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冢庙第四
正月二十日，衢人谓是日也王生，是饰羽旄钟鼓之盛，舆其杜神，以登东华之山，以为王寿。凡在龙游五百有余庙。自龙游而西南为郡，又西南则有江山之县。县东二十里为渐山，有庙。是其旁有三泉焉，旱则祷之。其在台之太平，则庙于古城之东，是在其县西北三十有五里。在寿昌县东长岭有行祠，县西六都有庙，曰大同。立于无锡者，在其县南二十五里，近庙之山曰庙山。他如徐杜▯奥之二庙，江山县之十余庙，龙游县之别庙，及在僻处者尤多，不可尽考。●卷六 论说第五第一，论《路史》说若木君费之妄《史纪》载舜命益之词曰：“咨尔费”，是以费为伯益之名矣。《竹书纪年》称：“费侯伯益”，是以费为伯益之国矣。两说相歧，莫能定一。罗氏哓哓辨伯益、伯翳为二人，今曰伯翳封费，据《竹书》乎，则合益、翳为一，显与己说矛盾。不据《竹书》乎，则罗氏生赵宋之世，去唐虞远之又远，安从知之然此犹依违之说，不足深诘。而伯益之子若木，则凡在《路史》以前诸书，若《百家谱》、《广韵》、《姓纂》、《唐书》之属，靡不云封徐者，而罗氏忽自立一说，曰若木事夏，袭翳之封，谁告之则必有执《史记》以相难者。《史》曰：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又曰若木玄孙曰费昌。是盖罗氏之所本，夫《史》固以费为名者也，罗氏方以为国，何得反据《史记》且由《史》说观之，费为国名，将无鸟俗亦国名耶实费氏者，是言费氏之所自出，非若木即费氏也。正如楚国芈姓，史明载为周成王封熊绎之日，而《帝系》及《世本》叙陆终之子季连曰”是为芈姓，亦是言芈姓所自出耳。或曰费昌、费仲，若木支子之后，所谓以王父字氏者；或曰即是徐国之君，徐为国名而费为君号，若楚为国名而熊为君号者然；或曰益封费，益子若木封徐，而益他子有袭费封者，费昌、费仲其后也。然年代荒远，不可周知，费之果为国名为人名费昌、费仲果为徐国君为费国君或非国君而为氏费之人皆莫能决，而若木袭费封，则断断乎为罗氏之臆说而无疑也。又按《墨子》云：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或谓蜚廉即大廉，蜚与费通，据此则即从《竹书》，以费为国，其嗣君亦当是大廉，安得漫无考索，而以若木为费君耶！第二，论《路史》说夏王封调于徐之妄若木封徐之说，虽始见于齐、梁以后书，然记载之笔，众口同声，则必有所由本。特书缺有间，无从知其原始耳。今罗氏既辟众说，以若木为费国继统之君，然则安从而有徐国乎于是特地为徐造始封之君曰调，造始封之爵曰伯，造始封之时曰夏，大书特书之曰：“其立于淮者为嬴氏。”按其文义，似所谓调，乃若木之后也者，又似非若木之后也者，又似嬴氏是始于调也者，遁辞游说，真可谓离奇而恍惚矣。而世之妄人为徐氏谱者，遂私造世系，于夏初则大书调名，以为始封之祖。故余每阅徐氏谱，凡有调名者，即弃去弗览。童时作《月湖徐氏家乘》，即已疑之，然不敢辟之，以为泌既作书，岂敢白日梦呓，创立名号因故附载其说于下，乃积十余年而此疑始豁然解也。《水经徐县注》曰：《地理志》曰：临淮郡，汉武帝元狩五年置，治徐县。王莽更之曰淮平，县曰徐调国也。夫但曰“徐调国”，则未知其为夏封欤商封欤周封欤确凿之曰：夏世有调，已为大妄。《地理志》非他，班固《汉书》之《地理志》也。