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2/4）

译吕公着因为年老恳切请求辞去职位，于是授予他司空、同平章军国事。诏令在东府以南为他建造府第，开设北门，以便执政大臣进来议事。凡三省、枢密院的职务，他都可以总理。隔一天上朝一次，因而到都堂议事。他出来办事没有固定时间，这大概是特殊的礼遇。自开国以来，以三公身份兼平章军国事的宰相共有四人，吕公着和他的父亲吕夷简占了其中两人，世人都羡慕这种荣耀。当时熙宁、元丰年间掌权的大臣虽然已经离开朝廷，但他们的党羽分布在朝廷内外，制造私说来动摇时政。鸿胪丞常安民送信给吕公着说：善于观察天下形势，就像良医察看疾病。正当安宁无事时，如果对人说以后必将有大忧患，众人一定会惊骇讥笑。只有能识察微小征兆、看见祸患苗头的人，才能预先知道事态的发展。所以不在可以忧虑的事情发生时才忧虑，而在还没有什么值得忧虑时就忧虑，这才是真正的忧虑。如今天下的形势，可以成为大忧患。即使提拔进用忠良之士，却不能搜罗、招致天下英才，使他们都聚集在朝廷，来压制小人，恐怕正直之士还不能安稳地睡觉。因此，除去小人并不难，战胜小人才难。陈蕃、窦武同心协力，选用名望贤能之士，天下都期待太平，然而最终却死在曹节手中，于是形成了党锢之祸。张柬之与五位王公使唐室中兴，认为这种功业会流传万世。等到武三思一旦得志，却使他们遭到流放、迁徙，最终沉沦覆没。这些都是前代已经发生过的祸患。如今怨恨愤怒已经积累，一旦爆发，危害必定很大，难道可以不把它当作大忧患吗？”吕公着收到这封信后默然不语。任命吕大防、范纯仁为尚书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孙固、刘挚为门下侍郎、中书侍郎；王存、胡宗愈为尚书左右丞；赵瞻签书枢密院事。吕大防朴实厚重而愚直，范纯仁致力于以博大宽厚来开拓皇上的心胸、改变士人的风气。二人同心协力来辅佐王室，太后又把一切政事都放心地委托给他们。因此元祐年间的治理，比得上嘉祐年间。当时党争的议论刚刚兴起，范纯仁担心它发生。适逢右谏议大夫王觌厌恶胡宗愈进呈《君子无党论》，于是上疏说胡宗愈不可任执政。太后大怒，范纯仁和文彦博、吕公着在帘前辩论。太后的怒意还没有消解，范纯仁说：“朝廷大臣本来没有党，只是善恶、邪正各自按类别区分罢了。文彦博、吕公着都是历朝旧臣，怎么能容许他们异口同声地欺骗皇上？从前先臣与韩琦、富弼一同掌握庆历年间的政权，各自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才。当时流言却指责我们结党，三人相继出任外职，造谣的人共同庆贺说：‘一网打尽了。’这件事离现在并不远，希望陛下以此为戒。”于是极力陈说前代党争的祸患，并把欧阳修的《朋党论》抄录进呈。然而最终还是让王觌出任知润州，而胡宗愈照旧留在职位上。冬闰十二月，蜀公范镇去世。起初朝廷起用范镇提举中太乙宫，兼任侍读，并且想任命他为门下侍郎。范镇一向不愿出仕，他的从孙范祖禹也劝阻他，于是坚决推辞而没有接受任命。后来以银青光禄大夫的身份再次退休，去世后，谥号忠文。范镇清白坦荡，恭谨节俭，谨慎少言，笃行仁义，从不谈论别人的过错。面对重大节操和重大决策时，神色温和而言语庄重，常常想以死来继承和坚持自己的主张。即使在皇帝面前也没有什么屈服。他的学问以六经为根本，口中不谈佛、老、申、韩之说。契丹、高丽都传诵他的文章。熙宁、元丰年间，天下贤士大夫希望他和司马光担任宰相，最终二人都受到推重，人们称说道：“景仁、君实，不敢有所轩轾。” 【己巳】四年春，二月，东平公吕公着去世。吕公着去世时，享年七十二岁。太皇太后召见辅臣，哭泣着说：“国家不幸，司马相公已经去世，吕司空又逝世了。”皇帝也悲伤感慨，立即到他家中临奠，赠官太师，追封申国公，谥号正献。吕公着从年轻时讲学开始，就把治心养性作为根本。平时没有疾言遽色，对于声名、利禄、浮华之事，淡泊而没有任何喜好。他简朴稳重而清静，这大概是天性如此。他见识思虑深远敏锐，器量宏大而学问精纯，遇到事情善于决断，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因个人利害而动摇内心。他同人交往出于至诚，喜爱有德之人，乐于行善。见到士大夫把品评人物作为心意所在时，他一定询问他们所知道和听闻的情况，彼此参照考察事实，来上达朝廷。每次议论政事，他广泛采纳众人的长处而形成正确意见。到了应当坚守的地方，就坚定不移，不能被改变。神宗曾说他对待人才从不欺瞒，就像秤量物品一样公正；他尤其能够避开、远离声名，不把自己看作善于识人的人。王安石博学善辩、纵情发挥言辞，没有人敢同他抗衡，唯独吕公着凭借精深的见识和简约的言语使他折服。王安石曾说：“我的过失和吝惜之处常常不能自我克服，一到长者面前，就会丧失平日的自尊。”他对吕公着就是如此敬服。发明：司马光、吕公着都担任过宰相，功勋事业都很显著。司马光去世时记载了他的官爵，吕公着去世时却没有记载他的官爵，那么二人的贤能与否、优劣高下，也大略可以看出来了。这就是《纲目》书法的深意。三月，免去胡宗愈的职务。中丞孙觉、右正言刘安世等人弹劾了他。夏四月，把经义、诗赋分为两科来考试士人，废除明法科。尚书省请求恢复诗赋与经义并行的制度，经义解释通用前代儒者的传注和自己的学说。又说旧日明法科最为低等，如今考中的人立即授任司法官，排定名次反而在及第进士之上，这是不合理的。于是诏令设立经义、诗赋两科，停止考试律义。凡诗赋进士学习一经，考试本经、《论语》《孟子》的经义，以及诗、赋、论、策，共四场。经义进士学习两经，考试本经、《论语》《孟子》的经义以及论、策，也是四场。两科统一评定高下并取得解额，名额分开，各占一半。专攻经学的人以经义决定取舍，兼习诗赋的人以诗赋决定去留。至于名次高下，则把策、论一并参考。司马光说：选取士人的方法，应当先看德行，后看文学。就文学而言，经术又应当先于词章。神宗专门采用经义、论、策来选取士人，这是恢复先王的法令典章，是历代君王都不改变的制度。但王安石不应当凭一家私学，想要压倒前代儒者，命令天下师生讲解。至于律令，都是任官者所需要的，如果做士人的确实能够懂得道义，自然会与法律相合，何必设置明法一科，使人学习刻薄之术？这不是培养人才、敦厚风俗的办法。到这时终于废除了明法科。不久诏令对举人进行殿试，仍然考试赋、诗、论三题。

译发明【设置明法科，是想让士人学习刑名之学。涑水司马氏说：选取士人的办法，应当先看德行，之后才看文章；至于律令，都是官员任职所需要的。假如士人果真能够懂得道义，自然会与法令相合，何必另设明法一科，使他们习惯于刻薄？这并不是用来培养人才、敦厚风俗的办法。唉！用这种方式设科取士，难道不是大大败坏学人的心术吗？特别记载罢去明法科，其中赞许的意思，大概就可以看出来了。】广义【人才，是治理天下的有利器具；经义，是造就人才的公用器具。用公用器具来成就人才，就像使用规矩和墨线来端正木材一样，还有什么地方不能适用呢？至于王安石凭私学来取士，就是抛弃规矩和墨线，却想求得木材自行成材，又怎么能行呢？《中庸》说：愚昧却喜欢自以为是，地位卑贱却喜欢独断专行，生在当今时代，却反而奉行古代的道路，灾祸就会降临到自己身上。这说的不就是王安石吗？】五月，任命范祖禹为右谏议大夫，兼任侍讲。【范祖禹起初跟随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阳十五年，不谋求进取。王安石尤其敬爱看重他，范祖禹始终不去拜访。哲宗即位后，提升为右正言；因吕公著是他的岳父并且执掌国政，他以有嫌疑为由辞职。后来改任著作，又兼任侍讲。因为防避夏季暑热，暂时停止讲筵，范祖禹上言说：“陛下今天学习还是不学习，关系到将来的治乱。如果喜好学习，那么天下君子都会欣然仰慕，愿意立于朝廷，以正直之道侍奉陛下，辅佐陛下修养德业而达到太平。不学习，那么小人都会萌生异心，致力于邪曲谄媚，以窃取富贵。况且凡人进学，没有不是在年轻时进行的；如今圣质日渐成长，几年以后，恐怕不能像今天这样专心学习了，这是臣替陛下感到惋惜的。”吕公著去世后，才授任右谏议大夫。不久加任礼部侍郎。听说宫中寻找乳母，因为皇帝十四岁，还不是亲近女色的时候，便与左谏议大夫刘安世一起上疏，劝皇帝增进德行、爱惜自身，又请求太皇太后保卫圣躬，言辞十分恳切。太后说：“乳母的说法，是外间的虚传。”范祖禹回答说：“外间的议论即使是虚传，也足以作为事变发生以前的警戒。凡事在尚未发生时进言，确实可能被认为是过虑；等到事情已经发生，又来不及了，那时再说有什么用？” 太后，陛下宁可接受尚未发生之事的劝告，也不要使臣等留下来不及劝谏的悔恨。”太后深深嘉许他。】广义【谏官和讲官，是天下治乱以及君德修养与否所系的职位。

译记载说：“任命范祖禹为右谏议大夫、兼侍讲。”虽然文字上没有华美的赞辞，但其中任用得人的美意自然就在其中了。】将蔡确安置在新州。【蔡确失势已经很久，于是心怀怨恨。在安州时，他曾游览车盖亭，作诗十首。汉阳军知军吴处厚与蔡确有嫌隙，便把诗献上，认为诗中都涉及讥讽诽谤。其中引用郝处俊在上元年间劝谏高宗不要把帝位传给武后之事，用来斥责东朝，言语尤其切害。于是台谏官说蔡确怨恨诽谤，请求依法治罪。诏令蔡确详细申辩。蔡确自我辩解得很详尽。右正言刘安世等又说，蔡确的罪状已经明显，何必等待他详细申辩？这只是大臣委婉地替他开脱罢了。于是贬蔡确为光禄卿，分司南京。台谏官对此不断论奏。谏议大夫范祖禹也说蔡确罪恶为天下所不容，如今还以列卿身份在留都分掌事务，不能满足众议。执政商议依法处置蔡确，只有范纯仁、王存认为不可，极力争论。文彦博想把蔡确贬到岭峤，范纯仁听说后，对吕大防说：“这条路自干兴以来，荆棘丛生将近七十年，我们这些人若把它重新打开，恐怕自己也不能免祸。”吕大防于是再不敢说话。过了六天，再贬蔡确为英州别驾，安置在新州。范纯仁又对太后说：“圣朝应当致力于宽厚，不能因为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的过失，就流放诛杀大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章〕 如今的举动应当成为将来的法则，这件事非常不能开这个先例。而且用重刑除恶，就像用猛药治病一样，过度之处不能没有损害。”太后没有听从。当时中丞李常、中书舍人彭汝砺、侍御史盛陶都进谏说不应治蔡确的罪，全都被贬到远州。蔡确到新州后不久便病卒。起初蔡确的申辩还没有上呈，梁焘从潞州被召为谏议大夫，经过河阳时，邢恕极力论说蔡确有拥立皇帝、建立功勋之事。梁焘到任后，便上奏此事。太后告诉三省说：“皇帝是先帝的长子，儿子继承父亲的事业，这是名分上当然的事。蔡确有什么拥立建立功勋呢？如果让蔡确将来再回来欺骗蒙蔽上下，难道不成为朝廷的祸害吗？恐怕皇帝年少，不能控制他，所以现在趁他自己败露而这样处置，大概是为了社稷。】发明【蔡确本来就是小人，先前已经被贬黜，这次又因为吴处厚的私怨而被安置到新州。以暧昧不明的过失流放诛杀大臣，也失去了忠厚之道。因此记载为“安置”，却不写明他所获罪名，表示宋朝贬谪他并不是因为明确的罪行。】广义【驱逐奸邪，应当以刘安世的意见为正确。《易经》说：“公在高墙之上射取鹞鹰。”《尚书》说：“除去邪恶，不要迟疑。”像范纯仁这些人，难道会对此有所不明吗？】六月，范纯仁、王存被罢免。【吕大防说：蔡确的党羽势力很盛，不可不加以治理。范纯仁当面进谏说，朋党难以辨别，恐怕会误伤善人。司谏吴安诗、正言刘安世于是论说范纯仁是蔡确的党羽，范纯仁也极力请求罢去政职，于是出任颍昌府知府。王存是蔡确所推荐的，所以也出任蔡州知州。】任命赵瞻同知枢密院事，任命韩忠彦、许将为尚书左、右丞。【韩忠彦是韩琦的儿子。】秋七月，安焘被罢免。【因为母亲服丧而离开职位。】冬十一月，任命孙固知枢密院事，任命刘挚、傅尧俞为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庚午】五月，春二月，夏人前来归还永乐之战俘获的人，诏令把米脂等四砦交还给他们。【夏人前来归还永乐所俘获的官吏和士卒，共一百四十九人，于是诏令把米脂、葭芦、浮图、安疆四砦还给他们。夏人得到土地后更加骄横。】发明【所谓“来归”，是说夏人心悦诚服地归还俘虏。因他们归还俘虏，便把四砦交给他们，这样安抚怀柔远方之人的用心就达到极点了。宋人依仗甲兵的力量，经过百战才取得四砦，那么其行为不合义理也就可以知道了。如今夏人仰慕义理而来归，如果不因永乐俘虏之事把四砦交还给他们，兵祸相连，又凭什么使归降者心服呢？所以详细记载把四砦交还给他们，这与《春秋》记载“齐人来归郓、讙、龟阴、田”意义相同。】文彦博退休。【文彦博重新居于政府，每年都请求离职。御史中丞贾易说文彦博在至和年间关于建立储君的主张不可信，太后命令交史馆查考。文彦博更加请求罢职，于是以太师充任宁国军山南西道节度等使退休。命令有关部门准备礼仪和册命，在玉津园设宴饯行。此前，辽使耶律永昌前来聘问，苏轼负责接待他。耶律永昌与苏轼入朝觐见，在殿门外见到文彦博，退立一旁并改变容色说：“这就是潞公吗？”又问他的年纪，感叹说：“怎么还这样健壮啊？”苏轼说：“使者只看见他的容貌，还没有听到他说话。他总理众多事务，即使精明干练的年轻人也有不如他的；他贯通古今，即使专门名家的学者也有赶不上的。”耶律永昌拱手说：“真是天下奇异的人物。”】广义【考察潞公在元丰六年十一月以太师身份退休，后来又在哲宗元祐元年四月奉诏起用，任平章军国重事，位次在宰相之上，这样说来，人臣的地位达到极点，朝廷的恩宠也深厚到了极点。然而潞公每年都请求离职，大概他的心情正如伊尹不以宠禄自居、不以成功自满一样。至于王安石以迎合君主来求取权位、患得患失，他们二人的贤与不肖究竟怎样，难道还不明显吗？】三月，赵瞻去世。任命韩忠彦同知枢密院事，任命苏颂为尚书左丞。【韩忠彦曾经与傅尧俞、许将议论政事不合，都请求罢去政职。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说：“大臣身负的职责，是与国家共同承担祸福；在朝廷上，应当致力于协调，使朝廷内外的人完全看不出彼此有意见分歧的迹象。如果气愤地争论，不顾全大局，又凭什么给百官作示范呢？”傅尧俞等虽然有争论的过失，但事情都是出于公心，并没有明显的恶行和大过，希望让他们就任职务。”太后听从了。】夏四月，孙固去世。【孙固存心诚实纯正，不喜欢矫饰高亢；与人相处，时间越久越得到信任，所以历经平坦和险阻，也没有被人憎恨陷害。傅尧俞说，司马公的清廉节操、孙公的淳厚德行，大概就是所谓不必说话便能取得信任的人。世人认为这是确切的评论。】秋八月，召邓润甫为翰林学士承旨，罢免御史中丞梁焘、谏议大夫刘安世、朱光庭。

译【起初，邓润甫因母亲服丧，服满丧期后授任吏部尚书。梁焘任权给事中，驳回了这一任命，邓润甫改任亳州知州。到这时，又以翰林学士承旨召回。梁焘任中丞时，与左谏议大夫刘安世、右谏议大夫朱光庭联名上章，论说邓润甫出入王安石、吕惠卿的党派之中，始终反复无常，如今进用他，实际上关系到君子与小人消长的关键。又说邓润甫曾替蔡确起草制书，称蔡确有定策之功，以此欺骗惑乱天下，请求罢免黜退他。多次上疏都没有得到答复。梁焘等于是极力请求出任外职，便让梁焘出任郑州知州，朱光庭出任亳州知州，刘安世提举崇宫。当时刘挚上疏，请求暂时把邓润甫调出，留下梁焘等人。苏辙也三次上疏论说此事，都没有得到答复。自司马光去世后，王安石的门徒多散布流言，动摇在位大臣，以求自保。吕大防、范纯仁两位宰相尤其害怕这些流言，想任用王安石一党的人员来平息旧日怨恨，称之为调停。太后犹疑不决。苏辙又上疏说：“先帝痛恨颓靡的风俗，想以此纲纪四方，但臣下不能顺承其意，制定各种法令，对上违逆天意，对下失去民心。如今两宫顺应民众的愿望，取而更改这些法令，上下都欣喜安慰。先前执掌政事的大臣没有加以斥逐，只把他们宽宥安置在外，已经很宽厚了。可是议论者被众多说法迷惑，竟想把他们召回并接纳，与他们共同办事。这些人如果回来，难道肯就此罢休吗？一定会残害众人，以满足自己的私怨。臣下遭受祸害，还不足以说；臣所痛惜的，是祖宗的朝廷。”奏疏送入后，太后说：“苏辙担心我们君臣兼用邪人与正人，他的话极其合乎道理。”众臣也跟着附和，调停的说法于是停止。】发明【古代圣贤不在众阴盛长之时才警戒，而在一阴刚刚产生时便警戒，为什么呢？因为一阴虽然微小，其势力必然会强盛。与其到最后才忧虑，不如在开始时就谨慎。并不是只忧虑一个小人的进用，而是忧虑众多小人相互援引而一同进用。所以《易经》说：“顺着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就会达到坚冰出现的时候。”邓润甫是王安石、吕惠卿的党羽，他的心术不是端正谨慎之人的心术。如今召用他，实际上关系到君子小人消长的关键，也关系到宗庙社稷和百姓的祸福。因此梁焘等联名恳切进谏，其中防微杜渐的用意很深。不仅不听，反而罢免他们，这岂不是任用一个小人、斥退众多君子吗？又怎么能够使天下信服呢？《纲目》上面记载召邓润甫，下面记载罢梁焘等人，于是不再另加贬斥，而其中的意义自然显现出来了。】冬十二月，许将去世。【辛未】六年春二月，任命刘挚为尚书右仆射，兼任中书侍郎；任命苏辙为尚书右丞，王岩叟为签书枢密院事。【苏辙的任命诏令下达后，右司谏杨康国上奏说：“说苏辙兄弟没有文学才华，那是不对的；说他们践行道义，却还谈不上。他们所学的是苏秦、张仪那一套学问，他们的文章大多务求驰骋纵横，喜欢施展纵横捭阖，没有安静平实的道理。陛下如果因为喜欢苏辙的文学而毫不怀疑地任用他，这又是任用了一个王安石。”苏辙以文学自负，又刚愎狠厉、好强争胜，这与王安石没有差别，奏疏没有得到答复。王岩叟任谏官五年，正直进谏，毫不隐讳。等到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谢恩时进言说：“太后听政以来，采纳谏言、听从善意，致力于合乎人心，因此朝廷清明，天下安宁。希望陛下相信这一点，不要怀疑；守住这一点，不要失去。”又向皇帝进言说：“陛下今天研习圣学，应当深入辨别邪正。正直之人在朝廷，朝廷就安定；邪人一旦进用，便会出现不安的征兆。这并不是说一个人就能造成这种局面，而是因为同类响应他的人很多，上下受到蒙蔽，不知不觉便酿成祸胎。”又说：“有人把君子、小人一并任用的说法告诉陛下，不知果真有这件事吗？这实在是严重误导陛下。自古以来，君子和小人没有并用的道理。圣人只说：‘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就是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内，就是否。’小人一旦进用，君子必然会引类离去。若君子和小人争相进用，就是危亡的根基。”两宫都深以为然。】夏五月初一，发生日食。○六月，浙西发生水灾。【杭州死了五十万人，苏州死了三十万人。诏令赐米一百万石、钱二十万缗赈济他们。】发明【太阳，是君主的表征；水灾，是阴气作乱的形态。这些都是阴气强盛、阳气衰微的征象，也是政事错乱的征兆。当时正在革除旧日弊政，朝廷清明，却接连出现灾异，是什么原因呢？或许是君子和小人轮流消长，而上天心怀仁爱，特意借此谴责告诫罢了。统治天下的君主如果能够因此警惧，严格防范小人的进退，严明政事兴衰的途径，那么天变就可以消除，人心就可以感化，天下就可以治理。可惜哲宗不足以谈到这些。】翰林学士承旨苏轼被罢免。【起初，苏轼因议论政事被众人忌恨，赵挺之、王觌攻击他，于是出任杭州知州。不久召回，侍御史贾易又弹劾苏轼，说他在元丰末年任扬州知州时，听说先帝升遐，作诗并起草吕惠卿的制书，都有诽谤怨恨先帝之意，没有人臣应有的礼节。御史中丞赵君锡也接着进言。太后发怒，罢免贾易，让他任宣州知州；让赵君锡任郑州知州。吕大防请求苏轼与贾易一并罢免，于是出任苏轼为颍州知州，不久改任扬州知州。】秋七月，重新设置解盐使。【诏令解盐重新允许通商。】冬十一月，罢免刘挚，任郓州知州。【刘挚性情严峻正直，有气节，不被利益诱惑，也不畏惧威势。自从开始辅政直到成为宰相，修明严肃的法令，辨明邪正，一心以任用人物为念，孤立地坚持自己的主张，不接受请托拜访。他与吕大防同处宰相之位，国家大事多由吕大防决定，只有进退士大夫，实际上掌握在刘挚手中。然而他存心不够宽恕，勇于除去恶人，最终被朋党和谗言暗中中伤，于是与吕大防产生嫌隙。此前蔡确被贬，邢恕也被贬为永州监酒税，写信给刘挚。刘挚过去与邢恕交好，回信中有“永州是个好地方，只管前往等待休复”的话。排岸官茹东济得到这封信，暗中抄录下来给中丞郑雍、殿中侍御史杨畏看。两人正依附吕大防，便对这句话作笺注，上奏说：“休复二字出自《周易》；所谓等待休复，是等待将来太皇太后恢复皇帝的正统地位。”章惇的几个儿子过去又与刘挚的儿子交游，刘挚也间或与他们往来。郑雍、杨畏说，延请会见、交往接纳是笼络他们以图日后福报的计策。又论说王岩叟、梁焘、刘安世、朱光庭等三十人，都是刘挚的死党。太后于是当面对刘挚说：“进言的人说你结交奸人，为将来作打算，你应当一心奉事王室。

译像章惇这样的人，即使任命他为宰相，他也未必高兴。”刘挚惶恐退下，上章为自己辩解。但梁焘、王岩叟果然上疏论奏，为他申救。太后说：“垂帘听政之初，刘挚斥退排挤奸邪，确实是忠直；但这两件事不是他应当做的。”于是罢免刘挚，任郓州知州。给事中朱光庭驳斥说：“刘挚奋发于忠义，朝廷提拔他到高位，一旦因为怀疑便罢免，天下人看不出他的过错。”进言的人说朱光庭是刘挚的党羽，也罢免他，任亳州知州。】广义【刘挚被罢免，实际上是吕大防造成的。像吕大防这样的人，在包容荒秽、宽厚待人的气量方面，是有所惭愧的。】中书侍郎傅尧俞去世。尧俞为人稳重厚道，少言寡语，遇到别人不设防备，人们也不忍心欺骗他。在君主面前议论政事，从来没有丝毫隐瞒；退朝后与人谈话，也不再有令人惊异的言辞。他一向与王安石友善。熙宁初年，他以庐州知州的身份入京，当时正推行新法。王安石对他说：“满朝议论纷纷，等你来已经很久了。”准备让他担任待制、谏院之职。尧俞说：“世人都认为新法不便，如果确实如此，我一定要极力论说。”王安石听后大怒，于是没有任用他。司马光曾对邵雍说：“清廉、正直、勇敢这三种德行，是人很难兼备的。我对于钦之，实在敬畏。”邵雍说：“钦之清廉而不炫耀，正直而不激烈，勇敢而能温和，这才是难得的。”钦之，是尧俞的字。尧俞去世后，太后对辅政大臣说：“傅侍郎清廉正直，始终如一，是金玉般的君子。”当时正准备倚重他任宰相，怎么突然就到了这种地步呢？谥号为献肃。发明：尧俞稳重厚道，少言寡语，议论政事几乎从不隐瞒。太后称赞他清廉正直、始终如一，确实是贤臣，所以在他死后仍具列其官职，这是为了深切褒扬他。【壬申】七年春季，三月，任命程颐为直秘阁，出任西京国子监判官，不久又罢免了这一任命。程颐服丧期满，三省拟议授予他馆职，并任检院判官。苏辙进言说：“程颐入朝后，恐怕不肯安静。”太后采纳了这句话，于是改任他管勾崇福宫。程颐也恳切辞谢，始终没有就职。范祖禹说：“程颐的经学和品行，天下人都知道。司马光、吕公著难道是欺骗蒙蔽人的吗？只是隐居草野的人不熟悉朝廷的事务体制，这种情况或许有；难道还有像进言者所指称的其他缘故吗？”请求召他入朝担任劝讲，一定能对圣明有所补益。没有得到采纳。发明：君子的正道实在难以推行，而小人的奸邪却容易被采纳。从前程颐在经筵任职时，苏轼以“不近人情”为由诋毁他；如今程颐任直秘阁，苏辙又以“恐怕不肯安静”为由阻挠他。这就是说，苏氏兄弟接连排斥程颐，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程颐刚强正直、不肯阿附，能够合群却不结党，所以早已被人断绝关系罢了。却不知道君子遇到君子，道路相同、志向相合，就会同心协力，彼此信任融洽；小人遇到君子，则内心背离、精神远驰，对君子疾恨如芒刺在身，情势如同冰炭不能相容。因此史书写“不久又罢免了这一任命”，是用来表达对这件事的惋惜。广义：先前关于君子、小人的一段评论，本来就足以看出子由的正直；如今他又诋毁伊川，也足以看出子由的邪曲。唉！人的内心取舍没有常态，能不畏惧吗？即使如此，伊川没有遇到哲宗，是天意；苏氏兄弟又怎么能使伊川永远不得志呢？夏季四月，开始完备六礼，册立皇后孟氏。皇后是洺州人，马军都虞侯孟元的孙女。哲宗年纪渐长，太皇太后从世家女子中反复选取一百多人入宫。皇后当时十六岁，太皇太后和太后都喜爱她，教她妇女的礼仪。到这时，太皇太后告诉执政大臣说：“孟氏女能够遵守妇礼，应当正位中宫。”于是命学士起草诏制。又因为近世礼仪简略，下诏命翰林、台谏、给舍和礼官议定册立皇后的六礼，呈上朝廷，于是任命吕大防兼任六礼使，韩忠彦充任奉迎使，苏颂、王岩叟充任发册使，苏辙、赵宗景充任告期使，高密郡王宗晟、范百禄充任纳成使，王存、刘奉世充任纳吉使，梁焘、郑雍充任纳采、问名使。哲宗亲临文德殿，册立孟氏为皇后。太皇太后对哲宗说：“得到贤德的内助，不是小事。”随后叹息说：“这个人贤良淑德，可惜福分浅薄。将来国家如果发生事变，一定会由这个人承担。” 发明：夫妇关系是人伦的大纲，皇后是天下共同的母亲，她的礼仪极其重要，当然不能忽视。古代六礼完备后才举行醮礼。六礼是什么呢？就是发册、告期、纳成、纳吉、纳采、问名。太后按照六礼册立孟皇后，这大概也是创制旧例了。所以特别写“始”，以表明宋代从来没有举行过这些礼仪，到这时才开始实行。即便如此，《纲目》这样记载，不只是为了端正孟皇后册立的开始，也是在端正孟皇后的结局；这样一来，哲宗日后也不能擅自废黜她了。这里谨慎防范的用意很深。五月，王岩叟被罢免。进言者指责王岩叟援救刘挚、结为朋党，于是出任郑州知州。辽国女真部节度使和哩布去世。和哩布病重，召来弟弟英格，对他说：“乌雅舒性情柔善，如果要处理契丹的事务，阿古达能够做到。”说完便去世了。他的同母弟颇拉淑继承任节度使。和哩布庄重严肃而多智谋，每次作战从来不披铠甲。他继位初期，内外部众溃散叛乱；和哩布于是把失败转化为功绩，使弱小变得强盛，攻破和诺克、萨塔乌春、乌木罕，基业才开始扩大。起初设置官属，统领各部，其官属长官都称为贝勒。和哩布有十一个儿子，乌雅舒是长子，阿古达是次子。六月，任命苏颂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辙为门下侍郎，范百禄为中书侍郎，梁焘、郑雍为尚书左右丞，韩忠彦知枢密院事，刘奉世签书枢密院事。○秋季八月，陕西发生地震。永兴军、兰州、镇戎军、环州各地都发生了地震。发明：发生地震而一定记载，是为了记录重大的异常。大地不能自行震动，必定是悖逆之气交相并集，然后才会发生震动。当时小人正在进用，祸乱增长的征兆已经萌发，正是泰运将尽而否运将来的时候。所以灾异发生，先是上天发出谴责和警告。朱子说：君主知道有天而敬畏它，言语行为一定守信，政教一定确立，喜怒一定公正，任用或舍弃一定得当，升降官员一定分明，赏罚一定实行；这样战战兢兢、敬畏上天才可以。如果不敬畏上天，任意妄为而没有满足，那么上天发怒、人民怨恨，天下也不能很好地保全了，又怎么能指望人民归附服从呢？《纲目》遇到灾异一定记载，在这里可以看出它谨慎对待天变的用意。九月，召苏轼任兵部尚书兼侍读。

译苏轼从扬州被召回，任兵部尚书兼侍读，不久又升任礼部尚书，兼任端明殿、侍读二学士。御史董敦逸、黄庆基说，苏轼任中书舍人时起草吕惠卿的制词，指斥先帝；他的弟弟苏辙又与他相互呼应，扰乱朝政。吕大防上奏说：“先帝想使中国富强，征讨四夷，而当时群臣顺从得太过分，所以有些事情处理失当。太皇太后和皇帝临朝执政后，顺应百姓的愿望，随着时势加以修改，这本来就是合乎道理的。近来言官借此中伤士人，同时还想动摇朝廷，意图极其不善。”苏辙也替哥哥申辩，说他所撰写的贬斥吕惠卿的词中，提到先帝的地方有这样的话：“起初是凭帝尧的仁德，姑且试用伯鲧；最终即使有孔子的圣明，也不相信宰予。”这本来不是诽谤先帝。太后说：“先帝追悔过去的事情，甚至流下眼泪。”吕大防说：“先帝一时的过失举措，并不是他的本意。”太后说：“这件事官家应当深切了解。”于是将董敦逸、黄庆基罢为湖北、福建路转运判官。不久，苏轼也被罢免，出任定州知州。【癸酉】八年春季，三月，苏颂、范百禄被罢免。在此以前，侍御史贾易因进言获罪被外放，后来遇到监司改换和赦免，又授任苏州知州。苏颂认为贾易任御史时以敢于进言闻名，不应降职，便在帘前据理争辩。当时殿中侍御史杨畏、来之邵依附吕大防、苏辙，便弹劾苏颂拖延诏令。苏颂于是上奏请求辞职，朝廷便罢免他，改任观文殿学士、集禧观使。苏颂器量宏大深远，以礼法自我约束，担任宰相时致力于奉行旧例，使百官遵守法令、履行职务，按照才能授予职任，杜绝侥幸求进的根源。他深切告诫边疆大臣不要邀功生事；对于政论中有不妥当的地方，便毅然极力争辩。他看到皇帝年纪尚幼，诸臣议论又过于纷乱，常说：“君主年长以后，谁来承担这个罪责？”每逢大臣奏事，太后只作决定。皇帝有所发言时，有时没有人回应，只有苏颂奏事完毕后，一定再次禀告皇帝。皇帝有时有所宣谕，苏颂一定告诉各位大臣，让他们听取圣上的话。皇帝十分敬重他。范百禄因与苏颂共掌职事获罪，杨畏等多次上章弹劾他，于是罢免他，出任河中府知府。广义：吕大防已经罢免了刘挚，如今又罢免苏颂，那么可以知道，吕大防不仅对那位“休休有容”的大臣感到惭愧，实际上已经流于嫉妒贤能的人了。细读各条分注所载的事情，才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夏季六月，梁焘被罢免。夏人取得四座寨堡后，多次派遣使者以划分地界为理由来交涉，朝廷下诏让两府商议。梁焘与同僚意见不合，于是请求离职。皇帝没有准许，到这时因病被罢免。梁焘自从入朝任职，一向把荐举人才作为自己的责任，曾经编写《荐士录》，详细记载姓名。有人说：“您所栽培的人才，等到时机成熟就会出头，只是不向人炫耀罢了。”梁焘笑着说：“我出入侍从之列，做到执政，八年之间，所荐举任用的人没有完全辜负我的，惭愧已经很多了。”皇帝因为梁焘请求离职，派近臣秘密访求人才。梁焘详细上奏说：“访求能够担当大任的人，陛下应当亲自了解；但必须辨别邪正。请公正地考察天下人的善恶，图谋任用旧臣中坚定正直、纯厚而有声望的人，不要被近臣的好恶之言牵动，从而改变圣意，这将是天下的大幸。”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广义：看分注把梁焘的事迹详细记载下来，就知道梁焘是难以进取、容易退让的君子。《豫》卦所说的“介于石”，梁焘大概具有这种品德。秋季七月，任命范纯仁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范纯仁入朝谢恩，太后对他说：“有人说您一定会首先起用王觌、彭汝砺，您应当与吕大防同心。”范纯仁回答说：“这两个人确实有士人的声望，我终究不敢为了保全职位而遮蔽贤才，希望陛下加以明察。”范纯仁将要被召用时，殿中侍御史杨畏依附苏辙，想让他担任宰相，于是与来之邵一起上奏论说范纯仁不可以再任宰相，请求进用章惇、安焘、吕惠卿，奏章没有得到答复。等范纯仁处理政务后，吕大防想援引杨畏为谏议大夫来帮助自己，范纯仁认为杨畏品行不端，不可任用。吕大防说：“难道是因为杨畏曾经批评过宰相您吗？”苏辙立即在旁边诵读杨畏弹劾范纯仁的奏文，范纯仁起初并不知道这件事。不久，杨畏最终升任礼部侍郎。八月，京东路西部、京东路东部、河南路北部、河南路南部、淮南发生水灾。○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太皇太后身体不适，吕大防、范纯仁等人前往问候病情。太皇太后说：“你们试着说说，我临朝九年间是否曾对高氏家族施加过恩惠？”她只是为了极其公正；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患病将死，都没有得到召见。说完流下眼泪。又说：“我死以后，一定会有很多人调笑、戏弄官家，你不要听信。你们也应当及早退下，让官家另外任用一批人。”于是召呼身边的人，赐给他们社饭，说：“明年吃社饭的时候，要想念我这个老妇人。”不久便去世了。太后听政，召用旧臣名臣，罢除新法和苛政，把边境寨堡的土地全部赐给西夏。于是天下重新安定。辽国君主告诫他的臣下，下令不要在边境制造事端，说：“南朝已经完全实行仁宗的政事了。”有关部门请求依照天圣年间的旧例，由帝后都临御殿廷；又请求在文德殿接受册宝。太后说：“母后临朝当政，不是国家的美事，何况天子的正衙，哪里是我应当临御的地方？到崇政殿就够了。”她临朝九年，朝廷清明，华夏安定。她努力奉行旧例，抑制并断绝外戚私人的恩惠，人们认为她是女中的尧舜。发明：水灾，是阴气悖逆并与怨气相合所造成的。当时数郡在同一天发生水灾，异常严重。水属于阴类，而小人也属于阴类。太后去世后，哲宗亲自执政，熙宁、元丰年间的小人相继重新起用，最终导致天下败乱，逐渐发展到无法挽救的地步，难道不令人深为惋惜吗？上面先记水灾，下面再记太后去世，那么其中的意义就更加明显而切近了。天变不会无故发生，乖异也不会无缘无故出现；下方有所感应，必定会在上方显现。《纲目》把相关事情相连记载，主旨就是如此。阅读者不可不知道。冬季十月，皇帝开始亲自处理政务，下诏让内侍刘瑗等人重新入内任给事。

译太后去世后，朝廷内外人心动荡，人人心怀观望，在位者恐惧，没有人敢于发言。翰林学士范祖禹担心小人乘机危害政事，上奏说：“陛下正开始总揽各种政务，接见群臣，这是国家兴衰的根本、社稷安危的关键、百姓忧乐的根由、君子小人进退消长的关头，也是天命和人心离合去就的时刻，能不畏惧吗？先太后对宗庙社稷有大功，对百姓有大德，九年之间始终如一；然而群小怨恨她的也不少，他们一定会以改变先帝的政事、驱逐先帝的臣子为借口，进行离间，不可不加以察辨。只要剖析是非，坚决拒绝邪说；有人以奸邪之言迷惑圣听，就交付刑法处置，严惩一个人来警戒众多奸恶之徒，那么就可以安然无事。这些人既然曾经误害先帝，又想误害陛下，天下的事情，哪里经得起小人再次破坏呢？”当时苏轼正准备写奏疏进谏，见到范祖禹的奏章后说：“这是治理天下的文章。”于是署名一同进呈，并毁掉自己已经起草的奏章，入内呈奏但没有得到答复。奏章下达后，皇帝有旨下诏让内侍刘瑗等十人恢复职务，范祖禹又进谏说：“陛下亲政以来，没有听说访求过一位贤臣，却先召回内侍，四海之内一定会认为陛下偏爱近习之人，这件事不能不听取意见。” 不久，范祖禹又请求入宫面对面奏对，说：“熙宁初年，王安石、吕惠卿制定新法，全部改变祖宗的政事，招引许多小人来误国；功臣旧臣被屏弃不用，忠正之士相继远走。又出兵开拓边境，与外族结下怨仇，天下困苦，百姓流离。幸亏先帝觉悟，罢免驱逐了这两个人，但他们所招引的群小已经遍布天下，无法再全部清除。蔡确接连制造大狱，王韶开始经营取得熙河，章惇开拓五溪，沈起扰乱交阯，沈括、徐禧、俞充、种谔兴办西部边事，军民死伤不少于二十万人。先帝临朝时哀悼悔恨，说朝廷不能不承担这些事情的责任；以至于吴居厚在京东实行铁冶法，王子京在福建实行茶法，蹇周辅在江西实行盐法，李稷、陆师闵在西川实行茶法和市易法，刘定在河北实行保甲法，百姓都忧愁痛苦、叹息怨恨，家家都想着作乱。幸亏陛下与先太后起而挽救，天下百姓才如同从倒悬中解脱出来。只是从前被斥逐的人，都在窥伺事变，妄自猜想陛下不认为修订法度是正确的；如果让他们得以接近左右，他们一定会进献奸邪之言。万一陛下误听而重新任用他们，我恐怕国家从此衰落，再也不能振兴了。” 发明：记载“开始亲政”，是因为八年间的政事都出自太后。唉！哲宗正当盛年，何况又处在亲政的初期，正是天下政事兴废之时、君子小人消长之际，本应振奋精神谋求治理，坚定地守住成法，清静无为，怎么敢懈怠荒废呢？为什么他亲政之初还来不及办理其他事务，就急忙召宦官入内？难道刘瑗等人适合任给事，能够依靠他们治理天下吗？唉！他的用意也太僭越了。宦官是小人引荐媒介；看他召宦官入内，就足以知道奸邪之徒汇聚进用的机端。当时没有人敢进言，只有范祖禹反复晓谕劝告，哲宗却没有醒悟。这大概是因为存心不善，邪气乘隙而入的缘故。《易》说：“防，是事物发动时极细微的征兆，也是吉凶最先显现的地方。”从这件事来看，那么人心和世变的趋向就可以推知了。直截了当地记在史册上，其中的意义自然显现。广义：范祖禹、苏轼二位大臣的奏疏，可以说具有先见之明，忠诚贯通日月。哲宗不能信任采用他们的意见，可惜啊！后来群小汇聚进用，正直之人遭到排斥，最终给徽宗带来祸患，这些都是哲宗一手造成的。《书经》说：“启迪保佑我们的后人。”《诗经》说：“留给子孙以谋略。”拥有国家的人不可以不谨慎。十二月，范纯仁请求罢去政务，不准。【当初，太皇太后患病卧床，召见范纯仁说：“你的父亲范仲淹，可以说是忠臣。明肃皇后临朝垂帘时，他只劝明肃皇后尽到母亲的职责；明肃皇后去世后，他只劝仁宗尽到儿子的职责。你应当像他一样。”范纯仁哭泣着说：“我怎敢不竭尽忠诚！”到哲宗亲自处理政务时，范纯仁请求辞去官位。哲宗对吕大防说：“范纯仁有当时的声望，不宜离职。你可以替朕挽留他，并且催促他入朝觐见。”哲宗问先朝施行青苗法怎么样，范纯仁回答说：“先帝爱护百姓的本意本来很深厚，只是王安石制定法令太过分，又用赏罚来激励官吏，所以官吏办事急迫苛刻，以致损害百姓。”退朝后，他上奏劝止，主要认为青苗法不应当施行，施行它最终免不了扰害百姓。当时群小极力排斥太皇太后临朝时的政事，范纯仁上奏说：“太皇太后保佑圣上，功勋和诚心，上下幽明都能共同鉴察。议论此事的人不顾国家大体，实在太刻薄了！”于是把仁宗禁止谈论明肃皇后临朝垂帘时政事的诏书进呈给哲宗，说：“希望陛下考察仿效并施行，以此警戒刻薄的风气。”韩忠彦也对哲宗说：“从前仁宗开始亲政时，群臣也多次说章献皇后的过失，仁宗厌恶他们的用意近于刻薄，于是下诏告诫。陛下如果能够效法仁祖，就好了。” 哲宗没有采纳。恢复章惇、吕惠卿的官职，贬枢密都承旨刘安世为成德军知军【吕大防担任山陵使，刚走出国门，杨畏首先反叛。吕大防上奏说：“神宗改革法令、建立制度，是为了传之万世，请求陛下赐予考察研究，以完成继承先帝事业的道理。”哲宗立即召见他询问，问及先朝旧臣中哪些可以召回任用，杨畏于是列举上奏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润甫、李清臣等人，并分别加以品评，还说神宗建立法度的用意以及王安石学术的美好，请求召章惇为宰相。哲宗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恢复章惇、吕惠卿的官职。刘安世进谏认为不可，出任成德军知军】发明【恢复官职是不应当恢复。章惇、吕惠卿是宋朝的大奸臣，如今恢复他们的官职，就是大奸臣得以掌权，众多阴险小人一起进用了。何况哲宗正处在谅阴之中，擅自改变母亲的政事，极其不孝。先儒说过：“兴盛的君王奖赏进谏之臣，安逸的君王惩罚进谏之臣。”刘安世因为直言而被贬斥，这究竟算什么呢？大概是由于哲宗一念偏颇；偏邪的人容易被接纳，正直的人却难以被接纳。从此以后，小人全部得到任用，新法全部恢复，直到上天震怒、百姓怨恨、四海分崩才停止。难道不值得深深惋惜吗？难道不令人深深痛心吗】【甲戌】绍圣元年春二月，任命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左丞。

译【邓润甫首先陈说：“武王能够扩大文王的声望，成王能够继承文王、武王的道统，以此开创继承先业的事业，所以有这项任命。”范纯仁认为当时任用的大臣都出自宫中，便对哲宗说：“陛下亲政之初，四方都在拭目以待。天下的治乱，实际上根本就在于此。舜任用皋陶，汤任用伊尹，不仁之人便远离。即使不能像古人那样，也必须从天下选取最优秀的人才。”哲宗没有采纳】发明【尧、舜以禅让相传，后世篡夺国家的人便得以借此为口实；汤、武以吊民伐罪，后世叛逆君主的人便得以借此为口实；禹征讨有扈氏，后世好战的人便得以借此为口实；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后世杀害同胞的人便得以借此为口实；伊尹废黜太甲，后世胁迫君主的人便得以借此为口实。邓润甫首先陈说：“武王能够扩大文王的声望，成王能够继承文王、武王的道统，以此开创继承先业的事业。”所以他私自借此讨好而求得荣宠。小人的内心向来没有廉耻，放纵邪僻、骄横奢侈，没有什么不做的。如果想要迎合君主，即使为君主吮吸毒疮、舔舐痔疮，也不会顾惜，哪里还会顾及自己的行为是否可耻、见到正义就一定实行的道理呢？因此，他们在昏暗夜晚哀求，在光天白日欺凌别人。在君子看来，这实在是摇尾乞怜的狗猪。所以《纲目》特意把这件事标明写在册中，是为了深深谴责当时的人，给后世留下警戒罢了】安葬宣仁圣烈皇后。○三月初一日发生日食。【日食并没有亏缺得只像弯钩】吕大防被罢免。【吕大防在朝廷任职，立身刚正，进退有据，百官不能用私事干扰他；他不施恩于人、嫁祸于人来博取声誉，执政八年，始终如一。宣仁太后在世时，他恳切请求退位，宣仁太后说：“皇上还年轻，您还不能立即离去，稍等几年，我也将退居东朝了。”宣仁太后去世后，殿中侍御史来之邵迎合、窥探当时的旨意，第一个弹劾吕大防，而吕大防也自行请求离职，哲宗立即批准了】吕大防因进士科考试之事被罢免门下侍郎苏辙。【廷试进士时，李清臣弹劾吕大防说：如今恢复词赋取士，但士人并不知道劝勉进取；罢免常平官，农民却没有更加富裕。或说可以差役，或说可以募役，意见混杂，因而役法受到损害；有人主张向东，有人主张向北，意见不同，黄河水患更加严重。赐给土地是为了安抚远方，然而羌族、夷族的祸患还没有消除；放宽专利是为了便利百姓，然而商贾通行的道路却没有畅通。事情可行就沿用，不可行就改革，最重要的是适当。圣人又哪里有什么一定不变的做法呢？他的意思大概是要贬低元祐时期的政事。苏辙进谏说：我看到吕大防在策问中历数近年的政事，显然有恢复熙宁、元丰政事的意思。臣认为先帝所施行的措施，其中有些是百世都不应改变的。元祐以来，上下奉行这些措施，从未废失。至于政事偶有不恰当，哪个时代没有呢？父亲在前面创立，儿子在后面补救，前后相互补益，这才是圣人的孝道。汉武帝对外进行四方征伐，对内兴建宫室，财用耗尽，于是修订盐铁、榷酤、均输等政策，百姓不堪承受，国家几乎大乱。昭帝委任霍光，废除烦琐苛刻的政令，汉朝才安定。光武帝、显宗以明察为明智，以防范为决断，弄得上下恐惧，人人心中不安。章帝深深鉴察到这种过失，改行宽厚和乐、仁慈平和的政事，后世称道这种做法。本朝真宗实行天书之事，章献皇后临朝时，采纳大臣们的意见，把有关文书收藏在梓宫中。仁宗亲自听政后，绝口不再谈论。英宗时期发生濮议，朝廷喧闹了好几年，先帝把这件事搁置下来，于是局势安定。汉朝昭帝、章帝那样贤明，以及我朝仁宗、神宗那样圣明，难道是他们不重视孝敬、轻易改变政事吗？陛下如果轻率改变九年来已经施行的政事，提拔任用多年未被任用的人，怀着个人怨恨却以先帝为借口，那就大事去矣。哲宗看了奏章大怒说：“怎么能拿汉武帝来比先帝？”苏辙下殿等候治罪，众人没有谁敢救援。范纯仁从容地说：“汉武帝雄才大略，史书没有贬低他的言辞。苏辙拿他来比先帝，并不是诽谤。陛下刚开始亲自处理政务，进退大臣，不应当像呵斥奴仆那样。”邓润甫越次进言说：“先帝的法度被司马光、苏辙完全毁坏了。”范纯仁说：“不是这样，法度本身没有弊病，有弊病就可以改正。”哲宗说：“有人把先帝比作秦始皇、汉武帝。”范纯仁说：“苏辙所议论的是政事，与当时的情况有关，并不是议论人物。”哲宗因此稍稍息怒。苏辙平日与范纯仁多有不同意见，到这时却道谢说：“您真是佛地位中的人。”最终苏辙被削去职务，出任汝州知州。等到进士对策时，考官把主张元祐政事的人列为上等，礼部侍郎杨畏复核考试，便把这些人全部降下去，而把主张熙宁、元丰政事的人列在前面，于是吕防的策论逐渐成为第一。从此以后，继承绍述的议论大为兴盛，国家的政局于是改变了】发明【邵子说：把天下人的眼睛当作自己的眼睛，眼睛就没有看不到的；把天下人的耳朵当作自己的耳朵，耳朵就没有听不到的；把天下人的嘴当作自己的嘴，嘴就没有说不到的；把天下人的心当作自己的心，心就没有谋划不到的。当时奸臣掌握朝政，李清臣发策考问士人，他的用意大概是贬低元祐的政事。苏辙上奏章加以辨论，切合当时的情况，却触犯了群邪，于是遭到罢免贬斥。他究竟有什么罪呢？《纲目》有些地方只是直书事实而意义自然显现，从这一类事情中就可以看出来。唉】广义【大致说来，君子与小人相争，而小人为什么总能取胜呢？大概是因为小人只看上面的人趋向什么。君子只是寻求正确，而不顾及这些。假如哲宗所趋向的是苏轼、范纯仁，那么李清臣敢于发出这样的策问，邓润甫又敢越次进言吗？唉！哲宗以求士求贤为名，所作所为却悖谬到这种地步，那么徽宗、钦宗所遭受的祸患，还能由谁招来呢】任命曾布为翰林学士承旨。【当初，司马光告诉曾布要增删役法。曾布推辞说：“免役一事，法令细密周详，全都出自我的手，突然亲自改动它，按道义不能这样做。”于是以户部尚书出任太原府知府，后来调任江宁。经过京城时，留下来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夏四月，任命张商英为右正言。【哲宗刚即位时，逐渐革除不便于百姓的新法。张商英当时任开封府推官，上书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是可以称为孝了。如今先帝陵墓的土还没有干，就立即改变政事，能算孝吗？”他又多次请求执政大臣，希望得到进用，并且写谀词送给苏轼，求取入台任职。吕公著听说后很不高兴，把他调出任河东提刑。到这时，召回任右正言。张商英在外任职十年，对元祐诸臣怀有怨恨，于是极力向皇帝攻击他们。奏疏说：“神宗盛大的德行和功业，超过古今。而司马光、吕公著、刘挚、吕大防援引朋党，竟敢加以讥议。凡是详定局的建立、中书的复核、户部的施行处置、言官的论列、词臣的诰命，没有不是指摘嘲笑的；他们在内剪除陛下的羽翼，在外击逐国家的股肱，天下的形势已经危险万分。如今上天清明，而诛罚和奖赏还没有端正，请求下令禁省检索前后的章奏文牍，交给我们详细查阅、签署揭示，把结果上报，希望陛下与大臣斟酌是否可行】

译广义【哲宗刚即位时，如果让张商英上奏说：“新法给百姓造成痛苦，已经很久了。如今陛下继承大统、开始治理天下，便能够改变它，那么这种孝行难道只是垂训天下，还将垂范万世吗？圣人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可以称为孝了。’这是圣人只说通常的情形罢了。如果父亲的道不是正道，为什么还要等三年？先帝既然受到前臣的误导，如今陛下应当振作乾纲，纠正前臣的错误，使那些先帝的臣子各自承担罪责，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这样说来，张商英必将流芳百世，又怎么会自行遗臭万年呢？《书》说：“任命张商英为右正言。”这就是说，任用小人的是哲宗。对于张商英来说，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贬苏轼为英州知州。【御史台全体再次进言，说苏轼撰写吕惠卿的诰词，讥讽诽谤先帝，于是贬苏轼为英州知州。范纯仁进谏说：“熙宁年间的法度都是吕惠卿附和、迎合王安石的建议制定的，不符合先帝爱护百姓、求得治理的本意。到太后临朝垂帘时，才开始采用言官的意见特别予以贬逐，已经八年了。那些言官大多是当时的御史，为什么害怕回避，不立即进尽忠言？如今才有这样的奏章，难道不是观望形势吗？”哲宗没有采纳。不久，侍御史虞防说：“苏轼所受的罪罚不相称，还应追削一官，安置在惠州】下诏改年号。【曾布上奏，请求恢复先帝的政事，并且请求改年号以顺应天意。哲宗听从了，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于是天下明白地知道了哲宗意向所趋】发明【没有缘故而改年号，就一定有他的说法。哲宗被曾布的诡辩迷惑，把继承绍述说成美事，所以把元祐九年改为绍圣元年。唉！把新法奉为圣法而继承它，这同厌恶醉酒却强迫别人饮酒有什么不同？自从王安石变法以来，百姓受到它的祸害，幸而太后将其全部改正，百姓欣喜得如同获得新生，宗庙社稷也兴盛得如同重新建立。哲宗内心被邪恶谋议迷惑，便把绍述作为意向。可悲啊！司马温公说：“继承帝位的君主，谨慎地守住祖宗成法，只要不因贪图逸乐而毁坏它，不因谄媚奉承而败坏它，那么世世代代相承，就没有穷尽。”祖宗的法令，赞成的人很多，何必一定要继承熙宁、元丰的弊政呢？特意记载改年号这件事，是为了深深讥刺它】罢免翰林学士范祖禹。【当时哲宗想任用章惇为宰相，范祖禹说章惇不可任用，哲宗不高兴，范祖禹于是请求外任，便出任陕州知州。范祖禹在迩英殿讲学时，恪守经义、依据正道，进献意见尤其多。每到讲学前夕，他一定端正衣冠，就像在皇帝身边一样；命令弟子先侍立，按照讲义讲述，列举古代义理，再结合当时政事，言语简洁而恰当，道理明白。苏轼称他为讲官中的第一人】任命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罢免范纯仁。【章惇被召回时，通判陈瓘跟随众人前去拜谒。章惇听说陈瓘的名声，邀请他同车而行，询问当今政务。陈瓘于是问章惇：“天子让您主持政务，请问您打算先做什么？”章惇说：“司马光奸邪，应当首先辨明，事情没有比这更紧急的了。”陈瓘说：“您错了。如果这样做，将失去天下人的期望。”章惇厉声说：“司马光不致力于继承先帝的功业，反而大肆改变既成事业，误国到这种地步，不是奸邪是什么？”陈瓘说：“不察究他的内心，只因外在行迹而怀疑他，尚且不能说没有罪；如果指称他为奸邪，又再次进行改作，那么误国就更加严重了。如今的办法，只有消除朋党，持守中道，或许可以挽救弊病。”章惇不高兴。哲宗任章惇为宰相后，范纯仁更加竭力请求离职，于是以观文殿大学士出任颍昌府知府。自哲宗亲政以来，范纯仁扶助他的力量最多，然而群邪从中离间，使他的意见不能全部施行。凡是荐举人才，他一定依据天下的公论，被荐举的人并不知道是范纯仁推荐的。有人说：“做宰相，怎么可以不网罗天下士人，使他们知道自己出自门下？”范纯仁说：“只要朝廷进用的没有失去正人君子，何必让他们知道是出自我的举荐呢”】发明【先正说：公正产生明察，偏私产生昏暗，哲宗的昏暗实在太严重了。章惇是世间的大奸臣，平素所知所识就是这样的人：让他做地方长官，他就虐害百姓；让他做台谏官，他就嫉妒善人；让他做监司，他就蒙蔽贤才；让他做宰相，他就欺骗君主。只有仁人君子才会把他放逐，赶到四夷之地，不让他与中原之人同处，怎么能让他宰制百官、成为四海的典范呢？范祖禹因为进谏不要任用章惇而被罢职，范纯仁以与章惇并立为耻而请求离去。这就是说小人纷纷进用，君子纷纷退避，天下怎么能够安定呢？《纲目》记载这件事，也是出于不得已罢了】广义【唉！当章惇奉召赴京时，如果因陈瓘的正直言论而断绝与章惇同类之人的关系，改过自新来辅佐哲宗，那么哲宗的迷惑就容易被破除，徽宗、钦宗时期的祸患也就没有由来发生了。《否》卦初六说：拔起茅草，连同它的同类一起拔起；守正就吉祥亨通。这是说小人一同进用时，他们的罪恶还没有显露，能够警戒防范就会吉祥，那么他们就会改变而成为君子。可惜章惇不值得同他说这些】召蔡京为户部尚书，任命林希为中书舍人。【章惇曾说：“元祐初年，司马光做宰相，任用苏轼掌管制诰，所以能够鼓动四方。哪里能得到这样的人来任用呢？”有人说：“林希可以任用。”林希赴任成都，经过宫阙时，章惇想让他掌管诰命，借此向元祐诸臣发泄毒怨，并且许诺任用他为执政。林希长期不得志，便请求以此满足心愿。凡是贬黜元祐名臣的制书，都由林希撰写，极力丑化诋毁他们，甚至用“老奸擅国”这样的话暗中斥责宣仁太后。读到这些的人无不愤怒叹息。有一天他起草制书，写完后把笔扔在地上说：“毁坏名节了】恢复免役法。【章惇请求恢复施行免役法，设置机构进行讲议，长久不能决定。户部尚书蔡京对章惇说：“只要取用熙宁年间已经形成的法令施行就是了，何必还要讲议呢？”章惇认为他说得对，于是雇役法便确定下来。差役、雇役两种办法，司马光和章惇的看法不同。蔡京再次▯议这件事，事情转眼就办成了。两人互相依靠来成就其事，有见识的人由此看出了他们的奸邪】任命蔡卞为国史修撰。【元祐年间，史官范祖禹等人修撰《神宗实录》，把王安石的过失全部记载下来，以彰明先帝的圣明。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他上奏说，《实录》所记大多疑似而没有根据，请求重新刊定。诏令同意了他的请求。任命蔡卞兼任同修国史，蔡卞于是按照王安石侄孙蔡京所请求的做法，采用王安石旧作《日录》，用文辞掩饰奸伪，删去事实，全部改写正史】

译发明【孔子为《否》卦写的彖辞说：否卦所说的不是正人，君子守正不利，大的退去、小的到来。这就是说天地不相交，万物就不能通达；上下不相交，天下就没有国家。阴气在内而阳气在外，柔弱在内而刚强在外，小人在内而君子在外。小人的道路增长，君子的道路消退。蔡京、林希、蔡卞，都是一时的小人。徽宗任用他们，最终因此覆亡国家。难道不是哲宗为此打开了先路吗？既然如此，朝廷所任用的都是小人，所施行的都是弊政。哲宗已经以绍述为名，徽宗又以绍述为事业，最终导致国运倾危，逐渐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这难道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吗？是因为没有及早辨明。纲目记载这件事，也是慎重察辨细微征兆的意思】广义说：“把天下后世的是非公诸世人的，就是史书。分注记载：蔡卞请求重新刊定，诏令同意。唉！刊定而称‘重’，就是想改动先前的刊定。是非得失，究竟在哪里呢？” 把这些写在册籍上，足以贻讥千古。闰月，又任命陆师闵等为诸路提举常平官。废除十科举士法。任命安焘为门下侍郎。贬吏部尚书彭汝砺为江州知州。有人说他依附刘挚。彭汝砺将要赴任时，哲宗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回答：“陛下如今所恢复的是政事，这其中不可能没有是非；涉及的人也不可能没有贤能和不肖。政事只要合乎正确，就没有什么不善；用人只要任用贤者，就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到郡任职几个月后去世。发明说：“当时小人得志，犹如一阳处在群阴之中，正是岌岌可危的硕果之象。彭汝砺受到群邪嫉妒，被贬为江州知州，这并不是他的罪过。所以记作‘贬’，却不去掉他的官职。” 五月，诏令进士专门学习经义。废除制举，设置宏词科。三省上奏说：“如今进士考试纯用经义，至于诏诰、章表等文章，都是朝廷官员日常任事不可缺少的文书。如果完全不考这些，凭什么兼收文学博异之士？”于是改设宏词科，每年诏令进士中登科者参加考试。参加考试的人虽多，录取不超过五人；文辞格调特别高超的，特地奏请皇帝任命官职。刘奉世被罢免。刘奉世是刘敞的儿子。他为人简朴持重，有法度，常说：“我们家世代只知道侍奉君主，内心自省而无愧，只依靠士大夫的公论罢了；能够得到这种处境，常理就是如此。譬如寒暑加于人的身体，即使善于养生的人也不可能没有疾病，正应当安然处置、顺其自然。”因为章惇掌权，他极力请求出任外职，于是出任成德军知军。广义说：“坤卦六四爻辞说：‘收束囊口，没有灾害，也没有声誉。’这是说臣子应当守正，隐藏才智而不显露。如今刘奉世处在群阴掌权之时，能够保全自身而退避，他大概得到了坤卦六四的道理吧？所以这里记作‘刘奉世罢’，以表明罢免出于刘奉世自身的退避，而不是上位者能够强行罢免他。这里面包含的褒许之意是很深的。” 邓润甫去世。任命黄履为御史中丞。元丰末年，黄履任中丞时，与蔡确、章惇、邢恕相互勾结。每当蔡确、章惇有所厌恶的人，就让邢恕把他们的意旨传达给黄履，黄履便立即排斥攻击那个人。当时人称他们为“四凶”。后来被刘安世弹劾而出任外职。到这时，章惇又起用黄履，让他报复仇怨，于是元祐年间的正直臣子没有一个能够免祸。广义说：“尧舜时代，除了四凶以外都是君子，所以四凶甘愿被流放诛杀而毫无怨言。如今哲宗时代，凶人充斥朝廷，哪里只是四凶而已？当时人的说法，并不恰当。” 六月，解除对字说的禁令。任命曾布同知枢密院事。秋七月，剥夺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赠官和谥号，贬低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等人的官职。诏令晓谕天下。黄履、张商英、上官均、来之邵等人接连上章，弹劾司马光等人改变先朝法令，背叛正道、违逆事理。章惇、蔡卞请求掘开司马光、吕公著的坟墓，劈开棺材暴露尸体。哲宗问许将，许将回答：“这不是盛德之事。”哲宗于是作罢。于是追夺司马光、吕公著的赠谥，推倒为他们所立的碑，剥夺王岩叟的赠官，贬吕大防为秘书监，刘挚为光禄卿，苏辙为少府监，并分司南京。起初，李清臣希望做宰相，首先倡导绍述之说，设法排挤苏辙、范纯仁，迅速恢复青苗法、免役法。等章惇到任后，李清臣心中很不高兴，又与他意见相反。章惇既已贬斥司马光等人，又登记文彦博以下三十人的名籍，准备把他们全部流放到岭表。李清臣进言说：“改变先帝法度不能说没有过错，但他们都是历朝元老，如果依从章惇的话，一定会使天下大为惊骇。”哲宗于是下诏说：“大臣结党，司马光以下各按轻重议罪处罚；把这件事布告天下，其余的一概不追问，议论此事的人也不要再说。”起初朋党之论兴起时，哲宗认为梁焘常常发表公正持平的言论，他的陈述和排击都出于公议，朕都记得。又说：“苏颂懂得君臣大义，不要轻率议论他。” 因此苏颂得以免罪，而梁焘只被贬为舒州灵仙观提举。刘挚对几个儿子说：“皇上任用章惇，我将要获罪。如果章惇顾念国事而不迁怒百姓，即使责罚我们这些人，死也没有遗憾。只是担心他的意图在于报复，法令会更加严酷，那将把天下怎么办呢？” 发明说：“唉！小人的祸害，到这时达到极点了！君子的道路，到这时艰难了！处在昏暗阴霾的时代，君主一天比一天骄纵，臣子一天比一天谄媚；小人得志来害君子，私下相互攻击诬陷善良的人，三纲败坏，九法废弛，天下就无法再得到治理，百姓也无法再获得安宁。司马光、吕公著等都是元祐正臣，起初没有过错，何况如今已经去世，仍然要追夺赠谥，若不是极其不仁的人，不能忍心这样做。吕大防等已经被罢免，又再贬低他们的官职，这些都是过分的事情。大概是小人私下刻薄的心超过了，公正宽恕的心消失了，因此把善良的人视如仇敌，触犯刑法如同饮食一样自然；不做到过分的事情就不肯停止，这正是治乱的重大关口。君子不仅替司马光等人惋惜，更替当世惋惜。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考察，其用意自然显现。” 广义说：“唉！元祐诸贤被贬，表面上似乎是群凶共同参与，但残害贤人的意图，实际上根源在哲宗。君子还可以在这样的朝廷中立足吗？《易》说：‘踩到老虎尾巴，老虎咬人，凶险。’‘武人施用于大君’，说的难道就是哲宗吗？” 八月，废除广惠仓。恢复免行钱。冬十月，任命吕惠卿为大名府知府。监察御史常安民说：“北都是重要的镇守之地，却任命吕惠卿去治理。吕惠卿天性深沉险诈，连王安石都背叛了，从他侍奉君主的行为就可以知道了。如今他将经过宫阙，必定会谈起先帝而哭泣，以此感动陛下，希望留在京城。”哲宗采纳了他的意见。等吕惠卿到京，请求入对见皇帝，果然谈起先朝的事情并哭泣。哲宗神色严肃，没有回答，他的计谋最终没有施行，只得离去。当时舆论都以此为快。十二月，神宗实录重新修成，把范祖禹等安置到远州。蔡卞进呈神宗实录，于是范祖禹以及赵彦若、黄庭坚等都因被指责诋毁诬陷而获罪，降官，安置在永州、黔州。升蔡卞为翰林学士。起初，礼部侍郎陆佃参与修撰实录，多次与范祖禹等争论，大意是说他们替王安石隐瞒过错。黄庭坚说：“如果按照您的说法，那大概就是谄媚的史书了。”陆佃说：“完全按照您的意思，难道不是诽谤之书吗？”到这时，陆佃也被罢职。言官又以吕大防监修神宗实录为由，让他迁居安州。

译发明说：“重新修撰的人不应当这样修撰。所谓重新修撰，大体就是把邪曲挽回说成正直，把曲说辨成正理；把进献忠言的人说成诽谤，把进献谄媚言语的人说成嘉谋。正直之人既然受到阻抑，正论不能施行，天下就要败坏了。范祖禹因修撰实录，如今又因此被安置，这大概正是小人中伤善类的用意。所以先记‘重修神宗实录’，后记‘安置范祖禹等于远州’，其权衡精密审慎，下笔删削谨严，确实不是《宋史》旧文的写法。因此说：如果没有君子，就没有人能够修成这部史书。” 【乙亥】二年春二月，恢复保甲法。夏四月，设置律学博士。冬十月，郑雍被罢免。任命许将、蔡卞为尚书左丞、右丞。追赠蔡确为太师，谥号忠怀。当时蔡确的党羽屡次说蔡确有安定边防的功劳。适逢冯京去世，哲宗亲临祭奠；蔡确的儿子蔡渭是冯京的女婿，在祭奠的席次间越位申诉，于是有了这道命令。贬监察御史常安民为滁州监酒税。当时蔡京与宦官裴彦臣深相结交，常安民因此弹劾蔡京，说蔡京奸诈，足以迷惑众人；能言善辩，足以掩饰错误；机巧，足以改变和夺取君主的视听；势力足以颠倒天下的是非。他对内结交宦官，对外勾连朝臣；只要有一个人不依附自己，就诬陷他结党于元祐，非要把先帝的法令贯彻到底不可。如今在朝臣子中，蔡京的党羽已经超过一半，陛下不可不早日觉察并驱逐他们；等将来羽翼丰满，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当时蔡京的奸邪才开始萌芽，很多人还没有看出来，只有常安民首先揭露了它。他又说，如今大臣们所说的绍述之说，都是借这个名义来报复私怨，朋党依附之流便跟着附和。张商英在元祐年间曾献诗给吕公著以求进用，当时谄媚而不知羞耻，近来却请求毁掉司马光和吕公著的神道碑；周秩任博士时，亲自把司马光的谥号定为文正，近来却请求劈棺鞭尸。陛下考察这些人的言论，果真出于公论吗？章惇前后上奏数十上百次，估计终究不能使皇帝回心转意，于是请求出任外职，哲宗只是加以慰勉。到这时，他又弹劾章惇专擅国政、培植党羽，请求收回君主的权柄、抑制章惇的权力，反复曲折地陈说不止。章惇派亲信对他说：‘您本来凭文学才名闻于当时，为什么要以言语自负，和别人结怨？稍微安静一些，应当把您安排在左右近臣的位置上。’ 常安民神色严厉地斥责说：“你这是替当时的宰相游说吗？”章惇更加愤怒。到这时，御史董敦逸弹劾常安民结党于苏轼兄弟。适逢常安民的言论触犯了章惇，章惇便把常安民调出京城，任滁州监酒税，安焘营救他却没有成功。发明说：“涑水司马氏说：‘切直的言论，对个人臣子并没有好处，却是国家的福分，因此君主日夜寻求，只怕听不到。当时小人掌权，君子的道路衰微；如果不被当时任用也就罢了，假如被当时任用，怎么肯闭口不言来求取宠幸呢？常安民因为弹劾蔡京的奸邪而被贬，这说明他的贬黜并非因为罪过。哪里有一心求治的君主，却首先堵塞言路，还可以同他谈论政事呢？《易》说：‘天地闭塞，贤人隐退，收束囊口，没有灾害，也没有声誉。’这是说要谨慎。考察这番话，那么君子处在衰乱的时代，怎么能不慎重考虑自己的去留呢？所以《纲目》把这件事按无罪的例子记载，深深为他惋惜罢了。”广义说：“君子处在群邪之中，本来应当以明哲保身为贵；然而常安民是言官，怎么可以按一般情况来评论呢？所以他极力陈说群小的罪恶而不顾自身，这是尽言官职责所应当做的，常安民大概是贤者吧！” 左司谏张商英获罪被免职。张商英结党于章惇，以攻击安焘。哲宗认为他不正当，于是免去他的职务。发明说：“枚乘说：‘忠臣不敢躲避诛罚，因为直言进谏而使事业不被废弃，功业流传万世。’张商英既然担任言官，就应当举荐可用之人、替换不可用之人，激浊扬清；这样做只是尽自己的职责，并不过分。为什么要结党于章惇，来攻击安焘？这不仅失去了自己的职责，而且放肆地施行欺骗。所以记作‘左司谏张商英’，以表明他的失职；记作‘有罪免’，以表明他被免职是可以的。看《纲目》的记载，其嫉恶之意是多么严厉啊！”广义说：“张商英是小人，安焘是君子。既然免了张商英，安焘就不应当被罢免。如今却不是这样，十月免张商英，十一月就又免安焘。考察事情的缘由，大概是哲宗亲近小人的心思多，亲近君子的心思少，所以如此。因此《纲目》记张商英时写明他的官职，写明他有罪，是为了表明他不应当担任这个职务，同时也表明他有结党于章惇的罪过。那么对于安焘，为什么不写他的官职，也不写他有罪呢？不写他的官职，是表明他不能像刘奉世那样引身退避；不写他有罪，是因为他曾营救常安民。这一点也不可不知道。” 十一月，安焘被罢免。安焘和章惇是布衣时的朋友，章惇希望他帮助自己，但安焘不肯屈从他，于是两人产生嫌隙。章惇用白帖贬谪元祐臣僚，安焘把这件事告诉哲宗，哲宗对此产生怀疑。郑雍想为自己打算，对章惇说：“王安石做宰相时，曾经用白帖处理政事。”章惇大为高兴，取来相关案牍，带在身上，拿给哲宗看。安焘的进言没有实行，章惇对他的怨恨更加深了。等安焘营救常安民时，章惇便说安焘与常安民表里相应，把他调出京城任郑州知州。贬范纯仁为随州知州。当时吕大防等人流徙居住在远州，章惇预先说，等到明堂赦令时，这几十人终身都不应迁移。范纯仁听说后，忧愤不已，想要为他们申诉。亲近的人劝他不要触怒章惇，万一被贬到更远的地方，那不是年高之人所适宜的。范纯仁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没有一个人敢进言；如果皇上的心意因此改变，所关系的事情就重大了。假如不能改变，死又有什么遗憾呢？”于是上奏说：“吕大防等人获罪，也是因为存心失去宽恕，好恶任性而行，违背了老子所说的‘好还’之戒，忽视了孟轲所说的‘反尔’之言。然而牛李之祸，数十年相互牵连而不能解除，难道还可以继续遵循以前的做法吗？愿陛下从深切的根源上加以防范，赦免吕大防等人。”奏疏上呈后，章惇大怒，于是削去范纯仁的观文殿大学士，改任随州知州。【丙子】三年春正月，韩忠彦被罢免。二月，女真攻打赫舍哩部，阿苏逃奔辽国。生女真节度使颇拉淑去世，他的弟弟英格继位，任命哥哥和卓的儿子萨哈为国相。当时赫舍哩部的阿苏有异心，英格召他前来。阿苏和部人穆都哩聚众抗拒，以兵相阻制造事端。英格亲自前往讨伐，抵达阿苏城。阿苏〔原文缺字〕之，前往辽国申诉。辽国派使者阻止英格不要进攻，英格留下和卓守卫阿苏城后返回。发明说：“外邦相互攻伐，本来不应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表明女真逐渐强盛，这是朱室衰微的开始。《纲目》谨慎考察事物细微征兆的用意，也深切了。” 秋七月，把范祖禹流放到贺州，把刘安世流放到英州。

译当时刘婕妤独受内廷宠爱，章惇、蔡京搜集范祖禹、刘安世在元祐年间进谏乳媪之事，认为他们是在斥责刘婕妤，于是以捏造诬谤的罪名追究二人：授范祖禹昭州别驾，安置贺州；授刘安世新州别驾，安置英州。广义说：“唉！范祖禹、刘安世都是谏官。惩罚谏官，是不祥之事。考察范、刘二位公，在元祐四年进入谏官，到现在绍圣三年，大概已经十一年了；而哲宗当时年龄才二十五岁。君主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候，正应当亲近君子、远离小人。如今却一旦被蔡京、章惇的话迷惑，便仓促斥逐二位，那么哲宗拒绝进谏的恶行，又超过神宗了。称他为‘哲’，怎么能够相信呢？” 九月，废皇后孟氏。刘婕妤曾经和皇后一起到景灵宫朝拜，礼事结束后就座，嫔妃、宫女都站立侍奉，只有刘婕妤独自背对着众人站在帘下。皇后阁中的陈迎儿呵斥她，她也不回头。阁中众人都很愤怒。到冬至在隆祐宫朝拜太后时，皇后的座位用朱漆髹饰、以金装饰，刘婕妤也想得到同样的座位。侍从知道她的心意，便把座位调换，使她与皇后相同，众人都不能平心接受。于是传唱说：“皇太后出来，皇后起立，婕妤也起立；不久又重新坐下，于是有人已经撤去了婕妤的座位。”刘婕妤于是跌倒在地，怨恨不再朝拜，哭泣着向哲宗申诉。内侍郝随对刘婕妤说：“不要为这件事忧愁，我愿意替大家祈求早日生下皇子；这个座位本来就应当属于婕妤。”适逢皇后所生的福庆公主生病，皇后有个姐姐颇懂医术，曾经治好皇后的危重疾病，因此可以出入宫禁。公主服药没有效果，她拿着道家治病的符水进宫治疗。皇后惊讶地说：“姐姐难道不知道宫中的禁令森严，与宫外不同吗？”于是命人把她藏起来，等哲宗到来后，把事情全部告诉他。哲宗说：“这是人的常情罢了。”皇后便当着哲宗的面焚烧符咒，宫中于是开始流传皇后施行厌魅之术的说法。后来皇后的养母听宣夫人燕氏请尼姑法端为皇后祈祷祭祀，事情被皇帝知道后，诏令把她召入宫中。押班梁从政等在皇城司审讯她，逮捕宦官、宫妾三十人，拷打得十分严酷，肢体被打坏撕裂，甚至有人被割断舌头。案件审结后，命侍御史董敦逸复核记录罪犯，让他们在殿庭下经过；他们气息奄奄，没有一个人能够发出声音。董敦逸拿着笔，犹疑着没有下笔，郝随等人用言语威胁他。董敦逸害怕获祸，于是把奏牍上呈，诏令废皇后为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道号冲真，出居瑶华宫。当时章惇想诬陷宣仁皇后曾有废立皇帝的谋划，因为孟皇后曾侍奉宣仁皇后，又暗中依附刘婕妤，章惇便想请求立刘婕妤为皇后，于是与郝随共同构成了这起案件，天下人都为孟皇后感到冤屈。过了二十多天，董敦逸在奏章中说，废黜中宫之事是有缘由的，但情状仍有可以察验之处；臣曾经查阅并记录这起案件，担心因此获罪于天下。哲宗想贬斥他，曾布说：“陛下因为案件是由近臣推究审理的，所以命董敦逸复核审问；如今反而要贬斥他，凭什么取信于朝廷内外？”哲宗于是作罢。发明：这里不说“皇后孟氏被废”，而说“废皇后孟氏”。皇后并没有实际可废的罪行，是哲宗无故废黜她。大概有了夫妇关系，才有父子关系；有了父子关系，才有君臣关系。孟氏是太后所立，六礼完备，起初并没有失德。哲宗沉溺于宠爱媵妾，轻易抛弃正妻，听信诬陷谗言而废黜她，她并没有这样的罪过。哲宗连一位皇后尚且不能容忍，何况地位低于皇后的人呢？他对自己厚待的人尚且能薄待，对其他人就没有什么不会薄待的了。这样看来，哲宗对于夫妇之情，难道不是因此而乖戾了吗？看《纲目》的记载，就可以看出它敦重夫妇之义。君主能够懂得这个道理，就能使丈夫尽丈夫之道、妻子尽妻子之道，家道得以端正；家庭端正了，天下也就安定了。广义：自古以来，君主无不因为端正五伦而兴盛，因为亵渎五伦而衰败。即使是开创基业的君主，如果不以五伦为正道，灾祸不发生在自己身上，也一定会牵连子孙。五伦是上天所规定的伦理，所以说“上天安排了各种常典”。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成为中国人、圣贤、君子，这就是所谓顺应天道者昌盛。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成为奸宄、禽兽、小人，这就是所谓违逆天道者灭亡。如今哲宗宠爱媵姬而废黜正后，他把上天的伦理置于何地？《纲目》记孟氏被废时，端正月份，端正她的名号，却不记她有罪，正是为了加重对哲宗的谴责，并给后世君主以深刻的警戒。冬十月，雷鸣，大雨并降冰雹。发明：雷，是阳精的发露；冰雹，是阴气的凝结。当时正是十月，属于孟冬，雷本来不应出现。如今雷竟然出现，这是阳气失去节令。雷已经出现，冰雹本来又不应降下，而今又大雨降雹，这是阴气放纵。阴阳运行有常规而不会差错，凡是失去常度，都是人的行为感应所致。如今阳气失节而阴气放纵，是小人逐渐势盛的征兆；西夏发动战争也开始萌芽了。《纲目》对于灾异一定记载，虽然不明说它与何事相应，但相应的事实都存在。只有明白天人感应的关系和响应的道理，才能看出君子记载此事的用意。这与《春秋》记载“三月大雨震电，大雨雪”的意思相同。广义：九月废皇后，十月就雷鸣并大雨降雹，这是为了表明阴阳不和、人的行为感动上天而使上天有所回应。《洪范》所说的灾咎征兆，谁说它没有验证呢？○夏人侵犯鄜延，防守金明砦。夏人自从得到四座砦寨以来，连续多年因为边界划定未决而侵扰边境，并且派使者想用兰州一带换取塞门二砦，朝廷没有答应。夏主干顺于是奉着他的母亲，率领五十万军队大举进入鄜延。西起顺宁、招安砦，东起黑水、安定，中间从塞门、龙安、金明以南二百里之间，接连不断地进兵。军队到达延州以北五里处，这个月又从长城用一天时间驰至金明，列营包围城池。干顺的母亲亲自督促击鼓，放纵骑兵四处劫掠。得知麟州已有防备后，又退回金明。后来把精锐骑兵留在龙安，边将率领全部兵力掩袭攻击，敌军不退。金明于是被攻破，守军二千八百人，只有五人逃脱。城中粮食五万石、草料一千万束，也都耗尽。将官张舆战死。起初，哲宗听说夏人来犯，反而笑着说：“五十万人深入我国境内，不过十天，连一两座砦寨也攻不下，必定会离去。”后来果然攻破金明，夏军引兵退去。广义：绍圣年间，夏人连年侵犯边境，哲宗并不把它放在心上，反而正在责罚谏官、废黜皇后，所做的各种事情没有一件不悖谬，所以夏人在九月废皇后后，十月就侵犯鄜延。唉！百围粗的大树，大风却能摧折它，是因为树木内部的膏液已经枯竭。有国家的人不可以不谨慎。任龚原为国子司业。

译龚原年轻时师从王安石。王安石改革学校法令时，曾经引荐龚原来辅助自己，龚原也尽力办理。等到担任司业，便请求把王安石撰写的《字说》《洪范传》和王雱的《论语孟子义》刊刻成版，传授给学习者，因此学校中应试举子的文章全都纷纷仿效这种风格。这种弊端就是从龚原开始的。【丁丑】四年春，正月，李清臣被免职。哲宗驾临楚王似的宅第，有一个疯狂的妇人拦在道路上大声呼喊，告发李清臣谋反。原来她是李清臣姑母的女儿田氏的外妇。李清臣不能把她带走，御史于是弹劾李清臣，令其免职。史臣说：哲宗亲自处理政事之初，见识和考虑尚未确定，范、吕诸位贤臣在他身边，辅佐谋划，使他每日接近忠直的谏诤，防止杜绝邪僻，以端正他的志向。元祐年间的政治事业，或许还可以守成；但李清臣倚仗才干而急于进取，暗中企图掌握权柄，首先提出绍述之说，以此动摇国是。群奸接踵而来，堤防决裂而无人能够阻挡，再次造成了士大夫的灾祸。广义：谋反不是小事。哲宗不治李清臣之罪，是因为李清臣受到他的深厚宠信。李清臣不能把那个妇人带走，是因为没有把哲宗放在心上。上下相互蒙蔽，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怎能不畏惧呢？二月，追贬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官职。三省说：司马光等人倡导奸邪的谋划，诋毁先帝，改变法度，罪恶极其深重。当时那些凶党虽已死亡，或者已经告老，也应当稍加惩罚，以示抑制。于是追贬司马光为清远军节度副使，吕公著为建武军节度副使，王岩叟为雷州别驾；剥夺赵瞻、傅尧俞的赠谥，追究韩维到任以及孙固、范百禄、胡宗愈等人遗表所获的恩典，尚未恢复。又追贬司马光为朱厓军司户，吕公著为昌化军司户。又罢除春秋科。○把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范纯仁等人流放到岭南。贬韩维等三十人的官职。吕大防在途中去世。吕大防被迁往安州时，他的兄长吕大忠从泾原入朝，哲宗询问吕大防是否安好，并说：“执政大臣想把他迁往岭南，朕独自命令把他安置在安陆，你替朕传话问候他。”吕大防质朴正直，却被人出卖，过两三年或许还可以再见到他。吕大忠把这番话泄露给章惇，章惇防范吕大防更加用力。监察御史来之卲说：“司马光违背正道、逆反义理，典章刑法还没有得到正当执行；即使鬼神也会诛杀他。现在只有刘挚还活着，实在是上天把他留下来交给陛下。”于是三省说：“吕大防等人作为臣子不忠，罪行与司马光等没有差别。从前朝廷虽然曾经惩罚责备他们，但刑罚与罪过不相称，生者与死者罪罚不同，无法垂示万世。”于是贬吕大防为舒州，刘挚为鼎州团练副使，苏辙为化州，梁焘为雷州别驾，范纯仁为武安军节度副使，分别安置在循州、新州、雷州、化州、永州。刘奉世任光禄少卿，居住在郴州，不久又安置在柳州。韩维被削职后退休，再次贬谪，安置在均州。王觌、韩川、孙升、吕陶、范纯礼、赵君锡、马默、顾临、范纯粹、孔文仲、王钦臣、吕希哲、吕希纯、吕希绩、姚缅、吴安诗、秦观十七人，分别到峡州、衡州、蔡州、亳州、单州、饶州、均州、池州、信州、和州、金州、光州、衢州、连州、横州等州居住。王攽被削职后退休。孔文仲被削职，出任衡州知州。张耒、晁补之、贾易一并任监当官。朱光庭、孙觉、赵卨、李之纯、杜纯、李周一并追夺官秩，又追贬孔仲文、李周为别驾。中书舍人叶涛撰写诏制文书，极力丑诋他们，听到的人无不切齿痛恨。此前，左司谏张商英上言：“希望陛下不要忘记元祐时期，章惇不要忘记在汝州时，安焘不要忘记在许昌时，李清臣、曾布不要忘记在河阳时，以此激怒他们。”因此这些贤臣全都不能免祸。当时安焘已经去世，吕大防走到防州信丰时去世，天下人都为他惋惜。不久，苏轼从惠州迁往昌化军，范祖禹从贺州迁往宾州，刘安世从英州迁往高州。范纯仁当时因病失明，听到诏命后欣然上路。有人说他这是沽名，范纯仁说：“我已经七十岁了，双眼都失明，跋涉万里，难道是我想要的吗？只是我对君主怀有一点忠爱，心中的话还没有说尽。如果因为避开好名的嫌疑就不去做，那么行善的道路就断绝了。”他的几个儿子想以他与司马光在役法问题上的意见不同为理由上奏，希望能够免去这次行程。范纯仁说：“我因君实的推荐而做到宰相，从前同朝议论政事，意见不合是可以的；你们却认为今天说这样的话就不可以吗？” “这样活着心中有愧，不如无愧地死去。”他的儿子于是停止了请求。范纯仁每次都告诫子弟，不可因为一点小事感到不平；听说子弟们怨恨章惇，他一定发怒制止。后来在路上，船在江中翻覆，范纯仁的衣服全都湿了，他回头对几个儿子说：“这难道是章惇做的吗？” 发明：小人给国家带来灾祸、诬陷伤害善良之士，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关键只在于君主听不听、听到什么程度。如果把他们的话全都相信，国家一定覆亡，善良之士一定受伤。司马光等人，先前已经被剥夺赠谥，这次又追贬官职；吕大防等人，先前已经被贬官爵，这次又流放到岭南。这些都是衰乱时代的事情，不是清明朝廷的典章。元祐的正直之士，为什么遭受如此深重的迫害呢？程子说：“否塞之时，是小人得志的时候；君子处在显贵荣耀的地位，祸患必然会殃及自身，所以应当隐退而处于困穷简约之中。如果不是这样，贤人与不肖者混杂，是非混淆；君子既不能受小人控制，小人也不能容纳君子，祸乱接连发生，怎么还来得及挽救呢？所以君子一定要引退自身，以躲避小人的灾难。”按照事实详细记载，他们的罪恶自然会显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降太师、退休的文彦博为太子少保。这是因为言官指责他结党依附司马光、诋毁先帝的功业。闰月，任曾布为知枢密院事，林希为同知枢密院事，许将为中书侍郎，蔡卞、黄履为尚书左丞、右丞。曾布起初依附章惇，希望章惇引荐他与章惇同在中书省任职，所以替章惇起草制文，极力称赞他，又大力赞成绍述之说。章惇忌恨他，便把他安排到枢密府任职，从此两人渐渐不能相处。此时章惇、蔡卞共同肆意罗织罪名，贬谪元祐诸臣，还想援引汉唐旧例诛杀党人。哲宗把这件事问许将，许将回答说：“汉、唐两代固然有过这种事，但自祖宗以来本朝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本朝治理之道所以远远超过汉唐，是因为从未随意杀戮大臣。”哲宗深以为然。广义：唉！元祐时期的宰执和太师等贤臣，不是已经去世，就是告老退休。章惇到此为止也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把伤害他们的事情做到极点呢？大概是群阴掌权，如果不彻底遮蔽阳光，就不能使霰雪聚集。因此可知，追贬元祐诸贤，难道不是为了给引用蔡卞这个真正奸贼制造条件吗？学者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考察，其意义就显现出来了。

译三月，诏令中书舍人蹇序辰等编纂、归类司马光等人的章疏。章惇曾建议派吕升卿、董必到岭南察访，准备把流放在那里的人全部杀掉。哲宗说：“朕遵循祖宗遗志，从未杀戮大臣，释放他们，不要追究。”章惇的意愿没有得逞。于是中书舍人蹇序辰上疏说：“朝廷前些日子已经判定司马光等人的奸邪罪恶，明确说明他们的罪行和刑罚，以告示朝廷内外。只是他们变乱典刑，改变、废弃法度，讥讪诋毁宗庙，蔑视两宫；考察事情、核验言论，事实确凿明显。他们的章疏和案牍散存在各有关官署，如果不汇集编纂并加以收藏，时间久了必定散失。希望选派官员分类编纂，每人汇成一帙，放置在两府，以此向天下和后世表示最大的警戒。”章惇、蔡卞于是请求立即命蹇序辰和直学士院徐铎编类，把司马光等人当时施行的各种文书搜集附录，细微之处也不遗漏。由此士大夫没有一个能逃脱灾祸。蔡卞的党羽薛昻、林自又请求毁掉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刻板。太学博士陈瓘借殿试士子引用神宗所作序文来询问薛昻，薛昻因而被弹劾，事情得以停止。知渭州章楶修筑平夏城。章楶因为夏人猖獗，上言请求在葫芦河川修筑城池，凭借地势险要逼近夏境，朝廷答应了。于是集合熙河、秦凤、环庆、鄜延四路的军队，表面上修缮治理其他几十座砦寨，以显示怯弱；暗中却准备修筑城墙、守城和作战的物资。军队出至葫芦河川，在石门峡、江口、好水河的北面修筑两座砦寨。夏人听说后，率领军队前来乘隙进攻，章楶迎击并打败了他们。二十天又两天后，城池建成，赐名为平夏城，另有灵平砦。章惇于是请求断绝给夏人的岁赐，并命令沿边各路相继在要害处筑城，以便向前拓展疆土，共五十多处。发明：鲁国在城中再筑城，《春秋》讥刺这种做法。因为筑城并不是《春秋》所看重的，治理国家、安定百姓，关键在于治道的得失，而不在于城防。用城郭、沟池来巩固防守，哲宗却相信章楶的狂妄谋划，筑城以逼迫夏国，唉，实在是舍本逐末了。孟子说：“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不是不深，兵器铠甲不是不坚利，粮食不是不多，但弃城而逃，这是因为地利不如人和。”治理天下，在于施行仁政以取得民心，广施恩信以使小国服从，这样对外没有被侵凌的忧患，对内没有因忧劳而不能安睡的忧虑。不能用道理使自己明白，却只是筑城逼迫夏国；人心尚且不稳，城池又有什么用？何况正值农事繁忙之时，又轻率役使大量百姓，爱护百姓的君主难道会这样做吗？史书直书此事，正是为了与前后的罪行相互参照，以示谴责。夏五月，潞公文彦博去世。文彦博侍奉过四朝，担任将相五十年，声名传闻于四方异域。他平日待人谦逊，尊重德行、喜爱善人，唯恐来不及。他居住在洛阳时，洛阳人邵雍、程颢兄弟都以道自重，他像对待平民朋友一样礼待他们。他在朝廷任职，端庄持重，公正忠诚、正直诚信，遇事果断，具有大臣的风范。功成之后退居，朝廷内外都倚重他，去世时九十二岁。追复太师，谥号忠烈。六月初一，发生日食。○秋八月，彗星出现在西方。发明：当时新法肆意推行，百姓忧愁困苦；日食、彗星出现，上天的警戒明明白白，但他们反而把内部事务虚置不管、对外事敷衍塞责，安然不知恐惧。他们欺骗上天、蒙蔽众人的情形竟到了这样。《纲目》记载此事，也是为了显出当时的人不知道警戒畏惧的心态。这样下去，国家难以保全，自己也不得善终，难道不是可悲的吗？○鄜延经略使吕惠卿收复宥州。吕惠卿请求各路出兵，乘机进行讨伐攻击，诏令河东、环庆两路都听从吕惠卿的日期约定。吕惠卿于是派将官王愍攻破宥州。不久又上奏请求修筑威戎、威羌二城，朝廷加授吕惠卿银青光禄大夫。当时章惇肆意制造边境事端，所以各道兴师动役，屡次因进兵筑城而获得爵位赏赐。冬十月，任邢恕为御史中丞，追贬王珪为万安军司户参军。起初，邢恕长期被贬斥在外，心中怀着愤恨，从河阳取小路到邓州拜访蔡确，准备编造太后与王珪废立之事，以此证明自己已经确定的功劳和谋划，但又没有司马光作旁证。恰逢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赴京，路过河阳，邢恕便欺骗司马康，让他亲笔写信，称说蔡确的功劳。后来梁焘以谏议的身份被召入朝，路过河阳，邢恕又向梁焘称颂蔡确的功劳，并拿出司马康的书信作证。后来邢恕任中山帅，又设酒宴诱导高遵裕的儿子高士京说：“你知道元祐年间为什么唯独没有给令尊推恩吗？”高士京说：“不知道。”邢恕又问：“你有兄弟吗？”高士京说：“有个哥哥高士充，已经去世了。”邢恕说：“这就是传达王珪言语的人。当时王珪任宰相，想拥立徐王，派高士充到禁中传达言语，这件事你知道吗？”高士京说：“不知道。”邢恕便用官爵诱惑他说：“不能说不知道，我替你办成这件事，只是不要把话告诉别人。”高士京愚昧昏暗，听从了他。到这时，章惇、蔡卞准备尽情迫害元祐诸贤，便引邢恕来帮助自己，于是召他回朝，三次升迁为御史中丞。邢恕于是借北齐娄太后宫名为“宣训”、曾经废孙少帝而拥立其子演的故事，伪造为司马光所说的话，说范祖禹曾说：“如今君主年幼、国家疑惧，宣训之事仍然值得忧虑。” 又命王棫替高士京作奏章，说：“父亲高遵裕临死时屏退左右，对高士京说：‘神宗病危之际，王珪派高士充来问：“不知道皇太后想拥立谁？”我斥责高士充离去。’事情就是这样。”给事中叶祖洽又以王珪在册立皇帝时曾有异议为据，于是诏令追贬王珪为万安军司户，追赠高遵裕为奉国军节度使。广义：邪恶之人诬陷伤害善良之士，即使在言语、行动、饮食起居之间，也无时无刻不在盘算。

译《尚书》说：“凶恶的人做坏事，连每天的时间都嫌不够。” 说的就是邢恕吧？真是险恶啊！十一月，梁焘在化州去世。○把程颐编管到涪州。【程颐当时被放归田里。哲宗有一天与辅臣谈及元祐年间的政事，说：“程颐妄自尊大，在经筵讲学时多有不恭顺。”于是谏官弹劾程颐，说他与司马光同心作恶、互相助成，削去他的官籍，流窜到涪州。河南尹李清臣当天就催促遣送，程颐想入宫内向叔母告别，没有获准。第二天，李清臣送给他白银一百两作为路费，程颐也不接受。】广义说：【伊川先生被放归田里后，哲宗每天同一群小人亲近嬉戏，似乎可以因此忘掉我们的道统了。为什么忽然生出这样的恶念，自己断绝与上天的关系呢？这是桀、纣都不肯做的事，哲宗却安然处之而毫不怀疑，还可以把他看作合乎人道的人吗？后来宗庙社稷沦陷于沙漠，未必不是残害正道所得到的报应啊。】又恢复设置市易务。○十二月，刘挚在新州去世。发明说：【观察当时的形势，防御达到极限而转为否塞，城墙又陷入城壕；小人在朝廷内部，而君子被排斥在外；阳刚之道消退，阴柔之道增长，这正是无所作为的时势。君子处在这样的世道，既然享受了君主授予的爵位，既然食用君主的俸禄，即使遭遇小人的祸害，也不应推辞。王珪因被诬陷而追削爵位，程颐因正直而被编管涪州。梁焘、刘挚，一个贬到化州，一个贬到新州，都相继死在贬所，难道不可深感惋惜吗？小人憎恨并残害善良之人，彼此如同有仇有隙。哲宗也可以说是一个寄生般的君主。因此这里特意记载他们死在当地，是为了端正梁焘、刘挚的结局，也揭示哲宗的昏暗。】【戊寅】元符元年春，正月，在咸阳得到秦玺。【咸阳县百姓段义在刘银村修建房舍时得到一方古玉印，印文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他把玉印献上，皇帝下诏让蔡京等人辨验。蔡京认为这是秦玺，于是命名为“天授传国受命宝”。皇帝到大庆殿接受玉玺，举行朝贺礼，下诏赏赐段义绢二百匹，授任右班殿直。】发明说：【把天降祥瑞作为年号，是汉武帝的过失，先儒尹氏已经对此作了详细论述。真宗迷信天书的荒诞说法，于是有了“大中祥符”的年号；哲宗得到咸阳的玉玺，于是有了“元符”的年号。这严重违背古人即位后制定年号的本意，其弊端也是逐渐形成的。后世不明白其中的意义，纷纷改换年号，后来竟制定成法令，这是多么荒谬啊！《纲目》直接把这件事写在史册上，并不只是记载改换年号而已，含义就在其中。这不是赞美它，正是为了讥刺它的过失。否则，一方微小的玉玺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呢？】广义说：【传国玺，在秦以前用金银制成方寸大小的玺；秦得到和氏璧后，才改用玉制作，列在六玺之外。李斯篆刻其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称为传国玺。汉高祖平定三秦，子婴献上了它。王莽篡逆，从元后那里取得它。王莽失败后，李宪得到它。李松进入长安，杀死李宪夺取玉玺，送给更始帝。更始帝把它交给赤眉军。赤眉军拥立刘盆子，刘盆子又把它献上。光武帝之后，董卓作乱，掌管玉玺的人把它投入井中。孙坚进入洛阳讨伐董卓，看见井中有五色光，疏浚水井后得到玉玺。袁术僭越称帝，于是拘禁孙坚的妻子，夺走了玉玺。袁术死后，玉玺被徐璆得到，献给献帝。然而汉朝把它传给魏，魏又传给晋。后来刘曜进入洛阳，俘获怀帝并取得玉玺。刘曜后来又被石勒夺得。冉闵灭掉石勒后得到玉玺；冉闵失败，玉玺留在冉闵的大将蒋干手中。后来谢尚从蒋干那里得到玉玺，在晋穆帝永和八年送还建康。晋元兴三年，玉玺又被桓玄篡逆时取得。桓玄失败，刘裕得到它。齐国萧道成篡宋，又得到玉玺。萧衍篡齐建立梁，又得到玉玺。后来有人盗窃玉玺，把它送还给齐。再后来陈从梁得到玉玺，隋从陈得到玉玺，秦王李世民又从窦建德那里得到玉玺。】【段义的妻子姓曹。后来到唐昭宣帝四年，唐遣使者带着册书和玉玺投奔朱梁，这样看来，玉玺就是被朱温得到的了。又有说法认为，晋所得到的传国宝，是唐僖宗广明元年黄巢进入长安时，魏州一个和尚得到的。他把玉玺当作普通玉石，准备卖掉；有人认出它是传国宝，于是和尚到行台献上。后来后梁君主又被人盗走玉玺，有人借此迎接唐朝。石晋灭亡后，唐主李从珂带着传国宝登上玄武楼，自焚而死。唉，玉玺到这里大概已经失踪了。因此后来取得天下的人各自制作玉玺，所以晋制作了受命宝，印文是“受天明命，惟德永昌”；后周又重新制作了两方宝玺。如今《纲目》特意大书“元符元年春正月得秦玺于咸阳”，为什么呢？这是为了深刻揭露蔡京愚弄、迷惑哲宗的罪过。唉，秦玺的印文既然这样，按理说秦朝应当享国长久，怎么会到二世就灭亡呢？即使这方玺是真的，也不是有智慧的人所看重的，何况是伪造的呢？所以《纲目》不但记明月份，还记明地点，是为了讥刺他们的愚蠢。王孙满回答楚子说“在德不在鼎”，说得好；我也说“在德不在玺”。后世取得天下的人，难道不也应当知道真正值得珍视的是什么吗？】三月，把文彦博的儿子及甫交付同文馆审讯，于是把刘挚、梁焘的子孙禁锢在岭南，任命蔡京为翰林学士承旨，安惇为御史中丞。【文彦博的儿子及甫当时居住在洛阳，服丧期满后，担心不能获得京官，便写信给邢恕说：“改月以后，入朝的计划能否实现还不能确定。当权者对鹰扬之人的猜忌更加深重，他们的党徒又很多。司马昭的心思，路人都知道。再加上粉昆，必定想把我置于可以满足私心、快意恩仇的境地，真令人寒心。”他所说的司马昭，指的是吕大防。吕大防独自执掌国政已久；世人称驸马都尉为粉侯，韩嘉彦娶公主为妻，他的哥哥韩忠彦就是粉昆。邢恕把这封信给蔡确的弟弟蔡硕看。到这时，邢恕让蔡确的儿子蔡渭上书控告刘挚等人，说他们暗中图谋不轨，谋害宗庙社稷，并引用及甫的书信作为证据。章惇、蔡卞因此想杀死刘挚以及梁焘、王岩叟等人，说刘挚有废立皇帝的意图，于是在同文馆设置案件，命蔡京、安惇共同审理，逮捕审问及甫。及甫于是谎称他的父亲文彦博把刘挚称作司马昭，“粉”是指王岩叟，面对面称“昆”是指梁焘，梁焘字况之，“况”仍是兄长的意思。蔡京、安惇于是编造出各种罪名，打算把这些人连同族人一并治罪，上奏说刘挚等人犯了大逆不道之罪，死有余辜；如果不治罪，就没有什么可以向天下显示的。】

译皇帝说：“元祐年间的人果真是这样吗？”蔡京、安惇回答说：“确实有这样的心思，只是谋反的形迹还没有完全显露罢了。”刘挚、梁焘已经死在贬所，蔡京等人把奏章呈上，来不及查考验证，于是下诏把刘挚、梁焘的子孙禁锢在岭南，勒令停止王岩叟诸子的官职。蔡京希望取得执政之位，所以审理此案时极力罗织罪名。元祐诸贤的罪案已经造成，但曾布忌恨蔡京，秘密向皇帝进言说：“蔡卞已经充任尚书左丞、右丞，蔡京不能与他一同升迁。”于是只停止升任承旨，蔡京和曾布从此结下嫌隙。发明说：【由此看来，小人结党作恶、残害正直之人，以及在暗中乞求哀怜的情状，都已经显露出来了。当时诸位贤臣已经去世，子孙仅存一二人，奸邪之徒还要怀着罗织罪名、陷害君子的心思，这是多么闭塞黑暗啊！所以《纲目》上面记载下狱、禁锢等事，下面记载任蔡京为学士、任安惇为中丞，这就表明这些事情是二人构陷造成的，也可以看出《纲目》的编修，只是依据名义来追究实际罢了。】章惇、蔡卞请求追废宣仁圣烈皇后，没有实行。【章惇、蔡卞担心元祐旧臣有一天重新起用，日夜同邢恕等人谋划，并且结交内侍郝随作为帮助，捏造宣仁皇后曾经想危害皇帝的事情。王珪被贬以后，他们又兴起同文馆之狱，还诬陷司马光、刘挚、梁焘、吕大防等人，与拥护宣仁皇后的阁内侍陈衍谋划废立皇帝。当时陈衍已经先获罪，被流配朱厓；又因为内侍张士良曾经与陈衍一同主持皇后宫中的事务，便把张士良从郴州召回，让蔡京、安惇共同审问，以证实他们的说法。蔡京等人在张士良面前陈列鼎镬、刀锯，对他说：“供词说有这件事，就恢复你的旧职；如果不说，就受刑。”张士良仰天大哭说：“太皇太后不可以诬陷，天地神祇不可以欺骗，请让我受死。”蔡京等人严刑逼问，始终没有得到结果，于是上奏说陈衍离间两宫，把随从皇帝的内侍刘瑗等人斥逐到外地，以剪除皇帝身边的亲信羽翼，属于大逆不道，应当处死。皇帝颇受迷惑。到这时，章惇、蔡卞亲自拟写诏书，请求把宣仁皇后废为庶人。皇太后正在睡觉，听到此事后立即起身，对皇帝说：“我每天侍奉崇庆宫，上有天日在照临，这种话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况且皇帝如果一定要这样做，对我又有什么关系呢？”皇帝醒悟过来，拿着章惇、蔡卞的奏章到烛火旁烧掉。郝随窥探得知此事，秘密告诉章惇、蔡卞。】第二天，章惇、蔡卞再次具呈奏状，坚持请求施行。皇帝发怒说：“你们难道不想让朕进入英宗的太庙吗！”把他们的奏章摔到地上，此事才搁置下来。广义说：【分注记载章惇、蔡卞亲自拟写诏书，想废掉宣仁这位皇太后；那么他们的凶恶残暴，难道还在王莽、董卓、曹操之下吗？汴宋之所以倾覆衰败、不能复兴，大概就是因为这件事。】夏四月，免去林希的职务。【起初，章惇怀疑曾布在枢密府任职，暗中已经让林希担任副职，以便互相窥伺监察。林希每天都受到曾布的诱导，而且怨恨章惇不引荐自己担任执政，渐渐产生了怨恨和嫌隙。邢恕迎合章惇的意旨，弹劾林希，要求免去他的职务。】秋七月，再次把范祖禹、刘安世流窜到化州、梅州。范祖禹不久去世。【起初，章惇对范祖禹、刘安世的怨恨尤其深，一定要把他们置于死地。到这时，他暗示蔡京一并罗织二人的罪名，下诏把范祖禹迁往化州，把刘安世迁往梅州。刘安世到达贬所后，章惇仍准备一定置他于死地，暗中命人杀害陈衍。使者经过梅州时，胁迫刘安世自杀，使者不忍心这样做，才停止。章惇又提拔当地豪强为转运判官，让他去杀刘安世。判官迎合章惇的意旨，快马奔驰，距离梅州还有三十里时，便吐血而死。刘安世因此获免。范祖禹平日恭谨温和，从不在口头谈论别人的过错；遇到事情，却能分别明辨是非，丝毫不加隐讳。他擅长劝讲、论谏，所作文字不下数十万言，陈述治理天下的道理，辨析说明政事，平易明白，能够洞察事物的根本，即使贾谊、陆贽也不能超过他。】发明说：【唉！小人嫉妒刻薄、诋毁他人、欺骗君主蒙蔽皇上的心思，到这时更加严重了。文彦博等人已经被贬黜，客死在遥远荒僻之地，他们的子孙又被拘捕下狱、禁锢起来。章惇、蔡卞的私心还没有满足，恶念反而更加膨胀，离间哲宗，请求废掉太后。幸好哲宗稍有醒悟，使奸谋没有实行，为什么又嫉恨范祖禹、刘安世，再次把他们流窜到别州？这些都是小人恶行达到极点的事情，越来越严重，终于逐渐无法遏制。然而禁锢、再次流窜以及请求废掉宣仁，大体都是章惇、蔡卞所为。为什么唯独在请求废掉宣仁一事中直斥他们的姓名？这是根据实际情状来确定罪责。宣仁是英宗的皇后、神宗的母亲、哲宗的祖母；按照名分和正统，章惇、蔡卞怎么可以请求废掉她？哲宗又怎敢擅自废掉她？因此，对于禁锢和再次流窜的事情，史书避讳直说他们的姓名；对于请求废掉宣仁一事，则直斥其名。】京师发生地震。○冬十月，西夏人围攻平夏城，章楶大败西夏军，俘获其将领威明阿密。【西夏人包围平夏城，章楶抵御他们，俘获了西夏的勇将威明。阿密西寿监军穆尔塔布斩杀、俘获了很多西夏人，西夏人受到震骇。捷报传到后，皇帝到紫宸殿接受朝贺。章楶在泾原任职已久，曾说西夏贪利而畏威，如果不加以惩戒，边境就不会安宁。应当逐渐夺取它的土地，仿照古代削弱敌国土地的制度，以巩固我国边境，然后各路出兵，选择要害之处，不必反复举兵，西夏的形势将会自行困窘。章惇与章楶同宗，章楶的许多意见都被采纳，因此设置一州、修筑九座城砦，多次击败西夏人。各路也大多修筑城砦来逼近西夏。等到平夏之战获胜后，西夏人再也没有振作起来。】发明说：【史书称“夏”而不称其国名，是贬低它。“寇”是把它视为贼寇的说法，“获”是轻视它的说法；这样写，是为了把宋置于内，把西夏置于外。西夏人轻率地发动大军进入平夏，西夏不是没有罪过。过错在西夏，正义在宋。军队凭正义而强盛，凭理亏而衰弱，所以直斥其名并说“俘获”。这正是史书笔法的深刻含义。】二年春三月，辽人替西夏请求和解。【西夏人向辽求援，辽主派签书枢密院事萧德崇前来，替西夏议和，并献上玉带。下诏让郭知章答复。答书说：“如果果真出于至诚，深深悔过谢罪，当慢慢考虑适宜的办法，为你们开启改过自新的道路。”】发明说：【西夏自从平夏之战后，军队遭受挫败，内心恐惧、士气沮丧；然而它不能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向中朝请求和好，反而向契丹求援，打算谋求抗拒，这就是手脚倒置，却不知道进退的办法。因此史书写“辽人为夏请和”，以显示西夏不能自己请求和好，而是辽替它请求。虽然如此，救济灾难、和睦邻国，是《春秋》所称许的。宋朝因为意气用兵，彼此相互报复攻伐。辽能替西夏请求和好，说明它有救济灾难、和睦邻国的意图，因此应当深加赞许。所以特意提升称作“人”；在契丹一方给予肯定，那么责任就在中原中国了。】夏五月，设置西安州。【就是宁摩奎的新城，这是应经略使章楶的请求设置的。】六月，黄河在内黄决口。【黄河在内黄口决口，向东的水流断绝。吴安持等三十人被降职，按罪责轻重分别处分。因为他们在元祐年间主持黄河回流东面的主张。】秋七月，洮西安抚使王赡攻取吐蕃的邈川、青唐，吐蕃首领辖戬投降。

译【起初，阿里库去世，儿子辖戬继承。辖戬性情嗜杀，部属离心。大酋森摩沁、展等人怀有异心，因辖戬的叔父索诺木丹津勇武，便杀死了他。索诺木丹津的党羽都被杀死，只有沁罗结逃脱。他拥立栋戬的疏族、实巴衮的儿子巴勒藏，占据萨格城。辖戬杀死巴勒藏，沁罗结逃到河州，向知州王赡说明攻取青唐的策略。王赡向朝廷进言，章惇同意了这件事。到这时，王赡率领军队赶赴邈川，守城者献城投降。王赡留下军队驻守。辖戬知道部下多有叛离，于是独自离开青唐，来向王赡投降。下诏任命胡宗回为熙河帅，使他节制此地。】发明说：【“取”是收夺的意思，指以声称对方有罪、进行讨伐为名，强行夺取别人的土地，所以特意写作“取”，以显明这种恶行。然而汝阳、济西都是鲁国的土地，后来鲁国取得它们时也写作“取”，是厌恶其擅自发兵争夺。即使夺取本国原有的城邑，与夺取他人所有的土地，在这种擅兵争夺上也没有不同。《纲目》取法《春秋》，不以混乱改变混乱，所以也写作“取”，这是端正其根本意义。上文元符二年与西夏交战，到这里又讨伐吐蕃、夺取土地，其暴虐更加肆无忌惮了。】八月，修筑防州城。【元丰年间，虽然把兰会与熙河合并为一路，但防州实际上还没有恢复。到这时，才开始修筑会州城，并把西安城以北的六座砦隶属于它。不久，又把葭芦砦改为晋宁军。】发明说：【修筑城池，不是《春秋》所称许的事情。宋朝自从用兵以来，修筑的城池已经很多，使百姓服役的时间也已经很长。《纲目》凡是修筑城池，都一定记载下来，是为了表明劳役百姓是重大之事。孟子说：“使百姓定居，不靠疆域的界限；巩固国家，不靠山川的险阻；威服天下，不靠兵器的锋利。得到道义的人帮助多，失去道义的人帮助少。”哲宗轻易役使民力来修筑防州城，耗尽天下的力量却毫不顾惜，耗费天下的财物却毫不顾虑，轻视内地而重视外部，忘记根本而追逐枝末，没有比这个时候更严重的了。如果有志于治理天下的君主，怎么肯做这种没有益处的事呢？所以特意记载此事来讥刺他。】皇子茂出生于九月，立贤妃刘氏为皇后，把右正言邹浩流窜到新州。【刘妃多才多艺，深受宠爱。她已经构陷并废掉孟皇后后，章惇又同内侍郝随、刘友端结交，请求立刘妃为中宫。当时皇帝还没有储嗣，恰逢刘妃生下皇子茂，皇帝非常高兴，于是立她为皇后。邹浩因为多次论奏政事，皇帝亲自提拔他为右正言；邹浩公开上章弹劾章惇不忠、轻慢皇上的罪行。奏章尚未得到答复，刘氏就被立为皇后，邹浩上奏说：“贤妃与孟皇后争宠，导致孟皇后被废；如今却立她为皇后，实在有损圣德，请求追还并停止册立礼。”皇帝说：“这是祖宗的旧例，难道只是朕这样做吗？”这是指真宗立刘德妃为皇后。邹浩回答说：“祖宗的大德中值得效法的事很多，陛下不取法那些，却要仿效他们的小过失吗？”皇帝变了脸色，拿着他的奏章，迟疑着像有所思考，于是把奏章交给外廷处理。第二天，章惇诋毁邹浩狂妄，削除他的名籍，勒令停职，拘管到新州。尚书右丞黄履进言说：“邹浩因为受到陛下亲自召见、擢用的恩遇，所以敢于冒犯圣颜进献忠言。陛下突然把他赶到死地，臣下将把这件事看作戒鉴，今后谁还会替陛下论说得失呢？幸好把他改送到好一些的地方。”皇帝没有听从。起初，阳翟人田画议论慷慨，曾以气节同邹浩相互激励。刘氏被立为皇后后，田画对人说：“志完如果不说话，我就可以同他绝交了。”】苏轼获罪以后，程颐在各条道路上迎接他。苏轼流泪，程颐严肃地责备他说：“假使你当初默默地隐居，在京城做官，遇到寒疾而五天不出汗，也就死了，难道只有岭海以外才能使人死吗？希望你不要因为这次举动而自满，士人应当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呢。”苏轼茫然若失，道歉说：“您给我的教益太深厚了。”苏轼将要上书论事时，曾把这件事告诉友人宗正寺簿王囘。王囘说：“还有比这更大的事情吗？你虽然有亲人在世，但把孝心转化为忠心，也是大夫人一向的心愿。”苏轼被贬往南方后，没有人敢去看他。王囘收集交游们的钱替苏轼置办行装，来回为他料理，并且安慰他的母亲。巡逻侦察的人把这件事上报，王囘被逮捕押送到诏狱，众人都替他害怕。王囘处之泰然。御史审问他，王囘说：“我确实曾参与谋划，不敢欺骗。”于是诵读苏轼所上、长达二千字的奏章。案件审理完毕，王囘被除名、停职废黜。王囘立即徒步走出都门，走了几十里，他的儿子追上来，问他家里的事情，他不回答。另有一个叫曾诞的人，曾三次写信劝苏轼议论孟皇后被废之事，苏轼没有回复。苏轼被废黜后，曾诞作《玉小主人》，当着客人的面用问答讥讽苏轼：“不能竭力进谏孟皇后被废，却等到朝廷错误地举行册立仪式才进言，这是不懂得防范【原文末有疑误：防云】。” 发明：《春秋》记载嫡长子刚出生就书于史册，这是记载嫡子的方法。然而子茂并不是嫡长子，为什么还要记载呢？这是推究其中的情由而加以讥刺。哲宗偏爱刘妃，废弃正后，但想立刘妃为皇后的心思并不是一天才有的。只是担心立她没有名义，害怕招来众议，所以一直隐忍到现在。如今正好借着生下儿子的机会，立即把她立为中宫，以为这样名正言顺，就无可疑问了。却不知道人们看他，已经如同看见他的肺肝；既然如此，又有什么益处呢？邹浩既然担任言官，按礼应当直言进谏；进言既不被采纳，又遭到放逐，这能说得过去吗？这大概是私欲之心胜过了天理之心。邹浩的言论虽然正确，但蒙蔽已经很深，不能一下子被采纳罢了。这确实是君主的大患。《纲目》衡量王道的标准，就如同这一类事情。广义：唉！哲宗无罪却废黜正后，使夫妇之道断绝；有过错却驱逐进谏的官员，使君臣之道亏损，这样一来国家的大纲就断绝了。后来汴宋沦陷于沙漠，这是谁造成的呢？不过，邹正言的孤忠和刚劲气节，本来就是常人难以做到的。可惜他没有在废后之时进谏，却在立妃为后的那一天进谏；这正是功业难以建立、灾祸却容易招来的原因。唉！豫让没有劝谏智氏贪图土地，却只是在国家灭亡之时白白牺牲；褚遂良没有劝谏武氏再次入宫，却只是在册立诏命之日徒然叩头；邹浩没有在哲宗废后之时进谏，却只是在立妃为后的关头竭尽言辞。由此可知，智氏的豫让、李唐的褚遂良、汴宋的邹浩，他们是不是都在这件事上有所失误呢？御史中丞邢恕被免职。邢恕内心怀有猜忌和奸猾，表面上却持守正论，哲宗多次赞许并采纳他的话。章惇害怕他受到重用，极力嫉恨他。邢恕也揣测皇帝渐渐厌恶章惇，便屡次揭发章惇的短处。章惇于是构陷他使之获罪，出任汝州知州，以安惇代替他。闰月，黄履被罢职。○吐蕃的隆赞又占据青唐，王赡出兵攻击并使他投降。下诏把青唐改为鄯州，把邈川改为湟州。

译辖戬已经向王赡投降，但王赡和总管王愍争夺功劳，互相到朝廷诉讼。于是青唐的大酋长森摩沁展迎接实巴衮进入城中，拥立玛尔戬的儿子隆赞为首领，势力又壮大起来。辖戬非常害怕，自己剃发出家为僧来求免罪。熙河帅胡宗囘督促王赡进军，王赡急攻隆赞和森摩沁展等人，他们都出城投降。王赡进入并占据青唐城，诏令把青唐改为鄯州，任王赡为知州事；把邈川改为湟州，任王厚为知州事。设置看详诉理局。安惇说：“陛下还没有亲自处理政事时，奸臣设置诉理所，凡是在熙宁、元丰年间获罪的人，都替他们洗雪罪名，把怨恨归到先朝，收取恩惠归于自己。请取出有关案件重新审查，按照最初加罪的本意，恢复依原判执行。”蔡卞劝章惇设置看详局，命中书舍人蹇序辰和安惇负责审查。由此重新判罪的有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有的被从千里之外押来，天下人怨恨痛疾，因此有“二蔡二惇”的歌谣。子茂去世。○冬季，十一月，准许夏人互通友好。夏人屡次失败，派遣臣子令能、威明、结等人前来谢罪，并且奉上誓表。诏令准许他们互通友好，岁赐照旧。从此西部边疆的百姓稍稍安定。发明：这里记载“准许夏人互通友好”，是因为夏人悔过，所以给予他们许可。《春秋》不以用兵为可贵，而以停止战争为可贵。如今因夏人谢罪，就准许双方通好，其中停止战争的用意和诚意对待他方的态度，都可以看出来。西部边疆的百姓，难道能不稍稍安定吗？下诏令各州实行三舍法。考核、选拔、升补等事，都按照太学的办法办理；准许补入上舍一人、内舍二人，每年贡送。上舍生附于太学外舍参加考试，考中后补入内舍；三次考试都不能升舍的，遣送回本州。内舍生免试，补为太学外舍生。【庚辰】三年春正月，皇帝去世。端王佶即位，皇太后暂时与皇帝共同听政，颁布赦令。皇帝去世而没有儿子，皇太后向氏哭着对宰臣说：“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没有后嗣，事情必须早定。”章惇高声抗辩说：“按照礼法和法律，应当立皇帝的同母弟简王似。”太后说：“我没有儿子，诸王都是神宗的庶子，不能这样分别长幼。”章惇又说：“按年长而论，应当立申王佖。”太后说：“申王有眼疾，不可以。按次序则应当立端王佶。”章惇说：“端王轻浮，不可以君临天下。”话还没有说完，曾布就斥责他说：“章惇从来没有和臣商议过；既然皇太后圣谕如此，极为恰当。”蔡卞、许将相继说：“应当依从圣旨。”太后又说：“先帝曾说端王有福有寿，而且仁厚孝顺。”于是章惇默然不语，便召端王入宫，在灵柩前即位。群臣请求太后暂时与皇帝共同处理军国大事，太后以皇帝已经成年为由推辞，皇帝哭泣叩拜了很久，她才答应。端王是神宗的第十一子。史臣说：“哲宗在幼年即位，宣仁太后与他共同处理政务，召用贤人，废止新法，所以元祐时期的政治几乎接近仁宗时期。” 为什么熙宁、元丰年间的旧日奸臣还没有被清除干净，不久以后又让他们受到重用，最终借绍述之说，务求恢复以前的政令，报复善良之人，逐渐造成党争祸乱，君子全部被斥退，国政也更加败坏了呢？广义：哲宗没有疾病却突然去世，这件事很令人惊骇。章惇这个贼臣掌握国政，他能免除后世的怀疑吗？看分注所说“章惇高声抗辩”“章惇默然不语”，他的真实情状大概可以看出来了。尊奉皇后刘氏为元符皇后。○二月，册立皇后王氏。皇后是开封人，德州刺史璪的女儿。任命韩忠彦为门下侍郎，黄履为尚书右丞。韩忠彦入宫应对，陈述四件事：广施仁恩，开放言路，消除疑忌，警惕用兵。太后采纳了他的意见，从此忠诚正直、敢于进言且有声望的士人逐渐得到任用。广义：韩忠彦陈述的四件事，多么切中当时的弊病啊！唉！韩忠彦这样守护家法，那么魏公可以说没有死了。三月，下诏放弃鄯州、湟州，把它们交给吐蕃，并将王赡等人贬逐到岭南。王赡还没有到达，就自杀了。王赡留在鄯州，放纵部下抢掠，羌人众叛亲离。森摩等人联合各族部落谋反，王赡将其击破，全部逮捕斩杀，城中的羌人尸体堆积如山。当初，王赡又劝说各羌族酋长，把所有精壮士兵登记起来，并在他们的手臂上刺字；没有响应的人，沁罗结请求回到本路担任倡导者，王赡答应了他。沁罗结离去后，便聚集数千人，包围邈川，夏人出动十万人帮助他们，城中十分危急。苗履、姚雄率领所部兵马前来救援，包围才得以解除。王赡于是放弃青唐返回，实巴衮和他的儿子希斯罗斯占据了青唐；各羌族又联合军队进攻邈川，王厚也无法支撑。朝廷议论请求连邈川也放弃，认为隆赞是玛尔戬的儿子，于是任命他为鄯州知州，赐名赵怀德。他的弟弟巴尔丕勒鄂丹斡赐名怀义，任湟州同知；加授辖戬怀远军节度使，却把王赡贬到昌化军。王厚贬到贺州，胡宗囘被夺去官职，改任蕲州知州。王赡到达穰县后，上吊而死。发明：鄯州、湟州是吐蕃的旧地，王赡等人凭借大国的兵力，经过百战夺取它们，并不合乎道义。如今徽宗即位之初，正是外族观察宋朝德政的时候；这时放弃鄯州、湟州，把它们划归吐蕃，并将王赡等人贬逐到岭南，正是悔过自新的一项美好举措。大概自杀有两种情况：自杀而不记载，是因为没有特殊缘故，如皇子德昭之类；自杀而记载，是因为有特殊缘故，如王赡之类。看《纲目》这样记载，便可知它显明隐微、依据名分责求实情的用意很深。下诏征求直言。

