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论说第五

译《松高》诗说：“虋虋的申伯，王任用他承继职事。到邑地去，到谢地去，使南国以此为法式。”又说：“英武的申伯，已经进入谢地。”这里说的是谢，不是徐。谢是申国封地以内的地方，周宣王命召伯筑谢城，让申伯居住，所以说“到邑地去，到谢地去”；又说“王命召伯，安定申伯的居所”。谢是城邑，不是封国。《汉书·地理志》说：南阳郡有三十六县，第一是宛县，旧为申伯之国；又有屈申城。其支县棘阳，棘阳东北有谢城，那里距离位于淮泗之间的徐地很远，怎么能把两者混为一谈？《易林》大畜卦之中孚卦说“周公祷，谢”，“谢”字与“安宁如故”的“故”字押韵；左思《魏都赋》说“慎墨而谢”，“谢”字与“神蕊形茹”的“茹”字押韵。大概古代徐、谢二字读音相近，所以才有这种错误。齐诗、鲁诗、韩诗尚未亡佚时，或许有写作“既入于徐”的，但那不过是《诗经》的异文，王氏却立即据此作为典要，实在是疏误。而且申侯是侯爵、姜姓，徐子是子爵、嬴姓，这种谬误无需深论。第四，论偃王的名号 把“诞”作为名字，是依据《竹书》的说法，没有什么可疑。周、秦时代的人没有解释“偃王”这一称呼的。生前称号在当时本来不存在，因此应当采用王逸的说法，把“偃”看作谥号。但谥法中没有“偃”这一项。北宋的谱牒称：谥号为“隐”，这与《人表》相合；这样看来，“偃”“隐”声音相近，周、秦人称偃王，或许就是把隐王借作偃王，后人因而沿袭传下来的。史册残缺，年代久远，无法考证取信，只好姑且作为存疑之说。王厚斋《困学纪闻》根据《檀弓》中的“驹王”，认为就是偃王，大概是依据向西征讨、渡过黄河的说法，来与《后汉书》所说“到达河上”相合；但《后汉书》的说法不能全部相信，辨析的话见下文。至于罗氏所谓康王的说法，则又是他的妄说。罗氏这里既说“偃就是康王”，下面叙述宋国的事情时又说：“武王封微子为周朝的客，传了三十二世，君偃无道。”他自己注释说：偃的谥号是康，见《吕览·国事》。宋偃谥号为康，既然注明了出处，那么徐偃是康王，为什么不说明其来源呢？只是因为“三十二世”相同、“君偃”相同，就替他定了同样的谥号为康。泌的妄说很多，不值得追问。至于称王，也有可解释之处。徐、楚处在蛮夷地区之间，要想统摄同盟诸国，就必然尊崇王号；但在朝聘、会同等往来场合，仍然依照他们本来的爵位，并没有增加礼遇。这就像鲁国本是侯爵，在本国却称君为公，鲁国《春秋》记作“公”，孔子也没有追改。所以齐桓公在召陵会盟时，只责问楚国没有进贡包茅，并不责问它僭称王号；晋国人同秦国断交时，还大声说“楚国有三个王”，丝毫不加避讳，也不认为有什么嫌疑。这些都是按照实际情况推想出来的，知道自己不免要谈论名号、辨析道理，受到君子的呵斥了。第五，论汉、晋人所谓徐偃王作乱、周穆王命楚伐徐的谬说 这是千古的冤案，起源于司马迁，诸儒又跟着附和；无论毁谤还是称誉，都是异口同声，岂只是诬蔑偃王，也是在无端诬陷穆王。司马迁说：“一天行进千里去救乱。”又说：“骑着日行千里的马，进攻并把他打得大败。”王符说：“一天行进千里去征讨他。”谯周听后笑道：“君王出行有周密的卫护，难道听到有变乱，就独自奔驰，一天走千里吗？而且作乱、反叛一定会有具体迹象：是侵犯京师，还是侵害邻国？为什么不指出并陈述清楚？至于《后汉书》的说法，则更加有无法讲通之处。率领九夷攻打宗周，这是反叛作乱；当时不去谋划，却说‘害怕他的势力正盛’。等到他施行仁义、使诸侯来朝时，并没有叛乱迹象，却突然去讨伐他，这难道是权衡胜败的办法吗？