙才放下筷子拿着笏板说‘在’。皇帝说：‘你刚才怎么聋，现在怎么聪？’蔡撙回答说：‘臣身为右戚，且职在纳言，陛下不应直呼我的名字。’皇帝露出惭愧的神色。”又南朝人如王敬宏、王仲德、王景文、谢敬仁，北朝人如萧世怡、李元操作辈，名字触犯皇帝忌讳，就以字行世，不再改名。北魏王昕对汝南王悦自称“元景”，后齐祖〇对长广王湛自称“孝征”，隋代崔颐《答豫章王启》自称“祖濬”，王贞《答齐王〇柬启》自称‘孝逸’，而唐太宗时如封伦、房乔、高士廉、尉迟恭、颜籀，都将以字为名，大概是因为天子常称臣下的字。那时朝廷上下之间没有很大的隔阂，君臣之间有朋友的情义，后世所不能及了。

《因话录》：“文宗对翰林各位学士，因为谈论前代文章，裴舍人素屡次说出陈拾遗的名字，柳舍人〇看着他，裴素没有察觉，皇上看着柳说：‘他字伯玉，也应该称呼陈伯玉。’”

○两名《礼记》正义：“公羊解释《春秋》，讥讽二名，指两个字作为名字，像魏曼多那样。”左氏解释二名，指楚公子弃疾杀害他的君主，即位之后，改名为居，这就是二名。许慎谨慎地考察说：“文武贤臣有散宜生、苏忿生，那么公羊的说法不对。”现在考察古人两个名字见于经传的，不止楚平王。如晋文侯名仇，《尚书》说“父义和”。楚灵王名围，《春秋》记载“弑其君虔于乾溪”。赵简子名义，铁之战自称“志父”。南宫敬叔名义，一名纟舀，字容，又字括，在《蜚廉石棺铭》中自称“处父”。屈原名平，他作《离骚》时，名正则，字灵均。《贾谊传：“梁王胜”注：“李奇说：《文三王传》说揖，这里说胜，是因为有两名。”

○假名甲乙《史记·万石君传》：“长子建，次子甲，三子乙，四子庆。”甲乙不是名字，是失去了他们的名字而假借名字来称呼他们。《韩安国传》：“蒙狱吏田甲”；《张汤传》：“汤之客田甲”；《汉书·高五王传》：“齐宦者徐甲”；《严助传》：“闽越王弟甲”；怀疑也是同样的情况。《任安传》：“某子甲为何不来？”《三国志》注：“许攸呼喊魏太祖的小字说：‘某甲，你得不到我，就得不到冀州。’”《左传·文十四年》：“齐公子元不顺从懿公的政令，始终不称‘公’，称‘夫己氏’。”注：“犹言某甲。”《汉书·魏相传》：“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儿汤举秋，贡禹举冬。”不应该一时四人同以尧、舜、禹、汤为名字，如果是有意编造而命名的。等到读《急就章》，有说“祖尧舜，乐禹汤”，才明白像这类都是古人所假借来命名的。有人说：高帝时确实有赵尧，但不是谒者。

蜀汉费〇作《甲乙论》，假设有两人的言辞。晋人文字每每多祖述这个，虚设甲乙。中书令张华制造甲乙之问说：“甲娶乙为妻。后来又娶丙。”博士弟子徐叔中《服议》以母为甲，先夫为乙，后夫为丙，先子为丁，

译继子为戊。梁代范缜的《神灭论》中有张甲、王乙、李内、赵丁（四人）。而《关尹子》说：“甲说有利，乙说有害，丙说有时有利有时有害，丁说全都有利全都有害。”《关尹子》也是魏晋时期的人所撰写的书。先秦以前就有用甲、乙作为彼此代称的情况，《韩非子》中说：“罪责产生于甲，灾祸却归于乙，潜伏的怨恨于是结下。”

译○以姓取名 古人取名将姓氏连缀以构成意义的极少，近代人命名，如陈王道、张四维、吕阳调、马负图之类，科举榜单一出，这类姓名几乎占了一半，不知始于何年。曾读《资治通鉴》至五代后汉部分，有虢州伶人靖边庭。胡三省注说：“靖，是姓氏。优伶的名字与姓氏连取一个意义，是为了开玩笑。”考证从唐代以来，如黄幡绰、云朝霞、镜新、磨罗衣轻等人，都记载在史书中，更加相信这话有根据。唉，士大夫效仿伶人的命名方式，是从嘉靖年间开始的。

○以父名子 《左传·成公十六年》：“潘尪之党”，潘尪的儿子名叫党。《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申鲜虞之傅挚”，申鲜的儿子名叫傅挚。根据《仪礼·特牲馈食礼》：“筮某之某作为尸”，注解说：“某之某，是用尸父的字和尸的名。”也是这类情况。

○以夫名妻 《左传·昭公元年》：“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 《汉书·杜钦传》：“皇太后的妹妹司也君力。” 《南齐书》：“周盘龙爱妾杜氏，皇上送金钗镊二十枚，手诏说‘送给周公阿杜。’” 《孔丛子》：“卫将军文子的内子死了，复者说，皋媚女复。”子思听说后，说：“这是女氏的字，不是夫氏的名。妇人对于夫氏用姓氏称呼，是礼制。”

○回兼举名字 史文中有一人同时举出名和字的情况，如子玉得臣、百里盂明视之类，已在《左传》中见过。如果是骈俪文，必定不会重复出现，但也有一二偶然见到的。《焦氏易林》：“申公颠倒，巫乱国。”刘琨《答卢谌诗》“宣尼悲获麟，西狩涕孔丘”。谢惠连《秋怀诗》：“虽好相达，不同长卿慢。”沈约《宋书·恩幸传》论：“胡广累世农夫，始致位公相；黄宪牛医之子，度名动京师。”都是一人同时举出名和字。古诗：“谁能刻镂此，公输与班。”下一个“与”字，竟然把公输和鲁班当作两个人，就不通顺了。

○排行 兄弟二名而用其一字者，世人称之为排行，如德宗、德文，义符、真之类。起源于晋末，汉人没有这种情况。《水经注》：“昔北平侯谭不同王莽之政，子兴生五子并避乱隐居。光武即帝位封为五侯：元才北平侯，安喜侯，蒲阴侯，新市侯，季才唐侯。”这是后人追撰妄说，东汉人二名者也少。

单名以偏旁为排行，始见于刘、刘琮，此后应璩、应〇、卫〇、卫〇之流，接踵而出矣。

今人兄弟行次称一为大，不知始于何时。汉淮南厉王常谓上“大兄”孝文帝行非第一也。

○二人同名 有以二人同名而合称之者。《左庄二十八年》：晋献公外嬖五与东关嬖五，晋人谓之“耦”。《战国策》：杜赫谓楚曰：“此用二忌之道也。”以田忌、邹忌为二忌。唐高宗二年诏曰：“踪二起于吴、白。”仿此称。○字同其名 名字相同，起于晋、宋之间。史所载，晋安帝讳德宗，字德宗；德文，字德文；会稽王道子，道子；殷仲文，字仲文；蔡兴宗，字兴宗；齐颜远，字见远；梁王僧孺，僧孺；刘孝绰，孝绰；庾仲容，字仲容；德藻，字德藻；任孝恭，孝恭；师觉授，字觉授；慕容绍宗，字绍宗；魏兰根，兰根；后周王思政，字思政；辛庆之，庆之；崔彦穆，字彦穆之类，唐时尤多。

《藩镇传》田绪，字绪；济，字济，此起家军伍，未曾立，如李载义辞，未有字之比。史家例以为字，非也。且文不可省乎？

○变姓名 古人变姓名，多是避仇，然亦有无所而变者。范蠡适齐，鸱夷子皮；之陶，朱公。第五伦客河东，自称伯。齐梁鸿适齐，姓运，名耀。

○主而日讳 生曰名，死曰讳。今人多生称人之名曰讳。《金石录》云：“称讳，见于石刻者甚众。”引孝宣元康二年诏曰：“更讳询”，以为西汉已如此。《蜀》刘豹等上言：“圣讳豫睹”，许靖等上言：“名讳著。”《晋书》高κ言：“范孙恂。恂率道名讳，尝经于官曹。”束〇《劝赋》：“场功毕，租输至。社长，召闾师。条牒所，注列名讳。”

○主称谥 《汉书·张敖传》：“

译吕后屡次说，因为鲁元公主的缘故，对张王不应有这样的处置。”刘〇说：“史家记载事情，有时会有这样追称谥号的情况。”《史记》中：贯高和张敖谈话，称皇帝为“高祖”。《公羊传》中：“公子〇和桓公谈话说：‘我替您隐瞒了。’”都是这类情况。现在考察传记中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比如《左氏传》中：石〇从前说：“陈桓公正受到周王的宠信。”《国语》中：鲍国对子叔声伯说：“您为什么推辞苦成叔的封邑。”《战国策》中：智过说：“魏桓子的谋臣叫赵葭，韩康子的谋臣叫段规。”《史记·秦本纪》中：晋文公夫人请求说：“缪公怨恨这三个人，恨入骨髓。”《鲁世家》中：周公告诫伯禽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宋世家》中：华督派人向国内宣告说：“殇公即位十年罢了，却打了十一次仗。”《楚世家》中：国人每夜惊恐地说：“灵王进来了！”随后进入谢吴王说：“昭王逃亡，不在随国。”齐〇王给楚王写信说：“现在秦惠王死了，武王继位。”《郑世家》中：庄公说：“武姜想让他去楚国。”共王说：“郑成公对我有恩德。”《赵世家》中：吴延陵季子出使晋国，说：“晋国的政权，最终将归于赵武子、韩宣子、魏献子的后代。”《韩世家》中：屈宜臼说：“昭侯不会走出这扇门。”《吴起传》中：“公叔的仆人说：‘您就事先和武侯说。’”《仲尼弟子传》中：子羔说：“出公离开了，而门已经关闭。”《鲁仲连传》中：新垣衍对赵王说：“赵国如果真心派遣使者，尊奉秦昭王为帝。”各位先生补写的《梁孝王世家》中：窦太后对景帝说：“安车大驾，把梁孝王作为寄托。”《三王世家》中：公户满意对燕王说：“现在昭帝刚即位。”《荀子》中：周公对伯禽的师傅说：“成王作为叔父。”《吕氏春秋》中：豫让想杀赵襄子，他的朋友对他说：“凭借您的才能，去寻求侍奉襄子。”《淮南子》中：先轸说“从前我们的先君和缪公交往。”诸御鞅向简公报告说：“陈成常、宰予这两个人，非常互相憎恨。”《吴越春秋》中：子胥说：“报答你的平王。”《说苑》中：景公说：“好好帮我浮起桓子。”卫叔文子说：“现在我没有前往，而简子先来。”这些都是活着时不该称谥号的例子。又如《礼记·曾子问》中孔子说：“季桓子的丧事，卫君请求吊唁。哀公推辞，没有得到允许。哀公作为主人，客人进来吊唁，康子站在门右边。”孔子去世时，哀公、康子都还在世，这些都是后人追述的言辞。自东汉以后，就没有这种说法了，文风更加严谨而格调降低了。

译《史记·田敬仲世家》记载：齐国人歌唱道：“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史通》说：“田常还活着，却已经用谥号称呼他。”苏氏说：“田常在世时，怎么知道他会被称为成子而这样称呼他呢？”

称王公为君，称周文王为文君，《焦氏易林》说：“文君燎猎，吕尚获福。号称太师封建齐国。”汉代张衡《思玄赋》说：“文君为我端蓍兮，利飞遁以保命。”称晋文公为文君，《楚辞·惜往日》说：“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淮南子》说：“晋文君大布之衣，牧羊之裘。”又说：“介子歌龙蛇，而文君垂泣。”称宋文公为文君，《墨子》说：“‘昔者宋文君鲍之时。’”称楚庄王为庄君，《荀子》说：“庄君之{勿月}。”称齐庄公为庄君，《墨子》说：“昔者齐庄君之时。”称鲁昭公为昭君，《焦氏易林》说：“乾侯野井，昭君丧居。”称齐景公为景君，宋代何承天《上陵篇》说：“指营丘，感牛山，爽鸠既没，景君叹。”称宋襄公为襄君，北周庾信《入彭城馆诗》说：“襄君初建国。”称宋元公为元君，《庄子》说：“宋元君夜半而梦。”

卷二十四

从父亲往上追溯的都叫祖，《尚书·微子》中的命辞说：“乃祖成汤”，就是这样。从儿子往下追溯的都叫孙，《诗经·大雅》中的篇章说：“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又说：“周公之孙，庄公之子”，也是这样。

高祖。汉代儒者把曾祖的父亲称为高祖。考察古代传记，高祖是远祖的名称罢了。《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见，说：‘我高祖少昊挚建立官制的时候。’”这是把始祖称为高祖。《尚书·盘庚》：“所以上帝将恢复我高祖的德行，治理我的国家。”《康王之诰》：“张扬六军，不要败坏我高祖的遗命。”这是把受命的君主称为高祖。《左传·昭公十五年》：“周王对籍谈说：‘从前你的高祖孙伯，掌管晋国的典籍。’”这是把九世祖称为高祖。

艺祖。《尚书》：“归格于艺祖。”孔安国注把艺祖解释为文祖，没有详细说明其含义。人们知道宋人称太祖为艺祖，却不知道前代也都称他们的太祖为艺祖。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巡幸并州，作《起义堂颂》说：“东西南北，无思不服；山川鬼神，亦莫不安宁，这实在是依靠艺祖积蓄福泽所导致的。”开元十三年，封禅泰山。其序言说：“惟我艺祖文考精爽在天。”这是指唐高祖。张说作《享太庙乐章》说：“肃肃艺祖，滔滔浚源。有雄武威，作镇金门。玄王贻绪，后稷谋孙。”这是指高祖的高祖李熙，追尊为宣皇帝的人。后汉高祖建武元年，改元制祠：“从前我艺祖神宗开创基业，安抚时运，以武功平定祸乱，以文德达到太平。”这是指前汉高祖。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在《封混同江神册文》中说：“仰赖艺祖开创基业，感谢江神显灵。”这是指金太祖。由此可见，艺祖是历代太祖的通称。

唐武宗会昌三年，讨伐刘稹的诏书说：“从前烈祖在藩镇，先天开启圣德。”这是把玄宗称为烈祖。宋代王旦《封祀坛序》说：“烈祖创建新邦，达到大定，经制而未完全实现；神宗追求至理，达到太平，功业已成而中途停止。”这是把太祖称为烈祖，太宗称为神宗，这也是古人的通称。《左传·哀公二年》：“卫太子祷告说：‘曾孙蒯瞆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烈祖襄公。’”《尚书·文侯之命》：“你能显扬你的显祖、烈祖。”显祖都指始封的君主，这是古人的通称。

冲帝。年幼的君主称为冲帝。《水经注》：“汉冲帝的诏书说：‘翟义在东边作乱，霍鸿倚仗芒竹。’”把孺子婴称为冲帝。

考。古人说父、说考，是一样的。《易经》说：“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 《尚书·大诰》：“若兄考，乃有友罚厥子，民养其劝，弗救。” 《康诰》：“子不敬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 《酒诰》：“厥心臧，聪听祖考的常训。”尹伯奇《履霜操》说：“考不明其心兮听谗言。”自从《曲礼》规定生称父、死称考的称呼，作为人子的就应当有所避讳了。

伯父叔父。古人对父亲的兄弟必定称伯父、叔父，没有只称伯、叔的。如果不称父，而只称伯、叔，那就是称字罢了。《诗经》所说的“叔兮伯兮”，“伯兮朅兮”，“叔于田”之类，都是称字。

现在天子称亲王为叔祖、曾叔祖，非常不符合古义。《礼记》：“天子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他们的先君也称伯父、叔父。”《左传·昭公九年》：“景王

译让詹桓伯对晋国辞谢说：“伯父惠公。”《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景王对籍谈说：‘叔父唐叔。’”这就是称呼先君为伯父、叔父的证据。所以《礼》中有“诸父”之称，而没有“诸祖”之称。

译○族兄弟《尚书》说：“能够彰明美好的德行，来亲近九族。”郑康成认为：“九族，是依据自己向上至高祖，向下到玄孙的亲族。”《左传·襄公十二年》记载：“凡是诸侯的丧事，同宗的人在祖庙吊唁，同族的人在祢庙吊唁。”注解说：“同族是指高祖以下的亲属。”所以晋国叔向说〇之宗有十一族。贾谊《新书》说：“人有六亲。六亲始于父亲；父亲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就是兄弟；兄弟又有儿子，儿子跟随父亲而成为兄弟，所以称为从父兄弟；从父兄弟又有儿子，儿子跟随祖父而成为兄弟，所以称为从祖兄弟；从祖兄弟又有儿子，儿子跟随曾祖父而成为兄弟，所以称为曾祖兄弟；曾祖兄弟又有儿子，儿子就是族兄弟。六亲完备，这就叫做六亲。”因此，同高祖的兄弟就称为族，族并不是疏远的称呼。《颜氏家训》说：“凡是宗亲的世数，有从父，有从祖，有族。江南的风俗，从此往上都称为族人。河北虽然相隔二三十代，仍然称呼为从伯、从叔。梁武帝曾经问一个中原人说：‘你是北方人，为什么不知道有族？’回答说：‘骨肉容易疏远，不忍心说族罢了。’”当时虽然算是敏捷的回答，但在道理上并不通达。○亲戚《史记·宋世家》说：“箕子是纣王的亲戚。”《路史》认为：“只说亲戚，并不是对诸父兄弟的称呼。”这是不对的。古人称呼其父对于兄弟也称为亲戚。《韩诗外传》说：“曾子说：‘父母已经去世，即使想尽孝，向谁尽孝呢？’”这是指他的父母。《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说：“分封亲戚，来很好地屏蔽周室。”这是指他的子弟。《昭公二十年》说：“棠君尚对他的弟弟员说：‘亲戚被杀戮，不可以不报复。’”《三国志》说：“张昭对孙权说：‘况且现在奸邪之人竞相追逐，豺狼遍布道路，你却想要哀怜亲戚，顾念礼制。’”这是指他的父兄。

○哥唐代人称父亲为哥。《旧唐书·王琚传》说：“玄宗哭泣说：‘四哥仁孝，同气之中只有太平。’”这是因为睿宗排行第四。玄宗之子《棣王剡传》说：“只有三哥能辨明他的罪过。”这是因为玄宗排行第三。有父亲的亲近，有君主的尊贵，却称呼为四哥、三哥，也可以说是名分不正了。玄宗《与宁王宪书》中称大哥，那么唐代宫中称父亲、称兄长都叫哥。

○妻子现在的人称妻子为妻子，这是不合典制的说法，但也有其来源。《韩非子》说：“郑县人卜子让他的妻子做裤子。他妻子问：‘现在的裤子做成什么样？’丈夫说：‘像我原来的那样。’妻子于是毁坏新裤子让它像旧裤子。”杜甫诗说：“结发成为妻子，坐席不暖君床。”

○称某经传中称某有三种含义。《尚书·金滕》说：“惟尔元孙某。”史书避讳其君主，不敢直呼其名。《春秋·宣公六年，公羊传》说：“于是派遣勇士某前往杀他。”传文说：“丢失了他的名字。”《礼记·礼》说：“内事称为孝王某，外事称为嗣王某。”《仪礼·士冠礼》说：“某有儿子某。”《论语》说：“某在这里，某在这里。”这是通用的说法。

周人用避讳来侍奉神灵。《牧誓》中说“今予发”，《武成》中说“周王发”，活着时不避讳；《金滕》中说“惟尔元孙某”，这是在武王去世之后追记的，就避讳了。所以《礼》说：“卒哭之后才避讳。”

○互辞《易经》说：“斡父之蛊，有子，考无咎”，既说“父”又说“考”。《尚书》说：“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既说“予”又说“台”。“汝猷黜乃心”，既说“汝”又说“乃”。“予念我先神後之劳尔先”，既说“予”又说“我”。“越予冲人，不印自恤”，既说“予”又说“〇”。《诗经》说：“岂不尔受，既其女迁”，既说“尔”又说“女”。《论语》说：“吾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既说“我”又说“吾”。《左传》说：“尔用而先人之治命”，既说“尔”又说“而”。“女畏而宗室”，既说“女”又说“而”。《史记·张仪传》说：“若善守汝国，我顾且盗而城”，既说“若”说“汝”又说“而”。《诗经》说：“王于出征，以佐天子”，既说“王”又说“天子”。“乃命鲁公，俾侯于東”，既说“公”又说“侯”。《〇梁传》说：“言君之不取，为公也”，既说“君”又说“公”。《左传》说：“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既说“公女”又说“公子”。《史记·齐世家》说：“子我盟诸田于陈宗”，既说“田”又说“陈”。这些都是互辞。

○豫名《诗经》说：“鸟乃去矣，後稷呱矣”，孩子刚出生就已经命名为後稷了。“为韩〇吉相攸”，女子在娘家就已经命名为韩〇吉了。都是依据他们日后的名字而预先命名，这也是写作时不得不如此。○重言古经

译也有重复用词的情况。《尚书》说：“从早晨直到太阳偏西，来不及吃饭。”“遑”就是“暇”的意思。《诗经》说：“不要过于安乐。”“已”就是“太”的意思。“既安定又安宁。”“安”就是“宁”的意思。“既众多又繁盛。”“庶”就是“多”的意思。《左传》说：“一炉香一炉臭，十年后仍然还有气味。”“尚”就是“犹”的意思。“周朝如果有君王，也能胜任他的职责。”“克”就是“能”的意思。《礼记》说：“人高兴就会喜悦。”“则”就是“斯”的意思。

译○后来《白虎通》说：“天子的配偶，商朝以前都称为妃，周朝才开始设立后。”现在考证帝喾的四妃、帝舜的三妃，直到周初的太姜、太任、太姒、邑姜，都没有“后”的名称。而《诗经》、《尚书》中所说的“后”，都是指君主。《春秋·桓公八年》：“祭公前来，于是从纪国迎回王的后。”《春秋·襄公十五年》：“刘夏从齐国迎回王的后。”从此才开始称后。《曲礼》说：“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妾，有妻。”又说：“天子的妃称为后。”而周宣王晚起，姜后脱去簪饰，记载于《列女传》。这是周朝设立后的依据。只有《左传·哀公元年》：“后缗正怀着身孕。”这是夏朝时的事，怀疑这是后人追称的说法。自《春秋》以下的文献，有的以君主为后，有的以妃嫔为后，在书传中杂乱地出现了。

君主的称号，唐尧虞舜称为帝，夏朝称为后，商朝称为王。然而帝和王，是天子专用的，后则诸侯都可以称。所以《尚书》说“于是朝见东方的后”，“群后四方来朝”，“禹于是会集群后，在军中誓师”。《伊训》祭祀先王，“侯甸群后都在场。”周王大告武成，也说：“唉，群后。”而后夔、后羿、伯明后寒的称号，都见于传文。《胤征》一篇也称胤后。康王作《毕命》说：“三位后同心协力，共同达到正道。”穆王作《吕刑》说：“于是命令三位后，为民忧虑功业。”那么禹由帝降称为后，是禹的谦逊，是禹的不自夸。

诸侯称为群后，所以天子独称元后。

汉朝时郡守对于官吏百姓，也有君臣的区别，所以有称府主为后的。汉《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说：“显赫明后，柔顺美好作为准则。”《桂阳太守周憬铭》说：“贤明的后啊发出圣英。”晋应詹任南平太守，百姓歌颂他说：“侥幸的时运，依赖这应后。”《兰亭宴集》有郡功曹魏滭的诗说：“明后欣喜时年丰收，驾车言映清澜。”

○王三王的名称，是自后人追称的；而禹作为王，未曾见于书。《甘誓》：“王说：‘唉！六事之人，我誓告你们。’”《胤征》：“胤后承王命出征。”而《夏小正》说：“十一月，王狩猎。”夏的王见于书的开始于此，然而没有称禹为王的。经传的文字，凡是说夏必曰夏后氏。

周人的追王止于太王，而组绀以上至后稷则称为先公，《诗经》：“礻龠祠〇尝，于公公先王”就是这样。通而言之则也可以称之为王。《尚书·武成》：“惟先王建邦启土。”《国语》：“太子晋谏灵王：‘自后稷开始奠基安定百姓，十五王而文王开始平定，十八王而康王能够安定。’”就是这样。

王而尊之曰帝，黄歇《上秦昭王的书》：“先帝文王、武王、王的身三世，不忘接地于齐，以断绝从亲的要约”就是这样。王而等之曰诸侯，汉王告诉诸侯说：“愿跟随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就是这样。

○君古时有人臣而隆其称曰君的，周公若曰“君〇”就是这样，篇中言君〇者四，但言君的六。而成王的书王若曰“君”，陈穆王的书王若曰“唉！君牙”，都是这个例子，犹如汉朝时人主称丞相为君侯。《礼记·坊记》说：“大夫不称君，恐民之惑。”所以《春秋》传中称君的，都是国君。然而也有卿大夫而称为君的，《庄公十一年》：“楚门廉语屈暇说：‘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襄公二十五年》：“郑子产对晋士庄伯说：‘成公播荡，又我之自入，君所知的。’”至于家臣则直谓其主曰君。《昭公十四年》：“司徒老祁虑癸对南蒯说：‘群臣不忘其君。’”《二十八年》：“晋祁盈的臣说：‘〇使吾君闻胜与臧的死以为快。’”《哀公十四年》：“宋司马命其徒攻桓氏，他的父兄故臣说‘不可’，他的新臣说‘从吾君之命’”就是这样。《仪礼·丧服》篇：“公士大夫的众臣为其君布带绳屦。”传说：“君谓有地者也。”郑氏说：“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大夫君。”孔氏说：“大夫之臣称大夫为君。”《周礼·调人》注：“主，大夫君也。”这是上下之通称，不始于后代了。

人臣称君，自三代以前有之。《孟子·象曰：漠盖都君。”

《汉书·高帝纪》：“爵或人君，上所尊礼。师古说：‘爵高有国邑者，则自君其人，所以说人君也。上谓天子。’”

汉朝时曹掾皆称其府主为君。至于苍头亦得称其主人为君，《后汉书·李善传》：“君夫人，善在此”

译是这样的。妻子也可以称呼自己的丈夫为“君”，《汉书·王章传》中记载：“我的丈夫向来刚烈，先死去的必定是我的丈夫”，这就是例证。儿媳也可以称呼自己的公公为“君”，《尔雅》中说：“公公婆婆在世时称为君舅、君姑，去世后称为先舅、先姑。”《淮南子》中记载：“公公知道他是小偷，便驱逐并赶走了他。”《列女传》中记载：“我没有樊姬、卫姬那样的德行，所以公公以此责备我”，这些都是例证。

译《丧服》篇说：“妾为君服丧。”郑玄注解说：“妾称丈夫为‘君’，是因为妾不能像正妻那样与丈夫合为一体，所以用‘君’来尊崇他，即使是士阶层的妾也是这样。”

○ 春秋时期称卿大夫为“主”。所以齐侯吊唁鲁昭公时，称他为“主君”。子家子说：“齐国轻视我们的国君了。”而南唐降低称号为“江南国主”，也是因为奉行中原王朝的正朔，自我贬低称号。至于刘备在蜀地称帝，谥号昭烈，葬于惠陵。起初并没有贬低屈辱，后来后主投降魏国，被封为安乐公，自然可以直接以原本的封号作为称号。陈寿撰写《三国志》，创立了“先主”、“后主”的名称，常璩的《蜀志》沿用了这一说法。因为晋朝承继魏朝的统绪，道义上不能有两个皇帝。现在千年之后，仍然沿用这种称呼，非常不妥当。何况将“汉”改为“蜀”，也是出自陈寿的笔端。当时魏国已经篡夺了汉朝，改称昭烈帝为“蜀”，使其不能附属于汉朝的统绪。后代文人没有察觉史家阿谀歪曲的原因，像杜甫的诗中便称“蜀主”，这实在不是知人论世的学问。从前刘知几评论《后汉书·刘元列传》：认为东观史官执笔，或许会谄媚当时的人，后来修史的人理应删改纠正。现在的君子既然不是曹氏、司马氏的臣子，就不应当称昭烈帝为“先主”了。诸葛亮的书信中也有很多称“先主”的地方。原本应当是“先帝”，传到中原地区，被改成了“先主”罢了。“主”是次于“君”的称号。苏林解释《汉书》中的“公主”说：“妇女称‘主’”，引用《晋语》：“主孟啖我”为例。

○ 陛下 贾谊《新书》说：“天子降低自己的称号，称‘陛下’。”蔡邕《独断》说：“陛，是台阶，是登上殿堂所经过的地方。天子一定有近臣，手持兵器排列在台阶两侧，以防备意外。称‘陛下’的意思是，群臣与天子说话，不敢直接指斥天子，所以呼唤在陛下（台阶下）的人来转告，这是由卑下通达尊贵的道理。”上书也是这样。于是群臣士庶互相说话时称“殿下”、“阁下”、“执事”之类，都是这类情况。根据这个，那么“陛下”就相当于“执事”，后人沿袭，于是把它作为至尊的称呼。

○ 足下 现在的人只看到《史记》中秦国的阎乐数落秦二世时称“足下”，就认为这是互相轻视的言辞，不知道这其实是战国时对人主的称呼。比如苏代给燕昭王的信，乐毅给燕惠王的回信，苏厉给赵惠文王的信，都称“足下”。又如苏秦对燕易王，范睢见秦昭王，苏对齐湣王，齐人对齐湣王，孟尝君的舍人对卫君，张丐对鲁君，赵郝对赵孝成王，郦食其对沛公，张良对项王，也都称“足下”。《汉书·文帝纪》：“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将军臣武、御史大夫臣苍、宗正臣郢朱虚侯臣章、东牟侯臣兴、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

《宋书·西南夷传》记载各国表文，诃罗陀国称“圣王足上”，义称“天子足下”，阿罗单国称大吉天子足下”，阎婆婆达国称“宋国大吉天子足下”，天竺迦毗黎国称大王足下”。《梁书·诸夷传》表文，盘盘国称常胜天子足下”，干利国称天子足下”，狼修牙国称大吉天子足下”，婆利国称圣王足下”。

○ 阁下 赵璘《因话录》说：“古代三公开设阁门，郡守相当于古代的侯伯，也有阁，所以世俗书信题写有‘阁下’之称。前辈称呼刺史太守也说‘节下’，与宰相同僚写信往往称‘执事’，意思是阁下的办事人员。刘知几担任史官，《与监修宰相书》称‘足上’，韩愈《与使主张仆射书》称‘执事，就是这样的例子。至于‘记室’本是王侯宾客佐助者的称呼，其他人也不适宜使用。‘执事’则指其左右的人，尊卑都可以通称。‘侍者’则士庶可以使用。近日官职达到使府、御史及畿令，都称呼‘阁下’。至于刚任命为宾客佐助者，还称呼‘记室’，现在一律称‘阁下’，上下没有区别。‘执事’才用于举人，‘侍者’只用于僧人而已。现在平民互相称呼都叫‘阁下’，虽然出于轻浮戏谑，也是名分天壤之别了。”

谢在杭《五杂俎》说：“阁，是夹室，用木板做成。《礼记·内则》：‘天子之阁，左达五，右达五’。大概古人设置这个来测量饮食的地方，就是现在房中的板阁，后来才广泛作为楼观的通名，如石渠、天禄、麒麟之类的。有的用来藏书，有的用来画像，有的作为登高眺望游览的地方。阁，是门旁的小户。因为在旁边设置馆舍，就称之为阁。《汉书·公孙弘传》：‘开东阁以迎贤人。’颜师古说：‘阁，是小门。向东打开。避开当庭的门而引进宾客，以区别于属吏官属。’就像现在官署角门旁有延宾馆一样。所以《萧望之传》说：‘自引出阁。’而《隽不疑传》：‘暴胜之为直指使者，不疑至门，胜开阁延请。’这是凡是官府都有阁，不只是三公。《韩延寿传》：‘行县至高陵，入卧传舍，闭阁恩过。’就像现在关闭角门，不让属吏进入。《朱博传》：‘召见功曹，闭阁数责

译这又是关闭角门不让人出去的情况。东晋太极殿设有东、西阁。唐代制度仿效这一做法，以宣政殿为前殿，紫宸殿为便殿。前殿称为正衙。天子不临幸前殿而临幸紫宸殿，便从正衙召唤仪仗由阁门进入，在正衙等候朝见的百官，因此跟随进入觐见，这叫做入阁，大概是因为中门不开启而开启角门。《尔雅》说：“小门叫做阁。”而室内的门有时也用这个词来称呼。由此可见，“阁”这个字的含义本来就不相同。《汉旧仪》说：“丞相办公的门叫做黄阁，不敢完全打开红色的门，以区别于君主，所以用黄色涂抹它，称为黄阁。”现在用文渊阁藏书，而由大学士主持，所以称他们为阁老，这大概也是沿袭石渠论经、天禄校书的遗意罢了。然而西汉只有阁，并没有把它作为官署的名称。直到东汉才开始称为台、阁。《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说：“你是大户人家子弟，在朝廷台阁做官。”陈寿《三国志》评论说：“魏朝政事统归于台阁，重视内朝而轻视外朝，所以八座尚书就是古代六卿的职责。”裴松之《三国志注》引用《魏略》说：“薛夏担任秘书丞，曾经因为公事移文给兰台。兰台自认为是台，而秘书署只是署罢了，认为薛夏不应该移文。推究应当有获罪的人，薛夏回复他说：‘兰台是外台，秘书是内阁，台阁是一样的，为什么不能互相移文呢？’兰台理屈，无法反驳。从此以后，就把它作为惯例。”《唐书·职官志》：“光宅元年九月，将门下省改为鸾台，中书省改为凤阁。”那么现在的内阁实际上源于此，而不是取用三公黄阁的含义。所说的入阁办事，是指进入这个内阁罢了，而与唐代跟随仪仗入阁不相干。阁下的称呼就像台下，古今名称不同，又有什么妨碍呢。

译○相《管子》说：“黄帝得到了六位辅相。”《宋书·百官志》说：“商汤以伊尹为右相，仲虺为左。”然而“相”这个名称不见于经典，只有《尚书·说命》中有“于是设立作为辅相”的文字。而《左传·定公元年》中薛宰说：“仲虺居住在薛地，担任商汤的左相。”《礼记·月令》说：“命令辅相颁布恩德，调和政令。”注解说：“相是指三公辅佐君王的事务。”正义解释说：“查《公羊传·隐公元年》传文说：‘三公是什么？是天子的辅相。陕地以东由周公主持，陕地以西由召公主持，一位辅相在宫内，这就是三公辅佐君王的事务。’到了战国时期，一人掌管政务的特称为相，所以《史记》称穰侯范雎、蔡泽都担任秦相，后来又称为丞相。杜佑《通典》说：‘黄帝的六位辅相，尧的十六位辅相，都是作为辅佐，不一定作为官名。’这说明夏商周三代所说的相都不是官名，就像《孟子》所说：舜辅佐尧，禹辅佐舜，益辅佐禹，伊尹辅佐汤，周公辅佐武王，《礼记·明堂位》说‘周公辅佐武王’之类。《左传·桓公二年》说：‘太宰华督于是辅佐宋公。’《庄公九年》说：‘鲍叔牙对齐侯说：“管夷吾治理高傒，让他做辅相是可以的。”’《昭公元年》说：‘祁午对赵文子说：“您辅佐晋国。”’考察当时的官名都不称为相。这是辅相的意思。《哀公十七年》说：‘右领差车与左史老都辅佐令尹、司马，去讨伐陈国。’这又是辅佐两位官员，而不是辅佐楚王。只有《襄公二十五年》说：‘崔杼拥立景公并做他的辅相，庆封做左相。’这才似乎真正以相作为官名。《定公十年》说：‘鲁定公与齐侯在夹谷会盟，孔子做相。’杜氏解释说：‘相，是会盟的礼仪官。就像‘愿意做小相’中的相。’《史记·孔子世家》却说：‘孔子做大司寇，代理相国的事务。’这是错误地把‘傧相’的相当作‘相国’的相。不知道鲁国没有相这个官名，有司寇而没有大司寇。○将军《春秋传》说：‘晋献公设立两军，国君统领上军，太子申生统领下军。’这时已有将军的文字，但没有把它作为官名。到了昭公二十八年，阎没、女宽回答魏献子说：‘难道将军吃用还有不足吗？’正义解释说：‘这是因为魏子统领中军，所以称他为将军。’从战国以来，于是把将军作为官名，大概其起源就在这里。《公羊传》说：‘将军子重劝谏说。’《谷梁传》说：‘派狐夜姑做将军。’《孟子》说：‘鲁国想派慎子做将军。’《墨子》说：‘从前晋国有六位将军，而智伯没有谁比他更强。’《庄子》说：‘现在将军兼具这三者。’《淮南子》说：‘赵文子问叔向说：“晋国六位将军，谁先灭亡？”’张武为智伯谋划说：‘晋国六位将军。’又说：‘鲁君召见子贡，授予他将军的印信。’而《国语》也说：‘郑国人让詹伯做将军。’又说：‘吴王夫差在黄池会盟，十行队伍设一名嬖大夫，十面旗帜设一名将军。’《礼记·檀弓》说：‘卫将军文子的丧事。’《史记·司马穰苴传》说：‘景公任命他为将军。’《封禅书》说：‘杜主，本来是周的右将军。’《越王勾践世家》说：‘范蠡自称上将军。’《魏世家》说：‘任命太子申为上将军。’《战国策》说：‘梁王空出高位，让原来的相国做上将军。’《汉书·百官表》说：‘前、后、左、右将军，都是周末的官职。’《通典》说：‘从战国设置大将军，楚怀王与秦国作战，秦国打败楚国，俘虏了他们的大将军屈丐。到了汉代就确定作为官名了。’○相公前代拜相的人必定封公，所以称他们为相公，如果封王则称相王。自从洪武年间革去丞相的称号，就只有公而没有相了。即使是初年的制度，也不完全沿袭唐宋，有做相而不封公的胡惟庸就是，有封公而不做相的常遇春之类就是，封公拜相只有李善长、徐达，三百年来只有这两位相公。魏国王粲《从军行》说：‘相公征讨关右，威严震怒震慑天威。’《羽猎赋》说：‘相公于是乘坐轻便的车，驾驭四匹黑嘴马。’相公二字似乎开始见于此。○司业国子司业，认为是学生所执掌的学业，这是不对的。唐代归崇敬被授予国子司业，上奏说：‘司业的含义在《礼记》‘乐正司业’中。正，是长的意思。说的是乐官之长，主管这项事业。《尔雅》说：‘大版叫做业。’查《诗经·周颂》说：‘设置大版设置虚，高耸的牙饰树立羽毛。’那么业是悬挂钟磬的大版和虚。现在太学已经不教音乐，在义理上没有什么可取的，请求改国子监为辟雍，祭酒为太师，司业一位为左师，一位为右师。’诏令下达尚书召集百官确定意见上报。议论的人认为难以改变，这件事没有实行。查《灵台》的诗说：‘虚业维枞。’就是这个‘业’字。传文说：‘业，是大版。用来装饰悬挂钟磬的木架。大版像锯齿，有的说画着图案。’《尔雅》说：‘大版叫做业。

译《左传·昭公九年》传文说：“辰在子卯被称为疾日，君主撤去宴饮音乐，学子停止学业。”《礼记·檀弓》说：“服大功之丧要停止学业。”说的都是这个意思。悬，是常防其坠落。因此借用作敬谨之义，《尚书》中的“兢兢业业”，《诗经》中的“赫赫业业”、“有震且业”就是如此。凡是人所从事的事务也应当敬谨，因此又借用作事业之义。《周易》传文中的“进德修业”、“可大则贤人之业”、“盛德大业”；《礼记》中的“敬业乐群”就是如此。然而夏商周三代《诗经》、《尚书》的文字中并没有这个意义，而“业广惟勤”这句话，却是出自梅赜所献上的古文《尚书》。

译梁代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论语》之前，经书中没有“论”字，《六韬》中的《三论》是后人追加的标题，如今《周官篇》中有“论道经邦”这句话，大概是梅赜所献古文经书的内容，当时并未流行。然而仅凭这两个字，也足以考证当时世言语的不同了。

○翰林《唐书·职官志》说：“翰林学士的职责，原本是以文学言语备顾问，出入侍从，因此得以参与谋议，进谏争辩。而翰林院，是等待诏令的地方。”唐朝制度，皇帝所在之处，必定有文辞经学之士，下至占卜、医术、技艺等类，都在别院值宿，以备皇帝闲暇时召见，而文书诏令则由中书舍人掌管。太宗时期，名儒学士时常被委任起草诏令，但还没有固定的名号。乾封以后，才开始称为北门学士。玄宗时代，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垍等人被召入禁中，称为翰林待诏，掌管内外表疏的批答和应和文章。接着因为诏敕文告都由中书省处理，常常多有阻滞，于是选拔朝中有辞艺学识的人入翰林供奉，但也还没有确定的名号制度。开元二十六年，才开始将翰林供奉改为学士，另外设置学士院，专门掌管内命。至德以后，天下用兵，军国事务繁多，深谋密诏都从宫中发出，设置学士六人，在其中选择资历深、德行重的一人担任承旨，是因为让他独自担当机密使命的缘故。德宗喜好文学，尤其慎重选拔。“贞元以后，担任学士承旨的多至宰相；而这个官职不见于《唐六典》，大概是因为该书成于张九龄之时，那时尚未设置。

《旧唐书》说翰林院有合练，僧道、卜祝、技艺、书法棋艺，各自在别院供给廪食。陆贽与吴通玄有嫌隙，于是说承平时期工艺书画之徒，在翰林待诏，近来没有学士，请求罢免他们的官职。见于史书的有：天宝初年嵩山道士吴筠，乾元年间占星术士韩颖、刘颖，贞元末年棋手王叔文，侍书王丕，元和末年方士柳泌，僧人浮屠大通，宝历初年善棋的王倚、兴唐观道士孙准，都在翰林待诏。又如黎斡虽然官至京兆尹，但他起初也是以占星术在翰林待诏。而贞元二十一年二月丙午日，罢免翰林医工、相工、占星、射覆等冗员四十二人。宝历二年十二月庚申日，裁减教坊乐官、翰林待诏技艺官以及总监各色职掌内的冗员共一千二百七十人。由此可知翰林并不都是文学之士了。赵璘《因话录》说：“文宗赐翰林学士章服。接着有待诏想要先赐，本司将名单上报，皇上说：‘赐给君子和小人不同日，暂且等到别日。’”

成化三年，因为明年上元节张灯，命令翰林院词臣撰写诗词。编修章懋、黄仲昭、检讨庄昶上疏说：“翰林之官，以论思代言为职责。虽然说供奉文字，但鄙陋不经之词，岂宜进呈给君主？固然不可曲解引用宋祁、苏轼在教坊致语的先例，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臣等也曾伏读宣宗章皇帝御制《翰林箴》中有说：‘启沃之言，惟义与仁。尧舜之道，由邹孟陈述。’如今张灯之举，恐怕不符合尧舜之道；应制之诗，恐怕不是仁义之言。臣等知道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所以不敢以此妄陈于上，伏愿采纳刍荛之言，对此类事情一切禁止。”皇上大怒，命令杖责他们，贬谪章懋为临武知县，黄仲昭为湘潭知县，庄昶为桂阳州判官，各自调任外职。不久谏官为他们申辩，于是改任章懋、黄仲昭为南京大理寺评事，庄昶为南京行人司司副。从此翰林之官的地位加重了。

○洗马《越语》：“勾践亲身为夫差前马。”《韩非子》说：“为吴王洗马。”洗音铣。《淮南说》说：“为吴兵先马走。”《荀子》说：“天子出门，诸侯持轮挟舆先马。”贾《新书》说：“楚怀王无道，却想要拥有霸王的称号，铸造金像象征诸侯人君，命令大国之王编队而先马，梁王御车，宋王骖乘，滕、薛、卫、之君跟随而趋。”那么洗马者，是马前引导之人。也有称马洗的，《六韬》说：“赏及牛竖、马洗，厩养之类。”《汉书·百官表》说：“太子太傅、少傅属官有先马。张晏说：‘先马，员额十六人，秩比谒者。’‘先’或作‘洗’。”又考证《周礼》：“齐右”职说：“凡有牲事则前马。”注说：“王见牲则拱手而式，居马前，却行，防备惊奔。”又“道右”职说：“王式则下前马。”这是此官古代就有了。《庄子》说：“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让张若、讠〇朋前马。”

○比部《周礼·小司徒》：“及三年则大比，大比则接受邦国之比要。”注说：“大比谓使天下更简阅民数及其财富也。”郑司农说：“五家为比，故以比为名。如今八月案比是也。”《庄子》说：“礼法度数刑名比详。”唐朝时刑部有刑比都官司门四曹。

译《通典》记载：“比部郎中，在龙朔二年改为司计大夫。咸亨元年恢复旧称。天宝十一载又将比部改为司计，至德初年再次恢复旧称。”《旧唐书·职官志》记载：“比部郎中、员外郎的职责，掌管核查各官府百官的俸禄、公廨费用、赃款赎金、赋税征收、徭役、课程，汇总统计各类物资，全面掌握内外经费情况，并进行总体核查。”《杨炎传》记载：“起初，国家旧制规定，天下的财赋都缴纳到左藏库，太府寺每季将数目上报尚书省，由比部复核其收支情况。”《宋史·职官志》记载：“比部郎中、员外人，掌管核查内外账籍，凡是场务仓库中属于官方的物品出纳，都按月统计、按季考核、按年汇总，由所属监司检查后上报，比部随后审核复核其增减损耗的数量，考核其中的亏空损失，并追究侵占拖欠的责任。”《山堂考索》记载：“会计拖欠款项，每三个月核查一次，称为比部。所以古人有刑罚与赋税检查互为表里的说法。如今四曹改为十三司，而财计事务与刑部无关已很久了，却仍然称郎官为比部，这是为什么呢？”

○员外

员外这一官职原本属于冗员。《旧唐书·李峤传》记载：“李峤担任吏部尚书时，一心想徇私舞弊，希望重新担任宰相，于是奏请设置数千名员外官。导致官员数量加倍，府库消耗减少。”这件事发生在中宗神龙二年。又有称为“员外置同正员”的官职。到了玄宗时期，仍然不能完全革除。所以肃宗乾元二年九月下诏说：“各州县现任的员外官，都让他们自行安排去向。其中如果有才识干练、曾经被州县任用所倚重的，也允许酌情留用，上州不得超过五人，中州不得超过四人，下州不得超过三人，上县及以上不得超过一人。”如今作为副郎而取名为员外，在义理上有什么依据呢？应当是在制定制度之初，主管爵位的臣子没有考究源流，导致名实不符。孔子不是说：“一定要正名分吗？”那么对于斜封墨敕那样的朝代，就不应该沿用其遗留的称号了。

○主事

后汉光禄勋设有南北庐主事，主管三署的事务，从诸郎中考察选拔优秀的人才担任，但其职位不过相当于椽史之类。所以范滂升任光禄主事时，陈蕃担任光禄勋，范滂执公仪去拜见陈蕃，陈蕃也没有起身相迎。范滂心怀怨恨，投下印版弃官而去。后来因为郭泰的话，陈蕃才向他道歉。而张霸、戴封、戴就、公沙穆都凭借孝廉身份担任光禄主事，其他府寺则没有听说过有这个名称。《宋书·百官志》在“中书通事舍人”下记载：“其下有主事，原本任用武官，宋朝改为任用文吏。”到了后魏，则在尚书各署设置主事令史。隋炀帝去掉了令史的名称，只称主事。唐朝时由流外官担任。尚书省主事六人，从九品上；门下省主事四人，中书省主事四人，都是从八品下。而刘祥道上疏说：“尚书省二十四司以及门下省中书都事、主书、主事等，近来选拔补充，都选取旧任流外中有文书才能的人，即使想参用士人，也都以同类为耻。前后相承于是成为惯例。希望有所改革，稍微澄清其选拔标准。”事情最终没有实行。《宋史·职官志》记载：“门下省吏员四十九人，录事、主事各三人，令史六人书令史十八人，守当官十九人。”这表明在前代都是椽史的职责，明朝初年设置六部主事，意图也是仿效这个。永乐十四年，永新伯许成因擅自杖打工部主事王景亮而被查办。

译○主簿《周礼·司会》注解说：“主管会计的簿册。”疏解说：“簿书，古代有简策用来记事，如果在君主面前，就用笏板记事。后代使用簿，簿就是现在的手版。所以说官吏应当手持簿，簿就是簿书。”汉代御史台设有这个官职，御史大夫张忠任命孙宝为主簿。而魏晋以后，寺监以及州郡大多都设有此职。杜佑《通典》在“州佐”条下说：“主簿一人，记录门下众事，审核签署文书，这是汉代的制度。历代直到隋朝，都有设置。”又引用晋代习凿齿担任桓温荆州主簿，关系亲密，当时人说：“白白读了三十年儒书，不如去拜见一次习主簿。”在当时是重要职位，○郎中待诏北方人称医生为大夫，南方人称医生为郎中，理发匠称为待诏，木工、金工、石工之类都称为司务。这些名称大概起源于宋代。《老学庵笔记》说：“北方人称医生为衙推，称占卜相面者为巡官。巡官，是唐代五代时期郡僚的名称，或许因为他们巡游卖艺，所以有此称呼，也不详细知晓其起源。”《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丙戌日，命令礼部申令禁止，军民等人不得使用太孙、太师、太保、待诏、太官、郎中等字样作为名称。”

○外郎现在的人把吏员称为外郎。查考《史记·秦始皇本纪》：“近官三郎”，索隐解释说：“三郎指的是中郎、外郎、散郎。”《通典说》：“汉代中郎将分管三署，郎官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共四个等级，都没有定员，多达千人，掌管门户，外出担任车骑，其中的散郎称为外郎。”现在用来称呼吏员，乃是世俗相互褒扬的言辞。

○门子门子，是守门的人，《旧唐书·李德裕传》说：“吐蕃暗中将妇人嫁给了这个州的门子”就是这种情况。现在的门子乃是南朝时所说的县僮，《梁书·沈璃传》说：“担任余姚令，县城南面有几百户豪族，子弟横行霸道，互相庇护，大肆聚敛财富，百姓非常苦于此事，〇召来年老的担任石头仓监，年轻的补任县僮。”《唐志》说：“二品以下官员有白直执衣，都由中男担任。”○快手快手的名称，起源于《宋书·玉镇恶传》：“东边跟随旧将的还有六队一千多人，西边将领以及能细直吏快手又有两千多人。”《建平王景素传》说：“左右勇士几十人，都是荆楚快手。”《黄回传》说：“招募江西楚人，得到快射手八百人。”也有称为精手的。沈约自序说：“收集得到两千精手。”《南史·齐高帝纪》说：“王蕴率领几百精手，披甲奔赴粲处。”《梁书·武帝纪》说：“航南大路全部配备精手利器，还有十多万人的军队。”

○火长现在的人称士兵为户长，也叫火长。崔豹《古今注》说：“伍伯，是一伍的首领。五人为伍，五个伍的首领称为伯，所以称伍伯。一说叫户伯。汉代制度：士兵五人一户灶，设置一个伯，所以叫户伯。也叫火伯，因为是一灶的主管。”《通典》说：“五人为列，两列为火，五火为队。”《唐书·兵志》说：“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又说：“十人为人，五火为团。”那么直接称为火罢了。《宋书·卜天与传》说：“年轻时担任队将，十人同火。”《木兰诗》说：“出门看火伴。”柳子厚《段太尉事状》说：“叱喝左右都解下铠甲，散回到火伍中。”或者写作“伙”，是错误的。

○楼罗《唐书·回纥传》说：“加册可汗为登里颉咄密施含俱录英义建功毗伽可汗。‘含俱录’，汉语意思是娄罗，大概是聪明才敏的意思。”《酉阳杂俎》引用梁元帝《风人辞》说：“城头网雀，楼罗人著。”《南史·顾欢论》说：“蹲夷之仪，娄罗之辩。”《北齐书·王听传》说：“曾经有鲜卑人聚在一起说话，崔昂戏问王听说：‘你懂这个吗？’王听回答说：‘楼罗楼罗，实在难以理解。当时唱染干，似乎说道我们这类人。’”《五代史·刘铢传》说：“各位可以说真是楼罗儿了。”《宋史》说：“‘张思钧出身行伍，征伐稍有功劳。身材矮小但精悍，太宗曾经称赞他楼罗；从此人们称他为小楼罗。”

○自衣白衣者，是平民的服饰，然而有以处士而称之者。《风俗通义》说：“舜禹本来以白衣砥砺品行显名，升为天子”；《史记·儒林传》说：“公孙宏凭借《春秋》，以白衣身份成为天子三公”；《後汉书·崔る传》说：“宪谏认为不应该与白衣会面”；《孔融传》说：“与白衣祢衡放荡直言”；《晋书·阎缵传》说：“推荐白衣南安朱冲，可以担任太孙师傅”；《胡奋传》说：“宣帝讨伐辽东，以白衣身份侍从左右”就是这种情况。有以庶人在官而称之者。《汉书·两龚传》说：“闻之白衣”，师古说：“白衣，是给官府奔走服役的贱人，如同现在各衙门的亭长、掌固之类”；苏伯

译玉妻《盘中诗》说：“做官吏的妻子，与丈夫相会很少，出门张望，看见穿白衣的人。以为应当是丈夫，结果却不是。”《续晋阳秋》记载：“陶潜九月九日没有酒，坐在宅边菊丛中。望见穿白衣的人，原来是王弘送酒来。”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君主身边也有穿白衣的人。《南史·幸传》记载：“宋孝武帝选拔了一百八十名穿白衣的近侍。”《魏书·恩幸传》记载：“赵修在东宫任职，担任穿白衣的近侍。”“茹皓担任高祖穿白衣的近侍。”

译唐代李泌，在肃宗时不接受官职，皇帝每次与李泌外出，军人们围着他指指点点说：“穿黄衣的，是圣人。穿白衣的，是隐士。”于是武则天在前朝不禁穿白衣。《清波杂志》说：“在此之前，官宦家族的子弟，没有做官的都穿白衣，现在除非骑马或吊唁慰问，不敢再穿了。”

白衣只是官府中的差役，如果是侍卫则不是这样。《史记·赵世家》：“希望能补黑衣侍卫的空缺，来保卫王宫。”《汉书·谷永传》：“压制那些穿黑衣的官吏。”

《诗经》说：“麻衣洁白如雪，”郑玄说：“麻衣，是深衣，古代没有棉布，凡是布都是用麻做的。《礼记》说‘加工麻丝，用来织成布帛’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深衣也是用白色的。

○“郎郎”是奴仆称呼主人的话。唐张易之、张昌宗受宠，武承嗣、武三思、武懿宗，宗楚客、武晋卿等人，守候在他们的门庭，争着拿着鞭子和缰绳，称呼张易之为“五郎”，张昌宗为“六郎”，郑果对宋憬说：“中丞为什么称呼五郎为‘卿’？”宋憬说：“按官职来说，应当称呼为‘卿’，你不是张卿家的奴仆，有什么‘郎’可叫？”安禄山感激李林甫，称呼他为“十郎”。王繇称呼王鉷为“七郎”；李辅国掌权，宦官不敢称呼他的官职，只称呼“五郎”；程元振，军队中称呼他为“十郎”；陈少游拜见宦官董秀，称呼他为“七郎”就是这样。这个称呼起源于秦汉的郎官。《三国志》：“周瑜到了吴地，当时二十四岁，吴地人都称呼他为周郎。”《江表传》：“孙策年轻，虽然有爵位名号，但士人百姓都称呼他为孙郎。”《世说新语》：“桓石虔小字镇恶，十六七八岁，没有被举荐，但童仆已经称呼他为镇恶郎。”《后周书》：“独孤信年轻时，喜欢修饰自己，服饰与众不同，军中称呼他为独孤郎。”《隋书》：“滕王杨瓒，在周朝时因为是贵公子，又娶了公主，当时人称他为杨三郎。”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说：“当时文武官员都还没有任命，军中称呼太子、秦王为大郎、二郎。”自从唐代以后，童仆称呼主人通称为郎，现在连地位低下的仆役也都这样称呼了。

又查，北朝人儿子称呼父亲也叫做郎。《北史·节义传》：“李宪被汲固抚养长大，到十多岁时，一直称呼汲固夫妇为郎、婆。”

○门主《后汉书·贾逵传》：“都任命逵所选拔的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的郎官。”这是弟子与门生为两种不同的人。欧阳修《孔宙碑阴题名跋》说：“汉代公卿大多亲自教授，聚集门徒常达数百人，那些亲自受业的称为弟子，转相传授的称为门生。现在孔宙碑残缺，姓名籍贯仅能看到的才六十二人，其中称弟子的十人，称门生的四十三人，称故吏的八人，称故民的一人。我认为汉人把受学者称为弟子，那些依附名望权势的称为门生。”《那寿传》：“当时大将军窦宪，凭借外戚的宠信威势倾动天下。窦宪常派门生带着书信去见那寿，有所请托。”《杨彪传》：“中常侍王甫，派门生在京兆地区垄断官物获利七千多万。”窦宪是外戚；王甫是宦官。哪里会有传授学问的门生呢！

《南史》所称的门生，就是现在的门下人。《宋书·徐湛之传》：“门生一千多人，都是三吴富人的儿子，姿容端正美丽，衣服鲜艳华丽。每次出行游玩，街道巷子都挤满了人。下雨泥泞的日子，全都用后车载着他们。”《谢灵运传》：“奴仆众多，义故门生数百人。”《南齐书·刘怀珍传》：“刘怀珍是北州旧姓，门客依附众多。启奏皇上，门生一千人充任宿卫，孝武帝大惊。”这些人所从事的是奔走仆役的工作，《晋书·刘魄传》：“周嵩嫁女儿，门生阻断道路，砍伤两人，建康左尉前往处理变故，又被砍伤”；《南史·齐东昏侯纪》：“丹阳尹王志被逼得紧急，狼狈步行逃跑，只带着两个门生跟随”；《后妃传》：“门生王清与墓工刚开始下插”；《刘〇传》：“去拜访故人，只有一个门生拿着胡床跟在后面”就是这样。他们刚来时，都是出钱买来的，《宋书·颜竣传》：“多借钱买通成为门生，充斥朝廷田野，将近千人”；《梁书·顾协传》：“有个门生刚来侍奉顾协，知道他的廉洁，不敢厚送礼物，只送钱二千，顾协生气杖打他二十下”；《南史·姚察传》：“有个门生送南布一端，花练一匹，姚察厉声把他赶出去”就是这样。所以《南齐书·谢超宗传》说：“自从王永先。”又说：“门生王永先。”称为自从，是因为他们不同于在官之人。而《宋书·顾琛传》：“尚书省有规定，八座以下官员，门生随从各有等级，不得混杂士人。”其冗杂低贱可知了。梁代傅昭不蓄养私门生，大概是用来矫正时人的弊病吧？

守门的人也有称门人的。《春秋·襄公二十九年》：“阍弑吴子余祭。”《公羊传》：“阍是什么？是门人。”《韩非子》

译门人捐水而夷射诛。○府君：府君是汉代对太守的称呼。《三国志》记载：“孙坚袭取荆州刺史王〇。〇见到孙坚，惊恐地说：‘士兵们只求赏赐，孙府君为何也在其中？’”孙策进军豫章，华歆想担任太守，葛中迎接孙策。孙策对华歆说：“府君年高德劭，名望显赫，远近的人都归附您。”

译○官人：南方人称士人为官人。《昌黎集·王适墓志铭》中说：“有一个女儿怜爱他，一定要嫁给官人，不嫁给普通男子。”这说明唐代只有做官的人才能被称为官人。杜甫《逢唐兴刘主簿诗》中写道：“剑外官人冷。”

明代制度规定：郡王府中，从镇国将军以下，称呼只称为官人。

○对人称臣：汉朝初年，人们之间多称臣，这是战国时期的遗留习俗。《史记·高祖纪》记载：“吕公说：‘我年轻时喜欢给人看相。’”张晏注释道：“古人互相交谈，多自称臣，就像现在人互相交谈自称仆一样。”等到天下平定后，称呼便稍有等级差别，而“臣”这个称呼只用于诸侯王，所以韩信经过樊哙时，樊哙小步快走拜送迎候，言语中称臣，说：“大王竟然肯光临臣这里。”到了汉文帝、汉景帝以后，这种风气逐渐衰落。而贾谊在《新书》中有尊崇天子、避嫌嫌疑、不敢称臣的说法。《王子侯表》中记载利侯刘钉，因给淮南王写信称臣而被处死。《功臣侯表》中记载安平侯鄂但，因与淮南王的女儿陵私通，给淮南王写信称“臣尽力”，被处死。平棘侯薛穰，因接受淮南王的贿赂，称臣，因在赦免令之前，被免官。这些事都发生在元狩元年。而《严助传》中，天子命令严助向淮南王传达旨意，一次说“臣助”，再次说“臣助”，史官如实记录，未曾视为罪过，由此可知刘钉等三人所犯的罪是交通诸侯之罪。而从此以后，朝廷大臣对于诸侯王便不再称臣了。当时有自称民的人，《世说新语》记载：“陆太尉对王丞相说：‘您长我短。’”然而王官对于国君，属吏对于府主，仍然称臣。《宋书》记载孝武帝孝建元年十月己未日，大司马江夏王刘义恭等人上奏：“郡县内史及封地内的官长对于他们的封君，既然不是在三公之下罢官，就不再追敬，不应称臣。”皇帝下诏同意。齐、梁以后，王官仍然称臣，而属吏则不再称臣了。

诸侯王有自称臣的，齐哀王给诸侯王写信说：“惠帝派留侯张良立臣为齐王”，就是这样的例子。天子有自称臣的，高祖捧着玉卮起身为太上皇祝寿说：“起初大人常认为臣无赖，不能治理产业”；景帝对窦太后说：“起初南皮章武侯，先帝没有封他为侯，等到臣即位才封他为侯”，也是这样的例子。

○先卿：称呼其臣为卿，那么也可以称呼其臣的父亲为先卿。《宋史·理宗纪》记载：“工部侍郎朱在进对奏论君主学问的要旨，皇上说：‘先卿《中庸》序，讲得非常详细，朕读起来爱不释手，遗憾没有和他同时代。’”这就像《尚书》中说的“先正保衡”，大概是尊礼的言辞。

○先妾：人臣对君主称父亲为先臣，那么也可以称母亲为先妾。《左传》中晏婴辞谢齐景公说：“君主的先臣晏容在这里。”《战国策》中匡章对齐威王说：“臣不是不能改葬先妾。”陈沈炯上表说：“臣的母亲妾刘年八十一岁，臣的叔母妾丘七十五岁。”

○称臣下为父母：“父母”二字是高龄的称呼。汉文帝问冯唐说：“父老，为什么自己来做郎官？”这是称呼他的臣下为父。赵王对赵括的母亲说：“母亲您放下吧，我已经决定了。”这是称呼他的臣下的母亲为母。

○人臣称人君：人臣有称人君的。《汉书》高帝诏书说：“爵位高的人君，是皇上所尊礼的。”颜师古注释说：“爵位高拥有封国邑的人，就自己统治其人，所以说有的人君。”

郡县刚设立时，也有君臣的区别，所以尉缭游说秦王说：“凭借秦国的强大对待诸侯，就像郡县的君臣关系一样。”《水经注》引用黄义仲《十三州记》说：“郡的意思就是君。改公侯的封号而称君，是因为至尊。现在‘郡’字‘君’在左边，‘邑’在右边，君是元首，邑用来承载百姓，所以取名于君称为郡。”

○上下通称：《汉书·霍光传》记载：“〇多次在殿前树上鸣叫。”颜师古注释说：“古代房屋高大，就通称为殿，不仅仅指太子宫中的殿。”《黄霸传》记载：“丞相请求与中二千石、博士一起杂问郡国上计的长吏、守丞，为民兴利除害的人，分为一批，先上殿。”颜师古注释说：“殿，是丞相所坐的房屋。”《董贤传》记载：“为董贤在北阈下建造大宅第，重殿洞开。”《后汉书·蔡茂传》记载：“梦见坐在大殿上。”《三国志·张辽传》记载：“为他建造宅第，又特别为张辽的母亲建造殿。”左思《魏都赋》说：“都护的厅堂，殿居绮窗。”这说明人臣也可以称殿。《鲍宣传》记载：“任豫州牧，巡视辖区乘坐传车，去掉法驾，只驾一匹马。”这说明人臣也可以称法驾。《旧唐书·吴元济传》记载：“下诏任命裴度为彰义军节度使，兼任申光蔡四面行营招抚使，以郾城为行在，蔡州为节度使驻地。”这说明人臣也可以称行在。

汉朝人有将郡守的尊称称为本朝的。《司隶从事郭究碑》说：“本朝察举孝廉，贡品进献帝庭”；《豫州从事尹宙碑》说：“纲纪本朝”，就是这样的例子。

译这也称为郡朝。《后汉书·刘宠传》中说：“山谷中的鄙陋之人，不曾见识过郡朝”，就是这种情况。这也称为府朝，《晋书·刘琨传》中说：“前往府朝，建立市场和监狱”，就是这种情况。也有以县令而称朝的情况。晋代潘岳担任长安令，他在《西征赋》中说：“激励疲惫迟钝之人以临朝”，就是这种情况。

译汉代《丹阳太守郭某碑》中有记载：“君之弟故大尉薨逝，归葬于旧陵。”欧阳修（永叔）对此以人臣称陵为疑，大概只是看到了唐代卢集驳斥武承训建造陵墓的奏章，便认为“陵”这一称谓只施用于至尊之君，不属于王公及以下的人。这自然是南北朝以后的情况罢了。查考《水经注》说：“秦代称天子的坟墓为山，汉代称陵。”又引用《风俗通》说：“王公的坟墓称为陵。”书中记载的子夏陵、老子陵以及各位王公妃嫔的陵墓很多。《后汉书·明帝、章帝纪》记载祭祀东海恭王陵、定陶太后恭王陵、东平宪王陵、沛献王凌。《西京杂记》记载：董仲舒的墓称为下马陵。曹操《祭桥玄文》说：“北望贵土，乃心陵墓。”《三国志注》引陈思王上书说：“陛下既然授予臣百官之上的爵位，处于藩国的重任，房屋称为宫，家室称为陵。”那么人臣称陵，古代多有此例，并不以此为异。吕祖谦（东莱）《大事记》说：“墓称为陵，古代没有贵贱的区别。”《国语》中管仲说：“安定百姓的居所，成就百姓的事务，陵作为终结。”可见凡百姓的墓也可以称为陵。

人臣称卤簿，《石林燕语》说：“卤簿的名称，开始见于蔡邕的《独断》。唐人认为卤，就是橹，是甲盾的别名。凡是兵卫以甲盾居外，作为前导、护卫遮蔽其前后，都登记在簿籍上，所以叫卤簿。”并举出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都有卤簿，作为君臣通用的称呼。

