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御制题《胜朝殉节诸臣录》【有序】

昨日鉴于前朝殉节的臣子各自能忠于职守，不可让他们埋没而不显扬，特意敕令大学士、九卿等官员查考史书，核议赐予谥号并列入祠堂，以昭示朕的哀怜与抚慰。那些在建文年间死节的臣子，也一并命令甄别议定。如今大学士等人将议定结果呈上，记录他们生平大节显著者，赐予专属谥号；其余则统一赐予“忠烈”、“忠节”的谥号；次一等则统一赐予“烈愍”、“节愍”的谥号。总计一千六百余人。至于那些生员、布衣未入仕籍以及姓名无法查考的人，如山间樵夫、市井隐士之类，则列入所在地的忠义祠祭祀，总计又有二千余人。各自编成一册进呈阅览，都认为恰当适宜。因此命名为《胜朝殉节诸臣录》，冠以所颁布的谕旨，附载朝廷大臣的议疏，汇编刊印颁行，使天下后世读史的人有所考证依据。鉴于明末死节的臣子多达如此，远远不是汉、唐、宋所能比及的。记录并表彰他们，也是历代未曾举行过的，似乎足以褒扬显赫忠贞，风气激励臣节。确实不必像张若溎所请求的那样普遍访查，徒增纷扰，导致没有完结的日期。况且即使将数千人纳入表彰大义的行列，也无所增减。朝廷大臣的驳议只有正确，也一并记载。于是题诗于简册开端，用来表示大意。

信史向来贵在褒善贬恶，前朝殉节者如同香草般芬芳。五常之道万古长存，既然说树立潜德幽光，确实依赖扬善等度早已从辽传到宋【宋李若水跟随钦宗到金营不屈而死，金人互相说：“辽国灭亡，死义者十数人；南朝只有李侍郎一人”】，先后直追汉、唐诸臣，九泉之下应当互相庆贺。舍弃死亡的初心，长久之后才得以实现。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奉

上谕：“推崇奖赏忠贞，是用来风气激励臣节。然而自古历代更迭，凡是前朝死节的臣子，很少有记录赐予谥号的。只有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对于崇祯末年殉难的大学士范景文

等二十人

特别恩赐谥号，仰见

圣度如天，哀怜遗留的忠臣，实在是亘古罕见的盛典。只是当时仅征引传闻，来不及普遍搜访，所以得以表彰的只有这些人。等到时间久了遗事逐渐彰显，又经过论定，如今《明史》所载，可以查考而知。至于像史可法支撑残局，极力矢忠，最终蹈死殉节；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在朝正直敢言，抵触奸佞，以及遭遇时艰，临危授命，都足以称为一代完人，是褒扬所应当的。其他有的死守城池，有的身死战场，以及被俘杀，视死如归的人，当时王师出征，自不得不申明法令以明顺逆；而事后平心而论，这些人，都无愧于疾风劲草，即使自尽以保全名节，其心也可以怜悯。虽然福王不过是仓促偏安，唐、桂二王并且流离逃窜，已不再成其为国家，而这些人含苦相随，舍生取义，各自能忠于职守，又岂可让他们埋没而不显扬？自然应当查考史书，一体旌表赐谥。那些生员布衣以及不知姓名的人，都能慷慨轻生的，议定谥号固然难以一概涉及，也应当让他们在家乡享受祭祀，以昭示哀怜抚慰。曾经恭敬阅读我

