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上

译《疫疹一得》，清代余霖著。序言。关于瘟疫这种病，古代没有专门的著作，只是在伤寒类书籍中略微涉及它的含义。世人都熟读伤寒书，认为各种疾病都不超出六经的范围；只要讲明伤寒，其他病症都可以类推。却不知道瘟疫一年四季都有，伤寒只是冬至以后偶尔发生；因此伤寒很少，而瘟疫十有八九。伤寒属于寒邪，瘟疫属于热邪，两者的感受情况和治疗方法有天地般的差别。如果用治疗伤寒的方剂来治瘟疫，没有不因此丧命的；这就是吴又可先生撰写《瘟疫论》的原因。从此以后，杜清碧、马长公、景松崖、戴天章、熊恁昭等人相继出现，尊崇仰慕吴氏，各自提出见解，推演阐发其中的道理，著成书籍，使瘟疫这一门学问从此详备，救活的人确实很多。我年幼时就承受父亲的教诲，留心医学；每逢遇到疫病，往往能够侥幸治中，唯独遇到瘟疹时，依照现成方剂使用，却不能全都见效，心中暗自对此产生怀疑。甲子年秋天，我得到乡里的前辈余师愚先生所著《疫疹一得》，书中说疫病是无形的毒邪，应该使用石膏，不应该使用芒硝、大黄等药，这一见解尤其高出吴氏、杜氏诸位先生。我顿时茅塞顿开，把它珍视得如同合抱的璧玉；用它治疗疫病和疹病，取得的疗效尤其多。近年来我在长芦任候补盐官时，看到因这种病误治而耽误的人不计其数。偶然把这些情况告诉关系亲密的几位君子，他们都说这部书不应当独自秘藏，于是资助费用付印刊行，以扩大它的流传。这也许正是师愚先生怀着救济世人的苦心，实际上是为了使自己长寿吧！和我凭一己之力取得的疗效相比，差距实在太远了。这部书用药剂量偏重，所以我每次临证时，有时暂时去掉一、二味药，有时大幅减少药物分量。比如石膏，有时用（原文此处缺字），有时生用，剂量从三、五钱到二、三两，没有不一用就见效的。只是书中说伤寒有耳聋，而瘟疫没有耳聋，这一条是千虑之中的一个疏漏。我常常见到瘟疫也有耳聋的情况，用书中的方剂治疗，也极其有效。阅读这部书的人，希望不要因为这句话就固定自己的见闻和认识；有见识的人想来也一定能够对此加以辨别。这就是这篇序言。道光戊子年七月十六日，长芦候补盐运司知事、毗陵庄锦制亭氏，在津门旅舍中写下。序言。在黄帝、岐伯的时代，人们没有疾病灾疫，因此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后世的医生接连撰写医方书籍，但对于疫病和疹病这一门，还没有开创出新的局面。只有张仲景在《伤寒论》中略微显露了相关端绪，但说得也不详细。因此，世上谈论医学的人，大多把瘟疫和伤寒同样治疗。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以致偶然感染疫病的人，不是死于疾病，反而死于医生，这难道是他们不想救活人吗？实在是因为他们在所谓辨证立方方面，茫然无所得。桐城的余师愚先生和我一同客居京城，结下了超越年龄的交情。经过二十多年，今年将近七十岁了；他掌握了养生的方法，外貌古朴而精神充盈。他年轻时发奋读书，有不可一世的气概，却屡次在科举场中受挫，于是长叹道：“不能做贤良的宰相，就应当做贤良的医生，古人莫非是在启示我吗？” 于是他放弃了科举功名，专心钻研医学，但仍未能超出众人之上。甲申年，桐城县中大多患了疫病，当时先生正在大梁游历，想到父老乡亲被群医误治，十分痛心，于是更加努力研习古人的医书，研究阴阳、寒暑以及气运主客的区别，细微之处无不考察，然后恍然有所领悟。他唯独对疫病和疹病这一门能够神妙而透彻地理解，确实发现了前人未曾见到、未曾听闻的道理；违背它就会死亡，顺应它就能生存。三十年来，他的足迹从南方到北方。经他救活的人，几乎多得无法计算。我记得丁酉年，我替农部唐尧峰先生校书，住在他寓所的西边有一座亭子；当时李万仞、赵象九两位知府，也都住在这里。我病卧在床数月，服用象九开的方剂没有见效。万仞一向知道先生的医术，便替我请他来，使我从沉（原文缺字）之中起死回生，这是先生的力量。