译因为四月初一应当发生日食，诏令征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鶠上书说：“毁誉，是朝廷的公论。原来被责授朱厓军司户参军的司马光，皇帝身边的人都认为他奸邪，而天下人都说他忠诚。如今宰相章惇，皇帝身边的人都认为他忠诚，而天下人都说他奸邪。这是什么道理呢？乘时机攻击他人，以窃取富贵；窥探隐微、揣摩端倪，以巩固权力和宠幸，这可以称为奸邪。贿赂堆满门户，私人拜谒接连不断；暗中结交不法之徒，秘密联结宫禁中的人，这可以称为奸邪。用奇技淫巧，扰乱君心；用倡优和女色，败坏君德；独自掌握赏罚，报复私人的恩怨，这可以称为奸邪。蒙蔽君主的听闻，排斥正直之人；对含蓄进言的人以讥刺罪名治罪，对直言进谏的人以指斥罪名治罪，以此堵塞天下人的言路，掩盖滔天罪行，这可以称为奸邪。以上这些事情，司马光有吗？章惇有吗？赏罚错乱，处罚过滥，谄媚小人逍遥来往；这样下去国家却不发生混乱，是从来没有过的。小人好比毒蛇蝎子，它们凶狠残忍、危害他人，是出于天性，遇到机会必然发作。天下无事时，不过是残害忠良、破坏善类；到了危急疑惧的时刻，必然会生出反复无常、卖国谋反、跋扈不臣的心。近年来，谏官不议论政治得失，御史不弹劾奸邪，门下省不驳正诏令，大家共同保持沉默，以为这是得计。那些作为君主股肱、耳目，关系到国家治乱安危的官员，却一概如此，陛下即使有尧舜那样的聪明，又让谁来替您进言？又让谁来实行这些意见？四月是阳气极盛、阴气极衰的时候，阴气侵入阳气，所以灾变会很大。希望陛下敬畏天威，听从明白的天命，大振乾纲，明确辨别邪正，那么天意就可以得到解除。至于击鼓、用币、穿素服、撤去乐舞，却没有修养德行、施行善政的实际行动，并不是应对天意的方法。”皇帝看了这篇奏章，认为说得好，任命崔鶠为相州教授。发明：君主的善政不止一种，而敬畏上天、听取言论是其中最大的事情。自元丰八年记载诏令征求直言，到这时已经十五年，仅仅能够再次见到这种举动，大概也很难得。元祐以前，贤德的太后临朝听政，听取言论、采纳劝谏，有值得称道的地方。绍圣以后，哲宗亲自处理政务，忌讳言论、拒绝进谏，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上面不因此征求意见，下面也不因此进言，那么天下人的舌头已经被钳制很久，天下人的忧患也已经受到压制很深了。唯独徽宗能够明白这一点，下诏征求直言；言路一旦开放，万民都会受到鼓舞，那些忠诚劝告、提出善道的人，怎么会舍弃朝廷而到别处去呢？虽然徽宗不能始终如一地实行下去，也可以稍稍舒解多年积累的愤懑罢了。史书特意大书特书，是深深地给予赞许。广义：看崔鶠的言论，直到今天仍然令人凛然起敬，使人敬佩仰慕。他的直言多么正直啊！徽宗刚开始执政，就有这样的臣子，可以说是幸运了。然而不能把他安置在身边以便咨询纳谏，只让他做相州教授，这哪里称得上是因为征求直言而任用人才呢？“昏德”的称号，难道就是从这里开始奠定的吗？召龚夬任殿中侍御史，陈瓘、邹浩任左、右正言。这是韩忠彦等人推荐的。御史中丞安惇说：“重新任用邹浩，恐怕会彰显先帝的过失。”皇帝说：“册立皇后，是大事。御史中丞不进言，邹浩却独自敢于进言，为什么不能重新任用他？”安惇害怕而退下。陈瓘说：“陛下想要开辟正直的道路，采纳邹浩过去的善行；安惇却欺骗、迷惑君主的听闻，图谋放纵自己的私心。如果要明确表示好恶，应当从安惇开始。”于是将安惇调出朝廷，任潭州知州。广义：《易经》说：“无妄卦所说的疾病，不用药也会有喜事。”说的难道就是陈瓘、邹浩二位公吗？下诏准许刘摰、梁焘归葬，并录用、优待他们的子孙。○夏季四月初一，发生日食。○任命韩忠彦为尚书右仆射，兼任中书侍郎。任命李清臣为门下侍郎，蒋之奇为同知枢密院事。○恢复范纯仁等人的官职，把苏轼等人迁往内地州郡。范纯仁当时在永州，皇帝派遣中使赐给他茶和药，并传谕说：“皇帝还在藩邸时，太皇太后在宫中，知道您在先朝议论政事时忠诚正直。如今空出宰相职位等待您，不知道您的眼疾怎么样，用什么医生医治？”范纯仁叩头谢恩。后来他迁居邓州，在途中被授为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乙宫使。制书中说：“难道只是尊重有德者、敬重年长者，以彰显宠爱优待；希望听到正直的议论和高明的谋略，每天听到忠诚的劝告。”范纯仁听到制书后哭着说：“皇帝果然要任用我了，即使死了也还有多余的责任没有尽到。”后来又派中使催促他入朝觐见，范纯仁请求回去养病，皇帝不得已答应了。皇帝每次见到辅臣，都问范纯仁是否平安，并且说：“能见范纯仁一面，我就满足了。”苏轼从昌化迁到廉州，又迁到永州，经过三次赦免，恢复提举玉局观的职务，不久在常州去世。苏轼和弟弟苏辙，以父亲苏洵为老师，写文章如同行云流水，原本没有固定的形式；即使是嬉笑、愤怒、责骂一类的话，也都可以书写、诵读。他从做举子时起，直到出入侍从之列，始终把爱护君主作为根本，提出忠诚规谏和正直议论，保持着挺拔的大节；只是被小人嫉妒憎恶，不能长久留在朝廷。五月，下诏恢复哲宗被废皇后孟氏的元祐皇后名号。起初，哲宗曾经后悔废后之事，叹息说：“章惇败坏了我的名节。”到这时，太后准备恢复孟氏的皇后地位，布衣何文正上书陈述此事，于是下达了这道诏令。孟氏从瑶华宫回到宫禁中居住。发明：徽宗即位五月以来，看《纲目》所记载的事情，例如下诏征求直言，召龚夬为殿中侍御史，陈瓘、邹浩为左、右正言；下诏准许刘摰、梁焘归葬，录用他们的子孙；这里又记载下诏恢复哲宗被废皇后孟氏为元祐皇后，下面还记载追复文彦博等三十三人的官职。凡是前人嫉妒贤人的心思，徽宗一点也没有，难道不可以称为贤明吗？所以《纲目》详尽记载这些事情，是为了表示赞许。唉！假使徽宗能够慎终如始，不再改变初衷，又有布昭圣武、表正万邦的才略，难道不可以成为有宋一代德政兴盛的君主吗？可惜啊！蔡卞获罪被免职。

译蔡卞专门依托绍述之说，对上欺骗天子，对下胁迫同僚。凡是想中伤善类，都秘密构陷、提出建议，然后请皇帝亲自书写批示交给外地执行。章惇虽然是大奸臣，却仍然处在蔡卞的权术之中。章惇轻率而不思考，蔡卞却深沉阻挠、少言寡语；议论事情时，章惇毅然主持，蔡卞有时则闭口不言。当时议论的人认为，章惇的行迹容易看清，蔡卞的内心却难以看见。到这时，龚夬论述章惇、蔡卞的罪恶，大致认为：过去丁谓掌管国政，号称恣意妄为，但也不过陷害一个寇准罢了。到了章惇，故老元辅、侍从、台省的官员，凡是天下所称的贤人，一天之间全都被流放到岭海，这是有宋以来从未听闻的事。当时章惇的威势震动天下，这是陛下亲眼所见的。他擅自制造没有根据的话，罗织悖逆的罪名，因此人人危惧，不能自保，使他们的枯骨含冤于地下，子孙被禁锢在炎热荒远之地。忠臣义士愤懑却不敢说话，天下人因此得以把怨恨归于先帝。他的罪行如此，还等待什么而不依法处以典刑呢？蔡卞事奉皇上不忠，心怀奸邪，深加阻挠；凡是章惇所做的事，大多是蔡卞揭发、推动的。希望陛下采取最公正的处理，公开显示对他的谴责和黜退。诏令尚未答复，台谏官陈师锡、陈次升、陈瓘、任伯雨、张庭坚等极力论述蔡卞的罪行超过章惇，请求依法处以典刑以向天下谢罪。于是将蔡卞调出朝廷，任江宁知府；台谏官不停地弹劾他，于是又以秘书少监的身份分司池州。广义：蔡卞的罪过多得无法尽数诛责，所以削去他的官职并加以记载。说“有罪”，是加重他的罪恶；说“免”，是为了显示当时法度失当，这正是蔡卞的幸运。追复文彦博、王珪、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摰等三十三人的官职。这是听从韩忠彦的建议。六月，邢恕获罪，安置于均州。这是陈瓘论述邢恕伪造、诬陷定策之罪的结果。秋季七月，太后停止听政。○八月，安葬于永泰陵。○九月，章惇获罪，被免职。【章惇任宰相后，专门图谋报复旧怨，援引蔡卞、林希、黄履、来之邵、张商英等人居于要职，担任言官，因此正直之士没有一个能够幸免；被杀者祸及妻子儿女。他屡次制造大案，以防范忠良，天下人都憎恨他。等到他兼任山陵使时，灵舆陷在泥淖中，过了一夜才出发。台谏丰稷、陈次升、龚夬、陈瓘等弹劾他不敬，于是免去其知越州之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广义【蔡卞、章惇的罪恶滔天，史书都写作“有罪免职”，这是没有讨伐贼臣啊。唉！从前丁谓因任山陵使而失败，如今章惇也因任山陵使而失败。奸邪之人的败亡，像是出自同一规律，真是奇怪啊！】冬十月，又任命程颐为西京国子监判监。【程颐接受任命后，立即请假，想拖延时间，借口寻找医生。后来他到职任事，门人尹惇对此深感疑惑。程颐说：“皇上刚刚即位，我首先受到大恩；如果不这样做，又凭什么仰承皇上的恩德呢？”然而我不能出仕，实际上已经决定了。先领取一个月的俸禄，然后就随我的心愿罢了。不久便请求退休。】发明【贤人君子为什么不能容身于昏乱的时代呢？因为他们存心正直光明，处理事情公平，不阿谀奉承以欺骗世人，也不收敛锋芒而与世俗同流合污。君主有过错，就冒犯君主的威严加以劝谏；小人有过失，就把他们放逐驱逐。因此，正如冰与炭彼此相反、薰草与莸草气味不同一样，他们不被罢黜排斥是不会停止的。大体说来，清明太平的时代，阳刚之德正在兴盛，君子就进用而小人退处；昏乱的时代，阴邪之道逐渐增长，小人就进用而君子退处。这本来就是事理和形势的必然。程子因为受到群奸忌恨，不能容于朝廷，幸而正道得以伸张，又被召回任用，大概可以稍稍宣泄天地神人的愤怒了。虽然徽宗昏暗软弱，不能让这种局面善终，但公论难道不会感到稍许快意吗？所以特意大书“复以程颐判西京国子监”，这也是表示改过的文辞。这就是《纲目》扶持天理的深意。】安惇、蹇序辰有罪，除去名籍；将章惇放逐到潭州。【章惇被罢免知越州后，陈瓘等认为处罚太轻，又论奏章惇在绍圣年间设置看详元祐诉理局，凡是对先朝言语有不顺从的，就加以钉足、剥皮、斩颈、割舌等刑罚，残酷苛刻到这种地步。看详官安惇、蹇序辰等，接受大臣的暗示，迎合绍述之意，传达并罗织言语，指为诽谤讥刺，于是使朝廷纷争不断。考察公论，应当依法处刑。于是二人一并除名，放归田里；又贬章惇为武昌节度副使，居住在潭州。】广义【宋朝中叶，造成破坏的事情都是章惇干的。

译史书说：“把章惇放逐到潭州。” 这样难道还算能够抵偿他的罪行吗？】蔡京有罪，免去官职；削去林希的官职，调任知扬州。【侍御史陈师锡上疏说：蔡京、蔡卞共同作恶，迷惑国政，贻误朝廷；而且蔡京喜好大功，日夜结交宦官和外戚，以图获得重用。如果果真任用他，天下的治乱从此就会分开，祖宗的基业也将从此毁坏。龚夬也说：蔡京审理文及甫一案，本来是为了报复私仇，开始诬陷宣仁太后，最后又把罪过归给先帝，必定要灭无辜者的族，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我料想当时一定有案牍章奏，可以看出他锻炼罗织、附会迎合的情状，希望考察验证事实，以正奸臣之罪。这些奏疏都没有得到答复。中丞丰稷从河南被召回，初次入朝奏对时与蔡京相遇，蔡京对他说：“天子从外服召你为中执法，今天一定有高明的议论。”丰稷正色说：“走着瞧就知道了。”这一天他论奏蔡京的奸邪罪状，皇帝仍没有采纳。台谏陈瓘、江公望等相继进言，皇帝也不听。丰稷说：“蔡京在朝，我们还有什么脸面留在这里？”于是再次竭力论奏，皇帝才让他出任知永兴军。进言的人仍不停止，于是又夺去他的职任，使他居住杭州。右司谏陈祐又论奏林希，说他在绍圣初年结党依附权贵，并有起草诏令时丑诋他人的罪过，于是削去端明殿学士，调任知扬州。】发明【徽宗初年施政清明，正直之人逐渐被任用，小人逐渐被斥退，其中有值得称道之处。像蔡卞、邢恕、章惇、安惇、蹇序辰、蔡京、林希这一类人，都是同恶相助，蛀蚀政事，残害百姓；如今他们有的免官，有的安置，有的除名，有的放逐，有的削爵，接连写入史册，这些都是给予他们的惩罚。然而一定写明“有罪”，那么憎恶他们的态度就更加严厉了。】广义【《夬》卦九三爻说：“伤在颧骨，有凶险；独自行走遇到雨，君子决断又决断，若被雨水沾湿而心有怨怒，没有灾咎。”丰稷离开蔡京，正与这句话相应。】任命韩忠彦、曾布为尚书左、右仆射，兼任门下侍郎、中书侍郎。【曾布起初依附章惇，章惇所做的事情，大多是曾布所建议的。等到不能与章惇同在尚书省任职，才开始与其发生分歧。元符年间，章惇因为士人之心不归附自己，想推荐引进名士，并请求为被夺去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人恢复赠谥。曾布认为这样没有益处，加以阻止。他又上奏说，人主掌握权柄不可倒转过来由下者执持；如今从丞弼直到言官，只知道畏惧宰相，不知道畏惧陛下。他的用意大概是想倾倒章惇。后来哲宗去世，这件事才停止。皇帝即位后，锐意图治，延揽进用忠直敢言的人。曾布于是竭力排斥绍圣时期的人而把他们赶走。他拜相后，他的弟弟翰林学士曾肇因避嫌，出任知陈州。曾肇对曾布说：“哥哥如今得到皇帝信任，应当引用善人，辅佐正道，以杜绝章惇、蔡卞重新起用的苗头。然而几个月以来，所谓端正之人和贤良之士，一个接一个离开朝廷；所进用作为辅佐、侍从、台谏的，往往都是从前侍奉章惇、蔡卞的人。一旦形势不同于今日，他们必定首先引用这些人，把这当作巩固地位的计策。想到这里，真令人痛哭。近来皇上的意向已经改变，小人的势力正在增长。这样下去，他们在朝廷上一定会在皇帝面前论说元祐党人，退处时则把元祐党人全部排斥出要路。将来即使章惇、蔡卞没有达到一个蔡京的程度，也足以抵得上两个人，难道能不深思吗？” 曾布不能听从。十一月，下诏改年号。【当时有人议论，认为元祐、绍圣两朝都有过失，想用大公至正的原则消除党争，于是下诏把明年的年号改为建中靖国。由此邪正之人混杂进用。起初，曾布秘密陈述绍述之说，皇帝不能决定，便询问给事中徐勣。徐勣回答说：“圣意莫非是想两方面都保全吗？天下的事情有是有非，朝廷的人有忠有佞。如果不考察事实，只想姑且两方面都保全，臣看不出这样有什么可取之处。”】发明【改年号是通常的礼制，本来不记载；只有失当时才记载。考察分注，记载说当时有人议论元祐、绍圣都有过失，想用大公至正消除党争，于是下诏把明年的年号改为建中靖国。由此邪正之人混杂进用。唉！君子和小人不能同时并立，如今邪正混杂进用，最终必然是君子全部离去、小人独自留下，天下就不可能得到治理。徽宗锐意图治，延揽进用忠直敢言者，而曾布之流却不能辨明是非，秘密陈述绍述之说，使君心受到迷惑扰乱，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可惜啊！所以《纲目》直书于册，正是为了深深讥刺这件事。】任命安焘知枢密院事，黄履免职。○设置《春秋》博士。○任命范纯礼为尚书右丞。○女真攻打阿苏城，攻取了它。《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卷八 《史部，史评类，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卷九 【起于辛巳，即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止于甲午，即宋徽宗政和四年】共十四年。【辛巳】徽宗皇帝建中靖国元年春正月初一，有红色气象横贯天空。【这天夜里，有红气从东北升起，横贯西南，其中夹着白气，白气将要散去时，旁边又有黑色的阴气。右正言任伯雨说：“正月初一是一年的开始，然而红气却在暮夜的幽暗中升起。太阳属阳，夜晚属阴；东南属阳，西北属阴；朝廷属阳，宫禁属阴；君上属阳，臣下属阴；君子属阳，小人属阴。这是宫禁中有人暗中谋划、下属侵犯上位、君子之道消退的征兆。上天之心仁爱，把灾异作为警戒。希望陛下进用忠良，斥退邪佞，端正名分，打击奸恶，使小人不敢产生冒犯君上的念头，那么灾异就可以转变为吉祥了。”】发明【祥瑞，是福气的征兆；妖异，是祸患的萌芽。国家将要兴盛，即使不求祥瑞，祥瑞也会自然产生；国家将要灭亡，即使不想出现妖异，妖异也会自然显现。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和气招来祥瑞，乖戾之气招来异象。此时正值正月初一，红气在夜间升起。任伯雨说“太阳属阳，夜晚属阴；东南属阳，西北属阴；朝廷属阳，宫禁属阴；君上属阳，臣下属阴；君子属阳，小人属阴”，说得好啊！这是宫禁中有人暗中谋划、下属侵犯上位、君子之道消退的征兆。当时中原的政事日益败坏，在位的小人逐渐兴盛，任伯雨的话难道不是明显的验证吗？徽宗如果听从他的话，更加警惕自励，那么天变就可以消除，人心也可以得到安定。可惜他不值得用这些话来劝说，这就是《纲目》记载此事的原因。考察当时的得失，世间治乱就可以由此看出来了。】高平公范纯仁去世。【范纯仁病危时，口述遗表，劝皇帝清心寡欲，约束自己而便利百姓，断绝朋党之论，察明邪正的归属，不要轻易议论边境事务，不要轻易更换、驱逐言官，辨明宣……】【……诬谤，并且说：“我曾经先于天下人忧虑，期望不辜负圣人之学。这是先臣用来教导儿子的，也是微臣借以侍奉君主的道理。”死后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忠宣。范纯仁性情平易宽简，从不以声色威加于人；在道义所在之处，则挺然不屈，丝毫不退让。他曾说：“我一生所学，得到的是‘忠恕’二字，一生都用不尽。”以至于立于朝廷侍奉君主、接待同僚朋友、亲近和睦宗族，从来没有片刻离开这两个字。他常常告诫子弟说：“人即使非常愚笨，责备别人时也显得明察；即使很聪明，宽恕自己时也会昏昧。如果能用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用宽恕自己的心来宽恕别人，就不必担心达不到圣贤的境界。”王偁说：“范纯仁忠厚仁慈宽恕，主持政务治理天下，不刻意澄清，也不随波挠曲。别人无法窥见他的深浅，而他爱君忧国的心，凛然有范仲淹的风范。假使熙宁年间采用他的意见，就不会有元祐改更的祸患；元祐年间实行他的主张，就不会有绍圣党禁的灾祸。孟子说孔子不做太过分的事，在范纯仁身上可以看到了。”】皇太后向氏去世。【谥号钦圣宪肃。】追尊太妃陈氏为钦慈皇后，陪葬于永裕陵。【陈氏是皇帝的生母。】辽耶律洪基去世，孙延禧即位。【辽主在混同江行宫去世，享年七十岁。孙延禧即位，这就是天祚皇帝，改年号为干统。下诏为被耶律伊逊诬陷的人恢复官爵，没收家产的人释放出来，流放的人召还。不久又尊奉他的父亲昭怀太子耶律濬为大孝顺圣皇帝，庙号顺宗；母亲萧氏为贞顺皇后。诛杀耶律伊逊的党羽，把他的子孙迁徙到边地。挖出耶律伊逊、德勒台的坟墓，剖开棺材戮尸，把他们的家属分赐给被杀之家。】二月，贬章惇为雷州司户参军。【任伯雨论奏章惇长期窃取朝廷权柄，迷惑国家、欺罔皇上，毒害流布于士大夫之间。他乘先帝发生变故之机，仓促之间就肆意施展异志。假使他的计谋得以实行，将把陛下和皇太后置于什么地步？如果宽赦而不诛杀他，那么天下的大义就无法彰明，国家的法度也无法树立。臣听北使说，去年辽主正在进食，听说中原贬黜章惇，便放下筷子站起来，连声称善。还说南朝错误地任用了这个人；北使又问，为什么只是这样发遣他？由此看来，不只是孟子所说的“国人都说可以杀”，即使蛮夷之国，也没有不认为他该杀的。任伯雨的奏章上了八次仍未得到答复，等到台谏陈瓘、陈次升等又极力论奏，才贬章惇为雷州司户参军。起初，苏辙被贬到雷州时，不许他占用官舍，于是租住民屋。章惇又以强行夺取民居为由，下令州府追查百姓，后来因为租约明白才停止。到这时，章惇向百姓询问住房，百姓说：“以前苏公来这里，替章丞相办事，拆毁了我家；现在不行了。”后来又迁到睦州，死在那里。起初章惇入相时，他的妻子张氏病重将死，嘱咐他说：“你做了宰相，希望不要报复怨仇。”服丧期满后，章惇对陈瓘说：“悼念亡妻，实在难以承受，怎么办呢？”】陈瓘说：“与其悲伤而没有益处，为什么不想想她临死时的话呢？”章惇无言以对。发明【章惇动摇中宫，祸毒流布海内，即使拔尽头发也不足以数清他的罪行。台谏弹劾他，契丹也议论他。这不只是国人都说可以杀，即使契丹也说他该杀。徽宗确实应当施行天讨，按照王法诛杀他。大恶不诛，就无法惩戒恶人；大善不赏，就无法劝勉善人。为什么在众人多次弹劾之后，只贬他到雷州呢？如此看来，宋朝对于小人为何如此深深吝惜，而对于君子又为何如此迅速抛弃？《纲目》记载“贬章惇”，好像他没有罪一样。宋朝施法过轻，所以史书采用这样的书法，正是为了深深讥刺它。】广义【章惇罪恶滔天，是不可胜数、不可胜诛的人。徽宗一旦听到任伯雨的正直进言，就应当推究实情、定其罪名，明正典刑，使华夏和夷狄都知道这个大奸臣被处死，那样新政就会光明，神人都会喜悦，岂不是伟大吗？为什么任伯雨的奏章上了八次，他还迟疑不决，非要等台谏诸公极力论奏之后，才停止而只是把他贬为雷州司户参军？这足以看出他没有刚强果断的品格，不足以有所作为。史书说：“谨慎对待事情的结局，只在于它的开始。”徽宗难道对此有所不明吗？《纲目》因此在月份上直书并削去他的官职，大概也是代替徽宗行使斧钺吧。】三月，罢免权给事中任伯雨。

译【任伯雨起初任右正言，半年之内共上奏一百零八道。大臣害怕他多言，便让他暂任给事中，并暗中告诉他，只要稍微沉默一些，就可以转为正式任职。任伯雨不听，抗直论奏更加有力。当时曾布想调和元祐、绍圣两派的人，任伯雨说：“人才固然不应当划分党派，但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君子小人混杂并进而能够实现治理的情况。因为君子容易退避，小人难以斥退，二者一同任用，最终必然是君子全部离去、小人独自留下。唐德宗就因此遭到播迁的祸患，建中又是他的年号，不能不引以为戒。”后来他想弹劾曾布，曾布察觉了这件事，便把他调为度支员外郎。】广义【任伯雨刚强坚毅、不屈不挠，是君子；曾布模棱两可、曲意取容，是小人。假使徽宗把任用曾布的心思转来任用任伯雨，那么对于初年施政难道不是很有帮助吗？所以分注记载曾布把任伯雨调为度支员外郎，而纲文把责任归于徽宗，是因为命令出自君主，徽宗不能不承担责任。】夏四月初一，发生日食。○安葬钦圣宪肃皇后。○六月，罢免尚书右丞范纯礼。【当时韩忠彦虽然是首相，但曾布专擅政权，逐渐推行绍述之说，暗示中丞赵挺之排斥攻击元祐诸臣。范纯礼从容地对皇帝说：“近来朝廷的命令，没有不是以元丰为是、以元祐为非的。臣看，神宗立法的本意固然是好的，但官吏推行时有的失当，以致伤害百姓；宣仁太后听取意见，只有一时稍作修饰。这大概是大臣见识有异同，并不一定都怀有邪心、出于私意。如今议论政事的臣子有不得志的，便借此作为口实：认为元丰正确，就想推尊元丰时期的人；认为元祐错误，就想斥退元祐时期的士人。他们的心哪里是在忧虑国事，不过是想快意于私愤、实现奸谋，不能不深加察看。”范纯礼沉着坚毅、刚正不阿，曾布很忌惮他。曾布对驸马都尉王诜说：“皇上想任命你为承旨兼范右丞，这是不可以的。”王诜大怒。适逢先前接待辽使，范纯礼主持宴会；王诜诬告他擅自斥责御名，于是范纯礼被罢免，出任知颍昌府。】广义【范纯礼是大臣，关于他被罢免一事，分注为什么说是诬告呢？因为徽宗初年正是君子小人一同进用的时候，难道真有邪正可以并立吗？何况范公每天侍奉徽宗，却不能预先看清他的真实为人，世人所说的“二防见防”，范公对此难道没有惭愧吗？】罢免左司谏江公望。【此前，江公望上疏进谏说：“自从先帝有意继承并实行神宗的政事以来，辅政却没有用对人，把讨好自己当作同心，把忠于君主当作异心。借助权势来满足私怨，使天下骚动不安，哲宗不能尽行继承先帝事业的美意。元祐时期的人才，都是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培养出来的余绪；遭到绍圣年间放逐之后，幸存的人已经不多了。神宗和元祐群臣之间，原先并没有射中衣带钩、斩断衣袖那样的旧怨。先帝却相信仇人而贬黜他们，陛下如果以恢复元祐为名，必然会有人拿元丰、绍圣来与之对立。有了对立，争斗就会兴起；争斗兴起，党争就会重新建立。陛下改元的诏书，也说‘思考建立皇极，端正好恶来昭示众人’，这是根据中和之道来建立政事。皇天后土实在听到了这些话。如今如果改变它，将如何面对皇天后土呢？”皇帝曾把这篇奏疏给范纯礼看，范纯礼称赞它。于是请求晋升江公望，以此劝勉后来的人。御史台奏报蔡王府相互告发，有涉及蔡王的不逊之语，江公望请求不要凭没有根据的话加罪于至亲，于是因此获罪被罢免。】秋七月，免去安焘的职务，任命蒋之奇为知枢密院事，章楶为同知枢密院事，陆佃为尚书右丞。○冬十月，李清臣被免职。【李清臣与韩忠彦有姻亲交情，韩忠彦只听从他的意见；范纯礼被罢免，也是李清臣谋划的。到这时，李清臣因触犯曾布而被免职。】罢免代理给事中陈瓘。【陈瓘议论公平持正，致力于顾全大体，不拿琐碎事情作为借口，也从未提及别人隐蔽不明的过失。到他代理给事中时，曾布派使者告诉他将要正式任用他，陈瓘对儿子陈正汇说：“我与丞相议事大多意见不合，如今这样做，是想用官爵来诱惑我。如果接受他的推荐，以后又与他意见不同，那么公义和私恩两方面都会感到惭愧。我有一封书信论说他的过失，将要把它投递上去，以决定我的去留，你替我把它写好。”第二天，陈瓘拿着信进入尚书省，曾布派几个人邀请他相见。刚一入席，陈瓘便立即拿出书信。曾布大怒，与他争辩了很久，直到箕踞而坐、出言辱骂。陈瓘脸色不变，慢慢起身说：“刚才所论说的是国家政事的是非，其中自有公议，您不可以突然失去对待士人的礼节。”曾布惊惧而改变脸色，过了两夜才把事情公布出去。陈瓘出知泰州。】发明【朝廷内部任用君子、排斥小人，是为了防患；内部任用小人、排斥君子，就会形成否塞。如果君子小人混杂相处，就是贤者与不肖者各走各的道路，也难以治理。因为君子容易退让，小人却难以退去。二者同时任用，最终君子全部离去，小人独自留下。然而治理天下，就像人的身体一样：气血周流就能生存，气血壅塞闭滞就会死亡。君主如同骨肉，臣下如同气血。任伯雨、江公望因论事切直，触犯曾布而被罢官；范纯礼、陈瓘也因言事刚直，触犯曾布而被降职。这说明小人又开始强盛，君子又开始衰微了。天下怎么能够得到安定治理呢？这就是君子为徽宗深深惋惜的原因。详细写入史册，其中的意义自然会显现。】广义【一年之内罢免两名代理给事中、一名右丞、一名司谏，又重新召回一个大奸臣担任翰林学士，这样看来，徽宗初年政治的过失，大概已经可以看到了。】十一月，任命陆佃、温益为尚书左右丞。【温益起初任知潭州，凡是被放逐的臣僚在他的辖境内，如邹浩、范纯仁、刘奉世、韩川、吕希纯、吕陶等人，大都受到他的侵扰困辱，掌权者因此很满意。】重新召蔡京为翰林学士承旨。

译【供奉官童贯性情机巧谄媚，善于揣测君主细微的意旨，总是在事情发生前顺从承应，因此得到宠幸。等到他前往三吴访求书画奇巧之物，在杭州停留了几个月，蔡京与他交结，昼夜不离。凡是蔡京所绘的屏障、扇带之类，童贯每天都送入宫禁，并且把言语和奏论附带传到皇帝那里。因此皇帝开始有意任用蔡京。左阶道录徐知常凭借符水出入元符皇后的住所。太学博士范致虚与徐知常交情深厚，便推荐蔡京有宰相之才。徐知常入宫进言，宫妾和宦官于是众口一词称誉蔡京，蔡京便被起用为知定州，改任知大名府。韩忠彦与曾布关系恶化，曾布谋划引蔡京来帮助自己，于是召蔡京为翰林学士承旨。】发明【《三家易》以履霜来作为将有坚冰的警戒，大概任何事情都应在细微之处谨慎；细微处不谨慎，发展壮大后就难以控制。所以履霜之时，虽然还没有到结成坚冰的时候，圣人却认为坚冰即将到来。那么在事物的苗头和细微征兆之际，难道不是圣人最谨慎的地方吗？司马温公说：‘世道的治乱，人的穷通，事情的成败，不可以凭力量强求，也不可以用术数求得，只在于是否遇到时机罢了。’舜遇到尧，于是五典得以推行，百官得以按时整治；禹、稷、皋陶遇到舜，于是六府三事确实得到治理，土地平整，天时成功。】唉！自从蔡京被进用以后，君主的心志渐渐骄纵，正直之人渐渐被排斥，小人渐渐兴盛，无益的事情渐渐兴起。由小人所进用的事物，即使开始很微小，造成的祸害也极大。遍观自古以来继承帝位的君主，没有不是因君子而成功、因小人而失败的。所以《尚书》说：‘君主不要让巧辩之言扰乱原有的政事。’《周易》说：‘小人不可任用，否则必然扰乱国家。’ 《论语》说：‘要远离谄佞之人。’ 古代圣人反复把小人作为警戒对象，那么他们对后世的教诲，也实在深切了。《纲目》在蔡京重新被召回时特意写入史册，大概也是履霜将至坚冰的意思吧。】广义【翰林院应当由有资望的儒者担任，这是祖宗留下的训诫。蔡京是奸险之徒的首领，怎么可以居于此职？何况翰林院是文苑中清高的地方，怎么可以让受到宦官、宫妾称誉的人担任这种职务呢？徽宗的见识如此，后来把自己置身于沙漠之中，又还能责怪谁呢？】再次下诏改年号。【曾布主张继承并恢复神宗的政事，请求把明年的年号改为崇宁。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发明【说“再次下诏”，是说事情已经严重到了极点。哲宗时期，曾布上疏请求恢复先帝的政事，于是改绍圣年号为绍述。这里也是曾布主张绍述，于是改年号为崇宁。这样看来，曾布不过是一个小人，却使两朝天子都受到他的影响。曾布的罪过，难道杀戮得尽吗？直书于史册，是对他的深深讥刺。】任命邓洵武为给事中兼侍讲。【邓洵武任起居郎时，曾因应对皇帝而说：“陛下是神宗的儿子，如今的宰相韩忠彦是韩琦的儿子。神宗实行新法以利于百姓，韩琦曾经议论新法不对。如今韩忠彦改变神宗的法度，这就是韩忠彦能够继承父亲的志向，而陛下却不能。陛下如果一定要继承先志、述行先业，非任用蔡京不可。”他又说：“陛下正在绍述先帝的志向，群臣中却没有帮助您的人。”于是制作《爱莫助之图》献给皇帝。图式如同史书的纪年表，横向列为七层，分成左右两边。左边题作“元丰”，右边题作“元祐”，从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各列一层。左边排列赞助绍述的人，执政中只有温益一人，其余不过三四人，如赵挺之、范致虚、王能甫、钱遹之类而已。右边排列全朝的辅相、公卿和百官，人数以百计。皇帝把图拿给曾布看，并揭去左边的一姓名字。曾布请求知道是谁，皇帝说：“是蔡京。”邓洵武说：“如果不任用这个人，就不能因为他与您意见不同而排除他，所以我把他的姓名删去了。”曾布说：“邓洵武既然与我的意见不同，我怎么敢与他商议？”第二天，皇

译帝改交给温益办理，温益欣然奉行，请求任用蔡京为宰相，并登记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 于是善良之人都不被容纳，皇帝也决意任命蔡京为宰相了。于是晋升邓洵武为中书舍人、给事中兼侍讲。广义【徽宗想任命蔡京为宰相，心意已经有十分之八九；又得到一篇由丑类无耻之徒写成的奏疏。这就好比给火上浇油，给沸汤添柴。即使有龙逢、比干这样的忠臣，也对事情没有益处。宋室不能振兴，难道没有原因吗？】罢免礼部尚书丰稷，恢复蔡卞、邢恕、吕嘉问、安惇、蹇序辰等人的官职。【丰稷起初从河南入朝应对皇帝，论奏罢免蔡京；又想率领台属论奏曾布。曾布察觉后，升任丰稷为尚书，并让王觌代替他担任中丞。丰稷多次因论事触犯权贵近臣，大多以崇尚节俭、爱护百姓为言；对于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更是反复深入地论说。到这时，他出任知苏州。】发明【唉！徽宗到这时渐渐不能善终了。要观察他的政事得失，先要看他用人是否贤能。君主任用贤人，政事就会平和，天下就能治理；君主任用不肖之人，政事就会错乱，天下就会混乱。所以孟子说：‘国君进用贤人，好像不得不这样做。’丰稷因为正直而被罢职，蔡卞等人因为奸邪而恢复官职，这就是泾渭不分，是非没有区别。即使拥有天下，也不可能长久安坐其上。《纲目》列举此事而】【特意写入史册，那么其中褒贬取舍的意思，也就深切而明显了。】【壬午】崇宁元年春，正月，河东发生地震。【太原等十一郡发生地震，连续十多天昼夜不停，毁坏城墙、房屋，人员和牲畜死亡的很多。】发明【大地属于阴性之物，小人属于阴类。大地应当安静，却发生震动，这就是阴气强盛、阳气衰微，下位冒犯上位的征兆。当时群阴逐渐增长，小人充满朝廷，灾异的到来是必然的。张氏说：周宣王是周朝盛世的君主，遇到灾害便恐惧，反躬自省、修养德行；宋景公是小国的君主，反省自身、修养德行，荧惑星也因此退避。这些都是因恐惧而修身反省的人。如今太原等十一郡发生地震，连续十多天昼夜不停，其异常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宋朝君臣却还没有看见他们反省自责的实际行动，上下安然自若，毫不感到恐惧，难道不令人深为惋惜吗？特意写入史册，是为了留下深切的警戒。】二月，太妃朱氏去世，谥号为钦成皇后，陪葬于永裕陵。【她是哲宗的生母。】三月，命宦官童贯在苏州、杭州督造御用器物。【童贯在苏州、杭州设置机构，制造器用，把各种技巧都发挥到了极致。象牙、兽角、犀角、玉石，金银、竹藤，装饰、绘画、裱糊、涂饰，雕刻、织绣，各种工匠每天役使数千人；所需的材料物资，全都摊派给百姓，百姓的力量因此受到严重困乏。】发明【慎重地完成事情，首先要谨慎开始，是明智君王所遵循的原则；闭塞邪念、保存真诚，是圣人所谨慎的事情。大概没有比人心更难控制的，也没有比私欲更难遏制的。因此古代圣贤都在欲望尚未萌发时防止它，在私心将要发动时禁止它。孔子告诫颜渊说：‘不合礼的不要看，不合礼的不要听，不合礼的不要说，不合礼的不要做。’曾子解释经文说：‘这就是说修养自身，先要端正内心。’古代圣贤兢兢业业，本来没有片刻不戒慎恐惧的。为什么呢？欲望一旦萌发，最终必然会放纵于邪僻奢侈之事，没有什么不去做的。所以纣王制作象牙筷子，箕子便知道他一定会骄纵奢侈。徽宗初年的政治还清明，到这时却受到蛊惑，于是命宦官在苏州、杭州制造器物。唉，见识浅陋啊！天子的器用自有常制，为什么还要把技巧发挥到极致呢？御用器物制造以后，搜求花石、禽鸟和玩物的事情便兴起；搜求花石禽玩兴起以后，慕道、穷兵等事情也相继发生。由此小人专擅权力，朝廷纲纪日益紊乱，天下大乱，逐渐不能支撑。君主一个念头的偏差，其后续祸害竟会达到如此地步。所以拥有天下的人，应当在细微之处谨慎。《纲目》特意写在这里，一是为了说明任用童贯的

译广义【这是决定政治治乱的关键，也是关系国家兴亡的枢纽。假使徽宗不任用曾布而任用韩忠彦，那么宋金之祸又从哪里发生呢？】再次追贬司马光等四十四人的官职。【吴材、王能甫等人又提出元祐党籍，以此排斥众贤。谏议大夫彭汝霖说：“这些人的罪状在绍圣年间已经贬黜削夺，案籍都在，只需依据它办理，不必等到有人指名弹劾。”于是司马光、文彦博等四十四人又分别受到贬官、夺官等处分。】诏令把元祐、元符党人登记在籍，陆佃被罢免。【诏令规定，元祐以及元符末年以来被责罚降职的人，除韩忠彦曾任宰相、安焘曾任执政、王觌和丰稷现任侍从官外，苏辙、范纯礼、刘奉世、范纯粹、刘安世、贾易、吕希纯、张舜民、陈次升、韩川、吕仲甫、张耒、欧阳棐、吕希哲、刘唐老、吴安诗、黄庭坚、黄隐、毕仲游、常安民、刘当时、孔平仲、徐常、王巩、张保原、晁补之、商倚、张庭坚、谢良佐、韩防、马琮、陈彦默、李祉、陈祐、任伯雨、陈郛、朱光裔、苏嘉、郑侠、刘昱、鲁君贶、陈瓘、龚夬、汪衍、余爽、汤馘、程颐、朱光庭、张巽、张士良、曾焘、赵约、谭扆、杨偁、陈侚、张琳、裴彦臣，共五十多人，一律命三省登记，不得在京城任职。又诏令司马光等二十一人的子弟不得在京师任官。陆佃与曾布结交，但持论接近宽恕，常想参用元祐人才，尤其厌恶奔走钻营。他曾说：‘人才彼此没有太大的差别，应当按照资历次序逐步进用；稍微放缓一些，士人就会知道自重了。’ 他又说：‘如今天下的形势像一个大病初愈的人，应当用药物和饮食加以辅助调养，等到它安定平稳；如果轻率地进行变更改革，就等于是让病人骑马射箭。’监察御史请求进一步惩治元祐余党，陆佃对皇帝说：‘不应当穷尽追究。’于是皇帝下诏说：‘元祐诸臣都已经削夺官秩，从今以后不再追问，言官也不要随意再提。’诏书张贴在朝堂上，言官因此弹劾陆佃，说他名列党籍却不愿穷究，只是担心祸及自身罢了。于是陆佃被罢免，出任知亳州，后来去世。】发明【党人的祸害由来已久。汉朝设置党锢之后，正直之士遭到排斥；唐朝设置党禁之后，君子隐伏不出。然而这些都不过经历几代，天下便随之灭亡，为什么呢？因为正直之人是国家的元气；元气被阻遏断绝，国家能够长久吗？宋朝自仁宗宝元元年起，诏书中告诫百官不要结党；庆历四年，诏书中告诫不要因党争而互相攻讦。它的端绪虽起于仁宗，但也是告诫他们，并不是要把他们登记为党人。徽宗即位才两年，就上书再次追贬司马光等四十四人的官职，又下诏把元祐、元符党人登记在籍，那么他受小人迷惑、逐渐不能善终的意图，就可以看出来了。天下怎么能够因此得到治理呢？当时群奸肆意作恶，没有人敢过问。只有陆佃说了一句话来挽救它，使祸害稍稍停息。他触犯了朋党邪佞之人，终于被罢免外放，难道不可惜吗？《纲目》把这些事详尽写入史册，是为了深深讥刺这种行为。】任命许将、温益为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任命蔡京、赵挺之为尚书左右丞。【蔡京一向与屯田员外郎孙鼛友善。孙鼛曾说：‘蔡京是贵人，但才干不能胜过德行，恐怕会给天下带来忧患。’到这时，蔡京对他说：‘如果我被天子任用，希望你帮助我。’孙鼛说：‘您如果真能谨守祖宗的法度，以正直的言论辅佐君主，以节俭示范百官，并且绝口不谈用兵，天下就大为幸运了。’蔡京默然不语。赵挺之起初任德州通判，为迎合当时宰相的意旨，推行市易法。等到他被召试任馆职时，学士苏轼说他是聚敛财物的小人，学问品行都没有可取之处，怎么能担任这种职务？赵挺之对此深为记恨。等他拜任御史中丞后，便与曾布结党，提出绍述，排斥攻击元祐诸贤，因此升入执政之列。】闰六月，曾布被免职。【曾布与蔡京一向有矛盾，议事时多不相合。御史台曾布拟议让女婿的父亲陈佑甫担任户部侍郎，蔡京说曾布偏袒自己的亲属。曾布愤怒地与他争辩，过了很久，声音和脸色都严厉起来。温益斥责他说：“曾布在皇帝面前，怎么能失去礼节？”皇帝对此不高兴。殿中侍御史钱遹说：“曾布援引元祐的奸党，排挤绍圣的忠贤。”于是曾布请求罢职，出任知润州。】广义【曾布与蔡京同属一个奸党，本应像鱼和水一样相合，为什么却像冰炭一样不容呢？唉！一句话不合，就互相施加怒气，这正是小人的情状。圣人说：‘君子和谐却不盲目相同，小人表面相同却不能和谐。’确实如此！《纲目》严于除去恶人，所以对于曾布，不仅记载他在闰六月被免职，而且又不称‘罢’而称‘免’，以表示贬斥。】秋七月，任命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诏令下达这天，赐他在延和殿入座，命令他说：“神宗创立法令制度，先帝继承实行，却两次遭到变更，国家大政尚未确定。我想继承父兄的志向，卿有什么教导我的？”京叩头谢恩说：“我怎敢不竭尽死力……” 宰相辅佐上天治理天下，统率百官，不能任用不合适的人。商高宗命傅说说：“治理河川要用舟楫，大旱时要降甘霖，调和羹汤要用盐和梅。”陈平回答汉文帝说：“宰相辅佐天子，调理阴阳，使万物顺遂，安抚四方夷族。”宰相之道关系到君德的成败，所以选任必须精审，绝不敢轻忽。蔡京以翰林学士承旨起用，不久任尚书左丞，没过多久又升为右相。这不过像鼎卦九四爻所说的情形罢了，怎么能避免折断鼎足、倾覆鼎中食物的凶祸呢？《系辞》说：“德行浅薄却地位尊贵，才智短小却谋划大事，力量微薄却承担重任，很少有不遭祸患的。”从此他又从右宰相越级拜为左宰相，得到君主的专宠到了这种程度，功业却低劣到这种程度。君主的心越来越骄纵，天下也越来越混乱，难道不是非常可惜吗？《纲目》记载此事却不加贬斥之词，正是用这种方式对他作了深重的贬斥。禁止元祐时期的法令，在尚书都省设置讲议司。蔡京原本是被逐出的臣子，一旦得志，天下人都拭目以待。他表面上奉行绍述之名，暗中却借此控制天子。他援用熙宁年间条例司的旧例，在尚书都省设置讲议司，自己担任提举讲议。把熙宁、元丰年间已经实行的法令，以及神宗想做却未能抽暇实行的事情，任用他的党羽吴居厚、王汉之等十多人担任属官。凡政事中的大事，如宗室、冗官、国家财用、商旅、盐泽、赋税调发、尹牧等，每一项都由三人主管。所有措施都从这里制定出来，于是法制屡屡变更，毫无常规。

译唉！汴宋的祸乱，开始于神宗、王安石，结束于徽宗、蔡京。君子推究情由、判定罪责，不应把神宗、王安石排在徽宗、蔡京之下。章楶被罢免。又罢去《春秋》博士。八月，诏令天下兴办学校，贡士在都城南面修建辟雍。蔡京请求兴办学校、选贡士：县学生经过选考，升入州学；州学生每三年贡入太学；考试分为三等，列入上等的补为上舍生，列入中等的补为内舍生，列入下等的进入下舍，其他人居于外舍。各州、军的解额各取三分之一充作贡额。蔡京又请求修建外学，于是诏令在京城南门外营建，赐名“辟雍”。外圆内方，建有房屋一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学专门安置上舍生和内舍生，外学则安置外舍生。士人刚刚贡入时…… 到达后，都进入外学；经过经学考试，补入上舍或内舍，才可以进太学居住。太学外舍生也命令迁出，居住到外学。于是上舍生增至二百人，内舍生六百人，外舍生三千人。吕氏说：汉、唐时期的小人容易看清，宋朝的小人却难以看清。自古小人误国的手段，不外乎聚敛财物、严刑峻法、动用兵力；而宋朝被称为小人的人，从王钦若、丁谓开始。然而王钦若曾请求免除拖欠的赋税债务、释放被拘押的囚犯，丁谓曾请求停止用兵、安抚蛮夷。如今蔡京入相，请求兴办学校、选贡士。回头看王钦若、丁谓，前后做法如出一辙，这同君子处理政事又有什么不同？可惜他进入政府之后，患得患失之心产生，于是改变节操和行为。所以说：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平居时像忠信之人，做事时像廉洁之人，却始终仍是小人。然而，兴办学校、修建辟雍，本来是好事；在贬斥正直之士以后才做这件事，正是借此讥讽他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大抵设置学校，无非是为了阐明人伦、辨别邪正、区分善恶，使它成为以礼义为先的地方。如今蔡京凭奸邪欺骗君主，凭邪说伤害正道，凭恶行凌辱善人。凡是常人不肯做的事，蔡京全都做了。然而他兴建学校，正是暗中做不善之事，表面上却想用它来掩盖。读书人若按照他的用意来推究其志向，就像看见了他的肺肝一样清楚。任命赵挺之、张商英为尚书左右丞。张商英任中书舍人时所作的谢表，历数斥责元祐诸贤；等到任翰林学士，又起草蔡京拜相的制书，对他极力褒美，所以蔡京引荐了他。史书说：“任命赵挺之、张商英为尚书左右丞。”分注说：“蔡京引荐了他们；但纲文似乎没有把他们列为蔡京党羽，责任在徽宗。” 又命令进士兼试律科。又恢复绍圣年间的役法。九月，在端礼门立党人碑。登记元符末年上书的人，区分邪正等级，分别贬黜或升迁。当时，元祐、元符末年间，群贤中被贬谪、逃窜、死亡、流放的已经差不多尽了，蔡京仍不满意，于是和他的门客强浚明、叶梦得，把宰执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刘挚、范纯仁、韩忠彦、王珪、梁焘、王岩叟、王存、郑雍、傅尧俞、赵瞻、韩维、孙固、范百禄、胡宗愈、李清臣、苏辙、刘奉世、范纯礼、安焘、陆佃，曾任侍制以上官的苏轼、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孙觉、鲜于侁、贾易、邹浩等，其他官员程颐、秦观、张耒、晁补之、黄庭坚、孔平仲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共一百二十人，登记为“奸党”，把他们的罪状刻在端礼门，请求皇帝亲笔书写。蔡京等又请求诏令登记元符末年因日食求言的奏章以及论述熙宁、绍圣政事的人，交给中书省评定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于是钟世美以下四十一人列入正等，全都加以表彰提拔；邓考甫以下五百多人列入邪等，分别降职责罚。又诏令被降职责罚的人不得同州居住。考察元符三年夏四月丁酉朔发生的日食灾变。当时上书的人中有崔鶠，极力论说章惇的罪恶。后来又有陈师锡、龚夬、丰稷、陈瓘、江公望等人，相继论说蔡京的奸邪。因此蔡京获罪，被免去官职。到这时又立党人碑、登记党人，是因为元符末年上书的人追恨这些官员的缘故。唉！蔡京这样做，固然不足以损害那些人的声誉，却正好加重了自己的罪过。

译《尚书》说：“制造虚伪，内心劳苦，日益笨拙。” 说的就是蔡京。冬十月，蒋之奇被罢免。又废黜元祐皇后孟氏，贬降韩忠彦等人的官职，把丰稷、陈瓘等人流放到远州。当时，元符皇后宫中的宦官郝随暗示蔡京再次废黜元祐皇后，蔡京还没有找到机会。后来昌州判官冯澥上书，论说恢复皇后名号是不对的；于是御史中丞钱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肤接连上章，论说韩忠彦等人凭一介布衣的诳言，提出恢复瑶华宫废后，迎合流俗的虚假美名。当时舆论本来已经十分汹汹，以至于疏远的小臣也到宫阙上书，言辞忠义激切，可见天下的公论了。希望询问考察大臣，以大义作出裁断，不要受流俗的邪说牵累圣朝。蔡京和许将、温益、赵挺之、张商英都支持台臣的说法，皇帝不得已听从了他们。诏令取消元祐皇后的名号，让她重新居住在瑶华宫，并追究元符末年议论恢复皇后名号的人；宰臣韩忠彦、曾布被降官，李清臣被追贬为雷州司户参军。黄履以祁州团练副使的身份安置，翰林学士曾肇、御史中丞丰稷、谏臣陈瓘、龚夬等十七人安置到远州。提升冯澥为鸿胪寺主簿。“复废”是很重的措辞。孟氏是哲宗的皇后、徽宗的嫂嫂，何况她曾经母仪天下。哲宗以不合义理的理由废黜她，她含愤已久；徽宗已经知道她被废是冤枉的，于是恢复了她的皇后名号。这是万世公认的道理。如今因为奸党的话，竟然再次举行废黜她的典礼，正乱了名分，难道有臣下废黜君主、叔父废黜嫂嫂的道理吗？韩忠彦等人被废黜已经很久，这次因为主持恢复孟后名号，又被贬官；孟后仍遭流放。唉！正道不能施行，邪说便更加横行，天…… 下从此多事了。像徽宗这样的人，究竟凭什么能够作为百王的师表呢？按照事实直书，意义自然显现。考察此事：哲宗是神宗的嫡子，徽宗是神宗的庶子。当时神宗的庶子很多，而徽宗排行第十三。哲宗因为没有子嗣，所以把帝位传给徽宗。这样，徽宗是从哲宗那里接受天下的；既然天下是从哲宗那里接受的，那么哲宗就是徽宗的父亲，孟后就是他的母亲。何况孟后被废，确实没有罪，天下人都为她鸣冤，忠臣也为她救援。如今徽宗只听信谗贼的话，又把她废黜，那么徽宗就是一个没有母亲的人了。唉！禽兽尚且有母亲，哪里有身为中国之主，反而连禽兽都不如的道理呢？由此可知，当时天地鬼神交相愤怒，而暗中保佑金人强盛，并借金人之手实现这一点，从道理上说也许确实如此。任命蔡卞主持枢密院事务。辽国将领萧哈里叛乱，女真部节度使英格出兵击杀了他。萧哈里背叛辽国，逃入女真。阿克展部派族人额特埒到生女真，约定共同起兵。英格抓住了他。辽主命令英格讨伐哈里。英格招募士兵，得到一千多人。他的侄子阿古逹说：“有了这样的甲兵，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图谋呢？”于是进驻混同水。原先女真的甲兵从来没有满一千人。等到与哈里相遇时，追击哈里的辽兵有几千人，却不能取胜。英格对辽将说：“你退去军队，我来独自擒取哈里。”辽将答应了。英格派…… 阿古逹同哈里交战，哈里被流箭射中，坠下马来，阿古逹抓住他并杀了他，乘势大败他的党羽。把哈里的首级装入匣中，献给辽国，辽主非常高兴，赏赐加倍。从此英格知道辽兵容易对付，便更加放纵自恣。不久，英格去世，他的侄子乌雅舒继承了职位。辽国开始衰弱时萧哈里叛乱，金国开始衰弱时英格却能讨伐叛臣，由此可以看出上天意旨的向背，扶植谁、倾覆谁，必然有其道理。十二月，追赐谥号给哲宗之子荗为献愍太子，把邹浩流放到昭州。起初，邹浩从新州被召入朝应对，皇帝首先谈到劝谏立皇后的事情，接连多次赞叹他，并问谏章草稿在哪里。邹浩回答说：“已经烧掉了。”退朝后告诉陈瓘，陈瓘说：“祸患恐怕就在这里吧？以后奸人若凭空拿出一封奏章，就无法辨明真伪了。”蔡京掌权后，便让他的党羽伪造邹浩的奏疏，写有“刘皇后杀死卓氏，夺取她的儿子作为自己的亲生子，欺骗人还可以，怎么能欺骗上天呢？”等话。皇帝下诏公布这件事，于是追册荗为太子，把邹浩流放到昭州。小人愚弄君主，实在太厉害了！当时正直之士提出可行意见、纠正错误，一概被指为邪说；即使极细微的事情，也无不被全部罗织出来，用来诬陷善良的人，祸患惨重。邹浩劝谏册立刘皇后，按道理本来就是应当的；蔡京憎恶邹浩，便伪造奏疏，罗织他的罪名，于是把他流放到昭州。可见小人有恩必报、有怨必偿的旧态一向如此。如今从蔡京陷害邹浩这件事看，更加可以证明这一点。史书直书此事，不再另外贬斥，而其意义自然显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小人总是寻找机会和空隙来中伤善类，他们的心思无时无刻不在这上面。蔡京这个奸贼陷害邹浩，果然如陈瓘所料，真是可怕！君子防备小人，也不能过于疏忽。癸未二年春，正月，把任伯雨等十二人安置到远州。蔡京、蔡卞怨恨元符末年台谏官的议论，已经全都借党争之事加以陷害；同日贬谪流放任伯雨到昌化军、陈瓘到廉州、龚夬到化州、陈次升到循…… 州，陈师锡到郴州，陈祐到澧州，李深到复州，江公望到南安军，常安民到温州，张舜民到商州，马涓到吉州，丰稷到台州。起初蔡京任四川主帅时，张庭坚在他的幕府；蔡京入相后，想引荐张庭坚来帮助自己，张庭坚不肯，蔡京因此怨恨他。到这时，张庭坚也被编管到象州。凡是记载安置官员的条文，没有不说明缘故的；不说明缘故，是因为没有缘故。考察分注，蔡京、蔡卞怨恨元符末年台谏官的议论，已经都借党争之事加以陷害，同一天贬谪流放，这说的是什么呢？朱子说：小人作恶，千头万绪；他们可恶的地方，不只是嫉妒这一件事。仁人不深恶他们，却唯独对这一点深恶，是因为他们憎恶善人，使百姓不能受到善人的恩泽，而祸患流传长久，直到后世仍未停止。当时的正直之士，任凭他们罗织罪名，全部被陷入罪网，相继贬谪流放，死亡殆尽，真可悲啊！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形势无法支撑，这是谁的过错呢？是小人的过错。所以《纲目》一书再次记载此事，大概也是有伤时感慨的意思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诚州、徽州的蛮族献纳土地归附，舒亶加官为龙图阁待制。

译舒亶任南康军知军时，辰溪蛮族叛乱；蔡京让他任荆南知府，以便开拓边疆。到这时，舒亶上奏说，诚州、徽州的知州杨晟臻等二千多人都献纳土地归附。诏令加舒亶为待制，群臣上表祝贺。不久，两路获得曲赦，改诚州为靖州，改徽州为莳竹县。蛮夷献纳土地，舒亶便加官，由此可以看出徽宗好胜、喜好功名的心态，怎么能够长久而不发生祸乱呢？《纲目》特意记载此事，大概是为了表示鄙薄。温益去世。温益做官，从卑微做到显达，没有一点善行值得记载。至于他的狡猾诡诈、善于逢迎附会，大概是天性如此。任命蔡京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二月，尊奉元符皇后刘氏为皇太后。宫名为崇恩。恢复茶叶专卖法。茶叶自嘉祐年间实行通商以来，熙宁年间李稷提举成都茶场，逐渐恢复专卖法，茶利又归于官府。到这时，蔡京请求荆湖、江淮、两浙、福建七路所产的茶叶全部恢复旧日禁榷，由官府专卖收购，不再向百姓征取。就在产茶的州郡，按照各地设置茶场，申明禁止商人和园户私自交易；诏令同意了。三月，诏令党人的子弟不得到宫阙之下。那些因趋附党人而被罢职居外、指名请求差遣，以及获罪而停职或替换的臣僚，也一律如此。不久又诏令：元符末年上书的进士中充任三舍生的，罢职遣归；凡以元祐学术聚集门徒传授的，监司一经察觉，必定惩罚，绝不赦免。元祐上书者中列为邪等的人，也不得到京师。分注说：禁止元祐学术。元祐学术中，有些是儿童、仆役都知道的；有些是先帝诵读其文章并提拔任用的；有些人担任讲官，主张君主亲近贤士大夫而远离宦官宫妾。凡属这一类，都是正当的学术，因此施用于政事，无往而不善。只是触犯了王安石的奸邪，所以各自遭到流放贬逐。唉！元祐学术，难道只是对宋朝有益吗？如果有圣王兴起，一定会从这些君子身上取法。它对宋朝有什么负罪，竟要这样铲除、整治、扬弃呢？观察他们禁止元祐学术，就知道凡是不属于元祐学术的公平正大之道，都会一概采用，于是放纵情欲，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徽宗最终流离播迁，这不也是他自己招来的祸患吗？在集英殿考校进士。当时李阶是礼部进士第一名。李阶是李深之子，也是陈瓘的外甥。他本来是特奏名，安忱在殿试对策中说：“假如党人的儿子李阶成为南宫第一名，便无法向天下人交代。”于是剥夺李阶的出身，赐给安忱进士及第。安忱是章惇的哥哥。又黄定等十八人都被列为上书邪等，皇帝亲临殿前召见他们，对他们说：“你们攻击我的过错可以，但神宗、哲宗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也一并黜退了他们。史书只记载考校进士，却不说谁被录取。当时中选的李阶、黄定等十八人，也是一时之士；但全都不记载，是因为他们既被列为上书邪等，便弃置不用，于是其余的人也只略加记载，以表示不满之意。唉！考校士人本来是为了等待非凡的人才，可非凡的人才反而因此遭到排斥贬黜。这样策试士人，究竟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唉！听说众人聚集之处，正是公论所在。当时举行廷试，群贤全都到来，国家的议论还有比这里更公正的吗？然而既然已经赐他们及第，蔡京却又追查他们过去上书属于正等还是邪等，分别升降，这是什么缘故呢？考察他的心术，无非是想让新进之士依附自己罢了。唉！蔡京虽然一时得逞了奸计，万世的公论，他难道能够逃脱吗？夏四月，诏令毁掉司马光等人在景灵宫的画像。【司马光以及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刘挚、范百禄、梁焘、郑雍、赵瞻、王岩叟，共十人。当时又下诏毁掉范祖禹、唐鉴以及三苏、黄庭坚、秦观的文集】广义【文章对于世道的作用，就像元气运行于天地之间一样。那些阴霾妖气，即使想要遮蔽它，能够做到吗？蔡京执掌国政没有多久，便下诏毁掉诸位贤人的文集，他的用意大概是想使诸贤的踪迹磨灭、声名消失、形影沉寂，这才罢休。唉！假使他们的文章果真与世道人心毫无关系，那么蔡京怎么会像这样嫉妒他们呢？既然如此，蔡京毁坏诸贤的行为，恰恰成了对他们的赞誉。蔡京能够毁掉他们在当时的声名，难道能够毁掉他们在后世的声名吗？实际上只足以毁掉自己罢了】任命赵挺之为中书侍郎，张商英、吴居厚为尚书左丞、右丞，安惇同知枢密院事。广义【考察这件事，蔡京曾任翰林承防，在哲宗时期，众人都议论他的奸邪，因此被降职。蔡京本应痛切惩戒从前的错误，改恶从善；如今有幸执掌国政，难道不是他荐举贤人的时候吗？可是他所荐举的人，虽是赵挺之这一类，群邪却一齐被征用。假如他们的恶行尚未显露，能够互相成就而归于善，那么转变成为君子，岂不是美事吗？《易经》说：“拔茅茹，以其汇征，吉亨。”可惜蔡京的才识不足以达到这一点】○罢免原直秘阁程颐的名籍。【议论此事的人很少，蔡京于是说程颐的学术很偏邪，平素行为诡异怪诞，专门用诡异的言论使愚昧百姓听信并受蒙蔽，于是追究并毁掉程颐出身的文书，命令监司严加察访他所著的书。范致虚又说，程颐用邪说和偏邪行为迷惑扰乱众人的听闻，而尹焞、张绎替他充当羽翼，请求下令河南，将他的门徒全部驱逐。程颐于是迁居龙门以南，对来自四方的求学者说：“尊重你们所听闻的道理，实行你们所知道的事情，就可以了，不必到我门下来了。”】发明【按刘氏的书法，记载除名有两种例子：写作“除某名”，是说此人无罪；写作“某除名”，是说此人有罪。程颐以河南程子的身份承接孟子失传的道统，是当代儒者的宗师，群奸却议论他的学术很偏邪、平素行为诡异，那么他们以邪说诬蔑百姓，难道还能够胜过诛杀他们的罪行吗？即便如此，孔子是大圣人，却有叔孙武叔诋毁他；孟子是大贤人，却有嬖人臧仓阻挠他。这些都是世道兴衰的大关键。圣贤以顺应天道为乐的真诚，为什么反而会不预先知道呢？《纲目》特意按照无罪的例子来记载，因而它深深痛恨当时世道的意思，隐约显现在这种书法之中。】广义【伊川既然已经辞官，似乎与宋朝的政事没有关系了，如今为什么还要除掉他的名籍呢？大概是蔡京既然进用群小，阴邪之类便聚集起来了。何况伊川的声名尊贵，能够污浊世道，正如剥卦所说的硕果。硕果不被吃掉，众人的心便愿意拥戴君子，宋朝的事情或许还有可为。如今蔡京连硕果也要吃掉，这就是把天地间的通达之气也一并闭塞了。读史的人读到这里，难道不会为之三叹吗】更改盐钞法。

译【蔡京想把四方的钱财全部搜罗到手，实际上是充实都城，用来夸耀富强并巩固皇帝的恩宠；于是让商人先把钱交给榷货务，再凭盐钞到产盐的州郡领取食盐，而旧盐钞全部废止。商人总共交钱三次，才得到一份相应价值的货物；由于没有钱再兑换盐钞，已经交出的钱全都被侵吞。于是有人带着数十万张盐钞，一天之内便全部作废，早晨还是豪商，晚上就沦为流浪乞丐。还有人投水、上吊而死。商旅往来断绝，边疆储备也失去保障。淮东提刑狱章绎看到这种情况，十分哀怜，上奏说改法损害百姓。蔡京大怒，夺去了章绎的官职】广义【自古以来奸人误国，没有不随意改作既定法令的。何况当时跳梁跋扈的地方，没有比西部边疆更严重的；足以供给边疆军费的财源，也没有比盐法更重要的。蔡京想巩固皇帝的宠信，却不顾国家命脉日益急促，他所谋划的事情比鸩毒还要恶毒，怎能不令人畏惧呢】下诏命童贯监督洮西军。六月，童贯与安抚使王厚收复湟州。韩忠彦等人分别被降职。【蔡京再次主张开拓边疆，恢复王厚原来的官阶。正逢羌人都尔伯奉希斯罗斯的谋划，准备复国；赵怀德害怕受到逼迫，逃奔河南，部落又挟持他来号令各部。朝廷担心各部羌人煽动联合，于是命王厚安抚洮西，集合十万军队讨伐他们。蔡京又与内客省使童贯交好，便说童贯曾出使陕右，熟悉五路的事务，也了解各将领的才能高下，请依照李宪旧例，让童贯监督这支军队。皇帝同意了。童贯到达湟州时，恰逢宫中失火，皇帝下亲笔手札，驿传命童贯不要率军西进。童贯拆开手札看后，立即把它藏进靴子里。王厚问他缘故，童贯说：“皇上只是催促我们成功罢了。”于是继续前进。都尔伯知道宋军将要到来，便聚集人众抵抗。王厚声称要驻军，却暗中告诫羌人出行，使他们的防备更加松懈。于是与偏将高永年分道前进。都尔伯的三个儿子带领数万人分别据守险要，王厚攻击并杀死其中两个儿子，只有小儿子阿穆尔中箭逃走，途中遇到都尔伯，便与他一起逃亡。王厚于是攻取湟州。消息传到朝廷后，蔡京进官三级，蔡卞以下进官二级。朝廷向熙河兰会路发布宽赦诏书，论处放弃湟州的罪责：贬韩忠彦为磁州团练副使，安焘为祁州团练副使，曾布为贺州别驾，范纯礼为静江军节度副使，夺去蒋之奇三秩。凡是参与商议这件事的人，也分别受到贬黜。发明【《春秋》记载宋公宠信宦官、杀害嫡长子，因而使君子讥刺他。何况还让宦官监督军队呢？童贯逢迎他的君主，轻率地开拓边疆，最终因此覆亡国家。受过刑的人竟能败国亡家，也太严重了！胡氏说：此前有任用赵高而使秦灭亡的，有信任宦官显父和十常侍而使汉灭亡的，有宠信王守澄、田令孜而使唐灭亡的。徽宗不知道以此为鉴，重蹈覆辙，难道不可悲吗？凡是这类事情，只要直书其事，义理自然显现】秋八月，张商英被罢免。【张商英又因与蔡京在议政方面意见不合，多次诋毁蔡京。他身为辅相，心志却在迎合君主，御史认为这些不是他应当说的话。又拿出张商英所作的《元祐嘉禾颂》和祭祀司马光的文章，斥责他反复无常，罢免他为亳州知州。下诏把他列入元祐党籍】广义【小人相处，绝没有始终和合的道理。譬如两个阴气相互聚合，总想凝滞不通，怎么能够和顺地长养万物呢？从张商英、蔡京的事情看，就可以明白了】九月，开始确定选人阶官。【吏部侍郎邓洵武说：神宗考察古制设置官职，既然确定了尚书省、御史台、寺、监的职掌，又用寄禄阶取代了空名。现在选人有七阶，从两使判官到主簿、县尉，有人带着知安州云梦县的名义，却担任河东干当公事；有人任河中府司录参军，却监督楚州盐场；有人任瀛州军事推官，却充任濮州教授。错杂混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应当创制新的名称，并据此制定俸禄。下诏全部改定，于是将留守、节察判官改为承直郎，将书记、支使、防团判官改为儒林郎，将留守、节察推官和军、监判官改为文林郎，将防团推官改为从事郎，将令、录改为通仕郎，将知令、录改为登仕郎，将判司、簿、尉改为将仕郎。后来又把通仕改为从政，登仕改为修职，将仕改为迪功】广义【君主设置官职、划分职掌，没有比名称和实际相称更重要的了。名实不相称，治理政事就都会流于苟且。

译史书说：“开始确定选人阶官”，是为了表明此前从未确定，到这时才开始确定。谁说邓洵武是小人而没有这样的见识呢？所谓能够打动君主，正是这一类人。命令州县树立党人碑。【蔡京又亲自书写“奸党”名单，制成大碑颁发到各郡县，命令监司、长吏和防御使都刻石立碑。有个长安石匠安民应当镌刻碑文，推辞说：“臣是愚人，本来不知道立碑的用意。但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天下都称赞他正直，如今却说他是奸邪之人，百姓不忍心刻写。”府官大怒，想给他加罪。安民哭着说：“被役使，我不敢推辞，只请求免去在石碑末尾刻写安民二字，恐怕因此获罪。”后世听到这件事的人，都为之惭愧】发明【唉，小人的嫉妒憎恨到了这样的极点，徽宗的昏庸也到了这样的程度。朱子说：“对于天下的事情有可以和不可以，就应当用公道加以裁断，不要被顾念内部、偏听偏信的私心牵制；对于天下的议论有应当听从和不应当听从，就应当用诚心来开导，不要误用表面开放、暗中闭塞的计谋，这样才差不多可以使德业盛大、表里光明，无论朝廷内外、远近亲疏，都心悦诚服。”前面记载在端礼门树立党人碑，又记载下诏党人的子弟不得到宫阙之下；这里又记载命令州县树立党人碑，丝毫没有怜悯宽恕的意思。党人究竟对国家有什么辜负，竟要如此深深憎恨他们呢？分注记载石匠的话，深合道义，何况能够在得势时推行道义、出于安民这样一个石匠，成千上万的人却反而要残害善良吗？难怪分注要完整记载这件事来表彰他。前后两次记载，正是为了深深憎恶这种行为。】广义【安民只是一个石匠，尚且知道国家政事的错误，那么当时靠徽宗俸禄生活的人都昏昧而没有见识，也就可以知道了。看他后来获罪于后世的言论，若不是有卓越的见识，能够做到吗？安民刚强正直到这种地步，假使徽宗知道并从微贱之中提拔他，那么有见识的人都会弹去冠尘，愿意出仕，又哪里只是避免像金人那样的祸患呢？将会看到在宋朝已经倾倒之后挽回狂澜，也并不困难。唉！人才的产生，到处都有，只在于君主所崇尚的是什么罢了。孟子说：“国君进用贤人，就像不得不这样做一样，怎么可以不谨慎呢？” 高丽与女真互通友好。【女真虽然旧日隶属于高丽，但彼此互不往来已经很久了。后来高丽的医生到女真回来，对高丽王说：“居住在黑水的女真，部族一天天强盛，兵力也更加精悍。”高丽王于是派使者与女真交往，从此双方往来不再受阻】冬十月，设置都大军器所。【起初，知渭州邢恕提出制造兵车的建议，朝廷下令各路制造，共有数千辆。到这时，蔡硕又请求在京师制造河北所需的五十万件兵器和一万辆兵车，并设置官员掌管此事】十一月，辽封耶律淳为越王。【耶律淳是兴宗的孙子，十分喜爱文章。昭怀太子获罪时，道宗曾想立耶律淳为太子，群臣不同意才作罢。辽主即位后，对他的宠爱优待更加深厚，称他的父亲和啰噶为大叔，封耶律淳为越王，让他留守京东】【甲申】三年春，正月，铸造当十大钱。【自太祖以来，各路设置铸钱监，铸造过折二、折三、当五钱，随时制定制度，从未铸造过当十钱。到这时，蔡京将用获利来迷惑君主，才开始请求在各路铸造，与小平钱同时流通】发明【制定法令本来是为了消除弊端，但其中的弊端还很多；制定法令如果有弊端，弊端就会更加滋长。宋朝兴起以来，钱法屡次变更，于是有折二、折三、当五钱，但都是随时制定制度，从未铸造当十钱。蔡京将用获利来迷惑君主，才开始请求在各路铸造。唉，钱法屡次更改，百姓已经不知道遵守哪一种了。小人欺骗蒙蔽君主的祸害，哪里说得尽呢？所以《纲目》特意记载此事，以彰明他的过失】命方士魏汉津制定乐律，铸造九鼎。【皇帝一心想兴制作之事，用来文饰太平。蔡京又常常对皇帝说：“如今泉币积存超过五千万，富足得足以扩大乐制，富裕得足以完备礼制。”皇帝被他的话迷惑，于是兴起了制作和营建的事情。到这时，蔡京的门客刘昺任大司乐，引荐蜀地方士魏汉津觐见皇帝，进献制作乐律的建议，批评先儒累黍定律的方法不正确，采用夏禹以自身为尺度的说法，取皇帝手指三节共三寸作为尺度，确定黄钟的律管长度。他请求先铸造九鼎，以备象征万物，然后调匀琴弦、裁制律管，制定一代的乐制。皇帝同意了。魏汉津本来是剩员兵士，自称居住在蜀地，拜唐代仙人李良为师，传授了铸鼎制乐的方法。皇祐年间，他与房庶一同被召到京城，但当时黍律已经制定完成，不能施展自己的学问，便退去。有人说魏汉津曾在范镇手下服役，窥见范镇的制作方法，因而掠取过来。蔡京把他的说法神化，托称是李良传授的。然而魏汉津通晓阴阳数术，常常奇异地应验，曾对他所认识的人说：“不到三十年，天下就要乱了。”当时没有人相信他】发明【古代的圣王，珍禽奇兽不足以作为祥瑞，只有时令调和、年成丰收才称为祥瑞；景星、庆云不足以称为太平，只有百姓安康、物产丰盛才称为太平。当时灾异接连发生，弊政接踵而来，百姓的憔悴更加严重，天下的创伤还没有平复。徽宗却正一心兴制作之事，用来文饰太平。蔡京是浅陋之人，迎合君主的意旨。礼乐之事，应当等到人的德行成就之后再推行。魏汉津不过是蜀地的方士，却被错误地举荐到朝廷，制定乐律、铸造九鼎，难道不会使夷狄耻笑、受到天下讥刺吗？只需直书其事而义理自然显现的，正是这一类事情】广义【徽宗听信蔡京，引进方士铸造九鼎来制作乐律，这是错误的。孔子说：“人如果没有仁德，礼有什么用？人如果没有仁德，乐有什么用？”如今徽宗处在君臣道德昏乱的局面中，却想制作礼乐，那么礼乐又哪里会为他所用呢】三月，下令天下各处矿冶所产的金银，全部输送到内藏。发明【周武王刚即位时，接受太师尚父丹书的告诫说：“敬胜过怠惰就吉祥，怠惰胜过恭敬就灭亡；义胜过欲望就顺利，欲望胜过义就凶险。”古代先王的戒诫如此严明，所以始终没有危险放纵的行为。《传》说：“仁德的人散发财物来取得民心，不仁的人丧失自身来增加财货。” 天子不应有私人的积蓄，应当根据收入安排支出，以制度加以节制，不损耗财力，也不伤害百姓。徽宗的奢侈之心一经发动，渐渐不能坚持到底，认为国家的常备储蓄不足，于是又命令天下矿冶所得的金银全部输送到内藏，倚仗财物充实，于是土木营建和兵革之事兴起了。土木营建和兵革之事兴起，暴虐搜刮、横征暴敛的事情又出现，百姓便不能承受这种命令，天下难道不会因此陷入危险吗？史册直书其事，其中的意义已经显现了】广义【金银是天地自然产生的财利，本来是用来养活百姓的，怎么可以输送到内藏而不与百姓共同享用呢？唉！商纣王没有鹿台那样的积蓄，就一定不会有牧野之诛；唐德宗没有琼林库那样的财富，就一定不会有奉天出幸；徽宗没有把金银输送到内藏，也未必会有类似金人入侵那样的祸患。

译《传》说：不仁的人用自身来发财，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吗？○三月，大内发生火灾。○高丽侵犯女真，女真击败了高丽。【高丽既已与生女真互通友好，辽乌雅舒派遣硕硕欢率兵巡视海兰甸一带，攻下那里七座城。高丽担心此事对自己不利，派人请求商议。硕硕欢派博啰前往，海兰甸也派两名详衮到高丽去。高丽扣留两名详衮，并拒绝博啰，不接纳他。于是五水一带的百姓都归附高丽，擒获女真团练使十四人，进攻女真。硕硕欢接连击败他们，追到必勒腾水，把残余人众驱逐出境。高丽王害怕了，遣返所俘人员，请求讲和。因此双方使者往来，友好关系又恢复了】夏四月，罢去讲议司。【下诏说，各州正在施行的新法条文，允许直接送达尚书省。讲议司的官员，依照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先例推恩。自张康国以下获得升迁的官员，将近四十人。尚书省又说：自从追复先朝法度以来，恢复的法令不下千百条，仍担心讲求得还不完全。请命令各路官司，将尚未兴复的事项分别具文上报。皇帝听从了】广义【蔡京刚得志时，为了箝制天子，便在都省设置讲议司；到这时却将它罢去，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讲议司以“讲议”为名，那么凡是被称为公事、私事的，都可以加以议论。如今蔡京所做的都是私事，而议论它的人或许出于公心，必然会同蔡京发生矛盾。唉，设置这个机构的是蔡京，罢去这个机构的也是蔡京。大臣掌握国家权柄，如果不出于公心，就难免使国家灭亡。拥有天下的人，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王厚收复鄯州、廓州。五月，封蔡京为嘉国公，任王厚为武胜节度留后。厚率领大军驻扎在湟地，命高永年统领左军，另命张诚统领右军，自己统领中军。约定在宗噶尔川置阵，面临宗水，背靠北山。希斯罗张设黄屋，竖起大旗，登高指挥呼喊；看见中军的旗鼓，便争先向那里奔去。厚指挥游骑登山，从北面进攻；亲自率领强弩迎面射击，羌人退走。右军渡水攻击他们，恰逢大风扬起沙尘，遮蔽了眼睛，使他们无法视物，于是大败，斩首四千三百多级，俘获三千多人。罗斯骑一匹马逃走，他的母亲▯兹公主和各部酋长打开城门投降。厚料想罗斯必将逃往青唐，准备连夜追赶。童贯认为追不上，于是停止进军，攻下青唐。得知罗斯在那里停留一夜后离去，童贯才开始后悔。厚率大军进趋廓州，羌族酋长喇实钧、凌结率众投降，于是进入廓州。诏令加授厚京司空，封爵，并越级授予他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史臣说：吐蕃的后裔，守卫西部边塞，作为不侵犯别人的臣属，本来曾经为王室效力，奋力攻击西夏敌人。然而王安石支持王韶，章惇支持王赡，蔡京支持王厚，三次对其国家用兵。嘉勒氏的子孙无罪却走向灭亡，功业虽然最终完成，边患却没有停止。等到金人取得秦、陇之地，才得以寻找他的后代，延续他的祭祀血食，这难道不比宋朝高明吗？奸臣固然会以保住宠荣、谋求自身显贵为目的，却从来没有不把侥幸取得边功当作要务的；他们完全不知道，功业虽然成就，国家的财用却随之困乏。这就好比割下大腿上的肉来充饥，饥饿虽然暂时充解，身体也会因此死亡；这样替自己谋划，真是愚蠢啊！设置京西北路交子所。蔡京请求设置京西北路专门管理、办理通行交子的机构，仿照川峡路制定伪造交子的法律；凡知情而转用交子的人，以及邻居不告发的人，都治罪。私自制造交子纸的人，以徒刑并流配论罪。不久又命令各路改用钱引，按照新样式印制。四川仍依照旧法，只有闽、浙、湖广不实行钱引。赵挺之认为，闽地是蔡京的乡里，所以得以免除。六月，把熙宁、元丰年间的功臣画像绘制在显谟阁。考察把功臣画像绘制在阁中的做法，是由来已久的。两汉时，有宣帝的麒麟阁、明帝的云台；李唐时，有太宗的凌烟阁。唉！功臣能够参与其中，难道是偶然的吗？不是攻城略地，就是谋划筹策、辅佐决策；这些人都有当世罕见的功劳、前所未有的功绩。因此君主思念而不忘记他们，所以在事后为他们画像，以此勉励后世。如今徽宗建造这座显谟阁，绘画熙宁、元丰年间的功臣，意图在哪里呢？难道不是说：熙宁、元丰年间有功的臣子，没有谁能超过王安石、吕惠卿、章惇、蔡确这些人；至于司马光、二苏、欧阳修、韩琦、富弼、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这些人，都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吗？把这些所谓有功的臣子绘在阁中，正是想让我的后代子孙都能谨慎地遵守既定法令，使国家日益富足，军队日益强盛，并传承万世而不改变。唉！徽宗的用心如果是这样，应该可以与汉、唐的君主相媲美，光耀古今了。为什么汉、唐的君主生前荣耀、死后令人哀悼，有宗制的称号；徽宗却把自己交给沙漠，并有昏德的称号呢？这是因为汉、唐所图谋的是兴王之业，徽宗所图谋的却是亡国之事。这就是成败不同的原因。让王安石配享孔子。辟雍刚刚建成，诏令荆国公王安石说：自孟轲以来，只有一个人能与之相比；让他配享孔子，位次列在孟轲之后。吏部尚书何执中请求开放学殿，让京城百姓自由观看。唉！时运正逢否塞，正统学术不明，上面有阴柔的君主，下面有阴柔的臣子。正如《大易·系辞》所说丰卦上六爻：“扩建他的屋子，遮蔽他的家；窥视他的门户，却看不见有人；三年都看不见人，凶。”《彖传》说：“以阴柔之爻处在丰卦的极点，位于震动的终点、光明的极点，却反而变得昏暗，所以形成把屋子建得很大，反而用来遮蔽自己的象征。看不见人，也说明遮蔽得很深，凶祸就更大了。”王安石以为天象变化不值得畏惧，祖宗的法度不值得效法，世人的议论不值得顾惜，用愚蠢的言论欺骗君主。又认为《春秋》是腐烂之书，不列入学官所教授的经典；他欺天骗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即使拔尽头发，也不足以数清他的罪过，他难道不是圣门的仇敌吗？即使让他与魑魅一同配享，也仍然不合适。何况孔夫子在天之灵，怎么肯同邪僻小人在一座堂上配享，接受这种不合礼制的祭祀呢？《纲目》记载“以王安石配享孔子”，正是为了深深贬斥他。

译唉！我夫子的德行与天地相当，道理贯通古今，能够容纳污秽、包容缺失，没有什么不能容纳的。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不遵循他的道而兴盛、背离他的道而灭亡的。所谓顺应天道就昌盛，违逆天道就灭亡，说的就是这个。只是因为他有德而没有帝位，所以能够专门掌握二百四十二年《春秋》的裁断权。看那《春秋》一经，出自圣人的心意，以独特的笔法开始，如同造化的精妙，随着事物赋予形态，随着事情确立义理，这就是他的志意。那些左氏的浮夸之说、公羊和谷梁的想象之说，以及纷纷杂陈的先儒言论，都没有能够达到其中的深奥。它的大旨，就是周子所说的：借《春秋》端正王道，阐明大法，是为后世的君王而修撰的。确实是流传后世的重要经典、治理世事的大法；拥有天下的人，不能不尊崇信奉这部经典。为什么荆公却凭着执拗偏颇的性情，以妾妇般的方式自处并要求君主呢？等到他掌握国政，就违背众圣之道：科举考试不依靠经典选取士人，学校不依靠经典设置教官，经筵不依靠经典进讲。他背叛这部经典、与我夫子为敌，实在太严重了！唉！难道还不止这些吗？我夫子遇到迅雷烈风，一定改变容色；王安石却说：“天变不值得畏惧。”我夫子认为武王、周公善于继承、善于阐述先王之道；王安石却说：“祖宗不足以效法。” 我夫子认为圣人的言论值得敬畏，王安石却说：“世人的议论不值得顾惜。”像这一类事情，他哪里还有不违背我夫子之道的呢？如今徽宗让王安石配享孔子，对孔子本来没有任何玷污，对王安石也没有任何荣耀，徽宗自己却只是留下万世的臭名。这又是读史的人应当知道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设置书学、画学、算学。书学学习篆、隶、草三种字体，学习并通晓《说文》《字说》《尔雅》《博雅》《方言》《说文》则；命令学生书写篆字并注明音义，其他各书都设置问答，以考察他们所解释的义理，看他们是否能够通晓书中的意思。画学以不拘泥于前人的画法，并且所画事物的情态、形色都像自然本身，笔墨韵致简洁高雅为合格。算学以《九章》《周髀》以及假设的疑难数题作为算学考试题目，同时兼考历算三式。天文学书籍作为本科学业，学生都要占验经书来应试。选取士人的方法大致仿照太学上舍的三等，推恩授予通仕郎、登仕郎、将仕郎，依次递进。听说君主的学习，以修养自身为根本，以整齐和治理天下为末务。本末都能做到，君主的职责就完成了。没有听说把书学、画学、算学当作急务的。假如这些学问是达到治理之道的根本，那么唐尧、虞舜和三代那些世间罕有的君主，本来就应当先这样做了，又何必等到宋朝的徽宗呢？特别把这件事记在册中，是为了讥刺徽宗用心的错误。重新确定党人名单并在朝堂刻石。诏令重新确定元祐、元符年间的党人以及上书指斥为邪等人的名单，合并为一籍，共三百零九人，在朝堂刻石公布；其余人全部从名籍中除去，从今以后不得再上奏弹劾。户部尚书刘拯说：“汉、唐政治失误，都是从朋党开始的。今天把前一天的人指为党人，怎么知道后一天不会把今天的人指为党人呢？大体说来，人的过错罪恶，自有公论，何必全都拘束在名籍中并加以禁锢呢？”蔡京非常不高兴，暗中指使台臣弹劾他，刘拯被调出京城任蕲州知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九人〕 所谓重新确定，其实是不应该重新确定；对人的罪恶已经过分了。宋朝所谓的党人，都是一时的君子，既没有蛀蚀政治、危害百姓的事情，也没有挟持私怨、报复他人的过错，为什么要称他们为党人，并且如此深切地憎恨他们呢？大概君子有朋友而没有朋党，小人有朋党而没有朋友；但反过来把君子称为党人，并不是公平正大的事情。实在是因为小人的心思想要排斥君子，却又难以找到合适的名目，必定把他们指为党人，这样众多贤士就都落入罗网，小人的私意也就达到了。却不知道，正直之人是天地的纲纪；毁坏天地的纲纪，国家没有不败亡的。徽宗如果能够知道这一点，悔过自新也还可以。为什么他沉溺于安逸享乐，不能稍稍醒悟，实在可惜！他最终客死五国，难道不就是上天的报应吗？同一件事两次记载，正是为了深深讥刺他。小人迫害君子，简直想让君子的声名消失、踪影沉没，直到终身默默无闻才肯罢休。然而诸位贤人的美名流传百世，蔡京却遗臭万年，难道不都是由此造成的吗？唉！君子和小人、道义和私利之间的区别，求学的人不能不及早辨明，并且果断地作出取舍。秋七月，恢复实行方田法。八月，许将被罢免。许将在政府任职十年，不能提出什么建树和主张。中丞朱谔搜集许将过去的谢章表文，分析其中的句子，把它们当作诽谤。并且对许将说：“在元祐年间，你把元丰年间所守的制度全部改变；在绍圣年间，你又暗中隐瞒元祐年间所做的事情。”于是许将被罢免，出任河南府知府。朱谔是蔡京的党羽。邦、潘、叠三州的蕃部落前来投降。秦凤招纳司说：阶州的生蕃归附，取得邦、潘、叠三州，计算方圆二千五百里，有大小首领一百二十人。诏令本路经略胡宗回加授枢密直学士，渭州郭景修任西上閤门使。然而所上奏的内容都是荒诞虚妄的。九月，任命赵挺之、吴居厚为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张康国、邓洵武为尚书左丞、右丞。绍圣年间，蔡京办理役法，推荐张康国担任属官。等到蔡京主持国政、确定党籍、商议继承熙宁、元丰之政时，张康国都参与了机密谋划，所以蔡京大力援引提拔他。他从福建转运判官任上出任翰林承旨，不到三年便进入翰林任承旨，随即授任左丞。任命胡师文为户部侍郎。起初，东南六路的粮斛从江浙起运，纲运到淮甸，再到真扬、楚、泗，设置七座仓库，用来聚集储备军粮。又从楚、泗设置汴纲，运送到京城，由江淮发运使负责。因此通常有六百万石粮食供应京师，各仓常有数年的积蓄。州郡报告歉收时，就折价收购上缴的粮食，称为额斛；按照本州每年的定额，用仓储粮食代替输送京师，称为代发。又在丰收年景按中等价格收购粮食，谷价低时官府不至于因收购而伤害农民；发生饥荒歉收时，就让百姓缴纳钱，百姓认为这样便利。用于收购的本钱每年增加，军粮供应有余，这套办法很好。等到蔡京掌握国政，开始搜求剩余钱财以供奢侈费用，于是任用他的姻亲胡师文为发运使，把数百万缗收粮本钱充作贡奉，因而任为户部侍郎。从此以后继任者纷纷效仿，没有一时不进献，本钱于是枯竭。本钱枯竭，就不能增加收购，储积空虚，输运的办法也就败坏了。王安石变法，凭借搜刮剩余财利而使百姓贫困；蔡京变法，凭借搜刮剩余财利而使国家困顿。奸臣误国，表现完全一样。作为君主，为什么不也谨慎对待《大学》所说的理财之道呢？废止科举法。

译当时虽然设置了辟雍、太学，以等待通过升贡而来的士人，但州县仍然按照科举制度贡送士人。蔡京把这件事作为建议，于是诏令天下选取士人，一律由学校升贡。州郡发解以及凡是按照礼部法举行考试的制度，都予以废止；每年考试上舍生，则另行安排知举官，仿照礼部考试的办法办理。冬十二月，重新封孔子的后人为衍圣公。徽宗重新封孔子的后人为衍圣公，是为什么呢？无非是为了尊敬孔子。大概他的意思认为，尊敬圣人，不如让圣人的后代绵延长久，与天地一样悠久，这不是更好吗？唉！徽宗尊敬圣人，可以说是达到极点了。只是没有想到，尊敬圣人的人，最终只是想实行圣人的道；如果不能实行圣人的道，那么就和不尊敬圣人的人一样了。哪里还谈得上尊敬呢？后来徽宗本人死在金人手中，难道不是因为没有实行圣人的道吗？这一年发生严重蝗灾。这里说“大蝗”，是说灾情严重。没有指明发生地点，是为了替天下记载灾害。人的谋划不能消除灾异，于是感应招致天变。徽宗把灾害当作儿戏，用粉饰来装作太平，难道不可惜吗？敬畏天灾、重视民命，体现出君王的心意；忽视天灾而不知恐惧，轻视民命而不加谋划，国家灭亡就指日可待了。这样的人哪里值得与他谈论治理之道呢？《纲目》之所以谨慎地记载这件事，正是这个原因。安惇去世。安惇凭借小人的身份取得高位并显贵，所以在他死时不为他加谥号，也不加以贬斥。任命陶节夫经制陕西、河东五路。起初，蔡京任命陶节夫统帅鄜延，陶节夫荒诞妄为尤其严重。每修筑一座城寨，就上奏说：“这是西人一定要争夺的要害之地。”不到一年，他从常调升迁到枢密直学士。然而他从未派出一名骑兵、一名士卒出塞，大概是因为与敌交战就有胜负，单独修筑城寨则没有忧患；而且这些城寨都在远离灵武数百里的地方，是敌人不争夺的地方，所以都能建成并据此论功行赏，蔡京又极力支持他，奏请让他经制五路。乙酉，四年春正月，蔡卞被罢免。蔡卞心地偏邪，一心认为岳父王安石所做的事最为正确；因为哥哥蔡京仕进较晚而地位却在自己之上，导致自己不能任宰相，所以二府的政事有时意见不合。到这时，蔡京请求任命童贯为制置使，蔡卞说不应任用宦官，必然会误了边防谋划。蔡京在皇帝面前诋毁蔡卞，蔡卞请求离职，于是出任河南府知府。任命童贯为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童贯此前已经被任命监督洮西军，如今又任命他为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这就是说边疆将领的大权全由一个宦官专掌了。直笔记载此事，宋室真是无人可用啊！难道不是非常可耻吗？考察汴宋中期的祸患，没有比西部边患更严重的。过去有韩、范二位公，所以西部忧患稍稍平息。然而即使才能见识稍有不及二公的人，本来都不足以担当此任，更何况是受过刑、身体残缺，连豆和麦都分不清的人呢？从前晋文公得到原地后，向勃鞮询问守卫人选，尚且留下了被有识之士讥笑的笑柄。如今徽宗任用童贯担任各路安抚使，又比晋文公向勃鞮询问守卫人选严重得多。难怪被君子鄙弃，成为千古笑柄。二月，任命张康国掌知枢密院事，刘逵同知枢密院事，何执中为尚书左丞。闰月，铸造夹锡铁钱。自太祖以来，闽、蜀、陕西多使用铁钱，每十文铁钱相当于一文铜钱。到这时，河东转运判官洪中孚说：“辽、夏把铁钱用作兵器，如果掺杂铅锡，铁钱就会脆弱而不能使用，请改铸这种钱。”于是诏令在陕西、河东、河北、京西设置十八个钱监，铸造当二夹锡铁钱。钱流通于百姓之间，是为了便利百姓使用；用铜铸造，是想使它坚固耐久；掺入铅锡，则会脆弱而不能使用。徽宗这项举措，是为辽、夏设置的，不是为了便利中原百姓。《纲目》记载此事，是为了表明他专意追求边功。三月，任命赵挺之为尚书、石仆射兼中书侍郎。黎峒王江蛮归附朝廷。当时蔡京正在开拓边疆，桂州知州王祖道想乘机邀功获利，于是诱使王江的酋长杨晟免等人献纳土地，夸称表示向往归附的有一百二十峒、五千九百户、十多万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徽宗一向喜好开拓边疆，他的臣子王祖道就能投合他的喜好来邀功；这样看来，处在君位的人，怎么可以不谨慎对待自己的喜好呢？恢复银州。把庆州知州曾孝序流放到岭南。起初，曾孝序任湖北察访使，经过宫阙，蔡京害怕曾孝序，便见皇帝说起舒亶的事情，暗中派门客用显要官职诱惑他，曾孝序没有答应。后来又与蔡京讨论讲议司的事情，说：“天下的财物，贵在流通；搜取百姓的膏血聚集到京师，恐怕不是太平之世的办法。”蔡京记恨他，于是让他出任庆州知州。到这时，蔡京推行结籴、俵籴的办法，把百姓的财物全部搜括来充数。曾孝序上疏说：“百姓的力量已经耗尽了，一旦有人逃亡迁徙，谁来守卫国家？”蔡京更加愤怒，派御史宋圣宠弹劾他的私事，追捕逮问他的家人，严刑拷打却没有查得什么，只说他约定日期出兵，恐怕耽误军期，于是削除名籍，流放岭表。发明：贾山说：“天子的尊贵，设置辅弼之臣，是怕自己骄傲；奖赏敢于直谏的人，是怕听不到自己的过错。学问甚至要向割草打柴的人请教，这是因为求取善言永不满足；商人和平民有了诽谤之言，随后便改正，这是因为对于善言没有不听从的。”曾孝序因为议论政事恳切直率，触犯了蔡京，于是遭到放逐。这样看来，当时升降官员的权力全都归于蔡京，徽宗不过是拱手而已。难道不是非常可惜吗！然而善言受到压制，阿谀之言日益传入耳中，天下大概很难不陷入混乱了。所以《纲目》记载曾孝序被放逐，却按照无罪之人的体例书写，其中的意义就可以看出来了。夏人侵犯泾阳，接着诱使吐蕃包围宣威城，俘获鄯州知州高永年并杀死了他。诏令贬王厚为郢州防御使。蔡京让王厚招抚夏绰罗右监军。王厚说，保忠虽然有归附的意愿，但部下没有愿意跟随他的。王厚多次上奏，蔡京对他的责备更加急迫。王厚于是派弟弟前往保忠处，却被夏人的侦骑捕获，夏人便追逼保忠到牙帐。王厚认为，即使保忠被释放而没有被夏人杀死，也不能再掌管军政，只会使他成为一个平民，这对事情有什么益处？蔡京大怒，必定要命令他用金帛招致保忠。夏人于是分别在延、渭、庆三路部署军队，各有数千骑兵出没，并声称要向辽借兵。而朝廷采用蔡京的计策，又命令西部边境能够招抚夏人的，不论首犯还是从犯，都给予与斩获敌人首级相同的赏赐。命令陶节夫在延安大肆招诱，夏主派使者谦逊地请求，却都被拒绝。又命令杀死夏人的牧民，于是夏人进入镇戎，掠夺了数万名人口，并与羌族酋长希斯罗斯合兵，逼近宣威城。鄯州知州高永年出兵抵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译高永年出发走了三十里，被羌人擒获。都尔伯对部下说：“这个人夺取了我国的使者，使我的宗族流离失所、无处安身。”于是杀死了他，并剖取他的心肝吃掉。随后羌众又焚烧大通河桥而反叛，新疆大为震动。事情传到朝廷，皇帝大怒，亲自写下五路将帅刘仲武等十八人的姓名，命御史侯蒙前往秦州逮捕审治。侯蒙到达秦州，刘仲武等人穿着囚服听候命令。侯蒙晓谕他们说：“你们都是侯伯，不必让狱吏侮辱，只须据实回答。”案件审理完毕，侯蒙上奏说：“汉武帝杀死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免孟明；子玉自缢而死，晋侯却感到高兴；诸葛亮败亡，而蜀国的威势也减轻了。如今羌人杀了我方一名都防，却使十八名将领因此获罪而死，这是自己砍伤自己的肢体；想要身体不生病，能办得到吗？”皇帝醒悟，释放他们而不再治罪。只有王厚因逗留误事获罪，降职授为郢州防御使。广义：事情还没有平息，夏人就来报复鄯州之战，开放边境果然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纲目》用语繁简得当而不滥杀的原因。设置议礼局。起初，太祖命聂崇义重新编纂《三礼图》，刘温叟等人撰写《开元通礼》；景祐年间，贾昌朝撰写《太常新礼》和《祀仪》；皇祐年间，文彦博撰写《大享明堂记》；嘉祐年间，欧阳修撰写《太常因革礼》；元丰年间，宋敏求详细订定《朝防仪注》《祈禳》《蕃国》《丧葬礼》，总共一百六十三卷。皇帝认为仍不完备，便在尚书省设置议礼局，命详议官备述礼制的始末，议定后请求颁行，由给事中刘昺主持此事。广义：礼，是天理的节文、人事的仪则，用来辨别上下等级、安定百姓心志。不是天子，哪里敢议论礼制呢？《纲目》特意记载此事，并详细列出其项目，也足以看出礼乐是由天子制定的。假使徽宗所用的心思都像这样，又有什么过错呢？夏四月，辽人前来聘问，派翰林学士林摅回访。辽为夏人请求归还被侵占的土地，并请求退兵。发明：辽前来聘问，却称作“人”，是嘉许它仰慕义理、主动通好，所以提高了对它的称谓。辽此次来，是替夏人请求归还被侵占的土地并退兵，这表明它有救济灾难、体恤邻国的心意，有求得与中国通好的愿望，也能够履行诸侯的职责。因此不计较它过去的恶行，便提高了对它的称谓。然而既然因辽来聘问而派使者回访，这才是中国应有的正常礼体。《纲目》尚且重视辑睦和好的意义，用意深远啊！夏人入侵，鄜延将领刘延庆等将其击败。五月，解除对党人父兄子弟的禁令。六月，赵挺之被罢免。起初，皇帝认为蔡京独任宰相，谋划设置右辅。蔡京极力推荐赵挺之。赵挺之任相以后，与蔡京争夺权力，多次陈述蔡京的奸邪罪恶，并且请求辞职以避开他，于是被罢免。秋七月，设置四辅郡。右司谏姚祐请求设置辅郡来拱卫京畿，诏令以颍昌府为南辅，升襄邑县为拱州，作为东辅；以郑州为西辅，以澶州为北辅；各自驻兵二万人，并加重其军费供给。大概是因为蔡京想把兵权归于自己。广义：四辅的制度，起源已经很久了。周、汉两代都有这种制度。然而它们所辅佐的，都是德行高尚的贤能之臣，是对上有益于君德、对下有益于百姓的人，哪里是用驻兵来作为戍守的计策呢？蔡京窃取四辅的美名，推行一己的奸计。他这样愚弄徽宗，谁能比得上？法令说“倚仗法令作奸”，说的就是蔡京吧！召还上书获罪而被流放的人。八月，任命王祖道提举溪峒司。王祖道说：王江一带山川形势险要，控制着各峒的要害，应当开辟修建城邑，设置溪峒司主持此事。诏令同意了他的建议。在王口砦设置怀远军，不久分割其地设置允格二州，又分割黎峒地区设置庭、孚二州。新乐和九鼎制成。九月，皇帝在大庆殿接受朝贺。九鼎制成后，奉置在九成宫，任命蔡京为定鼎礼仪司。皇帝驾临九成宫，举行酌献礼；九鼎各置于一座殿中，四周筑有围墙，墙上修建女墙，地面分别涂成方位所对应的颜色，外面又筑墙环绕。中央的叫帝鼎，北方的叫宝鼎，东方的叫牡鼎，东北方的叫苍鼎，东南方的叫冈鼎，南方的叫彤鼎，西南方的叫阜鼎，西方的叫皛鼎，西北方的叫魁鼎。又铸造了帝座大钟和二十四气钟；当时制定的新乐也已制成，赐名“大晟”，设置大晟府，建立官属。九月，皇帝在大庆殿接受朝贺，加封魏汉津为虚和冲显宝应先生。皇帝驾临九成宫时，酌献礼进行到北方宝鼎，宝鼎忽然破裂，水流溢出鼎外，有人认为这是北方将发生祸乱的征兆。发明：君主应当以道德作为华美，以仁义作为威严，以贤能之才壮大国家，以恩惠和信用团结百姓，那么不必制定礼乐，天下也会自然服从；不必骄傲自大、奢侈放纵，天下也会自然尊敬。徽宗既然命魏汉津制定乐律、铸造九鼎，如今刚刚制成，便登殿接受朝贺，可见他自矜傲物的心态。用方士制定的乐律、方士铸造的九鼎，果真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地方吗？却如此铺张夸大。分注说：皇帝驾临九成宫，酌献礼进行到北方宝鼎，宝鼎忽然破裂，水流溢出鼎外。这不是小小的变故。难道不是北方将发生祸乱的征兆吗？怎么会不是真的呢？徽宗如果能够从中醒悟，更加磨炼自己，那么宣和、靖康年间的祸患或许不会发展得那么深。所以特意记载此事来深深讥刺他。广义：九鼎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从禹开始。禹消除了水患，划分九州，按照土地情况制定贡赋，实行井田和封建制度，以尽到养育百姓的道理。因此在功业成就之后，铸造九鼎，作为万世的准则。所以后世想把功业传给久远后代的，也一定以鼎作为象征。从没有听说过把鼎作为制作音乐的根本。魏汉津想欺骗徽宗，所以把大禹的声律和身度作为制作乐律的根本。他说要制作乐乐，必须先铸造禹的九鼎，这是想把徽宗比作大禹。唉！大禹是圣人，徽宗是愚人。蔡京用方士蛊惑君心，他的罪过哪里能够数尽、处决得完呢？诏令将元祐党人迁徙到近处。只是不得迁到京畿地区。广义：记载诏令将元祐党人迁徙到近处，这也是蔡京暂时良知发现、自己厌恶其奸邪行为的表现。然而仍然只许迁到近处，不得进入京畿，是又担心众人都尊崇信任那些贤人，攻击自己的罪恶，说明蔡京的良知发现只是作伪。体会《纲目》的义理，就可以看出来了。冬十一月，林摅从辽国返回。林摅出使辽国时，蔡京让他故意激怒辽人以开启争端。林摅于是任意妄为，言辞傲慢无礼，辽人大怒，清空了客馆，三天不供应烟火，才将他遣送回来，所有饮食供给、饯行犒劳全都废止。林摅回来复命后，议论者认为他激怒邻国、制造事端，却仍然任命他为礼部尚书；辽人因宋朝失礼前来申诉，这才出任颍州知州。

译广义：林摅在四月前往辽国回访聘问、沟通友好，何况古代与邻国交往的原则是，有德行就像商汤、周文王那样；否则也只应谨慎守备而已，怎么可以激怒邻国来挑起争端呢？看蔡京指使林摅所做的事，可见道理在辽而过错在宋。有人问：蔡京存的是什么心思？回答说：他的心思大概是想让辽人杀死宋朝使者，然后就可以兴师问罪，借此建立边功。真是危险至极啊！既然如此，林摅为什么被削夺官职？是因为憎恶他顺从蔡京。任命朱勔主管苏杭应奉局和花石纲。在此以前，苏州人有个叫朱冲的，他的儿子叫朱勔，父子都在蔡京手下办事。蔡京把他们父子的姓名窜入童贯的军籍中，两人都因此得到官职。皇帝很留意花石，蔡京暗示朱冲秘密搜取浙中珍奇物品进献。起初送来三株黄杨，皇帝很赞赏。后来年年增加，船只首尾相接于淮河、汴河，号称“花石纲”。于是命朱勔主管应奉局和花石纲事务。朱勔把取用内库财物视为囊中取物，每次取用都以数十百万计。于是搜遍山岩、剔尽薮泽，幽僻隐秘处也不放过；凡士人百姓家中，一石一木稍有可供玩赏的，就带领精壮士卒径直闯入其家，用黄封作标记，派人看守。看守不谨慎，就被加以大不恭的罪名。到了启运时，一定拆屋掘墙把它运出。百姓不幸有一件物品稍显奇异，众人就共同指说它是不祥之物，只怕来不及迅速砍除。百姓参与此事的，中等人家也会因此破产，有的甚至卖掉子女来供应所需。挖山运石，限期督促十分惨酷，即使在江湖中深不可测的地方，也千方百计取来，非得到不可。甚至截取各道运粮的纲船，搜罗商船，把所贡物品高高挂在船上。篙工、舵手依仗权势贪婪横行，欺凌州县，路上行人只能相互使眼色。发明：唉，自从应奉花石这件事兴起，天下就大乱了。《尚书》说：“不把远方的物品当作珍宝，远方的人就会归附；所珍视的只有贤人，近处的人就会亲近。”徽宗不珍视贤人，却珍视远方的物品。从此一草一木、一禽一兽，凡是可以玩赏的，都向百姓搜取，即使在江湖深不可测的地方，也千方百计取来，非得到不可。百姓参与这项差役，便破产、卖掉子女来供应所需，由此可知百姓不堪承受。节俭是保全国家的根本，骄奢是丧失国家的媒介。徽宗只考虑满足自己，却不考虑损害百姓，天下败坏混乱，那又能怎么办呢？自古以来的君主，没有长久骄傲、放纵欲望而不使国家灭亡的。后世负有治理天下国家责任的人，应当把这件事作为鉴戒。广义：徽宗任用市井中的乞丐朱勔来做这种放纵欲望、违逆天理的事情，他与隋炀帝、陈后主完全一样。然而隋炀帝的脖子被宇文化及砍断，陈后主的身体死在台城的辱井中，徽宗的性命则终结在金人统治下的沙漠之地。上天难道有意要对这三位君主施加毒害吗？恐怕是他们自取其祸。《尚书》说：“内则沉溺于女色，外则沉溺于游猎，喜欢美酒，嗜好音乐，建造高峻的宫室和雕饰的墙壁。只要有其中一项，没有谁不灭亡。”何况三位君主兼有这些恶行呢？由此看来，拥有国家的人不可不预先确立太子，并让正直的人引导他。方士魏汉津死，赐号嘉成侯。魏汉津享年九十岁，死于京师，赐号嘉成侯。诏令在铸鼎的地方修建宝成宫，设置殿堂祭祀黄帝、夏禹、周成王、周公旦、召公奭；设置堂祭祀唐代的李良和魏汉津。发明：魏汉津虽然是方士，但先前加封为虚和冲显宝应先生，如今又赐号嘉成侯。所以前代史书都写“卒”，而《纲目》特意写“死”，为什么呢？他不过是鄙贱之民，奉行虚无之教，当然应当按照贬斥削夺的体例处理。《纲目》表示贬斥削夺，即使他承受了封号，也都写作“死”，何况魏汉津本来就是方士呢？【丙戌】五年春正月，彗星出现在西方，长达横贯整个天空。发明：三皇广施德政，七曜运行合乎轨道，这本来是圣贤居于君位，而日月星辰也因此明亮润泽。哪里有君王整顿政事、建立功业，而上天的变异却屡次显现于天上的呢？当时徽宗继承帝位，假如他果真足以担任代替上天治理百姓的职责，就不会发生这种事。这里记载彗星出现在西方，长达横贯整个天空，却没有听说他有因恐惧而修省的实际行动。不久弊政大兴，最终仍不醒悟，天下更加混乱，无法挽救。君主看到这件事，难道能够不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吗？广义：四年冬，任用朱勔主管苏州、杭州的应奉局和花石纲，他违背天理极其严重。因此五年春正月，彗星出现在西方，长达横贯整个天空。唉！天道的感应，近得如同影子随形、回声应声，实在可怕啊！任命吴居厚为门下侍郎，刘逵为中书侍郎。诏令征求直言，毁掉党人碑，恢复被贬者的仕籍。皇帝因星象发生变异而退居偏殿、减少膳食，刘逵请求砸毁元祐党人碑，放宽对上书者列入邪籍的禁令，皇帝同意了。半夜派黄门到朝堂毁掉石刻。第二天蔡京看见后，厉声说：“石碑可以毁掉，名声却不能消灭！”不久因为太白星白天出现，便赦免并解除对党人的一切禁令，暂时停止方田法和各州每年进贡供奉物品的制度。诏令对崇宁以来被降职的人，不论在世还是已死，都逐渐恢复官职；所有被迁徙的人，也全部召还。发明：徽宗因星象发生变异而能下诏征求直言、毁掉党人碑，这或许有了敬畏上天、听取言论的意思。所以，记载解除党人父子兄弟的禁令；记载召还上书流人；记载诏令将元祐党人迁徙到近处；记载毁掉党人碑，都是为了肯定他有悔悟之心。古代圣贤不以没有过错为可贵，而以能够改正过错为可贵，原因就在这里。徽宗如果能够从此焕然一新，洗去旧日染污而向善，戒除恶行，那么什么天变不能消除，百姓之心又有什么不能得到呢？可惜他征求言论不久就停止了，求取直言的警戒之心还没有形成，邪恶奢侈的行为又重新兴起，这就是他最终悖逆混乱而无法挽救的原因。唉！广义：征求直言，是因为星象发生变异；半夜毁碑，是因为害怕蔡京。唉，妻子控制丈夫，家庭就无法建立；臣下控制君主，国家的体统就无法确立。《易经》说：“车厢脱离了车轴，夫妻反目成仇。”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二月，蔡京有罪，被免职。

译蔡京怀藏奸邪，培植党羽，赏罚威福都操在自己手中。他假托绍述熙宁、元丰政事的名义，纷纷更改法制，贬斥群贤，增加聚敛财利的政务，以奢侈靡费迷惑人心。他常常以《周官》中“只有王没有限制”作为说法，每当谈到前朝爱惜财物、节省费用的人，必定认为他们鄙陋。至于土木营造，大多想超过前代的规制，使后世的观瞻更加奢侈。当时天下长期太平，官吏冗余滥设，节度使多达八十余员，留后、观察使以下直到遥郡刺史，多达数千员。学士、待制，内外共有一百五十员。蔡京看到国库财物充盈，于是倡导“丰亨豫大”的说法，把官爵和财物视同粪土，历朝积存的财物都被一扫而空。皇帝曾举行大宴，拿出玉琖、玉巵给辅臣看，说：“想使用这些东西，又怕人们认为太过奢华。”蔡京说：“臣过去出使契丹时，契丹人拿玉盘、玉琖向臣夸耀，说是石晋时期的物品，南朝没有这样的东西。如今用它们为陛下祝寿，在礼制上没有什么不妥。”皇帝说：“先帝建造一座小台，因上书进谏的人很多而十分忧惧，我也害怕他们的言论。这些器物已经制成很久了，倘若人们的议论再次兴起，以后就很难分辨了。”蔡京说：“事情如果合乎道理，议论多也不必害怕。陛下本来就应当享用天下供奉，区区玉器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皇帝喜欢他的话，于是设置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等机构，名称纷杂，大多争相以制造奇巧物品来邀功，其中花石纲的危害尤其严重。等到彗星出现，皇帝醒悟蔡京的奸邪，凡是他所创设的机构和措施一概罢除，并免去蔡京的职务，改任中太乙宫使，留在京师。进言者仍不停地弹劾，中丞吴执中对皇帝说：“进退大臣，应当顾全礼貌和体面。”皇帝于是为蔡京下诏训诫，进言者才停止。发明：蔡京总揽权力，欺骗皇上，误害国家，残害百姓。看他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不是违背天理、失去人心的事情。因此在记载他被免职时特意写“有罪”，是为了深深贬斥他。由此可见君子的用心，也可见憎恶邪恶的公正态度。广义：徽宗因天变而醒悟蔡京的奸邪，可以说是幸运了。因此《纲目》在记载蔡京被免职时写明“二月”，是为了记下他去除恶人的时间；写“有罪”，是为了端正、揭示他作恶的事实。然而仍然称作“免”，却失去了讨伐奸贼的意义。任命赵挺之为尚书右仆射，兼任中书侍郎。【蔡京被罢免以后，徽宗召见赵挺之，说：“蔡京所做的事，正如你所说。”又任命他为右相。赵挺之和刘逵同心辅政，凡是蔡京所做的违背事理、虐害百姓的事，逐渐加以澄清纠正。然而赵挺之常常考虑后患，每次提出建议都只开个头，而让刘逵把话说完。刘逵也想把功劳归于自己，任性直行而不顾后果。当初，蔡京挑起边事，用兵多年。到这时，徽宗临朝，对大臣们说：“朝廷不可以同四夷结下嫌隙。一旦开启争端，战争接连、灾祸不断，百姓将肝脑涂地，这难道是人主爱护百姓的本意吗？”赵挺之退朝后对同僚说：“皇上的意向在于停止战争，这是我们应当顺从助成的。”当时执政大臣都是蔡京一党，只是笑笑而已】广义说：“蔡京凶恶到了极点，毫无顾忌；赵挺之深沉奸诈，模棱两可以求取容身。一个月之间，罢退了一个小人，又进用一个小人；这样一进一退都关系朝廷瞻望，而全是小人。又怎能指望有所谓辅导、匡正、救弊的益处呢？唉！徽宗孤立在上面，群奸在下面交相进攻，好比一棵倾斜的树木遭受风吹，要想不倒下，实在太难了。” 三月，停止征求直言。【不久又恢复方田等法，以及各州每年进贡供奉的物品。】广义说：“二月任命赵挺之为宰相，三月便停止征求直言。由此可知，停止征求直言，虽然是徽宗的本意，也有赵挺之逢迎促成的缘故。正月因天象变异而下诏征求直言，三月就停止了。这样看来，确实是认为天变没有什么值得畏惧的了。我料想直言一停止，邪说便交相进攻，宋朝的狂澜，我知道已经无法挽回了。” 答应夏人议和。【废除银州，改为银川城；罢免五路经制使，调陶节夫任洪州知州。】广义说：“按照《春秋》的义例，化解仇恨、解除怨结称为‘平’。这里称为‘平’，为什么责备宋呢？大概是宋不能安抚驾驭外族，常常想招致怨恨、挑起事端，却又无可奈何；那么这里说‘许’，或许也是因为答应了对方的请求吧？学者应当仔细考察，义理自然会显现。” 夏五月，实行《纪元历》。【这是刘昺制定的。】秋七月初一，按推算太阳应当发生日食，但没有亏缺。广义说：“太阳是众阳之精华，象征人君。当时徽宗还能够设置议礼局、毁掉党人碑、恢复被贬者的名籍、封立太祖的后代、解除外族的怨恨、封立圣人的后裔、罢退蔡京的奸邪行为，并制定《纪元历》的历法，这些事情足以观察天道，因此天象便作出回应。《纲目》特意记载此事，是有其用意的。” ○冬十二月初一，按推算应当发生日食，但没有亏缺，群臣向皇帝称贺。发明说：“凡是史书记载‘称贺’的，本来就不应当称贺。太阳按推算应当发生日食却没有亏缺，只是历官选择推算方法不精，考察不够详尽罢了。对此应当慰劳，而不应当称贺。《说苑》说：臣下事君的方法，是虚心坦诚，进献善言、通达正道，以礼义勉励君主，以长远的防范告诫君主，顺成君主的美德，匡正挽救君主的过失，这才是臣下的职责。为什么竟因太阳没有亏缺，便相互率领着称贺呢？如果有大丈夫的志向，就一定会因此改变这种做法。此事《纲目》两次记载太阳没有发生亏缺的日食，是为了彰显他们放纵奢侈、没有节制，以及阿谀谄媚、巧言逢迎罢了。难道会是无缘无故记载的吗？” ○刘逵被罢免。【蔡京命党羽向徽宗进言说：“蔡京改革法度，都是禀承皇上的谋划，并不是私自所为。如今一概废止，恐怕不符合绍述的本意。”徽宗被这番话迷惑，又产生了任用蔡京的想法。然而群臣没有人察觉。郑居中往来于郑妃的父亲郑绅处，知道了这件事，便入宫进见，说：“陛下所建立的制度，都是学校、礼乐、居养、安济等法，正是厚待百姓、使民力宽裕的政事，怎么会违逆上天而招致天威谴责呢？为什么反而要更改这些正当制度？”徽宗很高兴。郑居中退下后，对礼部侍郎刘正夫说了此事，刘正夫于是请求入对，所说的与郑居中相合。徽宗于是怀疑刘逵专擅政权。于是蔡京一党的御史余深、石公弼弹劾刘逵专横恣肆，反复欺凌轻慢同僚，引用邪党，于是出任亳州知州。】【丁亥】大观元年春正月，任命蔡京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译发明说：“小人患得患失的心态，到这时更加显露出来了。因此，要了解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应当看他们在进退、取舍之时的表现。君子事奉君主，自己的言论被听取、计策被采纳就任职；稍有违逆就离去，即使终身不被任用，也完全没有怨恨忧患之意。小人事奉君主，则攀附钻营以求进身，用逢迎阿谀使君主高兴；即使在昏暗的夜里乞求哀怜，也丝毫没有羞耻之心。蔡京请求罢去相位，内心忧惧不安，暗中命党羽进言；京城不久又召他任用。由此可知，他奸险的心思，难道不是完全可以看出来了吗？不过，徽宗既已识破他的奸邪而罢免他，却又因他人进言而重新任用他，可见徽宗最终也没有确定的见识。史书直截了当地记载此事，是同时讥刺二人的意思。” 广义说：“去年春三月，徽宗既已醒悟蔡京的奸邪，凡是蔡京所建立的制度，一概废止，并以获罪为由罢免了他；这样，徽宗本应进用君子，蔡京本应感到羞愧而隐退，朝廷便会清明，诸般政事也会和谐。如今改元后的正月，又任用蔡京为宰相，那么徽宗就是群奸之首，而蔡京也不再知道世间还有羞愧之事了。况且元年正月，是施行王政的开始；尚书仆射是百官的纲领，是发布政令的开端，此时却重新任用大奸，宋朝政事不能成功，也就可想而知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正月〕 ○罢免吴居厚，任命何执中为中书侍郎，邓洵武、梁子美为尚书左右丞。【梁子美起初任河北转运使，倾尽漕运经费来奉承皇上，甚至损耗缗钱三百万购买北珠进献。因此各路漕臣竞相仿效，争着进献羡余。北珠产于女真，梁子美向辽购买；辽国贪图其中利益，虐待女真，捕捉海东青来索取珍珠，女真因此对辽深深怨恨。梁子美凭借这件事得到显贵。】广义说：“蔡京既然做了宰相，所提拔进用的也都是同类。把这些事联系起来看，义理就显现了。” 三月，赵挺之被罢免，任命何执中、邓洵武为门下、中书侍郎，梁子美、朱谔为尚书左右丞。○任命郑居中同知枢密院事，不久罢免。【郑居中起初任直学士院，自称是郑贵妃的从兄弟；郑妃家世显赫，也倚重他。等到郑居中进入枢密院时，郑妃已经尊贵显要，对郑居中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地方，于是采用宦官黄经臣的计策，以亲属关系有嫌疑为由请求更改任命，改授郑居中为中太乙宫使。郑居中很不高兴，蔡京替他说话：“枢密院本是掌兵之地，并不是三省执政，任用亲属没有什么嫌疑。”黄经臣从中阻挠此事，于是郑居中怀疑蔡京援助自己不力，渐渐怨恨蔡京。】任命蔡攸为龙图阁学士兼侍读。【蔡攸是蔡京的长子。元符年间，他任监在京裁造院。徽宗当时还是端王，每次退朝，蔡攸正好到官署办事，在路上遇见端王，一定下马拱手站立。端王问明是蔡攸后，心里很赞许他。等到端王即位，蔡攸便受到宠信。他从鸿胪丞起，赐进士出身，授秘书郎，历任集贤修撰等官。蔡京第二次入朝为相，蔡攸于是升任学士。】发明说：“蔡攸是蔡京的长子，没有学问和才能，凭借父亲的势力突然得到学士之职。这确实是借父兄势力取得显要官职的人。这样一来，奸邪同流合污、相互助成，官爵名器也就滥用了。一个奸人还没有被罢退，又重新任用另一个奸人，这种弊病哪里说得尽呢？这就是徽宗最终招致祸乱却仍未醒悟的原因。唉！所以《纲目》特意记载此事来讥刺他。” 设立八行取士科。【八行是孝、友、睦、婣、任、恤、忠、和。凡具备这八种品行的人，就免试补入太学上舍。台州知州李谔以徐中行荐举。徐中行听说后，把自己所写的文章全部毁掉，进入委羽山躲避。有人问徐中行，他说：“做人而没有品行，和禽兽一样。假使我能够凭八行应试取士，那么那些没有被荐举的人，难道就不是人类了吗？”】广义说：“圣人说：‘品行修养有余力了，再去学习文章。’朱子解释说：‘德行是根本，文艺是末节。’如今徽宗能够设立八行取士科，可以说是敦厚根本、务求实际的举措，很值得称道。不过蔡京主持国政，我恐怕所取用的人未必真有这些品行。” 夏五月，任命蔡薿为给事中。【蔡薿以诸生身份参加策试，揣知蔡京将要重新被任用，便在对策中说：“熙宁、元丰时期的德政功业足以与上天相配，不幸之后又有元祐、绍圣时期的继承发扬，足以使后世长久依赖；不幸之后又有靖国。陛下两次下诏征求言论，希望听到至理名言、收到有实际作用的建议，然而在元符末年所看到的，却是有人庆幸时局变化而放肆发表奸邪言论，乘着空隙提出异议，诋毁污蔑先代功臣而不以为疑，动摇国家的是非标准而不以为惧。希望陛下预先处置尚未发生的祸患，断绝它的根源。”于是蔡薿被擢为第一名，并把他的对策颁示天下。他刚脱去布衣取得官身，便授任秘书省正字，不到一年就做到侍从之职，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事。】广义说：“前面记载以八行取士，因为八行就是孝、友、睦、婣、任、恤、忠、和。接着又记载任命蔡薿为给事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蔡薿所陈述的都是迎合阿附之说，他在八行方面的亏欠太多了。宋朝徽宗设置科目选取士人，然而所得的人，都是迎合皇帝自身过失的人。”

