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室札记卷下
免于庸众果何道，而可大之济天下、小之济一邑？视乎分与量；用之利苍生，舍之利乡里，因乎势与时。
译摆脱平庸大众的束缚究竟有什么方法，才能做到在大的方面济助天下、在小的方面济助一方百姓？这取决于人的本分与气量；任用他时能利于百姓，弃用他时能利于乡里，这要顺应时势与时机。
居则曰，我若当某时如何如何，我若当某事如何如何，旁观者不之许，则拂然怒矣。试放下未来，提起见在，何莫非吾时，何莫非吾事乎？千疮百孔，茫无下手处，骄语亦奚以为？
积金不如积粟，积粟不如积德。
先儒教人，不知几千万言，请以两言蔽之：顺理行将去，从天分付来。此做人十字诀也。做文者不知几千万言，请以两言蔽之：都是几个字，只要会安排。此做文十字诀也。俚而至，约而尽，知言哉！
做好人便是福，做不好人便是祸；干好事便是吉，干不好事便是凶。如此说来，纔无弊。若必逐人逐事责报应，恐天道有不灵时，而人反莫之信矣。
开国无以加于周，而曰忠厚；做人无以加于诸葛武侯，而曰谨慎。呜呼，传道守身之道，不能复赞一辞矣！或问守己，曰：不昧心。问接物，曰：不负心。请益，曰：读书穷理而已矣。
鲁论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余下一转语云：古之学者为人，今之学者为己。
孟子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余下一转语云：求放心之道无他，学问而已矣。
独对时，须被服庄敬日强、安肆日偷二语；共对时，便理会语不妄发四字。
书无难易，无多少，不读则难则多，读则易则少。或读或不读，则虽则多；读之又读，则易则少。
吉凶决诸易，政事取诸书，性情陶诸诗，从违准诸礼，是非决诸春秋。
廉希宪孟子，胜赵普论语、胡广中庸多矣。
左氏传春秋，如隔靴搔痒，言之不轨于道也多矣。然其文严洁峻整，于以详二百四十年之行事，弗可废也。
有经斯有传，传者传也，发明经旨而传之天下来世者也。然以口传经，何若以身传经？以口传经，圣人之功臣也；以身传经，圣人之孝子也。不践厥孝，而思树厥功，传乎？不也。不读易而说道理，不读春秋而谈是非，直捕风捉影耳。
闻人之誉而喜，喜则骄溢生；闻人之毁而怒，怒则报复起。凡心俗气，此内断无人品。闻人之誉而愧，愧则自强；闻人之毁而惧，惧则自反。平心直道，就中都是功夫。
人以恶言加我，我为弗闻也者而置之，人非而我是也。岂曰人胜而我负乎？若反之，则平分其过矣。
今有两人于此，其一人焉千金之资是拥，其一人焉一节之长足录，无不慕一节而羡千金。岂云有目者乎？
以言媚人，以貌媚人，以事媚人，以物媚人，以文章媚人，其媚一也。
尝试反观内省：做不好事固羞，做好事亦有时而羞；做不好事固怕，做好事亦有时而怕。羞做不好事，怕做不好事，是希圣贤的种子。这个念头，须扶助将来；羞做好事，怕做好事，是甘庸众的源头。这个念头，须扫除将去。
人之所喜我不喜，人之所怒我不怒，其庶矣乎。
以逢迎为谦光，以戆直为慢侮，以豪强为义气，以忍让为怯懦，以诈讹为聪敏，以长厚为胡涂，以雷同为亲爱，以慷慨为矫激，世俗之见大率然也。君子不可以无辨。
昔人云，乱臣贼子，只见君父有不是处。噫，危哉！然则忠臣孝子，只见自己有不是处而已。由此推之，妻子之不我若也，宗族之不我德也，交游之不我信也，乡里之不我服也，婢妾臧获之不我畏、不我怀也，是皆无道而处此也。假令有道处此，尔尔乎。书曰：至诚感神，矧兹有苗。有苗可感，奚有于同体，奚有于同气？故谓无不是的父母，可也；即谓无不是人，亦可。
汉武帝之父子，宋太宗之兄弟，宋仁宗之夫妇，读史者到今有遗憾焉。揆厥所自，是谁之过与？赵吕二公，恐当与江充同科矣。
商周间，赖伯夷叔齐两兄弟点缀一番；战国间，赖伍员申包胥两朋友点缀一番。不然，世界顽钝寂寥，吾不欲观之矣。
孔孟而后，周程而前，醇正不杂者，董子一人而已。韩昌黎、王河汾不及也。
王汝止梦里擎天门头传道，狂悖殊甚。既而游阳明之门，敛圭角，就夷坦，养粹气和，音咳指顾俱足令人意消。此
译平时总说，我如果在那时该如何如何，我如果在那事上该如何如何，旁观者不认同，就勃然大怒。试着放下对未来的设想，提起当下的现实，哪一时刻不是我的时刻，哪一件事不是我的事呢？千疮百孔，茫然不知从何下手，那些骄妄之语又有什么用处？
积累黄金不如积累粮食，积累粮食不如积累德行。
前代儒者教导人，不知说了几千万句话，请让我用两句话来概括：顺着天理去行事，顺应天命来接受。这是做人的十字诀。写文章的人不知说了几千万句话，请让我用两句话来概括都是那几个字，只要会安排。这是写文章的十字诀。通俗而精到，简约而完备，真是懂得言辞的人啊！
做好人就是福，做不好人就是祸；干好事就是吉，干不好事就是凶。这样说来，才没有弊端。如果一定要逐个人、逐件事去追究报应，恐怕天道也有失灵的时候，人们反而就不相信了。
开国没有比周朝更好的，却说是忠厚；做人没有比诸葛武侯更好的，却说是谨慎。唉，传授道统、守护身心的道理，再也无法增添一个字了！有人问如何守己，回答说：不昧良心。问如何待人接物，回答说：不辜负良心。请求进一步指教，回答说：只是读书穷究事理罢了。
《论语》说：古代的学者是为了完善自己，现在的学者是为了向别人炫耀。我加上一句转折的话说：古代的学者是为了向别人炫耀，现在的学者是为了完善自己。
孟子说：做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只是找回那颗放失的本心罢了。我加上一句转折的话说：找回放失本心的道理没有别的，只是做学问罢了。
独自面对时，必须牢记“庄重恭敬则日渐强大，安逸放纵则日渐懈怠”这两句话；与人共处时，就要理会“言语不妄发”这四个字。
书没有难易之分，也没有多少之别，不读就觉得难、觉得多，读了就觉得易、觉得少。读或不读，就显得多；反复研读，就显得少。
吉凶由《易经》来决断，政事从《尚书》中汲取，性情由《诗经》来陶冶，顺逆以《礼记》为准绳，是非由《春秋》来决断。
廉希宪对《孟子》的理解，胜过赵普对《论语》、胡广对《中庸》的理解多了。
《左传》解释《春秋》，如同隔靴搔痒，言论不合乎道义的地方也很多。然而它的文字严谨洁净、峻拔整饬，用来详细记载二百四十年的行事，是不可废弃的。
有经典就有传注，传就是传述，阐发经典的旨意并传之于天下后世。然而用口来传述经典，哪里比得上用身体来践行经典？用口传述经典，是圣人的功臣；用身体践行经典，是圣人的孝子。不践行孝道，却想树立功绩，能传下去吗？不能。不读《易经》而说道理，不读《春秋》而谈是非，简直是捕风捉影罢了。
听到别人的赞誉而高兴，高兴就会滋生骄傲自满；听到别人的诋毁而愤怒，愤怒就会引发报复之心。凡俗之心、庸俗之气，内心就没有人品。听到别人的赞誉而惭愧，惭愧就会自我奋发；听到别人的诋毁而恐惧，恐惧就会自我反省。平心直道，其中都是功夫。
别人用恶言加害我，我装作没听见而置之不理，别人错而我是对的。难道能说别人胜而我负吗？如果反过来，那就平分过错。
现在这里有两个人，一个人拥有千金的家产，一个人有一技之长值得记录，没有不羡慕那一技之长而轻视千金的。这难道是有眼睛的人吗？
用言语讨好别人，用容貌讨好别人，用事情讨好别人，用物品讨好别人，用文章讨好别人，其讨好的本质是一样的。
试着反观内省：做不好事固然羞愧，做好事有时也羞愧；做不好事固然害怕，做好事有时也害怕。羞愧做不好事，害怕做不好事，这是希求成为圣贤的种子。这个念头，必须扶持培养；羞愧做好事，害怕做好事，这是甘愿平庸的源头。这个念头，必须扫除清除。
别人喜欢的我不喜欢，别人愤怒的我不愤怒，这就差不多接近道了。
把逢迎当作谦和光辉，把刚直当作傲慢侮辱，把豪强当作义气，把忍让当作怯懦，把欺诈当作聪敏，把宽厚当作糊涂，把雷同当作亲爱，把慷慨当作矫激，世俗的看法大抵如此。君子不可以没有辨别。
古人说，乱臣贼子，只看到君父有过错的地方。唉，危险啊！那么忠臣孝子，只看到自己有不是的地方罢了。由此推论，妻子儿女不如我，宗族不感激我，朋友不信任我，乡里不服从我，婢妾仆人不畏惧我、不怀念我，这都是因为无道而处于这种境地。假使有道地处于这种境地，会这样吗？《尚书》说：至诚能感动神灵，何况是有苗呢。有苗都能感动，何况是同一身体、同一血脉的人呢？所以说没有不是的父母，可以；即使说没有不是的人，也可以。
汉武帝的父子，宋太宗的兄弟，宋仁宗的夫妇，读史的人至今仍有遗憾。推究其根源，是谁的过错呢？赵普、吕蒙正两位，恐怕应当与江充归为一类了。
商周之间，依靠伯夷、叔齐两兄弟点缀一番；战国之间，依靠伍子胥、申包胥两朋友点缀一番。不然，世界顽固迟钝、寂寥无声，我不愿观看。
孔子、孟子之后，周敦颐、程颢程颐之前，纯正不杂的，只有董仲舒一人而已。韩愈、王通比不上他。
王汝止在梦中擎天门头传道，狂妄悖逆得很厉害。后来游历于王阳明门下，收敛锋芒，趋于平正，涵养纯和之气，声音咳嗽、手指顾盼都足以令人意气消解。这
与吕东莱少时饮食不好便敢打碎家事，及读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章，即涣然冰释。俱可谓善于变化气质矣。
译吕东莱年少时，饮食稍有不如意，便敢摔碎家中的器物；等到他读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一章时，心中的执念便如冰消融般豁然开朗。这都可以说是善于改变自己的气质了。
坡公光明磊落，间世人杰。只是不认得伊川，可惜可恨。
坡公为疏论王介甫，一见范公祖禹疏，曰：经世之文也。遂毁其稿，而连名以进。此与张子之彻虎皮略同。儒者盛称子厚大勇，而不及子瞻，何与？
君骄臣谄坏社稷，富贵骄、贫贱谄坏风俗。治天下者，必去此二骄二谄。
卧龙子云：亲君子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君子，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至哉言乎！独有国之明训也哉！我辈做人亦然。
苏长公云：孔明出师二表，可与伊训说命相为表里。余谓：骆宾王讨武氏一檄，又可与出师二表相为表里。盖武氏贯天达地之恶，举世莫可谁何，得此口诛笔伐，差堪吐气。而成败论人者，至以叛逆目之，寃矣。
王莽有子，秦桧无儿。
神武莫如操，谦恭莫如莽，机智莫如桧。试与较荣华、絜富贵，岂有加于三子者乎？而恶声秽德，直与天地无极，虽三尺童子知羞之。然则三子认错念头、行差路径，九泉之下当亦自悔其愚且拙也。
汉高祖谲而不正，宋艺祖正而不谲。
晁错父、严延年母，识见卓越略同。
君父之仇不共戴天，直也；兄弟之仇不共国，直也；交游之仇不反兵，直也；犯而不校，独非直也欤哉？直者，处之以公心，应之以坦衷，裁决于义道，而无所回屈之谓耳。学者不识直字，横逆之加，悻悻莫能堪，遂至争白黑、决雌雄，反借口于尼父之明训也。善读书固如是乎？
我辈有大忧，问舜；我辈有至乐，问颜子。
学者以私心好恶人，是莫大病痛。这个念头不除却，便不仁了，如何入道？
上陵下，安然受之，而不以为意，此天理人情之正也。即以施之平等罔不可者。昔人所谓德量、所谓长者之行，盖谓斯乎。若夫下陵上亦然，便成厥恶、养厥奸矣。乌可同日语哉！
见君子而不能爱之敬之、披以腹心，交君子而不能亲之厚之、结以骨肉，其人恶足以有为乎？噫，不特此也，即一念之善、一得之长，亦然。
尊师、取友，二之则不是。何也？师而不友，便与木偶共对一般，那讨洽处？友而不师，未免走向亵狎怠慢一路去了。欲其进瞑眩之药、效他山之石，难矣哉。
宪也衣敝履穿，能俾端木氏之裘马爽然自失。然则端木非货殖，便当到颜子地位矣。货之累人甚矣哉！