尧峰、象九比先生年轻九年，不到九年时间，便先后死在任所；万仞则因为他的儿子在贵州做官，奔走到了万里之外。唉！这才过去多少时间，就已经使人禁不住感慨今昔了。我在壬子年夏五月赴京参加选官时，家里有一半人感染了疫病，先生治疗后，他们很快就痊愈了。这一年京城本来就多次发生时疫，凡是经先生救治的人，十家中有九家活了下来；在这门医术上，他确实不止有“三折肱”那样丰富的经验。于是他把几十年来苦心钻研、独到深刻的心得著成一书，命名为《疫疹一得》。这大概仍然是他谦抑自持，只认为是千虑之中偶然得到的一点心得罢了！然而我认为，伏羲的卦象从一画开始，孔门的学说精髓在于贯通一理；人只怕没有这样一点心得罢了！如今先生凭借这独到的一点心得，治疗一个人就能使一个人痊愈，治疗千万人就能使千万人痊愈，那么所谓从万事万物归结出一理、又由一理分化为万分，全部都在这里了。和世上那些茫然试验、碰运气的做法相比，究竟怎么样呢？先生把自己内心独自领悟的东西，不肯私自占有，反而一定要公之于天下，仁人的用心本来就是这样。我希望这部书刊刻流行，使世上的医生都能得到先生这一点心得，依据辨证来制定方剂；在这样的太平时代，难道不能因此使人民更加趋近仁德长寿吗？我的朋友黄光亭病势危重，我梦见一位老人说：“我的方剂用到某味药，黄光亭的病就可以痊愈。”醒来后我把这件事记下，果然应验；同一时期因这个梦请先生诊治的人，也都一一取得了奇效。有人却说：“梦只是虚幻的境界，唯独在先生这里却有不应验的地方。”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年夏至前一天，赐进士出身、即将选任县令的蜀西吕桥居士蔡曾源，在长安客舍中恭敬题写。序言。我一向不懂医术，却能够谈论医学。医生的职责本来就是治愈疾病；服了他的药而病好了，即使有一百张嘴非议他，对病人又有什么损害呢？服了他的药而病没有好，即使有一百张嘴称赞他，对病人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谈论医术，不如先谈疗效。医生能够立即见效的，没有比我的老师余师愚先生更出色的了。然而世上非议他的人说：“他的治疗有效时少，无效时多。” “他的疗效只是暂时的，而没有疗效才是常态。” 甚至有人说：“他的疗效只是侥幸，而那些没有疗效的病人则是已经无法救治。” 说这些话的人，难道也知道什么叫疗效少、疗效短暂、疗效侥幸吗？治疗一百种病只有一种痊愈，叫作疗效少；制定一百个方剂只有一个验效，叫作疗效短暂；不探究病因，只是恰好碰上时机，叫作疗效侥幸。

译哪里有预先制定好方剂、先说出病情，甚至断定病人在第三天、第五天或第七天病情会加重的？而且病情危急，其他医生束手无策；病证处于疑似难辨之时，其他医生无法决断，先生却毅然承担治疗责任，确切地相信自己的判断，大声疾呼道：“服药就能活，不服药就会死。” 事情全都如他所说，一件件都没有差错；甚至抄录他的方剂来服用也能痊愈，喝药后的药渣也能痊愈。疗效达到这种程度，难道还能够非议说它少、说它短暂、说它侥幸吗？即使如此，他的疗效达到这种程度，世上仍有人起来非议他，这是为什么呢？他们难道是喜欢死亡、厌恶生存吗？只是拘泥于平常所见，又被自己不知道的事物震慑罢了！再加上他用药过于峻烈、分量过于重大，都是前人未曾有过的做法。我起初也对此有所怀疑，恰好住所中有病人，请他治疗没有不立即见效的；推荐他给别人治病，也同样见效，后来接连推荐，竟没有一个不见效的。有一家人对此表示怀疑，我却独自委婉曲折地寻求证据来验证它的可信；群医加以驳斥，我却独自坚持用事实证明它的正确。幸好相信我的人都痊愈了，但赞成的人多、反对我的人少，我又怎么能抓住路人逐一告诉他们呢？这就是《疫疹一得》这部书付梓刊行的原因。如果书刻成后能够流传，就会有人传授它，痊愈的人一定会更多；有更多人能够依据它治疗，痊愈也一定会成为常态；有更多人学习它，就会共同知道其中的道理，不再把疗效诋毁为侥幸了。这样或许可以说明我并不是偏袒、爱护我的师愚老师，也可以使众人相信他了。