译《尚书》说：‘违背君上所命，顺从他所喜好的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吗？邓洵武被免职。【当时妖人张怀素谋反，许多朝士受到牵连；邓洵武也与张怀素一党有牵连，糊里糊涂地因罪被免职。】下诏各路监司，不得任用信奉元祐学术的人。○六月，任命梁子美为中书侍郎。○朱谔去世。○秋八月，任命徐处仁为尚书右丞，林摅同知枢密院事。徐处仁不久被罢免。○九月，贬侍御史沈畸为监信州酒税，流放御史萧服到处州。【蔡京怨恨刘逵，便制造苏州私铸钱币的案件。蔡京想借此陷害刘逵，他妻兄章綖的兄弟派开封尹李孝寿审讯此案，牵连了一千多人，强行压制他们供认，死者很多。蔡京还认为处理得太慢，便派侍御史沈畸、御史萧服前往取代他们。沈畸到苏州后，当天就审决释放了七百名没有旁证的人，叹息说：“身为天子的耳目之官，难道可以附会权贵、杀人来苟求富贵吗？”于是查验事实，平反冤案，上报朝廷。蔡京大怒，将沈畸贬为监信州酒税，把萧服拘管在防州，而章綖最终被流放到海岛。】发明说：“君子所守护的只是义，不因威武而屈服，不因权势而改变心志。蔡京妄自兴起大狱，牵连千人，却派沈畸、萧服前往处理。如果只想追逐富贵，必然会依附权势、罗织罪名，以成就这个案件。君子认为此事不合乎义，宁可违逆权贵，哪里肯阿谀奉承，凭非法手段陷害别人呢？看沈畸所叹息的话，他坚定地有所操守，确实不肯屈服。这真是把权势利禄看得比鸿毛还轻，严正得近乎刚烈。若不是明白大义，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不过，当时的一切都是蔡京所为，所以史书记载他被贬官，并按无罪者的待遇书写，其中的义理也就可以看出来了。” 广义说：“法律是天下共同遵守的公理，不是一个人可以私自占有的。如今蔡京以私废公，滥杀无辜；沈畸、萧服则正是要以公灭私，释放无辜。并且还说：‘身为天子的耳目之官，难道可以附会权贵、杀人来苟求富贵吗？’从这句话看，他们的正气直到今天仍然令人凛然，可称为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所以《纲目》不但按月份记载此事，还加以斥责；不但加以斥责，又详细记载他们被贬逐的地点，正是想传播清正之风来激励后人。” 故直秘阁程颐去世。【程颐没有什么书不读。他的学问以诚为根本，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纲领，进而通达六经；一举一动、一言一默，全都以圣人为老师，最终得到孔子、孟子未曾传下的学问，成为各位儒者的倡导者。著有《易传》《春秋传》。他一生教诲别人从不厌倦，因此从他门下出来的学者最多，受其学术源流浸润的，都成为有名之士。其中刘绚、李吁、谢良佐、游酢、张绎、苏昞、吕大临、吕大钧、尹焞、杨时、成德尤其著名，世人称程颐为伊洛先生。程颐去世时七十五岁。刘绚努力学习而不知疲倦，程颐常说，别人的学问敏捷是有的，却未必容易保证；像刘绚这样的人，我没有疑虑。刘绚最终官至太常博士。唉，程颐称赞他的才能器量可以担任大事，又说自从自己兄弟倡导阐明道学，能够使学者观看、效法并信从的，刘吁与刘绚都出了力。刘吁最终官至校书。谢良佐学问广博丰厚，遇到事情没有彻底明白时，额头便会出汗。他曾与程颐分别一年，后来又来见程颐，问他学问有什么进益，回答说：“只是除去了一个‘矜’字罢了。”程颐高兴地说：“这个人可以说是博学、勤问而且善于近取诸身思考的人了。”游酢、杨时、吕大临在程颐门下被称为四先生。】游酢最终官至监西京竹木场。游酢起初和哥哥游醇都以文章和品行知名，所交往的都是天下名士。程颐在京师见到他们，认为他们的资质可以进于道。等到程颢兴起并扶助讲学，游酢完全放弃过去所学而跟随学习。最终官至濠州知州。张绎家世显贵，年长后仍不知学习，靠出力在市场做工；听到县中官吏传呼的声音，心中羡慕，便发愤努力学习，终于凭文章成名。程颐从涪州返回河南后，张绎前往拜师，程颐称赞他聪颖颖悟，曾说：“我晚年得到两位士人，说的就是张绎和尹焞。”苏昞起初从张载学习，后来又事奉二程，学业完成后，任太常博士；因元符年间上书被列为邪等人物，编管饶州，最后去世。吕大钧是吕大临、吕大防的弟弟，能够守持老师的学说并亲身实践，尤其喜欢讲明井田和兵制，认为治理之道一定要从这里开始。张载常常感叹他的勇于实行无人能及。最终官至陕西转运从事。吕大临是吕大钧的弟弟，通晓六经，尤其精通礼学；常想搜集研习三代遗留下来的文章和旧制度，使它们能够施行，不说空话来违逆社会、矫正风俗。最终官至秘书省正字。发明说：“凡是记载人物去世时的旧官职，都是为了记录贤者。程颐既然已经被削去官职，这里仍然写作‘故直秘阁’，是因为程颐不应当无故被削去这个官职。程氏兄弟在河南传播圣道，继承正学的统绪，振兴衰落的斯文，确实是一代贤人。可惜他们最终没有得到充分任用，这是令人遗憾的。不过，他们的学说虽然一时受挫，功业实际上伸展于后世。难道能因为他们最终没有得到充分任用，就贬低他们的道吗？《纲目》记载此事，不是替程氏惋惜，而是替当时的世道惋惜。” 广义说：“考察伊川的经历：元祐元年春三月，经司马光、吕公著推荐，任崇政殿说书；元祐二年秋七月，就被罢免；元祐七年春三月，服丧期满，授直秘阁；绍圣四年冬十一月，哲宗追究他以正直之道事君的罪责，将他编管涪州；元符三年冬十月，徽宗即位初年，又任命伊川判西京国子监，他领取一个月俸禄后退休；崇宁二年，言官迎合蔡京的意思，授直秘阁程【原文至此残缺】。” 【程颐的名字，那么既然已经削去了他的名字，如今在他去世时不写‘直秘阁’，却写‘故直秘阁’，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直秘阁是哲宗授予他的，徽宗并没有参与此事。看《纲目》的书法，其义例应当与晋代征士陶潜去世的记载相同。】冬闰十月，任命林摅为尚书左丞，郑居中同知枢密院事。【郑居中既已怨恨蔡京，便暗中与张康国结交，并从中离间蔡京。都水使者赵霆在黄河中得到两只龟，献上来作为祥瑞。蔡京说：“这就是齐小白所说的看见象罔而成就霸业的祥瑞。”郑居中说：“龟首难道会有两个人吗？”众人都惊骇诧异，只有蔡京独自坚持自己的说法，几乎不可揣测。徽宗命令把龟丢弃在金明池，因为认为郑居中爱护自己，所以再次执行先前的任命。】

译广义说：“尚书是百官的宗主，枢密院是六军的统辖机构。尚书统领百官，枢密院掌管六军，不是才德兼备的人不能胜任。看林摅因发怒而降职，又因制造事端而被贬；郑居中后来又依靠宫中宠幸，承受羞辱。二人不能担当重任，是很清楚的。徽宗没有察觉这一点，却让他们处在不称其位的职位上，凭什么作百官的师表、统御六军呢？《纲目》记载月份并大书其事，是为了讥刺徽宗。” 将太庙斋郎方轸流放到岭南。【方轸上书说：蔡京觊觎社稷，内心怀有不臣之意，专门把绍述熙宁、元丰之说作为自我推举的手段。朝廷内的执政、侍从，朝廷外的帅臣、监司，没有不是他的门人亲戚。蔡京每次有所奏请，都全部写成御笔下发，还对人说：“这是皇上的意思。”第二天如果不施行，又对人说：“其实是蔡京启奏的。”有了好处就称是自己的，有了过错就归于君主，一定要让陛下收尽天下的怨恨才肯罢休。自元符末年陛下即位以来，忠义之士没有一天不投匦进言；蔡京却把他们分别列为邪等，刺字发配、编管安置，不让他们进入仕籍，那么还有谁肯替陛下进言呢？蔡京又让儿子蔡攸每天把花石、禽鸟进献给皇上，想使陛下昏聩，不知道天下的治乱。我认为蔡京一定会反叛，请求诛杀蔡京。”诏书把方轸的上书宣示给蔡京，蔡京请求将方轸交付狱官审理，方轸最终被流放岭南。阐释：蔡京当权时，朝廷把直言视为忌讳，唯独方轸论说蔡京奸邪，挺身而出毫不畏惧，难道不是“凤凰在朝阳鸣叫”吗？苏从说：“享受君主的高爵，食用君主的厚禄，却吝惜自己的生命，不向君主进谏，这不是忠臣。方轸当然知道蔡京正得到君主的信任，不能触犯；徽宗起初也信任蔡京，不可冒犯。然而如果闭口不言、尸位素餐、苟且偷安而不知羞耻，即使把天下的俸禄都给我，我也不顾惜。进言而君主不听，那么正直在我，错误在他，我为什么要忧虑呢？”所以，史书写“流太庙斋郎方轸”，既是赞美方轸爱护君主，又是责备当时没有别人这样做。唉！广义：考察方轸上书所说的话，正气凛然，确实足以成为千古忠义的倡导者。可惜蔡京主持国政，每天以暴虐的气焰熏灼天下，忠良之臣稍有违逆，就遭到贬斥排黜，因此有抱负的人不能尽情施展，无志之人反而都沦为供人驱使的役卒。朝廷昏暗，天下悲惨惶恐。所以方轸上畏天命，下悲悯百姓困穷，才奋不顾身，向徽宗痛陈蔡京贼害国家的罪行，请求诛杀他。当时徽宗本应大举召集群臣，公布方轸的言论，向朝廷内外宣告。这样一来，必定会有像方轸一样忠直敢谏的臣子，共同出力除掉恶人。为什么徽宗不把方轸的话给众人看，反而拿给蔡京看，使蔡京得以大肆逞凶，把祸害施加到方轸身上？所以《纲目》写道：“把太庙斋郎方轸流放到岭南”，以表明方轸被流放虽出于蔡京，徽宗也不能推卸责任。君子推究实情来判定罪责，那么徽宗、蔡京可以说是罪责相等。十一月初一，发生日食。蔡京认为日食的程度没有达到应有的分数，便率领群臣称贺。广义：日食，是君主的象征，是上天垂示警戒中最重要的事情。因此古书说：“啬夫奔走，百姓逃跑，盲人击鼓；早到的杀无赦，晚到的杀无赦。”由此可见，古代圣明君王立法垂训是多么谨慎，上天的警戒就是如此。如今蔡京主持国政，上天降下警戒，正应当借此告诫徽宗反省自身、约束自己，使君臣警惧，改过自新，这样上天一定会转祸为福。现在却安然不知反省，反而率领群臣称贺，难道仅仅是所谓“天变不值得畏惧”吗？这简直是在欺罔上天，没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孟子说：“把危险当作安稳，把灾祸当作利益，以导致灭亡的事情为乐，说的就是蔡京。” 十二月，设置黔南路。加授蔡京为太尉，召王祖道任兵部尚书。南丹州的土地与宜州及西南夷接壤，世代为莫氏所居，莫氏自行署任刺史。王祖道想夺取那里，便诬陷其酋长莫公佞阻挠文兰州，不让其归附王祖道，于是发兵讨伐，擒获莫公佞，把南丹州改为观州。莫公佞的弟弟莫公晟联合溪峒部族报复，侵掠城邑，杀死刺史。蔡京隐瞒不报，朝廷特意设置黔南路，统辖庭孚、平允、从宜、柳融和观等九州。蔡京因功加授太尉，又召王祖道任兵部尚书。王祖道在桂州四年，用丰厚的官爵、金帛诱使各夷，修建城邑，调兵戍守，把内地的钱、布、盐、粮用车船运来，不再限制供给。当地瘴疠严重，戍守者十人中死去五六人，实际上没有增加一尺土地、一个百姓归于官府。当时广南西路转运副使张庄与王祖道内外勾结，于是便用张庄代替王祖道的职任。王祖道、张庄既然凭空越级取得显赫美好的名位，从此厐防、孙赵遹、程邻相继仿效他们，边境地区的事变就更多了。广义：考察王祖道，他在崇宁三年迎合蔡京的意图开拓边境；到这时又召他任兵部尚书，可见徽宗对王祖道已经格外重视。唉！开拓边境的大臣竟能这样得到显要职位，那么凡是享用徽宗俸禄、守卫徽宗土地的人，谁不会把开拓边境作为自己的打算呢？拥有国家的人不能不慎重。涪州的夷人归附，把他们的土地改为珍承州。知涪州厐恭孙劝说诱导他们归附。黄河水变清。干宁军报告说，黄河水变清，绵延超过八百里，共持续七昼夜。下诏把干宁军改为清州。阐释：有道的时代，即使遇到异常现象，也会成为祥瑞；无道的时代，即使遇到祥瑞，也会成为异常。为什么呢？因为有这种事情而出现相应的征兆，才叫嘉祥；没有这种事情却出现相应征兆，便是灾异。旧史把灾异和祥瑞一并记载，所以黄河水变清能够见于《纲目》。如果旧史不记载，君子也不能凭空增益。可是从宋到元，历年已经很久，善政也很多，难道没有黄河水变清而不见于《纲目》的吗？这是因为君子把其他君主的此类记载都删去了。唯独徽宗时黄河水变清、元顺帝时黄河水变清，保留下来而没有删去。因为这两位君主得罪上天，如今却出现黄河水清，正是反常现象。如果不修订《纲目》，这就是祥瑞；君子把它写入史册，它就是变异。这说明《纲目》对于宋史旧文，能够建立兴王之书的新法则。广义：水是流动的事物，在五行中属于智。流动就浑浊，静止就清澈；水本应流动而不应静止，清澈便是静止而不流动，浑浊便是流动而不静止，这是水的自然属性。何况黄河横贯大地，飞沙卷土，奔流入海，自古至今常常浑浊，是因为它的性质在于流动。譬如人的身体有营卫之气，从来没有营卫不运行而身体能够安宁的。况且把此地命名为干宁，也是要表明“干”象征君主，按理应当安宁。黄河水清，是国家体势不得安宁的象征。那么世上有人进献歌颂黄河水清的文章，是不知道自己昧于这个道理吗？还是不知道其中缘故，因而说出这种阿谀奉承的话呢？我因此根据《纲目》的记载，姑且推广其中的意义，等待有识之人评定。

译戊子二年春，正月初一，在大庆殿接受八宝，实行大赦。此前有人进献一方六寸的玉印，龟形印纽，印文是：“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下诏命名为“镇国宝”。到这时又得到良玉和玉工，皇帝命令制作六宝，以符合秦制“天子六玺”的数目；连同受命之宝“镇国”，合称“八宝”。阐释：《易经》说：“丰盛亨通，君王来到，不必忧虑，适宜如太阳正当中天。”傅氏解释说：这是说君王达到德业盛大的时候，但盛极将衰，也应当有忧患意识。圣人认为徒然忧虑没有益处，只要守常，不至于过度盛大就可以了，所以告诫说不必忧虑，宜如太阳正中。古代圣人在盛大之时防止过度，谨慎戒惧到了这种程度，从未听说有放纵享乐之心。徽宗骄傲自矜、奢侈放纵，粉饰太平，竟在正旦接受宝物，大肆赦免天下来夸耀，把国事置于法度之外，放纵私欲并视为理所当然。唉！君主一天比一天骄傲，臣下一天比一天谄媚，从来没有不败坏国家的。特意把这件事写入史册，是为了深深讥刺他。广义：考察分注说：当时得到良玉和玉工，皇帝命令制作六宝，以符合秦制天子六玺的数目，连同受命镇国之宝合称八宝。唉！秦是无道的国家，古今把它的败亡作为警戒时，没有不把它作为首要例子的。如果秦制合理，为什么只经过二世就灭亡了？那么徽宗制作这些宝物，无非是蔡京谋求巩固宠幸的计策。看看在咸阳得到秦玺这件事，道理自然就显现出来了。二月，任命叶梦得为翰林学士。叶梦得起初因蔡京推荐而任礼部员外郎，蔡京罢相后，赵挺之改变了蔡京推行的政策；等到蔡京再次任相，又恢复了以前的政策。叶梦得入宫应对，于是说：“事情不过是可以和不可以两种情况罢了。如果认为可以，而又出自陛下，那么前一天就不应废止；如果认为不可以，而不是出自陛下，那么今天也不能恢复。如今只是把大臣的进退作为可否的标准，恐怕是陛下心中还没有明确的主见吧？”皇帝很高兴，任命他为起居郎，随后升任学士。夏五月初一，发生日食。童贯收复洮州，下诏加授童贯检校司空。奏报送到后，百官上表称贺，皇帝把玉带赐给蔡京。童贯不久又收复积石军，改镇奉宁，依仗功劳而骄横放纵，选任设置将领官吏，全都取自中官，不再关白朝廷。蔡京对此很不高兴。阐释：赏赐和惩罚，是君主的大权。不因为个人喜爱而加以赏赐，不因为个人愤怒而加以惩罚，只看是否合乎义理。义理如果确实应当赏，即使个人愤怒也不能废止赏赐；义理如果确实应当罚，即使个人喜爱也不能废止惩罚。徽宗先前设置黔南路，加授蔡京太尉；这次收复洮州，又加授童贯司空。这就是把赏罚的权力颠倒了。小人即使有功，也不应让他获得爵位和土地，只需用金帛优待即可。何况太尉是三公之职，怎么可以加给蔡京这样的卑劣小人？司空是六卿之职，怎么可以加给童贯这样的宦官？这说明徽宗只知道有蔡京、童贯，却不知道什么是赏罚。难道不令人深深惋惜、深深惭愧吗？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看，其中的道理自然显现。秋八月，梁子美被罢免。九月，任命林摅为中书侍郎，余深为尚书左丞。余深任御史中丞时，林摅任开封府知府，两人共同审理妖人张怀素的案件。案情多次牵涉蔡京，两人曲意为蔡京掩盖，凡是狱辞以及往来书信中有涉及蔡京的，就立即取来烧掉。蔡京非常感激两人，所以极力引荐他们。广义：当时身居通显职位的人，无不是蔡京的门人，都是那些相互包庇、共同作恶的旧党。林摅、余深为蔡京掩盖罪恶，蔡京便极力提拔他们。由此可知，当时站立在徽宗朝廷中的，都是蔡京一党。唉！徽宗孤立地在上面，蔡京党羽在下面成群胁迫。正所谓燕雀停在厅堂上，母鸟和小鸟还在欢快嬉戏，却不知道房屋将要被焚烧。可悲啊！皇后王氏去世。谥号为靖和。冬十二月，安葬靖和皇后。安化诸州的蛮人归附，下诏任命张庄为黔南经略安抚使。知桂州张庄上奏：安化上三州一镇的各部蛮人献出土地，共有五万一千一百多户、二十六万二千多人，地域方圆九千多里。又上奏：宽乐州、安沙州、谱州等四州七原等州献出土地，共计二万人，十六州、三十三县、五十多个峒，地域方圆万里。蔡京率领百官上表称贺，下诏命张庄兼任黔南经略安抚使。渝州的蛮人归附，把他们的土地改为溱州。下诏让孔伋配祀孔子庙。阐释：子思子作《中庸》，阐明圣人之道，恩泽惠及后来的学者，确实应当配祀。可是徽宗让王安石配享孔子，却让子思从祀孔子，这就是冠履倒置，胸中没有明确的是非界限。哪里有把王安石这样的卑劣小人提升到配享之列，反而让子思这样的贤人处于从祀之列的道理？从这一件事看，他任用人员、处理政务的情况就可以推知了。《纲目》特意记载此事，正是为了讥刺他。广义：徽宗尊崇礼敬先圣贤人的后代，可以说是光明正大的举动。可是为什么敬重圣人却违背圣人的道呢？孟子所说的自我放弃，说的就是徽宗。己丑三年春，二月，南平的夷人归附，把他们的土地设置为遵义军和播州。三月，张康国突然去世。张康国起初因依附蔡京而得到升迁，等到任枢密院官员后，逐渐与蔡京产生嫌隙。当时皇帝厌恶蔡京专横固执，暗中命张康国阻止蔡京的奸谋，并且许诺让他任宰相。蔡京忌恨张康国，于是引荐吴执中任御史中丞。吴执中将要弹劾张康国，张康国事先知道了。一天早晨他上奏政事时留下空白，皇帝说：“吴执中今天入宫应对，一定会替蔡京弹劾我，我愿意退职。”后来吴执中入对，果然陈述了这件事，皇帝发怒，贬吴执中为滁州知州。到这时，张康国退朝后快步走向殿庐，突然得病，仰天吐舌，被抬到待漏院后去世。有人怀疑他是中毒。广义：成汤、太甲，都是圣贤之君，仲虺、伊尹用谨慎开端的道理告诫他们。蔡仲是忠孝之臣，成王也用谨慎开端的道理勉励他。为什么呢？大概人情谁不想善始善终？然而开始不谨慎而能有好的结局，是很少的。张康国起初因蔡京而进用，已经不能谨慎对待自己的开端了。开端既不谨慎，怎么能有好的结局呢？看分注记载张康国所说的话，他难道不是与那些懵懂而不懂事理的人不同吗？他的祸患在于急于求得升迁，只要得到好官职，就不分辨是非，一心去做。唉！与其因不义的富贵而暴死在待漏院，哪里比得上安于贫穷、守着卑贱，在蓬蒿之下安享天年呢？《纲目》删去张康国的官职而记载他暴死的事实，确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贬右正言陈禾为信州监酒税。

译当时童贯的权势越来越大，和黄经臣一起掌权，中丞卢航内外勾结作奸，士大夫都侧目而视。陈禾说：“这是国家安危的根本。”于是上书弹劾童贯、黄经臣依仗宠幸玩弄权力的罪行，希望立即把他们放逐到远方。奏论还没有结束，皇帝拂袖起身。陈禾拉住皇帝的衣服，请求让他把话说完，衣襟因此脱落。皇帝说：“正言撕破我的衣服了。”陈禾说：“陛下不惜衣服被撕破，臣难道会吝惜头颅破碎来报答陛下吗？这些人今天享受富贵的利益，陛下将来却要承受危亡的祸患。”陈禾的话更加激切，皇帝变了脸色，说：“你能这样做，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内侍请皇帝换衣服，皇帝拒绝说：“留下它来表彰直臣。”第二天，童贯等人相继上前诉说，称：“国家极其太平安定，怎么会有这样不祥的话呢？”于是上奏说陈禾狂妄，把他贬为信州监酒税。阐释：臣子应当把直言进谏作为职责，君主应当把听从谏言作为要务。臣子畏惧君主的威势而不进谏，就是臣子没有尽到职分。君主拒绝谏言 而不肯听从，就是君主不知道自己的要务。当时童贯权势正盛，陈禾对此加以论劾。皇帝不听，起身离开，陈禾于是拉落了皇帝的衣襟。看他说：“陛下不惜衣服撕破，臣难道会吝惜头颅破碎来报答陛下吗？”如果不是爱护君主的至诚、竭尽忠心，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为什么徽宗却受到群小之言的影响，接受了对无辜之人的贬谪？这说明陈禾能够尽到臣子的职责，而皇帝却不知道自己的要务。贾山说：“做臣子的，应当竭尽忠诚，直言劝谏君主。”陈禾对此没有愧色。所以《纲目》直书“贬右正言”，把徽宗拒绝谏言的错误清楚地表现在史书的书法中。广义：孟子曾说：在内没有守法的大臣和辅弼之士，在外没有敌国外患，国家常常会灭亡。他的意思大概是说，做君主的应当保持戒惧谨慎的心，也就是所谓多难可以使国家兴盛，深重忧患可以启发圣明。当徽宗在位时，夏人凭陵，辽人强悍，都想窥伺中原，难道是小事吗？徽宗得到陈正言刚直鲠切的进言，就应当改变弦音、转换道路，恭敬修身，以巩固国家根本。贪污者罢黜，奸邪者诛杀，贤者居于官位，有才能者任职，不兴土木工程，不举行不合礼法的祷祀。如果这样，那么九夷八蛮大概将听到风声而归向教化，还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凭陵强悍之敌呢？《尚书》说：“不要懈怠，不要荒废政事，四方夷族都会来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从前伊尹告诫太甲说：“有话违逆你的心意，一定要到道义中去寻求；有话顺从你的心志，一定要到不合道义中去寻求。”像陈禾这样的正直言论，就是所谓违逆徽宗心意的话；童贯等人的邪说，就是所谓顺从徽宗心志的话。徽宗对违逆心意的言论，像吞服鸩毒一样；对顺从心志的话，像饮用醇酒一样。他和太甲相比，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太甲怎么会不兴盛，而徽宗怎么会不灭亡呢？《纲目》把这些直书在册，实在是后世君主的借鉴。夏四月，林摅因有罪被免职。在集英殿传唱贡士名次时，林摅应当传呼姓名，却不认识“甄盎”二字，皇帝笑着说：“你弄错了吗？”林摅不谢罪，反而说话诋毁同列。御史弹劾他学识浅薄、傲慢自大，恐怕有损臣子的礼节，于是贬为滁州知州。过了很久，他从扬州调往大名，途中经过宫阙，对皇帝说：“前些时候出使辽国，我看见辽国国内离心离德，如果兼并它，形势上没有什么不可以。”他大概是想借此报复自己受辱之事。皇帝从此开始产生北伐的意图。广义：分注记载：林摅不认识“甄盎”二字，御史弹劾他学识浅薄、傲慢自大，恐怕有损臣子礼节，所以把他贬黜。而且“甄盎”二字，难道真的难以辨认吗？如果连这两个字都不认识，那么对于义理之道，他必定大概还没有听闻。所以不只是责罚他，而且还罢去了他的官职。

译史书写“有罪”，是为了鄙薄他。任命郑居中主持枢密院事务，管师仁共同主持枢密院事务，余深任中书侍郎，薛昂、刘正夫任尚书左、右丞。薛昂和余深、林摅依附蔡京最久，甚至全家为了蔡京而避讳他的私人名讳；有人偶尔误犯，薛昂就立即加以鞭打责罚。薛昂自己曾经误犯，也亲自打自己的嘴。五月，把孟翊流放到远方。【孟翊献上所画的卦象，说宋朝将要发生内乱，有再次接受天命、改换年号的征象，应当更改年号、改换官名、变更各项事务来压制它。皇帝不高兴，下诏把他流放到远方】发明【纬术数之学，本来就不是君子所崇尚的；然而狂妄之人的话，圣人也会有所选择。若不听取也就罢了，却加罪于他，就是过错。孟翊因画卦象而知道宋朝将有内乱，这也是思考祸患、预先防备。徽宗不高兴，把他流放到远方。唉，过错啊！即使不能听从他改年号、变更事务的说法，难道就不能警醒反省自身吗？这正是徽宗陷入危亡而始终不能醒悟的原因。《纲目》把孟翊按无罪的例子记载，是为了宽恕孟翊。宽恕孟翊，正是为了治徽宗的罪】六月，罢免管师仁。○蔡京获罪被免职。【御史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张克公弹劾蔡京的罪恶，上奏章几十次，蔡京于是被罢为太乙宫使。当时有个郭天信，凭借方术得到皇帝亲近宠幸，深知蔡京不对，每次上奏天文，都一定指明天象来震动蔡京。郭天信秘密报告说，太阳中出现了黑子，皇帝因此害怕。后来黑子屡次出现而没有停止，皇帝开始怀疑蔡京，所以罢免了他】广义【考察史实，蔡京在哲宗朝任翰林学士承旨，因为陈师锡等人论说他的奸邪，已经获罪免职。徽宗崇宁五年二月，因彗星出现，皇帝醒悟他的奸邪，他又一次获罪免职。到这时，又因为御史中丞石公弼、御史张克公弹劾他的罪恶而被免职。《纲目》凡三次记载蔡京“有罪免之”，都是没有讨伐贼臣。如今徽宗多次起用蔡京、又多次免掉他，由此可知徽宗是罪人的君主，而蔡京实在是罪恶的首魁。唉！蔡京不以有罪为耻，反而以此求取君主欢心；徽宗又乐于任用罪人来放纵欲望。宋朝君臣安于危难、以灾祸为利的情形竟到了这样，怎能不使读史的人为之三叹】任命何执中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何执中一心谨慎地侍奉蔡京，于是取代他成为首相。太学生陈朝老到宫门上书说：“陛下知道蔡京的奸邪，解除他的宰相印，天下人欢欣鼓舞，好像获得了新生。等到任用何执中为宰相，朝廷内外都黯然失望。何执中虽然不敢像蔡京那样蛀蚀国家、残害百姓，但只是庸碌平常之人，原本没有过人的才能。天下败坏到这种地步，就像一个人的脏腑已经深受邪气侵害，哪里是平庸的医生能够救治的呢？何执中凭借攀附关系得以位列二府，也已经是极大的幸运。却突然让他主持经体、辅佐皇帝，这就像让蚊子背负大山，只能更加显出他不能胜任。”奏疏上呈后，皇帝没有理会，反而对他的宠信更加特别】冬季，十一月，下诏授蔡京太师之职退休，仍留在京师。【蔡京主持修撰《英宗实录》，改封楚国公。每逢朔日、望日入朝，石公弼说：“蔡京盘桓在京师，他残余的威势仍震慑群臣，希望陛下拿出必断的决心，以消除后悔。”殿中侍御史洪彦升说：“蔡京假借绍述的名义，把一切都更改重张，败坏先朝法度，结交奸邪、贻误国家，使公私都困乏。如今他已经交上官印，却仍傲慢地留在都城，上面仗恃皇帝的眷顾，中间怀着跋扈的志向，希望早日赐下英明决断，把他遣出京城。”殿中侍御史毛注说：“蔡京擅自掌握威权福柄，动摇朝廷内外，以翰林学士叶梦得为心腹，交相培植党羽。皇帝为了他而驱逐叶梦得，却把我调任为侍御史。”蔡京于是退休，毛注又极力论说蔡京接受孟翊妖妄奸邪的书信、同逆臣张怀素交往、招引凶恶朋党、任用林摅进入政府，以及任用亲信宋乔年、尹京等事。太学生陈朝老也上疏列举蔡京的十四项罪恶，请求把他投弃到远方，以抵御魑魅， 모두没有得到答复】发明【《秦誓》说：别人有才能，便嫉妒并厌恶他；别人贤能圣明，却排斥他，使他无法通达，这实际上是不能容人。这样不能保全我的子孙和百姓，也可以说是危险了。蔡京妨害贤能、危害国家，兼有《秦誓》所说的这些罪状，正是仁人所深恶痛绝的。应当把他驱逐到四夷之地，不让他和中原人共同居住才对。为什么因为众人的议论不能容忍他，就只让他退休，又让他住在京师呢？这不过是对他眷恋不舍，姑且堵住一时的舆论罢了。徽宗对于一个小人仍然爱护得像同胞一样，最终导致天下大乱，流离到海边，才生出悔恨之心。唉，也太晚了！所以直截了当地记载此事，以深深讥刺他】广义【听说退休，是把君主交付的事情归还给君主。臣下退休，就应当退居乡里，奉守祭祀、赡养园墓，对于王朝事务完全不再参与。如今蔡京既然说是退休，却仍主持《英宗实录》，又留在京师，想来名义上是退休，实际上是为日后重新起用留下的地方。小人贪恋权位到了这种地步；他们与道相合就服从，不合就停止，这样的人是贤还是不肖，究竟如何呢】停止铸造夹锡钱。○《礼书》修成。【不久又设置礼制局，命刘昞讨论古今宫室、车服、器用、婚丧、冠礼、祭祀的沿革制度，以及改置郊庙禋祀的器物，制定《五礼新仪》，颁行天下】泸州夷人归附，把他们的土地设置为纯滋州。【庚寅】四年春正月，任命余深为门下侍郎，张商英为中书侍郎，侯蒙为同知枢密院事。【蔡京已经被免职，张商英从峡州起用为杭州知州，经过宫阙时获赐召见答对，因而上奏说：“神宗修建法度，务求除去大的祸害、兴起大的利益。如今如果确实一一施行，就完全体现了绍述的好处。法令如果有弊病，不能不变更，但只要不失去它的本意就足够了。”于是被留在政府任职。皇帝曾从容地问邓蒙说：“蔡京这个人怎么样？”邓蒙回答说：“假使蔡京能够端正自己的心术，即使古代的贤相又怎么能超过他呢？”皇帝派人秘密侦察蔡京的作为，蔡京听说后便记恨邓蒙】夏季五月，设立词学兼茂科。【皇帝认为宏词科不足以招致文学之士，于是改设词学兼茂科，每年附在贡士院考试中。删去檄书一科，增加制诰一科，考中者授予馆职，每年不超过五人】

译彗星出现在奎宿、娄宿之间，下诏让群臣直言朝政缺失，贬蔡京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皇帝因为彗星出现在奎宿、娄宿之间，避开正殿、减少膳食，命侍从官直言指出朝政缺失。石公弼等于是极力论说蔡京的罪行，张克公也论说蔡京辅政八年，权势震动全国，轻易赏赐而蛀蚀国用，假托爵禄来买取私恩，役使将作监修缮住宅，用漕船运输花石，名义上说是祝圣却修塔来壮大临平之山，假托灌溉田地而决水来应合兴化堤防的罪行，以及不忠不义的罪行，共几十件。毛注又论说蔡京罪恶积累很大，天人交相谴责；他即使罢去宰相、退休，仍然倚仗恩宠，傲慢地居住在赐第，以致上天震怒。推究他的罪责，实在全在蔡京。考察蔡京的罪行，大概无法一一细数。陛下撤去党人碑，为人们开启自新的道路，蔡京嫉恨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另行设置禁令防范。陛下颁布明诏以来，天下人谈论蔡京，他就憎恨人们议论自己，并加重法律惩处，以严刑重罚胁迫全国，又用美官厚禄交结人心。钱钞屡次更改，商贾因而不能流通；边疆战事屡次发生，国力大为匮乏。声势所震动之处，朝廷内外都愤怒痛恨，应当早日命令他离开国都，以消除天变。” 奏疏上呈后，于是把蔡京赶出京城，令他到杭州居住】发明【彗星出现在奎宿、娄宿之间，这种异常太严重了。杨万里说：“况且天灾是上天造成的；把灾变为祥瑞，是我们君主一念之间的事。”这样看来，灾祥虽然在于上天，但改变它实际上在于君主的内心。所以君主内心的彗星灾变消除，外界就不会有彗星灾变；君主内心出现景星庆云，外界也就不会有景星庆云。徽宗能够下诏让人直言朝政缺失，贬蔡京出居杭州，这大概可以说是有敬畏上天、听取言论的心了。假如能从此改过自新，那么到哪里去会不向善呢？可惜求言不久又重新拒绝，贬蔡京不久又重新任用，实在令人遗憾。推究他的心情，不过是骄奢的一念；既然奢侈起来就难以遏止，因外物而改变，不能确立主见。因此君主应当防止欲望在尚未萌发时滋长。唉】广义【当时政事的缺失，没有比蔡京结交奸邪、贻误国家更严重的了。百姓凄惨惶恐，神灵和人都愤怒。如今忠言纷纷进呈，已经明白地判定了他的罪行。作为徽宗，或者诛杀，或者流放，或者放逐处死，迅速舒解百姓的冤屈和神人的愤怒，那么上天一定会有施行爱护的心，几乎就要转祸为福了。为什么徽宗既然知道他的奸邪，却还让他担任尊贵的官职、居住在优越的地方，而不把他投弃到荒远之地去抵御魑魅呢？为什么？是因为他同蔡京心意相投，不忍心让蔡京一天离开朝廷。考察这件事，他只是因为公论不能容忍蔡京，所以名义上虽然贬黜，恩宠却没有改变。考察事情的始末，心意自然就显现出来了】罢免余深。【余深同蔡京结成死党，蔡京既然离开国都，余深自己也不得安宁，于是上疏请求罢免，便出任青州知州】贬王祖道为昭信节度副使，把张庄流放到永州。【这是因为他们犯了妄称拓展土地的罪】广义【看分注所说的“讨伐妄称拓展土地的罪”，就知道当时王祖道说黎峒王、江蛮杨晟免等归附，张庄说宽乐等州归附，都不过是迎合蔡京的意图，邀取边功来求利罢了，难道真有归附的事吗？如今随着蔡京被贬，一群奸人也因此败露，这也是当时的一件快事】六月，任命张商英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京长期窃取国家权柄，朝廷内外都怨恨痛恨他，看见张商英能够坚持不同意见，更加称赞他贤能，皇帝于是顺应人望任用他为宰相。当时长期干旱，彗星出现在天空中央，张商英接受任命，这天晚上彗星便不见了，第二天下雨，皇帝很高兴，于是亲笔写下“商霖”二字赐给他】广义【张商英是阿附蔡京一党的人，他的用心和操行没有超过常人之处，只是因为能够坚持不同意见，所以当时人称赞他贤能。拿他和蔡京相比，稍微好一些罢了。当时蔡京已经被贬，国家大事交给了一个稍微好些的人，天意立即因此改变，由此可知当时上天厌恶蔡京这个贼臣的丑行，大概是可以明白的。不然，《纲目》为什么前面记载五月贬蔡京，六月就任用张商英呢？把这些联系起来看，其中的意义自然显现】薛昻被免职。○秋季七月，停止实行方田法。○八月，任命吴居厚、刘正夫为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任命侯蒙、邓洵仁为尚书左丞、右丞。○九月初一，发生日食。○冬季十月，册立贵妃郑氏为皇后。【皇后是开封人，原来任钦圣殿押班。当初，皇帝还是端王时，常常入朝拜见钦圣太后。太后命皇后供奉侍候，等到皇帝即位，便把她赐给皇帝。皇后性情端庄谨慎，善于顺承皇帝的心意，喜欢阅读书札奏章，还能亲自撰写。皇帝喜爱她的才华，她的宠爱冠绝后宫，最终立她为皇后】发明【皇后以母仪范天下，与皇帝配为至尊，好比坤配乾；这种礼制非常正当，怎么可以随便册立呢？然而贵妃原是太后的押班，因为善于顺承，于是被提升为东宫朝廷的尊位，这实在是违背礼制、败乱德行。因此记载为“立贵妃郑氏为皇后”，按照名义来责求事实，其中的防范是严密的】郑居中被罢免，任命吴居厚知枢密院事。【蔡京被免职后，郑居中自以为一定能当宰相，皇帝察觉了这一点，最终没有任用他；到这时又因为外戚身份而被罢免】【辛卯】政和元年春三月，任命王襄为同知枢密院事。○秋季八月，张商英被罢免。【张商英执政公平，认为蔡京虽然名义上奉行绍述，实际上只是借此劫持、控制君主，禁锢士大夫。因此大力革除弊事，把蔡京所铸当十大钱改为当三钱，以平抑钱币；恢复转般仓，停止直达行盐钞法，以使商旅流通；免除横征暴敛，以宽缓民力；劝皇帝节制华丽奢侈，停止木土工程，抑制侥幸求进。皇帝很是严肃畏惧他，曾经修缮升平楼，告诫主管人员说，遇到丞相的导骑来到时，一定要把工匠藏在楼下。当时人称张商英忠诚正直，但他的心意宽泛而才疏浅，凡是应当做的事，总是在公堂上先公开说出来，所以不利于他的人便能预先筹划。起初，何执中和蔡京一同任宰相，凡有营建和设置都预先参与谋议。到这时，何执中厌恶张商英超过自己，便和郑居中日夜编织他的过失，先让言官弹劾张商英门客唐庚，把他流放到惠州。又防查张商英同郭天信往来，事情被察觉后，郑居中于是暗示御史中丞张克公一并弹劾他。张商英于是被罢去政事，出任河南府知府。不久又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九月，王襄被免职。【因为荐举引进近侍获罪】派遣端明殿学士郑允中和童贯出使辽。【童贯既然在西羌取得了功名，便说辽国也可以谋取，于是请求出使辽国以窥探它。于是任命郑允中充任贺辽主生辰使，童贯任副使。有人说，让宦官担任正使，难道国家没有人了吗？皇帝说：“契丹听说童贯攻破了羌人，所以想见他；借此派他窥探辽国，这是很好的策略。”于是出发】

译发明【一个宦官到边境去，防止把他派往辽国，特意称为使者来记载，几乎像是要抬高君主旨意、擅自专断命令。这是为了显示童贯擅自使用君命、肆意欺骗妄为，开启边疆衅端、导致宋室灭亡的开端。像前面记载唐朝派宦官马彦珪出使蜀地，意义相同】冬季十月，把陈瓘羁管在台州。【陈瓘因为触犯蔡京，被流放到郴州。陈瓘的儿子陈正汇在杭州，控告蔡京有图谋动摇东宫的迹象。杭州人蔡薿把他押送到京师，暗中把情况告诉蔡京，让蔡京设法。案件交给开封府办理，同时逮捕审治陈瓘。开封府尹李孝寿逼迫陈瓘证明陈正汇所说是妄言。陈瓘说：“陈正汇听说蔡京将对国家不利，便把这话传布于道路之间，我怎么可能预先知道呢？如果因为不知道这件事而忘却父子之恩，指说他的告发是妄言，我在感情上不能忍心；如果挟带私情来附和他的说法，又是义理上不该做的。蔡京奸邪，必定成为国家的祸害。我本来常在谏官机构论说此事，也不是等到今天才在言语间提起。”宦官黄经臣主持审讯，听到他的话，失声长叹，对他说：“主上正想得到实情，只要按照这些话回答就可以了。”案件审结后，陈正汇仍然因为告发的事情失实，被流放到海上；陈瓘被安置在通州。陈瓘曾经撰写《尊尧集》，认为绍圣年间的史官专门依据王安石的日录改修神宗实录，颠倒是非，不可作为传信的依据；他深刻揭露其中的诬妄，以端正君臣的义理。张商英任宰相时，取来他的书上呈皇帝，但张商英随即被罢免。陈瓘又被迁徙到台州。何执中起用被贬逐的人，石悈任台州知州，想置陈瓘于死地。石悈到任后，把陈瓘押到庭院中，详细陈列狱具，将要用死刑威胁他】陈瓘揣知他的意图，大声说：“今天的事，难道是奉了皇帝的诏旨吗？”石悈慌乱失措，才告诉他说：“朝廷只是命令取《尊尧集》罢了。”陈瓘说：“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让阁下知道《尊尧》命名的含义呢？大概是把神考比作尧，把当今皇帝比作舜；《尊尧》怎么能成为罪名？当时的宰相学术浅陋，被人欺骗，你能得到多少好处，竟然也不畏惧公众舆论，冒犯名分吗？”石悈惭愧地向陈瓘作揖，让他退下。石悈用各种办法使他困窘受辱，最终却不能加害于他。何执中发怒，罢免石悈。陈瓘一生论说蔡京兄弟，总是揭剖他们的用心，揭露他们的隐情，是他们最忌恨的，所以遭受的祸患最为惨酷】广义【陈瓘曾任谏官，他刚强耿介、正直不屈，是别人难以做到的；然而记载他被羁管时不写他的官职，并不是贬低他，而是表明这样的人不是污浊的世道所能加罪的。《纲目》用相同的文辞却表达不同的意义，就是这一类】童贯带着辽国的李良嗣回来奉命，将他任命为秘书丞，赐姓赵。【燕地人马植，本是辽国的大族，官至光禄卿，行为污秽而内心奸乱，为人所不齿。童贯出使辽国，经过卢沟时，马植夜里拜见童贯的侍史，自称有灭燕的谋略，于是得以见到童贯。童贯同他交谈，大为惊奇，便带他一同回来，改换姓名叫李良。李良嗣又把他推荐给朝廷，马植于是献策说：“女真人对辽人恨之入骨，而天祚帝荒淫失道。本朝如果从登州、莱州渡海，同女真人结交友好，同他们约定共同攻打辽国，就可以谋取辽国。”议论的人说：“自祖宗以来，虽然有这条道路，但因为那里接近各蕃部，禁止商贾和船只通行，已有一百多年了。一旦重新开启，恐怕不是中原的利益所在。”朝廷没有听从。皇帝召来询问，马植回答说：“辽国必定灭亡，陛下想到辽国遗民遭受涂炭之苦，恢复中原从前的疆土，代替上天谴责辽国，以治理者讨伐乱国。王师一出，辽人一定会捧着酒浆前来迎接。万一女真人得志，事情就不同了。”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赐他赵姓，任命为秘书丞。图谋燕地的计划，从此开始】发明：所谓“以”，就是不该用“以”。马植是燕地的鄙陋之人，冒用李氏的姓。童贯因为他有谋划攻取辽国的策略，便带着他一同来见。徽宗不能明辨是非，反而给他加官并赐姓，这样君臣双方都失误了。即使如此，童贯不过是个无知的宦官，获利在于欺骗君主，哪里会忧虑国家呢？《诗经》说：“既不教导，也不训诲，时常只是妇人和宦官。”这大概是讥刺周幽王宠爱褒姒、任用宦官而导致祸乱的诗。既然这样，君主从来没有不被妇人和宦官迷惑的。徽宗宠信任用童贯，对他言听计从，于是童贯带着李良嗣来，谋划攻取燕地的议论便兴起了。后来国家的大乱，实际是由这两人承担祸患的。所以《纲目》因童贯带李良嗣来而特意记载此事，是为了记明祸患开始形成的根源。广义：分注记载，童贯推荐李良嗣献上灭燕的策略。议论者说，祖宗以来虽然有这条道路，但因为那里与各蕃相接，禁止商人和商船通行，已经一百多年了。一旦重新开放，恐怕不是中国的利益，因此没有听从。由此看来，徽宗本应谨守祖宗的法令，像议论者所说的那样，拒绝李良嗣，责罚童贯，像光武帝对待西域那样，难道不是可以的吗？如今一得到奸人的策略，就像喝了甘美的酒浆一样，何等快意啊！唉，徽宗后来遭受金国的祸患，难道不正是由于偏听偏信而自己招来的忧患吗？【壬辰】二年春正月，下诏规定，元符年间上书被列为邪等的人，不得任监司。○二月，恢复蔡京太师的官职，赐给他京城中的宅第。【蔡京从杭州被召回，皇帝在内苑的太清楼设宴款待他。】夏四月，恢复实行方田法。○禁止学习史学。【下诏规定，士人不得同时学习史学；这是听从监察御史李彦章的请求。】五月，下诏令蔡京每三天到都堂一次，参与议事。【蔡京害怕谏官议论自己，于是制作御笔密奏，进呈给皇帝，请求皇帝亲自书写后颁下，称为“御笔手诏”；违抗的人按违制论罪。事情无论大小，都假托御笔来推行。甚至有些诏书不像皇帝的笔迹，群臣也没有谁敢说。于是贵戚和近臣争相请求，甚至让中人杨球代替皇帝书写，称为“书杨”。蔡京后来也对此感到忧虑，却同样无法制止。吕中说：“自从奸臣创立御笔的命令，凡是私下想做的事，都说是奉御笔推行，违抗者便要受刑。于是给事中和舍人不能封还诏书，台谏官不能进谏，国家纲纪就败坏了。从前有人劝仁宗收揽权力，仁宗说：‘处置天下的事情，正是不想让它从宫中发出。’这句话确实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发明：亲近善人却不真正亲信，善人就会日益疏远；排斥恶人却不彻底远离，恶人就会日益滋长。徽宗对待蔡京，好比鱼得到水，即使尧、舜对待禹、皋陶，也不过如此。先前记载恢复蔡京太师官职、赐给他京城宅第；这里又记载诏令蔡京每三天到都堂议事。他对蔡京的尊崇到了极点，敬重也极其隆厚。却不知道大奸臣得势，群起的险恶之徒纷纷进用，养成祸乱的根阶，到那时后悔又来得及吗？这难道也是气数使然吗？还是徽宗自己乐于招致祸患呢？同一件事记载两次，是对它进行了深切的讥刺。

译广义：大抵臣子致仕，是把君主所授的职事交还给君主，并没有再次出仕的道理。蔡京曾经致仕，却又再次出仕，为什么呢？是因为徽宗特别偏爱蔡京。所以对于使用御笔的请求，丝毫没有吝惜，遂使他的奸邪诡诈得以实现。唉，明君对于皱眉和微笑尚且还要爱惜，徽宗对于诏制这样重大的权柄，反而轻视得像鸿毛一样。他这样做却没有亡国，我是不相信的。六月，任命余深为门下侍郎。○秋九月，重新确定官名。【蔡京任意妄为，想改置官名，以继承元丰年间的制度，于是首先把开封府的长官改称为尹牧。由此，府分为六曹，县分为六案；内侍省的职名全部仿照朝廷的名号，修建六尚局，设置三卫郎。于是下诏规定，太师、太傅、太保是古代三公的官职，如今称为三师；但古代没有这种称呼，应当依照三代制度称为三公，作为宰相的职任。司徒、司空是周代六卿的官职，太尉是秦代主管军事的官职，都不是三公，均应罢去；仍设置三孤，作为次相的职任。把侍中改为左辅，中书令改为右弼，尚书左仆射改为太宰兼门下侍郎，右仆射改为少宰兼中书侍郎；罢去尚书令以及文武勋官，并以太尉作为武阶之首。然而当时官员已经泛滥冗杂，官名又混乱不清，甚至走马承受升为拥使，华黄冠的道士也滥列朝廷品秩。元丰年间的制度，到这时彻底败坏了。】广义：《尚书》说：圣明的君王建立邦国，设置都城，树立后王、君、公等官位，以下又设置大夫、师、长。因此百官的设置，本来依据祖宗确定的制度，不是后人可以任意改变的。如今徽宗放纵蔡京任意妄为，改变官名，这就是祖宗的法度在一朝之内被废弃了。想求国家不灭亡，是不可能的。冬十一月，在大庆殿接受元圭，并下诏赦免。【当时民间有人得到玉圭前来献上，皇帝亲临殿上接受祝贺，执政大臣都晋升官秩。】发明：做君主的，应当谨慎对待自己的好恶，严格执行政令，不做无益之事，不制定残害百姓的谋划；这样国家根本才能稳固，天下才能治理。反过来，政事就会日益乖舛，法令也会日益违逆，不仅国家无法治理，天下也无法治理；不仅天下无法治理，连自身也不能保全。大观元年，记载在大庆殿接受八宝并赦免；这一年，又记载在大庆殿接受元圭并赦免。这说明徽宗骄傲放纵的心态更加严重了。治理天下，应当把丰年看作利益，把贤臣看作珍宝；供玩赏嬉戏的东西，哪里值得拿来衡量轻重呢？赦免只是小人的幸运，却是君子的不幸。多次赦免，弊病就会产生；弊病产生，百姓就会轻慢。诸葛武侯说：“治理太平之世要靠大德，不靠小恩小惠。”如果不施行仁政，却想靠多次赦免来收买人心，难道不是太荒谬了吗？这实在太难了！考察徽宗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崇尚无益之物、放纵奢侈欲望，却没有任何可以挽救的机会罢了，怎么能够长久而不发生祸乱呢？所以《纲目》直书其事，以彰明他的过失。任命何执中为少傅。○十二月，加授童贯太尉。发明：“加”是指不应该加授。周礼中设置阍人，不过是让他们掌管宫门禁令、供应洒扫而已。即使功劳盖世，也不应给他们加授爵位。太尉是三公的职任，童贯凭借邪僻的宦官才能，怎么可以担任三公的职任呢？官职不授予私爱之人，而只授予贤者；爵位不授予德行恶劣的人，而只授予有能力者。徽宗认为童贯贤吗？那么他没有治理国家、救济世人的才干；认为童贯有能力吗？那么他没有辅佐世人、长养百姓的德行。他不过是在养成祸乱的根阶，给天下留下灾祸罢了。徽宗难道忍心把祖宗的天下败坏在宦官手中吗？所以这里不说“以”，而特意说“加”，其中的含义大概可以看出来了。○蜀地夷人归附，设置祺亨州。【这是庞公孙劝诱他们归附的。】【癸巳】三年春正月，追封王安石为舒王，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为临川伯，让他们配享孔子庙。【当时，新庙在正月初一落成，举行舍菜礼；仲春、仲秋的上丁日，举行舍奠礼。以兖国公、邹国公和舒王配享。殿上把辟雍大成殿的名称颁示给各路州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发明：《春秋》把王与天相联系，王的尊贵没有可以匹敌的；公、侯、伯、子、男称为五等爵位，是列侯。自从秦始皇开始兼并天下，自称皇帝，后世沿袭这一做法，于是把王爵封给臣子，实在严重违背了古人尊崇名分的制度。王安石是邪僻的小人，王雱是阴柔的小子，若按《春秋》的法则来衡量，正是乱臣贼子的首恶。前面记载让王安石配享孔子，这里又加赠他王爵，让王雱从祀。却不知道王安石父子对圣门有什么功劳，对后世有什么德行，竟然进而授予他们最尊贵的爵位，给予他们尊崇的礼遇呢？这说明徽宗只知道王安石，却不知道公议。凡是像这样直书其事而贬意包含其中的，都是这一类。任命何执中为太宰。○罢免吴居厚，任命郑居中掌管枢密院事务。【吴居厚长期任职政府，因为周到谨慎而讨好权贵；虽然没有明显的大恶可以指责，但当时聚敛财富的人都推举他为首。】二月，太后刘氏自杀。【皇帝因为哲宗的缘故，对刘太后曲加恩礼。但刘太后颇多干预外朝事务，并且有行为不谨慎的名声。皇帝与辅臣商议，准备废黜她。刘太后已经被身边的人逼迫，于是用帘钩自缢而死，时年三十五岁。谥号昭怀。】发明：自杀的事，没有不记载原因的；不记载原因，是因为没有可归咎的原因。没有原因，为什么会自杀？必定有应当承担责任的人。刘氏虽然有干预政事和行为不谨慎的过错，但如果处置得当、防范有法，禁止她逐渐与外廷交通，严格限制她出入的途径，也就可以了。如今将要废黜她，她怎么能够承受？况且刘氏是哲宗的皇后，徽宗尊她为太后，名分已经不能废除了。如今因为小过而逼迫太后自缢，那么徽宗究竟存着什么心呢？所以直书“太后刘氏自杀”，正是要端正名分、确定责任，使徽宗不能推卸他的责任。广义：太后就是刘婕妤。她轻浮轻薄，曾经因争座位而构成事端。正皇后孟氏被废以后，她本来就很难以母仪天下；哲宗只是因为她多才多艺才立她为后。唉，天下人的母亲，难道可以由多才多艺的人来担任吗？然而自杀的人，一定是内心有惭愧而不能处在人上。分注所说的“有行为不谨慎的名声”，其中的意思自然显现出来了。三月初一，发生日食。○夏四月，邓洵仁被罢免。○修建玉清和阳宫。【在福宁殿东面，用来安置道教神像，象征道教天帝诞生的地方。】

译发明：修建它是不应该修建。修建和阳宫来安置道教神像，其名义已经不正。古代的圣王，宁可薄待自己的享用而厚待神明和百姓，不因无益之事耗费民财，不因无益的工程劳苦民力。即使宫室简陋、饮食菲薄，又有什么可顾惜的呢？徽宗设置讲议司来搜刮天下财物，设置应奉局来罗求天下珍物，以赏赐边疆战功来发动天下兵力，修建和阳宫来耗尽天下民力。日积月累，没有一件不是失去人心的事情。人心既然失去，天命必然离去。等到宣和末年才后悔并停止这些事情时，天下人的怨恨已经深入骨髓，即使想改正，也不 【史部，史评类，《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卷九】能挽回了。所以《纲目》特意记载此事，用来彰明徽宗奢侈放纵到了极点。任命薛昂为尚书右丞。○闰月，把公主改称为帝姬。○五月，安葬昭怀皇后。昭怀皇后。○颁行新的燕乐。【诏书说：大晟之乐已经在郊庙祭祀中演奏过，却还没有用于宴饮享乐。近来命有关部门把它传授给教坊，在殿庭试奏，没有烦乱、急促、刺耳的声音，可以颁行天下。】【下令把旧有的乐曲全部禁止。】秋八月，任命何执中为少师。○九月，赐给方士王老志“洞微先生”的称号，赐给王仔昔“通妙先生”的称号。【濮州人王老志起初是小吏，遇到异人，得到丹药，于是抛弃妻子儿女，在田野间搭草庐居住，为人推断吉凶祸福，多有应验。太仆卿王亶把他的名声报告给皇帝。】【皇帝当时正崇尚道术，于是把王老志召到京师，安置在蔡京宅第中。他曾经密封一封书信送到皇帝那里，打开一看，竟是往年秋天他与乔、刘二妃宴饮亲昵时的言语。因此皇帝更加相信他，赐号洞微先生。朝廷士大夫大多来向他求取书札；起初好像不可理解，最后应验的却有十分之八九。他的门前像集市一样。蔡京担心过分，颇加劝戒。王老志也谨慎畏惧，于是上奏请求禁止断绝此事。过了一年便死去。洪州人王仔昔起初隐居在嵩山，自称遇到许逊，得到《大同隐书》和豁落七元之法，能够向人说明未来的事情。蔡京推荐他，皇帝召见，赐号冲隐处士；他用篆书画符很有应验，进封通妙先生。于是道教之事日益兴盛，王仔昔所受的恩宠也逐渐增加。朝臣和外戚通过关系往来沟通。中丞王安中上疏，请求今后招请山林中的道术之士，应当责成所属官员担保；宣召他们出入时，必须派人察看他们所经过的地方；仍应申明并严格执行禁止臣民往来的规定，并且列举蔡京欺骗君主、僭越尊上、损害国家、残害百姓的数件罪行。皇帝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久王安中再次上疏列举蔡京的罪过，皇帝说：“本来想立即实行你的奏章，只是临近天宁节，等过了这个节日，我一定替你罢免蔡京。”蔡京探知此事，非常恐惧。他的儿子蔡攸日夜侍奉于宫禁之中，哭泣叩拜，恳求皇帝，于是皇帝替蔡攸调任王安中为翰林学士。】发明：自汉武帝崇尚虚无之术、宠信方士以来，像栾大、李少君之类的人，有的封为列侯，有的尚了公主。唐宪宗宠信柳泌，都是汉唐失德君主所做的事情。宋朝兴起以来，起初没有这种过失。真宗仰慕道术，任用方士王中正为左武卫将军。到了徽宗，这种弊病更加严重了。皇帝近在眼前就有前代的鉴戒，为什么还要重走他们失败的道路呢？大概是由于不能明察事理，所以才发生这样的事情。刚强明断的君主，哪里会这样呢？从此以后，崇尚虚无之术的心思逐渐发展，已经不可遏止了。《纲目》特意记载此事，其中的意义自然显现。广义：分注说，王老志曾经密封一封书信送到皇帝那里，打开一看，竟是往年他与乔、刘二妃宴饮亲昵时的言语。由此可知他的为人；他所说的吉凶祸福，大多就是这一类。不知道这对治理国家究竟有什么补益呢？后世尊崇并重视推断吉凶的人，没有超过邵子。然而程子说：“我们兄弟两人哪里能有那么多工夫？”这是因为程子对于邵子的学问，并不是鄙视它，只是担心它流弊发展到极点，会妨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何况淫邪之术与邵子的学问相差极远呢？唉，人的邪正，无论哪个时代都有，就像阳中有阴、君子中有小人、圣学中有异端一样，总是相互对待的，关键只在君主的爱好取舍如何。君主喜好正道，正人就会进用；君主喜好邪道，邪人就会到来。如果君主只喜好正道，那么邪人反而会被役使，成为正道的助力。正道就像阴气辅助阳气，君子可以统御小人，异端可以归入圣学，道理是一样的。孟子说：“选择方法不可不谨慎。”确实如此。冬十一月，在圜丘祭天。因为天神降临而下诏告知百官。【皇帝在南郊祭祀时手执大圭，让一百名道士执掌仪仗在前面引导，蔡攸任执绥官。玉辂从南薰门出发，皇帝忽然说：“玉津园东面好像有重叠的楼台，那是什么地方？”蔡攸立即奏报：“看见云间有楼殿台阁，隐隐约约有好几重。”不久仔细观看，都在离地数十丈的高处。过了一会儿，皇帝又说：“看见人物了吗？”蔡攸立即奏报：“好像有道士、童子，拿着幡、幢、节、盖，接连从云间出来，眉目清清楚楚，可以辨认。”于是以天神降临为由下诏告知在位官员，就在那个地方修建道宫，命名为“迎真”。又撰写《天真降临示现记》，从此更加相信神仙之事。】发明：《传》说：“所谓使意念真诚，就是不要自我欺骗。”心中先自我欺骗，随后才会被别人欺骗；欲望先自我放纵，随后才会被别人放纵。为什么呢？君子可以用合乎事理的东西欺骗他，却不能用不合乎事理的东西蒙蔽他。天子是天下人的仪范，百官的表率和准则；事情不合义就不说，言语不合乎道理就不发表。天子把天当作父亲、把地当作母亲，所以天子祭祀天地，是职责本分。天又有什么道理呢？难道天上会有重叠的楼台和成群的人物吗？大概是因为既已欺骗自己的内心，邪气乘虚而入，于是就在宫墙之间恍惚看见了这些东西。即使如此，徽宗却认为自己亲眼看见了天神，便下诏告诉百官；而蔡攸这个鄙陋之人又曲意承顺，这正是徽宗甘愿自我欺骗，小人也得以欺骗他的结果。阳气轻清，上升成为天；阴阳的屈伸变化，称为鬼神。天的上面哪里还会有像世间王公大人那样的神人呢？这个道理非常明白，不值得再辩论。像徽宗这样的人，确实是容易受惑而难以明白罢了。从此以后，修建土木、追求神仙之事兴起，逐渐发展到祸乱发生才停止。《纲目》特意记载此事，是留给后人的警戒。唉！

译广义：《诗经》说：“把谋划留给子孙，以辅助后代。”《尚书》说：“有常法，有准则，把它们留给子孙。”古代圣明的帝王建立法度、垂示教训，就是这样。从未听说有荒诞的天书，把它昭示于典籍，作为后世的法则。何况这种欺诳荒诞的话，是庸人鄙夫都羞于说出口的。如今徽宗身居黄屋，却甘愿做得还不如庸人鄙夫，为什么呢？他的心意大概是：我的祖先真宗尚且有时这样做，我如今志在继承祖宗事业，怎么可以违背他的道路呢？他并不是不知道天神降临之说是错误的，只是想以此蒙蔽华夷百姓的耳目。所以《纲目》记载说：“以天神降。”这里的“以”，是采用、利用的意思。徽宗利用天神降临之说，难道真的是有天神降临吗？唉，人心中的公论，难道可以欺骗吗？徽宗只是自我欺骗罢了。自我欺骗的危害，将有说不尽的话。可悲啊！十二月，下诏向天下搜求道教仙经。广义说：【《纲目》记载月份，并特意写在册中，是为了说明宋徽宗用心不正，选择的治国方法也不正。】女真阿古逹自称为逹贝勒。【起初，辽主到春州，在混同江举行钓鱼游乐。方圆千里以内的生女真各部长，按照旧例都来朝见。正好遇上鱼头宴，辽主命令各部依次起舞。轮到阿古逹时，他推辞说不会跳，只是端正站立，直视前方。辽主再三告谕他，他始终不服从。后来，辽主秘密告诉北院枢密使萧奉先说：“阿古逹雄强豪迈，不是寻常之人，可以借边境事务杀掉他；否则将来一定会留下祸患。”萧奉先说：“他是个粗人，不懂礼义，而且没有大的过错就杀他，恐怕会伤害他向往归化的心。即使他有异心，这样一个小国又能做什么呢？”辽主于是作罢。阿古逹回去后，怀疑辽主已经知道自己的异志，又因为辽主荒淫酗酒、不理国政，于是起兵，先后兼并附近的部族。到这时，节度使乌雅舒去世，阿古逹继承职位，成为逹贝勒。“逹贝勒”这个称号，意思是部族长官。辽使阿息保前去对他说：“为什么不报告丧事？”阿古逹说：“有了丧事不能吊唁，反而还要把这当作罪过吗？”】发明说：【这个称号本来不应当使用。这里记作“自称逹贝勒”，是为了说明他开始与辽为难。不到一年，他就逐渐变得无法控制。《纲目》记载这件事，也是为了作为“给小牛套上横木”的警戒。有国家的人，难道能不懂得应当谨慎吗？】【甲午】四年春正月，设置道阶。【当时王老、志王仔昔、徐知常等人得到宠幸，于是设置道阶。给先生、处士等名位和等级，分别比照中大夫直到将仕郎，共二十六级。后来又设置二十六等道官，有诸殿、侍宸、校籍、授经等名目，用来比拟待制、修撰、直阁等官名。】发明说：【唉！宋徽宗崇尚虚无的心思，到这时达到极点了。授予官阶有一定制度，国家本来有常规，就像文武官品从一品到九品之类。然而这些制度不过是任用贤能的资格罢了。宋徽宗宠信方士，于是设置道阶，又有二十六级、二十六等的名号，他无知妄为、违背礼制、灭弃义理的心态，由此可以看出来。上书请求道教仙经，下诏设置道阶，没有一件不是仰慕道教的事。唉！如果把这种心思推行到治理国家上，那么到哪里会做得不好呢？这里特意大书特书，正是深深讥刺他。】夏五月，在方泽祭祀地神。○秋八月，新建延福宫完工。【宫在大内北面、拱宸门外。起初，蔡京想用修建宫室来讨好皇帝，召来内侍童贯、杨戬、贾详、何诉、蓝从熙五人，暗示宫中内部狭窄逼仄的状况。五人于是请求沿用延福的旧名重新修建。五人分别负责工程，按照各自能力所及，争相以奢侈华丽、高大宽广互相夸耀，各自制定规格，不致力于沿袭旧制。建成后，称为延福宫。五座建筑东西方向与大内相配，南北方向稍低一些。东面正对景龙门，西面抵达天波门，其间殿阁亭台彼此相望。挖池作海，疏通泉水作湖。鹤庄、鹿砦，以及饲养珍禽异兽、孔雀翠鸟的各种栅栏，所养禽兽的蹄和尾动辄有数千。美好的花卉、名贵树木，分类聚集，分别栽植。怪石、岩洞和山谷幽深优美，宛如天然形成，不像尘世景象。建成以后，皇帝亲自撰文记述此事。后来又在其中修建村居、野店、酒肆和悬挂青帘的酒旗。每年冬至以后就放灯，从东华门以北，全都不实行宵禁。迁来市民和商铺，沿道路两旁居住，放纵赌博，成群饮酒。到上元节以后才停止，称为“先赏”。不久又跨过旧城修筑，称为延福第六位。又跨过城外疏浚护城河，修建两座桥。桥下层叠垒石以加固，引导船只互相通行；桥上人物在外面往来通行，也察觉不到桥下的水道，名叫景龙江。道路两旁都栽种奇花珍木，殿宇彼此对峙。】发明说：【宗庙记载完工，是因为怠慢；宫殿记载完工，是因为耗费。过去唐尧居于帝位，用玉器进献自己，所住茅屋的茅草不加修剪，朴素的椽子不加雕琢，白色的门楣不加彩饰，大路不加绘画，粗席不加染色。夏禹使宫室低矮简朴，却尽力治理沟渠水利。汉文帝爱惜修建一座高台的费用，唐太宗爱惜建造一座殿宇的资财。拥有天下的人，没有不是因节俭而成就、因奢侈而败亡的。宋徽宗修建延福宫，极尽华丽，即使耗尽百姓的财力，也丝毫没有顾忌。唉！

译《传》说：“创造财富有正确的途径：生产财富的人多，消费财富的人少，生产得快，使用得缓，那么财富就会常常充足。” 如今把有限的财物，任意用于无穷的耗费，难道不值得深深惋惜吗？所以特意记载延福宫完工，是为了讥刺这种耗费。】冬十月，女真阿古逹反叛辽，攻取宁江州。【辽主喜好打猎，荒淫酗酒，懒于处理政事。每年派使者到海上购买有名的海东青鹰，途中经过生女真地区，使者贪婪放纵，征求索取没有限度，女真人对此十分厌苦。乌雅舒曾以辽主不遣还阿蘓为借口，逐渐拒绝购买鹰的使者。等到阿古逹继承职位，辽主又接连派普嘉努、实古纳等人索要阿蘓，辽主始终不答应。实古纳回来后，详细说了辽主骄纵放肆、政事废弛的情形。阿古逹于是召集所属部众，命他们守备险要，修筑御堡，整治兵器。辽主派侍御阿息保前去责问他。阿古逹说：“我是小国，侍奉大国，不敢废弃礼节。大国的恩德不施加给我们，却把逃亡的人当作主人，凭这样的态度对待小国，能不使人失望吗？如果归还阿蘓，我们就照旧朝贡；否则，城池还没有修完。”阿息保回来后，辽主于是调发浑河北面的各路军队，并增派东北路统军司的兵力。阿古逹听说后，对部下说：“辽人知道我将要起兵，集合各路军队来防备我，我一定要先发制人，不能让别人控制我。”于是他和萨哈的儿子尼玛哈等人谋划，召集所属各部的军队，以尼楚赫、罗索、栋摩等人为将领，又派博勒和徴、伊兰都、古噜讷去征发兵力。九月，阿古逹率军进至寥晦城驻扎，各部军队都在拉林水设防，共得到二千五百人。于是命令各将领传递木杖并宣誓。到达辽境后，遇到勃海军将领耶律色实坠马，阿古逹射死了他。阿古逹的儿子干布和几名骑兵被辽军包围，阿古逹去救他们，脱去头盔投入战斗，有人从旁边向他放箭。阿古逹回头看见射箭的人，一箭就把他射死，并对部下说：“把敌人全部消灭后才停止。”众人听从了他，勇气增加了百倍。辽军大败逃跑，被践踏而死的人十有七八。萨哈在另一支部队中，听说此事后，派尼玛哈和古绅来祝贺，劝阿古逹称帝。阿古逹说：“一战取胜，就立刻使用大的帝号，岂不是向人显示自己的见识浅薄吗？”于是进军宁江州，填平壕沟攻城。宁江人从东门出城，阿古逹拦截攻击，把他们全部杀死。辽统军司把情况报告上去。当时辽主正在庆州射鹿，完全不在意，只派海州刺史髙仙寿前去应付，行动十分迟缓。十月初一，宁江州防辽防御使药太师努被俘，阿古逹暗中放他回去，让他招抚晓谕辽人，于是带兵返回。起初，女真各部的百姓都没有徭役，壮年人全部当兵；平时就捕鱼、打猎、射箭，有警报时便下令各部征发兵员，凡是步兵、骑兵的武器和军粮，都由自己准备。他们的部长称为贝勒，出兵时则称为明安、穆昆。明安相当于千夫长，穆昆相当于百夫长。】发明说：【列举名号而直呼其名，是斥责并贬低他们。所谓“叛”，是指不顺从的罪行；所谓“取”，是收取、夺取的称呼，这些都是贬义。女真是辽的部属，实际上就是臣子。以臣下反叛君主，罪过十分严重。君臣之义，无论内外都一样，难道因为辽主荒淫酗酒，就可以减轻阿古逹的罪过吗？《纲目》这样记载，也是为了保存君臣的分别，确立上下之间的防范。】广义说：【所谓叛，是指背离所属城邑。女真是辽的属国，长期以来一直觊觎辽国，只是因为辽主荒淫，才得以实现自己的野心。否则，也不过是辽国顺服的部属罢了，难道可以反叛吗？《纲目》记载阿古逹叛辽，正是为了端正君臣的名分，彰显史笔的公正。】十一月，辽派都统萧嗣先征讨女真，阿古逹在混同江迎战，辽军大败。【辽主听说宁江州失守，召集群臣商议。汉人行官副部署萧托斯和说：“女真虽然弱小，但那里的人勇猛而善于射箭。我们的军队长久没有训练，如果遇到强敌，稍有不利，各部就会离心，难以控制。现在不如大规模发兵各道，以威势压制他们。”北院枢密使萧徳勒岱说：“按照萧托斯和的谋划，只会显示我们的软弱。只要调发滑水以北的军队，就足以抵挡他们。”于是任命司空萧嗣先为东北路都统，萧托卜嘉为副都统。调发契丹、奚军三千人，以及中京禁兵等七千人，驻扎在出店河。阿古逹率众前来抵御，还没有到达时，混同江夜里发生了冰凌。阿古逹正要就寝，好像有人三次托扶他的头，他醒来起身说：“这是神明在警告我。”立即击鼓举烽火出发。黎明到达混同江时，辽兵正在破坏冰凌通道。阿古逹挑选十名壮士，将他们击退。于是率众继续前进，登岸后与辽兵相遇。正赶上大风刮起，尘埃遮蔽天空。阿古逹乘着风势奋力进攻，辽兵溃败，将士大多战死，能够逃脱的只有十七人。枢密使萧奉先是萧嗣先的哥哥，害怕萧嗣先获罪，便上奏说：“东征溃败的军队所到之处都抢掠，如果不大肆赦免，恐怕会聚集起来成为祸患。” 辽主听从了他的话，萧嗣先只是被免去官职而已。从此各军互相说道：“作战就会战死而没有功劳，后退却能活命而不获罪。”所以士兵没有战斗意志，遇到敌人就溃败。阿古逹进军袭击辽将萧廸里于噶琳泺以东，杀死、俘获了很多人。辽人曾说：“女真军队达到一万人，就不可抵挡。”到这时女真军队才刚好达到一万人。】发明说：【公开宣布罪状而出兵讨伐，称为“伐”；记作“伐”，是为了谴责女真而肯定契丹。记载“迎战”，是为了显明阿古逹抗拒君主的罪过。记载“大败”，是为了表明辽国的衰弱。看《纲目》所记载的内容，强弱转变的关键、兴亡发展的迹象就可以知道了。】广义说：【《春秋》公开宣布罪状、出兵讨伐，称为“伐”。上文十月记载阿古逹叛辽，这里十一月记载辽伐女真。辽主虽然荒淫无道，却仍是君主；阿古逹虽然强壮有作为，却仍是臣子。哪有臣子反叛君主而不接受天讨的道理呢？《纲目》之所以正名定罪，记作“叛”、记作“伐”，就是这个缘故。虽然如此，辽军为什么失败，女真为什么兴起呢？辽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出兵没有纪律，正如《易》所说“师或舆尸”；女真虽然人数少，但出兵有纪律，正如《易》所说“师出以律”。唉！这虽然是人事，也与天意有关。看辽与女真，两军人数相差悬殊，这是很清楚的；如果不是突然刮起大风、尘埃遮蔽天空，成为阿古逹的助力，当时胜负还很难预料。由此可见，上天对人君只在于福善祸淫，从来没有差错。唉！汉高祖借大风杀死项籍，光武帝借大风消灭王莽，阿古逹借大风消灭辽人。历代的兴亡虽然不同，但上天作出回应的道理却相同。所以说：“栽培的就扶助它，倾覆的就使它倒塌”，这难道不可信吗？】十二月，辽的賔州、解州、咸州以及铁骊部反叛，投降女真。【铁骊王奚和勒博投降女真，不久又逃回去。】任命童贯为陜西经略使。

译【环州定逺大首领、夏人李阿雅卜写信给夏国统军梁多凌说：“我居住在汉地二十年，每次看见粮草运输，按例都只发给空凭证。眼下还没有到秋收，士兵已经面露饥色。如果径直攻打定逺，唾手可得。取得定逺后，旁边十多座城池不用攻打也会相继攻下。我储藏粮食已经多年，把它们藏在地下。大军到来时，每斗粮食都不用携带，就可以坐着吃饱。”梁多凌于是率一万人前来接应。转运使任谅事先知道了他的谋划，招募士兵，全部挖出了窖藏的粮食。梁多凌包围定逺，失去了所藏粮食。七天后，阿雅卜率领自己的部众一万多人回到夏国。夏主修筑臧底河城，下诏任命童贯为经略使，前去讨伐他们。】发明说：【自从任用童贯为陜西经略使，边疆的事端就兴起了。宋徽宗在内修建宫观，以耗尽百姓的财物；在外制造战争祸患，以耗尽百姓的力量。财力已经耗尽，府库空虚。上天降下的灾异不值得畏惧，国家忠臣的谏言也不值得珍惜，却反而把内政虚置不理而专注对外，忘掉根本而追逐末节。等到天怒人怨，国家陷于败亡，没有不是由童贯开启这一局面的。宋徽宗信任一个受过刑的人，亲近得如同手足，却完全不知道宣靖年间的灾难，童贯哪里能够替他解脱呢？把这些事直书在册中，大概正是为了讥刺他。】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卷九。《史部，史评类，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钦定四库全书。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卷十。【起于乙未，即宋徽宗政和五年，止于乙巳，即宋徽宗宣和七年】，共十一年。【乙未】五年春正月，女真完顔阿古逹称帝，国号为金。【阿古逹多次战胜辽军后，他的弟弟乌竒迈率领将佐劝他称帝，阿古逹不答应。鄂兰、哈玛尔、普嘉努尼、玛哈又再三提出此事，阿古逹于是于正月初一即皇帝位，并且说：“辽以宾铁作为国号，是取其坚硬之意。宾铁虽然坚硬，最终也会改变、毁坏；只有金不会改变、毁坏。金的颜色是白色，完顔氏崇尚白色，况且我们居住在安春水之上。”于是国号定为大金，改年号为收国，改名为旻。任命乌竒迈为安班贝勒，萨哈舍音为古伦贝勒。其国语称金为安春，称尊大为安班，称国相为古伦舍音；萨哈舍音也是阿古逹弟弟萨哈阿库纳的孙子。】发明说：【“称”这个字本来不应当这样使用，所以不应当称王而称王，就记作“称王”；不应当称帝而称帝，就记作“称帝”。记作“称皇帝”，是《纲目》所谨慎处理的，因为要辨明内外。对于阿古逹，虽然记作称帝号，但金国后来只以国号举称；直到他去世时，才稍稍进而称为“人”，直呼其名而记其死。到第二代乌竒迈，才进而称为“主”，因为他逐渐受到华夏风俗的影响。这是《春秋》对待吴、楚君主的例子。《春秋》只以州名来称吴、楚，是把它们列为外部国家。现在《纲目》对女真也只以国号来称，大概是援用《春秋》对待吴、楚诸国的条例，用来树立内外之间的防范。这样看来，金国的强盛，在后十多年已经可以看见，逐渐出现了侵伐的开端。这也是君子深深忧惧的地方。】广义说：【再看阿古逹起兵于海上，他的志向本来就不小，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他当初背叛辽国时，众人劝他称帝，他却说：“这样岂不是向人显示自己的见识不够广大吗？”众人又劝他，他仍然不答应。众人逼迫他，他只说：“我将考虑这件事。”那么，他把草率占据一隅之地、取得一次胜利就立即称为 【尊贵而僭越的帝号的人，与阿古逹相比，实在相差太远了。他的兴起，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晏州的夷人反叛，任命赵遹为泸南招讨使，将其平定。【知梅岭砦髙公老的妻子是宗室女子，曾拿出金玉器物，宴请晏州夷人首领卜漏等人。卜漏心里羡慕这些器物，正好泸帅贾宗谅因为征收竹木而扰扰各部，又诬陷并追究夷人首领卜固谤等人的罪责，夷人都很怨恨。卜漏于

译是和他们结盟，趁上元节张灯之际袭击并攻破梅岭砦，髙公老的妻子以及那些器物都被四处抢掠。梓州转运使赵遹听说后，日夜兼程赶往泸地，弹劾贾宗谅并罢免了他。诏令康延鲁代替贾宗谅，听从赵遹节制；赵遹暗中已有专门讨伐的打算，战争事端更加扩大。于是下诏调发陕西军三万人，任命赵遹为招讨使。赵遹与别将马觉、张思正分路出兵，约定在晏州会合。卜漏据守轮防大囤，那座山高耸数百仞，林木茂密幽深。各村寨中被赵遹击败溃逃的夷人，都奔到这里，于是垒石、树栅防守。赵遹的军队无法前进。巡检种友直所部有很多思黔土丁，他们熟悉山地险要，山中又有许多猱。赵遹派土丁捕捉猱，砍去茂密的遮蔽物，攀着崩裂的石头，拉着藤蔓葛条上去，捕得几十只猱；又把麻捆成火炬，灌上油脂和蜡，系在猱背上。夜晚，又派土丁背着绳子和梯子登上山崖顶端，于是放下梯子牵引上来。每个人都口含木片，携带猱，像蚂蚁一样攀附而上。到鸡鸣时，种友直等人全力挥动刀斧，穿过竹木丛林进入，到了敌人的栅寨，点火燃烧火炬。猱受热后疯狂跳跃，敌人的房舍都是茅草和竹子，猱窜到上面，火势立即蔓延。敌人号叫着奔跑扑救，猱更加惊慌，火势也更加猛烈。官军击鼓呐喊，攻破栅寨，敌人陷入混乱，不能再抵抗，奔向火中或坠崖而死的数不胜数；斩杀数千人，生擒卜漏。晏州平定后，拓展土地千里。赵遹修建城砦，划分田界，招募人耕种，同时训练他们作战守御，号称“胜兵”。辽派使者到金国议和，金国不答应。【辽主派僧人嘉努带着书信前往金国议和，请求金国成为辽的属国。阿古逹派萨喇回信说：“如果归还叛人阿苏，并把黄龙府迁到别处，然后再议和。”】广义说：正是在这个时候，辽主怠慢政事、荒废政治，而金主正处于卧薪尝胆、奋发图强之际。辽弱金强，大概由此就可以看出来了。辽主为什么把金看作微不足道的小国，派使者带着书信去，既名义上说是讲和，又要金成为属国，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难怪金主倔强不服，反而说出傲慢的话来。金军在达噜噶城攻击辽军，将其大败。金主亲自率军攻打辽国黄龙府，进军逼近益州，益州人逃去据守黄龙府。金军掳取当地剩余的百姓后离去。辽国派都统鄂尔多、左副统萧伊苏、右副统耶律章嘉努、都监萧色佛哷率领骑兵二十万、步兵七万戍守边境，并且屯田，作为长久驻守的计划。金主听说后，率军赶往达噜噶城，登高眺望辽军，只见他们像连绵的云和灌木一样，便回头对左右说：“辽兵心怀二志而内心怯弱，虽然人数众多，也不值得害怕。”于是赶到高地布阵。摩啰欢率右翼先行驰击，辽军左军退却；罗索尼、楚赫冲击辽军中坚防线，奋力作战。尼玛哈率中军助战，辽军于是败退。金军乘胜追击到辽军营地时，天色已经昏暗，便将其包围。天亮时，辽军冲破包围逃出，金军追击败军直到阿噜冈，辽军步兵全部被杀，几千件耕作器具也都被金军缴获。这一战中，辽人本来打算屯田，边战边守，所以连耕作器具也一并丢失了。广义说：唉！金主可以说是懂得用兵的人了。看他对左右说：“辽兵虽然多，但心怀二志而内心怯弱，不值得害怕。”可见他胸中早已有确定的判断，胜负在这里就已经预先决定了，并不是等到罗索尼、楚赫、尼玛哈、摩啰欢等人斩杀敌人、冲破防线以后才知道。议论的人不能说敌军中没有能人。熙河将领刘法在古库勒击败夏军。童贯派熙河经略使刘法率领步骑兵十五万从湟州出发，秦凤经略使刘仲武率兵五万从防州出发。童贯率中军驻扎兰州，为两路军声援。刘仲武到达清水河，筑城驻守后返回。刘法与西夏右厢军在古库勒交战，将其大败，斩首三千多人。发明说：用诡诈的办法取胜，却记作“败”，是为了讥刺其滥用武力。王者的军队，应当禁止暴虐、诛讨乱贼。如今

译没有听说夏人侵犯边境，却突然发动大军，去同远方夷狄争胜；而且当时君主骄纵、臣下谄媚粉饰太平，这该说成什么呢？所以《纲目》记载各将攻打夏国，都说“攻”、说“克”、说“败”，是为了贬斥他们。把前后的记载和书法合起来看，就能看出《纲目》重视义理而不重视功劳的深意。

译广义说：《春秋传》说用诡诈的办法取胜，记作“败夏人”。即使是戎狄出兵征讨，也要在名义上正当；堂堂中国却用诡诈战胜敌人，是不可取的。二月，立定王桓为皇太子，并颁布赦令。桓是徽宗的长子，由显恭皇后所生。广义说：君王确立太子，就是要选择品行端正的人作为他的师傅，讲明穷究事物、诚意正心的学问，把它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这样，太子日后一定不会受到欲望过多的拖累。我知道，如果这样做，土木工程就不会兴起，错误的祈祷祭祀就不会发生，奢侈就能革除，玩赏之物就能断绝，各项政务都端正，各种志向都兴盛，宗庙社稷就有所托付，百姓也有所仰赖。如今在这一年二月立太子，三四年间却没有听说求得一位贤人来辅导东宫。到了宣和元年，才得到一个杨龟山，也不过让他担任秘书郎，从未让他在太子身边辅导。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徽宗平素厌恶正直之人，嫉恨正统学问，背弃正道。所以后来父子都像金人一样，大概是有原因的。任命童贯总领六路边境事务。当时，永兴、鄜延、环庆、秦凤、泾原、熙河分别设置经略安抚司，全部由童贯总领。于是西部军队的权柄，都归于童贯。三月，辽国派使者去劝告金国投降。辽主派章嘉努等六人带着书信出使金国，书信中仍直呼阿古达的名字，希望金国投降。金主认为书辞傲慢侮辱，扣留其中五人，只让章嘉努一人返回。金主的回信也直呼辽主的名字，劝辽主投降。广义说：辽主曾派耶律僧嘉努到金国议和，金主不答应，反而得到金主傲慢的言辞；何况辽军多次出兵又多次被金军挫败，难道不知道金是强敌吗？却还派使者去劝金投降！金主回信斥责侮辱他，也是应该的。当时辽主本应在内修明德政，在外和睦邻国，选拔将领、任用贤能，下诏自责，整治边防驿站，谨慎设置侦察哨，回头看看国内没有一件不妥的事，金人一定会因此听命。如今却放弃自己的田地不耕，反而去耕种别人的田地，自己的良田荒芜污秽，劳绩又怎么能施及他人的荒田呢？所以说：“国家一定是自己先讨伐自己，然后别人才会讨伐它。”这话确实可信。夏国六月，修建三山河桥。蔡京任命孟昌龄为都水使者，开凿大岯、三山两河，创建天成、圣功两座桥，征调役夫数十万人，百姓无法生活。到这时工程完工，不久水势上涨，桥便毁坏了。广义说：《尚书》说：不兴办无益的事情，不损害有益的事情，功业才能成就。如今正值邻国侮慢之时，正应当君臣同心，修明政教，改变做法，向天下发布号令，这才可以。不知道修建这座河桥以及此前的玉清宫、阳和宫、延福宫等宫室，究竟有什么益处？分注说：征调役夫数万人，百姓无法生活。唉！这好比一棵百围粗的大树，内部的汁液已经枯竭，然后风就可以吹倒它了。这是因为它已经失去了防护，可悲啊！辽国又派使者到金国，金人拘留了他们。金主认为辽国使者的书辞傲慢，扣留辽使萧萨刺，不让他回去。广义说：辽主曾派使者到金国议和，得到金主傲慢的言辞；又派使者到金国劝降，招致金主直呼其名的羞辱；如今仍然不知道反省，还派使者带着傲慢的书信前往。难怪使者被拘留而不能返回。子贡说：“只不过更加显出他不知道自己的分量罢了。”说的不就是辽主吗？秋七月初一，发生日食。八月，修建明堂。起初，元丰年间的礼官把明堂设在大庆殿，另行请求建立明堂，以充分表达严肃奉祀之意，但还没有来得及详细筹划。到这时，下诏从宫内拿出图样，在崇政殿公布。又认为明堂应当正对丙方，靠近东方以占据福德之地，于是把秘书省迁到宣德门东面，利用秘书省原来的地基营建明堂。任命蔡京为明堂使，设立机构并开工，每天役使一万人。发明说：这种工程本来不应该兴建。三山明堂并不是大事，却一定要记载下来，是为了说明役使百姓是重大问题。国家所珍视的是百姓，百姓所看重的是粮食。此前修建三山，征调役夫数十万人，百姓无法生活；这次修建明堂，设立机构开工，每天役使一万人。何况六月、八月正是农事繁忙的时候。这样兴建工程，就会损伤百姓的劳力，缺少百姓的粮食，这是显而易见的。君主爱民如子，体恤他们的饥寒，救济他们的疾苦，而使用民力一年不过三天，哪里有三个月之内两次兴起大规模劳役，还能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呢？大体说来，节俭的君主只怕百姓不能安逸，奢侈的君主只怕百姓有安逸的时候，两者总是相反的。周文王惠及鳏夫寡妇，安抚保护小民，难道会像这样兴建无益的工程吗？断绝百姓生路的君主，上天一定会断绝他的生路。日后的动乱，难道还来得及挽救吗？所以把这些事全部记载下来，以深切讥刺他。广义说：明堂，是君王发布号令、施行政令的地方，是王政由此发出的地方。如今徽宗修建这个明堂，却没有一项善政从这里发布，那么还不如不修建更好。即使表面上说是在赞美它，实际上是在贬斥它。这难道是所谓爱护礼制、保存祭祀器物的意思吗？辽国讨伐金国。辽主下诏亲自出征女真，率领蕃汉军队十多万人，从长春路出发；任命萧奉先为御营都统，耶律章努为副都统，以精兵二万人作为先锋，其余军队分为五部，向北从骆驼口出发；另派汉人步骑兵三万人向南从宁江州出发，准备数个月的粮食，期限是一定要消灭女真。广义说：金虽然倔强，毕竟是辽的属国。然而金屡次对辽无礼，辽声讨其罪行并出兵征讨，也是应该的。《纲目》在史册上大书此事，是为了正其名分、定其罪责。有一颗星从柳宿流出。星光照到地面，颜色赤黄，并且有尾巴。占卜者认为这是天子宗庙有喜事、国家兴建宫室的祥瑞。蔡京率百官上表祝贺。发明说：凡是记载“有”的，都是过去未曾有过的事情。星星从柳宿流出，光照地面，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变异了。大概这是上天显示变异，以自然现象警告君心；遇到变异而感到恐惧，则是君主应有的心态。宋朝君臣却没有听说相互告诫、努力修身，反而认为这是天子宗庙有喜、国家兴建宫室的祥瑞。蔡京是个鄙陋小人，竟率领群臣上表祝贺。唉！小人蒙蔽君主，哪里说得尽呢？这时徽宗失德，不断兴建无益的工程，宫室的营建没有止息。蔡京等人不能引导君主走正道，反而助长君主的罪恶，像狐狸般媚惑、像狼一样贪婪，苟且偷安而不知羞耻。如果一定要用《春秋》的法则来纠正，蔡京难道不是第一个应当诛杀的人吗？《纲目》特意在史册上记载此事，其中的意义大概可以看出来了。广义说：唉！朝廷兴建土木工程，使百姓劳苦、钱财受损，没有比这更大的不祥了。蔡京反而率领百官上表祝贺，他欺骗上天、蒙蔽众人，还有谁比他更严重呢？把太子詹事陈邦光安置到池州。蔡京向太子进献大食国的琉璃酒器，把它们陈列在宫廷中。太子发怒说：“天子的重臣不听说用道义来训导我，却拿玩赏之物来动摇我的志向吗？”于是命令左右把酒器砸碎。蔡京听说后，认为陈邦光实际上是在激发太子、借机讽刺自己，便攻击他并将他逐出。

译发明说：有些人侍奉君主，是为了取悦君主；有些人侍奉君主，是以安定社稷为乐。为什么呢？因为应当担心那些只求取悦君主的小人，他们会用虚妄的讨好损害君主的心志。君主的心思在勤于政务，他们就用安逸享乐来损害他；君主的心思在忧虑动乱，他们就用宴饮娱乐来损害他；君主的心思在使百姓富足，他们就用搜刮聚敛来损害他；君主的心思在安静治理，他们就用逞强用武来损害他。这些都是小人的旧习。蔡京进献琉璃酒器，把它送入东宫，太子不高兴，于是命人砸碎。蔡京把罪过归到邦光身上，罗织罪名，将他贬逐。陈邦光有什么罪呢？大概是因为小人的心里只想着讨得君主欢心，心里难道不是这样想的吗：天子既然已经被我蛊惑，那么继承天子统治天下的就是太子。如果不预先用贿赂结交他，将来凭什么容身？所以先送上玩赏之物来求取他的欢心，不仅损害君主的心志，而且还要巩固自己在君主面前的宠幸。因此他的计谋没有成功，就忌恨邦光。唉！小人不利于君主和国家，确实如此。九月，金国攻取辽国黄龙府。金主攻打黄龙府，驻军于混同江边，没有船可以渡江。金主让一人前面引路，骑着赤白色的马，直接涉水渡江，说：“看着我的马鞭指向哪里前进。”各军跟随他渡江，于是攻克黄龙府。金主派萧萨喇返回辽国，对辽主说：“如果你归还我的叛臣阿苏，我就应当收兵。” 广义说：大体说来，国家之所以兴盛，虽然说是人为，实际上还是取决于上天。那么，天在扶植或倾覆国家时，难道会因为内外而有所不同吗？分注记载金主渡混同江的事情，也真是奇怪啊！唉，光武帝相信滹沱河的冰很坚固，金主轻视混同江的水很浅，所依据的是同一种机理。唉，滹沱河的冰、混同江的水，究竟是天意还是人为？是天意啊。辽军渡过混同江，副都统耶律章努发动叛乱，被伏法诛杀。辽军渡过混同江后，副都统章努与耶律淳的妃子之弟萧廸里以及他的外甥萧延留等人谋划拥立耶律淳。他们诱使将士逃回上京，又派萧廸里把计划告诉耶律淳。耶律淳说：“这不是小事，皇上自有诸王可以继立。北面、南面的大臣都没有来，你为什么说起这件事？”暗中命令左右把萧廸里拘捕。不久，辽主派行宫实达尔伊逊等人带着书信到来，说明章努的阴谋。耶律淳立即斩杀萧廸里等人，带着他们的首级，单人单骑到广平淀等待治罪。辽主像往常一样接待他。章努知道耶律淳不肯听从，便率领部下劫掠上京府库的财物，到了祖州，率同党到太祖庙告祭，列举辽主的过错罪恶，并向各州县发布檄文。于是聚集渤海盗贼，达到数万人，赶往广平，进犯行宫，但没有攻克，便率众向北逃走。顺国女真阿固齐率三百骑兵一战将其击败，擒获其贵族二百多人，并全部斩首示众。其余逃脱的人都投奔女真。章努假扮使者，想逃奔女真，被巡逻人员抓获，押送到行在，按罪应当在市场斩首。广义说：可悲啊，辽主渡过混同江时，强大的敌人逼迫他，亲近的亲属又背叛他。这就好比一个瘦弱多病的人，又加上寒病缠身而不能发汗，他还能保全自身吗？《纲目》在正文中大书此事，又详细记载分注，是为了端正耶律章努的罪名，从而显示辽国的事情已经无法挽救。王厚等人攻打夏国，在臧底河城遭到惨败。夏人于是大肆掠夺萧关。王厚与刘仲武会合泾原、鄜延、环庆、秦凤四路军队，攻打夏国臧底河城，遭到惨败，死者十分之四五。秦凤第三将所率一万军队全部覆没。王厚害怕了，重金贿赂童贯，隐瞒不报。不久，夏人大肆掠夺萧关后离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发明说：王厚攻城不能取胜，丧失军纪、损害军队，却没有听说有追究责罚的举动；夏人大肆掠夺萧关，宋军放任他们进出，也没有听说有防备抵御的谋划。由此可见宋人轻玩法令、松弛防备的情形。想要他们不发生动乱，大概也很难了。这就是《纲目》从隐微处显明事理、从幽暗处阐发真相的深意。冬，十二月，金军在呼卜图冈袭击辽军，将其大败。金主听说辽国出兵，仰面朝天痛哭说：“当初我和你们起兵，是因为苦于契丹人的残暴，想要自己建立国家。如今天祚帝亲自来了，怎么办？不是人人拼死作战，就不能抵挡他。不如杀掉我全族，你们去投降，把灾祸转变成福气。”各军都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只听从您的命令。”金主于是率军迎敌。辽主亲自率军到达驼门，驸马萧特默等人率领骑兵五万、步兵四十万，到达噶琳滦。金主行军驻扎在约罗，与大臣谋划说：“辽兵号称七十万，其锋芒不可抵挡。我军远道而来，人马疲惫，应当驻扎在这里，深挖壕沟、高筑营垒来等待他们。”正好俘获了辽军负责督运粮饷的人，得知辽主因为章努反叛已经向西返回两天了。各将请求趁辽军懈怠进攻，于是追赶辽主，在呼卜图冈追上了他。金主说：“他们人多我方人少，军队不能分散。看辽军中军最坚固，辽主一定在那里。击败他的中军就可以取得胜利。让右翼先交战，左翼合力进攻。”辽军大败，尸体相互枕藉，绵延一百多里；缴获车驾、车帐、军帐、兵器、军需物资以及其他珍宝、马匹、牛只，数也数不清。萧特默焚烧营寨逃走，金主也率军退去。广义说：这一战，如果辽主没有遭遇章努叛乱，辽、金两国的胜负还未可知。孟子说：“得到的帮助少到极点时，亲属也会背叛他。”说的不就是辽主吗？丙申六年春，正月，辽将高永昌占据辽阳发动叛乱。辽国东京留守萧保先严酷残暴，渤海人深受其苦。正月初一半夜，有十多个喝醉酒的恶少年，拿着刀翻墙进入府中，刺杀了萧保先。户部使大公鼎听到变乱，立即代理留守事务，与副留守高清明集合奚、汉军一千人，把这些人全部逮捕斩杀，安抚平定当地百姓。当时，渤海副将高永昌率三千军队驻扎在八甔口，看到辽国政事日益衰败、金兵正日益强盛，便诱使渤海人和戍卒一起进入辽阳，占据了那里。十天之内，远近纷纷响应，共有军队八千人，于是擅自僭越称号，改元隆基元年。辽主派萧罕嘉努、张琳征讨他。发明说：高永昌进入辽阳时，为什么直截了当地记作“叛”呢？臣子在国家艰难危急的时候，就应当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甚至置自身安危于不顾。高永昌为什么见辽国日益衰败，便产生异心，占据辽阳，改元并僭越称号？这样一来，他的罪行已经昭然若揭，也无法掩饰了。所以直书“据辽阳以叛”。“据”是不顺从的说法，“叛”是不可赦免的罪行，这与《春秋》记载“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的意思相同，学者应当合起来考察。赐予方士林灵素“通真达灵先生”的称号。

译【林灵素是温州人，年轻时跟随佛教僧人出家，因不堪师父鞭打辱骂，离去做了道士。他擅长妖术幻术，往来于淮、泗之间，在僧寺乞食，僧寺都以此为苦。王老志死后，王仔昔的宠信衰退，徽宗便向左阶道箓徐知常访求方士。徐知常把林灵素推荐给徽宗，徽宗立即召见他。林灵素大言不惭地说：“天有九霄，其中神霄最为尊贵；神霄的统治机构称为府，神霄玉清王是上帝的长子，主管南方，号称长生大帝君，陛下就是他。既然降临人世，他的弟弟号青华帝君，主管东方，辅佐治理；又有八百多名仙官。如今蔡京就是左元仙伯，王黼就是文华使，郑居中、童贯等人也各有仙官名号。仙卿褚慧已经降临人间，辅佐帝君治理。”当时刘贵妃正受宠，林灵素认为她是九华五真、安妃帝心，徽宗尤其喜欢这些说法，对他更加宠信，赐号“通真达灵先生”，赏赐无▯。又把温州改为应道军。林灵素本来没有什么才能，只是稍微学过五雷法，偶尔能召来风雷，祈雨略有小效罢了】发明：【君主的德行没有比明察更重要的；能够明察，就没有什么能够蒙蔽他。没有比正直更重要的；能够守正，就没有邪曲能够离间他。林灵素不过是个邪妄、柔弱、鄙陋的人，用妖术迷惑众人，确实是清明朝廷必定要诛杀而不宽赦的人。徽宗因徐知常的推荐召见他，赐给他的名号和宠信尤其隆厚，实在丑恶至极。徽宗自即位以来，没有听说召用贤人君子，却无日不信任方士小人，难道不是极其可惜吗？林灵素不过是市井中的无赖之徒，起初并没有惊世骇俗的行为，只是不知他究竟通晓什么“真”、达到了什么“灵”罢了。把这些事实直书在册上，他的过失自然显现】广义：【考察分注可知，林灵素本来没有其他才能，只是凭借一套空虚荒诞的言辞，来蒙蔽徽宗的耳目，是最不知羞耻的人。徽宗为什么会喜欢他这些毫无根据的夸奖，反而给予数不尽的赏赐？他的昏聩愚蠢还有谁比得上呢？唉！相信虚无之说，没有比徽宗更严重的；遭受惨祸，也没有比徽宗更严重的。后世君主中凡有崇信虚无之说的，应当以此为鉴】任命童贯为陕西、两河宣抚使。○刘法进攻夏，攻取日木多泉城，屠杀城中军民。【童贯命刘法、刘仲武率熙秦军十万人进攻夏，攻打日木多泉城。城中奋力守卫，援军又没有到达，于是投降。刘法接受投降后却屠杀了城中军民】发明：【军队是禁止暴乱、诛讨祸乱的工具，不可不用，但也不可轻易动用。童贯擅自挑起边境事端，同夏交战，使关右百姓困于战火，祸患惨重。刘法等人当时一味阿谀逢迎、苟且容身，颐指气使，所以这里不说“伐”而说“攻”，是贬斥他们的用词。等到攻克城池后，竟然放纵屠杀，这正是争夺城池而交战、杀人杀得满城都是，难道还能算是王者的军队吗？后来在统安交战时，他们自身尚且不能保全，那么穷兵黩武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当时天下更加疲敝，外患接连而来，可是宋朝君臣没有听说采取整治内政、抵御外患的策略，反而沉溺于宴饮安逸，养成祸乱，这能说是得计吗？这里直书一个“屠”字，就是为了彰显他们的暴虐】渭州将领种师道攻克夏国臧底河城。【种师道是种世衡的孙子】闰月，设立道学。【这是听从林灵素的话。不久，诏令太学、辟雍各设置《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二人；又采用蔡京的建议，汇集古今道教事迹编成《道史》，赐名为《道史》】广义：【唉！美玉和顽石不能相互取用，香草和臭草不能共处。以邪说篡乱正统，君子是厌恶的。如今徽宗把推行异端做到了极点，竟不顾对正道的损害。难道他不知道，白玉不会因为一点蝇粪而玷污，也不会因为一丝云彩而被遮蔽吗？即使让异端混杂在正道之中，对正道本身也没有损害；而徽宗却只是给自己留下万年的恶名罢了。这种举动真是鄙陋啊】二月，兴建上清宝箓宫完工。【徽宗听信林灵素的话，在景龙门和对面的晨晖门之间修建上清宝箓宫，秘密地连接着宫禁署舍。宫中把山丘包围在平地之间，四周环绕着佳木；清澈的水流穿过各处馆舍台阁，许多建筑用美材作楹柱栋梁，不施加五彩涂饰，却自有天然的胜景。上下修建的亭台屋宇，多得无法计数。徽宗当时登上皇城向下俯视，因此开通景龙门，在城上修建复道通往宝箓宫，以便举行斋醮】发明：【“作”这个字，本来不应当使用；但这里记作“作”，并且说“于是月成”，是讥讽工程修建得过于迅速、耗费过于巨大。徽宗受林灵素言论迷惑，设立道学，修建宝箓宫。两个月之间，两件事同时兴办，国家大政被废置而不顾，劳民伤财，百姓没有休息的时候。自古以来，继承帝位的君主没有不是因戒慎勤谨而成就、因安逸享乐而败亡的。唉！内有迷恋女色，外有沉溺游猎，贪饮美酒、喜好音乐，建造高峻宫宇、雕饰墙壁，只要有其中一项，就没有不亡国的。徽宗却把这些全都兼有了，即使想不亡国，又怎么可能呢？因此古代君主应当以“系于苞桑”为戒，大臣应当以“旻天板荡”为勉励。这正是能够长久保持安泰而没有倾覆危亡过失的原因】广义：【大体说来，宫禁是君主休息安居的地方，深宫紧闭宫门，由阍寺守卫，何等严密，即使亲王也不能进入其范围，这是为了区别嫌疑。如今这种防守，难道是因为不惜自己的儿子而伤于残忍吗？如果让外人能够出入其中，宫禁又哪里还算是宫禁呢？看分注所记载的情形，就知道徽宗的心志已经荒乱了】夏四月，金人进攻高永昌，杀死了他，随后夺取辽的东京州县。【高永昌派人向金求援，并且说：“希望合力夺取辽国。”金主派呼实布对高永昌说：“合力夺取辽国，当然可以；但东京是近边地区，你擅自占据它，又僭越称帝，这就不行了。如果你能归附，我当授予你王爵。”高永昌不听从。金主于是派斡鲁率领各军进攻高永昌。当时辽将张琳等正在讨伐高永昌，长久不能取胜。斡鲁与他们交战，击败了他们，随即攻取沈州。高永昌十分恐惧，率众抵抗金军，在活水相遇。金军渡过活水后，高永昌的军队不战而退，金军于是北进到辽阳城下。第二天，高永昌率全部兵力同金军交战，又遭到大败，于是带领五千骑兵逃往长松。辽阳人托卜嘉抓住高永昌，把他献给金主，金主杀了他。于是辽的东京州县以及南路隶属于辽的女真部众都向金投降。金主任命斡鲁为百路都统沃棱，主管东京事务】发明：【“攻”是彼此搏击的用词；“杀”是杀死并非罪有应得之人的用词；“取”是收夺的名称。这些都是为了贬斥金。可是高永昌既然占据辽阳、违背君主、背叛国家，本来就是乱臣贼子。为什么不写“讨”、写“诛”，却写“攻”、写“杀”呢？大概是因为阿骨打背叛君主，正如高永昌背叛国家一样，不过是以贼攻贼，不能按照讨伐贼人的例子来褒许金国】

译况且金进攻高永昌，是贪图他的土地，并不是能够倡导义理、出兵讨伐他，所以接着写道“于是夺取辽的东京州县”，其中的义理也就可以看出来了】广义：【高永昌是辽国的叛臣。接纳叛臣，春秋时期的史书对此是厌恶的。看金主对高永昌说：“合力夺取辽国，当然可以；但东京是近边地区，你擅自占据它，又僭越称帝，这就不行了。如果你能归附，我当授予你王爵。”这些话是多么正大啊！等到金杀死高永昌、取得东京之后，立即废除辽的法律，省去赋税，这同中原兴起的政权没有什么不同。孔子说：“夷狄如果有君主，还不如中原诸夏没有君主。”确实如此啊】何执中被罢免。【何执中辅政十二年，年纪已大，疾病很重，赐给他宽假告老的待遇。不久，以太傅身份退居私第，朝廷在朔日、望日举行朝见的仪式以及供应衣物俸禄等，都同他在职时一样。没有多久便去世了。何执中曾经担任端王的侍讲，所以始终受到的恩遇没有改变。但他没有提出什么有益的建议，只是谨慎畏惧、迎合顺从君主的意旨，粉饰太平罢了】诏令蔡京每三日入朝一次，总管三省事务。【蔡京把都堂改称为公相，徽宗下诏命蔡京总管三省事务，正式确定公相的职位】五月，任命郑居中为少保，太宰刘正夫为少宰，邓洵武掌管枢密院事务。【当时蔡京大兴土木徭役，百姓无法生活，改变扰乱法度，官吏没有遵循的准则。郑居中常常对徽宗进言，徽宗也厌恶蔡京专权，于是任命郑居中为太宰，让他暗中监察蔡京。又因为刘正夫的议论多次同蔡京不同，任命他为少宰。郑居中维护纲纪，遵守法令，抑制侥幸求进，起用被埋没的人才，士大夫舆论一致盼望政治清明】六月，辽任命耶律淳为都元帅。○秋八月，任命侯蒙为中书侍郎，薛昻为尚书左丞。○九月，徽宗前往玉清和阳宫，进上玉帝徽号，大赦天下。【徽宗捧着玉册、玉宝到玉清和阳宫，给玉帝上尊号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下诏天下各洞天福地修建宫观、塑造圣像。又给地祇上徽号为“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进上宝册的仪礼完全同进上玉帝时一样。不久又把宫名改为玉清神霄宫。又铸造神霄九鼎，安置在上清宝箓宫的神霄殿】发明：【凡天子亲临某处称为“幸”，是尊重他的说法。前代史书都写“幸和阳”，《纲目》改用“诣”字，是为了讥讽徽宗崇尚虚无，所以贬低他而用较卑下的说法。蔡京大兴劳役，百姓无法生活，改变扰乱法度，官吏无所遵循，那么祸乱的根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徽宗不因此感到恐惧，反而沉溺于相信毫无根据的事，崇尚装饰虚假的礼仪。《易经》说“帝出乎震”，传说解释说“帝，是上天的主宰，他的尊贵没有可与之相对的”，难道一定还要给他加上徽号吗？得罪上天，便没有地方可以祈祷了。徽宗所作所为如此，却完全没有一点反省自己的心思；假如使疲惫的百姓来奉事上天，上天难道会因此保佑我吗？凡是不用再次贬斥而意义自然显现的，便属于这一类】广义：【传说说：从道理方面说称为“天”，从主宰方面说称为“帝”。如果帝不是道理，怎么能够成为主宰？天和帝并不是两个东西，只是一个道理罢了。所以字书在“大”字上加一横，这就是所谓“尊贵无可匹敌”。世间的庸夫愚妇不明白这一点，往往以为有一个身穿衮服、头戴冕冠的男子，号称玉皇大帝，坐在青天之上；崇奉他就能降福消灾，否则就会获罪受罚。他们却不知道，一切行为合乎道理就会得福，违背道理就会遭祸。《尚书》说：“行善就降下各种祥瑞，行恶就降下各种灾祸。”这里所说的“降”，并不是从上面降下来的降，而是都根源于我们心中本来就有的天。善恶刚一萌发，祸福便随之而来，因为它们合于天之理，所以好像是从天降下一样。假如按照世俗的说法，行为不必合乎道理，只要崇奉玉帝就自然能得福，那么盗贼奸徒也曾设斋、诵经、崇奉玉帝，可是最终仍然败露，死在刑具枷锁之下。这难道是命运吗？由此可见，上天没有私心，并不像世俗所说的那样。徽宗对于玉帝，既加上美好的尊号，又下诏告知天下，他的崇奉已经到了极点，不能再增加了】后来徽宗被敌国朝廷斥辱，号称“昏德公”，死在沙漠之中，玉帝为什么如此不仁，竟不稍加青睐呢？《纲目》记载这件事，实在足以使千古之人发笑。因此我特意推广说明这一义理，等待通晓义理的人加以评说】冬十月，任命白时中为尚书右丞。○夏人进攻泾原，屠杀靖夏城。【夏军大举进攻泾原的靖夏城。当时很久没有下雪，夏军先派几万骑兵绕城奔走，扬起的尘土弥漫天空，于是暗中挖掘壕沟，开通地道，进入城中，城池随即失守；夏军屠杀城中军民后离去】发明：【“寇”是把对方视为贼寇；“屠”是彰显暴虐。前面记载刘法屠杀日木多泉城，这里又记载夏人屠杀靖夏城，双方互相报复，没有停止的时候。夺取土地，吞食人肉，祸患惨重，罪行严重。然而这并不是夏人单方面的强暴，而是宋朝自己招致的。穷兵黩武、挑起边衅，哪里能成为王者的军队呢？《纲目》特意把这件事写在册上，是作为后世好战者的警戒】十二月，刘正夫被罢免。【刘正夫在宰相职位上，能够迎合时势、随上下意，保持俸禄、保全权势；到这时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退休】广义：【分注记载：刘正夫在宰相职位上，能够迎合时势、随上下意，保持俸禄、保全权势，到这时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退休。看这些，就知道刘正夫的行为同冯道相比几乎没有差别。哪有身为宰执而平素行为竟如此的呢？《纲目》削去他的官职称谓，是鄙薄他】茂州夷人归附，设置寿宁军、延宁军。【丁酉】七年春，二月，大理入朝进贡。【广州观察使黄隣诱导大理入朝进贡，诏令任命大理国主段和誉为云南节度使，封为大理国王】徽宗前往上清宝箓宫，命林灵素讲说道经。【当时道士都有俸禄，每一座道观都拨给田地，也不少于数百千顷。凡是设置大斋，动辄耗费数万缗钱。贫苦下层百姓多买青布幅巾前往，每天得到一顿饱饭以及三百钱的布施，称为“千道会”。又命士人和庶民听林灵素讲经，徽宗就在旁边为他设置帷帐。林灵素坐在高座上，让人在下面拜两拜请教问题，但他所说的没有什么特别高明之处，还不时夹杂滑稽猥亵的话语，上下哄然大笑，完全没有君臣之礼。又命官吏百姓到宫中接受神霄秘箓，喜好钻营求进的朝廷官员也纷纷趋附】

译发明：【这时天下虽然太平，但小人猖獗，天下日渐衰败，正是应当奋发雪耻、自强不息的时候，君臣却相互从事虚无之事，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因为蔡京、王黼担任宰相，童贯担任将领，三人都是谄媚道教的人。太学不去讲学，却去朝拜宝箓宫；国政不加研讨，却去讲说道经。不久边境警报逼近，敌人到来就停止讲经，敌人退去又照旧进行，甚至册封徽宗为教主、道君皇帝，还宣称天神降临坤宁殿，纷纷互相举荐。政和年间的政事日益紊乱。《纲目》特意反复记载，并非写一次就停止，都是为了深深贬斥这种行为。这同《唐书》记载设置百万座讲《仁王经》的意思相同】夏四月，道箓院上奏章，请册封徽宗为教主、道君皇帝。【徽宗暗示道箓院说：“朕是上帝的元子，做太霄帝君，怜悯中华受到金狄之教的侵害，于是恳求上帝，希望成为人间君主；如今天下归于正道，你们可以上表册封朕为教主、道君皇帝。”于是道箓院上表册封他，但这只在道教的章疏中使用】发明：【迷惑之后能够觉悟，称为中人以下；迷惑而不能觉悟，称为下愚不移。徽宗极度相信虚无之说，举动违背义理，实在可耻至极。册封，是上级封授下级的说法；以臣下的身份册封君主，这种礼制合适吗？把天子称为道君，这个名义正当吗？徽宗尊崇道教、贬抑佛法，不过是一种偏见，并不是什么至理名言。刘文安公刘定说得好：佛本来是西域人，而佛门弟子说佛的身体面貌都像金色。徽宗所谓“中华受到金狄之教侵害”，指的就是佛教。然而他这话可以说是荒谬了。不久，女真从渤海兴起，建立国号大金，很快占据中原，这句话仿佛成了事先的征兆。唐僖宗改年号为广明时，正是黄巢刚刚起兵，有人说唐朝除去君主而保存“黄”字，取“广”字，意味着黄巢将取代唐朝。后来的评论者说，这是上天记下昏君，以向世人预告其灭亡；徽宗的话难道不也类似吗？唉！用刘文安公的话来验证史书的书法，再参照分注，便更加可信了。因此传说说：善事一定会预先知道，不善之事也一定会预先知道。《纲目》特意记下这件事，是为了深深讥刺徽宗】广义：【分注记载，徽宗暗示道箓院说：“朕是上帝的元子，做太霄帝君，怜悯中华受到金狄之教的侵害，于是恳求上帝，希望成为人间君主；如今天下归于正道，你们可以上表册封朕为教主、道君皇帝。”】于是群臣和道箓院上表册封，但这只用于道教的章奏文书中，并不施行于政事，这大概也是因为厌恶无礼吧。唉！宋徽宗这一举动，可以说是无耻到了极点。他设置这种荒诞的说法来欺骗别人：我究竟要欺骗谁，是欺骗上天吗？何况君主是百姓和万物的主人，凡是册封任命，都出自君主；不是君主，便不敢擅自施行。如今异端之徒反而得到册封一个至尊的称号，这该怎么说呢？他的用意不过是想愚弄夷人，使他们知道敬畏上帝，不敢对我无礼罢了。却不知道金人的淳朴风气还比徽宗多一些。孔子说：“夷狄即使有君主，也不如中原诸夏没有君主。”后来徽宗父子一同死在国外，这岂不是反而受到金人的教训而自己还不知道，自己所主张的教义究竟在哪里吗？斥责异端、尊崇中原儒学，是儒者的事情。世道变化竟到了这个地步，真是可悲啊！六月，明堂建成。秋七月，设置提举御前人船所。当时东南各路监司和郡官、二广的市舶机构，大多都有进献之事；又有不经过防送手续，直接把物品运到京城，估计是宦官防送来进献的。大体上，灵璧、太湖、慈溪、武康等地的奇石，二浙的奇竹、异花、海产，福建的荔枝、橄榄、龙眼，南海的椰子、登菜、文石，湖湘的文竹，四川的佳果和木材，全都渡海过江，毁坏桥梁，凿穿城郭运来。移植后大多能够成活；至于异味珍果，则让健步骑马防送，即使路途非常遥远，几天也能送到，颜色和香味都没有改变。到这时，蔡京又说：“陛下不享用声色犬马，所喜欢的只是山林间的物品，都是人们所抛弃的东西，只是有关部门奉行过度，因而造成扰民。希望节制那些浮滥的进献。”于是请求设置提举淮浙人船所，命内侍邓文诰负责。诏令说以后有所需用，便从御前下令，按数目进贡，其余不许妄自进献。原意是想因此便利百姓，但实际上扰害依旧。孟子说：“禹、汤、文王、武王因为仁德而取得天下，桀、纣、幽王、厉王因为不仁而失去天下。这样看来，天下的存亡，只在仁与不仁之间罢了。徽宗穷奢极欲，不顾国政，接连兴起无益的营造，向四海百姓积聚怨恨，天下已经十分危险了。《诗经》说：‘上天正使天下动荡，不要这样松懈散漫。’可是蔡京等大臣不能尽心匡正救治，反而阿谀奉承、苟且容身。当时东南的监司对百姓造成很大祸害，既然知道其中的弊病，就应当赶快革除；蔡京这个小人却只想节制其中过度滥行的部分。唉，真是鄙陋啊！即使设置了人船所，扰害仍和从前一样，究竟有什么好处呢？所以《纲目》直书其事，用来显明他的过失。” 熙河、环庆、泾原发生地震。十多天没有停止，毁坏城墙，房屋倒塌压死的人很多。杨万里说：和气招来祥瑞，乖气招来灾异，这是两种气相互感应，就像鼓槌和鼓相应一样。和气，就是政事平和、诉讼简少、兴办贤能教育人才。乖气则与此相反。因此，和气充满，祥瑞就产生；乖气充塞，灾异就出现。熙河、环庆、泾原，是邻近西夏的地区；徽宗在内不修养德行，对西夏用兵，如今发生地震，十多天不停，难道不是这种情况的应验吗？徽宗正沉溺于虚无之说，漠然不加畏惧，这该怎么说呢？《纲目》不直接说天灾是对人事的应验，但应验的事实都存在其中，正是要使后世君主明白遇到灾异就应当畏惧的道理。难道是没有缘故才记载这件事吗？八月，郑居中被罢免。郑居中与蔡京不和，到这时因母亲去世而离职。蔡京因为郑居中是王珪的女婿，便让蔡确的儿子蔡懋重新追究定策之事，于是追封蔡确为清源郡王，亲自撰写诏文刻石立在蔡确墓前，想借此震动郑居中，但最终没能加害于他。蔡懋就是蔡渭。辽设置怨军。辽主从燕地到阴凉河，招募辽东人充当士兵，让他们向女真人报仇，号称怨军。共八营，驻屯在卫州蒺藜山，以渤海铁州人郭药师等为统帅。冬十月，侯蒙被罢免。这是因为蔡京憎恨他。十一月，命蔡京每五天到都堂处理政事一次。