现在的人将皇族称为宗室，考之于古代并不完全如此，凡是同宗的人即互相称为宗室。《左传·昭公六年》：“宋国华亥谗害华合比并驱逐他，左师说：‘你丧失了宗室，对人还有什么用？’”《魏书·胡叟传》：“史与始昌虽然是宗室，性情气质殊异诡异，不相依附。”《北齐书·邢邵传》：“十岁就能写文章，族兄邢峦有识人之明，对子弟说：‘宗室中有这个孩子，不是普通人。’”《张雕传》：“胡人何洪珍贵，深受主上亲近宠爱，与张景仁结为婚姻。张雕因为张景仁是宗室，自己依托于何洪珍。”《后周书·裴侠传》：“撰写九世伯祖贞侯的传记，想让后辈奉行它，宗室中知名的人都交付一份。”《薛端传》：“被东魏行台薛循义逼迫，与宗室及家仆等逃跑免祸。”《杜叔毗传》：“兄长杜君锡及宗室等被曹策杀害。”《徐陵集》中有《在北齐与宗室书》。

《颜氏家训》评论《孙楚王骁骑诔》说：“奄忽登遐。”认为不适宜这样说。然而夏侯湛《昆弟诰》说：“我王母薛妃登遐。”又说：“蔡姬登遐。”那么晋人本来就用过，不以此为嫌。

人臣称谅闇。《晋书·山涛传》：“任命为太常卿，遭遇母亲丧事，回到乡里，诏书说：‘山太常尚居谅闇。’”

人臣称大渐。《列子》：“季梁生病，七天大渐。”齐王俭《褚渊碑》文说：“景命不永，大渐弥留。”任昉《竟陵王子良行状》说：“大渐弥留，话言盈耳。”沈约安陆王缅碑文说：“遣疾弥留，终于大渐。”隋《鹰扬郎将义城子梁洛墓志》说：“大渐之期，春秋六十有一。”唐代王绍宗为其兄玄宗临终口授铭文说：“我六兄同人见疾，大渐惟几。”卢藏《苏许公环神道碑文》说：“大渐之始，遗令遵行。”

《尚书·武成》：“垂拱而天下治。”《礼记·玉藻》：“凡侍奉君主，腰带下垂，脚像踩着鞋带一样，下巴内收，垂拱。”可见垂拱的说法，上下都可以通用。

人臣称万岁。《后汉书·韩棱传》：“窦宪有功回来，尚书以下商议想拜见他，伏地称‘万岁’。韩棱正色说：‘对上交往不谄媚，对下交往不亵渎。礼制没有人臣称万岁的规定。’商议的人都惭愧而停止。”然而考之于《战国策》说：冯驩为孟尝君向百姓讨债，于是烧掉债券，百姓称“万岁”。《马援传》说：马援杀牛斟酒，慰劳犒赏军士，官吏士兵都伏地称“万岁”。《冯鲂传》说：责备贼人延褒等，令各自返回农桑，都称“万岁”。《吴良传》注引《东观纪》：“岁首，郡门下掾王望举杯祝寿，掾史都称万岁。”那么这也是当时人庆幸的通用称呼。而李固出狱，京师市井都称“万岁”，于是被梁冀忌恨，最终因此被杀，也可以看出这是非常之辞了。

卷二十五 重黎《左传》蔡墨回答魏献子说：“少昊氏有四个叔父：叫重、叫该、叫修、叫熙，让重做句芒，该做蓐收，修和熙做玄冥。颛顼氏有个儿子叫黎，做祝融。”黎就是“黎”字的异文，可见重、黎是两个人，一个出自少昊，一个出自颛顼。而《史记·楚世家》却说：“帝颛顼高阳，是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高阳生称，称生卷”

译“章，卷章生重黎。”《太史公自序则说：“重黎氏世代掌管天地秩序，在周朝时，程伯、休甫就是他们的后代。”《晋书·宣帝纪》记载：“他的祖先出自帝高阳的儿子重黎，担任夏官祝融。”《宋书》记载晋尚书令卫〇、尚书左仆射山涛、右仆射魏舒、尚尚书刘〇、司空张华等人上奏，于是说：“大晋的德行始于重黎，他确实辅佐颛顼，到了夏商两代世代掌管天地秩序，在周朝也没有断绝其传承。”这似乎是将重黎视为一个人，不允许一个朝代有两个祖先，这也是前人沿袭下来的错误。

译○ 巫咸是古代的圣人，有时在上位做君主，有时在下位做宰相，他的智慧周遍万物，道德济助天下，本来就不是后人所能推测的，但传说的人却随意拿他的一方面来概括他。黄帝是古代的圣人，而后人却把他当作医师。伯益是古代的贤臣，而世间有“百虫将军”的称号。像他们事迹在经籍中明明记载的，尚且如此，至于尧的臣子名叫羿，而有穷国的君主也叫羿；尧的典乐官名叫夔，而木石之怪也叫夔；商汤居住在亳，而亳戎国也叫亳。如果因为名字相同就怀疑他们，那么道德的作用就会变得微小，荒谬悠远的说法就会兴起。像巫咸这样的人，是可以另当别论的。《尚书·君奭篇》说：“在太戊时，就有像伊陟、臣扈那样的人，通达于上帝。巫咸辅佐王家。在祖乙时，就有像巫贤那样的人。”《尚书序》说：“伊陟辅佐太戊，亳地出现祥瑞，桑树和穀树一起生长在朝廷，伊陟向巫咸称赞，作了《咸乂》四篇。”孔安国传解说：“巫咸，是臣子的名字。”马融说：“巫，是男巫，名叫咸，是殷代的巫。”孔颖达正义说：“《君奭》传解说：‘巫是姓氏。应当把巫当作姓氏，名叫咸。’郑玄说：‘巫咸称为巫官。’按照《君奭》，巫咸的儿子巫贤，父子都做大臣，必定不会世代做巫官，所以孔安国说巫是姓氏是对的。那么巫咸作为商代的贤相就很明白了。《史记》正义说，巫咸和儿子巫贤的家都在苏州常熟县西海隅山上，大概这两个儿子本是吴国人。《越绝书》说：‘虞山，是巫咸出生的地方。’这是不可知的。而后来说天官的人尊崇他，说卜筮的人尊崇他，说巫鬼的人尊崇他。说天官就是《史记·天官书》所说的：‘从前传授天数的，高辛氏之前是重黎，唐尧虞舜时是羲和，夏代是昆吾，殷商是巫咸。’说卜筮就是《吕氏春秋》所说的：‘巫彭作医，巫咸作筮。’说巫鬼就是《庄子》所说的：‘巫咸告诫说：“来！”’《楚辞·离骚》所说的：‘巫咸将在傍晚降临，我怀着椒和糈来迎接他。’《史记·封禅书》所说的：‘巫咸的兴起从此开始。’许慎《说文解字》所说的：‘巫咸最初创立巫术。’又说他死后成为神，就是秦《诅楚文》所说的：‘显赫的大神巫咸。’又有人把巫咸当作黄帝时的人，《归藏》说：‘黄神将要作战，在巫咸那里占卜。’这是。把他当作帝尧时的人，郭璞《巫咸山赋》序说：‘巫咸以高深的术数为帝尧做医生。’这是。把他当作春秋时的人，《庄子》说‘郑国有个神巫名叫季咸’，《列子》说‘神巫季咸，从齐国来到郑国居住。’这是。至于《山海经·海外西经》说：‘巫咸国在女丑北边，右手拿着青蛇，左手拿着赤蛇，在登葆山，众巫从这里上下。’《大荒西经》说大荒之中有座山，名叫丰沮玉门，是日月出入的地方，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师、巫抵、巫谢、巫罗十个巫，从这里升降，各种药物都在这里。’《淮南子·地形训》说：‘轩辕丘在西方，巫咸在它的北方。’那就更加荒诞不可查考，可知古代贤人的名字，被后人假托的很多。

○ 河伯《竹书纪年》说：“帝芬十六年，洛水伯用与河伯冯夷争斗。”“帝泄十六年，殷侯微，率领河伯的军队讨伐有易，杀了他们的君主绵臣。”这是河伯指居住在河上而被称为伯的人，就像文王被称为西伯一样。而冯夷，是他的名字。《楚辞·九歌》把河伯排在东君之后，就把河伯当作神，《天问》说：“为什么后羿射杀河伯而娶洛水女神为妻？”王逸章句把“射”解释为“实”，把“妻”解释为“梦”。他解释《远游》：“命令海若，让冯夷起舞。”就说：“冯夷，是水仙人。”这样河伯、冯夷都是水神了。《穆天子传》说：“到了阳纡山，是河伯、无夷居住的地方。”《山海经》说：“极渊，深三百仞，只有冰夷常居在那里。冰夷人面，乘着两条龙。”郭璞注说：“冰夷，就是冯夷，也就是河伯。”《庄子》说：“冯夷得到道，在大川中遨游。”司马彪注引《清泠传》说：“冯夷，是华阴潼乡堤首里人，服用八石，得道成为水仙，就是河伯。”这是冯夷死后成为神，这种说法很奇怪。《龙鱼河图》说：“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叫夷。”把冯夷当作河伯的妻子，更奇怪。《楚辞·九歌》有河伯而冯夷属于海若之下，也好像把他们当作两个人。大概所传的各不相同。而说河神有夫人的，也是秦人用君主妻子祭祀河神，邺地巫师为河伯娶媳妇之类的事情。《淮南子》说：“冯夷、大丙的驾驭”注说：“二人是古代得道能驾驭阴阳的人。”

《魏书》说高句丽先祖朱蒙，朱蒙的母亲是河伯的女儿，是夫馀王的妻子，朱蒙自称是河伯的外孙。那么河伯又有女儿、有外孙了。

《真诰》记载：“有一个人，天天到河边，拜祭河水。这样十年，河侯、河伯就和他相见，

译我赠送十双白璧，传授他在水中行走而不溺水的方法。”注解说：“河侯，即河伯，所以应当是两位神灵吧？”○湘君《楚辞》中的湘君、湘夫人，也是指湘水的神灵，有后也有夫人。起初人们说这是舜的二妃。《妃》篇说：“舜葬在苍梧的原野，大概三位妃子没有跟随他。”《山海经》说：“洞庭山，帝尧的两个女儿居住在那里。”郭璞注解说：“是帝尧的两个女儿，而在江中成为神灵。”也就是《列仙传》中的江妃二女，《九歌》中所谓称帝子的湘夫人就是她们。而《河图玉版》说：“湘夫人，是帝尧的女儿。秦始皇泛舟长江到达湘山，遇到大风，于是询问博士：‘湘君是什么神？’博士说：‘听说她是尧的两个女儿，舜的妃子，死后葬在这里。’”《列女传》说：“二妃死在江湘之间，俗称为湘君。”郑司农也把舜妃当作湘君。解说的人都认为舜在巡视四方时去世，二妃跟随他，一起溺死在湘江，于是被称为湘夫人。考察《九歌》，湘君、湘夫人本来就是两位神灵，江湘有夫人，就像河滩有虑妃一样。这些神灵，与天地并存，怎么能说是尧的女儿呢？况且既然说是尧的女儿，怎么又能统称为湘君呢？怎么考证呢？《礼记》说：“舜葬在苍梧，二妃没有跟随。”明确说明二妃活着时不跟随出征，死后也不跟随安葬。而且传文说：“活着时为上公，死后为贵神。”《礼》说：“五岳比作三公，四渎比作诸侯。”现在湘川比不上四渎，不在命祀的等级之中，而二女是帝尧的后代，配享神灵，没有理由再降格到小水成为夫人。推究其产生谬误的原因，是因为都以帝女为名，名实混淆，没有人纠正其错误，习非胜是，自古至今都不醒悟，可悲啊！这个辨析非常正确。又考察《远游》的文字，上面说：“二女驾驭《九招》之歌。”下面说：“湘灵鼓瑟。”这样看来，二女与湘灵本来分明是两位，即使是屈原的作品，也可以证明她们不是舜妃了。后来的文人附会这种说法，用来作为谐谑讽刺的材料，他们亵渎神灵而轻慢圣人，不也太严重了吗！

译大禹死于会稽，所以山上有禹庙，而《水经注》说庙里有圣姑。《礼乐纬》说：“大禹治水完毕，上天赐下神女圣姑。”大舜的湘妃就像大禹的圣姑一样。

人们喜好谈论美色真是到了极点。太白是星宿，却有妻子甘氏。《星经》说：“太白上公，妻子叫女〇前。女〇前住在南斗星，吃厉鬼，天下祭祀她，称为明星。”河伯是水神，却有妻子。《龙鱼河图》说：“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常仪是古代观测月亮的官，而《淮南子》却把她当作后羿的妻子，偷了仙药奔月，名叫嫦娥。霜露是自然形成的，雪水凝结而成，而《淮南子》却说：“青女出现，降下霜雪。”巫山神女是宋玉寓言中的人物，而《水经注》却把她当作天帝的小女儿，名叫瑶姬。洛水宓妃是陈思王寄托情思的对象，而如淳却把她当作伏羲氏的女儿。山启母是《天问》中的杂说，后人附会出少姨，作为启母的妹妹，而武则天甚至封她为玉京太后金阙夫人。青溪小姑是蒋子文的第三个妹妹，这见于杨炯的碑文。《庙碑》说：“蒋侯的三妹，青溪的踪迹可以追寻。”并州妒女是介子推的妹妹，这见于李〇的诗。小孤山讹传为小姑，杜拾遗讹传为十姨，这些都是湘君夫人一类的传说。而《九歌》的篇章，《远游》的赋作，更是后世迷惑男女、扰乱神人的源头。有人说：《易经》以坤卦代表妇道，而《汉书》有温神的记载，张晏说：“媪是老年妇女的称呼。坤代表凡间，所以称媪。”于是山川的主宰必定用女性来象征，这并不能弘扬国家典章、昭示百姓敬畏啊。金元好问《承天镇悬泉诗注》说：“平定地方的风俗，传说介子推被烧死，他的妹妹介山氏以兄长要挟君主为耻，堆积柴草自焚，号称妒女祠。”她的碑文是大历年间判官李〇撰写的，辞旨非常荒谬，甚至有“百日积薪，一日烧之”的话。乡社至今在百五日堆积柴草焚烧，称为祭妒女。他的诗中有：“神词水之符，仪卫盛官府。颇为怪词前碑，稽考失莽卤。吾闻禹格台骀，宣汾洮，障大泽。自是生有自来归有所。假而自经沟渎，便可尸祝之，把持典章纷纷究竟取什么？子肯鼓浪怒未泄，精卫衔木心独苦。楚臣百问天不答，肯以诞幻虚荒惊聋瞽？自从宇宙有此水，这水绵绵流万古。人们说主宰者是介山氏，且说没有介山之前又是谁主宰？山深地古，自然有神物，不假借灵真谁敢轻侮？稗官小说出自闾巷，社鼓村箫奔走翁妪。当时大历十才子，争相派遣李〇〇写陋语。”这是千古正论。杜氏《通典》：“汾阴后土祠，塑有妇人素像，武则天时期，移河西梁山神素像到洞中配享，开元十一年，有关部门将梁山神像迁到祠外的别室。”把山川之神人为地配对，这种渎乱不经的做法尤其严重。

泰山顶的碧霞元君，是宋真宗所封，世人多以为她是泰山的女儿，后来的文人知道这种说法不合常理，便编造黄帝派遣玉女的故事来附会；不知道当时之所以褒封，本来真以为她是泰山的女儿。现在考证封号虽然始于宋代，但泰山有女儿的说法在晋代就已经有了。张华《博物志》：“周文王任命太公望为灌坛令，一年，风不吹动树枝。文王梦见有一个妇人在路上哭，问其原因，说：‘我是东海泰山神女，嫁给了西海丈夫。想回东方，灌坛令挡了我的路。太公有德行，我不敢以暴风疾雨经过。’文王梦醒，第二天，召见太公。三天三夜，果然有疾风骤雨从西边来，文王于是拜太公为大司马。”这是一件事。干宝《搜神记》：“后汉胡母班曾到泰山侧，被泰山府君召见，让他给女婿河伯送信。说：‘到河中间，敲船呼喊青衣，自然会有取信的人。’果然送达，又替河伯给府君回信。”这是第二件事。《列异传》记载蔡支的事，又把天帝当作泰山神的外孙。自汉代以来，不明天神、地祇、人鬼的区别，一律用人道来侍奉。于是封岳神为王，就建寝殿，为王夫人，有夫人就有女儿，女儿有女婿，又有外孙了。唐宋时期，只要说灵验，就加封号，不像现在的君子一定要寻求具体的人来证实。

又考证泰山不仅有女儿，还有儿子。《魏书·段承根传》：“父亲段晖，率领侍奉欧阳汤。有一个童子与段晖志趣相投，两年后，辞别回去，向段晖请求马匹，段晖戏弄做木马给他。童子很高兴，谢段晖说：‘我是泰山府君的儿子，奉命游学。现在将回去，受到厚赠，无以报答恩德，你以后到常伯封侯。’说完，骑马腾空而去。”《集异记》说：“贞元初年，李纳病重，派遣押衙王〇到岱岳祈祷，远远看见山上有四五个人，穿着碧色汗衫半臂。路人制止王〇下车，说这是三郎子、”

译七郎于也。“《文献通考》记载：”援引唐长兴三年的诏令，封泰山三郎为威雄将军。宋大中祥符元年的十月，封禅礼成，皇帝亲临泰山，加封七郎为炳灵公。“既然封他的儿子为将军、为公，那么封他的女儿为君，不过是当时一时的举措罢了。

译又考证《管子》回答齐桓公说：“东海的子女像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而房玄龄的注则认为这是海神的女儿。又元代刘遵鲁《漠岛记》说：“庙中的神妃，相传是东海广德王的第七个女儿。”既然海中有女儿，那么山中也有女儿，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共和《史记·周本纪》：“周厉王出逃到彘地，厉王的太子静藏在召公家里。周公、召公两位宰相共同执政，称为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在彘地，两位宰相于是共同拥立太子静为王。”认为两位宰相是共和，这是不对的。《汲冢纪年》说：“厉王十二年出逃到彘地。十三年，共伯和代理天子的事务，称为共和。二十六年，厉王死在彘地。周定公、召穆公拥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回到自己的封国。”这就是《左传》中“王于朝”所说的“诸侯放弃自己的职位，来干预王政”的情况，但其中说共伯和回到封国的话并不符合事实。古代没有太子继承王位的情况，朝见、诉讼等事务必须有所归属。《吕氏春秋》说：“共伯和修养自己的德行，喜好贤良仁义。周厉王发生祸乱，天子之位空缺，天下人都来请求他（主持政务）。”按照这个说法，天下人朝拜的是共伯和，而不是共伯和到周朝去代理天子的事务。共伯和不以拥有天下为心，而周公、召公也没有曾经把周朝的社稷托付给他人，所以周朝人没有改朝换代的嫌疑，共伯和没有僭越称王的议论。《庄子》说：“许由在颖阳自得其乐，而共伯和在共地得以善终。”大概他是秉持道义直到终老，掌握了保全精神、修养性命的方术吧。《左传》：“郑国的大叔出逃到共地。”注解说：“共国，就是现在汲郡的共县。”《史记·春申君传》：“打通韩国上党到共地的道路，宁可让道路从安成出入并征收赋税。”《田敬仲完世家》：“齐王建投降秦国，秦国把他迁到共地，饿死。齐国人歌唱道：‘是松树呢还是柏树呢，让王建在共地死去的客人呢！’”《汉书·功臣表》中有共庄侯卢罢师。《唐书·地理志》：“卫州共城县。武德元年，设置共州。”就是现在卫辉府的辉县。现在辉县有共姜台，这是后人的附会。

○介子推介子推的事迹见于《左传》，说：“晋文公寻找他，没有找到，就把绵上作为他的田产。说：‘用来记下我的过错，并且表彰好人。’”《吕氏春秋》说：“背着锅和伞，终身不见（晋文公）。”这两本书距离当时不远，得到了事实真相，然而介子推也没有活多久就死了，所以用田产来供养他的儿子罢了。《史记》的说法稍有不同，也不过是说：“派人去召见他，他就逃走了。听说他在绵上山中，于是环绕绵上山封给他作为介子推的田产，称为介山”而已。站立在枯树上的说法始于屈原，被烧死的说法始于《庄子》。《楚辞·九章·惜往日》：“介子推忠诚而站立在枯树上啊，晋文公醒悟后去追寻。封介山并禁止烟火啊，报答大德的优游。思念久远的故人亲身啊，因此穿着丧服哭祭他。”《庄子》说：“介子推非常忠诚，自己割下大腿肉给晋文公吃。晋文公后来违背了诺言，介子推愤怒离去，抱着树木被烧死。”于是奇异的行为彰显而廉洁清静的心志埋没了。现在应当以《左传》为依据，割股肉、烧山而死，在情理上是不存在的，都不可信。魏武帝命令说：“听说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在冬至后一百零五天，都断绝烟火吃冷食，说是为了介子推。况且北方寒冷之地，老人小孩体弱，将有难以忍受的祸患。命令到达后，人们不得吃冷食。如果违犯，家长判半年刑，主管官吏判百日刑，县令县长扣除一个月俸禄。”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日，下诏介山所在的县允许吃冷食，其余地方禁止。

《册府元龟》：“龙星，是木的精灵。春天出现在东方，心宿是火最旺盛的时候，所以禁止烟火。俗传介子推在这天被烧死，所以禁止烟火。”

《路史》燧人改火论说：“顺应天意的人生存，违背天意的人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从前燧人氏兴起，观察天象，察看辰星和心宿而取火，制作钻木取火的方法，区别五种木材来改火，难道只是为了惠及百姓吗，是为了顺应天意。我曾经考证过，心宿，是天上的大火，而辰、戌是火的两个墓穴。所以在季春心宿黄昏时出现在辰位而取火，季秋心宿黄昏时出现在戌位而收藏火。卯位是心宿的明堂，到了这里火就大大旺盛。所以在仲春禁止烟火，是警戒它的旺盛。《周礼》，每年仲春命令司烜氏，用木铎在国都内修明火禁，因为季春将要取火；而司爟掌管执行火的政令，四季变换国都的火来救治时疾。季春取火，季秋收藏火，百姓都顺从。这时施行火令，凡是国都失火，野外焚烧杂草，就随之用刑罚。这样，所以天地顺遂而四季形成，气候不失常，国家没有灾病，百姓安宁。郑国在三月铸造刑书，而士文伯认为必定有灾难，六月郑国发生火灾，大概是因为火还没有取出就使用火，难免灾祸。现在所谓的寒食一百零五天，熟食断绝烟火，称为龙忌，大概源于此。而周举的书，魏武帝的命令，以及《汝南先贤传》、《邺中记》等，都认为这是为了介子推，说介子推在三月三日被烧死，后世因此禁止烟火。唉！多么荒谬啊！这难道不同于说伍子胥溺死，而海神为他早晚涨潮吗？我看《左传》、

译司马迁的《史记》，曾经记载过介子推被烧死的事情吗？况且清明、寒食节最初并没有固定的日期，而《琴操》所记载的介子推死日却是五月五日，并非三月三日。火，是神物，它的功用也非常大。从前隋朝的上官仪，曾经因为先王有钻木取火、更换新火的义理，于是上表请求变更用火，说：“古代周朝官员四季更换新火，以救治时行的疾病，如果明火不更换，那么时疾必定兴起。圣人制定法度，难道是徒然的吗？在晋朝时，有人把洛阳的火种渡过长江，世代世代地供奉它，相续不灭，火的颜色变成了青色。从前师旷吃饭，说是用劳累的柴火烧煮的，晋平公派人查看，果然如此。现在温酒烤肉，使用石炭火、木炭火、竹火、草火麻黄火，气味各自不同。由此推论，新火和旧火按理应该有差异。恳请陛下远遵先圣，在五个时节选取五种木材来更换新火。所用的功夫很少，救治的利益却很大。”人们厌恶陈旧，柴草厌恶劳累。晋代荀勖进献饭食，也知道柴草劳累的问题。而隋文帝所见的江宁寺晋代长明灯，也是青色而不发热。传记中有用巴豆木人烧煮的，于是导致腹泻。而粪臭的草，用来炊煮的往往导致味道恶劣，那么火如果不更换，不生病的人是很少的了。李泌因此更加知道圣人之所以更换新火、修整火种、端正四季五次变更的原因，难道是故意制造繁琐的条文危害风俗，能够停止却不肯停止吗？《传》不说过吗：“违背天道必定有大灾祸”，汉武帝还设置别火令丞，掌管钻燧取火的事务，后世竟然废弃它了吗？当石勒居住在邺城时，于是禁止寒食，而建德殿震动，以及端门、襄国西门；冰雹从西河介山升起，大如鸡蛋，平地积冰三尺，屋檐下积冰一丈多，人和禽兽死亡数以万计，千里之内草木摧折，秋季庄稼荡然无存。五行的变化如此，而不知情的人也认为是介子推的力量造成的。虽然如此，魏晋的风俗，特别重视的是，辰星为商星，实际上祭祀大火，而汾晋地区属于参宿分野。参星和辰星错行，不相和睦所致。○杞梁妻《春秋左传》记载：齐侯袭击莒国，杞梁死在那里。“齐侯回国，在郊外遇到杞梁的妻子，派人去吊唁，她推辞说：‘殖如果有罪，怎么敢劳烦您下命；如果免于罪过，还有先人留下的破旧房屋在，下妾不能在郊外接受吊唁。’齐侯到他的家里去吊唁。”《左传》的文字不过如此而已，《檀弓》却说：“他的妻子在路边迎接他的灵柩，哭得非常悲哀。”《孟子》却说：“华周、杞梁的妻子，善于哭她们的丈夫而改变了国家的习俗。”说哭的事情开始于这两本书。《说苑》却说：“杞梁、华舟一起搏斗，杀死二十七人而死，他的妻子听说后哭泣，城墙因此〇也，而角落因此崩塌。”《列女传》却说：“杞梁的妻子没有儿子。内外都没有五服以内的亲属。既然没有归宿，于是枕着她丈夫的尸体在城下哭泣，路过的行人没有不为她流泪的。十天之后城墙因此崩塌。”说崩塌城墙的事情开始于这两本书。而《列女传》上文也记载了《左传》的话，既然有先人留下的破旧房屋，怎么会枕着尸体在城下？况且庄公既然能派人去吊唁，怎么会让尸体暴露在沟渠中？崩塌城墙的说法不足以相信。而且崩塌的是城墙，并没有说是长城。长城修筑于齐威王之时，距离庄公一百多年，而齐国的长城又不是秦始皇所筑的长城。后人相传却说秦朝修筑长城，有范郎的妻子孟姜送寒衣到城下，听说丈夫死了，一哭而长城因此崩塌，这就又不是杞梁妻的事情了。范郎是什么人呢？如果秦朝另有此事，为什么如此相似？唐代僧人贯休于是依据这个作诗说：“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竟然把杞梁当作秦朝筑城的人，似乎连《左传》、《孟子》都没有读过。古诗：“谁能为此曲？无乃祀梁妻。”崔豹《古今注》：“乐府《杞梁妻》，是杞殖的妻子妹妹朝日所作。殖战死，妻子说：‘上则没有父亲，中则没有丈夫，下则没有儿子，人生的痛苦到了极点！’于是高声长哭，杞都城感动而颓败，于是投水而死。他的妹妹悲伤姐姐的贞操，于是作歌名叫《杞梁妻》。梁，是殖的字。”按照这个说法又说崩塌的是杞都城。春秋时杞成公迁都到缘陵，即现在的昌乐县。文公又迁都到淳于，即现在的安丘县，那时杞地应当已经并入齐国，总之不是秦朝的长城。

译○池鱼 东魏杜弼在檄梁文中说：“楚国丢失了猿猴，灾祸蔓延到林木；城门失火，殃及池中的鱼。”后人常引用这个典故，《清波杂志》说：“不知出处，按意思推测，应当是城门失火，用池水去救火，池水枯竭导致鱼死亡。”《广韵》说：“古代有个叫池仲鱼的人。城门失火，仲鱼被烧死，所以谚语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据此来看，池鱼是人的姓名。查考《淮南子》说：“楚王丢失了他的猿猴，林木因此被毁坏；宋君丢失了他的宝珠，池中的鱼因此被捞杀。所以沼泽失火，树林也会担忧。”那么失火与池鱼本是两件事，后人误将它们合为一事罢了。

考池鱼的典故本源于《吕氏春秋·必己篇》说：“宋桓司马有宝珠，因抵罪逃亡。君王派人暗中探问宝珠在哪里，回答说：‘投到池中了。’于是排干池水寻找宝珠，没有找到，鱼却死了。”这是说祸福相互牵连。这是后人使用池鱼典故的源头。

○庄安 《汉书·五行志》：“严公二十年。”颜师古说：“严公是指庄公，为了避明帝刘庄的讳改为严，凡是《汉书》中记载谥号、姓氏为严的都像这样。”那么严姓原本应当写作“庄”。现在考据《史记》中有庄生、庄贾、庄豹、庄舄、庄忌、庄助、庄青翟庄熊罴、庄参、庄乔、庄芷等，却独有严君疾、严仲子、严安。邓伯羔认为严安本来姓严。然而《汉书·艺文志》说：“主父偃二十八篇，徐乐一篇，庄庄安一篇。”这说明严安原本姓庄，不是姓严。严君平也姓庄，扬雄《法言》中“蜀庄沈冥”就是证明。严尤也姓庄，《后汉书·光武纪》注引桓谭《新论》说：“庄尤字伯石，为了避明帝讳改作严。又改庄周为严周。”《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老子、严周。《叙传》：“推崇老子、严周之术。”将楚国的庄生改为严先生，《古今人表》：“严先生”，颜师古说：“就是杀陶朱公儿子的那个人。”王褒《洞箫赋》：“师襄、严不敢施展他们的技巧。”李善注：“《七略》中有庄春谈论琴艺。”《汉书》中称庄安，是班固没有来得及更改。《史记》中称严安，是后人追改的。《艺文志》：“常侍郎庄忽奇的赋十一篇，严助的赋三十五篇。”颜师古说：“上面说庄忽奇，下面说严助，史书文辞驳杂不统一。”

○李广射石 现在永平府卢龙县南有李广射虎的石碑。李广担任右北平太守，而这个地方是辽西郡的肥如县，其错误不辨自明。《水经注》说右北平西北一百三十里有无终城，也不对。考据右北平郡，西汉治所在平刚，东汉治所在土垠。郦道元所引魏氏《土地记》说：“蓟城东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这是东汉治所土垠，而平刚则在卢龙塞东北三四百里，是汉武帝时的郡治，李广所守卫的地方，即现在的塞外，显然不在土垠。又考据《西京杂记》叙述此事则说：“在冥山的南面打猎。”《庄子》说：“向南行走的人到了郢都，面向北却看不见冥山。”司马彪注：“冥山，是北海的山名。”这说明李广出猎是在冥山，而不是靠近郡治的山。《新序》说：“楚熊渠夜间行走，看见一块卧着的石头，以为是伏虎，拉弓射它，箭没入石中饮羽。下来看，知道是石头。再退后射它，箭折断没有痕迹。”《韩诗外传》、张华《博物志也相同。那么射石的是熊渠，而不是李广。即使两件事偶然相同，而太史公所述本无此地，现在非要指着一块石头来对应，不是太糊涂了吗？

《后周书·李远传》：“曾经在校猎时，在莎栅看见丛草中的石头。以为是伏兔，射它，箭镞入石一寸多。走近看，原来是石头。太祖听说后认为奇异，赐书说：‘过去李将军亲身有过这样的事，您现在又如此，可谓世代继承美德，即使是熊渠的名声也不能独占其美。’李广、熊渠两件事并用。

○大小山 王逸《楚辞章句》说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揽天下贤才之士，著作篇章，分类创作辞赋，按类别相从，所以有的称小山，有的称大山，其意义如同《诗经》有“小雅”、“大雅”一样。

梁昭明太子《十二月启》却说：“桂花在小山上绽放，梨树在大谷中翻叶。”庾肩吾诗：“梨红大谷晚，桂花白小山秋。”庾信《枯树赋》：“小山则丛桂留住人，扶风则长松系住马。”这是把山当作山谷的山，失其本意了。

《梁书》：“何胤的两个哥哥何求、何点都隐居。何求先去世，至此何胤又隐居。世人称何点为大山，何胤为小山。”

○丁外人 丁外人不是名字，意思是盖主的外夫。就像说齐悼惠王刘肥，是高帝外妇的儿子。服虔说：“外人，是君主所宠幸的人。”然而《王子侯表》中有山原孝侯外人，是齐孝王的五世孙。乘丘侯外人，是中山靖王的曾孙。那么这是姓刘，而名外人。

译不知道它所依据的意义是什么。

译○毛延寿《西京杂记》说：“汉元帝后宫妃嫔众多，皇帝不能常见到她们，于是让画工绘制画像，依据画像召幸。众宫人都贿赂画工，多的达十万钱，少的也不少于五万钱。只有王昭君不肯行贿，于是便不得见皇帝。匈奴来朝见，请求挑选美女作为阏氏。于是皇帝依据画像，让昭君前往。等到昭君离去时，皇帝召见她，发现她的容貌是后宫第一，善于应对，举止闲雅端庄。皇帝后悔了，但名册已经确定，皇帝重视对外的信用，所以不再更换人选。于是彻底查办此事，画工都被处死在闹市，抄没的家产都达巨万。画工中有杜陵的毛延寿，画人物，无论美丑老少都能画得逼真；安陵的陈敞、新丰的刘白、龚宽，都擅长画牛马飞禽等众多种类的形态，但在人物美丑的刻画上不如毛延寿。下杜的阳望也擅长绘画，尤其擅长敷色。樊育也擅长敷色。他们同日被处死。京城的画工从此渐渐稀少。”根据这些记载，画工绘制后宫妃嫔的画像乃是平日之事，而非匈奴求美人时才进行。况且毛延寿只是众多画工中的一人，他获罪是因为收受贿赂，而不仅仅因为王昭君一事。往来诗人说匈奴求美人，才让画工绘制画像，并且只指责毛延寿一人，而且隐瞒了他收受贿赂的事实，这是错误的。

○名字因共事而隐晦《吕氏春秋》说：“秦穆公兴兵偷袭郑国，经过周地而向东。郑国商人弦高、奚施将要在周地做西市的买卖，急忙派奚施回去报告，于是假托郑伯的命令，用十二头牛慰劳秦军。”这说明奚施是弦高的朋友，但《左氏传》没有记载。《淮南子》说荆轲西去刺杀秦王，高渐离、宋意在易水之上击筑唱歌。宋玉的《笛赋》也将荆轲、宋意并称。这说明宋意是高渐离的同伴，但《战国策》、《史记》没有记载。

《战国策》：东孟之会，聂政与阳坚刺杀相兼君。注解说：“坚，是政的副手，如同秦武阳。”按聂政告诉严仲子说：“那种形势不可以人多。”未必有副手。

《淮南子》注：“秦始皇二十六年，刚兼并天下，在临桃出现巨人，身高五丈，足迹六尺。仿照他的形体，铸造金人来象征他，翁仲、君何就是这些人。”现在的人只说翁仲，不说君何。

○名字因共事而彰显《孟子》：“禹、稷处在太平盛世，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考证《尚书》说：“启呱呱哭泣，我不把他当儿子。”这是禹的事迹，而稷也因此而获得名声。“华周、杞梁的妻子，善于哭夫而改变了国家的风俗。”考证《列女传》说：“在城下哭了七天，城墙因此崩塌。”这是杞梁妻的事迹，而华周妻也因此而获得名声。

○人因相似而误认《墨子》：“文王从罗网中提拔闳夭、泰颠，把政事交给他们，于是西土归服。”在传记中没有这件事，一定是太公望的误写。《吕氏春秋》：“箕子在商朝困窘，范蠡流亡于江。”范蠡未曾流亡于江，一定是伍子胥的误写。《史记》：“孙叔敖三次得到相位而不喜，三次失去相位而不悔。”孙叔敖未曾听说失去相位，一定是令尹子文的误写。《淮南子》：“吴起、张仪被车裂肢解。”张仪未曾被车裂，一定是苏秦的误写。《易林》：“贞良得愿，微子解除囚禁。”微子未曾被囚禁，一定是箕子的误写。晋代潘岳《大宰鲁武公诔》：“秦国失去了蹇叔，舂米的人不再互相配合。”蹇叔的逃亡不见于史书，一定是百里奚的误写。后魏穆子容《大公吕望碑》文：“魏国向东囊括褐石，向西跨越流沙，向南到达班超的柱子，向北穷尽窦宪的志向。”班超未曾南征，一定是马援的误写。后周庾信《拟咏怀诗》：“麟困于季氏的园囿，虎震动周王的圈栏。”季氏未曾获得麒麟，一定是叔孙氏的误写。

《晋书·夏统传》：“子路见到夏南，愤恨聪慧而慷慨激昂。”子路未曾见过夏南，大概是卫南子的误写。

○传记不考证时代张衡说：《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输班与墨翟的事迹，见于战国时期，而非春秋时期。又说另外有益州，益州的设置在于汉代，以此证明图谶是后人伪作。现在考察传记中像这样的文字很多。《管子》称三晋的君主，那时还没有三晋。《轻重篇》称鲁、梁、秦、四国，那时还没有梁、赵。称代王，那时还没有代王。《国语》：“勾践称霸，陈、蔡的君主，都入朝”，那时只有蔡没有陈。《说苑》：“勾践聘问魏国”，那时还没有魏国。又说孔子见梁君，孟简子做梁国的相，那时还没有梁国，鲁国也没有孟简子。又说韩武子外出打猎，栾怀子制止他，韩氏没有武子。又说楚庄王以椒举为上客，椒举侍奉的是楚灵王，不是楚庄王。《吕氏春秋》：“晋文公有咎犯、随会做老师。”随会不与晋文公、咎犯同时。“赵襄子攻打翟国，一天之内攻下两座城，却有忧色，孔子认为他贤德。”赵襄子做晋国卿大夫时，孔子已经去世。“颜阖见鲁庄公”，颜阖是鲁穆公时的人，距离鲁庄公十一世。《史记·孔子世家》：“派随从做宁武子的臣子在卫国”，孔子时宁氏已经灭亡。《扁鹊传

译《史记》说：“虢君在中阙接见扁鹊”，但那时虢国灭亡已经很久了。《龟策传》说：“宋元王”，但宋国没有元公，也就没有元王。《庄子》说：“见鲁哀公”，但书中却出现了魏惠王、赵文王，而鲁哀公与赵文王相隔一百七十年。《韩非子》说：“扁鹊见蔡桓侯”，桓侯与鲁桓王同时代，两者相差将近两百年。《越绝书》说：“晋郑王”，但晋、郑两国从未称王。又说“孔子捧着雅琴去见越王”，越国灭吴时，孔子已经去世。《列子》说：“晏平仲向管夷吾请教养生之道”，《盐铁论》说“季桓子执政，柳下惠忽然隐退”；又说“臧文仲治理鲁国，战胜了盗贼却自我夸耀，子贡批评他”，晏平仲与管夷吾、季桓子与柳下惠、子贡与臧文仲各自相隔一百多年。《韩诗外传》说：“孟尝君向闵子请教学问”，闵子与孟尝君相隔将近两百年，冉有对鲁哀公说：“姚贾是看门人的儿子。”姚贾是秦始皇时代的人，两者相隔二百多年。

译卷二十六○史记通鉴兵事

秦楚之际，军队出入的路线，曲折多变，只有太史公叙述得如同指掌般清晰。因为山川郡国难以让人明白，所以他说东说西说南说北，一句话之下，形势就清楚了。以关塞江河作为一方的界限，所以对于项羽，就说“梁于是率领八千人渡江向西”，说“项羽于是率领全部军队渡河”，说“项羽率领诸侯军队三十多万，行进攻占土地到达河南”，说“项羽渡过淮河”，说“项羽于是向东撤退想要渡过乌江”；对于高帝就说：“出成皋玉门向北渡河”，说“率领军队渡河，再次攻取成皋”。大概自古以来史书记载军事地形的详尽，没有超过这个的。太史公心中本来就有天下的形势，不是后代书生所能企及的。

司马温公《通鉴》继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载兵法非常详细，凡是亡国之臣、盗贼的助手，如果有一计谋也全部记录。朱子《纲目》大半删去，似乎没有理解温公的意思。

○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

古人作史，有不等待论断，而在叙述事情之中就见到其旨意的，只有太史公能做到。《平准书》没有记载卜式的话，《王翦传》没有记载客的话，《荆轲传》没有记载鲁句践的话，《晁错传》没有记载邓公与景帝的话，《武安侯田〇传》没有记载武帝的话，都是史家在叙述事情中寄托论断的方法，后人知道这个方法的人很少了，只有班孟坚偶尔有，如《霍光传》记载任宣与霍禹的话，见到霍光多作威福；《黄霸传》记载张敞奏章见到祥瑞，大多不真实，全传都是褒扬，唯独这里寄托贬义，可以说得到太史公的方法了。

○史记

《史记·秦始皇本纪》末尾说：“宣公初志润月。”那么宣公以前都没有闰月，每三十年多一年，与各国的史书都不符合，那么秦所用的是什么正朔呢？

子长作《史记》，在武帝太初年间。《高祖功臣年表》平阳侯下说：“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今侯，是作《史记》时见为侯的人。下面又说：“征和二年，侯宗因太子事死，国除。”这是后人所续写的。卷中记载征和的有两处，记载后元的有一处。《惠景问候者年表》记载征和的有一处，记载后元的有三处。《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记载征和的有两处。《汉兴将相年表》有天汉、太初、征和、后元以至昭、宣、元、成等年号，历书也相同。《楚元王世家》记载地节二年；《齐悼惠王世家》记载建始三年的有两处；《曹相国世家》记载征和二年；《贾谊传》贾嘉到孝昭时列为九卿；《田叔传》《匈奴传》《卫将军传》没有戾太子及巫蛊事；《司马相如赋》赞扬雄，认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都是后人所续写的。

《河渠书》东海引钜定，《汉书·沟恤志》因之，“东海”疑是“北海之误，按《地理志》齐郡县十二个，其中第五个叫矩定，下面说：“马车读水首受钜定，东北到琅槐入海。”又千乘郡博昌下面说：“博水东北到矩定入马车渎。”而《孝武纪》说：“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东莱，临大海。三月，上耕于钜定，回幸泰山，修封。”计算其道里也应当在齐，离东海远矣。

凡世家多本之《左氏传》，其与传不同的，都应当以左氏为正。《齐世家》：“我大公望子久矣。”这是妄为之说，周之大王，齐之大公，吴之大伯，有国之始祖谓之太祖。其义是一样的。

《赵世家》：“赵简子除三年之丧期而已。”这是因《左传》：“降于丧食”的文字而误为之解，本无其事。

敬侯十一年，魏、韩、赵共灭晋分其地，成侯十六年，与韩魏分晋，封晋君以端氏。此文字重复出现。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到齐，以陈氏为田氏，”这也是太史公的错误。《奋秋传》没有称田的，到战国时才开始为田。《仲尼弟子传》：“公孙龙，字石，少孔子五十三岁。”按《汉朽注》：“公孙龙，赵人，为坚白异同之说的，与平原君同时，去夫子近二百年。”大概不对。而且说少孔子五十三岁，那么当田常伐鲁之年仅十三四岁罢了，而说“子张、子石请行”，难道是甘罗、外黄舍人儿之比吗？《商君传》：“以较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这一定是安邑字误，其下文说：“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献给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罢了，安邑，魏都，其王在焉，怎么能围而便降？《秦本纪》：“昭王十一年，魏献安邑。”若已在五十年之前降了，何烦再献？《虞卿传》楼昌、楼缓

译恐怕是同一人，虞卿进言游说也是同一件事。记录者有的认为赵王没有听从，有的认为赵王听从了。司马迁将两种说法都收录进来，而没有察觉到重复罢了。

译燕王遗书给乐间，恐怕就是乐毅的事，而传抄的人误以为是乐毅的儿子。然而将这两件事相比，在乐毅当时，燕惠王听信谗言轻易更换将领，乐毅不得不逃亡，后来他与燕国往来恢复通好，也没有失掉对待故国君主的礼节。如果乐间不过是因为言论不被采纳，就怨恨君主、断绝与君主的关系，即使留下书信也不顾念，这是小人的意气用事罢了。《屈原传》说：“虽然被放逐，屈原仍然眷顾楚国，心中牵挂怀王，不忘想要返回，最终因此看出怀王始终没有醒悟。”这似乎说屈原是在怀王时被放逐的，又说：“令尹子兰听说后，非常愤怒。最终派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诋毁屈原，顷襄王发怒而将他流放。”那么实际上是在顷襄王时期了。放逐这一节应当在这段文字之下，太史公随笔记录，弄错了次序罢了。

随何游说英布，应当记载为九江王，不应当记载为淮南王。英布归顺汉朝之后，才被封为淮南王。大概是采录自各种书籍，其中的称呼并不统一。

《淮阴侯传》开头说范阳辩士蒯通，后面又说齐人蒯通，同一传记中互相矛盾；韩王信游说汉王的话，其实是淮阴侯韩信的话，因为同姓名而弄错了。

《汉书·孝武纪》：“天汉四年秋九月，命令死罪之人缴纳五十万钱赎罪，减死罪一等。”“太始二年九月，招募死罪之人缴纳五十万钱赎罪，减死罪罪一等。”这是同一件事重复出现，而且都是九月。《高帝功臣表》中“十八侯”的位次：第一萧何，第二曹参，第三张敖，第四周勃，第五樊哙，第六郦商，第七奚涓，第八夏侯婴，第九灌婴，第十傅宽，第十一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陈武，第十四王吸，第十五薛欧，第十六周昌，第十七丁复，第十八丁达。当时上报的是战功，而张良、陈平都是居中策划的臣子，所以陈平列在第四十七位，张良列在第六十二位。到了十八侯的赞语中，则是萧何第一，樊哙第二，张良第三，周�第四，曹参第五，陈平第六，张敖第七郦商第八，灌婴第九，夏侯婴第十傅宽第十一，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韩信第十四，陈武第十五，丁达第十六，周昌第十七，王吸第十八，而没有奚涓、薛欧、丁复。这是后人评定议论的结果，不是当时的功劳次序了。况且韩信已经被诛杀，怎么还能在功臣的位次中？由此就可以知道了。

史家的文章多依据原本，有时两处收录而没有察觉其中的差异，有时并存而没有来得及统一。《汉书·王子侯表》中长沙顷王的儿子高，成节侯梁，一卷书中再次出现，一个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个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这是并存而未定，应当删去其中一个，却错误地保留下来了。《地理志》在宋地之下说：“现在的沛、梁、楚、山阳、济阴、东平原及东郡的须昌、寿张，都是宋地分出来的。”在鲁地之下又说：“东平、须昌、寿张都在济东，属于鲁地，不是宋地，应当考证。”这是并存不同的说法以备参考，应当在下面加小注，却错误地连在一起书写了。《楚元王传》中刘德，昭帝时担任宗正丞，参与审理刘泽的诏狱，而在儿子刘向的传记中却说：刘更生父亲刘德，武帝时审理淮南王狱。同一传记中自相矛盾。又他改名为向是在成帝即位之后，而在元帝初年就征召堪、向，想让他们担任谏大夫。这是两处收录而没有对照勘验。《礼乐志》上面说：“孝惠二年，派乐府夏侯宽配备箫管。”下面说：“武帝确定郊祀的礼仪，于是设立乐府。”《武五子传》只说：“在长安白亭东面作为戾后园。”下面说：“后来八年，封戾夫人称为戾后，设置园奉邑。”乐府的名称早在孝惠时期就设立了，戾园的名称预先在八年之前出现，这是两处收录而没有贯通。像刘向、刘歆这样精核的人尚且多有未能举正的地方，难怪后来的读书人更加粗疏了！

《天文志》：“魏地，是觜、参的分野。它的边界从高陵以东，一直到河东、河内，南面有陈留及汝南的召陵、隐疆，新汲、西华、长平，颍川的舞阳、郾、许、鄢陵，河南的开封、中牟、阳武、酸枣、卷县，都是魏地的分野。”按照《左传》子产说：“将实沈迁到大夏，主管参星。”所以参星是晋星的象征，然而它的疆界也应当到黄河为止，如果像志中所列陈留以下的郡县，都在河南，在春秋时自属于陈、郑两国，是角、亢、氐的分野，不应当并入。魏本来都城在安邑，到惠王时才迁到大梁，竟然依据后来的疆土，割裂附会，岂不荒谬吗？《食货志》：“单穆公劝谏景王铸造大钱。”本于《周语》。景王不听，最终铸造了大钱。这是废除轻钱、制造重钱，不利于百姓的事情。班固却接着说：“用来鼓励农业，救济不足，百姓蒙受利益。”失去了它的本意了。

《地理志》丹阳之下说：“楚的先祖熊绎所封，传十八世，文王迁都到郢。”这是错误的。按照《史记·楚世家》：“成王封熊绎于楚国，居住在丹阳。”徐广说：“在南郡枝江县。”《水经注》说：“丹阳城依山跨阜，周长八

译方圆二百八十步。东、北两面全都紧挨着深涧，西面环绕着亭下溪，南面靠着长江，山势险峻峭拔如壁立，确实是天然的坚固屏障。这是楚国熊绎最初受封丹阳时所建都城的地方。”《地理志》认为这是吴地的丹阳，但考虑到吴、楚两地相隔遥远，中间隔着荆山，不可能远在吴国境内，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枚乘传》上文说：“吴王不采纳，枚乘等人离开吴国去了梁国。”下文又说：“枚乘再次劝说吴王。”大概是在吴王起兵的时候，枚乘已经在家闲居，于是又给他写信，否则没有理由再次去劝说。

译《杜周传》记载：“杜周担任执金吾时，追捕桑弘羊、卫皇后亲属子弟，手段严酷刻薄。”查考《百官公卿表》：“天汉三年二月，执金吾杜周升任御史大夫。四年去世。”然而卫太子巫蛊案发生在征和二年，杜周去世时已过了四年。又过了十一年，昭帝元凤元年，御史大夫桑弘阳因燕王刘旦之事被诛杀。史家的错误竟如此之大。

《上尊传》记载：“皇上巡幸雍地，经过虢县。”查考如今凤翔县即古雍城，而虢县在陕西，巡幸雍地怎么会经过虢县？这应当是“经过美阳”的笔误。况且上文本来就说：“从虢县令转任槐里县守。”并兼任美阳县令的事务了。

《王商传》记载：“春申君献上有身孕的妻子，因而生下了楚怀王。”这是错误的，应当是楚幽王。

《外戚传》记载：“将共王的母亲以及丁姬迁回定陶，安葬在共王墓旁。”查考丁姬此前已安葬在定陶，这里“以及丁姬”三个字是衍文。

○《汉书》二志小字《汉书》地理志、艺文志的小字，都是班固（孟坚）的原文。那些“师古曰”、“应劭曰”、“服QN曰”之类的，才是颜师古的注释。近刻的《汉书》不刻注释的版本，误以为这些小字是颜师古的注释而一并删去了。

《续汉书·郡国志》说：“原志书只有郡县名是大字，其山川地名全是小字注释，现在进呈为大字，新的注释加以考证阐发，臣刘昭采集。”这就说明前书的小字是班固的原文，如同《后汉书》的小字注释；那些颜师古等人的注释，如同《后汉书》的新注释。当时流传的版本混作一条，未曾分别罢了。

○《汉书》不如《史记》班固写书，拘泥于固定的体例，而不能变化。比如《史记·淮阴侯列传》末尾记载刺杀蒯通的事，令人读后感慨且有回味。《淮南王列传》中伍被与淮南王问答的话，情态横溢，文辞也工妙，现在全都删去了，而将蒯通、伍被与江充、息夫躬合为一传，蒯通最冤，伍被次之，两篇淮南王的传记寥落不堪读了。

○苟悦《汉纪》苟悦《汉纪》将纪、表、志、传改为编年体，其叙事处索然无味，间或首尾不备，稍有不同之处，都以班书为佳，只有一两条可取。杜陵人陈遂，字长子。皇上微贱时，与他游戏赌博，多次输给陈遂。皇上即位后，陈遂逐渐被进用，直到太原太守。于是赐给陈遂玺书说：“制诏太原太守，官位尊贵俸禄厚重，可以偿还陈遂的赌债了。”妻子君宁当时在旁边，知道内情。陈遂于是上书谢恩说：“这事在元平元年大赦之前。”他受到的恩厚竟如此。《汉书》将“负遂”写成“负进”，又说：“可以偿还赌进债了。”“进”是悼皇考的名字，宣帝不应使用它。《史记·吕不韦列传》：“车乘进用不饶。”苟悦《汉纪》为长。元康三年三月诏书说：“听说象有罪，而舜封他在有庳，骨肉之亲，流放而不诛杀。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汉书作“骨肉之恩，粲而不殊。”文义难以理解，苟悦《汉纪》为长。后来有善于读书的人，仿照裴松之《三国志注》的体例，将这些不同的记载注在班书之下，足以作为史家的一种帮助。

记载王莽的事，从始建国元年，以后则称其二年、其三年直到其十五年，以区别于正统，而完全隐没其天凤、地皇的年号。

○《后汉书》《后汉书·马援传》上文说：“皇帝曾说：伏波将军论兵，与我的意思相合。”下文却说：“交趾女子徵侧及妹妹徵贰反叛，于是下玺书拜马援为伏波将军。”这是采辑诸书，草率成文，而忘记了“伏波”二字没有出处。自范晔以下，史书像这样的很多。《桓谭传》：“当王莽居尊位篡杀之际，天下之士没有不竞相褒称其德美，制作符命以求容媚。桓谭独自坚守，默然无言。”查考《前汉书·翟义传》：“王莽依据《周书》作《大诰》，派遣大夫桓谭等颁布谕告当反位孺子的意思，回来封桓谭为明告里附城。”这是曾经接受王莽封爵，史官为他隐讳罢了。光武帝最终不用桓谭，应当自有说法。

《杨震传》：“河间男子赵腾到宫门上书，指陈得失，皇帝发怒，收捕拷问于诏狱，杨震上疏救援不被采纳，赵腾最终陈尸都市。”这是安帝时的事。而《张皓传》认为“清河赵腾上言灾变，讥刺朝政,收捕赵腾系狱拷问。张皓上疏谏言，皇帝醒悟，减轻赵腾死罪一等。”又认为是顺帝时的事。难道有两个赵腾吗？

桥玄以太尉罢官，到里舍就医，小儿子十岁，独自在门旁游玩，突然有三人持杖劫持他，进入里舍登上楼，向桥玄索要财物。他家不贫穷可知。却说：“等到去世，家中没有产业，丧事无处停殡。”史传的文字前后矛盾。桥玄在灵帝时，三次担任三公，难道也没有钱吗？

《刘表传》：“与同郡张俭等人一起被讥议，号为‘八顾’”。而《党锢列传》刘表、张俭二人列于“八及”。前后不同。

蒯越、韩嵩及东曹掾傅巽等人劝说刘琮投降曹操，那么在刘表去世之后，刘琮已经赦免韩嵩并释放他了。

译下文说：“曹操到达州郡，于是释放了蔡嵩的囚禁。”这是史家想要将美名归于曹操，而不顾上下文相互矛盾。《蔡邕传》说蔡邕逃亡江湖，长达十二年。中平六年，汉灵帝驾崩，董卓任司空，征召蔡邕，蔡邕称病不去。董卓严令州郡，举荐蔡邕到府署，蔡邕不得已，到任祭酒。而《文苑传》中有议郎蔡邕向大将军何进推荐边让的一封书信。查考中平元年，黄巾起义，任命何进为大将军，正值蔡邕逃亡之时，没有理由能够上奏记推荐人。

译《郡县志》记载：“睢阳本是宋国，有鱼门。”引用《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升陉之战中，邾国人俘获了鲁公的头盔，把它悬挂在鱼门上”作为证据。然而按照杜预的注释：“鱼门是邾国的城门。”并非宋国的城门。○《三国志·蜀书·谯周传》记载：建兴年间，丞相诸葛亮兼任益州牧，任命谯周为劝学从事。但在先主刘备尚未称帝时，就有劝学从事张爽、尹默、谯周等人上奏言事，前后记载不同。查考谯周死于晋泰始六年，享年七十二岁。而昭烈帝刘备即位那年，谯周年仅二十三岁，未必会参与劝进之列，以本传的记载为正确。孙亮太平元年，孙〇杀害滕胤、吕据，当时是魏高贵乡公的甘露元年。《魏书》记载：甘露二年，任命孙壹为侍中、车骑将军，假节交州牧。《吴侯本传》却说：“孙壹投奔魏国，黄初三年去世。”这是错误的。

《陆抗传》记载：“任命为镇军将军，都督西陵，从关羽到白帝。”文意难以理解。查考《甘宁传》说：“跟随鲁肃镇守益阳，抵御关羽。关羽号称有三万人，自己挑选精锐士兵五千人，投宿在县城上游十余里的浅滩处，声称想要夜间渡江。鲁肃拨给甘宁一千士兵，甘宁于是夜间前往，关羽听说后，停留不再渡江，而是扎营结寨，后来就把这个地方称为关羽滩。”据此应当说“从益阳到白帝”。○作史不立表志朱鹤龄说：“太史公《史记》在帝纪之后，就有十表、八书。表用来记载治乱兴亡的大概，书用来记载制度沿革的大端。班固把书改为志，而年表比《史记》更加详细。大概表之所以设立，源于周代的谱牒，与纪传相互出入。凡是列侯、将相、三公九卿，那些功名显著的人已经附在传记中，此外的大臣没有积劳也没有显过，传记不可能全部记载，而他们的姓名、爵位、籍贯、存亡盛衰的踪迹终究不能立刻湮灭，就在表中记载他们。还有那些功罪事实传记中没有完全具备的，也在表中记载，以年为经以月为纬，一目了然。作史的体裁没有比这更重要的。而范晔的《后汉书》缺少了表，使得后来的学者无法考察这两百年用人行政的细节，实在令人叹息。这种风气始于陈寿的《三国志》，而范晔沿袭了他，后来的作者又援引范书为例，年表都被省略。不知道作史如果没有表，那么立传就不能不多；传越多，文字越繁杂，而事迹反而可能遗漏而不提。欧阳修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撰写《新唐书》有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才开始恢复班固、司马迁的旧制。陈寿《三国志》、习凿齿《汉晋》没有志，所以沈约《宋书》的各种志都补上了前代所缺的。姚思廉《梁书》、《陈书》、李百药《北齐书》、令孤德〇《周书》都没有志。他们都是唐初的人，不著志，是因为另有修志的敕令，而于志宁、李淳风、韦安石、李延寿另外修撰《五代史志》，诏令编入《隋书》。古人继承传闻、记述往事的心意，可以说是宏大了。

○史文重出《汉书·王子侯表》：长沙顷王的儿子高成节侯梁，在一卷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侯，一次是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侯。那么王子中多出一个侯了。

《续汉书·郡国志》候城改属玄菟郡，而辽东郡又出现一个候城。无虑改属辽东属国，而辽東郡又出现一个无虑。必定有一个应当删除，那么天下的郡国中就少了两个城了。

○史文衍字《汉书·吴王濞传》：“吴国有鄣郡铜山。”错误地多了一个“豫”字。《后汉书·光武纪》：“以前密令卓茂为太傅.”错误地多了一个“高”字。《党锢传》：“外黄令毛钦带兵到了门口。”错误地多了一个“外”字。

《后汉书·皇后纪》：“桓思窦皇后父亲讳武。”皇后父亲不应当说讳，“讳”字是衍文。《儒林传》：“设立《五经》博士，各自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经》齐、鲁、韩、毛，《礼记》大小戴，《春秋》严、颜，共十四位博士，太常依次统领他们。”查考这里则是十五位，不是十四位，大概多了一个“毛”字。其下文记载建初年间的诏书，有“《古文尚书》、《毛诗》、〇梁、《左氏春秋》，虽然不设立学官”的话。又下卷说：“赵人毛苌传授诗经，这就是《毛诗》，未能设立。”而《百官志》博士十四人，原本注释说：“《易》四位：施、孟、梁邱、京氏。《尚书》三位：欧阳、大小夏侯氏。《诗经》三位：鲁、齐、韩氏。《礼记》两位：大小戴氏，《春秋》两位：公羊、严、颜氏。”那么这里“毛”字明显是衍文。《灵帝纪》：“光和三年六月，诏令公卿推举能通《尚书》、《毛诗》、左氏、○梁《春秋》的各一人，全部任命为议郎。”《尚书》上面脱漏了“古文”二字。○史家误承旧文史书之中多有沿用旧文而未及修改的。《史记·燕世家》称“今王

译喜”。《魏书·孝静帝纪》中称太原公为“今上”。《旧唐书·唐临传》中“今上”二字出现两次，《徐有功传》、《泽王上金传》中“今上”二字各出现一次，都是指唐玄宗。《韦贯之传》中“上即位”是指唐穆宗。这些都是旧史书中的原文，修史的人疏忽了删改罢了。

译《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八月戊午日，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宜都王刘义真改号为镇西将军。”《文帝纪》：“元嘉十三年九月初一，立第三皇子刘骏为武陵王。”“二十五年八月初一，立第十一皇子刘昶为淮阳王。”《顺帝纪》：“昇明三年正月丁巳日，任命新任给事黄门侍郎萧思话为雍州刺史。三月丙午日，任命中军大将军萧懿为南豫州刺史。”《齐公世子萧思话传的记载》：“派遣司马、建威将军、南汉中太守萧惠开率五百人前进。”《隋书·高祖纪》：“开皇十五年七月乙丑日，晋王杨广进献毛龟。”“十九年二月己亥日，晋王杨广来朝见。”《张〇传》：“晋王杨广担任扬州总管。”《王韶传》：“晋王杨广班师回朝。”《铁勒传》：“晋王杨广北征。”《北史·李弼传》：“诏谕使持节、太尉、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尚书左仆射、陇西行台、少师、陇右郡开国公李弼。”《旧唐书·中宗纪》：“临淄王李隆基举兵诛杀韦氏、武氏。”《睿宗纪》：“临淄王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之子薛崇简等人。”《玄宗纪》：“下诏任命皇太子李亨担任天下兵马元帅。”《郝处俊传》：“周王李显为西朋，”这些都是当时臣子对君主的称呼。

《三国志·魏书·后妃传》注：“甄后说：‘曹丕等跟随夫人。’”这里的“曹丕”是明帝的名字，这是当时史家的笔法。《宋书·武帝纪》：“刘裕龙行虎步。”《后周书·柳庆传》：“宇文护忠诚奋发。”《北史·魏彭城王勰传》：“皇帝对勰说：‘李弼是什么人，竟敢违抗先帝的敕令。’”这些都是连称名讳，史臣不敢直呼其名罢了。然而《宋纪》中也有称“刘裕”的地方，一卷之中往往混杂出现。

《文选》任昉《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表》中称“臣公言”，《为萧扬州荐士表中》称“臣王言”。表文本来应当称名，却改为公、王，这也是臣子对君主的称呼。

○《晋书》《晋书·宣帝纪》，在司马懿作为魏臣的时候，无不称之为“帝”。等到蜀将姜维听说辛毗到来，对诸葛亮说：“辛毗持节而至，贼人不会再出来了。”所谓的贼人，就是司马懿，当时在蜀人眼中自然应当称他为贼。史家杂采诸书，来不及详细考证，一篇之中“帝”、“贼”互相出现。《天文志》：“虚宿二星，是冢宰的官职。主管北方邑居、庙堂、祭祀、祝祷之事，又主管死丧哭泣。”按此处的冢宰应当是“冢人”。又说：“轸宿四星主管冢宰辅臣。”这就是《周官》中的冢宰了。

《艺术传》戴洋说：“从前吴国讨伐关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贺。”按照周瑜死于建安十四年，而吕蒙袭击关羽是在二十四年，周瑜已经死了十年了。

《顾荣传》前面说“友人张翰”，后面又说“吴郡张翰”。《张重华传》前面说“封谢艾为福禄伯”，后面又说“进封福禄县伯”。《戴若思传》说：“举孝廉入洛”，《周凯传》说：“戴若思举秀才入洛”。《南阳王模传传》说：“广平太守丁邵”，《良吏传说》：“丁绍”。《石勒载记》前面作“段就六眷”，后面作“段疾六眷”，《阳裕传又》作“段眷”。《吕纂载记》前面作“句摩罗耆婆”，后面作“鸠摩罗什”。《慕容熙载记说》：“宏光门”；《冯跋载记作》：“洪光门”，又作“洪观门”。

○《宋书》《宋书·州郡志》：“广陵太守”下说：“永初年间郡国又有舆、肥如、潞、真定，新市五县。”肥如本是辽西的县，其百姓南渡后侨立于广陵。《符瑞志》所说“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日，广陵肥如石梁涧中出土钟九口”，证明广陵有肥如县。然而在“南沛太守”下又说：《起居注》说：“孝武帝大明五年，分广陵为沛郡，治所在肥如县。”当时已经没有肥如县了，应当是肥如故县所在地。《二汉》、《晋太康地志都没有》肥如县，一卷之中自相矛盾错误。况且《二汉》中的肥如自在辽西，怎么能属于广陵，分属沛郡呢？

○《魏书》《魏书·崔浩传》：“崔浩擅长书法，人多托付他抄写《急就章》。从少到老，起初不惮劳苦。所写的数以百计，必定称‘冯代缰’，以示不敢触犯国讳，他的谨慎就是这样。”史家在“冯代缰”下注曰：“疑。”按照《急就篇》有“冯汉缰，魏起漠北”，因为避讳汉强，所以改称代缰，魏初国号曰代因此。“颜师古《急就篇序》说：”避讳改易，逐渐变得杂乱错误。“正是指此。郦道元《水经注以》”广汉“并作”广魏“，就是其例子。

○《梁书》《刘孝绰传》：”众恶之，必监焉，众

译喜好它的人必定要以此为鉴。“梁宣帝名”，因此改用了这个字。这大概是自襄阳以来国史的原文，然而其论述中则直接书写“姚察”。

译书中也有避唐讳的地方，《顾协传》把“虎丘山”写成“武丘山”，《何点传》则写成“兽丘山”。

○《周书·庾信传》记载：《哀江南赋》中有“过漂渚而寄食，托芦中而渡江”之句。“漂渚”应当是“溧诸”的误写。张勃《吴录》说：“伍子胥乞食的地方在丹阳郡溧阳县。”《史记·范睢传》：“伍子胥背着行囊逃出昭关，到了陵水。”索隐说：“刘氏说：陵水就是栗水。《吴越春秋》说：‘伍子胥奔往吴国，到了溧阳，在溧水之上遇到一位女子。伍子胥跪下乞求食物，女子给他吃了，女子离去后，自己投水而死。后来伍子胥想报答她，就把白金投进这条水里，现在称那个地方为投金濑。’《金陵志》说：‘江上有个沙洲叫溧渚’，这是对的。”有人认为这两句不应该都用伍子胥的典故，不知道古人写文章不拘泥于此，如下文“生世等于龙门”等四句，也是全用司马迁的典故。

○《隋书·经籍志》说：“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由伊存口授《浮屠经》。”又说：“后汉明帝，派遣郎中蔡愔及秦景出使天竺，得到《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牟尼立像。”查考从哀帝末年到东汉明帝初年，将近六十年，如果秦景还活着，也应当八十多岁了，不可能再出使遥远的异域。这大概是本于陶隐居《真诰》，说孝明帝派遣使者张骞、羽林郎秦景、博士王尊等十四人到大月氏国，抄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中。修史的人知道张骞是武帝时的人，姓名早已闻名，所以删去了他，只提秦景。而前后没有核对，所以有的说是哀帝，有的说是明帝罢了。《突厥传》前面说沙钵略可汗西击阿波，打败并擒获了他。后面又说：“雍虞闾凭借隋朝赏赐的旗鼓，西征阿波，敌人以为得到了隋朝军队的帮助，大多来投降归附，于是活捉了阿波。”这必定是同一件事，误写成两件事了。