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年仲秋月，诰授荣禄大夫、刑部左侍郎、同乡姻弟张若（原文此处缺字）叩首敬撰。序言。“医”这个字，说的是心意和思虑；这种心意有的可以传授，有的不能传授，但总的来说，接近于不离开道理这一点。我的朋友余师愚，是儒者，也就是医生。我记得参加童子试时，恰好每到郡城都和师愚在一起；当我们穿着草鞋布袜，在客舍中谈论心意时，他的志向已经与众不同了。后来他接连考试失利，便放弃儒业改学医学，于是带着自己的医术，游历京城。甲辰年我到京城，看见他的车马仆从非常盛大，从王公以下，没有不屈尊前去结交的，我心中很惊异，但仍然没有看出他的志向。甲寅年我住在青岩老师的宅院，距离师愚的住所不过几步路，早晚都来往相处。当时很久没有下雨，暑热之气盛行，人们多患疾病，一旦患病就必然死亡，医生们全都束手不治；师愚总是给他们使用石膏、黄连等药剂，没有不立即见效的。那些得到他的治疗就能活下来、得不到就会死亡的人，多得无法一一计数。而我门下的奎氏兄弟，一个活下来，一个早夭，尤其是明显的验证。大概他的心意仍然是通过按脉、切察病理来诊治，但其神妙灵活的变化无法窥测，有些地方不是心意和思虑所能完全说明的；他的医术已经进入了道的境界。然而被他救活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诽谤他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多。师愚并不是认为所有病都必须使用石膏，而是有些病证必须使用石膏。看他入秋以来几个月，从未轻率使用寒凉药剂，他的用意也就可以看出来了。可是诽谤他的人说，师愚不是石膏就不能组方，这是诬蔑他；甚至因为诽谤师愚，又说石膏绝对不能使用。既然《本草》记载这种药、神农也曾尝试这种药，难道都不能算没有过错吗？这岂不是更加诬蔑药物了吗？！诬蔑人本来已经不可以，诬蔑药物却被愚昧的人相信，又被妄为的人传播；即使遇到热证凶险危急的情况，仍然动辄用柴胡、桔梗来应付，见效不了就投用丹皮、黄芩，仍不见效就投用人参、桂枝、附子，以至于一次误治、再次误治，直到病人死亡才停止。医生还洋洋得意地说：“不是我的问题，是命运如此。” 因此，他们因为诽谤师愚而牵累无辜，把人的生死置之不顾，难道不是非常可叹吗！我并不是要偏袒师愚，只是私下听说孟子有句话：“如果药物不能使人头晕目眩，那么他的疾病就不会痊愈。” 假如药物还没有达到使人头晕目眩的程度，疾病却已经明显大为痊愈，那么或许也可以说已经领会了其中的道理。为什么呢？师愚是儒者，不是专门的医者；我本来要把这个道理广泛告诉同道，恰好师愚的《疫疹一得》成书了，于是借这篇文字为它作序，姑且算作对《一得》的一点帮助吧！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年菊月下旬，种之愚弟吴贻（原文此处缺字）叩首敬撰。自序。小时候读《鲁论》，读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时，便在心里记住了这句话，说道：“大丈夫不应当这样吗？” 我愿意私下以此自比。我努力学习二十多年，屡次在科举场中受挫，猛然回头审视自己，才知道自己不过是樗木、栎木一样的资质，本来就不是国家所需的人才；为什么还要穷究经书直到头发斑白，最终做一个参加童子试的人呢？！于是我专心研究《灵枢》《素问》，立志学习岐黄之术。医学虽然只是小道，也足以施展我的才能。我遍览一十三科，以及诸子百家，尽力探究其中的奥妙；唯独伤寒这一门，张仲景认为它是急病，辨证稍有差错就会使人夭折。他在书中论述三百九十七种治法、一百一十三个方剂，用来救济天下后世，他的用心可以说是仁厚了。至于疫病和疹病，比伤寒多一百倍，怎么忍心放置不论呢？推究当时的情况，难道那时还没有疫病吗？或者是仲景的书原本有一十六卷，而后世如今只流传十卷，疫病和疹病这一门也在散失的篇目之中吗？以致后人纷纷立说，遵循前人的法则，都按照伤寒来论述；对于热疫这种病，往往略过而不讲。