译王衍还未被任用，有见识的人就知道他必定会败坏政事；后来任用他，果然成为晋朝的祸害。卢杞还未被任用，有见识的人就担心他日后得志；后来任用他，果然成为唐朝的祸害。可见，小人不能不在他们刚开始进用时就加以防范。因此，《履霜》的警戒，是担心霜会凝结坚硬；《取女》的戒意，是害怕女子成长壮大；给小牛戴上木横木，是防止它长大后难以制伏；用金柅系住车轮，是为了阻止它继续前进。这些无非都是在小人尚未进用时加以拒绝，就像舜除去四凶、成王诛杀管叔和蔡叔一样。蔡京败坏天下，蛊惑君心，不能明确公正地治他的罪，反而屡次加以宠信优待，这该怎么说呢？前一条记载说，诏令蔡京三日上朝一次，总管三省事务；这一条又记载命蔡京五日到都堂处理政事一次。为什么这样尊崇他呢？唉，像徽宗这样的人，只知道有蔡京，却不知道有天下罢了。一再记载此事，正是对他的深刻贬斥。起用郑居中，任为太宰；任余深为少宰，白时中为中书侍郎。十二月，任薛昻为门下侍郎。方士王仔昔下狱而死。王仔昔傲慢而刚直，徽宗以宾客之礼待他，因此他把宦官当作童仆对待，又想让群道士都尊奉自己。林灵素嫉妒他，便与宦官冯浩诬陷他出言怨恨不满，使他下狱而死。分注记载林灵素嫉妒王仔昔，与宦官冯浩以出言怨望为罪名诬陷他，使他下狱而死。如今《纲目》所记，似乎成了徽宗杀死他，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因为生杀之权是君主的重大权力，王仔昔得罪了徽宗的缘故。有一颗星星像月亮一样向南运行。西晋末年，五星交错经过天空，纵横运行，没有常态。唐朝末年，星星交错运行，像织布一样。如今有一颗星星像月亮一样向南运行，可以说是变异严重到了极点。然而当时君臣没有听说有恐惧自省的意思，所以从此以后，兵祸越来越严重，天下分裂，百姓几乎被杀尽。经历二十多年才停止。《纲目》把这件事大书在册，难道上天的警戒还不明白吗？徽宗说：“天神降临坤宁殿，下诏告示百官。” 徽宗被林灵素的话迷惑，在天下各地修建宫观，又制造青华帝君画像降临坛场以及火龙神剑夜间降临内宫之类的事情，假托天神降临，编造皇帝诰命、天书和云篆，竭力用来迷惑世人、欺骗众人。这些说法荒诞妄诞，无法查究核实。宦官或道士有不顺心的事，必定假托为皇帝诰命，于是没有不如愿的。不久又加封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元妙先生，张虚白为通元冲妙先生，待遇相当于中大夫，出入有呵喝引导，甚至与诸王争道，京城人称他们为“道家两府”。他们的门徒穿华美衣服、吃精美食物的，几乎有两万人。古代圣明君主治理天下，总是守持正道，不敢懈怠疏忽，不制造没有根据的事情，不做不合礼法的行为，所以能够长久保有上天的命令而不致倾覆危亡。《易经》说：“处在危险中的，才能安定自己的地位；面临灭亡的，才能保全自己的生存；处于混乱的，才能保持自己的治理。”因此，君子安定时不忘危险，生存时不忘灭亡，治理时不忘混乱，所以自身能够安定，国家也可以保全。徽宗安定时忘了危险，生存时忘了灭亡，治理时忘了混乱，实在是最下等的愚昧之人。上天，不过就是天理罢了。阴阳的屈伸变化，称作鬼神；鬼神之道，是阴阳二气自然具有的功能，哪里有可以看见的形体呢？像徽宗所说的那样，唉！君主好比盛水的盂，臣子好比水；盂是方的，水就成方形，盂是圆的，水就成圆形。徽宗这样自己欺骗自己，怎么会没有人来欺骗他呢？前一条记载“皇帝以天神降临下诏百官”，这一条又记载“皇帝说天神降临”，都是为了深深讥刺他。唉！君主的话像丝线一样细微，一发出就像纶诏一样重大。《尚书》说：“君王的话多么伟大。”由此可知，诏令就是君主用言语向天下发布命令。然而称为王言，如果不是极其公正正直的话，就不能拿来教导人。如今徽宗用怪诞荒谬的话向天下发布诏令，这就像是黄屋之中坐着一个胡乱说话的人罢了，还凭什么做天下人的君主呢？任童贯兼领枢密院事务。内侍自古以来没有获赐座位的。当时童贯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兼领枢密院；每逢春秋大宴，就坐在执政大臣之上，每天和宰相同班入朝进呈政事，完毕后便从屏风后进入内宫，重新换上窄衫，和众宦官为伍。出宫时，大臣必须对他行礼表示尊重；入宫后，他又只是近侍，执行差遣事务，这是古来从未有过的事。修筑万岁山。起初，徽宗因没有得到继承人而忧虑，道士刘混康凭借法箓、符水出入宫禁，说京城西北角的地势符合堪舆之说，如果把地势稍微加高，就会有多生男孩的祥瑞。于是开始命人修筑几仞高的土冈；不久后宫生的儿子渐渐增多，徽宗非常高兴，从此开始相信道教。于是蔡攸编造奇异传闻，说有珠星璧月、跨凤乘龙、天书云篆等祥符来迎合徽宗，于是竭尽国家力量经营土木工程。到这时，又命户部侍郎孟揆在上清宝箓宫东面筑山，仿照余杭的凤凰山，号称万岁山。“作”字是不应当作的意思。徽宗把百姓的财物看得如同瓦砾，把百姓的性命看得如同草芥，这样的人可以称为守成之君吗？从前商朝百姓最苦恼的是政令贪暴；散发钱财、开仓发粮的命令一下，天下便归服了。秦朝百姓最苦恼的是政令严酷；约法三章的命令一下，万民便喜悦了。周、汉的兴起，无不是因为得到民心；商、秦的灭亡，无不是因为失去民心。徽宗被蔡攸的狂妄言论迷惑，大兴土木工程。唉！百姓的财力是有限的，国家的营造却没有穷尽。即使日夜不断积蓄、依靠雨露滋长，尚且不能满足，何况财力并不像草木那样可以不断生长呢？像徽宗这样，真可以说是寄生的君主。特别把这件事记在册中，是对他的深深厌恶。把侍御史黄葆光流放到昭州。

译起初，黄葆光任左司谏，刚开始任职，就说三省的官吏太多，请求凡是不属于元丰旧制的，一律革除，徽宗命令整理纠正此事。当时士大夫的舆论一致赞同。蔡京恼怒他与自己意见不同，秘密向徽宗禀告，徽宗下内批说：“正值丰亨豫大之时，却采取衰乱时期的裁减节省之策。”于是把黄葆光调任符宝郎。第二年又授任御史。到这时发生大旱，徽宗对此忧虑。黄葆光上疏说：“蔡京强悍专断，奢侈铺张超过制度，没有君臣之间的分别。郑居中、余深首鼠两端，畏惧躲避，不能承担天下的责任，所以导致这场灾异。”奏疏呈上后没有得到答复。蔡京的权势显赫震动朝廷，满朝大臣都闭口不言，只有黄葆光独自竭力攻击他。蔡京害怕，便借其他事情中伤他，把他流放到昭州。杨氏说：君主不亲自承担责任，才会显得伟大；只是不要自以为智慧，而应兼取众人的智慧，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智慧更大，所以说“以大智临御”。君主应当像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那样圣明，这一点是相同的。舜被称为“大舜”，禹被称为“大禹”，不过是喜欢询问、采纳正确的言论罢了。徽宗即位以来，忠诚进谏的大臣几乎都被贬斥，当时把进言视为忌讳，没有人敢倡导。黄葆光竭力弹劾蔡京，于是遭到流放，这清楚表明徽宗自以为是、闭塞言路，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自古以来，没有君主堵塞言路而能够实现治理的；这就是徽宗最终陷入危亡而无人救助的原因。直书“流放而不罢免他的官职”，其中的意义不必辨析说明，自然就明白了。考察分注，黄葆光说当时的大旱是蔡京专权造成的，满朝大臣都闭口不言，只有黄葆光独力攻击蔡京，这件事与“凤鸣朝阳”没有不同。《纲目》乐于称道人们的善行，所以对于黄葆光被流放，不但记明是御史，还特别记明了流放地点。辽国耶律淳与金将乌楞古在蒺藜山交战，辽军败逃。金于是攻取辽国八州。辽主派耶律淳统领四路兵马防备秋季边患。耶律淳写信给金咸州都统乌楞古，商议讲和。乌楞古把此事报告金主。金主仍以归还萨喇和阿苏为条件相告。耶律淳的军队到达蒺藜山时，乌楞古和知东京事沃棱等进攻显州。辽怨军统帅郭药师乘夜袭击，把他们赶走。乌楞古于是与耶律淳交战，耶律淳败逃。乌楞古追到额勒锦陂，随后攻下显州。于是干州、懿州、豪州、徽州、成州、川州、惠州都投降了金。金派遣使者向辽请求册封。辽东铁州人杨朴对金主说：“自古英雄开创国家，一定先请求大国册封。”金主听从了他。使者到达辽国时，辽东各州盗贼纷纷起兵，掠夺百姓作为食物。枢密使萧奉先等劝辽主答应金国的请求。金主向辽请求册封，辽也答应了他的请求，可以说是双方都得到了好处。这就是韩信向齐国请求封王的计策；即使想不答应，也做不到。戊戌，重和元年春正月，制作定命宝。于阗进献一块两尺多长的美玉，徽宗命人制作宝玺，文字为：“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用鱼虫鸟篆书写，制作工艺几乎赶得上秦代玉玺，称为“定命宝”。把原有的八宝合在一起成为九宝，以定命宝为首。并且说：“八宝是国家的神器；至于定命宝，则是我亲自制作的。”宝玺制成后，徽宗登殿接受祝贺，大赦天下。古代君主不在艰难危险的时候才戒惧，反而在丰盛安乐的日子里戒惧，这是因为骄傲产生于安逸，节俭产生于危难。吴氏说：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才是自己安定、保全地位的办法。战战兢兢，像国家将要动乱一样，正是长久保全其生存、长久保持其治理的原因。在长久安定、生存和治理的时候，能够不忘危险、灭亡和混乱的祸患，所以自身的地位得以安定，国家也能长久存在、长久安治。徽宗不断兴起无益的工程，越来越放纵骄矜，常常把秦始皇、汉武帝作为效法对象。唉，他的志趣也太鄙陋了！后来他客死五国城，天下纷扰，命运哪里还能由他确定，宝玺又哪里能够补救呢？《纲目》一再记载这类事情，已经不止一次，都是为了深深贬斥他。《尚书》说：“上天的意旨难以相信，天命没有常规；永远保持你的德行，才能保住你的地位。”由此可知，想要安定天命，关键只在于君主的德行如何，并不在于一块玉玺。因此，成汤能够顾念这明确的天命，使商朝国运延续六百年；周文王知道天命高峻而不容易，因而预定周朝国运延续八百年。考察前代史书，从未听说商汤、周武王凭借玉玺而使国运这样延长的。后来召公告诫成王说：“王已经有了成就王业的天命，治理百姓如今得以安乐。”这是说成王能够承继上天的命令而出而治理天下，那么差不多可以说上天已有确定的命运，百姓如今也因此得以安乐。这话说得很好，但也没有听说召公把玉玺看得贵重。只有吕政得到一块玉，把它作为玉玺，想传给万世，结果只传了两代秦朝就灭亡了。后世君主为什么不察看这个事实，动不动就羡慕秦玺呢？如今徽宗得到玉石，制作宝玺，文字为：“范围天地，幽赞鬼神，保合太和，万寿无疆。”用鱼虫鸟篆书写，制作工艺几乎赶得上秦玺，称为“定命宝”。唉！秦始皇父子尚且还能死在本国境内，徽宗父子却死在夷狄之地，甚至还不如秦始皇父子。谁能说上天确定的命运在玉玺而不在德行呢？任王黼为尚书左丞。王黼仪表俊美，口才雄辩，学识少而心机多，善于谄媚。起初因何执中的推荐，逐步升任左司谏。张商英任宰相后，渐渐失去徽宗的宠信。徽宗派使者把玉环送给在杭州的蔡京，王黼窥知此事，于是多次上奏列举蔡京所办政事的罪状，并攻击张商英。蔡京重新任相后，感激王黼帮助自己，一年之中三次升迁，使他任御史中丞。王黼想让蔡京专擅国政，于是上疏列举何执中二十条罪状。不久改任翰林学士。后来蔡京与郑居中不和，王黼又暗中结交郑居中，蔡京因此怨恨他，把他调任户部尚书。将要以罪名治罪时，王黼用计得以免罪，恢复为学士承旨，于是进入政府。二月，派武义大夫马政渡海出使金国，约定夹攻辽国。建隆年间，女真人曾经从本国的苏州渡海到登州卖马，所以旧有的航道还存在。到这时，有个汉人高药师渡海而来，说女真人已经建立国家，多次打败辽军。登州守臣王师中把这件事报告朝廷，诏令蔡京、童贯共同商议，命王师中招募人员，与高药师等人携带买马诏书前往，但没有到达金国便返回。徽宗于是又把这件事交给童贯，让他选派使者，最终派武义大夫马政与高药师从海道前往金国。马政对金主说：“我朝皇帝听说贵国攻破契丹五十多座城，想与贵国交好，共同进行吊民伐罪之事。如果贵国答应，今后将派使者前来商议两国交好。”两国关系从此开始。

译发明：不写“伐”而写“攻”，是为了表明辽并无罪过，彰显宋朝穷兵黩武。禁止暴行、诛讨叛乱，是王者的盛大心愿；救济灾害、体恤邻国，是中原的善政。当时女真侵犯辽国，横行于沙漠，这确实是王法所必然禁止的。天子不能兴起吊民伐罪的军队，四邻也不能履行救援的义务，反而贪图别人的土地，约定共同攻打契丹，这就是助桀为虐、帮助无道之人罢了。鲁公防备戎人，是《春秋》所引以为耻的事。怎么能说中原天子可以同敌人共同攻打别国呢？建隆二年，女真入朝进贡，这是外邦请求同中国往来。重和元年，马政出使金国，这是中国请求同外邦往来。此后辽国灭亡不久，宋朝也不能保全，这究竟有什么益处呢？《纲目》记载此事，也是用来警戒人们慎重对待开端、考虑最终后果的。广义：分注说：宋朝同金国通好从此开始。我认为宋朝同金国结仇也从此开始。夏五月初一，发生日食。秋七月，任命郑居中为少傅，余深为少保。八月，任命童贯为太保。九月，掖庭发生大火。从甲夜一直到天亮，大雨倾盆而下，但火势反而更加猛烈，总共烧掉五千多间房屋，苑后和广圣宫以及宫人居住的地方几乎全被烧毁，烧死的人很多。发明：我曾观察天灾应验的快慢并不一致。应验迅速的，像这里：记载任命童贯为太保，下面紧接着记载掖庭发生大火；元朝记载封伯颜为秦王，同一天秦州山崩地裂，也是这一类。有应验迟缓的，像王安石创立新法，而三司发生火灾；出兵西夏，熙河、环庆、泾原发生地震，也是这一类。杨诚斋说：宦官造成祸患，自古就有，只是越信任他们，危害就越猛烈。南司的臣子可以倾覆，北司的势力最终也会败亡；甘露之变虽可避免，凤翔之变却难以逃脱。汉朝的鼎一旦转移，曹节又在哪里呢？唐朝的国运不能振兴，刘季述也同样灭亡。所谓越信任他们，危害越猛烈，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童贯是宦官，却任命他为太保，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紧接着记载掖庭大火，那么上天发怒的意思就可以知道了。宋徽宗迷惑而不醒悟，真可悲啊！罢免薛昻，任命白时中、王黼为门下中书侍郎，冯熙载、范致虚为尚书左丞、右丞。郑居中被罢免。郑居中请求暂时保留余服，诏令准许了他。广义：郑居中这次罢免是恰当的。《纲目》为什么不记载他的官职呢？因为厌恶他依违两可、畏惧躲避蔡京。闰月，册立周恭帝的后代。诏令周柴氏的后代、已经封为崇义公的人，重新册立恭帝的后代，任命其为宣义郎，监管周陵庙，世世代代作为国之三恪。冬十二月，设置裕民局，不久又撤销了它。辽国发生大饥荒，人吃人。发明：凡是外国发生灾害而报告朝廷，就记载下来；这里不说“饥”而说“大饥”，是说灾情严重。至于人吃人，就更加严重了。辽国既遭受战争灾难，又加上饥荒，那么它的基业也危险了。辽国的穷困窘迫，由此可以知道。自古天子都有救济灾害、体恤邻国的义务，宋朝没有救济体恤，反而想要攻打它，难道不是悖逆吗？《纲目》特意把这件事写入史册，是为了记载辽国灭亡的根本原因。己亥，宣和元年春正月，诏令把寺院改为宫观。林灵素想要全部废除佛教，以发泄从前的怨恨，便请求皇帝把佛的称号改为“大觉金仙”，其他佛改称仙人、大士，僧人改称德士，改变服饰，改用姓氏称呼；寺改称宫院，改称观；女冠改称女道，尼姑改称女德。不久又下诏，准许德士一并入道，学习依照道士的规矩。发明：前文把林灵素任命为通真达灵先生，这里又记载诏令把寺院改为宫观，可见他崇尚异端，只是特别有好恶偏私的差别，并不是一个明辨通达而不受迷惑的人。《纲目》特意把这些事提出来大书特书，那么是非得失就清楚地显现出来了。广义：唉！佛教和道教危害国家，已经很久了。宋徽宗时期，佛、道盛行，而道教尤其盛极一时。现在看《纲目》，把这些事都详细记载下来以便后人看见：林灵素任意妄为，完全没有顾忌，改僧人的名称，改变寺院名称，想什么时候改就什么时候改，没有一件不如意。宋徽宗竟成了他的掌中之物，只是徒然拥有皇帝的空名罢了。汴宋沦亡，难道没有它自身的原因吗？金国人来聘问，派马政前去答复，他没有到达就返回了。金主同尼玛哈商议，派渤海人李善庆、女真人人索多携带国书以及北珠、生金等物，和马政一同前来修好。诏令蔡京等把共同攻打辽国的意图告诉他们，李善庆等人唯唯应诺。过了十多天，派马政同赵有开携带诏书和礼物，与李善庆等人渡海前去答聘。走到登州时，赵有开死了。负责防谍的人说辽国已经封金主为帝，于是诏令马政不要再前往，只派平海军校呼庆送李善庆等人返回金国。金主让呼庆回去，并且对他说：“回去见到皇帝，如果果真想结交友好，就早点拿出国书；如果仍然使用诏书，绝对无法实行。” 起初，高丽来请求派医生，皇帝命令两名医生前往。到这时两名医生回来，上奏说：“高丽馆接待我们非常殷勤，早晚都请我们去，察看他们用兵、布阵和抵御敌人的方法。”又说：“听说天子将要同女真谋划攻打契丹，假如保存契丹，它还足以替中国守卫边疆；女真却是强大的敌人，不可以同它交往。应当早作防备。”皇帝听后很不高兴。发明：称金国为“人”而进呈其来聘之事。朝聘是中国诸侯所行的礼仪。即使是外邦，只要能行中国诸侯的礼仪，也不因为它背弃辽国、不向辽国称臣而把它提升为朝聘之国。虽然如此，金国前来聘问，是由于宋朝先同它建立联系。夏禹修养德行，天下万国前来朝见；周公施行政令，远方国家通过多重翻译前来献礼。然而在那个时候，没有听说夏禹、周公先同他们交往，然后他们才来朝见。宋徽宗善于同强敌结交，以招致国家土崩瓦解，他的用心也太惨了。这里改变文辞而写作“来聘”，仍然是替中国避讳罢了。《纲目》把它揭示出来并记载下来，那么兴亡的关键，有识之士就可以从中看出。难怪高丽会有这样的劝谏。任命余深为太宰，王黼为少宰。王黼被赐予城西的宅第，每天用教坊的音乐供他享用，器物全部从官府取得，恩宠一时无人可比。当时朝廷已经采纳赵良嗣的计策，准备防备金国以图谋燕地。侦察者说辽主有亡国的相貌。王黼推荐画学士陈尧臣出使辽国，陈尧臣画了辽主的像回来，对皇帝说：“辽主看上去不像人君，若按相法来说，亡国就在早晚之间，希望赶快进兵，兼并弱国、攻取昏昧之国，现在正是时候。”他还画了辽国山川地势的险易，献给皇帝。皇帝大喜，夺取燕云之地的计策于是决定了。

译广义：分注记载，王黼推荐画学士陈尧臣出使辽国，画了辽主的像回来，对皇帝说：“辽主看上去不像人君，若按相法来说，亡国就在早晚之间，希望赶快进兵，兼并弱国、攻取昏昧之国，现在正是时候。”皇帝大喜，夺取燕云之地的计策于是决定了。唉！周武王兴起王业的形势，有十八九分；商纣王亡国的形势，有十七八分。周武王的军队到达牧野时，尚且说：“力量相同就比较德行，德行相同就比较义理，只应以德义为主，其他都不是首先要考虑的。”宋朝和辽国，考察它们建国之初，都是各自争夺天下，并没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只是因为澶渊一事而耿耿于怀罢了。如今只听信小人的话，就决定夺取燕云的策略，这究竟有什么德、有什么义呢？那辽天祚帝荒淫无道，本来就有亡国的形势，起初并不取决于相貌。过去隋炀帝自称喜欢把脖子交给人砍，最终却被宇文化及砍死。我看《宋史》记载，宋徽宗放纵享乐、喜好奢侈，他的仪容一定俊美儒雅，相貌比辽主优越得多。然而后世评论亡国之君，没有不把徽宗列为首位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修养德义，却又错误地判断敌情。占城入朝进贡。占城在中国西南方，东到海，西到云南，南到真腊有一个月的路程，西北到交州约四十天路程。共统辖大小聚落一百零五个，大略相当于州县。自古以来从未同中原上国往来，周显德年间才开始入朝进贡。此后朝贡不断，但因为同交州相近，双方相互侵扰。到这时封占城国王，才开始同交阯受到同等的恩典。二月，任命邓洵武为少保。三月，任命冯熙载为中书侍郎，范致虚、张邦昌为尚书左丞、右丞。发明：宋徽宗时期，政权出在权臣奸臣手中。看他任用的人、施行的事，没有一件值得称善；想要国家不乱，大概也很难。因此《纲目》特意提出这些执政大臣，逐一记载下来，是为了揭示宋朝开始发生祸乱的根本。辽国派使者册封金阿古达为东怀国皇帝，阿古达不接受。辽国派耶律努克到金国商议和好，金主回信说：“如果能够以兄长之礼侍奉我，每年进贡地方特产，把中京、上京、兴中府三路的州县归还给我，以亲王、公主、驸马和大臣的子孙作为人质，归还我的使者以及原先发给的信符，并把宋、夏、高丽之间往来的书信、诏书、表章、牒文交还，那么就可以答应。” 后来耶律努克到达金国，金国使者呼图克昆和他一同到辽国，免除索取人质以及上京、兴中府所属州郡的要求，削减岁币的数额，并且说：“一定要以兄长之礼侍奉我，册封时采用汉人的礼仪，才可以订立盟约。如果不服从，就不要再派使者来。”辽主答应了，前后共七次派使者到金国商议册封礼仪。金国于是派乌凌阿赞谟到辽国迎取封册。封册送到金国后，金主认为其中没有“以兄事我”的话，又没有称“大金”，而“东怀”是小国，“怀其德”含有把金国置于被怀柔地位的意思，言辞涉及轻侮，于是又派赞谟到辽国，责备封册不合体式，要求按照前一封信所规定的内容改正，然后才可以接受。广义：辽人无道，金人觊觎辽国的帝位，已经很久了。然而他们要求封册、迎取封册，都是虚伪的。辽人没有察觉这一点，反而把金主册封为东怀国皇帝。金人的意思是，若这样册封，就把我置于一个附庸的位置。而且称为“怀”，是取“怀柔辽国”的意思。辽主既然以皇帝的名义自居，又用皇帝的名义册封金主，那么他不是不知道“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道理，只是害怕金国强大，不得不这样册封罢了。问：那么《纲目》为什么对金主直呼其名呢？答：这是“君前臣名”的道理。刘法同夏人在统安城交战，战败逃走。夏人追赶并杀死了他。童贯派刘法攻取朔方，刘法不想出兵，童贯强行派遣他，于是刘法率领两万军队出发。到达统安城时，遇到夏主的弟弟察克率领步兵、骑兵摆成三阵，抵挡刘法的前军；察克又另派精锐骑兵登山，从刘法军后方出击。激战持续了七个时辰，士兵饥饿、战马口渴，死者很多，刘法趁夜逃走。这支军队向东逃了七十里，到达盖朱峗，守军追上来，斩首后离去。童贯隐瞒败绩，只把胜利上报。察克看到刘法的首级，悲悯地对部下说：“刘将军先前在古库勒日木多泉打败过我，我躲避他的锋芒，以为上天生出了神将，哪里料到今天竟被一个小卒砍下首级呢！他的失败在于依仗胜利而轻率出兵，这一点不可不引以为戒。”于是乘胜包围震武。震武城在山峡之中，熙、秦两路无法供给粮饷；自从筑城以来已经三年，知军李明、孟清都被夏人杀死。到这时，城又将要陷落，察克说：“不要攻破这座城，留下它作为南朝的病块。”于是亲自率军离去。发明：在内书中写“及”，说明这场战争的主导者是刘法，过错在宋朝一方。不说“败绩”，而说“败走”，是贬斥、断然否定的用语。“追”是已经离去之后又追踪上去的意思。刘法擅自挑起边境事端，使战争接连不断、灾祸相继发生，他的罪过已经很重了，所以写“夏人追杀之”，把他写得如同一个普通人一样，是为了责备他率领大军却不能战死拒敌，反而先作苟且求免的打算。否则，为什么不写“死”，而写“杀”呢？看《纲目》所使用的书法，就可以隐约看出它尊重义理而不看重功劳的意思。广义：童贯打了败仗，却没有人敢说出来，是因为害怕童贯的凶恶气焰。唉！宋徽宗把太阿剑倒拿着，授给童贯，距离伤指裂肤也已经不远了。夏四月初一，发生日食。五月，京城发生大水。京城茶馆的佣人早晨起来，看见一条大狗蹲在榻旁；走近一看，原来是龙。军器作坊的士兵把它捉来吃了。过了五天，大雨倾注而下，连续七天才停止。京城外的水高达十多丈。皇帝非常害怕，命令户部侍郎唐恪疏导水流，使水向下游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纲说：“国家建都汴京已经一百五十多年了，从未有过这样的异变。灾变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必定是感应招致了灾祸；既然难以抵御，就一定有消除、恢复的希望。应当征求直言，采纳并施行，用来回应上天的警戒。”皇帝下诏将李纲降一级官职，调出京城任县职。发明：太阳是众阳的宗主，水是阴气灾变的表现。太阳属阳，水属阴；京城属阳，四方属阴；君上属阳，臣下属阴。如今发生日食和大水，就是阳气减弱而阴邪增长。推究其中的意义，这是君道有所亏损，也是强敌和小人暗中发难的征兆。李纲说得好：“灾变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必定是感应招致了灾祸；既然难以抵御，就一定有消除、恢复的希望。”当时的人却把它视为寻常，完全没有警戒畏惧之心。这样看来，贪图安逸、忽视危险，没有比徽宗更严重的了。天灾从何处才能消弭呢？后世承担天下责任的人，难道可以不对此特别谨慎吗？广义：飞龙在天，哪里有蹲在榻旁的道理？然而很快就导致大水这样的异变，这是强臣、敌国和祸乱的征兆，难道可以不加以警戒吗？

译六月，夏人来接受诏令，童贯停止用兵。秋七月，任命童贯为太傅。关右地区已经困窘不堪，童贯诱使夏人借辽国的名义进呈誓表、归附，于是诏令六路停止用兵。等到夏国派使者来祝贺天宁节，宋朝把誓书和诏书交给他，夏使推辞不肯接受，童贯不能使他屈服，只是追赶馆伴，强迫他携带回去。夏使到了边境，就把它丢在路上离去。贾炎拾到后上奏，童贯才大为沮丧。不久加授童贯为太傅，封为泾国公。当时人称蔡京为“公相”，称童贯为“媪相”。发明：直截了当地写“来”，是不承认夏国来朝。夏人前来，起初并不是心悦诚服，只是因为关右已经困窘，童贯诱使他们这样做罢了。等到授予诏书时，夏使不肯携带回去，到了边境又把它丢在路上，竟受到敌人这样的轻侮，宋朝的衰弱由此就可以知道了。然而太傅是三公的职位，童贯是什么人，竟然可以担任呢？何况战争接连不断、祸患相继发生，始终没有成功，不能加以诛罚，反而施行奖赏，这应当怎么说呢？把极其尊贵的爵位授给受过刑的人，这说明徽宗只知道施加私恩，却不知道珍重名器。后来女真进入宋境，童贯逃回，那么童贯的才略，也可以想见了。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观察，其中的义理自然就显现出来了。广义：受过刑的奴仆，身份极其卑贱，既让他处在师傅的尊位，又让他列于上公的爵位之中，不知道那些匡正辅佐政治教化的人，以及开国元勋，将来应当如何安置呢？唉！徽宗昏庸到这种地步，难怪他不能为社稷而死，反而甘心受辱。八月，范致虚被罢免。当时朝廷想要对契丹用兵，范致虚说，边境的嫌隙一旦开启，必定会有意料之外的祸患。宰相说他心怀异志、另有防备，于是把他赶下台。金国创制女真文字。女真起初没有文字，等到俘获契丹人和汉人，才开始通晓契丹字和汉字。金主于是命古绅仿照汉人的楷书，依据契丹字的体制，结合本民族语言，创制女真字。女真大字推行以后，又制作女真小字，称古绅所制的为大字。九月，皇帝临幸蔡京的宅第。皇帝到道德院观看金芝，随后又临幸蔡京宅第。当时蔡京的儿子王攸、王儵、王翛以及王攸的儿子王行，都担任大学士。王鞗娶皇帝的女儿茂德帝姬为妻，蔡京家中的家人、厮役也都担任高官，陪嫁的妾也被封为夫人。蔡京每次侍奉皇帝，总是说君臣彼此喜悦。当时皇帝乘坐轻车、小辇，频繁到蔡京宅第，命人就座、传递酒杯，略微采用了蔡京家中的礼节。蔡京的谢表中说：“主妇祝酒，请我酬答，我都欣然听从；幼小的孩子牵衣挽留，我也没有拒绝。”这大概都是事实。发明：按照刘氏的书法，凡是记载君主进入臣下家中的，都是讥刺之辞。天子深居九重宫禁，尚且不敢轻易出行，何况蔡京是奸险柔佞的小人，哪里有什么谋略值得皇帝亲自前往以示礼遇呢？后来皇帝游幸没有节制，往来于市井之间，终于毫无顾忌，逐渐发展到天下大乱才停止。因此徽宗的放纵，是蔡京启发的；蔡京的恣意横行，也是徽宗促成的。那么拥有天下的人，怎么能不知道应当警戒什么呢？直截了当地写“临幸宅第”，正是对这件事的深重贬斥。加授蔡攸开府仪同三司。【王攸受到徽宗宠爱，进见皇帝没有固定时间，并且和王黼得以参与宫中的秘密游乐。有时陪侍曲宴，王攸、王黼就穿短衫窄裤，涂抹青红相杂的颜色，在倡优、侏儒中间多说市井淫秽猥亵、轻薄放浪的话来博取笑乐，讨皇帝欢心。王攸的妻子宋氏出入宫禁，王攸的儿子王行领殿中监，所受宠信超过了他的父亲。王攸曾对皇帝说：“所谓君主，应当把四海作为自己的家，以太平为娱乐。人生岁月能有多少呢？何必只是自行劳苦！”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话，于是命令苑囿都仿照江浙建成白屋，不施用五彩，多建成村居野店的样子。又聚集珍禽异兽，动辄数千数百只来充实其中。都城每逢秋风夜静之时，禽兽的叫声四面传来，宛如山林陂泽之间。明白事理的人认为这是不祥的征兆】冬十月，向天下颁布《绍述熙丰政事书》。○十一月，任命张邦昌、王安中为尚书左丞、右丞。【王安中依附童贯、王黼而任中丞，因弹劾蔡京的罪行，被皇帝所知，于是进入政府任职】十二月，皇帝多次微服出行，把秘书省正字曹辅贬谪到郴州。【皇帝自政和年间以来经常微服出行，起初民间还不知道。到蔡京上谢表时，表中提到皇帝乘轻车小辇，七次赐临幸，从此邸报传布四方。而群臣阿谀顺从，没有人敢进言。曹辅上疏劝谏说：“陛下厌倦居住在法宫，有时乘小辇，出入于道路和郊野之间，尽情游乐之后才回来。臣没有想到陛下身负宗社托付的重任，却轻忽安危，竟到了这种地步。君主和百姓，本来因人心相合而结合；相合就成为腹心，离散就彼此如同楚越。叛服转变之际，不过在顷刻之间，实在可怕。万一在皇帝乘舆出行而没有戒备之初，有一个不得志的人包藏祸心，即使神灵从旁防护，也会损害威严、伤及尊重。何况还有臣子不忍说出的事情，难道可以不警戒吗？”皇帝得到奏疏后，拿给宰臣看，命令曹辅到都堂接受审问。余深说：“曹辅是小官，怎么敢议论大事？”曹辅说：“大官不说，所以小官来说明。”王黼假意回头看张邦昌、王安中，说：“有这回事吗？”二人都回答不知道。曹辅说：“这件事即使里巷小民也没有不知道的；相公执掌国政，难道唯独不知道吗？既然连这个都不知道，还要你们这些宰相做什么？”王黼大怒，命属吏让曹辅供述。曹辅拿起笔写道：“我区区的一片心，没有任何所求，只是爱护君主罢了。” 退回家中等待获罪。王黼上奏说，如果不重重责罚曹辅，就无法平息浮言，于是将曹辅编管到郴州。起初，曹辅将要进言时，知道自己一定会获罪，便召来儿子曹绅，把家事交给他，然后闭门起草奏疏。等到被贬谪时，他神色怡然地上路了】发明【“微行”是平民所做的事。自汉武帝微服出行，宋太祖又仿效他；宋太祖微服出行，宋徽宗又仿效他。不只是微行，还说“多次”，这是极力说明他毫无节制。大概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出行就应当有警卫，入宫就应当有清道仪仗，以防备意外。如今却乘轻车小辇，在道路田陌之间任意游荡，遇到意外时还来得及救援吗？秘书省正字是低微的官职，尚且能够直言劝谏他的错误，当时的群臣实在应当感到惭愧。而余深、王黼一类人，正替他曲意辩解，把曹辅贬逐到郴州。小人蒙蔽君主，竟到了这种地步吗？荀卿说：忠诚守信而不阿谀，劝谏争辩而不谄媚，刚强正直、坚定不屈，端正站立而没有倾斜偏私之心。曹辅接近这种境界了。然而《纲目》上写皇帝多次微行，下面写贬逐曹辅，那么其中的义理就可以看出来了】广义【曹辅忠于君主、爱护国家，却反而遭到蒙蔽和贬逐；那么徽宗放纵欲望、拒绝劝谏，和杨广、陈叔宝正是同一条路，怎么会不亡国呢】召杨时任秘书郎。

译【杨时是南剑州将乐人，起初考中进士，听说程颢兄弟在河洛讲授孔孟失传的学问，调任官职也不去赴任，而是以拜师的礼节到颍昌拜见程颢，二人相处十分融洽。他回去时，程颢目送他说：“我的道统向南传播了。”程颢去世后，他又到洛阳拜程颐为师，那时大概已经四十岁了。一天，程颐偶然闭目静坐，杨时和游酢侍立在旁边不肯离去。程颐醒来时，门外的雪已经有一尺深了。后来杨时历任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知县，都有惠民政绩，百姓思念他而不忘。他安于任职州县，从不求取声名显达，但德行声望日益提高，四方士人不远千里来跟随他游学，称他为龟山先生。适逢蔡京的门客张觷对蔡京说：“如今天下有许多旧事积弊，到了这种地步必然失败，应当赶快把有旧德的老成之士安排在左右，也许还来得及挽救。”蔡京问这个人是谁，张觷把杨时推荐给他，蔡京于是推荐杨时。适逢路允迪从高丽回来，说高丽国王问龟山先生在哪里，于是召杨时为秘书郎】发明【自从树立党禁以来，小人充满朝廷，天下已经陷入闭塞。蔡京因为张觷的话，便推荐杨时，召他进入馆阁。这大概说明天理和民间常情随处显现，并不会最终完全泯灭。假如徽宗能够奋力革除从前的习气，革新事业，广泛访求贤才，与他们共同执政，那么天下也许还不至于陷入祸乱。可惜他只是能够召来杨时，却不改变旧有做法，实在令人遗憾。《纲目》记载此事，也是为了不埋没这件善事】广义【龟山具有深厚的德行和重大的声望，是才华出众、学问正统的人，即使夷裔之国尚且尊敬仰慕他，何况中原呢？为什么徽宗在求贤方面昏昧不明，沉溺于私人的亲昵关系，众多贤人在野，群小却充满朝廷？如今一旦得到龟山，就应当把他安排在左右，像伊尹、傅说那样，那么太甲、高宗的事业就不难成就了。既然只是以“召”为名，停留在让他做郎官，实在可惜！而且蔡京对于贤人君子，并不是不知道他们好，只是被私人的利欲蒙蔽得已经很深；即使有贤圣在他面前，也好比泰山耸立于眼前、雷电轰鸣于耳边，他仍然看不见、听不见。到了如今已经直接陷入无可奈何的境地，才把龟山推荐出来，这可以看出小人对于天理并没有完全泯灭。唉！即使让龟山做郎官，本来没有什么损害；即使让他做宰相，也未必就有益处。但宋朝宗社的幸运与不幸，确实取决于贤人君子被任用还是不被任用。拥有天下的人，难道可以不警戒吗】【庚子】二年春正月，罢除道学。○林灵素获罪，放归田里【林灵素起初和道士王允诚共同制造神怪之事，后来忌恨王允诚与自己相互倾轧，便毒死王允诚，于是独揽权势。等到都城发大水，皇帝派林灵素作厌胜之术；林灵素正在城上踏步作步虚之声，役夫们争相举起木杖要打他，他逃走才得以免死。皇帝开始厌恶他，但林灵素更加横行放肆，仍不悔改。他在路上遇到皇太子，却不收敛回避，太子入宫向皇帝诉说。皇帝大怒，任命林灵素为太虚大夫，斥退他回到故乡。命令江端本任温州通判来察访他，江端本廉察得知他居处逾越制度，皇帝下诏定罪，将他迁置楚州。命令下达时林灵素已经死了，遗表奏疏送到后，仍按照侍从的礼仪安葬他】发明【林灵素是奸诈虚伪的小人，既被号称为通真达灵先生，又受到无比的宠赐，这实在是极其可耻。等到他在路上遇到太子也不收敛回避，皇帝才开始贬斥他，不也太晚了吗？小人本来不值得称道，但国家法度又该怎么办呢？这里写“有罪放归田里”，是为了显示徽宗的过失，并不是赞许他能够惩罚有罪之人。不过，皇帝对于方士，起初虽然被他们蒙骗，等到他们涉及罪行时，也往往加以惩罚；像王仔昔、林灵素之类，都在不赦免之列，这又是皇帝明断的一面。唉！这大概正是他仍有善处而不应被完全抹杀的地方吧。假如把这种心思推及蔡京、王黼，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好呢？可惜他只是在其他事情上还算明察，唯独在这里昏暗不明】广义【异端的祸害，虽然说容易用来迷惑人，实际上还取决于当时君主和当世之主是否贤明。如今没有其他事情而突然罢除它，必定是他被林灵素侮辱得太多了。徽宗似乎很难用常理来谈论。因此分注记载林灵素更加放肆横行。他在路上遇到皇太子，却不收敛回避；太子向皇帝诉说，皇帝发怒，将林灵素斥退回乡，其中的意图大概可以看出来了。唉！林灵素在宋朝肆意侮慢，太过分了。即使把他的身体寸寸斩断，把邪徒处死，也仍不足以向天下谢罪。如今他死了，反而还按礼安葬，这不仅失去了讨伐贼人的义理，正好还成全了贼人的计策。可惜啊】二月，派遣赵良嗣出使金国。【此前，呼庆从金国回来，详细说明金主的话，并带回金国书信，请求另行派遣使者。当时童贯秘密接受了徽宗的旨意，图谋燕地，于是建议派右文殿修撰赵良嗣前往，仍以买马为名，实际上是约定共同攻打辽国，以取得燕云地区】○三月，辽国再次派遣使者到金国商议册封礼仪，金国不答应。【此前，辽国派萧实讷埓带着册封文稿到金国，金国派乌凌阿赞谟带着册封文稿副本答复辽国。辽国认为金国确定的“大圣”二字与辽国先世的称号相同，便派萧实讷埓前往争议。金主大怒，对他的臣下说：“辽人屡次战败，派使者来求和，只是修饰空洞言辞，把它作为拖延军队的计策，应当商议进兵。”于是命令咸州路统军司整治军队、修理器械，准备在四月进兵。命令色克留下军队一千人镇守栋摩，带领其余军队到浑河防守。和议于是断绝】广义【臣以前所说金国请求册封是虚假的，如今果然借此断绝了和议。金人的计策如此，辽人怎么能够抵挡呢】夏五月，金国进攻辽国。上京留守耶律托卜嘉献城投降。【金主亲自统军攻打辽国，让辽国使者萧实讷埓、宋国使者赵良嗣随行；派投降者马乙拿着诏书去晓谕城中，使他们赶快投降。辽主在呼图哩巴山打猎，听说金国出兵，命令耶律拜萨巴等人挑选精兵三千来增援。五月，金主进攻，并对萧实讷埓、赵良嗣说：“你们可以观看我的用兵，来决定你们的去留。”于是到城下督战，各军击鼓呐喊着进攻。从早晨到巳时，栋摩率部先登，攻克外城。留守耶律托卜嘉献城投降，赵良嗣等人捧酒祝寿，都称颂万岁。金主于是回师】发明【秘密出兵进入他国境内，称为“侵”。凡是投降，都含有贬责之意；献城投降，贬责更重。《说苑》说：“吃谁的粮食，就为谁办事而死；接受谁的俸禄，就要竭尽自己的能力。”耶律托卜嘉是辽国皇族，接受命令留守。城池并非不坚固，士兵也并非不多，他不能拼死守卫，却迎接敌人投降，罪过很重。因此大书“以城降”，就表现出上京的兵力足以抵抗敌人，而耶律托卜嘉只是苟且偷生、侥幸免死，并不是力量耗尽后被迫投降的人可比。《纲目》这样记载，是要作为后世臣子不忠的警戒。对于耶律托卜嘉，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六月，下诏让蔡京退休。

译【蔡京专权已经很久，公论越来越不支持他，皇帝也厌恶轻视他。蔡京的儿子王攸权势已经和父亲相互倾轧，轻薄之人又从中离间。于是父子各自树立门户，终于成为仇敌。王攸另住在外，每天都到蔡京那里。蔡京正和客人说话，叫人避开王攸。王攸刚进去，蔡京就突然起身握住父亲的手，装出给他诊视的样子，说：“大人的脉象和气势舒缓，身体该没有不适吧？”蔡京说：“没有。”王攸说：“宫中正有公事，我就告辞了。”客人暗中看见这件事，便问蔡京。蔡京说：“你难道还不明白吗？这个孩子想借口说我有病来使我罢职啊。”过了几天，果然让蔡京以太师、鲁国公的身份退休，仍然每月初一、十五入朝】发明【凡是记载“致仕”，是赞许他知道适可而止；这里是在赞许蔡京吗？回答：不是。致仕，是称臣下知道适可而止；诏令他致仕，就说明他并不是主动知止的人。分注说蔡京专权已久，公论不支持他，皇帝也厌恶轻视他。何况父子各自树立门户，终于成为仇敌，这说明君臣、父子之间已经有很多可惭愧的德行缺失。俗话说：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即使有粮食，我难道还能吃得到吗？三纲既已断绝，人伦也随之废弃，即使把天下的俸禄给他，也不能让他安居一朝。哪里还谈得上他能够治理天下、整顿百官呢？直截了当地写“下诏致仕”，那么他贪恋职位、贪慕俸禄、依依不舍的心意就显现出来了】广义【看分注详细记载蔡京致仕的原因，他和他的儿子违背常理、背弃天道，没有谁比他们更严重。如今蔡京的儿子既然背叛父亲，难道蔡京独独不背叛君主吗？从前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君主要像君主，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齐景公说：“说得好！”确实，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即使有粮食，我难道能吃到吗？所以后世没有不称许齐景公的，因为他坚定相信圣人的话，并以此作为施政的根本。如今蔡京得到徽宗如此专一的信任，推行那样的恶政又如此长久，王攸作为亲生儿子尚且不能容忍他，以至于背叛他；那么他对于君臣关系，又能有什么呢？徽宗没有察觉这一点，反而被他的蛊惑所蒙蔽，就像和豺狼住在一起，却希望它驯服于自己一样。他不被豺狼吞噬，已经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恢复僧寺的寺额。【不久又恢复德士为僧人的身份】发明【徽宗被方士迷惑，废除并贬斥佛教；后来稍稍醒悟，刚刚惩罚林灵素等人，就又恢复僧寺的寺额，完全不顾这样做是否合乎道理，只是一味追求与先前相反罢了。《纲目》把这些事情合并记载，有识之士可以从中看出道理】广义【唉！异端的祸害，没有比僧、道更严重的了。因此，因愤恨它们的污秽而加以铲除的事情，元魏时出现过一次，五代后周时又出现过一次。自东汉直到现在，除了元魏和后周，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所以程子说：“从前它进入人心，是利用人的迷惑昏暗；如今它进入人心，是利用人的聪明才智。这不是很值得审察吗！”《纲目》前面记载罢除道学、放逐林灵素，君子感到庆幸。没过多久却又恢复僧寺的寺额，就好比一个盗贼刚出去，另一个盗贼又进来了。然而想要保全自己的财货不受损失，就困难了啊！宋室不能振作，实在令人惋惜】秋八月，金人来商议攻打辽国以及岁币之事，派遣马政答复。【赵良嗣对金主说：“燕地本来是汉地，想要夹攻辽国，使金国取得中京大定府，宋国取得燕京析津府。”金主答应了，于是商议岁币。金主又把亲笔信交给赵良嗣，约定金兵从平地松林趋向古北口，宋兵从白沟夹攻；否则就不能成事。于是派贝勒和赵良嗣一同回来，把这些话送达宋廷。皇帝派马政回访，书信说：“大宋皇帝致书大金皇帝：远方承接您送来的书信，得知您要讨伐契丹，应当依照来信的约定，已经派童贯统率军队相应援助。双方军队不得越过关隘，岁币数额与给辽国的相同。” 发明【敌人贪得无厌的要求，到这时已经显现出来了。起初商议攻打辽国，却一定要连带商议岁币，那么后来觊觎宋国的心思，怎么能够遏止呢？明智的君主，应当深思慎重处理，察知对方的来意，务必妥善绝交，以防受其凌辱侵逼之患。可惜徽宗贪图别人的土地，逐渐越陷越深，不顾礼义，屈己求取盟约，难道不值得深深叹息吗？所以谨慎考虑事情的开端和最终结果，是谋划国家的好策略；做事先谋划开端，是应对变化的良策。徽宗与金国交往，是因为他不能谋划开端，所以最终免不了考虑后果。看《纲目》所记载的事情，就可以预见宋朝国势的盛衰了】广义【分注记载：徽宗写信给大金皇帝，约定共同攻打辽国，并答应岁币和给辽国的一样。唉！宋殇公不能纠正卫人的罪行，反而联合卫国攻打无罪的郑国，《春秋》因此厌恶他。何况辽国一向与宋朝友好，本来没有可以攻打的罪过。金国是辽国的属国，却是背叛君主的人。金国可以讨伐，辽国不可以讨伐，这是明白的。如今反而帮助金国攻打辽国，为什么呢？是害怕金国强大而低头听命罢了。这正是宋太祖所谓“我平生不欺负善良的人，也不害怕恶人”，如今他的后代孙子却变成了害怕恶人、欺负善良的人。宋太祖怎么能不兴叹，后代孙子又怎么能不灭亡呢？至于答应岁币和给辽国的一样，这是沿袭弱国最后的计策，他的志向难道不卑下吗？唉！汉朝用金帛奉送匈奴，贾谊鄙薄这种做法，是因为他考虑祸患深远。后来金人更加肆意逞强，以岁币为借口，索取燕云地区的租税，这件事就是证明。有人说：既然事情已经这样，那么替徽宗谋划，应当怎么办？回答说：辽国虽然衰弱却不能攻打，金国虽然强大却不能讨伐，只有写信拒绝与金国皇帝的约定，不答应给邻国岁币；对内修明德政，对外整顿边疆，礼遇贤士，任用良将，等到金国有过错，然后向天下发布诏书，慢慢兴师问罪，没有不能取胜的】有什么可害怕金国的呢？如果说金国果真修明德政，像商汤、周武王那样，我确实有所不及，那就一定要像孟子所说的“挖掘护城河、修筑城墙，与百姓共同守卫”才是。舍弃这些而另求其他计策，就很难了。再看徽宗这次举动，他有三项过失：帮助强大的邻国攻打无罪之国，是不仁；把敌人当作对象却和他订立盟约，是不义；答应给夷人岁币，是不智。这三项都失去了，国家的根本就动摇了，难道可以不加考虑吗 任命余深为少傅。○冬十月初一，发生日食。○加授内侍梁师成为太尉。

译梁师成机警聪慧，熟悉文书法令。起初，他掌管睿思殿文字外库。出外传达皇上的命令，政和年间逐渐得到宠幸，便把自己的姓名混入进士名籍，屡次升迁至河东节度使，随后又加授太尉。当时徽宗留意礼仪、文章、符瑞等事，梁师成善于迎合以求恩宠，徽宗命他在殿中办事，凡是御书和诏令都出自他的手笔。他多选择擅长书法的书吏，学习仿写皇帝的字迹，把诏令掺杂其中发出，外廷没有人能够辨别。梁师成实际上不能作文，却自我标榜，说苏轼是从他那里出来的；天下禁止诵读苏轼的文章，民间流传的苏轼尺牍也全都被毁掉。梁师成向徽宗诉说道：“先臣有什么罪？”从此，苏轼的文章才渐渐得以流传。他把翰墨之事视为自己的职责，四方才俊和名士一定招致门下，往往遭到诬陷和玷污。他多把书画卷轴放在外宅，邀请宾客纵情观览，凡是得到题跋而合乎自己心意的，就暗中加以提拔。执政和侍从官都可以依此逐级升迁。王黼把他当作父亲侍奉，称为“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也向他谄媚依附，京城人把他看作隐相。他所兼领的职局达到数十甚至上百，最终升至开府仪同三司。平民朱梦说上书议论宦官权力过重，诏令将他编管到池州。发明：凡是书中加授而不应当加授的，都应当加以说明。太尉是三公的职位，内侍是受过刑的卑劣小人，却把三公的职位加给受刑小人，这正是徽宗亵渎、扰乱名器的表现。唉！宋朝宦官造成的祸患接连不断，怎么会不陷于混乱呢？这时祸乱的根源尚未消除，而继任者已经接踵而来，所以书中记载把梁师成加授为太尉，就像是一个童贯还没有离去，另一个童贯已经产生了。祸乱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平息呢？唉！这与唐朝任用程元振为骠骑大将军，是同一个道理。广义：看分注所记载的梁师成之事，就知道他的机警聪慧无人能超过他。他不会书写，却窃取御书来抬高自己的权势；他不能作文，却窃取苏轼文章的名声来钓取自己的声誉。那个徽宗，不过是掌握在他手中的木偶罢了。这也真是可笑啊！睦州人方腊发动叛乱。睦州清溪百姓方腊，世代居住在县堨村，借助旁门左道迷惑众人。起初，唐永徽年间，睦州女子陈硕真反叛，自称文佳皇帝，所以当地相传有天子基，方腊因此得以借此自我相信。县境内的梓桐、幇源等洞，都处在山谷幽深险要之地，人口和物产繁多，有丰富的漆、楮树和杉木，富商巨贾多有往来。方腊有一个漆园造作局，官府屡次强行征取其物，他心怀怨恨却不敢发作。当时吴中百姓困于朱勔搜取花石的骚扰，家家都产生怨恨。太学生邓肃进诗讽谏，皇帝不听，放逐邓肃回乡。朱勔更加横暴，方腊于是趁百姓不堪忍受之际，聚集贫困无业之徒，以朱勔为名发动叛乱，自称圣公，建年号永乐，设置官吏和将帅，并以头巾装饰作为等级区别，从红巾以上共分六等。他们没有弓箭、铠甲，只用鬼神诡秘之事互相煽动蛊惑；焚烧房屋，抢掠金帛、子女，诱骗胁迫良民充当士兵。百姓安于太平，不懂战争，听到金鼓声就收手听命。不到十天，聚集的人众达到数万。两浙都监蔡遵、颜坦出兵攻击他们，都在息坑战败身死。发明：唉！宋朝从此开始乱了。方腊发动叛乱，从前些年开始滋生祸根，到这时才在纲目中正式记载。方腊虽然被攻破消灭，但宋江和金人侵伐的谋略接连兴起，宋朝终于支撑不住。假如把徽宗、钦宗昏庸淫逸相继作为亡宋之主，那么方腊之乱实际上起于重和初年。这时徽宗的失德已经显露，祸患已经如此严重；既然如此，逆乱之气所聚集之处，妖孽趁机而起，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史书不记载防、睦、歙、杭州、防、婺、处州、防、衢州、防、秀州，仿佛进入无人之境。这样看来，花石给百姓带来的祸害，其后续弊端到这时已经严重了。明智的人可以由此察知，后来拥有天下的人难道不应当引以为戒吗？广义：分注记载说，朱勔搜取花石造成骚扰，家家都产生怨恨，方腊于是趁百姓不堪忍受而聚众作乱。唉！君主如果不是依靠百姓，那么谁和他一起守卫国家？百姓如果没有君主，又奉谁、拥戴谁？由此可知，君主和百姓是一体的，可以彼此拥有，却不能彼此缺少。百姓是可以依靠的吗？纵观古代，能够窥伺并取得帝位的人，哪一个不是从百姓不堪忍受中发展起来的呢？所以后羿趁百姓不堪忍受，得以在河边阻止太康归国，这就是《五子之歌》所悲叹的事情。此后，成汤趁夏朝百姓不堪忍受，夏桀便有南巢之放逐；武王趁商朝百姓不堪忍受，商纣便有牧野之诛杀；汉高祖趁百姓不堪忍受，嬴氏因此灭亡；光武帝趁百姓不堪忍受，新莽因此灭亡；百姓不堪忍受陈后主的奢侈，杨坚便在隋朝兴起；百姓不堪忍受隋炀帝的骄纵，李世民便在唐朝称王；如今徽宗的百姓不堪忍受朱勔，所以方腊得以趁此而起。只是方腊见识极其浅陋，不能完成吊民伐罪的大业罢了。况且劝谏君主的方法由来已久。尧、舜、大禹都是圣人，也有“都俞吁咈”那样互相劝戒的言辞。到了商汤、周武王听从劝谏如同流水，商、周因此兴盛；夏桀、商纣拒绝劝谏、掩饰错误，夏、商因此灭亡。汉、魏以下，各朝的兴亡也没有不是这样。邓肃以诗讽谏，深得古人的本意，正是所谓吟咏性情来讽谏君上，进言的人不应获罪，听到的人足以引以为戒。正因为如此，康公怠慢贤者，才有《权舆》的创作；陈佗没有善行，才有《墓门》的兴起。又如《简兮》讽刺卫侯，《巧言》讥刺周幽王，这些都是臣子爱护君主的心意，所以被圣人采纳。由此知道，讽谏是古人留下的本意；治罪于进谏者，是国君的不祥之兆。如今邓肃早晨进献讽谏之诗，晚上就承受放逐回乡的诏令，从中可以看出徽宗拒绝劝谏的心意，早已横亘在胸中。即使陈司谏因为直言而被贬退，尚且遭到他的贬斥，何况邓肃没有官职和职责呢？《纲目》在分注中详细记载这些事，正是为了彰显徽宗治罪进谏者的罪恶，并表明这是亡国的重要端由。十一月，余深被罢免。当时福建因为搜取花果而骚扰百姓，余深为此进言，皇帝不高兴，把他调出朝廷任福州知州。任命王黼为少保、太宰。起初，蔡京退休，王黼假意顺应人心，把蔡京所做的一切全部反过来做，四方一致称赞他是贤相。等到他被任命为太宰，便乘势走上邪路，大量蓄养子女和玉帛，自己的生活享用僭越仿拟禁省，逐渐重走蔡京的旧路。十二月，方腊攻陷睦州、歙州、杭州。诏令任命童贯为江淮荆浙宣抚使，发兵征讨方腊。

译方腊攻打并攻陷青溪，随后攻陷睦州、歙州。东南将领郭师中战死，方腊军于是向北劫掠桐庐、富阳等县，进而逼近杭州。郡守赵霆弃城逃走，方腊军随即攻陷州城，杀死制置使陈建；廉访使赵约纵火六天，死者数不胜数。凡是抓到官吏，一定割断肢体，剖取肺肠，有的用膏油煎烤，有的用箭乱射，把各种酷刑都施尽，以满足报怨之心。警报传到京师时，朝廷正聚集军队准备北伐，王黼隐瞒不报。于是叛乱的气焰日益炽盛，归附的人越来越多，东南大为震动。淮南发运使陈遘上言：“方腊众势强大，东南兵力薄弱，请调京畿军队以及鼎州、澧州的枪牌手兼程赶来，使叛乱不至于滋长蔓延。”皇帝得到奏疏后才大为惊恐，于是停止北伐的计划，任命童贯为宣抚使、谭稹为两浙制置使，率领禁军以及秦、晋、蕃、汉各兵十五万人征讨方腊。真腊入朝进贡。真腊在占城以南，地方方圆七千里。政和年间，才开始与中国通好。到这时，派郎将前来朝见。诏令封真腊国主金裒宾深为国王，所受恩遇等同于占城。辛丑年，三年春，正月，邓洵武去世。邓氏自邓绾以来，世代助成奸恶，而邓洵武阿附蔡京，尤其严重。蔡京败坏、扰乱天下，祸乱的根源从邓洵武开始。童贯奉诏，停止苏州、杭州应奉局和花石纲。起初，皇帝把东南的事情交给童贯，并且说：“如果有紧急情况，就用御笔直接处理。”童贯到了吴地，看见百姓困苦于花石搜取的骚扰，众人都说盗贼不能迅速平定，原因就在这里。童贯便命属官董耘起草手诏，说明已经罢除各应奉造作局以及御前花石纲运输，并停止木石、彩色等事务；皇帝也罢黜了朱勔父子、兄弟、侄子中任职的人。吴地百姓大为高兴。发明：盗贼不会自行发生，一定有激发他们的人；妖乱不会无故兴起，一定有感召它的人。当时应奉花石之事对百姓的祸害太深，使老弱流转于沟壑，壮年人流散到四方。没有固定产业的人就没有恒定的心志，假如没有恒定的心志，放纵、乖僻、邪恶、奢侈的事情就没有不做的。所以方腊一声号召，远近纷纷响应，不过是因为百姓没有恒心罢了。童贯既然知道花石之害，便起草手诏将其罢除。因此吴地百姓大为高兴，盗贼也刚刚被平定。由此可见，民心与天命相合而不可分离；得不到民心，就会失去天命，这是必然的道理。徽宗如果因这次小规模警报而更加修养自己的德行，节省浮费，斥退小人，寻求实际政务，任用贤才，难道不可以成为保守宋朝基业的君主吗？可惜盗贼刚刚消灭，应奉之事又恢复，花石又重新征用，日积月累，民怨越来越深，所以陷入危亡仍不觉悟。《纲目》特意记载此事，也是为了嘉许他有自我更新的念头。方腊攻陷婺州，又攻陷衢州。衢州知州彭汝方被擒，辱骂贼军而死。贼军屠杀了城中百姓。二月，罢除方田法。罢除州县学校的三舍法。裁撤宗学和辟雍诸路提举学士等官。方腊攻陷处州。淮南盗贼宋江劫掠京东各郡，海州知州张叔夜出兵攻击并使其投降。宋江起初聚众为盗，凭三十六人在河朔一带横行，辗转劫掠十个郡，官军没有人敢于正面抵挡其锋芒。亳州知州侯蒙上书说：“宋江的才干一定有过人之处，不如赦免他，让他征讨方腊来赎罪。”皇帝任命侯蒙为东平府知府，侯蒙还未赴任便去世了。皇帝又任命张叔夜为海州知州。宋江将要到达海州时，张叔夜派间谍侦察他的去向。宋江径直奔向海边，劫取十多艘大船，装载抢来的财物。张叔夜招募敢死之士一千人，在城附近设置伏兵，同时派轻兵抵御海边，诱使宋江交战；又预先把精壮士兵藏在海边，等双方交战后，举火焚烧宋江的船只。贼军听到这个消息，都没有战斗的意志，伏兵趁机进攻，擒获了他的副贼。宋江于是投降。发明：方腊尚未投降，宋江又起兵，大概正是积累不善必有余殃的结果。徽宗肆意施行违逆德义的行为，天下的混乱怎么能够避免呢？君主看到这里，可以稍稍警惕了。《纲目》把这些事详细记载在册，是为了彰显国家逐渐走向乱亡的过程。唉！方腊攻陷秀州，官军击败他。方腊的将领方七佛率领六万人进攻秀州，统军王子武凭城坚守。不久大军到达，合兵攻击贼军，斩首九千级。贼军退回占据杭州。辽都统耶律伊都叛变投降金国。辽主有四个儿子：长子赵王实讷埓，次子晋王额噜温，次子秦王定，幼子许王寜。晋王是文妃萧氏所生，长期以来很得人望。女真兴兵，辽国境内丧失的郡县几乎达到一半。然而辽主只顾打猎游乐，不体恤国事，忠臣大多被疏远斥退。文妃作歌讽谏，辽主因此怀恨她。枢密使萧奉先是元妃的哥哥，又是秦王、许王的舅舅。因为国人都属意于晋王，他担心秦王不能继位，便暗中谋害晋王。文妃的姐姐嫁给耶律达哈拉，妹妹嫁给耶律伊都。一天，她们的姐姐和妹妹都被召到军前。萧奉先暗示别人诬告文妃与驸马萧昱以及伊都、达哈拉等人图谋拥立晋王，并尊辽主为太上皇。辽主于是诛杀萧昱、达哈拉等人，又赐死文妃。伊都在军中听说此事，非常恐惧，便率领一千多骑兵叛变投降金国。辽主派萧锡黙等人率兵追赶，在闾山县追上。萧锡黙等人谋划说：“主上信任萧奉先，奉先把我们这些人看得如同草芥。伊都是宗室中的豪杰俊才，平时不肯屈服于奉先。如果擒获伊都，将来我们这些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伊都。不如放他回去，只要谎称追不上就是了。”伊都到了金国，金主见到他，便下诏给咸州都统司说：“自从伊都到来，已经清楚看见辽国的具体情况，我已经决定亲自出征。” 你们应当整治军队，等待出师日期。发明：臣子侍奉君主，只在于合乎义。所以在国家富足安乐时，君主有过错就要冒犯君颜进谏；在国家艰难危急时，君主有急难就要秉持节义、舍生赴死。程子说：“成就一个人做到这一点，就叫作这样。”耶律伊都既然担任都统，就不是卑微末职之人可以相比的；既然属于宗室，就不是异姓之人可以相比的。当国家遭逢厄运之时，正是臣子忧虑勤勉的日子。即使被奸邪之人构陷，不能洗清自己的冤屈，也应当奉行君主的命令讨伐贼人，辨明是非；实在不得已时，为此而死也可以。为什么却忘记君主、背叛国家，忍受耻辱去侍奉仇敌？他的罪恶哪里说得尽呢？特意记载“叛降”，正是为了彰显其不可赦免的罪行。《纲目》的修撰，不过是诛除乱臣、讨伐逆贼罢了。

译广义：仲虺告诫成汤说：“德行天天更新，万国都来归附；志意自满，九族就会离散。”如今考察《纲目》的记载，就知道辽主当时正处在九族离散的日子。为什么这样说呢？文妃是辽主的正妻，他却突然听信谗言而杀了她；晋王是辽主贤能的儿子，他又有意将其杀害；伊都是辽主的亲戚，他一旦将其抛弃，便资助了敌国。辽主不只是荒淫，而且刚愎暴虐，还有什么值得说的呢？有人问：既然如此，《纲目》对于耶律伊都为什么记载他的官职，却又记载他“叛降”呢？大概写明其官职，是为了表明他原来是辽国的臣子；记载“叛降”，是为了按照臣子叛逆君主的罪名来裁判他。辽主虽然可以说是不像君主，但在伊都身上仍有更加不可取的地方。唉！辽主这样自我毁坏自己的国家，尚且如此，怎么还希望金人不来讨伐他呢？夏四月，童贯会合军队攻击方腊，击败他，擒获方腊押送回来。二月，童贯、谭稹的前锋到达青河堰，水陆并进。方腊又焚烧官舍、府库和民居，连夜逃回清溪幇源洞。诸将刘延庆、王禀、王涣、杨惟忠、辛兴宗、王渊等相继到达，全部收复被攻陷的城池。四月，童贯等在幇源洞攻击方腊。方腊的部众还有二十万人，与官军奋力交战后失败，深深占据岩屋，形成三处洞穴，诸将都不知道从哪里进去。王渊的副将韩世忠暗中行走于溪谷之间，向乡野妇女询问而找到道路，便挺身持戈，直冲进去捣毁其巢穴，格杀数千人，擒获方腊带出。辛兴宗率兵截断洞口，把功劳据为己有，又从山洞石穴中擒获方腊的妻子、儿女以及伪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杀死贼军七万多人。方腊的党羽全部溃散。方腊之乱总共攻破六州、五十二县，杀害平民二百万人。被掠夺的妇女从贼军洞穴中逃出，赤身裸体吊死在树林中的，绵延相望一百多里。五月，任命郑居中主管枢密院事务。蝗灾严重。广义：蝗虫属于螽类，《春秋》记载蝗灾，是为了记录灾异。由人造成的叫作灾，大规模蝗灾就是大灾。程子说：“百姓把粮食当作生命，所以发生灾害一定要记载。”当时徽宗昏暗软弱，蔡京、童贯奸诈贪婪，所做的各种事情都是伤害百姓的事。有人问：“既然如此，上天为什么要先把毒害施加给百姓呢？”回答说：“粮食是百姓的生命，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所以凡是由人造成的灾害，却以灾异的形式显现于天。君主自己招致这样的灾害，就是断绝百姓的生命并毁坏国家的根本。根本既然毁坏了，国家怎么能够存在？这是确定无疑的道理。哪里还与上天有什么关系呢？” 把御史中丞陈过庭安置到黄州。陈过庭因为睦州叛乱突然发生，曾经上言说：“导致叛乱发生的是蔡京，养成盗寇的是王黼；放逐这两个人，叛乱自然平定。”他又说：“朱勔父子本是受过刑的卑劣小人，交结权贵近臣，私自窃取名位器物，罪恶积累已满，应当公开依正典处刑，以向天下谢罪。”三人因此对他怀恨。到这时，陈过庭因罪被罢免，改任蕲州知州，还没有走到一半路程，就被贬到黄州安置。发明：杨氏说：尧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众人，舜听到并看见一件善事就加以采用，这是上等的做法。唐高祖听谏如同转动圆环，唐太宗引导别人使其进谏，这是次一等的做法。所以说，尧、舜是圣人中随顺众善的，高祖、太宗是贤人中随顺众善的。徽宗掩饰错误、拒绝劝谏，蔡京、王黼阿谀奉承、苟且顺从，把正直之人视为仇敌，把忠言看成眼中芒刺。陈过庭因进献直言而无罪获罪，那么君臣之间贪婪淫逸、以祸乱为乐、粉饰太平，天下的混乱就由此决定了。所以《纲目》按照无罪获罪的体例记载此事，深深惋惜陈过庭。广义说：有所作为而去做，是出于私心；无所图谋而去做，是出于公心。过庭难道不知道蔡京、王黼、朱勔权势压倒君主，发言一出便会招来祸患吗？大概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出这三人将要覆亡宋室，只是内心有所不忍，所以特意向徽宗直言痛陈罢了，难道是有所图谋才这样做的吗？为什么不察知这一点，反而把过庭置于死地呢？真可惜啊！所以《纲目》记载过庭被贬，不仅对这件事含有不满，而且还特意记明贬谪之地，以表明他并没有罪。闰月，重新设置应奉司。方腊平定以后，王黼对皇帝说：“士大夫怀有奸心而不悔改，压制应奉之事，妄加讥讽诽谤。希望特意设置应奉一司，由臣专门总领，或许可以杜绝奸谋。”皇帝听从了。仍命梁师成在宫内总领，于是恢复各应奉局，夺取发运司漕运挽运的士卒来供其使用。户部不敢诘问。从此，四方珍奇异物，大多充塞了王黼等二人的家中，而进入尚方的只占十分之一。广义说：分注记载，方腊平定以后，王黼对皇帝说：“士大夫怀有奸心而不悔改，压制应奉之事，妄加讥讽诽谤。特此希望设置应奉一司，由臣专门总领，或许可以杜绝奸谋。”皇帝听从了，于是恢复各应奉局。唉！方腊起兵，是因为百姓不能忍受应奉局，所以方腊得以借此为口实，残害百姓，以发泄平日积累的怨恨和宿仇。这与士大夫有什么关系呢？如今王黼早已知道徽宗沉溺于玩赏之物，所以他的话一说出，应奉局立即就恢复了。假使徽宗听取士大夫的话，像听取王黼的话一样，那么灾害就不会发生，祸乱也不会兴起了。虽然如此，王黼、童贯都是大奸臣。看这件事，王黼的罪过又超过童贯了。唉！徽宗听到纵情欲望的话，就像鱼得到了水；听到规劝和正言，却像水浇在石头上。他不亡国，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秋季七月，废除新设置的州军。有人认为，先前边臣因开纳之议而设置州军，使上面损耗国用，下面耗尽民财。到这时，进言者认为这是弊病，于是废除纯、滋、祥、亨、祺、溱、承、播、思、隆、允、孚十二州以及熙寜、遵义二军；有的改为县，有的改为堡寨。黑▯出现在宫禁之中。元丰末年，曾有一种东西，大得像席子，夜间出现在寝殿上，而神宗去世。元符末年，又出现这种东西，哲宗也去世。到大观年间，渐渐在白天出现。政和以来，它大肆出现，每次出现都好像一排房屋倒塌的声音。它的形体只有一丈多长，仿佛像龟，被黑气笼罩，看不太清楚。黑气所到之处，腥血四处飞洒。它又有时变成人形，有时变成驴，昼夜不定时出现，多在掖庭和内殿；人们习以为常，也不十分害怕。又有洛阳府辖境内，忽然出现一种东西，像人，有时像狗，颜色纯黑，分辨不出眉眼。起初在夜里掠取小孩吃掉，后来即使白天也进入人家作祟，所到之处喧闹不安，人们称它为“黑汉”。有力气的人夜里拿枪自卫，也有人借此作恶，过了两年才平息。

译发明说：祥瑞和妖孽，都是随着人的感应而出现的，不过是善与不善长期积累的结果。诚斋杨氏说：“只有上天爱护君主，只有圣人敬畏上天。上天对于君主，厌恶他的，就用嘉祥使他骄纵；爱护他的，就用灾异警告他；要断绝他的，就用强盛使他奢侈；顾念他的，就用灾异使他恐惧。”徽宗穷极奢侈淫逸，抛弃并毁灭礼法，把贤人当作不肖，把不肖当作贤人，大兴土木，妄动兵戎，从远方搜取花石、禽兽，声色货利充满京畿，那么他被上天断绝，灾异到来就是必然的了。宫禁深严，黑▯突然出现；民间喧闹骚动，容易使皇帝受到迷惑。这大概是乖戾之气酝酿形成的。上面记载大蝗灾，是为了说明百姓的生命难以保全；这里记载黑▯，是为了说明上天心意的告诫。结合当时的事实来看，才可以知道《纲目》书写体例的深意，以及人心和天道的本来规律。广义说：按《春秋》三传的说法，异是上天的变化，灾是对人的祸害。一年之中既有大蝗灾，又有黑▯之异，灾异接连兴起，这正是上天震怒、百姓怨恨的时候。徽宗却正在责罚谏官，放纵自己的欲望，不畏惧上天的变化，不体恤百姓的隐忧；即使想不亡国，能做到吗？孟子说：“把危险当作安稳，把灾祸当作有利，喜爱那导致自己灭亡的事，说的就是徽宗。” 八月，加授童贯太师，封为楚国公。○方腊被杀。改睦州为严州，改歙州为徽州。广义说：汉代不是军功不能封侯，所以汉朝末世有些宦官的子孙也被封为侯，君子厌恶这种做法。徽宗对童贯，恐怕还超过这种情况吧！既加给他师傅一类的尊贵官职，又赐给他上公的爵位，这是为什么呢？推究其原因，都是童贯邀功所造成的。况且方腊侵犯疆土，杀害百姓，杀掉他还嫌太晚了。童贯在夏季四月就已经擒获方腊带回，理应在献俘之日立即依法处死；现在却拖延徘徊，直等到加封以后才治方腊的罪，这难道不是他为邀功而施的奸计吗？何况太师、国公，是臣下的最高地位，却逼近了乘舆的尊位。所以成王把宋公的爵位封给微子时，反复以僭越逼近君位为戒，正是担心他觊觎君位的心思在隐微之中暗暗滋长。假如童贯的贪心没有满足，又想以此为阶梯向上求取封爵，不知道将要给他什么呢？那就和称呼君主为父母、把君主视为门生没有区别了。后来“昏德”这个称号，究竟由谁来承担呢？九月，任命王黼为少傅，郑居中为少师。○下诏命宦官李彦在京东西路括取民田。起初，胥吏杜公才向内侍太傅杨戬献策，制定法律搜求百姓的田契：从甲查到乙，从乙查到丙，辗转追究，直到没有凭证可查，便估量土地的产出，增加设置赋税。此事始于汝州，逐渐扩展到京东西、淮西北，连废弃的堤坝、水堰、荒山、退滩也都强令百姓承佃。税额一经确定，即使土地被水冲毁后又恢复，也不能减少。一个县往往在常赋之外增加租钱十多万缗；水旱灾害时应当蠲免的税，这些也不能免除。因此提拔杜公才为观察使。到这时，杨戬去世，内侍李彦接替他。李彦凶狠刚愎，暗中与王黼互相勾结，在汝州设置机构，办事更加严酷。凡是民间的良田，都让别人投状告发，说成是天荒田；即使百姓拿出印契，也一概不予理会。鲁山县全县的田地都被括为公田，申诉的人动辄遭受威刑，以至死了成千上万。京西提举官以及京东州县的官吏都帮助李彦作恶。百姓无法忍受愤怒和痛苦；发运供奉之物，大体上和朱勔向百姓责办的情形相同，没有停止的时候。农民得不到田地，牛也不能耕种，财物耗尽，连草料都没有；有的力竭饿死，有的上吊自杀。车辕车轭之间挂满了像龙鳞、薜荔一样的东西，一株植物运送一次的费用就超过百万。李彦高兴就奖赏，发怒就施刑，人的祸福都在他一转手之间；因而得到美官的人很多。此前的执政大臣们竟穿戴朝服、手持笏板，到李彦的马前迎接拜谒。李彦安然接受，所到之处傲慢地坐在堂上，监司、郡守都不敢以平等礼节相待。有人把这些事告诉皇帝，梁师成正好在旁边，高声说：“王者的使者虽然地位低微，位次却在诸侯之上，这难道算过错吗？” 进言的人害怕了，不敢再说。发明说：君主把四海当作自己的家，把天下作为衡量标准。上天设立君主，是为了百姓；君主得到百姓拥戴，才能守住国家。百姓富足，君主不至于独自贫困；百姓贫困，君主也不能独自富足。因此应当减少刑罚，减轻税收，使百姓的粮食充足；节省财物用度，减少浮费，以宽缓百姓的力量。君主所敬畏的是上天，所珍视的是百姓。徽宗接连遇到灾异却不醒悟，这是不敬畏上天；虐政接连施行而不停止，这是不珍视百姓。百姓之心既已背离，上天的命运也会离去；即使拥有天下，哪里能够安稳地保有一天呢？何况民田是百姓衣食所依赖的，如今却加以括取，这就是同百姓争利，留下的祸害太大了。哪里有堂堂天朝，竟同百姓计较利益，还能君临万国、做百姓父母的呢？把这些事直书在史册上，是为了揭示徽宗荒纵昏庸的过失。广义说：看分注详尽记载李彦括取民田的事情，就知道当时百姓已经穷困、财物已经耗尽了。有若劝告哀公的话说得好：“百姓富足，君主谁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同谁能够富足？”所以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这正是陆宣公所说的，财物就是百姓的心；伤害百姓的心，就是伤害国家的根本。伤害根本，枝干就会凋零枯萎，根基也会崩塌。过去纣王靠百姓的财物充实鹿台，所以还没有等到牧野之战，国家根基就已在鹿台崩塌。德宗靠百姓的财物充实琼林，所以还没有等到逃往奉天，国家根基就已在琼林崩塌。徽宗在京东西路括取民田，也不用等到金人的祸患到来，国家根基就已先在京东西路崩塌了。自古以来，国家所以灭亡，没有不是先使百姓穷困、财物耗尽，然后才走向灭亡的。拥有国家的人，怎么可以自己伤害国家的根本，使根基先行崩塌呢？冬季十月，下诏命童贯再次兼领陕西、两河宣抚使。○十一月，冯熙载被罢免。○任命张邦昌为中书侍郎，王安中、李邦彦为尚书左丞、右丞。邦彦本来是银匠的儿子，俊秀爽朗，风姿优美，写文章敏捷而精巧。然而他生长于民间，熟悉鄙俗琐事，应答便利，善于唱歌说笑，能够踢球。他常常把街市上的俚语编成歌词，曲艺人争相传唱。自称“李浪子”，又因为善于侍奉宦官，宦官们争相为他推荐称誉。他多次升任翰林承旨，后来升为右丞。广义说：此前下诏命宦官李彦在京东西路括取民田，这是治理财货方面的错误。如今任用张邦昌、王安中、李邦彦，这是任用人才方面的失误。治理国家的道理，没有比理财、用人这两件事更重要的了。两方面都失误，那么宋朝的事情一天比一天坏，是可以知道的。金国侵犯辽国中京。

译起初，耶律伊都逃奔金国，金国的尼玛哈对金主说：“辽主失去德行，内外都离心离德。如今趁着这个裂隙，可以袭取中京；天时和人事都不可错过。”金主认为他说得对。群臣说：“现在正是严寒时节。”金主不听，最终采用尼玛哈的计策，以舍音都统内外各军，任命普嘉努、尼玛哈、干布、斡里雅布、富勒呼为副都统。耶律伊都担任向导，率军进趋辽国中京大定府。广义说：耶律伊都是辽国的亲戚。分注记载，金国让耶律伊都担任向导，进趋辽国中京大定府。唉！辽主荒淫无道，难道只是所谓亲戚背叛他吗？这正是把君主看成仇敌了。敌国的情势凶狠而刚愎，本来不值得多说；但这件事作为后世有国者的鉴戒，难道不令人痛心而又切中要害吗？【壬寅】四年春季正月，任命蔡攸为少保。○金国攻克辽国中京，辽国的耶律延禧杀死他的儿子晋王额噜温，逃往云中。金国攻克中京，接着攻下泽州。当时辽主正在鸳鸯泺打猎，耶律伊都带领罗索军突然到达。辽主忧虑万分，枢密使萧奉先说：“耶律伊都是王子班的后裔，这次来是想拥立他的外甥晋王额噜温。若为社稷考虑，不惜杀掉一个儿子，就可以不经交战使敌军退去。”耶律萨巴等人又谋划拥立额噜温，事情被察觉。辽主召枢密使萧德勒岱等人商议说：“反叛者一定会以这个孩子为名义；如果不除掉他，凭什么能够安定？”德勒岱只是连声答应。辽主于是派人把额噜温勒死。有人劝额噜温逃亡，额噜温说：“怎么忍心为了区区自身性命，而丧失臣子的节操？”于是赴死。辽主穿素服三日，耶律萨巴等人都被杀。额噜温平素很得人望，各军听到他死去，无不流泪。从此人心离散，耶律伊都带领金兵逼近辽主的行宫。辽主率领五千多名骑兵卫士，从鸳鸯泺逃往云中，把传国玺遗弃在桑干河。发明说：“克”是凭力量战胜的说法；“杀”是杀死无罪之人的说法。耶律延禧处在国运倾危之时，却无节制地游乐宴饮，不体恤国政，固然有应当亡国的道理。然而祖宗的土地不能拼死守住，只知道逃跑，这又该怎么说呢？晋王是耶律延禧的儿子，是众望所归的人。前些时候因为谗言猜忌，便把他勒死了。唉，他的心志也太鄙陋了！他难道不是这样想的吗：晋王既然深得人望，假如拥立他为君，或许可以保住宗社，使契丹的祭祀稍微延续，这难道不是幸事吗？却匆忙杀死嫡长子，这是什么礼法？所以特意直斥其名而写作“杀”，是为了揭示他残暴悖乱、不明事理的罪过。广义说：看分注详尽记载辽人被金国击败的经过，就知道辽主逃亡而丧失国家，原因只在于偏听萧奉先一人。先前听信萧奉先的谗言，杀死了一位贤妃；后来又听信萧奉先的谗言，杀死了一位贤子。国人怎么能不离心离德，敌国怎么能不趁机进攻呢？

译传说：“偏听偏信，就会成为天下人的耻辱对象。”说的就是辽主。二月，管勾太平观陈瓘去世。有人问游酢，当今能够拯救世道的人是谁，游酢说：“天下的人才，我不能全部了解；就我所认识的人而言，陈了翁就是这样的人。”刘安世曾经趁陈瓘生病，派人劝他用医药辅助调养，说：“天下将要有所依赖于您，应当尽力保养身体，以等待时机任用。”到这时，陈瓘在楚州去世。发明说：陈瓘忠诚正直而有操守，遭逢时势而被排斥，客死楚州，实在令人惋惜。《纲目》因记载他的去世而特意注明他当时的职务，由此可以看出对当时政局不满的意思。三月，金国袭击辽军，耶律延禧逃往夹山。金国的尼玛哈在北安州击败辽国奚王，攻陷其城，派古绅掠取附近地区，俘获辽国防卫使实讷埓。他知道辽国上下已经离心，使人报告舍音说：“辽主处境困窘，如果错过时机，今后攻取辽国就困难了。”舍音的意见尚未决定，干布劝他采纳，舍音于是从青岭出兵，尼玛哈从瓢岭出兵，约定在羊城泺会合。辽主在云中，把金兵当作忧患，萧奉先还说：“女真即使能够攻打我们的上京，最终也不能远离自己的巢穴。”等到听说金军将要出岭西，辽主便奔向白水泺。尼玛哈率精兵六千袭击辽主，快要接近行营时，辽主不知如何谋划，便骑轻骑进入夹山，这才醒悟萧奉先不忠，愤怒地说：“你们父子把我误到这种地步，杀你又有什么益处？恐怕军心会愤怒，你们逃避敌人、苟且求安，祸患一定会牵连到我；你们不要跟随出行。”萧奉先下马哭泣拜别而去。走了几里，左右亲近人员把他父子捆绑起来，送给金兵。金人斩杀他的长子萧昻，把萧奉先及其次子萧昱戴上刑具送给金主；途中遇到辽军，辽军把他们夺回本国，辽主只好赐他们死。萧德勒岱自知不能幸免，也绝食而死。广义说：分注记载，辽主在形势困窘之时，仍不忍杀萧奉先，只派他离去。他已经离开后，被左右捆绑起来送给金兵，金兵又戴着刑具把他送给金主；途中遇到辽军，辽军把他夺回本国。辽主不得已赐他死，为什么呢？大概辽国的灭亡，正是亡在萧奉先一人手里。他罪大恶极，人人都可以杀他。如今辽主已经醒悟他不忠，却还忍耐不把他依法治罪，这是失去了讨伐贼臣的原则。想让国家不灭亡，能做到吗？辽国燕京留守李处温等人拥立耶律淳称帝，遥相废黜其君耶律延禧为湘阴王。辽主逃往云中后，留下南府宰相张琳、参知政事李处温与耶律淳守卫燕京。李处温听说辽主进入夹山，命令和信息都无法通达，便同族弟处能、儿子奭在外假借怨军的力量，在内联络都统萧干，谋划拥立耶律淳。李处温邀请张琳，把这件事告诉他。张琳说：“摄政可以，正式称帝不可以。”李处温说：“今天的事情，天意和人心都已经决定了，哪里还能改变？”张琳不敢坚持，于是同各位大臣耶律达实、左企弓、虞仲文、曹义勇、康公弼集合蕃汉百官和各军，到耶律淳府中，援引唐代灵武的旧例，劝耶律淳即位。耶律淳不答应，准备出去时，李奭拿着赭色袍服给他披上，命百官拜舞并高呼万岁。耶律淳惊骇，再三推辞而不能脱身，只好答应。群臣给他上尊号“天锡皇帝”，建元“天福”，任命他的妻子萧氏为德妃；萧妃是普贤女。加授李处温为守太尉，张琳为守太师，其余参与谋划的人分别授予官职。把怨军改为常胜军，军队事务全部交给耶律达实。遥相降封辽主为湘阴王，于是占有燕、云中以及上京、辽西的土地。辽主所拥有的，只剩下沙漠以北，以及西南、西北两路的两个都招讨府和各蕃族。耶律淳派使者前来报告，表示免除岁币、结交友好；又派使者向金国奉上表章，请求成为金国的附庸。金人没有答复。耶律达实是辽太祖的八世孙，通晓辽、汉文字，擅长骑马射箭，考中进士，多次升任翰林学士承旨。辽国称翰林为“林牙”，所以称他为“达实林牙”。发明【按：刘氏的书法说：既然称帝，为什么又说不应称帝呢？帝王是自己确立的；如果是被别人拥立的，就不足以称帝了。耶律延禧从未被称为“主”，本书却说废黜其主，这是为什么要正名分呢？李处温等奉命留守，耶律淳承任防御监军，正应当号召豪杰，向北与金争衡，收复故地，迎奉皇帝车驾。实在不得已，死守燕京也可以。为什么竟贪图荣华利益，共同做悖逆之事呢？这些都是《纲目》深恶痛绝的，所以书中称耶律淳为帝，是为了彰显他僭越窃取帝位的罪行；记载他废黜其主，是为了彰显他叛乱的罪行。考察《纲目》的记载，就可以看出君臣名分分明，逆顺形势已定，于是乱臣贼子才在天地之间无处容身。凡是这类事情，如果没有君子，就没有人能够修正它们。】广义【唉！看看辽国的灭亡，就知道当时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大伦理，一旦衰败毁灭，就已经消磨殆尽了。可悲啊！即使想不亡国，难道还能办得到吗？孟子说：“人与禽兽不同的地方很少。”虎狼尚且有父子关系，蜂蚁尚且有君臣关系，鹡鸰尚且有兄弟关系，睢鸠尚且有夫妇关系。因此，生存在天地之间的事物，没有违背伦理而能够独立存在的。哪里有君主统治国家、子民归属君主，却把伦理置之不问的道理呢？所以蒯辄拒绝父亲，孔子厌恶他；伯夷、叔齐让出国君之位，孔子赞许他们。如今耶律淳虽然是辽主的叔父，但按名分来说，辽主是君，耶律淳是臣。平日里不能像周公训导成王那样辅佐辽主，如今趁国家覆亡，突然自称皇帝，建年号，降封自己的君主。拿李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旧事来验证，这难道是在欺骗谁？是在欺骗上天吗？况且从前唐明皇到蜀地避难，肃宗在灵武即位，遥尊明皇为太上皇帝。后世的大儒还说：“肃宗在灵武即位，明明就是篡位，何况还降封他的父亲吗？”有人问：“替耶律淳谋划，应当怎么办？”回答说：“量力而行。力量能够迎接君主回国，就迎接；不能做到，就应当采用张琳的计策，为君主死守社稷，这才差不多可以了。】金军攻克辽国西京。【金人攻打西京大同府，辽将耿守忠前来救援。尼玛哈、摩啰欢、干布等人随后赶到。尼玛哈率领部下从辽军中间冲击，使其余兵马离开战马，从旁边射击。耿守忠大败，部众全部覆没。西京西路的州县和部族都投降了金。】诏令童贯、蔡攸等统率军队巡察边境，以响应金军。

译【朝廷已经同金约定夹攻辽国，以收复燕云，蔡京、童贯主张这样做。熙河钤辖赵隆曾极力说明不可行，童贯说：“你如果能和我共同办成这件事，将会得到特别的任用。”赵隆说：“我是武夫，哪里敢为求赏赐而败坏祖宗二百年的友好关系？将来一旦挑起战端，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足以谢罪。”童贯很不高兴。郑居中也极力劝谏不可行，对蔡京说：“您身为大臣，不能守住两国盟约，却轻率地制造事端，实在不是朝廷的谋略。”蔡京说：“皇上厌恶每年五十万缗的岁币，所以才这样。”郑居中说：“您难道不想想汉代与戎狄讲和、用兵所花费的代价吗？如果使百万生灵肝脑涂地，实在是您造成的。”因此这项谋议被搁置。等到金军多次击败辽兵，童贯才又请求出兵，郑居中再次说：“不应当趁人之危出兵，等它自己灭亡就可以了。”当时睦州盗寇刚刚平定，皇帝也后悔用兵，只有王黼说：“中原与辽国虽然是兄弟之邦，但一百多年间，辽国多次侵犯边境、轻慢我国。况且削弱的国家和昏昧的敌人正是应当攻取的对象，这是用兵的良法。如今如果不夺取燕云，女真人就会占据中原的故地，那些地方将不再归我们所有。”皇帝于是决意整治军队。王黼在三省设置经抚房，专门处理边境事务，不归枢密院管辖。】征括天下的丁夫，按人口征收算钱，共得到六千二百万缗钱以供军用。王黼又写信给童贯说：“太师如果向北出行，我愿意竭尽死力。”听闻耶律淳自立后，便让蔡攸担任童贯的副手，统率十五万军队，巡察北部边境以响应金军，并且招抚晓谕幽州、燕京。蔡攸、童贯年少浮薄而不熟悉事务，认为功业可以轻易取得。出发入朝辞行那天，两个美丽的嫔妃侍立在皇帝身旁，蔡攸指着她们请求说：“臣成功归来后，请把这两人赏赐给我。”皇帝只是笑了笑，没有责备他。发明【老子说：“喜好战争，是不祥的器物。”战争就像火一样，不加以收敛就会自我焚毁。宋徽宗的志向在于统一天下，却不停地用兵。大概从政和五年攻打西夏、讨伐各少数族之后，八年之中兵祸四起，征发调遣一天比一天频繁。凡是《纲目》记载的事情，都可以回头验证。一天金人突然发动袭击，皇帝出逃蒙尘，国家社稷几乎灭亡。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这里记载统率军队巡察边境，以响应金军；下文记载进兵攻打辽国而失败。这难道不是极其明显的前车之鉴吗？君主看到这些，难道也应当知道怎样自我治理，而不把穷兵黩武作为心意吗？】广义【中原与敌国结盟，却不能保证敌国不改变盟约，大概是因为敌人贪婪狠毒，稍不如意就一定会背弃盟约。因此唐肃宗与戎狄约定以求援助，戎狄却背弃盟约；唐德宗信任戎狄并与之结盟，戎狄却劫持并破坏盟约。结盟往往出于事情实在不得已，列国之间结盟，《春秋》尚且厌恶，何况同强敌结盟呢？这就是圣人记载鲁隐公与戎在唐地结盟时，必定说“之”的原因，是要特别强调这种行为的不义。如今宋徽宗与金约定夹攻辽国，同虞公借道给晋国的愚蠢有什么不同呢？后世统治中原的帝王，千万要谨慎，不可像用漆解渴那样饮毒，也不可养虎留下后患。】夏四月，金国攻取辽国东京以东地区，战胜诸州，俘获阿苏后返回。【阿苏到达金国后，金主用杖责打他，随后释放了他。】五月，童贯进兵攻打辽国，战败，退守雄州。下诏命其班师，贬都统制种师道为右卫将军，退休。【童贯到了高阳关，采用知雄州和诜的计策，发布黄榜、降下旗帜，说明吊民伐罪的意图，并且说：“如果有豪杰能够把燕京献上来，就立即授予节度使。”于是命都统制种师道率诸将进兵。种师道劝谏说：“今天的举动，就好比盗贼进入邻居家中，不能救助他，反而趁机分取他家中的财物，难道不是不可以吗？”童贯不听，把军队分为两路：种师道总领东路军趋向白沟，辛兴宗总领西路军趋向范村。耶律淳听说后，派耶律达实、萧干抵御。种师道驻军白沟，辽人呐喊着冲上前来，种师道的前军统制杨可世战败，士卒大多受伤。种师道事先让人拿着一根大木棍防身，靠它才没有大败，退军到雄州。辽人追击到城下，辛兴宗也在范村战败。皇帝听说军队战败后害怕，下诏班师。辽国使者来传话说：“女真人侵犯我国，也是南朝所深恶痛绝的。如今为了谋取一时利益，抛弃百年的友好关系，结交强大的邻国，给将来的祸患打下基础，这能说是得计吗？救济灾难、体恤邻国，是古今共同的道义，只希望大国加以考虑。”童贯无法回答。种师道又请求同辽国讲和，童贯不接受，反而秘密弹劾种师道帮助贼人。】【王黼大怒，责授种师道为右卫将军，退休。】发明【辽人并没有可以讨伐的罪行，所以记作“击”，而不记作“伐”。宋徽宗任用宦官担任制将，虽然满朝都极力争辩，他都不听。到这时果然使王师蒙受耻辱，所以记作“童贯击辽，败绩”，用来归罪于他。上文记“童贯败绩”，下文记“贬种师道为右卫将军，退休”，这就明确表明种师道是被连坐的人。童贯身为制将，总领大军，违反军纪、贻误国家，按理应当立即诛杀以正王法，但他刚刚免于刑诛，就弹劾种师道，这说明宋徽宗只知道有童贯，却不知道有国法。从这件事来看，其中的义理自然可以显现。】广义【大体来说，用兵贵在名义和实际相符，忌讳只有名义而没有实际。名实相符就会胜利，徒有名义而没有实际就会失败，这是必然的道理。为什么呢？商汤、周武王，是仁义之师，名实相符；宋襄公、成安君，也是打着仁义旗号出兵，却只有名义没有实际。这就是商汤、周武王取胜，而宋襄公、成安君失败的原因吗？如今童贯采用和诜的计策，打着吊民伐罪的声势，并且说：“如果有豪杰能够把燕京献上来，就立即授予节度使。”由此可知宋朝出兵，只是想得到燕京罢了，哪里是为了吊民伐罪呢？这就是所谓有名无实，怎么能使豪杰心服，追问敌国的罪责，以求得必胜呢？从前齐桓公讨伐楚国，责备楚国不进贡包茅，这是正确的；但说楚昭王南征不返，就是错误的。这就是招来楚国傲慢言辞，最终不能成就功业的原因。老种用盗贼进入邻家作比喻，说得多么恰当啊！何况辽国使者的话，虽然出于一时仓促，也确实是公平正大的言论，这实在是断定汴宋将要灭亡的确切论断。堂堂中原，哪里有做这种不仁不义之举，反而还想战胜别人的道理呢？】

译有人说：“种师道的比喻可以说很好了，那么他处置自己又怎么样呢？”回答说：“还不够好。”问：“为什么不够好？”回答说：“种师道既然认为朝廷这次举动是错误的，就应当戴着角巾退居私宅，口中不谈军事，这才可以。为什么甘心受刑余奴隶的节制呢？有先前的劝谏，却不能退避，是不能看清时机、果断决定；甘心接受童贯的节制，却不能击败敌人，是他临阵作战没有勇气。”问：“那么《纲目》在记载他被贬时，为什么写‘致仕’呢？”回答说：“正是为了表明宋朝这次举动的错误，专在童贯，而不在种师道。”问：“假使宋朝这次举动是正确的，而种师道不能战死于敌前，又怎么知道呢？”回答说：“只是按照法令来衡量他罢了。” 六月，任命王黼为少师。○辽国耶律淳去世，他的妻子萧氏自称太后，主持国事。李处温伏法诛死。【耶律淳卧病在床，听说辽主传檄天德、云内、朔、武、应、蔚等州，集合各部精锐骑兵五万人，约定八月进入燕京，又派人慰问，并索取衣裘、茶叶和药物。耶律淳非常惊惧，命北面、南面大臣商议，而李处温、萧干等人提出迎接秦王、拒绝湘阴王的主张。只有南面行营都部署耶律宁说：“天祚帝如果果真能率各部兵马大举夺取燕京，那就是天数还没有终结，哪里能够拒绝他？否则秦王、湘阴王都是父子，哪有迎接儿子而拒绝父亲的道理？”李处温等认为耶律宁扰乱军心，想杀掉他。耶律淳说：“他是忠臣，怎么可以杀？天祚帝如果果真来了，我只有一死罢了，还有什么脸面见他呢？”不久，耶律淳自知病重不起，秘密授予李处温蕃汉马步军都元帅之职，打算把身后之事托付给他。等到萧干等人召宰执入内商议时，李处温称病不来，暗中聚集勇士防备，谎称奉有密诏，要防备其他变故。耶律淳死后，萧干等人便拥立耶律淳的妻子萧氏为皇太后，主持军国大事，奉遗命遥立秦王耶律定为帝。萧后于是临朝称制，改年号为德兴，谥耶律淳为孝章皇帝，庙号宣宗，葬在燕京以西的香山。萧后听政后，萧干以太后的命令召李处温入朝，因为当时局势多难，没有立即诛杀他，只是追夺并销毁了元帅札子。】李处温父子害怕祸患，向南联络童贯，想要挟持萧后向金国献出土地；又向北联络金国，想充当内应。事情败露后，萧后逮捕李处温审问。李处温自称有拥立耶律定的功劳。萧后说：“耽误秦王、晋国王的人，都是你们父子，有什么功劳？还逐一列举了他以前数十项罪恶。”李处温无言以对，于是被赐死；把他的儿子李奭剁成碎块并肢解示众，籍没其家，得到钱七万缗，金玉宝器也相当多，都是他任宰相几个月间搜刮来的。发明【“死”是贬抑并与之断绝关系的说法。耶律淳先前既已称帝，到这里死后却直呼其名，是《纲目》不承认他称帝的僭越。下文写他的妻子萧氏称太后，是为了表明这种称号不应当使用。李处温帮助耶律淳悖逆，误国害民，只是乱臣贼子中的首恶罢了。分注把这件事写作“赐死”，《纲目》却改变文辞，特意写作“伏诛”，并不是为了褒奖萧氏能够讨伐有罪之人，而是为了替天下讨伐有罪之人。它所要维护的是三纲、树立人伦极则，并以此教诫后世，法度十分严厉。】广义【唉！耶律淳不能迎接君主回国，反而趁机谋利，这连穿墙入室的盗贼都不如。如今能够戴着他的头颅归入地下，已经是幸运了！等到李处温以禽兽般的行为，遥立君主的儿子为帝，他的罪过哪里是诛杀所能穷尽的？只有耶律宁不忍心这样做，所以说：“自古哪有迎接儿子而拒绝父亲的道理？”这难道不是在仓促困顿之际仍能守住礼义的人吗？因此耶律宁与辽国其他人不同之处实在太多了！那么，分注只记李处温“赐死”，而《纲目》却大书“伏诛”，为什么呢？正是为了正名定罪。】夏人救援辽国，金军在宜水袭击并击败夏军。【夏主派李良辅率领三万军队救援辽国，金将斡鲁、罗索在宜水击败夏军，追到野谷涧。洪水突然到来，夏军被水冲走淹没的不可胜数。发明【闵公元年，齐人救援邢国，《春秋》认为这是合乎义的。凡是记载“救”的，没有不认为是善举的。救援京师，就归罪于列国，宋朝救援李坛之围就是这样。救援敌国，就归罪于中原，契丹救援北汉、夏国救援辽国就是这样。救援远国，就归罪于四邻，吐蕃嘉勒斯赉在河湟击败赵元昊就是这样。救援却不及时救援，就记载军队驻扎的地点，以归罪其怠慢，康王进入卫国而驻扎东平就是这样。想救援却不敢救援，就记载军队到达的地点，以归罪其怯懦，曲端驻扎襄乐而不进军就是这样。用兵之事，是《纲目》极为重视的。卫灵公问军阵，孔子回答说：“军旅之事，我还没有学习。”唯独到了救兵一事，书法却如此，君子的真实情怀就显现出来了。这里称“人”是为了抬高夏国；轻装快速行军、乘人不备袭击称为“袭”，用诡诈的方法取胜称为“败”，都是为了贬低金国而褒扬夏国。】广义【在这个时候，辽国和金国的强弱胜负已经很清楚了。夏人为什么还要去救援呢？回答说：他们只知道救灾防患、救助邻国的道义，至于其中的强弱，不是他们所要考虑的。唉！看夏人的这次行动，就知道他们正大光明，不像宋朝帮助叛乱者去讨伐无罪的国家。孔子说：“夷狄如果有君主，还不如中原诸夏没有君主。”这话确实正确啊！】秋七月，下诏命童贯、蔡攸再次出兵讨伐辽国，任命刘延庆为都统制。【王黼听说耶律淳去世，又命童贯、蔡攸整治军队，任命河阳三城节度使刘延庆为都统制。】开始征收经制钱。【在此以前，朝廷命陈遘经制江淮七路，在杭州治理此事，以供应军需。陈遘因财用不足，创议整顿酒务，并根据公家钱粮的收支，酌量取其盈余，号称经制钱，于是成为东南七路的祸害。】发明【唉！宋朝虐待百姓，越来越严重了。东南地区受到应奉花石的骚扰，百姓无法生活。如今又征收经制钱，这就是民间的利益全部归于朝廷，使百姓如同水越来越深、火越来越热，大大成为东南七路的祸害。特别记作“初”，大概就是为了讥刺这件事。】八月，金国阿古达在石辇铎袭击辽国耶律延禧，耶律延禧战败逃走。

译【辽主失去西京以及沙漠以南的土地后，于是逃往额苏伦。金国舍音派斡里雅布向金主报告说：“如今云中刚刚平定各路，辽兵还有几万人，新近投降的百姓人心尚未安定，各位将领都希望您亲临军中。”金主听从了。后来听说辽主在大渔泺，便率精兵一万人袭击他。普嘉努、斡里雅布率四千人担任前锋，日夜兼程，在石辇铎追上辽主。当时到达的金军只有一千人，辽兵二万五千人正在修筑营垒。普嘉努同各将商议，耶律伊都说：“我军还没有集合，人与马都十分疲惫，不能作战。”斡里雅布说：“既然追上了辽主却不赶紧交战，等到天黑逃走，就来不及了。”于是交战，短兵相接，辽兵把他们包围了好几层。副统军萧特烈向士兵说明君臣大义，士兵都拼死作战。辽主认为斡里雅布兵少，必定失败，便和妃嫔登上高地观看战斗。耶律伊都指着辽主的旗帜和车盖给各将看，斡里雅布于是率骑兵奔驰而去。辽主望见后大惊，立即逃走，辽兵于是溃败。斡里雅布回来后，金主说：“辽主逃得不远，为什么不赶紧追击他？”斡里雅布追到鄂勒哲图，辽主丢弃辎重逃走，萧特烈被俘。】九月，授宋昭名为朝散郎。【宋昭上书极力说明辽国不可攻打，金国不可结交为邻。将来金国一定会背弃盟约，成为中原的祸患。请求诛杀王黼、童贯、赵良嗣等人。并且说：两国的誓约，背弃盟约的人祸及九族。陛下以孝道治理天下，怎么忍心忘记历代圣主的英灵呢？陛下以仁德覆盖天下，怎么忍心把河北百姓置于水深火热之中，使他们肝脑涂地呢？王黼极为憎恶他，于是削除宋昭名的官籍，将他编管海州。】发明：刘家语说：“臣下如果忠于君主，爵位俸禄也不足以奖赏他；如果臣下谄媚君主，刑罚也不足以惩罚他。宋朝的诸位臣子，依附逢迎以求取容悦，只顾贪图富贵，对于国家的利害，却没有谁肯用心研究。宋昭并不是台谏官，职务也不属于言官，却不忍承受尸位素餐的耻辱，竭力陈述治理国家的谋略，因触犯奸党的意旨，立即被除去名籍，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后来金人背弃盟约，果然完全像宋昭所预料的那样，彼此符合得如同符节。因此，君子的先见之明，远远超过寻常人。所以这里记载除去宋昭的名籍，是为了表明他没有罪过。” 广义：看宋昭上书所说的话，不仅内心激烈，而且具有先见之明；这就像柳浑预料吐蕃的事情一样，怎么会如此灵验呢？《纲目》特意大书他的官职，是深深地予以肯定。金派使者来，命赵良嗣答复。金人听说童贯出兵，担心宋廷直接夺取燕地后便得不到岁币，于是派使者来商议出兵日期。皇帝派赵良嗣答复，并且说不会背弃最初的约定。辽将郭药师带着涿州、易州二州前来投降。辽国常胜军统帅郭药师任涿州留守。由于萧后即位，萧干专权，国人多有离心，他对部下说：“天祚帝丧失国家，女主执政而纲纪混乱，宋朝天子以重兵压境，现在正是男子取得金印的时候。”于是他率领部下八千人，带着二州前来投降。童贯接受了此事并上报，诏令授予郭药师恩州观察使，让他的军队隶属于刘延庆。发明：敌国臣子的姓名不载入史册，是因为地位微贱。郭药师是辽国将领，为什么要因他的姓氏而把他通报给重要地区呢？他凭借土地叛变，即使地位卑贱也必须记载；用土地来标明这个人，他终身都将成为不义之人，不可磨灭。这里记载他“来降”，是说他以利益来接近我方，而我方也接受了他的利益，这是双方都受到讥刺。胡氏说：治理国家应当依靠义而不依靠利；如果依靠利，那么上下交相争利，国家必然危险。为自己行事也应当依靠义而不依靠利；如果依靠利，就会患得患失，也会无所不至。《纲目》对于叛徒，即使地位卑贱，也特意记载他的姓名，是为了惩戒不义，警戒后来淫乱作恶的人。“二州”前说“以”，是说他所归附的地方很容易转移。正如《春秋》记载“莒牟娄来奔”，意思相同。冬十月，刘延庆和郭药师进兵攻打辽国。郭药师袭击燕京，战败。刘延庆的军队溃败。童贯派刘延庆、郭药师率领十万军队从雄州出发，以郭药师为向导渡过白沟。刘延庆的军队没有纪律，郭药师劝说：“如今大军行进时队形松散，又没有防备；如果敌人设置伏兵拦击，使首尾不能相互呼应，那么只望见敌人的尘土就会彻底溃败。”刘延庆不听。军队到达良乡，辽将萧干率众抵抗，刘延庆与之交战而败，于是关闭营垒不再出战。郭药师说：“萧干的军队不过一万人，如今却全力抵挡我们，燕山必定空虚。希望给我奇兵五千，兼程袭击，燕山城就可以夺取。”于是请求刘延庆选拔他的儿子刘光世的军队作为后继，刘延庆答应了。刘延庆派大将高世宣、杨可世与郭药师率五千军队，半夜渡过卢沟，兼程前进。天刚亮，常胜军统帅甄五臣率五千骑兵夺取迎春门进入城内，郭药师等随后到达。郭药师派人告知萧后，催促她投降。萧后秘密报告萧干，萧干率三千精锐返回燕京。双方在巷中交战，刘光世违背约定没有到达，郭药师失去援军而失败，他与杨可世丢弃战马，缒城逃出，死伤超过一半，高世宣战死。刘延庆在卢沟以南扎营，萧干分兵截断粮道，俘获运粮将领王渊，又抓到两个汉军士卒，蒙住他们的眼睛，留在帐中。半夜，萧干的军士假装相互谈话说：“我们的军队是汉军的三倍，战胜他们绰绰有余，应当分成左右两翼，用精兵冲击汉军中央，左右两翼再相互策应，以举火为号，把他们全部消灭。” 说完后，萧干暗中放走一人，让他回去报信。刘延庆听到后信以为真，第二天早晨看见火光升起，以为敌军到来，立即焚烧营寨逃跑，士卒互相践踏，死者绵延一百多里。萧干于是放兵追赶到涿水才停止。自熙宁、元丰以来所储备的军用物资，几乎全部耗尽。宋军退守雄州，燕人知道宋军无能为力，便作赋写诗讥笑他们。郭药师回来后，仍然晋升为安远军承宣使。广义：这次战役中，童贯是奸诈贪婪的宦官，郭药师是背叛君主、投降敌人的叛徒，而刘延庆又不是有智有勇的将领，正是孟子所说的“按照你这样的做法，去求取你所想要的东西，即使用尽心力去做，最后也必然会有灾祸”。正因为如此，萧干在帐中的计谋一施行，宋军便立即狼狈不堪，多年积蓄的军用物资一旦全部落入金人之手，也就难怪燕人要讥笑宋军了。由此看来，就知道君主能够识别人，才可以选择将领；将领得到合适的人选，才可以战胜敌人。徽宗哪里懂得这些呢？任命蔡攸为少傅，兼任燕山府判官。○十一月，金人来商议燕地之事。十二月，派赵良嗣再次前往金国，索求营州、平州、滦州三州。

译起初，朝廷与金国约定，只求取石敬瑭贿赂契丹而得到的旧地，并没有想到平州、营州、滦州三州，因为那是刘仁恭献给契丹以求援助的地方。后来王黼后悔，想把三州一并得到。金主不答应。等赵良嗣前往时，金主派普嘉努责备赵良嗣出兵失期，并且说如今不再讨论原来的约定，只特意把燕京、蓟州、景州、檀州、顺州、涿州、易州六州交给宋朝。赵良嗣说：“原来的约定是山前、山后十七州，如今却只有这样，信义在哪里？”他据理力争了好几次，金人仍不答应。赵良嗣于是和他的属吏李靖一同回来，金人只答应给山前六州。皇帝又派赵良嗣送他们回去，并且索求营州、平州、滦州三州。发明：派使者去索取土地，称作“求”。从前周天子求取丧葬费用、求取金、求取车，《春秋》都加以讥刺，何况向敌人求取土地呢？《纲目》记载求取营州、平州、滦州三州，特意写作“求”，是给后世留下警戒。君王有所求取，臣下便会观察而受到影响。孟子说：“君王说：‘怎样才能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说：‘怎样才能有利于我的家族？’士人和庶民说：‘怎样才能有利于我的自身？’”上下交相争利，国家就危险了。如果把义放在后面、把利放在前面，不夺取到东西就不会满足。胡氏说：古代的君主，必定在国内修养德行，辨明上下名分，安定民心，用制度节制，不损伤财力，不伤害百姓，所以府库充实，粮仓有余，四方仰观德政，万国前来朝王，于是天下得到治理。等到奢侈之心一动，逐渐便不可遏制，必然发展到三纲沦丧、五典废弛，直到国家灭亡、自身丧命才会停止。考察《纲目》的记载，就可以看出宋室祸乱的根源，也可以懂得兴衰治乱的道理。广义：况且燕地本来就是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旧地，营州、平州、滦州三州也都不是宋朝祖宗建立国家之初所取得的土地。徽宗为什么不自己估量一下，却要向金人琐屑地请求呢？然而既然称为“求”，就必然要委屈自己、屈居人下，低头听凭他们分配。谁说刚强明断的君主会这样做呢？曾子说：“我听说给予别人东西的人常常对别人骄傲，接受别人东西的人常常畏惧别人，大概就是这个原因。”经书称颂成汤从拥有七十里土地的诸侯发展到拥有万国的天子，却没有听说他曾向别人请求过一处土地，只知道当时百姓彼此庆贺。经书称颂周文王说：“只有我们周国大大承受了众多方国。”他所拥有的众多方国，也没有听说他曾向别人请求过一处，只知道当时西土百姓拥戴他。因此成汤由诸侯升为天子，文王由西伯而使政令通行于中原，就像火刚刚燃起便自然具有不可遏止的势头。后世不衡量自己的力量和德行，动不动就向别人请地、求地，其中最严重的只有智伯。智伯之下又有徽宗。假使智伯修养德行、奋发自强，而没有像狼一样贪婪地索求土地，那么岂只是头颅被襄子漆封，襄子甚至还将被他役使。如今假使徽宗修养德行、奋发自强，而没有固执地请求燕云之地，那么又岂只是身死于金人之手，金人也必然会接受他的命令。从前唐太宗所说的“剖开肚腹藏珍珠”，柳子厚所说的“背负版籍的人”，都像智伯、徽宗这样。加授郭药师为武泰节度使。○金国攻克辽国燕京，耶律淳的妻子萧氏逃往天德。童贯再次出兵攻打燕地，没有取得成功，害怕获罪，于是秘密派王环前往金国，请求按照原约与宋军夹攻。金主于是分三路进兵。辽国德妃萧氏五次上表给金国，请求立秦王耶律定为帝，金主不答应。辽人于是用精兵防守居庸关，金兵到达关下时，山崖上的岩石自行崩落，戍卒很多被压死。辽人没有交战便溃败，金兵越过关口向南进军。辽国统军都监高六等向金国送上降表。金主到达燕京，便从南门进入，派尼楚赫、罗索在城上列阵。金主驻扎在城南，辽国宰相左企弓、参政虞仲文、康公弼、枢密使曹义、勇将张彦忠、刘彦宗等奉表投降，到金营请罪。金主把他们全部释放，命令他们仍任原职，并派左企弓等人安抚平定燕京各州县。萧德妃与萧干从古北口奔赴天德，于是辽国五京都归金国所有。金主派骑兵护送赵良嗣回来，并且献上辽国俘虏。广义：唉，贪图功劳和利益的人，没有谁比童贯更甚；而无能为力的人，也没有谁比童贯更甚。分注说：童贯再次出兵攻打辽国，没有取得成功，害怕获罪，于是秘密派王环前往金国，请求按照原约夹攻。等到金国攻克辽国后，却没有听说童贯出过丝毫力量。何况金军到辽国，如入无人之境；他们防守燕京，就像从婴儿手中取东西一样容易，这是金人因此轻视宋朝、并对汴京鼎器垂涎的原因。有人问：为什么记辽主的姓名，而在后面只记他的妻子？这是根据事情来贬斥他们。辽主尚且存在，所以斥责地记他的姓名；他的妻子则记在后面。因此说，《春秋》写成之后，乱臣贼子就会感到恐惧。我也说，《资治通鉴纲目》修成之后，乱臣贼子就会感到恐惧。万岁山建成，改名为艮岳。山周长十多里，最高的一座山峰高九十步，上面有一座亭子，名叫介亭。东南有两道山岭，直接连接南山。山的东面有蕚绿华堂、书馆、八仙馆、紫石岩、栖真嶝、览秀轩、龙吟堂。山的南面是寿山，两峰并立，有雁池和噰噰亭。山的西面有药寮、西庄、巢云亭、白龙沜、濯龙峡、蟠秀、练光、跨云亭、罗汉岩。再往西有万松岭，半岭上有一座楼，名叫倚翠，上下设置两道关。关下有平地，凿成大池，池中有两个洲。东面是芦渚浮阳亭，西面是梅渚雪浪亭。水向西流形成凤池，向东流出形成雁池，中间分设两座馆。东面叫流碧，西面叫环山。还有巢凤阁、三秀堂。东池后面有挥雪斋，又沿登山道路上行到介亭。亭子左边另有极目亭、萧森亭，右边另有丽云亭。半山向北俯视景龙江，把江的上游水引入山间。向西经过漱琼轩，再从山石间经过，设有炼丹、凝观、圜山亭等处。向下俯视江边，可以看见高阳酒肆和清澌阁。北岸有胜筠庵、蹑云台、萧闲馆、飞岑亭。支流分出一支成为山庄，又成为回溪；又在南山之外修筑一座横亘二里的小山，名叫芙蓉城，精巧奇妙到了极点。