我辈要奋励做古人，定被人嫉恶一番。嫉恶者，忌我之如此也。忌其如此，而遂不如此，是降心抑志以媚小人之口也，其可乎？则安得不栗栗危惧、懋勉以图令终乎？间有错误，又被人嗤笑一番，嗤笑者，幸我之如此也。幸其如此，而果如此，便非血性汉子矣。敢顷刻即安乎？则安得不汲汲愧悔、改过以图全美乎？
语云：至人无梦，愚人无梦。孔子不梦周公乎？高宗不梦帝赉良弼乎？彼牧人者，众鱼旐旟，又胡为乎来哉？
无媚骨，无傲气。小人反是。
子产执政，舆人诵之，得力于乡校之讥评者居多。噫，非独执政然也，学者思出乎俗、入乎道，无所往而不为乡校焉。是者奉之，非者置之，其亦可以日进有功也夫。
好议论人长短是非，此今日膏肓之病也。若非抽胎换骨，猛力涤除，不独学问之玷、行谊之羞，且恐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学者动云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予应之曰：自观人而言，三代以下，败名丧检、漠不顾忌者比比也。果知好名，定拣好题目去做，亦能进德修业，贤于不顾忌者远矣。此以恕道教人，广开为善之路也。若学者立心制行，须知好名之心是已也，要当好货好色等病痛一一驱除，纔会长进。不然，枝叶茂，本实拨矣。故曰：名者实之宾，务实所以修名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也，好名所以丧实也；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也。虽然，好名不可，避名亦不可。好名者妆点粉饰之谓也，避名者躲闪忌讳之谓也。范公不云乎：若避好名之嫌，则无为善之路矣。我做好事，只要求人说好，此之谓失其本心；我不求人说好，便不做好事，是自
译苏东坡光明磊落，是世间罕见的人杰。只是他不认识程颐（伊川），实在可惜可恨。
苏东坡上疏议论王安石，一见范祖禹的奏疏，说：“这是治理世务的文章。”于是毁掉自己的草稿，联名一起进呈。这与张载撤去虎皮讲席的做法大致相同。儒者极力称赞柳宗元的大勇，却不提及苏轼，为什么呢？
君主骄横、臣下谄媚会败坏国家，富贵者骄横、贫贱者谄媚会败坏风俗。治理天下的人，必须去除这两种骄横和两种谄媚。
卧龙子说：“亲近君子，疏远小人，这是西汉兴隆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君子，这是东汉衰败的原因。”这话多么深刻啊！真是治国的重要训诫啊！我们做人也是如此。
苏东坡说：“诸葛亮的《出师表》两篇，可以与《伊训》《说命》互为表里。”我认为：骆宾王讨伐武则天的檄文，又可以与《出师表》两篇互为表里。因为武则天罪恶通天彻地，举世无人能奈何她，有了这篇口诛笔伐的文章，才稍微能出口气。而凭成败论英雄的人，竟把骆宾王视为叛逆，真是冤枉啊。
王莽有儿子，秦桧没有儿子。
神武没有人比得上曹操，谦恭没有人比得上王莽，机智没有人比得上秦桧。试着比较他们的荣华、衡量他们的富贵，难道有超过这三个人的人吗？然而他们恶名秽德，简直与天地一样无穷无尽，即使是三尺孩童也知道羞耻。那么这三个人因为念头错误、路径偏差，在九泉之下应当也会后悔自己的愚蠢和拙劣吧。
汉高祖诡诈而不端正，宋太祖端正而不诡诈。
晁错的父亲、严延年的母亲，见识卓越，大致相同。
君父的仇敌不共戴天，这是正直；兄弟的仇敌不共事一君，这是正直；朋友的仇敌不反击，这是正直；被冒犯却不计较，难道不是正直吗？所谓正直，就是用公心处理，用坦荡的胸怀应对，依据义理裁决，而没有任何退缩弯曲的意思罢了。读书人不理解“直”字，横逆之事加身，愤愤不平不能忍受，以至于争辩黑白、决一雌雄，反而借口孔子的明训。善于读书难道是这样的吗？
我们有大忧愁，去问舜；我们有极大快乐，去问颜回。
读书人用私心喜好或厌恶别人，这是最大的病痛。这个念头不除掉，就是不仁，怎么能够入道呢？
上级凌辱下级，安然接受，而不放在心上，这是天理人情的正道。即使把它施用于平等的人身上也没有不可的。古人所说的德量、所说的长者的行为，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至于下级凌辱上级也是这样，就会养成邪恶、助长奸诈了。怎么能同日而语呢！
见到君子却不能喜爱他、尊敬他、向他敞开心扉，结交君子却不能亲近他、厚待他、与他结为骨肉，这样的人哪里足以有所作为呢？唉，不仅如此，即使是一念之善、一得之长，也是如此。
尊敬老师、选取朋友，二者缺一就不行。为什么呢？只当老师不当朋友，就像对着木偶一样，哪里找得到融洽之处呢？只当朋友不当老师，难免走向轻慢怠惰的路子去了。想要让他服用猛药、效法他山之石，难啊。
子路穿着破旧的衣服鞋子，能让端木赐（子贡）的皮裘骏马黯然失色。那么端木赐如果不从事商业，就应当达到颜回的地位了。财富拖累人真是厉害啊！
我们要奋发努力做古人，必定会被人嫉妒厌恶一番。嫉妒厌恶我们的人，是忌恨我们这样。忌恨我们这样，于是就不这样做了，这是压抑心志来讨好小人的嘴巴，这可以吗？那么怎么能够不战战兢兢、勤勉努力以求善终呢？偶尔有错误，又被人嗤笑一番，嗤笑我们的人，是庆幸我们这样。庆幸我们这样，如果真的就这样了，就不是血性汉子了。敢立刻安心吗？那么怎么能够不急切地愧悔、改过以求完美呢？
俗话说：至人无梦，愚人无梦。孔子不梦见周公吗？高宗不梦见上帝赐予良臣吗？那些放牧的人，众多旗帜，又为什么来呢？
没有谄媚的骨头，没有傲慢的气。小人则相反。
子产执政，百姓歌颂他，得力于乡校的批评指责居多。唉，不只是执政如此，读书人想要思想脱俗、进入正道，无处不像是乡校。对的奉行，错的摒弃，这也就可以每天进步有所功绩了。
喜欢议论别人的长短是非，这是当今致命的毛病。如果不是脱胎换骨，大力清除，不仅是学问的玷污、行为的羞耻，恐怕难以在当今世上免祸了。
读书人动不动就说三代以下的人只怕不好名，我回答说：从观察人的角度来看，三代以下，败坏名声、丧失检点、漠不关心的人比比皆是。如果真的知道好名，一定挑选好的题目去做，也能增进德行修习学业，比那些漠不关心的人好多了。这是用恕道教人，广开为善的道路。如果读书人立心制行，要知道好名之心是私欲，要像驱除好货好色等病痛一样一一驱除，才会长进。不然，枝叶茂盛，根本却拔掉了。所以说：名是实的附属，务实是为了修名。君子的道路是暗然却日益彰显，好名是为了丧失实质；小人的道路是昭然却日益消亡。虽然如此，好名不可以，避名也不可以。好名是指妆点粉饰，避名是指躲闪忌讳。范仲淹不说过吗：如果避开好名的嫌疑，就没有为善的道路了。我做做好事，只要求人说好，这叫失其本心；我不求人说好，便不做好事，是自
暴自弃也。二者病则一般。
语云：道高毁来，德修谤兴。此在旁观则可，若夫当局者不然。爽然内省，自怨自艾，曰毁来还是道不高，谤兴还是德不修。
译这是自己暴弃的表现。这两种毛病其实是一样的。
俗话说：道行高就会招来诋毁，德行好就会兴起诽谤。这种说法旁观者这样说还可以，但身处其中的人却不是这样。清醒地自我反省，自怨自悔，说诋毁来是因为道行不高，诽谤兴起是因为德行不够。
高其声价以惊人，而不能深藏若虚，慢藏诲盗也。蔡邕之于董卓是也；美其辞以悦人，而不能大朴不雕，冶容诲淫也。扬雄之于王莽是也。
赖天之灵，知到六七分了，顾其行不一二分。头颅如许，若不万分努力，只怕一二分蛊坏了。可畏哉！
士君子一言之不慎、一行之不立、一交一游一出一处之不轨于正，皆足以蒙不义而犯大恶。故曰，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弒诛死之罪。一言不慎，齐陈乞之类是也；一行不立，郑公子归生之类是也；一交一游一出一处不轨于正，西汉扬雄杜钦谷永、东汉蔡邕荀彧郭嘉之类是也。
晦庵论文，右曾子固左苏子瞻。噫，过矣！子瞻大将之登坛者也，子固偏裨耳，何敢与之较长短、竞胜负哉？
有春夏无秋冬，不成天地；有都俞无吁咈，不成君臣。
仰事俯育，不给于家，家之贫也；令闻广誉，不施于身，身之贫也；往古来今，不贮于心，心之贫也。家贫非耻，身贫乃耻；身贫非耻，心贫乃耻。或曰：心既富矣，是亦可以已乎？曰：未也。程子云，玩物丧志。
人不我谅，而嘐嘐求白焉，过矣。闲邪以懋厥德，积诚以动厥物，他非所知也。
我有恩于人，而惓惓望报，市井之心也；人有恩于我，而泄泄忘报，顽冥不灵甚矣。
处心积虑但知利人，不肯为己图便宜，君子也；处心积虑但知利己，不肯为人留地步，小人也。
忍有二，曰含忍，曰隐忍。含忍，心不可一刻无，无则较长絜短，骨肉间亦戈矛矣，况俦伍乎？隐忍，心不可一时有，有则尝试苟安，坠坑落堑而不自拔也，其终矣夫。
目今见古人少，或几几乎自信也，扬扬乎自负也；目今见古人多，则违心亏行之事层见迭出，不啻痌瘝之在身矣。呜呼，吾何日而可以不违吾心，而可以不亏吾行乎哉！
立心要富，非也；立心要贫，亦非也。各随其遇而已矣。贫而淡然无求于人，富而蔼然能益于人，两者皆公行仁义。是故君子可以贫，可以富。小人反是。
有心而言，言之诈也；有心而听，听之诈也。以诈往，以诈来，相寻于诈，而未有已也。子舆氏所谓餂之类是也。君子不为餂，不容心。
首阳兄弟也，而以君臣着；桃园君臣也，而以兄弟传。从其所重也。
观人者大都以肝胆为主，生死存没不二其心，贵贱贫富不更其守，幽显久暂不移其志，此有肝瞻者之为也。不则，反而易心，因时趋利，背义忘恩，而弗之恤也。念人之寒如我露袒，念人之饥如我枵腹，念人之冤抑如我覆盆，念人之屯蒙如我陷溺，念人之孤寡如我仳离，此有肝胆者之为也。不则，尔为尔，我为我，自雄其赀，自神其智，自席其安，即艰苦颠连，满目而漠然不一动其心。故曰观人者大都以肝胆为主。
上负君父，下负乡里，云如之何？显愧诗书，幽愧神鬼，云如之何？
申生之志可为舜，陈仲子之心可为伯夷叔齐，惟是烛理不明，而得与失遂分霄壤矣，惜哉！李纲之才德胜陈平，宗泽岳飞之才德胜周勃，惟是遭时不然，而成与败遂分霄壤矣。噫，古今来如此类者，何可更仆数也！
春秋化工也，非画笔也。后世即有能文之士，画笔耳，乌覩所谓化工乎？
管仲之生也，贤其死也。召忽之死也，贤其生也。此为公论，此为定案。胡氏谓尼父以管仲为徙义，以召忽为匹夫匹妇，自经于沟渎之谅。噫，过矣，尼父恕仲，当不苛忽也。
程子云：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我辈深思而熟玩之，与深人言道德性命之说，毕括此矣。与浅人言，使为善者有所恃，而为恶者有所惧。其有稗于心术隐微之地，不既多乎？语上语下，都用得着。此程氏之所以继往圣、开来学也。
汉高配吕后，扫兴实甚。楚霸王得虞姬，生色良多。
御龙子集中极力訾江陵，以风闻为实录，殊失公平。
天下事惟不如人最可耻。吾不如一乡之人，吾耻之；既而不如一国之人，则又耻；既而
译抬高自己的声望来惊动世人，却不能深藏不露、虚怀若谷，这就像把财物随意存放会招致盗窃一样。蔡邕对待董卓就是这样；用华丽的辞藻来取悦他人，却不能保持质朴无华、不加雕饰，这就像打扮妖艳会诱发淫乱一样。扬雄对待王莽就是这样。
仰赖上天的灵佑，道理已经知晓了六七分，但行为却只做到一二分。头颅这么大，如果不万分努力，只怕那一二分也会败坏。真是可畏啊！
士人君子，一句话不慎、一个行为不端正、一次交往出游一处居处不合正道，都足以蒙受不义之名而犯下大恶。所以说，身为臣子却不明白《春秋》大义的人，必定会陷入篡位、弑君、被诛杀的大罪。一句话不慎，齐国的陈乞就是这类人；一个行为不端正，郑国的公子归生就是这类人；一次交往出游一处居处不合正道，西汉的扬雄、杜钦、谷永，东汉的蔡邕、荀彧、郭嘉就是这类人。
朱熹评论文章，推崇曾巩而轻视苏轼。唉，这错了！苏轼是登坛的大将，曾巩不过是偏将副将，怎敢与他比长短、争胜负呢？