太祖实录记载‘萨尔浒之战，明杨镐等集结二十万军队，分四路

出侵犯我兴京，我

太祖

太宗及贝勒大臣等率领劲旅数千，歼灭明军过半。一时良将如刘綎、杜松等都战死在阵中。近来曾亲自撰写书事一篇，用来宣扬

祖烈而示传信，当时

王业初创，那些抵抗我的人，原本应当大多被剿灭。然而看他们冒着箭矢迎着刀锋，竭尽忠诚效力，未尝不加以嘉奖怜悯。又如明社将倾，孙承宗、卢象升等抵抗王师，身死原野；而周遇吉、蔡懋德、孙傅庭等，因抵御闯献贼寇而亡身，凛凛犹有生气。总由明政纲纪败坏，自万历以至崇祯，权奸接踵，宦官横行，遂至黑白混淆，忠良泯灭，每每为之切齿不平。福王时，虽然间有追谥的人，但取舍不公，也无足为重。朕只以大公至正为权衡，凡是明末尽节的臣子，既然能为国抒忠，优厚奖赏实在一视同仁。至于钱谦益自诩清流，厚颜依附，以及金堡、屈大均等人侥幸偷生畏惧死亡，诡称皈依佛门，都属于居心无耻。如果他们果能死节，那么今日也应当在赐予旌表的行列。既然不能舍命，却还假借语言文字来自图掩饰其偷生，这必须明确斥责他们进退无据的错误，以暗中惩罚其麻木不仁的魂魄。一褒一贬，褒贬分明，使天下万世共知。朕依据情理而公正好恶，以此树立纲常，也就以此显示褒善贬恶。所有应赐谥号的人，并查明史及辑览所载，遵照

世祖时的例子，仍其原官，赐予谥号。如何分别定谥之处，着大学士、九卿、京堂、翰林詹事、科道集议上报，并通谕中外知晓。钦此。

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初七日奉

上谕：先前鉴于明末殉节诸臣，各自为其主义烈，值得嘉奖，自然应当查明赐予谥号。因此命令大学士、九卿、京堂、翰林詹事、京堂、科道等集议奏闻，

译希望借此褒扬阐发忠良之士，以风气示后世。如今又想到建文改元革除之际，那些臣子中坚守节操、为国死难的，史册记载的很多。当时永乐帝本为藩臣，却犯上作乱、起兵造反，阴谋夺取国家，这些人自然应当义不共戴天。虽然齐泰、黄子澄等人轻率而缺乏谋略，方孝孺见识迂阔，不足以辅助年幼的君主，但考察他们尊奉君主、铲除强暴的心志，实在值得共同谅解。等到大势已去，他们仍然招募军队图谋存续，言辞强硬地抵制排斥，即使身死族灭，百折不回，确实不愧为名教中人。其他如景清、铁铉等人，有的慷慨捐躯，有的从容就义，虽然牺牲的方式不同，但志节凛然，都可以说是能够彰明大义。甚至像东湖樵夫、补锅匠这类人，虽然姓名隐晦不显，他们的心志也都值得嘉奖推崇。只是因为永乐帝性情残忍刻薄，肆意施行酷刑，其屠杀之惨烈极于株连蔓及，几乎违背人理。我读史读到此处，未曾不深感愤恨。等到明朝中期，虽然稍微放宽了严酷的禁令，但那些臣子徇私曲意隐讳，终究不肯公开表彰，使得忠臣义士的志气长久不能伸张，实在令人怜悯伤痛。况且在战胜前朝革命之时，那些抗拒我朝颜行者，尚且念及他们忠于所事，特意予以表彰。何况建文帝的各位臣子，不幸遭遇内难，为国捐生，成就仁德、获取大义，岂能让他们的功绩湮没？自然应当一并议定谥号，以发扬幽微的光华而昭示公道。关于应当如何分别给予谥号的事宜，着令与前次相同，交由大学士等人一同详细查考集议，具本奏报。以体现我崇尚奖赏忠贞、有加无已的至深意旨。钦此。

译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初八日奉旨：大学士、九卿等将明朝末年以及建文年间殉节的大臣，全部按照史籍核查，拟定给予专谥、通谥，以及应当入祀忠义祠的人，分册上奏，非常恰当适宜，着按照所议执行。其进呈的各册，对姓名和事实摘取梗概，颇为详细完备，著名为《胜朝殉节诸臣录》，交由武英殿刊刻颁行，即将原来颁布的谕旨记录放在卷首，仍然附带记载廷臣所上的议疏。朕特意创作诗篇题写在简端，用以昭示久远。至于大学士等议覆张若溎奏请限定期限访查一折所驳斥的也很正确。张若溎原奏固然有善善从长的意思，但现在廷臣等考核厘定次序，以《明史》及《辑览》为依据，旁及《一统志》及各省《通志》参互考证，那些仗节死义的人已有三千六百余人。这是因为时代接近可以征验，而朕加恩访录已经远远不是汉、唐、宋各朝所能比及的，不可说是不多。现在既然都加以旌表典制，使他们能够共同参与阐扬崇奖忠贞、风励臣节的大道，已经没有什么遗憾。即使再加以搜采，也未必能再广泛到千人，对于此事全局有什么增益？而且考察那些文献没有证据的，必然导致真伪混淆，反而不足以昭示可信，况且恐怕有司询访，不免于吏胥之辈借端滋扰乡里，更不是朕体恤遗忠的本意。此事也着按照所议不必办理，并将此旨及议驳稿全部记载在卷首，仍然以此通谕知晓。钦此。