译景龙江以外，各处馆舍尤其精美。它的北面又因瑶华宫失火，取其地修成大池，名叫曲江池。池中有一座堂，名叫蓬壶，东面到封丘门为止。曲江池西面，从天波门桥引水向西直流，大约半里后转向南，又转向北；向南的一段经过阊阖门，修建复道通往茂德帝姬的宅第；向北的一段流四五里，与龙德宫相连接。工程完成后，皇帝亲自撰写《艮岳记》，认为这座山位于国都八卦方位的艮位，所以命名为艮岳。起初，朱勔在太湖采集太湖石，石头高、宽都有几丈，用大船装载，用一千人牵引；沿途凿穿城墙、截断桥梁、毁坏堤坝、拆除水闸，过了几个月才运到。后来平定燕地，因而把它称为“昭功敷庆神运石”，立在万岁山上。又修建绛霄楼，形势极其高峻，穷尽工匠技艺的巧妙。此后众宦官不断兴建，于是山林岩壑日益增高加深，亭台楼阁和道观宫室多得无法计数。又因为万寿峰出现金芝，便改名为寿岳。发明：特意记载“建成”，是为了讥刺长期耗费。政和七年冬，记载开始修筑万岁山；到这一年冬天才完成工程，前后经历了六年。土木工程极为奢盛，耗尽亿万财富。上天发怒而徽宗不醒悟，百姓怨恨而徽宗不知道；想要掩盖反而更加显露，却安然自得地骄奢自大。当时强敌在外，逐渐成为国家的祸患。宋朝君臣却从未显露出思考祸患、预先防备的心思，只知道今天搜刮百姓的财物，明天劳役百姓的力量。自古荒淫的君主，愚蠢至极的，没有像徽宗这样严重的。唉！民心已经离散，天命也已经背弃。即使有台榭池沼和鸟兽，难道能够独自享乐吗？《纲目》记载这篇文字而不加贬斥的词语，正是为了深深贬斥它。这种垂示后世、树立法则的用意，严厉极了。广义：前辈曾说，秦始皇因为奢侈和横征暴敛而灭亡，汉武帝的奢侈和横征暴敛并不不同于秦始皇，而他的国家没有灭亡，是因为任用人才、采纳谏言、悔过等事情做得好，加上后世没有失去正道，也没有子婴那样的愚蠢。何况盗贼遍布山野，最终也没有出现豪杰；即使是陈叔宝、杨广，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如今徽宗修筑艮岳的奢侈，超过了阿房宫的奢侈；花石纲带来的扰害，超过了头会箕敛；登记元祐党人、毁掉苏轼和黄庭坚的文集，比焚书坑儒还严重。凡是他所做的事情，都超过秦始皇；而他的胸襟又鄙陋狭隘，也不是秦始皇所能相比的。他与汉武帝相比，简直如同天冠和地履，哪里敢有所企望呢？何况金人一个豪杰也没有，竟没有人能够与之抗衡，实际上并不像汉武帝时那样只是盗贼；而徽宗用兵行军，却把事情交给昏愚的宦官童贯。譬如一个久病而瘦弱的人，又加上酒色同时侵耗，即使是俞跗、扁鹊来了，又怎么能够救活呢？真是可悲啊。户部进献今年的民户人口数。当时天下分为二十六路、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监、六十三县；有一千二百三十四万户、二千八百八万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合计四千六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四户口。与西汉全盛时期相比，大概还有超过。隋、唐的疆域虽然广大，但户口都没有达到这个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八十八万二千二百五十八口〕 发明：元丰六年，户部上奏户数为一千七百二十一万一千七百一十三；到这一年所上奏的户数为二千八百八万二千二百五十八，人口为四千六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四。与元丰年间相比，确实多了三分之一。凡是有兴盛就必然有衰败，本来就是天地盈亏的规律。徽宗依仗户口富庶，穷奢极欲，自以为可以长久享受太平，却没有料到灾祸就在眼前，百姓陷入涂炭。仅仅四年之间，天下便大乱；此前富庶兴盛的局面，究竟依靠什么呢？在徽宗沉溺于宠爱的时候，他特别信任蔡京、童贯二人，这种信任起初只像毫芒一样微小；然而骄奢淫逸的事情，都由此产生，最终导致国家败坏，百姓竟有如此众多地遭受灾难。可以说，它的源头非常细微，后果的流布却非常广大。君主看到这一点，应当战战兢兢、谨慎自守，不要使国家骤然兴盛而忽然衰败、暂时安定而突然陷入危急，这样才差不多可以保全。唉！保持治安太平竟然如此困难，难道可以不畏惧吗？难道可以不警戒吗？广义：分注说：户口与西汉盛时相比，大概还有超过；隋唐疆域虽然广大，但户口都没有达到这个数，可以说是兴盛了。唉！国家盈满成功的时运，即使贤明的君主，尚且有时难以安抚驾驭，何况才智中等和昏庸暗昧的君主呢？从前唐太宗和群臣讨论创业与守成，说：“创业固然困难，守成也不容易。”这是因为他知道，君主的奢侈之心，不产生于天下多事之时，往往产生于天下富足之时。安逸享乐，是危亡的根本；忧虑祸患，是安定太平的基础。徽宗处在天下富足之时，就应当勤勉谨慎、自我约束，常常担心上对不起天、下对不起人；那么，我们宗庙社稷的重任怎么承受得起？他的尊贵地位怎么保全？四方夷狄怎会前来朝王？对狡黠强悍的金人又怎么应对？应当像渡过大河一样，害怕自己不能成功；亲近君子，疏远小人，广泛寻求才俊，以整治上天交付的事务。如果这样做，那么上不愧对天，下不愧对人，宗庙社稷足以承受，尊贵地位足以保全，四方夷狄前来朝王、金人听命，也一定能够实现。《大易》蒙卦六五爻说：“童蒙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徽宗偏偏不这样做，所以最终陷入危亡而不能停止。这里特意大书“户部进献今年民数”，就可以知道徽宗的志意更加骄纵了。广义【分注说：户口与西汉盛时相比，大概有所增加。隋、唐的疆域虽然更加广大，但户口都比不上西汉，可以说是盛极一时了。唉！处于盈满成就的时代，即使是贤明的君主，尚且有时难以驾驭和治理，何况是才智中等和庸碌昏昧的人呢？从前唐太宗与群臣讨论创业和守成，说道：“创业固然艰难，守成也同样不容易。”这是因为他知道，君主的骄侈之心，不产生于天下多事的时候，却常常产生于天下富足丰盛的时候。安逸享乐，是危亡的根本；忧虑患难，是国家安定太平的基础。徽宗正处在天下富足丰盛之时，就应当戒慎勤勉、自我约束，常常担心上对天有所愧，下面对人有所惭，而我们宗社的重任又怎么承受得起呢？他的尊贵帝位又怎么保全呢？四夷前来归服，又凭什么使他们归服呢？金人桀骜狡黠，又凭什么对付他们呢？应当像渡过大河一样，害怕自己不能成功渡过；亲近君子，远离小人，广泛访求贤俊之才，以整治上天所交付的事务。若能这样，上不愧于天，下不惭于人，宗社的重任没有不能承受的，帝位没有不能保全的，四夷前来归服而金人听命，也是必然的。《大易》蒙卦六五爻说：“童蒙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只是他没有这样做，所以走向危亡的道路便不会停止。】史书特意大书“户部进献今年的民数”，由此可知徽宗的志意更加骄纵了。癸卯五年（金太宗完颜乌奇迈天会元年）春正月，辽国知北院枢密事奚和勒博自称奚帝。金兵进入燕京，奚和勒博登上箭笴山，自立为奚国皇帝，改年号为天复，设置奚、汉、渤海三枢密院，把东西节度使改为二王分司。辽主命令都统耶律玛格讨伐他。发明：自称帝号的人，不应这样称呼。臣下处在国运艰难、君主步履维艰的时候，不能舍弃自身、救济困厄，反而占据土地自称尊号，这些都是《纲目》所厌恶的。因此，书中称辽国知北院枢密事奚和勒博，是为了端正君臣名分；

译书作“自称奚帝”，是为了严明上下之间的界限。金遣使来，赵良嗣再次出使金国。赵良嗣到燕京后，与金主商议燕京、西京的土地。金主说：“如果宋朝一定要平州、滦州等州，那么燕京也一并不给。”于是先把答书给赵良嗣看。赵良嗣读到“燕京是用本朝兵力攻下的，它的租税应当输送给本朝”时，便说：“租税随着土地而来，哪有把土地给了别人却不给租税的道理？”尼玛哈说：“燕京既然是我们得到的，就应当归我大国所有。你仔细考虑一下，如果不早些把它交给我们，请赶快追回进攻涿州、易州的军队，不要让它们停留在我国边境。”于是金派李靖等人与赵良嗣一同前来。李靖入朝应对后，便去见王黼。王黼对李靖说：“租税并不在约定之内，皇上的意思是因为想与金国交好，打算用银绢来抵充。”李靖又请求归还去年应给的岁币，皇帝也特意答应了，并仍命赵良嗣与李靖一同出使。任命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药师同知府事。朝廷认为金人将要归还燕地，便谋划派帅臣镇守。左丞王安中请求前往，王黼向皇帝称赞他，于是授予王安中庆远军节度使、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之职，任燕山府知府。郭药师任检校少保、同知府事。诏令郭药师入朝，礼遇十分优厚，赐给他甲第和姬妾，命贵戚大臣轮流设宴。又召他到后苑延春殿应对。郭药师在朝廷下面拜谢，哭着说：“臣身在敌国时，听说赵皇帝如同在天上，没想到今日还能得以瞻仰圣颜。”皇帝深加褒奖称赞他，把守卫燕地的任务交给他。他回答说：“愿意效死。”皇帝又命令他把天祚帝捉来，以断绝燕人的希望。郭药师脸色变了，说：“天祚帝是旧主，国家破亡而出走，臣因此投降。陛下如果让臣在别的地方送命，臣不敢推辞；如果让我反过来捕捉旧主，那不是侍奉陛下的道理，愿意把这件事交给别人。”于是哭泣不止，泪如雨下。皇帝认为他忠诚，解下自己所穿的珠袍和两只金盆赐给他。郭药师出来后告诉部下：“这不是我的功劳，是你们的力量。”当即把金盆剪开，分给众人。又加授检校少傅。回镇燕山府路的转运使吕颐浩说：“开拓边疆到了极远之处，形势难以守住，即使竭尽力量、耗尽财物，也无法妥善收拾后果。” 吕颐浩又上奏燕山、河北危急的五件事。皇帝发怒，命令贬他的官职，但原来的职务仍照旧。金国把辽国的平州改为南京，任命张防留守。辽国平州人张防任辽兴军节度副使。辽主逃往山西时，平州军队发生叛乱，杀死节度使萧迪里。张防安抚平定叛乱者，州民推举张防主持州事。耶律淳死后，张防知道辽国必亡，于是登记壮丁五万人、马一千匹，训练军队以作准备。萧德妃派时立爱管理平州，张防拒绝接纳他。金人进入燕京后，向康公弼询问张防的情况。康公弼说：“张防狂妄而缺少谋略，他能有什么作为？应当向他表示不疑。”金人召时立爱到军前，授张防临海军节度使，仍任平州知州。不久，尼玛哈又想先攻下平州，擒获张防。康公弼说：“如果出兵，就是逼迫他叛乱。”康公弼请求亲自前往窥察，于是见到张防。张防说：“契丹八路，已有七路投降，如今只有平州保存下来，哪里敢有别的志向？之所以还没有解甲，是因为张防和萧干罢了。”张防厚重地贿赂康公弼，让他回去。康公弼回来后对尼玛哈说：“他不值得忧虑。”于是金国升平州为南京，加授张防试中书门下平章事，主持留守事务。广义：唉！辽国灭亡时，像泥土崩解、瓦片破碎一样，竟没有一个忠义之士共同维持、坚守国土，实在可悲。当时，七路已经投降，只有平州一路尚未投降。作为张防，本来还可以向四方发布檄文，招集勤王之师，就像倒下的树木仍有新芽萌发一样。现在却反而说：“之所以还没有解甲，是因为张防和萧干罢了。”由这句话看来，就知道辽国的诸位臣子共同把辽国拱手送给了金人，他们的罪过难道还杀不尽吗？所以《纲目》特意大书：“金国把辽国的平州改为南京，任命张防留守。”借此说明张防是辽国的守臣。金人没有损失一支箭，也没有耗费一枝矢，只是命令辽国的守臣守卫辽国的土地罢了。唉！不是金国灭亡了辽国，而是辽国自己灭亡了自己。学者仔细体会这段话，其中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二月，任命李邦彦、赵野为尚书左丞、右丞。辽延禧追废耶律淳为庶人，杀死耶律淳的妻子萧氏。辽主听说南京失守，便出逃。四部族的萧德妃前来拜见，辽主发怒，将她杀死。又追贬耶律淳为庶人，削除他的宗属名籍，但赦免了他的党羽。萧干逃往奚地。广义：有人说，秦晋国王耶律淳是辽主的叔父，大概曾经自称皇帝，后来才成为他的妻子的。为什么《纲目》不把他写作皇帝、不把她写作皇后，反而直书其名并称其姓氏呢？回答说：不是这样。周公和成王，如果按照亲属关系说，周公是成王的叔父，成王是周公的侄子；如果按照名分说，自然有君臣尊卑的礼制，截然分明而不可混乱。所以史书称“周公作诰”，而传述这件事的人则说：“周公传达王的命令，告诫众多士人。”所谓“天上没有两个太阳，百姓没有两个君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哪有一个君主在位，却又有人自行立为君主的呢？这种篡逆的罪恶，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纲目》严肃刚正，直接写在史册上，是诛罚首恶的法则，真是令人畏惧啊！三月，派遣使者出使金国。赵良嗣到燕京，对金主说：“本朝顺从大国的事情已经很多了，难道平州、滦州这一件事就不能听从吗？”金主说：“平州、滦州想要作为边镇，是不能得到的。”于是双方商议租税。金主说：“燕京的租税有六百万，只收取一百万；否则就把涿州、易州的旧疆以及常胜军还给我，我将率兵压迫边境。”赵良嗣说：“本朝本来是自己用军队攻下涿州、易州的，如今却这样说，难道没有曲直吗？况且皇帝御笔说只许给十万至二十万，我不敢擅自增加。”金主于是命赵良嗣回去报告。金主对他说：“过半个月还不来，我就率兵前往。”当时左企弓曾作诗献给金主说：“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所以金人想背弃最初的约定，不断提出额外要求。赵良嗣回去后，金人听说辽主谋划收复旧地，便把卢沟以北的桥梁全部拆断，烧毁驿站房舍来防备辽军。赵良嗣走到雄州，把金国书信递上奏报，大意说：“贵朝军队不能夹攻，只因已经靠自己的力量攻下燕京，所以拘留租税。如今据燕京管辖地区每年租税六百万贯，赵良嗣等说皇帝御笔答应二十万以上，不敢擅自专断。平州、滦州等州不在答应的限额内，倘若一定要侵夺索取，就难以始终保持信义；仍请赶快追回越过边界的军队。”

译王黼想让功劳迅速完成，于是请求再次派赵良嗣从雄州前往出使，答应在辽人旧有岁币四十万之外，每年再增加燕京代税钱一百万缗，并商议划定边界、派使者祝贺正旦和皇帝生日，以及设置榷场进行交易。金主大为高兴，于是派尼楚赫等人带着誓书草稿前来，答应把燕京及六州归还宋朝；但山后诸州以及西北一带连接山脉河川的地区，不在答应归还的范围内，宋方仍准备委曲求全地答应。于是派卢益、赵良嗣等带着誓书前往，到了涿州，金国的古绅等先索取誓书观看，说其中的字画不谨慎，命令改写。卢益说：“这是皇帝亲自书写的，是用来表示对大国的尊崇。”金人不听，后来到了汴京，又多次要求改写。金人又说：“近来有燕人赵温讯等逃到南朝，必须先把他们送还，才可以商议交还燕地。”赵良嗣告诉宣抚司，把赵温讯捆绑送给金国；赵温讯到达后，尼玛哈解开他的束缚并任用了他。金人又索要粮食，赵良嗣答应给二十万石。广义：考察童贯再次发动攻打燕地却没有成功，他害怕成功之事无法实现而获罪，所以派使者到金国请求夹攻燕地。至于攻克燕京，完全是金人的力量，童贯没有丝毫功劳。如今为什么还琐琐碎碎地请求燕地呢？金人怎么会不索取燕地租税，却仓促地把土地交给宋朝呢？况且争夺土地而作战，本来就是为了取得租税以充实国用。既然把租税交给别人，那土地还要来做什么？何况既然租税已经给了对方，那么对方就是主人，我方反而成了客人。本来中原之所以依赖主人，是因为我们居于主位，四方都受到控制。如今反而把租税给了别人，自己只取得土地，免不了低头乞求怜悯，这是多么糊涂啊！因此，索取燕地租税，是金国的上策；交出燕地租税，是宋朝的下策。为什么呢？大概敌人的性情既贪婪又狡猾，稍有不如意，就一定会破坏盟约。所以后来金人借口出兵，其根源大概就出在这里。夏四月，金人归还燕京以及涿、易、檀、顺、景、蓟六州的土地，诏令童贯、蔡攸撤军回师。金人既然达到了自己的要求，便派杨璞带着誓书以及燕京六州归还宋朝；但营州、平州、滦州三州最终因为不是石晋贿赂契丹的土地，所以不在归还之列。诏令童贯、蔡攸进入燕京办理交割。当时燕京的官员、富民、金帛、子女都被金人掠走，向东而去，只剩下一座空城。尼玛哈还想停止割让涿州、易州，金主说：“海上之盟不能忘记，我死之后，你也要这样做。”童贯等上奏说燕城老人前来迎接拜见，焚香祝寿，皇帝因此特别赦免两河、燕云地区，命令他们当天撤军回师。发明：所谓“来归”，是说金人心悦诚服地把土地归还给宋朝。但为什么说是心悦诚服地归还呢？宋朝向金国索求土地，只顾满足急于求成的心愿，不顾礼义上是否适当；凡是想要的都一定得到，凡是请求的都不违背，还增加岁币、交纳租税，而燕地的子女、玉帛全都被金人拿走，宋朝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城。用有用的财物换取无用的土地，我私下认为徽宗不会这样做。《春秋》记载“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君子赞美这件事。定公时，齐侯在夹谷会见鲁侯，孔子代理主持会见事务，以礼相见，拒绝齐国交出的夷狄俘虏，拒绝齐国发兵车的要求，并取消宴享的安排；因此齐侯归还三邑以表示赔罪，这才是所谓心悦诚服地归还。徽宗委屈自己、顺从金国，只得到燕地，难道能说是金人心悦诚服地归还吗？然而宋朝既然向金国求取土地，而金人又乐意交给宋朝，这也可说是金人心悦诚服，所以《纲目》的书法才这样写。美善与丑恶可以使用相同的措辞，其中的意义自然会显现出来。广义：看《纲目》的记载，就知道金人得到的是实际利益，宋人得到的是虚名。实际利益和虚名相比，他们各自所得难道只是十倍、百倍、千倍、万倍的差别吗？宋朝君臣这样谋划国家，还凭什么胜过别人？难道只是寄托希望吗？唉！人不能欺骗自己，徽宗这次举动就是在欺骗自己。既然已经欺骗自己，却还想让别人不欺骗自己，难了。金军袭击辽国，在青冢追上延禧，俘获他的子女、族属和随从大臣带回去。延禧请求交战，战败，逃往云内。金国任命干鲁为都统，斡里雅布任副都统，派他们袭击辽主于阴山，抵达居庸，俘获林牙耶律达实。斡鲁派斡里雅布、尼楚赫、罗索率兵三千，分道袭击辽主。将要抵达青冢时，遇到泥泞，军队无法前进。斡里雅布用绳子捆住耶律达实，让他作为向导，前往辽军营地。斡鲁等人的大军随后赶到。当时辽主前往应州，他的儿子秦王定、许王宁以及各位妃嫔、女儿和随从大臣都被俘获，辎重一万多辆也全部丧失。只有太保特默格偷偷带着辽主的次子梁王雅里和长女特哩，趁军中混乱出发投奔辽主的军队，才得以免难。斡鲁的军队到达索勒敏后，写信招降辽主。辽主从金城出发，听说金人带着俘获的人向东而去，便率领五千多兵力，在白水泺截击金军。斡里雅布率一千多兵将其击败。辽主逃走，金人俘获辽主的长子赵王实讷埓，追赶二十多里，缴获了他的全部随行马匹；另行俘获辽国牧马一万四千匹、车辆八千乘。辽主派人带着兔纽金印，假意向金国请求投降，自己却向西逃往云内。斡里雅布又写信招降辽主，把石晋向北迁徙的旧事告诉他。辽主回信，请求让自己做弟弟或儿子，并酌量赐给土地。斡里雅布不答应。发明：轻装迅速行进，乘人不备进行攻击，叫作“袭”；“获”是轻贱被俘者的说法。记载“俘获他的子女、族属和随从大臣带回去”，是责怪他们不能为国难而死，轻贱他们并与之断绝关系。这里不说“败”，而说“败绩”，意思是同仇敌交战，即使失败也仍然是光荣的。延禧虽然正逢军中变乱，却没有忘记仇敌；这正是因此嘉许他的志向，而不把他完全斥绝罢了。与那些苟且偷生、迎接敌人投降、甘愿服从而成为臣仆的人相比，难道不是相差得非常远吗？

译五月，任命杨时为迩英殿说书。杨时入朝应对时对皇帝说：“熙宁初年，大臣借谈论文艺六经的言论来推行私意，祖宗的法度几乎被改换殆尽。元祐年间继而执政，把祖宗旧制全部恢复，熙宁年间的法令一概废除。到了绍圣、崇宁年间，又更加厉害。凡是元祐时期的政事，已经写入法令的，都把它们烧掉以消灭痕迹。从此分成两党，士大夫的祸患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臣希望皇帝明发诏令，让有关官署逐条整理祖宗的法度，编成纲目；其中适合今天的，就选取实行；应当减损或增益的，就减损或增益。元祐、熙丰时期的事情，暂且置之不问，只求趋向中正而已。”他又说：“燕云地区的军队应当退守内地，以节省运输粮饷的劳苦；招募边民充任弓弩手，以削弱常胜军的势力。”他又说：“都城没有高山、大水作为险阻，卫士人人各怀异心，遇到缓急不能依靠。君臣的警戒，正应当在没有祸患的时候加强。”皇帝首先点头表示赞同，授任杨时为迩英殿说书。广义：看龟山杨时入朝应对时所说的话，他挽救时局的策略，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只是徽宗为什么仅仅点头赞同，却没有听说真正选取并实行呢？孔子说：“听到了却不推究，顺从了却不改正。”这说的不就是徽宗吗？任命王黼为太傅，总管治理三省事务；任命郑居中为太保，蔡攸为少师；晋封童贯为徐豫国公。郑居中推辞，不肯接受任命。王黼耗尽天下财物向北征伐，只得到七座空城。到这时，他率领百官上表庆贺，诏令以收复燕云之功，宰执都晋升官位，并命王黼总管治理三省事务，赐给他玉带。任命赵良嗣为延康殿学士。郑居中自陈没有功劳，不接受任命。发明：徽宗耗尽天下的财力，得到七郡的空城，论功行赏，难道不是荒谬吗？只有郑居中自己说明没有功劳，不接受封爵，差不多算是比其他人好一些了。根据事实直书，善恶自然显现。广义：如果不把燕地的租税交给金国，那么燕云之地决不可能得到。所以王黼等群奸想迅速完成边功，便答应岁币、答应税钱，不惜损害国家体面，然后才得到这片空虚的燕云之地。为什么徽宗不察觉这一点，反而提高王黼等人的爵位，却不知道国家实际上已经被他们暗中出卖了？可惜啊！有人说：郑居中为什么推辞而不接受任命？回答说：羞耻和厌恶的心，人人都有；贤者只不过能够不使它丧失罢了。郑居中还有这种心。辽延禧逃往夏国，都统萧特烈等拥立梁王雅里称帝。夏主李干顺派使者来，请辽主到夏国主持国政，辽主答应了。中军都统萧特烈等极力劝谏，辽主不听，于是渡河，驻扎在金肃军以北。辽主派使者册封李干顺为夏国皇帝，人心惶恐，不知如何是好。萧特烈暗中对耶律元直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亿万百姓离心离德，正是我们这些人效忠尽节的时候。如果不早作打算，国家怎么办？”于是他们共同劫持辽主的第二个儿子梁王雅里，向西北部逃去，三天后便拥立他为帝，改年号为神历。任命萧特烈为枢密使，特默格任副职。雅里性情宽厚，厌恶诛杀，俘获逃亡者只处以鞭笞，自动归附的人立即授予官职。发明：“奔”是表示急迫的词。既然写作“称帝”，为什么不应当称帝呢？然而雅里是延禧的儿子，延禧逃往夏国，人心惶惧。况且正值军队叛乱之时，拥立皇子以安定人心，是权宜而且适当的办法。为什么仍然按僭越称帝来记载呢？肃宗也是玄宗的儿子，玄宗逃往蜀地，肃宗却在灵武即位。君子尚且以篡位为嫌疑；当时延禧并没有听说传位的事情，萧特烈等人窥见延禧逃往夏国，便立即拥立梁王。这与篡国之臣只差一线而已。他们和蒯聩拒绝父亲的做法有什么不同呢？根据事实直书，不再另外贬斥，而其中的意义自然显现出来了。广义：自古国君之所以能够长期胜过敌国，是因为形势掌握在自己手中。辽主逃往夏国，就是依靠夏国而以夏国为主人，形势也就掌握在夏国手里了。如今却反过来册封夏主，真是多么不知分寸啊！《易经》说：“适宜利用依靠之道。”迁徙国家的辽人，哪里懂得这个道理？他们没有落到魏武帝对宇文泰那样的地步，已经差不多了。奚和勒博被他的部下杀死。奚和勒博被郭药师击败后，全军离心离德，他的党羽耶律阿古齐等人于是杀死了他。发明：从前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最终都死在自己的儿子手里，天理本来就十分明显。和勒博乘乱僭越窃取权位，更加仿效他们，所以被部下杀死。《纲目》记载这件事，是为了给当世作警戒。乱臣贼子，难道还想继续称乱作恶吗？金派遣使者前往夏国。斡里雅布赶往天德，听说夏国准备迎接、抵御辽主；辽主渡过黄河后，斡里雅布便写信给夏国使者，要他们擒住并送来辽主，并且答应割让土地。六月，命张防率平州归附。金驱赶辽朝宰相左企弓、虞仲文、曹义勇、康公弼，连同燕京的大户富民一起向东迁徙。燕地百姓流离在道路上，苦不堪言。经过平州时，他们便进入城中，对张防说：“左企弓不能守住燕京，使我们的百姓落到这个地步。如今您镇守重镇，掌握强兵，如果竭尽忠诚于辽朝，使我们重新回到故乡，民心也都希望寄托在您身上。”张防于是召集各位将领商议，众人都说：“听说天祚帝的兵势又振作起来，正在漠南出没。您如果仗义勤王，迎接天祚帝，以图恢复辽朝，先追究左企弓等人背叛投降的罪行并杀掉他们，把燕地百姓全部归还，使他们恢复原来的产业，再把平州归还宋朝，那么宋朝一定会接纳您，平州也就成为藩镇了。即使日后金人发兵，内部有营平一带的军队，外部又可以借助宋人的援兵，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张防又向翰林学士李石征询意见，李石也认为这样做对。张防于是派张谦率领五百多名骑兵，传达留守的命令，召左企弓、虞仲文、曹义勇、康公弼到滦河西岸，列举左企弓等人的十条罪状，将他们全部绞死。张防于是使用保大三年年号，绘制天祚帝画像，早晚都前往拜谒，凡有事情必先禀告然后才行动；他沿用辽朝的官职等级，张榜告谕燕地百姓恢复生产；凡是被常胜军占有的恒产，一律归还。燕地百姓得以回归后，非常高兴。李石改名为安弼，和原三司使高党一起到燕京，劝说王安中：“平州是形势险要之地，张防有总领训练军队的才能，足以抵御金人、安定燕地。请您设法招致他，不要让他向西迎接天祚帝，向北与萧干联合。”王安中很接受这番话，便命安弼、高党一同到汴京报告。皇帝把亲笔手札交给同知燕山府事詹度，只命他暂且羁縻张防。詹度催促张防归附宋朝，张防于是派张钧、张敦固带着书信前来请求投降。王黼劝皇帝接受。赵良嗣劝谏说：“国家刚刚和金人结盟，这样做一定会失去金人的欢心，将来后悔也来不及了。”皇帝不听，赵良嗣因此获罪，被削去五阶。皇帝又下诏命王安中和詹度优厚地加以安抚，并免除三年的常赋。张防听说后，自以为得计。

译发明：张防为什么不称作叛乱？背弃敌国而归附本朝，是合乎正理的。况且张防本来是契丹的臣子，又不同于女真部落；他归附宋朝，是想借助宋朝来报复辽国的仇恨。这大概是心悦诚服地归顺宋朝的。虽然如此，招纳亡命、接收叛臣，并不是清明朝廷所应采取的做法；宋朝接纳张防，终于成为金人发兵的起因，难道不是贪图利益而忘记祸患的大弊病吗？等到后来杀死张防交给金人，不仅丧失了国家体统，而且还使将士离心。这是由于辨察事理不明而造成的弊端，难道不值得深深惋惜吗？广义：张防既然把平州投降给金，又把平州归还宋朝，那么他内心没有主见，只知道听命于人。难道忠臣义士会有这种行为吗？像张防这样的人，就是见利忘义的小人。郑居中去世，任命蔡攸兼领枢密院事务。秋七月，童贯退休，任命内侍谭稹为两河、燕山路宣抚使。童贯和蔡攸从燕地回来，很使皇帝失望。王黼、梁师成共同推荐谭稹取代童贯，交给他经营云中一带的土地。谭稹到太原后，招降朔州、应州、蔚州各州的降人，编为朔宁军。发明：唉！看徽宗年年任用宦官，他们一批批兴起，又一批批败亡，祸患接连不断，怎么会不发生动乱呢？当时童贯刚下令退休，接替他的人已经跟在后面，所以《纲目》记载任命谭稹为两河、燕山路宣抚使，这说明童贯虽然罢职，实际上却从未真正罢免。天下怎么能够因此安定呢？唉！广义：做官的人是与君主共同居有天位、享受天禄的人。若不是德行足以匡正君主、改善风俗，才干足以修明政事、建立功业，就不应参与其中。哪里有受过刑罚的奴仆这样的卑贱之人，却可以用“致仕”来称说的呢？况且又让谭稹取代童贯，由此可见宋朝的边疆事务，都是交给宦官办理的。即使想不亡国，能够做到吗？禁止元祐学术。中书省说：福建印制司马光等人的文集，诏令销毁刻板。凡是举人传习元祐学术的，都按违犯制度论罪。不久又下诏说：苏轼、黄庭坚等人获罪于宗庙，义理上与他们不共戴天；他们的一言半语，也都命令焚毁，不得保存。违犯者按“大不恭”论罪。广义：姑且看看元祐学术，它贯通天地，可以质问鬼神，斥退奸邪，扶助正直；对上有利于成就德行，对下有利于百姓，万世仰望它如同高山北斗，正是所谓没有可指责之处的学术。那些贤人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徽宗？先前已经禁止他们的学术了，后来又禁止以元祐学术和政事传授弟子，如今又再次禁止这种学术。唉！徽宗的时代，正是所谓能够贯通天地的学术却被闭塞的时代。只要有一个正直之士，众人一定加以铲除、抨击，使他在朝廷无立足之地；不是被放逐，就是被安置。早晨进呈密封奏章，晚上就接到贬谪诏书。他们把像元祐学术那样的正统学术看得如同仇敌一般。这样一来，全国都不是实行元祐学术的了。所以说：如果没有君子，国家凭什么能够治理？宋朝大概危险了。八月初一，发生日食。辽朝都统萧干自称奚帝，率兵攻破景、蓟二州，随后进攻燕京，和郭药师交战，战败逃走，后来被杀。下诏加授郭药师太尉。金人占据燕京以后，萧干到奚王府，自立为神圣皇帝，国号大奚，改元天嗣。当时奚人饥荒，萧干从卢龙岭出兵，攻破景州，又在石门镇击败常胜军。萧干进攻蓟州，接着掠夺燕城，锋势非常锐利，有渡过黄河侵犯京师的意图。人心骚动不安，很有人谋划放弃燕京。不久郭药师大败萧干的军队，乘胜追击，越过卢龙，杀伤其军大半。萧干逃走，不久被部下杀死，将他的首级传送到京师。诏令加授郭药师太尉。金太祖阿古达去世，弟弟乌奇迈即位。金主离开燕京，六月患病，任命尼玛哈为都统，普嘉努、斡鲁为副都统，驻兵云中以防备边疆，然后返回。八月，到达部堵泺时去世，享年五十六岁。古伦贝勒舍音等人请求让安班贝勒乌奇迈即位，乌奇迈改名为晟，改元天防；任命舍音为安班贝勒，干布为古伦贝勒，两人共同辅政。干布是太祖的庶长子。九月，将太祖安葬在海古城西面。发明：《春秋》记载吴、楚的君主去世，却不记载安葬，是为了避开他们的名号。阿古达世代是辽朝的臣子，率领精锐军队，任意侵略征伐。记载他僭越称号时说“称帝”，出兵时说“金人”，去世时直接记作“死”。这些都是沿用其本国旧有的称呼，不让他和中国诸侯列在同等地位。懂得这个道理，才可以和你谈论《纲目》。广义：阿古达是一个国家的君主，为什么记作“死”？大概是为了谨慎对待他。冬十月，辽朝的雅里去世。萧特烈等人又拥立耶律珠拉为皇帝。珠拉是圣宗的孙子。下诏把平州改建为泰宁军，任命张防为节度使。金人听说张防叛变，派栋摩率领三千骑兵前来讨伐。张防在营州率兵抵抗，栋摩因为兵力少，没有交战便退走。张防于是夸大其词地把战事上报朝廷，朝廷任命张防为节度使，赏赐他数万银、绢。十一月，皇帝到王黼宅第观看灵芝。皇帝从便门经过梁师成家，又来到王黼宅第，因大醉而不能说话。夜间更漏已过五刻，才打开龙德宫复道的小门返回。十多名内侍手持兵器簇拥护卫。当夜，各班禁军和扈从都聚集在教场，以防发生意外，几乎酿成变乱。第二天皇帝仍然没有临朝，大约过了半日，人心才稍稍安定。自祖宗以来，皇帝临幸臣下宅第，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发明：凡是记载“观”，都是为了讥刺；记载皇帝到王黼宅第观看灵芝，更是深深的讥刺。当时金人强悍，肆意侵凌，已经击败辽军，势力更加猖獗；宋朝又接纳张防，金人正想不断发兵。这正是面对敌国外患、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恐惧戒惕并修治政务的时候。君主应当倚重守法之臣和辅弼之士，以德行修明国政；臣下应当指出君主的过失、陈述善道，以礼义匡正君心。对内任用贤能，对外消弭强敌，保全祖宗的基业。如果连这些都无暇顾及，如今却安闲自得地满足于不与人争强，只观看、玩赏那些无益的东西，没有发愤知耻、自强不息的志向。等到金人入侵，君臣上下离心离德，再想征调军队抵御敌人，不也太晚了吗？《纲目》的法则是：在尚未发生动乱时就制定治理措施，在国家尚未危急时就保卫国家，因此深深厌恶徽宗失德的行为。明白这一义理的人，随后就会知道君子编写《纲目》时，即使只是修筑一座台、建造一处没有益处的观，也一定谨慎记载，用来加重对民力的珍惜，并讥刺荒废政务。其消弭动乱、扶持危局、牢固团结人心的考虑，实在深远。

译金人袭击平州，张防逃往燕山。平州人杀死金朝使者，拒城固守。栋摩无功退去后，金主派斡里雅布督促栋摩进攻平州。张防听说朝廷犒赏的物资将要送到，高兴地出城迎接。斡里雅布乘其没有防备发动袭击，和张防在城东交战，张防战败，连夜逃往燕山。王安中收留并藏匿了他。平州都统张忠嗣和张敦固出城投降金人。金派使者和张敦固一起进入城中劝降，城中人杀死金朝使者，拥立张敦固为都统，关闭城门坚守。发明：金人称作“人”，说明其势力逐渐强大。政和五年，金人曾在达噜噶城攻击辽军，大败辽军，那时本来已经强大了。然而《纲目》直到这时才单独称举其国号，是追究其僭越窃取的罪行，说明其侵夺行为，彰显王法。宣和元年，金人前来聘问，因赞许其仰慕仁义，于是称作“人”。宣和四年，金人袭击辽军，因为厌恶其背叛君主，又恢复称其国号。到了现在，金人讨伐张防，也记作“人”，难道是承认他们讨伐罪人而称其为人吗？金人占据中原而僭称大号，逼迫宋室，擅自施行威权，这种局面的形成是逐渐造成的。这里和《春秋》记载“楚人伐郑”的义理相同，后面都依此例。下诏杀死张防，将他的首级装入函中交给金人。金人以宋朝收纳叛臣为由前来责问朝廷，起初朝廷不想把张防交出去。金人索要得更加急迫，王安中找来一个相貌像张防的人，斩下他的首级交给金人。金人说：“这不是张防。”于是打算发兵攻打燕京。王安中说：“如果一定不交出张防，我担心会引发战争。”朝廷不得已，命王安中绞死张防，把他的首级装入函中，连同张防的两个儿子一起送给金人。于是燕地的降将和常胜军士卒都流下眼泪。郭药师说：“金人想要张防，我们就给他；如果他们来要郭药师，难道也要给他们吗？”王安中害怕了，于是极力请求免职，被召回任上清宝箓宫使，任命蔡靖为知燕山府事。从此降将和士卒都离心离德，金人也就借此兴兵了。发明：凡是顺着外部形势而来的事情，应当从相反方面预先推测；凡是逆着外部形势而来的事情，应当从顺理方面衡量。张防背叛金人归附宋朝，本来是顺着形势而来的事情。替宋朝谋划的人，就应当深思慎处，想到张防背叛旧主归来，金人一定会厌恶他；就如同我国的叛臣投奔他们，他们也会厌恶一样。应当用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用宽恕自己的心来宽恕别人。这样拒绝张防而不接纳他，双方就可以相安无事，争端也会断绝。为什么既贪图他的土地而接纳他，又因为金人前来索要便杀死他？唉！为什么相继前来投降，却反而招来杀身之祸呢？从此以后，燕地的降将和叛卒怨恨愤怒，流下眼泪，人人都没有坚守的意志。金人也借此作为发兵的借口，难道不值得深深惋惜吗？国家一定是自己先讨伐自己，然后别人才来讨伐它，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所以直截了当地记载“诏杀张防，函首畀金”，正是为了严厉谴责宋朝。广义：唉！宋朝人可以说是见识短浅而内心怯懦的人。当张防带着平州归附时，君臣如果同心协力，设身处地替自己衡量，就应当说：张防是反复无常的小人。他先背叛辽朝，又背叛金朝。此前他已经把平州投降给金朝，那么平州就是金朝所有的土地。如今他把平州归还给我们，金人一定会因此仇恨我们；假如金人发兵而且对我们无礼，我们将凭什么抵御呢？衡量自己能否抵御，能抵御就接受他，不能抵御就不接受他。如今斡里雅布派人以宋朝收纳叛臣为由责问，那么道理在金朝，理亏在宋朝，已经很明显了。宋朝一听说金人想要发兵，就杀死张防来堵塞金人的责问，这正是向金人显示软弱，使金人得以把这件事作为日后发兵的借口。因此我说：宋朝人可以说是见识短浅而内心怯懦的人。辽朝的珠拉和萧特烈被乱兵杀死。金人送还武州、朔州。朝廷向金朝请求山后各州，金主刚刚即位，将要答应此事。尼玛哈从云中来到，对金主说：“先帝当初谋划攻打宋朝，与宋合力攻辽，所以答应把燕地给宋。宋人结盟以后，请求增加财物来换取山西各镇，先帝拒绝了他们的财物而又与他们结盟，说：‘不要藏匿逃亡者，不要扰乱边境百姓。’如今宋朝在数路招纳叛逃亡命之人，多次上疏列出叛逃者姓名，要求交出他们，童贯却不交出。盟约还不到一年，如今已经这样了，怎么能够希望他们万世守约呢？况且西部边境还没有安定，如果把山西各郡割让给宋朝，各军就会失去驻屯据守的地方，将来还会有经营谋划的事情，或者难以长久维持，请不要把这些地方给他们。”金主于是派使者制止此事，把武州、朔州送还给宋朝。广义：大凡道理和形势在我方，请求就能实现；道理和形势在对方，请求又能怎样呢？看尼玛哈这番话，道理和形势在金朝一方，已经占十分之九了。即使金朝不给武州、朔州，宋朝也无可奈何；如今既然给了武州、朔州，宋朝算是幸运了。甲辰，六年春正月，夏国向金称藩，金把边地赐给夏国。夏国收到金朝的书信，派巴哩公亮奉上誓表，请求按照侍奉辽朝的礼仪向金称藩，并且接受割让、赏赐的土地。尼玛哈奉行金主的制命，把下寨以北、阴山以南、伊实伊喇部以及图噜泺以西的土地割给夏国。从此两国使者往来不断。三月，金人前来索要粮食，宋朝不给。金朝派使者到宣抚司，索取赵良嗣答应给金朝的二十万石粮食。谭稹说：“二十万石粮食，哪里容易筹集？赵良嗣口头答应，哪里足以凭信？”于是没有给。金人因此大怒。发明：敌人的性情贪婪而没有满足，所以应该疏远而不应该亲近，应该远离而不应该接近。宋朝怀着急于求成的心情，共同商议攻打辽朝的策略，既然答应给燕地租赋，后来又吝惜不给，这就是中原对敌人失信，理亏在中原。过去石敬瑭借契丹的兵力，侍奉契丹非常谨慎，后来他的子孙稍有违逆，社稷就成为废墟。宋朝的前车之鉴并不遥远，为什么又重蹈旧路呢？这大概是小人谋划国家不善，从而留下大祸。争端既然已经开启，谁还能挽救呢？我认为，水清就洗帽缨，水浊就洗脚，这是自己招来的。唉！广义：《尚书》说：“我圣明，谗言使善行灭绝。”《诗经》说：“取来那些进谗的人。”孔子远离奸佞之人，孟子厌恶能言善辩而图利的人，无非都是考虑到他们会危害国家。那个赵良嗣本是燕地人，是没有操守的马植。先前他已经把攻取燕地的下策妄加进献朝廷。如今又把粮饷这样重大的事情轻率地答应给金朝。这样说来，谋划攻取燕地的是赵良嗣，答应供给粮饷的也是赵良嗣。唉！宋朝和金朝最终不能解除仇恨、消除怨恨，反而酿成惨烈祸患，是因为徽宗轻信进谗之人。《左传》说：“君主如果偏邪，就会成为天下人的羞辱。”这话确实可信。闰月，京师、河东、陕西发生地震。宫殿和城门都摇动并发出声响，河东、陕西尤其严重。兰州的土地以及各座山上的草木全都陷没，后来进入其中，山下的麦苗却都在山上。诏令右司郎中黄潜善前往察看，黄潜善没有据实上报。皇帝的心意于是安定下来，升任黄潜善为户部侍郎。夏四月，起用服丧中的李邦彦，任命他为尚书左丞。当时李邦彦为父亲服丧才两个月。

译发明：记载“起复”，是讥刺用语。不是因为战争等特殊事由，就不应夺取别人服丧的权利；自己正在服丧，却自行夺去自己的丧期，也都是不对的。李邦彦奸邪，尚未听说被贬斥驱逐，如今却又起用他为尚书左丞，这是什么道理？当时徽宗受李邦彦欺骗蒙蔽，竟然做出这样的事，严重违背礼制。把相关事情联系起来观察，他的过失自然就显现了。六月，金人围攻平州。张敦固出兵和金人交战，大败。州中百姓仍然不肯投降。金主召回斡里雅布，下诏招抚。栋摩最终攻克平州，擒获张敦固并将他杀死。按规定免除夫钱。【自从得到燕地后，河北、河东、山东的财力全都拿出来运送供给官军，通常要用十几石才能运到一石，仅仅一年，三路便都困弊不堪。王黼于是请求召集京西、淮南、两浙、江南、福建、荆湖、广南各路，分别征调数十万民夫，并缴纳免夫钱，每名民夫三十贯，交给漕臣限期督办。又下诏宗室戚里、宰执之家以及宫观寺院一律平均摊派，于是遍及天下征得的总数也不过二千万缗，却因此结怨于四海了】秋季七月，设置玑衡所。【王黼说：“近来得到方士关于玑衡的书，足以用来观测日、月和五星七政。于是下诏设置玑衡所，由我王黼和内侍梁师成主管。”】【这时天下人都惊惧不安，四海离心。宋朝君臣正应当彼此告诫整顿，使政令焕然一新，以承接延续上天的命运。谁知却沉溺于宴饮安逸，耽于享乐，只知道供养自己，却不知道使百姓困瘠。征收免夫钱，因而结怨于四海；设置玑衡所，又使朝政更加烦琐。所以说：禹、汤、文王、武王凭仁德取得天下，桀、纣、幽王、厉王凭不仁失去天下。徽宗宠信奸邪，变更法制，日积月累，渐渐逼近危亡。他既没有禹、汤、文王、武王那样的仁德，却有桀、纣、幽王、厉王那样的暴虐，天下的动乱，不用占卜也可以知道了。君子难道不深深替徽宗感到惋惜吗？把这些事详细记载在册中，其中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辽延禧又收复东胜等州，到武州与金人交战，战败逃到山阴。【辽主再次渡河，居住在图鲁卜部。耶律达实从金国归来，辽主责问他说：“我待你如何，你竟敢拥立淳？”耶律达实回答：“陛下凭全国的力量，尚且不能抵挡一次敌人，抛弃国家远逃，使百姓陷于涂炭。即使拥立十个淳，也都是太祖的子孙，难道不胜过向别人乞求性命吗？”辽主无言以答，赐给他酒食并赦免了他。金人袭击辽军营地，辽主向北逃走。玛克实迎接辽主到自己的部落，恭谨地侍奉他。辽主于是得以到达乌尔古德哷勒部。辽主得到耶律达贯和玛克实的军队，自以为得到上天帮助，又谋划出兵收复燕云。耶律达实劝谏说：“先前凭全军之力却不筹划战备，使全国都被金人占有。国势到了这种地步才寻求交战，不是良策。应当养兵等待时机再行动，不可轻率出兵。”辽主不听，于是遭到失败】【凡是与仇敌交战，都是《春秋》所赞许的，所以改变文辞，写作“复”，是为了嘉许他的志向并欣然赞许他。金、辽世代为仇，势不两立；延禧不能振作，终于丧失全国。如今他能够大力振奋衰颓的局面，收复各州，可见他内心并不是甘心自我放弃。大概复仇的道义，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稍有忘却。功业虽然没有成功，他的志向却值得尊重。交战而败逃，又有什么妨害呢？与那些载着棺材、面缚投降而做臣仆的相比，怎么能同日而语？这就是《纲目》特别记载此事并立即加以赞许的原因】八月，罢免谭稹，重新任命童贯主管枢密院事务，兼任两河、燕山路宣抚使。【起初，金人以拓展边防为名，将云中二千里土地归还，只把武州、朔州交给夏国。到这时，夏人出兵侵犯武州、朔州的边界，谭稹派兵抵御，双方多次交战，夏人没有立即退兵。又听说金人因为朝廷接纳张防却不给粮饷，于是进攻应州、蔚州，驱逐守臣。朝廷认为谭稹处置失当，下诏令他退休，以童贯代替他。当时辽主延禧在夹山，徽宗想诱使他前来，开始派一名番僧携带御笔绢书表达意图。等到延禧答应归来，便把书信改为诏书，答应以皇弟的礼节接待他，地位列在燕王、越王之上，修建千间府第，配给女乐三百人。延禧十分高兴。童贯此行名义上是代替谭稹交割山后土地，实际上已经约定延禧前来投降，是亲自去迎接他】【先前明知童贯没有才能，却罢免他而任用谭稹；现在认为谭稹没有谋略，又罢免他而任用童贯，为什么荒谬到这种地步？天下的祸乱近在眼前，都是童贯等人在朝廷内部暗中作恶，蔡京等人在朝廷外部暗中作恶，实在是王法所不能宽赦的。徽宗沉溺于偏爱而昏昧不明，认为童贯才干优异，又重新起用他，让他主管枢密院事务，让他出任边疆宣抚使，却把谋臣战将一概排斥不用。他哪里知道，任用童贯一天，天下就败坏混乱一天。大概是因为他心中分不清正邪，也辨不明是非，只知道有童贯，却不知道有国家罢了。徽宗的心，究竟是什么心啊】赦免。【因为收复燕云】九月，任命白时中为太宰，李邦彦为少宰，赵野、宇文粹中为尚书左丞、右丞，蔡懋同知枢密院事。○冬季十一月，王黼获罪，免职。【王黼身居元宰，每逢倍曲宴，亲自充当俳优等卑贱的角色，以博取笑声和欢悦。太子听说后很厌恶他。王黼因为郓王赵楷受宠，暗中策划夺取太子之位，但没有成功。等到徽宗临幸他的府第观赏灵芝时，王黼的府第与梁师成相邻，两家打通便门往来，徽宗才明白他与梁师成交结。回宫后，王黼受到的宠爱顿时衰减。李邦彦一向与王黼不和，暗中联结蔡攸共同诋毁他。御史中丞何防上奏弹劾王黼奸邪专横十五条罪状，于是下诏令王黼退休。他的党羽胡松年等人也都被免职】【分注记载下诏令王黼退休。唉！刑罚与礼制是一致的。所以《尚书传》说：“礼和刑是同一回事。失去礼制，就会进入刑罚。”有罪的人施加刑罚，无罪的人以礼相待，这是古今通行的议论。况且王黼欺骗君主、贻误国家，他的罪过多得无法逐一列举。既然说他有罪，就应当依法惩处，怎么可以仅以礼制让他离职呢？徽宗驾驭臣下、处置事务颠倒到这种地步，譬如患了寒病，不能发汗，反而昏乱溃败得更加严重。这样怎能不灭亡？所以《纲目》在分注中只记载王黼退休，而正文大书“有罪”，是为了诛除奸佞】设置讲议财利司，罢除应奉司。

译【自从蔡京倡导“丰亨豫大”的说法，劝徽宗把奢侈享乐推向极致，时间一久，国库就空竭了。那些专门谈论财利的臣子，几乎连秋毫般细小的利益也要搜刮。宣和以来，王黼专门主持应奉事务，横征暴敛，把多收的财物作为功劳。收入虽然很多，国用却日益匮乏。到这时，宇文粹中上奏说：“祖宗时期，国家财政所依靠的，都有实际的数目，量入为出，财用充足有余。近些年各局务和应奉司，任意浪费之处很多，如果不痛下决心实行裁减，恐怕聪明的人也无法替后世妥善收拾。”于是下诏令蔡攸到尚书省设置“讲议财利司”，除了茶法已经采用固定制度外，其余各项都讨论后拟定条款上奏。蔡攸请求对内侍中掌管事务、涉及宫禁而应当裁减节省的项目，交给童贯审取意见。由此，不急需的物品、没有名目的费用，全部议定裁减节省。徽宗也亲自罢免各路应奉官吏，减少六尚每年的贡物】【古代善于使财用充足的人，传书中有这样的说法：国家没有游民，生产的人就多了；朝廷没有侥幸居位的人，供养的人就少了；不耽误农时，生产的人就勤快了；量入为出，用财的人就宽裕了。这样一来，财用哪里会有不足呢？徽宗受权奸迷惑，把奢侈享乐推向极致，对内空虚国库，对外应付事务，花费没有节制。生产的人既少，供养的人又多，生产者不勤快，用财者也不宽裕，国家财用就耗尽了。即使现在讨论这些事情，又有什么益处呢？孟子说：“大王何必说利，只要讲仁义就够了。”君主看到这里，就应当知道，奢侈使用财物必然会损害财用，损害财用必然会危害百姓。因此，爱护百姓必须先从节省财用开始，对于没有益处的妄费，不可让它进入自己的思虑。懂得这个道理，然后才可以谈论兴衰和拨乱反正了】广义【这项举措，美固然是美的，但君子为之惋惜。大概也已经后悔得来不及了】十二月，下诏令蔡京重新主管三省事务。【王黼退休后，朱勔极力劝说徽宗起用蔡京，徽宗听从了。到这时，蔡京已经第四次主持国政，但眼睛昏花，不能处理政务，全部交由小儿子蔡绦决定。凡是蔡京所批判的文书，都由蔡绦代写。等到蔡绦代替蔡京入朝奏事时，从侍从官以下都迎接作揖，低声附耳交谈。数十名堂吏抱着案卷跟随在后，于是他肆意营私谋利，暗中玩弄权柄。突然提拔他的妻兄韩侣为户部侍郎，罗织罪名、策划阴谋，排斥驱逐朝廷官员。创设宣和库式贡司，把四方的金帛和府库中储藏的财物全部搜括来充实其中，作为天子的私财。白时中、李邦彦等人只不过奉行文书罢了】【古人四十岁才开始做官，七十岁退休。大概四十岁才做官，是因为精力强健，足以有所作为，而且能够替君主处理艰难事务，何况不会受到其他歧途的迷惑。七十岁退休，是因为精力衰退，不能有所作为，也应当保持不为自身而屈的节操，何况还关系到保全名节、善终。这是为贤能的士大夫进退出处而设的。至于那些藏奸蓄恶、用侍妾妇人的方式侍奉君主的人，则不在此列。考察蔡京历来谄媚侍奉徽宗，他在精力强健时，本来就未曾用正道侍奉君主；到了晚年，精力衰退，昏惑更加严重，邪僻更加滋长，难怪他不顾廉耻，所作所为又超过从前。如今蔡京已经退休，徽宗却又起用他，这就好比已经嗜酒入膏肓，又给他加上毒酒，是自己加速死亡，难道还能归咎于别人吗】河北、山东盗贼蜂起。【当时转运粮食供给燕山，民力疲惫困乏，又加上盐额征敛，接连多年灾荒，于是饥民纷纷起兵成为盗贼。山东有张仙，部众达到十万人；又有张迪，部众达到五万人。河北有高托山，号称拥有三十万人。其余拥有二三万人的，数也数不清】都城有女子长出胡须，下诏度为道士。【都城中酒保朱氏的女儿忽然长出胡须，长六七寸，稀疏秀美，十分好看，宛然像一个男子，特别下诏度她为道士。又有一个卖青果的男子怀孕并生下孩子】发明【凡是史书记载的异象，都是过去未曾有过的事情。男子长胡须是正常现象，女子长胡须，则是反常而成为灾异。女子属于阴类，却长出胡须，这是女子变成男子、阴转化为阳的征象。君子属阳，小人属阴；如今阴转化为阳，正是小人暗中发动的征兆。阴阳以灾异谴告人的验证，已经很明白了。徽宗亲眼看见这种异象，却不肯反省自身，只把女子度为道士，那还能说什么呢？唉！难道竟把这当作应对灾变的办法吗？不久以后，河北、山东相继发生盗乱，女真也因此乘机而起，天下动乱，再也无法支撑。】

译记载这些事情，是为了彰显国家将要灭亡的征兆。【乙巳】七年春季，正月，辽延禧前往党项；二月，到达应州，被金将罗索俘获带回。【辽主畏惧中原，不能依靠谋略，于是逃奔西夏。党项首领小呼噜派人请辽主到他的辖地，辽主便赶往天德，穿过沙漠。金兵突然到来，辽主徒步逃走，靠随从得到的马匹才得以脱身。途中断绝粮食，随从甚至咀嚼冰雪来充饥。经过天德，到夜间将要投宿百姓家时，谎称自己是“侦察骑兵”。那家人知道真相后，便叩头跪地，悲痛大哭。辽主暗中住在他家，过了几天，因喜爱他的忠诚，遥授他为节度使。辽主于是赶往党项，任命小呼噜为西南面招讨使，总管军事。二月，辽主到达应州新城以东六十里处，被金将罗索等人俘获。辽国于是灭亡】【《春秋》的书法是：中原之内有外来者进入国家，就写作“以其君来”；外国灭亡而把它的君主带回去，就写作“以其君归”，都是屈服之后才用这种改变的文辞。这里写“获”，虽然是轻贱的用词，但延禧并没有投降服从的情状，是被强行俘获带回，终于实现了金人的意图。有人认为延禧是亡国之君，所以直斥其名而写“获”来责罪他；这是不对的。亡国的书法有三种：死是上等，逃走虽然不是好事，却还保留着羞耻；投降则是最下等。金人倚仗强势背叛辽国，经过十四年才将其灭亡；延禧在颠沛流离之中，仍然图谋复兴，不肯向仇敌投降，只是迫不得已被罗索俘获，并不是服从而做臣仆。这里不说“辽亡”，是因为辽在国外，不属于中原内部，用的是贬抑他的措辞。延禧与国家有共同的仇恨，不能与仇敌共同存在于天下，所以奔走于沙漠，至死效命而不投降，直到力量耗尽被擒，他的志向值得尊重；这样说来，延禧作为君主的道义也就做到了】广义【自古以来灭亡的国家，从来没有没有为节义而死的臣子的；辽为什么灭亡时寂然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呢？大概是由于天祚帝荒淫无道，既不仁也不义，才导致了这样的报应。孟子说：“君主把臣子看作手足，臣子就把君主看作腹心；君主把臣子看作犬马，臣子就把君主看作普通人；君主把臣子看作草芥，臣子就把君主看作仇敌。”大概就是这个道理。观察女真扰乱以来的情形，只见有人率领所属部众投降，有人因谋反被诛，有人占据辽阳反叛。况且寿春、辽东、渤海都是辽国的名郡，向金国投降就像从高处倒水一样容易，却没有听说有节义之士。显干、懿豪、徽成、川惠，是辽国的藩屏，向金国投降就像逃跑一样容易，也没有看见有守节尽义的臣子。耶律托卜嘉是上京留守，却把城池献给金国投降，没有坚守的心意。耶律伊都是辽国的近亲，因为怨恨投降金国，怀有反咬的恶意，逃到云中后又遗失金印。臣下把辽主看得像浮云一样轻，逃到夹山另立新君。臣下抛弃辽主，就像丢弃破鞋。祥衮的家族，辽主逃奔他们那里，他们却没有救援的意思。耶律达实，辽主迎接他，他却生起自立为王的谋划。众叛亲离，最终导致灭亡，实在可悲啊。《易经》说：“乘马纷纷而来，泣血不断流淌。”说的不就是天祚帝吗？辽国耶律达实在奇尔满称帝。【此前，耶律达实因劝谏辽主而不被采纳，于是杀死北院枢密使萧伊苏，自立为王，率领部众向西逃走，到达哈屯城，驻军于北庭都护府。耶律达实统辖西部边境七州、十八部，向他们晓谕复兴辽国之事，得到精兵一万多人，设置官吏，编立队伍，准备器械。又写信向回鹘王必里克借道，必里克收到书信后，立即迎接他到府邸，愿意把子孙送作人质，作为附庸，并送他到国境之外。沿途遇到敌人就战胜他们，投降者就安抚他们。军队行进一万里，归附的有数国，缴获的牛、羊、骆驼、马数不胜数。到达塔实干时，西域各国集合十万军队，号称呼尔察，前来抵抗。耶律达实把所属部众分为三军，进攻并大败他们，僵死的尸体绵延数十里。在塔实干驻军共九十天，回回国王前来投降，进献地方特产。又向西行到奇尔满，群臣共同册立耶律达实为皇帝，改年号为延庆，上尊号为天祐皇帝，立妻子萧氏为昭德皇后，这就是西辽】【当时延禧已经被俘，辽国的国统已经灭亡，耶律达实占有土地，称帝并改元；而且特意安排在延禧被俘之后，使辽国的统绪不断，祭祀有所归属，他的志向也值得嘉许。既然如此，耶律达实称帝，就记在下文，又是为了显示耶律达实有继承延续本国的意图，所以也记载并提及此事。他与五代时后汉刘崇在晋阳称帝，意义相同，君子应当一并考察】广义【观察耶律达实向七州、十八部王所发布的告谕，似乎是一个具有忠肝义胆、怀有恢复疆土志向的人。至于他在道路上历经艰难，得到众多人的投降归附，似乎可以回头向东，恢复与仇敌不共戴天的仇恨。如今却击鼓向西进军，到了穷尽沙漠、极远荒漠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他的心愿不过是想自己称帝罢了。当时如果东归，哪里还能称帝呢？所以《纲目》写“称帝”，是为了揭示耶律达实没有君主观念的内心。详细体会这种书法，其中的意义就明白了】夏季四月，勒令蔡京退休。【蔡绦受到蔡京的钟爱，擅权处理政事。他的兄长蔡攸嫉恨他，多次向徽宗进言，请求杀死蔡绦。徽宗不答应。白时中、李邦彦也厌恶蔡绦，于是与蔡攸揭发蔡绦的奸私之事。徽宗大怒，想把蔡绦流放。蔡京极力请求宽免，事情才停止。徽宗勒令蔡绦停职侍养，坚决把韩侣安置到黄州。又剥夺蔡绦的侍读职务，销毁赐予他的出身敕书，想借此动摇蔡京；但蔡京仍然没有离职的打算。徽宗于是命童贯到蔡京那里，令他上表请求退职。童贯到蔡京处，哭着说：“皇上为什么不能容忍蔡京？”过了几年，应当会有互相谗毁的人。童贯说：“不知道。”蔡京不得已，把奏章交给童贯。徽宗命令词臣代蔡京写三份请求离职的表章，于是下诏批准了】发明： “勒”是强迫逼使的说法。蔡京贪恋官位俸禄，进取而不知止步。前文诏令他退休，这里却说强令他退休，其中的意思就可以看出来了。大概君子难以进用，小人却容易得势。《乾》卦初九，阳气刚开始萌发；《坤》卦初六，阴气刚开始产生。阳气刚萌发时说“潜龙勿用”，正是隐藏而还不能出仕的时候；阴气刚产生时说“履霜坚冰”，就是说虽然刚出现征兆并加以防范，最终也必然发展到盛大。考察圣人的话，就可以知道君子难以进用、小人容易得势了。蔡京再次任宰相后，专权放纵，父子之间产生嫌隙，终于结成仇敌，实在不可以作为百官的表率。直截了当地写作“勒”，那么他在昏暗夜里哀求，苟且偷生而毫无羞耻，且进取不知止步的情状就更加明显了。臣下看到这一点，难道能不警戒吗？

译广义：呜呼！父子兄弟，是因天性而结合的；君臣，是因义理而结合的。蔡京和他的两个儿子，违逆常理、背弃天意，尤其严重。宋徽宗难道独独没有想到：蔡绦是蔡攸的亲弟弟，连亲弟弟都想杀害，他还能忠于我吗？蔡京连两个儿子都不能教导好，他还能用正道侍奉我吗？只要想一想，这群邪恶之人就全都可以辨明了。要斥逐这三个人，有什么困难？只是徽宗没有这样做，所以才造成他们误国欺君的罪恶。何况人之所以成为人，没有比知耻更重要的了。所以说，保存羞耻之心，就能进于圣贤；丧失羞耻之心，就会沦为禽兽。看蔡京向童贯哭泣申诉，他是多么无耻啊！《易经》说：“不要任用这样的女子，她见到有财势的男子便不能自持，没有什么好处。”大概是说，丈夫不可以任用这种无耻的女子，就如同君主不可以任用这种无耻的臣子一样。徽宗哪里懂得这个道理？《尚书》说：“勒，是用来彰明蔡京贪恋权位、没有羞耻的。” 恢复元丰官制 诏令施行元丰官制，恢复尚书令这一官职，但只设虚名而不授予实职。三公只作为升迁资序的官阶，不掌管三省事务。六月，封宦官童贯为广阳郡王。徽宗援引神宗留下的训诫：能够恢复燕地全部疆域的人，便分封土地、赐予王爵，于是封童贯为王。发明：童贯最初见于《纲目》时，既然已经标明他是宦官，此后授官封爵，只写他的姓名罢了。到这里又标明他是宦官，为什么前面已经端正了他的起点，这里又端正他的结局呢？《尚书》说：“德行盛大者授予显要官职，功劳盛大者给予丰厚赏赐。”小人即使有功，也只应优厚地赏赐金帛。徽宗因为童贯能够恢复燕地全境，便封他为广阳郡王。唉，名位和器物也被颠倒使用了！童贯是奸诈诡谲的奴才，本来没有超群的才能和德行。他攻伐西夏，使关右百姓困苦；攻打辽国，使河北士卒疲惫。他庇护权奸，使小人的势力滋长；助长奢侈，使天子的心志荒废。考察他的所作所为，罪行大到无法赦免。然而历考汉、唐以来，宦官之祸虽然说是接连兴盛，也不过是借给他们兵权、宠信他们干预政事，还没有听说有加封王爵的。又给宦官加封王爵，这是宋朝的大病。所以《纲目》特意写作“封宦者童贯为广阳郡王”，用来说明他本来不应当受封。这种防范多么严密啊！广义：分注说，神宗留下的训诫是：“能够恢复燕地全境的人，便分封土地、赐予王爵。”正因为这个缘故，童贯急于求取边功，不顾惜国用，白白耗费财力买来这片空地，号称收复。这就是设置虚假的名声而招受实际的祸患。徽宗被他的愚弄迷惑，沉迷其中而不醒悟，真可悲啊！何况宦官封侯，玷污了青史，直到今天仍被有见识的人讥笑。徽宗对待童贯，几乎还要超过这种程度。先前曾经赐给他上公的爵位，尚且还不足以表示尊崇；到这里又加封王爵，可以说尊崇到了极点。《纲目》因此写出“宦者童贯”，是为了彰明徽宗给他加爵以及纵容其恶德的过失。呜呼，书法多么严厉啊！前宝文阁待制刘安世去世。安世被章惇、蔡卞、蔡京所忌恨，接连被贬谪流放到极其遥远、荒僻险恶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没经历过。到这时去世。安世年轻时曾跟随司马光学习，平日坐着身体不偏斜，写字不潦草，不喜欢声色和财利；忠诚、孝顺、正直，都以司马光为准则。任谏官后，在职多年，严肃正色地立于朝廷之上；他当面折责、在朝廷上直谏，有时遇到皇帝盛怒，就拿着笏板退后站立等待，等威怒稍稍平息，又上前抗言争辩。站在旁边的人见了，都畏缩惊惧，吓得出汗。年老以后，群贤凋零殆尽，几乎都没有了，只有他巍然独存，因此声望更加受到重视。梁师成掌权时，能够操纵人的生死，众人都畏惧他；他佩服安世的贤能，找来小吏吴默，就是平常在他前后奔走的人，让吴默带着书信来试探，暗示可以任用安世担任大官。吴默劝他为子孙打算，安世笑着辞谢说：“我如果为子孙打算，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了。”于是退还书信，没有答复。苏轼曾经评论元祐年间的人物说：“器之是真正的铁汉。”王偁说：“君子和小人不能同时并立，君子必然厌恶小人，小人也必然忌恨君子，这就是朋党之论兴起的原因。正当元祐年间，朝廷中有很多君子，像安世这样忠诚正直有余，只是憎恶坏人过于强烈，以至于激起了小人的怨恨。等到章惇得志，便使毒害流布于士大夫之间，给国家留下祸患，朋党之祸遍及四海。呜呼！天下的不幸，是小人窃取了君主的权力，使百姓受到祸害。作为君子，应当寻求战胜小人的方法，不要专门在口舌上争强，激发他们凶狠残暴、不肖的心性，使天下的不幸更加严重；这样或许才有可能挽救局势吧！发明：凡是在世时的官职之前记载“卒”的，是为了记录贤者。安世正直地立于朝廷，不依附群小，却被权奸嫉恨，贬谪流放到遥远的地方，终身不得任用，难道不是极其可惜吗？所以《纲目》在他去世时特意完整记载他的官职，都是为了深深褒扬他。宋朝有这样的人，却不能大力任用，只能让他老死而遭到排斥弃置，还能说是有人的国家吗？唉！秋七月，熙河、兰州、河东发生地震。熙河发生地震，有的地方裂开数十丈；兰州尤其严重，仓库全都陷没。发明：去年闰月记载京师、河东、陕西发生地震，今年记载熙河、兰州、河东发生地震。大概土地属于阴道，而敌国和小人属于阴类；有那样的事情，必然有相应的征兆，不会没有那件事却出现相应征兆。因为气相互契合，以邪气感召邪气，其中没有一丝差错。当时强敌暗中发动，小人充满朝廷，而地道不得安宁，两次见载于《纲目》。既然如此，灾异到来，怎么可以视为平常而不加以忧虑呢？能够敬畏上天，即使遇到异象也能把它转为祥瑞；不能敬畏上天，即使遇到祥瑞也会把它变成灾异。这取决于君主修养自身做得怎样罢了。《纲目》特意记载在册，是为了显示人心和天道不可欺骗。拥有天下的人，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吗？八月，金国乌奇迈废黜辽国的延禧，降封为海滨王。派遣使者前来报告俘获辽主并道贺。九月，有狐狸登上御榻坐下。当时又有一个在都城东门外卖菜的农夫来到宣德门下，忽然像迷失了心智，放下肩上的担子，面向宫门，挥手并且骂道：“太祖皇帝、神宗皇帝派我来传话，还应当赶快改正啊！”巡逻的士卒把他抓起来，押到开封府狱中；过了一夜他才清醒，却不知道先前做了什么，于是就在狱中把他处死了。

译发明：水灾、火灾、战争所造成的灾害称为“灾”，山崩、河流枯竭所造成的异常称为“异”，这些都危害百姓和万物。《春秋》一定记载。徽宗即位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水灾、火灾、战争的灾害本来就很多，山崩、河流枯竭的异常也不少，大概都是由悖逆之气激发，因而产生的。从《纲目》所记载的情况看，山崩、地震、日食、彗星、孛星、大旱、大水、蝗灾、瘟疫都有，然而还没有听说记载狐狸登上御榻坐下的。御榻是最尊贵、最严肃的地方，狐狸却是荒原旷野中的动物；让荒原旷野中的动物处在最尊贵、最严肃的地方，这种异常就更加严重了。这正是《春秋》书法所必然记载的，因为遇到灾异便应当恐惧，并且更加修养自身、反省过失。狐狸竟登上御榻，那么宋人失去中原的征兆就很明显了。变异不会凭空发生，灾祸不会无故产生。下文记载金将尼玛哈、斡里雅布分路入侵，其应验难道不明显而且切近吗？宋朝君臣沉溺于宴饮安逸，不思考警戒反省，所以最终陷入危亡，无法挽救。唉！广义：《说文解字》说：“狐，是妖兽。”从前杨再思谄媚奸佞，戴令言作《两脚狐赋》来讥讽他。徽宗时期，谄媚奸佞充满朝廷，其中最严重的是蔡京父子、童贯、王黼。看分注所说的情况，难道不是赵宋宗庙社稷的神灵借此彰明徽宗亲近佞臣的罪恶，希望他改正吗？违反常态的事叫作怪异，圣人不谈的正是这些；圣人只谈正常之道而不谈怪异之事。所以说：国家将要灭亡，一定会有妖孽出现。如今狐狸登上御座，正是谄媚奸佞专权的征兆，难道不是妖孽中最严重的吗？后来汴京的宋朝因谄媚奸佞而灭亡，这个征兆已经很明显了。冬十月，金国将领尼玛哈、斡里雅布分路入侵。起初，斡里雅布在平州，派人索要逃叛到宋的辽国户口，朝廷商议后没有交还。又听说童贯、郭药师正在燕山整治军队，斡里雅布向金主请求说：“如果不先出兵攻打宋朝，恐怕会成为后患。”金主认为他说得对，却还不敢轻易出兵。等到使者往返多次，对道路险易、宋朝廷的治理状况、府库的虚实逐渐摸清之后，耶律伊都、刘彦宗也说南朝可以图取，用兵不必很多，可以就地取得粮食、利用当地兵力。等到已经俘获辽主，金国便决定南侵。任命安班贝勒舍音为都元帅，驻在京师；尼玛哈为左副元帅，古绅为元帅右监军，耶律伊都为元帅右都监，从云中进趋太原。达兰为六部路都统，栋摩为南京路都统，刘彦宗为汉军都统；斡里雅布监督栋摩、刘彦宗两军的战事，从平州进入燕山。广义：听说出兵如果没有正当名义，事情就不能成功，所以用兵贵在有正当名义。分注记载童贯、郭药师在燕山整治军队，却不知道这支军队出兵的名义是什么。既然如此，金人前来索要逃叛户口，宋朝不交还而导致金人出兵，那么宋军就是没有名义的军队，而金军则有名义了。所以说：贪图别人的土地，叫作贪兵；贪兵必败。不得已而起兵，叫作应兵；应兵必胜。由此可知，宋军是贪兵，金军是应兵。一胜一负，关键就在这里了。况且敌人扰乱中原，即使中原以名实相副的军队前去抵抗，还担心敌人不服，何况是没有名义呢？有人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记载金军入侵呢？

译书中这样记载，大概是为了尊重中国。十一月，举行郊祀。皇帝刚下祭坛，宦官和近臣就得到金军将要侵犯边境的密报，左右近臣把消息隐瞒起来，说：“恐怕会妨碍恭敬致谢。”宰相也不知道。等到郊祀致谢完毕，宰相又共同把消息藏起来，不上报皇帝。发明：郊祀宗庙是常事，本来不记载；失礼了才记载，这次失礼太严重了。小人愚弄自己的君主，简直和戏弄小孩一样。金人入侵已经超过一个月，这正是君主应当早起晚睡、忧劳国事、无暇安宁的时候，而宋朝君臣却正从容自若地举行郊祀，这算什么呢？考察分注所载，“左右把消息隐瞒起来”，“恐怕妨碍恭敬致谢”；宰相知道后，又把消息藏起来不上报。呜呼，群臣只顾蒙蔽君主，徽宗更加放纵骄奢，要想求得天下不乱，怎么可能呢？自从金人入侵以来，天下就分成南北了。既然如此，小人的祸害哪里说得尽呢？特意只写“郊”，是深深贬斥他们。太常少卿传察奉命出使金国，因不屈服而死。传察是金国贺正使，到了金国边境，遇到斡里雅布的军队。金军威逼他，命他下拜并投降；他不拜，左右便揪住他，他伏在地上却更加挺直站立，反复辩论而不屈服，于是被杀害。传察是余尧俞的堂孙，十八岁考中进士。蔡京曾想把女儿嫁给他，他拒绝而没有答应。他平日温和恭谨，似乎对什么都不表示可否；等到仓促之际为义而死，听说这件事的人没有不称赞他的。后来谥为忠肃。发明：出使四方而不辱没君主的使命，这本来就是臣下的高尚品行。传察出使金国，挺立不屈，反复辩论，始终没有丝毫挫折；不只是没有辱没君命，也没有辱没自身。虽然说被金人杀害了，忠节又有什么损失呢？世上那些苟且偷生、侥幸免死，为求活命而损害仁义，在强敌面前匍匐乞求性命的人，看到传察，难道不应当羞愧吗？所以《孔子家语》说：臣下的气节，在君主遭遇大事时，应当尽自己能力所及的力量，直到死去才停止。传察对此无愧。《纲目》特意以他保全节操来褒扬他，是为了以他为臣下为国而死的榜样。召种师道任两河制置使。当时种师道已经退休，住在南山豹林谷。金人南下，朝廷急忙召他回来。师道听到命令，立即向东赶来。姚平仲率领步兵、骑兵四千人，和他一起赶赴汴京。十二月，童贯从太原逃回。金将尼玛哈攻取朔州，代州于是被围，太原也被包围。此前，金人派使者前来，答应割让蔚州、应州以及飞狐、灵邱县，徽宗相信了他们，派童贯前去接受土地。童贯到太原后，听说尼玛哈从云中向南进兵，便派马扩、辛兴宗前往出使，向金军说明交割土地的事情。马扩到达金军营前，尼玛哈整顿军队等候，催促马扩等人像觐见金主一样在庭前参拜。礼毕，首先议论山后地区的事情。尼玛哈说：“你们还想要这两州两县吗？山前、山后都是我家的土地，还有什么可谈的？你们宋朝另外割让几座城池来赎罪吧。你们可以立即离去，我自会派人到宣抚司去。”马扩回来，把全部情况告诉童贯。童贯说：“金国刚刚建立，边境上能有多少军队，竟敢做这样的事吗？”马扩说：“他们既然深深怨恨本朝，又结交张觉，还受到契丹旧臣的煽动，所以谋求报复。现在应当赶快做好防备。”童贯不听。不久，尼玛哈派王介儒、色埓黙带着书信到太原，以背弃盟约、收纳叛逃等罪责责备宋朝，言辞十分傲慢。童贯问他们：“这样重大的事情，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色埓黙说：“兵已经发动了，还告诉你做什么？应当赶快割让河东、河北，以大河为界，用来保全宋朝的宗庙社稷，这才是报国。” 童贯听到这些话，气馁而不知所措，立即想以到京城向皇帝禀报商议为名逃回京师。太原府知府张孝纯阻止他说：“金人背弃盟约，大王应当防守各路，率领将士竭力抵抗。如今大王离去，人心必然动摇，这样就会把河东送给金人。河东既然失守，河北难道还能保住吗？希望您暂且留下，共同谋划报国之事。况且太原地势险要、城池坚固，百姓又熟悉作战，金人未必就能攻克。”童贯愤怒地呵斥他说：“我奉命担任宣抚，不是来守卫土地的。既然一定要留下，我设置帅臣做什么？”于是离去。孝纯叹息说：“童太师一生制造了多少威势声望，等到面对事情时却畏缩害怕，抱头鼠窜，有什么脸面再去见天子呢？”尼玛哈率兵攻下朔州，攻打代州时，都巡检使李翼奋力作战，被俘后辱骂金兵而死。尼玛哈于是进兵包围太原，张孝纯竭尽全力固守。发明：“逃”是匹夫所做的事。童贯驻守太原，金人入侵时，本应当和守臣竭力抵抗，即使战死也可以。幸而敌人退去，侥幸得以免死，便应当选拔将领、训练军队，分兵驻守要害之处，这样才不辱没君命。他不能用道理为自己辩明，反而效法匹夫的行为，逃跑苟免，急忙返回京师，难道不是卑贱吗？特意写作“逃”，是为了彰明他侥幸免死却不知道守命尽职的罪过。童贯逃回宋朝以后，朝廷不能惩办他，这是政令和刑法失当。又写作“自太原逃归”，也是为了归罪于宋朝。童贯离开河东以后，河东更加孤立，接着各地相继陷落，逐渐无法支撑。可悲啊！徽宗信任童贯，如同信任心腹；等到危难来临，他却苟且求免，唯恐逃得稍迟。如此看来，宦官对国家没有益处，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广义：呜呼，国家的大事，没有比军事更重要的了。宦官童贯，不过是个牧羊的童仆罢了，哪里足以担当大事呢？我听说，两军相接叫作战，战败后逃跑是其中一种情况；轻装快速行动、突然袭击叫作袭，被袭后逃跑也是其中一种情况；包围城邑叫作围，突围而出也有这种情况。却没有听说过敌人的使者刚刚到来，只因一见到对方言辞傲慢，便立即逃回的。经书说：“了解人就是明智，能够任用合适的人。”这是圣明的帝王都难以做到的事，本来不能只责怪徽宗。然而，徽宗并不是聋子瞎子，只是被私欲深深蒙蔽禁锢，接受了童贯的蛊惑罢了。但一天之内，难道没有片刻天理显露出来吗？童贯每天侍奉徽宗，他与徽宗的亲近又不是其他宦官所能相比，却连他的好坏都不能略知一二，这岂不是奇怪吗？考察分注记载张孝纯的话，足以让后世千古耻笑。后世君主想把大事托付给宦官，应当以童大王为戒。金将斡里雅布攻入檀州、蓟州，郭药师以燕山叛变投降金国，燕山各州县全部陷落。

译起初，郭药师和詹度担任同样的职务，郭药师自认为凭节钺应当位居詹度之上；詹度认为御笔所写的次序已有定论，郭药师不服。加上常胜军横行暴虐，郭药师偏袒他们，詹度无法制止。朝廷担心他们互相结怨，便命蔡靖代替詹度。蔡靖到任后，坦诚宽厚地对待郭药师，郭药师也敬重蔡靖，渐渐有所收敛。等到安中被召入朝，蔡靖代理知府事务。郭药师常常让部下携带精良的兵器铠甲，到其他道路贸易，制作奇巧之物，进献给权贵和宦官，因此赞誉之声不断传到皇帝那里。于是他专擅一路事务，增募士兵至三十万，却仍不改变契丹服饰。朝廷舆论很是疑虑。郭药师进拜太尉，朝廷召他入朝，他推辞不来。皇帝命童贯巡视边境，暗中察看郭药师是去是留；如果他不肯来，就要挟持他一同带回。童贯到后，郭药师在帐下拜迎，童贯避让说：“你现在是太尉，和我同等，这样的礼节是为什么？”郭药师说：“太师是我的父亲，我只拜我的父亲，哪里知道其他礼节？”童贯这才释然，便邀请童贯观看军队，到了荒远之地，四周几乎没有人迹。郭药师下马站在童贯面前，挥动旗帜，顷刻之间，四面山上铁骑映日闪耀，无法估量有多少。童贯的部众全都变了脸色。回来后，童贯对皇帝说：“郭药师一定能够抵御敌人。” 蔡攸也在其中竭力为郭药师说话，认为他可以倚重，所以内地不再防备和制约他。多次有人告发他谋变，后来又得到他与金国往来的书信，朝廷总是不予省察。詹度又说：“郭药师的神情举止不同寻常，志趣意向怀有异心，叛逆的念头已经萌发，凶悍横暴一天比一天严重。”朝廷这才下诏派官员查究实情，但金兵已经南下。斡里雅布从平州攻破檀州、蓟州，抵达三河；蔡靖派郭药师以及张令徽、刘舜仁率领四万五千军队，在白河迎战，兵败而回。郭药师于是率领所属军队劫持蔡靖和都转运使吕颐浩投降。斡里雅布把蔡靖、吕颐浩拘押在军中带走。这样，燕山府所属的州县全都归金国所有。斡里雅布得到郭药师后，更加了解宋朝的虚实，于是让他充当向导，金军孤军深入了。发明：“‘入’是违逆而不顺从的说法，用来压抑强敌；‘叛’是作乱悖逆的说法，用来讨伐有罪之人。我曾考察信任叛臣亡命之徒的君主，没有不被叛臣亡命之徒误害的。汉武帝信任江充，父子之情因而离异；梁武帝信任侯景，君臣之义因而废弃。郭药师是辽国的叛将，宋朝贪图一时的利益，把心腹重任交给他，加官进爵、赏赐财物，对他的言语听从、对他的计谋采用，即使听到间接的告发，也不再深入考虑。哪里知道在他杀害张防的时候，叛变的意图已经萌发，却还把节钺交给他，把整个燕地托付给他，这该怎么说呢？然而郭药师投归的只有涿州、易州二州，却连燕地全境也一起丧失了，即使想后悔，难道还来得及吗？自从郭药师叛变投降金人，金人完全知道宋朝的虚实，于是孤军深入了。《纲目》直书其事，是要把罪责归于君臣双方。”广义：“唉！人死亡，通常多是死于心腹内部受病，少有死于四肢麻木不仁。为什么呢？因为四肢麻木不仁，有时还可以稍稍痊愈；至于心腹，是身体性命所系的地方，如果患病日益加深，内里必然崩溃，即使有俞跗、扁鹊这样的名医也不能治愈。奸人误国，与此有什么不同呢？像郭药师这样，就是使国家心腹、防身要害崩溃的恶疾。” 看郭药师在辽国时叛辽投降宋朝，在宋朝又叛宋投降金国。当他邀请童贯观看军队的那天，挥集众军，明明白白地显示出想要叛变。童贯为什么昏昧愚蠢，不能察觉，反而因为认为他能够抵御敌人而派遣他呢？他在白河的败绩，正是郭药师的诈术。如果不是这样，郭药师只投降金国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捉住蔡靖一起投降呢？这次战役，如果不让郭药师抵御敌人，宋、金胜负还未可知。唉！郭药师投降宋朝时，辽国的心腹被他使之崩溃而死亡；宋朝的心腹已经受到他的侵害，只是这种病还很幼弱，不足以杀伤宋朝的身体罢了。到这时郭药师投降金国，宋朝的心腹崩溃，宋朝也因此灭亡。那么这种疾病这样毒害，排除它的方法在哪里呢？回答说：不放纵欲望，不贪图求取，亲近贤人，远离奸佞，保养自己的元气罢了。” 停止花石纲，以及内外制造局。下诏命内侍梁方平率领卫士守卫黎阳。皇帝因为金人南下，把禁军全部交给内侍，命威武军节度使梁方平守卫黎阳。步军都军候何灌对宰相白时中说：“金人倾全国之力远道而来，他们的锋芒不可抵挡。如今梁方平把精锐军队都带到北方，京城里留下的全是疲弱之兵。万一梁方平不能支撑，我们怎样妥善处理后方？为什么不留下这些军队来保卫根本呢？”白时中没有听从。发明：“金人南下侵犯，势力十分猖獗。替宋朝谋划的人，确实应当赶快寻求防备抵御的办法，更加严格出入的防范，选拔勇猛将领，访求有谋略的大臣，分兵守卫要害之地，以遏制敌人的冲击。一定要像《师》卦九二所说的‘师之丈人’，才可以获得吉祥而没有灾祸。梁方平没有才智，宦官让他担任洒扫之类的差事还勉强有余，让他担任将帅职务却不够。《易经》说：‘负且乘，致寇。’至于让小人乘坐君子所用的车乘，盗贼就会产生夺取它的念头。宋徽宗信任童贯，最终因此亡国。何况一个童贯还没有除去，又重用另一个童贯呢？后来梁方平在黎阳兵败，金人深入，京城不能保全，中原随之陷落。宠信任用宦官，究竟有什么好处呢？这就是宋徽宗直到最终败亡仍不醒悟的原因。《纲目》直书在册，过失自然显现了。” 发明：“记载诏令命内侍梁方平统率军队，是讥刺他重蹈童贯覆辙。” 任命皇太子为开封牧。皇帝因京城日益危急而忧虑，蔡攸探知皇帝想要退位传给太子的意思，便引领给事中吴敏入宫应对。宰执都在场，吴敏上前奏事，并且说：“金人背弃盟约，举兵侵犯正道，陛下准备怎样对待他们？”皇帝皱眉说：“怎么办呢？”当时皇帝东行巡幸的计划已经确定，命李棁先出去守卫金陵。吴敏退下后到都堂，说：“朝廷竟然已经打算放弃京城，这是什么道理？这个命令如果真的执行，我宁死也不奉诏。”宰执把这番话作为意见上奏，李棁于是停止出行，改任太子为开封牧。

译下诏令天下起兵勤王，允许臣民直言极谏，停止道官以及巡幸所设的各局。起初，宇文虚中任童贯的参议官，认为朝廷谋划失误、主帅任用不当，将要有招致侮辱、自取焚亡的灾祸，便上书极力进谏。王黼大怒；宇文虚中又多次提出防守边境的策略建议，都没有得到答复。等到金人南下，童贯和宇文虚中回到朝廷，皇帝对宇文虚中说：“王黼不采用你的意见，如今事势到了这个地步，怎么办？”宇文虚中回答：“今天应当先下诏责备自己，改革弊端，使人心和天意回转；这样，防备抵御的事情就可以任用将帅去办理。”皇帝立即命宇文虚中起草诏书，大意是：‘我凭借浅陋昏昧的资质，承袭了先帝已经成就的事业；言论渠道闭塞，面对我阿谀奉承的话日益增多；受宠幸的人把持权力，贪婪的人得意；士大夫中的贤能之人陷入党籍，政事的兴废被拘束在纪年之中；赋税搜刮耗尽百姓的财力，戍守和劳役困竭军队的力量；多做无益之事，奢侈靡费成为风气；专卖利益已经耗尽，而牟利者仍然肆意搜刮；各军的衣粮不能按时发放，而冗员却坐享富贵；灾异不断出现，我却没有醒悟；众百姓怨恨，我却不知道。追想自己的过错，后悔也来不及了。希望寻得奇策，或许可以解除这场大乱。盼望四海勤王的军队，宣布两边御敌的谋略；长久念及历代圣主仁厚之德滋养天下百年的余泽，难道四方没有忠义之人，前来应国家一日之急吗？’ 应当让天下各地的方镇、郡县守令分别率领众人勤王；能够建立奇功的，一律优厚地加以奖赏；民间有特殊才能、能够为国家制定大计的人，或者愿意出使境外的人，一律不拘常格任用；中外臣民都允许直言极谏。”皇帝看后说：“今天不吝于改正过错，可以立即施行。”宇文虚中又请求放出宫人，停止道官、大晟府、巡幸局以及其他各项事务。发明：“与治世同道，没有不兴盛的；与乱世同事，没有不灭亡的。宋徽宗是仁明之君，本来应当彻底革除弊政，以期达到太平。自崇宁初年，奢侈之心一发动，就喜爱奸佞、喜欢谄谀，贬退忠臣彦士而任用蔡京。于是堵塞言路，排斥正人，兴起大狱，追求边功，极力聚敛，放纵奢侈，沉溺声色，贪图游逸，崇尚神怪。凡是亡国败家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做。又加上童贯、王黼之流交相煽动，使祸患更加严重。天下即使想不乱，也不可能了。假使金人不进入边境[原文“防”]，那么这个荒淫的君主可以长久享有福禄，误国的奸邪之徒也可以长久保全而无忧。上天降下惩罚，变乱从幽燕兴起，四海分崩离析，两河沦陷。先前那些招致祸乱的事情，才逐一革除停止。皇帝深深自我追悔，然后才知道国家治乱所系，丝毫不能有差错。然而小人一得志，没有不反过来改变当初作为的。金人进入边境[原文“防”]，《纲目》记载得很轻，正可见其成为祸患已经很久，朝廷全无预先防备的意思。至于宋徽宗抵御侮辱的事情，则记载下诏命内侍梁方平率军守黎阳，诏令天下勤王，用以显示武备的松弛；直到任命宦官为将，直到征召天下军队，这些都足以成为后世君王的鉴戒，难道还不深刻而明显吗？” 广义（分注）：“记载皇帝命宇文虚中起草诏书、自责过失，这是多么明白而急切的自我责备啊！有人说：汉武帝的轮台诏、唐德宗的奉天诏，也都是自责。为什么这两位君主的国家没有灭亡，而宋徽宗却独自灭亡呢？回答说：三位君主的诏书，名义相同而实际不同。为什么这样说呢？汉武帝、唐德宗有导致国家危亡的事情，却没有导致国家灭亡的大臣；宋徽宗既有导致国家灭亡的事情，又有导致国家灭亡的大臣，所以如此。看汉武帝时期，像田鸿胪那样有明见的人、霍子孟那样忠贞无私的人、李广利那样有将帅谋略的人，辅佐大臣多，阿谀奸佞少。当时像桑弘羊这样聚敛的人，进言者都想把他烹杀，何况盗贼虽然很多，终究不如金人强盛，汉武帝怎么会亡国呢？唐德宗时期，像陆敬舆那样忠诚鲠直的人、李常侍那样能够启发辅导君主的人、李西平那样忠勇的人，奉公的人多，徇私的人少。当时像裴延龄这样欺罔的人，议论者都不予置理；何况吐蕃虽然强大，也不如金人盛强，唐德宗怎么会亡国呢？宋徽宗却不是这样，他的耳目所闻、奢侈靡费超过汉武帝，搜括财物超过唐德宗。蔡京、王黼等人在朝廷内部谄媚奸佞，童贯、梁方平等人在外统领军队；把他们同汉武帝、唐德宗的大臣相比，哪里只是说谁优谁劣、谁得谁失呢？” 群小充斥朝廷，众多贤人在野外；阿谀奉承的人被认为顺从，防范奸邪的人反而被认为忠直。凡是各种作为，其中违背汉武帝、唐德宗之处多得很。何况金人强盛，实在不是宋徽宗的才能所能抵御的。他的诏书虽然说要责备自己，但也终究已经后悔不及了。宋徽宗理应灭亡。召熙河经略使姚古、秦凤经略使种师中率兵入朝援救。当时想召姚古、种师中，命他们用本路军队防守郑州、洛州，对外援助河阳，对内保卫京城。皇帝命宇文虚中担任河北、河东路宣谕使，负责防护他们的军队。宇文虚中用檄文召集姚古、种师中的兵马，命令他们直接赶赴汴京救援。发明：“当时金人逞威凌辱，君父遭受灾难，正是臣子捐躯报国、倡导义举勤王的时候。为什么姚古等人已经拥有强兵，却坐视不救，非要等到诏书催促才入朝援救？有义的人必定把君主的危难看得紧急，难道会像这样吗？直书为‘召’，大概就是在讥刺他们。” 任命吴敏为门下侍郎。皇帝东行巡幸的意图更加坚决，太常少卿李纲对吴敏说：“任命开封牧的建议，难道不是想把留守的责任交给太子吗？如今敌势猖獗，如果不授予太子相应的位号，就不足以招揽天下豪杰。”吴敏说：“让太子监国可以吗？”李纲说：“唐肃宗在灵武的事情，如果不建立名号就不足以恢复国家，而建立名号的建议却没有从唐明皇皇后那里提出，这是可惜在皇上的聪明仁恕。您为什么不替皇上说一说呢？”第二天，吴敏入宫应对，把李纲的意见全部告诉皇帝，皇帝立即召李纲入宫商议。李纲刺破手臂，用血上奏说：“皇太子监国，是礼制的常规。如今大敌进攻，国家安危存亡都在呼吸之间，难道还要拘守常礼吗？名分不正却要掌握大权，凭什么号召天下？如果暂且授予皇太子相应的位号，让他替陛下守护宗庙社稷，收拢将士之心，拼死抵御敌人，天下就可以保全。”皇帝的意旨于是确定下来。第二天，宰相进奏政事，皇帝留下李邦彦，把吴敏、李纲所说的话告诉他，于是任命吴敏为门下侍郎，起草诏书传位。

译广义：“唉！忠臣义士，没有哪个时代不存在，关键只在君主如何任用和舍弃他们。看宋徽宗时期，最亲近的莫过于童贯、蔡京、王黼，最疏远的莫过于吴敏、李纲。当童贯、蔡京、王黼胡作非为、妄加作为时，宋徽宗根本不了解吴敏、李纲是什么样的人。然而在国家步履艰难的时期，显露忠肝义胆的不是亲近的童贯、蔡京、王黼，而是向往义理、排除艰难的吴敏、李纲。他们人格的贤能与不肖，竟有如此悬殊。做君主的不可不慎重对待任用和舍弃。” 皇帝把帝位传给太子，太子即位，尊奉皇帝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尊皇后为太上皇后。皇帝下诏把帝位禅让给太子，自称道君皇帝。太子进入宫禁，穿戴服饰，哭泣着坚决推辞，但皇帝不允许，于是太子即位。尊奉皇帝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退居龙德宫。任命李邦彦为龙德宫使，蔡攸、吴敏为副使。发明：“宋徽宗把帝位传给太子，这固然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与唐玄宗不同。然而他即位二纪，穷尽奢侈淫逸，荒废国事，四海沸腾。等到战争日益兴起，内心恐惧、胆气丧失，缩着头毫无办法，于是把帝位传给太子。唉！宋徽宗平时享受安逸快乐，乱世中却害怕危亡，哪里称得上是中人以上的资质呢？等到太子继承帝位，又尊他为教主道君，以万乘之尊担任道教教主，直到死亡仍不悔改。刘文安公说得好：‘今天在宋朝做教主道君皇帝，是多么尊贵啊！凭这种身份欺骗愚昧的百姓，却不知道有一天会被金国封为昏德公，承受无法忍受的卑辱，真令人叹息！’《纲目》根据事实直书此事，是为了深深讥刺他。” 广义：“我听说，以道教化天下的称为皇，伏羲、神农、黄帝就是这样；以德治理天下的称为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就是这样。道与德并非有两个不同的东西，皇与帝的道理也相同；但名号有所区别，只是后人尊称不同罢了，也不是当时那几位圣人自己所称的。到了秦国的吕政，自认为功劳超过三皇、德行兼有五帝，所以合在一起自称始皇帝，用来表明道德都集中在自己身上，这是多么不知道分寸啊！后世臣子于是沿袭这种做法，都称自己的君父为皇帝。像《吕刑》称舜为皇，这都是尊敬君父的深厚心意，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所以鲁国国君只是侯爵，孔子却称他为公，是为了尊敬君父。圣人尚且如此，何况距离圣人极其遥远的人呢？如今宋徽宗自称道君皇帝，我知道他所谓的道，只是林灵素所传的道，难道是皇帝之道吗？到了他的儿子仍然不知道醒悟，又给他尊上教主的名号。而且他们所谓的教，也是以林灵素之道为教，并不是以皇帝之道为教。后来父子二人分别得到昏德、重昏的称号，不也是应该的吗？” 任命李纲为兵部侍郎。李纲上书说：“如今中国势力衰弱，君子之道消退，法度纲纪荡然无存，没有统一的准则。陛下即位之初，应当上顺应天心，下顺应民意，排除外患，使中国的势力尊强；诛除内部奸邪，使君子之道昌盛，以符合道君皇帝的托付之意。”皇帝在延和殿召见并询问他，当时金国正在议论割地，李纲说：“祖宗的疆土，应当拼死守护，不可以把一寸一尺让给别人。”皇帝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任命他为兵部侍郎。广义：“唉！李公的话，多么纲正而明白！这确实是继承帝位、刚刚接受使命的君主的良药。假使宋徽宗预先任用李公，又怎么会到了今天这样颠沛呢？” 《尚书》说：‘知人很难’，确实如此啊！” 大赦。册立皇后朱氏。皇后是武康节度使朱伯材的女儿。任命耿南仲签书枢密院事。耿南仲是皇帝在东宫时的旧属官。派遣给事中李邺出使金国。去告知皇帝已经传位，请求恢复友好关系。李邺到达庆源府，斡里雅布想要回去。郭药师说：‘南朝未必有所防备，不如暂且前进。’斡里雅布听从了他。广义：“汴宋的灭亡，亡在叛臣郭药师的一句话上罢了。孔子说：‘一句话可以使国家灭亡’，确实是这样吗？” 太学生陈东上书，请求诛杀蔡京等六人。当时天下人都知道蔡京等人误国，但掌权者大多是受他们荐举引进的，没有人肯为皇帝明白说出此事。陈东率领各位太学生上书说：“今天的事情，蔡京在外面败坏政事，梁师成在宫内暗中作恶，李彦在西北结下怨仇，朱勔在东南聚集民怨，王黼、童贯又跟着在两敌之间结怨，制造边境祸端，使天下的形势危险得像一根头发牵系着千钧重物。这六个贼人，名字虽不同，罪行却相同。希望陛下擒拿这六个贼人，在朝廷和闹市公开处死，把他们的首级传示四方，以此向天下谢罪。”发明：陈东请求诛杀六人，而且一定把蔡京列为首恶，是因为要讨伐首恶。蔡京等人蛀蚀君主、使国家疲敝，向天下结怨，即使拔尽头发也不足以计数他们的罪过。外患的到来，难道不是蔡京等人有意开启的吗？王氏濬说：“侍奉君主的原则是，只要有利于国家社稷，便把生死置之度外。如果只是顾虑嫌疑、逃避罪责，那是臣下不忠的私利，不是君主和国家社稷的福分。当时天下已经混乱，强敌正在侵凌，蔡京等人却照旧享受爵禄，丝毫没有受到惩罚。陈东只是太学生，起初没有官职职责，也没有谏官的言责，却仍能上书弹劾，忠诚愤懑，情绪激烈。宋朝廷的各位大臣，难道不应该因此稍感惭愧吗？由此看来，陈东讨伐贼人的心情是迫切的，忧虑国家的心意也是真诚的。” 把这些话直书在册，是对他的深切褒奖。广义：唉！陈东的话，就是贾太傅所说的“痛哭”。钦宗即位之初，一得到陈东的上书，正应当振作乾刚之断，当即把六个奸臣公开处死，并诏告天下。这样一来，天下怀有忠心、秉持义理的人，都会说：“有这样的君主，我怎么能不出来辅佐他呢！”而且最大的奸臣一旦脱离其势力，党羽的势力自然孤立，必定不能再作恶。何况金人一听说新君如此作为，进犯的气势也会稍稍受挫。汴宋的基业，谁还能动摇它？如今对陈东的话，既然称许并采纳了，却又没有果断实行，足以看出钦宗不能有所作为。唉！在事情开始时都不能有所作为，怎么能在事情结束时有所作为呢？《尚书》说：“去除邪恶，不要迟疑。”可惜钦宗不值得对他说这些话。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卷十 《史部，史评类，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卷十一 起于丙午，即宋钦宗靖康元年，终于丁未，即宋高宗建炎元年，共二年。丙午：钦宗皇帝靖康元年春正月，下诏令朝廷内外的臣民直言政事得失。发明：考察金人侵犯边境以后，钦宗多次下诏征求意见，事情稍有缓和就暗中阻挠压制，当时有“城门关闭，言路开放；城门开放，言路关闭”的说法。元城刘氏说：《尚书》称赞尧的德行说“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看法而听从别人”；舜告诫臣下说“我使你们通达并辅佐我，你们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后却另说一套”；伊尹告诫太甲说：“有话违逆你的心意，一定要从正道上寻求；有话顺合你的心意，一定要从不合正道处寻求”；傅说回复高宗说：“木材依照墨绳加工就能端正，君主听从劝谏就能圣明。”既然如此，古代那些聪明睿智、才能超过常人的君主之所以能有大作为，没有不是把求取谏言作为首要事务的。当时言路长期闭塞，阿谀奉承成为风气；钦宗继承帝位之初，首先下诏征求意见，这也算是能够革除旧弊、创立新政。虽然钦宗性情柔弱，不能始终坚持，但神人共同的愤怒大概可以得到宣泄。因此《纲目》也记载此事来表示褒许。广义：我看当时密封上呈的意见，没有一篇像陈东那样恳切。既然有这样的言论却不予采用，那又何必下诏征求意见呢？难怪诏书虽然下达，却没有一个人听从它。梁方平的军队在黎阳溃败，金人于是渡过黄河。斡里雅布驻防相州、濬州时，梁方平率禁军驻扎在黎阳黄河北岸。金将达呼布突然到来，梁方平奔逃溃散。河南守桥的人望见金兵旗帜，烧毁桥梁后逃走。河北、河东路制置副使何灌率领二万人退守滑州，也望见金兵便迎风溃逃。在河南的官军没有一个人抵抗敌人。金人反过来夺取小船渡河，全部渡过用了五天；骑兵才刚渡完，步兵还没有渡完。金兵一边渡河一边行进，再也没有队伍编制。金人笑着说：“南朝可以说是 没有人的国家；如果有一二千人守住黄河，我怎么能渡过来呢？”于是进攻滑州。发明：孟子说：“挖掘这道护城河，筑起这座城，与百姓共同守卫它；即使拼死作战，百姓也不离去，这样国家就有希望了。”挖护城河、筑城，是为国家作准备，所说的是事务；拼死作战而百姓不离去，是国家的根本，所说的是政治。宋朝依仗梁方平守卫，却不修治城郭，也不选择良将，片刻之间军队便溃败，金 人于是渡过黄河，确实是因为毫无防备。然而敌人到来而军队溃败，是因为上面不能使百姓拼死效命而不离开，这就是不明白治国的根本。即使加高加厚黎阳的城墙，又有什么用呢？所以《纲目》特意记载军队溃败，是为了说明城郭、沟池以及玄门、击拆等，都只是守卫国家的末等事务，必须把巩固根本、安定百姓作为治国的急务。这与《春秋》记载“莒溃”“楚人入郓”的义理相同。广义：用兵出师，是国家的大事，怎么可以把它交给阴险小人呢？而且用阴险之道掌权，从来没有能够生养万物的。正如《易》所说：“用兵出师，最终必有大败，因为这对他的国君是凶险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徽宗任用童贯，童贯逃回，而金人包围太原；钦宗任用梁方平，梁方平的军队溃败，而金人于是渡过黄河。徽宗、钦宗父子选择将领、使用军队，完全一样，却想保有家国，实在太难了。任命吴敏为知枢密院事，李棁为同知枢密院事。把王黼贬谪安置到永州，赐李彦死，并籍没他的家产，放朱勔回乡。王黼走到雍丘，被盗贼杀死。王黼听说金兵到来，没有等候诏命，便带着妻子儿女向东逃走。诏令将他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永州。吴敏、李纲请求诛杀王黼，事情交给开封尹聂昌处理。聂昌派武士在雍丘以南跟踪他，在百姓家中杀了他，取下他的首级进献。皇帝因为刚刚即位，难于公开诛杀大臣，便托称他是被盗贼杀死的。李彦被赐死，并籍没其家产。朱勔被放回乡里。朱勔凭借花石纲取悦皇帝，使州郡受到毒害超过二十年，积累官位至宁远军节度使，居住在苏州，公然搜刮财物。他的园林池苑可以比拟宫禁，服饰器用僭越到皇帝车舆的规格；又假托挽运船只招募数千人，把他们聚集起来作为自己的护卫。他的声势和气焰炽盛于东南，部刺史、郡守大多出自他的门下。邪恶之人和卑污之徒在他门前等候，像奴仆一样侍奉，当时人称那里为“东南小朝廷”。上皇晚年更加亲近信任他，他在宫中代为传达事情，传递上奏文书，大致如同宦官入宫进见，连宫嫔也不避开。他一家人全都成为显贵官员，连车夫仆役也官至金紫，天下人为此扼腕。到这时，凡是因朱勔而取得官职的人全部罢免。发明：王黼等人欺骗天子，嫉妒贤能，诱导奢侈，挑起敌人的衅端，罪行太大了。按照法律施行刑罚，即使处死也罪有余辜。《纲目》一处写“窜”，一处写“放”，一处写“赐死”，好像他们没有罪一样。宋朝对他们的惩罚，不能满足人们的期望。然而钦宗既然派聂昌杀王黼，却假托说是盗贼所杀，这是为什么呢？以天子的身份施行盗贼的谋略，也就只是盗贼罢了。这里记载“王黼走到雍丘，被盗贼杀死”，却不知道所谓盗贼究竟是什么人，实在可耻到了极点。这与《唐书》记载盗贼杀死李辅国相似。广义：王黼欺骗君主、误害国家，罪行不可不诛。李彦、朱勔，与他罪行相同。当时都应当合门寸斩，以向天下谢罪，却反而只是安置到永州，这是按罪论处时失于讨伐贼人的惩罚。然而聂昌派人杀了王黼，足以快慰人心，为什么还写作“盗贼”呢？大概聂昌也是王黼一类的人。他杀王黼不是出于公义而是出于私意，不是盗贼又是什么？从前聂政杀死侠累，文公尚且在史书中称作“盗”，何况聂昌呢？我曾经考察宋朝灭亡的原因，认为它是亡于朱勔的花石纲。为什么呢？因为安逸享乐是君主最大的戒忌，所以即使像大舜那样圣明，他的臣子伯益还要以安逸享乐来告诫他，何况那些远不如大舜的人呢？一旦产生安逸享乐，君主的心志就会放纵松弛，凡是耗费财物、伤害百姓的事情，都会不顾道理和义理去做；即使有好的谋略进言，也不足以打动他的听闻。君主的心一旦安于这样的安逸享乐，就好像盘中的水已经满了，连一滴水也无法再流入。正是伊尹所说的“习惯与本性融为一体”。做君主的到了这种地步，却想保全家国，实在可以看出是很难的。再考察朱勔在宋朝作孽的由来，始于崇宁四年，蔡京把朱勔的姓名列入童贯的军籍之中，所以朱勔和他的父亲朱冲都得以做官。

译从此徽宗把花石费用放在心上，牢固得不可改变。劝谏的人被安置，讽谏的人被放回乡里。因此朱勔得到君主的宠信，君臣之间没有尊卑的区别，情意如鱼得水。他的富有可比拟封君，权势压倒君主。他盘踞二十多年，其间残害国家、损害百姓的事情一天比一天增多，而徽宗迷惑不醒，难道不可悲痛吗？何况东南是钱粮聚集之地，当时汴宋的命运，实际上悬系于此。朱勔把那里搜刮得几乎一干二净，摧残国家根本，百姓的怨恨无法消除。所以方腊借着百姓无法忍受的情绪，曾经发泄了他们郁积的愤怒。陈东说：“朱勔在东南结下怨仇，这是他独到而明察的判断。”后来即使把朱勔诛杀并贬窜，也仍不足以向天下谢罪。君子对于朱勔，还有什么可责备的呢？太上皇逃奔亳州，随后前往镇江。皇帝听说斡里雅布已经渡过黄河，下诏亲自出征，任命蔡攸为太上皇帝行宫使，宇文粹中为副使，护送上皇向东行进以躲避敌人。庚午日，上皇前往亳州。于是百官大多暗中逃跑。起初，童贯在陕西招募身材高大、年少力壮的人，号称胜捷军，有几万人，把他们作为亲军，披甲排列在宅第中。等到他从太原回到京城，正好遇到上皇向南巡幸，童贯便带着这支军队随行。上皇经过浮桥时，卫士攀援远望，号哭悲痛。童贯只怕行进不够快，竟让亲军射杀他们，被箭射中倒地的有一百多人，道路上流满眼泪。蔡京也带着全家向南行走，作为保全自己的计策。辛巳日，上皇到达镇江。发明：表示迁徙逃亡的词有三种：“播越”是较为缓和的说法，“奔”是急迫的说法，“走”是轻贱的说法。《礼记·曲礼》说：“天子不说出。”《公羊传》说：“君王没有‘出’这个说法；说‘出’，就是失去了天下。”大概君王把四海当作自己的家，把京师当作自己的居室，所以君王所在的地方称作“行在所”，巡狩、出行则说“车驾驻于某地”，就是这个意思。徽宗亲自登临帝位，已经将近二十五年，天下都在他的统治之下，所有人都是他的臣民。一旦敌人到来，他竟抛弃宗庙，丢下亲属，只带着自己所宠爱的人脱身逃走，这样就只是一个普通人罢了。所以《纲目》在这里写“出”、写“奔”，不按照天子的礼法对待他，而按照普通百姓的事情来写，可以说是轻贱到了极点。以尊贵身份成为天子，富有四海，却一旦失国，奔走逃亡还不如普通人；君主看到这一点，难道不应该战战兢兢、勤勉谨慎，知道有所畏惧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广义：唉！徽宗不过是坊市之间那些小才末艺之流，哪里是黄屋左纛之中的人物呢？蔡京、童贯每天侍奉在他身边，却不知道他们的奸邪。他的昏庸愚昧，谁能比得上呢？然而他流离逃亡，不能守住宗庙社稷，最后把自身送入夷狄之地，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幸运或不幸。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东京留守兼亲征行营使，京师实行戒严。宰执们商议请求皇帝出行到襄、邓，以躲避敌人的锋芒。行营参谋官李纲说：“道君皇帝把宗社交给陛下，陛下却抛弃它离开，怎么可以呢？”皇帝默然不语。白时中说都城不能守，李纲说：“天下的城池，哪里有像都城这样的？况且宗庙社稷、百官万民都在这里，舍弃这里还要到哪里去？今天的计策，应当整顿军马，巩固人心，彼此共同坚守，等待勤王的军队。”皇帝问：“谁可以担任将领？”李纲说：“白时中、李邦彦等虽然未必懂得军事，但借助他们的职位和名号来安抚将士、抵抗敌军锋芒，本来就是他们的职责。”白时中勃然大怒说：“难道李纲不能率兵出战吗？”李纲说：“陛下如果不认为臣庸碌怯懦，假如派臣统领军队，臣愿意以死报效。”于是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东京留守。李纲竭力向皇帝陈述不可离开的理由，又说：“唐明皇听说潼关失守，立即巡幸蜀地，宗庙朝廷毁在贼人手中。如今四方的军队不久便会云集，怎么能轻率行动，重蹈唐明皇的覆辙呢？”恰逢宦官奏报中宫已经出发，皇帝脸色变了，仓促地走下御榻说：“朕不能留下了。” 李纲哭泣叩拜，以死相求，请皇帝留下。皇帝回头对李纲说：“朕现在为你留下，整治军队、抵御敌人的事情，专门交给你负责，不要造成疏忽。”李纲惶恐地接受命令。宰臣们仍不断请求皇帝出行，皇帝听从了他们。李纲快步赶到朝廷时，禁卫军已经披挂铠甲，车驾也已经套好。李纲急忙呼喊禁卫军说：“你们愿意守卫宗社吗？愿意跟随皇帝出行吗？”大家都说：“愿意拼死守卫。”李纲入内进见说：“陛下已经答应臣留下，为什么又下令出行呢？如今六军将士的父亲、儿子和妻子儿女都在都城，愿意拼死守卫。万一陛下在半路上军队离散逃回，陛下和谁一起作护卫？敌军已经逼近，如果知道车驾还没有走远，骑着快马迅速追来，拿什么抵御他们？”皇帝醒悟，于是停止出行。禁卫军和六军听说后，没有不高兴的，全都拜伏高呼万岁。于是命李纲兼任行营使，允许他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处置。李纲整治守城、作战的器具，不到几天就完成了。广义：唉！童贯、蔡京、王黼等人急于邀取边功时，童贯等人安享王公的富贵，难道不知道应当把李纲置于何处吗？等到国势倾危，他们先前所接受富贵的人全都捧头逃窜，完全没有一个办法可以施行，这是为什么呢？推究其中的原因，都是徽宗平日扶助阴邪、压抑正直造成的。况且贤能之人立身于君主的朝廷，随着时势变迁，与正道一同变化；君主不用他，他便守持自身而保持正直，闭口不言，既无过失，也无声誉，这就是《坤》卦六四爻的意义。君主任用他，他便奋不顾身；作为君主的臣子，艰苦尽责，不是为了自身，这就是《蹇》卦六二爻的意义。唉！品格正大而符合《坤》卦六四、《蹇》卦六二所说的人，我在李公身上看到了。何况李公竭力陈述不可出行的理由，正是孟子谨慎遵守常法的意思。假使李公胸中没有坚定的见识，怎么能提出这样像泰山一样屹立、不可动摇的言论呢？唉！宋朝有这样的社稷之臣，却不能在天下尚未混乱、国家尚未危急的时候任用他，可惜啊！免去白时中的职务，任命李邦彦为太宰，张邦昌为少宰，赵野为门下侍郎，王孝迪为中书侍郎，蔡懋为尚书左丞。派遣使者督促各道军队入京救援。发明：由此看来，宋朝失去人心是显而易见的。若能用良好的政治措施巩固民心，百姓就会亲近他们的君上，为长官效死，像子弟保卫父兄、手足保护头脸一样，哪里还需要督促他们入京救援呢？所以这里的记载含有讥刺。金国的斡里雅布包围京师，李纲竭力抵御。金人前来商议和议，诏令拿出内帑的钱财以及搜括、借取士民的金帛给他们。派遣康王赵构和少宰张邦昌前往金营做人质。

译当时斡里雅布的军队抵达汴京城，占据牟驼门。皇帝召集群臣商议此事。李邦彦极力请求割让土地求和，李纲认为应当出兵攻击。皇帝最终听从李邦彦的计策，命虞部员外郎郑望之和高世则出使金军。使者还未到达，遇到金使吴孝民前来，于是便和他一同返回。当夜，金人攻打宣泽门，李纲抵御金军，斩杀、俘获一百多人。金人知道宋军已有防备，又听说道君皇帝已经内禅，于是退兵。甲戌日，吴孝民入宫进见，询问交纳张邦昌为人质的事情，命宋朝捉拿并送交童贯、谭稹、詹度，并且说：“上皇朝廷的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追究。现在少帝与金国另立誓书、结为友好，仍然派亲王、宰相和各军将领到我军前面来就可以了。”皇帝于是询问可以出使的大臣，李纲请求前往，皇帝不准，而命李棁出使。李纲说：“国家安危在此一举，臣担心李棁怯懦，会误了国事。”皇帝不听，便命李棁出使金国。斡里雅布于是集结大军向南，命李棁面向北方坐下。李棁拜了两拜，跪着向前走，恐惧得魂不附体，把应当说的话都忘了。斡里雅布对他说：“你们家的京城顷刻之间就会被攻破。我之所以收兵不攻，只是因为少帝，想保存赵氏的宗社。我对你们的恩德已经很大了。现在如果想议和，和尚输纳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牛马一万头、缯帛一百万匹，尊奉金帝为伯父，归还燕云地区在汉人手中的人，并割让中山、太原、河间三镇的土地，再以宰相、亲王作为人质；等我大军渡过黄河后才退兵。” 于是拿出一张写有事情条目的纸交给李棁，遣送他回去。李棁等人连声答应，不敢说一句话，便同金使萧二、宝努、耶律中、王汭等一同前来。凡是金人所要求的，都是郭药师教他们这样做的。乙亥日，金人攻打天津门、景阳门等城门，李纲亲自督战，招募壮士用绳索从城上缒下出战，从卯时到酉时，斩杀金军酋长十多人，杀死其部众几千人。何灌奋力作战而死。丙子日，李棁到达，李邦彦等极力劝皇帝接受金人的议和条件。皇帝于是退居便殿、减少膳食，搜括、借取都城中的金银以及倡优家中的财物，得到黄金二十万两、白银四百万两，但民间已经空了。李纲说：“金人所需要的金钱，即使竭尽天下财力也不够，何况只是都城呢？三镇是国家的屏障，割让它们以后还凭什么立国？至于派人质，应该由宰相前往，亲王不应前往。若派善于辩说的人去，姑且同他们商议可不可行，留住他们几天；等大军从四面集结，他们孤军深入，即使得不到想要的东西，也会赶快回去。此时同他们订立盟约，他们就不敢轻视中原，和平也可以长久。”李邦彦等人说：“都城旦夕之间就要被攻破了，哪里还顾得上三镇？而且金钱的数目也不够。”皇帝对此默然不语，李纲不能改变他的意思，于是请求离职。皇帝安慰他说：“你只管出去整治军队，这件事应当慢慢谋划。”李纲退下后，盟誓文书已经拟成。文书称金国皇帝为伯父、大宋皇帝为侄子，关于金钱、割地、派人质以及重新订盟等事，全都依照金人的要求办理。派沈晦带着盟誓文书先行前往，并拿三镇地图给他们看。庚辰日，任命张邦昌为计议使，奉康王赵构前往金军中作人质，以求议和成功。当初，张邦昌同李邦彦等人极力主张议和，没想到自己反而亲自去做人质。临行时，他请求皇帝亲署御批，声明不得改变割地的议议，皇帝没有答应。康王和张邦昌乘筏渡过护城濠，从午时一直到夜间才到达金营。康王赵构是道君皇帝的第九子，韦贤妃所生。发明：太过分了！强大的邻国是不可以同它共同成就功业的。姑且以唐朝的事情来看：高祖借契丹的兵，肃宗依靠回纥的援助，都很快就遭到了他们带来的祸患。何况宋朝自己收藏财物不严，反而诱使盗贼前来呢？借助外国的力量夺取别人的土地，皇帝拥有中原，如果这样做而没有留下祸患，那么外国确实可以同它共同成就功业了。可是灭辽不久，金人就入侵了。大概宋朝所受祸患的深浅，正与它借助外力所得的轻重相对应；开始怎样，最后也怎样，丝毫不差。所以宋朝的祸乱，不只是谋划国事乖谬失当，大概也是上天借此给后人垂示警戒，使后世万代知道强大的邻国不可以同它共同成就功业，希望人们因此戒慎。谨慎，不要到了自己招致忧患的地步。纲目特别记载这件事，并且反复记载，不是记一次就够了。至于记载金国的斡里雅布围攻京师，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至于记载李纲奋力作战、抵御金人，是为了显明他以留守的身份尽忠于王事。记载金人派人来议和，是为了显明他们畏惧中原已有防备，所以想要议和；想要议和的，正是敌人。记载皇帝下诏从内府拿出财物，以及搜括、借取士民的金帛给金人，是为了显明宋朝储蓄空虚，并借此讥刺它自己削弱自己。记载派康王赵构和少宰张邦昌去做人质，是为了显明宋朝不能自我强盛，并借此讥刺它丧失防备。后世想要利用强大邻国的人，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吗？广义：李公的谋划，实在令人感慨啊！当汴京被围时，他亲自请求前往。假使他的请求得以实现，到了斡里雅布军中，一定会有震慑金人的言辞，就像颜真卿对李希烈、韩退之对王庭凑那样。汴京的围困未必不能解除，康王也未必会去做人质。何况所谓议和，必须势均力敌以后才可以进行；一旦双方的势力有所偏重，议和终究就无法谈判。斡里雅布围攻京师，那么双方势力偏重于金人，已经很明显了。还凭什么谈议和呢？所谓‘议和’，是金人的欺诈。假如按照李公所说的办法，那么就会不必议和而自然和解，何况还要议和吗？唉！李公的计策没有被钦宗采用，因而导致国家灭亡、君主受辱，这是天意，还是人为？又能责怪谁呢？任命唐恪为同知枢密院事。都统制马忠在顺天门击败金人。金军的游骑在城下大肆掳掠，马忠带领的京西募兵恰好到达，于是在顺天门外攻击金人，将其击败。金军于是收拢聚集在一起，西路稍稍恢复了通行，援兵得以到达。任命路允迪为签书枢密院事，前往金尼玛哈的军队；种师道率军入援。任命种师道为同知枢密院事，统领四方前来勤王的军队。