有春夏没有秋冬，不成其为天地；有顺从没有反对，不成其为君臣。
侍奉父母、养育子女，家中供给不足，这是家庭的贫穷；美好的名声和广泛的赞誉，没有施加在自己身上，这是自身的贫穷；古往今来的学问，没有储存在心里，这是心灵的贫穷。家庭贫穷不是耻辱，自身贫穷才是耻辱；自身贫穷不是耻辱，心灵贫穷才是耻辱。有人说：心灵既然已经富有了，这样就可以止步了吗？回答说：不可以。程子说，沉溺于玩物会丧失志向。
别人不理解我，我却喋喋不休地求取清白，这就错了。排除邪念以勉励自己的德行，积累诚心以感动他人，其他的事就不去管了。
我对别人有恩，却念念不忘地希望回报，这是市井小人的心态；别人对我有恩，我却漫不经心地忘记回报，这真是愚顽冥顽、不通灵性到了极点。
处心积虑只知道利于他人，不肯为自己谋取便宜，这是君子；处心积虑只知道利于自己，不肯为他人留余地，这是小人。
忍耐有两种，叫含忍，叫隐忍。含忍，心中不可一刻没有，没有就会比较长短，骨肉之间也会像戈矛一样相向，何况同伴呢？隐忍，心中不可一时存有，存有就会尝试苟且偷安，坠入坑堑而不能自拔，这就完了。
如今见到的古人少，或许几乎就自信了，洋洋得意地自负了；如今见到的古人多，那么违背良心、亏缺行为的事就会层出不穷，就像病痛在身一样难受。唉，我哪一天才能不违背自己的良心，不亏缺自己的行为呢！
立志要富有，不对；立志要贫穷，也不对。各自随遇而安罢了。贫穷而淡泊无求于人，富有而和蔼能益于人，两者都是公正地施行仁义。所以君子可以贫穷，也可以富有。小人则相反。
怀着私心而言说，言语就是欺诈；怀着私心而倾听，听闻就是欺诈。用欺诈去交往，用欺诈来回应，相互追逐欺诈，而没有尽头。孟子所说的“诱饵”之类就是这样。君子不做诱饵，不容许私心。
伯夷、叔齐是兄弟，却以君臣的关系著称；桃园结义是君臣，却以兄弟的情谊流传。这是根据他们所看重的来命名的。
观察人大多以肝胆为主，生死存亡不改变其心，贵贱贫富不改变其操守，幽明久暂不改变其志向，这是有肝胆的人所为。不然的话，就会改变心意，因时趋利，背义忘恩，而不顾惜。想到别人的寒冷就像自己露体受寒，想到别人的饥饿就像自己空腹挨饿，想到别人的冤屈就像自己蒙受不白，想到别人的困顿就像自己陷入泥沼，想到别人的孤寡就像自己离散，这是有肝胆的人所为。不然的话，你就是你，我就是我，自夸其资财，自神其智慧，自享其安逸，即使艰苦颠连，满目皆是，也漠然不动心。所以说观察人大多以肝胆为主。
对上辜负君父，对下辜负乡里，该怎么办？显赫时愧对诗书，幽微时愧对神鬼，该怎么办？
申生的志向可以成为舜，陈仲子的心可以成为伯夷、叔齐，只是因为他们明理不明，所以得失之间就相差天壤了，可惜啊！李纲的才德胜过陈平，宗泽、岳飞的才德胜过周勃，只是因为他们遭遇的时势不同，所以成败之间就相差天壤了。唉，古往今来像这样的人，哪里数得尽呢！
《春秋》是造化之功，不是画笔。后世即使有能文之士，也不过是画笔罢了，哪里能看到所谓的造化之功呢？
管仲活着，贤于他死后；召忽死了，贤于他生前。这是公论，这是定案。胡安国说孔子认为管仲是徙义，召忽是匹夫匹妇自经于沟渎的谅。唉，错了，孔子宽恕管仲，应当不会苛责召忽。
程子说：我的学问虽然有所受，但“天理”二字却是自己体贴出来的。我们深思熟玩，与深明道理的人谈论道德性命之说，全都概括在这里了。与浅薄的人谈论，使行善的人有所依靠，作恶的人有所畏惧。这对于心术隐微之处，不是很有裨益吗？对上对下，都用得着。这就是程氏之所以能继承往圣、开启来学的原因。
汉高祖配吕后，扫兴实在很厉害；楚霸王得虞姬，生色良多。
御龙子集中极力诋毁张居正，把风闻当作实录，实在失去了公平。
天下的事，只有不如人最可耻。我不如一乡的人，我以此为耻；接着不如一国的人，又以此为耻；接着
不如天下之人，则又耻；既而不如千古之人，则又耻。嗟乎，吾耻之，吾耻之，曷其有极！
译比不上天下的人，便又感到羞耻；随后比不上千古以来的人，便又感到羞耻。唉，我感到的羞耻啊，我感到的羞耻啊，哪有尽头！
程传其至矣乎！说易者固有深于程传者矣，或失则凿；固有浅于程传者矣，或失则支。深而不凿，浅而不支，舍本义，其谁与归？
或曰：孔门不言静坐，至宋儒始言之。曰：居处恭，非静坐乎？静坐时，端其首，拱此心也；峙其背，直此心也；瞑目，视此心也；闭耳，听此心也；谨呼吸，息此心也；两手交，护此心也；两足交，据此心也。皆所以整齐严肃而求其放心也。如是而后可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如是而后可养出端倪，如是而后称善学也。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愚则曰：人之患在耻为人弟子。
陈惕龙曰：朱子本义太浅略。非也，程传深矣，故本义以浅出之，若又加深焉，则涉于晦；程传详矣，故本义以略出之，若又加详焉，则涉于烦。浅以翼深，略以翼详，正善用易者也。
阳明先生倡良知之学，有功于学者甚大。但致知之说昉自孔子，良知之说昉自孟子，阳明于孔孟之说引而伸之足矣，而乃处处牵合到良知上，其痛快醒发处固多，其穿凿附会处亦不少矣。
学易者博以程传，约以本义，亦可以弗畔矣夫。
荀子曰：乱天下者子思孟轲也。王子曰：昔人之尊信杨墨，犹今人之尊信晦翁也。其语有以异乎？欧阳子曰：圣人教人，性非所先。苏子曰：何时打破敬字。其语有以异乎？一则诬揑圣贤大功德，一则断灭圣贤真种子，以法律之，厥罪维均。
兴于书，立于春秋，成于易。
古之人格物而已，无所谓读书也。今之人，非读书则无由格物。古之人主敬而已，无所谓静坐也。今之人，非静坐则无由主敬。
以理学言之，颜曾思孟而后，毕竟以晦翁为第一人。若程明道程伊川，岂得过分优劣？然而集儒者大成，则有专属焉。以勋业言之，稷契周召而后，毕竟以孔明为第一人。若张子房郭子仪，岂得过分优劣？然而称儒者气象，则有专属焉。
朱子学似颜子而功过之，功似孟子而学过之，圣门之中行也。子静进取，其学其功当在子游子贡之间，岂能与曾子相颉颃乎？阳明之徒直以接孟氏，而朱子不与焉，噫，诬也甚矣。
海刚峯述阳明之言曰：今人尊信晦庵，犹昔人之尊信杨墨也。噫，此非阳明之言也。如其言，阳明不得入庙矣。
由存养言之，外之不能谨言，内之不能求放心。由应接言之，内之不能顺亲，外之不能信友。四病不除，终沦禽兽。
有两仪便须有六经，有六经便须有四书，有四书便须有集注，有四书集注便须有近思录，有近思录便须有小学。此皆与两仪相为终始，而不可一日无者也。其它史书不可不读，然纲领却在春秋；性理不可不读，然要约却在近思录。蔡虚斋云：欲为一世经纶手，须读数编紧要书。余继之云：欲承千圣绝学后，只读数编紧要书。若数书者，其尽之矣。
张子曰：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噫，孟子而后知春秋者，程子而已；程子而后知春秋者，胡子而已。胡传行而三传废，制科家列学宫以之取士，几于家传而户诵矣，然其不知春秋也益甚。噫，胡子而后，知春秋者其谁哉？
吾道有三纵：尧舜时如日始旦，一纵也；孔孟时如日中天，二纵也；程朱时如日重明，三纵也。凡此三纵，皆天也，学道者不可以不知。
读近思录，其辞和以蔼，其气粹以穆，其理明以备，跃然会心，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张子曰：春秋之书，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此为二传未出之先言也。今既有胡传继程传而作，说的恁地分晓，岂必理明义精而后可学哉？读者但能信的过，觉的津津有味，则其人亦大段知义理矣。
纲目祖春秋，宪章史鉴，非理明义精，未易学也。
传习录病痛多，熟读近思录，当自见得。
定其心而后语，则无轻浮躁急之病。
做个君子定要吃亏，做个小人定要占便宜。吃亏的做了君子，却是便宜；便宜的做了小人，却是吃亏。如今涉世，或当局或旁观，却要
译程颐的《易传》真是达到了极致啊！解说《易经》的人中，固然有比程传理解更深刻的，但往往容易陷入穿凿附会；也固然有比程传理解更浅显的，但往往容易流于支离破碎。深刻而不穿凿，浅显而不支离，除了回归《易经》的本义，还能去哪里呢？
有人说：孔子门下不讲静坐，直到宋代儒者才开始讲。我说：“居处恭敬”，不就是静坐吗？静坐时，端正头部，是端正此心；挺直脊背，是挺直此心；闭上眼睛，是观照此心；堵住耳朵，是倾听此心；谨慎呼吸，是平息此心；双手交叉，是护持此心；双脚交叉，是安顿此心。这些都是为了整齐严肃，从而寻求那颗放逸的心。像这样之后，才可以观察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气象；像这样之后，才可以培养出善端的萌芽；像这样之后，才称得上是善于学习。
孟子说：人的弊病在于喜欢充当别人的老师。我却说：人的弊病在于以做别人的学生为耻。
陈惕龙说：朱熹的《本义》太浅显简略。不对，程传已经很深刻了，所以《本义》用浅显的方式表达出来；如果再加深，就会陷入晦涩；程传已经很详细了，所以《本义》用简略的方式表达出来；如果再增加细节，就会陷入繁琐。用浅显来辅助深刻，用简略来辅助详细，这正是善于运用《易经》的人。
阳明先生提倡良知之学，对学者功劳很大。但是，“致知”的说法始于孔子，“良知”的说法始于孟子，阳明先生将孔孟的说法引申发挥就足够了，却处处牵强附会到良知上，他痛快醒发人心的地方固然很多，但穿凿附会的地方也不少。
学习《易经》的人，广泛地参考程传，简要地依据《本义》，也可以不背离正道了。
荀子说：扰乱天下的是子思和孟轲。王子说：过去的人尊崇信奉杨朱、墨翟，就像现在的人尊崇信奉朱熹（晦翁）一样。这些话有什么不同吗？欧阳修说：圣人教导人，本性不是首要的。苏轼说：什么时候打破了“敬”字。这些话有什么不同吗？一种诬蔑捏造圣贤的大功德，一种断绝圣贤的真种子，用法律来衡量，他们的罪过是相等的。
兴起于《尚书》，立足于《春秋》，完成于《易经》。
古人只是格物罢了，没有所谓读书这一说。现在的人，不读书就无法格物。古人只是主敬罢了，没有所谓静坐这一说。现在的人，不静坐就无法主敬。
从理学来说，颜回、曾参、子思、孟子之后，终究以朱熹（晦翁）为第一人。至于程颢（明道）、程颐（伊川），怎么能过分区分优劣呢？然而集儒者大成，则有专属的人选。从功业来说，后稷、契、周公、召公之后，终究以诸葛亮为第一人。至于张良、郭子仪，怎么能过分区分优劣呢？然而称颂儒者气象，则有专属的人选。
朱熹的学问像颜回，但功劳超过他；功劳像孟子，但学问超过他，是圣门中的中行之人。陆九渊（子静）进取，他的学问和功劳应当在子游、子贡之间，怎么能与曾参相抗衡呢？阳明的门徒直接认为他承接孟子，而朱熹不在其中，唉，诬蔑得太厉害了。
海瑞（刚峰）转述阳明的话说：现在的人尊崇信奉朱熹（晦庵），就像过去的人尊崇信奉杨朱、墨翟一样。唉，这不是阳明的话。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阳明就不能进入孔庙了。
从存养来说，对外不能谨慎言语，对内不能寻求放逸的心。从应酬来说，对内不能顺从父母，对外不能信任朋友。这四种弊病不除去，最终会沦落为禽兽。
有了两仪就必须有六经，有了六经就必须有四书，有了四书就必须有《集注》，有了《四书集注》就必须有《近思录》，有了《近思录》就必须有《小学》。这些都与两仪互为始终，一天也不能缺少。其他史书不可不读，但纲领却在《春秋》；性理之书不可不读，但精要却在《近思录》。蔡虚斋说：想成为治理世务的人才，必须读几本紧要的书。我接着说：想继承千圣绝学的衣钵，只需读几本紧要的书。这几本书，大概已经穷尽了。
