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防训卷中

译州，还没到，就先派人租了两间屋子。当时他也带着家眷前往，到了之后，发现屋子狭窄简陋得很，又增添了一间。他把自己的情况上报给郡守，不敢前去拜见。这时皇上刚刚即位，已经商议要褒奖任用了。韩原伯先前被贬到道州，他因为两人都在被贬的名单上，不敢相见。后来韩原伯和他都恢复官职调回内地，韩原伯先接到任命，前去拜见他，他也不敢与韩原伯相见，认为韩原伯还没有接到恢复官职的命令。前辈们办事谨慎到这种地步，这也能够远离祸患了。然而还是没能避免，那也就是命运吧。

译苏子由在崇宁初年居住于颍昌时，正因被列入元祐党籍而获罪，他深居简出、自我约束，不再与人相见，逍遥自得，整日默坐，像这样过了几十年，直到去世，这也是常人难以做到的。

崇宁年间，张公芸叟被贬后，又得以回归，他闭门自守，不与外人交往。时常独自游览山寺，穿着草鞋和道服，骑着一匹瘦马。所到之处从容不迫，饮食只有一碗淡面，再无其他东西。人们都佩服他清高的品德，后辈也以此为榜样。

崇宁年间，饶德操、节黎、介然、确以及汪信民一同寓居宿州，讨论文章、集会课业，时常作诗，其中也有略微诋毁时政的。荥阳公听说后，深不以为然。当时荥阳公大病初愈，便作了《麦熟缲丝》等曲诗，歌颂当世，以此讽谏阻止饶、黎等人。几位先生得到诗后，感到惭愧恐惧，立刻前往荥阳公处谢罪，并且都按照荥阳公的意思和诗。从此不再写以前的那种诗了。

张琪字【阙】美，是京畿人，长期游学于太学，学生们大多称赞他。考中进士后，在卫州做官。陈公莹中担任该郡长官，对他颇为厚待，礼遇远超众人。张琪深深感激陈公的恩意，然而也不明白为何独独厚待自己。崇宁年间，张琪在宿州做官，几位权贵多次想招揽他，张琪感念陈公的对待，始终不肯进身。大概张琪为人贤良但稍显软弱，陈公之所以特别对待他，是想以此坚定他的意志。张琪最终能够坚守节操，前辈成全他人，曲折周到到了这种地步，教育人的方法真是多种多样啊。

刘器之评论当时的人物，大多说他们外表柔弱而内心充实。世人的弊病，大抵是因为太平日子久了，人们都苟且偷安、畏惧死亡，回避事务、因循苟且，从而导致这种状况。

绍圣、崇宁年间，各位先生相继被贬谪，然而往往自我处之并不太在意。龚彦和贬往化州，徒步前往，拿着扇子乞讨钱财，也不以为难。张才叔贬往象州，所住的屋子仅有一间，上面漏雨下面潮湿，屋子中间用竹帘隔开，家人住在竹帘内，张才叔穿着草鞋端正地坐在竹帘外，每天看佛书，毫无厌烦之色。所有这些先生，都是平素绝无富贵念头，所以遇事自然如此。假如世俗的念头不能忘记，富贵之心尚存，遇到艰难之事，纵然想要坚忍，也必定会有不悦的神色、勉强的样子。邹志完侍郎曾经称赞张才叔说：“这是天地间和气熏蒸所造就的，想要靠近他，先会感觉到和气扑面而来。”

丰公相之字稷，以清高的节操自我坚守，一心秉持正道，再无其他说法，但从未断绝与人的交往。张才叔大概是师法于他。丰相之在元祐年间，与荥阳公同在经筵任职，当时他遭遇女儿去世。荥阳公问他：“以您的定力如此，必定不会过度哀伤。”丰相之说：“正因为未能做到这样。”

李君行先生在绍圣年间退休回到防州。元符庚辰年，各位先生已经回到朝廷，李君行被驿站召见并赐对。他主管宗子学，职位相当于国子司业，大概有人暗中阻挠，担心他身处要地。伊川先生曾经问跟随学习的弟子：“李君行为什么又出来做官？”弟子回答说：“李司业承蒙朝廷美意，不得不出，但他即将归隐了。”李君行到达京师后，立即称病得以归隐。