译种师道到达洛阳，听说斡里雅布驻扎在东城下，有人劝阻种师道，说敌军气势正盛，希望他暂且驻扎在汜水，谋求万全。种师道说：“我们的兵力少，如果迟疑徘徊不前，形迹就会暴露，意图也会被敌人察觉，只是自取羞辱罢了。现在击鼓前进，他们怎么能测知我们的虚实？城里人知道我们来了，士气自然振奋，还担心什么敌人呢！”于是沿路张贴榜文，说：“种少保率领西兵百万来了。”随即抵达西京，奔向汴水，向南直逼敌营。金人害怕了，把营寨迁到稍北的地方，收拢游骑，只守卫牟驼图，增筑营垒自卫。当时种师道年事已高，天下人称他为“老种”。皇帝听说他到来，非常高兴，打开安上门，命令李纲出迎慰劳。种师道入朝拜见，皇帝问：“今天的事情，你的意见如何？”他回答：“女真人不懂军事，哪里有孤军深入别国境内而还能平安回去的道理？”皇帝说：“已经同他们讲和了。”他回答：“臣是以军旅之事侍奉陛下，其他事情不敢过问。”于是授任他为同知枢密院事，充任京畿、河北、河东宣抚使，统领四方勤王军和前后军，任命姚平仲为都统制。种师道当时正患病，皇帝命他不必行拜礼，允许他乘肩舆入朝。金使王汭在朝廷上，抬头远远看见种师道，行拜跪礼稍微合乎礼制。皇帝回头笑着说：“这是因为你的缘故。”种师道请求暂缓交付给金人的金钱，等他们懈怠回师时，在河上扼守并消灭他们，这是上策。李邦彦不同意。广义：内有李纲捍卫国家，外有种师道勤王，难道只是击退敌人而已吗？即使拿木棒，也可以打击金人的坚甲利兵了。可是钦宗昏庸，不能使两位公卿的愿望实现，实在可惜啊！任命杨时为右谏议大夫兼侍讲。杨时说，今天的事情，应当首先收拢人心。人心不归附，即使有高城深池、坚甲利兵，也不足以依靠。童贯担任三路大帅，却抛弃军队逃回，朝廷把他置之不问而不加治罪，所以梁方平之类的人相继逃跑。应当依法处刑，以此作为不忠者的警戒。自从童贯窃取兵权二十多年，覆没军队、杀害将领，逐渐造成了今天的局面。近来听说守卫城池仍然任用宦官，前车已经倾覆的道路，不能再走了。于是皇帝就有了这个命令。贬梁师成为彰化节度副使，不久赐令他死。梁师成晚年更加广泛地收受贿赂，接受士人送来的数百万钱，以献颂、上书为名，让他们参加廷试。唱名定第的那天，他侍立在皇帝面前，低声含糊地替他们说情、安排名次。他的小吏储宏也取得科甲出身，但仍像原来一样执掌差役。梁师成外貌似乎不能说话，然而内心阴险狠毒，遇到机会就发作。王黼曾经替郓王赵楷暗中谋划夺取皇位的计策，梁师成竭力保护太子，使太子的地位没有动摇。等到上皇向东巡幸，许多奸臣都跟随前往以躲避罪责，梁师成自认为有旧日恩宠，留在京师。太学生陈东揭发他的罪恶，平民张炳也上书陈说，于是贬官，命开封府的官吏押送他到贬所。走了一天，追上去把他杀了。广义：梁师成的罪行，已经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分注说：走到八角镇时，把他勒死，并把这件事作为暴死上报。由此足以看出，钦宗有贼臣却不能讨伐，还谈什么激励、劝导天下忠义之士，取得恢复国家的功业呢？《纲目》记载‘赐死’，是代替钦宗执掌斧钺行刑啊。二月，都统制姚平仲率军夜袭金营，没有取胜便逃走。当时朝廷每天把金钱输送给金人，但金人的要求没有止境，每天肆意屠杀掠夺。四方勤王的军队逐渐到达。李纲说：“金人贪婪无厌，凶暴悖逆一天比一天严重，形势看来非用兵不可。况且敌兵号称六万人，而我们聚集在城下的勤王军队已经二十多万人。他们以孤军进入重地，就像虎豹自己投进陷阱，应当用计谋取得胜利，不必同他们争一时的力气。如果扼守河津，断绝粮饷道路，分兵收复京畿以北各县，同时以重兵逼近敌营，坚守营垒不要交战，等他们粮食吃尽、力量疲惫，然后用一纸檄文取得盟誓书，收复三镇，放他们向北回去，等他们渡河渡到一半时再攻击，这一定是取胜的计策。”皇帝深以为然。约定日期举事。种氏、姚氏一向都是山西的豪门大族。姚平仲因为父亲姚古正率熙河军入援，担心功名只归于种氏，便说：“士兵不能迅速作战，都有怨言。”皇帝听到后，把这件事告诉李纲，李纲赞成他的意见，于是命令城下的军队，遇到紧急情况听从姚平仲的节制。皇帝说：“派使者催促军队出发。”种师道想等弟弟种师中到来，因而上奏说过了春分才可以进攻。当时双方相距才八天，皇帝也认为太迟缓了。姚平仲请求提前进攻。二月初一，姚平仲率领一万步骑兵夜袭敌营，想生擒斡里雅布，带着康王回来。半夜，皇帝派宦官使者告诉李纲：“姚平仲已经发动行动了，你赶快去援助他。”姚平仲刚出发，金军的候望吏就察觉了，斡里雅布于是迎击，姚平仲的军队战败，他害怕被杀，逃亡而去。李纲率领各将领出兵救援，随即在幕天坡同金人交战，用神臂弓射退了金人。种师道又说：“劫营已经失误了，但用兵也有出其不意的办法。今晚再派军队分路进攻他们，也是一种奇策。如果仍然不能取胜，那么以后每天夜里派几千人去骚扰他们，不出十天敌人就会逃走。”李邦彦等人畏惧怯懦，都没有果断采用这个办法。发明：子路说：“如果您统率三军，将同谁一起呢？”孔子说：“一定要是面对事情能够戒惧、善于谋划并且能够把事情办成的人。”交战是大事，抵御敌人是大计，应当深思熟虑、审慎处置，一定谋求万全，这才合宜。姚平仲考虑轻率、谋略浅薄，贪图功劳而坏了大事；他的计谋没有成功，反而使敌人增加了防备。后来他害怕被杀，率兵逃走，他的罪过怎么说得完呢？轻率出动军队突然袭击，叫作“袭”；为了苟且活命而逃走，叫作“遁”；这些都是用来归罪姚平仲的。不能替君主分忧，反而增加君主的忧患。像姚平仲这样的人，怎么能称为大丈夫呢？从这里可以看出《纲目》责备当时人的用意了。广义：从前大禹征讨三苗，他誓师时说：“你们还是同心协力，这样才能建立功勋。”周武王讨伐纣王时，誓师也说：“你们要同心同德，立定功业，以求长久不朽。”大概军旅之事，从来没有心志不一、力量不同，而能够成功的。当汴京被围时，所依靠的就是内部有李纲，外部有种氏和姚氏。如今种、姚两家互不相让，把私心置于公义之上，最终导致军队覆没、国家受辱，这样的失败怎么说得完呢？

译《纲目》记载：“姚平仲袭击金营，没有取胜便逃走。” 姚平仲大概要为此对千古历史感到惭愧了。罢免李纲，以此向金人谢罪。斡里雅布召见使者，责问宋朝用兵、违背盟誓的原因，张邦昌害怕得流泪哭泣，康王却不为所动。金人对此感到奇怪，于是派王汭来责问，并且请求改派另一位亲王做人质。王汭到后，李邦彦对他说：“用兵是李纲、姚平仲的主意，不是朝廷的意思。”于是罢免李纲以向金人谢罪，撤销亲征行营司。当时宇文虚中听说汴京危急，骑马赶回，收拢散卒，得到东南军队二万人，便根据情况自行起用李邈统领他们，命令驻扎在汴河防守。姚平仲失利后，从西面前来援助的军队全都溃败。宇文虚中用绳索缒入京城，皇帝想派人出使，说明劫营并非朝廷的意思，大臣们都不愿意去，宇文虚中接受诏命，慨然前往。发明：宋人的愚蠢实在太过分了！当时敌军逼近城下，朝廷内外都恐惧不安，群奸没有防备，只有希望赶快议和；而委身为国、担当国事的，只有李纲一人。从前晋武帝独断专行，成就了平定吴国的功业；唐宪宗独断专行，于是取得攻破蔡州的功绩。钦宗不能奋发仁义礼制之勇，保持君主刚健的独断，毫无疑虑地任用李纲，不让浮言动摇他，这才可以。为什么却心存两端，不能果断决策，最终罢免忠直之臣，向残暴的仇敌谢罪？唉，真是鄙陋啊！金人果真爱护我们吗？那么就不必劳师远道而来；金人果真仇视我们吗？那么又何必隐藏怨恨而同他们交好？何况女真人倾全国之力入侵，靠吃中原宋朝的粮食来维持。中原宋朝的军队并不是不多，将领也不是不众；如果合力奋击，使金军一辆车也不能返回，那么敌将只要望见旌旗就会胆落。不能凭此自强，只图一时偷安，把祸患留给后世，使敌人从容驻扎，任意劫掠，这难道是具有人心的人做得出来的吗？把这件事记载下来，也足以引起千古一笑了。广义：当斡里雅布围攻汴京时，金人所忌惮的只有李尚书一人。如今既然罢免了李纲，就可知当时宋朝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金人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太学生陈东上书，请求重新任用李纲。下诏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京城防御使。陈东等十多人在宣德门上书说：李纲奋勇而不顾自身，以一身承担天下的重任，正是所谓社稷之臣。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棁这些人，庸碌谬妄而没有才能，嫉妒贤能，动辄为自身谋划，不顾国家大计，正是所谓社稷之贼。陛下任用李纲，朝廷内外都互相庆贺；而李邦彦等人把他视为仇敌，害怕他成功，于是借机阻挠破坏。况且李邦彦等人一定要割让土地，却不知道没有三关四镇，就是放弃河北。放弃河北，朝廷还能重新定都大梁吗？又不知道张邦昌等人能否保证金人不再撕毁盟约吗？只怕敌军向南进攻，大梁不能作为都城，必将迁往金陵。这样一来，长江以北就不再属于朝廷所有；何况金陵正担心童贯、蔡攸、朱勔等人前往后再次引发变乱，即使想迁去定都，也办不到。陛下将要在哪里安定宗庙社稷呢？李邦彦等人不为国家作长远打算，又想阻挠李纲的成功谋划，以满足自己的私愤。罢免李纲的命令一传出，军民就骚动起来，甚至流泪，都说不出几天就会被敌人擒获。罢免李纲，不仅中了李邦彦等人的计，也中了敌人的计。请求重新任用李纲，并斥退李邦彦等人；同时把京城以外的军事事务交给种师道，国家和宗社的存亡就在此一举，不能不慎重。奏书上奏后，不约而来的军民有几万人。等李邦彦入朝，众人列举他的罪状并辱骂他，还想殴打他；李邦彦快跑才得以免脱。吴敏传达诏令让众人退下，众人没有一个肯离开，反而打坏登闻鼓，喧闹声震动大地。殿帅王宗濋害怕发生变乱，上奏请求皇帝勉强顺从众意。皇帝于是派耿南仲向众人宣布：“已经得到诏令任用李纲了。”内侍朱拱之宣布李纲到任迟了，众人把他剁成碎块并肢解，还杀死了几十名内侍。开封府知府王时雍指挥众人退下，但他们仍不退。皇帝回头让户部尚书聂昌出面劝解，诸生才退去。于是恢复李纲右丞职位，充任京城四壁防御使。后来城里人又说希望见到种师道，皇帝下诏催促种师道入城弹压。种师道乘车到来，众人掀起车帘看他，说：“果然是我们的种公。”众人彼此招呼应诺后散去。第二天，皇帝下诏杀掉杀害内侍的军民首领，并禁止伏阙上书。王时雍想把太学诸生全部投入狱中，人人都惶恐不安。恰逢朝廷将任用杨时为国子监祭酒，派聂昌到太学宣谕，事情才得以平定。吴敏想要平息诽谤议论，奏请任命陈东为太学录，陈东坚决辞谢，回乡去了。发明：前面记载陈东上书请求诛杀蔡京等六人，这里又记载陈东上书请求重新任用李纲，这或许可以说他已经能够端正自己的好恶了。《纲目》特意把这件事记在册中，是为了深深褒扬他。广义：唉！汴京危急时，京城士人百姓所依靠的，就是李公。然而李公的见识、忠诚和勇敢，不只是太学诸生知道，京城几万人没有不知道的；唯一不知道的，只有钦宗。如今重新任用李纲，并不是钦宗的本心，而是出于众人情势的迫切，不得已才这样做。唉，钦宗在国事纷乱仓促之时，尚且没有德行、智慧和谋略来辨察臣下的忠奸，何况太平时期呢？由此可知，钦宗是不值得同他共图大事的。解除元祐党籍和学术禁令。广义：元祐党籍和学术禁令，是蔡京一人极力鼓吹其说，倡导而成为亡国的阶梯。到这时把它们废除，为什么呢？正所谓人将死时，他说的话也会变得善良。难道这就是天理不可泯灭的意思吗？废除可以交给百姓使用的苑囿和宫观。广义：唉！钦宗把苑囿、宫观交给百姓，可以说是弥补了前人的过错。

译把这件事记在册中，大概也值得一看。改派肃王赵枢到金国做人质，康王赵构返回。宇文虚中冒着刀箭，到达金军营地，露天坐在风尘之中。从己时到申时，金人张弓搭箭、露出刀刃，四面包围他，过了很久才得以见到康王。第二天，他陪侍康王到金军幕府，见到斡里雅布时，他言语傲慢无礼，礼节倨傲。到傍晚，金人派王汭跟随宇文虚中入城，要求越王以及李邦彦、吴敛、李纲和驸马曹晟等人，连同金银、骡马之类一并交出，并且想要御笔亲书确定三镇的边界，这才退兵。第二天，皇帝命肃王前往代替康王，并把张邦昌送回作为人质。广义：高宗能够回来，是天意啊。上天大概是为太祖的后代作这样的安排吧。任命徐处仁为中书侍郎，宇文虚中为签书枢密院事，罢免蔡懋。下诏割让三镇土地给金国，金人斡里雅布率兵向北撤去，京城解除戒严。起初，金人进攻京城时，蔡懋禁止随意发射箭石，将士们积聚了愤怒。等到李纲重新被任用，下令杀敌者给予重赏，众人无不奋勇争先，金人害怕了，逐渐退却。到这时，宇文虚中后来奉诏前往金国，答应割让三镇土地。斡里雅布得到诏书后，等不及金银数量全部交足，便派韩光裔前来告辞，率军向北撤去。肃王跟随他，京城解除戒严。种师道请求趁金兵渡河过半时攻击他们，皇帝不准。种师道说：“将来一定会成为国家的祸患。”御史中丞吕好问向皇帝进言说：“金人得志以后，更加轻视中国，秋冬时节一定会倾尽全国兵力再次前来，抵御敌人的准备应当赶快筹划。”皇帝不听。唉！宋朝的削弱，越来越严重了。宋朝不能与敌人抗衡，由此可知。土地是承受天命而得、从先君那里继承来的，即使只有一尺一寸的土地，也不能擅自给人，实在不得已时，也应以死生相随。孟子说：“守住正道而献出生命，是义。”金人围城，超过两个月，四方勤王的军队已经会集，敌人轻蔑侮辱的心思已经达到极点，这正是楚汉两方角力、不能同时并立的时候。却没有听说出兵抵抗，只是一味谋求屈己求和：早晨进献一番言辞来求结盟，晚上设置一道防线来求和好。谋臣猛将相继积愤，而割地的谋划却兴起了。何况王公设置险阻，是用来守卫国家的；三镇是宋朝的屏障，割让了它们，凭什么建立国家？今天割让一座城，明天削去一块土地，然后得到一时的安睡；醒来看看四方边境，金兵却又来了。既然如此，宋朝的土地有限，而凶暴的金人的欲望没有穷尽；土地一旦割尽，宋朝怎么还能存在？难道不令人深为惋惜吗！一两个大臣不能讲求至理，一两个执政不能谋划宏大的方略，尸位素餐，究竟有什么值得取法的？不用等到贬斥断绝，他们的意义自然显现出来的，就是这一类人。如果确实听从李纲、种师道两位公卿的防御主张，即使不把三镇土地交给金人，斡里雅布的军队也会撤退。只是钦宗庸弱懦怯，内心没有主见，终于使宗庙社稷的土地沦落到北方金人手中，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大赦。并且下诏告谕士民：从今以后，各项事务都遵照采用种师道原来的制度，凡是损害国家、祸害百姓的事情，一概停止。又罢免宰执兼任神霄玉清万寿宫使的职务。广义：上文分注记载吕好问的话说：“金人得志以后，更加轻视中国，秋冬时节一定会倾尽全国兵力前来，抵御敌人的准备应当赶快筹划。”这番话多么明察而且切中要害啊！作为钦宗，就应当早晚警惕，即使卧薪尝胆，还应认为做得不够。如今对好问的话却像水泼在石头上一样，丝毫不放在心上，反而急着实行大赦，这是为什么呢？大概赦免，是小人的幸运、君子的不幸。这次大赦的举动，难道不是被小人所驱使吗？本条分注记载诏告士民的话，虽然有些可取，但在当时也应以筹划抵御敌人为紧急之务，而这件事或许可以暂缓。抵御敌人的事情不筹划，即使这件事做得好，也没有办法挽救紧急局势。这就好比病危的人，不先给他服用应急的药剂，却慢慢给他加用参苓之类的药，想使他起死回生，恐怕很难做到。免去李邦彦的职务。李邦彦没有提出任何有益的建言，只是一味阿谀顺从、趋奉谄媚而已。京城人把他看作浪子，宰相 任命张邦昌为太宰，吴敏为少宰，李纲为知枢密院事，耿南仲、李棁为尚书左丞、右丞。宇文粹中被罢免。姚古、种师中以及府州将领折彦质率军入京援救。姚古、种师中以及府州统帅折彦质等人，各自率兵勤王，共有十多万人，到达汴京城下，而斡里雅布已经退兵。李纲请求下诏让姚古等人追击，并且告诫他们等待有可以攻击的时机就攻击；但三省却命令他们防护押送金兵出境，不要轻举妄动以引发事端。当时大臣们的政令相互矛盾，所以最终没有取得成功。发明：这三人能够懂得为君主解急的道义了。虽然没有成功，志向也值得嘉许，因此《纲目》特意在册中提出记载，是用来劝勉臣子为国尽忠的。种师道被罢免。御史中丞许翰说：“种师道是名将，沉着坚毅而有谋略，不可以让他解除兵权。”皇帝说他年老而难以任用，许翰说：“秦始皇认为王翦年老，却任用李信，结果军队在楚国受辱；汉宣帝认为赵充国年老，但他最终仍能建立金城之功。自吕望以来，凭借老将取得成功的，难以一二数清。种师道的智谋思虑并未衰退，虽然年老仍然可以任用。”皇帝没有采纳。许翰又说：“金人这次离去，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应当派一名大将率军追击；如果失利就撤退，那么中原还可以保全，四方夷狄也可以服从。否则将来金人再次出兵，必然有来不及挽救的祸患，应当派种师道截击他们。”皇帝也没有听从。种师道是当时的名将，华夏和夷狄都闻名，而金人一向忌惮他。在国家形势艰难的日子里，无缘无故抛弃名将，正好足以壮大敌人的志气，也会自行加速败亡。范晔说得好：“山中有猛虎，藜藿就因此没有人采摘。”如今猛兽离开山林，恐怕采摘宋朝藜藿的人，反而会因此出现了。唉，真令人悲痛啊！任命杨时兼任国子祭酒。杨时知道的事情没有不直言的，但都没有被听取。等到太学生挽留李纲、种师道、吴敏，请求任用杨时来安定太学，于是皇帝召见他。杨时说，诸生都是忠于朝廷，并没有其他意图；只要选择年长老成、有德行义理的人担任太学的正副长官，太学自然就会安定。皇帝说：“没有人能超过你。”于是任用他。上书请求解除元祐党籍和学术禁令，可以崇尚正统学术；第二次上书请求把苑囿、宫观交给百姓，可以取得民心；到这时上书请求任命杨时为国子祭酒，可以确定国家的舆论。这三件事，确实都是挽救当时局势的急务。历次记载在册，很值得称道。金人尼玛哈进入威胜军，进攻隆德府。

译尼玛哈攻打太原，攻破了所有县城，只有城中张孝纯坚守不降，于是尼玛哈在城外箭石射不到的地方筑城防守，使城内外不能相通。后来听说斡里雅布正在议和，便派人来索取贿赂，宰臣认为勤王军队已经大量集结，扣留了他的使者而不给钱。尼玛哈大怒，于是分兵奔向汴京，折可求、刘光世的军队都被他击败。平阳府的叛卒引导金兵进入南北关，尼玛哈叹息说：“关隘如此险要，却让我们通过了，南朝没有人了！”通过关隘后，他得知威胜军知军李植以城投降，便攻下隆德府，知府张确为此而死。金兵进屯泽州，吕中说：“夺取燕地，却不知道夺取三关的险要；守卫京城，却不知道守卫关河的险要，这就是敌人所叹息的‘没有人’的原因。” 贬蔡京为秘书监，童贯为左卫上将军，蔡攸为太中大夫。这是因为陈东的进言；当时这三个人都跟随上皇出行。敌国外患，自古以来就有；但从来没有不自己挑起边境事端而酿成祸患的。所以罪过没有比挑起边衅更大的。何况当时陈东上书说，想要擒拿这些贼人，在街市和朝廷上公开处死他们，并不只是贬低他们的官职而已。如今《纲目》大书“贬”，是因为这还没有合乎他们的罪行。一定要按照陈东所说的去做，才可以作为钦宗：应当向太上皇陈明，国家的祸患就是从这些人开始的。这些人奸诈狡猾，想要保全自己，所以跟随陛下出行；他们的本意实在不是为了陛下。譬如狐狸凭借城墙、老鼠依靠社坛，人们难道还敢肆意发动攻掠吗？一旦进攻、掠夺它们，就必然要承担使城墙坍塌、社坛倾覆的罪责。伏望陛下割舍恩情、斩断私义，早日用囚车把这些人押送到京城，在太庙献俘，严明地治罪，并向天下宣布，以舒解神人共同的愤怒，那么金人侵犯正道的心思一定会改变，天下勤王的军队也一定会像云一样聚集、像回声一样响应。陛下回銮的日子可以期待，太原这片宗社之地可以收复，而臣下新近接受的任命也或许可以保全。天下幸甚。这样一来，徽宗虽然心中迷惑，也必定会同意所奏，难道会没有父子之情吗？然而钦宗为什么不办理这件事，只是贬低这些人的官职？这是失去了讨伐贼人的道义。还哪里能够指望恢复失地呢？梁方平依法伏诛。蔡京、蔡攸、童贯、梁方平，罪恶相同，死有余辜，为什么一个只写作“贬”，另一个却写作“伏诛”？大概是蔡京等人罪重而处罚轻，所以这样的书法仿佛他们没有罪一样，是为了深深讥刺钦宗在政事和刑罚上的失当。梁方平既然按照法典处死，所以就以“伏诛”记载。《纲目》推究实情来定罪，它的防范是严密的！唉，钦宗刚开始执政就这样，凭什么使天下人信服呢？这就是他的做法对败亡没有帮助的原因。金人渡过黄河，是由于梁方平的军队在黎阳溃败。大书“伏诛”，他的罪责就算得到正当处理了。王孝迪被罢免。任命聂昌为东南发运使，还未出发就罢止了。起初，上皇向南巡幸，童贯、高俅等人率军护卫随从。出发以后，听说都城被围，于是停下不走。东南地区的驿传和勤王军队在道路上的传言纷纷，都说童贯等人要发动变乱。朝廷商议任命聂昌为发运使，前去谋划处理这件事。李纲说：“如果聂昌谋划的事情果真成功，使太上皇受到惊扰，那么忧患就在陛下这里。万一没有成功，这几个人挟持太上皇在东南，要求把剑南一道交给他们，陛下将怎样处置呢？不如停止聂昌出行，请太上皇除去这几个人，自然可以不费力而平定。”皇帝听从了他。分注记载李枢密的话，可以说是懂得时势、通达权变的人。钦宗听从了他，也是当时的幸事。可惜实行得不够勇敢果断。金人尼玛哈回到云中，留下军队包围太原。三月，张邦昌、李棁被免职。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张邦昌偏袒敌人，所以尼玛哈才再次到来；他是社稷的贼，于是将他免职。任命徐处仁为太宰，唐恪为中书侍郎，何㮚为尚书右丞，许翰为同知枢密院事。皇帝召见徐处仁，询问割让三镇是否合适。徐处仁说不应当放弃，意见与吴敏相同。吴敏推荐徐处仁可以担任宰相，于是任命他为太宰。当时进见皇帝的人大多谈论宣和年间的事情，唐恪对皇帝说：“革除弊政应当逐步进行，应当选择今天最紧急的事情先办。但进言的人不顾大局，甚至琐细列举以前的事情来发泄一时的愤怒，难道不会伤害太上皇的心吗？蔡京、蔡攸、童贯辅佐一类的人，既然已经放逐斥退，暂且可以到此为止。以后边境的事情平定了，再向上皇说明。陛下请下诏书，与天下人共同弃绝他们，谁能说不可以呢？”皇帝说：“你的议论很好，替朕起草诏书，把这个意思告知在位者。群贤一齐被征召，好像可以倾覆否塞的局面了。然而否塞最终不能倾覆，是因为还有唐恪一人在那里。明白的人对此真是遗憾。宇文虚中被免职。进言的人弹劾他议和的罪过，于是出任青州知州。下诏命种师道驻军滑州，姚古、种师中援救三镇。姚古收复隆德府、威胜军。种师中追赶斡里雅布到北部边境后返回。下诏说，金人所要求订立的盟约终究不能保全，如今尼玛哈深入内地，南面防守隆德府的军队先已失败。朕对原先主张和议的大臣早晚追悔责备，已经罢黜了原来主张和议的大臣。太原、中山、河间三镇，是保卫边塞和陵寝所在之地，发誓一定要坚固守卫。于是任命种师道为河北河东宣谕使，驻守滑州；任命姚古为河北制置使，种师中为副使。姚古统领军队援救太原，种师中援救中山、河间，而种师道实际上没有军队随行，于是请求集合关河一带的士卒，驻扎在沧州、卫州、孟州、滑州，防备金兵再次到来。朝廷认为强敌刚刚退去，不宜劳师动众来显示弱势，拒绝采用他的建议。种师中渡过黄河后上书说：“尼玛哈已经到达泽州，我想从邢州、相州之间出兵进入上党，出其不意地袭击他，应当可以取胜。”朝廷怀疑这件事，没有采用。斡里雅布到来后，中山、河间两镇都坚守不降，种师中于是进兵逼迫他们。斡里雅布出境后，姚古率兵收复隆德府、威胜军，扼守南北关。追击的人已经离去，却还追随其后，这就叫作追蹑。自从金人入侵以来，忌讳谈论军事，只依仗和好，女真人从容出入，几乎没有任何阻碍，中国的气势因此大为屈服。如今皇帝忽然作出决断，命令将领出兵，驻扎滑州，援救三镇，在女真人刚刚退去时追击斡里雅布，这一行动稍稍令人满意，所以特意以喜悦的态度记载。这样特别赞许他，是希望他始终如一、奋发有为；如果做到这样，又哪里用担心金人再次到来呢？可惜邪正两方面的言论交相出现，他不免受到邪说迷惑而抛弃正道。唉！在这个时候，最紧急的没有超过防备抵御敌人。朝廷的议论竟然如此，那么宋朝的事情日益恶化，就完全可以看出来了。下诏命李纲到南京迎接太上皇。

译当时掌权的人说，太上皇将要在镇江重新登基，人心惊恐不安。后来太上皇后先回来，有人说太上皇后将从端门直接进入宫禁，内侍们颇力劝皇帝严加防备，皇帝不听。后来太上皇回到京师，拿书信询问改革政事的缘故，并召见吴敏、李纲。有人担心太上皇的意图不可预测，李纲说：“没有别的，不过是想了解朝廷的事情罢了。”李纲前去，把事情全部说明，并说皇帝圣明孝顺，思念仰慕，请陛下早日回到京师。太上皇于是提到行宫停止传递角声等事情，李纲说：“当时是担心金人知道行宫所在，并没有别的原因。”李纲又说，皇帝每次得到太上皇诘问的诏书，总是忧惧得吃不下饭。臣私下打个比方：家长出门而勉强设置防备，到了子弟承担家事时，不得不根据情况安排；长者只应当因为子弟能够保全田园的大计而加以慰劳，如果竟然追究细小过失，那么作为弟子的人又能到哪里逃避责任呢？陛下回銮后，臣认为应当有一番话大大安慰皇帝的心，不必追问细小的事情。太上皇有所感悟，拿出玉带、金鱼、象简赐给李纲，并且说：“你守卫宗社有大功，如果能够调和父子之间，使他们没有疑虑和隔阂，就应当可以名垂青史。”李纲回来后把太上皇的意思全部告诉皇帝，皇帝才释然。广义：唉！李公善于处理徽宗、钦宗父子之间的关系，这就是韩魏公那样的高尚风范，千古以来都令人景仰，不也是伟大的吗？夏四月，夏人防守天德、云内等城，金人袭击并夺取了这些地方。在此以前，尼玛哈派萨满出使西夏，答应割让天德、云内、金肃、河清、军以及武州等八馆的土地，约定攻打麟州，以牵制河东的形势。夏人于是从金肃、河清渡过黄河，夺取天德、云内、武州以及河东八馆的土地，接着攻打镇底城。兵马监押朱昭奋力作战而失败，于是把妻子儿女全部杀死，将尸体放入井中。又率领士卒搏战，死在城中，于是城陷。后来，金将古绅率数万骑兵假装外出打猎，突然袭至天德，驱逐夏人，把他们的土地全部 夺走；夏人请求和议，金人拘押了他们的使者。当时王室遭遇灾难，金兵残暴虐害。夏人没有听说履行远方诸侯的职责，阻挡金兵以安定中国，反而舍弃旧日的盟好而图谋新的利益，背弃顺道而效法逆行，攻打城邑，乘人之危，谋求一时的利益，抛弃百年的友好关系。这实在是五霸的罪人。等到所得到的土地又归金人所有，夏人想从中获利，恰恰反而使金人得利。所谓侵犯别人的人，必定会被另一个人所夺取，难道不是真的吗？这与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情形不同吗？唉！夏人取得它容易，失去它也容易。夏人夺取它不是正义，金人也凭借非正义夺取它。难道这不正是天道吗？后世那些任逞私智、攻伐别人的家国的人，可以把这作为鉴戒。凡是像这一类的事情，不必再加贬斥，其罪恶自然显现。太上皇到达京师。【太上皇将要到来，宰执进呈迎奉的仪注。耿南仲提议想让太上皇身边的人退避，皇帝的车驾才得以进入。李纲说：“天下的道理，不过是真诚与猜疑、光明与昏暗罢了。由真诚光明推行下去，可以达到尧舜的境界；由猜疑昏暗推行下去，那祸患就有说不尽的了。”耿南仲不能用尧舜之道辅佐陛下，反而昏暗而多疑。南仲愤怒地说：“臣刚才见到左司谏陈公辅，他就是替李纲纠集士民伏阙的人，请求交给御史审问。”皇帝惊愕。李纲说：“臣与南仲所议论的是国事，南仲却说出这样的话，臣哪里还敢再有所辩解？”于是请求离职，皇帝不准。】立皇子谌为皇太子。○任命耿南仲为门下侍郎，免去赵野的职务。○下诏命吏部考核清查滥行赏赐的情况。【凡是因杨戬、李彦经营公田，王黼、朱勔办理应奉，童贯、谭稹等统领西北军队，孟昌龄从事河防，夔、蜀、湖南开拓疆土，关陕、河东改行币制，以及近臣引荐、进献颂诗可取，或当时参加殿试之类而得到爵位赏赐的，全部夺回。】发明【天下的治理，特别担心的是君主没有志向罢了。宋朝自哲宗、徽宗以后，国势耗损衰弱，威令不能振作，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作为的了。然而钦宗继位后，稍能振奋有为，气象已经因此不同。先朝的弊政接连被削除；如果他能像开始时那样谨慎地坚持到底，未必不能成为有宋一代具有盛德的君主。《纲目》此前记载，革除元祐党籍、解除对学术的禁令、废除苑囿宫观而可以还给百姓的土地；这里又记载下诏命吏部考核滥赏，这些都是用来彰显他初期施政的美好。难道因为他没有善终，就把这些值得记载的事实一并抹去吗？这正是史书笔削公正之处。】任命种师道为两河宣抚使。○恢复以诗赋取士，禁止采用王安石的字说。○召河南尹焞到京师，赐号“和靖处士”，遣送回去。【焞是洛阳人，曾拜程颐为师。绍圣初年，尹焞曾参加科举，发策中有诛杀元祐诸臣的议论。尹焞说：“唉，难道还可以用这种方式求取禄位吗！”没有应答便出来，告诉程颐说：“我不再参加进士科举了。”程颐说：“你还有母亲在。”尹焞回去告诉母亲，母亲说：“我只知道你用善行奉养我，不知道你用禄位奉养我。”程颐听说后说：“真是贤德的母亲啊！”从此尹焞终身不再应举，在洛阳聚徒讲学；除非吊丧、探问疾病，从不出门，士大夫都尊崇仰慕他。种师道推荐尹焞的德行，朝廷召他到京师；尹焞不愿留任，于是赐号“和靖处士”，遣送他回去。户部尚书梅执礼、户部侍郎邵溥、御史中丞吕好问、中书舍人胡安国联名上奏：“尹焞的言行可以作为师法，才器见识可以担当大任，请求提拔任用他。”没有得到答复。发明【杨氏说：时机应当停止就停止，这就是停止；时机应当行动就行动，也仍然是停止，并不是把行动当作停止。时机到了，应当行动；道理允许行动，我就这样行动。虽然我行动，却止于道理。时机到了，应当停止；道理允许停止，我就这样停止。不是我自己停止，而是止于道理。尹焞困居而以道为乐，不求闻名显达；他所学的又得到伊洛学派的真传，确实是一代伟人。为什么召他到京师却不任用，反而赐号后遣送回去？即使梅执礼等人联名恳切挽留，皇帝也都不答复。唉！隐居以求实现自己的志向，本来就是君子的本心；举荐贤才并优先任用贤才，才是人君的盛大事业。《诗经》说：“贤才济济，文王因此安宁。”正值衰乱之时，正是任用贤人的日子，却反而抛弃贤人，他不能与人共同有所作为，已经很清楚了。史书依据事实直书此事，是深深讥刺他。】

译广义【从前孟子称伯夷、柳下惠为百世之师：一方面因为伯夷不在恶人的朝廷任职，不与恶人交谈，志向高洁、品行高尚，是圣人中清正的一类；另一方面因为柳下惠不以侍奉污君为羞耻，不以小官为卑鄙，出仕时不隐瞒贤能之才，必定按自己的道义行事，是圣人中和顺的一类。如今钦宗的朝廷已经坏到极点，在朝廷任职的人中恶人很多。然而和靖应诏来到京师，是因为认为宋朝的事情或许还有可以作为的地方，所以不想离开，类似柳下惠的和顺；到达后又想离开，是知道宋朝的事情已经不可作为，所以不愿留下，类似伯夷的清正。唉！像和靖这样的人，可以说既不完全像伯夷，也不完全像柳下惠，而是善于学习圣人的人。为什么钦宗不能降低身份礼敬贤人，以借此筹划中兴的大业，君子为此感到惋惜。】五月，停止王安石配享孔子的礼制。孔子仍然列在从祀的庙庭中。国子祭酒杨时退休。【杨时上奏说：蔡京掌权二十年，残害国家和百姓，几乎危及宗庙社稷，人人都对他切齿痛恨。然而论述他的罪行的人，却没有知道其根本原因的。蔡京以继承神宗的事业为名，实际上借助王安石来图谋自身利益，所以推尊王安石，给他加上王爵，让他配享孔子庙庭。今日的祸乱，实际上是王安石有所开启的。王安石凭借管仲、商鞅的权术，用六艺来文饰奸邪之言，变乱祖宗的法度。当时司马光已经说过他的危害，应当在数十年之后显现。今日的事情，正如符契相合。他著成邪说，来蒙蔽学者的耳目，败坏他们的心术，数不胜数。请求追夺王爵，明白诏告中外，毁去他的配享塑像，使邪说淫辞不再成为学者的迷惑。皇帝于是下诏停止安石配享，把他降列在从祀之中。当时诸生学习采用王氏之学来取得科第，已经有数十年，不再知道这种学说的错误。忽然听到杨时把它斥为邪说，众人议论纷纷。于是御史中丞陈过庭、谏议大夫冯澥上奏诋毁杨时，朝廷便罢免杨时的国子祭酒，诏令改授给事中。杨时极力辞谢，于是以徽猷阁待制的身份退休。杨时任谏官九十天，凡是所论列的事情，都切中世道。其中重大的，是听说王氏学派排斥和议，主张三镇不可放弃。】发明【自从王安石变法以来，结怨天下，群奸肆虐，人人循规蹈矩地奉行其法。此后历经哲宗、徽宗二帝，有时绍述，有时崇宁，日积月累，弊害越来越深。创立新法，使天下百姓陷于涂炭；伪造三经之说，使天下士人受到迷惑。如今海内混乱污浊，无不是长期酝酿形成的，王安石实在是万世的罪人。难道还可以让他配享孔子吗？当时因循沿袭的弊病，没有人决断是非。唯独杨时上奏极力论述，深切符合当时的形势；如果不是以道义侍奉君主的人，怎么能做到这样？钦宗既然知道了王安石的错误，就应当砸毁他的遗像，投入水火之中，断绝天下人的疑惑，消除后世的迷惑，这才可以。为什么刚刚罢去配享之礼，却又把他降列从祀，这算什么呢？因此群犬般的诋毁纷纷而起，杨时便退休了。一个薛居州，又能独自改变宋王什么呢？由此看来，世道的运势和人心，确实可以看清了。《纲目》记载此事，言辞繁多却不削弱其主旨，正可由此看出。】广义【大体说来，选取士人没有比阐明经义更重要的；治理国家没有比端正学术更重大的。舍弃正学而杂用其他途径，恐怕学术不能得到端正，士人也不能保持纯正。这样将凭什么作为达到大治的工具呢？唉！《春秋》这一部经书，本来就是圣人孔子的心法。王安石背叛它，王氏之学由此出现，凭借自己的见解，学者便尊奉它。数十年间，积累的弊病已经很深。急于求取仕进的人，没有不依靠它来取得科第的，因为习惯成自然、因循旧例，没有人察觉它的错误。一旦龟山杨时把它斥为邪说，当然会使人震惊、触目，然而人们反而诋毁杨时，说他是错误的。假使钦宗在上面能够觉悟，宰相在下面能够辅助，厘清邪说而归于正道，判明是非，设置科举取士时只重视六经的正学，摒弃王氏的邪说，那么士人哪里会有不能保持纯正的，国家治理哪里会有不能取得成效的呢？无奈钦宗被王氏之说迷惑，既然罢去了配享，仍然让王安石从祀，使龟山的正论不能得到施行。可惜啊！孔子说：“大臣以道义侍奉君主，不可行就停止。”龟山可以说是以道义侍奉钦宗的人。《易》火雷噬嗑卦变豫卦的六二爻辞说：“像石头一样坚定，不到一天。”像龟山这样的人，难道不是与豫卦六二爻相合吗？】下诏命种师中、姚古进军太原。种师中与金人在杀熊岭交战，遭到惨败，战死。姚古的军队溃败。【太原的包围没有解除，皇帝下诏命种师中从井陉出兵，与姚古形成犄角之势。种师中进军驻扎在平定军，乘势收复寿阳、榆次等县，留军驻扎在真定。当时尼玛哈避暑后返回云中，留下军队分别前往牧放牲畜。侦察者以为金军将要逃走，报告朝廷。许翰相信了这番话，多次派使者催促种师中出战，责备他停滞迟延。种师中叹息说：“停滞迟延，是军人的奇耻大辱。我从年轻时就从军，如今已经老了，难道能忍受这种罪名吗？”当天便整备军队，约定姚古和张灏一同进军，但辎重和赏赐犒劳之物都没有随军同行。种师中抵达寿阳的石坑，被金将完颜和尼袭击，五战三胜。第二天赶往榆次，到了杀熊岭，距离太原一百里。姚古率军到达威胜，统制焦安节妄传尼玛哈将要到来，因此姚古和张灏都误期没有到达。种师中的军队非常饥饿，敌人知道后，集中全部兵力进攻右军，右军溃败，前军也奔逃。种师中独自率领部下死战，从卯时到巳时，士卒发射神臂弓，把金军射退；但赏赐没有发到，士卒都愤怒怨恨而散去，留下的才一百人。种师中身受四处创伤，勉强支撑着奋战而死。种师中老成持重，是当时的名将；他死后，各军无不丧失斗志。】金军乘胜进兵，在盘陀迎战姚古，姚古的军队溃败，退守隆德。事情上报后，李纲召焦安节来斩杀他，将姚古安置在广州，并追赠种师中为少师。

译发明【种师中、姚古都奉皇帝之命进军太原，正应当竭尽力量、同心协力，克服艰难，以解除君主和父亲的忧患。为什么既然已经约定日期一同进军，种师中奋力死战，姚古却不来援助，以致全军覆没，自己也不能保全？这样说来，姚古的罪过难道还数得清吗？所以《纲目》以死节褒奖种师中，而以军队溃败责备姚古。好像不是军队自己能够溃败，而是姚古亲自使它溃败的。劝善惩恶的法则，何其严切啊！广义【唉！天下的事情，没有不是成于谨慎、败于忽略的。开始谨慎，事情虽然未必马上成功，但最终一定会成功；开始忽略，事情虽然未必立即失败，但最终一定会失败。所以谨慎是成事的原因，忽略是败事的媒介。如今种师中的失败，是因为许翰轻信侦察者的话，又在判断敌情上疏忽。然而既以战败归责于种师中，又以死节褒奖他，这是为什么呢？以战败归责，是为了表明种师中作为将领，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以死节褒奖，是为了表明种师中没有逃避敌人，因此得以尽忠。《纲目》的褒贬，真是精切啊。】六月，下诏命谏官极力论述朝廷的过失。【右正言崔鷃上奏说：谏议大夫冯澥近来上奏说，熙宁、元丰年间士人没有不同的议论，是太学兴盛的表现。冯澥还敢说这种奸邪的话吗？王安石排斥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著成三经之说来取士，天下人随即雷同附和，逐渐发展到大乱；这正是没有不同议论所造成的结果。蔡京又用学校的制度控制士人，如同控制士卒；只要有一个不同的议论，就牵连学官。他禁锢众多士人的手段已经很严密了，而冯澥还认为这是太学兴盛，欺骗蒙蔽难道还不算太过分吗？仁宗、英宗选取敦厚朴实、敢于直言的士人留给子孙；王安石却把他们斥为流俗之士，全部驱逐。司马光重新起用后，元祐之治使天下安定如泰山。等到蔡京得势，召集门生故吏重新掌握政权，倡导绍述之论来欺骗君主，使天下人全都变成谄媚奉承之徒。绍述使风俗趋同，天下安于欺骗蒙蔽；绍述理财，使公私财力枯竭；绍述造就士人，使人才衰落；绍述开拓边疆，使边塞战尘侵犯宫阙。蔡京的手段破坏天下已经到了极点，难道还忍心让它残余的蠹害再次破坏天下吗？蔡京的奸邪计谋，很像王莽，而他的朋党数量又超过王莽。希望斩杀蔡京，以向天下谢罪。】广义【考察崔鷃在徽宗即位初年，以筠州推官身份上书，极力辨明司马光的忠诚和章惇的奸邪。徽宗高兴却没有进一步推究，只任命他为相州教授。如今在钦宗即位之初，他又极力诋毁蔡京、冯澥的奸邪。大概是因为他知道朝政的过失，没有比臣下结党作奸更严重的了。唉！崔鷃在徽宗开始承受天命、端正政始的时候，就为他辨明忠奸，奋不顾身，希望替朝廷振举纲纪，确实是社稷之臣。徽宗当时如果任用他在身边，以资助自己受到启发和劝告；否则让他担任一项重要职务，负责进退人才，崔鷃必定会大有作为，而宋朝的宗社疆土也未必会像这样狼藉。为什么在寥寥二十六年之间，长期把崔鷃置于闻达无门的地方，使他住在矮屋中，不能抬头施展抱负，真是可惜啊！如今他有幸处在言路，钦宗刚即位、重新受命之时，他应当极力论述朝廷的过失，而关键正在蔡京结党作奸、破坏天下；他的言论多么恰当而切中要害啊！然而一根木头不能支撑将要倾倒的大厦，这不过又使君子长久叹息罢了。召回种师道，任命李纲为两河宣抚使。【京师自金兵退去后，上下都安然自得，把边防之事置之不问。唯独李纲对此忧虑，多次上奏提出整备边防、抵御敌人的策略，却没有被听取任用。每当有谋议，又被耿南仲等人阻挠。等到姚古、种师中战败溃散，种师道因病请求归还，耿南仲等人请求放弃三镇，李纲说不可以。于是任命李纲为宣抚使，刘韐为副使，代替种师道；又任命解潜为制置副使，代替姚古。李纲说：“臣是书生，实际上不懂军事，在围城之中，不得已替陛下料理军事。如今让我担任大帅，恐怕会误国事。”于是拜辞，皇帝不准；退下后便称病，请求退休，先后上章十多次，也不获准。台谏官说李纲不可离去，朝廷和皇帝却认为他们是在替大臣游说，斥责了他们。有人对李纲说：“您知道派您出行的用意吗？这并不是为了边防之事，而是想借此让您离开朝廷，这样京城人就无话可说了。”李纲不肯起行，皇帝发怒，后果将不可预测，怎么办？许翰回信写了“杜邮”二字来送给李纲，李纲不得已接受命令。皇帝亲自书写裴度的传记赐给他。宣抚司的军队只有一万二千人，李纲请求银、绢、钱各一百万，只得到二十万；各种事务都没有准备完毕。李纲请求推迟出发日期，皇帝批示认为这是拖延抗命，先后催促召令四次。】李纲入宫应对，皇帝说：“你替朕巡视边境，办完就可以回朝。”李纲说：“臣这次出行，没有再回来的道理。臣因为愚直而不被朝廷容纳，如果出发以后没有人阻挠为难，那么前进与敌人决战而死，就是臣的愿望。万一朝廷不能坚定地坚持这一议议，臣自己估量不能有所作为，就应当请求离去。陛下应当体察臣孤忠的心意，以保全君臣之间的义理。”皇帝为之感动。李纲辞别皇帝时，又向皇帝说明唐恪、聂昌的奸邪，任用他们必定会误国，言辞十分激烈恳切。发明【种师道是老将却被召回，李纲是书生却前往替代他，那么当时政事乖戾错乱的情形，也可以看出来了。难道不是熙宁、元丰一党的势力暗中排挤他吗？把这些直书在史册上，过失自然显露了。】广义【《尚书》说：要在没有混乱时使国家达到大治，在没有危险时保全国家。采用这条道理，就成为圣帝、明王，国家也因此兴盛；舍弃这条道理，就成为庸君、暗主，国家也因此灭亡。我曾经哀痛徽宗、钦宗二帝不能善于治理国家，为什么呢？汴宋建立之初，就与契丹为邻。宋朝的祖宗与契丹保持友好达一百年，未曾有一个臣子敢于首先挑起边境争端，这也是祖宗善于驾驭强邻的表现。如今却不是这样，徽宗约金攻打辽，这是在天下尚未动乱、国家尚未危急时招致祸患；钦宗忽视金军退兵，这是在已经动乱、已经危急之时加速祸患。何况国家没有忠良，独自承担忧患的只有李纲一人。钦宗又深受耿南仲等人的蛊惑，把李纲置于必死之地，这也像卢杞害死颜真卿一样。诚如台谏官所说，如果让李纲在帷幄中筹划，选择将领守卫边境，那么宋朝的国家或许还可以有所作为；只是没有这样做，所以才会败坏到不可收拾。难道不令人深深痛惜吗？】免去路允迪的职务。○贬左司谏陈公辅为合州监酒务。

译【陈公辅任职时，敢于议论耿南仲，被指为李纲的党羽。他因公务之事自我陈述，并且请求辞职，又说李纲是书生，不懂军事；派他去援助太原，正是受到大臣的阻挠，后来必定会坏事。宰相恼怒他这些话，贬他为合州监酒务。】发明：【当时天下已经大乱，北方没有安宁，正是孜孜不倦地寻求治理、常常唯恐来不及的时候。寻访好的谋略，召用君子，希望天命能够延续，人心能够挽回。钦宗却听信南仲的谗言，责问、贬逐李纲，没有人敢直言进谏。公辅既然担任谏官，按道义本应进谏；但他触犯了当时的宰相，被贬为监酒税，这能说是得计吗？皇帝下诏要求谏官极力论述朝廷的缺失，随后又下书贬谪左司谏陈公辅；这样看来，求言并不真诚，不过是虚应故事罢了。哪里有真心喜爱善言，却反而忌恨进谏，还能够求取谏言的吗？钦宗即位之初，天下还没有安定，前代的鉴戒并不遥远，却又惩罚进谏的官员。如果真有志于挽救衰败、平定乱局，就一定不会无缘无故地贬谪谏臣。天狗星坠落。【声音像雷鸣一样。】彗星出现在紫微垣。【彗星长达数丈，向北拂过帝座，扫过文昌。有大臣说：“这是夷狄将要衰败的征兆，不是中国的忧患。”提举醴泉观谭世勣当面奏道：“天象显现的征兆令人畏惧，应当修养德行来回应上天，不应被他们的谀媚之说迷惑。”皇帝下诏，革除民间疾苦十七件。】发明：【天狗，是凶恶的星。彗星，是逆气凝结而成的。下方的人事感应于上，上方的天象便发生变化。此前，金人入侵，欺凌中华；此后，二帝和后妃远赴沙漠，整个中原沦陷，王室于是空虚。这正是法度废弛、威信衰落的明显征兆。汉成帝永始年间，也有星星坠落的异象，后来五侯专擅权力，贼臣莽居摄，汉朝宗室几乎被扫荡殆尽。上天向人显示的警告，已经很明显了。《纲目》对天象的谨慎记载，达到极致。】广义：【考察“陨之”的含义，是说从天上坠落，在半空中消失而没有落到地上。汉成帝永始年间有星星坠落的异象，后来五侯专权，贼臣莽居摄，最终灭亡西汉，就是这样的情况。如今又有天狗星坠落并发出雷鸣般的声音，这也是异象中的异象。况且紫微垣是接近天帝座位的地方，怎么可以有彗星侵犯这里呢？上天显示出这样的征兆，那么汴宋将要灭亡的征兆就很明显了。】高丽向金称藩，金把保州赐给高丽。【高丽王楷派遣使者奉表称藩，完全依照侍奉辽的礼仪。金派高伯淑答复，并且把保州给了高丽，从此高丽不断前来朝贡。】秋季七月，解除元符年间上书邪等的禁令。○把蔡京流放到儋州，蔡京在途中死亡；童贯、赵良嗣被依法处死。【蔡京再次被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童贯再次被贬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到这时，又把蔡京流放到儋州；他的子孙二十三人分别流放到远方，即使遇到赦免也不许酌情移近安置。把童贯流放到吉阳军，把赵良嗣流放到柳州。诏令下达十天后，蔡京死在泽州。朝廷派御史张徴去诛杀童贯，派转运副使李升之在贬所诛杀赵良嗣，将二人的首级装入函中送到朝廷，在市中悬首示众。蔡京天性内藏奸诈，卖弄智巧驾驭他人；在君主面前，专门窥伺机会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皇帝也知道他的奸诈，却多次罢免又多次起用他，并且选择与蔡京不合的人担任执政来牵制他。蔡京每次听说将要被罢免，便立即入宫求哀，伏地叩头，完全没有廉耻；见到利益就忘记道义，甚至兄弟父子之间也彼此视同秦越。到了晚年，他把自己的住宅当作官府，谋求进身的人聚集在门前送纳财物，连仆役都能得到美官；他把纪纲法度丢弃成空架子，党羽根株相连，牢固得不可破坏，最终造成宗庙的灾祸。虽然他因贬谪而死，天下人仍以没有按照正当法典处死他为遗憾。童贯掌握兵权二十年，权势一时倾倒天下；奔走于他门下的人超过了奉行制敕的官员。曾经有人论述他的过错，皇帝下诏让方劭前去察访。方劭的一举一动，童贯都侦知了，先秘密报告，并且用其他事情加以防范。方劭反而因此获罪，被逐出而死。童贯身材魁梧高大，目光下视，颔下长着十几根胡须，皮骨坚硬如铁，不像宦官。他有气量，能够疏散钱财；后宫中自妃嫔以下都向他馈赠结交，身边的妇人和宦官不断在皇帝面前称誉他，使他的宠幸炽盛显赫，宫廷内外混杂往来，形成市场。岳牧、辅弼等大多出自他的门下。他极尽奸邪，酿成祸害，流毒四海，死了也不足以抵偿罪责。】发明：【唉，钦宗曲意庇护奸臣，可以说是姑息到了极点。蔡京罪逆深重，死有余辜，实在应当在朝市公开处死，按罪行刑，以此昭示天下才是。为什么只是把他流放到儋州，使他善终在途中？王法凭什么得以端正，乱臣贼子凭什么受到警戒？所以《纲目》记作“窜蔡京”，好像他没有罪一样，是用来讥讽宋朝责罚他没有合乎罪行。然而，按照《纲目》的书法，盗贼、庶人只记作“死”；蔡京特意记作“死”，是为了贬低他，使他等同于盗贼、庶人，不得列入中国士大夫之中。如果活着不加诛杀，死后又不表示贬斥，那么又凭什么作为奖善罚恶的权衡呢？至于童贯、赵良嗣，明确按照正当法典处死，特意记作“伏诛”，以端正他们的罪名。所以说，《纲目》写成之后，乱臣贼子都会畏惧。】广义：【大臣是国家的柱石，如果不是贤能有德的人，就会祸害国家，给百姓留下无穷的灾害。《左传》中所说的“不能保护我的子孙百姓”，说的也是危险啊，正是这个意思。蔡京是宋朝的元老，考察他的所作所为，实在连禽兽都不如，哪里可以作为百官的师长，承担万民共同仰望的重任呢？所以说：“如果没有君子，国家怎么能够治理？”而且《大易》说：“开创国家、承继家业，小人不要任用。”何况宋徽宗信任童贯、赵良嗣，对上不能保全宗社，对中不能保全自身，对下不能保全子侄，这正是亲近宦官小人所造成的祸害。既然这样，这些人即使被处死，对事情又有什么补救呢？有国家的人可以把这作为鉴戒。】李纲到达怀州，各路军队在太原溃败。

译【李纲留在河阳十多天，训练士卒，修整器械铠甲等物，进军驻扎到怀州，制造战车，约定等军队集合后大举进攻；但朝廷下诏停止所征发的军队。李纲上奏防秋之策说：“秋高马肥，敌人一定会深入，宗社的安危，实在还难以预料。防秋的军队全部集合起来，尚且恐怕不足；如今河北、河东每天报告危急，却没有一个人、一匹马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为什么刚刚集合的军队又都遣散了呢？况且先用军法命令各路起兵，却又用一纸诏书停止征发，我担心以后再有号召时，就不会再有人响应了。”奏章送上去没有得到答复，朝廷催促他赶赴太原。李纲于是派解潜驻扎威胜军，派刘韐驻扎辽州，幕官王以宁与都统制折可求、张思正等驻扎汾州，派范琼驻扎南北关；这些地方都距太原五个驿站，约定三路同时进兵。当时各将领都接受御画，军务全由自己专断，进退自由；宣抚司徒有节制的名义，他们大多不遵守命令。李纲曾经把这些情况一并论奏，朝廷虽下令约束，但各将领仍旧自行专断。于是刘韐的军队先出发，金人集中力量抵御，刘韐军溃败；解潜在关南与敌人相遇，也大败；张思正等率领十七万军队，与张灏夜袭金国罗索的军队于文水小桥，第二天交战，又大败，死者数万人；折可求的军队在子夏山溃败。于是威胜军、隆德府、汾州、晋州、泽州、绛州的百姓都渡过黄河南逃，各州县全都空了。】发明：【任命将领的方法，贵在委任专一。如果将领不能专任，军队就没有纪律；遇到敌人便惊惧，最终不会取得成功。当时各将领都接受御画，军务可以专断，进退自由；宣抚使徒有节制的名义，却不遵守约束的命令，这就是任用将领不专一的弊病。李纲谋划部署方略，限定日期进取，刚到怀州，各军就全都溃败，这就是没有纪律的弊病。如今太原各军没有统帅，进退自由，所以说：“军队出征要有纪律，失去纪律就是凶险。”《纲目》在这里用“自溃”来记载，好像是在说：“太原的军队没有谁能够使它溃败，是宋军自己溃败了。”凭借步兵、骑兵十七万之众，却突然无故自行溃败，那么宋朝没有灭亡，难道不是侥幸吗？】八月，再任命种师道为两河宣抚使，召李纲回来。【李纲因为张灏等违背节制而失败，又上奏极力论述节制不专的弊病，并且说分路进兵会使敌人以全部力量对付我方孤军，不如集中大军从一路进兵。等到范世雄率湖南军队到达，李纲于是推荐他担任宣抚判官方，想要防御、会合军队，亲自率军攻击敌人。皇帝因为议和而阻止李纲进兵，李纲也请求罢职，于是替代他回朝。】金国的尼玛哈、斡里雅布再次分道入侵。【此前，朝廷因为肃王被金人扣作人质，也扣留金使萧仲恭作为交换。过了一个月还没有遣返，萧仲恭的副使赵伦害怕不能回去，便欺骗馆伴邢倞说：“金国有个叫耶律伊都的人，统领很多契丹兵，与金人有二心，愿意归附大国，可以和他联络来图谋斡里雅布。”尼玛哈执政，认为萧仲恭、耶律伊都都是辽朝的贵戚旧臣，在金国掌权，应当有亡国之忧，便相信了他。于是用蜡书命萧仲恭把信交给耶律伊都，让他作为内应。萧仲恭回去后，拜见斡里雅布，把蜡书献给他。斡里雅布把这件事报告给金主晟。麟府帅折可求又说：“辽梁王雅里在西夏以北，想要与宋结盟，以向金报仇。”吴敏劝皇帝给梁王写信，从河东的麟府联络；这封信也被尼玛哈得到，他又将此事报告上去。于是金主晟任命尼玛哈为左副元帅、斡里雅布为右副元帅，分道向南侵入。尼玛哈从云中出发，斡里雅布从保州出发。】发明：【“复”是说事情已经加重的用语；“入寇”是说从外部侵犯的用语，这是为了贬斥金人。然而考察分注，事情都是由宋人挑起争端，以至于金人改变盟约。《纲目》略去宋人挑衅的事情，只直接记作“复入寇”，大概是因为“报仇”“抵御侮辱”正是《春秋》所推重的，难道能够把雪耻报仇说成错误吗？只是可惜他们背负着虚名而来，实际造成了灾祸。虽然如此，钦宗因为急于求成，听信谋略浅薄的人，事情的机密没有守住，先行挑起了祸端，使社稷成为废墟、百姓遭受涂炭，这难道不深值得惋惜吗？《易》说：“君主不严守机密就会失去臣下，臣下不严守机密就会使自身遭难，机密之事不严守机密就会使事情受到损害。”考察这件事，这句话更加可信了。】广义：【因轻信人的话而败坏事情，实在太严重了！假如当国的大臣不相信萧仲恭、折可求的话，那么金人就没有借口，也就没有办法加速南侵了。然而分注说：“侵略而在大字中记作‘寇’，为什么？大概秘密派兵掠夺边境叫作‘侵’，敌人侵犯边境叫作‘寇’。”这样的书法，也是《春秋》尊崇周王室、对吴楚加以外斥的意思。这一点也不可不知道。】罢免徐处仁、吴敏、许翰，任命唐恪为少宰，何㮚为中书侍郎，陈过庭为尚书右丞，聂昌为同知枢密院事，李回为签书枢密院事。【许翰、徐处仁主张用兵，而吴敏、耿南仲主张议和，意见不合，许翰被罢职，任亳州知州。徐处仁又在皇帝面前与吴敏争论，徐处仁发怒，把笔扔到吴敏脸上，使他的鼻子和额头都被涂黑。耿南仲与唐恪、聂昌想排挤掉二人而取代他们的职位，便暗示中丞李回论奏二人，于是二人都被罢免。当初，吴敏认为聂昌勇猛严厉，可以任用来帮助自己，便从衢州召他来担任开封府知府，不到几个月就任为同知。聂昌入宫谢恩时，立即陈述防御敌人的策略说：“三关、四镇，是国家的藩镇。听说想把它们交给敌人，一旦敌人背弃盟约，拿什么来制服他们？希望不要轻易交出，并且传檄天下军队集合到都城附近，依靠坚城防守来阻挡敌人的冲击，挑选禁军准备出击，堵塞河流截断敌人的归路。前面有坚城，后面有大河，精锐军队从四面赶来，他们如果向南进军，就会落入我们的罗网。我希望激励、联合勇敢仗义的人，设置伏兵，打开关门，出其不意地扫荡敌营，以报此仇。”皇帝认为他说得壮烈，命令他提举守御，可以相机行事。不久，有人论奏吴敏因蔡京而被任用，于是把他安置在涪州。】派给事中王云出使金军。【此前，朝廷派刘岑、李若水分别出使金军，以求金军暂缓进攻。刘岑等回来后说，斡里雅布要求归还在宋的金国官员以及拖欠的金银，尼玛哈则竭力避谈金银，专门议论三镇。到这时，朝廷便派王云前往，答应以三镇赋税收入的数目作为条件。】九月，金国尼玛哈攻陷太原，副都总管王禀等为此而死。

译【尼玛哈乘胜急攻太原，太原知府张孝纯力量耗尽，不能再支撑城防，于是投降，张孝纯被擒。后来金人又释放他并任用他。副都总管王禀背着原庙中的宋太宗画像，赶到汾水而死。通判方笈、转运使韩揆等三十人都被杀害。金兵分兵进攻汾州，知州张克戬竭尽全力抵御，城破后仍进行巷战，不能取胜，便面向南方拜谢，自杀。一家死了八人。】发明：【王禀等作为宋朝守城的臣子，因城陷而死，本来就是他们的职责。然而他们慷慨舍生，投赴汾水而死，他们的志节值得尊尚。由此，通判方笈、转运使韩揆等三十三人都没有苟且求免，可以说他们明白君臣的大义和殉难的正理；死得其所，应该记载下来加以褒扬。】蔡攸、朱勔被依法处死。【此前，朱勔被流放到循州，抄没他的家产田地达到三十万亩，其他财物也与此相当。谏官又论奏蔡攸发动燕山之役，祸害遍及天下，骄奢淫逸，是史籍中从来没有的。于是朝廷派使者到二人所在之地，将他们斩杀。】任命王防为尚书左丞。○罢免李纲的扬州知州职务，把中书舍人刘珏、胡安国贬谪到远州。【胡安国起初任太学博士，蔡京憎恨他与自己意见不同。胡安国推荐永州布衣王绘、邓璋为遗逸之士，蔡京因为二人是范纯仁、邹浩的门客，便交给岳推治罪，胡安国因此被除名。张商英任宰相后，他才得以恢复官职。皇帝即位，召他赴京，他入朝回答说：“明君把致力于学习作为急务，圣学把端正内心作为要旨。”言语十分恳切，直到太阳西斜才退下。耿南仲听到他的话而厌恶他，极力向皇帝进谏，皇帝没有被他动摇。中丞许翰入宫拜见，皇帝对他说：“你认识胡安国吗？”许翰回答：“自从蔡京掌权以来，士大夫没有不受他笼络的；能够超然远避、不被他污染的，像胡安国这样的人，实在很少。”于是任命胡安国为中书舍人。等到谏官论奏李纲专门主张作战，耗费军队和财物，李纲被罢职，任扬州知州。中书舍人刘珏起草诏令，说李纲“勇于报国”；吏部侍郎冯澥说刘珏是在替李纲游说，刘珏因此获罪被贬。胡安国封还诏令的词头，并且论奏冯澥越权议论政事。耿南仲大怒，何㮚又跟着排挤他，于是胡安国出任通州知州。胡安国在尚书省任职一个月，多次称病请假；每逢出来，必定有所论列。有人说：“事情小的，何不姑且放置不论？”胡安国说：“大的事情，没有不是从细小的防范开始的。如今小事认为没有必要说，到了大事又不敢说，那就没有任何时候可以进言了。”众人都佩服他的论说。发明：【杨氏说：小人不能撼动君子，就像胡安国这座鼎不能撼动，便会使众人的力量白费；一颗心不能撼动，便会使万般议论止息。所以流言不能撼动周公，刺客不能撼动裴度，于是周朝、唐朝都安定了。当时金人入侵，山西沦陷，这正是君臣警惕奋勉、讲求防备抵御的时刻。耿南仲主持国政，专门主张议和，嫉恨李纲，暗中排挤他到外地；刘珏起草诏令，正直地说话以求替李纲解脱，却被诬陷为游说，刘珏也因此被贬。胡安国封还诏令词头，极力对抗奸党，触犯群小，出任通州知州。唉！正值国家多难之时，正是君子应该被进用的日子，小人却专断地贬逐正直之士。钦宗真可以说是寄生的君主了！哪里有能够亲身救济危难、拨乱反正的人，却会像这样琐碎无能呢？按照事实直书，他的过失自然显现出来。】广义：【李纲的主张，以及刘珏、胡安国关于捍卫抵御和安定国家的论议，确实是中兴的良佐。可是钦宗为什么被群小迷惑，把他们一概贬逐，使国事一天比一天坏，敌人的志气一天比一天骄盛，逐渐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这难道不是自己招致丧失聪明的天命吗？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任用奸邪小人，要任用贤能之士，共同勉力辅佐我们的国家。”他的意思也是担心这种情况。唉！狂暴的洪流不停止，却砍伐抵挡洪流的砥柱；大厦将要倾覆，却拆除支撑房屋的木柱；还想让洪流不倒、大厦不倾，我是不相信的。】设置四道都总管府，任命李回为大河守御使，折彦质为河北宣抚副使。【采纳何㮚的请求，把天下三十三路分为四道，设置三京和邓州为都总管府，分别总领四道军队。任命大名府知府赵野总领北道，河南府知府王襄总领西道，邓州知州张叔夜总领南道，应天府知府胡直儒总领东道。军务可以专断决定，财物可以专门支用，属官可以自行辟举设置。】罢免西南各地的勤王军。【金军一天比一天逼近，南道总管张叔夜、陕西制置使钱盖各自统率军队赶赴朝廷。唐恪、耿南仲专门主张议和，发函传檄阻止各军前进。派给事中黄谔从海道出使金国，请求议和。】发明：【“罢”是不应当罢免的。消除兵器隐患、戒备意外，本来就是守护国家的常规事务。如今女真军队日益逼近京师，形势孤立危急，正应当号召豪杰，逐步谋划防备抵御，以防意外。唐恪、耿南仲这样的鄙陋之人，反而竭力主张和议，发文命令各军停止行动，他们误国的罪过，哪里说得尽呢？敌人正在不断攻打掠夺，宋朝却收兵议和。自古以来昏庸无能、无所作为的君主，没有像钦宗这样严重的。这和打开门户放纵盗贼进来，再请求盗贼少取一些，有什么不同？盗贼怎么会因此放过他呢？唉！小人欺骗蒙蔽君主，到了这种地步更加严重了。所以直书其事，以彰明他的过失。广义：【看上条分注所载，就知道汴宋颠沛危急之时，救援的策略没有比何防的主张更好的了。可是何唐恪一类人抱着狐狸般苟且的见识，像害怕老虎一样害怕金人，竭力阻挠他的谋划，终于还罢免了西南勤王的军队。这一关键时机的丧失，哪里说得尽呢？汴宋的灭亡，实际上就在这里决定了。何况金人诱骗宋朝，专门把和议作为诱饵，宋人没有察觉便把它吞下，这就是油脂最终润滑鼎镬、使自己落入其中的原因。可悲啊！】夏人【原文“防”，疑为“攻”】西安州。○金斡里雅布【原文“防”，疑为“攻”】真定，都钤辖刘竧为此而死。种师闵和斡里雅布在井陉交战，宋军战败。斡里雅布进入天威军，侵犯真定，刘竧率众日夜搏战，城池守了很久才失守。刘竧在巷中作战，部下逐渐逃散死亡。刘竧回头对弟弟说：“我是大将，难道能接受贼人杀戮吗？”于是挺刀想夺门而出，但没有成功，便自缢而死。知府李邈被擒，押往北方。发明：【史书写“死之”，是表彰他保全了气节。金人侵犯真定时，刘竧率众搏战，力竭而死。看他回头对弟弟说“我是大将，难道能接受贼人杀戮吗”，可见他大概也明白君臣大义。与那些苟且偷生、迎接投降的人相比，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冬十月，将李纲安置在建昌军。

译广义：【唉！当汴京被围、局势危急时，其中竭力排除国家祸难的，只有李纲一人。如今防守军队失利，一方面是因为执掌宰相之职的人轻信他人言论，另一方面是因为中了他们和议的计策。难道罪过只在李纲主张用兵吗？唉！驱逐李纲，是金人的幸运；李纲有什么对不起宋人的地方呢？所以《纲目》记载李纲被驱逐时，既记月份又记地点，是为了责怪宋人驱逐李纲，也惋惜李纲离去。】○金遣使来。金朝二酉派杨天吉、王汭等人带着书信来责问，要求亲王到金军面前陈述谢罪，同时还要求割让土地，并索取金帛、车辂、仪物，以及给金主加上尊号。罢免御史中丞吕好问。金人再次到来，大臣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便派使者前去和解。金人假意答应，攻打掠夺却照旧进行；诸将因为和议，都关闭城门不肯出战。吕好问于是请求赶快调集沧、滑、邢、相的戍军，以阻挡敌军冲击，并在京畿以内列阵勤王，以保卫京城。皇帝【原文“防”，疑为“方”】没有采纳。金人【原文“防”，疑为“攻”】真定，进攻中山，朝廷上下震惊。廷臣狐疑相顾，仍以和议作为借口。吕好问率领御史台属官弹劾大臣畏惧怯懦、误国，因此获罪，被贬为袁州知州。皇帝怜悯他的忠诚，下诏改迁为吏部侍郎。发明：【天下并没有太多难事，即使有一件难事；小人却是制造众多祸难的根源。解除困难的方法并不多，却有一种方法：君子就是解决困难的根本。所以洪水并不是尧的困难，而是四凶在洪水中相遇；四方边裔并不是四凶的威胁，却能使舜在四方边裔建立功业。当时奸臣主持和好的谋议，金人倚仗攻取的力量。吕好问的言论不被采纳，进谏也不被听取，反因正直而获罪，被贬为袁州知州。那么进言的人有什么罪，贬黜他的人又怀着什么心呢？大概是因为小人的心中本来没有谋略，只想苟且偷得眼前的安宁，对于日后的祸患全都不顾。宋朝始终被小人误国，可悲啊！上文记载安置李纲，这里记载罢免吕好问，都是惋惜他们的言辞。】广义：【吕好问曾经说：金人一旦得志，就会更加轻视中国，秋冬时节一定会倾尽国力再次到来，抵御敌人的准备应当赶快谋划，这是他明智的先见，群臣都比不上他。怎奈皇帝【原文“防”，疑为“方”】没有上报处理？如今金人果然再次大举而来，人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吕好问又提出防备抵御的策略，可以说是很好的计策了。可是仍然没有被采纳，直到金人已经逼近京城、危及肌肤，君臣还拿和议作借口。吕好问出于事情实在无法忍受，才率领御史台属官弹劾大臣畏惧怯懦、误国，这也确实是恰当地举发了应当举发的人。反而因此获罪被贬，可惜啊！唉！先前驱逐李纲，如今又贬黜吕好问，这样宋国就空虚了，没有人可以使金人忌惮。由此可知，金人灭宋，实际上并不只是金人灭了宋，而是宋朝自己灭亡了。难道是金人有什么德行和智力吗？】召种师道回朝，不久去世。种师道驻扎在河阳，遇到王汭，推测敌人一定会大举进攻，立即上奏请求防备，并请皇帝到长安避开敌人的锋芒。大臣们认为这是怯懦，召他回朝，以范讷代替他。种师道不久去世，谥号忠宪。任命冯澥掌管枢密院事务。○贬王防为单州团练副使。命令王防担任康王的副使，前往斡里雅布军中，他借故不去，于是贬为单州团练副使，安置在新州。十一月，夏人【原文“防”，疑为“攻”】怀德军。知军事刘铨、通判杜翊世为此而死。查抄谭稹的家产。○下诏让百官商议三镇是放弃还是守卫。王云到达金斡里雅布军中，金军让随行属吏先回来，说金人不再要求割地，只索取五辂和给金主上尊号，并且必须等康王到军中才议和。斡里雅布、尼玛哈也派王汭等人前来。皇帝于是命冯澥辅佐康王前往。康王尚未出行，车辂抵达长垣，却被金人退回，康王于是没有出行。到这时，王云回来报告说金人改变了主意，现在一定要得到三镇，否则就进兵攻取汴都。朝廷内外惊骇震动，下诏召集侍从官在尚书省商议割让三镇。百官大多请求割让，以此缓解国家的祸患。何防说：“三镇是国家的根本，怎么能一旦就放弃呢？况且金人没有信用，割让也会来，不割让也会来。”唐恪、耿南仲等竭力主张割地。何防争论不止，于是说：“河北的百姓都是我们的赤子，放弃土地，就连同那里的百姓一起抛弃了；作为百姓的父母却抛弃自己的子女，可以吗？”皇帝醒悟，于是停止议割。何防退下后对唐恪说：“割让三镇，就会伤害河外民众的感情；不割让，太原、真定已经失守，不如任其如此。”唐恪唯唯诺诺。于是下诏命令河北、河东、京畿清空野外，并令流民可以占住官舍、寺观居住；禁止京城百姓以流言互相煽动。发明：【太平时代，依靠的是德行而不是险要；衰乱时代，依靠德行，也依靠险要。为什么呢？太平时代，帝王之风清明和穆，政治教化美好昌明，人心自然安定，天下自然稳固，灾害不发生，祸乱不起，所以在于德而不在于险。衰乱时代，纲纪衰败，法度废弛，人心惶惑，天下萧条，边患和盗贼接连发生，所以既在于德，也在于险。三镇是宋朝的屏障，本来就必须守卫、不能放弃。假如放弃三镇，宋朝就把险要之地交给敌人，国家便无法守住。何况金人已经深入，却不考虑防备抵御，反而还想商议放弃还是守卫吗？直书下诏议论此事，是深深讥刺这种行为。】广义：【太原、中山、河间是帝王陵寝所在之地，是国家的根本。即使五尺高的儿童，也都知道不能放弃，为什么还要拿来商议？看宋朝这次举动，就知道宋人的见识多么浅陋了。这样还不灭亡，可能吗？】金尼玛哈【原文“防”，疑为“攻”】河东各州郡，李回、折彦质的军队溃败，金人于是渡过黄河，【原文“防”，疑为“攻”】西京。下诏派冯澥出使金军，请求议和。尼玛哈从太原向汴京进军，所到之处都攻破或使其投降。平阳府、威胜、隆德军、泽州都被【原文“防”，疑为“攻”】破，官吏弃城逃走，远近相望。尼玛哈到达河外，宣抚副使折彦质率十二万军队抵御，在黄河两岸列阵。当时李回率一万骑兵防守黄河，也来到河边。尼玛哈说：“南军人数也多，同他们交战，胜负还难以预料，不如用虚张声势的办法。”于是取出战鼓擂击，一直擂到天亮。折彦质的军队全都溃败，李回也逃回京师。金军和尼玛哈的军队先渡过孟津，尼玛哈随后渡河。于是知河阳燕英、河南留守兼西道都总管王襄都弃城逃走，永安军、郑州全都向金人投降。尼玛哈渡河以后，不再谈三镇，直接派人来说：“想要全部得到两河土地，请以黄河划定边界。”于是京师戒严，派冯澥、李若水出使，走到中牟时，守河士兵互相惊扰，以为金兵到了，左右谋划从小路逃走。冯澥问怎么办，李若水说：“戍守士兵害怕敌人而溃逃，难道我们也要效法他们吗？如今只有死而已，谁敢说退，便斩首！”众人于是安定下来。出发以后，李若水多次附奏说：“和议一定不能成功，请求申令告诫守备……”

译发明：【看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宋人积弱已久的情形了。河东各郡不能抵抗乌合之众般的金军，凭借大河两岸众多的士兵也不能抵御一个军的敌人。只看见有弃城逃跑的，有倒戈迎接投降的，有望见敌人声势便奔逃溃散的。没有人敢向北方发一箭，使女真人长驱直入，如同走过无人之境。朝廷所能想到的好策略，只有希望求和；而出兵拒敌的谋划，已经被视为妄谈。宋朝的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还想做什么呢？所以记载李回、折彦质的军队溃败，金人于是渡河。由此可见，李、折的军队本来还足以抵御敌人，只因自行溃败，敌人才渡过黄河，所以特别责罪他们的怯懦。记载下诏派冯澥出使金军、请求议和，“请求”是下位者向上位者求取的言辞，所以深深讥刺宋朝的软弱。《纲目》的编修，不过是尊内夏、斥外夷罢了。】广义：【再考察这一年二月，尼玛哈进入威胜军，【原文“防”，疑为“攻”】隆德府。按《春秋传》说：“进入对方国都，叫作入。”三月，种师中、姚古收复了这些地方。到了十一月，金人又夺得河东各州郡，为什么会这样？由此可以看出宋人没有防备。如果能在姚古、种师中两位将帅收复之日，完全按照李纲、吕好问的谋略行事，不被唐恪、耿南仲、聂昌这些井底之蛙的见识迷惑，那么金人将要向北逃跑还来不及，哪里还能再次攻陷我们的疆土呢？傅说告诫高宗说：“凡事都要有准备，有准备就没有忧患。”钦宗哪里懂得这个道理？】下哀痛诏，向四方征兵。发明：【唉！钦宗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然而记载他下哀痛诏、向四方征兵，可以看出形势已经危急到倒悬的程度，仍然有希望得到救援解脱。可是远近各郡冷漠无动于衷，没有听说有一个人心怀悲悯，奔赴君父的危难。可见小人的凶威暴虐，足以胁迫控制天下；忠臣义士也束手无策，甚至没有人能够救援。君主危急到如此地步，唐恪、耿南仲等人却怀藏奸心、误国害民，各自培植势力，他们也真是可惭愧了，也真是该诛杀了。君主看到这种情形，难道能不战战兢兢、勤勉谨慎吗？这与唐昭宗派遣间使向四方报告危难，意思相同。】○下诏命王云辅佐康王构出使金军，答应割让三镇直到磁州。磁州百姓杀死王云，康王返回，驻扎在相州。王云坚决请求康王前往出使，皇帝下诏任命他为资政殿学士，辅佐康王出使斡里雅布军，答应割让三镇，奉送衮服、白玉车辂，尊金主为皇叔，并且上尊号十八字。康王从滑、濬到磁州，守臣宗泽迎接拜见，说：“肃王一去不返，如今敌人又用诡诈言辞引诱大王，他们的军队已经逼近了，您再去又有什么益处？希望不要前往。”在此以前，王云奉使经过磁州，曾劝磁州、相州两郡撤去靠近城池的民居，运粮入城，以实行清野之计，百姓因此怨恨他。到这时康王驻扎在磁州，出城迎接，并到喜应神祠祈祷；王云在后面，百姓拦在道路上劝康王不要北去，并厉声指着王云说：“他真是奸贼！”康王出庙前行，百姓喧闹着抓住王云并杀死了他。斡里雅布的军队渡过黄河，游兵每天到磁州城下，探知康王所在。相州汪伯彦急忙写帛书请康王到相州，自己穿着櫜鞬，率领军队到黄河边迎接。康王于是到达相州，慰劳汪伯彦说：“将来见到皇上，我一定首先把京兆推荐给您。”汪伯彦由此得到康王知遇，议论者认为，这次出使如果王云不死，康王一定会到金国，恐怕再也没有回来的道理。相州汤阴人岳飞，年轻时气节很高，家境贫寒却努力学习，尤其喜欢《左氏春秋》和孙武、吴起的兵法；他有神力，能够拉开三百斤的弓、八石的弩。刘韐宣抚真定，招募敢于作战的士卒，岳飞也参加其中，多次擒获强悍的盗贼。到这时，他通过刘浩拜见康王，康王任命他为永信郎。发明：【天下归附他，他就是天子；天下背叛他，他就是独夫。因此古代的圣王施行仁政来取得民心，始终保持自己的德行来凝聚天命。从来没有听说无缘无故把土地和人民送给别人的；把土地和人民送给别人，就是自绝于天下，这是一定不可以的。宋朝自从金人再次入侵后，迟疑退缩，年年都拿割地来议论，这种庸碌荒谬，怎么会到了如此地步呢？等到百姓杀死王云，以此表明自己不愿背叛，难道钦宗心中唯独不感到惭愧吗？《纲目》直书此事，不再加以贬斥，而他的过失自然显现了。】广义：【唉！天道深微，人哪里能够测知呢？假如康王迈步进入北方金廷，那么必定不能延续南宋一百五十二年的国祚。上天大概是把这个人赐给宋太祖的后代吧，这确实可信。】何防被罢免，任命陈过庭为中书侍郎，孙傅为尚书右丞。何防主张作战和守御，与唐恪、耿南仲不合，被罢为开封尹。孙傅任兵部尚书时，上书请求恢复祖宗的法度。皇帝听说后，孙傅回答说：“祖宗法……” 【原文残缺】惠民的熙宁、元丰法，惠国的崇宁、大观法，惠奸的政令，当时称为名言。任命郭京为成忠郎，选拔六甲兵抵御金人。孙傅因为读到邱濬的《感事诗》，其中有“郭京、杨适、刘无忌”的话，便在市井中访得刘无忌，又在龙卫军中找到郭京。好事之徒说郭京能够施行…… 六甲法可以生擒金军两位将领，并把敌人扫荡干净。这种方法要使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任命他为官，赏赐数万金帛，让他自行招募士兵。不问技艺是否高强，只选择生年命数合于六甲的人。招募到的都是市井中的游惰之徒，十天便招足了。敌人进攻越来越急，郭京却谈笑自若。他说选择一个日子出兵三百人，就可以实现天下太平，一直袭击到阴山才停止。孙傅和何防尤其尊信他。有人对孙傅说：“自古以来从未听说用这种方法取得成功的人。”正应当听取这意见，姑且只给他少量军队，等他有一点功劳，再逐渐提升任用。如今给他的权力太过分了，恐怕一定会成为国家的耻辱。”孙傅发怒说：“郭京大概是应时而生的人。”敌军中的间谍没有不知道这件事的。幸亏您只是对孙傅说；如果告诉别人，将会因阻挠军队而获罪。”孙傅命人把他驱逐出去。又有刘孝竭等人招募众人，有的称为六甲力士，有的称为北斗神兵，有的称为天阙大将，大都仿效郭京的做法。有见识的人对此感到危险。郭京曾说：“不到万分危急的时候，我的军队不会出动……”

译发明：【杨氏说：《易》中写极度混乱的言辞，没有比《否卦》的彖辞更痛切的了。一旦任用匪人，怎么会很快发展到天地之气不相交、万物不通畅？上下不相交，天下就没有国家了吗？万物不通，就会使天下全都变成废墟；天下没有国家，就会使国家全都变成废墟。小人的祸害，为什么会这样惨烈呢？既然如此，在世道倾危的时候，正是选将、择兵的日子，郭京却是轻浮邪僻的小人、市井无赖，竟因孙傅没有见识，被错误地举荐到朝廷，加官赐爵，受到毫不怀疑的信任。难道真有所谓六甲之兵，能够抵御敌人吗？唉！拿市井中的游惰之徒，去抵挡正盛而无法控制的敌军，这和泰山压在鸟卵上有什么不同？古语说：“不训练百姓作战，就是抛弃他们。”宋室君臣是多么愚蠢啊！后来郭京败逃，京城随即失守；轻易相信无稽之谈的人，可以以此为鉴。】广义：【再考察古代兵书中的话，有说：“力量相同就比较德行，德行相同就比较义理。”意思是力量相同，有德的人获胜；德行相同，有义的人获胜。“度德”是比较善恶，“度义”是比较曲直。一方胜、一方负，只看德义如何罢了。从来没有听说凭六甲妖术能够战胜别人。孟子曾说：“天时不如地利。”郭京的法术，又不是孟子所说的天时。况且何防、孙傅这样的贤臣还尊信它，何况其他人呢？考察这种弊端的流传，其根源都出自徽宗、林灵素的邪妄【原文“▯”字疑误】；而徽宗的邪妄，又根源于神宗以天书制造虚妄。唉！君主的心术不正，流毒竟达到如此惨烈的地步，谁说正心诚意的学问对国家没有益处呢？如今看郭京在形势穷困急迫之时，借这种妖术来逃避灾祸，正如王莽坐在斗中来躲避兵灾一样。唉！王莽因苛刻而灭亡，钦宗因软弱而失败。金人没有光武帝的仁德，光武帝也没有金人的诡诈。兴亡的踪迹，大体上就是这样，真是可怪啊！派耿南仲、聂昌出使金军，答应把两河之地全部割让出去。聂昌被绛州人杀死，耿南仲逃往相州。斡里雅布派使者来商议割让两河之地，宋帝答应了，命耿南仲前往答复。耿南仲以年老为由推辞，改命聂昌前往。聂昌又以父母亲属为由推辞，陈过庭说：“君王忧虑而臣下受辱，我愿意以死效命。”宋帝因此挥泪长叹，又发怒。耿南仲和聂昌于是奉命：耿南仲前往河北斡里雅布的军营，聂昌前往河东尼玛哈的军营。聂昌说：“两河百姓忠诚勇敢，万一被他们擒获，我死也不能瞑目了。”走到绛州，绛州人果然坚守城池拒绝他们。聂昌拿着诏书来到城下，攀援登城。钤辖赵子清指挥众人杀死聂昌，挖出他的眼睛，把他剁成肉块。起初，耿南仲担任东宫官十年，自认为首先应当得到重用，却见吴敏、李纲越级升迁，官位在自己之上，心中不能平衡，所以每件事都提出异议，竭力阻挠战守，和吴幵坚持请求割地来成全和好，因此朝廷战守的准备全都废止，以致金军一天比一天逼近。到这时，耿南仲和金使王汭一同走到卫州，卫州乡兵想杀王汭，王汭逃脱，耿南仲于是逃往相州。宋帝以防守的诏谕告知康王，命他在河北起兵进入卫州、援救京师；康王于是把招募士兵的榜文连署后张贴出来，人心才开始安定。前文写割让三镇，这里写割让两河，这就是拿祖宗的土地作为讨好敌人的资本，是多么愚蠢啊！况且祖宗披着坚固的铠甲、手执锐利的武器，亲自冒着箭矢和石块，经过百战才得到强大的疆域，如今割让给金人，易如反掌，内心怎么忍得下去呢？唉！金人想要三镇，就把三镇给他们；想要两河，就把两河给他们。他们只要稍稍示意、颐指气使，宋人就不敢违抗。宋朝侍奉金人，就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把天下都交给敌人听命，难道不非常令人痛心吗？等到聂昌被杀、耿南仲逃走，这说明两河百姓知道人民将要几乎陷于相互牵连的灾难，于是相互带领着守持义节，违抗命令而不投降。是宋朝自己断绝了与百姓的关系，而百姓并没有背叛宋朝。这样看来，宋朝的君臣也可以说是顽固迟钝而又无耻的人了。《纲目》直书其事，对于斡里雅布，既显明强邻的贪婪，又讥刺宋人的削弱。任命孙傅为同知枢密院事，曹辅为签书枢密院事。任命范致虚为陕西五路宣抚使，防备金兵入境援救。金人攻入怀州，知州事霍安国等人因守城而死。霍安国被围时，竭尽全力防守。鼎沣的军队也与他共同守城，因此被授予徽猷阁侍制。城池最终陷落，尼玛哈带着霍安国以下的人审问说：“不投降的是什么人？”霍安国说：“我是守臣安国。”又问其他人：通判林渊、钤辖张彭年、都监赵士詝、张谌、于潜、鼎丰将沈敦、张行中以及五名队将，他们一同回答说：“我们与知州同为一体，都不肯投降。”尼玛哈命人押他们到城东北面，面向金军行跪拜礼，他们仍不屈服，于是解开衣服，反绑双手，杀死十三人，释放其余的人。霍安国一家没有留下一个活口。责难并陈述善道，是臣下敬重君主的本性；临难守节、为义而死，是臣下应对变故的当然之道。霍安国等人被围时竭尽全力防守，城破而死，本来就是他们的职责。看他们回答金人的话，大概是勇于行义的人，所以特别记载他们死去，用来表彰他们保全节操。又怎么能同那些求生而损害仁义的人相比呢？金将斡里雅布、尼玛哈包围京城，要求宋帝出城订立盟约。斡里雅布从真定赶往汴京，只用了二十天就到达，在城下驻军。家寺尼玛哈从河阳前来援助，驻扎在青城。他派刘晏来要求宋帝出城订盟。当时西南两道的援兵被唐恪、耿南仲遣返回去，于是四面八方没有一个人前来。城中只有卫士和弓箭手七万人，于是把一万人分成五军，以备紧急救援和防守，命姚友仲、辛永宗分别统领；又把五万七千人分守四面城墙。派使者带着蜡封诏书秘密出关召集军队，又约康王和河北守将前来援助，但大多被巡逻的金兵抓获。唐恪无计可施，秘密对宋帝说：“唐朝自天宝以后，多次丧失政权又复兴，是因为天子在外，可以号召四方。现在应当仿照景德年间的旧例，留下太子守城，而天子驾临西洛，连续据守泰、雍，统领天下军队亲自出征，以谋求复兴。”宋帝将要听从他的话，开封尹何防入宫进见，引述苏轼的议论，说周朝的失策，没有比东迁更严重的了。宋帝猛然改变主意，用脚跺地说：“现在应当以死守卫社稷。”

译这里写“要求宋帝出城订盟”，是为了表明宋帝受到的羞辱。当时，负责约束和统率诸王的军队渐渐集结，却被唐恪等人遣返回去。以至于强大的邻敌压境，朝廷无计可施，竟想仿效景德年间的旧事，让天子出逃以躲避敌人。庸臣误国，到这种地步究竟是什么心思？钦宗作为中原之主，不能使自己强大，放任敌人深入，又不能做好防御。等到金人来到城下，要求宋帝出城订盟，他所受的屈辱就更加严重了。这一切都是君臣自己造成的。人必定先自我侮辱，然后别人才会侮辱他。钦宗既不能修明政治来安定中原，反而为中原屈己求和，割让土地资助敌人，使廉耻和道义丧失，三纲沦亡，这才是真正所说的城下之盟。又怎能指望他发怒振作、整顿军队，来阻挡敌人、厚植周王朝的福祉，以面对天下呢？直书“要求宋帝出城订盟”，就是为了深深羞愧他。李回被免职。南道都总管张叔夜率军勤王。张叔夜听到诏令，当天就亲自统领中军，命儿子张伯奋统领前军，张仲雍统领后军，共三万多人，和金人的游兵边战边前进，到达京城。宋帝登临南薰门接见他们，军容十分整齐。张叔夜入宫应对，说：“敌人的锋芒非常锐利，希望能像唐明皇躲避安禄山那样，暂且前往襄阳，以图驾临雍地。”宋帝没有回答。当时东道都总管胡直孺也率军入京护卫，在拱州与金人相遇，兵败被擒。金人把他押到城下示众，京城百姓非常恐惧。钦宗失去谋略，又给敌人造成了祸患。女真人两次侵犯京师，逼迫并驱逐皇帝。当时，张叔夜一听到檄文召令，就率军入援。《纲目》特意书写他率军勤王，是为了表彰他急于救助君主的心意。假使钦宗早些听从李纲的话，张叔夜早些怀有入援的义举，又怎么会有再次遭受祸患的事呢？唉！恢复元丰年间三省的官名。任命何防为门下侍郎。闰月，免去唐恪的职务，任命何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唐恪跟随宋帝巡视城防，被京城百姓拦截殴打，策马逃脱，随后躺在家中请求离职。御史胡舜陟弹劾唐恪说：“他的见识和谋略不能筹划边防事务，只擅长结交内侍。如今国势日益窘迫，实在不能尸位充数。”于是免去他的职务。冯澥从金军回来，被任命为尚书左丞。冯澥和李若水到达怀州，金使萧庆胁迫他们一同返回。此后金人三次派萧庆前来，坚持要求宋帝出城订立盟约。下诏任命张叔夜为签书枢密院事，率军进入京城。朱熹说：“张叔夜率兵应当驻扎在京城附近，用来牵制敌人，而且进退可以自如。一旦进入城中，便会受到牵制，所以最终没有取得成功。” 金人要求亲王出城订盟，宋帝派冯澥、曹辅带着宗室前往接受盟约，金人不答应。金人驻扎在青城的那天，放纵士兵攻打劫掠。殿前副都指挥使王宗濋在城下与金人交战，兵败战死。金人攻打南面城墙，张叔夜、范琼分兵抵御。远远看见金兵奔逃回来，彼此践踏，死了数千人。于是派间使催促召集各道军队，但没有军队到来。城中只有三万名卫士可以使用，然而也损失了十分之五六。于是按照时令出兵挑战，用来显示敢于抗敌。金人又派人传话，说不必皇帝亲自出城，只需亲王和何防前往商议。诏令越王将要出行，尼玛哈却带兵前来迎接，越王于是停下不去。于是金人宣称宋朝失信，进攻城池更加急迫。金人再次派使者前来催促亲王出城订盟。宋帝下诏派冯澥、曹辅和宗室仲温、士▯前往金军，请求和好。到达后，尼玛哈立即将他们遣回，一句话也没有同他们交谈。竟然这样，宋人的愚蠢真是如此。敌军已经逼近城池，他们还寄希望于和议，没有听说有一个人提出破敌的谋略，难怪被金人轻慢侮辱。根据事实直书其事，强弱的形势就可以看出来了。下诏任命康王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说：康王奉命出使到了磁州，被士人和百姓挽留，这是天意，应请求就地授予他大元帅之职，让他率领天下军队入京援救。何防认为有道理，秘密起草诏书呈上。宋帝命令招募敢死之士，得到秦仔、刘定等四人，派他们带着蜡封诏书前往相州，授予康王兵马大元帅、知中山府之职。任命陈遘为元帅，汪伯彦、宗泽为副元帅，命他们把河北的军队全部召集起来，迅速进入京城护卫。秦仔到达相州，从头发顶部取出诏书，康王读完，呜咽哭泣，军民都受到感动。彗星出现，长尾一直延伸到天空尽头。郭京出战，抵御金军，战败逃走。京城陷落，宋帝前往金营，请求投降。金人攻打通津门、宣化门，范琼率一千人出战，渡河时冰层破裂，淹没了五百人，从此士气更加受挫。大雪和暴雨连日昼夜不停。何防多次催促郭京出兵，郭京一再推迟日期。到这时，郭京命令守城的人全部下城，不许偷看，于是大开宣化门出兵攻打金军。郭京和张叔夜坐在城楼上，金兵分成四路，呐喊着向前推进，郭京的军队退败逃走，坠死在汴龙河中，尸体把河道填满。城门紧急关闭，郭京对张叔夜说：“必须亲自下去施法。”于是下城，带领残余部众向南逃走。金兵于是登上城墙，宋军全都溃败，四面城墙的军队也都崩溃了。金人焚烧南薰门等城门，统制姚友仲死于乱军之中；四壁守御使刘延庆夺门逃走，被追赶的骑兵杀死。统制何庆言、陈充礼、中书舍人高振奋力作战，与他们的家人都被杀害。京城于是陷落。宋帝听说城池陷落，痛哭说：“没有采用种师道的意见，才到了这个地步。”卫士进入都亭驿，抓住并杀死金使刘晏。数万军民砍击左掖门，请求面见天子。宋帝登楼向他们晓谕，遣散了他们。卫士长蒋宣率领数百人，想劫持皇帝冲出重围，左右侍从四散奔逃，只有孙傅、梅执礼、吕好问陪侍蒋宣，高声说：“国事到了这个地步，都是宰相信任奸臣、不采纳正直意见造成的。”

译孙傅呵斥蒋宣，蒋宣用言语冒犯孙傅，吕好问譬喻开导他说：“你们忘掉家族，想冲过重围，护卫皇上出去，确实是忠义之举。但是皇帝将要起驾，必须车驾和护卫齐备以后才能行动，怎么可以轻率呢？”蒋宣屈服认错说：“尚书确实了解军情。”于是挥手命令部下退下。何防想亲自率领京城百姓进行巷战。金人宣称要议和，何防于是停止行动。宋帝听说金人想议和并退兵，命令何防和济王赵栩出使金军请求议和。成尼玛哈、斡里雅布说：“自古以来有南方和北方，双方不能互相没有对方。如今所商议的，期限只在割让土地而已。”何防回来报告说，金人想要求上皇出城到郊外。宋帝说：“上皇受到惊吓忧虑而生病，如果一定要他出去，我应当亲自前往。”于是前往青城尼玛哈的军营，奉上表章请求投降。何防以为和议已经成功，非常高兴。回到都堂后，设酒宴饮酒，谈笑了一整天。史臣说：“金人从攻陷太原以来，就以讲和、割地为说辞，李邦彦、吴敏、耿南仲、唐恪都落入了他们的计谋，只有何防、孙傅认为土地不能割让，朝廷任用他们，但起初也没有奇策可以挽救危难。城池被攻破后，却反过来一心讲和；在谋划之初不相信他们，城破之后却相信他们，抛弃天下人的希望，导致君主流离迁徙，都是因为被和议迷惑，因而战守不坚固。” 彗星出现，难道是阴邪叛逆和杀伐的征兆吗？它的长尾直达天际，难道是兵祸遍及天下的征兆吗？当时金人包围汴京，守备单薄脆弱，危险得如同一根丝线牵引千钧重物、腐朽的绳索驾驭六匹马。那些奸臣一心只想求和，不主持战守，欺骗君主、蒙蔽百姓，也已经太过分了。等到从市井中招募白徒，把郭京交给他去抵御敌人，这和驱赶一群羊去搏斗猛虎有什么不同？只能说明他们非常不自量力。《纲目》在彗星出现之下记载郭京出兵抵御金军，那么他虚妄欺诈的情状，本来就清楚可见。然而郭京刚刚败逃到大梁，随即宋朝君臣便束手无策，只见天子痛哭、宰相请求订盟罢了。假如宋朝君臣能够懂得国君应当为社稷而死的道义，就应当鼓励并率领军民背靠城墙决战，与社稷同死，这样或许还可以。为什么竟会如此呢？这都是何防谋略浅薄的缘故。他把和议当作可以依靠的东西，亲自驾临金军营寨，上表请求投降，使万乘之尊受辱，轻视宗庙社稷的重大责任；这就是舍弃污辱、忍受耻辱，面向北方侍奉敌人的人了。亡国之君，死去是最高的选择；逃走虽然不是正确之举，仍然还保有一点羞耻；投降则是最下等的。直书“请求投降”，是厌恶他屈服成为臣虏，所以贬斥并断绝对他的褒扬。像钦宗这样的人，恐怕很难逃脱《春秋》所加的罪责。唉！钦宗正处在国运艰难的时候，主张用兵的人少得像用水浇石头，主张和议的人多得像鱼投入水中。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竟甘愿使万乘之尊向敌国投降。稍微有一点羞耻和厌恶之心的人，肯这样做吗？这大概是因为徽宗自身不正，不能选择正人端士作为东宫太子的老师，预先培养钦宗浩然正气的缘故。他对于国君应当为社稷而死的道义，何曾听进过耳朵呢？像金人这样带来的耻辱，实在不能说不应当受到。十二月，康王赵构率军入京援救，驻扎在东平。康王在相州开设大元帅府，有军队一万人，分成五军前进。渡过黄河后，驻扎在大名。宗泽率二千人同金人奋力作战，攻破金军三十多座营寨。他踏冰渡河，见到康王说：“京城被围已经很久了，入京援救不能再拖延。”康王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久，知信德府梁扬祖率三千人到来，张俊、苗傅、杨沂中、田师中等人也都在康王部下，军威稍稍振作。宋帝派曹辅携带蜡封诏书到来，说：“金人登城不下，正在商议和好，你们可以驻军京城附近，不要行动。”汪伯彦等人都相信了这话。只有宗泽说：“金人狡猾欺诈，这是想姑且安抚我军罢了。君主和父亲盼望援兵到来，何止像饥渴一样迫切？应当赶快领兵直奔澶渊，依次推进营垒，来解除京城的包围。万一敌人另有阴谋，那么我军已经到了城下。”汪伯彦认为此事困难，劝康王派宗泽先行。康王于是命宗泽赶赴澶渊，从此宗泽不能参与大元帅府的事务了。耿南仲和汪伯彦请求把军队转移到东平，康王听从了。《春秋》记载军队征伐时写“次”，是以驻扎之举为善；记载援救时写“次”，是以驻扎之举为讥讽。这里写驻扎在东平，是讥刺康王。《易经·谦卦》六五说“适宜发动侵伐”，《师卦》六四说“退驻则无咎”，进退勇怯，只看合乎义理与否。康王是徽宗的儿子、钦宗的弟弟，既接受大元帅的职务，又领受迅速入京援救的诏令；父兄受困危急，如同累卵，这是道义上应当勇往直前的时候，何况各位将领奋发用兵，军威已经稍有振作。康王应当根据大义果断率军解除危难，以舒解父兄的忧患才是。为什么却被汪伯彦的邪说迷惑，违背宗泽的正直主张，怯懦恐惧，只驻扎在东平？唉！宗庙社稷的危险形势仍然像倒悬一样，金人的仇恨与宋朝不共戴天。康王难道忍心看着宗庙社稷倒悬而不解救、与金人的仇恨共同存在于天地之间而不报复吗？史册直书此事，是深深讥刺康王。看分注所记载的宗泽的谋略，京城的包围本来是可以解除的。为什么康王却被汪伯彦的畏缩怯懦所迷惑，不肯听从呢？实在令人惋惜。唉！前面有李纲却不用他的谋略，后来有宗泽却不实行他的计策，汴京和宋朝的灭亡，都是有原因的。宋帝从金营回来，派使者前往两河，把土地割让给金人。宋帝回到宫中，士人、百姓和太学生前来迎接拜见。宋帝掩面大哭说：“宰相误了我父子！”旁观的人没有不流泪的。金人派使者来索取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绢帛一千万匹。于是大肆搜括金银，确定京城米价，劝导富户出资来赈济百姓，放任百姓砍伐紫云馆的花木作为柴薪。任命陈过庭、折彦质等人为割地使，前往河东、河北割地给金人。又分别派欧阳珣等二十人拿着诏书前往。欧阳珣曾上书极力劝说：“祖宗的土地，一尺一寸都不能交给别人；我还要抗言力争，主张应当同敌人奋力作战。战败而丧失土地，将来收复它还有道理；不战而割让土地，将来收复它就理亏。”当时宰相发怒，想杀死欧阳珣，于是任命他为将作监承奉使，出使割让深州。欧阳珣来到深州城下，痛哭着对城上的人说：“朝廷被奸臣误导到了这个地步，我已经准备好为此而死了！你们应当努力守持忠义，报效国家。”金人发怒，把他押送到燕地，烧死了他。

译发明：书中写“至自金营”，是因为钦宗处境危险。钦宗接受祖宗托付，作为臣民共同拥戴的君主，却不能自强立国，反而屈身向金人投降，这是因为他没有以礼义涵养心性。假如还有人心，就必然会感到愤懑羞耻。如今亲身向敌人投降，又想割让土地给金人，这就是既不能保全社稷，反而要使人背叛社稷；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宗庙和臣民呢？等他回到宫中，士人百姓迎接拜见，掩面大哭，把罪责归于宰相。唉！自己昏昧不明，怎么能使别人明白呢？既然知道宰相的错误，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谨慎防范？既然知道投降敌人的耻辱，为什么不考虑最终后果？幸而回到宫中，尚且舍不得一死；与其受辱做臣仆，哪里比得上舍生取义？哭得泪流如血，又怎么能挽救事情呢？孟子说：“把无耻当作耻辱，就没有什么可耻的了。”说的就是钦宗。因此《纲目》特意这样记载，以严厉贬斥他。君主看到这里，难道不应该及时行善吗？广义：书中写“帝至自金营”，就是《春秋》所说“公至自干侯”的意思。大概是臣子因君父归来而欣喜，于是向家庙报告。《春秋》彰明君臣的大伦，《纲目》取法《春秋》，正是因为这一点。只是可悲的是，割地的策略难道还不够愚蠢吗？为什么呢？敌人的情势狡猾，割地他们也会来，不割地他们也会来。如果力量足以解围并谋求恢复，就应当像《周书》所说的“率领安宁之民，占有强盛的疆土”；如果做不到，就应当像孟子所说的凿池筑城，来尽到国君死守社稷的道义。割地的策略，究竟有什么益处呢？范致虚的防守军队前往援救，到达邓州后军队溃败。致虚听说汴京被围十分危急，便防陕西制置使钱盖的军队，共十万人前往援救，到达颍昌关。汴京失守后，西道总管王襄向南而行；致虚独自与西道副总管孙昭远、环庆帅王似、熙河帅王倚率领步骑兵，号称二十万人，命马祐昌统领，赶往汴京。任命僧人赵宗印为参议官。致虚率大军走陆路，宗印率水军赶往西京。宗印又以僧人为一军，号称尊胜队；以童行为一军，也号称尊胜队。致虚勇敢却没有谋略，把自己交给宗印听从。宗印只是夸夸其谈，实际上从未懂得用兵。军队从武关出发，到达邓州千秋镇，金将罗索率精锐骑兵冲击，军队未交战便溃败，死者超过一半。王似、王倚、孙昭远等人留在陕西府，致虚收拢残余士兵进入潼关。发明：用兵之道，贵在行为合乎正道，又不能让小人参与其中。如今率领二十万军队，却完全没有纪律，反而任命僧人赵宗印为参议官，这就是由弟子率领军队，即使名义上合乎正道，也必然凶险。因此《纲目》在这里用“自渎”来记载，好像是在说：二十万人的军队，并没有谁能够使它溃败，是致虚自己使它溃败罢了。国家社稷危急，日日盼望援军，致虚却考虑轻率、谋略短浅，以致军队败乱，难道不可深为惋惜吗？君子对当时情势的责备和痛惜，深刻极了。金朝开始征收牛具税。每三头牛编为一具，每具牛征收粟五斗。发明：金朝施政时从未记载过这件事，为什么这里要记载呢？是为了显示残害百姓是重大事件。牛是百姓耕作所依靠的，既然已经有固定赋税，牛就不应再征税。如今每三头牛编为一具，每具牛征收粟五斗，这就是在固定赋税之外又增加赋税，残害百姓太深了。特意写“初”，大概是为了讥刺这件事。丁未二年【五月，高宗皇帝赵构建炎元年，金天会五年】春季，正月，诏令两河百姓投降金朝，百姓不服从。陈过庭到达后，两河百姓坚定守卫，不奉行诏令。到这时，又下诏命令两河百姓开门出城投降，百姓仍然不肯。广义：只听说国势日益危急而百姓想要投降敌人的，却没有听说过命令百姓投降敌人而百姓反倒不服从的。唉！作为宋朝百姓，尚且能够这样守义，钦宗却反而不能替社稷坚守，这究竟是什么心肠呢？唉！钦宗这样做，即使不在内心感到惭愧，难道不愧对这些百姓吗？皇帝命太子监国，又再次前往金军营地。金人急切索要金银，又再次邀请皇帝到军营去。皇帝面露难色，何防、李若水认为不会有危险，劝皇帝前往。皇帝于是命孙傅辅佐太子监国，自己与何防、李若水等再次前往青城。唐恪听说后说：“一次已经太过分了，怎么可以再去呢？”閤门宣赞舍人吴革也向何防进言说：“天文显示帝座非常倾斜，车驾如果出行，一定会落入敌人的计谋。”何防不听。发明：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君主为宗主。古代的君主战战兢兢地守护国家，只怕民心有所背叛，哪里有下诏命令百姓投降金人的道理呢？等到百姓不肯服从，他还感到羞耻。钦宗竟然让百姓投降，实在无耻至极。“复”是说事情已经过分之后又再次如此。钦宗既然已经到过金营，幸而能够回来；如果再去，必然会落入敌人的计谋。当时群臣难道不知道这样做可不可以吗？何东、李若水本是正直之人，尚且有“不会有危险、应当前往”的说法。唐恪奸邪，反而说“一次已经太过分了”。这确实是宰相误害宋朝。何防本来就不值得称道，李若水也说出这样的话，难道不可深为惋惜吗？等到金人劫持皇帝北行时，李若水以死守节，唉，也已经晚了。把这些事情对照来看，其中的义理自然显现出来。河东割地使刘韐在金军中自缢。刘韐到达金营，金人让仆射韩正把他安置在僧舍。韩正对刘韐说：“国相像您这样的人，如今正要任用您了。”刘韐说：“苟且偷生来侍奉两个姓氏的君主，即使死也不做。”韩正说：“军中正在商议拥立异姓，想让您取代正统君主。与其白白送死，不如向北去取得富贵。”刘韐仰天大呼：“有这样的事吗！”回去后写下一张纸说：“贞洁的女子不侍奉两个丈夫，忠臣不侍奉两个君主。何况君主受辱臣子就该死，把顺从当作正道，是妇人的道理。这就是我必死的原因。”他让亲信带回去，报告给他的儿子子羽等人。随后沐浴更衣，斟了一杯酒，自缢而死。金人赞叹他的忠义，把他埋葬在寺院西面的山冈上，并在窗壁上到处题字，标明埋葬之处。过了八十天才入殓，面色仍像活着一样。发明：刘韐为义而死，显然没有疑问；但为什么不写“死”，而写“自经”呢？这是为了表彰他的名节，责备金人的暴行。金人虽然武力强盛，却不能用威势使刘韐屈服，于是命人把他安置在馆舍，想用好言劝他投降。看他所说“苟且偷生来侍奉两个姓氏，即使死也不做”的话，直到今天仍令人凛然，仿佛还有生气。沐浴更衣，斟酒自缢，是多么从容啊！所以特意记作“自经于金军”，以彰明他死守气节的事实。就是说，刘韐的忠义使敌人折服，敌人不能加害于他，是他自己自缢而死罢了。难道像普通男女那样，只在沟渠中自缢而无人知道吗？这就是《纲目》记事用字的深意，君子应当仔细观察。副元帅宗泽在卫州大败金人。

译宗泽从大名府到开德府，与金人交战十三次，全部获胜，于是写信劝康王发布檄文，征调各道军队援救京城；又写信给北道总管赵野、河东北路宣抚范讷、知兴仁府曾楙，约他们合兵入援，三人都认为宗泽狂妄，没有答复。宗泽于是率孤军前进，到达卫南。先头部队报告说前面有敌营，宗泽指挥众军直接冲入，与金人交战并击败他们，转战向东。敌人增派援兵到来，宗泽部将王孝忠战死。前后都是敌军营垒，宗泽下令说：“今天进退都是死，不能不在死中求生。”士卒知道必死，个个以一当百，斩首数千，金人大败，退却几十里。宗泽估计敌军势力必定还会回来，于是傍晚转移营地。金人夜间到来，发现是空营，大为惊骇。从此金人畏惧宗泽，不敢再出兵。宗泽出其不意，派兵渡过黄河袭击金人，将其击败。发明：徽宗宠信一个蔡京，使宗庙社稷都不能保全；这是康王切齿痛恨的事。后来又信任一个汪伯彦，任由敌人猖獗，阻挠援军，终于导致宗社覆亡，这是为什么呢？《纲目》记载“副元帅宗泽大败金人于卫州”，却不说他率领军队，是因为已经没有可供他指挥的军队。假如不是宗泽勇敢无畏、身先士卒，倡导义举、奋力杀敌，难道宋朝竟无人了吗？唉，小人的祸害到了这种地步，宋朝皇帝仍然不知道醒悟，那也没有办法了。辽国耶律达实在呼逊建立都城。西辽主达实率兵向东返回，走了二十天，找到一块适宜的地方，于是修建都城，称为呼逊鄂尔多，改年号为康国。任命萧鄂啰罗为都元帅，率领七万骑兵向东征讨，用青牛、白马祭天并向军众发誓。又在鄂啰罗兴兵，行军一万多里，没有任何收获，牛马大多死亡，只得约束军队返回。达实说：“上天不顺从，这是命数。” 大风卷起尘霾，云雾笼罩四方。二月，金人劫持上皇以及后妃、太子和宗室亲戚到金军中，吏部侍郎李若水为此而死。皇帝亲自前往青城，京城百姓每天出城迎接銮驾，但尼玛哈扣留皇帝不让他回来。太学生徐揆上书，请求皇帝回宫，金人将他抓住杀死。乌乞迈得到皇帝的投降表章，于是废黜皇帝和太上皇帝为庶人。知枢密院事刘彦宗请求重新拥立赵氏，未获准许。丙寅日，金人在南薰门挖掘壕沟，过路人心中极为恐慌。丁卯日，金人命翰林承旨吴幵、吏部尚书莫俦入城，命他们推选能够做君主的异姓之人，同时邀请上皇出城。孙傅说：“我只知道我的君主可以做中国的皇帝；如果拥立异姓，我就应当去死。”于是上表给金人，请求拥立赵氏，没有得到答复。京城巡检范琼逼迫上皇和太后乘牛车出宫，郓王赵楷以及诸妃、公主、驸马和后宫中有位号的人都一同出行；只有元祐皇后孟氏因被废黜而居住在私人宅第，得以免难。起初，金人根据内侍邓述列出的诸王、皇孙、妃嫔、公主名单，发布檄文命开封尹徐秉哲全部抓捕。徐秉哲命令街坊五家互相作保，不得藏匿，前后一共抓到三千多人；徐秉哲让他们全部衣袖相连，一同前往。金人逼迫皇帝和上皇改换服装，李若水抱着皇帝哭泣，并用恶言斥骂金人。金人把李若水拖出去殴打，打得面部破裂，气息闭塞，倒在地上。尼玛哈命十多名铁骑看守，说：“一定要让李侍郎平安无恙。”李若水坚决不吃东西。有人劝他说：“事情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您今天顺从，明天就会富贵。”李若水叹息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我李若水难道能有两个君主吗？”他的仆人也安慰他说：“您的父母年纪已高，您如果稍微屈服，希望还能有一天回去拜见他们。”李若水斥责他说：“我不再顾念家人了。”金人又逼迫上皇召皇后、太子，孙傅把太子留下，不让他出去。统制吴革想用自己招募的士兵穿上服装护卫太子，冲破包围逃出，孙傅没有同意，却秘密谋划把太子藏在民间，另外寻找一个相貌像太子的人和两个宦官杀掉，并斩杀十多个死囚，拿着他们的首级送去，欺骗金人说：“宦官想偷偷把太子带出城，京城人争斗，发生杀伤，误中太子；于是我率兵讨伐平定，斩杀那些作乱的人来献上。如果还不能了结此事，我就以死来继续。”过了五天，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件事。吴幵、莫俦督促逼迫得非常急，范琼害怕发生变故，便用恐吓的话威慑卫士，于是拥着皇后、太子同车出城。孙傅说：“我是太子的师傅，应当和他同生共死。” 于是把留守事务交给王时雍，自己跟随太子出城，百官、军士和官吏奔走跟随。太子号哭，太子也呼喊说：“百姓救救我！”哭声震动天地。到了南薰门，范琼用力阻拦孙傅，守门的金兵说：“我们要的是太子和留守。”何预对孙傅说：“我是宋朝大臣，又是太子的师傅，应当去死。”于是跟随孙傅住在门下，等待命令。李若水在金营十天，尼玛哈召见他，询问拥立异姓的情况。李若水趁机骂道：“你是大贼！”尼玛哈命人把他押走。李若水回头看着他，骂得更加厉害，对他的仆人说：“我是为国尽职而死罢了，怎么能连累你们呢？”他又不停地斥骂。监军把他的嘴唇打破，他喷着血，骂得更加激烈，最终被刀割裂颈部而死。金人彼此说道：“辽国灭亡时，为守义而死的有十几个人；南朝只有李侍郎一人。”吕中说：“李若水曾经主张让车驾出城，假使他不死，也属于误国的人数之中。只是他以一死表明得清清楚楚，所以误国的罪名被免除，而谈论忠义的人都称赞他。” 发明：风霾、云雾，都是阴邪逆乱和怨气交相聚集所造成的。当时宋朝宗室处于悲哀危难之中，兵戈遍布四野，风霾云雾充塞天地，特意用来表现那种昏暗、温惨、悲痛的景象。《纲目》记载金人劫持上皇、后妃、太子等人，正发生在大风霾、云雾四面充塞之时，其中的意义自然可以看出。大概是用“金”这个称号来讥刺金人的残暴。“劫”是强行拘执的说法，是贬斥他们。宋廷的群臣依附逢迎、忍受耻辱，没有一个人为义而死；唯独李若水知道宋朝臣子不能向金人投降，于是大骂金人，宁死不屈，把身体献给这个犬羊之国。虽然说对事情没有补益，但他的志节值得尊崇。当时的宰相难道不感到惭愧吗？难怪金人嘲笑宋朝无人。所以《纲目》特意这样记载，以彰明他的节操。金人大肆搜括金银财帛，杀死户部尚书梅执礼等人。

译当时金人强行索取金银财帛，每次都说：“和议已经定了，只要所需财物数额足够，就把天子送回宫。”梅执礼以及礼部侍郎陈知质、刑部侍郎程振、给事中安秩都主张追究索取的责任。四人怜悯民力已经困竭，便共同谋划说：“金人想要的东西没有限度，即使把铜铁都拿来也不能满足，何不按照军法结罪？”如果堵住他们的要求，宦官又挟带旧怨对金人说：“城中有一百万户，所取的还不到百分之一，只要允许百姓拿金银换米麦，必定会有人拿出来。”不久果然如此。金人大怒，召来四人责问。梅执礼等说：“天子蒙尘，臣民都愿意拼死效力，即使肝脑涂地也不在乎，金银又算得了什么？只是家家户户都已空乏，没有东西来满足命令罢了。”金人问：“长官在哪里？”程振害怕梅执礼获罪，立即上前说：“我们都是长官。”金人大怒，先抓住他们的副手胡舜陟等人，各打了一百杖，又催促着把四人杀死，砍下首级悬挂起来。士人和百姓没有不流泪、愤怒叹息的。发明：记载“大括金帛”，是为了显示金兵贪婪无厌；记载“杀”，是因为所杀之人并无罪过。金兵如此暴虐，造成这样的祸患，都是因为宋朝不能自立，使无辜百姓困于搜刮索取，使忠义之士受辱于刀锯之下，难道不是奸邪误国、专门主张和议所造成的吗？当时金人大肆搜括金银财帛，梅执礼等人正直辩论，全都遭到杖打杀害，不也是可悲吗！中原不幸被金人专制，任意掌握百姓的生杀大权，肆意欺凌，大臣对此能不感叹吗？所以特意写明官职并记载“杀”，既赞许梅执礼没有受辱，又憎恶金人的贪婪残暴。其中为后世垂示、确立法则的用意，深远啊。康王赵构驻军于济州。康王拥有八万人，分别驻屯在济州等州。高阳关路安抚使黄潜善、总管杨惟忠也率领几千部兵到达东平。康王派真定总管王渊率三千人进入京城，守卫宗庙。金人听说后，派甲士和中书舍人张征带着蜡封诏书从汴京来，命康王把军队交给副元帅，返回京城。康王向左右询问计策，后军统制张俊说：“这是金人的诈谋罢了。如今大王驻扎在外，这是上天赐予的机会，怎么可以白白前往呢？”于是请求进兵。康王便前往济州。不久金人谋划派五千骑兵捉拿康王，吕好问听说后，派人带信告诉康王：“大王的军队，估计能够攻击就应当迎击；否则就应当远远避开。” 发明：由此看来，康王确实没有心思救援君父的危难。当时皇帝蒙尘，宗社震恐，正是臣子愤懑悲痛、激切奋发而不顾自身性命的时候。四方的征镇都拥兵自保，没有听说有勤王的军队。康王拥有八万军队，还有几名能征善战的将领，并不是力量微弱、无法抵敌的情形。应当按照大义作出决断，鼓舞率领三军，向北一决胜负；子弟保卫父兄，也是职责本来应当如此。康王为什么去年驻扎东平，今年又驻扎济州，优柔寡断，坐失时机？怎么忍心看着君父和宗社危急，却不赶快救援呢？孟子说：“没有恻隐之心，就不是人。”唉！君父受辱，按道理本应产生恻隐之心；如今拥兵而不救，就是没有恻隐之心。因此直写“次于济州”，是为了深深讥刺他。金人商议拥立异姓，拘捕了孙傅、张叔夜和御史中丞秦桧。呉幵、莫俦又召集百官商议拥立异姓，众人没有谁敢出声，彼此对视了很久，想不出办法。王时雍问呉幵、莫俦二人，他们推测金人的意图在于张邦昌。时雍没有认为如此。恰好尚书员外郎宋齐愈从金营回来，众人问金人想拥立谁，齐愈取出一张纸，写着“张邦昌”三个字给他们看，时雍才作出决定，于是把张邦昌的姓名写入议状。张叔夜不肯在议状上署名，金人便把叔夜和孙傅拘捕，安置在军中。尼玛哈召见叔夜，骗他说：“孙傅不肯拥立异姓，已经把他杀了。您年纪老了，难道大家能让您和孙傅一起死吗？”叔夜说：“我们世代承受国家恩德，按道义应当与国家同生死。今天的事情，不过一死罢了。”金人都认为他很有义气。太常寺簿张浚、开封士曹赵鼎、司门员外郎胡寅都逃入太学，不肯署名。唐恪署了名，服毒而死。不久，时雍又召集百官，秘书省诸官一到，时雍就关闭省门，用兵包围他们，并让范琼向众人说明拥立张邦昌的意图，众人只有唯唯应诺。时雍先在议状上署名，以此率领百官。御史马仲独自奋然说道：“我们这些人任职就是为了做诤臣，难道能坐视不管吗？” 于是他和御史呉给约、御史中丞秦桧共同起草议状，希望恢复嗣君的帝位以安定四方，并且指出张邦昌在上皇时侵蚀国政、扰乱朝政，以致国家陷于危亡。金人大怒，把秦桧拘捕带走。呉幵、莫俦拿着议状到金军面前，张邦昌进入尚书省居住。凡是记载“执”，是说被拘捕的人没有罪，是力量屈服而被拘捕。这里上文说上书金人商议拥立异姓，下文说拘捕孙傅等人，那么孙傅等人不肯助成金人的意图，就可以看出来了。唉！宋室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没有什么可作为的了，整个天下竟听命于金人。金人要求天子出来订盟，天子就前往；劫持宗室亲戚到军中，宗室亲戚就前去；搜括金帛，就杀害朝廷大臣；要拥立异姓，就拘捕台谏官。然而在这期间，竟没有人倡导、宣扬大义，与金人决一死战。这样看来，宋室的衰弱更加明显了，金人的强盛也在此达到极点。《纲目》留下的警戒，也深刻而痛切了。三月，金人拥立张邦昌为楚帝。閤门宣赞舍人呉革率领众人讨伐张邦昌，未能取胜而死。金人劝张邦昌即帝位，邦昌起初想自杀。有人说：“相公当初不在城外先死，现在难道还想让全城遭受涂炭吗？”恰好金人捧着册宝到来，邦昌面向北方拜舞，接受册宝即位，国号称大楚。于是他登上文德殿，在御床西面设置座位，接受朝贺，并派閤门传令不必下拜。王时雍率百官仓促下拜，邦昌只是面向东方拱手站立。閤门寅赞舍人呉革以向异姓屈节为耻，率领内亲事宫数百人，先把自己的妻子儿女都杀死，焚烧住所，起兵举义。在金水门外，范琼假装与他们合谋，命令他们全部丢弃兵器，随后从后面袭击他们，杀死一百多人，捕获呉革及其儿子并杀死，又擒获并斩杀十多人。这一天风霾蔽日，出现日晕，天色无光，百官[原文“▯”字疑为OCR讹误]沮丧，邦昌也变了脸色。只有时雍、呉幵、莫俦、范琼等人欣喜，认为自己有辅佐新君登位的功劳。邦昌内心不安，所授官职都加上“权”字：任命时雍为权知枢密院事，兼领尚书省；呉幵为权同知枢密院事；莫俦为权签书院事；吕好问为权领门下省；徐秉哲为权领中书省。邦昌对百官自称“予手诏”，说：“手写的诏书虽然不改年号，但百官的公文必须改用去年的年号。”