张载说：《春秋》这本书，在古代是没有的，是孔子自己创作的，只有孟子能了解它。唉，孟子之后了解《春秋》的，只有程子；程子之后了解《春秋》的，只有胡安国。胡传的流行使得《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被废弃，科举考试中在学宫用它来选拔人才，几乎家家传诵、户户吟咏，然而他们不了解《春秋》的程度更加严重。唉，胡安国之后，了解《春秋》的又是谁呢？
我们的道有三次发扬光大：尧舜时代像太阳初升，这是第一次；孔孟时代像太阳中天，这是第二次；程朱时代像太阳重明，这是第三次。这三次发扬光大，都是天意，学习道的人不可以不知道。
读《近思录》，它的言辞温和和蔼，它的气象纯粹肃穆，它的道理明白完备，跃然会心，不知不觉手舞足蹈。
张载说：《春秋》这本书，如果不是道理明白、义理精微，大概不可以学习。这是在《左传》《公羊传》尚未出现之前说的。现在既然有胡传继承程传而作，说得如此清楚明白，难道一定要道理明白、义理精微之后才可以学习吗？读者只要能信得过，觉得津津有味，那么这个人也就大体上懂得义理了。
《纲目》效法《春秋》，作为史鉴的准则，如果不是道理明白、义理精微，不容易学习。
《传习录》弊病很多，熟读《近思录》，自然就能看出来。
安定心神之后再说话，就没有轻浮躁急的弊病。
做君子一定要吃亏，做小人一定要占便宜。吃亏的做了君子，却是占便宜；占便宜的做了小人，却是吃亏。如今涉足世事，无论是身处局中还是旁观，却要
分明此意。
范定兴勉无玷姚子曰：读不见书，作惊人语。余则曰：读共见书，作醒人语。小学近思录四书五经，非人所共见乎？语不惊人死不休，则为文人墨士而已。孔孟程朱，其语何坦易而明白也！
译清楚地明白这个意思。
范定兴勉励不要玷污，姚子说：“读别人没见过的书，写惊世骇俗的话。”我却说：“读大家共见的书，写唤醒人心的话。”《小学》《近思录》《四书》《五经》，难道不是众人共见的吗？如果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那就只是文人墨客罢了。孔子、孟子、程颢、程颐、朱熹，他们的言语为何如此坦率平易而明白晓畅呢！
每思圣人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一语，增多少愧惭无已。就是先言其行而后从之也罢了，由今看来，却都是先言其行而不从之，愧惭当何如也。
对人而不审其言，出言而不审其心，非所以为学也。
今日治心且从梦寐治起，此处大段不清楚，以是放其心而不知求。
理学莫精于文清，而忠宪过之，盖才胜也。文章莫妙于文成，而忠宪过之，盖学胜也。
陈惕龙谓阳明为本朝第一人，又曰为第一才人，非第一学人也。然则第一学人，惟梁溪先生当之。
自古称中心悦而诚服者，莫如七十子之于孔子，至其所以悦所以服，余亦不得而知也。迩来得高子遗书，朝夕讽诵，吾悦之，吾亦不能言其所以悦，但觉天下之赏心者，更无可以踰此也。吾服之，吾亦不能言其所以服，但觉天下之倾心者，更无可以踰此也。然后知七十子之服孔子，亦若是焉则已矣。
二氏言静，吾儒亦言静，但二氏离动以为静，吾儒即动是静，故曰静而无静，动而无动，神也，非物也。二氏言无，吾儒亦言无，但二氏离有以为无，而吾儒则有若无，故有物有则之民彝，即无声无臭之天载，二之则不是。二氏言虚，吾儒亦言虚，但二氏离实以为虚，而吾儒则实若虚，故万物皆备之大用，即一物不容之本体，二之则不是。此毫厘千里之辨也。
伏羲之易，画也，文王象之。象者，断易之画也。然而进乎画之义也。文王之易，象也，周公爻之。爻者，效文之象也。然而进乎象之义也。至孔子十翼，所以翼画也，所以翼象也，所以翼爻也。然而三圣之义，于是乎始有着解处矣。高子曰：非孔子，而吾乌知易之所语何语哉！五经注于诸儒，易注于孔子，学易者明孔子之易，而易明矣。至哉言乎！此周易孔义之所以作也。余且从程传求之，以程传视孔翼，规模气象，固有大圣大贤之分。要之，程之义无一非孔之义也。高子曰：学易者，明孔子之易而易明。愚谓：学易者明程子之易，而孔易其庶乎。庶乎孔易义，则庶乎可与言易矣。
未闻道之先，不静坐不读书，便无入处，如何闻得道？既闻道之后，不静坐不读书，便无守法，如何算得闻道？
要做人，须是存心，心不存，则为庶民去之之人矣；要存心，须是读书。书不读，则心为莫知其乡之心矣；要读书须是静坐，不静坐，则其读书也为出口入耳云尔；要静坐须是无欲，欲不无，则其静坐也为形寂神驰云尔。然则做人者，当自无欲始。
吉凶不外乎善与恶，善者吉，恶者凶；善恶不外乎是与非，是者善，非者恶；是非不外乎义与利，义者是，利者非。此当随事随物而精察之。若念虑之萌，言论之法，事为之着，浑是义，而不染于利，则有是而无非矣。有是而无非，则有善而无恶矣；有善而无恶，则有吉而无凶矣。我辈所以事人者在此，所以事天者亦在此。
易曰趋吉避凶，盖言趋正避邪也。后人以为趋利避害，失之远矣。
文清曰：程朱所以接孔孟之传者，只是进修有序。象山直指本心，阳明首揭良知，皆以顿悟直捷为事，而不复斤斤进修之序，岂所语于孔孟之传哉？
虞廷十六字，吾道大开辟也，禹汤文武皆践履此十六字，而笔之为书，彰彰可考也。天若不生孔子集大成而一一表章之，谁知其为传道之要诀哉？若夫颜曾思孟，则又孔子之孝子，顺孙克家而缵其绪者也。故生孔子之后者，宜用守。元公太极图，吾道一大开辟也，洛中之二程、关中之张，皆践履此一图，而笔之为书，彰彰可考也。天若不生朱子集大成，谁知其为传道之要诀哉？若夫江西余姚，则又朱子之敌国、外患入室而操其戈者也，故生朱子之后者，宜用攻。
由孔子而后千余年，大学中庸杂在戴记中，两论七篇混入子书内，学者但作文字观云尔。及二程出，然后汇辑订正，列为四书，朱子又缵承二程之志，一字一句示之指南，名曰集注，使天下万世资之如菽粟，一日不食则饥；资之如布帛，一日不衣则寒。
译每当想到圣人“先实行所说的话，然后再说”这句话，我就感到无尽的羞愧和惭愧。即使是先说了再去做，也罢了；但从现在来看，却都是先说了却不照着做，这羞愧和惭愧该是多么深重啊。
对人而不审慎考察他的话，说话而不审慎考察自己的内心，这不是做学问的方法。
今天修养心性，应当从梦寐中开始治理，因为这里大体上不清楚，所以放纵了自己的心却不知道去寻求它。
理学没有人比程颐更精微，但罗从彦超过了程颐，这是因为罗从彦的才气胜过他。文章没有人比王守仁更精妙，但罗从彦超过了王守仁，这是因为罗从彦的学问胜过他。
陈龙正说王阳明是本朝的第一人，又说他是第一才人，而不是第一学人。那么第一学人，只有梁溪先生（罗从彦）当之无愧。
自古以来，称中心喜悦而真诚信服的人，没有谁比得上七十位弟子对孔子那样，至于他们之所以喜悦、之所以信服的原因，我也不能知道。近来得到高子遗的书信，早晚诵读，我喜悦它，我也不能说出我喜悦的原因，只觉得天下令人赏心悦目的事物，再也没有能超过这个的了。我信服它，我也不能说出我信服的原因，只觉得天下令人倾心折服的事物，再也没有能超过这个的了。然后才知道七十位弟子信服孔子，也不过是这样罢了。
佛家和道家讲静，我们儒家也讲静，但佛家和道家是脱离动来求静，我们儒家则是即在动中就是静，所以说静而没有静相，动而没有动相，这是神妙，不是物象。佛家和道家讲无，我们儒家也讲无，但佛家和道家是脱离有来求无，而我们儒家则是有却如同无，所以有物有则的人伦常道，就是无声无臭的天道运行，将二者分开就不对了。佛家和道家讲虚，我们儒家也讲虚，但佛家和道家是脱离实来求虚，而我们儒家则是实却如同虚，所以万物具备的大用，就是一物不容的本体，将二者分开就不对了。这是毫厘之差、千里之谬的辨析。
伏羲的《易经》，是画卦，文王为之作象。象，是裁断《易经》卦画的意义。然而这比卦画的意义又进了一步。文王的《易经》，是象，周公为之作爻辞。爻辞，是效法文王的象。然而这比象的意义又进了一步。到了孔子的十翼，是用来辅翼卦画的，用来辅翼象的，用来辅翼爻辞的。然而三圣人的意义，从这里才开始有了着落解释的地方。高子说：如果不是孔子，我怎么知道《易经》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呢！五经的注解在于诸儒，《易经》的注解在于孔子，学习《易经》的人明白了孔子的《易经》，那么《易经》就明白了。这话真是至理名言啊！这就是《周易孔义》一书写作的原因。我暂且从程颐的《易传》中去探求，用程颐的《易传》来看孔子的十翼，规模气象，固然有大圣和大贤的区别。总之，程颐的意义没有一条不是孔子的意义。高子说：学习《易经》的人，明白了孔子的《易经》那么《易经》就明白了。我认为：学习《易经》的人明白了程子的《易经》，那么孔子的《易经》也就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孔子的《易经》意义，那么差不多就可以谈论《易经》了。
没有听闻大道之前，不静坐不读书，就没有入门的地方，怎么能听闻大道呢？既然听闻了大道之后，不静坐不读书，就没有守持的方法，怎么能算作听闻了大道呢？
要做个人，必须存养本心，心不存养，那就成为随波逐流的庶民了；要存养本心，必须读书。书不读，那么心就成为不知归宿的心了；要读书必须静坐，不静坐，那么读书也只是过耳不过心罢了；要静坐必须没有欲望，欲望不消除，那么静坐也只是身体寂静而精神驰骋罢了。那么做个人，应当从没有欲望开始。
吉凶不外乎善与恶，善就是吉，恶就是凶；善恶不外乎是与非，对就是善，错就是恶；是非不外乎义与利，义就是对，利就是错。这应当随着事情和事物去精细地观察。如果念头的萌发，言论的发表，行为的实施，全都是义，而不沾染利，那么就有对而没有错了。有对而没有错，那么就有善而没有恶了；有善而没有恶，那么就有吉而没有凶了。我们侍奉人的道理在这里，侍奉天的道理也在这里。
《易经》说趋吉避凶，大概是说趋向正道避开邪道。后人认为是趋向利益避开祸害，这就差得太远了。
程颐说：程颐和朱熹之所以承接孔孟的道统，只是因为他们进修有序。陆九渊直指本心，王阳明首先揭示良知，都以顿悟直捷为事，而不再斤斤计较于进修的次序，这哪里谈得上是孔孟的道统呢？
虞舜朝廷的十六个字，是我们道统的一大开辟，禹、汤、文、武都践行了这十六个字，并写成了书，明显可以考证。上天如果不降生孔子集大成而一一表彰它，谁知道它是传道的要诀呢？至于颜回、曾子、子思、孟子，又是孔子的孝子、顺孙，继承家业而延续其道统的人。所以生在孔子之后的人，适宜采用守成的态度。周敦颐的《太极图》，是我们道统的一大开辟，洛阳的二程、关中的张载，都践行了这一图，并写成了书，明显可以考证。上天如果不降生字朱熹集大成，谁知道它是传道的要诀呢？至于江西、余姚的人，又是朱熹的敌国、外患入室而拿着戈矛的人，所以生在朱熹之后的人，适宜采用攻伐的态度。
从孔子以后一千多年，《大学》《中庸》混杂在《礼记》中，《论语》《孟子》七篇混入诸子书中，学者只把它们当作文章看待罢了。等到二程出现，然后汇辑订正，列为四书，朱熹又继承二程的志向，一字一句指示指南，命名为《四书集注》，使天下万世依靠它如同依靠粮食，一天不吃就饿；依靠它如同依靠布帛，一天不穿就冷。
此程朱之功所以上追孔孟也。非然者，虽有菽粟，与荑稗同，谁知其可食哉；虽有布帛，与芦苇同，谁知其可衣哉？今且人人食之、人人衣之，莫不从此求温饱矣。然在童子，不过资之以补诸生，在诸生不过资之以举孝廉，在孝廉不过资之以跻南宫。富贵之温饱，岂道德之温饱哉！日食菽粟而不知其昧也，日衣布帛而不知其色也，惜哉，辜负圣贤矣！
译这就是程朱理学的功绩之所以能够上追孔孟的原因。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有豆类和谷物，也与杂草混同，谁又知道它们可以食用呢；即使有布匹丝绸，也与芦苇混同，谁又知道它们可以穿着呢？如今人们都食用这些粮食、穿着这些衣物，没有不借此寻求温饱的。然而对于孩童来说，不过是借此来补充生员的知识；对于生员来说，不过是借此来考中孝廉；对于孝廉来说，不过是借此来登科及第。这种富贵的温饱，难道是道德的温饱吗？每天吃着豆类谷物却不知道它的滋味，每天穿着布匹丝绸却不知道它的色彩，真是可惜啊，辜负了圣贤的教诲！