伊川先生曾经有个门徒，每天去参加歌会，行为过分。先生听说后，非常不高兴，认为这样断绝人伦道理，与禽兽没有多少差别了【一本作“几希”】。

正献公做宰相时，每月将上等酒分送给亲戚故旧。杨十七学士应之，是正献公的外甥。每月送两壶。杨学士得到酒，就送到酒家换几壶普通酒，想喝酒时就取来喝。东莱公认为杨学士英气伟度，必定不会以口舌间沾染上等酒的美味为美。得到酒贵在多，不问好坏，这远远超过常人了。

李君行先生的长子李格，品行笃实、学识渊博，很像他的父亲，且擅长骈文。他早年考中科举，绍圣年间任江宁府上元县知县。荥阳公任太平州知州，李格用启事祝贺荥阳公，其中大致说：“知府侍讲，蕴藏着当世的雄才，具备治理国家的远大器量，美好的名声和声望，兴起于韦平旧相之家，美好的谋略和计划，辅佐舜禹盛世的时代，危言危行、独立不倚，正直不阿，从容进退的礼仪，挺立通达始终的节操。”李格不久因病去世，学士大夫们都很惋惜。《国语》记载公父文伯的母亲告诉季康子：“君子能勤劳，后世会有继承者。”又对他的儿子说：“圣王安置百姓，选择贫瘠的土地让他们居住，使百姓勤劳并使用他们，所以能长久统治天下。”又说：“百姓勤劳就会思考，思考就会产生善心；安逸就会淫乱，淫乱就会忘记善，忘记善就会产生恶心。肥沃土地上的百姓不成才，是因为淫乱；贫瘠土地上的百姓无不向往道义，是因为勤劳。”《左传》也说：“百姓的生存在于勤劳，勤劳就不匮乏。”由此可知，勤劳是立身为善的根本，不勤不劳，万事都无法成就。如今平民中能勤劳的，必定没有冻饿的忧患，即使不亲近人，人们也任用他；常常懒惰的，必定有饥寒的忧虑，即使想亲近人，人们也不任用。公父文伯的母亲与《左传》所记载的，都是旧世家遗俗相传的话，这些必定出自圣人。那么后辈修身立业，难道可以不把勤劳放在首位，而懒惰自弃吗？

元祐末年，李君行先生与杨应之学士同在京城，安静自守。各位先生因为他们不依附自己，不太肯提拔任用他们。赵公君锡字无愧任中丞，应当推荐御史，询问荥阳公应当推荐谁，荥阳公以杨应之回答。赵无愧也不能任用，改举杨畏字子安为御史。杨畏后来反而

译进攻时没有愧疚。绍圣初年，应之因病去世，苏子由被罢免汝州知州之职，李君行先生前去拜见他，与他谈论当时的世事。子由遗憾认识君行太晚。当时议论的人说，如果杨、李两位先生还在谏官之位，必定不会萎靡不振、安于现状，即使对事情没有益处，也一定会极力进言然后离去。

译司马温公辞去枢密使的任命后，声名冠绝一时，士人无论贤与不贤，都对他敬重归附。而两程先生、孙莘老、李公等人，尤其推崇敬重他。吕正献公后来与程氏兄弟一同居住在洛阳。熙宁末年，吕正献公被起用担任河阳知州，程明道写诗送行说：“清晨的阳光照耀都门，旗帜随风飘动，傍晚的乐声传入三城。知道您再次为了百姓而起用，这并非寻常的刺史出行。”又与司马温公一起为吕正献公饯行，又写诗给司马温公说：“两条龙闲卧在清澈的洛水波中，今日在都门唯独为您饯行。希望贤人们无论出仕还是退隐都能一致，这才知道深意在于百姓。”大概是因为两位公卿在出仕与退隐上没有什么不同，而且担心司马温公以不出仕为高尚。等到吕正献公从河阳请求在京师担任宫观闲职，神宗皇帝非常高兴，召他回京，于是进入枢密院任职。有人问两程先生，两位公卿在出仕与退隐上是否有优劣之分，两程先生说：“根本不是这样，吕公是世臣，不得不归朝；司马公是争臣，不得不退隐。”大概从熙宁初年，正直的士人相继被排挤隐退，皇上心中常常不悦，认为各位贤人不肯为我所用，所以吕正献公请求在京师担任宫观闲职，以表明并非如此，皇上的心意才大为喜悦。