泌既著书立说，据《水经注》为文，宜取其所引原书略考之。《地理志》曰：“临淮郡，武帝元狩六年置，莽曰淮平。又曰：县二十九，徐，故国，盈姓，至春秋时，徐子章禹为楚所灭。莽曰：徐调。”是正与改黎县为黎治，莒县、陈县为莒陵、陈陵，郢县、驺县为郢亭、驺亭之属同，一纷更可笑。若“调”为徐始封之君，则“治”与“陵”与“亭”，皆将为五国分茅之祖耶泌胡不据而改正之既考原书，复取《水经注》覆视之，则“王莽更之曰淮平”为句，“县曰徐调”为句，而“国也”二字，或误或衍，或有脱文，皆不待智而博者，始能知之，而乃略不加察，遂据讹本，自造三代典故，其卤莽若此。武英殿刻《水经注》，是改正之曰：“王莽更之曰淮平，县曰徐调，故徐国也。”注曰：近刻脱“故徐”二字。而赵氏一清校《水经注》曰《汉书 地理志》曰：徐，故国，莽曰徐调。《寰宇记》引《班志》云：故徐国也。此文“徐调”下落“故徐”字，精明详慎，真熙朝儒者之言。又按：王冰《黄帝经序》称：黄帝九子，二曰金天，封荆，三曰挈，封青。四曰青阳，封徐。夫挈者，挚之误也，金天、挚、青阳，同是一人即是。第三，论王逸说周宣封于徐之谬
译正月二十日，衢州人说这一天是偃王诞生之日，于是陈设盛大的羽旄、钟鼓，抬着他的杜神登上东华山，为偃王祝寿。龙游境内共有五百多座庙。从龙游向西南行是郡城，再向西南便有江山县。县城东面二十里是渐山，山上有庙。庙旁有三眼泉水，遇到旱灾就到那里祈祷。至于台州的太平县，在古城东面建有庙，位于该县西北三十五里。寿昌县东面的长岭有行祠，县城西面六都有一座庙，名叫大同。建在无锡的庙，位于该县南面二十五里；庙附近的山叫庙山。此外，徐杜▯奥的两座庙、江山县的十多座庙、龙游县的别庙，以及建在偏僻地方的庙尤其多，无法全部考察。●卷六 论说第五 第一，论《路史》所谓若木为费国君的妄说 《史纪》记载舜任命益时说：“咨尔费。”因此，费是伯益的名字。《竹书纪年》称：“费侯伯益。”因此，费又是伯益的封国。两种说法互相矛盾，无法确定究竟应取哪一种。罗氏喋喋不休地辨说伯益、伯翳是两个人，如今却说伯翳封于费；如果依据《竹书》，就是把益、翳合为一人，明显与自己的说法矛盾。如果不依据《竹书》，罗氏生于赵宋时代，距离唐虞已经极其遥远，又怎么知道这些事呢？不过这还只是含糊两可的说法，不值得深究。至于伯益的儿子若木，在《路史》以前的各种书中，如《百家谱》《广韵》《姓纂》《唐书》等，没有不说他受封于徐的；罗氏却忽然另立一说，称若木侍奉夏朝，承袭伯翳的封地。谁告诉他的呢？这一定是有人拿《史记》来责难他。《史记》说：“大费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廉，是鸟俗氏；一个叫若木，是费氏。又说，若木的玄孙叫费昌。”这大概就是罗氏立说的依据。然而《史记》本来把费作为人名，罗氏正把它说成国名，怎么反而能依据《史记》呢？按照《史记》的说法，如果费是国名，难道鸟俗也会是国名吗？所谓“实费氏”，是说费氏的来源，并不是说若木本人就是费氏。这正如楚国属于芈姓，史书明确记载这是周成王封熊绎时的事；但《帝系》和《世本》叙述陆终的儿子季连时说“这就是芈姓”，也只是说芈姓由此而来。有人说，费昌、费仲是若木支系的儿子，属于以祖父的字为氏；有人说，他们就是徐国的君主，徐是国名，费是君号，正如楚是国名而熊是君号；还有人说，益封于费，益的儿子若木封于徐，而益的其他儿子有人承袭了费的封地，费昌、费仲就是他们的后代。