文清谓尧舜为干道，禹为坤道，盖据书辞曰钦明、曰重华、曰祇承三言分之也。余意以尧舜言之，则尧为干舜为坤，及舜受尧禅，则舜又为干矣。大抵尧舜为干，禹为坤。及禹受舜禅，则禹又为干矣。大抵尧舜禹三圣皆合乾坤之道也，皆以自强不息之功而博施、厚德以载物。分干分坤，或恐未然。
尽性者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复性者斯可矣。复性者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知性者斯可矣。知性而后性乃可复也，复性而后性乃可尽也，岂曰绝无其人哉？聊勖已耳。
文清称真儒之不杂凡四：曰心，曰行实，曰事业，曰文词是也。愚谓行实事业文词，皆本于心，心不杂则满腔天理，浑然湛然发诸外者，莫非天理之流行矣，又何杂焉？
文清极力推韩子，窃意韩子光明俊伟，自是千四百年间一大人物。然以语于四者之不杂，则未也。唯是舍其瑕取其瑜，则圣贤豪杰两途当有各擅其长者。但圣贤分数少，豪杰分数多，使得游孔子之门，则圣贤分数浮于豪杰矣。韩子曰：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列。看他是何等抱负！释氏之徒以为师事大颠，谬诬甚矣。
孟子于陈仲子，略其小廉，责以大义。此春秋之法也。包则谓举世趋利若骛有人焉，狷介清苦、不与世俗为缘，如凤凰之在鸡羣，此中流一柱也，曷可少乎？
不知其人视其友。其友而廉静勤慎也者，不问而知其为端人矣；其友而贪冒逸豫也者，不问而知其为匪人矣。
文清曰：为学至要当于妄念起处即遏绝之。正心之学，一言以蔽之矣。又曰：为学第一在变化气质。修身之学，一言以蔽之矣。
文清曰：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周程张朱，正学也，不学此者即非正学也。余谓：不学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周程张朱，非正学也；即学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而不学周程张朱，亦非正学也。陆王一派，欲驾周程张朱而上之，正耶否耶？
文清曰：语理而遗物，语上而遗下，此以言乎释老之学也。若俗学，则语物而遗理，语下而遗上矣。
道学者，所以学为人也，举世骇之笑之，抑思人而不学道，可也；人而不学人，可乎？人而骇人之学，人笑人之学人也，是尚可以为人乎哉？
文清曰：作诗、作文、写字，皆非本领工夫。惟于身心上用力最要。余谓：作诗务涵养性情，作文务根极性命，写字务如程子之敬非欲字好只此是学，如此则诗也文也字也，皆在身心上用功，何必非本领工夫哉。文清曰：道从天出，是有本之学。余谓：道从心入，是有本之学。何也？心即天也。
文清曰：学者自幼便为谋利计功而学，宜其不足以入尧舜之道。夫谋利计功，盖指科举之学言也。今之学者，舍科举则无学矣。汝曹试思之，补诸生、荐贤书、成进士，与希贤希圣希天孰愈？三希道德也，一世而千秋；三途富贵也，岂特不可以千秋哉，并不可以一世矣。为吾子弟者，慎无役役功利，而自外尧舜之道哉！
得小学之旨，然后可以肆力于四书，未有不解小学而能读四书者也。不解小学而读四书，只是举业。得四书之旨，然后可以肆力于五经，未有不解四书而能读五经者也。不解四书而读五经，只是尘编。得五经之旨，然后可以肆力于诸史，未有不解五经而能读史者也。不解五经而读诸史，只是玩物丧志。
文清明朝第一人，得力全在读书一录。玩录中说读书处，津津有味。眼里看的、口里念的、心里想的、当身践履的，那一时一刻不凝注在书上？所以纔成了个大儒。我辈无先生万一之功，而欲几先生万一之业，其将能乎？
文清谓：读书须体贴向身心事物上来，反复考验其理。此二句最宜详玩。何也？向事物上体贴而不考验身心，则涉于支离；考验身心事物而不反复以用其极，究归半上落下。此先生之言所以浑全无蔽也与。文清论为学于口耳文辞，谆谆致戒焉；窃谓学绝道丧，而后即求口耳文辞之士，岂易得乎？若遇其人，且相率而从事焉，俟口
译文清认为尧舜属于乾道，禹属于坤道，大概是依据《尚书》中“钦明”、“重华”、“祇承”这三句话来区分的。我的意见是，就尧舜而言，尧为乾，舜为坤；等到舜接受尧的禅让，舜又成为乾了。大体上，尧舜为乾，禹为坤。等到禹接受舜的禅让，禹又成为乾了。大体上，尧、舜、禹三位圣人都是兼合乾坤之道的，都是凭借自强不息的功夫来广施恩惠、以厚德承载万物。强行区分乾与坤，恐怕未必恰当。
尽性的人，我无法见到了；能见到复性的人，这就足够了。复性的人，我无法见到了；能见到知性的人，这就足够了。知道本性，然后本性才能恢复；恢复本性，然后本性才能穷尽，难道说完全没有这样的人吗？不过是姑且以此自勉罢了。
文清称颂真正的儒者不混杂，共有四点：一是心，二是行为实质，三是事业，四是文辞。我认为，行为实质、事业、文辞，都根源于心，心不混杂，那么满腔都是天理，浑然清澈，表现在外部的，没有不是天理的流行，又有什么混杂的呢？
文清极力推崇韩愈，我私下认为韩愈光明俊伟，自然是千四百年间的一大人物。但是要说他在那四个方面都不混杂，则还没有达到。只是舍弃他的瑕疵而取其优点，那么圣贤与豪杰两条道路应当各有其擅长之处。只是圣贤的比例少，豪杰的比例多，如果韩愈能够游历孔子门下，那么圣贤的比例就会超过豪杰了。韩愈说：“世间没有孔子，我不应当在弟子的行列中。”看他是何等的抱负！佛教徒认为他师从大颠，这是非常荒谬的诬蔑。
孟子对于陈仲子，忽略了他的小节廉洁，而责备他大义上的缺失。这是《春秋》的笔法。包拯却说，举世追逐利益像奔跑一样，有一个人，孤高耿介、清贫刻苦，不与世俗同流，就像凤凰在鸡群中，这是中流砥柱，怎么可以缺少呢？
不了解一个人，就看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如果廉洁、安静、勤奋、谨慎，不用问就知道他是正直的人；他的朋友如果贪婪、冒进、安逸、享乐，不用问就知道他是邪恶的人。
文清说：做学问最关键的，应当在妄念刚起时就遏制断绝它。正心的学问，用这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又说：做学问第一重要的是变化气质。修身的学问，用这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
文清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盂、周程张朱，是正统的学问，不学这些就不是正统的学问。我说：不学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盂周程张朱，不是正统的学问；即使学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盂，而不学周程张朱，也不是正统的学问。陆王这一派，想要凌驾于周程张朱之上，是正统吗？
文清说：谈论道理而遗弃事物，谈论高深而遗弃浅近，这是用来形容佛老之学的。如果是俗学，则是谈论事物而遗弃道理，谈论浅近而遗弃高深了。
道学，是用来学习做人的，举世的人都惊骇它、嘲笑它，难道不想想，人如果不学道，可以吗；人如果不学做人，可以吗？人如果惊骇别人学习做人，嘲笑别人学习做人，这还可以算是人吗？
文清说：作诗、作文、写字，都不是根本的功夫。只有在身心上用力才是最关键的。我说：作诗务必涵养性情，作文务必穷究性命，写字务必像程子所说的“敬”，不是为了字写得好，只是这就是做学问，这样那么诗、文、字，都是在身心上用功，何必说不是根本的功夫呢？文清说：道从天而出，是有根本的学问。我说：道从心而入，是有根本的学问。为什么呢？心就是天。
文清说：学者从小就为了谋取利益、计算功效而学习，难怪不足以进入尧舜的大道。所谓谋取利益、计算功效，大概是指科举之学而言。现在的学者，除了科举就没有别的学问了。你们试着想想，成为诸生、被荐举贤书、考中进士，与希望成为贤人、圣人、天人相比，哪个更好？“三希”是道德，可以传颂千秋；“三途”是富贵，难道仅仅不能传颂千秋吗，甚至在一世之中也不能长久。作为我的子弟，千万不要沉溺于功利，而将自己排除在尧舜的大道之外啊！
领悟了《小学》的宗旨，然后才可以全力研读《四书》，没有不先理解《小学》而能读懂《四书》的。不理解《小学》而读《四书》，只是应付科举。领悟了《四书》的宗旨，然后才可以全力研读《五经》，没有不先理解《四书》而能读懂《五经》的。不理解《四书》而读《五经》，只是翻阅陈旧的书籍。领悟了《五经》的宗旨，然后才可以全力研读各种史书，没有不先理解《五经》而能读懂史书的。不理解《五经》而读各种史书，只是玩物丧志。
文清是明朝第一高人，他的得力之处全在于读书这一条。玩味他所说的关于读书的地方，津津有味。眼里看的、口里念的、心里想的亲身实践的，哪一时哪一刻不凝聚在书上？所以才能成为一个大儒。我们这些人没有先生万一的功夫，却想要达到先生万一的成就，难道能做到吗？
文清说：读书必须体贴到身心事物上来，反复考验其中的道理。这两句话最应当详细玩味。为什么呢？向事物上体贴而不考验身心，就会流于支离破碎；考验身心事物而不反复穷究到极致，最终还是会半途而废。这就是先生的言论之所以浑然完整、没有弊病的原因吧。文清论述做学问，对于口耳之学和文辞之学，谆谆告诫；我私下认为，学术断绝、道统丧失之后，即便去寻找那些只重口耳文辞的人，难道容易得到吗？如果遇到这样的人，姑且率领他们一起从事于此，等到口
耳博洽文辞华赡，然后进求之，游泳乎其中，而神明乎其外，亦可以免于先生之戒矣。
译耳朵广泛涉猎，文辞华美丰富，然后进一步探求，在其中沉浸游历，而在其外保持精神清明，这样就可以避免先生所告诫的弊病了。
文清曰：为学时时处处是做工夫处，虽至鄙至陋处，皆当存谨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时，手足不敢妄动，心不敢乱想，这便是睡时做工夫。以至无时无事不然，此所谓敬以直内也。又曰：为学于应事接物处，尤当详审，每日不问大事小事，处置悉使合宜，积久则业广矣，此所谓义以方外也。程子曰：敬义夹持，直上达天德。自此无出两般工夫者矣。
古之学也道，今之学也艺。古之学也义，今之学也利。
古之学者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天爵修而人爵在其中矣。今之学者读书作文以求夫官，终身役役人爵，又乌知天爵为何物哉？
写字最可验心之存否，或差一字，或遗一字，或多一字，皆缘心不在而然。断断乎莫之或爽也。
志气昏惰，肢体放逸，只缘不敬。敬则诸病皆无。自而生矣，持己则敬与怠分，敬日新而怠日废也；接物则敬与慢分，敬日谦而慢日倨也。
文清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凡有所行知，顺吾父母之命而已，遑恤其它？余谓：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凡有所行知，尽吾天地之性而已，遑恤其它？
文清曰：凡圣贤之书，皆先知先觉，觉后知后觉之言，读其书而无知觉，可乎？先生之意，盖谓读圣贤书，而徒为口耳词章之学与，冥然无知觉者等耳。