○《北史》同一件事出现两次：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九月乙丑日，封皇子伊为东平王；后主天统二年五月己亥日，封太上皇帝之子伊为东平王。同一件事记载两次，必定有一个是错误的。

《徐之才传》：“曾经与朝中士人一起出游，远远望见一群狗竞相奔跑，众人试着让他看，之才随即应声说：‘是宋鹊，是韩卢，是追逐李斯向东跑，是背负帝女向南去。’”其序传又说：“在路上看见狗，温子昇戏弄说：‘是宋鹊，是韩卢。’神伦敦亻隽说：‘是追逐丞相向东跑，是共帝女向南去。’”同一件事出现两次，而且序传是李延寿自述其祖先，不应当援引他人的事迹来附会增益。

○《宋书》《齐书》《梁书》《南史》同一件事记载互相不同：《南齐书》：“李安民任吴兴太守。吴兴有项羽神灵守护郡衙厅事，太守不能上去，太守到任，必须用轭下的牛祭祀神灵。安民信奉佛法，不给神灵牛，穿着木屐登上厅事，又在厅事上举行八关斋。不久牛死了，葬在庙旁，现在称为李公牛冢。安民死在任上，世人认为是神灵作祟。”查考《宋书·孔季恭传》：“任吴兴太守。在此之前，吴兴接连丧掉太守，说是项羽神灵为卞山王，住在郡衙厅事，二千石官员到任，常常避开他。季恭住在厅事，竟然没有灾祸。”《梁书·萧琛传》：“调任吴兴太守。郡中有项羽庙，当地百姓称为愤王，非常灵验，于是在郡衙厅事安放床帐作为神座，公私祈祷，前后二千石官员都在厅堂拜词而避开住在其他房间。琛到任，把神灵迁回庙中，自己住在那里毫不怀疑。”又禁止杀牛祭祀，用肉干代替肉。这似乎是同一件事，而修史的人一个认为是遭祟，一个认为是厌邪，立论不同竟至于此。又《南齐书·萧惠基传》：“惠基弟弟惠休，从吴兴太守征召为右什射。吴兴郡项羽神灵，向来酷烈。世人说：惠休侍奉神灵谨慎，所以得到美好的升迁。”《南史·萧猷传》：“任吴兴郡守，与楚王庙神灵一起喝酒到一斛，每次酹酒祭祀，尽情欢乐喝醉，神灵影子也有酒色，所求必应。后来任益州刺史，正值齐苟儿反叛，攻打城池，兵粮都用尽，于是遥祷请救。有田老遇见数百骑兵如风而至，说吴兴楚王来救临汝侯。这天猷大败苟儿。”这又认为是获得保佑，更加不可信了。又《南史·萧惠明传》：“泰始初年，任吴兴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项羽庙，相传项羽多住在郡衙厅事，以往的太守不敢上去。惠明对纲纪说：‘孔季恭曾经做过这个郡，没听说有灾祸。’于是大摆筵席接待宾客。几天后，看见一个身高丈余的人，张弓搭箭对着惠明，过后就不见了，因此发背疮，十天后死去。”这又与李安民相似，而稍微改变了说法。

○《旧唐书》《旧唐书》虽然颇为繁杂芜杂，但事迹明白，首尾完备丰富，也自有可观之处。其中《唐临传》：“今上”二字再次出现，《徐有功、泽王上金传》：“今上二字各出现一次，都是指玄宗，大概是沿用旧稿而没有改正的缘故。《懿宗纪》：“咸通十三年十二月，

译国昌的小儿子李克用杀害了云中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自称防御留后，史书既然直接记载了他叛乱的罪行；然而《哀帝纪》末尾却说“中兴之初”，《王处直传》中称呼“庄宗”，《王〇、郑从谠、刘邺、张睿传》中各自有“中兴”的说法，这就自相矛盾了。查考这部史书由刘煦编纂，他在后唐末帝清泰年间担任丞相，监修国史，直到后晋少帝开运二年，这部书才完成。朝代更迭变迁，史料浩繁丰富，来不及全面详察而并存这些记载，后来的读者可以借此观察世事的变迁了。

译杨朝晟一人有两篇传记，一篇见于第七十二卷，一篇见于第九十四卷。

○《新唐书》《旧唐书·高宗纪》记载：“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初一，皇上在泰山祭祀昊天上帝，以高祖、太宗配享。己巳日，登山举行封禅之礼。庚午日，在社首山举行禅祭。”因此初一在山下祭天，第二天登封，又过一天在社首山禅祭，次序非常明确。《新唐书》改为：“正月戊辰日在泰山封禅，庚午日在社首山禅祭。”于是将祭天、封山两件事合并为一件事，并系于戊辰日，文字虽然简练但事实不核实了。

《天后纪》记载：光宅元年四月癸酉日，将庐陵王迁往房州。丁丑日，又迁往均州；垂拱元年三月丙辰日，将庐陵王迁往房州。《中宗纪》记载：嗣圣元年正月，废居在均州，又迁往房州。查考《旧唐书》：嗣圣元年二月戊午日，废皇帝为庐陵王，幽禁在别处。四月丁丑日，将庐陵王迁往均州。垂拱元年三月，将庐陵王迁往房州，《中宗纪》也相同，只是把四月写成了五月，然而没有先迁往房州这一节。怀疑《旧史》是从欧阳修那里得来的，大概是广采博收而弄错了。《代宗纪》上记载“四月丁卯日，将皇后幽禁在别殿”；下记载“六月辛亥日，追废皇后张氏”。说“追废”，那么张皇后被杀就明白了。却不记载她的死，也是遗漏简略。

《文宗纪》记载：“太和九年十一月壬戌日，李训及河东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余、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罗立言，谋划诛杀宦官，未能成功，李训逃往凤翔。”下面记载：“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杀害王涯、贾餗、舒元舆、李孝本、罗立言王璠、郭行余。”却唯独对李训不提及他的死，况且李训是逃往终南山，未到凤翔，这也是不恰当的。《艺文志》记载：“萧方《三十国春秋》三十卷。”应当写作“萧方等”，他是梁元帝的世子，名叫方等。

《新唐书》的志，是欧阳修所作，颇有裁断，文字也明达。而列传出自宋祁之手，则简略而不明白。两手的水平高低，相差甚远。如《太宗长孙皇后传》：“安业的罪行，万死无赦，然而对妾不慈，天下人都知道。”改为：“安业罪死无赦，然而对待妾不以慈，户知之。”意思虽然不同，但“户知之”三个字完全不成文。又如《德宗王皇后传》：诏书说：“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想祭祀的人听从它。”改为：“有诏祭物无用寓，想祭祀听之。”不过省去了《旧书》四个字，然而不注释就无法理解。

史家的文章，惯例没有重复出现。如果不得已而重复出现，就应当斟酌彼此，有详有略，这才叫做简练。如崔沔驳斥太常寺关于增加宗庙笾豆的议论，其文两载于本传及《韦澳传》，多达二三百言。又如来济与高智周、郝处俊、孙处约四个人谈论志向，以及来济掌管吏部，于是让孙处约担任通事舍人，两见于本传及《高智周转》；而石仲览一人，一处说是宣城人，一处说是江都人。如果忽视这些，也就不能称之为能简练了。

《杨场传》说：“有关部门帖试明经，不考察大义，只取年头月日、孤经绝句。”帖试的方法，用纸贴住上下文，只留下中间一二句，用难以记忆的内容困住人。年头如元年、二年之类，月日如十二月初二之类。这样那么学习《春秋》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所以请求帖试平文。现在改为“年头日尾”，对仗虽然工整，但意义不通了。

《严武传》记载：“担任成都尹、剑南节度使。房琯以故宰相身份担任巡内刺史，严武傲慢无礼，对杜甫最厚待，然而想杀杜甫好几次了。李白作《蜀道难》，是为房琯和杜甫担忧。”这是宋人穿凿附会的言论。李白《蜀道难》的创作，应当在开元、天宝年间。当时人们共同谈论锦城之乐，而不知道畏途之险、异地之虞，即事成篇，没有别的寓意。等到玄宗西幸，升为南京，就又作诗说：“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喜。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为长安。”一个人的作品前后不同如此，也是时势造成的。

《张孝忠传》记载：“孝忠魁伟，身高六尺。”《李晨传》记载：“身高六尺。”古人以六尺为短，现在以六尺为长，在其他书中未见。

《旧唐书·段秀实传》记载：“暗中劝说大将刘海宾，何明礼、姚令言的判官岐灵岳，共同谋杀朱泚，用军队迎接皇帝。这三个人，都是段秀实一向奖赏提拔的。”这是说姚令言的判官岐灵岳，与海宾、明礼为三个人罢了。查考文字，“姚令言”上当少一个“及”字。《新唐书》于是说：“结交刘海宾、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礼想要图谋朱泚。这三个人，都是段秀实一向厚待的。”而下文才说大吏岐灵岳。姚令言是贼寇，哪有肯同段秀实谋划的人呢？

《旧唐书》

译高仙芝、封常清两人的传记，都称四镇节度使为“夫蒙灵�”，而李嗣业、段秀实两人的传记则称安西节度使为“马灵�”，《刘全谅传》则称安东副都护、保定军使为“马灵�”。查考《王维集》中有《送不蒙都护诗》，注释说：“不蒙，是显明的官姓。”古时“不”字有“夫”的读音，“不蒙”应当就是“夫蒙”，但不知为何又变成了“马”姓。《新唐书》沿袭了这种说法，导致两个姓氏同时出现。而《突厥传》则称安西节度使为“夫蒙灵�”。《马总传》记载：李师道被平定后，将郓、曹、濮等地划分为一道，任命马总为节度使，赐号天平军。长庆初年，刘总献出幽州、镇州等地，皇帝下诏让马总调任天平军节度使。随后又召马总回朝，准备重用他。恰逢马总去世，穆宗因为郓州百姓依附信赖马总，又下诏让他回镇任职。上文说诏令“总徙天平”，指的是刘总。下文说“召总还”，指的是马总。又说“会总卒”，指的是刘总。又说“郓人附赖总”，指的是马总。这里对于人物的主宾关系、文字的繁简省略都有不妥之处。应当改为“诏徙天平”，去掉“总”字；下面则说“会刘总卒”，这样文字没有增加，但意思就明白了。

译《旧唐书·皇甫镈传》附柳泌之事说：“柳泌被关押在京兆府监狱，狱吏呵斥他说：‘何必如此虚伪矫饰？’柳泌说：‘我本无此心，是李道古教我的，并且说我能活四百岁。’府吏防备严密，担心他暗中变化。等到脱去衣服准备行刑时，毫无异常变化。”话语虽然繁琐，但叙事却明白。《新唐书》只说：“都是李道古教我的。脱衣即将行刑，最终没有其它异常。”删去了中间的话，那么“其它异常”二字是从哪里来的呢？《曹确传》说：“太宗颁布法令，文武官员定为六百四十三人。”查《百官志》说：“太宗裁减内外官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旧唐书·郑畋传》说：“昭宗认为郑畋有学识，就在常奏班簿旁边注记说：‘郑畋可任礼部侍郎、平章事。’中书省的胥吏到郑畋家参拜，郑畋笑着说：‘各位大大误会了，假如天下人都不识字，宰相也当不上郑五。’晋吏说：‘这是出自圣旨的特恩，明天就会颁布制书。’郑畋举起手说：‘万一真的如此，会笑死别人的。’第二天果然颁布了制书。”《新唐书》改为：“不久听说制诏下达，感叹说：‘万一如此，会笑死天下人。’”制书已经下达了，哪里还有万一呢？《礼乐志》说：“贞观二十一年，下诏让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粱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萇、孔安国、刘向、郑众、贾逑、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二人配享。”《儒学传》又出现这段文字，却遗漏了贾逑，写成二十一人。

《林蕴传》说：“泉州莆田人。父亲林披，因为临汀多山鬼淫祠，百姓厌苦，撰写《无鬼论》，刺史樊晃上奏任命他为临汀令。”这应当是任命为令在前，撰写论著在后，而颠倒了文序。凡是吴氏《纠谬》已经提及的，不再讨论。

前人认为宋祁不喜欢对偶的文辞，他修史，使得唐代一代竟然没有一篇诏令。如德宗兴元年的诏书，不收录于书中。徐贤妃《谏太宗疏》、狄仁杰《谏武则天营建大像疏》，仅仅寥寥数语。而韩愈《平淮西碑》却全文记载。史书用来记事，诏书奏疏都是国家大事，反而不如碑颂吗？柳宗元《贞符》，是迎合恩宠、掩饰罪过的文章，与司马相如的《封禅颂》不同，记载它尤其显得无知。

○宋史《宋史》说朝廷与金约定灭辽，只求石晋贿赂契丹的故地，而不考虑营、平、滦三州。这三州不是晋贿赂的，而是刘仁恭献给契丹以求援的。不久王凿后悔，想一并得到它们，派遣赵良嗣前往请求多次，金人不给。这是史家的错误。查《通鉴》：起初幽州北七百里有关渝关，下面有渝水通海，从关东北沿着海有一条路，路窄的地方才几尺，旁边有乱山高峻，不可逾越，北至进牛口。旧设八防御军，招募土兵守卫，田租都供给军食，不纳入蓟州，幽州每年提供缯纩，供给战士衣物。每年早获，清野坚壁，等待契丹。契丹到来，就关闭壁垒不战。等他们离去，挑选骁勇，占据险隘拦截他们，契丹常常失利逃走。士兵都自己经营田园，力战有功，就赐勋加赏。因此契丹不敢轻易入侵。等到周德威任卢龙节度使，倚仗勇猛，不修边防，于是失去了渝关的险要。契丹经常在营、平之间放牧。又查《辽史》，太祖天赞二年春正月丙申日，大元帅尧骨攻克平州，俘获刺史赵思温、裨将张崇。二月初，到平州。甲子日，在平州卢龙军设置节度使。辽的天赞二年，是后唐庄宗同光元年，这是营、平二州，契丹自己用兵力从唐朝夺取，而不是从刘仁恭那里，又不是贿赂以求援。至于滦本是平州之地，辽太祖用俘虏户口设置滦州。在刘仁恭时，还没有这个州，尤其没有根据。

《辽史》在滦州下说：“石晋割地，在平州境内。”也是错误的。

元人编写《宋史》，在《天文志》中，如“胡兵大起”“胡主忧”之类，改为“北兵”“北主”。昴是胡星，改为“北星”。只有“北河”下“一曰胡门”，就不能改了，保留原文。

书中凡是“卤”字都改为“敌”。以至于把金卤称为“金敌”。【原注】《陈惟胡栓二书》不改。◎阿鲁图进宋史表 元阿鲁图《进宋史表》说：“其后瀛国归朝，吉王航海，齐灭亡而访求王〇，于是保存了秉节之臣；楚灭亡而晓谕鲁公，足以矜惜守礼之国。”《金史·忠义传》序说：“圣元诏修辽、金、宋史，史官商议凡例，前代的臣子忠于职守的，请求如实记载不加避讳。朝廷听从了。”这都是宋代以来尊崇经典、重视节义的成效，当时的人心风俗还有三代直道的遗风，不只是元主的贤明。

齐武帝派太子家令沈约撰写《宋书》，怀疑是否立袁粲传，向皇帝请示，皇帝说：“袁粲自然是宋室的忠臣。”

○辽史《宋史·富弼传》说：

译富弼出使契丹，就“献”与“纳”这两个字据理力争，声色俱厉。契丹主知道无法强行改变，便说：“我应当亲自派人去商议。”后来又派刘六符前来，富弼回国上奏说：“臣以死相拒，对方气势已挫，可以不予答应。”朝廷最终还是用了“纳”字答应了他们。《辽史·兴宗纪》也说：“感念富弼的话，和议才最终确定。”而《刘六符传》却说：“宋朝派遣使者，增加岁币来交换十个县。刘六符与耶律仁先出使宋朝，确定进贡的名目，宋朝对此感到为难。刘六符说：‘本朝兵强将勇，人人都愿意对宋朝用兵！如果任凭他们俘获掠夺，以满足欲望，与使用‘进贡’二字相比，哪个损失更大？况且大军驻扎在燕地，万一向南进发，用什么来抵御？只顾小节的得失，忘记大的祸患，后悔就来不及了。’宋朝于是听从了，岁币称为进贡。”《耶律仁先传》的记载也相同。这两部史书都由脱脱监修，记载却如此不同。

译○《金史》大致出自刘祁、元好问两位先生的笔下，也颇值得观览，然而其中多有重复记载而显得繁琐的地方。孔毅父在《杂说》中说：“自古以来，史书叙述两人同一件事，必定会说‘言语记载在某人传中’。《晋书》记载王隐劝谏祖约下棋的一段，在两篇传记中都出现了，这算是文辞繁琐了。”正是同样的毛病。

《海陵诸子传》的赞辞应当引用楚灵王的话：“我杀人的儿子太多了，能不落到这个地步吗！”反而引用荀首的话：“如果不拿别人的儿子做交换，我的儿子能救得回来吗？”似乎失当。

完颜守绪（幽兰）被缢死，完颜承麟追谥他为“哀宗”，息州行省追谥他为“昭宗”，史书采用“哀宗”作为定论。然而《食货志》末尾以及《百官志》中又有“义宗”的称呼，不注明是谁上的谥号。

金朝与元朝交战二十多年，书中虽然称元朝为“大元”，但内外尊卑的宗旨截然不变，这是金朝人所作而非元朝人所作，这就是它好的地方。

完颜承麟即位不过一两天，而史书仍然称他为末帝。这与宋朝两位小皇帝被削去帝号的情况截然不同，所以知道这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元史》《元史·列传》第八卷速不台，第九卷雪不台，一人做了两篇传记。第十八卷完者都，第十九卷完者拔都，也是一人做了两篇传记。大概是因为它的成书不是出自一人之手。

宋濂的《序》说：“洪武元年十二月，皇帝下诏修撰《元史》，臣宋濂、臣王祎担任总裁。二年二月丙寅日开局。八月癸酉日书成。纪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六卷，传六十三卷。”因为顺帝时期没有《实录》可以考证，所以未能成为完备之书。皇上又下诏礼部派遣使者走遍天下，凡是涉及史事的，命令郡县上报。三年二月乙丑日开局，七月丁亥日书成。纪十卷，志五卷，表两卷，传三十六卷。凡是前书有所欠缺的，都补充完善了。总裁仍然是宋濂、王祎两位大臣，而编纂记录的人唯独赵彝始终其事。那么《元史》的完成虽然不是一时一人所为，但宋、王两位公与赵君也难免疏忽的罪责了；从前宋朝吴缜说：“当新书刚呈上的时候，如果朝廷交给有关部门，委派官员复核审定，让他们诘问驳斥。审定刊修之后，再让朝臣广泛议论，决定可否。”那么初修的人一定不敢草率从事，复核的人也不敢模棱两可，差不多能成为完备之书，可以长久流传。然而历代修史的臣子都只求苟且完成，崇尚文治的君主也多厌倦阅览，没有能够实行这种说法的。洪武年间，曾经命令解缙修正《元史》的错误，那本书留在宫中未流传出来。

《世祖纪》：“中统三年二月，将兴、松、云三州隶属上都。”“四年五月，升上都路望云县为州，松山县为松州。”这说明三年时还没有升为州，预先写为州是错误的。《本纪》有遗漏月份的，《列传》有重复书写年份的。

《天文志》已经记载了月亮和五星的凌犯，而《本纪》又详细记载，不免重复出现。《志》中没有说：“其余见《本纪》。”也不是体例。

各种《志》都是案牍文书，并没有熔铸提炼。如《河渠志》说“耿参政”、“阿里尚书”，《祭祀志》说“田司徒”、“郝参政”，都是案牍中的称谓。

《张桢传》中有《复扩廓帖木儿书》说：“江左日夜想着进犯上国。”这是指明太祖。晋朝陈寿《上诸葛孔明集表》说：“伏惟陛下远追古圣，荡然无忌，所以即使是敌国的诽谤之言，都尽情陈述，而没有什么删改忌讳，这是为了阐明大通之道。”在这封信中可以看到这一点。《石抹宜孙传》上边说“大明兵”，下边说“朝廷”，朝廷是指元朝，内外的言辞明白如斯。

《顺帝纪》：“大明兵取太平路”，“大兵取集庆路”。那时国号还没有定为大明，说大明，是史臣追记的。古人记事的文章有不得不如此的，都像这样。

○《通鉴》吕东莱《大事记》说：“《史记·商君本传》说：‘不告发奸恶的人腰斩，告发奸恶的人与斩敌首同赏，隐匿奸恶的人与投降敌人同罚。’《通鉴》删去‘不告奸者’一句，而把隐匿奸恶的罪责当作不告发奸恶的罪责。《本传》又说：‘百姓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不分家的，加倍征收赋税。’《通鉴》删去。《本传》又说：‘占有田地、住宅、臣妾的按家次排列。’《通鉴》删去‘以家次’三字，都应当以《本传》为准。”

《孟子》把伐燕当作宣王的事，与《史记》不同。《通鉴》把威王、宣王的去世各向下移十年，以符合《孟子》的书，现在查考《史记》威王元年为周显王四十六年，岁在著雍阉茂。再过八年，燕王哙让国给相国子之。又过二年，齐国攻破燕国，杀死王哙。又过二年，燕国人立太子平，那么已经是威王的十二年。而《孟子》书中“吾甚惭于孟子”，还是宣王，为什么不把宣王的去世向下移十二三年，那么对于《孟子》的书无不都符合，而仅仅拘泥于十年的成数呢？《史记·万石君列传》

译庆曾经担任太仆，为皇帝驾车出行。皇上问车驾中有几匹马，庆用马鞭点数马匹完毕后，举手回答说：“六匹马。”庆在众位皇子中最为简慢随意，然而尚且如此。司马迁的意思是说，庆虽然简慢随意，但仍然恭敬谨慎，不敢轻率地立即回答。他所说的“简慢随意”，正是为了引出下文的意思。《资治通鉴》删去了“然而尚且如此”这一句，完全失去了原本的要旨。

译《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元光六年，任命卫尉韩安国为材官将军，驻守渔阳；元朔元年，匈奴两万骑兵入侵汉朝，杀害辽西太守，掳掠两千多人，包围了韩安国的营垒。又入侵渔阳、雁门，各自杀害掳掠一千多人。”既然说“包围韩安国的营垒”，那么地点在渔阳是显而易见的，却又说“又入侵渔阳”，这就疏漏了。考证《史记·匈奴传》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击败渔阳太守军队一千多人，包围汉朝将军韩安国。韩安国当时有一千多骑兵，也几乎全军覆没。恰逢燕地援军赶到，匈奴才撤退。”原文精密到如此程度，《资治通鉴》的改动是不恰当的。

《汉书·宣帝纪》记载：“五凤二年春三月，皇帝巡幸雍地，祭祀五畤。”《资治通鉴》将其改为：“春正月，皇帝巡幸甘泉郊祭泰畤。”《考异》引用《宣帝纪》说：“三月巡幸甘泉。”但《宣帝纪》原本并没有这句话，不知道司马光依据的是什么？

光武帝自从平定陇西、蜀地之后，除非有紧急军情，不再谈论军事。皇太子曾经询问军事之事，光武帝说：“从前卫灵公问作战阵法，孔子不回答。这不是你所能涉及的。”根据《后汉书》原文，这位皇太子就是明帝。《资治通鉴》却将此事记在建武十三年，那时东海王刘疆还是太子，这样记载也是不恰当的。

唐德宗贞元二年：李泌上奏：“从集津到三门，开凿山路修建车道十八里，以避开砥柱的险阻。”查考《旧唐书·李泌传》并没有这件事，而《食货志》说：“开元二十二年八月，唐玄宗采纳京兆尹裴耀卿的建议，设置河阴县及河阴仓、河清县柏崖仓、三门东集津仓、三门西盐仓。开凿三门北山十八里，以避开湍急险峻的水流。从江淮逆流而上进入鸿沟的粮食，全部运入河阴仓，从河阴运送并纳入含嘉仓，再运送并纳入太原仓，这称为北运。从太原仓沿渭水浮运，以充实京城，总共三年运输七百万石，节省陆路运输的佣钱四十万贯。”又说：“开元二十九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开凿三门山以疏通运输，开辟三门山顶输送船只的险峻之地。让背负绳索的人牵引船只，上升到平缓的水面，这是从李齐物开始的。天宝三年，韦坚代替萧灵，引渭水在望春楼东面开凿广运潭来停泊船只。”由此可见，北运始于裴耀卿，当时还有十八里的陆路；河运始于李齐物，则可以直接到达长安了。距离贞元年间有四十五年，没有理由会有李泌再次开凿三门的事情。

司马光对我不说文人李因笃的话说：“《资治通鉴》不记载文人。比如屈原的为人，太史公赞颂他‘与日月争光’，却不被记载于《资治通鉴》。杜甫如果不是因为‘出师未捷’这一首诗被王叔文吟诵，那么他的姓名也不会出现在史册上了。”我回答说：“这本书本来就是用来辅助治国的，哪里有空闲去记录文人？从前唐朝丁居晦担任翰林学士，唐文宗在麟德殿召见他应对，于是当面授予他御史中丞的官职。第二天制书下达，皇帝对宰相说：‘丁居晦能胜任这个官职。我曾经用当时的谚语，把杜甫、李白等人称为四绝，问丁居晦，丁居晦说：这不是君主需要知道的事情。我曾经因为这一点记住丁居晦，现在所以提拔他为中丞。’如果按照你的说法，你的见识几乎比唐文宗还要低了。”

卷二十七：汉代人注解经典，左氏解释经义，大多不能领会圣人的本意。杜预注解《左传》，必定曲折地为之疏通辩解，这大概是不对的。郑玄则不然，他对于《周礼》、《仪礼》这两部经书以及子夏的传文，往往进行驳斥纠正。比如《周礼·职方氏》：“荆州的水泽是颍水和湛水。”郑玄注说：“颍水发源于阳城，应该属于豫州，在这里是不对的。”“豫州的水泽是波水和搓水。”郑玄注说：“《春秋传》说‘修路架桥于搓水，军营临近随国’，那么搓水应该属于荆州，在这里是不对的。”《仪礼·丧服篇》：“只有儿子不回报（丧服等级）。”传文说：“出嫁的女儿为她的父母服齐衰一年，所以说是不回报。”郑玄注说：“只有儿子不回报，男女都是不回报。传文认为主要指出嫁的女儿，似乎错了。”“出嫁的女儿为祖父母服丧。”传文说：“为什么服齐衰一年呢，是不敢降低对祖父母的丧服等级。”郑玄注说：“经文似乎指在室的女儿，传文似乎指已嫁的女儿。”“公妾以及士妾为他们的父母服丧。”传文说：“为什么服齐衰一年，妾不能体现君主的身份，得以为其父母服丧尽礼。”郑玄注说：“那么女君有因为尊贵而降低对父母丧服等级的情况，与《春秋》大义虽然身为天王之后，还称自己为季姜，是说子女的尊贵不施加于父母，这传文似乎错了。”《士虞礼篇》：“用尹祭。”郑玄注说：“尹，是祭用的干肉。大夫士祭祀没有说用干肉的，现在不说牲口的名称而说尹祭，也是记录者的错误。”对于《礼记》则尤其多有驳斥。比如《檀弓篇》：“齐哀王姬的丧事，鲁庄公为她服大功。”郑玄注说：“应该是舅舅的妻子，不是外祖母。外祖母是小功。”“季子皋埋葬他的妻子，践踏了别人的禾苗。”郑恩注说：“持宠虐民，不对。”“叔仲衍请求穿衰衣而环经。”郑玄注说：“吊丧衣服的经带，服其舅，不对。”《月令篇》：“孟夏之月，施行赏赐封诸侯。”郑玄注说：“《祭统》说：‘古人在谛祭时，颁发爵位赏赐服饰，顺应阳气之义。在尝祭时，分出田邑，发布秋政，顺应阴气之义。’现在这

译然而分封诸侯却违背了古制。分封诸侯涉及割让土地的事，在当时还不可以实行，似乎有所失误。“断薄刑，决小罪”的注解说：“《祭统》说‘草艾则墨’，指的是立秋之后。刑罚没有比墨刑更轻的了。现在在纯阳之月断案定罪，与‘母有坏堕’的说法自相矛盾，似乎不对。”“季夏之月，命令渔师斩杀蛟龙，捕捉鼍，捕捉龟，捕捉鼋”的注解说：“这四种都是甲壳类动物，到了秋天才坚实成熟。《周礼》说：‘秋天进献龟鱼。’又说：‘凡是捕捉龟都在秋季，’这是指夏历的秋季，撰写《月令》的人认为这个秋季依据的是周历，周历的八月相当于夏历的六月，因此写在这里，似乎是错误的。”“孟秋之月，不要分封诸侯，设立大官；不要割让土地，派遣大使，支出大量财物”的注解说：“古人在尝祭时分配田邑，这里将尝祭与秋季合并，却禁止分封诸侯和割让土地，失去了其本义。”《郊特牲篇》：“季春出火”的注解说：“说的是祭祀社神，那么这应该是仲春的礼仪，仲春用火驱赶野兽，田猎停止后熄灭野火，然后进献猎物，到了季春火种发出，百姓才开始用火。现在说季春出火，乃是《牧誓》中社祭的记载，记录的人搞错了。”“郊祭使用辛日，周朝开始郊祭的日子以冬至为始”的注解说：“说日子随着周朝郊祭天神的月份而到来，阳气新生，顺应用事，而使用辛日，这种说法不对。郊祭天神的月份而冬至到来，是鲁国的礼仪。三代王者的郊祭都使用夏正，鲁国因为没有冬至祭天于圜丘的事，所以在建子之月郊祭天神，以示先有此事。”“尸，是陈列”的注解说：“尸有的解释为主人。这个尸是神的象征，应当从‘主’来解释，说‘陈’是不对的。”《明堂位篇》：“夏后氏崇尚明水，殷商崇尚醴酒，周朝崇尚酒”的注解说：“这些都是当时的用法而已，说‘崇尚’是不对的。”“君臣未曾互相弑杀，礼乐刑法政俗未曾互相改变”的注解说：“春秋时期，鲁国有三位君主被弑。士人有避讳是从庄公开始的，妇人出嫁而吊唁始于台骀，说君臣未曾互相弑杀，政俗未曾互相改变，也近乎诬蔑了。”《杂记下》：“有人说由主人主持而依附于丈夫的家族”的注解说：“妻子的家族自主持，是不对的。”“圭子男五寸”的注解说：“子男执持的是璧，制作这个赞辞的人搞错了。”这些驳议虽然不完全恰当，但与杜氏专门迎合传文的情况不同，在经注之中可以说是卓然出众的了！

译《论语》中“孔子见南子”的注解说：“孔安国说：‘行道既不是妇人的事，而弟子们又不高兴，孔子与他们发誓，其中的道义令人怀疑。’”这也是汉代人怀疑经文而不敢强行疏通的情况。

宋人黄震说：杜预注《左传》只推崇《左传》，何休注《公羊传》只推崇《公羊传》，只有范宁不偏私于《谷梁传》，而是公正地指出三家传注的过失。比如他说：“《左传》把鬻拳以兵谏视为爱戴君主，这是认为君主可以胁迫；把文公纳币视为合乎礼仪，这是认为居丧期间可以娶妻；《谷梁传》把卫辄拒绝父亲视为尊崇祖先，这是认为儿子可以背叛父亲；把不接纳子纠视为内部邪恶，这是认为仇敌可以容纳；《公羊传》把祭仲废黜君主视为行使权变，这是认为神器可以窥伺；把妾母称为夫人视为合乎正道，这是认为嫡庶可以等同。”又说：“《左传》辞藻华丽而内容丰富，它的过失在于虚妄；《谷梁传》清高而委婉，它的过失在于短浅；《公羊传》善辩而裁断，它的过失在于俗陋。”

现在考察《春秋左传正义》中纠正传文错误的地方有六件事：“庄公九年，鲁庄公讨伐齐国，送公子纠回国。”传文说：“应当接纳而不接纳，齐国发生变故后才讨伐，所以乾时之战不避讳失败，这是厌恶内部。”解释说：“仇敌，是没有时候可以与之交往的。即使接纳得迟晚，又不能完全保全仇敌的儿子，这哪里足以说明厌恶内部呢？那么乾时之战不避讳失败，齐国人抓了子纠杀了他，都不符合经文的意思，只是如实记录事情。内部的大恶，不需要贬斥断绝，就已经明显了。说厌恶内部，传文或许有误。”

“僖公元年，公子友率领军队，在丽地打败莒师，俘获莒挐。”传文说：“公子友对莒挐说：‘我们两人互相厌恶，士兵有什么罪？’屏退左右互相搏斗。”解释说：“江熙说：经文记载打败莒师，而传文说两人互相搏斗，那么军队没有交战，怎么能打败呢？道理自然不通。孔子谨慎对待的三件事中，战争占其一，季友是有美德的人，难道应当舍弃三军的整齐，轻身独自搏斗，暗中用刀相害，来决定胜负吗！这又是事情不符合实际，传文或许有误。”

“僖公十四年，季姬和增子在防地相遇，派增子来朝见。”传文说：“遇，就是共同谋划。”解释说：“鲁国女子无故远行会见诸侯，于是得以淫乱私通，这又是事情不符合实际。《左传》说：‘缯季姬来鲁国省亲，鲁僖公生她的气，因为增子不来朝见，在防地相遇，而派增子来朝见。’这比较合乎人情。”

“襄公十一年，建立三军。”传文说：“古时候，天子有六师，诸侯有一军。建立三军是不合正道的。”解释说：“《周礼》、《司马法》说：天子有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军一军。总说诸侯有一军，又是不符合制度。”

“昭公十一年：楚子虔诱骗蔡侯般，在申地杀了他。”传文说：“夷狄的君主诱骗中原的君主而杀了他，所以谨慎地称其名。”解释说：“蔡侯般，是杀父的贼人，这是人伦所不容，王法所必诛的。礼制规定，凡在官位的人杀了人没有赦免，怎么能厌恶楚子杀般呢？如果说夷狄的君主不能在中原施行礼制，道理既不通，事情也不符合实际。”

“宣公十一年，楚人杀陈夏徵舒，不称‘人’。”传文说：“表明楚国讨伐有罪的人。似乎与上下违反、不能两立的说法矛盾。”

“哀公二年，晋赵鞅率领军队，把卫世子蒯聩送进戚地。”传文说：“纳，就是内部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呢？因为卫辄不接受。因为卫辄不接受父亲的命令，而接受祖父的命令。相信父亲而推辞祖父，那就是不尊崇祖父；他不接受，是为了尊崇祖父。”解释说：“江熙说：齐景公废黜世子，世子回国，史书称篡夺。如果齐灵公废黜蒯聩而立卫辄，那么蒯聩就不能再称为昔日的世子了。称蒯聩为世子，那么齐灵公没有任命卫辄就审明了。这是自相矛盾的说法。那么遵从祖父的话，传文似乎有误。经文说‘纳卫世子’，‘郑世子忽复归于郑’，称世子表明正当，表明正当那么拒绝他的人就不是邪僻的了。”以上都是纠正传文错误的地方。

宋人吴元美作《吴缜〈新唐书纠缪〉序》说：“唐人称赞杜征南、颜秘书是左丘明、班孟坚的忠臣，现在看他们推广发明，这两个人确实有功了，至于班固、左丘言语意思乖戾的地方，往往曲意解说以附会他们，怎么能算是忠呢？现在吴君对于欧阳修、宋祁的大手笔却能纠谬纂误，弥补前人的缺憾，大概是晏子所说的献可替否、和而不同，这种忠诚怎么样呢！那么唐人对忠的议论就浅陋了。”可以说是卓识之言。

○注疏中引用书籍的错误《尔雅·释山》：“多草木叫岵，无草木叫岘。石戴土叫崔嵬，土戴石叫砠。”毛传引用它们互相相反。郑康成笺注《诗经·采蘩》，引用《少牢馈食礼》：“主妇穿粗布衣服”误作《礼记》。《皇矣》引用《左传》：“郑公子突派勇敢而没有刚毅的人试探敌人，然后迅速离开”，“晋士会如果派轻敌的人放纵他们或许可以”，误合为一件事。注《周礼·大司徒》，引用《左传·成公二年》：“先王疆理天下”，误作“您疆理天下”。引用《诗经》：“赐给他山川，土田附庸”，误作“土地”。

译在节制其志向，以不丧失其本分，那么功业就能成就而德行就能确立”，却误认为是《乐记》。《县士》篇引用《左传》：“韩襄担任公族大夫”，却误写为“韩须”。为《礼记·月令》作注，引用《夏小正》：“八月，丹鸟进献白鸟”，却误写为“九月”。引用《诗经》：“称颂那兄长献祭，万寿无疆”，却误写为“受福无疆”。范武子解释《公羊传》庄公十八年，引用《玉藻》：“天子穿着玄色礼服在东门之外朝拜太阳”，却误认为是《王制》。郭景纯为《尔雅》作注，引用《孟子》：“阻止他或使他受阻”，却误写为“前行或使他受阻”。引用《易经》：“用黄牛皮紧紧包裹”，“这是坚定意志的意思”，却误将《革》卦和《遇》卦两卦的传文合为一处。韦昭为《国语》作注，“公父文伯的母亲吟诵《绿衣》的第三章”，却误引为“第四章”。高诱为《淮南子》作注，引用《诗经》：“鼍鼓声逢逢”，却误写为“鼍鼓声洋洋”。孔颖达在《左传·文公十八年》正义中引用《孟子》：“柳下惠，是圣人中温和的人”，却误写为“伊尹，是圣人中温和的人”。苏轼在《书传·伊训》中引用《孟子》：“顺着水流而下却忘记返回叫做‘流’”，却误写为“顺着水流而上却忘记返回叫做‘游’”。朱震在《易传·井卦》大象辞中引用《诗经》：“只有这些哲人，说我们辛劳”，却误写为“了解我的人说我们辛劳”。赵汝梅在《易辑闻·蹇卦》大象辞中引用《孟子》：“我必定不仁，我必定无礼”，却误写为“我必定不仁不义”。朱熹在《中庸章句》中引用《诗经》：“后稷的孙子，确实是太王。居住在岐山的南面，开始翦灭商朝”，却误写为“至于太王”。在《诗集传·闵予小子》中引用《楚辞》：“三公庄严恭敬，登堂降堂”，却误写为“三公作揖谦让”。朱熹为《论语》作注：“夏代叫瑚，商代叫琏。”这仍然是沿袭古注的错误。《礼记》说：“夏后氏的四琏，殷商的六瑚。”可见夏代叫琏，商代叫瑚。《乡饮酒礼》注中引用“发气满容”，如今《仪礼》正文写作“发气焉盈容”。汉代人避汉惠帝刘盈的讳，将“盈”字改为“满”，这里应当改正却没有改正。

译《孟子》中“有为神农之言”的注解说：“这是司马迁所说的农家流派。”仁山金氏说：“太史公的《六家同异》中没有农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将学术分为九流，才开始有农家这一流派。《集注》偶然出错，还没来得及改正。”

杨用修说：“朱熹《周易本义》引用《韩非子》‘参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虚’一句，错误地把‘合虚’当作‘合参’。推究其原因，是从《荀子》的注疏中引来的，并非直接采自《韩非子》。”我认为：“伍”是用来配合“参”的，怎么能叫作“合虚”呢？现在的《韩非子》版本有误。

○姓氏的错误

《公羊传》隐公九年：“天王派南季来聘问，南，是姓氏；季，是字。”南不是姓，“姓”字是衍文。桓公二年：“以及大夫孔父。孔氏，父是字，溢是谥号。”父不是谥号，“溢”字是衍文。

《诗经·白华》的笺注说：“褒姒，是褒人所进献的女子。姒，是她的字。”“字”应当改为“姓”，这是郑康成的错误。孔氏说：“褒国，是拟姓，说拟其字，是因为妇人因姓而为字。”这不过是勉强为之的解释罢了。

朱熹注释《论语》、《孟子》，如姜太公姜姓吕氏，名尚，他区分姓氏非常明确。至于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子禽，姓陈名亢；子贡，姓端木名赐；子文，姓门名毅放菟之类，都是以氏为姓。齐宣王姓田氏，名辟彊，则把姓氏合而为一了，难道是沿袭前人的错误而没有纠正吗？

○《左传》注

隐公五年，“派曼伯和子元潜行军队，驻扎在郑军后面”。我认为子元怀疑就是厉公的字。昭公十一年，申无宇说：“郑庄公修筑栎邑而安置子元在那里，致使昭公不能即位。”杜预认为这是另一个人，厉公借此杀害曼伯而夺取栎邑，这是不对的。大概庄公在世时就把栎邑作为子元的封邑，就像重耳的蒲邑、夷吾的屈邑一样，所以厉公在出奔之后夺取它特别容易，而曼伯则是为昭公守卫栎邑的人。隐公九年，公子突请求设置三伏兵以击败戎人。桓公五年，子元请求设置二拒以击败王师。这本来就是厉公一个人，有时称名，有时称字罢了。综合这三件事来看，可以知道厉公的才略，又凭借栎邑作为资本，能不篡夺国家吗！昭公十一年，“立桓公而讨伐穷氏，有死者”。

意思是说并非有名位的人，大概是地位卑微的人，就像司马昭族灭成济之类。杜预解释说：“想要以弑君的罪名加给穷氏，却又不能依法诛杀他。”这是不对的。

桓公二年，“孔父嘉担任司马”。杜氏认为孔父是名而嘉是字，这是不对的，孔父是字而嘉是名。查《家语·本姓篇》说：“宋戴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产孔父嘉，其后以孔为氏。”那么孔子氏孔，正是以祖父的字为氏。而楚成嘉、郑公子嘉都字子孔，也是证据。

郑康成注释《士丧礼》说：“某甫是字，比如山甫、孔甫。”这也是把孔父当作字。刘原父认为如果在上面称君主的名，那么在下面就不能称臣子的字。我私下认为春秋时期诸侯去世必定称名，而大夫则命卿称字，没有生前死后的区别。称字，也未曾以名和字来区分尊卑。桓公十一年，郑伯寤生去世。安葬郑庄公。宋人拘捕郑国祭仲。十七年，蔡侯封人去世，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在上面称君主的名，在下面称臣子的字。昭公二十二年，刘子、单子让王猛居住在皇邑，刘子、单子让王猛进入三城。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为君。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带着王子朝逃奔楚国。在上面称臣子的爵位，在下面称君主的名。那么孔父应当也是他的字，而学者的疑惑就可以豁然解开了。称君主的名，是变例；命卿书写字，是常例；重视王命也是用来尊崇君主的。

“他的弟弟因为千亩之战出生”。杜预解释说：“西河介休县南有地名千亩。”这是不对的。穆侯时期，晋国的疆界不能到达介休。查《史记·赵世家》说：“周宣王讨伐戎人，以及千亩之战。”《正义》说：“《括地志》说：千亩原在晋州岳阳县北九十里处。”

五年，“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王讨伐郑国”，杜预解释说：“王师战败，不记载，是因为没有报告。”这是不对的。王师战败，不记载，是不可以记载，为尊者讳。

六年，“不以国”。杜预解释说：“国君的儿子不自己以本国为名。”哪有国君的儿子自己以国名为名的呢？是说以列国为名，比如定公名宋，哀公名蒋。

八年，“楚人把左军放在上面，君主一定在左军，以免与周王相遇”。杜预解释说：“君，是楚君。”我认为君是指随侯，王是指楚王。两军相对，随军的左军正对着楚军的右军，说楚军左军坚固右军松懈，君主应当在左军以攻击楚军的右师。

十三年，“与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作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大败”。杜预解释说：“有的称人，有的称师，是史官用词不同。”我认为燕国单独称人，是因为其君主不在军中。

庄公十二年，

译“萧叔大心”。解释说：“叔萧，是大夫的名字。”按：大心应当是他的名，而叔是他的字，他也不是萧国的大夫。二十三年，“萧叔朝见鲁公”。解释说：“萧，是附庸国。叔，是名字。”按：《唐书·宰相世系表》说：“宋戴公生了儿子衍，字乐父。他的后代大心，因平定南宫长万有功，被封在萧地，作为附庸国，就是现在的徐州萧县。后来楚国灭了萧国。”

译十四年，“庄公的儿子还有八个人”。解释说：“庄公的儿子，传记中只见到四个人：公子忽、公子亹、公子仪都死了，只有厉公还在。八个人的名字在传记中没有记载。”我认为“还有八个人”的意思是，除了这四人之外，还有八个人在世。桓公十四年，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结盟，传记称他的字叫“子人”，也是这八人之一。

二十二年，“山岳则配天”。解释说：“得到太岳的权柄，就有配天的巨大功劳。”这是不对的。《诗经》说：“崧高维岳，骏极于天。”意思是说天的高大，只有山岳足以与之相配。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初一，发生日食，在社庙击鼓并用牲口祭祀，这是不合常规的”，只有在正月的初一，邪气尚未发作，发生日食时，才在社庙击鼓，在朝廷击鼓。周历的六月，即夏历的四月，就是所谓的正月初一。那么这本是常规，为什么说是不合常规呢？大概是因为不在朝廷击鼓而在社庙击鼓，不用市祭而用牲祭，这就是所谓不合常规礼仪的原因。杜预没能理解其中的道理，却说根据长历推算，这一年漏了闰月。辛未实际上是七月初一，不是六月。这就意味着过错在于掌管历法的官员，不应当责备他们击鼓了。又查，“唯正月之朔”以下的话是昭公十七年季平子说的，现在记载在这里，恐怕有误。

僖公四年，“昭王南征而没有回来，我来过问这件事”。解释说：“不知道原因而询问。”不对，大概是齐侯认为楚国有罪而责问它，然而昭王五十一年南征没有回来，到现在惠王二十一年，计算起来有三百年四十七年，这就是孔融所说的丁零人偷了苏武的牛羊，可以一并追究的事情。

五年，“太伯不从”。“不从”是说太伯不在太王身边罢了。《史记》叙述这件事说：“太伯和虞仲，是太王的儿子，太伯离开，因此没有继承王位。”以逃亡离去为不从，意思很明白。杜预错误地把不从解释为不服从父命，后来的儒生就附会《鲁颂》的文字，说太王有剪除商朝的志向，太伯不服从，这与秦桧说的“莫须有”有什么不同呢！

六年，“包围新密，这是郑国不在适当时候筑城的原因”。实际上是密，但经文说新城，所以传文解释它，认为郑国害怕齐国而新筑城，因此叫它新城。解释说：“郑国因为在不适当的时候兴修土木工程，所以齐桓公声讨他的罪过并告诉诸侯。”罪过哪有比逃避盟约更大的？却只责备他不适当的时候兴修土木工程，不是太细微了吗？况且上文已经说“因为他逃避首止之盟的缘故”，就不需要添加这一节了。

十五年，“渡过黄河，侯车败坏”。解释说：“秦伯的军队渡过黄河，那么晋侯的车就坏了。”不对。秦军到达韩地，晋军还没有出来，怎么能说晋侯的车坏了？应该是秦伯的车坏了，所以穆公认为不吉利而斋戒。这两句话是事实，不是卜人的话。如果下文所说的“不败还等什么”，则是说晋国失败。古人用字自然不互相混淆。

“三败及韩”，应当依据《正义》引用刘炫的说法，是秦伯的车三次败坏。

到达韩地在渡过黄河之后，这个韩地在河东，所以说：“敌人深入了。”《史记》正义引用《括地志》说：“韩原在同州韩城县西南。”不对。杜预的解释只说“韩，是晋国的地方”，却有斟酌。

十八年，“狄军返回”。解释说：“邢国停留距离卫国。”不对。狄国强而邢国弱，邢国顺从狄国而攻打卫国。说狄军返回，那么邢国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下一年，“卫国人攻打邢国”，大概是害怕狄国的强大，不敢攻打狄国，而单独对邢国用兵。解释说：“邢国不迅速退兵，所以单独被攻打。”也不对。

二十二年，“大司马固谏曰”。解释说：“大司马固，是庄公的孙子公孙固。”不对。大司马就是司马子鱼。固谏，是坚决地劝谏。隐公三年说召见大司马孔父并托付殇公，桓公二年说孔父嘉担任司马，知道大司马就是司马。文公八年上文说杀大司马公子卯，下文说司马握着符节而死，知道大司马就是司马，定公十年，“公若貌固谏曰”，知道固谏是坚决劝谏的意思。

二十四年，“晋侯寻找他没有找到，用解邑作为他的田产”。大概介之推已经隐居，寻找他没有找到，不久就死了，所以把田禄给他的儿子罢了。《楚辞·九章》说：“思久故之亲身兮，因缟素而杀之。”明确说明晋文公在世时介之推已经死了。《史记》却说：“听说他进入绵上山中，于是环绕绵上山中而封禁它，作为介推田，号称介山。”那么接受这块田的是谁呢？在义理上说不通。三十三年，“晋人和姜戎，在崤山打败秦军”。解释说：“不同列阵，所以说及。”不对。及，是区别戎狄的用语。

文公元年，“于是闰三月，不合礼制”。古人把闰月当作一年的剩余，凡是设置闰月一定在十二月之后，所以说把剩余的月份归于年终。考察经文中记载，闰月都在年末。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朔，仍然在宗庙朝见；哀公五年闰月，安葬齐景公就是这样。而《左传》成公十七年、襄公

译凡是闰月不指明具体月份的，是说闰月就在年终，这是显而易见的。如今鲁国更改历法，将闰月置于三月，所以被认为不合礼制，《汉书·律历志》说“鲁国历法不正确，把闰余为一年之首”正是这个意思。又查《汉书·高帝纪》记载：“后九月”，颜师古注释说：“秦国的历法，应当设置闰月的都统一放在年末，大概是取《左传》所说的‘归余于终’的意思。怎么证明这一点呢？根据《汉书·年表》以及《史记》，在汉朝未更改秦历之前，屡次记载‘后九月’，由此可知历法原本就是如此。”

译二年，“陈侯为卫请成于晋，执孔達以说”。这就是上文所说的我国推辞的原因，杜预解释说晋国不听从而改变计策，这是错误的。

三年，“雨虫于宋”。杜预解释说：“宋国人把蝗虫死亡视为得到上天保佑，欢喜地来报告，所以史书记载。”然而陨石坠落、日食退却，并不是因为欢喜才来报告的。

七年，“宣子与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逼”。杜预解释说：“害怕国人以大义来逼迫自己。”这是不对的。是害怕穆嬴的逼迫，因为她是国君夫人的缘故。

十三年，“文子赋《四月》”。杜预解释说：“不想返回晋国。”根据《左传》考证，只说促成两国和好，并没有说国君又返回晋国。《四月》这首诗应当取其中关于战乱流离、困苦不堪的意思，只是用来表达哀痛罢了。

宣十二年，“宵济，亦终夜有声”。杜预解释说：“说他们兵众众多，将领无法指挥。”不对，是说军队喧哗，不再有部伍纪律。

成六年，“韩献子将新中军，且為仆大夫”。一定要说仆大夫，是因为他是国君的近臣，所以唯独让他跟随国君进入寝庭。杜预没有涉及到这一点。大夫，就像周王的太仆，掌管内朝的事务。

十六年，“必阝之师，苟伯不復从”。杜预解释说：“荀林父奔走，不再走原来的道路。”不对，是指不再从事对楚国的战事。

“子在君侧，败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败者壹大，是担心国君不能脱险。我不如你，是你的才能能让国君脱险。杜预认为军队大败为壹大，以及驾车者与车右不同，这是错误的。襄四年，“有穷由是遂亡”。杜预解释说：“寒浞占据了后羿的家室，没有改变有穷国的国号。”不对。哀元年，提到了过国的浇，这里只是承接上文死于穷门而言，用来结束所引用的夏朝训诫的文字罢了。

十年，“郑皇耳帅师侵卫，楚令也”。“犹云从楚之盟故也”。杜预认为“也兼受楚之敕命”，这是不对的。

十一年，“政将及子，子必不能”。杜预解释说：“鲁国是次国，却实行大国的制度，贡赋一定沉重，所以担忧不能承受。”不对。是说鲁国的政事将归于季孙氏，用一军的征赋来供应霸国的政令，将有所不足，就必然要改作。后来四分公室而季氏占其二，大概也是不得已的计策，叔孙氏早就预见到了。

十八年，“堑防门而守之广里”。“解曰：‘故经书‘围’”。不对。围，是包围齐国，不是包围防门。

二十一年，“得罪于王之守臣”。守臣是指晋侯。《玉藻》说：“诸侯对天子自称某土之守臣某”就是这个意思。杜预认为是范宣子，这是不对的。

二十三年，“礼为邻国阙”。杜预解释说：“礼，诸侯断绝期服，所以用邻国来责备他。”不对。杞孝公是晋平公的舅舅。尊同不降，应当服缌麻三月。说邻国的丧事，尚且还要停止音乐，何况是母亲的兄弟呢！

二十八年，“陈文子谓桓子曰：‘祸将作矣，吾其何得？’对曰：‘得庆氏之木百车于庄。’文子曰：‘可慎守也已。’”杜预解释说：“称赞他不志于货财”，不对。邵国贤说：“这是陈氏父子用隐语互相暗示。”我认为：木，是建造房屋的良材；庄，是国都中的重要道路。意思是说将要取代他们执掌齐国的权柄。

三十一年，“我问师故”。是问齐国人用兵的缘故。杜预解释说：“鲁国派军队前往。”不对。昭五年，“民食于他”。杜预解释说：“鲁君与百姓没有区别，说仰食于三家。”不对。百姓生于三，而由国君供养。现在百姓仰食于三家而不知道有国君，这就说明昭公没有养民的政事可知了。八年，“舆劈袁克杀马毁玉以葬”。“解以舆为众，及谓欲以非礼厚哀公，皆非也。舆嬖，劈也，言舆者掌君之乘车，如晋之七舆大夫之类。马，陈侯所乘；玉，陈侯所佩。杀马毁玉者，不欲使楚人得之。”

十年，“弃德旷宗”。是说使他的宗庙空阔而不祭祀。杜预解释说：“旷，空也。”不恰当。十二年，“子产相郑伯，辞于享,请免丧而后听命，礼也”。子产能遵守丧制，晋人不强求，都符合礼制。杜预只得到了一方面的理解。

十五年，“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是说忘记了他的彝器，这是福祚不能降临，哪里还配做叔父呢？杜预认为“福祚不在叔父，应当还在谁”者，不对。

十七年，“夫子将有异志，不君君矣”。“日者人君之表，不救日食者，是有无君之心。解以为‘安君之灾’者，非。”

十八年，“振除火灾”，振如同振衣的振，就像火附着在衣服上，振一振就脱落了，杜预把振解释为“弃”，不恰当。

“郑有他竟，望走在晋”。“言郑有他竟之忧也。解谓‘虽与他国为竞’者，非。”

二十三年，“先君之力可济也”。“先君谓周之先王，《书》言‘昔我先君文王、武王’是也。解以为‘

译“刘盆子的父亲是献公”，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二十七年，“事奉国君就像在国内一样”。当时诸侯出逃，他们的国家就另外拥立一位国君，只有鲁国不敢这样做，所以昭公虽然流亡在外，季孙意如仍然以对待国君的礼仪来侍奉他，范鞅所说的正是这个意思。把这句话解释为“记载国君出行，报告国君到达”，是错误的。

译三十二年，“越国正值太岁当值，而吴国攻打它，必定会遭受凶险”。解释说：“星纪是吴、越两国的分野，岁星所在的国家有福。吴国率先用兵，所以反而遭受灾祸。”这是不对的。吴、越虽然同属星纪分野，但所入的宿度不同，所以岁星只位于越国。

定公五年，“死于房”。房字怀疑就是“防”字。古时的阝字写作阜，脱落下半部分就成了<户方>字，汉代《仙人唐公<户方>碑》可以证明这一点。《汉书》记载：“汝南郡吴房”，孟康说：“原本是房子国。”而《史记·项羽本纪》封阳武为吴防侯，字形也写作防。哀公六年，“出莱门而告知缘故”。解释说：“是鲁国的郭门。”查定公九年的解释说：“莱门，是阳关邑的门。”

十一年，“成为王孙氏”。传记最终说明，这也就像夫概王逃到楚国成为堂溪氏一样，解释说：“改姓，想要躲避吴国的祸患。”这是不对的。

凡是邵、陆、傅三位先生已经辩驳过的内容，不再收录。

○《考工记》注《考工记·轮人》注：“郑司农说：掣读作纷容掣参的削。”正义说：“这大概有文献依据，现在查找却没有找到。”现在查考司马相如《上林赋》说：“纷溶忘记{艹削}参，猗尼从风。”字写作{艹削}，音萧。而上文“既建而迤，崇于轸四尺注：‘郑司农说：迤读作猗移从风的移，’《正义》则说：‘引用司马相如《上林赋》。’疏解了下句，却忘记了上句，大概是各位儒生疏义不是出自一人之手。

○《尔雅》注《尔雅·释诂篇》：“梏，直也。”古人在“觉”字上用作“梏”。《礼记·缁衣》引用《诗经》：“有觉德行”写作“有梏德行”，注没有引用。

《释言篇》：“邮，过也。”注说：“道路所经过，所以作为邮传的邮。”恐怕不对。古人用“尤”作为“邮”，《诗经·宾之初筵》“是曰既醉，不知其邮”；《礼记·王制》：“邮罚丽于事”；《国语》：“夫邮而效之，邮又甚”；《家语》：“帝而废裘，投之无”；《汉书·成帝纪》：“天著变异以显朕”；《五行志》：“后妾当有失节之邮”；《贾谊传》：“般纷纷其离此兮，亦夫子之故也”；《谷永传》：“卦气悖乱，著”；《外戚传》班倢伃赋：“犹被覆载之厚德兮，不捐于罪”，《叙传》：“讥苑扦惬，举”，都是过失的意思。《列子》：“鲁之君子，迷者”，则又作为过甚的意思。

○《国语》注《国语》中说到“高高下下”的有两处。周太子晋劝谏灵王说：“四岳辅佐禹，高高下下，疏通河道引导滞水，汇聚水泽丰饶万物。”意思是不毁坏高处，不填埋低处，顺应自然的特性。申肯劝谏吴王说：“高高下下，使百姓在姑苏疲敝。”意思是台基越加增高，池沼越加挖深，以耗尽民力。话语相同但意思却不同。

“从前在有虞氏的时候，有崇伯鲧”。根据下文“尧将他诛杀在羽山”，应当说“有唐”，却说“有虞”，是因为这件事记载在《虞书》中。

“到了玄月，王召见范蠡并询问他”。

注说：“鲁哀公十六年九月。”不对。应当说鲁哀公十六年十一月，即夏历的九月。

○《楚辞》注《九章·惜往日》：“甘溘死而流亡兮，祸殃之有再”。注认为“罪及父母与亲属”，不对。大概是因为怀王不听屈原而招致秦国的祸患，现在顷襄王又听信上官大夫的谗言，将他流放到江南，自身不值得可惜，那国家社稷怎么办！《史记》所说的“楚国日益削弱，几十年后终于被秦国灭亡”，就是屈原所说的祸殃再次发生的意思。

《大招》：“青春受谢”。注将谢解释为去，没有阐明。查考古人读谢为序，《仪礼·乡射礼》：“豫则钩楹内注：‘豫读如成周宣谢之榭，《周礼作‘序’。’”《孟子》：“序者，射也。”意思是四时的顺序，终了则有开始，而春天承接它罢了。

《九思》：“思丁文兮圣明哲，平差兮迷谬愚。吕傅兮殷周兴，忌<喜丕>兮鄂吴虚。”这里援引古代贤明与不肖的君臣各两位，丁指的是商宗武丁，举荐傅说的人。注将丁解释为当，不对。

○《荀子》注《荀子》：“案角鹿唾陇东笼而退耳。”注说：“其义未详。大概都是摧败披靡的样子。”现在查考《旧唐书·窦轨传》：“高祖对轨说：‘你入蜀的车骑、骤骑随从二十人，被你斩杀得几乎殆尽，我的陇种车骑，不足以供给你。’”《北史·李穆传》：“芒山之战，周文帝马中流矢，惊逃坠地。穆下马用鞭子击打周文帝背部，骂道：‘笼冻军士尔！曹主何在？你独自留在这里？’”大概周、隋时期的人还有这种说法。

○淮

译南子注释《淮南子·诠言训》中“弄死于〇〇”一句，注解说：“〇〇，是大杖，用桃木制成，用来击杀后羿。从此以后，鬼魂都畏惧桃木。”《说山训》中记载：“羿死桃部不给射”，注解说：“桃部，是地名。”考按，“部”字就是“〇〇”字，一个人注释书籍，前后解释竟然如此不同。

译○《史记》注《秦始皇纪》说：“俸禄五百石以下的官员，如果未能按时到岗，只调任而不剥夺爵位。”因为五百石官职低微、责任较轻，所以只是调任而不夺爵。那些俸禄六百石以上未能到岗的，也是调任而不夺爵。史书文字简练古奥，将两件事合并为一条记载。“山鬼本来只知道一年的事情罢了。”当时已是秋天，一年即将结束，如果今年不灵验，那就不灵验了，山鬼怎么能知道明年的事情呢！退一步说：祖龙，是人的祖先，说称祖龙就会死亡，这是诅咒的话，与我无关，这都是厌恶死亡的意思。

秦始皇在沙丘去世，灵车又从井陉抵达九原，然后经由直道到达咸阳，绕行了三四千里才回来，这是因为秦始皇先前派蒙恬修筑道路，从九原直达甘泉，开山填谷一千八百里。如果直接回咸阳，不完成巡游，恐怕人们产生怀疑，所以载着灵柩向北行进。这只是为了欺骗天下人，即使君父的尸体在车里腐烂发臭也不顾惜，真是残忍到极点、毫无人心了。

《项羽纪》说：“能搏击牛的虻，不能刺破虱子。”意思是说虻这种大虫能搏击牛却不能刺破虱子，用来比喻钜鹿城虽小却坚固，秦军不能迅速攻破。

鸿门宴上，沛公只称项羽为将军，而樊哙却称他为大王，那时项羽还没有称王。张良说：“替大王出这个计策的人是谁？”那时沛公也没有称王。这些都是臣下尊奉的言辞，史家因此记录下来，如今百世之后，语气神态依然清晰可见。又如黄歇给秦昭王上书：“先帝文王、武王。”那时秦国还没有称帝。如果一定要用书写体例来评判，这是不通晓古今的人。

“背关怀楚”，意思是舍弃关中险要之地而迁都彭城。像颜师古的解释，那是违背约定，而不是背离关隘。

古人说“倍”就是二。秦国得到百二，意思是百倍；齐国得到十二，意思是十倍。

《孝文纪》说：“天下百姓没有满足之心”，与《乐毅传》中“先王认为谦抑于心”相同，都是厌足的意思。《荀子》说：“怅然不慊”，又说：“由俗谓之道尽赚也”，又说“向往万物之美而不能赚也”，又说“不自赚其行者言滥过”；《战国策说：“桓公半夜不赚”，又说“膳咱之赚于口”，这些都是“慊”字而错误地用了口字旁。《大学》说：“这就叫做自谦”，也是“慊”字而错误地用了言字旁。《吕氏春秋》说：“如果可以谦剂貌辨，我就没有话说”，也是“慊”字而错误地用了人字旁。

“三年，免除晋阳中都百姓三年的赋税。”《正义》说：“晋阳故城在汾州平遥县西南。”这里应当说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遥县西南，说晋阳是错误的，然而这条注释已经在卷首“中都”下出现过了。“文帝前后去世，窦氏是妾。”诸侯都是同姓，意思是说没有甥舅之国可以娶妻，《索隐》的解释不对。

“十一月晦日，发生日食。”《汉书》中多有晦日发生日食的记载，大概是设置朔日参差不齐的错误。其中说“十二月望日又发生日食”，这应当是月食。

“百姓有的诅咒皇上，以此相约结盟，然后互相欺骗。”意思是先共同诅咒，后来欺负对方就互相告发，所以诏令说像这样的人不要听信。注释并非如此。

《孝武纪》说：“其后三年，有司说元年应当用天瑞来命名，不应当用一二来计数。元年叫建元，二年因长星叫元光，三年因郊祀得到角兽叫元狩。”这说明建元、元光的年号都是后来追加的，而武帝即位之初也像文帝、景帝那样只有元年，还没有年号。

《天官书》说：“疾其对国”，意思是所对应的国家。就像《汉书·五行志》所说的“岁星在寿星，其冲在降娄”；《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岁星离开自己的位次，而旅居在明年的位次，以此危害鸟帑，周楚两国厌恶它”。社氏解释说失位在北，祸冲在南。

“四始者候之日”，意思是岁始之日，冬至之日，腊明日，立春之日。《正义》专指正月旦，这是错误的。

“星陨如雨”，这是宋闵公五年的事；说襄公，是史文的错误。《正义》用“僖公十五年陨石于宋五”来注释，这是错误的。

《封禅书》说：“成山斗入海。”意思是斜曲入海如同斗柄一样，这是古人的说法，《匈奴传》说：“汉朝也舍弃上谷的斗辟县造阳地给胡人”，又说“匈奴有斗入汉地，正对着张掖郡”。“各自在胜日驾车躲避恶鬼。”胜日是指五行相克的日子，《索隐》的解释不对。

“天子在鼎湖病得很重。”湖应当是“胡”，鼎胡是宫名，《汉书·杨雄传》说：“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突然兴起前往甘泉，而经过右内史的辖区。《索隐》认为是湖县，在今之阌乡，距离太远，而且没有行宫。“只有受命而称帝的人，心里明白其中的意思而符合德行。”按此即指武帝，服虔认为是高祖，这是错误的。“奉车子侯突然生病一天就死了。”他是死在海上，不是死在泰山。《索隐》所引用的《新论》的话非常荒谬。

《河渠书》说：“引洛水到商颜下。”服虔说：“颜音同崖。”崖

译应当写作“岸”。《汉书·古今人表》中将屠岸贾写作“屠颜贾”，就是例证。颜师古注释说“山岭像人的额头”，这种说法不对，他特指商山的说法更是错误。刘宝楠已经对此进行了辩驳。

译《卫世家》记载：“顷侯用厚礼贿赂周夷王，夷王便任命卫为侯。”这说明顷侯以前被称为“伯”的，是“伯、子、男”爵位中的“伯”，司马贞索隐认为那是“方伯”的“伯”，虽然可以依据《诗序》中“旄丘责卫伯”的文字，但这并非太史公的本意，况且古代也没有将“方伯”的“伯”作为谥号的情况。