难道关键就在于骥▯之乘究竟得到还是没有得到吗？反叛作乱的人，是残害仁德、损害正义的人。霸主尊奉天王，还只能说是假借仁义、凭仗正义；既然已经反叛作乱，怎么能说是在施行‘仁义’呢？既然说‘没有权势’，先前又凭什么率领九夷？既然说‘不忍心争斗’，先前又凭什么攻打宗周？骥▯之乘不过八匹骏马，如今除去副车，八个人骑马赶赴楚国；昭王没有再回来，这不正是殷鉴吗？淮南王大量阅读宫中秘藏典籍，招致宾客数千人，编成《内书》《外书》；汉成帝搜求天下遗书，刘子政亲自主管校勘，经传、诸子百家没有不阅读的。王充过目成诵，博通各家学说。这三人的见闻，也足以与司马迁相抗衡。可是《淮南子·人间训》称：“偃王施行仁义，王孙厉游说楚庄王，楚国因此灭掉了徐国。”《说苑·指武篇》称：“偃王喜好施行仁义，王孙厉劝说楚文王，楚文王因此残灭徐国。”《论衡·非韩篇》称：“偃王修养并实行仁义，强大的楚国灭掉了他。”谯周比司马迁早，王充与王符同时代，他们都完全没有徐国叛周、周伐徐的说法，为什么呢？而且东方朔《七谏》也这样说：“偃王施行他的仁义啊，荆地的文王醒悟，徐国于是灭亡。”王逸注释说：“意思是说，徐偃王施行仁义，诸侯来朝的有三十多个国家，却没有武备。楚文王见朝拜徐国的诸侯很多，心中醒悟，担心徐国会兼并自己，于是发兵攻打并灭掉徐国。”所以《司马法》说：“国家即使强大，忘记战争也会危险。”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他的说法可以说很详细了，却完全没有说周王命令楚国讨伐徐国，为什么呢？然而以汉人的说法来驳汉人的说法，尚且不足以堵住那些道听途说者的嘴、使他们心服，那么请再以周、秦时代的书来证明。荀子是战国时期的大儒，他在《非相篇》中称许徐偃王，把他列在仲尼、周公、皋陶、闳夭、傅说、伊尹、禹、汤、尧、舜之前；如果徐偃王反叛、作乱，岂不是把不相类的人并列了吗？韩非《喻老篇》说：“治理国家的人，如果把名号当作罪过，徐偃王就是这样；”

译“如果把城郭和护城河当作罪过，虞▯虎就是这样。《五蠹篇》说：古代文王居处在丰、镐之间，土地方圆百里，施行仁义，使西戎归心，于是称王天下。徐偃王居处在汉水以东，土地方圆五百里，施行仁义，割让土地来朝拜他的有三十六国。荆地文王害怕他会危害自己，于是发兵攻打徐国，终于灭掉了它。所以文王施行仁义而称王天下，偃王施行仁义却丧失国家，这说明仁义在古代适用，在今天却不适用。”这番立论未必完全纯正，但徐偃王从未背叛周王、穆天子也从未征伐徐国这两点，已经拨开云雾见到青天了。而且《穆天子传》是西周史官所作之书，后世把它看作起居注的始祖。凡是周穆王会见西王母、得到名马并由造父驾车等事，都记载得很详细；但像司马迁所说的事情，却完全没有提到。又，司马迁作《周本纪》记载穆王，凡征讨犬戎、制定《吕刑》等事情，都逐一记述；但对于《秦本纪》和《赵世家》所说的事情，却没有记载。近人有人剽窃《绎史》编作《尚史》，直接采用无稽之谈，把偃王列在周朝乱臣之首，却不知道《绎史》已经记载汉、晋人的说法，并深深怀疑它，说：“《史记》称造父为穆王驾车巡狩，遇见西王母；徐偃王反叛，穆王骑着日行千里的马攻破了他。” 难道只凭君王的副车，就足以取得胜利吗？还是六军将士全都有这样的快脚呢？《史记》没有把这件事收入《周本纪》，也不过是杂采异说，用来传疑。马氏读书精审到这种程度，而李锴似乎没有看到。虽然如此，叛周、伐楚的说法既然起于司马迁，司马迁难道会凭空捏造吗？那一定有所依据，也一定有发生错误的原因。