大学士臣舒赫德、臣于敏中等谨奏为遵旨集议上奏事。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奉谕旨：崇奖忠贞，是用来风励臣节的。然而自古历朝更替，凡是前朝死事的臣子，很少有记录给予改名的。只有我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对于崇祯末年殉难的大学士范景文等二十人，特别恩赐谥号，仰见圣度如天，体恤遗忠，实在是亘古未有的盛典。只是当时仅征据传闻，来不及普遍搜访，所以得以表彰的只有这些人。等到时间久了遗事逐渐彰显，又经过议论确定，现在《明史》所载，可以按查而知。至于像史可法支撑残局，极力矢忠，最终赴死殉节；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在朝正直敢言，抵触奸佞，以及遭遇时艰，临危授命，都足以称为一代完人，是褒扬所应当顾及的。其他有的死守城池，有的身死行阵，以及被俘杀，视死如归的人，那时王师出征，自不得不申明法令以明顺逆；而事后平心而论，这些人，都无愧于疾风劲草，即使自尽以保全名节，其心也可以怜悯。虽然福王不过是仓促偏安，唐、桂二王并且流离逃窜，已经不再成为国家，但这些人含苦相随，舍生取义，各自能忠于所事，又岂可让他们湮没不彰？自然应当稽考史书，一体旌谥。那些或者是诸生布衣以及不知姓名的人，都能慷慨轻生的，议谥固然难以一概顾及，也应当让他们在乡里享受祭祀，以昭示体恤安慰。曾经读我太祖实录记载“萨尔浒之战，明杨镐等集结兵力二十万，分四路”。出侵我兴京，我太祖、太宗以及贝勒大臣等统领精锐部队数千，歼灭明兵过半。一时良将如刘綎、杜孙等，都战死在阵中。最近曾亲自创作书事一篇，用来赞扬祖烈而示传信。当时王业初创，那些抵抗我颜行者，原本应当多被剿灭。但看他们冒箭锋，竭忠效命，未尝不加以嘉悯。又如明社将移，孙承宗、卢象升等人抵抗王师，身死原野；而周遇吉、蔡懋德、孙傅庭等人，因抵御闯献之贼而亡身，凛凛犹有生气。总由于明政不纲，自万历以至崇祯，奸臣接踵，阉党横行，遂至黑白混淆，忠良泯灭，每每为之切齿不平。福王时，虽然间有追谥的人，但取舍不公，也不足以重视。朕只以公正至正为权衡，凡是明季殉节的大臣，既能为国抒忠，优奖实在一视同仁。至于钱谦益自诩清流，厚颜降附，以及金堡、屈大均之辈幸生畏死，诡托僧侣，均属居心无耻。这些人如果能死节，那么今日也应当在给予旌表之列。既然不能舍命，却还假借语言文字以自图掩饰其偷生，这必须明确斥责其进退无据的错误，以暗殛其冥漠不灵的魂魄。一褒一贬，褒贬分明，使天下万世共同知道，朕依据情理而公好恶，以此树立纲常，也就以此昭示善恶。所有应谥的人，并查明《明史》及《辑览》所载，遵照世祖时的例子，仍其原官，给予谥号。其如何分别定谥的地方，着大学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集议上闻，并通谕中外知晓，钦此。又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初七日奉上谕：先前因为明季殉节诸臣，各为其主义烈可嘉，自然应当查明赐谥。因此命令大学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等集议上奏，希望以此褒扬阐发忠良，风示来世。现在又念及建文革除之际，其臣