《楚世家》记载：“武王派随人请求王室尊封我的爵号，周王没有听从。随人回报楚国，楚王发怒，于是自立为王，后来谥号为武王。”“于是自立”是一句，“成为楚武王”是另一句，大概是说自立为王，死后谥号为武王罢了。古文简略，所以连在一起说。如《管蔡世家》记载：“楚公子围弑杀楚王郏敖，于是自立为王，成为灵王。”《卫世家》、《郑世家》都说：楚公子弃疾弑杀灵王，自立为王，成为平王。《司马穰苴传》记载：“到了常的曾孙和，于是自立为王，成为齐威王。”又如《韩世家》记载：“晋国设立六卿，韩厥位列一卿，号为献子。”这与本文的句式完全相同。刘炫说“号为武”，武不是谥号，这种说法是牵强附会的。项梁拥立楚怀王的孙子心为楚怀王，尉佗自立为南越武帝，这是后来的事情了。“西起秦患，北绝齐交，那么两国的军队必定到来。”这两国就是指秦、齐，索隐认为是韩、魏，这是错误的。《越世家》记载：“于是征发习流二千。”习流是指士兵中善于游泳的人，单独编为一军。索隐却说“是流放的罪人”，这是错误的。庾信《哀江南赋》写道：“彼锯牙而钩爪，又巡江而习流。”

“不者且得罪”，意思是想要用兵攻打他。

《越世家》记载：“我有所见子晰也。”晰，是分明、清晰的意思，《易经·大有》象传说：“明辨晰也。”就是这个字。音折，又音制。索隐错误地认为是“郑子皙”的皙。

《魏世家》记载：“魏王的使者路过，而在秦国诋毁安陵氏。”安陵氏，是魏国的别封之地。大概是魏王的使者路过安陵，心中不快，所以在秦国诋毁它。

《孔子世家》记载：“我低回留连而不能离去。”查《玉篇·彳部》：“彳氐，除饥反。抵徊，犹徘徊也。”那么字本来应当写作“抵徊”，省略为“低回”罢了。现在读作“高低”的低，就错了。《楚辞·九章·抽思》写道：“低徊夷犹，宿北姑兮。”其中“低”一作“徘”。

《绛侯世家》记载：“这难道不足以让您满意吗？”

意思是这难道不能让您满意吗？大概一定是绛侯在言辞神色之间流露出不平之意，所以皇帝说了这话，而绛侯脱帽谢罪。

“建德代侯因酎金成色不好获罪，元鼎五年，有罪，封国被废除。”应当说“元鼎五年，因酎金成色不好获罪，封国被废除”，多出了“有罪”两个字。

《梁孝王世家》记载：“乘坐布车。”意思是微服出行，让人不知道罢了，没有降低身份自比丧人的意思。

《伯夷传》记载：“其重若彼”，是说俗人看重富贵；“其轻若此”，是说清高之士轻视富贵。

《管晏传》记载：“当晏子伏在庄公尸体上哭他，完成礼仪然后才离开，这难道就是所说的见到正义的事不做是没有勇气吗？”这是说晏子勇于践行正义。古人著书，引用成语而反其意使用的情况很多。《左传·僖公九年》记载：“君子说：《诗经》所说的‘玉圭上的瑕疵，还可以磨掉；言语上的瑕疵，就无法挽回了’，苟息就是这样的人。”这是说苟息的才能能不玷污自己的言语。后人持论过高，认为苟息赞襄献公立少是失言，认为晏子不讨伐崔杼是无勇，这不符合左丘明、太史公的本意。

《孙膑传》记载：“重射。”意思是拿千金来射。索隐解释为喜欢射箭，这是错误的。

“批亢捣虚”，索隐说：“亢是说敌人相互抗拒。”这是错误的。这与《刘敬传》中“扌益其肮”的“肮”相同，张晏说：“喉咙。”下文所说的“占据其要道”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敌人来不及防备，所以称之为虚。

《苏秦传》记载：“前有楼阙轩辕。”应当写作“轩县”。《周礼·小胥》记载：“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注。”注解说：“轩县，是缺其南面。”

“殊而走。”《说文系传》说：“断绝分析曰殊。”意思是肢体断裂而尚未死亡。《樗里子传》记载：“现在在魏国伐蒲人，卫国必定折服而跟随。”这里文字有误，应当依据索隐所引《战国策》的文字来校正。魏。

《甘茂传》记载：“他在秦国居住多代，地位显赫了。”意思是历事惠王、武王、昭王三代。

《孟子荀卿传》记载：“起初是泛滥罢了。”滥，是泛泛而无节制的意思。就像《庄子》中的汪洋自恣一样，注引滥觞的意思，认为是开始，这是错误的。

“难道也有牛鼎的意思吗？”意思是伊尹负鼎、百里奚饭牛的意思，借此说辞来求取时机，并非有孔子、孟子守正不阿的议论。

《孟尝君传》记载：“婴去世，谥号为靖郭君。”以号为谥，就像以氏为姓，都是汉初人的说法。

译《吕不韦传》中记载“谥为帝太後”，与此处用法相同；王褒赋中的“幸得溢为洞萧兮”，也是将“溢”字当作“号”字来使用。

译《平原君传》：“非以君为有功也，而以国人无勋。”应当连成一句来读，意思是并非因为国人没有功劳而不封赏，而是因为平原君独自拥有功劳才予以封赏。

《信陵君传》：“如姬资之三年”，意思是如姬用钱财资助门客去报仇。

“徒豪举耳”，意思是只是表面上装作豪杰的样子，举动并非真心，是想以此招揽有用的人才。

《蔡泽传》：“岂道德之符，而圣人所以为吉祥善事者与？”“岂”字下面应当有一个“非”字。

《乐毅传》：“室有语，不相尽以告邻里”，意思是同一屋檐下的人有了不和的言语，却不互相规劝，反而告诉邻里，这是人情淡薄，正义认为必定要告诉邻里的说法是错误的。

《鲁仲连传》：“邹鲁之臣，生则不得事养，死则不得赙遂”，意思是邹、鲁两国贫穷弱小，生前的奉养和死后的丧葬礼仪都不完备。索隐认为这是君主软弱而臣子强大的说法是错误的。

“楚攻齐之南阳”，南阳是指泰山的南面。《孟子》说：“一次战胜齐国，于是占据了南阳。”《贾谊传》说：“抛弃周鼎，却把破瓦罐当作宝贝。”应劭说：“斡音〇。〇，就是转。”“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索隐》说：“斡音乌活反。斡，就是转。”意义相同但读音不同。现在《说文解字》说：“斡，是瓢的柄。从斗，朝声。杨雄、杜林都说认为是轺车轮的轴。乌括切。”查考“朝”字，古音案切。《说文解字》既然说是朝声，就不应该是乌括切了。颜师古《匡谬正俗》说：“《声类》《字林》都读管音。”贾谊《服鸟赋》说：“斡流而迁。”张华《励志诗》说：“大仪斡运。”都是转的意思。《楚辞》说：“〇维焉系？”这个意义与斡相同，字就是“〇”。所以知道斡、管二者没有区别，近代流俗读乌括切，是错误的。《汉书·食货志》：“浮食奇民想要独占斡山海之货。”师古说：“斡意思是主管统领，读音与管相同。”

《张敖传》：“要之置”，置，就是驿站。如同《汉相国世家》：“取祁善置”，《淮阴侯传》：“至尸乡厩置”中的“置”，《汉书·冯奉世传》：“燔烧置亭。”《淮阴侯传：“容容无所倚”，容容就是“禹禹”字。

《卢缩传》：“匈奴以为东胡卢王”，是封他为东胡王，因为他的姓氏是卢，所以叫东胡卢王。

《田荣传》：“田荣的弟弟田横收集齐国的散兵，得到数万人，在城阳反击项羽。”正义认为城阳是濮州雷泽县，这是错误的。《汉书》记载城阳郡治所在莒；《史记·吕后纪》说齐王于是上城阳之郡；《孝文纪》说因为齐地是重要的郡，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而《淮阴侯传说击杀龙且于潍水上，齐王逃跑，韩信于是追击败军到城阳，都是这个地方。查考《战国策》貂勃对齐襄王说：“从前大王不能守住大王的社稷，逃跑到城阳的山中，安平君率领残破的士兵七千人擒获敌人，收复千里之齐，当时，如果占据城阳而称王天下，没有人能阻止，然而为了迎接大王和王后从城阳山中出来，修筑栈道木阁，大王才返回，您面对百姓。”那么古代齐国时就已经名叫城阳了。

“无不善画者莫能图”，意思是凭借田横兄弟的贤能却不能保全齐国。

《陆贾传》：“尉佗于是惊起，跪坐向陆生道歉。”坐，就是跪。

“数见不鲜”，意思一定是秦代人的话语，就像现在人所说的“常来的客人不杀鸡”。贾谊于是引用这句话来说明父亲对于儿子也不希望长久相处，当时风俗的淡薄可以知道了。

《袁盎传》：“调任为陇西都尉。”这是今天调任官职一字的来源。调有更替的意思，就像琴瑟更换琴弦才能调准一样。如淳解释为选拔，并不全面。

《扁鹊传》：“医之所病，病道少”，意思是医生所担忧的，是懂得运用医道的人少，也就是下文所说的六种情况。

《仓公传》：“臣意年龄满三年，年龄三十九岁也。”查考徐广注，高后八年，淳于意年龄二十六，应当作“年龄满十三年，年龄三十九岁也”，漏掉了“十”字。《孝文本纪》：“十一年，废除肉刑。”

《武安传》：“与长孺共一个老秃翁。”意思是你我都是垂暮之年，没有什么顾惜的，应当直言来决断此事，索隐认为是共同治理一个老秃翁的说法是错误的。

“因为匈奴侵犯边塞，而有卫青、霍去病的功劳。”所以将匈奴列在卫将军、骠骑将军传之前。

《南越尉佗传》：“发兵守卫要害之处。”查考《汉书·西南夷传》注：“师古说：要害，对我方来说是关键，对敌方来说是危害。”这个解释不全面，要害是指攻守必争的地方，我可以危害对方，对方也可以危害我，称之为害。人身也有要害，《素问》：“岐伯回答黄帝说：‘脉有要害。’”《后汉书·来歙传》：“中臣要害。”

《司马相如传》：“其为祸也不亦难矣”，多了一个“亦”字。

《汲黯传》：

译“愚民安知”是一句话。

《郑当时传》：“高祖命令所有曾经侍奉项籍的人直呼项籍的名字。”意思是说，在奏事时如果涉及项王，一定要直呼其名，称他为“项籍”。

译《酷吏传》记载：“尸体消失离去，回家安葬。”这是说其家人偷偷载着尸体逃走了。如果说尸体能自己飞走，那就太奇怪了！

《游侠传》记载：“近世的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这些人，都凭借王者的亲属身份，依托拥有封地的卿相的富厚。”延陵指的是季札，因为他遍游中原各国，与著名的卿相结交，解下价值千金的宝剑，挂在冢墓的树上，具有侠士的风范。

《货殖传》记载：“廉洁的官吏长久之后反而更富有，廉洁的商人回归后也富有。”又说：“贪婪的商人获利三成，廉洁的商人获利五成。”如果放纵私利而行事，会招致很多怨恨。廉洁的人懂得索取也懂得给予，不向别人索取过多，符合道义然后才取，人们不会厌恶他的索取。因此虽然索取得少，但长久之后反而更富有，廉洁的人所得到的竟然有他的五成。注解说错了。

“洛阳的街居处在齐、秦、楚、赵的中间。”《说文解字》说：“街，是四通八达的道路。”《盐铁论》说：“燕国的涿、蓟，赵国的邯郸，魏国的温、轵，韩国的荥阳，齐国的临淄，楚国的宛丘，郑国的阳翟，东周、西周的三川，都是天下的名都，处在五个诸侯国的交通要道，横跨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上。”

“完全顺从时势的推移变化，随着时局俯仰进退。”“椎埋”应当是“推移”二字的错误。

《太史公自序》记载：“申吕肖矣。”“肖”是“削”字，脱落了偏旁。与《孟子》中“鲁国的削弱更加严重”的意思相同，徐广的注解认为是错的。

《汉书》注《汉书叙例》，是颜师古撰写的。他在所列姓氏邓展、文颖下面也说：“魏建安年间”，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虽然政权出于曹氏，不能立刻称为魏。

《高帝纪》记载：“诸侯罢戏下，各就国。”注解引用一种说法称：“当时跟随项羽在戏水之上。”这种说法是对的。大概项羽进入咸阳，而诸侯自己留在戏下驻军罢了。其他地方固然有把“戏”当作“麾”的，但说“罢麾下”似乎不成文句。

“不趁着这个时机就夺取它。”把“几”解释为危险，不恰当。“几”就是“机”字，如同《尚书》中“若虞机张”的“机”。

“派遣到相国府，登记品行、义行和年龄。”这是说书写他平日为人的真实事迹，如同《昭帝纪》所说：“元凤元年三月，赏赐郡国所选出的有品行义行的人涿郡韩福等五人帛”，《宣帝》所说：“命令郡国举荐孝顺悌敬、有品行义行并在乡里闻名的人各一人”就是这样。刘攽把“义”改为“仪”，说如同现在的团貌，这是错的。

《武帝纪》记载：元封元年，“诏令祭祀八神。”这是说东巡海上而祭祀八神，就是《封禅书》所说的八神。一是天主，祭祀天齐等。文颖认为是祭祀太一，开通八通之鬼道的人，这是错的。

“天汉元年秋，关闭城门，大搜查。”与二年及征和元年之大搜查相同，都是搜查好人，不是逾越奢侈的行为。

《昭帝纪》记载：“三辅太常郡得以叔粟抵充赋税。”汉代田租本来就是叔粟，现在连同口算杂征一起，用钱缴纳的都命令用叔粟抵充。其单独实行于三辅太常郡的，不仅是因为〇贱伤害农民，也是为了减少漕运三百万石，担心储备侍奉之物的匮乏。

《元帝纪》记载：永光元年，“秋，罢。”如淳说：“应当说罢免某官某事，文字烂脱丢失了。”这是对的。《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夏，有。”也是缺文，杜氏解释说：“丢失了新筑战事。”

建昭三年，“戊己校尉”。颜师古说：“戊己校尉，镇守安定西域，没有固定的治所。也如同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各有正位，只有戊己在四季寄王，所以用这个名字命名官职。当时有戊校尉，又有己校尉。一种说法是戊己位在中央，现在所设置的校尉处在三十六国之中，所以叫戊己。”《百官公卿表》注也记载了两种说法。《汉官仪》说：“戊己在中央，镇覆四方。”又说“开渠播种，用来厌胜，所以称戊己。”按照马融《广成颂》所说：“校队案部，前后有屯，甲乙相伍，戊己为坚。”那么不只是西域，即使平时校猎，也有部伍。又知道甲乙八名都有，而西域只设置这戊己二官罢了。《车师传》记载：“设置戊己校尉，屯田，居住在车师故地。”《乌孙传》记载：“汉朝迁移己校屯驻姑墨，”而《后汉书·耿恭传》记载：“耿恭担任戊校尉，屯驻后王部金蒲城；谒者关宠担任己校尉，屯驻前王柳中城。”所以颜师古认为没有固定的治所。

《哀帝纪》记载：“不是赦令，都蠲除，”如同《成帝纪》所说“其吏也迁二等”同一文法。大概赦令不可再反悔，所以只有这一件事不蠲除。

《王子侯表》记载：“<幸瓜>节侯息城阳顷王子。”颜师古说：“<幸瓜>就是‘瓠’字。又音孤。”《地理志》北海郡下记载“<幸瓜>侯国”，颜师古说：“<幸瓜>就是‘执’字。”两个读音不同。而《功臣表》记载：“<幸瓜>讠聂侯酐”，颜师古说：“钒狐同。”河东郡下作“狐讠”，又不知道是否就是这一个字。

《百官表

译《汉书》：“长水校尉掌管长水、宣曲的胡人骑兵。”颜师古说：“长水，是胡人的名称；宣曲，是观台的名称。指驻扎在宣曲的胡人骑兵。”我认为长水并非胡人的名称。《郊祀志》记载：“霸水、产水、丰水、涝水，流经渭水、长水，因为靠近咸阳，全都得以比照山川进行祭祀。”《史记》索隐说：“《百官公卿表》中有长水校尉一职。”沈约《宋书》说：“军营靠近长水，因此得名。”《水经》说：“长水发源于白鹿原，就是现在的荆溪水。”

译元凤四年，蒲侯苏昌担任太常。十一年，因“籍没霍山的书籍中泄露了机密文书”的罪名被免职。颜师古说：“是因为把机密文书借给了霍山。”这是不对的。大概是因为籍没霍山的书籍中有机密记录，应当秘密上奏，却擅自展示给别人看，所以以泄露机密定罪。霍山的本传记载：“霍山因抄写机密文书，公然上书，献出城西的宅第，以及一千匹马，来赎免霍山的罪过。”如果霍山的机密文书是从苏昌那里借来的，苏昌的罪过将不止是免官。而且元康四年，苏昌又担任太常，对苏昌处罚轻微而对霍山惩处严厉，这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况且按照颜师古的说法，应当说“因借给霍山机密文书而被免职”就足够了，何必用这样重复累赘的言辞呢？

建昭三年七月戊辰日，“卫尉李延寿担任御史大夫，姓繁”。颜师古说：“繁音蒲元反。”《陈汤传》中：“御史大夫繁延寿。”颜师古说：“繁音蒲胡反。”《萧望之传中》颜师古注为“婆”。《谷永传》中颜师古注为“蒲河反”。蒲元反则音盘，蒲胡反则音蒲，蒲河反则音婆，三种读音互相出现，并没有统一。然而“繁”字似乎有“婆”的读音，《左传·定公四年》：“殷民十族中的繁氏。”繁音步何反。《仪礼·乡射礼》注：“今文‘皮树’作‘繁竖’。‘皮’古音婆。”《史记·张丞相世家》：“丞相司直繁君。”司马贞索隐说：“繁音婆。”《文选》中“繁休伯”，吕向注音为步向反。那么“繁”读作“婆”音相传已久了。

《律历志》：“寿王候课比，三年居下。”意思是考核成绩居下。下文说“最终被下狱”，这才是下狱的意思，颜师古的注解不对。

《食货志》：“学习六甲、五方、书、计这些事。”六甲，是四时六十甲子之类；五方，是九州、五岳、列国的名称；书，是六书；计，是九数。孟康的说法没有讲完。

“国家灭亡，没有捐弃瘦弱的人。”“瘠”，是古“〇”字，指死了而不埋葬的人。《娄敬传》中“只看见瘦弱〇老的人”，《史记》作“瘠”。《后汉书·彭城靖王恭传》：“毁坏〇过礼。”《大戴礼记》：“瘦弱丑陋以〇。”都是“瘠”字。那么这里的“瘠”是“〇”字的误写，应当采纳孟康的说法。“考核得到粮食都多于旁边的田地，每亩一斜以上。”大概瘠地是长久不耕种的土地。地力有积蓄，收成必然多，所以制定代田法。

“天下大概没有不算的，都铸造金钱了。”无虑，就是说无算，意思是多。

“布货十品，”颜师古说：“布就是钱。称为布，是说它分布流行。”按照本文，钱、布自然是两种物品，而下文又记载，改作货布的形制，怎么能说布就是钱呢？《王莽传》说：“货布长二寸五分，宽一寸，值货钱二十五。”现在货布尚存，上窄下宽而分叉，下面中间有一个孔，颜师古当时或许没有见到。

《郊祀志》：“文公得到若石，说在陈仓北坂建城祭祀它，它的神灵有时一年不来，有时一年来几次。常在夜里，光辉像流星，从东方来，聚集在祠城。像雄鸡，声音洪亮，说野鸡夜里叫。”如淳说：“野鸡，就是雉。吕后名雉，改称为野鸡。”《五行志》：“天水冀南山，巨石鸣声隆隆如雷。过了一会儿停止，〇鸡都叫。”颜师古说：“雉也。”我私下认为野鸡，就是野外的鸡。注解拘泥于苟悦说：“避讳‘雉’字叫野鸡。”避讳“恒”字叫常，避讳“启”字叫开，史书中本来有说常说开的，难道一定都是恒和启吗？又本文出自《史记·封禅书》，上文说“有雉登上鼎耳”，下文说“公孙卿说，在喉氏城上看到仙人足迹，有像雉一样的东西在城上往来”，又说“放纵远方奇兽飞禽以及白雉等物”，都没有避讳。而《汉书·地理志》南阳郡有雉县，江夏郡有上雉县；《五行志》：“王音等人上书说，雉能听察，先听到雷声”，那么汉代不曾避讳雉字。

“木寓龙一驷，木寓车马一骖。”李奇说：“寓，奇也。在木上寄生龙形。”这个说法恐怕不对。古文伊、寓通用，木寓，就是木偶，《史记·孝武纪》：“制作木偶马”，而《韩延寿传》说“卖偶车马和下里伪物的人，丢弃在街市道路上”。古人用来侍奉神灵以及送死都用木偶人、木偶马，现在人代替用人纸马。又《史记·殷本纪》：“帝武乙无道，制作偶人，称为天神。”索隐说：“偶音寓。”《酷吏传》：“匈奴甚至制作偶人，模仿郅都。”索隐说：“《汉书》作寓人。”可以证明寓就是偶。

《五行志》：“吴王濞封地有四郡五十多座城。”“四”应当是“三”，古四字笔画积聚而成，与三容易混淆，就像《左传》中“陈蔡不羹三国”成为四国一样。

“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其后郑国俘获鲁隐公。”按照狐壤之战的事情发生在之前，那是隐公还是公子的时候，这是刘向的错误说法，班固、司马迁沿袭了它，不必曲意为之辩解。

译《沟洫志》说：“内史稻田租挈重。”“挈”意为偏斜，《说文解字》中使用了“用”字。注解说：“角一俯一仰”，意思相同。

译《楚元王传》中提到的“孙卿”，颜师古解释说：“这是荀况，汉代为了避宣帝刘询的名讳而改称孙卿。”我认为汉代人不避讳嫌名，荀改为孙，就像孟卯改为芒卯，司徒改为申徒一样，都是语音的转变。

“皇上多次想任用刘向为九卿，但总是被担任官职的王氏族人以及丞相御史所挟持，所以最终没有升迁。”这里多了一个“不”字，应当说“总是被担任官职的王氏族人以及丞相御史所挟制”。“持”是挟持的意思，而不是帮助的意思。

《季布传》中的“难近”，意思是让人畏惧而远离他。颜师古认为“近”是指接近天子、做大臣，这是错误的。

《樊哙传》中的“项羽随即犒劳军士，中酒”，“中酒”意思是酒喝到一半。《吕氏春秋》称之为“中饮”。凡是事情进行到一半都称为“中”。《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中的“中置”，意思是馈赠进行到一半。完毕。《史记·河渠书》中的“中作而觉”，意思是工程进行到一半时发觉。《吕氏春秋》中的“中关而止”，意思是拉弓弦拉到一半时停止。“中酒”就像现在人说的酒席过半。颜师古解释为不醉不醒，所以称为“中”，这是错误的。

《淮南厉王传》中的“命令随从刑杀他”，《史记》写作“刭杀他”，应当从《史记》用“刭”字，是因为读音相近而产生的讹误。下文说“太子自杀但未死”，又说“王自杀身亡”，《史记》也都写作“刭”。“孝先自首谋反，自首后免除他的罪责。”查《史记》没有下边的“告”字，这是衍文，颜师古勉强为之辩解。

《万石君传》中的“内史坐在车中，像石庆应当做的那样”，这是反语，意思是说尊贵而傲慢待人，应当这样吗？

《贾谊传》中的“皇上多次违背他的忧虑”，意思是秦朝所忧虑的是孤立无援，而汉朝所忧虑的是诸侯；汉朝初期所忧虑的是异姓诸侯，而现在所忧虑的是同姓诸侯。

张敖没有谋反，所以添加了一句“贯高担任丞相”，这是古人文字严谨的地方。

“安葬遗腹子，朝拜委裘，而天下不乱。”必定古代有这样的说法，这就是所谓的“君主去世而世子出生”的情况。季桓子命令他的臣子正常说：“南孺子的孩子是男孩，就报告并立他为嗣。”遗腹子作为继承人，从君主到大夫，道理是一样的。

《邹阳传》中的“宋国任用子冉的计策，囚禁墨翟”，《史记》写作“子罕”。文颖说：“子冉就是子罕。”查子罕是鲁襄公时的人，墨翟在孔子之后，子冉应当是另一个人。“秦始皇任命中庶子蒙的话。”颜师古说：“蒙是庶子的名字。”现在流传的俗本在“蒙”字下面往往加上“恬”字，这是错误的。查《史记》，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先向秦王进言，不是蒙恬，蒙也不是名字，传文脱漏了一个“嘉”字。

《赵王彭祖传》中的“椎埋”，就是挖掘坟墓。新埋葬的称为埋。颜师古说：“椎杀埋人。”恐怕不对。

《李广传》中的“弥节白檀”，“弥”与“弭”相同。《司马相如传》中的“于是楚王便拿着节杖徘徊”，注“郭璞说：‘饵’同‘低’。节，是所倚仗的信节。”

“李陵应当出发出塞，于是诏令强弩都尉，让他迎接军队。”意思是应当等到李陵出塞之后，才诏令博德去迎接他。

《苏武传》中的“李陵厌恶亲自赏赐苏武，让他的妻子赏赐苏武牛羊数十头。”现在人送东西给别人，而托名于妻子的，往往有这种情况。之所以称为赐，是因为李陵在匈奴已经立为王，所以说厌恶亲自赐给苏武，大概是嫌弃自己居其名位罢了。颜师古注释说，如果是显示自己在匈奴中富饶来夸耀苏武，这是不对的。

《司马相如传》：《子虚赋》是“游历梁国时所作”。当时应当是夸耀梁王田猎之事而言罢了。后来改为楚称齐难而归之天子，那就不是当时的原文了。如果只像现在所载子虚的话，构不成一篇完整的文章。

《张安世传》中的“没有儿子，在安世的小儿子彭祖”，意思是贺没有现存的儿子，而把安世的小儿子当作儿子，他早死的儿子另外有一个儿子，就是下文所说的孤孙霸，并不是没有儿子。

《杜周传》中的“官吏所增加十万余人”，意思是供词之外株连的人。

《张骞传》中的“最终不能得到月氏的要领”，古人上衣下裳，举起裳的人抓住腰，举起衣的人抓住领。

《广陵王胥传》中的“女须说：‘孝武帝对我说话。’”意思是孝武帝降灵附身而言。“千里马兮驻待路。”意思是神魂飞扬，将要乘此马而远适千里之外，张晏注释认为是驿马，这是错误的。

《严助传》中的“臣听说道路传言：闽越王弟甲弑杀了他。”就是下文所说的“恰逢闽越王弟余善，杀王投降”的人。当淮南王上书之时，不知道他的名字，所以称他为甲，就像说某甲一样。颜师古说：“甲是闽越王弟的名字。”这是错误的。

《朱买臣传》中的“买臣进入家中”，就是会稽邸中。邸就像现在京师的会馆。

《东方朔传》中的“用剑割肉而离开”，裴松之注：“《魏志》说：古人把藏称为去

译《苏武传》记载：“挖掘野鼠洞，取出其中储藏的果实来吃。”颜师古解释说：“‘去’是储藏的意思。”《杨恽传》中“廷尉判定杨恽犯有大逆无道罪”这一条，是因为杨恽的书信中有“君父送终”这样的话。

译《梅福传》说：“诸侯夺取宗庙祭祀权。”比如帝挚即位后治理不善，去世后，尧从唐侯升任天子就是这种情况。《梅福传》赞语说：“殷商的借鉴不远，夏后氏也曾听闻。”这是指梅福引用吕氏、霍氏、上官氏的事例来规劝切责王氏。颜师古注释说是指封孔子后裔，这是错误的。

《霍光传》说：“张章等人说霍氏都仇视有功之人。”晋灼说：“仇，等同。”这是错误的，这里的“仇”如同《诗经》中“无言不仇”的“仇”。《左传·僖公五年》说：“没有丧事却忧虑，必定会有祸患对应。”注解说：“仇相当于对应。”《律历志》说：“广泛延请并询问，用以推演星度，未能对应。”郑德说：“相应称为仇。”《郊祀志》说：“那些方术大多不能对应。”《伍被传》赞语说：“忠诚不能始终如一而欺诈得以对应。”《魏其侯传》说：“皇上派御史簿录责问田婴，所说的关于灌夫的事大多不能对应。”

《赵充国传》说：“如果没有将军，谁不乐意这样做呢？”意思是难道只有将军苟且偷安贪图便利吗？人人都想这样做。颜师古将“微”字归入上句断句，这是错误的。

《辛庆忌传》说：“卫青在位，淮南王的阴谋便潜伏下来。”这是指伍被说大将军多次领兵熟悉军事，不容易抵挡；又说即使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因此被淮南王所忌惮。

《于定国传》说：“万方事务大多记录在君主那里。”查考现在流传的王肃注释《舜典》中“纳于大麓”说：“麓，就是录。接纳舜，让他总录万机政务。”大概西汉时期已有这种解释，所以诏书中使用了它。

《于定国传》赞语说：“哀怜鳏夫，明断狱讼。”《毛诗》、《礼记》中凡是鳏寡的“鳏”都写作“矜”，这里也是“矜”的错字。“哲”则是“折”的错字。颜师古因为传中有“哀鳏寡”的话，于是用来解释这句话，并将“哲”当作“明哲”的“哲”。

《龚胜传》说：“不要追随世俗动摇我家，种柏树建祠堂，”颜师古说：“多设置器物，恐怕被发掘，就是动摇我家。”这是错误的。古人族葬，龚胜必定已有自己的墓地，如果追随世俗人的心意，再在墓上种柏树建祠堂，那就是动摇我家了。大概是因为朝代更替，一切丧葬礼仪都不愿采用。

《韦贤传》说：“岁月已老，年纪已衰。对于过去的君子，希望在后世显扬。”韦贤自述年老，仰慕过去的君子在后世留下美名，希望汉宣帝相信老成之言而任用他。在邹诗中说“既老且陋”，那么这是韦贤的自述就可以知道了。

“下从者与载送之。”“下”如同《爱盎传》中“下赵谈”的“下”，与他同车，又送到他家。

《尹翁归传》说：“高至于死。”高指罪名中的上等，如同说上刑。

《王尊传》说：“遭受共工那样的大恶。”这是指御史大夫弹劾王尊以静言庸违，像共工那样滔天。

《萧育传》说：“鄂地有名的贼人梁子政。”名贼如同说名王，指有名号的贼人。颜师古说：“名贼，自己显露名字，无所躲避隐藏，说他们强悍。”这是错误的。

《宣元六王传》赞语说：“贪人败类。”出自《大雅·桑柔》的诗，颜师古错误地认为是《荡》诗。

《张禹传》说：“两人都听说并知道，各自有所得。”汉元帝认为张禹亲近自己，汉宣帝认为张禹敬重自己，所以各自有所得。

《翟方进传》说：“万岁的期限，临近谨慎朝暮。”这是指皇帝驾崩，所以下文郎贲丽认为可以改任丞相。

《杨雄传》说：“不知道伯侨周有何区别。”这是指不知道是哪位王的别子。

“冠伦魁能。”“能”字应当属于上句，意思是作为能臣的首领。

史书文字中有错字，应当旁征博引以求其正确，不必曲意解释。比如本传《解嘲篇》中“欲谈者宛舌而同声”，“固”是“同”的错字；“东方朔割名于细君”，“名”是“炙”的错字，有《文选》可以证明。却一定要解释为“固”、为“名”，这是颜师古的毛病。《颜氏家训》说：“《毅梁传》：‘孟劳者，鲁之宝刀也。’有姜仲岳，读‘刀’为‘力’，说公子左右姓孟名劳，多力的人，为国家所宝。与我苦苦辩驳。清河郡守邢峙，当世大儒，帮我证明，他羞愧地信服了。本传对‘割名’的解释难道不类似吗？”

《儒林传》说：“弟子品行虽然不全备，但做到大夫、郎、掌故的数以百计。”这是说不必都有品行道义，但多显贵官员。

《货殖传》说：“替平陵石氏持钱。”持钱如同今人说掌管财物。如氏、直氏都是平陵富人，而石氏也仅次于他们。

《游侠传》说：“酒市赵君都、贾子光。”服虔说：“酒市中的人。”这是错误的。查考《王尊传》说：“长安宿豪大猾箭张禁、酒赵放”。晋灼说：“这两人是制作箭和酿酒的人家。”现在这里上文有箭张回，就是张禁。君都也是赵放，名字偶然不同罢了。

《佞幸传》说：“朕想着噬肤之恩不忍心。”这是取自《易经·暌卦》六五“厥宗噬肤”，说贵戚之卿，恩义不忍断绝。

《匈奴传》说：“孤偾之君。”愤如

译《左传》中“张脉偾兴”的“偾”字。《仓公传》中所说的“这病是因为想要男子而得不到”。

译“卫律为单于谋划，凿井筑城修造楼台以储藏物资，并让秦人守卫。”颜师古说：“秦朝时有人逃亡到匈奴，如今他们的子孙还被称为秦人。”这是不对的。当时匈奴称中国人为秦人，就像现在称汉人一样。《西域传》记载：“匈奴将马的前后脚捆绑起来，放在城下，奔驰着说：‘秦人，我要像对待马一样对待你们！’”颜师古说：“称中国人为秦人，是沿袭旧称。”这才是对的。文中说让秦人守卫，是因为匈奴以迁徙游牧为业，不擅长防守，凡是凿井筑城之类的事，非秦人不能做。《大宛传》说：“听说大宛城中新来了秦人，懂得凿井。”也是指中国人。

“去胡来王唐兜。”颜师古说：“因为他离开胡人而来投降汉朝，所以以此作为王号。”这是不对的。《西域传》记载：“羌国王号去胡来王。”

“臣知道父亲呼韩邪单于蒙受无量的恩德。”当时尚未改名，应当说“臣囊知牙斯”。修史者根据他后来改名的情况来记载罢了。

旧印已经损坏，却说“因此上书请求旧印”，是请求重新铸造如同旧印的样式，去掉新印上的“新”字而称“玺”。《南粤传》说：“朕是高皇帝的侧室之子。”颜师古说：“意思是并非正嫡所生。”这是不对的。《春秋·左氏传·桓公二年》说：“卿设置侧室。”杜预解释：“侧室，指众子。”《左氏传·文公十二年》说：“赵国有侧室名叫穿。”

《西域传》说：“康居国王东羁事匈奴。”意思是并非纯臣，只是以羁縻之礼侍奉匈奴，与乌孙羁属的意思相同，应当采用那里的注释而删去这里的注释。

“应当供给充足，不可缺乏。”应当作“可不缺乏”。

《外戚传》说：“常与死为伍。”意思是濒临死亡。

“其条刺史大长秋来自之。”“史”应当作“使”。原本就是“使”字。

“丞知道是什么孩子吗。”意思是藏起来以便辨别是男是女。颜师古的注释不对。

“怎么能让长信宫听到呢。”意思是用什么办法让太后听到。

“最终去世，以至于配享于左坐。”意思是合葬于渭陵，配享元帝。

《王莽传》说：“治者掌寇大夫陈成自行免官。”大概是因为预见到祸患而提前离去。

自称“废汉大将军”，是自称汉大将军，下文说“亡汉将军”也是这个意思。从王莽的角度来说，称之为废汉、亡汉罢了。

“会省户下。”省户就是禁门。蔡邕《独断》说：“禁中，是因为门户有禁令，非侍从人员不得进入，所以叫禁中。”孝元皇后的父亲大司马阳平侯名叫禁，当时避讳，所以叫省中。

“右庚刻木校尉。”“刻”与“克”同义，取金克木之意。

《叙传》说：“刘氏继承尧的后代，氏族世系，记载于《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十九年》说：“陶唐氏衰落后，其后代有刘累，向豢龙氏学习驯龙，以侍奉孔甲。”颜师古引用“士会奔秦，其处者为刘氏”，则是刘累的苗裔。

“雕落洪支。”指中山、东平的案件。服虔认为是废退王氏，这是不对的。

《后汉书注·光武纪》：“今此谁贼，而驰骛击之乎？”注解说：“谁谓未有主也。”这是不对的，意思是这等什么样的贼寇，不值得烦劳主上亲自出击。

“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意思是比照略卖人口的律令定罪，加重其刑罚。

《质帝纪》说：“先前，能通晓经书的人各自令其遵循家法。”注解说：“儒生研究《诗》的称为诗家，研究《礼》的称为礼家。”这是不对的。意思是如《诗》有齐、鲁、韩、毛四家。通晓《齐诗》的人自认为传授《齐诗》，通晓《鲁诗》的人自认为传授《鲁诗》，韩、毛以及《五经》都是如此，这才叫家法。《鲁丕传》说：“师法不同的各自令其陈述师法”；《徐防传》说：“伏见大学考试博士弟子，都凭己意解说，不遵循家法”就是这个意思。

《安帝纪》说：“永初元年九月癸酉，调拨扬州五郡的租米，供给东郡济阴、陈留，梁国下邳、山阳。”注解说：“五郡指九江、丹阳、庐江、吴郡、豫章，扬州管辖六郡，会稽最远，大概没有调拨。”查《顺帝纪》：“永建四年，分设会稽为吴郡。”安帝时还没有吴郡，只有五郡，没有什么可疑的。注释不对。

冯异给李轶的信说：“如果长安还可以扶持，拖延岁月，疏远的不离间亲近的，远处的不超越近处的，季文怎么能居于一个角落呢。”意思是季文对于更始帝是亲近的大臣，应当在朝廷执政，怎么能居于这一角落。注释失去了本意，反而认为是疏远，这是不对的。

《景丹传》说：“邯郸将帅多次说，我发动渔阳、上谷的军队，我卿应说对。”意思是邯郸将帅有这样的话，我也暂且用这话回应他，不能肯定两郡的军队果然会来。本文意思自明，注释却说是王郎想要发动，错了。

《鲍永传》说：“太守赵兴感叹说：‘我接受汉朝的封土，不能树立节操，而鲍永为之而死，怎么能害他的孩子呢？’”

译“永”字有误，应当是“鲍宣”。

《杨厚传》中说：“阴臣、近戚、妃党应当遭受祸患。”阴臣指的是妇人，下文提到的宋阿母就是例子。注解说：“阴，是私的意思。”这是不对的。

译《郎顗传》：“思过念咎，务消大悔。”注解说：“只，是大。”这是错误的。查考《易经·复卦》：“初九，无大悔。”九家本作“多”，古人“多”、“只”二字通用。

《朱浮传》：“自损盛时。”这里的“损”应当是“捐”。

《贾琮传》：“乡人有所计争，辄令祝少斌。”注解说：“祝，是诅咒。争论曲直的人就说‘敢诅咒少斌吗？’”这是错误的。意思是“敢在少斌面前发誓吗？”把他当作神明一样敬重。古人的文章简略罢了。《钟离意传》：“光武帝得到奏章，以见霸。”这里的“见”应当是“视”，是古“示”字。作“视”是说把钟离意的奏章给霸看。

《张禹传》：“祖父张况担任常山关长，恰逢赤眉军攻打关城。”查考《前汉书·地理志》，常山郡的县有十八个，其中第十二个叫关。《续汉书·郡国志》没有这个县，是光武帝所废除的，其地应当就是现在的故关，建武十五年，迁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的百姓，安置在常山关、居庸关以东。

《梁节王刘畅传》：“现在陛下替臣收揽天下的污名。”收污就像《左传》所说的“国君含垢”。

《李云传》：“应当有黄精代替出现。”注解说：“黄精是指魏氏将要兴起。”查考李云本来不知道是魏，所以下面才说陈、项、虞、田、许氏。黄代替赤，自然是五运的顺序，王莽也自认为祖先是黄帝。

《曹腾传》：“颍川堂溪赵典等。”查考《蔡邕传》作“五官中郎将堂奚典。”注解说：“堂溪，是姓。”这篇文章多了一个“赵”字。

○《文选》注阮籍《咏怀诗》：“西游咸阳中，赵李相径过，”颜延年注解说：“赵，是汉成帝后的赵飞燕，李，是武帝时的李夫人。”查考成帝时自有赵、李，《汉书·谷永传》说赵、李从微贱中独得宠幸，《外戚传》：“班倢伃的侍者李平，李平得宠，也做了倢伃，”《叙传》：“班倢伃供养东宫，进献侍者李平为倢伃，而赵飞燕为皇后。自从大将军死后，富平侯定陵侯张放、淳于长等开始受宠，出宫微行，出行时同车执辔，入宫侍奉禁中，设宴饮之会，以及赵、李等侍中，都举杯尽饮，谈笑大笑。”史传明白如此，却认为是武帝的李夫人，为什么呢？

○陶渊明诗注《西溪丛语》：“陶渊明诗云：‘闻有田子春，节义为士雄。’《汉书·燕王刘泽传》云：‘高后时，齐人田生游说缺乏资财，用书信干谒刘泽，刘泽非常高兴，用二百斤金子给田生祝寿，田生到长安，求见幸臣谒者张卿，暗示高后立刘泽为琅邪王。’晋灼说：《楚汉春秋》说：‘田生字子春。’这是错误的。这首诗上文说：‘辞家夙严驾，当往至无终。’下文说：‘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可知是田畴了。《三国志》：‘田畴，字子泰，右北平无终人。’‘泰’一作‘春’。如果是田生游说取金的人，怎么会有高世之名，而被陶渊明所仰慕呢！

“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是用了方望《辞隗嚣书》中的：“虽怀介然之节，欲洁去就之分。”

“多谢绮与用，精爽今何如？”“多谢”，不是一句话所能说完的，今人也有这种说法。《汉书》：赵广汉担任京兆尹，常记召湖都亭长到西界上，界上亭长戏弄说：“替我多问候赵君。”注解说：“多问，是说殷勤，像今人千万问讯一样。”

○李白诗注李白《飞龙引》：“云愁海思令人嗟。”是用了梁豫章王萧综《听鸡鸣辞》：“云悲海思徒仰。”《胡无人篇》：“太白入月敌可摧。”是用了《北齐书·宋景业传》：“太白与月并，宜速用兵。”这两件事前人没有注释。

李白诗有《古朗月行》，又说：“今人不见古时月。”王应麟引《抱朴子》说：“俗士多说不如今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这是对的。”又说：“狂风吹古月，窃弄章华台。”又说：“海动山倾古月摧。”这所谓的“古月”则明显是“胡”字，不能曲解。然而李白用此也有根据，《晋书·苻坚载记》：“古月之未乱中州，洪波大起健西流。”这就是根据。有人说析字的体式只应当用于谶文，怎么可以入诗呢？“蒿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古诗本来就有。

“谁怜李飞将，白首没三边。”前人讥讽他把“飞将军”剪截为“飞将”，然而古人自有这种说法。《后汉书·班勇传》：“班将能保北虏不为边害乎？”后魏唐永，正光年间担任北地太守，多次与贼人作战，未曾败北。当时人说：“莫陆梁，恐尔逢唐将。”

译。”井把“将军”当作“将”。

译“海上碧云断，单于秋色来。”这里的“单于”是地名。《通典》记载：“麟德元年，将云中都护府改名为单于大都护府。辖有一个县，叫金河。这里有长城，还有金河、李陵台、王昭君墓。”

《旧唐书·突厥传》记载：“车鼻可汗被击败之后，突厥全部成为大唐的臣属，于是分别设置了单于、瀚海两个都护府，单于都护府管辖狼山、云中、桑乾三个都督府，以及苏农等十四个州。”

《新唐书》说：“沙漠以北的著名州县都隶属于瀚海都护府，以南的隶属于云中都护府。云中，是义成公主居住的地方。颉利可汗灭亡后，李靖迁徙突厥残败的数百帐落居住于此，任命阿史德为首领。人口逐渐增多，就建议说：‘希望任命诸王为可汗，在远处统领他们。’皇帝说：‘现在的可汗，就是古代的‘单于’。’于是将云中府改为单于大都护府，任命殷王李旭轮为单于都护。”

《资治通鉴》注引宋白的话说：“唐代的振武军，旧称单于都护府，就是汉代定襄郡的盛乐县所在地。位于阴山南麓，黄河北岸，是后魏所建的都城盛乐。唐代平定突厥后，在此设置云中都护府，后来改为单于府。”

《新唐书·地理志》说：“唐代盛世，开元、天宝年间，东至安东都护府，西至安西都护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单于府。”

徐九皋的诗题为《送部四镇人往单于》，崔颢的诗题为《送单于裴都护赴西河》，岑参的《轮台即事诗》写道：“轮台风物异，地是古单于”，说的就是这个地方。

○杜甫诗注《寄临邑舍弟诗》中有“徐关深水府”，《送舍弟颖赴齐州诗》中有“徐关东海西”。徐关位于齐地境内，如今已无法考证。《左传·成公二年》记载：“齐军在鞍地战败，齐侯从余夫邑进入。”《左传·成公十七年》记载：“齐侯与国佐在徐关结盟后返回。”

《行次昭陵诗》中有“威定虎狼都”。注引《苏秦传》说：“秦国是虎狼之国，非常无理”。这其实是化用《史记·秦本纪》赞语中的“据狼弧，蹈参伐”。参星对应白虎，是秦国的分野之星。“往者灾犹降，苍生喘未苏”一句，指的是武则天、韦后之祸。“指麾安率土，荡涤抚洪熔”一句，指的是唐玄宗再造大唐江山。这是基于唐太宗的遗德仍在人心，所以诗中提及他。钱氏认为这首诗作于天宝乱后，并将“铁马”改为“石马”，以符合李商隐诗中“昭陵石马”的说法，这是错误的。杜甫的《朝享太庙赋》中说：“弓剑皆鸣，汗铸金之风马。”这是在未乱之前写的，否则又该如何解释呢？必定是古代记载中有此事，而今已失传罢了。

《奉赠韦左丞丈诗》中有“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颜氏家训》说：“古来的名士大多有所爱好，只是不可让他们得到称誉，被权贵役使，坐在下座，以遭受残杯冷炙的羞辱。”

《高都护骢马行》中有“安西都护胡青骢”。《魏书·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曾得到波斯草马，放入海中，因而生出骢马驹，能日行千里。”世人所传的青海骢马就是这种马。

《送蔡希鲁还陇右诗》中有“凉州白麦枯”。杜佑《通典》记载：“凉州进贡白小麦十石。”

《天育骤骑歌》中有“伊昔太仆张景顺，临牧攻驹阅选清峻，遂令大奴守天育，别养驥子怜神骏”。查史书记载，唐玄宗刚即位时，牧马有二十四万匹，任命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太仆少卿张景顺为副使。开元十三年，玄宗东封泰山，有马四十三万匹，牛羊数量与之相当，皇上嘉奖王毛仲的功劳，加封他为开府仪同三司。可见张景顺只是王毛仲的副手罢了。如今诗中斥责王毛仲为“大奴”，而将功劳归于张景顺，这大概是诗人借笔触行使追述褒贬的权力吧？

《哀王孙诗》中有“但道困苦乞为奴”。《南史》记载：齐明帝任宣城王时，派遣典签柯令孙去杀建安王子真。子真躲进床下，柯令孙亲手将他拉出来，子真叩头请求做奴仆，柯令孙不答应，子真便死了。

“朔方健几好身手”。《颜氏家训》说：“近世战乱离析，士大夫虽然没有什么身手，有时也能聚集徒众。”

《大云寺赞公房诗》中有“狺狺国多狗”。《韩非子·储说右上》说：“国家也有狗。有道之士陈述自己的策略，想要以此开导万乘之君，大臣就像猛狗一样，迎面扑咬他。这就是君主被蒙蔽胁迫的原因，也是有道之士不被任用的原因。”

《晚行口号》中有“远愧梁江总，还家尚黑头”。刘辰翁评论说：“人们只知道江总从陈朝入隋，却不知道他在梁朝时就已经做官了。从梁入陈，从陈入隋，归来时头发还是黑的，其人物心事可想而知。诗中著一‘梁’字，其愧疚之情便溢于言表。诗歌的精妙如此，哪里还需要责骂呢？”查《陈书·江总传》：侯景侵犯京都，诏令江总暂兼太常卿。台城陷落，江总避难辗转，到达会稽郡，又前往广州，依附萧勃。等到元帝平定侯景，征召江总为明威将军、始兴内史。恰逢江陵陷落，江总没有赴任，因此流寓岭南多年。天嘉四年，以中书侍郎的身份征召他回朝。

译根据《江总传》所载的年龄推算，梁太清三年（己巳年），台城陷落，江总三十一岁。从此在外流离失所十四五年，到陈天嘉四年（癸未年）回朝，江总四十五岁，这就是所谓“还家尚黑头”的由来。江总的文集中有《治孔中丞矣诗》说：“我行五岭表，辞乡二十年。”杜甫遭遇战乱、奔波崎岖，大体与江总相同，而杜甫自伤自己已经年老，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罢了，哪里有空闲去骂人呢。传记又说：京城陷落，江总入隋，任上开府。开皇十四年，江总死在江都，享年七十六岁。距离祯明三年（己酉年）陈朝灭亡的那一年又过了五年，头发怎么能还是黑的呢？他台城陷落而避乱本来是在梁朝时候，自然不能把他归入陈朝，有什么可骂的呢？况且杜甫诗中有“莫看江总老，犹被赏时鱼”之句，有“管宁纱帽净，江令锦袍鲜”之句，有“江总外家养，谢安乘兴长”之句，也已经多次称赞他了。

译《北征诗》说：“您确实是中兴之主，治理国家严密勤勉。”《汉书·刘向传》引用《诗经》：“勤勉从事”，颜师古说：“密勿，就是勤勉的意思。”

“没听说夏朝和商朝的衰败，中间却自出褒姒和妲己。”这里不直言周朝，也不直言妹喜，这是古人互文见义的妙处。自从八股文兴起后，就没有人理解这种文法了。

《晚出左掖诗》说：“骑马想等到鸡归巢的时候，”大概是想要效仿古人乘坐破车、骑着瘦马的意境。《后汉书·陈著传》记载：“朱震字伯厚，担任州从事，弹劾济阴太守单匡的贪赃罪行，并牵连到单匡的哥哥、中常侍车骑将军单超。桓帝逮捕单匡交给廷尉，以此谴责单超，单超到监狱，向三府谢罪，说道：‘车小得像鸡窝，马瘦得像狗，疾恶如风的朱伯厚。’”鸡栖是说车子狭小。这是我听锦衣卫张纪说的。

《垂老别诗》说：“土门的壁垒非常坚固，杏园渡也难以通过，”土门在井陉的东边，杏园渡在卫州汲县，临河防守，以阻挡贼寇，使他们无法渡河，这些都是唐代控制河北的要地。《旧唐书》记载：郭子仪从杏园渡河，包围卫州。史思明派遣薛岌在杏园包围令狐彰。李忠臣担任濮州刺史，移镇杏园渡。如今河南迁徙，旧迹已不可寻了。唐代崔峒《送冯将军诗》说：“想到滑台桑叶落，黄河东注入杏园秋。”

《秦州杂诗》说：“西戎是外甥国。”注释引用吐蕃上表自称外甥作为证据。查《册府元龟》记载吐蕃书信，都自称外甥，称皇帝为舅。开元二十一年，听从公主的建议，在赤岭立碑，碑文说：“大唐开元二十一年，岁次王申，舅修好旧谊，同为一家人。”那么盟誓的文书和诏敕的话语已经记载在碑文里了。

“胡舞白题斜。”查《南史》：裴子野担任著作舍人，当时西北远方有白题国，派遣使者经由岷山道入贡。这个国家历代不归顺，不知道出自哪里。裴子野说：“汉代颍阴侯斩杀了一名白题将领。”服虔注释说：“白题，是胡人的名称。”那么白题应该是国名。而这首诗把它当作白额，这难道是词家所谓的借用吗？

《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说：“家家户户卖掉钗钏，准备献上香醇的美酒。”《南史·庾杲之传》记载：“庾杲之曾经兼任主客郎，接待北魏使者。使者问庾杲之说：‘百姓怎么能家家户户题名卖宅？’回答说：‘朝廷既然想要扫荡京洛，收复神州，所以家家户户卖宅。’”

《送郑虔贬台州司户诗》说：“酒后常称老画师。”《旧唐书·阎立本传》记载：“太宗曾经和侍臣学士在春苑池中泛舟，有奇异的水鸟随着波浪从容游动，召来阎立本，让他画鸟。门外传呼说：‘画师阎立本！’”

《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子诗》说：“贾笔论述孤愤，严君赋作几篇。”这是用《史记》中贾谊到长沙凭吊屈原的典故。《汉书·艺文志》记载：“严助赋三十五篇。”古人的经史都是手抄本。长期客居四方，未必能随身携带，一时用典出错自然难免，后人不必刻意为之掩饰。杜甫《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子诗》说：“弟子贫如原宪，诸生老似伏虔。”本是用济南伏生的典故，伏生名胜，不是虔。东汉有服虔，不是伏生。《示撩奴阿段诗》说：“曾惊陶侃胡奴异。”大概是说陶侃有胡奴，可以比作阿段。胡奴，是陶侃儿子陶范的小字，不是奴仆。

《佐还山偎寄诗》说：“分离早有预期。”后魏高允《微士颂》说：“在世的几位，仍然再次分离。”《北史》记载：蠕蠕阿那瓌说：“老母亲在那里，万里分离。”后周庾信《伤心赋》说：“兄弟则五郡分离，父子则三州离散。”

《蜀相诗》说：“三顾频繁天下计。”《入衡州诗》说：“频繁命屡及。”《蜀志·费祎传》说：“因为奉命出使符合旨意，频繁前往东吴。”《晋书·刑法志》说：“诏旨使间频繁。”《山涛传》说：“手诏频繁。”《文选·庾亮让中书令表》说：“频繁在省台，出外统领六军。”潘尼《赠张正治诗》说：“张生从幽微中拔擢，频繁登临二宫。”陆云《夏府君诔》说：“频繁在帷幄之中。”《答兄平原书》说：“赐命频繁。”

《题郭明府茅屋诗》说：“频惊适小国。”《左传·僖公十七年》记载：“楚文王告诫申侯：‘不要前往小国。’”

《寄韩谏议诗》说：“色难腥腐餐枫香。”《汉书·佞幸传》记载：“太子患有痈疽而面露难色。”

《送李卿诗》前四句是说李卿，后四句是诗人自述。“晋山虽自弃”，是用介子推进入绵上山中的典故。

《伤春诗》说：“大角缠兵气。”《后汉书·董卓传》赞语说：“矢延王辂，兵缠魏象。”

“钩陈出帝畿。”《水经注》说：“紫微有钩陈星宿，主管斗讼兵阵。”

译“耆旧把天衣。”《南齐书·舆服志》记载：“衮衣，汉代时由陈留襄邑的听织机构织造。宋末采用刺绣和织成工艺，齐建武年间，则用彩画装饰并加上金银薄片，当时也称之为天衣。”梁代庾肩吾《和皇太子重云殿受戒》诗云：“天衣初拂石，豆火欲燃薪。”唐代姚元景《光宅寺造佛像赞》写道：“姜被承欢，曳天衣而下拂。”

译《赠王二十四侍御诗》中有句：“女儿长大裁制褐衣稳妥，儿子成年卷起书卷匀称。”《南齐书·张融传》记载：张融给堂叔征北将军张永写信说：“家世清贫，生计多有所待。榛栗枣脯，女子成年后的聘礼已经具备；束帛禽鸟，男子成年后的礼仪已经完备。努力修身出仕，十年间七次任职。不想代替农夫耕种，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

《八哀诗》中有句：“长安米价万钱。”《汉书·高帝纪》记载：“关中发生大饥荒，米价每斛万钱。”《食货志》记载：“米价达到每石万钱。”

《解闷诗》中有句：“何人为我寻找郑瓜州？”杜甫自注：“即现在的郑秘监郑审。”刘辰翁说：“因为金陵有瓜州，所以号称郑瓜州。”这大错特错。查考得知，瓜洲在唐代属于润州，不属于金陵。而且其字写作“洲”，不是“州”。原文中并没有提到金陵；即便秘监流寓金陵，难道能把两百里外江中的一个洲作为这位先生的名号吗？《唐书·地理志》记载：“瓜州，晋昌郡，下都督府，唐武德五年从沙洲的常乐县析出设置，隶属于陇右道。”《萧嵩传》记载：“开元十五年，吐蕃攻陷瓜州，俘虏刺史田元献，任命萧嵩为兵部尚书、河西节度使，萧嵩上奏任命张守珪为瓜州刺史，修筑州城，招抚百姓，让他们恢复生计。”《张守珪传》记载：“凭借战功加授银青光禄大夫，仍然以瓜州为都督府，任命张守珪为都督。”岑参《为字文判官诗》中有句：“你从万里之外出使，听说已经到达瓜州。”大概是郑审曾经在此州任职，所以用这个地名来称呼他，如今已不可考证了。

《夔府书怀诗》中有句：“苍生的疾苦可以察于眉间。”《列子》记载：“晋国苦于盗贼，有个叫郑雍的人，能观察盗贼的相貌，从眉睫之间洞察其实情。”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言记载在郾城观看公孙氏舞剑器浑脱。《旧唐书·郭山恽传》记载：“中宗召集近臣宴饮，将作大匠宗晋卿跳浑脱舞。”胡三省注释《资治通鉴》说：“长孙无忌用乌羊毛制作浑脱毡帽，人们争相效仿，称为赵公浑脱，后来演变为舞蹈。”中宗神龙二年三月，并州清源县尉吕泰上疏说：“近来看到都邑坊市，人们竞相跳浑脱舞、骑骏马、穿胡服，名为《苏莫遮》，这不是雅乐。”

《遣怀诗》中有句：“元和辞别大炉。”扬雄《解难》中有句：“陶冶大炉。”

《秋兴诗》中有句：“正北方向的关山金鼓震响。”《史记·封禅书》记载：“于是顺着正北方向设立五帝坛。”

“波涛漂浮着菰米，沉入云间一片漆黑。”梁代庾肩吾《奉和皇太子纳凉梧下令诗》中有句：“黑米生长在菰叶中，青花出自稻苗。”

《久居夔府将适江陵四十韵》中有句：“摆弄翻阅盘涡沸腾。”《鬼谷子》有《捭阖篇》， “稗”、“摆”是古今字，通用。

《哭李尚书诗》中有句：“奉命出使却失去了张骞。”《旧唐书·蒋王李恽传》记载：李恽的孙子李之芳，幼年就有美好的声誉，很擅长五言诗，宗室中推崇他。开元末年，任驾部员外郎。天宝十三载，安禄山上奏任命他为范阳司马。安禄山反叛，他自行脱离叛军回到西京，被授予右司郎中。历任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广德元年，派遣李之芳，兼任御史大夫，出使吐蕃，被扣留边境。广德二年才回来，被任命为礼部尚书，不久改任太子宾客。

“秋色调和春草，王孙在何方？”五臣注释《文选·招隐士》说：“屈原与楚国同姓，所以说王孙。”

《宴王使君宅诗》中有句：“留欢卜夜〇”，“〇”字应当从月，杜甫父亲名闲，自然不需要避讳这个〇字。《说文解字》：“〇，空隙。”〇暇的“〇”本义是从空隙产生的意义，只是一个字。《至日遣兴诗》中有句：“朱衣只在殿中〇。”读音不同但字相同。

○韩文公诗注：韩文公《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诗中有句：“侧耳酸肠难濯浣。”这是化用《诗经·柏舟》中的“如匪浣衣”。《秋怀诗》中有句：“戚戚抱虚警。”这是化用陆机《叹逝赋》中的“节循虚而警立”。注释都没有提到。

○通鉴注：“向百姓征收赋税而吃人两个鸡蛋。”向百姓征收赋税而吃的，是从百姓那里取来的。每人两个鸡蛋，是命令每人出两个鸡蛋。胡氏没有注释。

“几乎能让臧有三只耳朵了。”意思是几乎让人以为真的有三只耳朵。

“汉武帝太初三年，胶东太守延广担任御史大夫，”注释说：“延广，史书遗漏了他的姓。”查考得知，延就是姓。第三十九卷“郑人延岑”注释说：“延，姓。岑，名。”第四十五卷有京兆尹南阳人延笃。

诸葛亮《出师表》说：“后来遭遇倾覆，在败军之际接受任命，在危难之间奉命出使，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所谓的败军是指当阳长坂的失败。所说的“奉命”是指向江东求救，注释却说：“事情见上卷文帝黄初四年。”这是错误的。

“虞翻写信表示吕岱，被爱憎所谗言。”注释说：“谗佞之人有爱有憎，而没有公正的是非，

译所以称它为爱憎。”我认为爱憎，指的是憎恶。说憎恶而连带提到爱，是因为古人的言辞宽缓不急促的缘故。又如得失，指的是失。《史记·刺客列传》：“人多不能不产生得失。”利害，指的是害。《史记·吴王濞列传》：“擅自拥兵而分裂，多有忙乱与祸害。”缓急，指的是急。《史记·仓公列传》：“急迫时没有可以派遣的人。”《游侠列传》：“急迫之事，是人时常遇到的。”成败，指的是败。《后汉书·何进传》：“先帝曾经与太后不和睦，几乎到了失败的地步。”同异，指的是异。《吴志·孙皓传》注：“消除异同如同翻掌一样容易。”《晋书·王彬传》：“江州在他人强盛时，能够确立不同的立场。”赢缩，指的是缩。《吴志·诸葛恪传》：“一旦进退得失，人心变化万千。”祸福，指的是祸。晋代欧阳建《临终诗》：“暗中谋划秘密构陷，造成这祸端的开端。”都是这一类。

译庾亮出逃时，左右侍卫射贼，误中舵工，舵工应弦倒下。船上的人都吓得变了脸色，想要溃散。庾亮不动声色，缓缓说道：“这双手怎么能用来对付贼寇呢？”注解说：“意思是射不能杀贼，反而射杀了舵工，这是自责的话。”这种解释不对。庾亮的本意大概是说，有这样善于射箭的手，如果用来射贼，贼必然应弦倒下。这是解嘲的话。宋明帝泰始三年，“沈文秀攻打青州刺史明僧暠，皇帝派遣辅国将军刘怀珍乘海船去救援他，进军到黔陬。沈文秀所任命的长广太守刘桃根率领几千人驻守不其城，刘怀珍在洋水扎营，派遣王广之率领一百骑兵袭击不其城，攻下了它。”注解说：“洋水就是巨洋水。”查考不其城在今天即墨县西南，而巨洋水却是今天的巨蔑河，在临胸、益都、寿光三个县的境内，与黔陬、不其相距三四百里，怎么能够用一百骑兵去袭击夺取它呢？《水经注》说：“拒艾水发源于黔陬县西南的拒艾山，又叫做洋洋水。”《胶州志》说：“洋河在州南三十里，发源于铁撅山，向东流入海。”这就是刘怀珍驻扎军队的地方。

梁武帝大通二年，“魏尔朱荣想要讨伐山东的群盗，请求下诏让蠕蠕主阿那瓌发兵，向东趋向飞狐口，以追踪他们的背后。”注解说：“下口大概是指飞狐口。”不对。这就是居庸关的下口。第一百六十六卷注解说：“幽州军都县西北有居庸关，湿余水发源于上谷沮阳县的东南，流出关，称为下口。”

周主从容地问郑译说：“我脚上的杖痕，是谁造成的？”郑译回答说：“事情起因于乌丸轨、宇文孝伯。”意思是由此二人造成的。下文说“于是说到乌丸轨捋胡须的事”，也是郑译说的。所以乌丸轨被杀，宇文孝伯也被赐死。注将“宇文孝伯”属下句读，而说“宇文孝伯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是错误的。

“突厥立刘武周为定杨可汗。”注释说：“将要让他平定扬州。”不对。杨，是隋朝的姓氏，下条说：“刘武周为定杨天子，郭子和为平隋天子。”意思是说平定隋朝、平定隋朝罢了，“杨”字从木。

武则天永昌元年二月丁酉，“尊魏忠孝王为周忠孝，太皇妣为忠孝太后。文水陵称为章德陵，咸阳陵称为明义陵。”注解说：“武氏祖先葬在文水，武士彟及其妻子葬在咸阳。”不对。武则天父亲武士彟葬在文水，母亲杨氏葬在咸阳。章德陵后来改名为昊陵，明义陵改名为顺陵，碑文上是这么说的。

刘肃《大唐新语》：“中宗在兴庆池设宴，侍宴的人都唱《回波词》。给事中李景伯唱道：‘回波词，持酒卮。微臣职责在于规谏，侍宴已经过了三爵，喧哗恐怕不合礼仪。’”前两句是三字，后三句是六字，大概是《回波词》的体式。现在《通鉴》作“回波尔时酒卮”，恐怕是传抄的错误。

唐穆宗长庆元年，刘总上奏将所属地区分为三道，以幽、涿、营为一道，以平、蓟、妫、檀为一道，以瀛、莫为一道。注解说：“营州治所在柳城，道路极其遥远。刘总上奏将其作为一道，必有说法。”查考《新唐书·地理志》：“营州，柳城郡。万岁通天元年被契丹攻陷。圣历二年，临时治所设在渔阳。开元五年，又迁回柳城。”大概在中唐时期，又临时治所设在幽、蓟之间。而史家自从天宝乱后，对于东北边境的事情略而不详，所以现在无法考证吗？“李茂贞不敢称帝，只开设岐王府，设置百官，把他所居住的地方称为宫殿，妻子称为皇后。”注解说：“自封为岐王，而妻子称为皇后。妻子的尊贵，超过了她的丈夫了。”我私下认为这在情理上必然不可能，“皇后”是“王后”的误写。

《后汉书·高祖纪》：“吴越内牙指挥使诸温”。注解说：“《汉书·地理志》琅邪郡有诸县，大概是以邑为氏。”不对。查考越国有大夫诸稽郢。

周太祖广顺元年，慕容彦超派遣使者进贡。皇帝担心他疑虑恐惧，赐诏安慰安抚他，说：“现在兄长的事已经到这一步，言语不想太多，希望弟弟扶持，共同安定亿万百姓。”今兄，是太祖自称。事已至此，是说被众人推举而即帝位，看下文称他为弟，语意相对，可以知道注将汉祖作为彦超的兄长，改作“令兄”是错误的。

●卷二十八○拜稽首古人席地而坐，挺身而起，就是长跪。头到手就是拜手。手到地就是拜。头到地就是稽首。这是礼仪的等级。君父的尊贵必须用稽首。拜然后稽首，这是礼仪的渐进；必须以稽首结束，这是礼仪的完成。现在《大明会典》说：“后一拜，叩头成礼。”这是古意的遗存。

古人以稽首为最敬重的礼节。《周礼·太祝》：“辨别九种拜礼：第一种是稽首。”注解说：“稽首，是拜礼中最重的，是臣拜君的礼节。”《礼记·郊特牲》：“大夫的臣不稽首，不是尊崇家臣，是为了避讳君主。”《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秦伯宴请晋公

译子重耳，晋文公赋《六月》之诗，公子重耳走下台阶行稽首礼，晋文公走下一级台阶加以辞谢。《左传·襄公三年》记载：“在长樗结盟，晋侯行稽首礼。知武子说：‘天子尚在世，而您屈尊行稽首礼，我们国君感到恐惧。’”《左传·二十四年》记载：“郑伯前往晋国，郑伯行稽首礼，晋宣子加以辞谢。子西作为相礼官，说：‘因为陈国居中阻隔，倚仗大国势力而欺凌虐待我国，我们国君因此来请罪，怎敢不行稽首礼。’”《左传·哀公十七年》记载：“在蒙地结盟，齐侯行稽首礼，晋侯行拜礼。齐国人发怒，孟武伯说：‘不是天子，我们国君没有行稽首礼的对象。’”《国语》记载：“周襄王派遣召公过和内史过赐予晋惠公策命，晋侯手持玉圭时姿态卑下，行拜礼时没有行稽首礼。内史过回国后向襄王报告说：‘手持玉圭姿态卑下，是废弃了作为礼物的诚意；行拜礼时不行稽首礼，是欺骗他的上级。废弃诚意则没有威信，欺骗君王则没有民众。’”由此可见稽首礼的庄重。对于敌对者都采用顿首礼，李陵在《报苏武书》中称“顿首”。