如今读《竹书纪年》，才恍然明白。《纪年》说：穆王十三年，徐戎侵入洛地；冬十月，造父驾车载穆王进入宗周。十四年，穆王率领楚子讨伐徐戎，战胜了它。徐戎，就是徐州的戎人。成王初年，徐戎曾经反叛作乱，即《尚书》所说“淮夷、徐戎同时兴起”。《纪年》记载说：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和淮人进入邶地反叛。宣王时期，徐戎也曾反叛作乱，即《诗经》所说“沿着那淮水边，巡察徐地”。《纪年》记载说：宣王六年，宣王率军讨伐徐戎，皇父、休父跟随宣王讨伐徐戎，军队驻扎在淮水边。只有穆王讨伐徐戎的事，史书有所残缺，现仅见于《纪年》。《纪年》出世较晚，两汉儒者没有见过。他们只是隐约听说周穆王曾命令楚国讨伐徐戎，而徐偃王的国境在淮水、泗水之间，恰好与戎人居住的地方相近；又因为徐偃王被楚国灭掉发生在周穆王时期，恰好和徐戎反叛的时间相近，于是把两件事附会合并起来，说“徐偃王反叛”“徐偃王作乱”“徐国率领九夷攻打宗周”“造父驾车向楚国报告”“穆王率楚子灭掉徐国”，所以说这是千古冤案。可是他们不知道楚人灭徐的事情，《纪年》也记载得很详细。《纪年》说：穆王三十五年，荆人进入徐地，毛伯迁率军在▯地打败荆人。三十七年，周军讨伐楚国；这一年，荆人前来进贡。这就是说，徐戎侵入洛地、穆王率楚子讨伐徐戎，是一件事；徐子刚刚受命建立伯爵、亲自行仁义，却被楚人灭掉，穆王发怒而讨伐楚国，后来又接连讨伐，直到楚国前来进贡、谢罪才停止，这是另一件事。明明是两件事，却颠倒错乱地合为一件，不是太过分了吗？第六，论徐国不应与徐戎合为一谈 那么，怎么知道徐偃王并不是徐戎呢？答案是：这有充分的依据。率领楚军讨伐徐戎是在穆王十四年；楚人讨伐徐国是在穆王三十五年。徐戎既然已经被打败，隔了二十年又重新进入徐地吗？如果说嬴姓徐国煽动徐戎死灰复燃，再次引发战争，那么前面既然率领楚军灭了徐国，后来怎么又会因为徐国而使楚军战败呢？考察《竹书纪年》，这是第一个证据。楚国灭掉徐国后，周穆王又重新封其子为徐君，这真是一个微小的国家。可是到了周宣王时，徐国忽然又反叛作乱，以至于劳动六军出征；既然取得胜利凯旋，还作诗歌颂，好像战胜它十分不容易，这有这样的道理吗？考察《大雅》，这是第二个证据。周王重新封立徐国后，到了鲁昭公三十年，徐国被吴国灭掉。再过三十年，就是鲁哀公十三年，这时徐国已经灭亡很久了，没有听说它重新兴起。但《吴语》记载黄池会盟时，夫差听说越国发生内乱，王孙雒说：“如果不参加会盟就回去，越国听到我们的声威就会有所行动，齐、宋、徐、夷将从两面夹击我们。”大概当时吴国已经疏通了江淮之间的水道，吴人回去必定要经过淮水，所以害怕徐夷。由此可见，嬴姓的徐国虽然灭亡了，但徐州一带的戎人仍然安然无恙。考察《国语》，这是第三个证据。嬴姓徐国的“徐”是国名，徐戎的“徐”是地名。汉人把二者合为一谈，于是产生了这个错误。后来的儒者注释《诗经》《尚书》，也常常混淆杂糅。所以我以《诗经》《尚书》为根本，考察《左传》，辅以《国语》，再参照《竹书》来加以订正。《左传·昭公元年》记载，赵孟说：“周朝有徐、奄。”杜预认为徐、奄是两个国家，都属于嬴姓；又引用《书序》说：“成王讨伐淮夷，于是踏平奄国。”又说徐就是淮夷。赵孟所说的徐，就是徐戎，说它就是淮夷可以；但说它就是嬴姓的徐国，就大错特错了。这一点《正义》已经驳正。况且《春秋》说：“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在申地会盟。”