元祐年间，伊川先生回到洛阳后，写信给范公淳父说：“丞相长久留在皇上身边，所助益于专一正道的人，实在只有原明啊【原明，是吕荥阳公的字】。伊川曾经说：杨应之在交游中，英气宏伟的度量，超过常人，没见过能与他相比的，可以指望托付我们的道统。应之乐于行善崇尚德行，而议论不随便苟且。以富文忠公处理事情，尚且不免有私心。比如孙威敏操守品行不能端正专一，石守道行为多诡诈激切，只是因为这两人依附自己，就推荐威敏代替自己，推荐守道可以担任台谏官。又如刘原父文学才能超过常人，而喜欢讥讽韩琦、富弼，也加以排斥抑制。像这类事情，未免有私心，何况普通人呢？虽然如此，毫发之间的过失产生于心术，其流弊之坏有说不尽的。难道不需要贤良的师友来匡正补救其细微之处吗？”这是杨应之的议论。

太宗、真宗朝，睢阳有一位戚先生，名同文，字同文，有极高的德行，乡人都被他感化。睢阳刚开始建立学校，同文实际上主持它。范文正公和欧阳内翰颍之的父亲，都曾以师礼侍奉他。戚纶是他的后代。他所住门前有一口大井，每到上元夜，就坐在井边，担心游人掉进井里，守护着。到了夜深就盖好井然后回家睡觉。曾经有人偷他衣服，同文恰好看见，告诉盗贼只管拿走，但是从今以后千万不要再这样，败坏你的品行，后悔就来不及了。”盗贼惭愧谢罪离开。同文最终把衣服给了他。南康学中，至今有戚先生祠堂。范文正公平初跟随戚先生学习，志向情趣特异。起初在学中，不知道自己是范氏的儿子。有人告诉他，回去问母亲，确实如此。说：“我既然是范氏的儿子，不能接受朱氏的资助，于是极力推辞。”贫穷得很，每天买一升粟米，煮熟放凉，用刀切成四段作为一天的食物。有道士怜悯他，传授给他烧金术，并赠送他一两金子。又留下一两金子对他说：“等我的儿子来，给他。”明年道士的儿子来取金子，文正取出道士传授的金术和两两金子，都封存完好未曾动用，一并送给他。他磨砺品行就是这样。后来考中进士，追封赠予朱氏父亲，然后恢复范姓。

师友渊源必定有所由来，没有无缘无故这样的。比如周茂叔先生官任南安军，被太守不礼貌对待，两程的父亲太中公，从防州调任代理南安副职，与茂叔交好，极力庇护他。后来两程都师事茂叔。陕西侯无可先生，是二程的舅舅，贤豪独立，与申颜先生为友。申先生死后，侯先生拿出家中所有财产给他。

关止叔曾经说：“伊川的门弟子，只是相信得及老师的学说。”

陈莹中曾经作《责沈文》送给他的侄孙几叟，说：“我在元丰乙丑年夏天，担任礼部贡院防检官，恰好与校书郎范公淳夫同住。范公曾经议论颜回的不迁怒不贰过，只有伯淳能做到。我问范公说：‘伯淳是谁？’范公沉默很久，说：‘不知道有伯淳吗？’我谢罪说：‘生长在东南，确实不知道。’当时我二十九岁了。从此以来，常以见识浅陋自愧。得到他传授的人，如杨中立先生，也没有认识。”等等。所谓“责沈”，是指叶公沈诸梁。叶公向子路询问孔子，子路不回答。叶公是当世贤者，鲁国有仲尼却不知道，难怪子路不回答。莹中认为世上有伯淳却不知道，应该自责。现在世上的人，听到自己所不知道的，不生气而发谤骂的，很少了，何况能自责，日夜以此为愧呢？莹中之所以超绝古今，特立独行而不顾，不是偶然的。莹中担任都司，给会子宣写《论日录》信说：“目前看来，成哀之世，如果大臣的门下有负恩之士，那么汉朝的宗社不至于危亡。那么作为大臣的，不欺骗他的君主，尽忠之士，又怎么忍心辜负他的门第呢？”像这样的话，都足以树立懦夫的志气了。后来给吕吉甫写信说：“《列子》有言：‘世人把活着的人看作行人，那么死去的人就是归人。行走而不知道归去，是失家的人。’这是御寇未了之语。生死没有时刻不一，四大没有时刻不离，何待死才算是归呢？”