译陈氏《礼书》说：“稽首，是诸侯对天子、大夫和士对其君主的礼节。然而君主对臣子也有稽首，《尚书》中记载太甲对伊尹稽首，成王对周公稽首，就是例证。大夫对非其君主也有稽首，《仪礼》中记载：‘国君慰劳宾客，宾客再拜稽首；慰劳副使，副使再拜稽首’，就是例证。大概君子对所尊敬的人行礼，没有不竭尽诚意的。那么君主对臣子稽首，是尊重德行；大夫和士对非其君主稽首，是尊重主人。春秋时期，晋穆赢抱着太子赵朔对赵宣子顿首，鲁国季平子对叔孙顿首，可见顿首并不是对尊者的礼节。

《荀子》说平衡于地叫拜，低于平衡叫稽首，头触地叫稽颡；这似乎不对。古代只有丧礼开始时才用稽颡，大概是因为头触地，与稽首有‘有容’（从容）和‘无容’（急切）的区别。

○稽首顿首 现在的表文中都称稽首、顿首。蔡邕《独断》说：‘汉朝继承秦朝制度，群臣上书都说‘昧死言’。王莽篡位，仰慕古法，去掉‘昧死’，改称‘稽首’，光武帝沿袭没有改变，朝臣称‘稽首顿首’，非朝臣称‘稽首再拜’。’

○百拜 “百拜”一词出自《乐记》。古人的拜礼如同现在的鞠躬，所以总计一次宴饮之间，宾主互相拜礼接近百次。注释说：‘壹献，是士饮酒的礼节，百拜是用来比喻次数多’，这是对的。如果是平常的礼节，只是一拜、再拜，即使是臣子对君主也只再拜，《孟子》说：‘拿着君主的命令去慰问，再拜稽首接受’，就是例证。礼节到了末世变得繁琐，从唐朝以下就有四拜。《大明会典》说：‘四拜，是百官拜见东宫亲王的礼节。拜见父母也行四拜礼。那些地方长官以及亲戚朋友相见只行两拜礼。’可见四拜只有对父母才能行。现在人写信，动不动就称百拜，为什么呢？

古人没有四拜的礼节，唐代李涪《刊误》说：‘郊祀祭天祭地只行再拜，那礼节最重，尚且不能增加。’现在妇女拜见婆婆，拜礼必定四次，推究它的来源，起初是再拜，接着跪着献上衣服、文书，婆婆接过筐子，就跪着接受，常常在这个授受之际出现失误，所以四次拜礼接连发生罢了。

《战国策》记载：苏秦路过洛阳，‘嫂子像蛇一样爬行匍匐，四拜，自己跪下谢罪’。这是四拜的开始，大概是因为谢罪而增加拜礼，不是礼制的常规。

现在人给父母写信用百拜，也没有道理。如果按照古人的拜礼，那么古人必定稽首然后才算恭敬，而百拜仅仅是宾主一天的礼节，不能用于父母；如果按照今人的拜礼，那么天子只行五拜，又哪里会有百拜呢？这两种情况都是过犹不及，明明知道不对却这样写，这是用虚伪的事来侍奉亲人。

洪武三年，皇上谕示中书省大臣说：‘现在人写信多称顿首再拜百拜，都不是实际的礼节。应当制定仪式，让人遵守。’于是礼部制定仪制，凡是致信给尊长者称‘端肃奉书’，回复则称‘端肃奉复’；平辈之间称‘奉书’、‘奉复’；上级对下级称‘书寄’、‘书答’；卑幼对尊长则说‘家书敬复’；尊长对卑幼则说‘书付某人’。

○九顿首 九顿首出自《春秋传》；然而申包胥原本是‘三顿首’，从来没有九顿首。杜预注释说：‘《无衣》三章，每章三顿首。’每顿首必定三次，这是亡国之余，情感极其迫切，而改变了平日的礼节，在邻国的朝廷哭了七天七夜，古人有这种礼节吗？七天哭，九顿首，都是亡国的礼节，不能通用。

韩之战，秦国俘获晋侯，晋国大夫三拜稽首。古代只有再拜稽首，没有三拜。申包胥的九顿首，晋国大夫的三拜，都是特例。

《楚语》记载：‘椒举遇见蔡声子，下拜三次，收下他的四匹马。’这也是亡国之人的礼节。

《周书·宣帝纪》记载：‘诏令所有应该拜礼的都以三拜成礼。’后代变化而更加增多，就有四拜。不知道天元自比上帝，凡是冕服之类十二种都增加为二十四种，而鞭打人也以一百二十下为限度，名叫‘天杖’，然而没有四拜。

○东向坐 古人坐着以东向为尊，所以宗庙祭祀，太祖的位置在东向。即使是交际的礼节，也是宾客东向而主人西向。

《新序》记载：‘楚昭奚恤建造了一个东向的坛，秦国使者到来，昭奚恤说：‘您是客人，请就上位’，就是例证。《史记·赵奢传》说：‘赵括东向朝见军吏。’《田单传》说：‘带领士兵东向坐，以师礼侍奉他。’《淮阴侯传》说：‘得到广武君，东向坐，西向相对，以师礼侍奉他。’《王陵传》说：‘项王东向坐，陵母西向。’《周勃传》说：‘每次召见儒生说客，东向坐，责备他们催促我说话。’《田〇传》说：‘召客人饮酒，让他的哥哥盖侯南向坐，自己东向坐，认为汉相尊贵，不能因为兄弟关系而私自干扰。’《南越传》说：‘王太后设酒宴，汉朝使者都东向坐。’《汉书·盖宽饶传》说：‘许伯邀请他，于是前往，从

译在西阶之上，面向东独自就座。《楼护传》记载：“王邑把楼护当作父亲侍奉。当时楼护邀请宾客，王邑坐在酒樽之下，自称是卑贱之子，向楼护敬酒祝寿。在座的有上百人，都离开座位伏地致敬。只有楼护面向东端正地坐着，用字称呼王邑说：‘公子尊贵得怎么样？’”《后汉书·邓禹传》记载：“显宗即位，因为邓禹是先帝的大功臣，任命他为太傅，进见时面向东就座。”《桓荣传》记载：“皇帝曾经驾临太常府，让桓荣面向东就座，天子亲自拿着经书向他请教。”

译这些都是史书中记载的面向东方的情况。《曲礼》说：“主人走上东阶，客人走上西阶。”从西阶上去，所以面向东；从东阶上去，所以面向西。而面向南只是旁边的位置，就像宗庙中昭穆的位置一样，所以田〇让盖侯住在那里。

《孝文纪》记载：“面向西辞让了三次，面向南辞让了两次。”注释说：“宾客主人的位置是东西相对，君臣的位置是南北相对。”当时群臣到代邪上议事，那么代王就是主人，所以面向西。

《旧唐书》记载：卢简求的儿子卢汝弼担任河东节度副使，“府中有龙泉亭，卢简求任节度使时，亲手写了一首诗在亭子的西壁。卢汝弼又担任副帅，每次在亭中宴饮聚会，从未坐在宾客的位置面向西，只是低着头罢了。”这说明唐代人也把面向东的位置当作宾客之位。

○坐 古人席地而坐，西汉时还这样。《汉书·隽不疑传》记载：“登上厅堂坐定，隽不疑趴在地上说：‘我隐居在海边，早就听说暴公子的威名了。’”就是这种情况。

古人的坐姿都是双膝跪在席子上，表示尊敬时，挺直身体站起来，就是长跪了。《史记·范雎传》中说：“秦王跪着请教”，“秦王又跪着”。而褚先生补写的《梁孝王世家》记载：“皇帝和梁王一起侍坐在太后面前，太后对皇帝说：‘我听说殷朝重视亲情，周朝尊重尊长，它们的道理是一样的。’皇帝在席子上跪直身体说：‘是。’”就是这种情况。《礼记》中“坐”都解释为“跪”，《三国志》注引《高士传》说：“管宁曾经坐一张木榻，积了五十多年，从未在榻上伸开两腿，膝盖着地的地方都磨穿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土炕 北方人把床架高，下面空出来用来生火，叫做炕。古书中没有记载。

《左传》记载：“宋国的寺人柳在座位上烧炭，人快到了就撤掉炭火。”《新序》记载：“宛春对卫灵公说：‘您穿着狐皮袍，坐在熊皮席上，角落里有灶台。’”《汉书·苏武传》记载：“挖地为坑，放置炭火。”这大概是接近的，但不是炕。《旧唐书·东夷高丽传》记载：“冬天都建造长坑，下面烧火取暖。”这就是现在的上炕，只是写作“坑”字。

《水经注》记载：“士垠县有观鸡寺，寺内有座大堂很高，宽广可容纳一千名僧人。下面全部用石头砌成，上面涂抹泥层，地基内部疏通，像树枝经脉一样分散。地基侧面室外四处燃烧火，热气向内流动，整个大厅都温暖。”这就是现在暖房的制度，形容得非常详尽。

○冠服 《汉书·五行志》说：“风俗狂妄轻慢，改变节操和法度，就出现轻浮奇怪的衣服，所以有服妖。”我所见到的五六十年间服饰的变化也已经很多了，所以记录我所听到的，让后人看。

《豫章漫钞》说：“现在人戴的小帽由六瓣缝合，下面缀着像屋檐一样的帽檐。阎宪副阎闳对我说，这也是太祖制定的，意思是‘六合一统’。杨维桢字廉夫以方巾见到太祖，太祖问这种帽子的制度，他回答说：‘四方平定中。’太祖很高兴，让士人都可以戴它。商文毅用自编民，也以这种方巾见到太祖。”《太康县志》说：“建国初期，衣衫褶皱前面七条后面八条。弘治年间，上衣长下衣短，褶皱多。正德初年，上衣短，下衣长三分之一，士大夫多穿中停。帽子则是平顶，高一尺多，士大夫不少于八九寸。嘉靖初年，衣服上衣长下衣短，像弘治时。市井少年帽子尖长，俗称为边鼓帽。弘治年间，妇女衣衫只盖住裙腰，富贵的人用罗缎纱绢织金彩。通袖裙子，用金彩做膝襕。发髻高一寸多。正德年间，衣衫逐渐变大，裙褶逐渐增多，衣衫只用金彩补子，发髻逐渐增高。嘉靖初年，衣衫大至膝盖，裙子短褶皱少，发髻高如官帽，都是铁丝胎，高六七寸，周围一尺二三寸多。”

《内丘县志》说：“万历初年，童子头发长还扎着总角，二十多岁才开始戴网巾。天启年间，十五六岁就戴网巾，不让他们有总角的仪态了。万历初年，平民穿〇卷ヒ，儒生穿双脸鞋，不是乡先生头戴忠靖冠的人不得穿厢边云头履。到了最近，门快舆皂无非都是云履，医卜星相莫不戴方巾，又有晋巾、唐巾、乐天巾、东坡巾。以前，妇女没有受封不敢戴梁冠、披红袍、系拖带，现在富贵的人都穿这些，又有的穿百花袍，不知道是谁首创的。万历年间，辽东兴起冶服，五彩炫烂，不到三十年就遭到屠戮，这种花袍快二十年了，穿它不[1234]，是自身的灾祸。兵荒马乱的罪责，难道能避免吗！”

○衩衣 《通鉴》记载：“唐僖宗乾符元年，王凝、崔彧昭一同举荐进上，王凝先及第，曾经穿着衩衣去见崔彧昭。”衩，读楚懈反。《广雅》说：“梢衤吉衽叫做衤贵衩，一曰衤〇衣。”李白诗：“芙蓉作裙衩。”又说：“裙衩芙蓉小。”

○对襟衣 《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止官民步卒等人穿对襟衣。只有骑马允许穿，因为便于骑马的缘故。不该穿而穿的治罪。”现在的罩甲就是对襟衣。《戒庵漫笔》说

译罩甲的形制，比甲稍长，比袄略短。这种服饰创制于正德年间，出自武宗之手。近来也有士大夫穿着它。查《说文解字》：“没有袖子的衣服叫做‘衤〇’。”赵宦光说：“这是半臂衣。武士称之为蔽甲，地方俗称为披袄。短小的叫背子。”指的就是这种形制。《魏志·杨阜传》记载：“杨阜曾见明帝戴着帽子，披着浅青色的半袖衣，便问明帝：‘这符合礼制的哪种法服呢？’”可见当时已有这种形制。○左衽：宋代周必大在《二老堂诗话》中说：“陈益作为出使金国的属官，路过滹沱河的光武庙，看见塑像是左衽。”岳珂在《程史》中说：“到达涟水，宣圣殿的孔子塑像是左衽。泗洲塔院设有五百罗汉像，无论是泥塑还是木雕，都是左衽。”这种形制大概是金人所为，直到明朝初期都未能完全革除。在《实录》中可见到的记载有：永乐八年，安抚山东的给事中王释之奏报；宣德七年，河南彰德府林县训导杜本奏报；正统十三年，山西绛县训导张斡奏报。虽然屡次奉到皇帝的明确旨意，但并未立即改正。

译《丧大记》说：“小敛和大敛时，祭服不要倒穿，都要左衽。”注解说：“左衽，衣襟向左掩，这是与生人相反。”正义解释说：“衽，就是衣襟。生人衣襟向右掩，因为左手解开衣带方便。死人衣襟向左掩，表示不再解开。”

○行滕《诗经》说：“邪幅在下。”郑玄笺注说：“邪幅，就是现在的行滕。紧紧束缚小腿，从脚到膝盖。”《左传》说：“带裳幅舄。”注解说的一样。也写作“滕”。《礼记》说：“滕屦著綦。”《释名》说：“滕是用来紧紧束缚自己的，现在叫作行滕，说是用来裹脚，可以跳跃轻便。”《战国策》说：“苏秦穿着行滕背着书挑着袋子。”《吴志》说：“吕蒙为士兵制作红色的行滕。”《旧唐书》说：“德宗进入骆谷，遇到连绵大雨，道路险峻湿滑，卫士大多逃回朱泚那里。东川节度使李叔明的儿子李升以及郭子仪的儿子郭曙、令狐彰的儿子令狐建等六人，恐怕有人危害皇帝，互相咬破手臂结盟。穿着行滕和钉鞋，轮流上马，直到梁州，其他人都不许靠近。等到回到京城，皇上都任命他们为禁卫将军，宠信待遇非常优厚。”

古人的袜子大致是用皮做的。《春秋左氏传》注解说：“古人臣子拜见君主时脱下袜子，既然脱下袜子，就露出邪幅，人们就能看见它，《采菽》这首诗因此被吟咏。现在的村民往往穿行滕而不穿袜子，这是古人的遗留制度。吴国的贺邵为人容貌举止美好，坐着时常穿袜子，很少让人看见他的脚。”那么汉魏时期不穿袜子而露出脚的人很多了。

○乐府乐府是官署的名称。其官员有令，有音监，有游徼。《张放传》说：“让大奴骏等四十多人，聚集党羽携带兵器，白天进入乐府，攻击射杀官府。”《霍光传》说：“奏报昌邑王，在大殿前殿发出乐府的乐器。”《续汉书·律历志》说：“元帝时，郎中京房知道五声的音律，六十律的数目，皇上让太子太傅韦玄成、谏议大夫章玄成在乐府测试京房。”就是这样。后人把乐府所采集的诗篇直接命名为“乐府”，错了，称为“古乐府”更是错误。

○寺“寺”字从古至今经历了三次变化。三代以上，凡是说“寺”的都是奄竖（宦官）的名称，《周礼》说：“寺人”，注解说：“寺的意思是侍奉。”《诗经》说“寺人孟子”，《易经》的“阍寺”，《诗经》的“妇寺”，《左传》说：“寺人貂”，“寺人披”、“寺人孟子”、“寺人惠墙、伊戾”、“寺人大柳”、“寺人罗”，都是这类人。自从秦朝用宦官担任外廷的职务，官舍就通称为寺。

汉代人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延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为九寺。又变化而佛教的居所，也称为寺了。

○省十三布政使司，现在人称为十三省的，是沿袭元朝的旧制而错误称呼的。元朝时有行中书省十一个：叫辽阳等处，叫镇东，叫陕西等处，叫四川等处，叫河南江北等处，叫云南等处，叫江浙等处，叫江西等处，叫湖广等处，叫甘肃等处，叫岭北等处。建国初沿袭元朝制度，设立行中书省。洪武七年，因为京畿、应天等府直接隶属于六部，改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现在应当称为十三布政使司，不应当称为省。

○官受杖撞郎之事始于汉明帝，后代沿袭，有杖打属官的法律。曹操性格严厉，属官公事往往加杖。宋朝刘道锡任广州刺史，杖打治中苟齐文几乎致死。魏朝刘仁之监造晋阳城，杖打前殷州刺史裴珍、并州刺史王绰隋文帝诏令各衙门论处属官的罪行，有法律规定轻而情节重的，允许在法律之外斟酌决定杖打。燕荣任幽州总管，元宏嗣被任命为长史，害怕受辱，坚决推辞。皇上知道了，敕令燕荣说：“弘嗣杖打十下以上的罪都要奏报。”燕荣愤怒地说：“小子怎敢戏弄我！”于是派弘嗣监管仓库收粮，扬谷时发现一粒糠就处罚他，每次杖打不满十下，但一天中有时达到三四次。杜甫《送高三十五诗》说：“脱身于簿尉之中，才开始与捶楚告别。”唐朝时从簿尉以上就不加捶楚，比南北朝好多了。《黄氏日钞》说：“读韩愈《赠张公曹诗》说：‘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那么唐朝的判司，簿尉之类也是这样吗？”然而唐朝对待卑官虽然严厉，但卑官还能得以自我申辩其法，如刘仁轨任陈仓尉，擅自杀死折冲都尉鲁宁就是这样。我朝判司簿尉用来等待新进士，而管库监当不以此羞辱他们，比唐朝重视了。然而近日上官苦役苛责甚于奴仆，官员的屈辱，法律的屈辱，此事关系到世道。

唐朝自从战乱兴起以后，杖决的执行就不限于簿尉。张镐杖杀豪州刺史闾邱晓，严武杖杀梓州刺史章彝，韩篙杖杀安吉令孙某，柳仲郢杖杀南郑令权奕刘晏任观察使，从刺史六品以下得以杖打然后奏报，这就著录在法令中了，《宋史》说：“理宗淳佑二年三月，诏”

译从今以后，州县官员若有罪过，帅司不得随意施加杖责。

译《晋书·王〇传》记载：“担任司徒左西属。王〇认为这个职位如果有过错就应当受杖刑，坚决推辞；皇帝下诏停止对他的处罚，他仍然不肯就职。”由此可见，受杖刑的并不只是外任官吏。《南齐书·陆澄传》记载：“郎官旧例有坐罪受杖的规定，有名无实。陆澄在任期间，累积了以往所有的处罚，一天之内全部受完千杖。”《南史·萧琛传》记载：“齐明帝执法严峻，尚书郎因罪受杖的，都立即执行。萧琛于是秘密上奏说：‘郎官受杖，始于后汉，那时郎官地位低微，亲自掌管文案，与令史没有区别，所以郎官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士人大多以此为耻。自从魏晋以来，郎官地位逐渐重要，现在朝廷选用高门华族，吏部又接近权贵，不应该官位高于旧制而刑罚却遵循旧规。所以历来弹劾举发虽然只是空文，允许推延执行，或者遇到赦免之恩，或者进入春季法令，就能停止执行。宋元嘉、大明年间，有受罚的，都是由于触犯特定条款，并非常规标准。泰始、建元以来，都未曾施行。自从奉诏之后，已经执行了仓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无不使人感到羞愧恐惧。请求特别恩准缴纳赎金，使郎官与令史有所区别，以彰显优厚宽缓的恩泽。’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以后，应当受罚的都依旧不执行。”这就是今天公罪拟杖的由来。

《世说新语》记载：“桓公在荆州，以用威刑震慑众人感到羞耻。令史受杖，只是从朱衣上面掠过。桓式年轻，从外面进来，说：‘刚才从阁下经过，看见令史受杖，上面撩起云根，下面拂过地足。’桓公说：‘我还担心这刑罚太重。’”这是令史穿着朱衣而受杖的记载。

《南齐书·张融传》记载：“大明五年规定，二品清官，执行僮杖不得超过十下。”《梁书·江〇传》记载：“弟弟江葺担任吏部郎，因杖刑在曹中〇免官。”郎官的杖刑，是虚杖，所以可以达到千下；僮杖是实杖，不得超过十下。然而这也是失中之法。

沈统，在大明年间担任著作佐郎。在此之前，五省官员所给的僮仆不得杂役，太祖时期，因这原因被免官的前后数百人。沈统役使僮仆超过规定，有关部门奏请免职，世祖下诏说：“近来僮仆大多不服从供给，主人可以酌情允许执行杖刑。”允许执行僮杖从此开始。

北朝政令相比南朝更为严酷。《高允传》说：“魏初法律严厉，朝士多见杖罚。”《孝昭帝纪》说：“尚书郎中判决有误，就加以捶打。”而到了末世，就有像高阳王雍那样以州牧身份杖杀职官，唐邕以录尚书身份殴打朝士的情况。

○押字《集古录》有五代时期帝王将相等“署字”一卷。所谓署字，都是草书其名，现在俗称为画押，不知道始于哪个朝代。岳珂《古家盆杆记》说：“得到晋永宁元年的砖，有工匠姓名，下面有文字像押字。”那么晋代已经有了，然而不可考证。《南齐书》记载：“太祖在领军府，命令纪僧真学习他的笔迹署名，回复书信都交给僧真，太祖看了，笑着说：‘我也分辨不出来了。’”何敬容署名，“敬”字则大写“苟”小写“文”，“容”字大写“父”。陆捶戏弄他说：“您家的‘苟’既奇特又大，‘父’也不小。”《魏书》记载：“崔玄伯尤其擅长行押之书，特别精巧而不见痕迹。”《北史》记载：“斜律金不认识文字，起初名叫敦，苦于难以署名，改名为金，取其方便。还觉得难，神武就指着屋角，让他认识。”《北齐书》记载：“厍狄干不认识书，署名为‘干’字，逆向画之，时人称之为‘穿锥’。又有武将王周，署名先写‘吉’而后完成其外框。”《陈书》记载：“萧引擅长隶书，高宗曾经翻阅奏事，指着萧引的署名说：‘这字笔势翩翩，像鸟要飞一样。’”《唐书》记载：“董昌潜位，下制诏都自己署名。有人说：‘帝王不押诏。’董昌说：‘不亲自署名，怎么知道我是天子？’”现在人也称之为“花字”。《北齐后主纪》记载：“开府千余，仪同无数，领军一时二十人，连判文书，各作花字，不写全姓名，不知道是谁。”黄伯思说：“魏晋以来的法书，梁御府所藏都是，朱异、唐怀克、沈炽文、姚珍等题名于首尾纸缝间，所以有的称之为押缝，有的称之为押尾。后人的花押大概沿袭于此。”又说：“唐人及国初前辈与人书信，有时只用押字，与用名字没有区别，上表章也这样，近世于是将押字用于檄文移文。”不知道南北诸史记载押字如此之多。而《韩非子》说：“田婴命令官员准备押券，斗石参升的计算。”那么战国时已经有了，又不始于后世。

《三国志·少帝纪》注：“《世说》及《魏氏春秋》都记载：姜维侵犯陇右，当时安东将军司马文王镇守许昌，被召回击退姜维。到达京师，皇帝驾临平乐观以观看军队经过，中领军许允与左右小臣谋划，趁文王辞别时杀他，统领他的军队撤退。大将军已经在前书写诏书，文王进入，皇帝正在吃粟，优人云午等唱道：

译“青头鸡，青头鸡。”青头鸡，就是鸭子。皇帝恐惧，不敢发作。查考“鸭”字，是劝皇帝签署诏书的意思。由此可知，用亲自签署作为“押”字，在三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译○邸报《宋史·刘奉世传》记载：“在此之前，进奏院每五天整理好确定的邸报文书呈报枢密院，然后才传送到各地。而邸吏往往提前泄露消息，或者伪造家书，通过邮递发送。刘奉世请求废除定本制度，去掉实封，只允许用普通信函传报，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吕溱传》记载：“侬智高侵犯岭南，皇帝下诏禁止邸报擅自报道。吕溱进言说：‘一方有警讯，让各道得知，共同做好准备，现在却想让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曹辅传》记载：“政和年间以后，皇帝经常微服出行。起初民间还不知道，等到蔡京的谢表中出现‘轻车小辇，七赐临幸’的话，从此邸报将此事传遍四方。”“邸报”一词见于史书大概是从这时开始的。然而唐代孙樵的文集中有《读开元杂报》一篇，说明唐代时就已经有了邸报。

○酒禁先王对于酒，用礼制来引导，用刑罚来约束。《周书·酒诰》说：“如果有人报告说：‘有人聚众饮酒，你不要放过，全部逮捕拘禁押送到周都，我要杀了他们！’”这是在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周官·萍氏》说：“稽查酒类，谨慎对待酒类。”而《司市》说：“禁止在集市上随意饮食的人。如果禁止不住，就抓捕并杀死他们。”这是在太平的国家使用中等刑罚。一献之礼，宾客主人互相拜谢上百次，整天饮酒却不会醉。这就是在刑罚尚未实施之前，用礼制来防范。所以成王、康王以后，天子没有沉溺于美酒的过失，卿士没有酣饮高歌的过错。到了周幽王时期，《天不湎尔》这样的诗才开始出现，说明当时的教化已经严厉了。汉朝建立，萧何制定法律，三人以上无故聚众饮酒的，罚金四两。曹参接替萧何，自称遵守他的约束，却在园中听到官吏醉酒后歌唱呼喊，也取来酒大摆宴席，与他们互相唱和。这是连那统一划一的法度都丧失了。用礼制防范百姓，诸侯在前面已经缺失；用刑罚纠察百姓，平阳侯在后面又失去了。桑弘羊继承这种做法，从而实行酒类专卖，这也是逐渐开启的吧？

汉武帝天汉三年，开始实行酒类专卖。汉昭帝始元六年，采纳贤良文学的建议，废除了专卖，但仍然允许百姓按照法律估算租税卖酒，每升酒收四钱，于是将其作为国家获利的一个途径，而酒禁的松弛实际上滥觞于此。然而史书记载，从汉宣帝以后，有时禁止，有时开放。到唐代宗广德二年十二月，下诏天下州县，各自酌情确定卖酒户，按月纳税，除此之外，不问官私，一律禁止。从此名义上禁止而实际上允许卖酒，意在征收钱财而不在于酒本身，宋仁宗乾兴初年，进言的人认为天下酒税每月比每年增加，没有极限，不符合古代禁止聚众饮酒、节约用度的本意。宋孝宗淳熙年间，李焘的妻子说，设法鼓励饮酒，以搜刮百姓钱财。周辉《杂志》认为，只怕百姓饮酒不多而酒税不盈余，这是酒类专卖的弊端。到了近代，既不征收专卖税也没有禁令，民间于是把酒当作日常所需，如同饮食一样不可缺，像水流一样，到处都是，而提倡厚养生命、端正德行的言论没有人起来坚持了。

邴原外出求学，不曾饮酒，就像大禹疏远仪狄一样；诸葛亮治理蜀地，路上没有醉人，就像武王教化妹邦一样。

《旧唐书·杨惠元传》记载：“杨惠元担任神策京西兵马使，镇守奉天，皇帝下诏移驻京西，戍兵一万二千人，以防备关东，皇帝登上望春楼，赐宴，众将列坐。酒端上来，神策将士都不喝，皇帝派人询问原因。杨惠元当时是都将，回答说：‘臣刚出发奉天时，本军主帅张巨济与我们约定说：‘这次出征，将要建立大功，成就大名，凯旋之日，应当共同欢乐。如果没有战胜，就不能饮酒。所以臣等不敢违背约定而饮酒。’出发后，有关部门在道路上供应食物，只有杨惠元这一军酒瓶不开封，皇帝称赞感叹了很久，降下玺书慰劳。等到田悦叛乱，皇帝下诏杨惠元率领禁兵三千人，与众将讨伐，在御河夺取三桥，都是杨惠元的功劳。”能够像这样使军队整齐有序，那么治理国家有什么难的呢！

北魏文成帝大安四年，酿酒卖酒饮酒的人都被斩首。金海陵王正隆五年，朝官饮酒的处死。元世祖至元二十年，酿酒的人本人被发配服役，财产和女子没收归官府。可以说是使用重典了。然而立法过于严苛，所以不久就松弛了。

水是地上的险阻，酒是人的险阻。所以《易经》中谈到酒的都是《坎卦》，而《萍氏》说：“掌管国家的水禁”，水和酒由同一官员管理。徐尚书石腆曾说：“传曰：‘水柔弱，百姓轻视玩弄它，所以多死于水。’酒的祸害比火猛烈，而亲近人的程度比水厉害，有原因啊，世人全都死于酒而不觉悟。”读这些话的人可以知道保全生命的道理。《萤雪丛说》说：“近年陈公大卿生平喜欢饮酒，一天在席上与同僚谈话，引用‘知命者不立于危墙之下’的话，问那个人，那个人说：‘酒也是危墙啊。’陈公因此有所感悟，于是终身不饮酒。”近来米酒不足，而烟酒兴起，那就真的变成祸害人的东西了。○赌博万历末年，太平无事，士大夫无所用心，于是有人结伴赌博。到天启年间，开始流行马吊游戏。而现在的朝中官员，如江南、山东等地，几乎没有人不玩这个。就像韦昭论述中所说：“耗尽白天，接着点燃蜡烛。人事荒废而不修，宾客旅人断绝而不接待。”唉！真奇怪啊。考查

译《汉书》记载：安丘侯张拾、己阝侯黄遂和樊侯蔡辟方，都因犯有赌博罪，被免官并判处城旦刑。颜师古注释说：“搏，有的版本写作‘博’，指六博这种游戏。扌〇，属于意钱之类的赌博。”

译都通过赌博来骗取财物。《宋书·王景文传》记载：“担任右卫将军，因与奉朝请毛法因玩博戏，赢得钱一百二十万，被削去官职以平民身份任职。”《刘康祖传》记载：“担任员外郎十年，两次因玩博戏被免职。”《南史·王质传》记载：“担任司徒左长史，因招聚赌徒被免官。”《金史·刑志》记载：“大定八年，规定：官员犯赌博法，赃物不满五十贯的，依法杖责，允许赎罪，再犯者杖责。皇上说：‘杖刑，是用来惩罚小人的。既然身为官员，应当先有廉耻。既然没有廉耻，所以用小人的刑罚来惩罚他。’”现在的律法规定，犯赌博罪的，文官革职为民，武官革职跟随舍余食粮差操，也是这个意思，但一百人中没有一个因罪受罚的，是因为上下互相包庇而法律无法执行。晋代陶侃勤于吏职，整天收敛膝盖端正地坐着，内外事务繁多，千头万绪，没有遗漏。各位参佐中有人因谈戏荒废公务的，命令拿他们的酒器和博具，全部投入江中。将吏则加以鞭打，最终成就了中兴大业，成为晋代的名臣。唐宋璟担任殿中侍御史，同僚中有在台中赌博的，将要追究名品而罢免他，赌博的人惶恐地自己隐藏起来。后来成为开元年间的贤相。而史书说唐文宗急切于求治，每当刺史当面辞别时，一定殷勤告诫说：“不要嗜好赌博，不要饮酒。”内外听到这话，无不惊恐叹息。那么勤于吏事而纠正风气过失，乃是救时之首务。《唐书》说杨国忠因擅长博戏得到人供奉，常常后出，专门主管博账，计算勾画，分铢不差。皇帝高兴地说：“这是度支郎的才能。”最终任用他而导致败坏。玄宗末年，荒淫佚乐，于是让小人占据君子的职位，这也是国家的妖孽。现在的士大夫不羡慕姚崇、宋璟，却学习杨国忠，最终必定灭亡罢了。《山堂考索》记载：“宋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书的人说进士萧玄之本名萧琉，曾因赌博受杖刑，现在改名赴考登第，诏令有关部门召萧玄之诘问，他承认罪行，剥夺他的敕命，赎铜四十斤，遣送他。”宋代制度严厉如此，现在的进士有以不擅长赌博为耻的了。

《晋中兴书》记载：“陶士行说，博戏，是老子入胡时所作，是外国的游戏。近日士大夫多玩它，怎么能不使天下都变成外国呢？”

《辽史》记载：“穆宗应历十九年正月甲午，与群玩叶格戏。”解释说：“宋钱僖公家有页子揭格的游戏。”而那年二月己巳，就被小哥等人所杀。君臣戏谑，灾祸竟接踵而至。这是不祥之物，而现在的士大夫整天拿着它，能免于效仿的罪过吗！

《宋史·太宗纪》记载：“淳化二年闰月己丑，诏令犯博戏者斩首。”《元史·世祖纪》记载：“至元十二年，禁止民间赌博，犯者流放到北方。”治理乱世用重典，本来应当如此。今日达到太平之道从何而来？回答说：君子勤修礼法，小人尽力劳作。

○赴京参加铨选守候，京债的拖累，到现在最为严重。《旧唐书·武宗纪》记载：“会昌二年二月丙寅，中书奏报：‘赴选官员多欠京债，到任后填还，导致他们贪婪求取，无不由此而来。今年三次铨选，在前述州府得官的人，允许连状相保，户部各准备两个月加给的料钱，到支取时扣除，希望初任官员到任，不带利息债务，衣食稍足，可以要求清廉。’听从了。”大概唐代有东选、南选，在京铨授的只有关内、河东两道。探访所属官员，不出千里之内，还念及他们举债的拖累，先在户部给予两个月料钱，不仅是体恤下属的仁爱，也有劝勉清廉的方法。与现在的官员到任，先办京债，剥削下属不够，有时借库银来偿还的，得失之数明显可知。

至于圣主所行的，有超越前代的。《太祖实录》记载：“吴元年七月丙子，任命郡县官二百三十四人，赐知府、知县文绮四、绢六、罗二、夏季布六，父亲同此，母亲妻子及长子各半。府、州、县佐官视长官减半，父亲同此，母亲妻子及长子又减半。各府经历、知事同佐官，州、县吏目、典史视佐官又减半，父母妻子皆同此。其路费，知府赐白金五十两，知州三十五两知县三十两。同知视知府五分之三，治中减半，通判推官五分之二，州同知视府通判，经历及判官视府同知减半，县丞、主簿视知县又减半，知事吏目典史皆十两，著为法令。皇上说：‘现在新授官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向人借贷，那么日后不免侵渔百姓，不有所以养其廉，而要求他们奉公就难了。’”“洪武元年二月，诏令中书省，从今新除府、州、县官，给予白金一十两，布六匹。”“十年正月甲辰，皇上对中书省臣说：‘官员听选在京的，应早日铨注，立即令赴任。听说久住客邸的，日有所费，甚至空乏，

译向人借贷，这是过去元朝弊政的一个方面。那些常规选任的官员滞留京城，资用匮乏，沦为从事医卜行业，使人丧失应有的操守，这实在是朝廷对待他们的方法不对。从今以后，在铨选任命之后，根据品级差别，都给予路费，并命令有关部门提供舟车送他们上任，将此定为法令。”“十七年七月癸丑，北平税课司大使命熊斯铭说：‘做官的人获得俸禄来奉养双亲，这是为人子女所希望的。然而有路途遥远而不能奉养父母的，请求命令有关部门提供舟车，使他们能够迎接父母奉养，以尽为人子女的情义。’朝廷议论认为，云南、两广、四川、福建的官员家属赴任，官府提供舟车，已有既定条例。从今以后凡是距离一千五百里以外的，应当依照条例提供。皇帝下诏说可以。’这难道不是爱护百姓的仁政先于体恤官吏吗？

译○居官负债 居官负债，虽然不是君子的行为，似乎也不触犯国法。但考察古代，有因为不偿还债务而被免去列侯爵位的人。《汉书》记载：汉文帝三年，“河阳侯陈信，因欠人债务超过六个月未还，被免职”，就是这种情况。也有因为不偿还债务而被贬官的人。《旧唐书》记载：“李晟在〇任职，屡次升官至右龙武大将军，沉溺于酒色，放纵奢侈，积累债务达数千万，他的儿子向回鹘借贷一万多贯钱不还，被回鹘控告。唐文宗大怒，贬〇为定州司法参军”，就是这种情况。然而这还是前朝的事情，如果放在今天，回鹘反而会更借钱给他，并为他谋求好的官职了。

《元史》记载：太宗十二年，因为官民向回鹘借贷金钱偿还官府，每年利息加倍，名叫羊羔息，危害极大。下诏用官物代为偿还，共计七万六千锭。又命令：凡是借贷时间长久，只收取与本金相等的利息为止。将此定为法令。

○纳女 汉代的工商担任丞相，皇太后曾经下诏询问商的女儿，想让她进入后宫。当时女子生病。商心里也感到为难，以生病为由回答，女子没有入选。等到商因为内室之事受到审查，自知被王凤陷害，惶恐害怕，又想送入女子作为援助。于是通过新得宠幸的李婕妤家让皇帝见到他的女儿，被大中大夫张匡上奏弹劾，商被免去丞相职务，吐血而死，谥号叫戾侯。魏国的郑羲担任西兖州刺史，贪婪卑鄙，将女儿送入宫中为嫔妃，后被征召为秘书监。等到他去世，尚书拟定的谥号是“宣”。皇帝下诏说：“盖棺定论，激浊扬清。郑羲虽然早有文学业绩，但治理缺乏廉洁清正。尚书为何竟然徇私情违背至公之道，违背明确的典章！依据《谥法》：‘博学多见叫文’，‘不勤勉而成名叫灵’，谥号定为文灵。”古代的士大夫以将女儿送入后宫为耻，现在的人却以此为荣了。

古代的名士尚且不肯与外戚同列。魏国的夏侯玄担任散骑黄门侍郎，曾经进见皇帝，与皇后的弟弟毛曾并排坐。夏侯玄以此为耻，不高兴，脸色表露出来。宋国的路太后颇干预政事，她的弟弟路琼之的宅邸与大常王僧达的门并列。路琼之曾经盛装带着车马随从拜访王僧达，王僧达不向他行礼。路琼之向太后诉说，太后大怒，告诉皇帝说：“我还活着，他们都欺凌我家，我死后就要乞讨了！”想治王僧达的罪，皇帝说：“路琼之年少，自然不应该轻率拜访诸王。王僧达是贵族公子，怎么能因为这件事加罪于他？”

○玉女弃归 《汉书·衡山王传》记载：“太子的女儿无采，嫁人后被休弃回家。”凭借王女的高贵身份，作为人妻却还有被休弃的。近古“七出”的条款尚且存在，而王者也不能用非礼的制度来约束他的臣下。○罢官不许到京师 《后汉书》说：“汉代的法律，罢免的太守县令，如果没有征召不得随意到京师。”进见。到了南京，必须拜谒孝陵。罢职的人不得进入国门。这是汉代的成法，用来防止攀附权贵、澄清京城的意思深远啊。《册府元龟》记载：“后唐明宗长兴二年九月丙戌日，太傅退休。王建立，没有诏旨就到京城，通事不敢引导他进见，在阁门停留了很久。皇帝亲自到后楼召见，因为他是旧将，没有治他的罪。”由此可知五代的朝廷，这个法律也没有曾经松弛过。

●卷二十九 ○骑 《诗经》说：“古公亶父，来朝走马。”古代马是用来驾车的，不能说跑，“说跑的，是单人骑马的称呼，古公的国家邻近戎狄，他们的习俗有相同的地方；那么骑射的方法不始于赵武灵王。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左师展将带着公乘马回去。”正义说：“古代服牛乘马，马用来驾车，不单人骑马。”到六国时期才开始有单人骑马，苏秦所说的：“车千乘，骑万匹”就是这种情况。《曲礼》说：“前面有车骑的。”《礼记》是汉代的书，经典中没有“骑”字，刘炫认为左师展将带着公乘马回去，是想和公单人骑马回去，这是骑马的开端。春秋时期，戎狄杂居在中夏的，大抵都在山谷之间，兵车所到不了的地方。齐桓公、晋文公仅仅排斥驱赶他们，不能深入他们的土地，是因为用车的缘故。中行穆子在大卤打败翟人，是因为毁坏战车崇尚步兵；而智伯想要取代仇犹，赠送大钟，以开通道路，其对车的不利可以知道了。形势不得不改变为骑马，骑射所以便于山谷。胡服所以便于骑射，因此公子成之类的人，劝谏胡服而不劝谏骑射。意思是骑射的方法一定有在武灵王之前使用的人。

骑马利于进攻，车利于防守，所以卫将军遇到敌人，用武刚车环绕作为营垒。

《史记·项羽本纪》叙述鸿门宴时说：“沛公就留下车骑，脱身单人骑马。”上面说“车骑”，那么车驾的马，是来时乘坐的。下面说“独骑”，那么单人行的马，是去时跨骑的。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四个人，都是步行跟随。《樊哙传》说：“沛公留下车骑，单人骑马，樊哙等四人步行跟随”就是这种情况。

○驿 《汉书·高帝纪》记载：“乘传前往洛阳。”师古说：“传就像现在的驿站。古代用车，叫做传车，后来又单独设置马，叫做驿骑。”我怀疑这种方法在春秋时应当已经有了。比如楚子乘坐

译ㄞ，在临品会师。祁奚趁着ㄞ的便利去见范宣子。楚王带着ㄞ到达罗国。子木派ㄞ向楚王禀告，楚人对游吉说：“我们将让ㄞ逃往晋国去询问，然后把情况报告。”《国语》记载：“晋文公乘着ㄞ，从下面脱离会盟，在王城接见秦伯。”《吕氏春秋》记载：“齐君乘着ㄞ亲自追赶晏子，追到国境。”这些都是事情紧急来不及驾车，或许是单独骑乘驿马。而注疏家却没有提及这一点。

译谢在杭《五杂俎》说：“古代乘坐传车都是驿站的车。《史记》记载：‘田横带着两名门客乘坐传车前往洛阳。’注释说：‘四匹高足马叫置传，四匹中足马叫驰传，四匹下足马叫乘传。’然而《左传》记载郑国子产乘坐快马赶到，这似乎是指单人骑马了。《经典释文》说：‘用车叫传，用马叫遽。’子产当时担任郑国宰相，难道缺乏车马吗？恐怕是担心赶不及，所以骑快马，这无疑是驿马了。汉朝初期还乘坐传车，比如郑当时、王温舒都私自配备驿马，后来嫌它不够快，就一律骑马了。”

○ 骡马在秦朝以前，史传中没有提到驴，推测虽然存在，但不是人家经常饲养的。《逸周书》说：“伊尹制定进献的政令，正北的空同、大夏、莎车、匈奴、楼烦、大月氏等国家，以骆驼、野马、騊駼、騊駼等作为进献。”

《吕氏春秋》说：“赵简子有两匹白骡，非常喜爱它们。”李斯上书秦王说：“骏马良骡。”邹阳上书梁王也说：“燕王按剑发怒，用騊駼喂它。”因此认为这是贵重难得的东西。司马相如《上林赋》说：“騊駼骆驼，蛩蛩駃騠，騊駼驴骡。”王褒《僮约》说：“调治马驴，兼落三重。”它们的名称开始见于文献。而贾谊《吊屈原赋》说：“腾驾疲牛兮骖蹇驴。”《日者列传说：“骐骥不能与疲驴组成驷马。”东方朔《七谏》说：“要騊奔亡兮腾驾骆驼。”刘向《九叹》说：“却骐骥以转运兮，腾驴骡而驰逐。”扬雄《反离骚》说：“骋哗骡以曲<〇喜>兮，骡驴连蹇而齐足。”这又把它们视为低贱不堪使用。我曾经考证驴这种动物，到汉朝才出名，到汉武帝时才充入上林苑，到汉灵帝时才受宠幸。然而它的种类大致出自塞外，自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逐渐被中国所利用。《盐铁论》说：“骡驴骆驼，衔尾入塞；騊駼原马，尽为我畜。”杜笃《论都赋说：“虏数亻辰，驱骡驴，驾驭宛马，鞭騊駼。”《霍去病传》说：“单于于是乘坐六骡。”《匈奴传》说：“其奇畜则骆驼、驴骡、騊駼、騊駼、駃騠。”《西域传》说：“鄯善国有驴马，多骆驼，乌弋山离国有驴，无牛。”而龟兹王学习汉朝礼仪，外国人都说：“驴非驴，马非马。像龟兹王所说的骡子，”可见外国多产这种动物，而汉人则把它当作奇异的牲畜。人也有用父母异种来命名的，《魏书·铁弗刘虎传》说：“北人称呼胡父鲜卑母为铁弗。”

○ 军队行进的快慢魏明帝派遣司马懿征讨辽东，当时从洛阳出兵不过三千多里，而明帝问往返需要几天？司马懿回答说：“去程一百天，攻城一百天，回程一百天，加上六十天休息，这样一年足够了。”这还是古人军队每天行军三十里的遗意。夏侯渊作为将领，赴急迅速，常出敌人意料之外，军中为他编了歌谣说：“典军校尉夏侯渊，三日五百，六日一千。这可以偶尔用在二三百里的近处，否则百里而趋利者将导致上将失败，这本来就是兵家所忌讳的。

○ 木罂渡军《史记·淮阴侯传》说：“从夏阳用木罂渡军。”服虔说：“用木头捆绑罂缶来渡河是这样的。古文简略，没有说捆绑罢了。”《吴志·孙静传》说：“孙策诈令军中，催促准备几百只罂缶分军，夜里投入查渎。”也是这种方法。其形状图绘于喻龙德《兵衡》，称为瓮筏。

○ 海师 用兵于海道，古人大概多次实行了。吴国徐承率领水师从海进入齐国：这是苏州下海到山东的路。越王勾践命令范蠡、舌庸率领军队沿海溯淮，以断绝吴国道路，这是浙东下海到淮上的路。唐太宗派遣强伟在剑南伐木造舟舰，从巫峡抵达江、扬，趋向莱州，这是广陵下海到山东的路。汉武帝派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国浮渤海，攻击朝鲜；魏明帝派遣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诸军，从海道讨伐公孙渊；前秦苻坚派遣石越率领骑兵一万，从东莱出右径袭击和龙；唐太宗伐高丽，命令张亮率领水师从东莱渡海趋向平壤；薛万彻率领甲士三万，从东莱渡海进入鸭绿水：这是山东下海到辽东的路。汉武帝派遣中大夫严助，发会稽兵浮海救援东瓯；横海将军韩说从句章浮海攻击东越：这是浙江下海到福建的路。刘裕派遣孙处、沈田子从海道袭击番禺，这是京口下海到广东的路。隋朝伐陈，吴州刺史萧〇派遣燕荣以水师从东海到吴，这又是淮北下海而至苏州。公孙度越海攻击东莱诸县，侯希逸从平卢浮海占据青州，这又是辽东下海而至山东。宋朝李宝从江阴率领水师在胶西的石臼岛击败金兵，这又是江南下海而至山东。这些都是古人海道用兵的效验。

○ 海运 唐朝时海运的

译这件事在史书中记载不详。大概是在柳城陷落之后，直到开元初年，新设立治所，才转运东南的粮食来供给它；等到当地农业种植已经成熟，就不再依赖转运，不像元朝那样把这作为固定的制度。《旧唐书·宋庆礼传》记载：张九龄驳斥谥议时说：“营州镇守那些戎夷之地，扼住咽喉、切断臂膀，他们叛逆就制服他们的死命，顺从就作为他们的主人，这里被称为乐都，由来已久了。过去因为赵〇出任牧守，驾驭无方。自从经历毁坏废弃，便滋长了寇贼妖孽。圣明的君主临御天下，圣明的谋略独自决断，恢复祖宗的旧制，重续大禹的足迹，用数千名服役的徒众，没有甲兵的强大护卫，限定日期就前往，接受命令就行动，于是测量土筐和筑具，拿着〇鼓，亲自统领这项工程，不违背所考虑的，使柳城成为金汤般的险固，让林胡产生腹心之疾。不久就停止海运，收取每年的储备，边境安宁，河朔没有扰乱，与那兴师的费用、转运的辛劳相比，衡量其优劣，哪个是利哪个是害？”这是停止海运的一个证据。《旧唐书·懿宗纪》记载：咸通三年，南蛮攻陷交耻，征调各道军队赶赴岭南。当时湘江、溆水逆流运输，工程劳役艰难，驻在广州的军队缺乏粮食。润州人陈〇石到朝廷上书说：“江西、湖南逆流运输粮食，不能供给军队，士兵粮食吃完就会溃散，这应该深入考虑。我有奇计来供给南方军队。”天子召见，〇石于是上奏：“臣弟陈听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跟随海船到了福建。往返的大船一只，可以装载千石。从福建装船，不到一个月就能到达广州。得到几十艘船，就可以把三万石粮食送到广州。”又引用刘海路进军击败卢循的旧例。懿宗采纳了，任命〇石为盐铁巡官，前往所在子院专门督理海运，于是康承训的军队都不缺乏供给。

译○烧荒守边的将士，每到秋季草木枯黄时，便出塞纵火，这叫做烧荒。《唐书》记载：“契丹每次入侵幽州、蓟州，刘仁恭每年焚烧塞下的草，使契丹无法留驻放牧，马匹多死亡，契丹于是请求结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种方法自战国七雄时期就已经有了。《战国策》记载：“公孙衍对义渠君说：‘中原各国对秦国没有战事，那么秦国将要焚烧芮地，夺取您的国家。’”

《英宗实录》记载：“正统七年十一月，锦衣卫指挥佥事王英说：‘抵御外敌没有比烧荒更好的办法了，因为外敌依赖的是马，马依赖的是草。近来烧荒，远的不过百里，近的五六十里，外敌骑兵来侵犯，半天就能到达。请求命令边将，遇到深秋，率领军队约定日期一同出塞，在数百里外纵火焚烧，使外敌马匹没有水草可依赖，这样虽然我方有一时的辛劳，但整个冬天就可以安居了。’翰林院编修徐有贞也请求每年九月，全部命令坐营将官巡视边防，分为三路：一路从宣府到赤城、独石，一路从大同到万全，一路从山海关到辽东。出塞三五百里，烧荒并侦察完毕。如果遇到边寇出没，就相机剿杀。这是先朝烧荒的旧制，确实是守边的良法。”

○家兵古代做将领的人必定有平时就预备好的士兵。《春秋左传》记载：“冉求带领武城三百人作为自己的步兵。”《后汉书·朱隽传》记载：“交趾贼人反叛，任命朱隽为刺史，让他经过本郡时招募家兵；张燕侵犯河内，逼近京城，派朱隽出任河内太守，率领家兵击退了他。”《三国志·吕虔传》记载：“担任泰山太守，率领家兵到郡上任。郭祖、公孙犊等都投降了。”《晋书·王浑传》记载：“担任司徒，楚王玮将要杀害汝南王亮，王浑称病回家，率领家兵一千多人闭门抵御王玮，王玮不敢逼近。”

○少林僧兵少林寺中有唐太宗任秦王时《赐寺僧教》，其辞说：“王世充窃据非分之地，敢违背天道常理。法师等人都能深刻领悟局势变化，早识微妙因缘，擒拿那凶恶逆贼，廓清这方净土。听闻此事令人欣喜赞赏，不可思议。如今东都危急，早晚就要消灭敌人。都应当勉力完成大功，以留下美好的典范。”当时立功的有十三人，裴漼《少林寺碑》所称的志操、惠场、昙宗等，只有昙宗被封为大将军，其余人不接受官职，赐予土地四十顷，这就是少林僧兵的起源。考证《魏书》：孝武帝西逃，率领五千骑兵宿营在厘西杨王别舍。沙门都维那惠臻背负玉玺手持千牛刀跟随。《旧唐书》：元和十年，嵩山和尚圆净与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谋划叛乱，集结勇士数百人，埋伏在东都进奏院。趁着洛城没有军队，想要突然发动焚烧宫殿。小将杨进、李再兴报告变故，留守吕元膺于是出兵包围他们，贼人突围而出，逃入嵩岳山棚，被全部擒获。《宋史》：范致虚让和尚赵宗印担任宣巡司参议官，兼节制军队。赵宗印以和尚为一军，号称尊胜队；以童子行为一军，号称净胜队。那么嵩山、洛阳一带，本来世代就有奇异的僧人。

嘉靖年间，少林和尚月空接受都督万表的檄文，在松江抵御倭寇，他的徒弟三十多人，自己组成部队，手持铁棒击杀倭寇很多，都战死了。唉，能够拿起武器捍卫边疆，就不能因为他们剃度出家而将他们排斥在外了。宋靖康年间，有五台山和尚真宝，和他的徒弟在山中习武。钦宗在便殿召见询问，命令他回山，聚集兵力抵抗金兵。昼夜苦战，寺庙房屋全部被焚毁，被金兵俘获，金兵用各种方法诱劝，他始终不顾，说：“我的佛法中有违背誓言的罪过，我已经答应宋皇帝以死报国，怎么能妄言呢！”安然接受杀戮。而德佑末年，常州有万安和尚起义，作诗说：“时局危急暂且做将领，事态平定后又做和尚。”这也颇有屠羊说的遗意吧。

○毛葫芦兵《元史·顺帝纪》记载：“至正十三年，设立南阳、邓州等地毛葫芦义兵万户府，招募土人作为军队，免除他们的差役，让他们防守城池自我效命。因为他们是乡人自己团结起来，号称毛葫芦军，所以用这个名称命名。”《朵尔直班传》记载：“金商义兵用兽皮做箭袋像葫芦一样，号称毛葫芦军，非常精锐。”《大学衍义补》记载：“如今唐、邓山区居住的人，用毒药浸泡箭矢来射野兽，箭弦响动野兽就倒下，叫做毛葫芦。”

成化三年，国子监学录黄明义说：“宋朝时多用刚县夷人做头领，用白刀子兵击败他们。”白刀子，就是现在的民壮。

○方音五方的语言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如果让统领天下的人操着一乡一方的口音，也是君子所不取的。所以仲由的鲁莽，孔子批评他；舌头大的人，孟子所排斥。而《宋书》说高祖虽然“世代在江南，楚地方言没有改变，雅正的风流没有听说”。又说长沙王道怜“本来没有才能，言谈声音很楚地化，举止行为，多显鄙陋拙劣”。《世说新语》说：“刘真长拜见王丞相，出来后，有人问见王公怎么样？回答说：‘没见他有什么特别，只听见他说吴语罢了。’”又说：“王大将军年轻时，旧时有乡野之名，语音也

译楚地人又说：“支道林去东方，见到王于猷兄弟后回来，有人问：‘见到那些王姓的人怎么样？’回答说：‘见到一群白脖子的鸟，只听见它们哑哑的叫声。’”《北史》记载丹杨王刘昶呵斥责骂僮仆，声音混杂着夷狄和中原的腔调。即使在公开的场合，各位王公也常常戏弄他。凭借开创基业的君主、中兴国家的宰相，尚且难免受到当时人的议论，何况士大夫呢。北齐的杨愔称赞裴谳之说：“河东士族，在京做官的不少，只有这家的兄弟完全没有乡音。”他们被轻视的程度就可以知道了。至于写书作文，尤其忌讳俚俗。《公羊传》多用齐地言语，《淮南子》多用楚地方言，像《易传》、《论语》何曾有一个字是这样的呢。如果是在讲经授学方面，更加重视雅正的语言，因此孙详、蒋显曾经研习《周官》，但因为语音违背了楚地和中原的正统，所以求学的弟子不来；李业兴学问深广博洽，但因为旧有的乡音不改，就被梁国人嘲笑。邮下地区的人言语粗鄙，风度操守愚钝拙劣，所以颜之推不愿意让他们做儿子的老师。由此可见，只有君主能够通达天下人的志向，这大概必须从他的言语开始。

译《金史·国语解》序言说：“今文《尚书》的辞句大多奇特艰涩，大概也是当时的方言口音。”荀子常说：“查考《楚辞》，凡是用‘羌’字的，都是方言。”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张华评论音韵，认为陆机多带楚地方言，可以说是继承了屈原的余音，却失去了黄钟的正声。”

○ 国语 后魏初定中原时，军容号令都依据本族语言。后来沾染了华夏风俗，很多人不再通晓本族语言，所以记录其本族语言相传教授，称之为国语。孝文帝命令侯伏、侯可、悉陵用国语翻译《孝经》的宗旨，教导国人，称为《国语孝经》。然而历考《后魏书》、《北齐书》两书，像盂威因为通晓北人语言，被敕令在著作局任职，以备咨询；孙搴因为通晓鲜卑语，负责传达号令；祖〇因为通晓鲜卑语免罪，又参与相府事务；刘世清因为能通晓四方少数民族语言，被当时人推为第一，后主命令他用突厥语翻译《涅〇经》，赠送给突厥可汗。他们都受到当时君主的赏识，恩宠远超群僚。然而他们的官名制度没有一样不使用汉语。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六月己亥日下诏：“不得在朝廷上说北俗语言，违者免去所任官职。”《北齐书·高昂传》记载：“当时鲜卑人共同轻视中华朝士，唯独敬畏服从高昂。高祖每次向三军申令，常说鲜卑语；如果高昂在列，就改用华言。”孝文帝是用华夏文化改变夷狄之俗的君主，齐神武帝也是有大略的英雄。契丹偏居北方边陲，起初用本国语言作为官名号令，而《辽史》创立了《国语解》一篇，从此金、元也多沿袭这一做法，于是北俗语言便载入史书，流传于后代了。

后魏《平阳公丕传》记载：“丕向来喜爱本族风俗，不通晓新式。至于改变习俗迁居洛阳，更改官服制服，禁绝旧日语言，都是他所不愿意的。皇帝也不逼迫他，只是诱导晓以大义，让他不产生异心。”改变习俗的困难竟到了如此地步。如今拓跋、宇文氏的语言在史册中不传的，已经荡然无存，一时众多楚地的方言终究不能胜过三代迁都于殷的教化。

后唐康福擅长各种蕃族语言。明宗处理政事之余，常常召他进入便殿，咨询时事，康福就用蕃语奏报。枢密使安重诲厌恶他，曾当面告诫他说：“康福只是胡乱奏事，总有一天要斩了他！”

○ 外国风俗 考察九州的风俗，查考前代史书，中国不如外国的情况是有的。《辽史》说：“契丹部族生活的资财仰赖畜牧，织毛饮酪，作为衣食。各自安守旧俗，习惯于劳苦之事，不见繁华异物而改变初衷。家家给人足，军备整肃完善，最终虎视四方，强国朝贡，弱国依附。”《金史》记载：“世宗曾对宰臣说：‘我见到女真旧俗，至今不忘。现在的宴饮音乐都习染汉风，不是我心中所好，东宫不知女真旧俗，只是因为我，还尚存留着，恐怕日后一变此风，不是长久之计。’后来与臣下谈论古今，又说：‘女真旧俗，虽然不读书，但他们祭祀天地，敬重亲戚，尊奉老人，接待宾客，信任朋友，礼节情意恳切周到，都出于自然，其善行与古书记载没有不同。你们不可忘记。’于是禁止女真人不得改称汉姓，穿南人衣装，违犯者治罪。”又说：“女真旧俗，凡是酒食聚会，以骑射为乐，现在却下棋、玩双陆，应当全部禁止，令他们习练骑射。”又说：“辽不忘旧俗，我认为是对的。海陵王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如果依照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忧，这是长久之计。”《邵氏闻见录》说：“回纥风俗朴实厚道，君臣等级差别不大，所以众志专一，强劲无敌。自从对唐有功，赏赐丰厚。登里可汗开始自尊自大，建造宫室居住，妇女有粉黛文绣的装饰。中国因此虚耗，而他们的风俗也败坏了。从前祭公谋父说：‘犬戎树立德行，能遵循旧德，而保持始终纯固。’由余回答穆公说：‘戎夷的风俗，上级含蕴淳厚之德，以对待下级；下级怀有忠信，以事奉上级。’一国的政治犹如一身之治理，他们之所以有国且长久，世代都用此道。等到居住日久，逐渐沾染华风，不致力于《诗》《书》，只征求玩好之物，服饰竞相无度，财货溢于靡费，骄淫矜夸，渐渐成为习惯，于是中行说有变俗的讥讽，贾谊有五种诱敌之策。再往后，则有像张昭远因为皇弟、皇子喜欢俳优，装饰姬妾，而预言沙陀不能长久；张舜民见大孙喜好音乐、美女、名茶、古画，而知契丹将要灭亡。后来的君子如果以此为鉴，就知道战胜他们的道理了。”

《史记》说：“匈奴的案件久拖不过十日，一国的囚犯不过数人。”《盐铁论》说：“匈奴的风俗略于文饰而敏于行事。”宋邓肃对高宗说：“外国的长处在于文书简略，简略所以迅速。中国的祸患在于文书繁多，繁多所以迟缓。”《辽史》说：“朝廷之上，事务简略职权专一，这是辽所以兴盛的原因。”

那么外国能胜过中国的，只是因为他们简易罢了，如果舍弃自己的长处而效仿别人的短处，我看他们很快就会陷入困境。

译《金史·食货志》说：“金朝兴起于东海之滨，其风俗淳朴诚实，可以回归古制。当初进入中原地区时，百姓多流离失所，土地大多荒废闲置。在军事威势的压迫下，幸存的百姓战战兢兢，有什么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呢？在这个时候，即使不能恢复井田沟洫的制度，如果采用唐朝的永业田、口分田制度来规范百姓的产业，推行租庸调法来充足国家财政，怎么会到百年之内，所制定的政策纷纷扰扰，且与国运始终相伴呢？其弊端在于急于追求一时的利益，沿袭长久以来败坏的法度。到了金朝中期，鄙弃辽朝的俭朴，袭用宋朝繁复的礼文；鉴于宋朝的宽柔，施行比辽朝更严苛的政治。这是抛弃了两个国家的长处，而同时采用了它们的短处。繁复胜过必然导致耗费财用，严苛胜过必然导致伤害百姓。直到金朝灭亡，国家用度容易匮乏，民心容易离散，难道不是由此造成的吗？制定法度时不谨慎其初始，变法以挽救其弊端，只是使情况更加严重罢了。”它对金朝当时弊端的论述极为明确透彻。

译魏太武帝开始制定惩治反叛、杀人、盗窃的法律，法令明确，政务清明简略，废除了牵连逮捕的烦扰，百姓因此安居乐业。宋朝余靖说：“燕蓟地区陷入契丹统治将近万年，而百姓没有南归之心，是因为契丹的法律简易，盐和麦子都便宜，赋税徭役不繁重的缘故。”这就说明，减轻刑罚、薄敛赋税的成效，在中原和边疆是没有区别的。○迁徙戎狄 武则天时期，外国多派遣子弟入朝侍奉，其中的论钦陵、阿史德、元珍、孙万等人，都因为充当侍子，得以遍观中原的形势，后来竞相成为边境的祸害。在此之前，天授三年，左补阙薛谦光上疏说：“臣听说戎狄与华夏不混杂，是自古以来的告诫。蛮夷没有信用，容易变动难以安定，所以被排斥居住在塞外，不接近中原。前代史书所称引的，由来已久了。然而帝王德行广泛覆盖，有时他们来朝见，愿意接受归顺教化的诚意，请求行纳贡之礼，贡事完毕就回到他们的父母之国，用指南车引导他们，这是夏商周三王的盛大典礼。自从汉魏以后，就改变了这种风气，务求装饰虚名，只要求侍子。命令他们解散辫发，让他们穿戴衣冠，在京城建造房屋，不让他们回国，这又是中古时期的旧例。比较其中的利害，那么三王是对的而汉魏是错的；论及得失，那么距离边境远而扣留人质短。殷商的鉴戒就在往昔，怎么能不忧虑呢。从前郭钦向武皇献策，江统向惠帝进谏，都认为戎狄居住在内，必定产生事变。晋帝不采纳两位大臣的长远策略，喜好羡慕归顺教化的虚名，放纵他们学习《史记》、《汉书》等书，任命他们为五部都尉，这都是计策的失误。私下认为突厥、吐蕃、契丹等，以往因为入朝侍奉，都受到特殊的奖赏。有的执掌朝政，名列军职；有的在太学游历，高步朝廷。服饰改换毡裘，语言兼通中原，熟悉汉法，目睹衣冠礼仪；眼观朝廷典章，知晓治理国家的要领。从图史中窥探成败，从古今中察知安危，识别边塞的盈虚，知晓山川的险易，有的委任他们经略的功绩，让他们施展才能；有的怜悯他们思念故土的心志，放他们回部落。对于国家虽然有穿戴冠带的虚名，对于戎狄却增长了纵横捭阖的智慧。虽然有慕化的美名，只是取悦于当时；而狼子野心，随即在日后产生。等到回到部落，很少有不起兵的。边境遭受灾难，实在是由此而来。所以老子说：‘国家的利器，不可以示人。’对于齐人，尚且不可以示之，何况对于敌寇戎狄呢？谨按楚国的申公巫臣投奔晋国，出使吴国，让他的儿子狐庸做吴国的行人，教吴国作战布阵，使吴国背叛楚国。吴国于是攻打楚国，夺取巢邑，夺取驾邑，攻克棘邑，进入州来，子反一年七次奔命。他之所以能谋划楚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又按《汉书》：桓帝将五部匈奴迁徙到汾晋地区，后来终于有了刘渊、石勒的祸难。假如五部没有迁徙，那么晋朝的国运还不可限量；鲜卑没有迁徙到幽州，那么慕容氏就没有中原的僭越。又按《汉书》：陈汤说：‘匈奴兵五人相当于汉兵一人，为什么呢，兵器朴钝，弓弩不利。现在听说他们颇得汉朝的巧技，但仍然三人相当于一人。由此说来，锋利的兵器尚且不可以让敌人得到方法，何况让他们身处中原而使他们习见呢？从前汉东平王请求《太史公书》，朝臣认为《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的学说，不可以给诸侯。这就是本朝诸王尚且不可以给，何况外国呢！臣私下计算秦统一天下，以及刘邦、项羽之际，连年用兵，人口流散，与晋惠帝相比，八王之乱丧师轻于楚汉割据，冒顿的强盛实在超过五部的微弱。当往昔，冒顿的强盛，趁着中原的虚弊，高祖被困于平城。而冒顿不能进入中原，为什么呢？不是兵力不足以侵犯诸夏，力量不足以攻破汾晋。他之所以解围而放走高祖，是因为不习惯中原的风俗，不安于中原的美好。生长在沙漠之北，认为穹庐胜过城邑，认为毡裘美于章绂。既然安于所习而乐于所生，所以没有窥视中原的心，是因为生长不习惯汉朝的缘故。难道有心不乐汉而想要深入的吗？刘元海是五部离散之余，而终于能在中原振作，是因为年少居住在内地，熟悉汉法，不仅是元海悦汉，而汉也悦之。一朝背叛，四方响应，于是鄙视单于的称号，窃取帝王的名号，贱视沙漠而不居，占据平阳而鼎足对峙，是因为居住在汉朝的缘故。假如元海不曾内迁，正当抢劫边境人的丝织品和酒曲，回到阴山之北，怎么能让他倡乱呢？当今皇风远播，万物改面，凡是具有凶恶本性的人，没有不怀有驯服的，正使由余效忠，日日尽节。以臣的愚虑，国家正要传承无穷的国运于后世，假如防备守卫不谨慎，边臣失算，那么狡诈的敌寇起兵，不在远方，这不是使中原肥沃、削弱外蕃，经营万乘基业，留给子孙谋略的方法。臣愚以为愿意充当侍子的一律禁止，假如先前在中原的也不可以再让他们回部落，那么戎狄保境，边境无事矣。”