译那些手持符节、为国死难的人，史书上记载的很多。当时永乐帝本是藩王臣属，却违背顺理、起兵造反，暗中图谋夺取国家，这些人自然应当秉持正义，不与篡位者共存于天下。虽然齐泰、黄子澄等人轻率且缺乏谋略，方孝孺见识迂阔，不足以辅佐年幼的君主，但考察他们尊奉君主、铲除强暴的初心，实在值得共同谅解。等到大势已去，他们仍然招募军队试图保全国家，言辞刚直地抵抗斥责，即使身死族灭，百折不回，确实无愧于名教。其他像景清、铁铉等人，有的慷慨牺牲，有的从容赴义，虽然死的方式不同，但志节凛然，都能彰显大义。甚至像东湖樵夫、补锅匠这类人，虽然姓名隐晦不显，他们的心志都足以嘉奖推崇。只是因为永乐帝生性残忍刻薄，放纵意志、滥用刑罚，他屠杀的酷烈程度达到株连瓜蔓的地步，几乎违背人理。我读到史书此处，没有不深感愤恨的。等到明朝中期稍微放松了严酷的禁令，但那些臣子徇私情、曲意隐讳，始终不肯公开褒扬，使得忠臣义士的正气长久无法伸张，实在令人怜悯。况且在改朝换代之时，那些抗拒我朝的人，尚且考虑到他们忠于所事，特别予以表彰。何况建文帝的各位大臣不幸遭遇内乱，为国捐躯，成就仁德、获取大义，怎么能让他们的功绩埋没？自然应当一并讨论谥号，以发扬幽微的光华而昭示公道。关于如何分别给予谥号的事宜，着令与前次一样交由大学士等人共同详细考察集议，上奏。以体现我崇尚奖赏忠贞、日益加厚的至意。钦此。臣等恭敬地解读。

译谕防仰见我皇上圣仁公溥，恩泽深厚无私，表彰细微，阐明幽隐，极为完备。伏查《礼记》说：“谥号用以尊崇名位，节制用以统一恩惠。”郑玄注解说：“谥号是行为的痕迹，意思是使声誉值得尊崇和信任，即根据其一生最大的善行来定谥号。”只是历代更改名号，仅为修饰终制的常规制度，而前朝遗留的忠臣，一并承受盛大典制的，实在是自古所未有。谨查顺治九年，世祖章皇帝怜悯明末甲申年殉节的臣子，自范景文以下二十人，以及刘文炳、巩永固、卫时春、张庆珍，分别赐予谥号。乾隆四年，皇上批准廷臣的请求，对明臣赵谭再次给予表彰和谥号，大义嘉名，先后彰显。如今特别奉恩旨详细商议追奖，不仅对在闯王、献帝蔓延时穷困中显露节操的人，使其得到甄别录用，即使在我朝天兵迅速扫荡时，抗颜拒命的人，也让他们一律褒扬。而明初靖难之变中的忠臣烈士，甘愿遭受诛杀，虽然年代久远，也不让他们最终湮没无闻，这确实是圣主大公至正的宏大用心。臣等恭读钦定《明史》各卷，有的专门立传特别记载，有的因文章附见，义法精严，显微贯通。皇上命令儒臣增修辑览，对于福王、唐王、桂王的事迹，编排厘定，褒贬笔削，仰承睿裁。大概自万历以来，诸臣效忠节操的始末，都详细记载在这两本书中。臣等只遵训示，分析考稽，而以《大清一统志》与各直省通志互相校勘，也可以参酌异同，核实详略。至于建文朝诸臣的遗闻轶事，附会不合常理，像《表忠录》、《致身录》等，都没有足够的证据，而一概以正史作为判断标准。其中区分流品，斟酌典章，谨拟几条，罗列如下：

一、明代殉国的诸臣所处的时代地点不同，他们平素的品行也各不相同。按照《大戴礼记》、《白虎通》关于谥号的论述，大名小名都记载其文辞，应请求仿照其意而变通，定为专谥、通谥的方法。那些生平大节卓然可称，又艰难贞正自我约束，百折不回的人，自然应该特别给予褒崇，按名定谥。如果平时没有显著表现，而慷慨赴死，志节皎然，则归入通谥之列。其中较显著的是忠烈、忠节，次一等的是烈愍、节愍，目的在于考察品行称颂名号，各自恰当。