译他活着时心意归附，死后形体消解。心意归附而等待形体消解，还有什么可等待言语的呢？”他精微的见识与深远的洞察，几乎超过了古人。这大概是诱导吉甫使他行善，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常善于救人的人”啊。

译高邮知州晁仲约遇到大股贼寇经过城下，想要攻城。知州向百姓募集金钱送给贼寇，贼寇才离去。范文正公（范仲淹）和富郑公（富弼）同在朝廷执政，富郑公建议说：知州不能誓死守城，反而用金钱贿赂贼寇，这是失节，应当处死。范公认为：知州能够募集金钱击退贼寇，是有功劳的，纵然不打算奖赏，怎么可以处死呢？两人退朝后，富公愤恨地说：现在担忧的是法律不能严格执行，正想推行法律，却多方阻挠，怎么来整顿众人？范公秘密告诫说：自祖宗以来，未曾轻易杀害臣下，这是盛大的德行，怎么能轻易破坏它？况且我与您在此同僚之中，同心的人有几位？即使皇上的心意也未确定，却轻易劝谏君主杀戮臣下，将来一旦形成习惯，即使我们这些人也不敢自保了。富公说：听说高邮百姓想要吃知州的肉。范公说：高邮知州既然能为百姓击退贼寇，百姓感激戴德还来不及，哪有想要吃知州肉的道理？仁宗皇帝最终听从了范公的意见。第二天，富公称病不出。仁宗问宰相和执政大臣：富弼为什么不出？范公说：必定是因为争论高邮之事。皇上说：富弼不是您的门生吗？范公说：富弼虽然与我相知，但富弼为人坚守道义而不改变，心中不安的事不肯顺从。这正是富弼的好处。皇上说：这却是您的好处。后来范公、富公都罢免了政事，富公因事被召到京城，进谗言的人很多，有人说富公有不臣之心。在京城多日不得面见皇上，富公非常恐惧，并且后悔当初建议处死高邮知州是错误的，感叹道：范六丈真是圣人，与我浅陋的见解不同。

荥阳公曾经在自家墙壁上张贴文中子（王通）的几句话，说：“子之室，酒不绝。”注释说：“使用有节制，礼仪不缺失。”

周恭叔（周行己）曾经说：听吕与叔博士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也”。浩然之气充塞天地，虽然难以言说，但不是虚无。必有事焉，如果只端正其名而取之，就失掉了；又不可忘记。忘记的，是不除草的农夫；端正其名而取之的，是拔苗助长的人。

伊川先生（程颐）曾经说：“成王不应当赐给鲁国天子的礼乐。假使周公在世，必定不会接受。所以说：‘鲁国的郊祭和禘祭，是不合礼的。’周公大概衰落了。后世的儒者认为周公能做人臣所不能做的事，所以赐给人臣不得使用的礼乐，这尤其伤害教化、损害道义。做人臣像周公那样，才可以说：‘不用舜侍奉尧的方式来侍奉君主，就是不敬重君主。’”

范正平（范祖禹）字子夷，是尧夫丞相（范镇）的儿子，是贤人。能继承家业。曾经说他们家的家学，不轻视小官。担任一个官职，就想着尽心治理这个官职的事务。仅此便是学习圣人了。如果认为州县的职务，只是徒劳于人罢了，就不是用来学习圣人的。