明永乐、宣德年间，鞑靼来投降，多请求留在京城，授予他们指挥、千百户的职务，赐给他们俸禄以及银钞、衣服、房屋、什物，安置居住，名叫降人。正统元年十二月，行在吏部主事上疏说：“臣听说帝王之道，在于视黎民如赤子，而视禽兽蛮夷

译亲近他们，是爱护他们；对待蛮夷像对待禽兽一样，是疏远他们。虽然圣人主张一视同仁，但他的恩惠必定是从亲近的人推广到疏远的人，没有婴儿得不到安顿而先对禽兽施恩的，何况夺取婴儿的食物来喂养禽兽，圣人能忍心这样做吗？我私下看到京城的降人不少于万余人，比起京城百姓占了三分之一；他们每月领取的俸米，比起在朝官员也占了三分之一，而实际领取的数量有的全额有的减半，更是成倍增加了。况且以米俸来说，在京指挥使是正三品，应得俸米三十五石，实际只发一石，而达官贵人实际却发十七石五斗，这相当于供养十七位半京城官员了。用有限的粮食来资助无限的耗费，想要百姓富裕、仓库充实，是不可能的。近来连年荒旱，五谷歉收，而国家的用度却不能缺少。因此天下的米粟通过水路陆路一起运进，每年进入京城的有数百万石，而军民耗尽财力精力，冒着严寒酷暑，顶着风霜，苦难说不尽，然后一个士兵能得到几斛米运到京城，算是幸运的了。如果运到中途，食物不够，衣服不足，而官府督责更加紧急，因此来不及救活自己、往往倒毙在路上的，数不胜数。那些降人坐享俸禄，洋洋自得。唉！既夺取婴儿的食物来喂养禽兽，又驱使他们的劳力来供给他们，婴儿最终因饥困而死，而禽兽却饱食足衣，这是仁人君子应当痛心的。至于俸禄，是用来培养廉洁的。现在在朝官员实际只发一石俸米，以一个人计算，日常花费不过十天，何况他的父母妻子呢？我认为，想要他们不贪婪，是不可能的。备边，是用来抵御外侮的。现在边军长期驻扎在苦寒之地，他们用来保护妻子儿女、抵御饥寒的，只有月粮罢了。粮食不足以供给他们的需要，想要他们誓死守卫，是不可能的。现在如果去掉这些降人，我愚昧地认为除去一害而得到三利。为什么呢？计算降人一年的俸禄不少于数十万，节省下来可以保全百姓的性命，可以供给边军的需求，可以满足京城官员的俸禄。保全百姓的性命则国本稳固而国家安宁，供给边军的需求则他们效死职守，满足京城官员的俸禄则他们知耻而保持廉洁。得到这三者，没有比这更大的利益了。我又听说圣王的道理，贵在祸患未萌发时就消除它。《易经》说：“踩到霜就知道坚冰要来了。”我观察到达官贵人前来投降，络绎不绝，朝廷授予他们官职，满足他们的俸禄，让他们长期居住不离开，腥膻之气弥漫京城，无益的耗费尚且不足惜，还有更严重的，达官贪婪而好利，时而臣服时而叛乱，变幻无常。他们来投降，不是心悦诚服，实际上是羡慕中国的利益，况且降人在那里，未必不自己种地吃饭，自己织布穿衣。现在在中国，却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所以源源不断来的，是中国引诱他们的结果。引诱不停止，那么来的人就越多。一旦边关有警讯，他们势必不会安心。前世刘渊、石勒的动乱，难道不值得借鉴吗！因此圣人用对待禽兽的方法来畜养他们。他们来时，惩戒并抵御他们，不让他们长期居住；他们去时，防守并防备他们，不引诱他们再来。他们对社稷百姓的考虑，极其深远。近日边关多次告警，而降人聚集在京城，我曾恐惧得无法安睡。希望陛下决断于心，为万世长久之计，请求命令兵部，将降人逐渐调往天下各都司卫所，他们的势力既然分散，必定能各自安身立命，不仅节省国家万万无益的耗费，而且消除尚未萌发的祸患。以上是他的言论。

译土木堡之变后，那些被编入军队、安置在京城附近的达官达军，一时纷纷骚动，肆意劫掠村庄，甚至有人驱赶逼迫汉人归附敌寇。户科给事中王〇、翰林院侍读刘定之一起上言说：“应当设法将他们迁徙，安置到南方地区。”于是朝廷任命左都督毛福寿担任左副总兵，挑选统领河间、东昌的达军，前往湖广辰州等地征讨苗族，并巡抚江西。刑部右侍郎杨宁上奏请求，待叛乱平定之后，就将他们分布在那里的各个卫所进行守御，然而离开的人并不多。到了天顺初年，兵部尚书陈汝言阿谀依附权宦，全部下令将他们召回，于是使得曹钦得以结交其中的骁勇豪强，与他们一同反叛。而河间、东昌一带，至今响马贼寇不绝，也是由达军发起的。

明朝初年，将土达安置在宁夏、甘州、凉州等地。承平日子久了，人口繁衍增多，到成化四年便发生了满四之变。

○楼烦 楼烦是赵国西北边境的国家，其人强悍，擅长骑射。《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巡视新开拓的土地，于是出代地，在西河遇到楼烦王，从而征召他的军队。”所谓“致”，就是征召其人而加以任用。因此楚汉相争时期，多任用楼烦人单独编为一军。《高祖功臣侯年表》记载：“阳都侯丁复，以赵国将领身份从邺县起兵，到达霸上，担任楼烦将。”而《项羽本纪》记载：“汉军中有善于骑射的楼烦兵”，则说明汉军已有楼烦兵了。《灌婴传》记载：击破拓公王武，斩杀楼烦将五人；攻打龙且，活捉楼烦将十人；在陈下攻打项籍军队，斩杀楼烦将二人；攻打黥布的别将于相县，斩杀楼烦将三人。《功臣表》记载：“平定侯齐受，以骁骑都尉身份攻打项籍，俘获楼烦将。”则说明项王和黥布也各自拥有楼烦兵。大概自古以来利用蛮夷攻打中原的，始于周武王，牧野之战的军队中有庸、蜀、羌、茅、微、卢、彭等部族。而晋襄公在殽山击败秦国，实际上是利用姜戎作为犄角之势。大的称王，小的称霸，于是赵武灵王沿袭此法用来谋划攻秦，而鲜卑、突厥、回纥、�陀自此在中国境内便没有断绝了。

○吐蕃回纥 大抵外国的语音都没有确切的汉字对应，唐朝的吐蕃就是现在的土蕃，唐朝的回纥就是现在的回回。《唐书》记载回纥又名“回鹘”。《元史》中有“畏兀儿”部，畏即回，兀即鹘，所谓回回，也是回鹘的转音。所谓畏吾儿，又是畏兀儿的转音。《大明会典》记载：“哈密，古伊吾卢地，在敦煌北面的大沙漠外，是西域各番族往来的要道。其国部落与回回、畏兀儿这三种人杂居。”则回回与畏兀儿又成为两种人了。自从唐会昌年间回纥衰弱，投降幽州的先后有三万余人，都分散隶属各道，开始杂居在中原而不变其本俗。杜甫《留花门诗》写道：“连云屯左辅，百里见积雪。”李卫公《上尊号玉册文》写道：“种类盘互，缟衣如茶。挟邪作蛊，侵淫宇内。”如今遗留的风俗也未比昔日衰退。

《旧唐书·宪宗纪》记载：“元和二年正月庚子日，回纥请求在河南府、太原府设立摩尼寺。朝廷准许了。”这就是现在礼拜寺建立的由来。

《新唐书·常克传》记载：“起初，回纥有战功的人得以留在京城。戎狄本性容易骄横，后来便建造宅第、佛寺，有时埋伏甲兵其中。多次出中渭桥，与军人格斗，夺取含光门的鱼符契券逃到城外。”那么从肃宗、代宗以来，回纥本来就有居住在京城的人了。

《实录》记载：“正统元年六月乙卯日，将寄居在甘州、凉州的回回迁徙到江南各卫，共四百三十六户，一千七百四十九口。”当时西部边疆有警报，不得已采取徙戎之策，然而他们的种类于是便在江东繁衍兴盛了。

明朝初年，对于前来投降的人虽然待遇优厚，但防备从未不周到。福建漳州卫指挥佥事杨荣因进献表文到京城，替编置在漳州的回回给其同类送信，奉旨以勾结外夷的罪名治罪，贬为大同的办事官去立功赎罪。

后来文教熏陶，戎狄之心逐渐改变，蛮夷的后裔于是也有登科第、穿官服的人。只有回回坚守其本国习俗，终究不肯改变，结成党羽，在民间作恶。凭借历代皇朝的德化，却不能训导其顽劣粗犷的习性，所谓吃桑葚而怀念好音，确实难以说清楚了。

天子没有缘故不杀牛，而现在的回子整天杀牛作为膳食，应当先禁止此事，那么夷狄的风气可以逐渐改变。唐朝时的赦文常说：“十恶五逆，纵火抢劫，持刀杀人，官吏犯赃，屠牛铸铁，合造毒药，不在赦免范围内。”可见古代法律以屠牛为重。如果像韩〇治理江东，认为贼寇非牛酒不能聚集，于是禁止屠牛，以断绝其阴谋。这又是明智之士应当预先防范的。

○西域天文 西域人擅长天文，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唐书》记载：泥婆罗国，颇能推测月亮的盈亏，兼通历法算术。天竺国，擅长天文历算之术。〇宾国，派遣使者进献天文经。拂[B13N]国，其国王城门楼中悬挂一个大金秤，用十二枚金丸系于秤杆两端，以观测

译一天有十二个时辰。制作一个金人，大小与人相仿，立在旁边，每到一更时刻，金丸就会落下，发出铿锵之声并引唱报时，用来记录时辰，分毫不差。这并非始于回回和西洋。

译王忠文公王祎的《王忠文公集》中有《阿都刺除回回司天少监诰》，说：“天文之学，那些出自西域的，简约而能精微，虽然其方法不与中国古法相同，但因为它多次应验，所以近代多采用它。另外设立官署，来掌管它的职事。”

《册府元龟》记载：“开元七年，吐火罗国王上表，进献通晓天文的大慕乌，他智慧幽深，问没有不知道的。恳请天恩，召来询问各种教法，知道这个人有如此技艺，请求设置一个法堂，依照本教供养。”这与现在的利玛窦天主堂相似，而不能在玄宗时代推行，难道不是因为当时朝廷多有学识之人吗。

○三韩现在的人称辽东为三韩，考证《尚书》序“成王既伐东夷”的传文：“海东诸夷驹丽、扶余、□千、貊之类。”正义说：“《汉书》有高驹丽、扶馀、韩。没有这个□千，□千就是韩，音同而字不同罢了。”《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二十年，东夷韩国人率领部众到乐浪内附。”《东夷传》：“韩有三支，一叫马韩，二叫辰韩，三叫弁辰。”《尚书》写作“弁韩”。马韩在西边，有五十四国，它的北边与乐浪接壤，南边与倭接壤。辰韩在东边，有十二国，它的北边与□貊接壤。弁辰在辰韩的南边，也有十二国，它的内部也与倭接壤。总共七十八国，百济是其中一国。大的有一万多户，小的有几千家，各自分布在山海之间，土地合计四千多里，东西以海为界限，都属于辰国。马韩最大，共同拥立他们的族人为辰王，统辖三韩之地。《三国志·魏志》：“齐王正始七年，幽州刺史毌丘俭攻破高句骊、□貊、韩、那奚等几十个国家，各自率领部落投降。陈留王景元二年，乐浪以外的夷人韩、□貊，各自率领他们的部属来朝贡。”《晋书·张华传》：“夷人马韩、新弥等国，依山带海，距离州治四千多里，历代未归附的二十多个国家都派遣使者朝献。”杜佑《通典》：“三韩之地在海岛之上，朝鲜的东南。”这是它们的疆域与朝贡的始末。刘熙《释名》：“韩羊、韩兔、韩鸡，本来出自韩国制作。”后魏阳固《演赜赋》：“目睹三韩的连绵兮，看见卉服的悠远。”这是它们的风土。《宋史·天文志》：“狗国四星在建星东南，主管三韩、鲜卑、乌桓、獯狁、沃沮之类。”这是它们的占象。《宋史·高丽传》说：“崇宁以后开始铸造三韩通宝。”而《辽史·外纪》有高丽王子三韩国公勋、三韩国容、三韩国公误。其《地理志》有开州三韩县，辰韩为扶馀，弁韩为新罗，马韩为高丽。开泰年间，圣宗讨伐高丽，俘获三国的遗民设置县。据此乃是俘获三国之人设置县于内地，而取三韩之名罢了。现在的人却称辽东为三韩，是把内地当作外国看待了。推究其缘故，本于天启初年失去辽阳，以后的章奏文章于是有称辽人为三韩的，是将其外化。现在辽人却以此自称，这也是自我外化了。《北史》：“新罗，其祖先本是辰韩的种族。地处在高丽东南。辰韩也叫秦韩，相传是秦朝逃亡的人躲避徭役来到此地，马韩割让其东界让他们居住。因为秦人的缘故，命名为秦韩。他们的言语名物有类似中国人的。辰韩王常用马韩人担任，世代相传。辰韩不能自立王，明显是因为他们是流移之人，所以，常受马韩制约。辰韩起初，有六国，逐渐分为十二国，新罗就是其中之一。”这又与前史不同。而《唐书·东夷传》：“显庆五年，平定百济，分其地设置五都督府，其中一个叫马韩。”

○大秦现在的佛经都题写“大秦鸠摩罗什译”，认为是姚兴的国号，不对。大秦是西域国名。《后汉书·西域传》说：“大秦国，在海西，方圆数千里，有四百多座城池，小国役属的有几十个。”又说：“天竺国，西边与大秦相通。”这是国名的巧合。而传说认为他们人民都高大端正，类似中国人，所以称为大秦，本来不一定如此。而《晋书·载记》：“石季龙时，有安定人侯归光，自称佛太子，说大秦国来，应当称王小秦国，”把中国称为小秦，那就更加夸诞了。

○于陀利韩文公《广州记》中有“干陀利”，注家都缺漏。查《梁书·海南诸夷传》：“干陀利国在南海岛上，其风俗与林邑、扶南大致相同。出产斑布、吉贝、槟榔。槟榔特别精好，为各国之最。”《周弘正传》：“有罪应当流放，敕令赐给干陀利国。”《陈书·世祖纪》：“天嘉四年，干陀利国派遣使者进献方物，”只有《宋书·孝武帝纪》：“孝建二年，斤陀利国派遣使者进献方物。”作“斤”，怀疑是错误。

●卷三十○天文三代以上，人人都知道天文。

译“七月流火”，是农夫的话；“三星在天”，是妇人的言语；“月离于毕”，是戍边士兵的作品；“龙尾伏晨”，是儿童的歌谣。后世的文人学士，有被问到这些却茫然不知的。至于历法，那么古人不如近代那样精密。

译樊深在《河间府志》中说：“我起初读律法之书，看到私自研习天文的人是被禁止的。后来读皇帝诏书，看到皇上对杨士奇等人说：‘这条律法只是为民间百姓设立的罢了，你们怎么会有禁令呢？’于是将《天元宝历祥赋》赐给群臣。从律法之书的话来看，才知道圣人担忧得很深远；从诏书的话来看，才知道圣人的见识很宏大。”

○日食 刘向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食有三十六次。如今连续三年接连发生日食。自汉成帝建始年间以来，二十年间发生了八次日食。平均两年零六个月发生一次，古今罕见。灾异有大小、稀少或频繁之分，占卜有舒缓或急迫之别。我所见到的崇祯年间，十七年间发生了八次日食。与汉成帝时期大致相同，但更加频繁急迫。既然如此，那些说日食是固定的天数，与人事无关的人，难道不是沉溺于历算之家的方术，而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奸邪臣子的言论吗？《春秋·昭公二十一年》记载：“秋七月壬午朔，发生日食。鲁昭公问梓慎，说：‘这是什么现象？祸福如何？’梓慎回答说：‘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发生日食，不算灾祸。这是日月运行的规律，分至时，日月同道或相过。其他月份发生日食，才是灾祸。’”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日月在天上，没有不是固定天数的。

然而，天象显现于上，人事应验于下。说这种话的人，恐怕是后世用“天变不足畏”的言论来迎合君主的人。《汉书·五行志》也知道这种说法不对，但在其中模棱两可，认为日食轻微，不会造成大水大旱那样的大灾。那么，如果日食严重又该怎么办呢？因此，日食的罪咎，无论是否在分至之时，都是存在的。

○月食 日食，是月亮遮挡了太阳；月食，是大地遮挡了月亮。如今西洋天文学这样说。自从这种理论尚未传入中国时，就已经有了这种说法。陆文裕在《金台纪闻》中说：“曾经听说西域人计算日月食，说日月与地球一样大，如果地球正好遮住日轮，就会发生月食。”南城万实在《月食辨》中说：“凡是黄道平分各一百八十二度多一点，对冲的地方必然被地球阻隔，望日时月亮运行正好在黄道交点处，与太阳正相对，那么地球阻隔了日光，月亮就会发生月食。”考察他们的说法，也不始于近代。汉代张衡在《灵宪》中说：“当太阳的对面，光线经常不能会合，是被地球遮蔽了。这叫做‘虚’在星中，星光微弱，月亮经过就会发生月食。”记载在《续汉书·天文志》中。俗本中“地”字有误作“他”的，于是怀疑另有所谓的“虚”，从而产生了纷纷的说法。静乐李鲈学习西洋学问，陈述其言论说：“月亮本来没有光，借太阳的照射才发光曜。到了望日，月亮、地球、太阳成一条线，月亮看到地球却看不到太阳，不能借光，所以没有光。”有人说：“不是这样。曾经有一年，月食的时候，应当在太阳落山之后，但太阳尚未沉没，而刚出地平线的月亮已经发生月食了。东方的月亮刚升起，西方的太阳尚未落下，人们同时看到两者，那么地球本来未曾遮挡日月，为什么说看到地球却看不到太阳呢？”回答说：“你所看到的不是月亮，而是月亮的影子，月亮本来未曾出地平线。怎么验证呢？现在试着把一文钱放在空容器中，在前面遮挡，就看不到钱的形状了，但倒满水后钱就看见了，就知道所看到的不是钱，而是钱的影子。太阳将要落山时，东方苍茫清凉，海气升腾，如同水一样，它映照而升起的也是月亮的影子。如果一定要把东方的月亮当作真月亮，那就是把水面上的钱当作真钱了，对吗？不对吗？又如渔夫看到鱼浮在水面，投叉刺它，心稍微低于鱼的位置，才能刺到鱼，那浮在水面上的，是鱼的影子。船夫撑篙，篙的一半在水中，看起来像是弯曲的，这都是水能映照物体的缘故。那么，月亮被地球阻隔，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岁星 吴国讨伐越国，岁星在越国，所以最终遭受凶险。秦国灭燕国，岁星在燕国，所以燕国复国不过十二年。这两件事是可信的。慕容超灭亡，岁星在齐国，而被刘裕攻破，国家于是灭亡。难道不是天道有时而不灵验吗？所以天时不如地利。

岁星本来就有停留在其国而不吉利的情况。它的运行有盈余和亏损，《春秋传》说：“岁星放弃它的位置而旅居到明年的位置。”《史记·天官书》说：“已经停留在某处，又向东或向西离开，国家凶险。”《淮南子》说：“应当停留而不停留，越过而到其他地方。”用近事来考察，岁星应当停留而不停留，那个地方必有灾祸。

○五星聚 史书记载：周将要取代殷，五星聚在房宿；齐桓公将要称霸，五星聚在箕宿。汉高祖元年十月，五星聚在东井。唐天宝九载八月，五星聚在尾宿和箕宿，大历三年七月，五星聚在东井。宋乾德五年三月，五星聚在奎宿。淳熙十二年闰七月，五星聚在轸宿。元太祖二十一年十一月，五星聚出现在西南，明嘉靖三年正月丙子，五星聚在营室。天启四年七月丙寅，五星聚在张宿。占卜说：“五星如果聚合，叫做易行，有德的人受庆贺，改立王者，拥有四方，子孙繁盛。无德的人受殃祸，离开他的国家，灭掉他的宗庙，百姓离去，遍布四方。”考察前史所载，只有天宝年间不吉利，大概是因为玄宗的政治荒废了。有人说：汉朝顺从岁星，宋朝顺从填星，唐朝顺从荧惑星。

四星之聚，占卜家不认为

译这是吉祥的征兆。验证前代史实：在张宿，光武帝建立汉朝；在牛宿、女宿，中宗继承晋朝；在觜宿、参宿，神武帝建立齐朝；在危宿，文宣帝取代魏朝；在东井宿，肃宗复兴唐朝；在张宿，高祖建立周朝，这些都是拥有国家的祥瑞之兆。所以汉献帝初年，韩馥因为四星会聚在箕宿、尾宿，想要拥立刘虞为皇帝。唐咸通十年，荧惑星、填星、太白星、辰星会聚在毕宿、昂宿，朝廷下诏让王景崇穿戴帝王礼服，军府称臣以压制灾异。然而也有不同的情况：比如慕容超灭亡时，四星聚集在奎宿、娄宿；姚泓灭亡时，四星聚集在东井宿。后晋天福五年，术士孙智永因为四星聚集在斗宿，认为分野有灾祸，劝南唐君主巡视东都。宋靖康元年，太白星、荧惑星、岁星、填星四星合聚在张宿。嘉熙元年，太白星、岁星、辰星、荧惑星合聚在斗宿，朝廷下诏避开正殿、减少膳食，以图消除灾祸。这就是天官家所说的“四星如果会合，那个国家兵祸丧事一起发生，君子忧虑，小人得势”，而不能拘泥于某一家占星术的说法了。

译○海中五星二十八宿

《汉书·艺文志》记载：《海中星占验》十二卷，《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顺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宿国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卷，《海中日月彗虹杂占》十八卷。“海中”指的是中国。所以《天文志》说：“甲乙海外，日月不占。”大概是因为天象所覆盖的范围很广，而二十八宿专门主管中国，所以称为“海中二十八宿”。

○星名

今天官家所传承的星名，都起源于甘德和石申。比如郎将、羽林，是三代（夏商周）以后的官职；左更、右更，是三代以后的爵位；王良、造父，是三代以后的人物；巴蜀、河间，是三代以后的国家，在春秋时期并没有这些名称。

○人事感天

《易经·系辞》中谈到先天与后天。考察史书记载，人间的举动在下面发生，天象在上面随之变化，有时在顷刻之间就能应验，不容许稍有迟疑。宋武帝想要接受晋朝的禅让，于是召集朝廷大臣宴饮，天色晚了，众人散去，中书令傅亮敲门进入，请求返回都城谋划禅代之事。等到出来时已经是夜晚，看见长星横贯天空，他拍着大腿感叹道：“我向来不相信天文，现在才开始应验了。”隋文帝立晋王杨广为皇太子，那晚狂风大雪，地震山崩，民房大多倒塌，压死了一百多人。唐玄宗还是临淄王时，准备诛杀韦氏，与刘幽求等人穿着便装进入苑中。快到二更时，天星散落如雪，刘幽求说：“天道如此，时机不可失。”唐文宗听从右军中尉王守澄的话，召郑注在浴堂门应对，那晚彗星出现在东方，长达三尺。既然如此，那么荆轲为燕太子丹谋划刺杀秦王，白虹就贯穿太阳；卫先生为秦昭王谋划长平之战的事，太白星就侵食昴宿，这本来就是情理之中。孟子说“气专一就能感动意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黄河清

汉桓帝延熹九年，济阴、东郡、济北、平原的黄河水变清，襄楷上奏说：“黄河代表诸侯的位置，清属于阳，浊属于阴，黄河本该浑浊却反而清澈，这是阴想要变为阳，诸侯想要成为皇帝。”第二年皇帝驾崩，灵帝以解渎亭侯的身份入继大统。《隋书》记载：齐武成帝河清元年四月，黄河、济水变清。十几年后，隋朝拥有天下。隋炀帝大业三年，武阳郡黄河清澈数里。大业十二年，龙门黄河清澈。两年后，唐朝接受禅让。金卫绍王大安元年，徐州、沛县黄河清澈，临洮人杨〇上书，也引用襄楷的话。四年后，宣宗即位。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十一月戊辰日，黄河从平陆三门碛下直到孟津，五百多里都清澈，共七天，而明太祖兴起。到了前朝尤其应验，正德年间黄河清澈，世宗以兴王身份即位；泰昌年间黄河清澈，崇祯帝以信王身份即位。

○妖人阑入宫禁

自古以来，国家发展到中期，多有妖人闯入宫禁的事情，这固然是气运的瑕疵，也是法纪废弛所致。比如汉武帝征和元年，皇上住在建章宫，看见一个男子带着剑进入龙华门，怀疑他是异人，命令逮捕他。男子扔下剑逃跑，追赶没有抓到，皇上发怒，斩了守门的官吏。汉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日，渭水桥上有个名叫陈持弓的小女孩，九岁，跑入横城门，进入未央宫尚方掖门殿门，门卫和守户的人都没看见，到了句盾禁中才被发觉。绥和二年八月庚申日，郑通里有个名叫王褒的男子，穿着丝绸衣服，戴着小冠，带着剑，进入北司马门殿东门。上前殿进入非常室中，解开帷帐的系带佩在身上，被逮捕拷问。王褒原来是公车大谁，最终得了狂病，自己不知道进入皇宫的情况，下狱而死。东汉灵帝光和元年五月壬午日，有人穿着白衣进入德阳门，说梁伯夏教我上殿做天子。中黄门桓贤等人呼叫门吏仆射想要逮捕，官吏还没到，不一会儿那人就跑掉了，寻找不到，只知道姓名。光和四年，魏郡有个名叫张博的男子，送铁卢到太官。张博上书说在殿山居屋后官禁，屋顶喧闹呼喊，皇上逮捕拷问，他供词说忽然自己不觉。晋惠帝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日，有人从云龙门进入殿前，面向北拜了两拜说：“我要当中书监。”随即被逮捕斩首。晋成帝咸康五年十一月，有人拿着柘木杖，穿着红色衣服，来到止斗门，自称是圣人，要求见天子。守门人接受供词，供词称姓吕名赐，占卜说王和的女儿右脚底有七星，星星都有毛，长七寸，天命让她可以做天下母亲。奏报后，立即伏法，并下令在晋陵诛杀王和的女儿。前秦苻坚时，有人进入明光殿，人们呼喊说：“甲申乙酉，鱼羊吃人，悲哀啊，没有遗留！”苻坚命令抓住他，一会儿就不见了。陈后主做太子时，有个妇人突然闯入东宫，大声说：“毕国主！”唐高宗永隆二年九月初一，万年县女子刘凝静，骑着白马，穿着白衣，跟随的男子有八九十人，进入太史局，登上令厅的床坐着审问：“近来有什么灾异？”太史令姚玄辨逮捕了她，上报朝廷，那晚彗星出现在西方天市中，长五尺。武则天神功元年二月庚子日，有人跑入端门，又进入则天门，到了通天宫，守门人和侍卫都没有发觉。唐睿宗太极元年，狂人段万

译李谦潜入承天门，登上太极殿，登上御床，自称天子，呼喊宿卫兵士，命令他们高呼“万岁”。唐德宗贞元八年二月丁亥日，许州人李狗儿手持木杖闯入含元殿，击打栏杆，被抓获后处死。唐敬宗长庆四年三月戊辰日，狂人徐忠信擅自闯入浴堂门，被杖责四十下后流放。唐文宗开成二年十一月癸亥日，狂人刘德广突然闯入含光殿，皇帝下诏将其交给京兆府，杖杀了他。宋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皇帝在扬州郊外举行祭祀，几天后，有一个狂人穿戴好衣冠，手持香炉，携带红色布袋，在行宫门外跪拜，自称“上天派我来做官家的儿子”，在布袋的纸上书写、在右臂上刻下的都是这句话。审讯他，却得不到他的姓名，皇帝因为他发狂，释放了他不再追究。宋孝宗淳熙十四年正月，绍兴府有一个狂人突然闯入恩平郡王府邸，登上厅堂踩上郡王的座位，说：“我是太上皇的孙子，来赴郡王府。”审讯他，始终不说话。元顺帝至正十年春天，京城丽正门楼的斗拱里有人伏在里面，不知从哪里来的，远近的人都聚集观看。有旨意，将他取出交给司法部门审讯。他只说是蓟州人，追问他从哪里来，都茫然无知。于是以不应有的罪名杖责他，忽然不知去向。史学家都记载了这些事，认为是怪异之事。先朝景泰三年五月癸巳日初一，因为第二天要册立太子，在奉天门设置香亭，有一个人从外面径直闯入，手持红棍击打香亭，说：“先打东方甲乙木。”内侍抓住他，命令交给锦衣卫，也记载在《英宗实录》中。然而没有像万历四十三年张差一事那样，宫中府中几乎成为无法解释的祸患，历经五朝，流言未息，是天意吗？是人祸吗？我无法知道了。《周礼》阍人的职责说：“奇装异服、怪异之人不得入宫。”注解说：“怪异之人即狂易之人。”这说明先王本来就知道会有这样的事而预先加以防范了。

译○有人诈称是太子建炎南渡，有人诈称是徐王棣，有人诈称是信王棒，有人诈称是越王次子，有人诈称是渊圣第二皇子，有人诈称是荣德帝姬，有人诈称是柔福帝姬，这些人没有不依法处死的，最终也没有异议。到了弘光年间，关于王之明一事，朝廷内外流言四起，喧嚣不止，藩镇借机起兵，至今民间仍有怀疑他是真的人。这也是亡国的妖异啊。

卫太子在湖中自杀，汉武帝为他修筑了归来望思之台，事情真相很清楚。十年之后，还有像成方遂那样乘着黄犊车到北阙，官吏百姓聚集观看的达到数万人，公卿大臣没有人敢发言。何况正值非常变故，事情发生不到一年，我们君主的儿子，天下人心所向，众口喧腾，最终难以一一解释清楚呢？把他关在中城监狱，不加刑讯，这是合乎情理的，不能因为他是亡国之君的臣子就加以诬蔑。

晋朝会稽王道子被桓玄杀害，以临川王宝子修之为道子的继承人，尊妃王氏为太妃。义熙年间，有自称是元显儿子秀熙避难在蛮族地区而来的人，太妃请求让他做继承人，于是修之搬回别第。刘裕怀疑他是假冒的而进行查验，结果发现是散骑郎膝羡的奴仆勺药，最终被判死刑弃市。太妃没有醒悟，哭得非常悲痛。近时的议论多有类似这种情况的。

○外国天象古人说北方沙漠各国只占卜昂星以北，也不完全如此。考察史书，流星进入紫宫而刘聪死，荧惑守心而石赵石虎死，孛星出现在太微、大角、荧惑、太白进入东井而苻生被杀，彗星起于尾箕扫过东井而燕灭秦，彗星起于奎娄扫过虚危而慕容德拥有齐地，太白侵犯虚危而南燕灭亡，荧惑在匏瓜中忽然消失进入东井而姚秦灭亡，荧惑守心而李势灭亡，荧惑侵犯帝座而吕隆灭亡，月亮掩食心大星而魏宣武帝被杀，荧惑进入南斗而孝武帝西奔，月亮掩食心星而齐文宣帝死，彗星出现而武成帝传位，笃星经过虚危而齐灭亡，太白侵犯轩辕而周闵帝被杀，荧惑进入轩辕而明帝被杀，岁星掩食太微上将而宇文护被杀，荧惑进入太微而武帝死。如果是金朝，则是太白进入太微而海陵王被杀，白气贯穿紫微而高琪杀胡沙虎，彗星起源于大角而哀宗灭亡，其他难以一一列举。中国有都城，就像人家有住宅，星气失常，如同住宅中有妖祥，主人在就由主人承担，主人不在就由居住者承担，这是一定的道理。而以内外为界限，是儒生的见解，不能用来谈论天道。魏明帝问黄权说：“天下鼎立，哪里是正统？”回答说：“应当验证天文。过去荧惑守心而文帝去世，吴蜀无事，这就是细微之处。”晋康帝建元三年，岁星侵犯天关，安西将军庾翼给哥哥庾冰写信说：“岁星侵犯天关，占卜说：关梁应当分离。近来江东没有其他变故，江道也不艰难，而石虎连年两次关闭关口，不通信使，这又是天公糊涂。没有黑白分明的征兆。”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先前荧惑进入南斗，离开后又返回，停留六十天。皇上因为谚语说：“荧惑进入南斗，天子下殿逃跑。”于是下殿来禳灾。等到听说魏主西奔，惭愧地说：“内部也应当应验天象吗？”

○星事多凶淮南王安根据门客的话，彗星长满天空，天下兵祸将大起，图谋叛乱，而自刎国除。眭孟说大石自立，倒下的柳树又起来，应当有从平民成为天子的人，而因妖言被杀。赵广汉问太史知道生气的人，说今年应当有杀大臣的事，就上书告丞相罪，而自己因腰斩获罪。甘忠可推算汉朝有再受命的运数，而因欺君惑众，下狱病死，弟子夏贺良等人使用他的说法而被杀，齐康侯知道东郡有兵祸，私下对门人说，被王莽所杀。卜者上况说刘氏复兴，李氏为辅，为李焉写谶书十余万言，王莽都逮捕了他们。国师公刘秀的女儿说宫中将有白衣会，于是自杀。西门君惠对王涉说，国师公姓名应当成为天子，于是图谋用所部兵马劫持王莽，事发被杀。王郎精通星历，曾以河北有天子气为由，而因僭位被杀。襄楷说天文不利黄门常侍，应当族灭，而最终陷入王芬自杀。刘焉听到董扶说，益州有天子气，请求做益州牧，而因天火烧城，忧惧病卒，儿子刘璋投降昭烈。孔熙先推算宋文帝必以非道去世，祸由骨肉，江州当出天子，而最终与范晔等人谋反，弃市，并害死彭城王。郭黁说取代吕的是王，又说凉州分野有大兵，所以举事，先推王详，后推王乞基，而最终取代吕隆的是王尚，又说火秦的是晋。于是南逃，秦人追赶而杀了他。刘灵助占卜尔朱当灭，又说三月末我必入定州，于是举兵在三月，被擒斩于定州。苗昌裔说太祖后当再有天下，赵子崧习闻此说，靖康未起兵，檄文颇有不逊，最终因贬死。成祖永乐末，钦天监官王世成说天象将有易主之变，孟贤等人相信，图谋立赵王高燧，一并伏诛。这几个人占卜，不能说没有应验，而恰好以此自

译招致自身的灾祸，因此，通过占卜来预知未来的方术，只有品行端正的人才能学习。

译《汉书》说：“孔子的言论，关于人性与天道，（弟子们）无法听闻。而董仲舒被下狱，夏侯胜被囚禁，眭孟被诛杀，李寻被流放，这是学者们的大戒。”又说：“星象之事凶险强悍，不是深奥精微的人不能遵循。”蜀汉杜琼精通术数，起初不观察天文，也不议论解说。礁周常询问他的用意，杜琼说：“想要明白这门术数很难，必须亲身观察，识别它的形态颜色，不能相信别人。日夜辛苦剧烈，然后才能知晓。又担心泄露，不如不知道，所以不再观察了。”后魏高允精通天文，游雅多次拿灾异之事询问高允，高允说：“阴阳灾异，很难知晓。即使已经知晓，又担心泄露，不如不知道。天下精妙的道理非常多，何必急着问这个？”游雅于是停止询问。北齐权会通晓风角玄象，学徒中有请问的，始终不解说。常说：“这门学问可以知晓，不可以言说。各位都是贵族子弟，不靠这个进身，何必烦劳询问。”只有一个儿子，也不传授这门术数。

石虎的太史令赵揽因天文而死，苻生的太医令程延因方脉而死，所以《淮南子》说：“好事的人没有不中伤的。”

○图谶《史记·赵世家》：“扁鹊说秦穆公醒来后叙述上帝的话，公孙支书写下来收藏，秦国的谶纬于是出现了。”《秦本纪》：“燕人卢生派人从海上回来，用鬼神之事，于是奏上录图书，说：‘灭亡秦国的是胡人。’”那么谶记的兴起实际上始于秦人，而在西汉末年兴盛。

秦始皇防备匈奴，而灭亡秦国的是小儿子胡亥。汉武帝杀死中都官诏狱囚禁的人，而即帝位的是皇曾孙病已。苻生杀死鱼遵，而取代苻生的是东海王苻坚。宋废帝想要南巡湘中，而取代子业的是湘东王刘彧。齐神武帝厌恶见到沙门，而灭亡高氏的是宇文。周武帝杀死纥豆陵，而篡夺周朝的是杨坚。隋炀帝族灭李浑，而禅让隋朝的是李渊。唐太宗诛杀李君羡，而变革唐朝的是武则天。周世宗取代张永德，而继承周朝的是艺祖。

○孔子闭房记自汉代以后，凡是世人所传说的帝王改姓受命的说法，全都附会在孔子身上。如沙丘之亡，卯金之兴，都说孔子预先知晓并为此作谶。这类书大概不止一种。魏高祖太和九年，下诏从今以后，图谶秘纬以及名为《孔子闭房记》的，一律焚毁，留存者以大辟论处。《旧唐书·王世充传》：王世充将要谋划篡位，有个道士叫桓法嗣，自称能解说图谶，于是献上《孔子闭房记》，画着一个男子持一根竿子驱赶羊，解释说：“隋杨，是姓氏；干一，是王字。王在羊后，说明相国取代隋朝为帝。”王世充非常高兴。详察这些，似乎像今人所说的《推背图》，现在则托名李淳风而不提孔子。

○百刻一日十二时，计算刻数则以百刻为一日。如今历法家每时有十刻，那就是一百二十刻了。为什么称之为百刻呢？回答说：历法家有大刻，有小刻，初一、初二、初三、初三、正一、正二、正三、正四，称为大刻。合计一日，得到九十六刻，剩下的部分，在初一之上放置一个初初，在正一之上放置一个正初，称为小刻，每刻只相当于大刻的六分之一。合计一日，作为初初的十二个，作为正初的十二个，又得到四个大刻，合前为百刻。朱王逵在《蠡海集》中说：“百刻的说法：每刻分为六十分，百刻共得六千份。散于十二时，每时得五百份。这样则一时占八刻零二十分，将八截作初、正各四刻，却将二十分的零数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各十分。”《困学纪闻》所载易氏的说法也相同。

《周礼·挈壶氏》注：“漏箭昼夜共百刻。”《乐记》：“百度得数而有常。”注：“百度是百刻。”《灵枢经》：“漏水下百刻，用来区分昼夜。”《说文》：漏以铜受水，刻画节度，昼夜百节。《隋书·天文志》：从前黄帝创制观察漏水，制作器物取法，用来区分昼夜，后来因此任命官员。《周礼·挈壶氏》就是他的职责，他的方法总共以百刻分于昼夜。“梁天监六年，梁武帝以昼夜百刻分配十二辰，每辰得八刻，仍有剩余的部分，于是以昼夜为九十六刻，一辰有完整的八刻。由此可知每辰得八刻，仍有剩余部分，这是古法。《五代史·马重绩传》：‘马重绩说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民夜为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为一时，每时以四刻十分为工。这是自古所用的，现在失传了。以午正为时始，下侵未四十分而为午，由此昼夜昏晓都失去了正位，请求依照古法改正。听从了他。’《五代会要》：晋天福三年，司天监奏《漏刻经》说：‘昼夜一百刻。分为十二时，每时有八刻三分之二，六十分为一刻，一时有八刻二十分。’《玉海》：每时初行一刻至四刻三分之一为时正，终八刻三分之二则交入次时。”

译国史志记载：每个时辰分为八刻二十分，每过一刻便击鼓一次，击完八鼓后便递进时辰牌，除去二十分作为鸡鸣报时，鸡鸣声止后击鼓十五下，表示时辰已到正点。

译○雨水《礼记·月令》说：“仲春之月，开始降雨水，桃花开始盛开，黄鹂开始鸣叫，鹰变成布谷鸟。”所谓“开始降雨水”，是说天上降下的雨水而不是雪。现在的历法去掉了这一句，因为忌讳雨水是正月的中气。郑廉成在《月令》注中说：“《夏小正》记载：正月启蛰。汉朝起初也把惊蛰作为正月的中气。”疏文引用《汉书·律历志》说：“正月立春为节，雨水为中气；二月惊蛰为节，春分为中气。”这是西汉末年刘歆作《三统历》时，将惊蛰改为二月节气的缘故。然而《淮南子》是先雨水、后惊蛰。那么汉朝初年已有这种说法。而蔡邕在《月令问答》中说：“有人问：既然采用《三统历》，以惊蛰为正月中气，雨水为二月节气，都是《三统历》的法度，为何单独使用它？回答说：‘孟春，《月令》说：蛰虫开始震动，在正月；仲春开始降雨水，那么雨水就在二月。因为这与《月令》相合，所以采用它。’”这说明《三统历》未曾将雨水改在惊蛰之前，将其改动的是《四分历》，《月令》疏文有误。现在二月间仍有雨雪，只有南方土地温暖，有正月降雨水的现象。

《左传·桓公五年》：“后于蛰虫苏醒而进行郊祭。”注说：“启蛰，是夏历建寅之月。”《夏小正》说：“正月启蛰。”

那么应当依照古法，以惊蛰为正月的中气，雨水为二月的节气才是正确的。

○五行《淮南子》说：“五行中，子生母称为义，母生子称为保，子母相得称为专，母胜子称为制，子胜母称为困。”《抱朴子》引用《灵宝经》说：“天干地支中，上生下称为宝，下生上称为义，上克下称为制，下克上称为伐，上下相同称为专。”将“保”改为“宝”，将“困”改为“伐”，现在的历法家沿袭使用这种说法。

○建除建除的名称，从北斗七星开始。最早见于太公的《六韬》，说：“打开牙门时常背对建位面向破位。”《越绝书》说：“黄帝元年，执辰破巳，霸王之气见于地户。”《淮南子·天文训》说：“寅为建，卯为除，辰为满，巳为平，午为定，未为执，申为破，酉位为危，戌为成，亥为收，子位为开，丑为闭。”《汉书·王莽传》说：“十一月，王子直建，戊辰直定。”这大概是战国以后的用语。《史记·日者列传》中有建除家。

解缙在封事中说道：“制定历法以明晓时节，授民从事劳作，只需顺应播种的适宜时机，何须使用建除的谬误？方向煞神，事情非常无谓。孤虚宜忌，也且不合常理。东行西行两种理论，天德月德之书，我料想唐尧虞舜的历法必定没有这类文字，应当记载的，是日月运行，星辰次序，仰观俯察，事情合乎逆顺，七政齐备，正是这类内容。”

○艮巽坤乾历法家天盘二十四时，有所谓艮、巽坤、乾者，不知其起始于何时。查《淮南子·天文训》说：“子午、卯酉为二绳，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东北为报德之维，西南位为背阳之维，东南为常羊之维，西北部为蹄通之维。”“斗柄指向子位，则是冬至；过十五日指向癸位，则是小寒；过十五日指向丑位，则是大寒；过十五日指向报德之维，则越阴在地，所以说距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过十五日指向寅位，则是雨水；过十五日指向甲位，则是雷惊蛰；过十五日指向卯中绳，所以说春分，则雷行；过十五日指向乙位，则是清明，风至；过十五日指向辰位，则是谷雨；过十五日指向常丰之维，则春分尽，所以说有四十六日而立夏；过十五日指向巳位，则是小满；过十五日指向丙位，则是芒种；过十五日指向午位，则阳气极盛，所以说有四十六日而夏至；过十五日指向丁位，则是小暑；过十五日指向未位，则是大暑；过十五日指向背阳之维，则夏分尽，所以说有四十六日而立秋；过十五日指向申位，则是处暑；过十五日指向庚位，则是白露降；过十五日指向西中绳，所以说秋分；过十五日指向辛位，则是寒露；过十五日指向戌位，则是霜降；过十五日指向蹄通之维，则秋分尽，所以说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过十五日指向亥位，则是小雪；过十五日指向壬位，则是大雪；过十五日指向子位。”所谓报德之维、常羊之维、背阴之维、蹄通之维，即是艮、巽、坤、乾。后人省略文字，取卦名来对应罢了。

○太一太一之名不知始于何时。《史记·天官书》说：“中宫天极星，其中一颗明亮的为太一常居。”《封禅书》说：“亳人谬忌奏词太一方说：天神尊贵的是太一，太一的辅佐是五帝。古时天子在春秋祭祀太一于东南郊，用太牢，七日，筑坛，开通八方的鬼道，于是天子命令太祝，在长安东南郊建立其祠，常奉祠如忌方。其后有人上书，说：‘古时天子三年一次用太牢，祭祀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准许了。命令太祝”

译主持祭祀，在忌太一坛上，按照它的方位，“这是太一祭祀的起源。《易乾凿度》说：‘太一，取它的数来运行九宫。’郑玄注说：‘太一，是北辰神的名称。下行八卦的宫位，每四次就回到中央。中央，是地神居住的地方，所以称为九宫。天数以阳出，以阴入。阳气从子位开始，阴气从午位开始。因此太一下行九宫，从坎宫开始，从这里到坤宫，又从这里到震宫，接着又从这里到巽宫，所行的路程已经过半了。回来休息在中央的宫位。接着又从这里到乾宫，从这里到兑宫，从这里到艮宫，从这里到离宫，行程就周遍了。上行休息在太一的宫位，然后返回紫宫。行程从坎宫开始，终于离宫。《南齐书·高帝纪》依据太一九宫占历推算，从汉高帝五年到宋顺帝昇明元年，太一所在之处。《易乾凿度》说：‘太一取它的数，来运行九宫。九宫中，一是天蓬，用来制约冀州的荒野；二是天芮，用来制约荆州的荒野；三是天冲，其对应应在青州；四是天辅，其对应应在徐州；五是天禽，其对应应在豫州；六是天心，七是天柱，八是天任，九是天英，其对应应在雍州、梁州、兖州、扬州。天冲，属木；天辅，也属木。所以木运太过或不及，其青色应在青州、徐州。天柱，属金；天心也属金。所以金运太过或不及，其白色应在梁州、雍州。只有水没有对应的宫位。这就是用九宫来制约九分野。’《山堂考索》：‘汉代建立太一祠，就是甘泉泰一坛。唐代称为太清紫极宫。宋代称为太一宫，宋朝尤其重视太一的祭祀，因为太一飞移在九宫，每四十多年迁移一次，所临之地则战争瘟疫不发生，水旱灾害不产生。在太平兴国年间，太宗在东南郊建立祠庙并祭祀它，就称为东太一。在天圣年间，仁宗在西南郊建立祠庙并祭祀它，就称为西太一。在熙宁年间，神宗建立集福宫并祭祀它，就称为中太一。’

译《宋史·刘黻传》记载：“西太一宫祭祀时，奸佞之人进言说：‘太一星所临照的星分野区域会有福气。近年来太一星从吴地移至蜀地，如果祈禳之说可信，那么西北方位应当安定无事。如今五六十个州郡，安全的不到十个，战败投降的接连不断，福气在哪里呢？汉武帝在长安祭祀太一，到晚年因为虚耗国力而遭受祸患，后来才后悔方士的荒谬。虽然他的后悔来得太晚，终究还是比始终不知醒悟的人要好。”

唐朝的新法令规定，正月、五月、九月为忌月，如今人们沿袭这一习俗，认为不宜在这几个月上任。查考《唐书》：武德二年正月甲日子日，下诏说从今以后，正月、五月、九月不得执行刑罚，禁止屠宰。

《云麓漫钞》说：“佛教《智论》记载：天帝释用大宝镜照耀四大部洲，每月移动一次，观察人的善恶。正月、五月、九月照耀南赡部洲，唐太宗尊崇佛教，所以正月、五月、九月不吃荤腥，百官也不发放羊肉钱。此后因此便不再在这几个月上任。”《寂园杂记》认为：“新官上任，应当祭告神灵，必须宰杀牲畜，所以忌讳在这几个月上任。”我认为，正月、五月、九月不上任，自然是五行家的说法，并非因为屠宰。这种传说流传已久，也不始于唐朝。《南齐书·张融传》记载：“张融兼任词部、仓部两个曹司，仓曹在正月，这是世俗所忌讳的，太仓是否可以开仓？张融议论说：‘不应该拘泥于这种小忌讳。’”《北齐书·宋景业传》记载：“文宣帝将要接受北魏禅让，有人说：‘《阴阳书》说五月不可以入朝做官，触犯的人最终会死在这个职位上。’宋景业说：‘大王成为天子，没有下一个任期，难道能不最终死在这个职位上吗？’文宣帝非常高兴。”又查考《左传》：“郑厉公恢复公父定叔的职位，让他以十月入朝，说：‘这是好月份，凑成双数。’”而颜师古注解《汉书》：“李广命运不济，认为命令是单数而不是双数。”由此可知，古人以双月为吉利，单月为忌讳。喜欢双数厌恶单数，古人就已经有了。

《册府元龟》记载：“德宗贞元十五年九月乙巳日，下诏说从今以后，二月一日、九月九日，每个节日前放开屠宰一天。”

唐朝人在正月、五月、九月斋戒，不禁止闰月。白居易有《闰九月九日独饮》诗说：“自从九月持斋戒，不醉重阳十五年。”这说明闰九月可以饮酒。

《册府元龟》记载：“唐开元二十二年十月，皇帝敕令说：‘道家三元，确实有科律戒条。我曾经专心诚意，祈祷也已经很久了，但起初没有蒙受福气，念头不在这里。本月十四日、十五日是下元斋戒日，京城内的人应当有屠宰，命令河南尹李适之负责，全部赎买下来。各个官府厨房每日的肉料也责令统计奏报。百姓在这天也停止宰杀渔猎等，以及肉料食物。从今以后，两京及天下各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元日起，从十三日到十五日，也应当禁止。’”又《旧唐书·武宗纪》记载：“会昌四年春正月乙酉初一，敕令说：‘斋月断屠，出自佛教。国家创业，距离梁隋还近，卿相大臣，有的沿袭这种弊端。屠宰者既然获得厚利，纠察者暗中接受请托。正值万物生长之初，适宜断屠三天；列圣忌日断屠一天，仍然照此执行。’开元二十二年的敕令，三元日各断屠三天，其他月份不禁。”这是道家的说法，是正月、七月、十月，而不是正月、五月、九月，又与武德二年的诏令不同。

《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匈奴习俗每年有三次龙祠，常在正月、五月、九月的戊日祭祀天神。”这与三个忌月相同。

○古今神祠《史记·封禅书》说：秦雍地区旁边有上百座祠庙，其中陈宝最为显著。“它的神灵有时一年不来，有时一年来几次，来时常在夜里，光辉像流星。从东南方来，聚集在祠庙城上，就像雄鸡，声音殷殷，说是野鸡夜鸣。”又说：“雍菅庙有杜主。杜主，本来是周的右将军。它在秦国是最小的鬼神。”自西汉以后，秦时所供奉的神灵就毫无踪迹了。《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军中常有齐地巫师鼓舞，祭祀城阳景王以求福助，巫师狂言景王大怒说：‘应当做县官，为什么做贼？’有嘲笑巫师的就生病，军中惊动。”《琅邪王京传》记载：“国中有城阳景王祠，官吏百姓供奉祭祀，神灵多次降言，官府中多不便利。”《魏书》记载：“起初，城阳景王刘章因为对汉朝有功，所以他的封国为他立祠。青州各郡互相仿效，济南尤其盛行，多达六百多座祠庙。商人有时假借二千石官员的车服仪仗，演奏音乐，奢侈日益严重，百姓因此贫穷，历代长官没有敢禁止的。太祖到达后，都毁坏祠庙房屋，禁止官吏百姓不得祭祀。”然而查考史书，晋朝时还有其祠庙。《晋书·五行志》记载：“临淄有大蛇背着两条小蛇，进入汉城阳景王祠中。”《慕容德载记》记载：“慕容德到齐城，登上营丘，到达汉城阳景王庙。”而现在并没有这座庙，《宋书·元凶劭传》记载：“用车辇迎接蒋侯神嫁到宫内，叩头乞求恩宠，拜为大司马，封为钟山郡王。食邑万户，加

译节铖，苏侯被封为骠骑将军。《礼志》记载：“明帝在鸡笼山建立九州庙，大规模聚集群神。蒋侯加爵位至相国、大都督中外诸军事、钟山王，苏侯升至骠骑大将军。”《南史·齐都昏侯纪》记载：“迎接蒋侯神像入宫，昼夜祈祷。自从诛杀始安王萧遥光后，便加封蒋侯为相国，后来又尊号为灵帝，车驾服饰仪仗完全依照王者规格。”《曹景宗传》记载：“梁武帝时，大旱严重，下诏祈求蒋帝神灵。一百天不下雨，皇帝发怒，命人装载荻草，想要焚烧蒋帝庙。刚要点火，神像上方忽然出现如伞般的云，随即暴雨倾泻，台中的宫殿都自行震动。皇帝恐惧，急忙下诏追回停止。不久恢复平静，从此皇帝对蒋帝的敬畏信服更加深厚。自登基以来，未曾亲自到庙祭祀，于是备齐法驾，率领朝臣去参谒。”《陈书·武帝纪》记载：“十月乙亥日，即皇帝位。丙子日，驾临钟山参拜蒋帝庙。”《宋书·孔季恭传》记载：“此前，吴兴郡接连丧亡太守。传说项羽神为卞山王，居于郡衙听事堂，二千石官员到任，常需避开他。”《南齐书·李安民传》记载：“太守到任，必须参拜卞山王并献上轭下的牛。李安民信奉佛法，不向神献牛，穿着木屐登上听事堂，又在厅堂举行八关斋，不久牛死了，李安民也去世，世人认为这是神灵的祟作。”如今南京十庙中虽然有蒋侯，湖州也有卞山王，但却没有听说有灵验的感应。而梓潼二郎、三官、纯阳等神祇是后来出现的，反而受到世人的崇奉。关羽的祠庙遍布天下，被封为帝君。难道鬼神之道也与地气更替相合吗？应助说：平帝时，天地大宗以下及诸小神共有一千七百处，如今营垒寓所夷平泯灭，宰制器具听闻消亡，大概是物盛则衰，自然之道，上天或许想要回归根本吧。而《水经注》引用吴猛对庐山神说的话，认为神道之事也有更替转换。从前孔子回答宰我关于黄帝的问题，说活着时百姓得其利百年，死后百姓畏其神百年，久远后百姓用其教百年，所以说黄帝三百年。烈山氏的儿子叫柱，担任稷官，商汤迁走他而祭祀弃。连帝王神圣尚且如此，那么其他人鬼之类就更不用说了。春秋时代，还知道淫祀是不对的。所以卫侯梦见夏相，而宁子不祭祀；晋侯占卜桑林，而荀栎不祈祷；楚昭王有病，占卜说：“是河神作祟。”昭王不祭祀，说：“三代规定的祭祀，不超越境内的大川。江、汉、睢、漳，是楚国的望祭对象。河神虽然德行小，但楚国并未获罪于它。”到了屈原的时代，沉湘之间并祭祀河伯，难道所谓“楚人信鬼而越人信禨”也都是起于战国之际吗？以昭王所不祭祀的河神，却被屈子歌颂，由此可知风俗是从哪里开始变化的了。

译洪武三年六月癸亥日，皇帝下诏说：“五岳、五镇、四海、四渎的封号，始于唐代。尊崇的名号，历代都有增加。在我看来，这并不对。岳、镇、海、渎都是高山大河，自从天地开辟以来，英灵之气汇聚而成神灵，必定都受命于上天，幽深微妙难以测度，哪里是国家封号所能施加的？阅读礼经而不合经义，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至于忠臣烈士，虽然可以加封号，也只有在当时为宜。礼制是用来明确神与人、端正名分的，不可以僭越差错。现在应当依照古制，凡是岳、镇、海、渎都去掉前代所封的名号，只用山水本来的名称来称呼其神灵，郡县城隍的神号也一并改正。历代忠臣烈士也依照当时初封的作为实号，后世溢美之称都予以革除。这样大概神与人之间名正言顺，符合礼制，用来称颂我依礼事奉神灵的心意。”其中《东岳祝文》说：“神灵有历代的封号，我反复详察，敬畏不敢效仿。”这可以说是卓绝千古的见解。然而到了永乐七年正月丙子日，却进封汉秣陵尉蒋君的神灵为忠烈武顺昭灵嘉佑王，那么为什么不考察圣祖的成法呢？

○佛寺晋许荣上疏说：“臣听说佛是清远玄虚的神灵。如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连五戒粗浅的法度尚且不能遵守，而迷惑的徒众竞相敬奉，又侵吞百姓财物，取财作为恩惠，也不符合布施的道理。”《洛阳伽蓝记》记载比丘惠凝死后复活，见到阎罗王，审问一位比丘，是灵觉寺的宝明，自称：“出家之前曾担任陇西太守，建造灵觉寺完工后，弃官入道。”阎罗王说：“你担任太守时，歪曲法理，枉法行事，劫夺百姓财物。假借建造这座寺庙，并非你的功劳，何必说这些？”交给司吏送入黑门。这虽然是寓言，却是居官佞佛者的针砭。

梁武帝问达磨说：“我自即位以来，建造寺庙、抄写经文、度化僧人不可胜数，有什么功德？”达磨回答说：“并无功德。”梁武帝说：“为什么没有功德？”达磨回答说：“这只是人天小果有漏的因缘，如同影子跟随形体，虽有却不是真实。”在他们佛法中已有能说出这话的人。

宋明帝将旧宅改为湘宫寺，极其壮丽。想建造十级浮屠而不能，于是分为两座。新安太守巢尚之罢官入朝觐见，皇上对他说：“你到湘宫寺去了吗？这是我的大功德，花了不少钱。”通直散骑侍郎虞愿在旁边侍立，说：“这都是百姓卖儿贴妇的钱所建，佛如果有知，应当慈悲嗟叹怜悯。罪过高于浮屠，有什么功德！”

○泰山治鬼曾经考察泰山的缘故，仙论兴起于周末，鬼论兴起于汉末。《左氏》、《国语》没有封禅的文字，这是三代以上没有仙论。《史记》、《汉书》没有考察鬼神的说法，这是元帝、成帝以上没有鬼论。《盐铁论》说：“古代庶人，只有鱼寂之祭，士人一座庙，大夫三座庙，按时祭祀五祀，没有出门的祭祀。如今富人祈求名岳，望祭山川，杀牛击鼓，戏倡舞像。”那么出门进香的习俗已经自西汉就有了。自从哀帝、平帝之际，谶纬之书出现，然后有如《遁甲开山图》所说：“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道生，梁父主管死。”《博物志》所说：“泰山一曰天孙。说是天帝的孙子，主管召唤人的魂魄，知道生命长短的。”见于史书的，则是《后汉书·方术传》：“许峻自称：‘曾经重病三年不愈，于是拜谒泰山请求寿命。’”《乌桓传》：“死者的神灵归向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几千里，如同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向泰山。”《三国志·管辂传》说：“他的弟弟辰说：‘只怕到了泰山治理鬼，不能治理活人，怎么办？’”而古辞《怨诗行》说：“齐度游四方，各系泰山录。人间快乐未尽，忽然归向东岳。”陈思王《驱车篇》说：“魂神所系属，逝者感斯征。”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说：“常恐游岱宗，不复见故人。”应瑒《百一诗》说：“年命在桑榆，东岳与我期。”那么鬼论的兴起，大概是在东汉时期吧？

有人说：“地狱的说法，本于宋玉《招魂》篇。长人、土伯，就是夜叉、罗刹之类。烂土雷渊，就是刀山剑树之地。虽然是文人的寓言，但意思已经接近了。于是魏晋以下的人，就演绎这个说法，并附会到释氏的书中。从前宋代的胡寅说阎立本画地狱变相，而周兴、来俊臣得到它，用来助长他们的残酷，又哪里知道宋玉的文章实际上是它的源头，孔子说‘为诵者不仁’，是有原因的啊！”

○蕃俗信鬼蕃俗信鬼。匈奴想杀贰师将军，贰师骂说：“我死必定灭亡匈奴？”于是屠杀贰师用来祭祀。恰逢连续下雪数月，牲畜死亡，人民疫病，庄稼不熟，单于恐惧，为贰师建立祠室。慕容隽在龙城遏陉山斩杀冉闵，山左右七里草木全部枯死，蝗虫大量兴起，人们说冉闵作祟，慕容隽派遣使者祭祀他，溢号悼武。

译天王。那天下了大雪。魏太祖杀了和跋，诛灭了他的家族。后来世祖西巡五原，回驾经过豺山，举行校猎，忽然遭遇暴风，云雾四面弥漫。世祖对此感到惊怪并询问原因，群臣说和跋世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他的祠堂坟墓仍然存在，或许是他能招致这种变故。皇帝派遣古弼用三牲祭祀，雾气随即消散。后来世祖每次狩猎的日子，都先祭祀和跋。大概像伯有那样作祟为厉，道理上本来就有这种情况。而边远民族的习俗敬畏鬼神，则又不能用常理来衡量了。

译卷三十一 河东山西

河东、山西，本是同一地区。唐朝的首都在关中，其东面是黄河，所以称为河东；元朝的首都在蓟门，其西面是山，所以称为山西：这都是根据各自京畿附近的地势来命名的。

古代所说的山西，就是今天的关中。《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萧何安抚山西。”《方言》说：“从山向东，有五个国家的郊野。”郭璞解释说：“六国之中，只有秦国在山西。”王应麟《地理通释》说：“秦汉时期，称山北、山南、山东、山西，都是指太行山，因为它位于天下的中心，所以用这座山来标示地势。《正义》认为是华山以西，这是错误的。”

陕西

《续汉书·郡国志》说：“陕县有陕陌，是两位伯侯分治的地方，所以有陕东、陕西的称呼。”《水经注·河水》说：“又向东到达七里涧，涧在陕西七里处。”《宋书·柳元景传》说：“庞季明率领军队开往陕西七里谷。”《北史·魏孝武帝纪》说：“高昂率领精锐骑兵在陕西追上皇帝。”《旧唐书·太宗纪》说：“贞观十一年九月丁亥日，黄河泛滥，冲毁了陕西河北县。”《肃宗纪》说：“乾元三年四月庚申日，任命右羽林大将军郭英义为陕州刺史、陕西防御潼关等使。”《肃宗诸子传》说：“杞王李俶担任陕西节度大使。”《李渤传》说：“泽潞节度使郗士美去世，李渤担任吊祭使，路过陕西。”《回纥传》说：“广平王副元帅郭子仪，统领回纥兵马，在陕西与叛军交战。”这些都是指今天陕州的西部。后来的人于是把潼关以西统称为陕西。

晋朝时把关中称为陕西。《晋书·宣帝纪》说：“向西驻扎在长安，天子命令他说：‘从前周公旦辅佐成王，有素雉进贡。现在您承担陕西的重任，有白鹿进献。’”《张实传》说：“愍帝末年，任命为都督陕西诸军事。张华为他饯行。”梁王司马肜《应诏诗》说：“两条足迹在陕西，实在在于我王。”就是这种情况。东晋则把荆州称为陕西。《南齐书》说：“江东的大镇，没有超过荆州和扬州的。周朝时，两位伯侯统领诸侯，周公主持陕东，召公主持陕西，所以称荆州为陕西。”考察史书，桓冲担任荆州刺史，安帝下诏说：“故太尉桓冲，过去在陕西镇守，忠诚于王室。”《毛穆之传》说：“瘦翼专权于陕西，刘毅担任荆州刺史，安帝下诏说：‘刘毅推崇毅于陕西。’”《南史·宋文帝纪》说：“命令王华掌管州府，留驻陕西。”《宋书》说：蔡兴宗担任辅国将军、南郡太守，代理荆州事务。袁粲说：“舅舅现在出外镇守陕西。”《邓琬传》说：晋安王子勋的檄文说：“前将军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在陕西训练军队，献出士兵数万。”就是这种情况。也有称陕东的。《晋书·载记》说：刘聪任命石勒为大都督陕东诸军事，又加封为陕东伯。

唐太宗担任秦王时，被任命为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

山东

河内

古代所说的山东，是华山以东。《管子》说：“楚国，是山东的强国。”《史记》引用贾谊的话说：“秦国兼并诸侯，山东三十多个郡。”《后汉书·陈元传》说：“陛下不应当定都山东。”大概是从函谷关以东，总称为山东。河内，是指在冀州三面被黄河包围的内部，《史记》正义说：“古代帝王的都城多在河东、河北，所以称河北为河内，河南为河外。”又说：“黄河从龙门向南到华阴，向东到卫州东北入海，曲折环绕冀州，所以称河内。大概是从大河以北总称为河内，而不是像今天那样只把怀州称为河内。”

吴会

宋朝施宿《会稽志》说：“按照《三国志》，吴郡和会稽是吴、会两个郡。张昭说：‘收兵于吴、会，那么荆、扬就可以统一。’《孙贲传》说：‘孙策已经平定吴、会两个郡。’《朱桓传》说：‘让部队驻守吴、会两个郡。’《全琮传》说：‘划分丹阳、吴、会三个郡的险要地区为东安郡。’就是这种情况。前辈读作‘都会’的‘会’，大概是不对的。钱康功说：‘现在平江府衙门的南面名叫吴会坊。《汉书·吴王濞传》说：皇上担忧吴、会轻浮强悍。’按照现在的《史记》、《汉书》都写作‘皇上担忧吴、会稽’，不知道汉顺帝时才开始分开两个郡，汉初怎么能说吴会稽？应当是钱康功看到的版本没有错误，后来的人妄自增加了‘稽’字。”

魏文帝诗说：“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曹植《求自试表》说：“抚剑向东看，心已经驰向吴会了。”晋文王给孙皓的信说：“恩惠怜悯吴会，施及中原。”魏元帝加封晋文王九锡，文中说：“扫平天下，信威吴会。”阮籍替郑冲劝晋王的笺文说：“穿着朝服渡江，扫除吴会。”陈寿《上诸葛亮集表》说：“亲自出使孙权，向吴会求援。”羊祜上疏说：“西平巴蜀，南和吴会。”荀勖《食举乐东西

译《厢歌》说：“既然已经擒获庸蜀，吴会之地便来归顺，”左思在《魏都赋》中说：“阅览《麦秀》与《黍离》的悲凉，可以在吴会之地传唱民谣。”武帝问刘毅说：“我平定吴会，统一天下，”石崇上奏惠帝说：“吴会之地僭越叛逆，将近百年。”石勒上表王浚说：“晋朝国运沦丧，远播至吴会。”慕容〇对高瞻说：“在二京剪除鲸豕般的敌人，在吴会迎接天子，”丁琪劝谏张祚说：“先公屡次坚守忠节，远尊吴会。”这些都不能理解为会稽的“会”。大概是在汉初元年间就有了这个名称，就像说“吴都”那样。