文清曰：读正书、明正理、亲正人、存正心、行正事，此五者缺一不可也。然而有其序焉，未有不读正书而能明正理者也，未有不明正理而能亲正人者也，未有不亲正人而能存正心者也，未有不存正心而能行正事者也。实实体验，当自见的。
文清曰：人之威仪，须臾不可不严整。盖有物有则也。然则耳不聪、目不明，是有耳目之物而无聪明之则矣；手不恭、足不重，是有手足之物而无恭重之则矣。以此推之，百体皆然。人之威仪，亦何可以不严整乎哉？
文清曰：万事敬则吉，怠则凶，此即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凶二语而约以出之也。又曰：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此即俭者德之共、侈者恶之大二语而详以出之也。要其立言之旨，则无少异耳。我辈操心，其可以不趋吉避凶也与哉！我辈持己，其可以不崇德去恶也与哉！
文清曰：自顶以及踵，皆天之所与，但求顺天。余谓：自顶以及踵，皆亲之所与，但求不忝吾亲而已。自顶以及踵，皆君之所与，但求不负吾君而已。何也？亲也，君也，皆天也。
或谓诗不李杜，非诗之至也。余曰：孜孜然用力于三百焉，李杜咋舌矣。或谓文不苏韩，非文之至也。余曰：孜孜然用力于四子五经焉，苏韩阁笔矣。或谓字不锺王，非书之至也。余曰：孜孜然用力于程朱，即此是学焉，锺王束手矣。此吾所谓古今三绝也，异乎诗人文人及善书者所谓三绝矣。
诗必李杜乎？不李杜自有诗；文必苏韩乎？不苏韩自有文；书必锺王乎？不锺王自有书。若夫学不可不程朱也，不程朱更无学矣。学程朱之学，则宜学程朱之诗，学之可以嗣响三百；学程朱之学，则宜学程朱之文，学之可以媲美六经；学程朱之学，则宜学程朱之书，学之可以缵千圣相传之敬，而点画皆心学矣，又何必李杜苏韩锺王哉？
文清曰：天道公而自然，不为何而春夏生物，不为何而秋冬成物，天其无为乎？又曰：人道公而自然，不为何而行仁义，不为何而行礼智，人其无为乎？余以为天道人道皆有为也，天何为哉？为人也。天不为人之性而赋命，则人类灭矣；人何为哉？为天也。人不为天之命而尽性，则天德亡矣。天人交相为以成其公，又何不自然之有？
为人谋而忠，智也；与朋友交而信，仁也；传而习，勇也。曾子三省，其即中庸之三达德乎。
文清曰：每顾遗体之重，未尝一日敢忘先人。窃尝三复斯言，谁非先人遗体，谁是一日可忘先人者？
文清曰：只顺理便是道。此以仁义礼智浑言也。详言之，只守理便是仁，合理便是义，循理便是礼，明理便是智。总之，则一顺理而已，是仁义
译文清说：做学问时时处处都是用功的地方，即使是最粗鄙、最简陋的地方，都应当存有谨慎敬畏之心，不可疏忽。比如就寝时，手脚不敢妄动，心思不敢乱想，这就是在睡觉时用功。以至于没有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不是这样，这就是所说的“用恭敬来端正内心”。又说：做学问在应对事务、接触事物时，尤其应当详细审慎，每天不论大事小事，处理都要适宜，积累久了事业就广博了，这就是所说的“用道义来端正外在”。程子说：恭敬与道义相互扶持，径直向上达到天德。从此没有超出这两种功夫的了。
古代的学问是为了求道，现在的学问是为了技艺。古代的学问是为了道义，现在的学问是为了利益。
古代的学者探究事理、穷尽本性以至于通达天命，修好天爵（内在的道德），人爵（外在的官位）就在其中了。现在的学者读书写文章是为了求取官位，终身劳碌追求人爵，又哪里知道天爵是什么东西呢？
写字最能检验心是否存养，或者写错一个字，或者漏掉一个字，或者多写一个字，都是因为心不在焉才这样。确实没有不准确的。
意志昏沉懒惰，肢体放纵安逸，只是因为不恭敬。恭敬了各种毛病就没有了。自己产生（变化）了，持守自己就分为恭敬与懈怠，恭敬日益更新而懈怠日益废弃；接触事物就分为恭敬与轻慢，恭敬日益谦逊而轻慢日益傲慢。
文清说：天地是我的父母，凡是有所知有所行，只是顺从我的父母的命令罢了，还顾得上其他什么？我说：父母是我的天地，凡是有所知有所行，只是尽我的天地的本性罢了，还顾得上其他什么？
文清说：凡是圣贤的书，都是先知先觉者唤醒后知后觉者的言语，读他们的书却没有知觉，可以吗？先生的意思，大概是说读圣贤书，如果只是口头耳朵的词章之学，那就和冥然无知觉的人一样罢了。
文清说：读正经、明正理、亲近正人、存正心、行正事，这五样缺一不可。然而它们有次序，没有不读正经而能明正理的，没有不明正理而能亲近正人的，没有不亲近正人而能存正心的，没有不存正心而能行正事的。切实体验，自然能看见。
文清说：人的威仪，片刻不可不严整。因为万物都有法则。那么耳朵不灵敏、眼睛不明亮，是有耳目这个物体而没有聪明这个法则了；手不恭敬、脚不稳重，是有手足这个物体而没有恭重这个法则了。由此推论，全身都是这样。人的威仪，怎么可以不严整呢？
文清说：万事恭敬就吉祥，懈怠就凶险，这就是从“恭敬胜过懈怠就吉祥、懈怠胜过恭敬就凶险”这两句话概括出来的。又说：节俭朴素，是人的美德；奢侈华丽，是人的大恶。这就是从“节俭是美德的共同点、奢侈是大恶的根本”这两句话详细阐述出来的。至于立言的宗旨，则没有多少不同。我们操心，怎么可以不趋吉避凶呢？我们持守自己，怎么可以不崇尚美德去除恶行呢？
文清说：从头顶到脚底，都是上天所给予的，只求顺从天意。我说：从头顶到脚底，都是父母所给予的，只求不辱没我的父母罢了。从头顶到脚底，都是君主所给予的，只求不辜负我的君主罢了。为什么呢？父母、君主，都是天意。
有人说诗不是李杜，就不是诗的极致。我说：在《诗经》三百篇上孜孜不倦地用力，李杜也要咋舌了。有人说文章不是苏韩，就不是文章的极致。我说：在四书五经上孜孜不倦地用力，苏韩也要搁笔了。有人说书法不是钟王，就不是书法的极致。我说：在程朱之学上孜孜不倦地用力，这就是学问，钟王也要束手了。这就是我所说的古今三绝，不同于诗人、文人以及擅长书法的人所说的三绝。
诗一定要是李杜吗？不是李杜自有诗；文一定要是苏韩吗？不是苏韩自有文；书一定要是钟王吗？不是钟王自有书。至于学问不可不学程朱，不学程朱就没有学问了。学程朱的学问，就应当学程朱的诗，学了可以继承《诗经》三百篇的余响；学程朱的学问，就应当学程朱的文，学了可以媲美六经；学程朱的学问，就应当学程朱的书，学了可以继承千圣相传的恭敬，而点画都是心学了，又何必李杜苏韩钟王呢？
文清说：天道公正而自然，不为什么而春夏生物，不为什么而秋冬成物，天难道是无为的吗？又说：人道公正而自然，不为什么而行仁义，不为什么而行礼智，人难道是无为的吗？我认为天道人道都是有为的，天做什么呢？为了人。天如果不赋予人的本性而赋予天命，人类就灭亡了；人做什么呢？为了天。人如果不尽天命而尽本性，天德就灭亡了。天人交互作为以成就其公正，又有什么不自然的呢？
为别人谋划而忠诚，是智；与朋友交往而守信，是仁；传授并温习，是勇。曾子的三省，大概就是《中庸》的三达德吧。
文清说：每次顾念遗体的重要，没有一天敢忘记先人。我私下多次反复思考这句话，谁不是先人的遗体，谁是一天可以忘记先人的呢？
文清说：只顺理就是道。这是把仁义礼智混着说的。详细说，只守理就是仁，合理就是义，循理就是礼，明理就是智。总之，只是一个顺理罢了，是仁义
礼智便是道也。
文清曰：矫轻警惰，只当于心志言动上用功。心志言动是四件功夫，每日省察心如何存、志如何立、出何言语、作何举动，件件都求过得去，斯可免于轻与惰矣。
译礼和智就是道。
文清说：纠正轻浮、警惕懈怠，只应当在心、志、言、动上用功。心、志、言、动是四项功夫，每天反省省察心是如何存养的、志是如何确立的、说出什么言语、做出什么举动，每一项都力求过得去，这样就可以避免轻浮和懈怠了。
易曰洗心，书曰制心，诗云小心，孔曰正心，孟曰存心、曰养心，圣贤之书勤勤恳恳，皆以保护此心也。心之所以不能保护者，岂有他哉？私欲害之耳！降伏私欲，使不得干吾灵府，曰制心。然非翼翼然以上帝为鉴临，心其可得而制乎？是故小其心所以制之也，制其心所以洗之也，洗其心所以存之也，存其心所以养之也，养其心所以正之也。心至正，则惟精惟一，直与上帝合符矣。
心之变幻虽多端，大约不出天理人欲二者而已。为天理之心则高峻，为人欲之心则卑陋；为天理之心则广大，为人欲之心则狭小；为天理之心则光明，为人欲之心则暗昧；为天理之心则洁净，为人欲之心则污秽；为天理之心则端正，为人欲之心则邪僻；为天理之心则专一，为人欲之心则杂扰；为天理之心则宽厚，为人欲之心则刻薄；为天理之心则细密，为人欲之心则粗疎；为天理之心则深沈，为人欲之心则浅露；为天理之心则公平，为人欲之心则偏私；为天理之心则坦易，为人欲之心则艰险；为天理之心则舒缓，为人欲之心则急躁；为天理之心则谦和，为人欲之心则倨侮；为天理之心则退让，为人欲之心则矜伐。凡此数者，出于此则入乎彼，如影随形，如响应声，不可不察也。
道者，仁义礼智之纲也，仁义礼智道之目也。
文清曰：仁义礼智之性有未尽，即拂乎天命，而自绝于天矣，可畏哉。
文清曰：荡涤私邪、存养心性、端谨容节，三者虽并言之，要以荡涤私邪为主。盖荡涤私邪，然后心性可得而存养，容节可得而端谨也。
文清曰：常主静，物来应之。所谓役物而不役于物也。
文清曰：荡涤无一毫之私累，正易所谓洗心也。
文成之才大于文清，文清之学正于文成。尚论者固不可以其才之大，而掩其学之正也。
阳明之徒推道学，首白沙，而不及文清，盖自为地也。
大道流行，有一息间断，便不成造化；人道迈往，有一息间断，便不成性学。
大道所以无间断，以其有元亨利贞四德也；人道所以无懈弛，以其有仁义礼智四德也。圣人法天而立道，岂非法天之元亨利贞，而以仁义礼智立之哉？学道者求天人合德焉，可矣。
天有元亨利贞，我有仁义礼智；天有日月星辰，我有耳目手足；天有风云雷雨，我有喜怒哀乐。吾何欢乎哉！
孟子曰：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以叹学之不讲、贸贸迷途者然也。余则曰：着之而不行焉，察矣而不习焉，终身知之而不由道者，众也。以叹学之徒讲、役役空文者然也。孟子叹人，余自叹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此三者学人之通病也，余则不戒正、助，而独戒忘，何也？正助俱勿忘以后事，心既忘矣，又何有于正，又何有于助长？是故集义之事，必以勿忘为主。曰勿忘，便有疾徐中节之意，而可以免于正助矣。先正云：昼观诸妻子，夜观诸梦寐，两者无愧，始可以言学。余谓：妻子工夫，须从言语做起，每日称引圣贤，莫杂以闲言妄语，则不愧妻子矣；梦寐工夫，全从思虑做起，每夜寤寐圣贤，而不杂以闲思妄想，则不愧梦寐矣。学道者何可以不从事于斯也！
为学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三重者何？慎言语、肃威仪、正思虑是也。坐卧问心焉，行住问心焉，饮食问心焉。语默问心，寤寐问心焉，一不问则背而驰，莫知所之矣。
张子曰：天体物而不可遗，犹仁体事而无不在也。学者以天为体，则无遗物，而万物各得其所矣。以仁为体，则无遗事，而万事各得其宜矣。
文清曰：中夜思千古圣人之心，惟是诚而已矣。我辈所以学圣人而未能者，只是不诚。
至诚者，圣人也；思诚者，贤人也。不诚只是庸众。
朱子曰：至精之理，于至粗之物上见。窃意理曰至精，形而上之道也；物曰至粗，形而下之器也。理从物上见，道从器上见。朱子之言，盖本孔子也。
文清之学，得力在