周恭叔又说：“先生教导人做学问，应当从格物开始。格物，就是穷尽事理的意思。想要穷尽事理，必须思考，才行。思考有领悟之处，才可以。不然所学的东西，恐怕有限。”恭叔又说：“阴阳变化不可测度叫做神【横渠先生（张载）说：两者并存所以不可测度】。仁者见到它称之为仁，智者见到它称之为智。那么圣人的道，仁和智都不能测度。一阴一阳叫做道，仁且智，是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乾坤对于《易经》，犹如阴阳对于道，仁智对于圣人。所以说：‘乾坤大概是《易经》的精蕴吧？’乾坤排列，而《易经》就确立在其中了。乾坤毁灭，就无法见到《易经》。《易经》不可见，那么乾坤或许几乎停息了。”李君行先生说：“武王列举纣王的罪状说：‘郊社不修，宗庙不享。’纵观各种书籍，都以郊对社。大概郊，是用来祭天的；社，是用来祭地的。南郊、北郊、五帝之类，都出自《周礼》。圣人的书中没有见到。严父配天的礼仪，大概始于周公。如果自古就有，那么孔子怎么能说‘那么周公就是那个人了’？爵位分为五等，土地分为三等，大概到周朝才确定。如果夏商以前都这样，那么《尚书》就是妄言了。”于是说：“我们学习圣人的人，应当自己用心看《易经》《诗经》《尚书》《春秋》《论语》《孟子》《孝经}罢了。心中既然有所主宰，那么散看各种书籍，方圆轻重的道理，必定会被规矩权衡所纠正。”又说：“史书还可以，最有害的是庄子和老子，读的时候大大妨害道义。”

万物都具备于我了。反省自身而真诚，是富有的大业；至诚不息，是日新的盛德。

田腴（田诚伯）曾经说：“他用心多，用气胜过心，每当心中有不善的念头，常常用气去战胜它，并且说自知如此，还不能算是善。”

诚伯又说：“读书必须完全去掉‘某人说’‘某人说’的心思，然后经典才能穷尽。”

李君行先生的学问，以去除利欲为根本。利欲去除，那么诚心就存在了。李君行先生说：“二十多岁时，见到安退处士刘师正解释《春秋》的文字，非常喜爱。跟随他观看他的文章，他也不吝惜。”后来在楚州聚集求学，他一天见到，询问说：“李君在这里，想要做什么？”回答说：“因为父亲命令去应试，命令及第后回来。这次因为为期一年的丧服阻碍，却想要暂且在这里修学，以等待下次应试。”刘说：“不对，不可长久得到的，是在父母身边。”君行于是便回乡。那么刘师正，是君行的老师吗？又说：“曾经对君行说：‘现在的人之所以做学问，我却不会这样做学问。’”

徐仲车先生年轻时为母亲准备膳食

译先前经过一家卖肉的铺子，心里想买他家的肉，于是先在集市上买了别的东西，然后改走另一条路回家，因为这样顺路，而且路上也有其他卖肉的。于是自己心里想：“心里已经答应买他家的肉，如果舍弃他而到别处去买，难道不违背良心吗？”于是绕道去买那家的肉才回家，并且说：“我践行诚信，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又说：年轻时每天穿着便服、戴着便帽向母亲行礼，有一天要拜见高官，于是换上了官帽和官服。于是自己心里想：“天下最尊贵的人没有超过父母的，现在反而不如拜见高官时恭敬。”从第二天起，就戴着官帽、穿着官服去向母亲行礼。家里人看见的没有不笑话他的，时间久了也就不再笑话了。并且说：“我践行恭敬，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

译徐仲车见到门人大多在空中书写一个“正”字，并且说从安定先生那里得到这个字，也用不尽。

徐仲车说：“用‘信’来理解‘诚’，不能穷尽‘诚’；至诚不息，‘信’怎么能穷尽它呢？”

伊川先生曾说：“杨子云说：‘圣人的话远如天，贤人的话近如地。’这是不对的。应当为他改几个字说：‘圣人的话，其远如天，其近如地。其远的必须称为远，其近的必须称为近。’”范辩叔说：“如今太学中的长官、博士住在这里的，都利于俸禄和谋求外任晋升。作为学生的，都利于混日子而应付科举。上下因为利而聚集，他们能培养人才吗？这在根本上已经错了，更不必再说了。”

田诚伯说：“仲弓问子桑伯子，孔子说：‘可以。’简略。仲弓不以为然，于是说：‘内心恭敬而行为简略，以此治理百姓，不也可以吗？内心简略而行为也简略，不是太简略了吗？’孔子说：‘雍的话对。’仲弓不认为圣人的话对而追问，而圣人认为仲弓的话对。学习圣人的人像仲弓那样就可以了。并且说：‘见君主行事如此说。’”