译如果《孙贲、朱桓传》中是后人的文章偶然与这两个字相合，就不能用来证明《吴王濞传》了。○江西、广东、广西、江西这些名称大概难以理解，整个司的地方都在江南，不能称为西。考察六朝以前，所称的江西都在秦郡、历阳、庐江的境内。大概长江从历阳斜向北流到京口，所以有东西的名称。《史记·项羽本纪》：“江西都反了。”扬子《法言》：“楚国划分江西。”《三国志·魏武帝本纪》：“进军驻扎在江西郝溪。”《吴主传》：“百姓互相惊扰，从庐江、九江、蕲春、广陵，十几万户，都向东渡过长江，江西于是空虚，合肥以南只有皖城。”《孙瑜传》：“宾客将领大多是江西人。”《晋书·武帝纪》：“安东将军王浑出兵江西。”《穆帝纪》：“江西的乞活军，郭敞等人抓住陈留内史刘仕而叛变。”《郗鉴传》：“任命为安西将军、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各军事，镇守合肥。”《桓伊传》：“进而督管豫州十二郡、扬州江西五郡的军事。”现在的江北，过去称为江西。所以晋《地理志》把庐江、九江从合肥以北到寿春，都称为江西。现在的人把江、饶、洪、吉等州称为江西，是因为唐贞观十年，把天下分为十道，其中第八道是江南道。开元二十一年，又把天下分为十五道，而江南分为东、西两道。江南东道治所在苏州，江南西道治所在洪州，后人省略文字，只称江东、江西罢了。现在写文章的人却说大江以西，这是错误的。

现在的广东、广西也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的省略说法。《文献通考》：“太宗至道三年，把天下分为十五路，后来又增加了三路，其中第十七路是广南东路，第十八路是广南西路。”

○四川在唐代，剑南一道只分为东、西两川而已。到了宋代，则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称为川峡四路，后来于是省略文字称为四川。

○《史记》〇富川国薛县的错误 汉代鲁国有薛县。《史记·公孙弘传》：“齐〇川国薛县人。”说齐，又说〇川，而薛并不属于这两个国家，实在难以理解。正义说：“《表》说：‘〇川国，文帝从齐国分出设置，都城在剧。’《括地志》说：‘故剧城在青州寿光县南三十一里，故城在徐州滕县界，’《地理志》：‘薛县属于鲁国。’按薛与剧隔着兖州及泰山，不详。现在考察《儒林传》说：‘薛人公孙弘。’这是公孙弘确实是薛人，上面说齐〇川是错误的。

《续汉书·郡国志》：“薛，本国。”注引用《地道记》说：“夏朝车正奚仲所封，坟墓在城南二十里的山上。”《皇览》说：“靖郭君的坟墓在鲁国薛城中东南角。孟尝君的坟墓在城中面向门的东边。向门，是北边的门。”《诗经》说：“居常与许。”郑玄说：“常有时写作‘尝’。在薛的旁边，作为孟尝君的食邑。”《史记·越世家》：“希望齐国在南阳莒地试兵，以聚集常、郯的边境。”索隐说：“常，邑名。大概是田文所封的。”《魏书·地形志》：“薛县，彭城郡，有奚仲山、奚仲庙、孟尝君家。”《水注》：“现在薛县故城旁边还有文家，用石头砌成城墙，制度严固，莹丽可寻。”而《史记·孟尝君传》正义说：“薛故城在徐州滕县南四十四里。”现在《淄川县志》根据《公孙弘传》的错误文字，而认为孟尝君的封邑，这是错误的。又按《地理志》：“〇川国三县，剧、东安平、楼乡。”剧在现在寿光县西南，东安平在现在临淄县东南一十里，楼乡不详所在。又《高五王传》：“武帝因为悼惠王家园在齐，于是割让临淄东园悼惠王家园邑，全部给〇川。”足以说明〇川在临淄的东边了。现在的淄川不但不是薛，也不是汉代的〇川，而是般阳县罢了。认为是汉代的〇川，又认为是孟尝君的薛，这是错误而又错误。○曾子是武城人 《史记·仲尼弟子传》：“曾参，南武城人。‘澹台灭明，武城人。’同一个武城，而曾子单独加‘南’字，南武城故城在现在费县西南八十里石门山下。正义说：‘《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舞城，所以这里说南武城。’《春秋·襄公十九年》：‘修筑武城。’杜氏注说：‘泰山南武城县。’然而《汉书》泰山郡没有南武城，而有南成县，属于东海郡。《续汉志》写作‘南城’，属于泰山郡。到了晋代才成为南武城。这是后人怀疑的原因，宋程大昌《澹台祠友教堂记说：‘武城有四个：左冯翊、泰山、清河、定襄都以县命名。’而清河特别称为东武城，因为

译它与定襄都隶属于赵国，而且定襄在西方，所以（称其为西武城）。若干游所治理的地方，实际上是鲁国的邑。而东武城，是鲁国的北部，所以汉代儒者又加上“南”字来区别它。司马迁的传记中，称曾参是南武城人，这是首创加上的；子羽的传记排在曾子之后，省略文字只说武城，而《水经注》引用京相潘的话说：“现在泰山郡南武城县，有澹台子羽的坟墓，他是该县人。”这可以看出武城就是南武城。孟子说：“曾子住在武城，有越国军队入侵。有人说：‘敌人来了，为什么不离开呢？’曾子说：‘不要让别人住进我的屋子，毁坏砍伐那里的柴草树木。’”《新序》则说：鲁国人攻打费邑，曾子向费邑的君主辞别说：“请让我离开，等敌人退去后再回来，不要让狗猪进入我的房舍。”《战国策》中甘茂也说：“曾子住在费邑。”那么曾子所居住的武城，就是费邑。《左传》哀公八年记载：“吴国取代了我，子泄率领军队沿着险要道路从武城经过。”又说：“吴军攻克东阳，进而驻扎在五梧。”《续汉书·郡国志》说南城有东阳城，引用这段记载作为证据。这又可以证明南城就是武城。南城的名称见于《史记》，齐威王说：“我的臣子中有个叫檀子的，让他守卫南城，那么楚国人就不敢侵犯。向东夺取泗水流域，十二个诸侯国都来朝见。”《汉书》只写作“南成”，汉武帝封城阳共王的儿子刘贞为南成侯。而后汉王符在《潜夫论》中说：“高阝毕之山，南城之冢。”章怀太子注解说：“南城，是曾子父亲埋葬的地方，在今沂州费县西南。”这又是南成就是南城，且在费邑的证据。成化年间，有人说嘉祥的南武山有曾子墓，有个捕鱼的人掉进墓穴，得到石制封志并加以封存。嘉靖十二年，吏部侍郎顾鼎臣上奏寻找曾氏后代，在吉安府的永丰县找到了曾子的后裔曾质粹，迁居到嘉祥。十八年，授予翰林院五经博士，世代承袭。曹县的冉〇固，是秦相穰侯魏冉的坟墓。而近代撰写地方志的人，认为那是仲弓（冉雍）的坟墓，这类说法，大概难以完全相信。

译○《汉书·燕王传》《汉书·燕王定国传》记载：“杀害了肥如县令郢人。”根据《汉书·地理志》，肥如县隶属于辽西郡，不属于燕国。《汉书·武帝本纪》记载：“元朔元年秋天，匈奴入侵辽西郡，杀害了太守。”《汉书·诸侯王表》说：“汉武帝颁布推恩令，诸侯国自行分割，长沙、燕、代等虽然保留旧名，但都失去了南北边境的土地。”由此可见，肥如县被燕国杀害官员的事件，必定发生在元朔元年之前，即边境郡县尚未分割的时候。

《汉书·燕王旦传》记载：“征发百姓在文安县集会围猎，以检阅兵马。”上文提到：“汉武帝时期，燕王旦因藏匿亡命之徒获罪，被削去良乡、安次、文安三县。”这说明文安县已被削去，不再属于燕国。然而下文又说：“汉昭帝即位，大将军霍光执政，赏赐燕王钱三千万，增加封邑一万三千户。”《汉书·昭帝本纪》也记载：“始元元年，增加燕王、广陵王以及鄂邑长公主各一万三千户的封邑。”由此可见，文安县重新归属燕国，必定是在增加封邑一万三千户之后，这些都是史书中相互印证之处，可以参考而得知。

○《徐乐传》《汉书》记载：“徐乐，燕郡无终县人。”《汉书·地理志》中没有燕郡，而无终县隶属于右北平郡。考察燕王定国，在元朔二年秋天因罪自杀，燕国被废除。直到元狩六年四月，才立皇子旦为燕王，其间有十年时间为燕郡，而《地理志》遗漏了这一点。徐乐上书应当就在这个时期，当时无终县隶属于燕郡，后来才改属右北平郡。

○《水经注》中大梁与灵丘的错误《左传·桓公九年》记载：“梁伯攻打曲沃。”杜预注解说：“梁国在冯翊郡夏阳县。”杜预说：“梁国靠近秦国而侥幸保全”是正确的。《汉书·地理志》说：“冯翊郡夏阳县，是原来的少梁。”《水经注》却说：“大梁，是周代梁伯的居所。梁伯喜好土木工程，扩大城池，号称新里。百姓疲惫而溃散，秦国于是夺取了它。后来魏惠王从安邑迁都到这里。”《竹书纪年》记载：“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日，迁都到大梁”是正确的。这是将少梁误认为大梁，而不知道大梁并不靠近秦国。《汉书》记载：“代郡灵丘。”应劭说：“赵武灵王葬在东南二十里处，所以县名以此命名。”《水经注》说：“《史记》记载：‘赵敬侯二年，在灵丘击败齐国。’那么县名并非因灵王而得名。”考察《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威王元年，三晋趁着齐国丧事来攻打我国的灵丘。”《赵世家》记载：“惠文王十四年，相国乐毅率领赵、秦、韩、魏、燕五国攻打齐国，夺取了灵丘。十五年，赵国与韩、魏、燕共同攻打齐国，齐王败逃，燕国独自深入夺取了临淄。”而孟子对氐{圭黾}说：“你辞去灵丘的职位而请求担任士师。”这是另一个灵丘，必定在齐国境内，后来并入赵国。而赵孝成王将灵丘封给楚国丞相春申君，更证明它不在代郡。《水经注》的说法，是将赵国的灵丘误认为齐国的灵丘，而不知道齐国境内不可能到达代郡。

○《三辅黄图》汉代西京宫殿众多，读史书很难弄明白。《三辅黄图》叙述次序颇为详细，以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北宫、甘泉宫为纲，以其中的宫室台殿为目，非常得体扼要。但它将没有依附归属的都归入北宫及甘泉宫之下，这就错了。现在应当将明光宫、太子宫二宫单独列为一条，作为长安城内的诸宫；永信宫、中安宫、养德宮单独列为一条，作为长安宫的不同名称；长门宫、钩弋宫、储元宮、宣曲宫单独列为一条，作为长安城外的离宫；昭台宫、大台宫、扶荔宮、蒲萄宫单独列为一条，作为上林苑内的离宫；宜春宫、五柞宮、集灵宮、鼎湖宮、思子宫、黄山宮、池阳宮、步寿宮、万岁宮、梁山宮、回中宮、首山宮单独列为一条，作为各郡县的离宫。另外有明光宫，不知其所在地，附列在后面。而梁山宮应当并入秦梁山宮之下。这样区分就恰当了。

○《大明一统志》永乐年间，命令儒臣编纂天下地理书。到天顺五年才完成，赐名为《大明一统志》，皇帝亲自作序，而前代相传如《括地志》、《太乎寰宇记》等书都被废弃。现在考察这本书，错误特别严重，略摘取几件事供后人改定参考。

《一统志》记载：“三河，本来是汉代临们县的地域。”现在考察两《汉书》，并没有临们县。《唐书·地理志》在“幽州范阳郡潞县”下记载：“武德二年，设置临潞县。贞观元年，废除临潞县。”而在“蓟州渔阳郡三河”下记载：“开元四年，祈路县设置。”所以知道本来是一地，先分为临潞，后分为三河，都是从唐代开始，并非汉代。

《一统志》引用古代事迹错误最多，没有比密云山更可笑的了。《晋书·石季龙载记》记载：“段辽放弃令支逃往密云山，派使者诈降，石季龙派征东将军麻秋去迎接他。段辽又派使者向慕容皝投降，说：‘他贪婪而无谋略，我现在请求投降求迎，他不会怀疑，如果埋伏重兵拦截，可以……”

译得志。〇派遣儿子段恪在密云设下伏兵。麻秋率领三万军队迎接段辽，被段恪伏击，死伤十之六七，麻秋徒步逃跑回去。这是段辽与后燕合谋而击败前赵军队的战例。如今《一统志》说：“密云山在密云县南十五里，也叫横山。从前燕国和赵国在此设伏，大败段辽的军队。”这反而认为是前赵与后燕合谋而击败段辽的军队，又不提段恪，而说成段辽，似乎把段辽当作国名。难道修撰志书的各位大臣连《晋书》都没有见过吗？

译《一统志》记载：“杨令公祠位于密云县古北口，供奉的是宋朝的杨业。”查考《宋史·杨业传》：“杨业本是太原的降将，宋太宗因为杨业熟悉边防事务，任命他为代州知州，兼任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恰逢契丹入侵雁门，杨业率领麾下数千骑兵，从西京出发，经由小路到达雁门北口，向南背水列阵反击，契丹大败，杨业因功升任云州观察使。雍熙三年，大军北征，任命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军都部署，命令杨业作为副手。又任命西上阁门使蔚州刺史王侁、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监护军队。接连攻下云、应、寰、朔四州，军队驻扎在桑干河。恰逢曹彬的军队战事不利，各路军队撤退，潘美等人回到代州。不久，下诏将四州的百姓迁往内地，命令潘美等人率领所部军队护送。当时契丹再次攻陷寰州，王侁命令杨业奔赴雁门北川。杨业认为必定会失败，不可行。王侁逼迫他出发，杨业指着陈家谷口说：‘各位在这里布置步兵和强弩，作为左右两翼来支援。’潘美便与王侁率领部下军队在谷口列阵。从寅时到巳时，王侁派人登上托逻台瞭望，以为契丹败逃，想要争夺功劳，就率领军队离开谷口。潘美无法制止，于是沿着交河向西南行走了二十里。不久听说杨业战败，就指挥军队撤退。杨业奋力作战，到达谷口，望见无人，便捶胸痛哭，再次率领帐下士兵奋力作战，身上受了几十处创伤，士兵几乎死尽，杨业仍然亲手杀了几十人，马匹重伤不能前进，被契丹擒获。绝食三天而死。”由此可见，杨业生平未曾到过燕地。何况古北口又在燕地东北二百多里，那里早就属于契丹了，杨业怎么能到达这里？况且史书明确说是雁门的北口，却说是密云的北口，这是编写志书的人连东西方向都分辨不清，还谈什么史传呢？又查考《辽史·圣宗纪》：“统和四年七月丙子，枢密使耶律斜轸奏报收复朔州，擒获宋将杨继业。”《耶律斜轸传》：“杨继业败逃，到达狼牙村，众军都溃散了。杨继业被流箭射中，被擒获。”这与《宋史》大致相同。《密云县志》：“威灵庙在古北口北门外一里处，祭祀宋朝追赠太尉大同军节度使杨公。”成化十八年，礼部尚书周洪范的《记》引用了《宋史》全文，却不辨明雁门北口并非此地。《丰润县志》：“令公村在县西十五里，宋朝杨业在此屯兵抵抗辽军。因有功绩，所以得名。”都是沿袭《一统志》的错误。

《一统志》：“辽章宗陵墓在三河县北五十五里。”查考辽朝没有章宗，那一代的各位皇帝也没有葬在三河的。

《一统志》：“金太祖陵、世宗陵都在房山县西二十里三峰山下。宣宗陵墓、章宗陵墓都在房山县两大房山东北。”查考《金史·海陵纪》：“贞元三年三月乙卯，命令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在其山麓修建行宫。五月乙卯，命令判大宗正事完颜京等人前往上京，奉迎太祖、太宗的梓宫。十一月乙巳初一，梓宫从丕承殿出发。戊申，山陵礼仪完成。正隆元年七月己酉，命令太保完颜昂前往上京，奉迎始祖以下的梓宫。八月丁丑，前往大房山，巡视山陵。十月乙酉，将始祖以下的十位皇帝安葬在大房山。闰月己亥初一，山陵礼仪完成。”又《太祖纪》：“太祖葬在睿陵。”《太宗纪》：“太宗葬在恭陵。”《世宗纪》：“世宗葬在兴陵。”《章宗纪》：“章宗葬在道陵。”又《熙宗纪》：“皇帝被弑杀，葬在皇后裴满氏墓中。贞元三年，改葬在大房山蓼香甸，与诸王同在一个兆域。大定初年，追加上谥号，陵墓称为思陵。二十八年，改葬在峨眉谷，仍然称为思陵。”又《海陵纪》：“葬在大房山鹿门谷，降为庶人，改葬在山陵西南四十里。”又《睿宗纪》：“大定元年，改葬在大房山，陵号景陵。”《显宗纪》：“大定十一年十一月庚寅，葬在大房山，章宗即位，陵号裕陵。”这样看来，金代从上京迁葬的有十二位皇帝，他们的陵墓称为光、熙、建、辉、安、定、永、泰、献、乔、睿、恭。崩逝于中都而安葬的有两位皇帝，他们的陵墓称为兴、道。被弑杀的有一位皇帝，他的陵墓称为思。追谥的有两位皇帝，他们的陵墓称为景、裕。被弑杀而降为庶人的有一位皇帝，葬在兆域之外。而宣宗自从即位第二年迁往南京，第三年五月，中都为蒙古所攻陷，葬在大梁，并非房山。现在《一统志》只列出四座陵墓，却错误地列入了宣宗，并且排在章宗之上，这是各位臣僚不学无术到了极点！

《汉书·地理志》：“乐浪郡的属县共二十五，其中一个叫朝鲜。”应劭说：“这是原来的朝鲜国，汉武帝封箕子在这里。《志》说：殷朝道义衰微，箕子离开去了朝鲜。”《山海经》说：“‘朝鲜在列阳东边，海北山南。’”注解说：“朝鲜，就是现在的乐浪县，是箕子被封的地方。在今高丽国境内。”慕容氏在

译在州界设立朝鲜县，魏义在平州界设立朝鲜县，似乎沿用了这个名字，但与汉朝的朝鲜县相距却有一千多里。《一统志》却说：“朝鲜城在永平府境内，是箕子受封的地方。”这就意味着箕子被封于今天的永平。当时的儒臣，如果让稍微了解今人的来担任，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真令人叹息。

译《一统志》在“登州府名宦”条下记载：“刘兴居，是高祖的孙子，齐悼惠王刘肥的儿子。因诛灭诸吕有功，被封为东牟侯。他的恩惠泽及当地百姓，至今祭祀他的庙宇香火不绝。”查考《史记》、《汉书》的“本纪”和“年表”，刘兴居是在高后六年四月丁酉日被封的。孝文帝二年冬十月，才开始命令列侯回到封国，次年春二月乙卯日，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第二年秋天，他因谋反被诛杀。这样看来，刘兴居在东牟做侯王仅仅三年，他奉命回封国到被立为济北王，相隔仅仅五个月，他是否真的到过封国尚不可知，怎么会有恩惠泽及百姓、历经两千年仍被思念不绝的事情呢？修撰地方志的人真是荒谬啊！

王安石《虔州学记》中说：“虔州是江南地域最辽阔的地方，大山长谷，荒凉遮蔽，险峻阻碍。”以“旷”字断句，“谷”字断句，“阻”字断句，文理非常清晰。现在《一统志》在“赣州府形胜”条下，摘取其中两句话说是：“地最旷大，山长谷荒。”连句读都不通，却想从事于记载九州地理的著作，真可以作为千年笑柄了。

○交耻《大学衍义补》说：“交耻本是秦汉以来中国郡县的土地。五代时，被刘隐兼并。到宋朝初年，才开始封为郡王，但仍然授予中国的官爵勋阶，如所谓的特进检校太尉、静海军节度观察使等以及赐号推诚顺化功臣，都像内地的臣子一样，未曾以国家自称。后来封为南平王，奏章公文仍称安南道。孝宗时，才开始封王并称为国，天下因此像看待高丽、真腊一样看待它，不再知道它是中国郡县了。李氏传了八代，陈氏传了十二代，到日〇时被黎季〇篡位。季〇上表窜改姓名为胡一元，儿子苍改名为{大且}。诈称陈氏绝嗣，查为外甥请求暂代国事，大宗皇帝听从了他的请求。过了一年，陈氏孙子名叫添平的才逃到京城，诉说实情。季〇于是上表请求迎接添平回国，朝廷没有识破他的欺诈，派使者送添平回去。到达边境时，季〇埋伏士兵杀死了他，连使者也没放过。事情上报后，太宗遍告天地神只，声讨罪状进行征讨，派遣征夷将军未能等征伐他。未能途中去世，命令副将张辅统领军队。活捉了季〇及其子苍、澄，献俘京城。下诏寻找陈氏遗裔立为国王，国人一致称季〇杀尽了陈氏，没有可继承的人。大家请求恢复古代郡县制度，于是像现在的制度一样，设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县卫署等机构，完全像内地一样。其中有个叫黎利的，不过是那里的一个小丑罢了，宦官庇护他，于是导致他猖狂放肆，上表请求立陈氏后裔。宣宗皇帝说这是皇祖的意思，于是听从了他，就抛弃了那片土地，让他恢复为国家。唉！自从秦朝兼并百粤、交趾之地，就已经与南海、桂林一同纳入中国。汉武帝设立岭南九郡，九真、日南、交趾都在其中。在唐朝中期，江南人在中国做官显赫的人还很少，而爱州人姜公辅已经在中朝做官，担任学士、宰相，与中原士人相抗衡了。为什么历经五代，被土豪占据。宋朝兴起，不能讨伐他们，于是使这块土地沦落于蛮夷之地，遭受诛亻离蓝缕的习俗三百多年，而不能与南海、桂林等六郡同为衣冠礼乐的文明地区，多么不幸啊！查考交耻从汉到唐都是中国的土地，在宋朝是化外州，虽然贡赋户籍不上报户部，但声教所及都由边州帅府统领。永乐年间，平定那里，设立交趾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查司各一，卫十，千户所二，府十三个，州四十一个，县二百八个，市舶提举司一个，巡检司一百个，税课司局等衙门九十二个。而在皇帝升遐之后，上尊谥议，以‘在数千年后恢复交耻郡县，在数万里外驱逐漠北残寇’为言，既叙述武功的成就，也夸耀舆图的广阔，后来因为兵力不及而抛弃了它。于是天顺年间修撰《一统志》，竟然把安南与占城、暹罗等国合为一卷。唉，巴、濮、楚、邓，是我们南方的土地。拘泥于域中之见，而忘记无外之规，我对那些儒臣不能没有议论。

《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洪武十六年闰十月上进。其中如上都、大宁、辽东等郡县都记载了前代的沿革，而说“本朝未立”。内地如河间府的莫州、莫亭、会川、乐寿也具备前代沿革，而说“本朝未立”。不因一时郡县的有无，而删去历代相沿的版籍，非常有体例。

○蓟《汉书》：“蓟，是原来的燕国，召公所封。”《后汉书》：“蓟，本是燕国刺史治所。”从战国七雄时，燕都就在这里。项羽立臧茶为燕王，定都蓟。高帝沿袭它，作为燕国。元凤元年，燕刺王刘旦自杀，国除，改为广阳郡。本始元年，改为广阳国。建武十三年，废除，归属上谷。永平八年，又改为广阳郡。晋朝又改为燕国。魏朝为燕郡。隋朝开皇初年，废除。大业初年，设置涿郡。唐朝天宝元年，改名为范阳郡，并治蓟。《水经·湿水》：“经过广阳蓟

译县北，又向东流到渔阳郡雍奴县。”注释说：“现在城内西北角有蓟丘，因为这座山丘而命名城邑。”《后汉书·彭宠传》记载：“彭宠在渔阳反叛，亲自率领两万多人攻打驻守在蓟城的朱浮。”《晋书·载记》记载：“魏军包围了燕国的中山、清河，王会自己从龙城派遣军队前往救援。建威将军余崇担任前锋，到达渔阳，遭遇魏军一千多骑兵，擂鼓呐喊径直冲杀，杀死十余人，魏军骑兵溃败逃走，余崇也率军撤回。王会于是上路缓慢行进，才到达蓟城。”仅凭这三件事，就可以看出蓟城位于渔阳的西方，《唐书·地理志》记载：“幽州范阳郡，治所在蓟。开元十八年，分置蓟州渔阳郡，治所在渔阳。”到了辽代，将蓟县改为析津县，因此“蓟”这个名称就消失在这里而保留在彼处。现在的人却把渔阳当作蓟，而忘记了它的本源了。《史记》乐毅的书信中说：“蓟丘所种植的竹子，种植在汶水的竹林中。”这就是《水经注》中所说的蓟丘。

译《礼记·乐记》记载：“周武王攻克殷商，返回商都，还没来得及下车，就把黄帝的后裔封在蓟地。”孔颖达疏解说：“就是现在的涿郡蓟县。也就是燕国的都城。”孔安国、司马迁以及郑玄都说：“燕国的祖先是召公，与周王室同姓。”按：黄帝姓姬，召公大概是他的后裔。按：这里把蓟和燕看作一个国家，而召公就是黄帝的后裔。《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把帝尧的后裔封在蓟，把召公奭封在北燕。”张守节正义说：“按周朝分封采用五等爵位，蓟、燕两国都是武王所立，因为燕山、蓟丘而得名，那里的土地足以自立为国。后来蓟国衰微，燕国强盛，就兼并了蓟国并居住在那里。”这种说法更为合理。

○夏谦泽

《晋书·载记》记载：“慕容宝把蓟城中的官府全部迁移到北面，趋向龙城魏石河，魏军引兵追击，在夏谦泽追上他们。”胡三省《资治通鉴》注解说：“夏谦泽在蓟城北二百多里。”恐怕不对。按：《水经注》记载：“鲍丘水向东南流，经过潞城南面，又向东南流入夏泽。泽南面迂回曲折的洲渚有十多里，北面紧挨着谦泽，渺茫辽阔没有边际。”下面又说：“鲍丘水又向东与濡河汇合。”《三河志》记载：“鲍丘河在县城西二十五里。源头在口外，向南流经过水庄岭，经过密县，汇合道人溪，在通州的米庄村汇合沽水，流入濡河。”现在三河县西三十里，地名夏店，以前有驿站，鲍丘水流经其下，而濡河从县城南面到宝坻，往下流入大海。怀疑夏店的名字是因为古夏泽而来，其东面放眼望去都是池塘沼泽，与《水经注》完全吻合。从蓟到龙城，这里是必经之道。慕容宝在丙辰日出发，魏军在戊午日追上他，相距两天，正好到达这个地方。

○石门

《后汉书·公孙瓒传》记载：“中平年间，张纯与乌桓丘力居等人入侵，公孙瓒追击并在属国石门交战，大败他们。”注解说：“石门山在今营州柳城县西南。”而《水经注》记载：“濡水又向东南流经石门峡，山高险峻，峭壁直立洞开，俗称为石门口。汉中平五年，公孙瓒讨伐张纯，在石门交战，大破敌军。”现在蓟州东北六十里的石门驿，就是《水经注》中的石门。按：史书《本纪》只说“石门”，而《列传》说“属国石门”，明显有两个石门。

《水经注》所指的乃是渔阳的石门，不是辽东属国的石门。应当以柳城为是，《通典》记载柳城有石门山。

○无终

玉田，是汉代的无终县。《汉书·地理志》记载：“旧时无终子国，浭水向西流到雍奴入海。”《史记》记载：“项羽封韩广为辽东王，定都无终。”《后汉书》记载：“吴汉率领二十名骑兵，先驰赶到无终。”韦昭《国语解》记载：“无终，是山戎的国家，现在是县，在北平。”《水经注》记载：“蓝水发源于北山，向东弯曲然后向南流，经过无终县故城东面。故城，就是无终子国。”《魏氏土地记》说：“右北平城西北一百三十里有无终城。”无终就是现在的玉田，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左传·襄公四年》记载：“无终派孟乐出使晋国，通过魏庄子进献虎豹皮，请求与诸戎和好。”《昭公元年》记载：“晋国中行穆子在太原打败无终及群狄。”《汉书·樊哙传》记载：“攻打陈豨，在无终广昌打败并俘获綦毋卬、尹潘的军队。”那么距离玉田有一千多里，难道无终国最初在云中、代郡境内，后来才迁徙到右北平吗？而现在的昌黎是金代的广宁县，大定二十九年改为昌黎，名字相同但地方不同。

《三国志》记载：“魏武帝采纳田畴的建议，登上徐无山，开山填谷五百多里，经过白檀，越过平冈，进入鲜卑庭，向东指向柳城。”徐无山在现在的玉田。那么柳城在玉田东北几百里处。《北齐书》记载：“文宣帝讨伐契丹，在十月丁酉日到达平州，从西道趋向长堑。辛丑日，到达白狼城。壬寅日，到达昌黎城。”可见昌黎在平州东北，齐主行程紧急，还要五天之后才到。《隋书》记载：“汉玉谅讨伐高丽，军队从临渝关出发，到达柳城。”《唐书》记载：“太宗讨伐高丽回来，在十月丙午日驻扎在营州，下诏让辽东战死士卒的骸骨都聚集在柳城东南，命令有关部门设置太牢祭祀，皇上亲自写文章祭奠。丙辰日，皇太子在临渝关迎接谒见。”临渝关在现在的抚宁以东，那么柳城又在其东面。太宗行程缓慢，所以十天之后才到。

《辽史》记载柳城说：“兴中府。古孤竹国，汉代柳城县地。慕容皝认为柳城以北，龙山以南，是福德之地，于是修筑龙城，建造宫庙，改柳城为龙城县，并迁都于此，号称和龙宫。慕容垂再次居住在这里。后来被冯跋所灭。北魏夺取此地，设为辽西郡。隋朝平定高宝宁，设置营州。炀帝改为柳城郡。唐武德初年，改为营州总管府，不久改为都督府。万岁通天元年，陷落于李万荣之手。神龙初年，将府治迁到幽州。开元四年，又治于柳城。八年，迁到渔阳。十年，又回到柳城。”

译后来被奚族占据。太祖平定奚族，俘获燕地百姓，打算建造城池，命令韩知方选择地点，于是修缮柳城，命名为霸州彰武军节度，重熙十年时，升格为兴中府。境内有太华山、小华山、香高山、麝香岩——天授皇帝刻石在此、驻龙峪、神射泉、小灵河等。管辖两个州，四个县。其中一个叫兴中县，经过一百六十年才封为昌黎伯，又过了一百零六年才设立现在的昌黎县，用金朝的县名来合并宋朝的封号，于是说文公是该县人，这也是没有考证清楚的。

译○石城是汉代右北平郡下辖的十六个县之一，其中第三个就是石城。东汉时没有这个县，大概是光武帝合并裁撤的，后来燕国分置了石城郡。考证《资治通鉴》和《晋书·载记》，得到两件事。慕容宝驻扎在广都黄榆谷，清河王慕容会率兵攻打慕容宝。慕容宝率领轻骑兵奔驰二百里，傍晚时分到达龙城。慕容会派遣骑兵追击到石城，没有追上。这说明广都距离龙城二百里，而石城位于两地中间。慕容熙在北原打猎，石城令高和与尚方士兵在后面作乱。注解说：“高和原本是石城令，当时因为有大丧事，在龙城会聚。”这说明石城距离龙城不远。《魏书·地形志》在“广兴”条下说：“有鸡鸣山、石城、大柳城。”这就是汉代的石城。魏太平真君八年，设置建德郡，治所在白狼城。辖县有三个：第一个叫石城，有白鹿山祠；第二个叫广都。《水经注》说：“石城川水发源于西南的石城山，向东流经石城县故城南，向北弯曲流经白鹿山西侧，这就是白狼山，又向东北流入广成县东。”广成就是广都城，燕国的石城在广都的东北，而这个石城在广都的西南，所以魏国的石城不是燕国的石城。《隋书》开始没有石城，说北齐废除了它。而《唐书》在“平州石城”条下说：“原本是临渝。武德七年废除，贞观十五年恢复设置，万岁通天二年改名。有临榆关，有大海，有碣石山。”这说明武则天时期改名的石城又不是魏国的石城。《辽史》说：“滦州”统辖三个县，第三个叫石城。下面说：“唐贞观年间，在这里设置临榆县，万岁通天元年，改为石城县。在滦州南三十里。唐代仪凤年间的石刻在那里。”现在的县又在它南五十里，是辽朝迁移设置的，以便靠近盐官。所以辽代的石城又不是唐代的石城。现在的开平中屯卫从永乐三年迁移到石城废县，在滦州西九十里，那是辽代的石城；而《一统志》认为它是汉代旧县，多么荒谬啊！

○木刀沟在新乐县西南三十里有水名叫木刀沟，《新唐书·地理志》在“新乐”条下说：“东南二十里有木刀沟。有个百姓叫木刀，住在沟旁，因此得名。”《宪宗纪》说：“元和五年四月丁亥，河东节度使范希潮、义武军节度使张茂昭与王承宗在木刀沟交战，打败了他。”《张茂昭传》说：“王承宗率领两万骑兵越过木刀沟，与官军接战，张茂昭亲自披甲作为前锋，命令他的儿子张克让、侄子张克俭与各军分列左右两翼包围交战，大破敌军。”《沙陀传》说：“王承宗的军队数万人，埋伏在木刀沟，与朱邪执宜相遇，箭如雨下，执宜提军横穿贼阵激战，李光颜等人乘势进攻，斩首一万级。”而《旧唐书·李光进传》说：“范希潮率军救援易州、定州，上表推荐李光进担任步都虞候。在木刀沟作战，有功。”这条沟在镇定两个节度使的边界，古代是战场。○江乘古时候没有瓜洲。蔡宽夫《诗话》说：“润州大江原本与现在的扬子桥对岸相对，而瓜洲只是江中的一个沙洲，现在与扬子桥相连了。因此，自古南北渡口，上游走采石，下游走江乘，而京口不在往来之路上。”《史记》说：“秦始皇登会稽，返回时，从江乘渡江。”正义说：“江乘故县在今润州句容县北六十处。”吴国徐盛修筑疑城，从石头到江乘。晋朝蔡谟从土山到江乘，镇守八处，城垒共十一处，都以沿江为防守要害。现在这个地方在上元县东北五十里。唐肃宗上元元年李辅国开辟北固为兵场，插木桩堵塞江口。刘展的军队在白沙，在瓜洲设置疑兵，多张火鼓，好像要趋向北固的样子。这样过了几天，李辅国率领精锐部队守卫京口等待他。刘展于是从上流渡江，袭击下蜀。胡三省《资治通鉴》注说：“这是从白沙渡江。”润州东北九十里到句容县有下蜀戍，在句容县北面，靠近江津。现在江乘距离江岸几乎二十里以外，都成了沙洲，而渡口迁移到了龙潭。又因为瓜洲已经与扬子桥相连，江面更加狭窄。而隋唐时代又把丹阳郡治所迁移到丹徒，于是渡江的人舍弃江乘而趋向京口。宋乾道四年，修筑瓜洲南北城，而京口的渡口至今沿袭。

瓜洲得名，本来是因为瓜步山的山尾生出这一个沙洲的缘故。《旧唐书·齐辩传》说：“润州北界隔江，到瓜步山尾迂回汇合六十里，船只绕道瓜步，多被风涛漂没损坏。齐辩于是将漕运路线移到京口塘下直接渡江二十里，又开凿伊娄河二十五里，就到达扬子县。从此免除了漂没损坏的灾害，每年节省脚钱数十万。又设立伊娄埭，官府征收其税，至今便利交通。”这是京口漕路由瓜洲开始的记载。《玄宗纪》记载这件事则称之为瓜洲浦。而《五行志》说：“开元十四年七月，润州大风，从东北来，海涛涌上，淹没瓜步洲，损害居民。”《永王璘传》说：“李承式派遣判官评事裴茂，率领步兵三千在瓜步洲伊娄埭抵抗。”那么这个沙洲

译这地方原本也被称为瓜步洲。

译○郭璞墓《晋书·郭璞传》记载：“郭璞因母亲去世离职守孝，在暨阳占卜选择葬地，距离江水约百步，人们认为离水太近而提出异议，郭璞说：‘这里很快就会变成陆地。’后来沙洲淤涨，距离墓地数十里，都变成了桑田。”《王恽集》却说：“在金山西北的大江中乱石之间，有一片丛生的草木，乌鸦喜鹊栖息聚集，那是郭璞的墓。”查考史书记载，原本是说距离水约百步，并非在大江之中，况且当时就已经沙涨成田，而暨阳在今江阴县境内，不在京口。另外，所埋葬的是郭璞的母亲，而不是郭璞本人。世间流传的说法都是错误的。

○枭矶 芜湖县西南七里的大江中 ○枭矶，相传昭烈帝的孙夫人（孙尚香）在此自沉，建有庙宇。查考《水经注》：“武陵郡孱陵县故城，王莽时改名为孱陆，刘备的孙夫人，是孙权的妹妹，又重修了城池。”这说明她是跟随刘备到了荆州。《蜀志》说：“先主平定益州后，孙夫人返回吴国。”又裴松之注引《赵云列传》说：“先主进入益州，赵云担任留营司马，当时孙夫人因为是孙权的妹妹，骄横豪爽，多带领吴国官吏士兵，行为放纵不法。先主认为赵云严肃稳重，一定能整顿秩序，特意任命他掌管内务。孙权听说刘备西征，大量派遣舟船迎接妹妹，而孙夫人想带着后主刘禅回吴国，赵云和张飞率兵截断江面，才得以让后主回来。”由此可知，孙夫人是从荆州回到孙权那里，此后不知下落，○枭矶的传说大概是不实的。

○胥门《史记》记载：“吴王杀死伍子胥后，吴人在江上为他建立祠堂，称为胥山。”《水经注》引用虞氏的话说：“松江向北距离吴国五十里，江边有丞山、胥山两座山，山上各有庙宇。鲁哀公十三年，越国派遣大夫畴无馀、讴阳等人攻打吴国。吴人击败他们，俘获了两位大夫，大夫死后，所以在山上建立庙宇，称为丞王、胥王。胥山上现在有坛石，老年人说：那是胥神治理的地方。一种说法认为是伍子胥，另一种说法认为是越国的大夫。”现在苏州城的西南门叫胥门，陆广微《吴地记》说：“本是伍子胥的住宅，因此得名。”这是不对的。赵枢生说：“查考《吴越春秋》：吴王夫差十三年，将要与齐国作战，道路经过胥门，因而路过姑胥台。”这说明伍子胥死前这里就已经叫胥门了。我考证《左传·哀公十一年》艾陵之战，胥门巢率领上军。胥门是姓氏，巢是名字。大概是因为居住在这个门附近而以之为姓氏，就像东门遂、桐门右师之类。那么这个门的名称一定在夫差之前就有了。《淮南子》：“勾践率领三千甲士，在姑胥擒获夫差。”《越绝书》：“吴王建造姑胥台，五年才建成。”姑胥是山名，不知道它起始于何时。这个字也写作“姑苏”。《国语》：“吴王率领他的贤良之士和重臣登上姑苏。”《史记》：“越国攻打吴国，在姑苏击败吴军。”伍被回答淮南王时，说“看见麋鹿在姑苏台上游玩”。古时候“胥”、“苏”二字经常通用。

○潮信 白居易诗云：“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六十次。”白居易是北方人，不熟悉潮汐规律。现在杭州的潮水，每月初一在子时、午时到达。每天推迟三刻多钟，到了十五则子时的潮水降为午时，午时的潮水降为夜半子时。之后半个月也是这样。所以大月的潮汐一个月五十八次，小月则五十六次，没有六十次的。水和月亮都属于阴类，月亮依附天空，从东出西入，大月二十九次，小月二十八次，也没有三十次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阳气有余而阴气不足，这是自然的道理。

○晋国 晋国自从武公灭掉翼城，周王任命曲沃伯以一军之制为晋侯，那时疆土还不广阔，到献公时才扩大。查考史传：灭杨、灭霍、灭耿、灭魏，灭虞。重耳居住在蒲，夷吾居住在屈，太子居住在曲沃，不过都在今天平阳府一地的范围内。而灭虢、灭焦，则跨越了黄河以南。

惠公在韩地打败韩之倏，秦国证实河东，则内部涉及解梁。狄人夺取狐厨，渡过汾水，而晋国疆域稍微退缩，文公开始开拓南阳，得到今天的怀庆，襄公在辅氏打败秦国，惠公贿赂秦国的土地又归晋国所有。而以河西为边界，持霍太山以北的大部都是狄人的土地，不属于晋国。文公扩展三行军队抵御狄人，先轸在箕地打败狄人，而秋牛才开始恐惧。襄公采用以财货交换土地的策略。平公任用荀吴，在太原打败狄人。于是晋国的北境到达洞涡、洛阴之间，而邬、祁、晋陵、梗阳、涂水、马盂成为祁氏的城邑，晋阳成为赵氏的城邑了。如果成公灭掉赤狄潞氏，而得到今天的潞安；顷公灭肥、灭鼓，而得到今天的真定，都一一可以考证。我对杜预解释绵上箕地感到怀疑，对于唐叔封在晋阳也不敢认为正确。

○绵上《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晋侯赏赐跟随他流亡的人，介子推不要求俸禄，俸禄也没有轮到他，于是隐居而死。晋侯寻找他没有找到，把绵上作为他的田产。”杜预说：“西河郡介休县南有地名绵上。”《水经注：“石桐水就是绵水，发源于介休县的绵山。向北流经石桐寺西，就是介子推的

译这是祠堂。”袁崧《郡国志》说：“介休县有介山，有绵上的介子推庙。如今这座山向南跨越灵石，向东跨越沁源，世人认为是介子推隐居的地方。而从汉魏以来，流传有焚烧山林的故事，太原、上党、西河、雁门的百姓到了寒食节不敢生火。石勒禁止这一习俗，结果西河介山降下冰雹，大如鸡蛋，平地积水三尺。”前代史书记载此事，没有不同的说法。然而考察传记，《左传·襄公十三年》记载：“晋悼公在绵上阅兵，任命士匄统领中军，士匄向荀偃辞让。”这必定是在靠近国都的地方。又《左传·定公十三年》记载：“赵简子迎接宋国的乐祁，在绵上设酒宴招待他。”从宋国到晋国，路途怎么会经过西河介休呢？况且晋文公的时候，霍山以北大致都是狄人的土地，与晋国国都相距甚远。如今翼城县西边有绵山，俗称为小绵山，靠近曲沃，应当就是赵简子迎接乐祁的地方。如今万泉县南边二里有介山。《汉书·武帝纪》诏书说：“我在介山祭祀，祭祀后土，都有光辉感应。”《地理志》记载：汾阴，介山在南边。《杨雄传》记载：“三月，将要祭祀后土，皇上于是率领群臣，横渡黄河，到达汾阴。祭祀完毕，游览介山，回到安邑，回望龙门，观看盐池，登上历观山，遥望西岳，以眺望八方荒远之地。杨雄作《河东赋》说：‘神车安稳缓行，从容周游，以游览介山。感叹晋文公而怜悯介子推啊，在龙门勤勉于大禹。’”《水经注》也引用这些，说晋代《太康记》以及《地道记》和《永初记》都说介子推隐居在这座山上，并加以辨析，认为并非如此，可见汉代时已经存在两种说法了。

译○箕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狄人攻打晋国，到达箕地。”解释者说：“太原阳邑县南面有箕城。”这是错误的。阳邑在今太谷县，在襄公时期尚未被晋国占有。传文中说“狄人攻打晋国到达箕地”，就如同说“齐国攻打我国到达清地”一样，必定是靠近国境的地方。成公十三年，厉公派吕相与秦国断绝关系，说：“（秦军）进入我的河县，焚烧我的箕、郜两地。”这又必定是靠近黄河的城邑，秦国和狄人都可以争夺。而在文公八年，有箕郑父；襄公二十一年有箕遗，应当也是以邑名为姓氏的人。

○唐 《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将实沈迁移到大夏。”《定公四年》记载：“用唐诰册命而封于夏虚。”服虔说：“大夏在汾水、浍水之间。”杜预则认为在太原晋阳县。查考晋国最初见于《春秋》，其都城在翼。《括地志》说：“旧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唐尧的后裔在此受封，成王灭掉它，而封给太叔。”这里距离北面的晋阳七百多里，即使是后世迁都也远远不及；况且霍山以北，自从悼公以后才开始设置县邑，在此之前不见于传文。又《史记·晋世家》说：“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地在黄河、汾水的东面，方圆百里。翼城正好在两水的东面，而晋阳在汾水的西面，又不相符合。我怀疑唐叔的封地直到侯缗被灭，都在翼城。《史记》屡次提到“禹凿龙门，开通大夏”。《吕氏春秋》说“龙门没有开辟，吕梁没有凿通”。黄河从孟门之上流出，那么所谓的大夏，正是今天晋、绛、吉、隰一带，《尚书》所说的“维彼陶唐，有此冀方”，以及舜命令皋陶所说的“蛮夷扰乱夏族”的地方，应当以服氏的说法为可信。又齐桓公讨伐晋国的军队，仅仅到达高梁，而《封禅书》叙述桓公的话，认为西征大夏，大夏在平阳就明显了。○晋都 春秋时期，晋国原本都城在翼，在今翼城县。到了昭侯，封文侯的弟弟桓叔于曲沃。桓叔的孙子武公灭掉翼城，取代成为晋侯，都城在曲沃；在今闻喜县。他的儿子献公修筑绛城，居住在那里；在今太平县南面，绛州北面。历经惠、怀、文、襄、灵、成六位国君，到景公，迁都到新田；在今曲沃县，正当汾水、浍水两水之间。于是命令新田称为绛，而把原来的都城绛称为故绛。这就是晋国前后四座都城的遗迹。晋自从定都于绛之后，就把曲沃称为下国。然而宗庙在那里。考据悼公即位，大夫在清原迎接他：这是在郊外。庚午日，结盟后进入；辛巳日，在武宫朝见：这是进入曲沃而在宗庙朝见。二月乙酉朔日，在朝廷即位：这是到达绛都。而平公即位，也说“改换礼服，整顿官吏，在曲沃举行祭礼”，只是不知道后来为什么就成为奕氏的封邑。而栾盈进入绛城，范宣子拉着魏献子的手，把曲沃贿赂给他，把作为宗邑的地方给他的臣子，听任他自行处置。端氏的封地，屯留的迁徙，其由来是逐渐形成的。

○瑕 晋国有两个瑕地。其一，《左传·成公六年》：“各位大夫都说：一定要居住在郇瑕氏的地方。”杜预说：“郇瑕，是古国名。”《水经注》说：“涑水又向西南流经瑕城。”京相璠说：“现在河东解县西南五里，有旧瑕城。”这是正确的。在今临晋县境内。其二，《僖公三十年》：“烛之武拜见秦伯说：‘答应给您焦、瑕两地，早上渡过黄河晚上就修筑防御工事。’”解释者说：“焦、瑕，是晋国黄河外的五座城中的两座城邑。”《文公十二年》：“晋国人、秦国人战于河曲，秦军夜间逃跑，又侵犯晋国的瑕地。”解释者把河曲定为河东蒲坂县南面，那么瑕地必定在黄河外。《十三年》：“晋侯派詹嘉驻守瑕地，以守卫桃林之塞。”查考《汉书·地理志》：“湖，旧称胡，武帝建元年改名为湖。”《水经·河水》：“又向东流经湖县旧城北。”郦道元注说：“《晋书》、《地道记》、《太康记》都说：胡县，汉武帝改作‘湖’。其北面有树林，名叫桃林。古时‘瑕’、‘胡’二字通用。《礼记》引用《诗经》：‘心乎爱矣，瑕不谓矣。’郑玄注说：‘暇的意思就是胡。瑕、胡读音相同，所以《礼记》用了这个字。’因此瑕转变为胡，又改为湖。而瑕邑就是桃林之塞，现在是阌乡县治所。而《成公十三年》：‘讨伐秦国，成肃公死在瑕地。’也是这个地方。郦道元把郇瑕的瑕当作詹嘉驻守的城邑，是错误的。

《僖公十五年》：“晋侯贿赂秦伯，把黄河外五座城邑给他，东边直到虢略，南边到达华山。”正义说：“从华山以东，直到虢国的东界，这中间有五座城邑。”传文中提到的焦瑕，大概是其中的两座。《成公元年》：“晋侯派瑕嘉在王室平定戎人。”瑕嘉就是詹嘉，以邑名为姓氏。《僖公十五年》：“瑕吕饴甥。”应当也同此，而解释者把瑕吕当作姓氏，恐怕不对。

○九原 《礼记·檀弓》：“赵文子与叔誉在九原观看。”《水经注》认为在京陵县

译《汉书·地理志·太原郡》记载：“京陵”，颜师古注释说：“就是九京。”这是依据《礼记》中“有的版本写作九京”的文字而牵强附会罢了。古代卿大夫的安葬必定在国都的北面，不可能远行数百里，而葬在今日的平遥。《地理志》认为在太平县西南二十五里有九原山，大概接近这个说法。

译○昔阳《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晋国苟吴假装会合齐国军队，向鲜虞借道，于是进入昔阳。秋八月壬午日，灭掉肥国，俘虏肥国国君绵皋回国。”杜预认为：“鲜虞是白狄的分支，位于中山郡新市县。”又说：“钜鹿郡下曲阳县西边有肥{〇系}城。”这是正确的。但他又说：“昔阳是肥国的都城，乐平郡沾县东边有昔阳城。”这就错了。孔颖达疏中引用刘炫的话，认为：“齐国在晋国东边，假装会合齐军，应当从晋国向东行进。向鲜虞借道，于是进入昔阳，那么昔阳应当在鲜虞的东边。”现在考察，乐平郡沾县在中山郡新市西南五百多里，怎么会向东北方的鲜虞借道，反而进入西南方的昔阳呢？既然进入了昔阳，又另外说灭掉肥国，那么肥国和昔阳就不能是同一个地方，怎么能说昔阳是肥国的都城呢？昔阳既然是肥国的都城，为什么又说钜鹿郡下曲阳有肥{〇系}城？怀疑是肥国的名字取自那里。肥国是小国，疆域一定不远，难道肥国的名字取自钜鹿的城，却在乐平的县建都吗？《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苟吴讨伐鲜虞，包围鼓国。”杜预说：“鼓国是白狄的分支，钜鹿郡下曲阳县有鼓聚。”刘炫说：“肥国、鼓国都在钜鹿。昔阳就是鼓国的都城，在鲜虞的东南方。”《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记载：“晋国荀吴派军队假装买粮，背着铠甲在昔阳门外休息，于是偷袭鼓国，灭掉了它。”那么昔阳是鼓国的都城就可以断定了。

《汉书·地理志》记载：“钜鹿郡下曲阳。”应劭说：“晋国荀吴灭掉鼓国，现在的鼓聚昔阳亭就是那里。”《水经注》记载：“低水向东流经肥{〇系}县故城南，又向东流经昔阳城南，本是鼓聚。”《十三州志》说：“现在的这座城就是昔阳亭。”京相璠说：“是白狄的分支。下曲阳有鼓聚。”他们的说法都相同。《史记·赵世家》记载：“惠文王十六年，廉颇率军攻打齐国的昔阳，夺取了它。”昔阳在钜鹿，所以属于齐国，怎么能越过太行山而在乐平呢？

晋国灭掉狄人，用兵是有次序的。宣公十五年，灭掉潞氏。十六年，灭掉甲氏和留吁。成公十一年，讨伐咎如；于是上党地区成为晋国的领土。昭公元年，在大卤打败无终和群狄；于是太原地区成为晋国的领土。然后出兵逼近山东地区，昭公十二年，灭掉肥国。二十二年，灭掉鼓国。于是太行山以南的地区称为南阳，太行山以东的地区称为东阳。而晋国的疆域东边与齐国接壤，大概前后经历了八十年，鲜虞仍然不服从，平定狄人的艰难就是这样。

○太原太原府在唐代是北都。《唐书·地理志》说：“晋阳宫，在都城的西北。宫城周长二千五百二十步，高四丈八尺，都城左边是汾水，右边是晋水，潜丘在中间。长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宽三千一百二十二步，周长一万五千一百五十三步，高四丈。汾水东边叫东城，贞观十一年长史李{〇}修筑。两城之间有中城，武则天时期修筑，用来连接东城。宫城南边有大明城，是旧的宫城。宫城东边有起义堂，仓城中有受瑞坛。当时的规模宏大壮丽可见一斑。自从齐神武帝创建别都，与邺城东西并列。隋炀帝继续修筑宫室。唐高祖凭借它攻克关中，拥有天下。于是后来命名为北都。五代李氏、石氏、刘氏三位君主都在这里兴起。等到刘继元投降，宋太宗认为这里长久以来是创业称霸的地方；又因为宋主大火，有参星、辰星不能同时兴盛的说法，于是下令一把火烧毁了它。《宋史·太宗纪》记载：‘太平兴国四年五月戊子日，把榆次县改为新并州。乙未日，修筑新城。丙申日，皇帝亲临城北御沙河门楼，把剩余的百姓全部迁徙到新城，派遣使者督促他们，百姓刚搬出，就下令放火。丁酉日，把行宫改为平晋寺。’陆游《老学庵笔记》说：‘大宋太平兴国四年，平定太原，降格为并州，废弃旧城，把州治迁到榆次。’现在的太原却又不是榆次，而是三交城。城在旧城东北三十里，也是形胜之地，本名叫故军，又曾经叫唐明镇，有晋文公庙，非常兴盛。平定太原三年后，主帅潘美上奏请求把它作为并州，朝廷批准，于是迁移晋文公庙，以庙的旧址作为州治。又把阳曲县迁到三交，而榆次又恢复为县。那么现在的太原府就是三交城，而太原县不过是唐代都城的一角罢了。它的遗文旧迹，全都无法看到了。

《旧唐书·崔神庆传》说：“武则天时期，提拔崔神庆为并州长史。在此之前并州有东西两座城，隔着汾水，崔神庆开始修筑城墙连接它们，每年节省防御士兵数千人，边境州郡认为非常便利。”这就是《志》中所说的“两城之间有中城”。汾水湍急凶悍，古人为什么架桥建城如此容易？比如长安东、中、西三座渭桥，过去可以并排行车，现在咸阳县每到冬天，才在河阳驿设置一座浮桥，杜预所立的浮桥，其遗迹也消失了。蒲津铁牛，寻找一位叫怀丙的僧人，那个人已经找不到了。国家有六种职事，百工占其中之一。不只是坐着谈论道理的人不如古人

译只是人罢了。

译○代春秋时期，代国尚未与中原相通。赵襄子于是说：“从常山居高临下俯瞰代地，代就可以攻取了。”《正义》说：“《地道记》记载：‘恒山位于上曲阳县西北一百四十里，向北行走四百五十里到达恒山脚，号称飞狐口，北面就是代郡。’《水经注》引用梅福上书说：‘代谷，恒山在南面，北塞在北面，谷中的土地，上谷在东面，代郡在西面。’这就是现在的蔚州，即古代的代国。项羽将赵王歇迁徙为代王，赵歇又改立陈馀为代王，汉高祖立兄长刘仲为代王，都是这个地方。汉高祖十年，陈豨反叛。十一年，赵王如意被立为代王，都城在晋阳。这就是现在的太原县。《孝文纪》却说：‘都城在中都。’而汉文帝经过太原，又恢复晋阳、中都两地的赋税两年。又立刘武为代王，都城在中都。这就是现在的平遥县。又查考卫绾，是代国大陵人。大陵，现在位于文水县北，却属于代国，这是因为代国都城在中都的缘故。代国都城共迁徙三次，但都不是现在的代州。现在代州这个名称是从隋朝开始的。”

○阙里《水经注》记载：“孔庙东南五百步有双石阙，所以名叫阙里。”查考《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门和两观发生火灾。冬十月，重新修建雉门和两观。”注解说：“雉门，是鲁公宫殿的南门，两观，就是阙。”《礼记》记载：“从前仲尼与放蜡宾客的事情完毕后，出游到观阙之上。”《史记·鲁世家》记载：“炀公修建茅阙门。”大概阙门之下，那个里巷就名叫阙里，而孔夫子的住宅就在那里。阙里也被称为“阙党”，《鲁论》中有“阙党童子”、“荀子、仲尼居于阙党”的记载。后来有人以居住地为姓氏。《汉书·儒林传》记载：“有邹人阙门庆忌”，注解说：“姓阙门，名庆忌。”

○杏坛现在孔夫子的庙庭中有个坛，石刻上写着“杏坛”。《阙里志》说：“杏坛，在殿前，是夫子旧居，”这是不对的。杏坛这个名字出自《庄子》，庄子说：“孔子在缁帷之林游玩，休息坐在杏坛之上。弟子们读书，孔子弹琴唱歌。曲子弹奏不到一半，有个渔父下船而来，胡须眉毛全白，披散着头发，提着衣袖，沿着原野向上走，到了陆地就停下，左手按着膝盖，右手托着下巴，听着曲子结束。”又说：“孔子于是下坛寻找他，到了水边，正要将拐杖插入水中牵引他的船，回头看见孔子回来，面向孔子站立，孔子返身快步走回去，拜了两拜然后上前。”又说：“客人于是划船离去，沿着芦苇丛间远去。颜渊回车，子路拉着缰绳，孔子没有回头看。等到水波平静，听不到船声，然后才敢上车。”司马彪说：“缁帷，是黑林的名字。杏坛，是沼泽中的高地。”《庄子》书中凡是叙述孔子的话都是寓言。渔父不一定有其人，杏坛不一定有其地，即使有也在水上芦苇丛间，依靠着水边沙洲的地方，显然不在鲁国境内。现在的杏坛，是宋乾兴年间第四十五代孙孔道辅增修祖庙，将大殿移到后面，于是用讲堂旧基的石块砌成坛，周围种植杏树，取杏坛的名字来命名它罢了。

○徐州《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田常在徐州拘捕了简公。”《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宣王九年，与魏襄王在徐州会盟，诸侯互相称王。十年，楚国包围了我们的徐州。”《魏世家》记载：“襄王元年，与诸侯在徐州会盟。”《楚世家》记载：“威王七年，齐国孟尝君的父亲田婴欺骗楚国，楚国攻打齐国，在徐州打败了齐军。”《越世家》记载：“勾践平定吴国后，于是率军北渡淮河，与齐、晋诸侯在徐州会盟。”《鲁世家》记载：“顷公十九年，楚国攻打我们，夺取了徐州。”查考《续汉书·志》记载：“薛本是国名，六国时期叫徐州，在现在滕县南面的薛河北岸。有大城，是田文所筑。”这里与楚国、魏国为边境。而威王说：“我的官吏中有个叫黔夫的，派他守卫徐州。那么燕人在北门祭祀，赵人在西门祭祀，迁徙跟随他的有七千多家。”大概是对梁惠王说的话，不想直斥魏国，改用以燕、赵来夸耀罢了。

索隐说：“《说文》：‘余阝，是邾的下邑，在鲁国东面。’又《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迁徙到薛，改名叫徐州。’那么徐与邳读音相同，都读作舒。现在读作《禹贡》中‘徐州’的徐，是错误的。《齐世家》：‘田常在徐州拘捕了简公。’《春秋》正写作‘舒州’。”

○向《春秋·隐公元年二年》记载：“宫人进入向地。”杜氏解释说：“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春秋·桓公十六年》记载：“修筑向城。”没有解释。《春秋·宣公四年》记载：“鲁公与齐侯平定宫地和郯地。宫人不愿意，鲁公攻打莒国，夺取了向地。”解释说：“向，是莒国的邑，东海朐县东南有向城。远，表示怀疑。”《春秋·襄公二十年》记载：“仲孙速会见莒国人，在向地结盟。”解释说：“莒国的邑。”查考《春秋》，向这个名字四次出现在经文中，而杜氏注释为两个地方，但其实是一个向地。先前是一个国家，后来并入宫地，而有时属于莒国，有时属于鲁国，这是因为夹在大国之间

译只是，承县如今在峄县，杜氏因为距离遥远而对此表示怀疑，何况龙亢在今凤阳的怀远呢？

译《齐乘》认为现在的沂州向城镇，离那个地方就很近了。

○小邾 《春秋·庄公三十二年》记载：“筑小邾城。”《左氏传》说：“这是为了管仲的缘故。”大概是因为看到昭公十一年申无宇的话说：“齐桓公筑了城，而肯让管仲居住在那里，直到今天还依赖它。”又看到《僖公二年》经文中记载“筑楚丘城”是出于诸侯之手，认为仲父（管仲）得到君主的专任，也可以劳烦诸侯来为自己筑城。这是不对的。管仲所居住的是邾，这里所筑城的是小邾。《春秋》中有时称邾，有时称小邾，《庄公二十三年》记载：“鲁公与齐侯在邾相遇。”《僖公二十六年》记载：“鲁公率领楚军攻打齐国，夺取了邾。”《文公十七年》记载：“鲁公与齐侯在邾结盟。”《成公三年》记载：“叔孙侨如在邾会见晋国的荀首。”四处记载“邾”，一处记载“小邾”，这是为了区别于邾。范宁注解：“小邾，是鲁国的土地。”那么筑小邾城，就是鲁国内部的筑城，所以不归属齐国，与管仲无关。汉高帝用鲁公的礼仪将项羽葬在邾城，就是这个鲁国的小邾。而注释引用《皇览》，认为东郡的邾城，与留侯张良所守护的黄石所在地相同，这显然是错误的。《春秋秋发微》说：“曲阜西北有小邾城。”

○泰山立石岳顶无字碑 世人传说这是秦始皇所立。查考秦代的碑刻在玉女池上，是李斯用小篆书写，高度不超过五尺，而且铭文以及秦二世诏书都具备，不应该又立这块大碑。查考宋代以前也没有这种说法，于是取出《史记》反复阅读，知道这是汉武帝所立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登上泰山，立石封禅祭祀，在石头下面祭祀。”又说：“刻写所立的石头。”这是秦代石头有文字的证据，现在的李斯碑就是证明。《封禅书》说：“向东登上泰山，泰山的草木叶子还没有生长，于是让人搬上石头，立在泰山山顶。随后向东巡视海上。四月，回到奉高。”登上泰山封禅而不说刻石，这是汉代石头没有文字的证据，现在的碑就是证明。《续汉书·祭祀志》也说：“向东登上泰山，于是搬上石头，立在泰山山顶。”那么这块无字碑明显是汉武帝所立，后来不读史书的人误以为是秦始皇所立罢了。

秦始皇刻石的地方共有六处，《史记》记载得非常清楚，在邹峄山则上面说“立石”，下面说“刻石歌颂秦德”；在泰山则上面说“立石”，下面说“刻所立的石头”；在之罘则二十八年说“立石”，二十九年说“刻石”；在琅邪则说“立石，刻石歌颂秦德”；在会稽则说“立石，刻石歌颂秦德”。没有不是先说立石，后说刻石的；只有在碣石则说“刻碣石门”，门本来就是石头，不需要立石。古人写史书，文字严密到如此程度。如果秦始皇另外立这块石头，秦代史书怎么会不记载；如果汉武帝有文字刻在石头上，汉代史书又怎么敢不记录呢？

○泰山都尉 《后汉书·桓帝纪》记载：永兴二年，泰山、琅邪的贼人公孙举等造反，杀死了长史。永寿元年七月，初次设置泰山、琅邪都尉官。延熹五年八月己卯日，罢免琅邪都尉官。八年五月壬申日，罢免泰山都尉官。《金石录》记载汉代《泰山都尉孔宙碑》说：“孔宙在延熹四年去世。”大概在他去世四年后，这个官职就废除了。然而泰山都尉实际上并非始于此时，光武帝时曾经设置过。《文苑传》记载：“夏恭，光武帝时被任命为郎中，两次升迁为泰山都尉。”又查考《光武纪》：“建武六年，初次罢免郡国都尉官。”夏恭的升迁大概在这年之前。

泰山自从公孙举、东郭窦、劳丙叔、孙无忌相继叛乱以来，因此设置了都尉这个官职。后来虽然不再设置这个官职，但郡兵由太守统领，其力量一向雄厚。所以何进派遣府掾泰山人王匡向东征发该郡的强弩兵，而应劭、夏侯渊也凭借他们打败了黄巾军，可见汉代不废除郡兵的效果。而在建安年间，曹丕上表说：“泰山郡地域辽阔偏远，向来多轻狂强悍之人。权宜之计，可以将五个县分出设立赢郡。”那么当时的风俗习惯也就可想而知了。

○社首 《史记》记载：“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旧唐书》记载：高宗“乾封元年正月庚午日，禅社首。”玄宗“开元十三年十一月辛卯日，禅社首。”《宋史》记载：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壬子日，禅社首。”现在高里山的左边有一座小山，高度大约四五丈，《志》说就是社首山。在泰山旁边的各山中最为低矮渺小，不知道古人为什么选取这里？大概是因为封禅于高处，想要接近天；禅祭于低处，想要接近地。而且山低矮并依附于泰山山脚，便于进行祭祀事务，刚刚登上高处之后，不想再劳民伤财吧？○济南都尉 汉代济南郡太守，治所在东平陵。而都尉治所在放陵，是因为长白山的缘故。《魏书·辛子馥传》记载：“长白山连接三齐、瑕丘等数州的边界，多有盗贼，辛子馥受命检阅巡视，于是辨别山谷要害，适宜建立镇戍的地方。又各州豪强在山中鼓铸钱币，奸党多依附他们，又得以秘密制造兵器，也请求拆毁废除各冶炼作坊，朝廷认为很好并听从了他的建议。”隋大业九年，齐人孟让、王薄等人众十余万，占据长白

译山贼攻掠各郡。凭借张须陀、王世充的力量也不能消灭他们，直到隋朝灭亡。观察这两件事，就知道汉人设立都尉治理于陵的意图了。

译○邹平、台二县《汉书》记载济南郡有十四县，第一是东平陵，第二是邹平，第三是台，第四是梁邹。《功臣表》中有台定侯戴野、梁邹孝侯武虎，可见这两县当时都作为侯国。《续汉书·郡国志》记载济南郡有十城，其中第一是东平陵，第四是台，第七是梁邹，第八是邹平。而《后汉书·安帝纪》说：“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济南上报：凤凰聚集在台县丞霍收住所的树上。”章怀太子注解说：“台县隶属于济南郡，故城在今齐州平陵县北面。”《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为晏子封赐食邑，派田无宇将台和无盐两地交付给他。”《水经注》也说：“济水又向东北流过台县北面。”推究其上下文意，本来自然清晰，后人阅读《汉书》，错误地在“邹”字处断句，因而把邹当作一县，把平台当作一县。《齐乘》于是说汉代济南郡有邹县，东汉改为邹平，又把台、平台当作两个县。这是不懂得句读而胡乱做出的解说。