译吕好问所发布的文书仍称“靖康二年”，百官还没有按照皇帝的礼制侍奉邦昌。只有时雍每次议事都称“臣启陛下”，又劝邦昌坐在紫宸垂拱殿接见金使。吕好问与他争论，这才作罢。时雍又商议大赦，吕好问说：“城墙四面以外都不是我们的土地，将要赦免谁呢？”于是停止在城中颁布大赦，而选拔郎官作为秘密出使四方的使者。等到金人将要回去，邦昌请求按营送祖的礼仪，穿柘色袍、张设红伞，所经过的地方都设置香案，行问安礼。时雍、徐秉哲、呉幵、莫俦都随行，士人和百姓中观看的人无不感到悲痛。金人这里使用国号，是斥责张邦昌。斥责金人，也就是斥责邦昌。邦昌对于君主和父亲而言，本是臣子，却苟且偷生、毫无羞耻，这就等同于与金人站在一起。所以记载“金立”为帝，是为了说明张邦昌不应当被拥立。邦昌篡逆，满朝官员都赞同，天下人也都赞同，竟没有一个人懂得义理。只有呉革以向异姓屈节为耻，奋发起兵，跟随他的人只有数百人，可以说是抗拒篡逆的人中最为突出者了。然而记载他的爵位、记载他讨伐邦昌、记载他战死，是为了正定逆贼的罪行，褒扬死节的义理，给后世以劝戒。他虽未能取胜而死，但把大义宣告于天下，使邦昌的罪行更加明显；他对于宋朝的功劳，究竟该怎样评价呢？这与记载汉朝刘崇起兵讨伐王莽、未能取胜而死，意义相同。君子应当把前后两事合起来看。太严重了！天下的东西不可以苟且取得。若不是功德都很崇高、恩泽遍及百姓、天下所有人都愿意拥戴的人，就不能得到天下。所以舜把天下让给禹，是因为禹有使土地平治、上天成就的功劳；禹把天下让给皋陶，是因为皋陶有使百姓和谐、内心安定的德行。商汤的德行日益更新，所以万国都怀念他；周文王的德行光明而持续，所以西方土地上的人有所依靠。到了二周分治以后，世道日益衰败，做君主的君道废弛，做臣子的臣节衰落，乱臣贼子在当时接连出现。因此，像鲁桓公那样弑君、像郑厉公那样驱逐嫡长子的事情，接踵而来。下至秦、汉、魏、晋、隋、唐、五代，有的即位不久就突然灭掉原来的君主，有的屈身礼贤下士而占据摄政的尊位，有的奸雄任意妄为而挟制天子，有的掌握政权而弑君立君，篡夺相继发生，天下分裂为南北。也有人接受托孤重任，却暗中转移国家政权；他们享有国祚不长，祸患还殃及子孙。更严重的，甚至有以贼党身份竟敢实行篡逆的，有以异姓身份进入而继承大统的，有向外邦屈身却在中原人面前逞骄的，有毁伤其[原文缺字]而冒居黄屋的。这些人对百姓都没有功劳和德行，只是以欺诈和武力互相争高下，凭借不相称的力量乘车登南面之位，所以天对他们降下报应，使他们的国祚不能长久，各自遭受相应的祸患。其中只有汉、唐平除暴乱而建立国家，功德大致惠及百姓，所以它们的子孙各自都能长久享有国祚。然而它们也有得到这一方面却失去另一方面的情况，治理不如古代，因此受到君子的讥评也很多。唉！百姓有欲望，没有君主就会争斗；做君主的人治理他们的争乱，才成为富有四海的君主。如果不是上天所授的命，那个尊位哪里可以苟且取得呢？况且贫穷的人和贫寒的孩子，偶然抢到一枚金钱，也可以说是命运，何况至尊的天子之位呢？从前景让的母亲家里一向贫穷，偶然在颓墙中得到金子，便说：“没有缘故而得到它，是自身的灾祸。”如今张邦昌应当想到：“我是宋朝的臣子，不能死于敌手，死有余辜，怎么忍心无缘无故接受敌人的拥立，窃取君主的神器呢？又怎么知道是非已经确定，自己不会遭受僭逆之诛呢？”张邦昌的见识真浅陋啊！他的见识与景让母亲的见识，也太不同了。夏四月，金人把二帝以及后妃、太子、宗室亲戚三千人押往北方。上皇听说张邦昌僭越即位，说：“邦昌如果以守节而死，社稷的分量就会增加；如今他既然窃居君主之位，那么我的事情就已经决定了。”于是眼泪流下，沾湿衣襟。到这时，斡里雅布胁迫上皇、太后以及亲王、皇孙、驸马、公主、妃嫔，还有康王的母亲韦贤妃、康王夫人邢氏等从滑州离开；尼玛哈把帝、后、太子、妃嫔、宗室以及何防、孙傅、张叔夜、陈过庭、司马朴、秦桧等从郑州押走。金人又把冯解、曹辅、孙觌、汪藻、郭仲茍等送还给张邦昌。邦昌率领百官在南薰门遥遥辞别二帝，众人痛哭，有人哭得昏倒。凡是法驾卤簿、皇后以下的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的藏书、天下府州地图，以及官吏、内人、内侍、伎艺、工匠、倡优和府库积蓄，都因此被搬空了。当初金人将要回去时，商议留下军队来保护邦昌。吕好问说：“南北方的情况不同，恐怕北方的士兵不熟悉这里的风土，必定不能相安。” 金人说：“留下一个贝勒统领他们就可以了。”吕好问说：“贝勒是贵人，假如触发疾病，那么我们所承担的罪责就更加深重了。”金人于是没有留下军队便离去。宗泽在卫州，听说二帝向北行进，立即率兵赶往滑州，奔赴黎阳，到达大名，想直接渡过黄河，占据金人回去的道路，拦截并迎回二帝；但是各路勤王军队最终没有一支到达，于是没有成功。史臣说：“当初，斡里雅布向北回去时，因为尼玛哈在太原，两军的势力尚未合在一起，担心勤王军队会趁机袭击。金人退去以后，为宋朝谋划的人本应作长远打算，却忽然听从李纲、神师道的话，上下相互庆贺，认为没有忧患。没过几个月，又招致金军，太原、真定这两个咽喉之地已经被堵塞，却还在讨论三镇放弃或坚守的利弊。所以金人曾对宋朝使者说：‘等你们朝廷的议论有了结果，我已经渡过黄河了。’大概当时朝廷中的宰相、各方镇的将领，都出自童、蔡、王、梁的门下，没有人可以寄托天下人的希望，只是以割地求和为说辞，从未听说有人能提出一个计策与金人抗衡。因此金人的到来就像劈竹子一样势不可挡。等到围城超过一个月，外援仍未到，最终竟因妖术而招致失败，唉，真是奇怪啊！” 上皇离开青城，金人用数百辆牛车装载诸王和后宫，都是胡人牵车驾车，他们不会说汉语，抵达邢州、赵州。斡里雅布派郭药师迎接并向上皇谢罪，说：“天时如此，并不是您的罪过。”郭药师惭愧地退下。斡里雅布请求让王婉容号帝姬，嫁给尼玛哈的次子，得到许可。到达燕山馆、于延寿寺时，皇帝自己离开青城，头戴青毡笠，骑马，后面有负责车辆的人员跟随。从郑门向北走，每经过一座城，就总是掩面哭泣。到代州时，工部员外郎滕茂实哭着迎接拜谒。茂实曾经作为路允迪的副使出使，尼玛哈逼迫茂实改换服装，茂实坚决拒绝，看见的人都为之流泪。茂实请求侍奉旧主一同前行，尼玛哈不允许。皇帝于是从代州渡过太和岭，到达云中。

译这里用“者”字替换通常的措辞。按照《春秋》的书法，凡是记载战败、灭亡、进入某地，而又记载其君主被带走，是因为他已经成为臣仆，所以断绝与他的关系。侵犯别人的国家，罪行当然很大。然而宋朝二帝听信谗言、抛弃礼义，依仗求和而忘记备战，正是所谓国家必先自行灭亡，然后别人才能灭亡它。国家君主既然承受天命，就不可以把天命推脱；既然知道有天命，却又贪生忍辱，不为社稷而死，这就是不知天命。这里记载二帝等人向北而去，是责备二帝不能死守帝位而随同敌人离去。即使想委婉地替他们隐讳，也做不到。后世的君主，难道可以不懂得自强吗？孟子说：生命是我所想要的，义也是我所想要的；二者不能同时得到，就舍弃生命而取得义。义重于生命，这是确定无疑的。况且与其不义地活着，哪里比得上守义而死呢？为什么这样说？钦宗含羞向敌人投降，是不义；假使他为社稷而死，才是义。当斡里雅布、尼玛哈二人围城时，派冯澥、曹辅求和，金人不答应；何防奉济王之命请求议和，也不答应。钦宗应当想到：既然这样，那么这两个人眼中已经没有我宋朝了，他们难道还会满足于仅仅使我投降吗？我大宋天子怎么可以向夷人屈辱投降，给万世留下臭名呢？当时就应当秘密派遣机敏的使者，赶快诏令康王，大规模召集勤王军队，在外牵制敌人；在内则激励、劝导忠义之士，发誓以死守城。下诏说：凡是主张和议、想让朕像金军那样投降的人，都按叛逆论处。这样一来，怀有忠心、秉持义理的人没有不脱颖而出的；过去那些畏惧怯懦的人，也将改变而成为勇敢之人，谁肯畏缩低头、心甘情愿地向敌人投降呢？当时如果内有外援，外有内应，就应当背城决一死战。幸而击退敌人，是宗庙社稷的福气；不幸失败，也只是尽到自己的义而已，难道不仍然胜过忍受耻辱、苟且偷生、全族向夷人投降吗？钦宗没有想到这一点，却承受了千古的羞辱，只是使有识之士徒然激起愤懑不平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金人包围中山。张邦昌称哲宗废后孟氏为宋太后。吕好问对邦昌说：“相公是真的想要即位吗？还是暂且堵住敌人的意图，慢慢再作打算呢？”邦昌说：“这是什么话？”好问说：“相公知道中原人心所向吗？他们只是害怕女真的军队罢了。等女真军队一离开，您能保证还能像今天这样吗？大元帅在外，元祐皇后在内，这大概是天意，为什么不赶快归还政权？这样可以转祸为福，而且宫中并不是臣子所应居住的地方，应当住在殿舍值班，不要让卫士夹道守卫，不是戎人所赠的袍带就不要穿着。车驾还没有回来，发布文书不应称作圣旨。现在的打算，应当迎接元祐皇后，请康王尽早端正大位，这样或许可以保全自己。”监察御史马伸写信，请求邦昌赶快奉迎康王，极力陈述顺逆的利害。邦昌读了他的信，气势沮丧，于是尊奉元祐皇后为宋太后，迎接她住进延福宫，又派人到济州探访康王。太后所写的答复中有这样的话：还要想到宋氏建国之初，首先尊崇西宫的礼制，这大概是采用太祖即位后迎接周太后进入西宫的旧例。有见识的人据此窥见[原文“邗昌”疑为“邦昌”之误]张邦昌的意图，知道他并非真心为了赵氏。张邦昌窃取国权，本来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但是从三月以前，《纲目》都记载他的官职，是为了说明他仍然是宋朝的臣子。到了这里才削去他的官职，只称“张邦昌”，从此以后都如此。这与记载王莽的书法相同。张邦昌没有在金人拥立他的时候去死，如今才顺应众人的心意迎接康王，可以说后悔也来不及了。郭京被依法诛杀。郭京从京城逃走，沿途声称自己能撒豆成兵，借助幻术迷惑众人。到襄阳时，他有三千多人，驻扎在洞山寺，想拥立宗室为帝。钱盖、王襄、张思正等人劝止他，他不听。[原文“防有”疑为OCR讹误]有从京城来的人，详细说了郭京误国的事情，张思正便把郭京囚禁起来，刺杀了他。考察分注可知，郭京是被张思正杀死的。《纲目》改变措辞，称“伏诛”，是说讨伐乱贼。郭京以邪术误国，罪不可赦，幸好张思正捕获了他，依法处以大辟。这些正是《纲目》所赞许的事情，所以记作“伏诛”，以此确定他的罪行。假如活着只是免于刑诛，死后又不加以贬斥断绝，那么凭什么体现史书笔削的权衡呢？后世以邪术误导人、危害国家的人，可以把这件事作为鉴戒。五月，康王在南京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吕好问对邦昌说：“天命和人心都归向康王。相公若先派人推戴康王，那么功劳就没有人能超过相公。如果抓住时机却不行动，等别人宣扬您的罪行而前来讨伐，后悔还来得及吗？”宗室赵子崧任淮宁府知府，听说二帝被迁往北方，便与江淮经制使翁彦国等人向众人发誓，登坛歃血，共同辅佐王室。康王派使者提拔他为大元帅府参议官。赵子崧又写信斥责张邦昌，叫他恢复正统，并告知王时雍等人，言辞和意旨都十分激烈。邦昌于是再次派谢克家前往迎接康王。王时雍说：“骑在老虎身上，形势上不能下来，这件事应当仔细考虑；将来后悔，就来不及了。”徐秉哲在旁边赞同他，邦昌没有听从。谢克家到济州，劝康王即位，康王不答应。张俊说：“大王是皇帝的亲弟弟，是人心所归，应当早日端正大位。”随后邦昌又派萧思愈等人带着亲笔信到济州，说明自己接受金人推戴而暂时代理的原因，说只是想权宜应付一时，以缓解国家危难罢了，并不敢有其他意图。康王回信给他，又告知宗泽等人，认为邦昌接受伪命，按义理应当讨伐诛杀；但考虑到此事或许出于权宜，不可以轻率行动，应当把军队移近京城，按兵不动，观察事态变化。宗泽回信说：“邦昌篡乱的踪迹已经没有可疑之处。如今二圣和诸王全都渡过黄河向北，只有大王在济州，天意由此可知。应当赶快奉行上天的讨伐，兴复社稷，不能不作决断。”

译好问也派人来传话说：“大王如果不自行即位，恐怕会有本来不该即位却即位的人。”张邦昌又派谢克家和王舅、忠州防御使韦渊，捧着大宋受命宝到济州；又亲自写信，尊太后为元祐皇后，请她入居宫禁，垂帘听政，等待王复位，并任冯澥为奉迎使。张邦昌自称权尚书左仆射，率百官劝康王即位，自己退居资善堂。谢克家等到达济州，康王痛哭着接受了受命宝。康王命谢克家回京办理仪物，皇后命太常少卿汪藻起草诏书，向朝廷内外宣告，使康王继承皇统。诏书大略说：大宋历经二百年，百姓不知道战争；传承九位君主，世代没有失德之君。虽然全族遭受北方金人南侵的祸患，但天下人都有共同扶助宋室的心。如今眷顾贤王，使他越过近郊而来；汉家遭逢十世的厄运，正应当像光武帝那样中兴；晋献公的九个儿子中，只有重耳还在。这是上天的意思，难道是人力所能谋划的吗？济州父老到军门进言说：“州城四面都望见城中火光冲天，请大王立即即皇帝位。”防御使宗泽和权知应天府朱胜非前来进言说：“南京是艺祖兴王之地，从这里取得四方漕运最为便利。”康王于是决意赶赴应天府。康王刚离开济州，鄜延副总管刘光世从陕州前来防卫，康王任命刘光世为五军都提举、西道都总管。王襄宣抚司统制官韩世忠都率军前来防卫。康王到达应天府，张邦昌前来拜见，伏在地上痛哭，请求处死自己。康王安慰了他。王时雍等人奉送御驾所用的衣服器物到来，劝进的群臣更多了。康王命令在府门左边筑坛。五月庚寅朔日，康王登坛接受天命完毕，痛哭着遥拜谢二帝，随即在府治即位，改元建炎，大赦天下。对于张邦昌以及替金国办事的应干供奉人等，一概不予追问。只有蔡京、童贯、朱勔、李彦、孟昌龄、梁师成、谭慎的子孙，不再□叙。当天，元祐皇后在东京撤下帘子。发明：杨万里说：铲除小人，应当果断坚决。谢安对待桓温，起初就破坏他封建壁人的谋划，后来又逐步搁置授予他九锡的诏命，使强臣自行败亡，而王室因此安宁，这也就是《易经》屯卦六二爻的意义。不过，六二爻所说的“艰难曲折、徘徊不进”，是因为它阴柔而缺少刚明的才干。舜对四凶，周公对管叔、蔡叔，孔子对少正卯，哪里会有这种徘徊不决呢？张邦昌僭越叛逆，依法应当诛杀，哪里知道姑息之举一实行，竟使天下人怨恨愤怒？《纲目》记载“以张邦昌为太保，封同安郡王”，他的错误由此可知。哪里有叛贼不加讨伐，反而授予王爵的道理？这样做真能使天下人信服吗？高宗谋划国事乖谬到了这种地步。宋室即使想要恢复，又怎么可能办到？《纲目》记载这件事却没有贬斥之辞，正是用这种方式深深贬斥它。唉！像高宗这样，真是刑罚和政令都颠倒施行了。广义：康王在应天即位，出自众人的共同愿望，这也是赵氏宗室硕果仅存的一人。可惜中兴事业最终偏安一隅，只能延续残余的气息，竟不能像东汉那样恢复旧有疆土，怎能不令人感叹！遥尊靖康帝为“孝慈渊圣皇帝”。任命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广义：高宗刚即位，就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那么他初期的政治情况大概可以看出来了。尊哲宗废后孟氏为元祐太后，遥尊韦氏为宣和皇后，遥立夫人邢氏为皇后。任命张邦昌为太保，封为同安郡王，每五天到都堂一次，参与裁决大事。高宗问宰执：“应当怎样处置张邦昌、黄潜善等人？”宰执回答：“张邦昌的罪行不可宽赦，但他是被金人胁迫的，如今已经自行归附，一切听凭陛下处置。”高宗说：“朕想用王爵来驾驭他。将来金人如果以此为口实，就让张邦昌把天下人没有忘记本朝以及朕避位的意图告诉他们，所以有了这个任命。”不久下诏说，张邦昌应当依照文彦博的旧例，每月两次到都堂参与裁决大事，又加授太傅。发明：杨万里说：除去小人，应当果断决绝。谢安对桓温，起初破坏他谋求封建之地的计划，后来逐渐搁置授予九锡的命令，使强臣自行败亡，王室因而安宁，这也就是屯卦六二爻的道理。可是，六二爻所说的“艰难曲折、徘徊不进”，是因为它阴柔，缺少刚明的才能。舜处理四凶，周公处理管叔、蔡叔，孔子处理少正卯，哪里有徘徊不决的呢？张邦昌僭越叛逆，按法律应当诛讨，谁知姑息一开，终于导致天下怨愤。《纲目》记载任张邦昌为太保、封同安郡王，他的错误便可知了。哪有叛贼不讨伐，反而加封王爵的道理？这样真能使天下信服吗？高宗谋划国事乖谬，竟到了这种地步。宋室即使想恢复，难道还能做到吗？《纲目》记载此事而不加贬词，正是深深贬斥它。唉！像高宗这样，真是把刑罚和政令完全颠倒施行了。发明：罪行没有比僭越叛逆更大的了。高宗即位、改元，却不立即奉行上天讨伐罪人的正义，由此大概可以看出国体的衰弱。免去耿南仲的职务，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纲再次被贬为宁江，金兵又来了。渊圣帝醒悟到和议的错误，召李纲为开封尹。李纲行至长沙，接到命令，立即统率湖南勤王军队入援；还未到达，京城便失守了。此时朝廷召他入朝，任命为右相，催促他赶赴行在所。中丞颜岐上奏说：“张邦昌为金人所喜欢，虽然已经是三公、郡王，仍应加授同平章事，以增加对他的礼遇。李纲为金人所憎恶，虽然已经任命为宰相，也应趁他尚未到达前罢免他。”颜岐连续上奏五次。高宗说：“像朕这样即位，恐怕也不是金人所喜欢的。”颜岐无言以对，退了出去。颜岐又派人把奏章封好给李纲看，想阻止他前来。右谏议大夫范宗尹议论说，李纲的名声超过实际，具有震慑君主的威势。高宗也不听。汪伯彦、黄潜善自以为有攀附高宗的功劳，料想一定会任宰相。等到朝廷从外地召李纲回来，两人很不高兴，于是与李纲发生冲突。李纲行至太平，上奏说：“能够使国家兴盛、衰乱得到治理的君主，不是英明睿智之人不能胜任。英明，就是用心刚毅，足以处理大事，不被小事动摇；睿智，就是辨明善恶，足以任用君子，不被小人离间。希望陛下以汉高祖、汉光武、唐太宗以及本朝艺祖、太宗为榜样。” 发明：免去耿南仲而任用李纲为宰相，说明高宗对于君子和小人的区别还是明白的。假使他始终如一，不受群臣议论迷惑，那么到哪里不能成为宋朝拨乱反正的君主呢？《纲目》特意揭载此事，是为了不埋没他的善处。书法：钦宗时，李纲被群小阻挠压制，因而被弃置不用，汴京和宋朝最终走向灭亡。高宗即位后，召回并任用李纲，而群小不能迷惑高宗的明断，所以能够实现兴复。由此看来，贤人君子对于国家有这样的益处，做君主的怎么可以不谨慎任用呢？派遣马忠等人追击金军。

译尼玛哈等人离去以后，留下万户尼楚赫驻守太原，副统素赫驻守真定，罗索包围河中，防御使克进防守磁州、相州，渤海人大托卜嘉包围河间。高宗命马忠和忻州观察使张换率领所属部队，会合一万人从恩州、冀州前往河间袭击他们。免去冯澥的职务，任命吕好问为尚书右丞。元祐太后派吕好问带着亲笔信到应天拜见高宗，慰劳他说：“宗庙能够保全，是你的功劳。”于是授任吕好问为尚书右丞。后来李纲认为群臣在围城中不能守节，想要把他们的罪行全部追究。吕好问说：“王业艰难，正应当包容污垢；如果用严刑峻法来绳治，恐怕会使众人畏惧。”李纲于是停止了追究。书法：吕好问虽然贤能，但曾接受张邦昌的伪命。看他回答李纲的话，归根到底也只是为自己辩说罢了。君子怎么可以不慎重地对待自己的初始选择，直到最终呢？曹辅去世。设置御营司。当时王渊、杨惟忠率河北军，刘光世率陕西军，张俊、苗傅率帅府军和投降的盗贼军，都在行朝，却没有统一指挥。于是设置御营司，主管皇帝出行，统筹军政；命黄潜善兼任御营使，汪伯彦任副使；又任王渊为都统制，刘光世提举一行事务，韩世忠为左军统制，张俊为前军统制，杨惟忠主管殿前公事。把李邦彦、吴敏、蔡懋、李棁、宇文虚中、耿南仲、郑望之、李邺等人流放到远州。这是因为他们主张和议、割让土地而误国的罪行：李邦彦流放浔州，吴敏流放柳州，蔡懋流放柳州，李棁流放英州，宇文虚中、耿南仲、郑望之、李邺流放广南诸州。追贬蔡确、蔡卞、邢恕等人的官职。诏书说，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很大的功劳；奸臣却编造言论加以诬谤，这些都记载在史籍中。命国史院依据事实加以订正，并向天下公布。于是蔡确、蔡卞、邢恕都被追贬。发明：李邦彦等人因为主张和议、误国而被流放，蔡确等人因为诬谤宣仁圣烈皇后而被追贬，这也是拨乱反正的大纲。所以《纲目》详细记载这些事，以示褒贬。签书枢密院事张叔夜在金军中自杀。张叔夜被迁往北方以后，途中只在适当时候饮水，出于义理不吃金人的粮食。到达白沟时，车夫说：“已经过了界河了。”张叔夜于是惊然起身，仰天大喊，从此不再说话。第二天，他扼住喉咙而死。何防、孙傅后来跟随渊圣帝到达燕山，也相继去世。朝廷听说张叔夜死去，追赠开封仪同三司，谥号忠文。吕中说：“金兵两次侵犯关隘，勤王军队却没有一支到达。张叔夜率领孤军入卫，他的忠诚已经足以称道。等到被迁往北方以后，不吃金人的粮食，不进入金人的境内，那么从始至终在义节上都没有遗憾了。” 发明：张叔夜始终守义，吕氏的评论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所以《纲目》特别写明他的官职，以显示他没有失守自己的操持；又特意记载他自杀，以显示他没有使自身受辱。当时那些低头侍奉敌人的人，难道不感到惭愧吗？金人驻军防守黄河，占据中府以及解州、绛州、慈州、隰州等州。当时马忠、张换正在河间追袭金人，黄潜善等人又主张和议，请求派宣义郎傅雱为祈请使；又命张邦昌写信送给金军两位统帅，商议仍采用靖康誓书，以黄河划界，并且下令不得向黄河以东北及河中府发布赦文，也不得追袭金军，诏令驻军大河以南，按照时机进退。到这时，罗索率重兵逼近河中府，权知府事郝仲连奋力作战，外援却没有到达，估计不能守住，便先自杀；他的家人随后守城，与他的儿子郝致厚一起不屈而死。广义：我观察历代死于节义的臣子，《纲目》没有不加以褒扬的。金将罗索率重兵压境，郝仲连确实适合以死守节。《纲目》合并记载说：“郝仲连死之。”如今却这样记载，难道是认为郝仲连的死也有可以议论之处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到山中取璧、到海中求珠，难免会有所遗漏。《纲目》难道会偏爱褒扬善人吗？仔细体会分注中的义理，就明白了。任命宗泽为襄阳府知府。宗泽在应天拜见高宗，陈述兴复国家的大计。高宗想留下宗泽，但黄潜善等人阻挠他，所以宗泽被调出任职。广义：黄潜善等人，就是耿南仲一类的人。宗泽拜见高宗，高宗想留下他，却被黄潜善等人阻挠；他们成为中兴事业的祸害，实在太多了。把监察御史张所安置在江州。靖康年间，张所用蜡书号召、联络被昌平围困的军民，招募河北的兵士和百姓。人们得到蜡书，高兴地说：“朝廷抛弃了我们，竟然还有一位张察院能够提拔任用我们。”应募者达到十七万人，因此张所的声望震动河北。高宗即位后，派张所巡视陵寝。张所回来后上奏说：“河东、河北，是天下的根本。过去误听奸臣的谋略，开始割让三镇，接着割让两河，那里的百姓怨恨深入骨髓，直到今天无不扼腕叹息。如果趁此任用他们，就可以借助他们来守卫；否则两河的军民无不把希望寄托在陛下身上，事情就完了。况且请陛下赶快返回京城。”张所又具体陈述了五条好处：奉祀宗庙、保护陵寝，这是第一条；安慰百姓，这是第二条；维系四海的希望，这是第三条；消除河北百姓对割地的疑虑，这是第四条；及早确定驻地，专心经营边防，这是第五条。他说，国家的安危在于军队强弱以及将相贤能与否，而不在于都城迁还是不迁。假如军队羸弱、将士不贤，即使渡江南下，又怎么能够自保？高宗想把这件事交给张所防办，张所却说黄潜善奸邪，不可任用，恐怕会危害新政。黄潜善以退职相要挟，高宗挽留他，于是罢免张所的言职，将他安置在江州。发明：《泰卦》九三说：“没有只平坦而不倾斜的，没有只前往而不返回的。处在艰难中而守正，就没有灾祸；不要忧虑，诚信终会显现。在饮食方面有福。”程颐《伊川易传》说：没有永远平安而不险阻倾覆的，这是说安泰不会永久不变；没有永远前进而不返回的，这是说阴气到了时候必然复来。平坦的变为倾斜，前往的转为返回，就成为否卦了。应当懂得天理必然如此，所以在安泰时不敢安逸，常常以艰难危惧来思考，以正固来施政，这样才可以没有灾祸。高宗处在艰难危惧之中，正是应当听取意见、求得治理的时期；这样，否卦就可以倾覆，泰卦就可以保持。无奈他宠信奸邪，不听从正直的言论，这难道是处艰守正吗？先前宗泽竭力陈述兴复大计，被黄潜善阻挠而出任地方官；这次张所进言恳切，又因触犯黄潜善而被安置，由此可见对他的处罚并不公正。高宗亲自处在艰险之中，尚且忌惮忠直之臣，怎么能做到没有灾祸而有福呢？这正是君子深深替高宗惋惜的地方。把这些事直书在史册上，其中的意义自然显现。广义：再看张所陈述劝高宗返回京城的五条好处，以及反对南渡的主张，他的见识高远，自李纲、宗泽以下，都没有人能比得上，实在是中兴事业的良辅。把他列在方叔、召虎、邓寇之中，有什么惭愧呢？可惜高宗一心只求苟且安定，把邪曲当作正道，以郑声扰乱雅乐，扶助阴邪、压抑阳刚，把不是正道的当作正确，把正确的反而当作邪恶；他反而治罪张所、任用黄潜善，最终使中兴事业不能与周宣王、光武帝相提并论，这也是有其原因的。金人驻军防守密州、单州。六月，李纲到达行在，坚决推辞宰相职位，皇帝不准。李纲到达后入宫拜见，眼泪鼻涕交集，高宗为之动容。

译李纲于是上奏说：“金人凶暴无道，专门依靠欺诈谋略取胜；中原没有觉悟，完全落入他们的计谋之中。幸赖天命尚未改变，陛下在外统率军队，为天下人所推戴。对内修治政务，对外抵御敌人，迎还二圣，安抚万邦，关键在于陛下和宰相。臣自认为有所欠缺，不足以承担这样的委任。况且臣在路上时，颜岐曾封存并出示弹劾臣的奏章，说臣为金人所憎恶，不应任宰相，因此臣竭力辞职。”高宗命颜岐任祠禄官，同时调出范宗尹。李纲仍极力辞谢。高宗说：“朕早已知道你的忠义和智谋，不要再推辞。”李纲叩头流泪致谢，又说：“从前唐明皇想任姚崇为宰相，姚崇用十件事情来要求说明，件件都切中当时的弊病。如今臣也把十件事情上奏天听，请陛下斟酌其中可以实行的，赐令施行，臣才敢接受任命。第一，议论国是。中原抵御四夷，能够守御之后才可以交战，能够交战之后才可以议和。但靖康末年，这些全都失去了。如今不如先治理自己，专门以守御作为防备，等政事修明、士气振作以后，再议大举进攻。第二，议论巡幸。皇帝车驾不能不至少到京师一次，拜见宗庙，以安慰都城百姓的心。如果估计还不能在那里居住，就应当作巡幸的安排。天下的形势，以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都应下诏让有关官署预先作好准备。” 第三，议论赦令。祖宗登极时的赦令都有固定格式。前一天的赦书竟以张邦昌的伪赦为依据，例如赦免恶逆之人、使获罪废黜的官员全部恢复官职，这些都不能实行，应当全部改正。第四，议论僭逆。张邦昌身为国家大臣，不能在危难时为节义而死，反而倚仗金人的势力，改换国姓、年号，应当依法正刑，以警戒万世。第五，议论伪命。国家遭逢重大变故，能够守持节义而死的人很少，接受伪命所授官职的人却数不胜数。仿照唐肃宗平定叛贼后对接受伪命者按六等定罪的做法，应当制定类似制度，以振肃士大夫的风气。第六，议论战事。军政长期废弛，士气怯弱懒惰，应当彻底更新纪律，赏罚分明、信赏必罚，以振作士气。第七，议论守备。敌情狡猾，势必还会来，应当在沿河、沿江和淮河一带部署控制防御，以扼制敌人的冲击。第八，议论根本政务。政令出自多个部门，纲纪紊乱，应当统一归于中书，使朝廷尊严。第九，议论长期任用。靖康年间进退大臣过于迅速，功效没有显现，应当慎重选择后长期任用，以要求他们取得成功。第十，议论修养德行。陛下刚开始承受天命，应当更加修养孝、悌、恭、俭的品德，以符合四海的希望，达到中兴。”第二天，朝廷公布李纲所列的十事。在朝廷讨论时，只有“僭逆”和“伪命”两件事留在宫中，没有发出。发明【这封书信坚决辞去宰相职位，是为了称许他能够谦让；书信没有获准，是为了称许他专心任职。他性情柔弱而不能决断，这是髙宗的重大弊病。李纲分条上奏十件事，极力论述他的过失，坚决请求避让职位，可以说符合大臣的体统了。所以这里用“予”字来称许他；这与《唐书》中韦处厚请求辞位而未获准，含义相同。】广义【分注：记载李纲以十件事进谏髙宗，并把自己比作姚崇，这是多么伟大啊！史书称姚崇、宋璟为开元年间的贤相，而宋璟的刚直又超过姚崇。观察李纲的节操，才知道他是宋璟一类的人物，不是姚崇所能比的。何况当时正值南渡，颠沛流离，还要防止金人侵害，又不是唐▯宗平定内乱时的情形所能相比。李纲在这个时候，只要有一项忠诚恳切的谋划，就被奸佞阻挠，最终导致君臣之间的情谊未能善终。由此看来，他所处的情势又比宋璟困难得多了。】任命黄潜善为门下侍郎。○把张邦昌安置在潭州，对他的党羽分别贬黜放逐。【李纲认为张邦昌僣逆以及伪命这两件事被留在宫中不下达，便对皇帝说：“这两件事，是今天刑罚和政令中最重大的事情。张邦昌在道君皇帝朝廷任职时，身居政府十年。渊圣即位，首先提拔他为宰相。正当国家遭逢祸难、金人替异姓谋划帝位的时候，张邦昌如果能够以死守节，推明天下拥戴宋朝的意旨，使金人的内心受到感动，敌人未必不会后悔造成灾祸而保存赵氏。然而张邦昌当时反而以为自己得计，安然正位号、居宫禁，擅自颁下伪诏，阻止四方勤王的军队。等到知道天下并不赞同他，才不得已请元祐太后垂帘听政，并商议迎奉皇帝。张邦昌僣逆的始末就是这样，但议论此事的人却意见不一。臣请按照《春秋》的法则来判定。按照《春秋》的法则，人臣不得图谋篡逆；一旦图谋篡逆，就一定诛杀。赵盾没有讨伐弑君的贼人，所以《春秋》记作赵盾弑君。如今张邦昌已经僣越帝王名号，金人退兵后又使勤王之师停止，这不只是图谋篡逆和不讨伐贼人而已。刘盆子是汉朝宗室，被赤眉军拥立，后来率十万人投降光武帝，光武帝也只是让他不死。张邦昌以臣下取代君主，罪过比刘盆子还大；他不得已自行归附朝廷后，既不依法正其罪，反而尊崇他，这是什么道理？陛下想建立中兴大业，却尊崇僣逆之臣，向四方显示这种做法，谁不会丧失斗志？” 又把颁布伪命的臣僚一概搁置而不追问，拿什么来激励天下士大夫的节操？当时执政大臣中有意见不同的人，皇帝召黄潜善等人来对他们说明，黄潜善极力为张邦昌辩护。皇帝回头对吕好问说：“你昨天在围城之中，知道其中的缘故，认为这件事怎么样？”吕好问附和黄潜善，采取两面态度。李纲说：“张邦昌僣逆，怎么可以把他留在朝廷，使道路上的人指着他说：‘这也是一位天子吗？’”于是流泪叩拜说：“陛下如果一定要任用张邦昌，就请罢免臣。”皇帝颇受感动。汪伯彦于是说：“李纲气节刚直，是我们所比不上的。”皇帝便拿出李纲的奏章，责授张邦昌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安置于潭州；又把王时雍、徐秉哲、呉幵、莫俦、李擢、孙觌分别安置在髙梅、永全、栁州、归州；颜愽文、王绍以下则分别论罪。发明【考察《宋书》，张邦昌曾与金人私下勾结，被立为楚帝，那么张邦昌的罪过是很大的。然而郭京虽死因不明，尚且还能由张思政杀死他，所以《纲目》也能够端正记载他伏诛的名义。至于张邦昌，是暗中谋划僣越帝位的，却又没有依法处以正刑，因此《纲目》只记作“安置”，仿佛他无罪一样，这是为了显示宋人不能明确执行上天讨伐罪人的刑罚这一过失。】罪重没有比僣逆更重的了，宋人尚且不能明确处理这种罪行，对其他事情还能指望什么呢？】

译广义【李仆射的刚正，真是太伟大了！看他的直言正论，不仅能够感动君主，还能使奸邪议论者畏服。直到今天仍然令人凛然起敬，仿佛还有生命力。假使黄潜善、汪伯彦之流能够因李公孤忠劲节的感召，率领属下奉行公义，辅助他成就美业，始终不改变志向，这就像《周易》否卦初六爻所说的“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亨”，那么宋国就可以说是有人才了。对于恢复中原，又有什么困难？可是为什么黄潜善等人的志向不能与前人相比，只知一味引导君主退缩怯弱，最终使髙宗中兴的大业不能达到完美，只能偏安一隅？这是谁的过错呢？】下诏追赠李若水、霍安国、刘韐的官职，并令各路访求为守节而死的臣子上报。【李纲说：近世士大夫缺少廉耻，不懂君臣大义。靖康之祸中，能够守持节操、为义而死的，在朝廷内只有李若水，在外只有霍安国。希望加以追赠抚恤。皇帝听从了他的请求，于是追赠李若水为观文殿学士，谥号忠愍；霍安国为延康殿学士；刘韐为资政殿学士。仍下诏说，凡有守节而死的人，各路都要访查并上报。】发明【李若水等人，有的特立独行、宁死不屈，有的挺然不肯做臣下，从容赴死，生命不过如同微小的毫芒；然而节义之道关系到风俗教化，当然不是寻常之人可以相比的。到这时记载追赠他们官职、访求他们姓名，是为了显示当时褒奖尊崇的典章，表彰他们为守节而死的壮烈，以便后来劝勉世人。】广义【唉，事情没有比为义而死更重大的了，何况是为君臣之间的大伦而死呢？髙宗初年执政，首先采用李仆射的意见，又褒奖追赠为守节而死的臣子，这确实是在激励劝勉人心，也是当时最急迫的事务。把这些大书在史册上，美德自然显现了。】任命李纲兼任御营使。【李纲接受任命后，拜谢皇帝。下诏兼任御营使后入朝应对，他说：“如今国家的形势比靖康年间差得远了；然而只要陛下在上面英明决断，群臣在下面和睦协作，或许还可以谋求中兴。但如果没有总体规划，也不知道事情先后缓急的次序，就不能取得成功。对外抵御强敌，对内消灭盗贼，整顿军队】【政务，改变士大夫风气，充裕国家财用，宽减百姓负担，改革弊法，裁省冗官，诚信地发布号令以感动人心，信实地执行赏罚以振作士气，选择将帅来负责各地，选任监司、郡守来奉行新政，等到我们用来自我治理的政事已经整顿好，然后才可以向金人问罪，迎回二圣，这叫作总体规划。至于当前紧急而应当优先办理的事情，在于治理河北、河东；这两路是国家的屏障。两路的治理稍有成效，然后中原才可以保全，东南才可以安定。如今河东失陷的地方有恒、代、太原、泽、潞、汾、晋；河北失陷的地方有真定、懐、衞、濬，其余各郡都还在为朝廷守卫。两路的士民、兵将都推举豪杰作为首领，多的有数万人，少的也不少于万人。朝廷如果不趁这个时候设置机构、派遣使者去大力抚慰他们，分派军队援救他们的危急，我恐怕他们粮食耗尽、力量疲惫，坐等遭受金人的困困；即使怀有忠义之心，在危急逼迫而无处申诉的情况下，也一定会怨恨朝廷。金人因此得以抚慰并利用他们，而他们都是精锐部队。不如在河北设置招抚司，在河东设置经制司，选择有才干谋略的人担任，使他们宣示天子的恩德以及不忍把两河弃置给敌国的心意。】凡是能够保全一个州、收复一个郡的人，就任命为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如同唐代的方镇，使他们自行守卫。这样不但可以断绝他们投靠敌人的念头，又可以借助他们抵御敌人的力量，使朝廷永远不用忧虑北方，这是今天最应优先办理的事务。皇帝认为他说得好，问谁可以担任这些职务。李纲推荐张所、傅亮。傅亮是西方人，熟悉古代兵法。李纲同他交谈，认为可以任大将，于是上奏任用他。李纲又制定军法：五人为一伍，伍长用牌子写明同伍四人的姓名；二十五人为一甲，甲正用牌子写明五名伍长的姓名；一百人为一队，队将用牌子写明四名甲正的姓名；五百人为一部，部将用牌子写明队将正副十人的姓名；二千五百人为一军，统制官用牌子写明部将正副十人的姓名。命令招募编置新军和御营司的士兵，按照这一军法编组；并下诏陕西、山东各路帅臣也都依此法办理，彼此互相援助，遇到征召和命令，就按照牌上的编制派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四人〕 子旉出生，实行大赦。【按照旧例，皇子出生，应当实行大赦。李纲说：“陛下登基时施行的广泛恩赦，唯独遗漏了河北、河东以及勤王的军队。两河为朝廷坚守，而赦令却没有涉及，人人都会认为朝廷已经抛弃了他们，拿什么来安慰忠臣义士的心呢？勤王的军队在道路上行军半年，穿着铠甲、肩负兵器，冒着霜露，即使尚未发挥作用，也已经劳苦了。加上因疾病死亡的人，恩恤也没有涉及。以后再有急难，凭什么来役使人呢？”希望趁这次大赦广泛显示恩德之意。皇帝听从了。于是人心一致。有时有用驿书送来的消息说，金人围困守卫各郡的军队，往往因此撤离。】发明【考察胡传说：嫡长子刚出生，就记载在史册中，这是与子之法。纲目记载子旉出生，是为了彰明与子之法，端正国家的根本，防止后世发生嫡子之间争夺正统的事情，垂示训诫的意义很大。为什么不称为太子呢？天下没有一出生就尊贵的人，必须等到长大并册立之后，才称为太子。《纲目》取法《春秋》，所以这里的书法与丁卯年记载子同出生，含义相同。然而称“大赦”，又是为了讥刺宋人屡次大赦的弊病。一年之内两次大赦天下，法度松弛，成什么样子呢？所以我朝的制度从未轻易实行大赦，这才超过前代，远胜历代帝王吧！】广义【特意记载“王子旉出生”，是因为重视国家的根本。】恢复元祐党籍者以及元符年间上书之人的官爵。○任命汪伯彦为知枢密院事。○派遣宣义郎傅雱出使金军，问候二帝。【当初，黄潜善请求派遣傅雱为祈请使，又派太常少卿周望为通问使，都没有出发。李纲上奏说：“尧舜之道，不过是孝与悌罢了。今天的事情，正应当枕戈待旦、卧薪尝胆，对内修治政务，对外抵御侵略，使刑罚政令整饬、中国强盛，那么二帝不用等到迎请就会自行归来。否则，即使使者车盖相望，言辞谦卑、礼物丰厚，恐怕也没有益处。”如今所派的使者，只应当奉上表章问候，表达思念之意即可。皇帝听从了，于是命令李纲起草表章，交给傅雱前往，并且给尼玛哈写信。】广义【看李仆射和黄潜善给出使者所立的名目，就可以知道二人的刚正与怯懦了。假使当初髙宗采用李公刚正的意见，舍弃黄潜善怯懦的主张，那么中兴大业一定不会只达到这个地步。可惜髙宗不能识人，又不明白国家议论的是非，反而足以助长敌人的欲望，怎能不令人叹息呢？】设置沿河、江淮的帅府。

译【听从李纲的请求。共设置十九个帅府，辖有三十九个重要郡、三十八个次重要郡。帅府兼任都总管，守臣兼任钤辖、都监，总共统领军队九十六万七千五百人；另行设置水军七十七将，在江淮各州制造船只。】任命张慤为同知枢密院事，兼任提举户部财用。【当初，张慤任计度都转运使，皇帝任大元帅，招募各道军队勤王。张慤负责转运粮饷，络绎不绝地行进在道路上，并建议印发盐钞，以便利商旅；不到十天，便得到缗钱五十万，用来补助军费。皇帝即位后，任命他为户部尚书。到这时，授任同知枢密院事，兼提举户部财用。张慤建议说：“三河的百姓对敌人深入骨髓地怨恨，恨不得把他们的同类全部消灭，以报国家的仇恨。请仿照唐人泽潞步兵和边地子弟的遗意，招募百姓按什伍编联而寓兵】【于农，使他们合力抗敌，称为巡社。其法是：五人为一甲，五甲为一队，五队为一部，五部为一社，各自设有长。五社为一都社，设正、副；两个都社设都副总。甲长以上免除本人差役，所编结的队伍达到五百人以上者，借补官职，分别授予不同等级。有战功，或者技艺强，以及都总、首领任满二年而没有过失的人，一并补授正官。评论此法的人认为，它的规定精密详尽，此前谈论民兵的办法都没有能比得上的。下诏汇集成书，交由安抚司所属地区施行。】罢免吕好问知宣州的职务。【侍御史王宾告诉皇帝，吕好问曾经玷污伪命，不可以在新朝廷任职。皇帝说，张邦昌僣号之初，吕好问曾招募人携带帛书，传达京师内外的事情；金人刚退，又派人劝进。考察他的心志和行迹，他与其他人不同。吕好问自己惭愧，极力请求离职，并且说：“张邦昌僣号时，臣如果闭门自守、洁身自好，实在并不困难；只是因为世代蒙受国家恩惠，所以接受贤者的责备，冒险穿过包围圈，携带书信送到陛下那里。”于是授任他为资政殿学士、知宣州，作为恩典封为东莱郡侯。发明【这里不说“罢吕好问”，而说“吕好问罢知宣州”，为什么呢？因为吕好问曾经玷污伪命，不能说没有罪，所以用“自罢”的文辞，仿佛说不是宋朝罢免他，而是吕好问自己罢免自己。然而为什么不记载给吕好问定罪呢？他身居朝廷官列，职任清要显贵，一旦罢黜，所有官职都被削去，这已经足以显现厌恶他的意思了，哪里还需要写明罪名后才显现呢？】任命宗泽为东京留守。宗泽多次上表请求皇帝返回京师，没有得到答复。【宗泽在襄阳时，听说黄潜善又倡导与金人讲和，便上奏说：“自从金人再次到来，朝廷从未任命一名将领、派出一支军队，只听见奸邪之人早晨进献一个主张来请求讲和，晚上又进献一套说辞来乞求结盟，最终导致二帝北迁，宗庙社稷蒙受耻辱。臣希望陛下赫然震怒，明确赏罚升降，以重建王室。如今即位已经四十天了，还没有听到什么重大号令，只看见刑部下令说：不得把赦文抄写传播到黄河东西、陕西的蒲州和解州，这是削弱天下忠义之气，自行断绝百姓的心。臣虽然愚钝怯弱，也应当亲自冒着箭石，做诸将的先锋，能够捐躯报答国家恩德就满足了。”皇帝读到这些话，认为他豪壮。后来听说开封府尹的职位空缺，李纲说，安抚收复旧都，非宗泽不可，于是任命宗泽为东京留守、知开封府。当时敌军骑兵驻屯在黄河岸边，日夜都能听见金鼓之声，而京城的楼橹全都废坏，军民杂居，盗贼横行，人心汹汹。宗泽威望素来显著，到任后首先逮捕并诛杀数名窝藏盗贼的人，下令说：“凡是做盗贼的，不论赃物多少，一律依军法处置。”因此盗贼都销声匿迹了。于是抚慰军民，修缮楼橹，多次出兵挫败敌军。他上奏请求皇帝返回京师。】不久有诏令，荆襄、江淮都准备迎接皇帝巡幸，宗泽又上奏说：“开封的物价和店铺渐渐恢复到平时的情况，将士、农民、商旅以及士大夫中怀有忠义之心的人，无不希望陛下赶快回到京师，以安慰人心。那些倡导不同意见的人，不过是张邦昌一类，暗中同金人勾结而已。”不久，金人派使者以出使伪楚为名来到开封，宗泽拘留了这个人，请求斩杀他。有诏令让他住进别馆，宗泽上奏说：“金人假借出使伪楚之名来窥探虚实，臣愚昧地请求斩杀他，以破坏他们的奸计；可是陛下受人言语迷惑，反而优厚地加以礼遇，臣不敢奉行诏令，以此彰显国家的衰弱。”皇帝于是亲自写札子告谕宗泽，最终还是把那名使者释放遣回。真定、懐州、衞州之间敌兵十分强盛，正在秘密修造战具，谋划进攻，宗泽对此忧虑，于是渡过黄河，约集诸将共同商议军务，以图收复失地；又在京城四面各设置使者，统领招集的军队，制造战车一千二百辆，并根据地形在城外修筑二十四座坚固壁垒，沿河依次修建连珠砦，联合河东、河北的山水砦、忠义民兵。于是陕西、京东、西诸路的人马都愿意听从宗泽节制。宗泽又疏通五丈河，使西北商旅能够通行。防守和御敌的器具准备好后，他多次上表请求皇帝返回京师，但皇帝采用黄潜善的计策，决意巡幸东南，没有答复。秉义郎岳飞犯法，将要受刑，宗泽一见便认为他非同寻常，说：“这是将帅之才。”恰逢金人进攻汜水，宗泽把五百名骑兵交给岳飞，让他立功赎罪。岳飞大败金人后回来。授予岳飞统制之职，并对他说：“你的智谋、勇气和才艺，即使古代的良将也未必能超过；然而你喜欢野战，这不是万全之策。”于是把阵图授给岳飞。岳飞说：“先布成阵势然后交战，是兵法的常理；至于临机运用的巧妙之处，则在于将领内心的把握。”宗泽赞同他的话，岳飞从此知名。发明【唉，宋、金是世代仇敌，双方的形势决定了不能共存；强弱情势不同，也决定了双方不能并立。何况退避与进取，意义完全不同：进取就向敌人显示强大，可以振作士气，可以巩固民心，可以保全宗庙社稷，可以洗雪仇耻；退避就向敌人显示弱小，士气会日益沮丧，民心会日益离散，宗庙社稷会日益荒废，仇耻也会日益被忘却。因此进取会有功，退避则不会有功。齐人说：“即使有智慧，也不如乘势而行。”魏徵说：“千载难逢的时机，难以再次得到。”髙宗身负深重的仇恨，却不想报复，只求苟延岁月，白白丧失时机。即使宗泽多次请求返回京师，他最终仍不能醒悟，难道他的才智竟在中人以下吗？所以，看到宗泽的请求不能实行，就知道这是失去中原的开始；】看到髙宗的意图不肯应允，就知道他没有把父母放在心上。这正是《纲目》书法的深意，读者不可以因为它写得接近事实就轻视它。】

译广义：【高宗的怯懦，实在太严重了！既然有宗泽这样忠诚、勇敢而有智谋的将领，就应当全心信任并听从他，把中兴国家的事情全部交给他去办，不让奸佞小人的谗言阻挠他，这才对。如今宗泽多次上表请求还都，然而高宗最终还是采用黄潜善的计策，决意巡幸东南而不予答复，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高宗一向怯懦。假使他像殷武丁、周宣王、汉光武帝、唐德宗那样刚强明断而果敢，一旦得到宗泽的奏策，就一定会勃然震怒，大力发挥合乎义理的勇气，以洗雪父兄的耻辱。我知道宋朝的国土即使像金瓯一样已经残缺，也不是不能重新完整。只是高宗怯懦的心志，一向与黄潜善相合，所以一听到他的计策，就像鱼投入水中一样契合；至于宗泽刚正的谋略，则如同方底之器不能配圆盖，彼此完全不合。虽然如此，宗泽对高宗的忠诚，本来并不逊于傅说、召虎、邓禹、耿弇、李晟等贤臣；而高宗没有恢复国土的志向，却有愧于武丁、周宣王、光武帝、德宗。唉！古代君主中，谋求苟且偷安而忘记父兄仇恨的，难道只有宋高宗吗？】金国的斡里雅布去世。【斡里雅布听说皇帝即位，便商议送还上皇、与宋讲和，尼玛哈没有答应。等到斡里雅布死后，这件事也就中止了。大概是尼玛哈专权，乌乞迈不能命令他，只是空居帝位罢了。】发明：【前面记载阿古达时写道：‘死’，这是说他的臣子吗？为什么这里却写‘卒’？考察分注可知，斡里雅布听说皇帝即位，曾商议送还上皇、与宋讲和，因此不计较他用兵残暴虐害，便把他的死写作‘卒’。这体现了《纲目》乐于成人之美的深厚用意。】下诏各路招募士兵、购买战马，并劝百姓出资。【李纲说：‘熙宁、元丰年间，内外禁军有五十九万，如今禁军单薄衰弱，凭什么抵御强敌？要镇守四方，没有比向东南筹取财物、向西北招募军队更好的办法了。如果能得到几十万人，就交给各位将领按时训练，不久都能成为精锐部队，这是当前最急迫的事务。’于是下诏陕西、河北、河东、京东、京西各路招募士兵十万人，轮番入宫护卫。河北西路征购官府和百姓的马匹，并劝百姓出资帮助国家。李纲又说：‘步兵不足以战胜骑兵，骑兵不足以战胜战车，请把战车的制度颁行于京东、京西各路，让他们制造并加以训练。’】发明：【招募士兵、购买战马、劝百姓出资，这本来就是挽救时局的急务。把这些记在这里，足以表明当时有兴复国家、拨乱反正的一念罢了。又怎么能把它同穷兵黩武、征伐四方夷狄相比呢？】任命张所为河北招抚使。【赐给他内府钱一百万缗，发给一千多道空名告身，拨京西士卒三千人作为自卫部队，将佐和属官都允许他自行选任设置，一切事务可便宜从事。张所入朝应对，分条上奏利害，并请求在北京设置招抚司，等安排部署有了头绪后再渡河。河北转运副使张益谦迎合黄潜善的意旨上奏，说招抚司会造成扰乱，又说自从在河北设置招抚司后，盗贼更加猖獗。李纲说：‘张所还留在京师，张益谦怎么知道招抚司造成了扰乱？河北百姓无所归属，聚集起来成为盗贼，难道是因为设置招抚司吗？张益谦这样无理地阻挠压制，必定有人指使他。’皇上于是命张益谦说明情况，诏令下到枢密院，汪伯彦仍采用他奏章中的话，诋毁招抚司。李纲与汪伯彦竭力争辩，汪伯彦无言以对。张所招徕豪杰，提拔王彦为都统制。当时岳飞上书说：‘前来救援君王的军队每天都在聚集，应当趁敌人疲惫时进攻。黄潜善、汪伯彦等人不能体察圣上恢复国土的意旨，只是奉送车驾日益南行，恐怕不足以维系中原百姓的希望。愿陛下趁敌军的营垒尚未牢固，亲自率领六军向北渡河，这样将士便会振作士气，中原就可以恢复。’他因越过职权议论政事获罪，被夺去官职，回去到张所那里。因此张所让岳飞担任中军统领，问他说：‘你能抵挡多少敌人？’】岳飞说：‘勇力不值得依仗，用兵在于预先制定谋略。栾枝拖着柴草而击败荆军，莫敖假装采樵而使绞国中计，都是因为谋略已经确定。’张所惊异地说：‘您大概不是行伍中人。’岳飞于是劝说张所：‘国家建都汴京，依靠河北作为屏障。假如能够凭借要冲，分列重镇，一座城受到围攻，其他城池有的可以扰乱敌军，有的可以前往救援，金人就不能窥伺河南，而京师这个根本之地也就稳固了。招抚使如果确实能够率兵逼近敌境，我岳飞愿意唯命是从。’张所非常高兴，借补岳飞为武经郎。秋季七月，任命王▯为河东经制使，傅亮任副职。【又任命钱盖为陕西经制使。】任命许翰为尚书右丞。右谏议大夫宋齐愈因罪被弃市。【宋齐愈依附黄潜善、汪伯彦，上书论说李纲招兵、买马、括取财物三件事的错误，皇上没有答复。奏章拟好后准备再次上奏。宋齐愈的同乡中有怨恨他的人，偷偷拿走奏稿给李纲看。当时正议论僭逆、附伪之罪，而宋齐愈确实曾把张邦昌的姓名写出来给众人看，于是把宋齐愈逮捕下狱。宋齐愈不承认。狱吏说：‘汪尚书等人所获之罪并不轻，然而也只是贬谪到岭南罢了。’宋齐愈于是承认服罪，便下令在东市处死。】发明：【宋齐愈的死，罪行确实应当处死。北宋方面也可以说是杀害谏臣吗？回答说：不是。宋齐愈依附当时的宰相，图谋陷害忠良贤臣，这就失去了谏臣的职责。那么为什么还记载他的官职呢？因为记载他的官职，是为了贬斥他。宋齐愈身为谏议大夫，却结党依附奸邪，所以特意记载官职来加重他的罪，使他对这个官职感到惭愧。那么怎么知道这一点呢？从记载他‘有罪弃市’可以知道。假使他是因履行谏职而死，就应当写作‘杀’。所以说，宋齐愈的死，罪行确实应当处死。这与《唐书》中记载赐谏议大夫吴通玄死，是同样的意思。】广义：【宋齐愈阿附小人，怎么可以让他身处谏官之列而决定国家政论呢？《纲目》记宋齐愈的官职，是为了显示高宗任用了不该任用的人；记他因罪被弃市，是为了显示高宗杀他是应当的。这就是《纲目》书法的公正。】任命范致虚为邓州知州。

译【李纲曾说：‘车驾巡幸的地方，以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陛下即使还不能实行上策，也应当暂且前往襄阳、邓州，以表示没有忘记旧都，从而维系天下人的心。否则，中原不再归我所有，车驾就没有归还宫阙的日期了。’皇帝于是向两京传谕，说明还都的意图，读到的人都感动流泪。不久有诏书想要巡幸东南以躲避敌军，范致虚极力上言说明不可，并且说：‘自古以来，中兴的君主如果起兵于西北，就足以据有中原并控制东南；如果起兵于东南，就不能恢复中原并拥有西北。大概天下的精兵健马都在西北，假如放弃中原和西北，哪里只是金人会乘机扰乱内地，盗贼也会纷纷起兵作乱，攻占州县、连接成片。陛下即使想要回到宫阙，也办不到了，何况还想整治军队、战胜敌人后迎回二圣吗？南阳是光武帝兴起的地方，有高山峻岭可以控制扼守，有宽阔城池和平原可以屯兵；西面邻近关中、陕西，可以召集将士；东面通达江淮，可以运输粮食；南面通往荆湖、巴蜀，可以取得财货；北面距离三都不远，可以派遣救援。暂且商议驻跸，然后再返回汴京，防守之策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如今乘船顺流前往东南，固然十分安稳便利，只怕一旦失去中原，东南就未必能够保证平安；即使想退守一隅，也办不到。何况皇帝曾下诏答应留在中原，已经使人心悦服，为什么诏书墨迹还没有干，就突然失去大信于天下呢？皇帝于是答应巡幸南阳，任命范致虚为邓州知州，修缮城池，整治宫室，运送钱粮来充实那里。然而汪伯彦、黄潜善暗中主张前往扬州。有人对李纲说：‘外间议论纷纷，都说东巡已经决定了。’李纲说：‘国家的存亡，就在这件事上分晓，我应当以辞职还是留任来争取。’元祐太后前往扬州。【皇帝听从汪伯彦、黄潜善的话，将要前往扬州躲避敌军，于是下诏命副都指挥使郭仲荀奉送太后先行，六宫以及卫士的家属都随从遣行。】【派使者到汴京，迎请太庙神主，送往皇帝行在。】罢免四道都总管。閤门宣赞舍人曹勋带着上皇亲笔书信从金国回来。【上皇在燕山对掌管斡龙德宫的閤门宣赞舍人曹勋说：‘我梦见四个太阳同时出现，这是中原争相拥立君主的征兆，不知中原百姓还愿不愿意推戴康王吗？’于是拿出御衣上的绢制半臂，亲自在衣领中写道：‘可以立即即位，前来拯救父母。’又嘱咐曹勋说：‘如果见到康王，只说有清复中原的计策，就全部实行，不要以我为念。’又说：‘艺祖有旧日盟约，藏在太庙之中，不杀大臣和言官；违背这件事是不吉祥的。’康王夫人邢氏听说曹勋南归，也脱下自己所戴的金环，让内侍交给曹勋说：‘希望您替我禀告大王，但愿我能像这个环一样，早日与您相见。’曹勋于是秘密行走到南京，进献御衣，皇帝哭着把它给辅臣看。曹勋乘机建议招募敢死之士，渡海到金国东部边境，护送上皇从海道归来，执政大臣认为困难，便把曹勋调到外地。发明：【记载‘亲笔书信从金国来’，其中的‘亲笔书信’为什么要特别记载？是为了强调人伦。人伦中最重要的，没有比父母、兄弟、妻子和宗族更重要的了。然而上皇是高宗的父亲，韦妃是高宗的母亲，钦宗是高宗的兄长，肃王是高宗的弟弟，邢氏是高宗的妻子，其余宗族流散在异域，更是无法一一记载；这就意味着父母、兄弟、妻子、宗族全都被困在异域，不能按时省视，音信也疏远了，天下的仇恨没有比这更大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日〕 高宗先前作为元帅，却不能解除父母的危难；如今作为天子，却不能洗雪仇敌在上、与之不共戴天的耻辱，内心难道没有惭愧吗？假如还有人心，就一定会振作奋发，迅速行动，以洗雪仇耻、拯救君父，哪里还需要亲笔书信送到、反复叮咛告诫之后，才在内心受到触动呢？何况他还因循苟且，委屈自己请求讲和，像高宗这样的人，实在没有资格同他谈论人伦之道了。韩氏的事迹直书于此，其中的义理自然显现。广义：【分注记载了徽宗亲笔写信寄给高宗时悲哀的话，以及夫人邢氏深切的思念。读史的人读到这里，每每会为宋朝感到不平吧？高宗如果能够用志向统率意气，为什么不听从李纲、宗泽、张所、岳飞的谋略，发誓一定要恢复国土，不把金国俘虏献到太庙就不停止呢？如今却不致力于此，只是徒然效仿小儿女的局促情态，他的志向不是太卑微了吗？《诗经》说：‘只是抽泣哭泣，又有什么可叹息的呢？’说的就是这种情形。】盗贼史斌在兴州僭越称号。命都统制王渊等人分路讨伐江淮群盗。【自宣和末年起，群盗蜂拥而起。到这时，祝靖、薛广、党忠、阎仅、王存等人都接受招安，前往行在。李纲说：‘今天正应当借用他们的力量，就像铜马、绿林、黄巾那样。’然而如果不调动他们的部众，就容易叛乱；如果迁徙他们，又会使他们产生疑虑。正应当运用权术控制他们，使他们听从而不知其中缘故。于是命御营司分别拣选，凡是溃兵愿意归入军营，以及良民愿意回归本业的，都听任其自行选择，人数达到几万。其余的人用新法加以编组，分别隶属于各位将领，从此没有叛逃的。只有淮宁的杜用、山东的李昱、河北的丁顺，都拥兵数万，盘踞单州，各有几千名溃兵作乱。李纲认为既已招安，他们便没有畏惧和顾忌，形势难以立即平定，于是禀告派遣王渊与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分路讨伐他们。不久刘光世派部将攻打李昱，将他斩杀；王渊杀死杜用；丁顺前往河北招讨司请求效力。盗贼更加悲哀。】八月，杭州军队发生叛乱。【军校陈通发动叛乱，捉住统帅叶梦得，杀死转运判官吴助等人。不久下诏命王渊兼管杭州，另行设置盗贼使来讨伐他们。】

译任命李纲、黄潜善为尚书左右仆射，兼任门下侍郎、中书侍郎。【李纲曾侍奉皇帝，谈到靖康年间的事情，皇帝说：‘渊圣勤于政事，批阅奏章直到深夜而不能入睡，然而最终还是流离迁徙，这是为什么呢？’李纲回答说：‘君主的职责在于识别人材，进用君子，斥退小人，这样大功就可以成就；否则，即使衡量石数、计算文书，也没有用处。’于是勉励皇帝做到明察宽恕、听尽臣民意见、恭敬节俭以充足国用、英明果断地处理大事。皇帝嘉许并采纳了这些意见。李纲所论谏的事情，言辞切直，皇帝起初没有不容纳的。到了这时，皇帝被黄潜善、汪伯彦的话迷惑，常常把奏章留在宫中不予答复。吕中说：‘自从李纲入朝为相，以英明睿智、德行完备来勉励君主，把修整政务、抵御夷狄作为自己的责任；他多次抗争忠言，使当时如病入膏肓般的议和守成之议得到裁决，于是国是明确；僭逆之罪得到正法，士气因此振作；巡幸都城的谋议确定，人心因此安定。其他如整修军政、改变士风、确定经制、革除弊法、招兵买马、分布兵力于要害之地；派张所招抚河北，王▯经制河东，宗泽留守京城、向西顾念关陕，向南修治樊城、邓州，并且将进一步占据有利地势，把这些作为一定守住中原的计划。’朱熹说‘李纲进来后，朝廷才真正成形’，正是指这些。发明：【记载李纲、黄潜善分别任左右仆射，是为了表明君子与小人同时为相。他们政治道路不同、不能共同谋划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高宗这样用人，凭什么能够中兴国家呢？唉！】广义：【大体说来，刚明的君主必定专心任用贤人，始终不改变；否则就很容易被谗言离间所迷惑。因此周公告诫成王说：‘辅佐我接受民众，协调我审理众多刑狱和谨慎处理的事务，这样就不要有人从中离间。’又说：‘国家如果没有确立政事，就任用小人。’大概意思是，任用小人，君子就会退避，这是必然的道理。况且君子和小人的进退，就像阴阳的升降。君子属于阳类，小人属于阴类。任用君子，就会使国家上升到昌明；任用小人，就会使国家下降到昏暗。因此苻坚任用王猛而杀樊世，秦国因此兴盛；先主任用诸葛亮而拒绝张飞，蜀国因此称帝。凡是这类事情，都是任用君子、除去小人，使国家上升到昌明。宋高宗却不是这样：对于黄潜善、汪伯彦等人的奸邪言论和谄媚说辞，他急于任用，唯恐来不及；对于李纲等人的忠言直论，却总是抵触，来不及借重。说是任用他们，也只是勉强而已。所以最终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国事一天比一天坏。这就是任用小人、排斥君子，使国家下降到昏暗。唉！君子、小人能够使人之家国兴亡，竟然达到这样的程度，作为君主，怎么可以不谨慎选择自己亲近和任用的人呢？】将元祐太后的称号改为隆祐太后。【尚书省说：‘元字触犯了太后祖先的名讳，请改用她所居宫殿的名称。’皇帝听从了。】广义：【孟轲说：‘尧舜的智慧，不在每件事物上平均用力，是因为重视当前最急迫的事务；尧舜的仁爱，不把每个人都平均爱护，是因为重视亲近贤人。况且元祐是哲宗的年号。如今因为‘元’字触犯太后祖先的名讳而更改它，这是把太后祖先的名讳看得过重了。况且太后祖先的名讳属于臣下、地位卑下；哲宗的年号属于君主、地位尊贵。何况这两个名称并不是都必须避讳的吗？当时能够逃脱金人的虎口而即位，已经算是幸运了。正应当亲近贤人，谋划恢复国土，优先处理紧要事务，巩固防守。却不考虑这些，反而去做不应当做的事，由此可见高宗最初的志向了。】召河东经制副使傅亮回行在，罢免李纲提举洞霄宫。【傅亮率军行进了十多天，黄潜善等人认为他是在逗留，命东京留守宗泽节制傅亮的军队，让他当天渡河。傅亮说：‘安排部署尚未完成就渡河，恐怕会误了国家大事。’李纲替他请求，黄潜善等人不以为然。李纲说：‘招抚、经制两司，是我倡议设置的；张所、傅亮又是我推荐任用的。如今黄潜善、汪伯彦阻挠张所、傅亮，是在阻挠我。我每次读到靖康年间大臣不和的过失，事情没有不是同黄潜善、汪伯彦商议后才实行的，而这两个人用心竟然如此。愿陛下虚心观察。’不久召傅亮到行在，李纲说：‘圣意一定要罢免傅亮，请交给黄潜善办理。我请求辞官归田。’李纲退下后，傅亮最终还是被罢免。李纲于是再次上书请求离职。皇帝说：‘你所争的不过是小事，为什么竟到了这个地步？’李纲说：‘如今人才和将帅是最急迫的事情，恐怕并不是小事。我昨天讨论迁都巡幸，意见与黄潜善、汪伯彦不同，应该是被他们嫉恨了。然而我是东南人，难道不愿意陛下向东南行进以求安定吗？只是考虑到一旦离开中原，祸患将多得无法尽言。愿陛下以国家社稷为心，以百姓为念，以二圣尚未归来为意，不要因为我离开就改变原来的谋议。】我虽然离开了左右近臣之列，却不敢有一天忘记陛下。于是哭泣着辞别退下。有人说：“公在进退取舍上已依照义理作了决定，这就够了；至于谗毁者，又能把你怎么样呢？”李纲说：“我只知道竭尽侍奉君主的道理；如果事情不可为，就保全进退的节操。祸患并不是我所顾虑的。”防侍御史张浚弹劾李纲，说他因个人意图杀害宋齐愈，又追论他买马、招军的罪过。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又极力排斥李纲，请求皇帝罢免他，于是罢免李纲观文殿大学士之职。张浚不停地论劾李纲，于是又削夺他的职名，只让他提举洞霄宫。李纲总共任宰相七十七天；李纲被罢免后，招抚司、经制司也被废除。皇帝于是向东巡幸两河，郡县接连沦陷。李纲所规划的军政、民政措施，全部被废止。金兵更加猖獗，□辅残毁，中原盗贼蜂起了。胡一桂说：“李纲任宰相时，朝廷纲纪和军事防务都已经整顿振作起来；刚过七十多天，就被汪、黄谗毁，又被张浚论劾而罢免。汪、黄还不值得责怪，张浚竟然如此，实在令人深为惋惜。” 发明：君主治理天下，没有什么比辨别邪正更重要的。邪正辨明以后，才可以谈治理；邪正不能辨明，天下就无法治理。因此，厌恶正确而以错误为是，就像厌恶紫色夺取朱红的正色，厌恶莠草扰乱禾苗，厌恶郑声扰乱雅乐一样。又说：“放弃郑声，远离佞人。郑声淫靡，佞人危险。”宋室屡次被小人误害，这正是高宗亲眼看到的。当时，本应任用君子，斥退小人，寻求正道，远离邪淫，唯恐来不及。为什么却专任汪、黄，反而疑忌李纲？这难道是中兴的良策吗？何况高宗已经承接上皇的帝位，即位时又有“亲自前来救援”的话，实在应当警惕反省，努力恢复旧有疆土才是。现在却让一个君子任事，又让两个小人参与其中，这就是小人众多而君子孤立，怎么能够成功呢？召傅亮而罢免李纲，显然说明高宗不值得与之共同有所作为。《纲目》这样记载此事，是为了讥刺他昏暗软弱、不能明辨是非的过失。

译广义：唉！李仆射的忠诚，可以说上通天地、贯通日月，鬼神面前也可以质证。何况他才识高明，志向节操坚贞，学问又深厚优长；假如他遇到贤明的君主，并且能够施行自己的道，是不是就会成为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一类的人物呢？古代那些贤人哪里能多超过他呢？高宗被谗言离间所迷惑而罢免他，岂不是自己断绝了同贤人的联系吗？后来宋高宗只能偏安一隅、寄托性命，却不能光复旧有疆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杀死太学生陈东和布衣欧阳澈。陈东从丹阳被召来，尚未得到皇帝召见，适逢李纲被罢免，于是上书请求留下李纲而罢免黄潜善、汪伯彦。黄潜善、汪伯彦没有答复。他又上书，请求皇帝亲自出征，以迎还二圣，治罪那些不进兵的将领，以振作士气；皇帝的车驾应当返回京师，不要巡幸金陵。这次也没有得到答复。黄潜善把李纲请求巡幸金陵的旧奏章张贴出来，陈东说李纲当时正在途中，不了解事情的全貌，应当以后来的说法为准，必定要远斥黄潜善等人。抚州布衣欧阳澈徒步赶到行在，伏在宫阙前上书，极力斥责掌权的大臣。黄潜善急忙用言语激怒皇帝，说如果不赶快杀掉他们，他们将再次煽动众人伏阙上书，于是皇帝只下令拘捕黄潜善所说的那个人。府尹孟庾召陈东议事，陈东请求吃完饭再走，并亲手写信安排家事，字迹书写和平时一样。随后，他把手书交给随从说：“我死以后，你回去把这些交给我的亲人。”吃完饭后，他走进厕所，官吏面露为难之色。陈东笑着说：“我就是陈东。如果怕死，当初就不敢进言；既然已经进言，难道还肯逃避死亡吗？”官吏说：“我也知道公怎么会肯让我们为难你呢。”过了一会儿，陈东整理好冠帽衣带出来，向同住的人告别，于是和欧阳澈一同在市中被斩首。四明人李猷赎出他们的尸体，埋葬了他们。陈东起初并不认识李纲，只是因为国家的缘故替他而死；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的人，都为此流泪。发明：宋朝自太祖以来，被贬谪、流放、罢免的谏臣很多，但从未听说杀死谏臣的。进言议事的人不被采纳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杀掉他？高宗刚登上帝位，天下还没有安定，也可以稍微知道警惕自省，却竟然杀害谏臣，这正如将要断气的人又给他灌下毒酒，没有不很快灭亡的。虽然如此，陈东、欧阳澈一人是儒者，一人是布衣，并没有官职职责或谏诤职任的寄托，他们所论说的不过是赞成善行、憎恶恶行罢了。为什么竟然杀掉他们？大概陈东、欧阳澈之死，是出于汪黄二人的手段；《纲目》概括记载为杀害谏臣，是为什么呢？君主本应广开四方耳目，明察万里，如今却让进言议事的大臣被奸徒诬陷杀害而不知道，这也可以说是最严重的不配做君主了。这样记载，也是“君主作为元首”之义，难道有过分之处吗？广义：唉！陈东可以说是从容赴义的人了。若不是他平日修养深厚、见道明白，怎么能做到这样呢？《论语》说：“坚定信念，喜好学习，誓死守护善道。”像陈东这样的人，确实没有辜负圣人的教诲。至于欧阳澈，不过是一个布衣罢了，那些有官位的人究竟存着什么心呢？罢免许翰。李纲被罢免后，许翰说李纲忠义英发，舍弃他就没有什么可以辅助中兴的了；如今李纲被罢免，我留在朝廷也没有益处，极力请求离去，皇帝不允许。等到陈东被杀，许翰对亲近的人说：“我和陈东都是为争取李纲而进言的人；陈东在市中被杀，我还留在朝廷任职，难道可以吗？”于是为陈东、欧阳澈写下哀辞，入朝上章请求罢免自己的职务，皇帝于是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的职衔任用他。封赵构的儿子赵旉为魏国公。○把河北招抚使张所安置到岭南。广义：张所，是像李纲、宗泽一类不可罢去的人。对于不可以罢去的人却把他罢去，那么也就没有什么人是不能罢去的了。唉！高宗不断迁徙，而他身边尤其没有可以依靠的人。这就像熄灭蜡烛后在黑夜中行走，却希望自己不跌倒一样，我不相信能够做到。○都统制王彦等人渡过黄河，在新乡击败金人，进军驻扎到太行；金人包围他们，王彦的军队溃败，逃走据守共城。王彦率领岳飞等十一名将领的部队七千人渡过黄河，到达新乡。金兵势力强盛，王彦不敢前进，岳飞独自率领所属部队奋力鏖战，夺取金人的军旗挥舞，众军争相奋战，于是收复新乡。第二天在侯兆川交战，岳飞身上中了十多处创伤，士卒都拼死作战，又击败了金人。军粮吃尽后，岳飞到王彦营垒请求粮食，王彦不答应，岳飞于是率军更加向北，在太行山与金人交战，擒获金将托卜伊勒呼。几天后又与敌人相遇，岳飞单骑手持丈八铁枪，刺杀金将黑风大王，金人败逃。岳飞知道王彦已经不喜欢自己，于是率领所属部队重新归附宗泽，宗泽又任命他为统制。王彦因接连获胜，便向各州郡传檄；金人以为宋军大部队已经到来，率领数万骑兵逼近王彦的营垒，从四面包围。王彦认为兵力多少悬殊，无法抵敌，便冲出包围逃走；各将领也都败退离去，只有王彦据守共城西山，派亲信联络两河豪杰，图谋再次起兵。金人急切悬赏搜捕王彦，王彦担心部下发生变故，夜间睡觉时多次迁移部曲；部下察觉后，相继用刀刺地，写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以表示没有别的意图。王彦更加感动振奋，抚恤爱护士卒，与他们同甘共苦。不久，两河响应，忠义民兵首领传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人都归附王彦，人数超过十万，绵延数百里，全都受王彦约束。金人以此为忧，召集他们的首领，让他们率领大军攻破王彦的营垒。首领跪下哭着说：“王都统的营寨坚固如铁石，不容易图谋。”金人于是暗中派骑兵骚扰王彦的粮道，王彦整顿军队等待他们，斩杀、俘获了很多敌人。发明：金人的兵马踪迹遍布京畿内外，确实是宋朝应当奋力讨伐的敌人。假如臣子能够明白大义，率领众人排斥攻击他们，《纲目》必定赞许。王彦率领十一名战将和七千名精兵，同心协力渡过黄河，大败金军，他为国效死的心意确实是真诚的。无奈到了太行以后，被金人围困，不能拼死拒敌，却冲出包围逃走，这难道还是纯粹合乎义吗？所以《纲目》开始时为他高兴，最后又替他惋惜，这是赞许他却没有完全赞许他的措辞。盗贼赵万侵犯常州、镇江府。赵万袭击常州，捉住守臣何衮，纵容士兵大肆抢掠，于是进犯镇江。知府赵子崧逃走，退守瓜洲。张邦昌被依法处死。

译起初，张邦昌僭越占据宫禁之中，华国靖恭夫人李氏多次拿果实奉送给张邦昌，张邦昌也厚重地回报她。一天夜里，张邦昌喝醉了酒，李氏拥抱他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说什么呢？”于是把赭色半臂衣穿在张邦昌身上，扶他进入福宁殿。夜间，李氏又把养女陈氏装扮起来送进去。等张邦昌回到东府，李氏私下送他，并说了斥责乘舆的话。事情传到朝廷后，李氏被投入狱中，供词认罪。皇帝下诏命马伸前往潭州，列举张邦昌的罪状，赐他死，并诛杀王时雍等人。发明：张邦昌的罪行本来没有什么可说的，然而分注仍用“赐死”来记载，《纲目》却改用文字，正名为“伏诛”，大概是因为张邦昌是僭伪之徒，乃是宋朝的乱臣贼子；乱臣贼子不加讨伐，就无法惩戒后人，使这类人不再接踵出现在天下。《纲目》记载诛乱讨逆之事，而张邦昌之流确实是不能赦免的。由此可见，《纲目》扶持天理，遏制人欲，端正名分，树立纲常，作为万世乱臣贼子的警戒，其防范多么严厉啊！所以说，《纲目》写成后，乱臣贼子都会感到畏惧。广义：《纲目》对于张邦昌，去掉他的官职而写作“伏诛”，正是代天行讨伐。金人全部攻陷河北各州郡。金人攻陷河间府、雄州、达兰、祁保州、永宁、顺安军；只有庆源府、邢州、洺州、冀州、磁州、相州过了很久才陷落。冬十月，皇帝前往扬州。此前，黄潜善、汪伯彦极力主张巡幸东南，担心金人攻打河阳、汜水。军许景衡也说建康有天险可以据守，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命淮浙沿海各州增修城墙，招募训练民兵，以防备海道；又命扬州守臣吕颐浩修缮城池。到这时，间谍说金人想进犯江浙，皇帝下诏暂时驻扎淮甸防御，局势稍定后立即返回京城。有人胆敢妄议惑众、阻止巡幸，允许告发并治罪；不告发的人处死。宗泽上奏劝谏说：“京师是天下的腹心，不可放弃。从前景德年间，契丹侵犯澶渊，王钦若是江南人，劝皇帝巡幸金陵；陈尧叟是阆中人，劝皇帝巡幸成都。只有寇准毅然请求亲自出征，最终因此取得成功。”于是列举五件事上奏，其中第一件说黄潜善、汪伯彦赞成南幸是错误的。宗泽前后提出的建议，总是被汪、黄压制。两人每次看到宗泽的奏章送到，都笑他以为他狂妄。于是皇帝决定巡幸扬州。十月初一，皇帝登船。当时两河虽然大多陷于金人之手，但当地百姓感念朝廷恩德，各处结成红巾军，出兵攻打城邑，都使用建炎年号。金人逐渐退去。等听说皇帝南巡，没有不因此瓦解的。宗泽又上奏说：“希望派遣闾勍、王彦各自统领大军，彻底平定盗贼营垒。希望陛下早日返回京城，我采取这样的行动，可以保证万全。倘若奸臣的谋划蒙蔽欺骗陛下，使您不能立即回到京城，希望陛下听从我的安排□，不要让奸臣阻挠压制，以致耽误国家的大计。整顿军队、训练士卒，然后迎接銮舆返回京城，以堵住奸臣的嘴，使天下人心畅快。”皇帝下达优厚的诏书答复他。广义：《周易》益卦六四爻说：“利于有所依附，迁徙。”这大概是说国家处在危急迁徙之时，贵在依靠而不失去亲近的关系，例如周人迁徙而依靠晋国，邢国迁徙而依靠齐国，许国迁徙而依靠楚国，就是这样。如今高宗虽然被强敌逼迫，内部有李纲在帷幄中筹划，许翰在外裁决议论国事，有宗泽、岳飞守卫边疆、击破敌人，又有张所谋划安排，遗民感念朝廷恩德而不反叛，那么高宗在国内有所凭借，对外有所依靠，即使不迁徙也是可以的。然而难道只是可以不迁徙而已吗？而且他要恢复旧有疆土，大概也并不是难事。只是他不任用谋臣策士，反而被奸邪懦怯之人的谋略迷惑，甘心像抱头的老鼠一样逃窜，最终使赵宋的国运一路向南，再也不能振作，真是悲哀啊！王渊诱骗赵万，将他诛杀。○十一月，将李纲流放到鄂州。不久，改授他为单州团练使，安置在万安军。发明：李纲被奸佞谄谀之人忌恨，不能容身于朝廷；既然已经罢官，又屡次遭到贬谪流放，这算是怎么回事？当时高宗受到汪、黄邪说的影响，行为竟到了这个地步；联系这些事情考察，他的过失自然显现出来。广义：这是黄潜善、汪伯彦害怕李纲阻挠巡幸东南的谋划。盗贼张遇侵犯池州。张遇本来是真定的军校，聚众成为盗贼；他从淮西渡过长江，水陆并进，到这时进犯池州，进入城中纵兵抢掠，驱赶壮丁来扩充军队。派遣朝奉郎王伦出使金国。王伦是王旦的族孙。家境贫寒，品行不端，却好任侠，往来于京城、洛阳之间，多次触犯法律而侥幸免罪。到这时，朝廷选派能够独立应对的人出使金国，问候二帝的起居，于是假借王伦刑部侍郎的官衔，充任大金通问使，阁门舍人朱弁为副使。到了云中，拜见尼玛哈。议事时，金国正大举南下，王伦列举各种理由劝说，尼玛哈不听，便把他送到馆舍，用兵士看守。○此前，渊圣从云中迁往燕山，才开始和太上皇相见，居住在愍忠寺。到这时，又一同迁往霫郡。霫，是古代的溪国，在燕山以北一千里。到达后，居住在相府院；嗣濮王仲理等一千八百人还留在燕山。金人按人口发给粮食，监视十分严密，死去的人很多。任命张慤为中书侍郎，颜岐、许景衡为尚书左丞、右丞，郭三益同知枢密院事。○知密州赵野弃城逃走，被他的部下杀死。赵野看见山东盗贼遍布，皇帝又前往淮甸，于是带着家人弃城逃走。军校杜彦等人乘机作乱，自行担任知州，派人追赶赵野并将他杀死。发明：逃走，是匹夫的行为，是在鄙视他。司马光说：“忠臣忧虑国事如同忧虑自己的家，看见危难就献出生命，这才是他的职责。”守卫君主城池的人，应当把城池作为自己存亡的依托，不可以仓促产生疑心和二心。赵野既然主管密州，那里有百姓，有社稷，即使盗贼遍布，也应当随机安抚平定；实在不得已时，死生都应与城池共存亡才是。为什么擅自抛弃信任托付的地方，偷生苟免？这样哪里称得上知道君臣之义呢？然而他最终也没能远逃，反而被军校杀死，就像击毙一头大猪一样，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既记载他弃城逃走，以显示他侥幸求生的罪过；又记载他被部下杀死，以显示上天报应来得迅速。有见识的人可以从中观察到这个道理。十二月，王渊讨伐杭州的乱兵，将他们诛杀。○金人分道入侵，于是攻陷西京。

译留守孙昭远逃走，死于河东。经制使王▯率兵逃往蜀地。金人听说皇帝前往扬州，便从燕京等八路发动民兵，分三路向南侵犯。尼玛哈从云中攻下太行，经河阳渡过黄河，进攻河南；分派尼楚赫等人进攻汉上；鄂尔多、乌珠从燕山出发，经沧州渡河，进攻山东；分派阿里富埓珲的军队前往淮南；罗索与萨里罕、黑锋从同州渡河，进攻陕西。尼玛哈到达汜水关，孙昭远向南逃走，被叛兵杀害。宗泽听说金人将要谋划进攻汴京，派刘衍赶往滑州，刘达赶往郑州，以分散金人的势力；告诫各将领守护黄河桥梁，等待大军会合。乌珠于是没有敢进攻汴京，夜里砍断黄河桥梁离去。罗索到达河中，官军扼守黄河西岸，使他不能渡河，于是从韩城踏冰渡过黄河，进攻同州、华州。沿河安抚使郑骧赴战而死，于是金人攻破潼关。王▯弃守陕州，率兵逃入蜀地。中原大为震动。发明：记载“分道入侵”，是从外族方面加以斥责；记载“逃走而死”，是贬低并鄙弃他们；记载“率兵逃往蜀地”，是责备他们只求苟且免死。留守的职责并不轻微，经制使的职位也不卑下。论他们的兵力，足以击破敌人；衡量他们的力量，足以守住城池。没有听说他们同敌人交战一场，却竟然率领众人逃奔，抛弃城池而不顾，残害百姓也不在意。这是妾妇的行径，不是忠臣。即使如此，妾妇尚且有从一而终的念头，那两个人难道连这一点也没有吗？唉！《纲目》记载此事，是为了作为后世臣子不忠的警戒。《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卷十一。《史部，史评类，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钦定四库全书。《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卷十二。起于戊申年，即宋高宗建炎二年，止于庚戌年，即宋高宗建炎四年，共三年。戊申年，高宗皇帝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春正月，金人攻陷邓州，范致虚逃走，安抚使刘汲为此战死，京西各州郡全部陷落。【尼玛哈侦知邓州将成为行在所，便命尼楚赫急攻邓州，致虚逃走。刘汲分兵据守险要，亲自率牙兵四百登上城墙。敌军到来后，众人都拼死战斗，箭矢落下如同下雨。有人请求刘汲离去，刘汲不听，最终战死。起初朝廷商议为皇帝南巡准备南阳，储备了很多物资，后来全都被金人占有。金人又分兵防守襄阳、均州、房州、唐州、汝州、陈州、蔡州、郑州、颍昌府，并把当地百姓全部迁往河北。郑州通判赵伯振、颍昌府知府孙黙、汝阳县知县郭賛，都因不屈服而死。发明【忘却自身安危，是侍奉君主的忠诚。黄榦说：臣子对于君主和父亲，生来就有这种关系，内心无法解除。享受别人俸禄的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职责；这件事即使不等到有智慧的人也能明白。致虚既然已经知道邓州将成为行在所，那么君主托付给他的责任不可谓不重大，百姓和国家交付给他的寄托也不可谓不专一。金军逼近城池，他不能拼死守卫，却逃跑投奔他处，怎么能称为大丈夫呢？所以书中写‘出奔’，却不说他逃往何地，是为了说明他仓皇逃走、茫然无措。刘汲分兵坚守，登城拼死作战，守城而死，他的志节实在值得称许。因此特意写出他的官职，以完节之名褒扬他。这样看来，刘范的忠与不忠就分明了，《纲目》褒贬的严正也体现出来了，垂示后世的警戒意义很深。金将乌珠进犯东京，宗泽将其击败。【金将乌珠从郑州抵达白沙，距离汴京已经很近，城中人震惊恐惧。僚属进来询问对策，宗泽却当着宾客下棋，笑着说：‘有什么值得惊慌的？’刘衍等人在城外…… 【一定能够抵御敌人。于是宗泽挑选数千名精锐士兵，让他们绕到敌军后方，埋伏在敌军归路上。金人正与刘衍交战时，伏兵突然出击，前后夹攻金军，金人果然战败。尼玛哈占据西京，与宗泽相持。宗泽派部将阎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率兵奔赴郑州，途中遇敌交战，宋军战败，阎中立战死，郭俊民投降，李景良逃走。宗泽抓住李景良，将他斩首。不久，郭俊民和一名姓史的金将带着书信来招降宗泽，宗泽把他们全都斩了。刘衍返回后，金人又

译进入滑州，宗泽派部将张防前往救援。张防到达滑州时，敌众我寡，有人请求暂且退避，张防说：‘如果退避偷生，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宗公？’于是奋力作战而死。宗泽听说后，假装紧急派王宣前去救援，但已经来不及了；王宣于是与金人交战，将其击败并赶走。宗泽任命王宣知滑州，金人从此不再进犯东京。宗泽在黄河边俘获金将、辽臣王防，解开他的捆绑，询问金军虚实，得知详细情况后，便决定大举进攻。他召集诸将说：‘你们都有忠义之心，应当共同谋划剿灭敌人，争取迎回二圣，以建立大功。’说完流下眼泪，诸将都听从命令。金人多次交战不利，全部撤走。宗泽又上书请求皇帝回京，说：‘臣为陛下保卫京城，从去年秋天到今年春天，又过了三个月了。陛下如果不早日回来，那么天下百姓将依靠谁呢？’【原文此处有缺字】没有得到答复。宗泽的威名声望日益显著，敌人听到他的名字，常常尊敬而畏惧他。金人对南方人说话时，必定称道：‘宗爷爷……’ 广义【分注：记载宗泽当着宾客围棋，这与谢安故意表现镇定以安定人心，是同一种机智。虽然如此，宗泽的气度、才略和功业并不愧于谢安，而宋高宗也不像晋武帝那样荒淫。然而，一个不能洗雪怀帝、愍帝的耻辱，一个不能报徽宗、钦宗的仇恨，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若论不能完全履行君主之道，高宗本来没有晋武帝那样的失德；若论听信谗佞、疏远排斥贤能辅臣，两者却是一样的。这就是晋朝最终偏安于东、宋朝最终偏安于南的原因。金人攻破永兴军，经略使唐重战死。【罗索攻陷同州后，华州等各州便包围永兴。此时京兆的军队都被经制使钱葢调往行在，唐重估计形势已经无法支撑，写信向父亲告别。金兵包围城池后，唐重与守臣结盟，决心死守。但经制副使傅亮率数百名精锐夺门出城投降。唐重于是与副总管杨宗闵、提举军马程廸、提▯刑狱郭忠孝等八人一同战死。发明【临阵牺牲，是臣下的大节。唐重本是书生，却能为所任之事而死。与当时那些选择利禄、背叛君主的人相比，自然有很大区别。因此《纲目》也记载他的事迹并加以褒扬。东平军校孔彦舟发动叛乱，渡过淮河进犯黄州。【孔彦舟听说金兵将要到来，便在山东率领自己的部众，劫杀百姓，焚烧房屋，掠夺财物，然后向南逃窜，渡过淮河，进犯黄州。金人进犯青州、潍州。【鄂尔多派栋摩攻打潍州，知州韩浩率领众人拼死坚守，城破后，他与通判朱廷杰都奋力作战而死。韩浩是韩琦的孙子。王渊招降张遇。【张遇焚烧【原文“遇焚”疑有讹误】，真州于是防守镇江府。王渊招降了他，把他的万人军队交给韩世忠统领。把内侍邵成章放逐到南雄州。【当时各地盗贼纷纷起事，汪伯彦、黄潜善隐瞒不报。邵成章上书进谏，说两人一定会误国。皇帝发怒，将他除名，编管到南雄州。发明【朱子说：只有忠心而不进谏，是宦官和近侍式的忠心。当时各地盗贼兴起，汪伯彦、黄潜善隐瞒不报，这是欺骗君主。邵成章身为宦官，尚且能够忠于君主、爱护国家，上书进谏而极力劝说，却因皇帝发怒而被放逐贬黜，这该怎么说呢？《诗经》说：‘上天降下威怒，施加给下士。谋划反复邪曲，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好的谋划不被听从，难道反而还要反复采用错误的谋划吗？我看这种谋划，也实在令人忧惧。’高宗正处于草创艰难的时期，正是忧劳勤勉的日子，为什么却被邪恶的谋划所惑，不能果断地听从善言呢？既然宦官尚且知道憎恶邪恶，当时宋廷的诸臣为什么还要阿谀奉承、苟且容忍，而不赶紧挽救纠正呢？所以记载放逐邵成章，并按无罪之人的方式书写，并不是赞成把无罪的他放逐。若因为他是宦官，便因此蒙蔽《纲目》公正的书法，那还怎么能称为《纲目》呢？广义【看邵成章这件事，他怎么能与童贯、梁师成相提并论呢？《纲目》不加表扬却把他的事迹单独写出来，这也等于把他和

译宦官近侍区别开来了。俗话说：‘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身份而废弃他所说的话。’这件事正可见史书书法的公正。任命刘豫为济南府知府。【刘豫是景州人，任河北提刑。金人南侵时，刘豫弃官到真州避难。张慤推荐他，朝廷起用他为济南知府。当时山东盗贼兴起，刘豫不愿前往，请求改任东南某一州郡。执政不答应，刘豫愤怒离去。发明【刘豫奸邪，不是可以任用的人。这次因为有人推荐，才起用他为济南知府。看他要求改任其他州郡的心思，就可以看出他的不忠。他日他窃据中原，给宋朝带来祸患，又能归罪于谁呢？

译所以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表明宋朝失去济南的开始。二月，河北盗贼杨进等向宗泽投降。【杨进聚集三十万人，与丁进、王再兴、李贵、王大郎等各自拥兵数万人，在京西、淮南、河南北部往来侵掠。宗泽派人向他们说明祸福，全部招降了他们。其中有个王善，是河东的大盗，拥兵七十万，战车一万辆，想要占据京城。宗泽单骑来到王善营中，哭着对他说：‘朝廷危难之时，假如有一两个像您这样的人，哪里还会有敌患呢！今天正是您建立功勋的时候，不可错过。’王善感动流泪，说：‘岂敢不效力！’于是解除武装投降。金人进犯淮宁，知府向子韶战死。【金人昼夜攻城，向子韶率领军民坚守，派人到宗泽那里请求援兵，但援军尚未到，城就被攻破。金人想招降他，向子韶痛骂金人而不屈，最终被金人杀害，全家也都遭到杀害。事情上报后，朝廷赐谥号‘忠毅’。淮宁刚刚失守时，杨时听说后说：‘向子韶一定会死。’大概是知道他一向坚守节操。吕中说：‘建炎初年，河北只失去真定等四郡，河东只失去太原等六郡，其他地方本来都还在。李纲招抚、经略、总管各项事务的计划已经受阻，所以当时没有联合各方、合纵相援的形势。敌军正强盛，又不是一个州所能抵挡的。攻破一个州，又夺取一个州，使忠臣义士守着孤城等待覆灭，难道不可惜吗？’发明【死守节义的人一定要记载，是为了劝勉臣民为国尽忠。向子韶守卫淮宁时，竭尽全力坚守抵御；城池失守后，他奋力斥骂金人而不屈，直到被杀，这与唐朝的张巡、许远完全相同。若不是君臣大义已经深深显明于胸中，临难时怎么会没有苟且求生的过失呢？《纲目》特意把他揭示出来写在史册上，是为了褒奖忠臣、表彰节义，也为后世臣子不忠树立戒范。知州、防御使马扩在真定聚集军队，五马山奉信王榛为总制各寨的统帅。【马扩逃到五马山寨，聚集军队，并在民间找到上皇的皇子信王榛，奉他为总制各寨的统帅。两河遗民听到消息后，纷纷响应。金人进犯熙河，都监刘惟辅在新店迎击，击败了他们。陇右都监张严在五里坡追击交战，战败而死。【罗索攻破张严的军队后，声势更加壮大，率兵进犯泾原。曲端派吴玠在青溪岭迎击，士卒拼死战斗，大败金军。敌人于是向东逃往同州、华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人、五里〕 发明【‘逆’是趁敌人到来而迎面抵拒的意思；‘追’是敌人已经离去而跟踪追赶的说法。记载刘惟辅‘迎击’并说‘击破’，正是用来褒扬他的。然而张严拒敌而死，他的忠诚也值得称许，显著昭著于世，无可怀疑。为什么不写‘死之’，却写‘败死’呢？大概用兵之道，应当考虑万全。顺势而行就吉祥，逆势而行就凶险。所以《易经》说：‘军队驻扎在左边，不会有灾祸。’张严贪图功劳而轻率前进，落入敌人的计谋而死，军队遭到挫败，抬着尸体回来，这有什么益处呢？当时战争接连不断，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天下的生灵还能有多少呢？张严不能审察利害，轻率进攻招致祸患，使三军将士肝脑涂地，这是不懂得‘驻扎在左边’的意义。功业既没有成就，自身也难以保全，难道不可深深惋惜吗？所以不把他列为全节之臣，而是贬抑他，与那些邀功生事的人同样看待，其中责备他的用意，大概是很明显的。金将尼玛哈焚烧西京后离去，三月，翟进收复西京，诏令任命翟进为京西北路安抚使。【尼玛哈听说张严向东从河南出兵，向西进入关中援救罗索，便把西京的房屋全部焚毁，掳掠百姓向北而去。当时韩世忠率领部下万人奉诏前往西京，捕杀盗贼。尼玛哈又留下乌珠驻扎河阳等待韩世忠，翟进于是得以率领部众收复西京。尼玛哈在路上听说张严战死，便从平陆渡过黄河，返回云中。中山府知府陈遘被部下杀害。金人于是攻陷中山。【中山被围困三年，城中的粮食断绝，人人瘦弱困顿，已经不能拿起武器。知府陈遘想把城中的兵力全部集中起来出战，部将沙振暗中带着刀进入府衙，杀害了陈遘及其儿子陈锡等十七人。沙振出来后，被帐下士卒杀死，众人把他的尸体撕裂，身体和头颅都没有留下。城池失守后，金人看到陈遘的尸体，说：‘这是忠臣。’于是收殓并埋葬了他。发明【‘遂’是承接前一件事的词。上文写陈遘被杀，下文写金人攻陷中山，这就是说中山仍在抵抗敌人，并没有立即失守，而是因为陈遘死后才被攻陷。那么【原文“适之狗义”疑有讹误】的意义究竟如何呢？特意记载他的部下杀害陈遘，既是赞美陈遘忠于职守的美德，又是彰显宋人不能救援的过失，其中的意义也深切而明白。夏四月，金将乌珠再次进入西京，翟进将他击退。【乌珠率领军队来攻打西京，翟进与韩世忠迎战而战败。韩世忠身中许多箭，像刺猬一样，奋力作战才得以脱身，于是收集残余部队向南返回。乌珠进入西京后，翟进又聚集乡兵交战，多次击败金军，杀死金将翟海。翟进乘胜进入洛阳，金人率领怀州、孟州、蒲州、卫州的军队再次赶来，砍破城门进入。翟进与金军展开巷战，金人撤走。当时乌珠等人听说尼玛哈已经渡过黄河，也留下军队戍守河阳，向北返回。金朝，罗索进犯泾原，经略使曲端派吴玠迎击，罗索战败逃往同州、华州。【罗索击破张严后，声势更加壮大，率兵进犯泾原。曲端派吴玠在青溪岭迎击，士卒拼死作战，大败金军。敌人于是向东逃往同州、华州。石壕县尉李彦仙收复陕州。【金人攻占陕州后，让投降的人守城，并命他招集流散逃亡者。当时李彦仙据守三座营寨，多次击败金军，攻破金军五十多座营垒。他又用计收复陕州以及绛州、解州的各县。事情上报后，朝廷诏令李彦仙任陕州知州兼安抚使。发明【当时中原的士气渐渐振作起来，所以翟进收复西京、吴玠收复泾原、李彦仙收复陕州，《纲目》都详细写在史册中，所用的都是表示欣喜和褒扬的措辞。工部侍郎兼侍讲杨时被罢免。【皇帝刚即位时，任命杨时为工部侍郎。杨时入宫答对时说：‘古代圣贤之君，没有不把兴办学校作为要务的。’于是又任命他兼任侍讲。杨时因年老，接连上章请求外任，朝廷于是任命他为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洞霄宫。杨时当时在东郡，所交往的都是天下名士。前辈陈瓘、邹浩都以对待老师的礼节侍奉杨时。等到渡过长江后，东南的学者推尊杨时为程氏学说的正宗。

译任命信王榛为河外兵马都元帅。五月，下诏返回京师，没有实现。【当时宗泽招抚各路盗贼，聚集在京城之下，又招募士兵、储备粮食，召集诸将，约定日期渡过黄河。诸将都掩面流泪听命。宗泽于是上书进谏，大意说：‘祖宗的基业实在可惜，陛下的父母兄弟蒙受尘沙之苦，日日盼望救兵。西京的陵寝被敌人占据，今年寒食节已经没有祭祀的地方。而两河、二京、陕右、淮甸的百万生灵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陛下却想向南巡幸湖外？大概奸邪之臣这样做，一是为金人策划便利，二是因为奸邪之臣的亲属都已经用船送到南方去了。如今京城已经加固，兵器军械已经充足，民心士气也已经勇锐。只希望陛下不要挫伤万民抗敌的士气，而重蹈东晋覆亡的旧路。’奏章送到后，有人说信王榛有引泪河水流入汴京的谋划。皇帝于是下诏，选择日期返回京师。发明【记载下诏返回京师，是为此感到高兴；记载最终没有实现，是为此感到惋惜。李纲说：自古以来，中兴的君主如果起兵于西北，就足以占据中原并拥有东南；如果起兵于东南，就不能收复中原并拥有西北。宗泽请求还京的奏章，不知上了多少次，皇帝却都不听。这究竟是什么心思呢？当时父母兄弟蒙受尘沙之苦，西京陵寝被敌人占据，难道忍心抛弃京师而向南巡幸吗？时机不可错过，机会很难再来。前进一尺就能得到一寸，后退一寸就会失去一尺。高宗怯懦无为，因循苟且，忘记国家的大仇而不加忧虑，偏偏信任大奸臣而不自知。宁可失去中原、资助敌人，也甘心做江南的乌龟。这难道不值得深深奇怪吗？难道不值得深深叹息吗？像高宗这样的人，实在可以说是寄生的君主。唉！许景衡被罢免。【当时朝廷有重大政事，许景衡一定请求单独进见，极力劝谏。黄潜善、汪伯彦认为他与自己意见不同，便共同以他参与渡江南巡的议论为罪名，将他罢免。许景衡到瓜州后，因患暑热病去世，谥号忠简。许景衡得到程颐的学问，志向思虑忠诚纯正，议论从不随时势俯仰。去世后，皇帝思念他说：‘朕自即位以来，执政大臣中忠诚正直、遇到事情敢于进言的，只有许景衡。’ 发明【唉！许景衡是贤人君子。当时南巡的议论，是汪潜善、黄伯彦两个奸臣怯懦造成的，与许景衡有什么关系？如今两个奸臣一看到高宗答应宗泽的请求，便把祸害嫁给许景衡，好像自己没有参与其中。唉！两个奸臣本想欺骗人，恰恰因此欺骗了上天。我们究竟能欺骗谁？是能欺骗上天吗？君子对于这两个奸臣，还能不加以诛责吗？确定以诗赋、经义考试选拔士人的制度。【元祐年间，科举考试兼取经义、诗、赋；绍圣以来，停止考试诗赋。到这时，朝廷命令参考元祐年间的科举条例，制定考试选士的制度。中书省请求：学习诗赋的举人不兼习经义，学习经义的人只学习一经；解试、省试都按成绩计数，分别取录，再综合确定高下；殿试仍然回答三道策问。按照旧例，廷试前十名由内侍先把试卷进呈，以确定高下。皇帝说：‘选取士人应当务求极其公正，怎么能容许凭自己的意思升降名次？从今以后不要先把试卷进呈。’ 任命朱胜非为尚书右丞。○任命宇文虚中充任金国祈请使，宇文虚中投降了金国。【虚中当时逃到韶州，正赶上朝廷下诏寻找出使遥远异域的人，虚中接受诏命，于是恢复资政殿大学士之职，充任祈请使，自称臣下，奉表出使金国。当时金人正兴兵南侵，已经把王伦、朱弁留下了。虚中到达后，金人派他回去，虚中说：“我奉命北来，是为了请求二帝归还；二帝还没有回来，我不能回去。”于是便留在金国。当时金国刚开始建立制度，正在草创，颇爱惜虚中有才艺，屡次给他加官进爵，虚中都接受了，于是和韩昉一同掌管诏令。】发明【虚中投降金国，却不写作“叛”，难道也是有道理的吗？天子君临四海，拥有天下，却不考虑自我奋强以报仇，反而向金人祈求，那么派他出使的人本来就有罪，并不只是使者有罪。因此直书“降金”，而不说“叛”，是为了宽宥虚中而归罪于高宗。虽然如此，虚中奉命出使到金国，忘却君臣和敌我的区别，难道没有罪吗？他作为奉使之臣，厚着脸皮面向北方侍奉他人，说这是行己有耻，是不可以的；苟且偷生而侍奉两个姓氏，说没有辱没君命，也是不能成立的。唉！羞耻和厌恶之心，人人都有；没有羞耻和厌恶之心，就不是人。像虚中这样忍受耻辱、苟且容身，和禽兽有什么区别呢？所以一旦把他的资政殿大学士官职全部削去，正足以表明他叛逆的罪名罢了。这就是书法中深刻的用意。】诏令御营统制韩世忠访问宗泽，共同抵御金军。王彦率兵驻扎在滑州。【当时得到消息，敌军分路渡过黄河。诏令韩世忠和宗泽率领所属部队迎击敌军。宗泽听说王彦在太行山聚集军队，想大举进军太原，便任命王彦为忠州防御使、制置河北军事。他担心王彦孤军不能独自前进，便召王彦来商议军务。王彦召集各寨将领，详细指示方略，等待宗泽的军队会合，于是率一万多人先行出发。金人以重兵跟随在他后面，却不敢进攻。王彦到达汴京后，宗泽命令他的军队驻扎了将近十天，以守卫根本之地。王彦于是驻扎在滑州的沙店。宗泽上奏说：“臣想趁这个暑月，派王彦等从滑州渡河，攻取怀州、卫州、濬州等地；派王再兴等从郑州直趋西京陵寝；派马扩等从大名府攻取洺州、相州、真定；杨进、王善、丁进等各自率领所部军队，分路并进。渡过黄河以后，山寨中响应的忠义之民不下百万人。希望陛下早日返回京师，臣将亲自冒着箭石走在诸将前面。中兴大业一定可以很快建立。”奏疏送入后，黄潜善等嫉妒宗泽成功，从中阻挠。】金将罗索大肆掳掠后向东进军，于是攻打绛州。【起初，宗泽承制任命王庶为陕西制置使，曲端为河东经制使。不久，钱盖听说敌军攻打长安，便发檄文命王庶兼任节制怀庆、泾原军队的职务。后来金人向东返回，王庶认为金人带着大量辎重，可以袭击取胜，便发文给两路，要求协力交战。但环庆帅王似、泾原帅席贡不愿接受王庶的节制，于是写文回复，实际上却不出兵。金人到达清溪，被吴玠阻挡；到达咸阳后，望见渭南一带义兵遍野，无法渡河，于是沿着渭水向东。金军的分支部队进入鄜延，攻打康定。王庶急忙派兵截断河桥，又命刘延亮驻扎神水峡，切断金军的归路。敌军于是离去。曲端乘敌退却，又攻下秦州。曲端一向不愿隶属于王庶，等到刘延亮从凤翔回来，曲端便杀了他。王庶仍写信约请王似、席贡，想逼迫残余敌军渡河，重新据守大河。王似、席贡最终没有响应。当时绛州仍在为宋朝拒守，罗索回军攻打它。】

译发明【罗索是金国的一名将领，大肆掳掠后向东进军，于是攻打绛州。宋朝的守将完全没有牵制和邀击敌军的谋略，竟使敌人出入自如，任意掳掠，攻打城邑，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考察分注，王庶想谋划袭击取胜，却被王似、席贡阻挠；想据守黄河，又受到曲端、王似、席贡的压制。这样看来，宋人坐失战机，是诸将不协调造成的。《纲目》特意这样记载，可见它深切责备当时的用意。】张慤去世。【张慤善于理财，谈论钱粮利弊，就像指点手掌上的纹理一样清楚。他在朝廷上直言不讳，有大臣的气节；然而议论事情可不可行时，从不把情绪表现在言辞和脸色上，从未失去与同僚的和睦。当时舆论称许他。】六月，任命王庶节制陕西各军，任命曲端为都统制。【当时陕西抚谕使谢亮奉特别诏令赐给夏国庶一封移书，书中说：“大夫出使在外，如果有能够安定社稷、使国家获利的事情，可以专断办理。夏人的祸患较小，而金人的祸患既大又紧迫。现在这些贼军在熙河受挫，在本路败逃，子女玉帛多得不计其数，占据同州、华州，害怕暑热而停兵休息。阁下如果能奉持符节督率各路，协同举义，争先并进，也可以把他们驱逐过河，使整个秦地安定，再从容谋求恢复。谢亮没有听从。】秀州军队发生叛乱，御营统制张俊将其讨平。【秀州军校徐明等人作乱，守臣朱芾因此命张俊讨伐他们，张俊擒获徐明，将他押送到行在。秀州前任守臣赵叔近与王渊过去有嫌怨，张俊原是王渊的部曲，为了迎合王渊，便诬陷赵叔近与叛乱同谋，将他杀死。】京畿和淮甸发生蝗灾。发明【有见识的人不以天象来判断时势，而以时势来推知天意。敌军骑兵纵横驰骋，盗贼充斥各地，百姓的憔悴更加严重，天下的水深火热更加深重。京畿、淮甸是国家的根本之地，却发生了蝗灾，祸患已经很严重了。正值衰乱的时代，百姓没有确定的主人，而救灾恤患的政令却完全听闻不到，真可惜啊！然而，事物兴盛到极点就必然衰败，有兴盛就有衰替。徽宗享有先代积累的成就，却怀有奢侈扩张的心思，欺骗上天、虐待百姓，长期骄傲放纵、任意纵欲，只打算长久享受太平，却没有料到祸患从宫阙之下发生，全族向北迁徙，社稷分崩离析，遗留下的祸患直到今天仍没有停止。因此君主应当在祸患尚未形成时谨慎防范。】○秋七月，任命留守东京的宗泽去世，以杜充代替他。【宗泽前后上奏请求皇帝返回京城二十多次，每次都被黄潜善、汪伯彦压制。黄潜善、汪伯彦又怀疑宗泽会发动变乱，任命郭仲荀为副留守，来监视他。宗泽忧愤成疾，背上生了毒疮。诸将入内问候病情，宗泽惊然坐起，说：“我因为二帝蒙尘受辱，愤懑到了这种地步！你们如果能够消灭敌人，那么我死也没有遗憾。”众将都流泪说：“怎敢不尽力！”诸将出去后，宗泽叹息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他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家事，只是连续三次呼喊“过河”，便去世了。享年七十岁，东京人放声痛哭。讣告传来后，追赠观文殿学士，谥号忠简。宗泽的儿子宗颖身在军幕，平素深得士卒人心，东京人请求让宗颖继任父亲的职务；当时已经任命杜充代替宗泽，因而没有答应。杜充残酷而没有谋略，到达汴京后，把宗泽所做的一切全部反过来办理。于是豪杰离心，投降的盗贼又聚集在城下，随后离去进行掳掠。史臣说：“当二帝北行、宗社失去君主之时，宗泽一声号召，河北义军几十万人便像回声应和声音一样响应，实在是宗泽的忠义感动了他们。假使当时没有人从中抵牾牵制，那么迎回二帝、恢复旧都，不过举手顾盼之间罢了。黄潜善、汪伯彦嫉贤妒能、忌惮功劳，高宗又受到奸邪之人的言论影响，虽然认为善人是善人，却不能任用，使宗泽不能实现自己的志愿，发愤而死，真可悲啊！”】发明【宗泽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铁石，至死不改变，屹然成为东京的屏障，那么他的心对于宋朝确实是真诚的。好的谋略不能实现，因愤懑而死，实在令人悲哀。因此特意完整记载他的官职，以表示褒奖。杜充残酷而没有谋略，朝廷让他代替宗泽任留守，由此豪杰离心，投降的盗贼再次反叛，终于导致东京不能守住。杜充最终投降敌人，那还能责怪谁呢？所以特意记载“以杜充代替宗泽”，不只是讥刺当时的失策，也表明东京失守的祸根实际上就在这里。】广义【唉！宗泽的志向，难道不就是诸葛孔明的志向吗？只是孔明辅佐先主时，君主在上英明，臣子在下贤良，因此他的治道当时能够施行，没有受到阻挠压制；所以即使志向没有完全实现，千年以后想来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宗公辅佐高宗，却不是这样。当时君主在上昏暗，臣子在下奸佞，因此即使想施行自己的治道，也无法做到。假使他能够得到像先主那样的君主，那么群雄都会听命，巨奸都会被杀；金人即使狡猾，大概也有不足以消灭的地方吗？他的功业难道不会超过孔明吗？可惜他带着未实现的志愿死去，只能徒然引起后人的叹息。唉！如果九泉之下可以起死回生，应当把黄潜善、汪伯彦这两个奸臣处以磔刑，以向天下谢罪。】八月，制造御宝。【金人攻入汴京时，九宝中只有“大宋受命宝”和“定命宝”还在这里。皇帝又制作金质宝玺三方：第一方叫“皇帝钦崇国祀之宝”，第二方叫“天下合同之宝”，第三方叫“书诏之宝”。】贬任殿中侍御史马伸为监濮州酒税，马伸在途中去世。【马伸从湖南回来后上奏，列举黄潜善、汪伯彦违法的十七件事，请求迅速罢免二人的政权，另选贤能之人共同谋划大事。奏疏送入后被留在宫中，第二天改授他为卫尉少卿，马伸推辞不接受。他录下自己的奏疏，送交御史台，并且说：“如果臣的论奏可以采纳，就请立即施行；如果不对，就应当让我承担诬陷欺罔的罪名。”于是以疾病为由等待命令。诏令说马伸所言不实，将他送交吏部，责令他监理濮州酒税，并催促他上路。马伸心情安然，带着行李上路，最终死在途中，听到这件事的人都替他感到冤屈。马伸曾向程颐学习，勇于践行正义，常说：“我的志向在于推行正道；如果把富贵放在心上，就会被富贵牵累；如果挂念妻子儿女，就会被妻子儿女夺去志向。这样，道就无法推行了。”】发明【马伸被贬，起初并没有过错，只是因为上奏论述汪潜善、黄伯彦的奸邪，这本来是正确的话。正确的话却违背它，错误的话反而听从它，这究竟叫什么呢？《诗经》说：“小人相互勾结、相互诋毁，也是非常可悲的。谋划正确的，就全都违背；谋划不正确的，就全都依从。”我看他们的谋略，究竟要到什么地步才算完呢？唉！小人只是相同而不和睦，他们的谋虑实在深重。好的谋略不能施行，邪说于是猖獗起来，终于使正直之人被贬斥，客死途中，难道不可惜吗？】高宗亲身经历过艰难，前人的教训并不遥远，却竟然抛弃正直之人，信任奸佞之士。他处在徽宗那样的时代，却不成为徽宗，大概也很少见了。因此君主应当以端正内心、真诚意念为根本，以亲近贤能、远离奸佞为首要，天下或许才可以得到平治。

译广义【我曾经说过：自古以来国家败亡，常常是因为奸邪之人排斥忠良，而君主迷惑不能醒悟。就拿有宋来说，神宗没有看清王安石的奸邪，因此满朝君子被一网打尽，祸根就在这时埋下了。不久，大蔡、小蔡、大惇、小惇之类的人接着这样做，酿成徽宗、钦宗时的祸乱，最终没有人能够挽救，以至于宗社灭亡，百姓遭受涂炭，后妃受辱，全族沦落于夷狄之中，而高宗几乎也不能保全自身。这些征兆难道还遥远吗？《诗经》说：“夏后氏的覆车之鉴并不遥远。”何况是接续的世代，以及耳目所能接触到的事情呢？高宗得到马伸的奏疏后，本应立即警醒，改弦更张，辨明谁是君子而亲近他，谁是小人而疏远他，停止巡幸的计划，振作恢复的谋略，使忠良同心协力，奸邪失去势力，那么大事就不会败坏，大仇也可以报了。为什么马伸早晨进献忠言，晚上就接到贬谪诏书，最终导致忠良离心离德、奸佞肆意作恶，他的昏庸也几乎赶上徽宗、钦宗了呢？唉！宋室不能振兴，都是君主自己造成的，难道还能归咎于别人吗？】任命赵子砥知台州。【赵子砥到达燕山后，逃回南方。朝廷命辅臣询问北方的事情，他回答得十分详尽。赵子砥大致说：“金人讲和只是为了用兵，我国收拢军队却等待和议。我国与金国势不两立。从前契丹国主讲和，女真国主用兵，十多年间终于灭掉契丹。如今又走上了同一条路。譬如有人害怕老虎，就拿肉喂它，肉吃完后最终还是会被老虎吃掉。若设置陷阱等待它，然后才能制服老虎。”于是任命他知台州。】河北京东捉杀使李成叛乱，诏令江淮制置使刘光世讨伐他。【刘光世到达光州，大败李成的部众，招降两万多人，李成逃走。】金主乌奇迈废黜上皇为昏德公，废靖康帝为重昏侯，将他们迁往韩州。【金主命令二帝前往上京，穿着素服拜见金太祖的宗庙，随后在乾元殿拜见金主。金主封太上皇帝为昏德公，渊圣皇帝为重昏侯。不久，将他们迁往韩州。命令下达当天，把韩州城中的居民全部迁空。又命晋康郡王赵孝骞等九百多人到韩州与二帝同住，给他们田地十五顷，命令他们耕种以供自己生活。只有秦桧没有被编入其中，迁去依附达兰居住；达兰也优厚地待他。】发明【徽宗、钦宗是中国的君主，并不是金主所能废黜的。这里写“金主废黜他们”，大概是说宋朝不能自立、恢复中原，只信任奸邪，专门主持和议，只想着苟且偷安于朝夕之间；哪里知道年年输送金帛，国用屡屡耗尽，一旦敌兵进入都城，最终被俘获掳掠，竟然还不能以身殉社稷，只能忍受耻辱、苟且偷生，厚着脸皮接受金人的命令，听任金人废黜或安置。这对徽宗、钦宗父子相继都以“昏”相称，流离迁徙，连安定居住都来不及。此时想求得称臣、称侄，面向北方侍奉金人，却连这种地位也不可得，难道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吗？君主看到这些，也应当防微杜渐，未见祸患时就考虑防范；谨慎遵守礼制来治理国家，勤于政务来统治天下，务必彰明自己的德行，使天下归附；不要懈怠，不要荒废政事，使四夷称王归服。一定要让忠良辅佐政务，把奸邪全部斥退；中原既然得到治理，外患自然消除，这样也就差不多可以做到了。有天下的人，难道不应以此为鉴吗？】广义【从前宋朝曾经向金国称臣，金人既然已经使宋朝称臣，那么也就有权废黜宋朝君主了。然而《纲目》对金主直斥其名，对徽宗、钦宗仍尊称为帝，这是为什么呢？直斥金主之名，是讥刺他的暴虐；尊徽宗、钦宗为帝，是彰明他们所受的羞辱。虽然如此，把徽宗、钦宗父子称作“昏”，不也是合适的吗？】九月，郭三益去世。○金将鄂尔多袭击并攻破信王赵榛驻守的五马山寨，于是防备尼玛哈入侵。【起初，马扩从五马山前往行在，黄潜善、汪伯彦怀疑他不是真心效力。出发后，朝廷授予他密防使之职，命他侦察信王赵榛，并且命马扩听从各路的节制。马扩知道事情不能成功，于是留在大名府，没有继续前进。金将鄂尔多担心马扩带援兵到来，急忙发兵攻打五马山各寨，切断它们的取水道路。各寨都被攻破。当时诏令韩世忠率所属部队从彭城到东平，张俊从东京到洺德，马扩任河北应援使，以防备金将鄂尔多。五马山被攻破后，金军探知马扩的军队向南来，便派人飞驰报告尼玛哈，共同防备宋军。尼玛哈将要经过怀州、卫州向东进军，听说鄂尔多已经战败，而马扩驻军清平，于是从黎阳渡河，发兵攻打澶州、濮州。赵榛逃走，不知最终下落。】冬十月，隆祐太后前往杭州。【侍御史张浚请求先确定六宫居住的地方，诏令孟忠厚护送太后、六宫和皇子前往杭州，任命苗傅、刘正彦为扈从都统制和副统制。】杨进再次叛乱，侵扰汝州、洛州，翟进战死。【杨进再次叛乱，部众达到数万人，在汝州、洛州之间抢掠。翟进对此忧虑，和他的哥哥翟兴谋划攻击杨进，但没有成功。杨进派数百骑兵截断洛水，进犯翟进的营地。翟进趁敌军正在渡河时攻击他们，追击败兵数十里，攻破贼军四座营寨。他的马受惊，自己坠入壕沟，被贼军杀害。贼军乘胜进攻，大败官军。诏令任命翟兴为京西北路安抚招讨使。】发明【翟进忘却自身、为国殉死，死得其所，为什么不按照保全节操的事例给予褒奖呢？这是根据他的本心来判断。兵家的制胜方法不可不知道。孙子说：“所以能够向敌人显示自己不能，实际使用时却显示不用；在近处却显示在远处，在远处却显示在近处；实力充足时就防备它，敌人强大时就避开它，这样才没有缺失。”翟进倚仗胜势，没有预料到会被贼军杀害，那么就和那些邀功生事的人没有区别了，所以特意贬抑他，记作“战死”，用来深刻表明不满之意。作为将领，难道可以不知道兵家的制胜方法吗？】广义【我听说，良将用人，就像良医用药一样。因此乌头、葶苈是有毒之物，一遇到良医，都能作为辅佐之药而治愈人的疾病；否则即使是灵芝、茯苓、人参、白术，也可能杀人。看杨进在宗泽刚任东京留守时，率领三十万部众前来投降，宗泽能够任用他，杨进便低头听命，甘心受差遣。如今宗泽已经去世，杜充继任留守；杜充不能慎重守成，竟然只照旧行事，把宗泽的政策全部推翻，因此豪杰离心离德，导致杨进再次萌生叛乱之心，不肯为国破敌，反而放纵持戈作乱的念头。这不就像乌头、葶苈遇到良医或不良医师一样吗？由此可知，杨进再次叛乱，杨进固然有罪，也是因为杜充不能守住宗泽的政策。】濮州知州杨粹中袭击并击破了金国尼玛哈的军队。十一月，金军进攻濮州，杨粹中战死。