诚伯解说《公羊传》，不了解圣人的本意。所以他的立论大多伤害教化、损害道义。至于“母亲因儿子而尊贵，儿子因母亲而尊贵”，以及“人臣没有谋反之心，有谋反之心就必定被诛杀”，这两点尤其严重。以至于西汉时尊崇丁传，以及诛杀大臣认为他们有谋逆之心，大概是用《公羊传》的说法。它对天下后世的危害很大。

李朴先之，在离开洛阳时，向先生请教。先生说：“应当培养浩然之气。”对先之说：“看张子厚所作的《西铭》，是能培养浩然之气的。”

先之说用科举学业来培养人才，不知道要作什么使用？

诚伯说：“近世的学者，恐怕没有像横渠先生那样的。正叔次之。”又说：“往日因为看正〇的书，似乎有个有所得的地方。”又说：“每次看与叔对《中庸》的解说，就想见他的为人。”由此看来，诚伯以横渠为师。刘元承元礼曾经师从伊川，说：“纪侯大去其国，‘大’是纪侯的名字。齐国的军队还没入境他就离开了，那么罪不在齐侯，所以不记载齐侯。”又见伊川先生说：“仲尼说：‘可惜啊，出了国境才得以免罪，必须终身不返回，才能免罪。’”

宿州高朝奉说：“他师从伊川先生，曾见先生说：‘义是适宜，智是知道这个适宜，礼是节制文饰这个适宜，这些训诂都能穷尽。只有‘仁’字，古今人的训诂不能穷尽。有人认为仁就是爱，爱虽然是仁的一个方面，但喜怒哀惧爱恶欲是情，不是性。所以孟子说：‘仁者，人也。’”乐文仲说：“眉浩学士的事也很好，常见人写字不端正，必须劝诫他。”有人问他：“每件事无不端正，那么心自然端正了。”陈正端诚说：“王辅嗣、王介甫有大段不通的地方，必须要说‘应’的缘故。”田明之说：“《易经》之所以尤其多过错，必须要说‘无应’的缘故。”《易经》中自己说上下敌应、刚柔相应之类很多，怎么能说无应？只是不可执着罢了。

又说邵尧夫先生说：“孟子虽然不说《易经》，但是精通《易经》的人。并且说：‘能说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以及禹、稷、颜子，交换位置也都一样。’不精通《易经》，怎么能达到这个境界呢？”

李君行说：“他每天常常，只读《易经》、《尚书》、《诗经》、《春秋》、《孝经》，间或读《孟子》。”

田明之说：“他常常只读《易经》、《论语》、《孟子》、《老子》、《扬子》，像《庄子》没空读。”

吴叔扬在绍圣年间曾说：“世人大多欲望胜过学问，所以无所不为；只有陈莹中学问胜过欲望，所以有所不为。”并且说：“莹中，如今各位不是不知道他，只是不可得而用。”

又说：“《字说》解释‘诗’，字从言从寺。诗是法度的言语。解说诗的人，不因文辞而损害言辞，不因言辞而损害志向。只有诗不可拘泥于法度。如果一定把寺当作法度，那么侍者，是法度的人；峙者，是法度的山；痔者，是法度的病。古代造字的人，诗、峙、侍、痔，只是因为它们声音相近而取用罢了。”

又说：“如今的学者，一定要统一他们的说法，是不了解圣人的本意。无妄之往，去哪里呢？是说无妄的时代，前往没有去处。无妄之往，得志；是说无妄而前往，就可以得志。其言无妄之往，那么统一无妄之往的原因，就不同了。”

任淳夫解说《庄子》儵忽混沌的说法，郭象只认为是者败之，解说它那么解说经典的人何必多言？

范子夷说：“他的祖父作外任官时，给京中人的信说‘在京慎勿窃论曲直，不同任言官时取小名的受大祸。因此说我们相见正当讨论修身立身的事。’”

又说：“仲尼，是圣人，才作陪臣。颜子，是大贤，箪食瓢饮。后的人远不及孔子、颜子，却常感叹仕宦不达，多么愚蠢！如果能以自己的官爵比附孔颜，侥幸得很了。”