一、明末应赐谥号的诸臣，在天启、崇祯年间已经议定谥号的，均无需再给予。至于福王时，虽然间或有赠谥，但在荒残扰攘之际，偏私遗漏，指不胜屈。那些出自唐王、桂王的，则善恶更加混淆，规制更加简陋。应请求自福王以后获得谥号的人，都按其应得谥号的实际情况，综合核查更正，使大家知道盛世两字公平，实为千载定论。

一、明代诸臣既然蒙受赐谥，宜有所依附，褒彰事迹，但年代久远，即使想表墓旌表里巷，也难以查考。而异代的臣子，更不便照现行事例，因谥立碑。查各直省府州县，各有忠义祠，应在诸臣原籍，令地方官设牌位入祀。那些里居失传的，则在授命之处附祠，并请求敕下翰林院撰拟专谥及通谥文各一篇，交礼部刊印发往直省，令所在地方按式制作木榜，填写某官姓名谥字，附载事实于后，悬挂在祠内，以昭示盛典。那些有后裔尚存，愿意在祠墓自行镌立碑石的，听任。至于史册所称阖门遇难的人，不一而足，似应入祀节孝祠，以表示表扬。那些姓氏可查考的，详细书写在牌位上，否则只书写某某妻妾女媳同时殉难若干人，用以昭示核实。

一、诸生韦布未通仕籍，甚至姓名无考，像山樵市隐之类，遂志成仁，所在多有。议谥自然难以一概涉及，应请求在谥号所不及的人，都令其入祀忠义祠，那么草野幽贞也不致沦于湮没。那些有妻女等从殉的，也如前例。

一、明臣如杨所修、王大年、李應荐、张溎、杨维垣等人，虽然临危不屈，但名字列入阉党，其平素品行已有亏缺，自然不便让他们滥邀谥典。那些因马士英而骤然升迁的，如杨文骢，抗节也有可矜之处，进身终究值得商议。至于方岳贡、邱瑜的殉难，见于《一统志》，以正史衡量，则殊有遗憾。而一时勋戚之臣，《明史》说大半死于兵乱，原本不在尽节之数。又如张鹤鸣的信王、化贞排挤熊廷弼，与苏观生拥立朱聿键，构难桂王，都是败事可诛，陨身莫赎。而马吉翔，蒲缨则表里为奸，他们入朝偕亡，更无足道。而且有在甲申年谒贼苟免，其后才坚拒我大兵的，如傅鼎铨、张家玉、卫允文，吴尔壎，都屏弃不录。至于楼琏草诏而后自缢，梅殷入朝而复被害，也不得比于完节以见。圣朝权衡予夺，褒贬昭然。

一、明史久经钦定颁行，所有新议谥法，难于各传添载。臣等酌议，请求照明史格式另编一册，冠以原奉谕防，次载诸臣议疏，次及

译所拟定的专谥与通谥清单，统一编纂成书，与《明史》相附并行，使读史之人有所查考核实，以彰显传述的可信。臣等谨遵。

译防范集议，按照条款分列，缮写册子进呈，伏候钦定，等待圣旨下达，说：“一体遵奉施行。”再，臣等大学士、九卿的衔名，照例在奏折末尾恭敬列出；至于参与议事的京堂、翰林、詹事、科道官员人数较多，未能全部列出衔名，合并声明，恭敬奏报。