译《易经》说洗涤心灵，《尚书》说节制心灵，《诗经》说小心谨慎，孔子说端正心灵，孟子说存养心灵、涵养心灵，圣贤的著作勤勤恳恳，都是为了保护这颗心。心之所以不能得到保护，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不过是私欲侵害它罢了！降伏私欲，使它不能干扰我的精神世界，这就叫做节制心灵。然而，如果不是恭敬谨慎地以上帝作为鉴察临照，心怎么可能得到节制呢？因此，使心变得谦卑是为了节制它，节制心是为了洗涤它，洗涤心是为了存养它，存养心是为了端正它，端正心是为了涵养它。心达到至正的地步，就能做到惟精惟一，直接与上帝契合一致了。
心的变化虽然多种多样，大致不出天理和人欲这两者而已。属于天理的心就高峻，属于人欲的心就卑陋；属于天理的心就广大，属于人欲的心就狭小；属于天理的心就光明，属于人欲的心就昏暗；属于天理的心就洁净，属于人欲的心就污秽；属于天理的心就端正，属于人欲的心就邪僻；属于天理的心就专一，属于人欲的心就杂乱；属于天理的心就宽厚，属于人欲的心就刻薄；属于天理的心就细密，属于人欲的心就粗疏；属于天理的心就深沉，属于人欲的心就浅露；属于天理的心就公平，属于人欲的心就偏私；属于天理的心就坦荡平易，属于人欲的心就艰险；属于天理的心就舒缓，属于人欲的心就急躁；属于天理的心就谦和，属于人欲的心就傲慢轻侮；属于天理的心就退让，属于人欲的心就自夸。凡是这几种情况，出于这一方就进入那一方，如同影子跟随形体，如同回声响应声音，不可不仔细体察。
道，是仁义礼智的纲领；仁义礼智，是道的条目。
文清说：仁义礼智的本性如果有未尽之处，就是违背天命，从而自我断绝于天了，真是可怕啊。
文清说：荡涤私邪、存养心性、端正谨慎仪容节度，这三者虽然并提，但要以荡涤私邪为主。因为荡涤了私邪，然后心性才可以得到存养，仪容节度才可以得到端正谨慎。
文清说：常常以静为主，事物来了就应对它。这就是所谓役使外物而不被外物役使。
文清说：荡涤得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欲牵累，正是《易经》所说的洗涤心灵。
文成的才能大于文清，文清的学问比文成正。推崇评论的人固然不能因为他的才能大，就掩盖他学问的正。
阳明学派的门徒推崇道学，首推陈白沙，而不提及文清，大概是为了给自己留地步。
大道流行，如果有一息的间断，就不能成就造化；人道向前迈进，如果有一息的间断，就不能成就性学。
大道之所以没有间断，是因为它有元亨利贞四德；人道之所以没有懈怠松弛，是因为它有仁义礼智四德。圣人效法天道而确立人道，难道不是效法天的元亨利贞，而用仁义礼智来确立它吗？学习道的人，追求天人合德，就可以了。
天有元亨利贞，我有仁义礼智；天有日、月、星辰，我有耳、目、手、足；天有风、云、雷、雨，我有喜、怒、哀、乐。我还有什么可欢喜的呢！
孟子说：实行它却不显著，习惯了却不体察，终身遵循它却不知道其中道理的人，是大众。这是感叹学问不被讲求、茫茫然迷失道路的人就是这样。我却说：显著了却不实行，体察了却不习惯，终身知道它却不遵循道的人，是大众。这是感叹学问只是空谈、忙碌于空洞文字的人就是这样。孟子感叹别人，我则是自我感叹。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这三者是学习者的通病，我不戒除正心和助长，而唯独戒除忘，为什么呢？正心和助长都是忘之后的事，心既然已经忘了，又怎么会有正心，又怎么会有助长呢？因此，集义的事情，必须以勿忘为主。说勿忘，就有快慢适中合乎节度的意思，从而可以避免正心和助长了。先贤说：白天观察妻子儿女，夜晚观察梦寐，两者都没有愧疚，才可以谈学问。我认为：对待妻子儿女的功夫，必须从言语做起，每天称引圣贤，不要夹杂闲言妄语，就不愧对妻子儿女了；梦寐的功夫，全从思虑做起，每晚醒着睡着都想着圣贤，而不夹杂闲思妄想，就不愧对梦寐了。学习道的人怎么可以不从事于这些呢！
做学问有三重境界，大概就是减少过错吧。三重是什么？谨慎言语、严肃威仪、端正思虑是也。坐卧时问心，行走停留时问心，饮食时问心。说话沉默时问心，醒着睡着时问心，一旦不问心就背道而驰，不知道去哪里了。
张载说：天作为万物之体而不可遗漏，就像仁作为万事之体而无不在一样。学者以天为体，就不会遗漏万物，而万物各自得到其所；以仁为体，就不会遗漏万事，而万事各自得到其宜。
文清说：半夜思考千古圣人的心，只是诚罢了。我们学习圣人而不能做到的，只是不诚。
至诚的人，是圣人；思考诚的人，是贤人。不诚只是平庸大众。
朱熹说：至精的道理，在至粗的事物上显现。我私下认为，理叫做至精，是形而上的道；物叫做至粗，是形而下的器。理从物上显现，道从器上显现。朱子的话，大概是本于孔子的。
文清的学问，得力在
一性字。梁溪亦然。
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此之谓不言而忠信者，然后言忠信矣；此之谓不行而笃敬者，然后行笃敬矣。故曰夫然后行。若徒在言时求忠信，恐其信也有未必忠者矣；若徒在行时求笃敬，恐其敬也有未必笃者矣。其何以行之哉？
译“性”这个字，梁溪先生也是这么说的。
站立时，看见它参列在面前；乘车时，看见它倚靠在车辕横木上。这就叫做不用言语就能体现忠信，然后才在言语上体现忠信；这就叫做不用行动就能体现笃敬，然后才在行动上体现笃敬。所以说，只有这样才能付诸行动。如果只在言语上追求忠信，恐怕那所谓的“信”未必是出于“忠”；如果只在行动上追求笃敬，恐怕那所谓的“敬”未必是出于“笃”。那又怎么能够付诸行动呢？
天下无理外之物，天下无性外之理，天下无心外之性。心存则性复矣，性复而理得矣，理得而天地万物一以贯之矣。
物必有当然处，谓之理。以其为人所共由，谓之道。道与理，只是一个同体而异名也。今与人言理，即庸众者习而安之。若与人言道，虽高明者骇而走焉。何惑之甚也！
有一个物，即有一个物的来历，便是理。遇一个物，须审那一物的来历，便是穷理。穷理者，格物也。
文清曰：于圣人言理处，当各随其旨而知其所以异。言一本万殊也。又曰：当旁通其意而知其所以同。言万殊一本也。
知止之所在而坚守勿失，为知。此即知行合一之学。
作事不合宜，便有恻然不安之心，仁也。不安其不合宜者，而安其合宜者，义亦在其中矣。
文清曰：时中似义字。余谓：无我似仁字。
有形有象者，物也，不亦显乎？无声无臭者，理也，不亦微乎？即显即微，有间乎，无间乎？寂然不动者，体也，而用具焉；感而遂通者，用也，而体行焉。即体即用，一源乎，不一源乎？程子曰：体用一源，显微无间。非义精仁熟者不能为是语也。无物不有，纯备之体也，反之吾身却有物不有，其何以言体？无时不然，流行之用也，反之吾身却有时不然，其何以言用？体用两亏，枉却天命之性矣。
曹月川曰：颜子之乐，颜子之仁也。以其三月不违仁知之。余意颜子之乐，颜子之礼也，以其非礼勿视听言动知之也。非礼勿视听言动，则视听言动皆礼，仰不愧、俯不怍，心广而体胖，乐在其中矣。然则克己复礼，乐之工夫；乐者，克己复礼之受用也。克己复礼为仁，谓颜子之乐，即颜子之仁，亦可矣。
为子不能尽子道，为臣不能尽臣道，为父不能尽父道，为夫不能尽夫道，吾何以立于世哉？
文清曰：人见天气清明，则心意舒畅；天气阴晦，则心意黯惨。亦可以见好善恶恶之一端。余谓：阳不必皆善，阴不必皆恶，要在人有以调剂之。
文清曰：忠信积久，而后效见。吾人一念忠信，遂欲责效，不亦惑乎？
文清曰：知道则自简。包曰：知道则自静。
文清曰：静可以制动。包曰：简可以御烦。
文清曰：愈日新，愈日高。包曰：愈日强，愈日明。
文清曰：无行可悔，则德进矣。包曰：悔而能改，则德进矣。易曰震无咎者，存乎悔。
文清曰：万物犹可以力为，只此理非力所及。余意未必然。朱子言穷理之功，而要以一言，曰至于用力之久。夫用力所以穷理也，有能一日用其力于理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若之何不可几及也。虽善，其至乎理尔力也，其中乎理非尔力也。以言乎其中之者，即谓此理非力所及，亦可矣。一本耳，而千态万状，生生不穷者，万殊也。万殊耳，而函阴负阳，个个还元者，一本也。
文清曰：不敢有邪心，渐进于诚。包曰：不敢有伪心，渐进于正。
非礼勿视听言动，颜子学圣人之四目也。包不自揣，益一目曰：非礼勿思。
吾性本善，吾习得无有不善者与。日日省察，所习不慎则所性不存矣，所性不存是违命也，违命是逆天也，逆天之人，天其我容乎？天命之谓性，是我身上第一件事，念之哉！天地之道健顺而已，不健不顺，成不得乾坤。生人之道忠孝而已，不忠不孝，成不得世界。
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得力在不见上。虽见可欲，使心不乱，得力直在心上矣。见可欲而不乱之心，与不见可欲而不乱之心，有以异乎，无以异乎？
仁者见天地之心，乃可以济天下之难；智者合日月之明，乃可以辨天下之惑；勇者象风雷之震，乃可以除天下之患。
存心之谓仁，利物之谓义，居敬之谓礼，穷理之谓智，立诚之谓信。逐日省察五者，缺其一则人道亏矣。不存心则放，不利物则刻，不居敬则慢，不穷理则蔽，不立诚则诈。五善去而五恶随之，可不慎与！
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皆形也，而仁义礼智信之性已该载于其中
译天下没有超出“理”之外的物体，天下没有超出“性”之外的“理”，天下没有超出“心”之外的“性”。心保持本然状态，本性就能恢复；本性恢复，就能把握天理；把握了天理，天地万物就贯通一致了。
事物一定有它应当如此的状态，这叫做“理”。因为它为人们共同遵循，所以叫做“道”。道与理，只是同一个本体而名称不同罢了。现在跟别人谈论理，即使是平庸大众也习惯并安于其中。如果跟别人谈论道，即使是高明的人也会惊骇而逃避。这真是多么迷惑啊！
有一个物体，就有一个物体的来源，这就是理。遇到一个物体，必须审察那个物体的来源，这就是穷究天理。穷究天理，就是格物。
文清说：对于圣人谈论理的地方，应当各自顺着其旨意来了解它们不同的原因。这是说“一本万殊”。又说：应当旁通其意旨来了解它们相同的原因。这是说“万殊一本”。
知道“止”（目标/本分）所在并坚守不丢失，这就是“知”。这就是知行合一的学问。
做事不合宜，就会产生恻然不安的心情，这就是仁。不安于不合宜，而安于合宜，义也就在其中了。
文清说：“时中”似乎像“义”字。我说：“无我”似乎像“仁”字。
有形有象的是物，不是很明显吗？无声无臭的是理，不是很微妙吗？显与微，是有间隔还是没有间隔呢？寂然不动的是本体，而具备作用；感而遂通的是作用，而体现本体。体与用，是同一源头还是不同源头呢？程子说：“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不是义理精纯、仁德熟习的人，说不出这样的话。万物无不具有，这是纯备的本体，反求自身却有不具备的，怎么能谈本体呢？无时不如此，这是流行的作用，反求自身却有时不如此，怎么能谈作用呢？体用两方面都有亏损，就辜负了天赋的本性了。
曹月川说：颜回的快乐，就是颜回的仁德。从他能三个月不违背仁德可以知道。我的意思是颜回的快乐，是颜回的礼。从他非礼不视、不听、不言、不动可以知道。非礼不视、不听、不言、不动，那么视、听、言、动都符合礼，仰不愧、俯不怍，心胸开阔而身体安适，快乐就在其中了。那么，克己复礼是快乐的功夫；快乐是克己复礼的受用。克己复礼就是仁，说颜回的快乐就是颜回的仁，也是可以的。
做儿子不能尽到做儿子的本分，做臣子不能尽到做臣子的本分，做父亲不能尽到做父亲的本分，做丈夫不能尽到做丈夫的本分，我凭什么立足于世间呢？
文清说：人们看到天气清明，就心意舒畅；天气阴晦，就心意黯淡凄惨。这也可以看出好善恶恶的一个方面。我说：阳不一定都是善，阴不一定都是恶，关键在于人能够加以调节。
文清说：忠信积累久了，然后功效才会显现。我们人刚起一念忠信，就想要求功效，不也很迷惑吗？