又说：凡

译做事必须发自内心才可行。如果刻意伪装去做，恐怕难免会有变故，只要真诚罢了。即使偶尔有失误，也不隐瞒，让人不知道，只是改正罢了。李君行、田明之都说道：读书必须不要看别人的注解，圣人的话容易理解，看传注解说反而更加困惑了。田诚伯说道：不是这样，必须先看看古人的解说，但不应当有所固执，选择其中好的部分去遵循。如果都不看，不知道要花费多少工夫，才能达到前代儒者的见解呢。

译陈端诚说，《易》必须讲到可以实行的地方，才可以。

陈莹中说《书》道：“‘只有那陶唐氏，拥有这冀州之地，如今却失去了正道，扰乱了纲纪。’这是因为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禹传位给启，三位圣人和一位贤人，相继传承未曾失去正道。到了太康失去国家，所以上溯到陶唐氏而说‘如今失去了正道’。从尧到太康，已经一百二十年了。”

又说：大舜的伟大之处在于，善于与人相同，舍弃己见而顺从他人，乐于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从耕种、制陶、捕鱼，直到成为帝王，没有不是从别人那里吸取优点的。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就是与别人一起行善。所以君子没有比与别人一起行善更大的事了。能够这样，所以能够涵养其大体而成为大人。所以能够纠正君心的错误，使天下百姓受益并显现出来。所以能够言行成为法则。后世的人急急忙忙，只想要自己是对的，害怕别人背离自己，用利益来引诱他们，用祸害来驱使他们。天下人终究不认为这样是对的，而他们自己却以为超过了别人。天下人怎么愚蠢到这种地步呢！

又说：“安于道而行，这是圣人。如果不是圣人，都是因有利而行。为什么呢？想要迁善远罪，这是利于善；想要忠于君主，这是利于忠；想要孝顺父亲，这是利于孝。其余都是这样。现在的学者，不能看见近处的小事，却妄自谈论远处的大事，所以最终漫无头绪而没有成就。”陈莹中说：“学者不仅仅为了自己而已，还将为了别人。”自从王介甫解释经书，只崇尚高谈阔论，所以使学者抛弃百姓、隔绝事物。管仲、晏婴，都是霸主的辅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不能殉死，有三归、反坫，官职不兼摄，可以说是违背礼制的极致了。崔杼弑君，晏子在从容之间，完成礼仪后才离开，可以说是有节操了。然而孔子称赞晏子，就说：“善于与人交往，长久以来都尊敬他罢了。”等到称赞管仲，就说：“那是他的仁德，那是他的仁德。”难道不是因为管仲的功绩惠及天下，所救济的广泛，而晏子只是独善其身罢了？又说：“阴阳灾异的学说，虽然儒者不可拘泥，但这也不可完全废弃。”王介甫不采用这个，如果为政依照介甫的意思，这是不敬畏天的人【以上都是绍圣年间的言论】

前任邵州通判吴朝奉说：近世士大夫太不把节操当作事情，因此对他讲立节，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大概在于平日所涵养的。他很赞同的时候，李自明在座，说：“这件事闲时讲起来很容易，在于临事时要能拿得定。”于是说从前有人从谏官因为进言被责罚，当时兼任国子监判官，竟然和学生一起去祝贺。因为嘉祐以前，因为进言被责罚是光荣的。既见面脸色沮丧，几乎不能说话，从前的人尚且如此，别人不容易做到。吴于是说：“从小读书，用功不正当，立节不是平日涵养不能做到。如果学得不正，那么所涵养的也不正。”

陈莹中又说：“学者不仅仅诵读语言、撰写文词而已，将用来求取我们放失的本心。所以大畜卦说：‘君子因此多识前言往行，来蓄养他的德行。’所谓识，是识其是非，识其邪正。像这样，所以能够蓄养他的德行。所以说天在山中，是因为前言往行没有穷尽，所以取天的形象。”

莹中说：“现在有人说：‘做官显达的人，让天下人称为贤人，那不可以；让天下人称为不贤人，那可以。’让天下人称为贤人，是自己夺取善名而把过错归于君主；让天下人称为不贤，是自己夺取恶名而把美名归于君主。回答说：‘不是这样，这是李斯分谤的说法。不能全部承受恶名，使恶名不及于君主，这只是李斯而已。何况天下人称为不贤，未必不会成为君主的拖累。’”