上面已经记载“徐子”，下面又记载“淮夷”，怎么能把二者合为一体呢？杜预注释《左传》却没有看到《春秋》，也太疏忽了！《世本》称：淮夷也是嬴姓，后来成为淮夷氏。所以《元和姓纂》卷十四“皆”条说：淮夷氏，周代有淮夷，是个小国，后世以此为氏。杜预本来应当明确注释说：徐是徐州的戎人，也就是淮夷；不能把嬴姓的徐国混称为徐戎。《郑语》说：在成周时期，北方有徐、蒲。韦昭认为徐、蒲都是赤狄，属于隗姓。这样看来，除了嬴姓的徐国和戎人的徐之外，还有隗姓的徐。《春秋》中有三个徐，这也是解经论史的人应当知道的。第七，论毛奇龄把徐说成戎的妄说

译毛奇龄解说经书，荒谬得太过分了！戎就是戎，徐就是徐，圣人著《春秋》，怎么会忽而称戎、忽而称徐呢？庄公二十六年，鲁国春季讨伐戎，秋季讨伐徐，明明是两件事；毛奇龄却忽然把它们合起来说：“徐就是戎。”那么春季讨伐时称戎，秋季讨伐时称徐，难道会有这种道理吗？楚国是先王所封的国家，确实属于五等诸侯，而不是夷狄；那么徐国难道独独不是先王所封的国家，独独不属于五等诸侯吗？孔子的《春秋》在昭公四年两次记载“徐子”，昭公三十年仍照旧记作“徐子”，难道这是把徐当作夷狄吗？鲁公在潜地会见戎，是出于不得已；难道会庄严地把徐子按子爵与夷狄相待，却用诸侯之礼对待他吗？而且在申地会盟时，徐子竟排在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之上。况且淮夷是夷人，所以即使它的君主来会盟，也反而排在宋世子之下，因为它是夷人。如果徐子也是夷人，为什么反而排在这些小国之上呢？再说齐桓公娶了徐国女子，他的三位夫人中，徐嬴排在王姬之下、蔡姬之上；大国之女反而被当作如夫人，难道齐桓公正要攘除夷狄，却与夷狄通婚吗？又，叔孙昭子以齐景公讨伐徐国一事，认为这是诸侯没有霸主，并且认为兴兵讨伐远方是无道。如果徐国果真是徐戎，那么齐景公这次行动正是继承齐桓公攘除夷狄的旧业，正是霸主的举动，怎么反而说它无道、说当时没有霸主呢？再从其他书来看，如《管子》称徐伯，《檀弓》称徐君，《新序》《史记》等书记载季札赠剑之事，都明确证明徐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小国诸侯，怎么能妄把徐当作徐戎呢？所以说，这是毛奇龄的妄说。第八，论韩非所谓楚文王讨伐徐国未必没有依据 楚文王生活在春秋时期，距离周穆王三百多年，怎么能灭掉徐偃王呢？所以谯周对此怀疑并加以辨析；但我认为仍可以保留一种说法：周公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公旦与其父同谥，而鲁侯兴又谥为文公；晋国的仇也谥为文侯，而重耳又谥为文公；秦国有文公，后来又有惠文王、孝文王；滕国也有两个文公；其他如鲁国的孝、齐国的庄、卫国的成和怀、晋国的武、献、成、孝、昭、靖、厉，也都有同一谥号出现两次的情况。因此，周庄王时期有楚文王，并不能断定周穆王时期就没有楚文王。韩非离周代不远，应当有所依据；再加上东方朔、刘向的说法，也可以作为一项助证。《淮南子》称楚庄王，是传闻异辞；如今我不敢认为它正确，也是取舍季札和东方朔说法的意思。第九，论《路史》所谓周穆王把嬴姓徐国改为姬姓的妄说 周朝刚兴起时，已经有徐国；穆王又把姬姓封在徐地；再加上徐戎、隗姓徐，难道《春秋》中不应该有四个徐吗？罗氏的说法竟如此自相矛盾。齐桓公有徐妃，罗氏怎么知道？是从《左传》知道的。《左传》明确说是徐嬴，并不说徐姬；他的荒谬又到了这种地步。徐国并入吴国，不是并入楚国；他一共说了三处，三处都错。