文清说：懂得道就自然简约。包说：懂得道就自然宁静。
文清说：静可以制约动。包说：简约可以抵御烦杂。
文清说：越每天更新，就越每天提高。包说：越每天强壮，就越每天明达。
文清说：没有行为值得后悔，德行就进步了。包说：后悔并能改正，德行就进步了。《易经》说：震卦没有灾祸，在于有悔悟。
文清说：万物还可以用力去作为，只有这理不是力量所能达到的。我的意思未必如此。朱子说穷理的功效，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至于用力之久”。用力是为了穷理，有谁能一天就把力量用在理上吗？我没见过力量不够的，怎么能说不可能接近呢。虽然善，其达到理的是你的力量，其中符合理的并非你的力量。就其中符合的来说，说这理不是力量所能达到的，也可以。一个本源，却有千态万状、生生不息的，是万殊。万殊之中，却包含阴阳、个个回归本源的，是一源。
文清说：不敢有邪心，逐渐接近诚。包说：不敢有伪心，逐渐接近正。
非礼不视、不听、不言、不动，是颜回学习圣人的四个方面。包不自量，增加一个方面说：非礼不思。
我的本性本来善良，我的习染难道没有不善的吗？每天省察，习染不谨慎，本性就不存在了；本性不存在就是违背天命，违背天命就是逆天，逆天的人，天会容忍我吗？天命叫做性，这是我身上第一件大事，要念兹在兹啊！天地的道只是刚健和柔顺罢了，不刚健不柔顺，就成不了乾坤。生人的道只是忠孝罢了，不忠不孝，就成不了世界。
看不到可欲之物，使心不乱。得力在“不见”上。虽然看到可欲之物，使心不乱，得力直接在“心”上了。看到可欲之物而不乱的心，与看不到可欲之物而不乱的心，有区别吗，没有区别吗？
仁者看到天地的心，才可以救济天下的危难；智者契合日月的光明，才可以辨别天下的疑惑；勇者效法风雷的震动，才可以消除天下的祸患。
存养本心叫做仁，利于万物叫做义，保持恭敬叫做礼，穷究天理叫做智，确立真诚叫做信。每天省察这五者，缺少其中一项，人道就亏损了。不存养本心就会放荡，不利于万物就会刻薄，不保持恭敬就会傲慢，不穷究天理就会蒙蔽，不确立真诚就会欺诈。五种善德离去，五种恶行随之而来，能不谨慎吗！
耳目口鼻四肢百骸，都是形体，而仁义礼智信的本性已经蕴含在其中
矣。尽仁义礼智信之性，然后可以践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形，即物即则，即器即道也。二之则不是。
译罢了。只有充分实现仁、义、礼、智、信的本性，然后才能践行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的形体，这就是在事物中体现法则，在器物中体现大道。如果将其分为两截，那就错了。
日来觉得心性工夫，其要只在养气。气不调摄，则志意懈怠、言语粗疎、举动躁妄，无一而可。今而后，昼夜间须兢兢提调之。
今日出门，又妄发数语，可恨可羞。
四子书，天下所家传而户诵也。然而知其意者或寡矣。知其意则希贤希圣希天，取诸此而足也；知其意则出世经世传世，取诸此而足也。小学所以培其根也，五经所以植其干也，近思录所以发其英华，而廿一史所以畅茂其枝叶也。凡古今所垂诸简册者，皆可以此书贯通而汇归之也。故曰四书不可一日不读。
浮屠老聃，其学亦云精矣，彼亦何尝不言仁义礼智且信也？然而未得其道者，以其父子君臣夫妇之间有缺典故也，所以谓之异端。汉祖唐宗，其治亦云伟矣，彼亦何尝不行仁义礼智且信也？然而未得其道者，以其父子君臣夫妇之间有惭德故也，所以谓之杂霸。文清曰：三纲五常为学为治之本。余谓：三纲又五常之本也。
视听言动发而皆中节，谓之礼；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谓之乐。礼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乐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达道，则一身与天地同节，一心与天地同和矣。是故三代以前礼乐之制作在唐虞殷周，三代以后礼乐之制作在邹鲁洛闽。
泾阳先生微有驳杂，而大段则痛快之极。少墟先生微有沾滞，而大段则醇正之极。若夫极其痛快而无少驳杂、极其醇正而无少沾滞，其惟景逸先生乎！
孔子之道，天下万世所共由也，使非颜会思孟羽翼于前，天下万世何由而知有孔子之道乎？使非周程张朱表章于后，天下万世何由而知有孔子之道乎？然则孔子之道，得此九人者而后晓然于天下万世。若曰吾自有快捷方式，而不必于周程张朱也，吾不知周程张朱而外，岂别有所谓颜曾思孟乎？吾不知颜曾思孟而外，岂别有所谓孔子乎？入手一差，到底无得手处。学者慎之！
焦弱侯以程朱为保残守陋，抑思程朱所保而守之者，六经四子也。六经四子残耶陋耶？充其意，不残不陋，必如佛老之虚无而后可。
赵普吕夷简，功成勋立，名垂史册。予独曰之为小人，诛其心也。李固杜乔，身死家灭，祸流宗社，而予独推之为君子，矜其志也。
少陵诗云：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此语与韩退之叹一饱之无时句正同。嗟乎，杜圣于诗，韩圣于文，皆读书破万卷者，而辞气萎卑如此，病坐不知学耳。甚矣，学之不可以已也！
少陵诗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此诗最占地步。及闻其所以致此者，则扬雄之赋、子建之诗、李邕王翰之比邻而已。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子舆氏所谓缘木求鱼者，非欤？苏长公长于五经，煞有功夫，亦有见地，文章诸大家皆不及也，只是大段穿凿且纤巧耳。使当年北面伊川，如杨龟山游定夫诸公，所造皆过之矣。
读易而不知程传之妙，不可以言易。读春秋而不知胡传之妙，不可以言春秋。犹之读四书而不知集注之妙，不可以言四书也。
吕泾野崇奉二程书，必冠带读之，可谓深知程子矣。乃于朱子独不然，拟之横渠而以为未也，拟之和靖而以为未也，岂不诬甚矣乎？知程而不知朱，吾不谓之知程也。顾泾阳乃弟在仪部时，拟疏请朱子配享孔子，可谓深知朱子矣，乃于程子独不然，援濂溪为例而不得也，援文中子为例而亦不得也，岂不诬甚矣乎？知朱而不知程，吾不谓之知朱也。
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自有孔子以来，未有四书也。自有四书以来，未有集注也。天下后世知孔子为生民未有之圣矣，而不知四书为生民未有之书。即知四书为生民未有之书矣，而不知集注为生民未有之注也。至矣哉，不悟四书之妙，不可与言集注；不悟集注之妙，亦不可与言四书。吾惟终身服膺焉而已矣！
译近来觉得心性修养的工夫，其关键只在于涵养正气。如果气不能调摄，那么意志就会懈怠，言语就会粗疏，举动就会躁妄，没有一样是好的。从今以后，白天黑夜都必须兢兢业业地提撕调摄它。
今天出门，又妄自说了几句话，真是可恨可羞。
《四书》是天下家家户户传诵的书。然而懂得它真意的人或许很少。懂得它的真意，那么向往贤人、向往圣人、向往天道，从中获取就足够了；懂得它的真意，那么出世、经世、传世，从中获取就足够了。《小学》是用来培育其根基的，《五经》是用来树立其主干的，《近思录》是用来发扬其精华的，而《廿一史》是用来使枝叶繁茂的。凡是古今记载在竹帛上的，都可以用这本书贯通并汇聚归宗。所以说《四书》不可一天不读。
佛教和道家，他们的学问也很精深了，他们何尝不说仁义礼智信呢？然而他们没有得道，是因为他们在父子、君臣、夫妇之间缺乏应有的伦理规范，所以称之为异端。汉高祖、唐太宗，他们的治理也很伟大了，他们何尝不行仁义礼智信呢？然而他们没有得道，是因为在父子、君臣、夫妇之间存有愧德，所以称之为杂霸。文清说：三纲五常是求学和治国的根本。我说：三纲又是五常的根本。
视、听、言、动发出都符合节度，叫做礼；喜、怒、哀、乐发出都符合节度，叫做乐。礼，是天下的根本；乐，是天下的通达之道。确立天下的根本，推行天下的通达之道，那么一身就与天地节奏相同，一心就与天地和谐一致了。因此，夏商周三代以前，礼乐的制作在唐虞殷周；三代以后，礼乐的制作在邹鲁洛闽。
泾阳先生稍有驳杂，但大体上痛快到了极点。少墟先生稍有粘滞，但大体上醇正到了极点。至于极其痛快而没有丝毫驳杂、极其醇正而没有丝毫粘滞，只有景逸先生吧！
孔子的道，是天下万世共同遵循的，如果不是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在前面辅佐弘扬，天下万世怎么知道有孔子的道呢？如果不是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在后面表彰阐发，天下万世怎么知道有孔子的道呢？那么孔子的道，得到这九个人之后，才在天下万世明白显现。如果说我有捷径，而不必经过周程张朱，我不知道在周程张朱之外，难道还有别的颜曾思孟吗？我不知道在颜曾思孟之外，难道还有别的孔子吗？入门一开始就错了，到底就没有成功的地方。求学的人要谨慎啊！
焦弱侯认为程朱是保守残陋，但他想想程朱所保守的，是六经四子。六经四子是残陋吗？推究他的意思，不残不陋，一定要像佛老那样虚无才可以。
赵普、吕夷简，功成名就，名声流传史册。我唯独说他们是小人，是诛责他们的心术。李固、杜乔，身死家灭，祸及宗庙社稷，而我唯独推崇他们是君子，是怜悯他们的志向。
杜甫诗说：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句话与韩愈感叹“一饱之无时”的句子正相同。唉，杜甫在诗上是圣人，韩愈在文上是圣人，都是读书破万卷的人，而辞气如此萎靡卑下，毛病就在于不知道学问罢了。学问的不可停止，真是严重啊！
杜甫诗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这首诗最占地位。等到听说他用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不过是扬雄的赋、曹植的诗、李邕王翰的比拟而已。用这样的作为，求这样的欲望，孟子所说的缘木求鱼，不就是这样吗？苏东坡擅长五经，很有功夫，也有见地，文章诸大家都比不上他，只是大体上穿凿附会且纤巧罢了。如果当年他北面师从伊川先生，像杨龟山、游定夫等各位，所达到的境界都会超过他们了。
读《易经》而不知道程传的精妙，不可以谈论《易经》。读《春秋》而不知道胡传的精妙，不可以谈论《春秋》。就像读《四书》而不知道集注的精妙，不可以谈论《四书》一样。
吕泾野崇奉二程的书，必定穿戴整齐才读，可以说是深知程子了。然而对于朱子却不然，把他比作横渠先生还觉得不够，把他比作和靖先生还觉得不够，岂不是诬蔑得很厉害吗？知道程子而不知道朱子，我不认为他知道了程子。至于泾阳先生的弟弟在礼部时，拟疏请求朱子配享孔子，可以说是深知朱子了，然而对于程子却不然，援引濂溪先生为例也不恰当，援引文中子为例也不恰当，岂不是诬蔑得很厉害吗？知道朱子而不知道程子，我不认为他知道了朱子。
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孔子。自从有孔子以来，没有《四书》。自从有《四书》以来，没有集注。天下后世知道孔子是人类未曾有过的圣人，却不知道《四书》是人类未曾有过的书。即使知道《四书》是人类未曾有过的书，却不知道集注是人类未曾有过的注。达到极点了啊！不领悟《四书》的精妙，不可以和他谈论集注；不领悟集注的精妙，也不可以和他谈论《四书》。我只终身信奉它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