大学士臣舒赫德、于敏中等恭敬奏报，关于遵旨一并议奏之事：左都御史张若溎奏请，将采访明末殉节事迹一事交往直省督抚办理的折子。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旨：“此折并着大学士、九卿等一并议奏。钦此。”据称：“私下听说定稿衙门以《明史》及各省《通志》为断限，这种说法是对的。然而，《明史》、《通志》固然都是本朝修纂的书籍，对抗流寇的人，或许有所记载。如果侵犯我军锋刃，尚且被指为不顺，谁敢大书特书以志其不朽？那么想要专门从《明史》、《通志》中寻求，除了高位显官关乎大局的人之外，其余人等，臣怀疑不能多见，请先就《明史》、《通志》查考编次进呈，并请行文直省各督抚，再加以采访，务必确实无误，文献可凭，记录其姓名行迹，限定在半年之内，陆续具奏。臣等详加考核，选取可信且有证据的，编纂成书等语。”臣等伏查，明末殉节诸臣，蒙皇上赐谥褒忠，臣等承命集议，恭敬遵照原奉谕旨：就《明史》及《辑览》所载，详加摘录。又想到历经官修的《大清一统志》及各直省《通志》，比正史义例较宽，所收内容均较详实可信，也应酌情参考，以广搜罗。至于一切野史稗官，确实因为传述多讹误，不敢一概援引。现在该左都御史认为《明史》、《通志》所载不多，请求行文各督抚再行采访，固然是推广圣仁阐发幽微之意。臣等恭敬推绎，钦定《明史》一书，原系仰禀睿裁，笔削公正，凡与本朝交涉的事迹，无不详细确切记载，毫无忌讳。所以上自辽东死事之人，下及福唐、桂诸王臣子中阻兵抗命者，全都编入列传，大书特书。不仅显秩崇班各详本末，即使是在野的士人布衣，也一一附着其姓名。方策具存，不难考见。臣等现在核办各项，本于《明史》的，实占十分之七八，并未有如该左都御史所说的，不能多见以致埋没堪忧之处。至于文集、说部等，原不是说它们一无可据。然而如李国桢误国辱身，而谷应著《纪事本末》，却说他激烈殉义，足以见野史冒滥难凭。又如吴继善降贼被杀而吴伟业作传，却称其大骂捐躯，更见私集阿谀难据。所以从前修史，时常加以删削，实有不得不从严慎者。现在臣等办理谥典，拟于《明史》以外，兼及方志，搜集已广，所以专谥、通谥有一千五六百人。圣泽覃施，极为周遍。如果因为其间尚有遗佚，再令督抚采访增加，则从今上距国朝定鼎百有余年，正史既不载其姓名，故老又无从询问，文献并不足以征验。而仅据其子孙呈报之词，又将如何考核，以辨别其诬信？转恐真伪混淆，无益于彰阐。况且天下之忠义是一样的，我皇上褒崇节烈，奖掖遗芳，原旨在扶植纲常，垂教万世。这不独身受易名之典者，共蒙优渥殊恩，即使当日传闻阙略，间有未发之幽潜，也应无不正气咸伸，漏泉同感。又何必限定行查，徒滋纷扰？应，该左都御史所奏之处，毋庸议。除谥典各条款已另行详议具奏外，臣等谨遵旨将此折一并会议，是否有当？伏候训示遵行，谨奏。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十二卷

提要

臣等谨案《胜朝殉节诸臣录》十二卷，乾隆四十一年奉敕撰。《明自万历以还，朝纲日紊，中原瓦解。景命潜移，我国家肇造丕基，龙兴东土。王师顺动，望若云霓。而当时守土诸臣，各为其主，往往陨身碎首，喋血危疆。逮乎扫荡妖氛，宅中定鼎，乾坤再造，陬隅咸归。而故老遗臣犹思以螳臂当车致烦齐斧，载诸史册，一一可稽。我皇上几余览古，轸恻遗忠，念其冒刃撄锋，虽属不知天运，而疾风知劲草，百折不移，要为死不忘君，无惭臣节，用加赠典以励纲常。特命大学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集议于廷，俾各以原官锡之新谥。盖圣人之心，大公至正，视天下之善一也至于崇祯之季，铜马纵横，或百战