然而年代久远，不能全部弄清：费究竟是国名还是人名，费昌、费仲究竟是徐国君、费国君，还是并非国君而只是姓费的人，都无法判定；但说若木承袭费的封地，则确确实实是罗氏的臆测，毫无疑问。又考察《墨子》说：“夏后开派蜚廉到山中采炼金属。”有人认为蜚廉就是大廉，蜚、费相通。这样说来，即使依据《竹书》把费看作国名，那么它的后代君主也应当是大廉，怎么能毫无考察，随意把若木说成费国君呢？第二，论《路史》所谓夏王封调于徐的妄说 若木封于徐的说法，虽然最早见于齐、梁以后之书，但记载这种说法的文字众口一词，必定有所依据，只是书籍残缺，无法知道它的源头罢了。如今罗氏既然排斥众说，把若木说成费国继承王统的君主，那么徐国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于是他特意替徐国制造一个最初的受封君主，叫作调；制造一个最初的封爵，叫作伯；又制造一个最初的时代，叫作夏，并特别大书说：“在淮地建立的，是嬴氏。”按这段文字的意思，似乎调是若木的后代，又似乎不是若木的后代；又似乎嬴氏始于调。这样的遁词游说，真可说是离奇恍惚了。世上那些妄替徐氏编谱的人，于是私自编造世系，在夏初大书“调”这个名字，把他作为徐国始封祖先。所以我每次看到徐氏谱中有“调”这个名字，就丢下不再看。年幼时编《月湖徐氏家乘》，就已经怀疑此事，只是不敢驳斥，认为泌既然著书立说，难道会在光天化日下说梦话、凭空创立名号吗？因此姑且把他的说法附载在下面。过了十多年，这个疑问才豁然解开。《水经·徐县注》说：《地理志》说：“临淮郡是汉武帝元狩五年设置的，郡治在徐县。” 王莽改称淮平，县名叫徐调国。只说“徐调国”，并不能知道它是夏朝封的、商朝封的，还是周朝封的；但武断地说夏代有调，就是极其荒谬。《地理志》不是别的书，正是班固《汉书》的《地理志》。泌既然著书立说，依据《水经注》作文，就应当把它所引用的原书略加考察。《地理志》说：“临淮郡，汉武帝元狩六年设置，王莽时称淮平。又说：共有二十九县，徐县是旧徐国，嬴姓，到了春秋时期，徐子章禹被楚国灭掉。王莽时称徐调。”这正和把黎县改为黎治、把莒县和陈县改为莒陵和陈陵、把郢县和驺县改为郢亭和驺亭之类相同，不过是一次可笑的改名。如果“调”是徐国始封的君主，那么“治”“陵”“亭”难道也都将成为分封五国的祖先吗？泌为什么不依据这些材料加以改正？考察了原书，再回头细看《水经注》，就会发现“王莽更之曰淮平”是上一句，“县曰徐调”是下一句；“国也”二字，或者是误写，或者是衍文，或者有脱文。这些道理并不需要智识广博的人才知道，他却完全不加考察，竟依据讹误的版本，自己编造三代典故，草率到了这种地步。武英殿刻本《水经注》把文字改正为：“王莽改称淮平，县名叫徐调，是旧徐国。”注释说：近来的刻本脱去了“故徐”二字。赵一清校订《水经注》说：“《汉书·地理志》说：徐县，是旧国，王莽时称徐调。”《寰宇记》引用《班志》说：“是旧徐国。”这段文字在“徐调”下面脱落了“故徐”二字，精明详慎，真是熙朝儒者的见解。又考察王冰《黄帝经序》称：“黄帝有九个儿子，第二个叫金天，封于荆；第三个叫挈，封于青；第四个叫青阳，封于徐。”挈是挚的误写，金天、挚、青阳其实是同一个人。第三，论王逸所谓周宣王封于徐的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