因此从事这门学问的人，所诵读、所传授的内容连篇累牍，无非伤寒；等到临证时，只按照伤寒的一种情况来治疗，却不知道它其实是疫病。这种流弊在人们身上积累得深入肌肤、浸透骨髓，整个世上的人都采用同一种标准，千万人只用一种方法。究竟说来，死去的人不知道自己因什么病而死，活下来的人也不知道因服什么药而生存；抚今追昔，怎能不令人感慨万分！乾隆甲申年，我客居中州，先父偶然染上时疫，被群医误治；等我奔丧回乡，查看各个方剂，总不超出这三种治法，心中遗恨终身，哪里有尽头呢？我想到对于这种病，一定有能够救活人的方法；把它公之于世，也可以稍稍排解我的心情。后来读到《本草》说石膏药性寒，能够大力清除胃热；味道淡而薄，能够透解肌表之热；药体沉重而下降，能够泄除实热。我恍然大悟，认为非石膏不足以治疗热疫；遇到有这种病证的，便立即投用石膏，无不得心应手。三十年来，这一点颇足以使我自信；至于那些被其他医生治不好而由我救活的人，笔墨难以完全叙述。我私下想到，凭一个人的力量治人，所能救治的人有限；借助他人使更多人得救，则没有穷尽。因此不顾自己的浅陋，把司天、大运、主气、小运等内容综合起来，著成《疫疹一得》，想把自己像割草樵夫一样的粗浅见解公之于众，使天下患这种疫病的人都能起死回生，一同进入长寿的境地；这样我的心或许可以稍稍安定，难道我是敢于凭借著书立说来夸耀自己的才能吗？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年季春月，桐溪师愚氏余霖自述。上卷。六十年客气旁通图。

译司天、在泉以及四间气，分别按步纪述，每一气各主六十日八十七刻半。客气运行，主宰天时的规律。它处在主气之上，所以会产生温凉、寒暑、昏暗、明晦、风雨、霜雪、电雹、雷霆等不同的变化。春天温暖、夏天暑热、秋天凉爽、冬天寒冷，难道能够全部被运气所改变吗？那么在相应的时节，自然会有轻微或严重的变化。把这六十年的客气旁通关系列在主位之下，是为了使人知道各种气所处的位置。图：太阳（客气）、厥阴（客气）、少阴（客气）、太阴（客气）、少阳（客气）、阳明（客气）。厥阴（初之气）：寒气急切猛烈，出现霜、雪、冰、雨；大风使草木发荣，降雨使毛虫滋生；热气会伤人，时令之气流行；风雨凝聚阴寒而不消散，瘟疫就会发生；清风、雾、霜笼罩而昏暗不明。厥阴（客气）、少阴（客气）、太阴（客气）、少阳（僭客逆）、阳明（客气）、太阳（客气）、少阴（二之气）：风温之气到来，降雨使毛虫滋生；天下出现疫病。客气处于正常位置时，按时降雨；暑热过早到来，疫疠便会流行；凉风不合时令，寒雨与暑热交替出现。少阴（客气）、太阴（客气）、少阳（客气）、阳明（客气）、太阳（客气）、厥阴（客气）、少阳（三之气）：大暑时暑热炎烈，出现雷雨、电雹；暑热炎烈，草木枯萎，河流干涸；凉风间歇发生，寒气间歇到来，与热气相争而出现冰雹；热雨大作，降雨使羽虫滋生。太阴（客气）、少阳（客气）、阳明（客气）、太阳（客气）、厥阴（客气）、少阴（客气）、太阴（四之气）：大雨连续倾注，出现雾雨、雷电；炎热之气沸腾；清风、雾、露出现；寒雨损害万物；风雨摧折牵拉，降雨使偎虫（原文如此）滋生；山泽之间云气浮动，暴雨降临，湿气浓重。少阳（客气）、阳明（客气）、太阳（客气）、厥阴（客气）、少阴（客气）、太阴（客气）、阳明（五之气）：温风到来，万物茂盛；忽然出现强烈的凉燥之气，寒冷过早到来；凉风大作，降雨使介虫滋生；秋气温热，热病应时流行；时雨降下，阴云沉沉。阳明（客气）、太阳（客气）、厥阴（客气）、少阴（客气）、太阴（客气）、少阳（客气）、太阳（终之气）：燥寒之气强劲急切，大寒凝结凛冽；寒风飘荡，降雨使鳞虫滋生；蛰虫出土显现，流水不结冰；阴寒凝聚，寒雪降临，地气湿润；冬季温暖，蛰虫出现，流水不结冰。上卷。运气简要说明。所谓运气，是用来参验天地阴阳的道理，明察五行盛衰的规律，考察气候的寒温，观察百姓疾病的虚实，推求随时加减、补泻的方法，施用寒热温凉的药剂。所以有人说：治疗时令病却不知道运气，就像渡海时询问渡口一样。