译有些人，或许在城池陷落时为国效死。虽然像即将倒塌的楼阁那样，一根木头难以支撑，但刚毅的魂魄与英雄的气概，自然足以流芳千古。自从范景文等二十多人已经殉难后。

世祖章皇帝更改了名号

译皇帝赐祭炳耀，在丹青之外拴马，埋输沉渊，伏剑之事发生在甲申年三月以前。一并命令广泛征集典籍，详细记录芳踪。至于壬午年改朝换代，传闻可疑，行为隐遁，以身殉国，见闻虽有不同说法，但坚守节操的各位大臣的生死，作为定论依据，也详细甄别收录，以追慰忠魂。大体以钦定《明史》为主，参以官修的《大清一统志》、各省通志等书，都罗列姓名，考证事迹，编为一书。凡是立身始末，卓然可传，又能取义成仁，支撑名教的，各给予专谥，共三十三人。如果平生没有重大表现，但慷慨致命，誓死不二的，汇总给予通谥。其中较显著的称为忠烈，共一百二十四人；称为忠节，共一百二十二人。其次称为烈愍，共三百七十七人；称为节愍，共八百八十二人。至于小官末职，诸生平民，以及山间樵夫、市井隐士，姓名无据，不能一一议谥的，都祭祀在所在地的忠义祠，共二千二百四十九人。像杨维垣等人，失身于阉党，一死仅足以自我赎罪，就不滥登其中。书成，奏进。命令以《胜朝殉节诸臣录》为名，并将新制的御制诗文置于卷首，宣付武英殿刊刻颁行，以垂示久远。臣等私下认为，自古代朝代更替之际，那些为国而死的人，常常被加上恶名。所以郑樵说：“晋史偏袒晋而不承认魏，凡是忠于魏的人，被视为叛臣，王凌、诸葛诞、母丘俭等人，抱屈于黄壤；齐史偏袒齐而不承认宋，凡是忠于宋的人，被视为逆党，袁粲、刘秉、沈攸之一辈，含冤于九原。”可见阿谀偏私，沿袭陋习。其间即使有追加褒赠，如唐太宗对尧君素，宋太祖对韩通，也不过偶然涉及一二人罢了。确实自有文字以来，没有像天地以心为心，浑融彼此，阐明风化，培植伦理，不因异代而歧视如我皇上者。臣等恭读诏旨，仰见权衡予夺，赏罚昭然，不仅刚劲的节操、忠诚都蒙受恩泽，而且彰善瘅恶，确立千古臣道的准则，春秋大义也如日星般明亮。敬读此书，更加敬畏皇极的常道训诫。乾隆五十四年四月，恭校上进。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钦定四库全书，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卷一目录，专谥诸臣：刘綎（养子招孙附）、曹文诏、卢象升、孙承宗（子鉁、鋡、铈、镐，孙之滂、之澋，兄子链、锵，从孙之澈、之渼、之泳、之泽、之涣、之瀚附）、吕维祺、贺逢圣（子觐明、光明附）、孙传庭、尤世威、蔡懋德、周遇吉、史可法、黄得功、刘宗周、徐石麒、高宏图、姜曰广、祁彪佳、左懋第、袁继咸、黄道周、陈子龙、张国维、张肯堂、何腾蛟、瞿式耜、陈子壮（子上庸附）。以上共二十六人（附入祠士民十八人）。钦定四库全书，钦定《胜朝殉节各臣录》卷一，专谥诸臣：左军都督府左都督佥书府事、总兵官刘綎，南昌人，在诸军中最骁勇，先后平定九丝、蛮甸、罗雄、朝鲜、倭寇、播州、建昌等战役，大小数百战，威名显著。万历四十六年，四路出师，由宽佃道进军，与大兵战于阿布达哩冈，兵败，战死，有养子招孙突围而出，手格杀数人，力竭而死。（见《明史》及《辑览》）刘綎勋劳特著，胆略素优，奋勇争先，捐躯最烈，今谥忠壮。援剿总兵官曹文诏，大同人，年少有智略，先后跟随熊廷弼、孙承宗出师，都有功劳。剿灭流贼，大小数百战，忠勇冠绝当时，为明末良将第一。崇祯八年，流寇猖獗，文诏以军愤激请行，遇贼于真宁湫头镇，伏兵突起，军队溃败，力战不支，自刎而死。（见《明史》及《辑览》）曹文诏秉性骁猛，熟习军务，慷慨出师，勇烈并著，今谥忠果。总督各路援兵、兵部尚书卢象升，宜兴人，有勇略，先后治兵十余年，身经百数十战，亲自冒着箭石，未曾受挫，被杨嗣昌所阻遏，屡起屡败。崇祯十一年，大兵临蒿水桥，象升督师抵抗，因军队无援，炮尽矢竭，徒手格斗，身中四箭三刀而死。仆顾显殉难。（见《明史》及《辑览》）卢象升材优军旅，志竭股肱之劳，坎坷遭时，艰难就义，今谥忠肃。中极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孙承宗，高阳人，通晓边事，以大学士总督辽师，都著劳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