《史记·齐太公世家》却说：“齐桓公有三位夫人：王姬、徐姬、蔡姬。”《索隐》说：“考察《系本》，徐国属于嬴姓。礼制规定，妇人称国名并称姓。如今这里说徐姬，是因为‘姬’是众妾的总称，所以《汉禄秩令》说‘姬妾数百’。妇人也可总称为姬，姬未必全都是姓。”史记原文依据《左传》，把嬴写成姬，大概是传抄造成的错误。《索隐》虽然加以辨析，终究是回护之说；但也可由此看出，自古以来从没有把徐说成姬姓的，罗氏却特意制造出这个典故，难道就是依据司马迁的错误说法吗？第十，论《公羊传》所谓徐国灭掉杞国的错误 这也是把嬴姓徐国误认为淮夷。此前有咸地之会，这一年筑造缘陵城。《左传》说：“在咸地会盟，淮夷使杞国受到祸害。”所以《公羊传》误把徐国当作淮夷，于是暗中取用《左传》的说法，却巧妙地改变了措辞。它不知道，当时徐国正是齐国的同盟国，而且与齐国有婚姻关系。杞国已经服从齐国，徐国怎么能违背齐桓公去讨伐杞国？如果齐桓公因为婚姻关系，放过徐国不加讨伐，只暂且筑造缘陵城来安慰杞国人，那么齐桓公为什么还要对诸侯发号施令，说“这是徐、莒胁迫的”呢？“盖”字表示疑问。公羊氏大概自己还没有完全相信，何休却喋喋不休，反复这样说，也可以说是墨守成说而没有判断。第十一，论《路史》所谓徐国灭掉冥国的妄说 他又制造典故了。《史记》记载嬴姓国家有白冥，应该连读为一个名称；他却把它拆成两个，问他最初封在哪里，他不能说明，只含糊地说是嬴姓的国家而已；问它何时灭亡，他也不能详细说明，只含糊地说白国被楚国灭掉，冥国则被徐国灭掉而已。我进一步追究他所著《国名记》，也没有发现有根据原始资料的说法。对于白，他又含糊地说楚平王灭掉白国后，把它封给胜，称为白公；对于冥，他窃取《左传》中讨伐冥邑、攻破三门的说法，又含糊地说讨伐冥邑的是冀国，后来成为虞氏的采邑，却对于《后纪》所说徐国灭掉冥国一事，像忘了一样只字不提。白公之白，是楚国的城邑；讨伐冥邑之冥，也是虞国的城邑，都不是国号，与史书所记嬴姓国家的白、冥毫无关系，却这样妄加言说。罗氏作《路史》，依据谶纬解释上古，本已不合经典，而他的遣词造句尤其多有错误。单就徐国的事情来说，他因为《水经注》的错误而编造徐调之名；因为宋康王的错误而编造徐偃王的谥号；因为《史记》的错误而编造徐姬之姓；至于徐国灭冥一事，又不知道错在依据哪部书，还应当详细考察。第十二，论孔颖达说春秋以后徐国又重新兴起没有根据 这是因为邾考公死在春秋以后，而早已灭亡的徐国忽然派使者前来吊唁，所以不得已才作出这种说法；但这已经是削足适履了。郑康成说：“考”字有的版本作“定”。郑康成难道没有根据，竟会随意说出这种话吗？第十三，论《徐偃王志》

译《博物志》引用《徐偃王志》的一段文字，不知道是什么人编撰的。除《博物志》外，没有见到其他著作引用它。书中说周王命楚国讨伐徐国，已经沿袭《史记》的说法；又提到彭城武原县，因此绝不可能是周、秦时代的著作。《水经注·济水》条曾经提到此事，说张华《博物志》记载这是著作令史茅温所作的送文。刘成国《徐州地理志》说：“徐偃王的奇异传说，徐君的宫人怀孕后生下一枚卵，等等。”按照文字意思，似乎是刘成国出任徐州长官，茅温作《徐州地理志》来送给他；又似乎《博物志》所说关于偃王的一段，全都在《徐州地理志》中；还似乎《徐州地理志》中有一篇题为《徐偃王之异》。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张华作《博物志》时，为什么不称《徐州地理志》，却偏偏另造名目，称作《徐偃王志》呢？