汉代以邹命名县名的共有五个。鲁国有驺，也写作“邹”；胶东国有邹卢；千乘郡东邹；加上济南郡的邹平、梁邹，总共五个。其中单称邹的，是现在兖州府的邹县。也有平台县，隶属于常山郡。《外戚恩泽侯表》记载：“平台康侯史元。”《后汉书·邱彤传》记载：“尹绥被封为平台侯”，说的就是这里。有邹平、有台，也有邹、有平台，不可不加以辨析。

晋代县名大多沿袭汉代旧称，查考史书《何曾传》：“何曾的孙子何机担任邹平令。”可见有邹平县，《解系传》：“父亲解修，被封为梁邹侯。”《刘颂传》：“追封为梁邹县侯。”可见有梁邹县。《宋书》记载：“晋太康六年三月戊辰，乐安、梁等八县降霜，损伤桑树和麦苗。”《宋文帝纪》记载：“元嘉二十八年五月乙酉，逃犯司马顺则自称齐王，占据梁邹城。八月癸亥，梁邹被平定，斩杀司马顺。”可见宋代有梁邹县。不知何故，《晋书·地理志》在“乐安国”下，只单独写了一个“邹”字，这是史书的缺漏文字。

而《齐乘》却说：“晋代撤销梁邹县并入邹县。”然而晋代以前，此地本来没有邹县，又从何并入呢？这大概是不懂而胡乱编造的说法。

○夹谷《春秋·定公十年》记载：“夏天，鲁定公与齐侯在夹谷会盟。”《左传》说：“鲁定公与齐侯在祝其会盟，祝其就是夹谷。”杜预的解释以及服虔为《史记》作的注，都说在东海郡祝其县。刘昭的《郡国志》、杜佑的《通典》沿袭此说，于是认为夹谷山在今赣榆县西五十里处。查考赣榆在春秋时期是莒国的土地，与齐、鲁两国的国都相距各自五六百里，何必如此遥远？当时齐景公的巡视不过说“沿着海边向南，直到琅邪”而已，没听说越过其他国家的边境。《金史》说：“淄川有夹谷山。”《一统志》说：“夹谷山在淄川县西南三十里，原名祝其山，其南面就是齐鲁会盟的地方，萌水发源于此。”《水经注》说：“萌水发源于般阳县西南的甲山。”因此把甲山当作夹谷，而《莱芜县志》又说：“夹谷在县城南三十里，连接新泰边界。”不知依据什么，然而齐、鲁的边界正在莱芜；向东到淄川，就已经进入齐地一百多里了。两种说法都讲得通。又查考《水经注》关于莱芜县的记载说：“县城在莱芜谷，正当道路断绝的两山之间，道路从南北门通行。旧说认为：齐灵公灭掉莱国，莱国百姓流散到这个山谷，村落荒芜，所以叫莱芜。这就是《禹贡》所说的莱夷。”夹谷会盟时，齐侯派莱人持兵器劫持鲁侯，孔子称赞“夷狄不乱华夏”，说的就是这件事。因此会盟在此地，所以有莱人，不是从千里之外的东莱召来的。不可拘泥于祝其这个名称，而到遥远的海边去寻求。

○潍水潍水发源于琅邪郡的箕屋山。《尚书·禹贡》“潍淄其道”，《左传·襄公十八年》：“晋军向东入侵到达潍水”，说的就是这里。其字有时省略“水”旁写作“维”，有时省略“系”旁写作“淮”，有时又从“心”旁写作“惟”，总之是同一个字。《汉书·地理志》琅邪郡“朱虚”下、“箕屋山”下写作“维”，“灵门”下、“横水”下、“折泉”下写作“淮”，上文引用《禹贡》：“惟甾其道”又写作“惟”，一卷之中，不同的文字出现了三次。

《资治通鉴·梁武帝纪》：“魏将李叔仁在惟水击邢杲。”古人的文章有时省略，有时省略偏旁，都从“鸟隹”的“隹”，意思是一样的。径人误读为“淮沂其乂”的“淮”，而称这条水为槐河，这就错了。

又如《三国志·吴主传》：“修建棠邑涂塘，以淹没北道。”《晋书·宣帝纪》：“王凌谎称吴人堵塞涂水。”《武帝纪》：“琅邪王出余中。”《海西公纪》：“桓温从山阳到会稽，王昱在涂中会合。”《孝武纪》：“派遣征虏将军谢石率领水军驻扎在涂中。”《安帝纪》：“谯王司马尚之的军队

译溃逃于涂中。”这两个字都是“滁”字，《南史·程文季传》中记载：“秦郡前江浦通涂水”，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古代“滁”字省略写作“涂”，与“潍”字省略写作“淮”完全相同，韵书中并没有收录这两个省写后的字。

译○劳山 劳山的名称，《齐乘》认为“登此山者感到劳累”，又说另一种写法是“牢丘”，长春又改为“鳌”，这些说法都浅陋可笑。查考《南史》记载：“明僧绍隐居在长广郡的崂山。”《本草》记载：“天麻生长在泰山、崂山等山中。”那么字原本写作“崂”，如果《魏书·地形志》、《唐书·姜抚传》、《宋史·甄栖真传》都写作“牢”，那是传抄时的错误。《诗经》说：“山川遥远，显得广阔。”郑玄笺注说：“劳劳，意为广阔。”那么这座山或许是因为取其广阔之意而命名。郑康成是齐国人；“劳劳”是齐地方言。

《山海经·西山经》也有劳山，与此处同名。

《寰宇记》说：“秦始皇登上劳盛山，眺望蓬莱，后人因此称此山别名劳盛山。”这是错误的。劳、盛，是两个山的名字，劳即劳山，盛即成山。《史记·封禅书》说：“第七是日主，祭祀在成山。成山像斗一样伸入海中。”《汉书》写作“盛山”，古字通用，齐地东部，被大海环绕，海岸的山没有比劳山、成山更大的，所以秦始皇登上它们。《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命令入海的人携带捕捉巨鱼的器具，而自己用连弩，等候大鱼到来，射杀它。从琅邪向北到荣成山，没有见到。到了之罘，看见巨鱼，射杀了一条。”正义说：“荣成山就是成山。”查考史书及前代地理书，并没有荣成山，我向来怀疑这一点。认为这段文字在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定是“劳”字的错误。后来看到王充《论衡》引用这段文字，正好写作“劳成山”。才知道古人传抄的错误，唐代各位学者也没有详细考证，于是使得劳山并入了盛山的名字，成山冒用了荣山的称号。现在特别记载下来，以纠正史书两千年的错误。先生《劳山图志序》大致说：劳山在今即墨县东南海上，距离县城四五十里，或者八九十里。有大劳、小劳，山峰有几十座，总名叫劳，《志》说秦始皇登劳盛山，望蓬莱，因此称此山别名劳盛，却不得其所以命名的含义。《汉书》：“成山”写作“盛山”，在今文登县东北，那么劳、盛自然是两座山，古人立言崇尚简略，齐地东部，三面环海，那像斗一样伸入海中的地方，南边是劳山，北边是盛山，贝壳遍布齐地东部边境了。那山高大深险，绵延二三百里。因为它偏僻在海角，所以人迹罕至。秦始皇登上它，必定是万人开辟道路，百官随从，千人拥戴牵引然后才能上去。五谷不生，环山以外，土地都疏松贫瘠，海滨盐碱，仅有鱼蛤，也必须看时节。秦始皇登上它，必定是一郡供应张设，数县储备等待，四民废弃职业，千里骚动然后才能上去。于是齐人苦于它，而称它为劳山，大概是这个原因吧？古代的圣王使百姓劳苦而百姓忘记它，秦始皇一次出游而劳苦的名声流传千万年。然而导致这样的结果是有原因的。《汉志》说齐地风俗夸诈。自太公、管仲之后，他们的霸术已经无遗策。而一两个智慧之士猖狂地谈论迂怪之谈，以耸动天下的听闻，不过是想让当时的君主拥戴，辩士折服，为了名声高尚罢了，哪里知道祸患竟然到了这个地步！

○楚丘 《春秋·隐公七年》：“戎在楚丘攻打凡伯并俘虏他回去。”杜氏说：“楚丘，是卫地，在济阴成武县西南。”那济阴的成武，这是曹地，说它是卫地不对。大概是因为僖公二年“城楚丘”同名而错误。查考卫国的封地本来在汲郡朝歌。懿公被狄人灭掉，渡河向东，立戴公，以庐舍住在曹。杜氏说：“曹，是卫的下邑。”《诗经》所说的“思须与潜”，庐舍，是没有城郭之称，而不是曹国的曹。《僖公三年》：“在楚丘筑城。”杜氏说：“楚丘，是卫邑。”《诗经》所说的“作于楚宫”，而不是戎攻打凡伯的楚丘。只说是卫邑，而不详细其地点，但必定在今滑县、开州之间。滑在河东，所以唐人有“魏、滑分河”的记录。《水经注》却说：“楚丘，在成武西南，就是卫文公迁徙的地方。”错误了。那曹国的土地，齐桓公怎么能夺取它而封给卫国呢，因为曹名相同，楚丘的名字又相同，于是附会为同一地方罢了。

现在曹县东南四十里有景山，怀疑就是《商颂》所说的：“登上那景山，松柏圆直”，而《左传·昭公四年》椒举说：“商汤有景毫之命”的地方。《〇诗》：“在堂上望楚，景山与京。”那么不在此地。

○东〇 汉代陈留郡有东〇。《续汉志注》说：“《陈留志》说：‘故户牖乡有陈平祠。’”而山阳郡有东缗，《续汉志》：“春秋时叫缗。”注说：“《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齐侯伐宋，包围缗，’《前书》师古说：‘缗音〇。’《左传》解释：‘缗，宋邑。’高平昌邑县东南有东缗城。”《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攻打爰戚、东缗前往。”索隐说：“山阳有东缗县。”属于陈留的，音〇。

译属于山阳郡的，读音为〇。《括地志》说：“东缗故城在兖州金乡县的境内。”《水经注》引用《王海碑》的碑文说：“派遣河堤谒者山阳东〇司马登。”因此将“缗”当作“〇”，是错误的。《隶释·酸枣令刘熊碑》碑阴记载：“曾任东〇长的苏胜。”这是陈留郡的东〇。

译○春秋时期，田地有封疆和沟渠，所以随地都可以设置关隘。而田间纵横交错的道路，也不利于战车行驶。从国佐回答晋人的话就可以知道了。到了战国时期，井田制开始废除，战车变为骑兵，于是敌寇劫掠容易而防守困难，不得已才修筑长城。《史记·苏代传》记载：“燕王说：‘齐国有长城抵御防备，足以作为屏障。’”《竹书纪年》记载：“梁惠成王二十年，齐闵王修筑防地，作为长城。”《续汉书·郡国志》记载：“济北国卢县有长城，延伸到东海。”《泰山记》记载：“泰山以西有长城，沿着河流经过泰山，一千多里，到达琅邪台入海。”这是齐国的长城。《史记·秦本纪》记载：“魏国修筑长城，从郑地沿着洛水，向北到达上郡。”《苏秦传》记载：“苏秦游说魏襄王说：‘西边有长城作为边界。’”《竹书纪年》记载：“惠成王十二年，龙贾率领军队在西边修筑长城。”这是魏国的长城。《续汉书·郡国志》记载：“河南郡卷县有长城，经过阳武到达密县。”这是韩国的长城。《水经注》记载：“盛弘之说：叶县东界有故城，从始平县城向东到淦水，到达南阳，南北数百里，称为方城，也叫长城。”《郡国志》说：“叶县有长城，叫方城。”这是楚国的长城。至于《赵世家》记载：“成侯六年，中山国修筑长城”，又说：“肃侯十六年，修筑长城”，那么赵国和中山国也有长城了。由此说来，中原地区多有长城，不仅仅在北边。

在北边的，《史记·匈奴传》记载：“秦宣太后起兵，讨伐残破的义渠，于是秦国拥有陇西、北地、上郡，修筑长城以抵御胡人。”这是秦国的长城。《魏世家》记载：“惠王十九年，修筑长城，堵塞固阳。”这是魏国的长城。《匈奴传》又说：“赵武灵王向北攻破林胡、楼烦，修筑长城。从代地并阴山，”下到高阙作为关塞，并设置云中、雁门、代郡。”这是赵国的长城。燕将秦开袭击攻破东胡，东胡退却一千多里，燕国也修筑长城，从造阳到襄平，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東郡，以抵御胡人。”这是燕国的长城。秦国灭掉六国，秦始皇派蒙恬率领十万大军，向北攻打胡人，全部收复河南地。凭借黄河作为关塞，修筑四十四座县城，临近黄河，迁徙罪犯戍守以充实人口，并开通直道。从九原到云阳，凭借边山险峻、溪谷可以修缮的地方加以整治，从临桃起，到辽东，一万多里。又渡过黄河占据阳山北假中。这是秦统一天下之后所修筑的长城。从此以后，汉武帝元朔二年，派遣将军卫青等攻打匈奴，夺取河南地，修筑朔方，又修缮秦时蒙恬所建的关塞，凭借黄河作为坚固防线。魏明元帝泰常八年二月戊辰日，在长川以南修筑长城，从赤城西起，到五原，绵延两千多里。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五月丙戌日，征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民夫修筑长城。

上塞周围，从上谷起，向西到黄河，广袤都达千里。北齐文宣帝天保三年十月乙末日，修筑长城从黄护岭北到社平戍四百多里，设立三十六个戍所。六年，征发民夫一百八十万修筑长城，从幽州北夏口到恒州九百多里。在此之前，从西河总秦戍修筑长城，向东直到大海，前后所修筑的东西方向共三千多里，大概十里设一个戍所，在要害处设置州镇共二十五处。八年，在长城内修筑重城。从库洛拔向东到坞纥戍，共四百多里，而《斛律羡传》说：“斛律羡因为北方胡人屡次侵犯边境，必须防备意外。从库堆戍向东直到大海，沿着山势曲折两千多里，其中二百里内，凡是险要之处，或者砍山筑城，或者断谷设障，并设立戍逻五十多处。”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征发山东各州民夫修筑长城，设立亭障，西起雁门，东到碣石。隋文帝开皇元年四月，征发稽胡修筑长城。五年，派司农少卿崔仲方征发民夫三万，在朔方、灵武修筑长城，东到黄河，西到绥州，南到勃出岭，绵延七百里。六年二月丁亥日，又命令崔仲方征发民夫十五万，在朔方以东，沿着边境险要处修筑数十座城。七年，征发民夫十万余人修筑长城。大业三年七月，征发民夫百余万修筑长城，西越榆林，东到紫河。四年七月辛巳日，征发民夫二十余万修筑长城，从榆林谷向东。这又是后史所载继修长城的事情。

●卷三十二○而《孟子》说：“望道而未之见。”集注说：“‘而’读作‘如’，古字通用。”朱熹回答门人，引用《诗经》：“垂带而厉”，《春秋》：“星陨落如雨”作为证据。现在考证，又得到二十多件事。《易经》：“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虞翻转解：“而，就是如。”《尚书·顾命》：“其能而乱四方。”传解释为“如”。《孟子》：“九一而助。”

译也。”

译《左传·隐公七年》：“歃如忘。”服虔说：“如，就是而。”《僖公二十六年》：“室如悬罄。”注释说：“如，就是而。”《昭公四年》：“牛谓叔孙，见仲而何？”注释说：“而何，就是如何。”《史记·贾生传》：“化变而嬗。”韦昭说：“而，就是如，像蝉蜕化一样。”《战国策》：“威王不应而此者三次。”《韩非子》：“嗣公知道了，故而驾鹿。”《吕氏春秋》：“靖郭君炫耀着说：不行。”又说：“而固贤者也，用之未晚也。”（此处“而”通“如”，意为如果本来贤能，任用他也不晚。）《荀子》：“ポ然而雷击之，如墙压之。”

《说苑》：“越诸发说：意而安之，愿意借冠冕来见；意如不安，愿意不改变国家风俗。”又说：“而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如果有用我的人，我大概会成为东周吧？）《新序》引用邹阳的书信：“白头而新，倾盖而故。”东汉《督邮斑碑》：“柔远而迩。（安抚远方而亲近近处。）”这些“而”字都应当写作“如”。《战国策》：“昭奚恤说：请求而得不到，有悦色，不是故意如何呢？’〇疵说：”这不是相反如何呢？’“《大戴礼》：”让有司每天省察如时考核他们。“又说：”然如曰《礼》云《礼》云。（然而如果说《礼》说《礼》说。）“又说：”安如易，乐而湛。（安适如平易，快乐而沉浸。）“又说：”不赏不罚，如民咸尽力。（不奖赏不惩罚，如果百姓都尽力。）“又说：”知一而不可以解也。（知道一而不能解脱。）“《春秋繁露》：”施其时而成之，效法其命令如遵循它。“《淮南子》：”尝一口水如甘苦就知道了。“《汉乐府》：”艾如张后。“汉代《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无为了如治理，高如不危险，满如不溢出，“《太尉刘宽碑》：”去掉鞭打，如获得实情；不用刑罚，如消除奸邪。“《郭辅碑》：”他年轻时，孝顺友爱而喜欢学习；他年长时，宽厚舒坦如喜欢施舍。“《易经》王弼注：”变革而大亨以正，不是应当如何？“这些“如”字都应当写作“而”。《汉书·地理志》：”辽西郡，肥如，王莽改名为肥而。“《左传·襄公十二年》：”夫妇所生若而人。“注释说：”若如人。“《说文解字》：”需从雨，而声。“大概就是把“而”读作“如”。唐代诗人多用“而今”，也作“如今”。现在江西人说话如何也说“而何”。

《周礼》：“旅师而用之以质剂”，注释说：“‘而’读为‘若’，是声音的误用。”陆德明《经典释文》说：“‘而’音‘若’。”《仪礼·乡饮酒礼》：“公如大夫入”，注释说：“‘如’读为‘若’。”

○奈何 “奈何”这两个字，始于《五子之歌》：“作为在上位的人，为什么不恭敬！”《左传》：“河鱼腹疾，怎么办。”《曲礼》说：“国君离开他的国家，阻止他说：”为什么离开社稷呢！‘大夫说：“为什么离开宗庙呢！’士说：”为什么离开坟墓呢！‘“《楚辞·九歌·大司命》：”愁人兮奈何！“《离骚》：”君不知兮可奈何！“这是“奈何”二字的起源。《左传》华元的歌说：”牛则有皮，犀尚多，丢弃铠甲则那！“直说叫”那“，拉长声音说叫”奈何“，是一样的。又《尚书》：”如五器“，郑康成把”如“读为乃个反。《论语》：”我末如之何也已矣，“读音也与”奈“相同。

六朝人多把“奈”写成“那”。《三国志》注文中钦《与郭淮书》说：“所向全胜，要那后无继何！”《宋书·刘敬宣传》：“牢之说：”平元之后，令我那骠骑何！“唐代诗人多把”无奈“写成”无那“。

○语急 《公羊传·隐公元年》：“母亲想立他，已经杀了他，如不给他罢了。”注释说：“‘如’就是‘不如’，是齐地的方言。”按此不必是齐地方言。《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宋子鱼说：”如果受了重伤，就不如不伤。受了两个头发花白的人，就不如服从。‘“《成公二年》：”卫孙良夫说：“如果知道不能，就不如不出。’”《昭公十三年》：“蔡朝吴说：”你们如果能死亡，就不如违背他，等待所救济的。如果寻求安定，就不如给他，以救济所欲。‘“《二十一年》：”宋华多遌说：“君主如果接受司马，就不如逃亡。’”《定公五年》：“楚于西说：”不能如辞。‘“《八年》：”卫国王孙贾说：“那么就不如背叛他。’”《汉书·翟义传》：“翟义说：”想要让都尉自己送，就不如不收取吗。‘“《左传》正义说：”古人语然，就像’不敢‘说’敢‘一样。“

古人多因为语速急促而省略文字。《诗经》：“亦不夷怿。”“悸”字下省略了一个“乎”字。《尚书》：“弗慎厥德，虽侮可追。”“可以”上省略了一个“不”字。“我生不有命在天。”“没有”上省略了一个“岂”字。“在今

译你安定百姓，选择谁不是人？敬重谁不是刑？谋划谁不是及？”“人”字下、“刑”字下、“及”字下各省略一个“乎”字。《孟子》说：“即使是粗布宽衣的人，我也不畏惧。”“不”字上省略一个“岂”字。《礼记》说：“年幼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年老时喜好礼制，不追随流俗，修养自身以等待死亡的人，不在这个职位上。好学不知疲倦，喜好礼制而不改变，到了八九十岁仍称道不乱的人，也不在这个职位上。”“幼”字上、“好”字上各省略一个“非”字。

译《公羊传·隐公七年》说：“同母的弟弟称为‘弟’，同母的哥哥称为‘兄’。”注解说：“母弟，就是同母的弟弟；母兄，就是同母的哥哥。不说‘同母’，而说‘母弟’，就像说‘不如’而说‘如’一样，这是齐地的方言。”

○ 天体运行的周期称为“岁”。《尚书》说“用闰月来定四季，从而完成一岁”，“岁二月，向东巡视”就是这种用法。人的年龄周期称为“年”。《尚书》说：“吕侯命令周王，在位一百年。”《左传》说：“季魄说：‘我已经二十五岁了。’”“绛县有个年纪难以确定的人，让他报岁数。师旷说：‘七十三岁了。’”“这时昭公十九岁了。”《史记》说：“大概太公去世一百多年了”，也是这种用法。现在人多把“年”称为“岁”。《周礼》中“太史”的注解说：“用中气计算的叫‘岁’，用朔日计算的叫‘年’。从今年的冬至到明年的冬至，叫‘岁’；从今年的正月初一到明年的正月初一，叫‘年’。”

古人只说“年几何”，不说“岁”，从司马迁开始改变了这一说法。《秦始皇本纪》说：“年十三岁。”

现在的人以岁首之日增加年龄，古人则以岁末之日过后才增加年龄。《史记·仓公传》说：“臣意的年龄已满三年。”意思是三十九岁。

○ 月半，现在人把十五称为月半，大概古代经典中已有此说。《仪礼·士丧礼》说：“月半不进行盛大的祭奠。”《礼记·祭义》说：“初一和十五，国君巡视牺牲。”《周礼·大司乐》说：“大王进食时有三次劝食。”注解说：“大食，指初一和十五，用音乐劝食的时候。”晋代温峤给陶侃的信中说：“攻克之后，十五那天大举进攻。”然而也有把上下弦月称为月半的。刘熙《释名》说：“弦，是月半的名称。它的形状一边弯曲，一边笔直，像拉弓张弦一样。望，是月满的名称。大月十六日，小月十五日，太阳在东，月亮在西，遥遥相望。”这就是说，所谓的“月半”指的是弦月，《礼经》所说的“月半”指的是望月。弦称为半，是从月亮的形状来说的；望称为半，是从日数的中间来说的。

○ 巳，吴才老《韵补》说：“古时‘已午’的‘巳’也用作‘已矣’的‘已’。”《汉书·律历志》说：“在辰时振兴美好，在巳时盛大。”《史记》说：“巳，是说阳气已经尽了。”郑玄梦见孔子告诉他：“起来起来，今年岁在辰，明年岁在巳。”我认为古人读“巳”为“矣”的证据不止这些。《淮南子》说：“北斗指向巳，巳就是生，已经安定。”《说文解字》说：“巳，就是已。四月阳气已经出来，阴气已经藏匿，万物呈现出花纹，所以‘已’字像蛇，是象形字。”《释名》说：“巳，就是已。阳气完全散布完毕。”《诗经》说：“似续姒祖。”郑玄笺注说：“‘似’读如‘巳午’的‘巳’。巳续姒祖，意思是已经建成其宫庙。”《五经文字》说：“起，从长巳的巳。”《白虎通》说：“太阳在巳时出现，巳，就是万物必然兴起。”《晋书·乐志》说：“四月的辰位称为巳，巳，就是兴起，万物到这时完全结束而兴起。”《诗经·江有汜》也读为“矣”，《释名》说：“水流决出又回流为汜，汜，就是已。如同出去有所作为，完毕已尽又回来进入。”“以享以祀”也读为“矣”，《说文解字》说：“祭祀没有止息。从示，巳声。”《公羊传》何休假注说：“说‘祀’，是没有止息、长久之意。”《释名》说：“商朝叫祀。祀，就是已，新气上升，故气已尽。”现在人把“辰巳”的“巳”读作“士”音。宋代毛晃说：“阳气在子时升起，在巳时终结。巳，就是终已，象征阳气既极又回复的形状。”所以又有“终巳”的意思。现在俗字以有钩的为“终已”的“已”，无钩的为“辰巳”的“巳”，这是不了解字义。季春三月，辰为建，巳为除，所以用三月上巳来拔除不祥。古人说病愈为“已”，也是这个意思。

“戊己”的“己”，篆书写作“己”。“辰巳”的“巳”，篆书写作[1234]，像蛇的形状。隶书则混淆而相似，只用直笔上缺表示“已”，上满表示“巳”。

○ 里，《毅梁传》说：“古时三百步为一里。”现在以三百六十步为一里，而且尺又比古尺大四分之一，现在的六十二里就相当于古代的百里。《毅梁传》说：“鞍距离国都五百里。”现在从历城到临淄仅三百三十里，《左传》说：“黄人说从郢到我们九百里。”现在从江陵到光州仅七百里。邾子说：“吴国二千里，不到三个月到不了。”现在从苏州到邹县仅一千五百里。《孟子》说：“不远千里而来”，“千里而见王”，现在从邹到齐到梁也不过五六百里，又说：“舜死在鸣条，文王生在岐周，相距一千多里。”现在从安邑到岐山也不过八百里。《史记》中张仪游说魏王，说从郑到梁二百多里。现在从郑州到开封仅一百四十里。戚夫人唱道：“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贡上书说：“自痛去家三千里。”

译从如今的琅邪到长安也不过两千多里，赵国则比两千里还要近一些。这就是荀子所说的“日中而趋百里者”，实际上不过六十多里，而千里马一天也只能奔跑五六百里罢了。

译《王制》说：“古代的百里，相当于现在的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这大概是不对的。○仞《说文解字》说：“仞，伸直手臂一寻八尺。从人，刃声。”《尚书》说：“堆山九仞。”孔安国传：“八尺叫仞。”正义说：“《考工记·匠人》中有畎、遂、沟、洫，宽度与深度都相等。而浍说宽二寻，深二仞，那么浍也是宽深相等，仞与寻相同。所以知道八尺叫仞。”王肃《圣证论》以及注释《孔子家语》，都说“八尺叫仞”，与孔安国的意思相同。郑玄说“七尺叫仞”，与孔安国的意思不同。《论语》：“夫子之墙数仞”注：“包咸说七尺。”《孟子》：“掘井九仞。”注“八尺”。朱熹于是两者都采纳。应当以八尺为正确。如果《小尔雅》说“四尺”，《汉书》应劭注说“五尺六寸”，那就更加不对了。

○不淑人死称为“不淑”，《礼记》：“如何不淑”，就是这样。生离也称为“不淑”，《诗经·中谷有蓷》：“遇人之不淑矣”，就是这样。失德也称为“不淑”，《诗经·君子偕老》：“子之不淑，云如之呵”，就是这样。国家灭亡也称为“不淑”，《逸周书》：“周武王于是登上汾水的土山，来眺望商邑，说：‘呜呼！不淑！’”，就是这样。

○不吊古人说不吊的，犹如说不仁。《左传·成公十三年》：“穆公是不仁。”《襄公十三年》：“君子认为吴国是不仁。”《十四年》：“有君主不仁。”《昭公七年》：“兄弟不和睦，因此就是不仁。”《二十六年》：“率领一群不仁的人来在王室作乱。”都是不仁的意思。《襄公二十三年》：“敢告不吊”以及《诗经》的“不吊昊天”，“不吊不祥”，《尚书》的“弗吊，天降丧于殷”，则认为这是哀怜的词，杜预注都认为“不相吊恤”；而对于“群不吊之人”则说：“吊，至也。”在意义上讲不通。只有《成公七年》：“中原大国不整顿军队，蛮夷入侵讨伐，却没有谁去体恤，没有体恤邻国的大国啊！”这才应当是说大国没有体恤邻国的意思罢了。

○亡亡有三种含义。有以死亡来命名的，《中庸》：“事奉死者如同事奉生者”，就是这样。有以出逃在外来命名的，晋公子称为“亡人”，就是这样。有仅以不在来命名的，《诗经》：“我的美人不在这里”，《论语》：“孔子趁他不在的时候，去拜见他”，就是这样。《汉书·袁盎传》：“不以在不在为借口。”

○乾没《史记·酷吏列传》：“张汤起初担任小吏时乾没。”徐广说：“乾没，随势沉浮。”服虔说：“乾没，射中成败。”如淳说：“预先占有物品等待时机，得利为乾，失利为没。”《三国志·傅嘏传》：“岂敢寄命于洪流，来侥幸乾没，”裴松之注：“有所侥幸射中，不计较干燥与沉没而去做。”《晋书·潘岳传》：“他的母亲多次讥讽他说：‘你应当知足，却还不停止乾没吗！’”《张骏传》：“队事刘庆劝谏说：‘霸王不因为喜怒兴师，不因为乾没取胜。’”《卢循传》：“姐夫徐道覆向来胆识决断，知道刘裕已经返回，想要乾没一战。”《魏书·宋维传》：“宋维看见〇宠势日益显赫，便去乾没。”《北史·王劭传》赞：“作为河朔的清流，却乾没荣利。”《梁书·止足传》序：“他们进身时光荣宠幸容易，所以是愚夫所乾没的。”晋《鼙舞歌·明君篇》：“昧死射乾没，发觉暴露则灭族，”《抱朴子》：“忘记发肤的明戒，在难以希望的地方寻求乾没。”

乾没大体是侥幸取利的意思。《史记·春申君列传》：“在前头没利于前而易患于后也。”就是这个意思。

○唇《仪礼》注：“用白色染黑色叫辱，”所以老子对杨朱说：“大白若辱。”

○奸《广韵》：“奸，古颜切。私自，欺诈。也写作奸。”今本错误地把“奸”写成“奸”，不对，奸音干，侵犯，《左传·僖公七年》传曰：“君主用礼和信来统属诸侯，却用奸来结束。”说：“父子不侵犯叫做礼。”同一传中两个字各自出现，而意义不同。《释名》：“奸，奸也，说侵犯正法。”用“奸”解释“奸”，其为两个字是明确的。又奸字也可以训为“干禄”的干，《汉书·荆燕吴传》：“齐人田生用画奸泽。”《史记》作“干”，那么“奸”只与“干”通用，而不能作为“奸”。后人在案牍文移中因为“奸”字画多，省作“奸”字，这如同“繁”成为“烦”，“冲”成为“冲”，“驿”成为“ㄞ”，“台”成为“台”，都是借用的字。

○讹“讹”字古作“讠为”，伪字古也音讹。《诗经·小雅》：“民之讹言。”

译笺注说：“伪，即欺诈之意，小人喜好诈伪，从事交易时的欺骗言辞。”《尔雅》注解说：“世人将妖言称为讹。”《太平御览》引用周武王的《书钥》说：“昏庸之人谨守，深入考察讹言。”泰昌元年八月，御史张泼上言：“京城奸邪之人聚集，游手好闲者成群结队，有的被称为把棍，有的被称为〇讹头。请求将巡城改为中差，一年一任。”

译○谁何《诗经》说：“家人交相责骂我。”《韩诗》写作“讠崔”，《玉篇》写作“{谁工}”，音丁回切。意思是责骂。《六韬》说：“让我修筑营垒，责骂之声不绝？”《史记》中贾谊的《过秦论》说：“陈列锋利的兵器并呵问？”“谁”与“讠崔”相同，“何”与“呵”相同。《汉书·五行志》说：“主公车上的大谁卒？”注解说：“大谁，是主公询问非常之人，问姓名是谁何。”这种解释不恰当。《焦氏易林》说：“当年年少守寡，独自与孤独相处，鸡鸣犬吠，没有敢呵问的人。”《说苑》说：“百姓知道十倍于自己的人，就尚且与他争辩，说‘不如我’。百倍于自己的人就挑剔他的过错，千倍于自己的人就呵问而不信任。”扬雄《卫尉箴》说：“二世荒淫无度，败亡于望夷宫。阎乐假传圣旨搜捕，顺从的人不呵问。”

《史记·卫绾传》说：“一年多，不责骂呵问卫绾。”《汉书》写作“不孰何绾”，难以理解，怀疑“谯”讹误为“谁”，“谁”又转写为“孰”。

《周礼·射人》说：“不恭敬的人苛责惩罚他。”注解说：“苛是诘问的意思。”按此处的“苛”也是“呵”字。

○信《东观馀论》引用晋武帝、王右军、陶隐居的信帖以及《谢宣城传》，说：“凡是说‘信’的，都指使者。”杨用修又引用《古乐府》：“有信多次寄书，无信长久相思”作为证据，确实正确。然而这种用法始于东汉以后，杨太尉夫人袁氏《答曹公卞夫人的信》说：“就托付往来的使者。”《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说：“自然可以断绝来使，慢慢再告诉他。”魏杜挚《赠母丘俭诗》说：“听说有韩众的药，使者来给了一丸。”以便人作为使者始于此处。如果古人所说的信，是符验的别名。《墨子》说：“大将派人行守，拿着信符。”《史记·刺客传》说：“现在行动而没有信物，就不能亲近秦王。”《汉书·石显传》说：“于是时常归附诚意，取一个信物作为验证。”《西域传》说：“匈奴使者拿着单于的一个信物到各国，各国传送食物。”《后汉书·齐武王传》说：“得到司徒刘公的一个信物，愿意先投降。”《周礼·掌节》注说：“节就是信，”行者所执的信，这就像现在人说的印信、信牌的信，不能说是使者。所以梁武帝赐给到溉《连珠》说：“研磨墨来腾发文辞，笔飞毫来书写信物。”而现在的人于是有了书信的名称。

○出《尔雅》说：“男子称姐妹的儿子为出。”《传》中凡是说出的都是外甥。《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说：“陈厉公，是蔡出的。”《僖公七年》说：“申侯，是申出的。”《成公十三年》说：“康公，是我自己出的。”

《襄公二十五年》说：“是我周自己出的。”又说：“桓公的动乱，蔡人想立他的出。”《二十九年》说：“晋平公，是杞出的。”《三十一年》说：“莒去疾逃奔齐国，是齐出的。展舆，是吴出的。”《昭公四年》说：“徐子，是吴出的。”《公羊传·文公十四年》传说：“接〇，是晋出的。”“ㄑ且，是齐出的。”《史记·秦本纪》说：“晋襄公的弟弟名叫雍，是秦出的。”《汉书·五行志》说：“王子晁，是楚出的。”而《公羊传·襄公五年》传说：“大概是舅出的。”就把舅甥称为“舅出”了。

○鳏寡鳏，是无妻的称呼。但有妻子而在外服役的人，也可以称为鳏。《诗经》说：“什么草不黑，什么人不是鳏夫。”“矜”读作“鳏”是正确的。寡，是无夫的称呼。但有丈夫而独自守节的人，也可以称为寡。《越绝书》说：“独妇山，勾践将要伐吴，把寡妇迁到独山上，作为死士，表示得到专一。”陈琳诗说：“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是正确的。鲍照《行路难》说：“来时听说你妻子，闺中孀居独宿有贞节的名声。”也是这个意思。

妇女以丈夫死亡为寡，丈夫也以妻子死亡为寡。《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说：“齐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小雅》说：“凡无妻无夫通称为寡。”《焦氏易林》说：“久鳏无偶，思念配织女。求其非望，自令寡处。”

○丁中唐高祖武德六年三月：人生下来为黄，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一岁为丁，六十岁为老。唐玄宗天宝三载十二月癸丑，下诏说：“近来成童的年纪，就挂上轻徭；既冠的年纪，就承担正役。怜悯他们劳苦，心中挂念。从今以后宜以十八岁以上为中男，二十三岁以上成丁。”杜甫《新安吏》诗说：“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是十八岁以上都征发的意思。然而史文中多有说“丁中”的，举丁、中可以包括黄、小了。《辽史·耶律学古传》说：“多张旗帜，杂丁黄，作为疑兵。”大概中小都杂用，而史文代以“黄”字，黄的，四岁以下，怎么可以杂在兵间呢？

译○阿《隶释·汉郙阁颂碑》碑阴记载：其中四十人，都只刻写他们的名，并在名后加上“阿”字，像“刘兴阿兴”、“潘京阿京”这样，必定是这些编户齐民未曾有德行值得表彰，刻石的人为了追求整齐而强行加上的，就像如今街巷中的妇女用“阿”字连缀姓氏一样。《成阳灵台碑》碑阴有主吏“仲东阿东”，又说：“仲阿东在行冠礼那年，年幼便具备中等的资质。”由此也可看出他年少而尚未取字。《抱朴子》记载：“祢衡游历许都，从公卿国士以下，祢衡起初不称呼他们的官职，都直呼其名并在前加‘阿’字，或者用姓氏称呼他们为‘某儿’。”《三国志·吕蒙传》注引：“鲁肃拍着吕蒙的背说：‘不再是吴下阿蒙了。’”《世说新语》注引：“阮籍对王浑说：‘和你说话不如和阿戎说话。’”这些都是他们小时候的称呼。妇女用“阿”字连缀姓氏，那么隋朝独孤皇后称云昭训为阿云。唐朝萧淑妃称武则天为阿武。韦皇后被废为庶人，被称为阿韦。刘从谏的妻子裴氏被称为阿裴。吴湘娶颜悦的女儿，其母焦氏被称为阿颜、阿焦，都是如此。也可以用来自称自己的亲人，《焦仲卿妻》诗中：“堂上启阿母”，“阿母谓阿女”，就是这种用法。也可以作为不确定何人的代词，《古诗》：“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誰？”《三国志·庞统传》：“先主对庞统说：‘刚才的议论，是谁错了？’”《晋书·沈充传》：“王敦变了脸色说：‘我是谁？’”都是这种用法。“阿”是助词，古人把它当作随意应答的声音，《老子》：“‘唯’与‘阿’，相差多少呢？”现在南方人把它读作人声，这是错误的。

译○“幺”和“一”是数字的根本，所以可以用来表示大的名称，比如一年的称呼叫“元年”，长子的称呼叫“元子”就是这样。又因为是数字的开始，所以也可以用来表示小的名称，比如骰子上把一称为“幺”就是这样。《尔雅》说：“幺，幼小。”注释说：“猪最后出生的小猪，俗称幺豚。”所以后人有了“幺<麻骨>”的称呼，《说文解字》说：“幺，小。像婴儿初生的形状。”“幼”字从“幺”，也是取这个意思。《汉书·食货志》记载：“王莽制定六种钱币：小钱、幺钱、幼钱，中钱，壮钱，大钱。五种贝币：大贝、壮贝、幺贝、小以及不足一寸二分者。十种布币：大布、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隋书·律历志》记载：“凡是日子不满整数的称为余，积累成余的称为秒，度数不满整数的称为分，积累成分数的称为蔑。其中不够秒的称为磨，不够蔑的称为么。”班彪《王命论》说：“幺<麻骨>尚且不及几个儿子，”蔡邕《短人赋》说：“其余〇幺。”晋代陆机《文赋》说：“犹如琴弦细而徽急，所以虽然和谐却不悲切。”郭璞《萤火赞》说：“熠熠宵行，虫之微幺。”卢谏《蟋蟀赋》说：“享神气之幺[B091]”，都使用这个字。《唐书·杨炎传》说：“卢杞相貌幺陋。”《宋史·岳飞传》说：“杨幺本名杨太。杨太年幼，楚地人称小为幺，所以叫杨幺。”俗写作“么”，是错误的。

○元元，就是根本。原来的官职叫元官，原来的籍贯叫元籍，本来叫元来。唐宋人多用这种说法，后人用“原”字代替，不知何解。原，是再次的意思。《易经》中的“原筮”，《周礼·马质》、《礼记·月令》中的“原蚕”，《文王世子》中的“末有原”，汉代“原庙”中的“原”，都解释为“再”。这与“本来”的意思完全不同，有人认为洪武年间，臣下有称元任官的，忌讳元朝的官职，所以改了这个字。

古人也有称原官的。东汉张衡回答问话时说：“曩滞日官，今又原之。”注释说：“《尔雅》说：‘原，再。’张衡任太史令，离职五年，又任太史令，所以说原之。”那么“原官”就是再任官职的意思。

○写，《说文解字》说：“放置物品。”《诗经》说：“驾言出游，以写我忧，既见君子,我心写兮。”《周礼·稻人》说：“以浍写水。”《仪礼·特牲馈食礼》说：“主人出，写啬于房。”《礼记·曲礼》说：“器之溉者不写，其余皆写。”《韩非子》说：“卫灵公召师涓而告之曰:‘有鼓新声者，其状似鬼神，子听而写之。’”《国语》说：“王命工以良金写范蠡之状，而朝礼之。”《史记·秦始皇纪》说：“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苏秦传》说：“宋王无道，为木人以写寡人。”《新序》说：“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画龙，屋室雕文以写龙。”《周髀经》说：“笠以写天。”《上林赋》说：“〇〇布写。”《汉书·贾捐之传》说：“淮南王盗写虎符。”今人把书写称为写，大概是因为这本传于那本，犹如这个器物传于那个器物。始于《特牲馈食礼》：“卒筮写卦。”注释说：“卦者主画地识爻，爻备,以方写之。”《汉书·艺文志》说：“孝武置写书之官。”《河间献王传》说：“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路温舒传》说：“取泽中蒲截以为牒,编用写书。”《霍光传》说：“山又坐写秘书。”《师丹传》说：“吏私写其草。”《淮南子·说山训》说：“窃简而写法律。”孔安国《尚书序》说：“更以竹简写之。”到东汉而有图写、缮写的称呼，流传至今。

今人把马卸鞍称为写，货物卸下舟车也称为写，与“器之溉者不写”的意思相同。《后汉书·皇甫规传》说：“旋车完封，写之权门。”《晋史·潘岳传》说：“发〇写鞍，皆有所憩。”《说文解字》作“卸”，舍车解马。读音如同汝南“写书”的“写”。○行李，古代称行人为行李，也称“行理”。《左传·僖公三十年》说：“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左传·襄公八年》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都写作“李”。《左传·昭公十三年》说：“行理之命，无月不至。”写作“理”。《国语》说：“周之《秩官》有之曰:‘敌国宾至，关尹以告，行理以逆之。’”贾逵说：“理，吏也。小行人也。”汉代李翕《析里桥甫阝阁颂》说：“行理咨嗟。”

到唐代，称官府导从之人也称行李。《旧唐书·温

译《造传》记载：“左拾遗舒元褒进言：‘元和、长庆年间，御史中丞出行，仪仗队伍不超过半条街巷，如今却远远延伸到两条街巷，称之为笼街喝道。’皇帝下诏说：‘御史的职责，在于揭发奸佞、触犯邪恶，不在于仪仗排场。’”这难道是因为不敢称其为卤簿，而另外起了这个名称吗？

○耗：现在的人把音信称为“耗”，这一用法起源于《后汉书·章德窦皇后纪》：“家中既然败落，多次呼唤相工询问吉凶消息。”注引薛氏《韩诗章句》说：“耗，意为凶恶。息耗，就是询问吉凶的意思。”

○量移：唐朝人获罪，被贬谪流放到远方，遇到赦免改任近处，称为量移。《旧唐书·玄宗纪》记载：“开元二十年十一月庚午日，在汾阴祭祀后土，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到近处。”“二十七年二月己巳日，加尊号，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到近处。”量移一词始见于此。李白《赠京兆韦参军量移东阳市》诗云：“潮水还归海，流人却回到吴地。相逢询问愁苦，泪尽如日南珠。”白居易《贬江州司马自题诗》云：“一旦失宠先被左降，三年按惯例尚未量移。”等到他迁任忠州刺史，又写道：“流落多年应是命运，量移到远郡还未正式任职。”所以韩愈从潮州刺史量移到袁州，有“遇赦移官罪未除的诗句。而《宋史》记载卢多逊被贬崖州，诏书说：“即使经过大赦，也不在量移的范围内。”现在的人却把升职称为量移，这是错误的。

○罘罳：“罘罳”这个字虽然从网部，其实是指屏风。《汉书·文帝纪》记载：“七年六月癸酉日，未央宫东阙的罘罳发生火灾。”颜师古说：“罘罳，是指连接阙门曲阁的设施，用来覆盖重叠雕刻的墙壁之处，其形状像罘罳一样。另一种说法：就是屏风。”崔豹《古今注》说：“罘罳，是屏风的遗象，臣子朝见君主，走到门内屏风外，再次思考，罘罳，就是再次思考的意思。汉代西京的罘罳，有的用木板合制，有的用土筑成，每个门阙殿舍前都有，如今郡国官署厅前也树立它。”《考工记·匠人》记载：“宫角的高度为七雉，城角的高度为九雉。”注解说：“宫角、城角，指的是角上的浮思（即罘罳）。”《广雅》说：“罘罳也叫屏。”《越绝书》说：“巫门外的罘罳，是春申君离开吴国时，假君思念的地方。”鱼豢《魏略》记载：“黄初三年在诸门阙外修建罘罳。”参考各种书籍，应当采纳屏风说。又《五行志》中，刘向认为，东阙是朝见诸侯的门，罘罳在它外面，象征诸侯。那么它是屏风就很明显了。而有的设在门内，有的设在门外，只是制度各不相同罢了。《盐铁论》说：“朝廷的屏阁，墙垣阙门罘罳。”《董贤传》说：“外面修筑徼道，周围墙垣数里，门阙罘罳非常盛大。”《王莽传》说：“派遣使者毁坏渭陵、延陵园门的罘罳，说：‘不要让百姓再次思念。’”《后汉书·灵帝纪》记载：“中平四年二月己亥日，南宫内殿的罘罳自行毁坏。”

译《西阳杂俎》说：“现在的人大多把殿屋檐椽上用来护住雀鸟的网称为‘罘罳’，这是错误的。《礼记·明堂位》的疏解说：‘屏，是天子宗庙的装饰。’注解说：‘屏叫做树，就是现在的桴思，上面雕刻着云气、虫兽的图案，就像现在宫阙上面所做的那样。’这里也引用《广雅》和刘熙的《释名》作为证据。撰写《西阳杂俎》的段成式，大概是唐代时有人把护雀网称作‘罘罳’。所以史书在记载甘露之变时，说宦官扶着唐文宗登上轿子，冲破了殿后的罘罳，快步向北逃去；而温庭筠也有‘罘罳昼卷，阊阖夜开’的诗句了。

‘罘罳’这个词，有的写作‘桴思’，见于《礼记·明堂位》的注；有的写作‘浮思’，见于《考工记》的注，这些都在上面提到过；有的写作‘罘罳’，《博雅》说：‘罘罳叫做屏。’有的写作‘复思’，《水经注》说：‘在象魏上面加上复思以便于观看。’又说：‘谯城南面有曹嵩的坟墓，家庙北面有庙堂，榱栌和柱子都雕刻着云纹和矩纹，上面的复思已经破碎。’有的写作‘覆思’，宋玉《大言赋》说：‘大笑到来啊，摧毁了覆思。’意思是说一笑之下，墙壁和屏风都为之倾倒，如果是屋檐上的护雀网，也不值得如此夸大。陈氏《礼书》说：‘古代的门都有屏，天子把它设在外边，诸侯把它设在内边。按照礼制，台门前面设有旅树。旅，是道路的意思。在道路中间设置屏风，这是外门的屏。治朝在路门之外，天子在宁的位置站立，宁位于门和屏之间，这是路门的屏。《国语》说：‘君主背对着屏站立，夫人面向屏站立。’这是寝门内的屏。《鲁庙》疏说：‘屏，是天子宗庙的装饰。’这是庙门的屏。《月令》说：‘天子田猎，在屏的外面整顿设置。’这是田猎防区的屏。《晋天文志》说：‘屏四星，在端门之内，靠近右执法。’由此可见，先王设置屏风不是随便的。

○场屋 场屋，是指在广阔的场地中搭建房屋，不一定都是开科考试的地方。《隋书·音乐志》说：‘每年正月，万国来朝，停留到十五日，在端门外建国门内，绵延八里，排列成戏场，百官在道路两旁搭建棚子。从黄昏到天亮，以便观看，直到月底才结束。’所以戏场也被称为场屋。唐代元稹《连昌宫辞》说：‘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

○豆 《战国策》中张仪游说韩王说：‘五亩所生产的，不是麦子就是豆子。百姓所吃的，大多是豆饭和豆叶汤。’姚宏注说：‘《史记》写作‘饭菽而麦’，下文也写作‘菽’。古语只称菽，汉代以后才称为豆。’现在查考《本草》中有赤小豆、大豆的名称，《本草》并非都是神农所著。《越绝书》说：‘丙货的户以赤豆为下等物品，每石五十钱；己货的户以大豆为下等物品，每石二十钱。’《越绝书》也不是子贡所作。《汉书·杨恽传》说：‘种了一顷豆子，落下而成为豆萁。’

○陉 现在‘井陉’的‘陉’，古书中有写作‘钅开’的，《穆天子传》说：‘到达钅开山之下’就是；有写作‘研’的，《汉书·地理志》上党郡‘有石研闻’就是；有写作‘岍’的，《晋书·石勒载记》说：‘派石季龙在岍北攻击托候部掘咄哪，大败敌军’就是；有写作‘岍’的，《晋书》胡奋传说：‘军队驻扎在〇北’就是；有写作‘〇〇’的，扬子《法言》说：‘山〇〇之溪’就是；有写作‘径’的，李尤《函谷关赋》说：‘在北面则有萧居天井、壶口石径，贯穿越过代地朔方，以临北庭’就是。

○豸 《庄子·在宥篇》说：‘灾害波及草木，祸患波及止虫。’‘止’应当是‘豸’，古代‘止’和‘豸’通用。《左传·宣公十六年》说：‘庶有豸乎！’豸，就是止的意思。

○关 关，是用来阻挡门的木头。《说文解字》说：‘关是用木头横着支撑门户。’《左传》说：‘臧孙纥砍断了鹿门的关。’《吕氏春秋》说：‘孔子的力气，能举起国门的关，但不肯以力气闻名。’贾谊《新书》说：‘豫让说：‘我侍奉中行的君主，给他帷帐穿，给他关枕。’《鲁连子》说：‘譬如门关，举起来如果方便，就可以用一根手指支撑中间而举起；如果不方便，那么两只手也不能举起。关并没有增加重量，手也没有更加疲乏，只是所起的作用，不是举起的姿势罢了。’这些都是指阻挡门的木头。后人沿袭这个说法，于是就把门称为关。

《史记》把阻挡门的木头称为关。《汉书·杨恽传》说：‘有奔马撞击殿门，门关折断，马死了。’《赵广汉传》说：‘砍断他的门关而离去。’《宋书·少帝纪》说：‘突然跑出昌门，追赶的人用门关绊倒他。’《王镇恶传》说：‘军人沿着城墙得以进入城门，还来不及放下关。’《唐书·李训传》说：‘守门人想要关门上锁，被宦官呵斥，拿着关而不能放下。’

○宙 《说文解字》说：‘宙，是舟车所能到达并覆盖的地方。’这个解释不明确。《淮南子·览冥训》说：‘燕雀嘲笑它，认为它不能与自己争夺宇宙之间的空间。’高诱注说：‘宙，是栋

译梁。”这似乎相合。“宙”字从宀，原本是宫室的象形，后来的人借用来作为往古来今的称呼罢了。

译○石炭 今人把石炭叫做墨。查考《水经注》记载：“冰井台并深十五丈，里面储藏冰块和石墨。石墨可以用来书写，又燃烧起来难以烧尽，也叫做石炭，”由此可知石炭和石墨是同一种东西，只是有精粗的区别罢了。北方人凡是入声字都转为平声，所以把墨叫作煤，而俗字竟写作“煤”，这是不对的。《玉篇》说：“煤，是烟炱。”《韵会》说：“煤，是积聚在屋梁上的烟灰。”《吕氏春秋》记载：“孔子在陈、蔡之间陷入困境，七天没吃粮食，白天睡觉，颜回煮饭，饭快熟时，孔子看见颜回从甑中抓取食物吃。过了一会儿，饭熟了，颜回请孔子进食。孔子起身说：‘刚才我梦见祖先，要用洁净的食物进献。’颜回回答说：‘不行。刚才有灰尘落在饭中，扔掉食物不吉利，所以我抓起来吃了。’”高诱注释说：“煤室，是指烟尘中的煤。”《素问》说：“脸色黑如烟炱的人就会死。”注解说：“炱就是指烟煤。”唐代张祜的诗：“古墙上的丹漆磨尽，深梁上生出墨色的烟煤。”李商隐的诗：“敌国军营中漂浮着木[A081]，前朝神庙里锁着烟煤。”温庭筠的诗：“烟煤是早晨祭奠的地方，风雨是夜晚归去的时候。”由此可见，煤是梁上烟煤的名称，不是石炭。崔铣《彰德志》写作“悔”，查考《玉篇》、《广韵》都没有“〇每”这个字。

○终葵 《考工记》说：“大圭长三尺，上端削成终葵的形状。”《礼记·玉藻》说：“终葵，就是椎。”《方言》说：“齐国人把椎叫做终葵。”马融《广成颂》说：“终葵，是扬关斧。”大概古人用椎来驱赶鬼怪，就像大傩仪式那样罢了。现在人在门上画钟馗像，说他是唐代能捕捉鬼怪的人，唐玄宗曾经梦见他，这件事记载在沈存中的《补笔谈》里。未必确实如此。《魏书》记载：“尧暄本名钟葵，字辟邪。”那么古人本来就把钟葵当作辟邪之物了。又有淮南王刘佗的儿子名叫钟葵，还有杨钟葵、丘钟葵、李钟葵、慕容葵、乔钟葵、段钟葵、于劲字钟葵、张白泽本字钟葵，《唐书》里有王武俊的将领张钟葵，那么以此命名的人很多，难道是因为形状相似而命名？还是取辟邪的意义呢？《左传·定公四年》说：“分给康叔殷民七族，其中有终葵氏。”这又不知道他们命名的意思了。

○魁 今人所供奉的魁星，不知道始于何年，因为奎是文章的府库，所以立庙祭祀它。于是不能画奎的形象，就把奎改为“魁”。又不能画魁的形象，就取字形，画成鬼举起厄而起其斗。不知道奎是北方玄武七宿之一，魁是北斗的第一星，所主管的不同，而且这两个字的读音也不同。

因为文章而祭祀，却不祭祀奎而祭祀魁，难怪现在应试考中的人都是不识字的人吗？又现在人把榜上前五名叫做五魁。《汉书·酷吏传》说：“所安置的都是他们的魁首。”《游侠传》说：“街里的侠客原涉是魁师。”古代说魁，是斗用来盛物而构成的根本。所以说根本的都叫魁。《说文》说：“魁，是羹斗。”赵宦光说：“斗的首端叫魁，因此借用来凡是首端都叫魁。”见于经书的，《尚书·胤征》的“歼厥渠魁”，《礼记·曲礼》的“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那么五魁的名称，难道是佳语吗？有人说：里有里魁，市有市魁，都是长帅的意思。终究不是雅俊的称呼。

近来人喜欢用魁命名，也是取五魁的意义。古人用魁命名的极少。《左传》有〇阝魁垒、庐蒲就魁，《吕氏春秋》齐王杀燕将长魁。

○桑梓 《容斋随笔》说：“《小雅》‘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并没有乡里的说法，而后人的文字却用作乡里之事。我查考张衡《南都赋》说：‘永世能尽孝道，怀念桑梓。真人南巡，看见旧里。’蔡邕作《光武济阳宫碑》说：‘来到济阳，顾见神宫，追思桑梓褒述的意义。’陈琳为袁绍写檄文说：‘梁孝王是先帝的母弟，坟陵尊贵显赫，松柏桑梓，也应当肃敬。’汉代人的文章必定有所依据，齐、鲁、韩三家《诗》不传，不知道他们的说法。以后魏钟会《与蒋斌书》说：‘桑梓之敬，古今所敦。’晋代左思《魏都赋》说：‘毕、昂所对应的地方，虞、夏的遗民，先王的桑梓，列圣的遗尘。’陆机《思亲赋》说：‘悲伤桑梓遥远空旷，惭愧蒸尝没有经营。’《赠弟士龙诗》说：‘迫近那坟墓，驱车向东。继承桑梓，尽力于丘墓。’《赠顾彦先诗》说：‘眷念怀想桑梓，无乃将成为鱼。’《百年歌》说：‘辞官致禄归桑梓。’潘尼《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诗说：‘祁祁大邦，惟桑与梓。’《赠郑阳太守吴子仲》诗说：‘垂覆岂他乡，回光临桑梓。’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诗说：‘旋反桑梓，帝弟作弼。’

译仿佛眼中人。阎式《复罗尚书》：“人怀桑梓。”刘琨《上愍帝表》：“蒸尝之敬在心，桑梓之情未克。”袁宏《三国名臣赞》：“子布擅名遭世方扰，抚翼桑梓，息肩江表。”宋武帝《复彭沛下邳三郡租诏>：“彭城桑梓本乡，加隆攸在。”文帝《复丹徒租诏》：“丹徒桑�，绸缪大业攸始。”谢灵运《孝感赋》：“恋丘坟而萦心，忆桑梓而零�。”《会吟行》：“东方就旅逸，�鸿去桑梓。”何承天《饶歌》：“愿言桑梓思旧游。”鲍照《从过旧宫诗》：“严�履桑梓，加敬览�榆。”梁武帝《幸兰陵诏》：“朕自违桑梓五十余载。”刘峻《辨命论》：“居先王�桑梓，窃名号于中县。”江淹《拟陆平原诗》：“明发眷桑梓，永叹怀密�。”则又从《南都赋》之文而承�之矣，“按古人桑梓之说，不过�老之意。《说苑》：“常�谓老子曰：“过乔木而趋子，知之�？”老子曰：“过乔木而趋，非谓敬老邪？”常�曰：“嘻，是已！”此于《诗》为兴体，言�梓犹当养敬，而况父母为人�之所瞻依。

译○胡咙 《说文》：“胡，是牛下巴下垂的肉。”徐锴说：“是牛下巴下垂的皮。”《释名》：“胡，就是互。在咽喉下面垂着，能够收拢互相交错的物体。”《诗经》：“狼踩到了它的胡。”老狼的下巴下垂着胡。《汉书·郊祀志》：“有龙垂着胡须，下来迎接黄帝。”颜师古说：“胡，是脖子下面垂着的肉。”《金日磾传》：“胡投何罗殿下。”晋灼说：“胡，就是脖子。”《张敖传》：“仰头割断喉管而死。”注：“苏林说：‘亢，是脖子的大脉，俗话叫胡脉。’”《后汉书》：“请为各位鼓咙胡。”《太玄经》：“七为〇〇〇枯。”范望解释：“指的是唐胡。”古人读侯音为胡，《息夫躬传》颜师古说：“咽，就是喉咙，即今人所说的胡咙。”○胡 《说文》：“胡，是牛下巴下垂的肉。从肉，古声。”《续汉书·舆服志》：“圣人观察鸟兽，有冠、角、髯、胡的形制”就是这样。《诗经》说：“狼踩到了它的胡。”老狼下巴下垂着胡，所以把它作为长寿的称呼。《诗经》说：“胡考的安宁。”传文说：“虽然到了胡〇。”《谥法》：“长寿高龄叫胡。保护百姓使之长寿叫胡。”陈国有胡公，而蔡仲和周厉王名叫胡，似乎也都取这个意思。《考工记》：“戈头宽二寸，内长是它的两倍，胡长是它的三倍。”说的是戈锋弯曲而旁出的部分，就像牛的胡。《周礼·大行人》：“侯伯七十步，立当前疾。”注：“前疾是指驷马车辕前胡下垂拄地的样子。”《礼记·深衣》：“袖子圆以应合规矩。”注：“指的是胡下。下垂叫胡。”《方言》：“凡是箭镞胡合嬴的。”郭璞解释：“胡镝在喉下。”这也是取象于牛的胡。又是国名。现在的胡姓，有的以国为氏，有的以谥号为氏。又与“何”字意义相同，如“胡能有定”、“胡然而天”、“胡斯畏忌”之类。见于经传的就是这些。《史记·匈奴传》说：“晋北有林胡、楼烦的戎人，燕北有东胡、山戎。”大概当时的人因此称戎人为胡。而下文就说“修筑长城以抵御胡”，是用这两个国家的人来概括北方的种族，用一时的称号而蒙受千年的称呼。大概北狄被称为胡从此开始。而《考工记》也说：“越没有〇，燕没有函，秦没有庐，胡没有弓车。”春秋时期，北燕仅在经书中出现两次，而于越直到哀公时才兴盛，由此可知《考工》的篇章也一定是七国以后的人所增补的。又虏，是俘获的称呼。《曲礼》：“献俘获的民虏，要拿着右袖。”《公羊传》：“闵公怜悯这个妇人，嫉妒她的话，回头说：‘这是俘虏，你是她的俘虏。’”所以鲁仲连所说的“虏役使他的百姓”，韩非所说的“臣虏的劳苦”，而《戚夫人歌》所说的“儿子为王，母亲为虏”，东方朔《答客难》所说的“尊贵时就是将军，卑贱时就是俘虏”都是这个意思。所以汉高祖说“虏射中了我的手指”，而骂娄敬为“齐虏”，戾太子宫骂江充为“赵虏”。《水经注》说：“临淄外郭，世人称为虏城。”说的是齐〇王伐燕，燕王哙死了，俘虏他的百姓，充实居住在外郭，因此得名就是这样。自南北朝以后，这个名字就加在北翟身上，也是习惯而不加考察了。

○草马 《尔雅》：“马类，公的叫骘，母的叫〇舍。”郭璞注以“公的为〇殳马，母的为草马。”《魏志·社畿传》：“任河东太守，督促百姓畜养〇牛草马。”《晋书·凉武昭王传》：“家有〇草马生了白额驹。”《魏书·蠕蠕传》：“赐给阿那环父亲草马五百匹。”《吐谷浑传》：“吐谷浑曾经得到波斯草马，放入海，因此生了〇匆驹。”《隋书·许善心传》：“赐给草马二十匹。”现在的人则以公的为儿马，母的为骤马，而只有母驴才说草驴。

○草驴女猫 现在的人称母驴为草驴。《北齐书·杨〇传》：“选人鲁漫汉在元子思维坊，骑着秃尾草驴。”这是北齐时已有此语。山东、河北人称母猫为女猫。《隋书·外戚独狐ヌ传》：“猫女可来？不要住在宫中。”这是隋时已有此语。

○雌雄牝牡 飞的叫雌雄，走的叫牝牡。雉鸣叫寻求它的牡，诗人认为是不伦的讽刺。然而也有不一致的。《周礼》疏引《诗》：“雄狐缓缓行走”，走的也叫雄。《书》“扎鸡不鸣晨”，飞的也叫牝。现在考察经传的文字，不止于此。如《诗》：“你的牧人来思，带着柴草，带着雌雄。”《左传》：“千乘三次离去，三次离去之后，捕获了雄狐。”《庄子》：“猿偏犭旦以为是雌。”《焦氏易林》：“雄大夜里鸣叫，雄罴在后面。”《晋书·五行志》：“吴郡娄县人家听到地中有犬子声，挖掘，得到雌雄各一。”《木兰诗》：“雄兔脚步扑朔，雌兔眼神迷离。”都是走的而称

译雌雄这一概念，《尔雅》说：“鹩鹑，其雄皆〇，牝痹。”《山海经》说：“带山有一种鸟，形状像乌鸦，五彩斑斓且带有赤色花纹，名叫奇〇余〇，它自己兼具雌雄。”“阳山有一种鸟，形状像雌雉，五彩斑斓且带有花纹，它自己兼具雌雄，名叫象蛇。”这就是飞翔的动物中称雌雄的例子。龙也可以称雌雄，《左传》说：“天帝赐给他乘龙，黄河、银河各两条，各有雌雄”就是如此。虫也可以称雌雄，《列子》说：“纯雌的名为大腰，纯雄的名为稚蜂”就是如此。甲壳类动物也可以称雌雄，《庄子》注中，司马彪说：“雄的是鼋类，雌的是鳖类”就是如此。人也可以称雌雄，《管子》说：“楚国人攻打宋、郑，如今他们的人有丧失雌雄之象。”《庄子》说：“鲁哀公谈到哀骀他时说：‘况且你的雌雄之气合乎面前’”就是如此。虹也可以称雌雄，《诗经》疏证说：“虹双出，色彩鲜艳盛烈的为雄，雄叫虹；暗淡的为雌，雌叫虮”就是如此。干支也可以称雌雄，《史记》索隐说：“岁雄在阏逢，岁雌在摄提格。月雄在毕，月雌在訾。日雄在甲，日雌在子”就是如此。金属也可以称雌雄，王子年《拾遗记》说：“禹铸造九鼎，选择雌金铸阴鼎，雄金铸阳鼎”就是如此。石头也可以称雌雄，《续汉书·郡国志》说：“夜郎出产雄黄、雌黄”就是如此。符契也可以称雌雄，《隋书·高祖纪》说：“颁发木鱼符给总管、刺史，雌一雄一。”《唐六典》说：“太府寺设置木契九十五只，雄的交给少府将作监，雌的留在太府寺”就是如此。箭也可以称雌雄，《辽史·仪卫志》说：“木箭内箭为雄，外箭为雌。皇帝出行时使用，回宫后，勘箭官手持雌箭，东上阁门使手持雄箭”就是如此。草木也可以称牡，《周礼》说：“牡〇辜”、“牡{艹鞠}”；《檀弓》说：“牡麻”；《尔雅》说：“牡[B113]”、“牡{艹赞}”、“牡茅”；《仪礼》注说“牡蒲”；《史记·封禅书》说：“牡荆”；《本草》说：“牡桂”就是如此。车箱也可以称牝，《考工记》说：“牝服”，正义解释说：“车较，即今人所说的平鬲，都有孔，插入〇令子在其中，而又向下服，所以称为牝服”就是如此。管钥也可以称牝牡，《汉书·五行志》说：“长安章城门，门牡自行消失。”《月令》注说：“键牡闭牝也。”正义解释说：“凡是锁住器具的叫牡，接受锁住的叫牝”就是如此。棺盖也可以称牝牡，《礼记·丧大记》说：“君盖用漆。”正义解释说：“用漆的，是涂抹在牝牡相合的缝隙中”就是如此。瓦也可以称扎，《广韵》说：“<瓦反>，牝瓦”就是如此。五脏也可以称牝牡，《灵枢经》说：“肝、心、脾为牡藏，肺、肾为牝藏”就是如此。牙齿也可以称牡，《说文》说：“牙，牡齿”就是如此。疾病也可以称牡，《史记·仓公传》说：“牡疝”就是如此。星也可以称牝牡，《天文志》说：“大自在南，岁在北，名叫牝牡”就是如此。五行也可以称牝牡，《左传》说：“水，是火的牡”就是如此。铜也可以称牝牡，《抱朴子》说：“灌铜应当在火中烧红时，有凸起的是牡铜，凹陷的是牝铜”就是如此。如果《淮南子》说：“北斗之神有雌雄，月亮从一辰开始，雄向左行，雌向右行。”而《隋书·经籍志》有《孝经雌雄图》三卷，《五代史·四夷附录》说：“高丽王建进献《孝经雌图》一卷，记载日食星变”，这些不合常理的说法，就接近荒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