又说范子思所知所守超过他的哥哥，范氏家学便有施展的地方。又说孔子用柔来修饰刚，所以内有圣德而外与人相同。孟子用刚来修饰刚，所以自信其道而不被人屈服。众人用刚来修饰柔，所以外表严厉而内心软弱。却对他讲杨子的书，只是说到孟子的书，如自得之发于面，平旦之气，培养浩然之气之类，都是自得的地方。孔子则连自得的地方也没有。

又说：“学者不仅仅习惯于诵读、发于文章而已，将用来学习古人的作为。自从荆公的学问兴起，这个道就坏了。”

又说：凡是想要解释经书，必须先反求自身，并且安置在天下而可行，然后才为之解说。纵然不能完全领会圣人的心意，也差不多可以了。如果不像这样，虽然言辞辩驳通畅，也难免穿凿附会。现在有人对别人说：“冬天喝水，夏天喝汤，为什么呢？”冬天阴在外，阳在内，阳在内则内热，所以让人想喝水；夏天阳在外，阴在内，阴在内则内寒，所以让人想喝汤。即使很善辩的人也不能驳倒他的说法。然而反求自身而不安，安置在天下而不可行。唉！学者能这样用心，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

庄子说：“道的真用来治身，其残余糟粕用来治天下国家。”说：“不是这样。”《礼记》说：“诚，不仅仅成就自己，也将成就万物。我所获得的，不能全部推及于人，不是圣人的道。”只实行于一身，有先

译后来罢了。孟子说：“不得志时就洁身自好，得志时就使天下人都得到好处。”当他不得志时，洁身自好的方法，就是使天下人都得到好处的方法；当他得志时，使天下人都得到好处的方法，就是洁身自好的方法。施用于自身并不显得多余，施用于天下也不显得不足。这就叫做圣人的道理。学习圣人的人，不把孔子、孟子作为心中的准则，却专门用庄周《为我》篇中的言论作为学说，这哪里算得上是学习圣人呢？

译莹中说：“做学问是每天增加，修道是每天减少。普通人便说成两件事，这就离正道太远了。大概说学问则增加，说道则减少，损卦和益卦未曾偏废。所减少的，是克制愤怒、堵塞欲望；所增加的，是看见善行就追随，有了过错就改正。如果采用这种说法，方才可行；不然，就是空话。”又说：“胡先生在迩英殿讲解损卦和益卦，专门以损上益下、损下益上作为解说。”

童蒙训卷下

我小时候侍奉乡里的长辈，曾经从旁偷看所谓的吕氏《童蒙训》，其中格言至理，粗略能记住的一两条。稍大一些，致力于钻研科举文章，而亲友的书案上也不再有这样的书了。世道的升降，在这里可以推测。客居金华的太守丘公先生，谈话间提到它，并且说：“从前先父常常用来训诫子侄，我起初做老师时，每天诵读学习它，将寻求善本在学宫或太史祠中刻印，使它在世上流传。”我于是顺从促成这件事，说：“书出自吕氏，刻在祠堂，是适宜的。”恰逢丘公被任命为民曹官员，于是拿出五万钱，以符合最初的约定。吕兄巽伯家中收藏的版本最为精密。此前长沙郡龙溪学都曾刻印，但错误特别多。丘公所诵读学习的，不知是从哪里得到的。起初，舍人吕公，作为正献公的长孙，侍奉元祐年间的遗老，与各位名胜交往，渊源所浸润的深远。在辗转迁徙流落之余，中原的文献与他一起南迁。就把过去所听闻看见的，编辑成这本书。仓部既亲手抄写并收藏它，巽伯又校正并刊刻它，差不多可以传下去了。书中所记载的，从立身、行事、读书、交友、处世、应酬、做州县官、立朝廷，纲领条目的本末，都有依据。大抵是想让学者反躬自省、抑制心志，按顺序务求根本，切近笃实，不被虚骄所累，不追求高远，从成就自己以至于成就万物，难道只是施行于儿童而已吗？即使推广到天下国家也可以。巽伯嘱托记载始末，于是便附上我所听到的在后面，这也是丘公的志向啊。公名寿隽，字真长，是文定公的嫡长子。嘉定乙亥年中秋日，四明楼昉恭敬书写。

童蒙训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