郦道元作《水经注》，为什么不直接引用《徐州地理志》，却一定要辗转地说《博物志》引用了《徐州地理志》呢？这些都无法解释。如今我也把这部书命名为《徐偃王志》，是因为它杂采旧闻，不合于大雅，谨慎避开司马迁《世家》的书名，姑且沿用茂先《博物志》的名称罢了。我的前三伯祖柳泉公，两次参加春官考试，此后居家不再出仕。他收藏四部书六万卷，把书全部取出阅读；专心思考、精研学问，到老年更加笃实。他论经专取先秦之书，用来平息众多争论，不重蹈近人墨守成说的弊病；论史唯独推重司马迁，对于班固、范晔以下的史家，则逐条列举并加以纠正。他扶助经书、阐发传文，学者都尊奉他，称为柳泉先生。他一生的著作，如《逸汤誓考》六卷、《山中学诗记》四卷、《四明宋元六志校勘记》三十一卷、《烟屿楼文集》四十卷、《诗集》十八卷、《读书志》十六卷、《笔记》八卷，都已经刻印发行。只有《鄞艺文志》所著录的公所撰《徐偃王志》六卷，至今尚未刊行。全书分为《记事上》《记事下》《世系》《地理》《冢庙》《论说》，都以《周书》《戴礼》《国语》《世本》等可信文献为依据；资料不足的地方，再用正史及汉、晋人的言论加以考证，其他谶言、别史一概不采用。其义理端正、文辞确切，一切都归于最恰当之处，真是可信的史书，也是有才力的史书，难道能任它长久湮没吗？二十八年春，日寇深入，蛟门告急，公的曾孙宇曾检查这部志稿的正、副两本；只是稿本已经被虫蛀，便赶紧粘补，又赶紧▯誊录。幸亏副本中有不清楚的地方，还能查对正稿。在稿本末尾摘录了秦、汉、魏人言论中足以作为论断的文字，于是分类编排，分别附在纪事之后。纪事中有纠正史书错误的内容，也移到论说部分。《世系》原来没有鉴谱，不知是谁附加的，这次仍然保留，是为了便于考证。开头有朱述之、姚梅伯两位先生的序。姚序没有写明年份，只在稿本开头写着“应当珍藏，不要遗失”等话，因此应当是在公去世以后写的。文章因为改动窜乱而失去次序，很难一口气读完；现在按照它的语气重新编排，大概这篇序是姚氏请别人代写后又加以改定的。朱序署道光戊申年，那一年公三十五岁；如今公已经一百三十五岁，那么这部志书至今正好一百年，不能说流传得不久；而能够保存不失，也可以说是幸运。于是我带着▯誊录本绕道来到上海，老友约园见到后非常高兴，说可以收入他的《四明丛书》第八集。只是当时百物价格飞涨，纸张昂贵，刻板也不容易，于是只抄录副本并为它作序。甲申年冬天，又取出志稿重新校勘，知道其中还有公想说而没有说尽的地方，便择取要点加以补充阐释，另把正逵的按语附在下面作注。有缺漏错误的全部补正；重新抄录尚未完成，约园却已经去世了。过了两个月，日寇被平定。第二年，他的儿子星联刻印《四明丛书》第八集完成，唯独其中所刻的《徐偃王志》，比我续校后的手抄本少了十分之一，星联说应当补刻。于是我想到，约园校订乡邦先贤的著述，为它们作序并刻印，最多达到一百六十种。他七十岁时，虽身患痼疾，仍亲自为自己的杂著作序，说：“乡邦书籍的辑录，我已经完成了十分之八；上天如果允许我继续下去，这项事业应当会有后继者。”《徐偃王志》晋代时就已经存在，可惜后来亡佚，无法考察。我公阐明发扬圣人的德业，广泛综合各类典籍，加以考订，使读者能够知道应当依据什么、归向什么，不被荒诞妄说所混淆；它对经史确实大有裨益，绝不是微小的贡献，我的子孙尤其应当珍视它。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从孙正逵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