这话确实说得对！现在遵循前代贤人的图表和口诀，摘取其中的要领，使人一看就能全部明白。考察运气的学说，《内经》论述得很详细。人处在天地之气交汇运行之中，和天地相互流通；如果不确定相应的年份来明察其气候，那么临证施治时，又怎么使用补泻药物呢？只是运气有时应验、有时不应验，这是为什么呢？阴阳有消长，寒暑会更替，有时会失去通常的规律；有见识的人懂得灵活变通，难道可以拘泥成法、刻舟求剑吗？而且时令之气流行，有人患病，也有人不患病。因为邪气聚集的地方，正气一定虚弱，所以虚弱的人会感受邪气，而正气充实的人，邪气很难侵入。又有一家人相互传染的情况，大概是家中有病人，因忧虑而饮食必然减少；饮食减少，正气就会衰弱。此时又经常接近病人，受到病气感染，于是病气从鼻口进入。我推测气候变化的道理，只是学习的人很难明白。现在把五运配合十干所属的年份，把六气列为司天的运行阶段，并说明南政、北政和药物主宰的关系，把六十甲子各年逐一注明，使学习的人一看就能贯通。上卷，运气简要说明。五运。甲、己为土运，乙、庚为金运，丁、壬为木运，丙、辛为水运，戊、癸为火运。上卷，运气简要说明。六气。子、午年属少阴君火，丑、未年属太阴湿土，寅、申年属少阳相火，卯、酉年属阳明燥金，辰、戌年属太阳寒水，巳、亥年属厥阴风木。甲己土运属于南政，因为土居中央，君主面向南方施行政令。其余四运以臣下的身份侍奉土运，面向北方接受命令，所以有所区别。上卷，运气简要说明。寸脉、尺脉不相应。南政的年份：三阴司天时寸脉不相应，三阴在泉时尺脉不相应。北政的年份：三阴司天时尺脉不相应，三阴在泉时寸脉不相应。上卷，运气简要说明。药物的主宰。甲、己年以甘草为君药，乙、庚年以黄芩为君药，丁、壬年以栀子为君药，丙、辛年以黄柏为君药。戊、癸年以黄连为君药。其中一年所对应的药物为君药，其余四味为臣药。子午年甲子土运，属南政，寸脉不相应，以甘草为君药。庚午年金运，属北政，尺脉不相应，以黄芩为君药。丙子年水运，属北政，尺脉不相应，以黄柏为君药。壬午年木运，属北政，尺脉不相应，以栀子为君药。戊子年火运，属北政，尺脉不相应，以黄连为君药。甲午年土运，属南政，寸脉不相应，以甘草为君药。庚子年金运，属北政，尺脉不相应，以黄芩为君药。丙午年水运，属北政，尺脉不相应，以黄柏为君药。壬子年木运，属北政，尺脉不相应，以栀子为君药。戊午年火运，属北政，尺脉不相应，以黄连为君药。南政时，两手寸脉都不相应。北政时，两手尺脉都不相应。凡是尺泽脉绝的，都会死亡，无法救治。尺泽在肘部内侧边缘、支文穴中间的动脉处，与肺气相应。火气燥烈而加害金气，承受上天的命令后，金气在内断绝，所以必然危急死亡。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司天，是上天的气候；在泉，是大地的气候。君火，是手少阴经所属的君火。心是君主之官，神明由此发出。君火是主宰阳气的根本，其余的象类生成土，土又是万物发生的源头。初之气：太角厥阴风木主事，子气在上、父气在下；增加辛味药，泻去苦味药，也就是补肺泻心。从前一年十二月的大寒节气开始，到二月惊蛰时才结束。当时的气候是寒风猛烈，霜雪降临，水结成冰，蛰虫潜伏藏匿。百姓容易患关节拘挛僵硬、腰痛脚痛，以及内外疮疡。二之气：太征少阴君火主事，火气旺盛而金气衰弱，应当补肺泻火。从二月春分开始，到四月立夏时结束。当时的气候是风雨交替，寒气随之而来，降雨使羽虫滋生。百姓容易患淋证，气郁结在上部而化热，使人眼睛发红。三之气：少征少阳相火主事，君火、相火两火并盛；泻苦味药，增加辛味药。此气从四月小满节开始，到六月小暑时结束。当时的气候是火气盛行，热气产生；羽虫不再鸣叫，如燕、百舌、杜宇之类的鸟都受到影响。百姓容易患厥热、心痛、寒咳、气喘和眼睛发红。四之气：太宫太阴湿土主事，子气与母气相顺，应当泻肺补肾。从六月大暑开始，到八月白露时结束。当时的气候是大雨应时而下，寒热之气交替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