译【尼玛哈与鄂尔多合兵围攻濮州，认为濮州城小而轻视它，进军到了城下。知州杨粹中坚守城池，命将领姚端夜间袭击金军营寨。尼玛哈赤脚逃走，仅仅保住了性命。于是金军更加紧迫地攻城，共计三十三天才攻陷。杨粹中被擒，始终不屈而死。】发明【杨粹中这次行动，也可以说是邀功生事吗？回答说：不是。金人日益强盛，宋室日益削弱，如果有人有志于兴复宋朝，出奇制胜，正是《纲目》必定赞许的，何况敌军已经逼近城下呢？杨粹中恪守君臣大义，奋不顾身，城破后被擒，仍不屈而死，这是多么壮烈啊！所以《纲目》特意记载这件事以表彰其义，并以保全节操来褒奖他，用来劝勉后世臣子为国殉难。】金国罗索进攻延安，延安王庶派曲端率兵救援。曲端驻军襄乐，却不前进。【王庶到达京兆，曲端不愿隶属王庶。凡是王庶的命令，曲端大多找借口不执行。王庶无可奈何，只好又回到泾原找曲端。当时金国罗索渡过黄河，探知王庶、曲端不和，便合兵进攻鄜延。王庶调集从沿河直到冯翊的军队，占据险要防守。金人此前已经乘冰渡河，侵犯晋宁，进攻丹州；又渡过清水河，攻破潼关，秦、陇一带都震动起来。王庶传檄各路，调防守军抵御金军。当时曲端统率泾原的精锐部队，驻扎在淳化。王庶每天发文催促曲端进兵，曲端不听，却派副将吴玠收复华州，自己带兵在路上拖延。从邠州到三水，与吴玠驻军襄乐防守。金军急攻延安，王庶从坊州收集逃散的士卒前往救援。兴元府知府王▯也带领所属部队赶去。等到王庶到达甘泉时，延安已经失守。王庶无处可归，便把军队交给王▯，自己率领一百名骑兵和属官驰赴襄乐慰劳军队，仍以节制使的身份要求曲端服从，想要依靠曲端来辅佐自己。曲端更加不满，见到王庶后责问延安失守的情况，并图谋杀死他但没有成功，于是拘禁王庶的属官，夺取他的节制使印。王庶防守失败后自行弹劾，得到诏令罢免京兆守职，于是离开。当时王▯率领两军驻扎在庆阳，曲端派统制张中孚去召他，说：‘王▯如果不听命，就把他斩首带回来。’】【等王▯已经离开后，才去追赶他，已经来不及了。】发明【凡是记载救援的，没有不含有褒义的。出兵征伐而记载驻军，以驻军为善；出兵救援而记载驻军，则以驻军为讥责。曲端驻军襄乐而不前进，正是在讥责他。当时敌人窥伺延安，形势已经十分危急，曲端多次接到王庶的檄文，就应当立即赶去救援。一来可以解除延安倒悬般的危急，二来可以减轻君主和父亲的震恐，这才对。为什么统率精锐部队驻扎襄乐却迟迟拖延？他的怠慢之心已经显露出来了。臣子不应拥有专擅之权，若擅自专权就必定受诛。曲端的军队足以击破敌人，曲端的勇气足以抵抗敌人，却这样迟疑退缩，这应当怎么说呢？所以特意记载‘驻军襄乐而不进’，是为了治他不急于救君的罪。】广义【唉！统帅之臣，谁不想为国击破敌人、建立功名呢？然而没有同心同德，就没有能够成事的。假如王庶、曲端同心一意，像率然蛇在山中一样首尾相顾，那么富察罗索一定会被擒获，哪里还用说什么救援呢？正因为他们心意不一，所以既获防守军队、丧失土地的罪责，又成全了金人的谋划。】《尚书》说：‘你们还是同心协力，努力建功吧。’ 又说：‘你们还是同德同心，坚定地建立功业，以求能够长久地保持下去。’可惜王庶、曲端不能明白这个道理。】

译金国开始编修国史。【女真人起初没有文字，尼玛哈喜欢访问女真老人，得到许多祖宗遗留下来的事情。等到金主即位，韩昉等人都在身边，通晓文学的人才逐渐得到擢用。到这时，金主下诏采集女真的遗言旧事，用来编修国史，命乌页和耶律迪延掌管此事。】金国乌珠攻陷开德府、相州。○任命魏行可代理礼部侍郎，出使金军。【魏行可应募出使金国，在澶渊会见金人。金人知道他是平民出身，借给他一个官职，待他十分轻慢，于是把他扣留不遣返。魏行可曾写信给金人，警告他们不能收敛暴行，终将自取焚灭之祸，最后死在金国。】在寿宁寺朝拜享祭祖宗神主。广义【自古以来，祖宗创立基业，谁不希望子孙能够守成呢？高宗不能兴复祖宗的事业，也不能回到旧都，反而流离迁徙到这里，他有负于祖宗的地方太多了。如今不能在太庙和祖宗陵寝朝拜享祭祖宗，却在僧寺中朝拜享祭；如果宋朝祖宗有灵，一定不会接受这种使自己蒙受羞辱的祭享。唉！高宗即使不觉得有愧于祖宗，难道不觉得有愧于这座寺院的僧人吗？】○举行郊祀，大赦天下。发明【事情有缓急，时代有治乱；如果这两者失去次序，就会颠倒错乱。自从宋室纲纪败坏、女真兴兵扰乱以来，四五年间形势一天比一天猖獗。考察宋人抵御敌人的措施，除了诏令韩世忠、宗泽防备金人之外，再没有听说别的措施。其间金军攻陷的州郡，几乎占天下的一半。到这时，又攻陷濮州、延安、闻德、相州，如入无人之境。当时天下没有听说有勤王军队，朝廷没有听说有击破敌人的功劳，只看见宰相蒙蔽天子，天子犹豫不决罢了。强敌如此横行，而宋朝君臣完全没有一条计策，只听说派魏行可出使金国、朝拜享祭祖宗神主、举行郊祀大赦。唉，浅陋啊！像高宗这样，实在是形势危急时却采取缓慢的行动，国家混乱时却实行治理太平的做法。《纲目》把这些事一一记在册中，不再另加贬斥，而他的过失自然显现。】○金人攻陷晋宁军，知军事徐徽言抵抗并击退金人；府州知府折可求叛变投降金国。【此前，徐徽言暗中联络汾、晋一带的土豪，约定收复旧地后，就上奏朝廷授予他们守长之职，听任他们世袭。朝廷担心他们与敌人结盟，压下了他的请求。敌人忌惮徐徽言，想尽快攻陷晋宁以除掉这个隐患。金军攻破延安后，便从绥德渡过黄河，围攻晋宁三个月。徐徽言多次击退他们。到这时，徐徽言约折可求出兵夹攻金人。罗索听说后，抓住折可求的儿子折彦文，命他写信招降折可求。折可求于是率领所属的麟、府、丰三州投降金国。折可求与徐徽言结有姻亲，金人让折可求到城下招降徐徽言。徐徽言拉弓射他，折可求逃走。徐徽言率兵攻击金军，大败金军，斩杀罗索的儿子。】发明【中国士大夫之所以可贵，只在于具有礼义廉耻这四种品德。四者既然丧失，那么穿着冠裳却像禽兽牛犊一样，凭什么列在人类之中呢？金人入侵时，晋宁的徐徽言竭尽全力坚守，于是约折可求合兵抵御敌人。只要还有人心，就一定应当同谋协力来扶助王室，这本来就是臣子的职责。为什么却因为敌人抓住了儿子，就相继投降金国呢？这样一来，礼义廉耻都被扫地了。所以直书‘叛降’，用来表明其罪不可赦。】吴玠袭击史斌，将他斩杀。【史斌包围兴元，没有攻克，带兵奔向关中。义兵统领张宗诱骗史斌返回长安，想慢慢图谋消灭他。曲端大怒，张宗派吴玠袭击并斩杀史斌，曲端自己又袭击张宗，将他杀死。】十二月，刘豫叛变投降金国。【达兰包围济南，刘豫派儿子刘麟抵御并击退金军。达兰派人招降刘豫，以利益诱惑刘豫，利用他报复先前的怨愤；刘豫于是杀死济南骁将关胜，率领百姓投降金国。百姓不肯跟从，刘豫便用绳索从城上缒下，向金人表示归顺。】发明【考察分注，达兰包围济南时，刘豫有击破敌人的功劳；等到达兰以利益诱使刘豫率众投降金国时，《纲目》把这件事全部删去。直书‘刘豫叛降金’，是为了表明济南的力量仍足以抵抗敌人，是刘豫自己投降的。然而刘豫既然承担着专守一城的重任，又反过来投降仇敌、背叛君主和父亲，后来僭越立国、非分地谋求帝王称号时，他的罪责就无法逃脱了。这就是《纲目》记载他叛变投降，用来按反逆之罪惩罚他的原因。】金国鄂尔多攻陷大名，提刑郭永战死。【鄂尔多进攻大名，攻势十分紧迫。守臣张益谦想逃走。郭永说：‘北门是用来屏障梁、宋的，敌人得势，朝廷就危险了。’于是亲自率兵，日夜登城防守，又用绳索缒下敢死之士，向行在告急。大雾四面弥漫，城池终于失守。张益谦和转运判官裴亿出城迎接投降。鄂尔多问：‘城破了才投降，为什么？’两人以郭永不肯投降作为托辞。鄂尔多派骑兵召郭永来，对他说：‘阻止投降的是谁？’郭永说：‘不肯投降的就是我。’鄂尔多用富贵诱降他。郭永骂道：‘无知的东西，我恨不得把你剁成肉酱，以此报国，哪里还谈什么投降！’鄂尔多大怒，把郭永及其家属全部杀死。】发明【郭永的职务是提刑，不是守臣一类的人，但他尚且率兵坚守，力竭而死。当时张益谦、裴亿之流苟且偷生、投降敌人，他们的罪过怎么杀戮也不能抵偿吧？看他们辱骂敌人的话，就可以知道他们君臣大义分明，死节的责任已经确定。因此特意记载一个‘死’字，是为了褒许他保全节操。】广义【张益谦、裴亿不能为国死守疆土，而郭永为此而死，所以两人的生还还不如郭永一人的死。孟子说：‘那么凡是可以求得生存、可以避开祸患的事情，为什么不去做呢？’张益谦和裴亿就是这样。至于舍弃生命而取义，能够尽到臣节的人，只有郭永一人做到了。】任命黄潜善、汪伯彦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颜岐、朱胜非为门下中书侍郎，卢益同知枢密院事。【黄潜善、汪伯彦入宫谢恩，皇帝说：‘黄潜善做左相，汪伯彦做右相，我还担心什么国家大事办不成呢？’当时金兵横行山东，群盗纷纷起兵，但黄潜善、汪伯彦既没有谋略，又专权放纵。东京交给御史，南京交给留台，泗州交给郡守。进谏的人不采纳其意见，请求援兵的奏章也不上报朝廷。金兵一天天向南推进，而黄潜善等人却认为那只是李成的余党，不值得忧虑。】发明【宰相的职务，是治理国家、辅佐君主，所关系的事情极为重大。如果只是尸位素餐，却没有经略筹划的才略，怎么能称为宰相呢？高宗任黄潜善、汪伯彦为宰相，却任颜岐、朱胜非为参政，可以说是物以类聚了。唉！高宗认为汪、黄有才能而任用他们为相，这和把老马反而当成小马驹、不顾后果有什么不同？正如该吃饭就应吃饱，该斟酒就应适量饮用。然而汪、黄只知道靠诬陷害人来取得爵位，却不知道自己不能胜任。所以特意这样记载，以深深贬斥他们。任用宰相到了这种地步，那么时局如何，难道还看不出来吗？】

译广义【分注详细记载：汪、黄这两个奸贼蒙蔽高宗，而高宗安然不知反省，只使后世百代的人感到不平。然而高宗没有受到金人的羞辱，只是侥幸罢了。假使金人像对待他的父亲、兄长那样对待他，他将会得到像昏伯那样的封号了。《大易·丰》上六说：‘把屋子建得很高大，却用草帘遮蔽自家；打开门，好像没有人；三年不相见，凶。’说的就是高宗。】金国尼玛哈攻陷袭庆府。【有军士想挖掘孔子的墓，尼玛哈问他的通事高庆裔：‘孔子是什么人？’高庆裔回答：‘是古代的大圣人。’尼玛哈说：‘大圣人的墓，怎么可以挖掘？’于是杀死了那个军士。】任命礼部侍郎张浚参赞御营军事。【张浚极力说金人一定会来，请求预先做好防备。黄潜善、汪伯彦认为这是过度谋划，反而嘲笑他。朝廷命张浚参赞军事，与吕颐浩训练河朔的军民。】【己酉】三年【金天会七年】春，正月，河北制置使王彦退休。【王彦把所属兵马交给东京留守司，自己率领亲兵奔赴行在。见到黄潜善、汪伯彦后，他极力陈述两河忠义之士伸长脖子盼望王师，希望借助民心大举北伐。他言辞激愤，黄潜善、汪伯彦二人大怒，于是请求降诏免除他入朝答对，差遣他充任御营平寇统领。王彦于是称病退休。】发明【凡是记载某人致仕，都是褒许他知进退、知止足。然而天下尚未安定，夷狄尚未平息，正是任用人才的时候，为什么要退休呢？大概其中一定有原因。王彦极力陈述恢复故土的建议，却触怒汪、黄，因而称病退休，可以看出他内心抑郁、不能自我伸张的意思。《诗经》说：‘雨雪纷纷，见到阳光就消融。’没有人肯把他留下，反而任凭小人一再骄横。高宗偏信谗言，不肯贬退那些小人、留下王彦，只把忠言当作谄媚之言，把谄媚之言当作忠言，中兴大业怎么能够成就呢？这样看来，小人的祸害加剧了，君子的道路消失了。《纲目》记载他的官职而写他致仕，是为了特别褒奖王彦，同时深深责罪当时的君主和权臣。难道在兵乱仓促之时，武臣退休还可以逃避自己的责任吗？】广义【伟大啊，王彦看清形势而果断决绝！然而他难道不知道黄、汪二奸贼不想北伐吗？只是因为权势掌握在二奸手中，不得不向他们陈述罢了。假使不向他们说，而只向高宗陈述，大概会发现高宗的意志也就是二奸的意志。上下同心，也未必一定会得到高宗的批准。王彦不说而直接实行北伐，不可以；陈述后没有得到批准却直接实行，也不可以。两者没有一个可行，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实行自己的志向罢了。所以在降诏免除入朝答对时，他立即称病退休。他的操守和行动是多么勇敢啊！《易经》所说的‘豫之介石’，王彦也有这种品格。】任命路允迪签书枢密院事。○盗贼张用、王善再次反叛，进犯淮宁。【张用、王善驻扎在京西，连绵占据数州，从京西直到光、寿，占据千里土地，兵马接连不断，所到之处掳掠粮食，全部抢掠一空。】金国尼玛哈攻陷徐州，知州王复战死。【金人包围徐州城，王复和儿子王倚率领军民奋力作战。外援没有到达，城池失守后，王复对尼玛哈说：‘坚持死守的人是我，希望杀死我而放过僚属和百姓。’尼玛哈想招降他，王复辱骂金人，求死不降，全家一百口人都被杀死。】发明【王复的死，是为大义而死。看他对敌人所说的话，就可以知道他尽忠不屈的心志。因此特意记载他‘死’，是为了不埋没他的节操。】韩世忠防守并出兵救援濮州，军队到达沭阳后溃败，金国尼玛哈于是进入淮、泗。【韩世忠驻军淮阳，防备山东军队以援救濮州。尼玛哈听说后，分兵一万人奔赴扬州，自己率大军迎战。韩世忠因兵力寡少不能敌，连夜退走。尼玛哈跟踪追赶到沭阳，韩世忠丢下军队逃往盐城，军队于是溃散，张遇战死。尼玛哈进入淮阳，派三千骑兵攻取彭城，又从间道奔赴淮东，进入泗州。】二月，诏令刘光世率兵阻挡淮河，以抵御金军。刘光世的军队溃败，逃回。金国尼玛哈于是攻陷天长军。皇帝逃往镇江。【尼玛哈到达楚州，守臣朱琳投降，于是乘胜向南推进。金军攻陷天长军，内侍邝询报告金兵到来，皇帝立即披甲上马，驰奔瓜州，徒步找到一只小船渡过长江，只有几名防胜军士卒以及王渊、张浚、内侍康履等人跟随。天黑时到达镇江府。当时汪伯彦、黄潜善正率领同僚听浮屠克勤说法，罢守食堂的官吏大声喊道：‘皇帝已经出发了！’二人面面相觑，仓皇失措，于是穿上戎装骑马向南奔驰。居民争相出城，死者尸体相互枕压在一起，没有不怨恨愤怒的。司农卿黄锷来到江边，军士以为他是黄潜善，骂道：‘误国误民，都是你的罪过！’黄锷正要辨明自己是谁，头已经被砍下了。这一天，金将马五率领五百骑兵先驰到扬州城下，听说皇帝已经向南走了，便追到扬子桥。当时事变发生得仓促，朝廷的仪仗器物全都丢弃了。太常少卿季陵急忙取出九庙神主带走，出城不到几里，回头望见城中烟火直冲云天，季陵被金人追赶，在道路上丢失了太祖神主。】发明【刘光世接受命令抵御金兵，军队溃败而死，本来是他的职责所在。为什么却苟且偷生、侥幸求免，丢下军队逃回来呢？难道这是侍奉君主的大义吗？所以记载‘逃回’，是责备他的怯懦。金军攻陷天长，逐渐逼近京畿，高宗却没有听说命令将领出师，背城一战。只看见天子单骑逃走，宰相还在听浮屠讲法，这应当怎么说呢？所以《纲目》说：‘在这里记载皇帝奔往镇江，不以天王的礼节对待他，而以匹夫平民的事情对待他，可以说是把他贬低到极点了。’周天王出居郑国，《春秋》讥刺他。像这样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的人，一旦失去国家而奔逃，竟然还不如一个平民。所以特意记载‘奔镇江’，是为了深深讥刺他。这次行动中，君臣都应受到责罪。】广义说：唉！汪、黄这两个贼臣欺骗君主、误害国家，竟到了如此极端的地步，他们的罪行哪里是杀戮所能穷尽的？当时四面都已经是金兵了，他们还听和尚讲法，和平日没有两样。孟子说：“把危险当作安稳，把灾祸当作有利，乐于做那些导致自己灭亡的事情，说的不就是这两个贼臣吗？”如果不是邝询报告消息，赶紧渡江，高宗也会被擒获了。假使李纲没有被安置，王彦没有辞官，采纳马伸的意见罢免这两个贼臣，那么高宗未必会狼狈到这种地步。唉！这样说来，高宗东奔西逃，难道不是自取其祸吗？皇帝前往杭州，任命吕颐浩为签书枢密院事，镇守镇江。

译皇帝到达镇江，住在府治。第二天，召见随从大臣，询问是去还是留。吏部尚书吕颐浩请求留下皇帝驻跸，以便作为江北的声援，群臣都认为可以。只有王渊说：“镇江只能防守一个方向；如果金人从通州渡江，占据姑苏，那将怎么办？不如钱塘有两道江水的险阻。”皇帝于是作出了决定，任命吕颐浩为江淮制置使，与行在五军制置使刘光世驻守镇江。又任命扬惟忠节制江东军马，驻守江宁。这天晚上皇帝从镇江出发，过了四天驻扎在平江，命朱胜非节制平江、秀州军马，张浚任副职，留下王渊守卫平江。又过了两天驻扎在崇德。当时吕颐浩随行，皇帝立即任命他为同签书枢密院事、江淮两浙制置使，带领二千士兵回去驻屯京口。又命张浚率八千士兵守卫吴江。广义说：金陵是帝王建都之地，有石头城的坚固和长江的险要，所以像吴、晋、宋、齐、梁、陈这些国家，无不借助这里来巩固王业。然而它们都不能统一天下，并不是这个地方的过错，而是因为沉溺于苟且偷安罢了。难道杭州是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可以相比的吗？何况杭州不过是东南沿海的一个郡罢了，从未听说有在这里立国而能够复兴的。高宗为什么偏偏选择这里呢？我知道他的心意，他不是不想留在金陵，只是忧虑金人的逼迫，眼下只求苟且偷生、免于死亡而已，哪里还有别的打算呢？假使金人乘胜攻取杭州，也只有航海这一条办法罢了。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呢？人们说宋高宗中兴，这实在还不足以符合有识之士的议论。派阁门祗侯刘俊民出使金军，下诏录用张邦昌的亲属；仍命刘俊民带着张邦昌送给金人的约和书稿出发。金将罗索攻破晋宁军，徐徽言为此战死。罗索攻破晋宁军后，徐徽言据守子城抵抗，后来冲破包围逃走，被擒获。金人让他下拜，他不拜；用兵器威逼他，他也不动。罗索命折可求劝他投降，徐徽言大骂罗索，金人便杀了他。统制孙昂以及士卒都不屈服，也被杀害。事情上报后，追赠徐徽言为晋州观察使，谥号忠壮。发明说：徐徽言守卫晋宁，已经为国家尽力很久；城池失守后，他奋力痛骂敌人而不投降，确实称得上威武不能屈服，所以特意以保全气节来褒奖他。皇帝到达杭州，下诏实行赦免。皇帝驻跸杭州，以州治作为行宫，下诏自责，征求直言，赦免死罪以下的人，放还被流窜贬斥的士大夫，唯独李纲不予赦免，也不放他回来，大概是采用黄潜善的计谋，以治罪李纲来向金人谢罪。和州防御使马扩应诏上书，说此前的事情有四项错误、六项过失。现在希望陛下西幸巴蜀，使用陕右的军队，留下重臣镇守江南，安抚淮地，破坏金人的谋划，挽回天下人心，这是上策。把都城建在武昌，那里像衣襟和腰带一样联系着荆湖，又控制着川、广，可以招集义兵，在上游屯兵，占据险要地势，秘密约集河南各路豪杰，许诺他们取得土地后世代守护，这是中策。驻跸金陵，防备江口，疏通漕运，训练水军，优厚地激励将士，希望侥幸取得一次胜利，观察敌人的形势，预先准备迁徙，这是下策。如果依仗长江以为可以凭恃，庆幸金人不来，犹豫拖延，等到秋冬，金人再次出兵，驱赶掳掠船只，江淮千里之地，数路并进，到这时才后悔，就是无策了。马扩接连写了几千字，全都切中事机。金人焚烧扬州后离去。金人焚烧扬州后离去，吕颐浩派陈彦渡江袭击金军的残余部队，收复扬州。黄潜善、汪伯彦因罪被罢免。黄潜善、汪伯彦自知不能被众人容忍，联合上奏请求退职。中丞张澂列举两人的二十项大罪，说他们使陛下蒙受屈辱、天下人怨恨，请求加罪斥退，于是罢免黄潜善的官职，改任江宁府知府；罢免汪伯彦的官职，改任洪州知州。黄潜善卑鄙地把持国柄，嫉妒残害忠良，驱逐李纲，阻挠宗泽。台谏和内侍中的进言者跟随他陷害他人，以奇祸相加，朝廷内外都对他咬牙切齿，而皇帝却没有醒悟。汪伯彦任职时间较短，议论者有的说应当减轻他的罪责。发明说：《诗经》说：“教猴子爬树，就像在泥涂上再涂泥。”君子有美好的谋略，小人便来依附。朱熹说：这是说小人本来骨肉之恩就淡薄，君王又喜欢谄媚奸佞，把他们招来，这就像教猴子爬树，又在泥地上再加一层泥涂附着。如果君王有美好的道德，小人反而会把它当作善行来依附，就不会到了这种地步。汪、黄主张议和而误国，嫉妒贤能、欺骗君主，以至于金人入侵、皇帝流离失所，这都是两人的罪过。难道不是高宗喜欢听信谄媚奸佞，才使小人有机可乘吗？现在因人们的议论而罢免他们，是适宜的。因此直书其事以归罪于他们，正是深深贬斥。广义说：汪、黄这两个贼臣的罪行，即使在朝市处以磔刑，也不足以向天下谢罪。难道仅仅贬官就能让人心满足吗？高宗对李纲反而加以安置，对这两个贼臣却罢免，这样颠倒是非，拿什么作为后世的教训？君子把恢复旧业的希望寄托在高宗身上，大概已经看出这件事很难了。任命叶梦得、张澂为尚书左丞、右丞。追赠陈东、欧阳澈官职；仍任用他们各自的一名亲属，抚恤他们的家属。又召马伸前往行在，当时马伸已经去世，于是下诏追赠他为直龙图阁。发明说：尹氏说：如果没有甬东之祸，伍子胥的劝谏就不会得到验证；如果没有淝水之败，王猛的话就不会得到报偿。唐太宗在征伐辽地之后思念魏征，唐玄宗在逃奔蜀地之后思念张九龄。忠臣和智士替国家作长远谋划，而君主常常忧在忽视他们的话、不予采用。等到祸患和失败已经形成，才回头想起过去的劝告，仿佛蓍草、龟甲和明镜一样清楚，丝毫没有差错，但已经来不及了。难道上天本来就要借此显明忠臣贤士的先见之明吗？此前陈东、欧阳澈论说黄潜善误国，请求高宗北伐，皇帝不听，反而杀害了他们。现在已经三年了，他们过去所说的话没有一件不应验。因此每当金人再次入侵，虽然表面上起因在金人，实际上都是汪、黄二人酝酿造成的。高宗赞赏他们的忠诚，却不诛杀两个贼臣，这说明高宗还没有完全了解陈东、欧阳澈。纲目在这里特意记载追赠官职，其中所包含的悔悟之意，又是何等深切啊！君主读到这里，难道不应当在天下无事时听取并采用忠言，而不要只在发生事情以后徒然思念吗？唉！三月，任命朱胜非为尚书右仆射，兼任中书侍郎；命张浚驻守平江。叶梦得被罢免，任命王渊为同签书枢密院事。

译此前，皇帝渡江后，刘光世见到皇帝，哭着说：“王渊专门管理江上和海上的船只，每次都说有紧急情况也不会耽误。如今臣所统率的军队有几万人，骑兵二千多人，却无法渡过江去。”王渊恼怒他这样说，杀了江北都巡检使皇甫佐来为自己辩解。朱胜非急忙赶去见王渊，督促他处理此事；王渊起初谋划已经没有斩杀的打算，后来却因此失去了诸将的心。到这时，任命的诏令下达，诸将纷纷议论。皇帝于是命王渊免去进呈文书时签押的手续。任命吕颐浩为江东安抚制置使。随从护卫皇帝的统制苗傅、刘正彦作乱，杀死王渊以及内侍康履等人，劫持皇帝把帝位传给魏国公旉，请隆祐太后临朝听政。苗傅自负是世代将门出身，对王渊突然升任显贵爵位，心中不平。刘正彦也因为招降大盗，功劳很大而赏赐微薄，怨恨皇上。两人于是结交。此时内侍康履、蓝珪依仗恩宠掌权，康履尤其任意作威作福，轻慢各位将领，诸将都嫉恨他。适逢内侍到浙江观看潮水，供应帐幕的队伍挡住道路。苗傅等人愤怒地说：“你们使天子颠沛流离到这种地步，竟然还敢这样吗！”中大夫王世修也嫉恨内侍专横，便告诉刘正彦。刘正彦说：“将来应当一起除掉他们。”等到王渊进入枢密院，苗傅等人怀疑他是靠内侍提拔的，于是与王世修谋划，先杀王渊，然后再杀宦官。计议已经定下，当时刘光世任殿前都指挥使，百官入朝听宣制令。苗傅、刘正彦命王世修在城北桥下埋伏士兵，等王渊退朝就把他拽下马，诬称他与宦官结交谋反。刘正彦亲手斩杀王渊，随即与苗傅拥兵来到行宫门外，把王渊的首级悬挂在行宫门前，分头逮捕内侍，将他们全部杀死。康履飞奔入宫报告皇帝，皇帝大惊。朱胜非急忙登楼，责问苗傅等人擅自杀人的缘故。中军统制吴湛推开宫门，引苗傅的党羽进入内廷，上奏说：“苗傅等人并没有辜负国家，只是替天下除害罢了。” 杭州知州康允之见事情紧急，请皇帝登楼安抚劝谕他们。将近中午，皇帝登楼，苗傅等人望见黄盖，仍然高呼万岁并下拜。皇帝倚着栏杆呼唤苗傅等人，询问原因。苗傅厉声回答：“陛下信任宦官，赏罚不公平；军士有功的不奖赏，内侍所主持的人却能得到官职。黄潜善、汪伯彦误国到了这种地步，仍然没有被远远流放。王渊遇到贼人不作战，首先渡江，因为结交康履，才被授予枢密院职务。臣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功劳多而赏赐少，臣已经斩了王渊，外面的内侍也都杀完了，还请把康履、蓝珪一并诛杀，以向三军谢罪。”皇帝说：“黄潜善、汪伯彦已经降职贬黜，康履、蓝珪应当再加重处罚，你们可以回营了。”苗傅说：“天下百姓无辜，肝脑涂地，只是因为宦官擅权。如果不斩康履、蓝珪，臣就不回营。”皇帝仍未答应，过了一段时间苗傅的军队还不退，皇帝不得已命吴湛把康履交给他们。苗傅立即在楼下将康履腰斩，剁碎他的肉，把他的首级悬挂起来与王渊的首级相对；又逮捕蓝珪，将他斩首。把蓝珪编管到远州。皇帝劝苗傅等人回营，苗傅等人上前说：“陛下不应当立即登上帝位，将来渊圣皇帝回来，不知该怎样处置这件事。” 皇帝命朱胜非从楼上用绳子垂下去，委婉曲折地劝说他们。苗傅请求隆祐太后共同听政，又请求派人出使金国商议和议，皇帝答应了。随即下诏请隆祐太后垂帘听政。苗傅等人听到诏令却不下拜，说：“本来就有皇太子可以立为皇帝，何况道君皇帝已经有先例。”朱胜非回来报告皇帝，皇帝说：“朕应当退位避让，但必须要有太后的手诏。”于是派颜岐入内，请太后登楼。太后到来后，皇帝站在柱子旁，随从官员请皇帝就座，皇帝说：“我已经不应当坐在这里了。”太后于是乘肩舆下楼，出门见苗傅等人，劝谕他们说：“自从道君皇帝任用蔡京、王黼更改祖宗的法度，童贯挑起边境事端，才招致金人，酿成金人的祸患，这难道与当今皇帝有关吗？何况皇帝本来没有失德，只是被黄潜善、汪伯彦所误，如今他们已经被流放贬逐，统制难道不知道吗？”苗傅等人回答：“臣等一定要太后做天下之主，奉皇子为皇帝。”太后说：“如今强敌就在面前，我一个妇人抱着三岁的孩子来决定政事，凭什么号令天下？敌国听说后，难道不会更加轻视侮辱我们吗？”苗傅等人不听，太后回头对朱胜非说：“今天正需要大臣果断决策，相公难道不能说一句话吗？” 朱胜非回来报告皇帝说：“苗傅等人的心腹中有个王钧甫，刚才告诉臣说：‘两位将领忠诚有余而学识不足。’这句话可以作为日后谋划的开端。”皇帝于是立即就座，起草诏书把帝位禅让给皇子，同时请太后共同听政；宣读诏书时，苗傅等人指挥军队退下。于是皇子旉即位，太后垂帘听政，尊皇帝为睿圣仁孝皇帝，以显宁寺作为睿圣宫。当晚把皇帝迁入其中居住，大赦天下，改元明受，任命张澂兼任中书侍郎，任命韩世忠为御营使司提举一行事务，任命张浚为秦凤副总管，把他的部众分隶各军。又任命王孝迪为中书侍郎，卢益为尚书左丞，加授苗傅为武当军节度使，刘正彦为武成军节度使，任命吴湛主管步军司，任命王孝迪、卢益为大金国信使。朱胜非上奏说：“太后垂帘听政，按旧例须有两人一同应对，这是太平时期的旧制；但今日事机应当保密，请允许臣僚单独入对，并且每天带苗傅党羽中的两人上殿，以消除他们的疑虑。”太后对皇帝说：“幸亏有这个宰相，如果汪、黄还在位，事情已经一团糟了。”

译苗傅等人想要挟持皇帝前往徽州、越州，朱胜非向他们说明祸福，他们才停止。发明说：两个叛逆的宦官发动作乱，皇帝的拥立废立都掌握在他们手中，而群臣对此无可奈何，那么宋王室衰弱不振的形势就可以看出来了。又怎么能够恢复旧有疆土、使天下中兴呢？根据事实直书，意义自然显现。广义说：大体说来，君主所凭借来治理国家的，不过是刑罚和赏赐罢了。刑罚和赏赐，是治理天下的工具。若不是内心极其公正明察，怎么能够掌握这个权柄来惩罚和劝勉天下人的心志呢？为什么这样说？刑罚和赏赐应当出自上天，而不应出自个人。所以皋陶说：“上天任命有德之人，赐给五等服饰以彰明其功；上天惩罚有罪之人，施用五种刑罚。”所以说：“在朝廷上授予人爵位，要与众人共同决定；在市上处刑罪人，要与众人共同弃绝他。”所谓“众”，就是公正所在的地方。公正就是合于天，偏私就是出于人。做君主的，应当效法上天施行政令，养育万民，怎么可以不用公正而用偏私呢？高宗处在国势艰难的时期，不能树立处境越困穷、意志越坚定的志向，动不动就听信谗言，使刑罚赏赐的大权常常出自奸佞、谄媚者和宦官之手，国家尚且不能治理好，更何况还指望他能够恢复旧业呢？如今在苗傅、刘正彦作乱这件事上，他们没有发展到鲁昭公、贵乡公那样的地步，已经算是幸运了。我曾推究苗、刘作乱的原因，并不是他们本来的心意，而是因为心中不平。当金人追赶高宗到扬州的时候，君臣上下像痴呆了一样，黄、汪两个贼臣还在听和尚讲法，把自己的君主看得如同路人，难道有一个人应当得到功劳和赏赐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章〕 这些事情无一不是应当施刑的。所以刘光世见到高宗，哭着诉说王渊管理船只、违法失职的罪行，那么王渊本来就是应当受刑的人。可是高宗为什么沉溺于宦官的邪说，反而任命王渊为签书枢密院事呢？任命诏令下达时，诸将已经产生了不平之心，难道只有苗傅、刘正彦如此吗？苗傅、刘正彦只是愚昧鲁莽，所以他们的结局很快就显现出来了。王钧甫说得好：“两位将领忠诚有余而学识不足。”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看苗傅回答高宗的话，一句句都是事实，只是在君主和父亲面前，不应当这样刚强直率。何况他们擅自杀人的罪行，又将怎样逃脱呢？《纲目》记载“作乱者”，是为了彰明他们的叛逆，这不正是他们缺乏学识的证明吗？有人问：“那么苗傅、刘正彦在这里应当怎样做呢？”回答说：“如果他们能够忍耐，那么就应当乘机立功；如果不能忍耐，那么像王彦一样戴着角巾退居私宅，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唉！苗傅、刘正彦固然是被刑罚赏赐不公所激怒，高宗却是昧于刑罚赏赐应当极其公正的道理。《春秋》责备贤者，君子怎么可以只责罪苗、刘二人呢？张浚、吕颐浩出兵讨伐贼臣。改元诏书和赦书送到平江，张浚命守臣汤东野秘密收藏，不得宣布。不久，张浚得到苗傅等人所传发的檄文，悲痛哭泣，召来汤东野和提刑赵哲商议起兵讨伐他们。当时苗傅命张俊率三百人前往秦凤，却把其余军队交给其他将领。张俊知道这是伪命，拒绝接受，军士们骚动不安。张浚对他们说：“应当到张侍郎那里去决定此事。”于是带领部下八千人来到平江。张浚见到张俊，谈到旧事时彼此相持哭泣，并且告诉张俊将要起兵问罪。张俊哭着拜谢说：“这件事必须靠侍郎运用机谋策略来完成，不要惊动皇帝。”赦书送到江宁，吕颐浩说：“这一定是发生了兵变。”他的儿子吕抗说：“皇上正值盛年，两位皇帝蒙尘在沙漠，每天都盼望有人前去拯救，怎么肯突然把帝位让给旉呢？”吕颐浩明确知道兵变无疑，立即派人把书信托付给张浚。张浚认为吕颐浩有威望，能够决断大事，于是回信约定共同起兵，并且通知镇江的刘光世，命他率兵前来援助。吕颐浩得到张浚的信，便上奏请求复辟，于是率兵从江宁出发，举起马鞭向众人示意，士卒都受到感动而振奋。张浚又想到苗傅等人身处朝廷中，想找能言善辩的人前去游说他们。节制司参议官冯轓请求前往，张浚便派他去了。张浚到了杭州，见到朱胜非等人，以正义的道理折服他们，命令他们及早恢复正统。刘正彦派轓约张浚到杭州，张浚命张俊分兵扼守吴江。上防请求皇帝复位，苗傅等人谋划要除去张浚的礼部尚书职务，并命令他率领所属部队到行在。张浚因为大军还没有集结，不敢公开说要讨伐叛贼，于是假称张俊突然返回，人心震动惊惧，不能不暂且留下来安抚他的军队。张浚又防备韩世忠从盐城经海道前往行在，到了常熟。张俊听说后说：“韩世忠来了，事情就成功了。”于是把书信交给张浚，请他招致韩世忠。韩世忠得到书信，用酒洒在地上说：“我发誓不与这些贼人共同戴天。”到了平江见张浚，悲痛哭泣说：“今天的事情，我韩世忠愿意和张俊共同承担，您不必忧虑。”张浚于是大规模犒劳张俊、韩世忠的将士，众人都感动愤慨。于是命韩世忠率兵赴阙，并告诫他说：“投鼠忌器，事情不能操之过急，急迫行事恐怕会发生其他变故，应当迅速前往秀州，占据粮道，等待大军到来。”韩世忠从平江出发到秀州，声称有病不再前进，却大力修造战具。傅等人听说后开始害怕，想拘禁韩世忠的妻子儿女作为人质。朱胜非欺骗苗傅说：“不如派他们去迎接韩世忠并安抚他，这样平江的人就会更加安定了。” 傅听从了，于是禀告太后，将韩世忠的妻子梁氏封为安国夫人，让她去迎接韩世忠。梁氏急忙出城，一日一夜赶到秀州见韩世忠。朱胜非高兴地说：“这两个凶徒果然成不了什么事。”张浚再次派冯轓前往杭州，并写信答复刘正彦说：“自古以来，言语涉及不顺从，就称为指斥乘舆；事情涉及不恭顺，就称为震惊宫阙。废立皇帝的事情，称为大逆不道。大逆不道的人要灭族。如今建炎皇帝没有听说失德，却突然退位，难道是应该听到的事情吗？”傅等人得到书信后害怕了，于是派苗瑀、马柔吉率重兵扼守临平。急忙授予张俊、韩世忠节度使之职，却诬陷张浚想要危害社稷，降为黄州团练副使，安置于郴州。张浚等人都不接受。吕颐浩将要到达平江，张浚乘轻舟迎接他，向他询问大计。吕颐浩说：“先前我进谏边事，几乎死在宦官手中；承乏负责漕运转输，几乎陷身沙漠之地。如今事情不能成功，不过是全族被杀而已；为社稷而死，难道不是痛快的事吗？”张浚认为他的话很豪壮。不久刘光世的军队也到了，张浚于是起草檄文，声讨刘正彦的罪行，以韩世忠为前军，张俊从侧翼配合，刘光世为游击。吕颐浩、张浚总领中军，刘光世分兵殿后。

译太后下达睿圣皇帝处分兵马重大事务的诏令，任命张浚为同知枢密院事，李邴、郑防一同担任签书枢密院事。张浚、吕颐浩等从平江出发上奏太后，请求建炎皇帝返回并恢复尊位。傅等人听说后忧虑恐惧，不知如何是好。朱胜非对他们说：“勤王的军队还没有进发，只是因为让你们在这里自行恢复正统罢了。否则，下诏命百官和六军请求皇帝回宫，你们将把自己置于什么地位呢？”随即召李邴、张守起草百官奏章和太后手诏，赐给苗傅、刘正彦铁券。傅等人于是率百官到睿圣宫朝见，皇帝慰劳他们。傅正彦用手按着额头说：“圣明天子的气量竟然如此宽宏。”傅的党羽张逵说：“赵氏安定了，苗氏就危险了。” 发明：苗傅、刘正彦作乱，劫持皇帝迫使他传位，都是天下的乱贼。当时各位将领拥有关强兵、占据重要城镇，却没有人兴起义兵以讨伐贼人为己任。只有张浚、吕颐浩仗义勤王，可见他们急于救援君主的心意。然而《纲目》也赞许他们进行讨伐，是用来勉励遵循义理的人，并且用来明确逆贼的罪行。盗贼邵青掠夺泗州。邵青原本是五丈河的船夫，后来离船做了盗贼，在楚州、泗州之间聚集兵众，进行抢掠。金任命刘豫主管东平府，节制河南各州郡。当时京东各郡大多已经归附金，金的疆界到旧河以南，于是让刘豫统辖这些地方。又任命刘豫的儿子刘麟主管济南府，命鄂尔多仍驻扎滨州，尼玛哈返回东平，命达兰在险要之地屯兵，以镇守安抚这些地方。王复的旧部将赵立收复徐州。起初，金人攻破徐州，王复为此战死。都虞侯赵立战死后又苏醒过来，寻找并收殓王复的尸体埋葬，暗中联络乡民，谋划收复徐州。等到金军北去，他便率领残余部队拦截袭击，大败金军，于是收复徐州。事情传到朝廷，诏令任命赵立代理知州。当时山东是盗贼出没的地区，赵立处在其中，威名流传很远。发明：凡是书写“故将”，是为了表明这是值得称许的意思。大凡善行有可记录之处，即使是盗贼小人也不应弃置不录。王复死于王事，而赵立又有兴复徐州的功劳。《纲目》乐于成人之美，也不因他只是偏将而不记录。所以特意书写“王复故将，赵立复徐州”，以此表彰他。夏四月，皇帝复位，召张浚担任知枢密院事。太后下诏交还政权，朱胜非率百官到睿圣宫，亲自扶持皇帝上马，回到行宫，与太后在前殿垂帘听政。重新使用建炎年号，任命苗傅为淮西制置使，刘正彦为副职。过了四天，太后撤去帘子。吕颐浩、张浚在临平击败贼将苗翊，苗傅、刘正彦连夜逃走。吕颐浩、张浚进入杭州。吕颐浩、张浚的军队驻扎在秀州，吕颐浩告诫各位将领说：“如今虽然已经恢复正统，但贼人仍然掌握军队居于朝廷内部；事情如果不能成功，他们一定会反过来把恶名加在我们身上。翟义、徐敬业的事可以作为鉴戒。”军队前进驻扎到临平，苗翊、马柔吉依山阻水布阵，在水流中设置鹿角，阻碍船只通行。韩世忠舍弃船只奋力作战，张俊、刘光世随后赶来。苗翊的部众稍稍退却，韩世忠又舍弃战马，手持长戈向前冲锋，命令将士说：“今天应当以死报国，脸上没有中数箭的人一律斩杀。”于是士卒争相拼命作战。苗翊拉满神臂弩等待，韩世忠瞪大眼睛大声呼喊，挺刀冲上前去。苗翊的部众惊惧退避，来不及放箭，于是败逃。勤王军从北面进入，苗傅、刘正彦急忙赶到都堂取铁券，拥着两千精兵，夜里听到涌金门便逃走，侵犯富阳、新城二县，准备向南逃往闽中。吕颐浩、张浚进入城中，韩世忠亲手抓住王世修，交给有关官吏。吕颐浩、张浚入宫觐见，伏地哭泣请罪。皇帝再三慰问劳问，对张浚说：“先前我在睿圣宫，两宫隔绝，有一天我正在喝羹，忽然听说贬谪了你，不觉把手中的羹都打翻了。想到你遭受贬谪，这件事由谁来承担？”皇帝解下所穿的玉带赐给张浚。皇帝握着韩世忠的手痛哭说：“中军统制吴湛辅佐逆贼最为严重，还留在我的身边，能不能先把他诛杀？” 韩世忠立即拜访吴湛，握着他的手与他说话，折断了他的中指。吴湛与王世修一同在街市斩首。逆党王元、左言、马援、范仲熊、时希孟都被贬谪。朱胜非、颜岐、王孝迪、张澂、路允迪、卢益被免职。朱胜非拜见皇帝，说：“臣过去遭逢变乱，按义理本应立即去死，却苟且活到今天，就是想谋求今日之事罢了。”于是请求罢免政职。皇帝问：“谁可以代替你？”朱胜非回答：“吕颐浩、张浚。”皇帝问：“谁更优秀？”朱胜非回答：“吕颐浩熟悉政事但性情暴躁，张浚喜好多事但处理疏略。”皇帝说：“张浚太年轻。”朱胜非回答：“臣先前被召入军旅，钱谷之事全都交给张浚，这次行动实际上是张浚主持的。”中丞张守弹劾朱胜非不能预先防备，以致贼势猖獗，应当罢免他，皇帝没有答复。到这时，朱胜非与同任官员一同被免职。不久，又被降职。把张澂安置在衡州。发明：《易经》说：“王臣艰难困苦，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象传》说：“王臣艰难困苦，最终没有过失。”大臣遇到国家重大变故，就必须谋划并采取行动，削平内部祸乱；实在不得已时，应当把生死置之度外。朱胜非等人遇到苗傅、刘正彦之乱，却依附逢迎、求取容身之地，对于是非完全不置可否，确实应当获罪。高宗复位后却都免了他们的罪，难道不是处理得很适当吗？所以直书“免”，是为了说明朱胜非等人本来可以免罪。这里的褒贬防范很严密。任命吕颐浩为尚书右仆射，兼任中书侍郎；任命李邴为尚书右丞；任命郑防为签书枢密院事。任命刘光世为御营副使，韩世忠、张浚为御前左右军都统制。禁止内侍干预朝政。诏令：内侍不得与掌兵官员往来，也不得馈赠、赠送财物、借贷财物或借用禁军，不得干预朝政；外官即使不是亲戚也不得互相往来，如有违犯，一律按军法处置。重新确定三省官职名称。自元丰年间开始设置三省以来，凡是军国大事，由中书省审度并议论，门下省复核，尚书省承接办理。三省都不设置长官，而由左右仆射兼任两省侍郎。两位宰相分班入朝进呈政事以后，首相便不再参与朝廷议论。元祐初年，司马光于是请求命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办理政务。到这时听从吕颐浩的建议，诏令左右仆射一并兼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将中书门下侍郎改为参知政事，省去尚书左右丞。三省开始合并为一省。发明：上面记载禁止内侍干预朝政，下面记载重新确定三省官职名称，都是为了表彰他革除旧弊。这也算是有过错而能够改正吗？

译把这些事情表彰出来并记载于外，大概也是不埋没他的善行罢了。任命李邴为参知政事。皇帝到江宁。皇帝到达后，将江宁改为建康府。册立魏国公旉为皇太子。盗贼薛庆占据高邮，张浚劝说他投降。薛庆占据高邮，部众有数万人，张浚担心其势力滋长蔓延，请求前往招降他。张浚进入薛庆的营垒，把朝廷的恩意告诉他，薛庆感动而服从，于是投降。张浚留下来安抚他的部众。有人传言张浚被擒，吕颐浩等人请求罢免张浚，皇帝同意了。过了十天，张浚返回，皇帝惊讶赞叹，当天就催促他赴任。金人攻陷鄜州、坊州。不久又攻陷巩州。五月，任命张浚为川陕京湖宣抚处置使，可以便宜黜陟。张浚认为中兴应当从关陕开始，担心金人或许先进入陕蜀，那么东南地区就不能保全，于是慷慨请求前往。诏令任命张浚为宣抚处置使，听任他便宜黜陟，并与沿江、襄汉的守臣商议储备粮食物资，以等待皇帝临幸。皇帝问张浚大计，张浚请求亲自负责陕蜀事务，把幕府设在秦州，另派大臣与韩世忠镇守淮东，命吕颐浩护送皇帝到武昌，作为进趋陕地的计划。又让张俊、刘光世与秦川互相首尾呼应。皇帝认为可行。起初，张浚出任川陕宣抚的建议尚未决定，监登闻检院汪若海说：“天下的形势，如同常山之蛇，秦蜀是蛇头，东南是蛇尾，中原是蛇脊。如今把东南作为蛇头，怎么能够振兴天下的脊梁呢？将来谋求恢复，必须依靠川陕。”张浚非常高兴。发明：由此看来，张浚得到皇帝的信任，可以说是专一深厚了；皇帝任用张浚，也可以说是坚定不移了。川陕、京湖全都归他管辖，让他负责宣抚，让他负责处置，让他可以便宜黜陟，数郡的权力都归于张浚一人。《易经》说：“身处军队之中便吉利，因为承受了上天的恩宠。”又说：“王三次赐予命令，是因为心怀天下万国。”如果不是张浚平素已有德望，并且把这些德望充分显露给天下人，怎么能得到这样的宠信任用呢？所以《纲目》特别揭示此事并记在册中，既足以表彰张浚的才能，又足以显示高宗的明断。君臣之间，双方都没有什么不足之处。广义：大体说来，取得天下的方法，以道德为先，地形险要其次。道德是根本，地形险要是末节。拥有根本而又兼有末节的人，取得天下一定容易，传承也会长久；依仗末节而丢弃根本的人，取得天下虽然容易，传承却会很短促。三代以后，取得天下容易而传承长久的，西汉就是这样；取得天下容易而传承短促的，嬴秦就是这样。那吕政凭借武力成为大君，依仗关陕的险固，以一国灭亡六国，然而不施行仁义，他对于道德又有什么作为呢？所以最终到了二世便灭亡了，难道不是取得天下容易而传承短促吗？至于汉高祖凭借巴蜀的险要，能够养育百姓、招致贤才，兴起仁义之师，因此不到五年便灭掉西楚。后来又采纳娄敬的建议，把都城建在关中，这也是取用了地形险要的条件。所以历时四百零九年，传了二十四代，难道不是取得天下容易而传承长久吗？然而人们只知道夺取天下应当重视地形险要，却完全不知道地形险要固然值得重视；如果没有道德作为根本，那么即使取得了天下，也一定会失去它。孟子说：“使百姓安定，不能靠疆域的界限；巩固国家，不能靠山川的险阻；威服天下，不能靠兵器铠甲的锋利。得到道义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多；失去道义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少。”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张浚劝高宗临幸川陕，似乎是得当的谋划。可惜没有一句话谈到道德，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失误。张浚在这个时候正是言语被听从、计策被采纳的时候，为什么不也告诫高宗说：“如今正值国势艰难之时，不能以怯懦自处。陛下应当奋发刚健果断的勇气，先端正自己的内心，以确定恢复大业的谋划，不被邪说迷惑；然后端正自己的内心来对待人，端正自己的内心来决断事务，端正自己的内心来任用贤才，端正自己的内心来铲除恶人。这样，邪正就有所区分，贤能与否就有所辨别了。像李纲、马伸、张所、王彦这样的贤人，应当恢复他们的爵位；像王黼、李彦这样的恶人，应当对他们施加显明的诛戮。一定要使前后左右全都是正直的人，那么邪佞之人就无从进入，大事就可以谋划了。然后与志同道合者订立誓约，奉护车驾前往秦川，那么天下勤王的军队一定会云集响应，大仇就可以报了。中兴的大业，难道仅仅止于此吗？”不致力于这些事情，却只谈地形险要，也不能说是得当的谋划。唉！凭张浚这样的贤能，尚且还提出弃根本而逐末节的说法，何况才能在张浚之下的人呢！任命滕康为同签书枢密院事。派徽猷阁待制洪皓出使金，金人拘留了他。尼玛哈从东平返回云中，鄂尔多从清州返回燕山。皇帝派洪皓前往金国，送给尼玛哈书信，表示愿意去掉尊号，使用金的正朔，像藩臣一样服从。当时各地都有盗贼阻梗道路，洪皓历尽艰难，才到达太原，被留在那里一年，后来被送到云中。尼玛哈逼迫洪皓出仕刘豫，洪皓说：“我跋涉万里奉诏出使，却不能奉迎两宫南归；遗憾的是力量不足以把逆贼刘豫肢解，我难道能忍心侍奉他吗？留下也是死，不立即侍奉刘豫也是死，我不愿苟且偷生在狗一样的篱笆之间，愿意赴汤镬而死，绝不后悔。”尼玛哈大怒，将要杀死他。旁边有一名军校说：“这是真正的忠臣。”他用眼色制止持剑的士兵，跪下替洪皓求情，于是洪皓被流放到冷山。发明：节操义行，是国家的纲维，也是士人的高尚品行。从前苏武持节出使，单于都起敬意；赵咨发表正直的议论，魏主也尊崇他。真正的节义，就像霜降之后水涸，才显出岸边；又像疾风凛冽，劲草依然挺立。能够挺身而出、守节不变的人，更值得敬重。洪皓出使金国，特立独行而不畏惧。看他不愿在狗一样的篱笆之间苟且偷生，愿意赴汤镬而无悔的话，直到今天读来仍令人毛发悚然。如果不是以节义自守，把富贵看得如浮云，把轻生看得如脱鞋一样容易，很少有人不会被这种威势吓倒动摇。所谓使者所承担的道义，关系到国家形势的安危，难道不确实如此吗？所以《纲目》详细记载他的官职，已经足以表明他不受辱的义节；又写“拘之”，尤其足以彰显他不屈的节操。韩世忠擒获苗傅、刘正彦，押送到行在，诛杀了他们。韩世忠说叛贼拥有关精兵，距离瓯闽很近，假如在那里形成巢穴，最终就难以消灭。皇帝诏令韩世忠与刘光世追击讨伐他们。韩世忠从衢州、信州方向进军，到达浦城的鱼梁驿，遇到苗傅、刘正彦。韩世忠徒步奔走，挺戈向前。叛贼望见他，惊叫说：“这是韩将军！”众人都惊慌溃散，于是擒获刘正彦和苗傅的弟弟苗翊。王德又抓住苗瑀，斩杀马柔吉。苗傅逃入建阳，被县人詹剽抓住，献给韩世忠。韩世忠把他们全部押送到行在，斩杀了他们。皇帝亲笔写下“忠勇”二字，悬挂在旗上，赐给韩世忠。京西安抚使翟兴攻击杨进，将他杀死。

译杨进居住在鸣皋山北面，翟兴与儿子翟琮率乡兵时常出兵骚扰他。杨进害怕了，丢弃沉重的辎重向南逃走。翟兴在鲁山拦截攻击他，杨进被流箭射中而死。其余部众数万人全部溃散离去。河南平定。广义：杨进曾经向宗泽投降。既然已经投降，却又再次反叛，那么他的罪行就超过了未投降之日。如今他失败，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纲目》记载这件事，是对叛逆者的深切警戒。六月，大雨连绵。诏令郎官以上官员陈述朝政的缺失，罢免王安石在神宗庙庭配享的资格。【当时久雨不止，天气总是阴沉，吕颐浩、张浚都谢罪请求离职。诏令郎官以上官员陈述政治上的缺失，司勋员外郎赵鼎上奏说：“自熙宁年间王安石掌权以来，改变祖宗的法令，百姓从此开始困苦。他借开拓疆土的谋略，制造了边境祸患；推行理财的政策，使民力陷于穷困；设置虚无的学说，败坏了人才。到崇宁初年，蔡京借尊奉继承神宗事业的名义，把安石的政策全部承袭下来。今天的一切祸患，起始于安石，完成于蔡京。如今安石仍然配享神宗，而蔡京的党羽还没有铲除。当今政治的关键，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罢去王安石配享神宗的资格。不久又下诏列举四项过失责备自己：一是昧于治理国家的大体方略，二是昧于平定危难的长远谋划，三是没有安抚百姓的德行，四是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权柄。仍然把诏书张贴在朝堂上，使人知道朕悔过的心意。中丞张守上奏说：“陛下处在宫室的安适之中，就应想到二帝和母后居住穹庐毳幕的生活；享用精美膳食的供奉，就应想到二帝和母后食用膻肉酪浆的滋味；穿着精细暖和的衣服，就应想到二帝和母后在穷边绝塞所受的寒苦；掌握生杀予夺的权柄，就应想到二帝和母后连言语行动都受制于人；享受嫔妃侍奉的安适，就应想到二帝和母后有谁来供他们使令；面对臣下朝见，就应想到二帝和母后有谁来尊敬礼待他们。这样反复思考，战战兢兢，内心一刻也不懈怠，那么上天却不因此顺应相助，是绝无这样的道理的。如今责备自己的诏书已经多次下达，而上天仍未停止降下灾祸，实在是还有没有做到的地方。” 发明说：久雨，是阴逆之气，也是怨愤之气交相聚集所造成的。当时政治上的缺失本来很多，无法一一列举；但端正人心、排斥邪说、整顿政治、洗雪仇恨耻辱，是其中最重要的。看赵鼎的一篇奏疏、张守的六点劝思，言辞严厉、道理正直，足以挽救时局的急务。可惜高宗只是高兴，却没有进一步体察，因而也没有改正，我真是无可奈何了。即便如此，皇帝能够下诏让人陈述政治缺失，罢去安石配享，也差不多可以说有敬畏上天、听取言论的心了。所以这里也特意记载此事来褒扬他。广义说：高宗南渡的过失，不止一个方面，其中最大的是不能辨明邪正，也不能分清忠臣和奸佞。看他责备自己的过失，虽然说有四项，却首先没有提到这一点，这也是责备得不恰当。然而宋室的祸患，确实是从王安石揭开祸端，流毒到后世的；赵鼎的一篇奏疏，可以说是追溯祸流而寻求源头，深得其当。确实，当今政治的缺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纲目》记载说：“罢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是为了深刻彰显高宗听取言论的美德，也足以算作南渡时期的一件幸事。罢免右司谏袁植。【袁植请求诛杀黄潜善以及失守的权邦彦等九人。诏书说：“朕正想着追究过失、责备自己，怎么可以把臣下全都治罪呢？袁植虽然敢于进言，但却引导朕去杀人，这不是美好的事情。”于是将他调出朝廷，任池州知州。发明说：《尚书》说：向四岳询问，打开四方的门户，使四方的眼睛都明亮，使四方的耳朵都通达。又说：我的意见有违于你，你要辅弼我，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后又在背后议论。古代的圣王，没有不把寻求意见、采纳劝谏作为要务的。袁植既然担任谏官，按理应当进言。黄潜善的罪恶滔天，依法应当诛杀。皇帝却以他引导朕杀人为理由，这不是错误吗？刑罚本来是用来制止邪恶的；有邪恶而不施刑，就是放纵邪恶而不加禁止，邪恶将会多到无法胜制。皇帝上书诏令郎官以上陈述政治缺失，接着又下书罢免右司谏袁植，这说明他寻求言论却反而忌惮言论，还不如不寻求为好。所以直书此事，以彰明他的过失。广义说：从前伯鲧违抗命令、败坏族类，在大舜摄位之初就被杀；少正卯扰乱政事，在孔子摄行职事之初也被诛杀。高宗此时正应当表彰善良、区别邪恶，并不是大舜、孔子当时的情形可比。然而皇帝自身有过失，本来就应当责备；臣下有罪，也应当惩罚。如果认为高宗的话是对的，那么大舜、孔子就是暴虐，而高宗反倒成了仁慈之主了。《纲目》记载“罢右司谏”，是为了说明袁植不应当被罢免。它责备高宗的用意，深远啊。金乌珠大举入侵。【尼玛哈、鄂尔多回去以后，乌珠请求大规模征发燕云、河朔的军队向南入侵。金主乌祈迈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进攻磁州、单州、密州，又进攻兴仁府。○皇帝因为金人再次来犯，于是派工部尚书崔纵出使金国，并顺便问候二帝。崔纵到金国后，首先以大义责备金人，请求归还二帝。金人发怒，把他迁徙到荒远之地。崔纵丝毫没有屈服，最终死在那里。发明说：用“金”而不称其国号，是讥刺它；直呼其名，是贬斥它；说“大举”，是斥责它倚仗人多；说“入寇”，是将其视为外来侵略者而加以斥责。《纲目》谨慎对待用兵之事，所以采用这样的书法。然而金人屡次入寇，大概是因为长期胜利形成威势而没有遭受挫败。自从乌珠率众深入，残害虐待中原，由此渡过长江，由此向东南进军，仿佛进入无人之境。宋室不能振作，实在可悲；金人的暴虐，也太过分了。《纲目》这样记载，也是不得已啊。唉！秋七月，太子旉去世。【谥号为元悼。郑藻去世。○任命王绹为参知政事，周望为同签书枢密院事。○御营司提举范琼犯罪，被处死。张浚从建康出发。

译【当初，汴京被攻破，二帝和宗室向北迁徙，其中有许多是范琼的谋划；他又趁机抢掠，左右张邦昌为他提供帮助，并跟随护卫。到这时，他从洪州入朝，悖逆傲慢、没有礼节，而且请求宽免苗、刘等人的死罪。皇帝害怕他的威势，任命他为御营司提举一行事务。张浚将要前往川陕，与枢密检详文字刘子羽秘密谋划诛杀他。一天，命张浚率领一千名士兵渡江，像是防备其他盗贼一样，使他们全都披甲而来。于是下诏召范琼、张俊和刘光世到都堂议事，并为他们设宴。宴席结束后，众人相互看着，还没有动手。刘子羽坐在廊下，担心范琼察觉，便取出黄纸快步上前，举起来指挥范琼说：“下面有诏令，将军可以到大理寺接受审讯。”范琼惊愕，不知所措。刘子羽回头命左右拥住他，把他安置在轿中，随后由卫士押送入狱。刘光世出来，安抚范琼的部众，列举范琼在围城时依附金人、逼迫二帝北迁的罪行，并且说：“诛杀的只是范琼罢了，你们本来都是天子亲自统领的军队。”众人都扔下兵刃说：“遵命。”有人分领御营五军。范琼下狱后，全部认罪，被赐死；他的子弟都流放到岭南。范琼被诛杀后，张浚才从建康出发。发明说：恶人不被消灭，正人的志向就无法施行；小人没有被除去，君子的道义必然受到阻碍。范琼曾经玷污伪命，跋扈而目无君上，天子畏惧他的威势，群臣躲避他的权势，罪恶已经很大，依法处刑是适当的。张浚将要前往川陕时，秘密谋划诛杀范琼，分注却只写作赐死。《纲目》改变文辞直书“伏诛”，是为了端正范琼悖逆的罪行。大概想要收复塞外疆土，必须先清除君主身边的恶人。所以《纲目》上面记载“范琼有罪伏诛”，下面接着记载“张浚发建康”，说明张浚所忌惮的就是范琼，范琼被诛杀后，他才能实行自己的志向。这里面的义理也深刻而显明啊。升杭州为临安府。【当初，吕颐浩与张浚议定皇帝巡幸武昌的计划。等到张浚出发后，吕颐浩认为路途遥远，粮饷难以接续，于是改变了原来的意见。滕康、张守等陈述武昌有十项弊害，不可以前往。皇帝听从了他们，于是升杭州为临安府，将要在那里定都。诏令李邴、滕康暂代知三省枢密院事，护送隆祐太后前往洪州。【太后到达建康后，因防备秋季战事，迫令刘宁停止担任江淮荆湖制置使，护送太后前往洪州。各部门中不参与军事事务的官员，全都奉命随行。滕康、李邴暂代知三省枢密院事，随行前往。各地的奏谳，吏部官员的差注、举辟，以及功劳赏赐的数目，全都归他们掌管。又命四厢都指挥使杨惟忠率领一万名士兵，护卫太后经过。落星寺发生暴风，船只倾覆，宫人溺死的有无数，只有太后的船没有出事。任命杜充为同知枢密院事。【杜充留守东京，因为粮食断绝而回到行在，于是有了这一任命。杜充将要离开汴京时，岳飞劝他说：“中原的土地一寸也不能放弃。如今只要抬起一只脚离开这里，这块土地就不再属于我们；将来要夺回来，没有几十万军队是不行的。不要听从朝廷的命令。”郭仲荀、程昌禹相继代替杜充，但留守司实际上只剩下名义而已。盗贼郭仲威劫掠淮阳军。【郭仲威本来是李成的党羽，李成先前往泗州一带，郭仲威于是率兵包围淮阳军，几乎四个月后城池才被攻破。郭仲威进入城中大肆抢掠，挑选强壮的人充入军队。

译广州教授林勋上呈《本政书》。【林勋上呈《本政书》十三篇，论述本朝兵农政策，大体上是因袭唐末的制度。如今农民贫困，许多人失去职业；士兵骄横，无法使用；土地的利益多被遗漏，财用不足，都是因为根本性的政务没有修治。应仿照古代井田制度，使百姓每一夫占田五十亩。有多余土地的人家，不得买卖田地；没有田地的人和游惰、从事末业的人，都驱使他们成为隶农，耕种多余的田地，并把钱谷杂收作为什一之税。每十六夫为一井，每井缴纳二名士兵、一匹马；养蚕妇女缴纳绢三尺、绵一两。不是养蚕地区的，则缴纳布六尺、麻二两。他的学说非常完备。奏书上达后，诏令任命他为桂州节度掌书记。后来朱熹很喜爱他的书，陈亮也说：“这部书考察古代、验证今日，思虑周密，世上研究井田之学的人，没有能超过它的。” 发明说：《本政》一书深切合乎当时的政务，宋朝却不能采用，怎能不令人惋惜！难怪朱子非常喜爱它，特意记在册中，深深地加以褒扬。广义说：林勋有治理国家、经世济民的才能，却不能在当时得到任用，古人所说君臣相遇之难，难道不是值得体谅的吗？八月，李邴被罢免，任命刘珏暂代知三省枢密院事。○陕西节制使王庶被罢免。【由王似代替他。派遣使者给金国送信，金人不答复。【当时听说金人向南入侵，而洪皓、崔纵还没有回来。先前皇帝寻求能够出使金军的人，于是派京东转运叛官杜时亮和修武郎宋汝为出使金军，请求议和。给尼玛哈送信说：“古代有国家而被逼到危亡地步的，不过是坚守和逃奔罢了。如今坚守则没有人，逃奔则没有地方，这就是我们【原文‘諰认’，字义不明】的处境。然而只希望阁下怜悯我们而赦免我们。所以先前接连奉上书信，愿意削去旧有国号，使天地之间都成为大金的国家，尊奉的君主不再有两个。这样，上国又何必劳师远涉，然后才感到快意呢？”又命吕颐浩给刘豫送信，让他说明这一意思。发明说：直书“金人不答”，是彰显金国的强大。治理国家没有比自强更重要的；如果能够自强，政令就会焕然一新，臣民推戴，外来的侮辱不会到来，天下肃清，旧日疆土可以收复，元凶可以消灭。古代曾有人做到这一点，光武帝就是这样。高宗即位至今三年，国政没有修治，大仇没有洗雪，东奔西走，到现在没有安定居处，始终没有真正有所作为，甘心接受屈辱，这该怎么说呢？出使金国的人络绎不绝，有的被金人拘留，有的向金人投降。和议不能成功，反而徒然显示自己的衰弱；敌人的心意深不可测，但其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与其委靡不振，为什么不奋发有为呢？如今又给金国送信，言辞卑微屈辱，金人却不答复，难道不感到惭愧吗？孟子说：“挖掘这样的护城河，修筑这样的城墙，与百姓共同守卫它，即使拼死也不让百姓离去，那么就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不能用道理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只是左支右绌，又对事情有什么帮助呢？唉！像高宗这样的人，确实是没有羞耻之心的人啊。根据事实直书此事，其中的意义自然显现出来。广义说：自古以来建立国家、抵御敌人，贵在自强。自强以后，才可以谋求成功，可以请求和平。一旦不能自强，而形势掌握在对方手中，那么对方就重要、我方就轻弱；对方是主人，我方是客人。对方强而我方弱，对方取胜、我方失败，就是必然的。想求成而成功无法求得，想请和而和平无法请求，即使匍匐叩头也没有用，更何况写信乞求怜悯呢！假如当初采用李纲、张所、王彦、马伸、宗泽、岳飞等人的谋略，想要成功、想要议和，都在于金国；宋朝要去求取、请求，金国也不会答应。为什么高宗不听忠言，反而听从奸计，把和议当作上策，把退避当作良谋？南宋君臣谋划国家到了这种地步，可以说是灾祸极盛了。把这件事记在册中，是为了说明它不但对当时毫无益处，反而足以给千古留下羞耻。闰月，任命吕颐浩、杜充为尚书左、右仆射，并同平章事。○罢免起居郎胡寅。【胡寅上奏说：“陛下以亲王、皇帝同母弟的身份，接受渊圣皇帝的命令，出兵河北。二帝既已迁徙，就应当集合义军，向北迎接请回二帝；可是您却急忙登上尊位，册立太子，不再回宫朝见，也不再到陵寝展拜省视，只顾偷安度日，丝毫没有抵御敌人的行动。等到敌军乘虚而入，您单骑南渡，一味畏缩，只求远逃，军民都怨恨叹息，恐怕这并不是保全自己的办法。于是进献七条奏议：一、停止和议而整修作战谋略；二、设置行台，以区别缓急事务；三、务求实际效果，去掉虚浮文饰；四、大规模征发天下军队来使自己强盛；五、定都荆襄以确立根本；六、选拔宗室中的贤能人才，分封他们并任用他们；七、保存纪纲以建立国家体制。”

译奏书共数千字，吕颐浩厌恶它过于切直，把胡寅罢职外放。发明说：直言进谏对臣下没有好处，却对国家社稷有极大的福益。进谏有多种方式，冒犯君王的脸色、触犯君王的威严，叩头叩得流血，称作直谏，是适宜的。邹浩极力进谏而获罪，世人怀疑他是在沽名直谏；至于拉住衣襟、折断栏槛的人，正是范公所担忧的。直谏有时也会被议论为过于激烈；和容悦色、委婉进言、措辞婉转，称作讽谏，也是可以的。李文靖把秘密上奏看作谗佞之言，对这种用心深恶痛绝；明知不对而辞辩又比不上他，即使赵公概也不免受到讥讽，这说明讽谏又可能被怀疑为奸佞。胡寅的一篇奏疏忠诚而愤激，慷慨猛烈，至今诵读仍有生气，实在是高宗应当听取的。古人说：良药苦口，却有利于治病；忠言逆耳，却有利于行动。高宗为什么不听取有德之言，反而治罪于进言的人呢？这样看来，吕颐浩也不能逃脱妨害贤才的责任了。广义说：高宗在这一年六月遭遇久雨时，下诏让郎官以上陈述政治缺失，又下诏以四项过失责备自己，也可以说是有志于恢复国土。如今胡寅这篇奏书深切切中时弊，看它所说的大义，与唐肃宗在灵武即位时的情形没有不同。第三条说务求实际效果、去除虚文，深深切中了高宗的要害。第二条说设置行台以区别缓急事务，难道不正是针对高宗昧于治理国家的大体方略吗？第一条说停止和议、整顿战备，难道不正是针对高宗昧于平定危难的长远谋划吗？第六条说选拔宗室中的贤才，分封并任用他们，这就是高宗所谓安抚百姓的德行。第七条说保存纪纲以建立国家体制，这就是高宗驾驭臣下的权柄。胡寅所说的，无非是针对高宗的病症而下药。《尚书》说：有言论违背你的心意，一定要从道理上寻求正确意见。高宗对于切直的言论竟这样拒绝，可以说是把人拒之于千里之外了。君臣如果在道义上相合，就会共同任事；如果不合就会离去，谁肯再向他进言呢？由此可知，高宗往日所谓责备自己，并不是真正责备自己，实际上是在防备别人进言，不是虚文又是什么？君子对高宗还有什么可取之处呢？诏令杜充、韩世忠、刘光世分别驻军江东，以防备金人。【皇帝召集诸将商议驻跸的地点。张俊、辛企宗请求从鄂州、岳州巡幸长沙。韩世忠说：“国家已经失去河北、山东，如果再放弃江淮，还剩下什么地方呢？”吕颐浩说：“金人的谋划，是把陛下所到之处都当作边境。如今应当一面作战、一面退避，把陛下奉迎到万全之地。臣愿意留在常州、润州拼死守卫。”皇帝说：“朕身边不能没有宰相。”于是任命杜充兼任江淮宣抚使，守卫建康；王【原文‘▯▯’，字形疑误】隶属杜充；韩世忠任浙西制置使，守卫镇江；刘光世任江东宣抚使，守卫太平、池州，都接受杜充的节制。皇帝前往临安。【考功员外郎楼炤上奏说：今天的计策，应当想到古人量力而行的话，考察兵家了解自己实力的计策。如果实力可以保住淮南，就以淮南作为屏障，暂且把都城设在建康，逐渐谋划恢复；如果实力还不能保住淮南，就凭借长江作为险阻，暂且把都城设在吴地，以休养国力。于是皇帝回到临安，不再议论防守淮南。九月初一，发生日食。○金人进攻南京。【知府凌唐佐被捕，刘豫于是让他担任守城之职。凌唐佐和朱汝为秘密侦察金军的虚实，用蜡封的书信把情况报告朝廷。事情泄露后，刘豫把他的家人一并逮捕。凌唐佐见到刘豫显贵，以大义【原文语句不完整，疑有脱漏】责备他，刘豫发怒，在边境上杀了他。诏令周望守卫平江。【探报说，金人正在制造船只，军队将从海道窥伺江浙；于是诏令韩世忠守卫圌山，福山望任两浙、荆湖宣抚使，总兵守卫平江】任命张守兼签书枢密院事。○命令刘光世移军驻扎江州【杜充严厉急躁，刘光世不愿受杜充节制。朝廷商议认为隆祐太后在豫章，恐怕受到惊扰，于是命刘光世移军驻扎江州，以此屏蔽保护太后】广义【分注说：这是因为担心惊扰太后。如果是以惊扰太后为忧虑，那么让刘光世随太后一同行动也可以。假使让他到建康，正如到洪州那样，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派直龙图阁张邵出使金国，金人把他拘禁起来。【张邵到潍州，会见达兰，达兰命令张邵下拜。张邵说：“监军和我都是南北两朝的从臣，没有下拜的礼节。况且我带来的国书说：战争的胜负不在于强弱，而在于谁曲谁直。上天还没有厌弃宋国，而金国却割地封给刘豫，又不停地穷兵黩武，理亏的一方已经很明显了。”达兰大怒，拿走国书。把张邵送到密州，囚禁在祚山砦】发明【呉武安以神人愤怒痛恨、天地不能容忍的言辞责备金国，这篇文章至今读来仍令人毛发悚然。李显忠以“你们本是远方夷狄，却突然失去大信”责备金国，这些话至今听来仍然富有生气。这些都是节义显著的人。张邵出使金国，竭力辩论而不屈，金人将他囚禁，他的志节值得称许。他与洪皓的节操前后如出一辙。如果不是节义充满身心，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委屈自己来求和，让忠臣义士被拘禁在穷荒之地，最终又没有得到任何好处，难道不是非常可惜吗？难道不是非常可惜吗】金国禁止百姓穿汉服，杀死了故真定府知府李邈。【金国下令禁止百姓穿汉服，又命令剃发；不合规定的就杀死。李邈过去担任真定府统帅，被擒已经三年。金人想让他担任沧州知州，李邈笑而不答。等到剃发的命令下达，李邈愤怒地斥骂此事，敌人击打他的嘴，他仍然吸吮鲜血向敌人吐出，于是被杀害。李邈将死时，脸色不变，向南拜了拜，然后赴死。燕人为他流泪。后来此事被朝廷知道，谥号为忠壮】发明【禁止百姓穿汉服，就是向夷狄改变了。杀死李邈，就是杀害无罪之人；说“杀故真定府知李邈”，是因为我不忘宋国。李邈被擒，直到现在已有三年。金人让他担任沧州知州，他不回答；金人让他改穿汉服，他也不服从。这大概就是精忠的节操，可以撼动山岳；刚大之气，可以凌逼云汉。哪里是其他苟且偷生的人所能相比的呢？有人以他不能迅速去死为嫌。晋国的程婴、公孙杵臼，一个保存遗孤，一个为节义而死；一个死在十五年以前，一个死在十五年以后，都没有失去忠臣的身份。李邈被擒三年而不屈，最终才死，又有什么可嫌弃的呢？把这些事放在一起比较，义自然就显现出来了】冬十月，皇帝到临安，停留七天，又前往越州。【当时，乌珠分兵，一路从滁州、和州进入江东，一路从蕲州、黄州进入江西，皇帝于是前往越州】郭仲威向周望投降。○李成劫掠淮北。【李成杀死泗州知州耿坚，占据泗州城，发兵扰乱淮北。皇帝下诏安抚晓谕他，任命李成为泗州知州。不久，李成又进攻滁州，杀死安抚向子伋及各级官属】张浚在兴元整治军队，谋划收复中原。

译【张浚到兴元后，上奏说：“汉中实在是形势险要的地方，前面控制六路军队，后面凭借两川的粮食，左边通达荆襄的财物，右边输出秦陇的战马；要向中原发号施令，必定要以这里为根基。应当谨慎地积储粮食、治理财赋，以等待皇帝巡幸。”于是征召刘子羽参与议论军事，按照皇帝授权任命赵开为随军转运使，专门总管四川财赋。赵开见到张浚说：“蜀地百姓的财力已经耗尽，一丝一毫也不能再增加；只有专卖货物还剩有盈余，但贪婪奸猾之人把它们认为是自己的，共同加以隐匿。只有不顾怨骂，果断而敢于实行，或许才能救一时的急难。”张浚锐意兴复宋室，对他的任用毫不疑虑。于是大幅改变酒法，在旧有扑买坊场的地方设置隔酿，由官府主管。曲和酿酒器具都由官府自行购买，听任酿酒户各自带米到官场酿造，每斛缴纳钱三十，头子钱二十二。酿造多少，只看缴纳的钱，不限制数量。又在秦州设置钱引务，在兴州鼓铸铜钱，由官府出售银、绢，听任百姓用钱引或铜钱购买。凡是百姓应当交给官府的钱，都听任使用钱引折纳；官府支出也同样办理，百姓认为很便利。当时张浚肩负重任，每十天犒劳一次、每月赏赐一次，希望得到将士拼死效力，费用无法计算，全都由赵开筹办。赵开把全部才智都用在粮食和财货上，筹算周密，没有遗漏的防备；即使支出的费用无法计算，财物却常常有余。起初，曲端想杀王庶，朝廷怀疑他要叛变，张浚以全家百口担保他，并且认为他曾多次与敌交战，想借重他的威名。张浚奉授权筑坛，任命曲端为武威大将军、宣抚司都统制，将士欢呼如雷。子洞又推荐泾原都监呉玠及其弟呉璘的才干勇略，张浚任呉玠为统制，任呉璘掌管帐前亲兵。发明【张浚自从接受宣抚川陕的任命，历经艰难跋涉，辅佐高宗。不久，金人入侵。虽然可以说东南没有忧患，但是宋朝的事业尚未恢复，国家的仇恨尚未洗雪，本来就应当乘此时机进取。如今他亲自率领大军向西驻扎兴元，将要谋划恢复关路、收复旧有疆土。他的志向难道肯安于一隅而已吗？《纲目》记载“张浚在兴元整治军队，以图谋中原”，这种正大气象，读来令人凛然，仿佛仍有充满天地之间的生动意义和声势。他与记载“汉丞相诸葛亮率领各军出屯汉中，以图谋中原”意思相同，这作为臣子为国尽力的劝诫，难道还不切中要害吗】广义【张浚有志于兴复宋室，这一举动是正确的。可惜他在建炎元年八月弹劾罢免李纲，导致车驾向东巡幸，恰恰足以成为中兴事业的拖累。

译经书说：“如果有这样一个臣子，坚定专一而没有其他才能，他的心宽厚安宁，好像有容纳一切的气度。” 张浚对此也不能不感到惭愧了】金人奔赴西江，刘光世带兵逃走。十一月，隆祐太后前往[防州]。江西各州军大多逃散。【乌珠派当堪先夺取寿春，自己带兵随后而来，劫掠光州，击破张用的军队。听说太后在南昌，便进攻[防州]、黄州；知州赵令▯不屈，被杀。刘光世在江州，每天在高防置酒。金人从黄州渡江，整整三天，竟没有人知道。金兵逼近城下，刘光世于是带兵奔向南康。金人入城，从火冶奔向洪州。滕康、刘珏听说金兵到来，奉太后出城。江西制置使王子献放弃洪州逃走。金人于是进攻临江军，洪州、抚州、袁州三州也逃散。太后到了吉州，才过五天，金人紧急追来，太后乘船连夜行进，天刚亮到达太和县。船夫景信反叛，杨惟忠的军队溃败，失去宫人一百六十名。滕康、刘珏都逃走，护卫不满百人，于是从万安登陆前往[防州]。太后和潘贵妃让农夫抬轿行走，到了[防州]，府库已经全空，卫兵所得到的供给只有沙钱，买东西也买不到，于是和百姓交战，放火肆意抢掠。土豪陈新率众围城，杨惟忠的部将胡友从城外带兵在城下击败陈新，太后才稍稍得到安定。不久金人从[防州]返回吉州，屠杀洪州】发明【逃走，是普通人的行为。刘光世亲自率领大军，接受命令抵抗敌人，不能拼死守卫，却竟然逃奔。身为中国的大夫，却效法普通人的行为，逃跑苟且求生，不是很卑贱吗？所以记作“带兵逃走”，是为了表明他的力量足以抵抗敌人，只是刘光世不肯抵抗罢了。义之所在，必定要以君主之急为急，从来没有有义却把君主置于后面的。纲目特意记作“逃”，就是为了揭示他苟且求免、不了解自身使命的罪过。哪有身为大将、亲自统率强兵，却逃跑的人，还可以逃避诛责呢】广义【刘光世器量狭小，为什么他的志向这样容易满足、欲望这样容易放纵呢？考察他南渡以来的经历，他建立的功劳和事业也没有多少可见之处。或者也可以考察他的为人。当徽宗时，他的父亲刘延庆曾和药师抵御辽国的萧干。药师对刘延庆说：“请让令公子三将军作为后继。”由此看来，就知道刘光世向来只是虚名很盛。当时刘光世既然奉父亲之命援助药师，就应当奋不顾身，为什么反而违背约定、迟疑不进呢？药师失去援助而失败，由此大概可以知道刘光世是什么样的人了。后来高宗在扬州时，金人攻入天长，刘光世也不能守御，以致防守的军队溃败。皇帝渡江南下，刘光世的罪过很多。即使他追捕苗傅、擒获刘正彦，也都是韩世忠的功劳，和刘光世有什么关系呢？况且刘光世守卫江州时，高宗因为太后在豫章，担心受到惊扰，才让刘光世在那里屏蔽保护太后。刘光世本应当这样想：“君主和父亲命令我守卫这块土地，正是想让我保卫母后。假如有所失误，我将凭什么回去交代呢？应当忧劳警惕，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才是。”哪里是在高防置酒的时候呢？从前汉高祖得到秦地后，因志得意满而放纵欲望，每天在高防置酒，天下几乎不再属于汉朝。幸亏有张良、樊哙等人，才成就了汉高祖的帝业；这也是汉高祖能够听从劝谏的美德。如今金兵南渡，三天时间刘光世还不知道，等到敌兵逼近城下，他便带兵奔向南康，把江州交给敌人。他的罪过难道还数得清、罚得尽吗？唉！刘光世逃避敌人、丢失守地，而高宗却不能按照军法处理他，那么所谓驾驭臣下的权柄究竟在哪里呢？《礼》说：“志向不可满足，欲望不可放纵。”刘光世哪里懂得这个道理呢】盗贼刘忠攻陷舒州。【刘忠起初在东京聚集军队，从蕲州转入湖南，于是攻陷舒州，串通叛州的事务。孙知州被擒后不屈，刘忠发怒，把他割成碎块吃掉】皇帝前往浙西，尚未到达又返回越州。【皇帝起初想巡幸明州，采纳吕颐浩的计策，又返回杭州，于是下诏亲自出征。百官有的到达曹娥江，有的到达钱清堰。侍御史赵鼎竭力进谏，认为敌我人数悬殊，不如采取避敌的办法，于是又召回百官返回越州】知徐州的赵立，率领军队前来勤王，在淮阴击败金人。【赵立听说诏令各路带兵勤王，便率领三万军队奔赴行在。杜充奉授权任命赵立为楚州知州。金人听说赵立放弃徐州将前往楚州，便派兵在淮阴拦截。赵立部下劝他不如回去保卫徐州，赵立愤怒得咬牙说：“回头的人斩首！”于是率众直进，与金人相遇，转战四十里到达楚州城下。赵立中箭，箭贯穿两颊，口不能说话，只能用手指挥各军。前歇定方把箭拔出。议论者说，自燕山之战以来，南北战争还没有像这样激烈鏖战的】发明【《春秋》的书法，凡是记载“救”，没有不认为是善举的。然而在“救”之中，又有不可一概而论的情况。救王室，便责罪诸侯，子突救卫就是这样。救援远国，便责罪四邻，晋国阳处父救江就是这样。救援夷狄，便责罪中国，狄人救齐、吴国救陈就是这样。当时敌人的气势滔天，宋室危如累卵，四方藩镇拥兵自保，却没有听说有勤王的举动。赵立远在徐州，竟能率兵勤王，大败金人。《纲目》根据事实加以记载，邻近的各镇难道不感到惭愧吗？赞美远方的人，责备的就是近处的人。这本来就是书法的深意。唉】任命周望兼同知枢密院事。【仍然守卫平江】任命范宗尹为参知政事，赵鼎为御史中丞。【两人都曾建议避开敌人，所以于是任用他们。赵鼎上奏说：经营中原，应当从关中开始；经营关中，应当从蜀地开始；想巡幸蜀地，应当从荆襄开始。吴越偏处一隅，不是进取中原的地方。荆襄左边顾及川陕，右边控制湖湘，向下俯瞰京洛，是三国都必争的地方。应当把公安作为行宫，驻扎重兵于襄阳，运输江浙的粮食，用来供给川陕的军队。经营大业，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了】广义【看分注所载赵中丞的话，就知道古代善于取得天下的人不过如此，哪里只是兴复宋室而已呢？然而高宗处在艰难危急之时，却不能任用这样刚正明达的臣子，他不足以有所作为，由此就可以知道了】

译金国乌珠渡江进入建康，杜充叛变投降金国，通判杨邦乂为此而死【当时江浙依靠杜充，而杜充每天只做诛杀之事，并且没有抵御敌人的办法。等到乌珠和李成合兵进攻乌江时，杜充闭门不出。统制岳飞哭泣进谏，请求统率军队出战，杜充不听。乌珠于是乘杜充没有防备，进兵夺取和州、无为军。王善迎接投降，乌珠便从马家渡渡江，攻陷太平州。杜充这才派都统制陈淬和岳飞率军迎战，王▯率军先逃，陈淬战败而死，各将都溃败，杜充的军队也随之散乱。乌珠到达建康，守臣陈邦光、户部尚书季棁迎接投降。杜充渡江退守真州，各将怨恨杜充严酷苛刻，想乘他失败时杀掉他。杜充听说后，不敢回营，住在长芦寺。乌珠派人劝诱他说：“如果投降，就封你中原的土地，照张邦昌的旧例办理。”杜充于是返回建康，和季棁、陈邦光率领官属迎接金军，在乌珠马前下拜。通判杨邦乂独自不肯屈膝，用血在衣襟上大书：“宁可做赵氏的鬼，也不做别国的臣子。”乌珠派人用官职诱降他，他始终不屈，大骂并要求一死，于是被杀。杜充到金国后，尼玛哈鄙薄他的为人，过了很久才让他做官】发明【上面记载杜充叛变投降金国，已经判定了杜充叛国的罪行；下面记载通判杨邦乂为此而死，是承认他为节义而死的事实，其褒贬已经十分明确了。杜充背叛君主、侍奉仇敌，杨邦乂明白大义，守死而不屈。看他用鲜血书写衣襟这件事，可以说辞义非常明白。所以《纲目》这样记载并予以褒扬，也是用来劝勉懂得大义、坚守节操的人】广义【杜充是残忍而刻薄寡恩的人。宗泽死后，他完全改变宗泽的政策，专门实行苛刻措施，又缺乏防备抵御的才能。高宗没有察觉，反而让他守卫建康这个要地。等到金军一到，杜充闭门缩头，却为了谋利出城投降。这实在是国家的大盗，哪里可以把大事交给他呢？然而看杨邦乂为节义而死，直到今天仍然令人感到振奋。《纲目》大书说：“杜充投降，通判杨邦乂为此而死。”这就足以表明它要在千载之后诛责杜充，在万古之中彰显杨邦乂。《纲目》赏罚的公正，从这里可以看出】皇帝逃往明州。【皇帝听说杜充战败，对吕颐浩说：“事情紧迫了，怎么办？”吕颐浩于是提出航海的办法，说：“敌兵多用骑兵，必定不能乘船袭击我们。江浙天气炎热，敌人一定不能久留。等他们退去后，再返回两浙。他们出去，我们进入；他们进入，我们出去，这是兵家的奇计。”皇帝认为有理，于是前往明州】发明【自从金人再次侵扰以来，《纲目》记载“皇帝到临安、到浙西、到越州”，到了这时金人的军队逐渐逼近，才记作“皇帝逃往明州”。为什么呢？金人的这次入侵并不比前几次猛烈，皇帝巡幸明州也不像前往镇江那样紧急，可是书法却这样不同，是什么原因？高宗辗转迁徙，不能任用他人抵御敌人；将领有功，也全无慰劳抚恤之意，却听从汪伯彦、黄潜善的话，敌人近在咫尺，竟不再收复一寸土地，只是一味逃奔，于是使敌人猖獗，大举入侵。这大概就是信用小人的祸患到了这种地步。高宗对于忠臣贤士的意见，百条中听从不了一条；对于小人的话，却像回声一样听取接受。所有再次导致迁徙逃亡的后果，都是他自己造成的。所以特别记作“逃”，以此贬低他。而且“逃”是普通人逃窜、苟且求免的事情，以万乘之尊却记作“逃”，实在太可惭愧了。既然如此，高宗又哪里值得与人谈论大勇呢】广义【高宗狼狈地逃往明州，是因为用错了杜充。假使杜充是合适的人，又听从岳飞的进谏，乌珠怎么会进入建康呢？唉！高宗用人失误，以致事势最终不可挽回，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既然如此，拥有天下的人，对于识人的学问不能不认真讲求】盗贼桑仲占据襄阳。【起初，张浚奉授权任命程千秋为京西制置使，驻军襄阳。程千秋招降大盗曹端、桑仲。不久，程千秋怀疑桑仲有异心，命令曹端谋杀他。曹端和程千秋所部都被桑仲击败。程千秋放弃城池，从金州进入蜀地。桑仲于是占据襄阳，京西各城都被桑仲占有】韩世忠从镇江退守江阴。十二月，金国乌珠攻陷临安，派兵渡过浙江追赶皇帝，皇帝乘船入海。乌珠从建康赶往广德，杀死守臣周烈，随后经过独松关，见那里没有守军，便对部下说：“南朝如果只用几百名弱兵守在这里，我哪里能够这么快渡过去呢？”于是进犯临安。守臣康允之弃城逃走，钱塘县令朱跸为此死难。乌珠听说帝在明州，派阿里富▯珲率精锐骑兵渡过浙江追赶。帝乘楼船入海，停驻在定海县，把范宗尹、赵鼎留在明州，等待金使。帝又对张浚说：“如果能够抵御敌人并取得成功，就应当加封王爵。”吕頥浩上奏，请求让从官以下各自方便离去。帝说：“士大夫应当懂得义理，怎么可以不随从护卫？如果这样，那么朕所到之处就和盗贼没有区别了。”于是郎官以下大多随从护卫。过了四天，帝的船停驻在昌国县。发明：这一年秋天，诏令韩世忠等人分别驻屯江东，以防备金人；这说明朝廷把抵御敌人的责任交给了他们。不久，世忠担任浙西制置，威望大为振作；这说明世忠已经有消灭敌人的势头。为什么却急忙放弃镇江，退守江阴，不愿向北进击？一个敌人到来，便收拢军队自行躲避，任由金人长驱直入。假使世忠还能悔悟，努力振作、奋发图强，也还或许有希望。如今却放任敌人深入，完全没有牵制、邀击的谋略，终于使两浙沦陷，皇帝流离播迁。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纲目》前面记载诏令世忠防备金人，后面又记载乌珠攻陷临安，那么世忠辱没使命、退缩怯懦的罪过，究竟该怎样说呢？假使江中的战斗不能取胜，世忠也不能免于误国之诛。广义：唉，航海逃难的困厄，固然是高宗任用杜充守卫建康造成的。然而看分注所载吕頥浩的话，就知道他一定是奸邪之人。怎么适合让他在皇帝左右，来决定去留呢？他想让从官各自方便离去，难道不知道这是把君父置于什么境地吗？他的意图不过是想做杜充所做的事罢了。他的罪恶哪里说得尽呢！先前因为苗刘之乱，防卫军队、勤王救驾，张浚因为一向有威望，能够决断大事。却不知道，他所面对的大事，难道还有比天子航海更大的事吗？唉！先前勤王时，是一个吕頥浩；如今欺君时，又是另一个吕頥浩。像吕頥浩这样的人，不过是趁时机谋取私利的小人罢了，还谈得上什么有威望、能够决断大事呢？江淮统制岳飞在广德击败金人。

译岳飞率领所属部队，从建康追击进入广德境内的金人，六战皆[原文疑误]，擒获金将王榷，俘获首领四十多人。他察看俘虏中可以任用的人，以恩义结交，遣送他们回去，命令他们夜间袭击营寨、放火。岳飞乘乱纵兵攻击，大败金军。军队驻扎在钟村，军中没有现成粮食，将士忍饥挨饿，却丝毫不侵犯百姓。金人所征集的士兵互相说：“这是岳爷爷的军队，大家争着投降归附吧。” 广义：岳武穆，即使是古代的孙武、吴起、韩信、邓禹，也没有超过他。先前假使杜充听从他的劝谏，高宗一定不会有逃奔明州的事，乌珠也将要被斩首了。唉，真是雄伟啊！孔彦舟进犯荆南，诏令晓谕他投降，任命他为湖北捉杀使。○金人攻陷越州，随后攻陷明州。张俊派统制杨沂中在高桥迎战，击败了金军。阿里富▯珲进入越州，宣抚郭仲荀逃奔温州，知府李邺投降。富▯珲随即渡过曹娥江，到达明州西门的高桥。张俊派统制刘保迎战，刘保战败；杨沂中等人又拼死作战。杨沂中舍弃船只登岸，知明州刘洪道率州兵从旁边射击，大败金军，杀死数千人。金使来召人到营寨商议事情，张俊派小校前往。金人与他交谈，想进入越州请求投降，张俊拒绝了，并告诫将士，担心敌人一定会再次到来，于是下令清空野外，派许多轻舟埋伏弩兵，关闭关隘自行防守。发明：自从金军深入以后，便任意攻掠，没有人敢于抵挡它的锋芒。如今江淮统制岳飞在广德击败了他们，杨沂中在…… 高桥击败了他们，于是两位将领攘除夷狄、勤王救驾的心志可以看见了，所以详细记在册中，对他们深加褒奖。【庚戌】四年【金天会八年】春正月，金人攻陷明州，屠杀当地百姓，随后袭击在海上的帝，帝逃往温州。这月初一，西风大作，金军乘着风势，再次进攻明州。张浚、刘洪道坐在城楼上，派兵突然袭击，杀伤金军大半。金人向北逃跑，死在江中的不计其数。金军连夜拔营，退屯余姚，并派人向乌珠请求增援。乌珠派兵与阿里富▯珲再次进攻明州。张浚害怕了，率军赶往台州。刘洪道也逃走。金军进入城中，屠杀百姓。帝听说明州失陷，于是移驻台州章安镇。金人乘胜攻破昌国县，听说帝在章安，便率水军追赶三百多里，没有追上。提领海舟张公裕驾大船出击，将金军击退。金军退回。帝从章安出发前往温州，停泊在港口。发明：直接写“屠”，是为了显明金人的暴行。《纲目》在高宗事迹前先写“奔镇江”，接着写“奔明州”，又如临安、越州，都改掉前史“幸镇江”“幸明州”“幸杭州”“幸越州”的说法，用来给后代君王留下戒惧勤勉、保卫国家的警示，正是如此。到了这次前往温州，又改变文辞，写作“帝走温州”；说“走”，是匹夫轻身逃命的行为，表现出的卑贱轻率就更加严重了。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一旦被金人驱逐，便窜逃自身、苟且求免，简直不比狐狸兔子躲避鹰犬好多少；这也是因为保养奸邪、忘记仇恨而事奉敌人、贤能与否不能辨明、是非混乱所造成的。

译《书》说：“我统治兆民，心情凛然，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匹马一样。” 又说：“我看天下的愚夫愚妇，其中有一个人的能力也可能胜过我。”观察金人攻陷明州、帝逃往温州这件事，就更加相信这话了。广义：万乘天子被迫召集而有航海逃难的艰险，这是天地翻覆、屯难达到极点的征象。唉，危险啊！张公裕的功劳，就好比洪水浸漫，逼近堤岸顶端，堤岸倾倒崩溃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先前如果不是张公裕用寸土之地加以阻挡，那么洪水泛滥弥漫，就再也无法挽救了。这样看来，高宗没有被富▯珲擒获，是张公裕的力量。刘光世、吕頥浩，大概也应当羞愧而死了。金人，罗索攻陷陕州，知州李彦仙为此死难。李彦仙在陕州，搜集军用物资，增修城墙、疏浚护城河，进一步做好战守准备。他派都领邵兴收复虢州。金将乌鲁来攻，李彦仙击败了他。罗索听说后，从蒲解率领大军到来，李彦仙又大败他，罗索仅仅独自逃脱。李彦仙估计金人一定会合力来攻，立即派人向张浚请求援兵。不久罗索果然率领折可求等十万人到来，把军队分为十部，以正月初一为第一天，轮流由一部攻城，约定三十天内一定攻下。李彦仙意气如常，多次出兵交战。后来粮食吃尽，向张浚告急。张浚下檄文命曲端率泾原兵援救。曲端一向嫉妒李彦仙，不奉命出兵。张浚说：“金人如果攻下陕州，就会完全占据黄河以北，而且将窥伺蜀地。”于是出兵到长安，但道路受阻，无法前进。李彦仙每天与金军作战，罗索惊异于他的才能，用各种方式诱骗利诱他，李彦仙把金使全部斩杀。城中力量耗尽，守城无法维持，李彦仙投河而死；他的属官和居民没有一个投降。罗索大怒，把他们全部屠杀。发明：李彦仙守卫陕州，搜集军用物资，修整战守装备，一点也没有迟缓。即使郡中兵力少而弱，他也无暇顾及这些困难，因此《纲目》特意表彰并记载了他。不久陕州被围，形势危急，金人用各种方式诱降，他把金使全部斩杀，毅然正色，发誓以死相守。他的志向在于为国殉难，宁死不改，当然不是别人所能相比的。难怪《纲目》记载他保全节操，把他与忠臣相提并论。士君子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就一定不会计较个人利害，也不会因不明白顺逆而拥兵自卫、却不去救援君父。广义：自古以来，谄媚嫉妒的人，哪里只是不能成事，也足以害死自身罢了。当罗索进攻陕州时，假使曲端不嫉妒李彦仙而出兵援救，罗索哪里只是不能攻取陕州，甚至可能被擒也说不定。这样看来，曲端后来被张浚杀死，他的灾祸实际上就起源于此，能不引以为戒吗？滕康、刘珏被免职。御史张延寿议论说，他们不能忧虑国事，使太后身陷险境，因而被敌人追逼。金国任命韩企先为尚书左仆射，兼任侍中。当时金国正在议定礼仪制度，韩企先广泛通晓经史，熟知前代旧制，对制度有的沿用、有的改革，全都取其适宜之处。发明：外国任命官职，以前从未记载过这种事，为什么这里要记下来呢？因为韩企先广泛通晓经史，熟知前代旧制，是金国的贤相，所以特意提升他的地位并加以褒奖。二月，河北盗贼郦琼向刘光世投降。郦琼是相州人。起初隶属于宗泽。宗泽死后，郦琼被调去戍守滑州。金人入侵，戍军发生叛乱，杀死统制，推举郦琼为首领。郦琼于是以勤王为名诱导众人，行军收集兵力，向北渡过淮河，拥有一万多人。到达和州时，被金军当海击败，于是率领部众向刘光世投降。诏令任命他为楚州安抚使。任命卢益、李回代理知三省枢密院事。○金人屠杀潭州。金军攻破江西各郡后，便率兵进犯湖南，随后攻陷潭州。将吏王暕、刘价、赵聿之战死，向子諲率兵夺门而出，金兵于是大肆掳掠，屠杀城中百姓后离去。金国乌珠率兵向北撤回。乌珠回到临安，纵火焚烧并掳掠。因为辎重不能从陆路运走，便取道秀州向北。金人进入东京。代理留守上官悟出城逃奔，被盗贼杀死。从此，四京都沦陷于金人。鼎州人钟相发动叛乱，攻陷澧州。金人离去后，潭州的群盗大规模起事。钟相曾经用旁门左道迷惑众人，于是纠集人众，打着捍卫盗贼的名义，自称楚王，改年号为天载。他进犯澧州，攻陷了它。周望弃军逃走，太湖的金人大肆掳掠平江。金人的游骑到达平江，周望逃奔太湖，知府汤东野弃城逃走。乌珠进入城中，纵火焚烧、掳掠，死者五十万，能够逃脱的百姓只有十分之一二。乌珠于是进入常州、镇江府。发明：直接写“弃军”，是说他辱没君主的使命。“走”是匹夫轻身逃命的行为，是在贬斥他；“大掠”则是在斥责金人的暴行。周望奉诏留守，又拥有精兵，并不是弱小固守、不能抵敌强军的情况，却竟然抛弃君主逃走，放任敌人大肆掳掠，他的罪过难道还不该受到极严厉的诛罚吗？记作“周望弃军走”，是为了表明他效法匹夫的行为，偷生苟免，却不知道自己负有君命之罪。臣下看到这里，也许会知道羞愧了。三月，派使者到防州迎接隆祐太后。帝对辅臣说：“朕起初并不认识太后，但自从迎接她到南京以来，她爱护朕不只是像亲生儿子。如今她在数千里之外，兵马惊扰，应当赶快奉迎她，以满足朕早晚思念她的心意。”于是派卢益以及辛企宗、潘永思等人到防州奉迎。孔彦舟擒获钟相，押送到行在，诛杀了他。他的党羽杨太复在龙阳聚集人众。○盗贼戚方攻陷广德军。当初，韩世忠退守江阴，溃散的士卒戚方等人于是赶往镇江，劫持知府胡唐老的部众同行。胡唐老愤怒斥骂，不肯服从，因而遇害。戚方放纵军队攻陷广德军。夏四月，张浚率兵入京护卫，听说金军已经撤退，于是返回。○金人进入潼关，曲端派吴玠在彭原抵抗，战败，曲端逃回泾原。金国罗索攻陷陕州后，便长驱进入关中。曲端派吴玠在彭原抵抗，自己率军驻扎邠州作为援军。金人来攻，吴玠将其击败。萨里罕害怕得哭泣。罗索整顿军队再次交战，吴玠的军队战败。曲端退逃到泾原，金人乘胜焚烧邠州。吴玠怨恨曲端不来援助，大骂他。从此两人产生嫌隙。金人虽然取胜，吴玠因为曲端率全军退走，而且夏季将至，于是又退回河东。发明：凡是“走”，都是匹夫轻身逃命的行为，是在贬斥他。当时敌人进入潼关，曲端派吴玠抵抗，这是适宜的。等到彭原大战，军队受挫战败，曲端本应协力破敌，共同收获成功，这也是职责分内应当做的事。为什么却拖延在邠州，拥兵自守，因吴玠战败便退屯泾原，完全没有扶助弱者、挽救危局的心意？这样看来，曲端的罪过难道还不该受到极严厉的诛罚吗？考察分注，尚且只写“退屯泾原”；《纲目》改换文辞，直接写“走还”，是为了表明他效法匹夫的行为，从而深加贬斥。帝返回越州。

译金人撤退后，帝将向西返回，召集群臣商议驻跸的地方。吕頥浩说：“今后应当驻扎在浙右，慢慢谋划进入蜀地。”范宗尹说：“如果立即进入蜀地，恐怕两方面都失去。占据江表而谋取关陕，就能两方面都得到。”帝说：“好。”于是从温州出发到越州，下诏亲自出征，巡行浙西。不久把越州升为绍兴府。韩世忠在江中邀击金国乌珠，大败金军。乌珠逃往建康，又率兵袭击韩世忠，韩世忠战败。乌珠于是赶往江北。当初，韩世忠把前军驻扎在青龙镇，中军驻扎在江湾，后军驻扎在海口，想等乌珠的军队撤回时攻击他们。等到乌珠从秀州赶往平江，世忠的计划没有实现，于是移军镇江等待乌珠。金军到达江边，世忠先派八千人驻扎在焦山寺。乌珠想渡江，便派使者互通问候，并且约定交战日期，世忠答应了。他于是对诸将说：“这一带的地势，没有比金山龙王庙更好的地方，敌人一定会登上那里窥探我军虚实。”于是派苏德率一百人埋伏在庙中，又派一百人埋伏在庙下岸边，告诫他们说：“听到江中鼓声，岸边的士兵就进入，庙中的士兵随后出击，合力攻击敌人。”敌人到来时，果然有五名骑兵奔向庙宇。庙中士兵先击鼓冲出，擒获两名骑兵；其余三骑挥鞭奔驰，其中一人穿红袍、系玉带，坠马后又跳起逃脱。盘问被擒者，才知道那人就是乌珠。不久双方在江中交战，交锋数十回合。世忠的妻子梁氏亲自执桴击鼓，敌人始终不能渡江，俘获了很多敌兵，还俘虏了乌珠的女婿龙虎大王。乌珠害怕，请求把所掠夺的财物全部归还，以换取通行之路，世忠不答应；乌珠又增加名马作为条件，世忠仍不答应。于是乌珠从镇江溯流向西而上。乌珠沿南岸行进，世忠沿北岸行进，边交战边前进。世忠的大型艨艟战舰出现在金军前后数里，击打船只的声音一直传到天亮。将要到达黄天荡时，乌珠十分窘迫。有人说：“老鹳河的旧河道，如今虽然已经淤塞，如果把它挖通，就能通到秦淮河。”乌珠听从了这个建议，一夜之间挖成水渠，共三十里，于是赶往建康。岳飞率三百骑兵、三千步兵在新城邀击，大败金军。乌珠于是又从龙湾驶入江中，赶往淮西。防达兰从潍州派贝勒太一率兵来援，乌珠于是又率军返回，想向北渡江。世忠与乌珠在黄天荡相持，太一的军队在江北，乌珠的军队在江南。世忠把海船推进到金山脚下停泊，预先把铁绳贯穿火钩，交给强健的人。第二天早晨，敌船呐喊着向前，世忠把海船分成两路驶到敌船后方，每投下一条铁绳，就拖沉一只敌船。乌珠陷入困境，哀切地请求讲和。世忠说：“归还两宫，恢复我国疆土，这样我们就可以彼此保全。”乌珠无言以对。又过了几天，乌珠再次请求讲和，言语却不恭敬，世忠拉弓想射他，乌珠急忙奔驰逃走。他看见海船乘风张帆往来如飞，便对部下说：“南军把船驾驭得像驾驭马匹一样，怎么办？”于是悬赏招募能够献出破海船办法的人。当时有一个姓王的闽人教他们在船中装载泥土，用木板铺平，在船板上凿孔安装桨橹，等风停时再出航；海船没有风就不能航行。而且用火箭射它的苇篷，船就会不攻自破了。兀术认为有理，于是杀白马祭天。等到天放晴、风停了，兀术乘小船驶出江中，韩世忠横截江流攻击他。海船没有风不能行驶，兀术命善于射箭的人乘轻舟用火箭射海船，烟火遮蔽天空，宋军于是大败，被烧死、淹死的人数不清，韩世忠仅仅逃得一命，奔回镇江。兀术于是渡过长江，驻扎在六合县。韩世忠以八千人抵挡兀术十万大军，经过四十八天才失败。可是金人从此也不敢再渡长江了。纲目发明说：江战中的形势是，韩世忠以八千人击破兀术十万大军，相持了四十八天。假如上天有意保佑宋朝，而福建那个鄙陋之人没有献出焚烧船只的办法，那么女真的全军必定覆没，而华夏强盛的声势或许可以稍稍振作起来。韩世忠刚一失败，兀术便渡江，敌人得以长驱向北撤回，这确实是南北形势的重大转折。然而金人从此[“防胆”疑作“丧胆”]，不敢再渡长江，韩世忠的功劳难道不伟大吗？虽然如此，宋朝以八千兵力能够击破十万大军，假如把各将领的军队集中起来，合力向北进军，那么中兴的大业就容易得如同翻掌一样。宋人不能奋发义理之勇，各镇也不能履行联合出兵的职责，夷狄刚一退去，便把苟且安定当作目标；不敢把赦文颁布到陕州的蒲、解二地，害怕激怒金人；不敢在黄河东西两岸屯驻戍卒，害怕妨碍和议；却只是今年增加岁币，明年进贡地方物产，把国家的深仇大恨置之度外，把金人的侮辱轻慢当成理所当然，军队衰弱，将领老迈，坐失战机。宋高宗不能在前面振作军心，宋孝宗不能在后来振兴国势，不过是把君臣的称呼改成叔侄的名号，上下相安，安然不知羞耻，却完全不知道国家所受的损失也很多，难道不值得深深惋惜吗？纲目记载这件事，开始时为之喜悦，最后却为之惋惜。广义说：唉，难道世上的人可以只根据一时的成败得失来评判人物吗？应当看他长久以来的表现才是。不过，如果只根据一时的成败得失来评论，即使是佣人和小贩也都能说上几句，这哪里算得上品评人物呢？如果考察他的功业是否能够流传久远，而不拘泥于一时的成败得失，然后就会知道，失败正是他所以成功的原因，失利正是他所以获利的原因。看韩世忠在邀击兀术时，驻军于青龙江湾海口，他的意图就是想一举擒获兀术。事情没有成功后，他便把军队移到镇江；他估量敌情、设置伏兵，像善射者射中目标一样准确，没有丝毫差错。然而没有取胜，是因为智者千虑之中也有一失，难道能算他的罪过吗？韩世忠可以说是超过当时各位将领一筹的人，君子怎么可以因为他一时的失败，就贬低他的功劳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五十二年〕 召还赵鼎，任命他为翰林学士，赵鼎推辞而不接受任命。吕颐浩被免职。

译当初，御营使本来是因为皇帝出行而总管军政，后来宰相兼任此职，于是专掌兵权，枢密院几乎无从参与。吕颐浩在位时，尤其专横放纵。中丞赵鼎曾上疏弹劾他。后来听说韩世忠打败金人，吕颐浩请求皇帝到浙西去，下诏亲自征讨。皇帝将要听从他的建议，赵鼎认为不可轻率出兵。吕颐浩憎恨赵鼎与自己意见不同，改任赵鼎为翰林学士，赵鼎不接受。又改任吏部尚书，赵鼎仍不接受。于是赵鼎上言说：“陛下有诚意听取意见，而宰相却陈说拒绝劝谏的言论；陛下有眷顾、礼待台臣的心意，而宰相却挟持着挫伤、沮丧言官的意图，顽固地卧居不出。”赵鼎上疏弹劾吕颐浩的过失，共一千多字。吕颐浩因此请求离职，诏令说吕颐浩倡导义举、勤劳于王事，应当给予优厚礼遇，于是罢免他为镇南军节度使、醴泉观使，又任命赵鼎为中丞，并对他说：“朕每每听说前朝忠诚进谏的大臣，只恨不能认识他们，如今却在卿身上看到了他们。” 发明说：《诗经》说：“国家虽不安定，有的圣明，有的昏庸；人民虽不富足，有的聪明，有的善谋，有的严肃，有的能干。就像那流动的泉水一样，不要一同陷入败亡。”这句话是说，国政的议论虽然没有定论，但如果君王不任用善人，便会相继陷入败亡。吕颐浩专权放纵，厌恶听到善言，而赵鼎上疏竭力弹劾他，毫不回避隐瞒。因此改任赵鼎为翰林学士，赵鼎既然辞谢而不接受；又改任赵鼎为吏部尚书，赵鼎再次辞谢而不赴任。那么，吕颐浩用官职加给赵鼎，并不是出于公议，只是害怕赵鼎议论自己，想用官职堵住他的嘴罢了。难道说君子可以用财货收买吗？赵鼎再次上疏弹劾吕颐浩，吕颐浩最终被罢免宰相之位。这难道不是君子和谐相处而又各持不同意见吗？所以《纲目》记载召还赵鼎为翰林学士，是为了表明吕颐浩想用官职诱惑他；记载赵鼎辞谢而不接受，是为了赞美他没有加入吕颐浩的党派；记载召吕颐浩免职，是为了表明有过错的人可以被免职。《纲目》评判是非的标准，在这类事情上体现得很清楚。广义说：分注说，赵鼎用一千多字论述吕颐浩的罪恶，而宋高宗立即听从他的意见，免去吕颐浩，可以说是勇于听取善言了；这与宠信汪伯彦、黄潜善的日子大不相同，中兴的大业难道还不能期待吗[“马”字疑误]？留守司统制牛皋追击在宝丰败退的金人。进犯江西的金人听说兀术向北返回，也从荆门撤走。留守司统制牛皋秘密出兵拦击，在宝丰的宋村打败了他们。五月，任命范宗尹为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张守为参知政事，赵鼎为签书枢密院事。岳飞在静安袭击金人，打败了他们。兀术渡过长江后，在建康的金人大肆焚烧劫掠，抓走李棁、陈邦光等人，从静安渡过宣化后离去。李棁在途中死去，陈邦光归附刘豫。岳飞在静安镇拦击金人，大败金军。当初杜充失败时，他的将士溃散而去，多数沿途抢掠，只有岳飞严格约束部下，不骚扰百姓。逃避寇乱的士大夫，多数依靠岳飞而得以免难。王绹被罢职。任命翟兴等人为荆湖、淮南诸路镇抚使，分别给他们划定辖地。当时京东西、荆湖南北、淮南诸路盗贼蜂拥而起，大的有数万人，占据州郡，朝廷无法控制。范宗尹向皇帝进言说：“群盗都是乌合之众，逼迫他们，他们就会合力拼死抵抗官军；不如划分土地安置他们。盗贼有了归属，就可以逐步控制。”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任命翟兴等人一并为镇抚使，分别把土地授给他们。翟兴管辖河南府、孟州、汝州、唐州；赵立管辖楚州、泗州、涟水军；刘位管辖滁州、濠州；赵霖管辖和州、无为军；李成管辖舒州、蕲州；吴翊光管辖黄州；李彦先管辖海州、淮阳军；薛庆管辖高邮、天长军。不久，又授予陈规德安府、复州、汉阳军；解潜管辖荆南府、归州、陕州、荆门、公安军；程昌禹管辖鼎州、澧州；陈求道管辖襄阳府、邓州、随州、郢州；范之才管辖金州、均州、房州；冯长宁管辖顺昌府、蔡州军。翟兴听任便宜行事，使他们建立显著功劳，并允许世袭。然而李成、薛庆等人起于群盗，翟兴、刘位是地方豪强，李彦先等人都是溃败的将领；他们既没有统属关系，遇到紧急情况又不派兵援助，所以各镇很少能够自行守住。不久，陈求道与刘忠交战，失败后战死。又命令孔彦舟担任辰州、沅州、靖州镇抚使，郭仲威担任真州、扬州镇抚使[原文作“真杨”，疑有误]。金人包围楚州。金将达兰包围楚州，赵立急忙命人拆除城下的废屋，点燃火焰；[“池”字疑误]壮士们手持长矛等待。金人登城用钩子牵取他们，宋军便把金人投入火中。金人挑选敢死之士突入城内，宋军又与他们搏斗厮杀，金人于是稍稍退却。到这时，兀术将要向北返回，想借道楚州运送辎重，赵立杀了他的使者。兀术大怒，于是设置南北两个屯驻点，截断楚州的粮饷通道。六月，周望获罪，被安置在连州。这是侍御史沈与求弹劾他的结果。撤销御营司，任命范宗尹兼任知枢密院事。滁州、濠州镇抚使刘位被盗贼杀死。发明说：刘位不过是地方豪强罢了，既没有折冲御敌的才能，也没有统率众人的办法，却任命他为镇抚使，这是自取失败的道路。何况各镇拥兵自守，遇到紧急情况又不相救，救援没有多久，有的被盗贼杀死，有的被敌人夺取，都不能保有土地来藩卫王室。范宗尹的谋划，难道不是错误的吗？直书“滁、濠镇抚使刘位为盗所杀”，那么刘位不配担任这一职务的惭愧，也已经很多了。张浚罢免他的都统制曲端。张浚虽然受到重用，但曲端却因为别人逐渐传播的议论而不能不产生疑心，于是派张彬前往邠州[原文作“防州”，疑有误]察看他。张彬到后，对曲端说：“如今军队已经会合，财物和军需也已备齐，罗索带着孤军深入我国境内，我集合各路军队进攻他，并不困难。”曲端说：“敌军将士精锐，而且还要依靠我国的粮食，我军现在反而成了客军，不可取胜。如果按兵不动，凭借险要据守，时常派偏师骚扰他们的耕种和收获，使他们不能耕种收获，他们必定要到河东取粮，那时我们就是主军了。这样过一两年，他们一定困顿疲弊，才可以图谋。”万一轻率出兵，后患正会像火一样蔓延。张彬回来报告张浚，张浚不以为然。等到兀术停留在江淮，张浚商议出兵骚扰他。曲端说：“平原旷野，敌人便于冲锋突击，而我军从未练习水战，金人凭借亲自造成的有利形势，难以与之争锋，应当训练士兵、喂饱战马，守住疆土罢了。十年以后才可以出兵。”张浚积累了先前的疑虑，于是借彭原之败为由，罢免曲端的兵权，再贬为海州团练副使，安置在万安军。

译发明说：罢免、升降官员是君主掌管的事，张浚作为臣下却这样做，不也是专擅吗？然而前文记载皇帝命张浚便宜行使升降官员的权力，那么既然是君主命令他，就不能算专擅。虽然如此，谗言是难以传入而容易使人迷惑的；如果不是极其明察而又没有瑕疵的人，很少有不被它动摇的。所以说：“逐渐浸润的谗言，以及切肤之痛般的诉说，都不能使他实行，这才可以说是明察了。”张浚虽然重用曲端，但因别人不断传播的议论而不能不产生疑心，这次又因议事不合，便因此罢免贬斥他。把曲端安置在万安军，是张浚听取意见的明察，难道不也稍有亏损吗？唉！张浚凭借深厚的德行和崇高的声望，尚且因为疑虑积累而猜忌曲端，那么其他不如张浚的人，能够不听信对人的谗言，几乎是不可能的。罢免他还可以，后来竟杀掉他，那就更加过分了。所以《纲目》只直书张浚罢免曲端，而不说革去他的官职，是为了表明曲端并没有罪。戚方向张浚投降。秋七月，任命岳飞为通州、泰州镇抚使。各将领讨伐戚方，岳飞同他交战数十合，都战败戚方，戚方于是向张浚投降。张浚回来后，大力称说岳飞可以任用，于是任命岳飞为通、泰镇抚使，知泰州。岳飞推辞，请求担任淮东一个重要而难以承担的职务，收复本路州郡，乘机逐步推进，使山东、河北、河东等路依次收复，皇帝没有答应。发明说：戚方向张浚投降，为什么要给岳飞加官？大概是张浚把功劳归于岳飞，并且借此推荐他。虽然如此，今天推荐岳飞的是张浚，日后忌恨岳飞的也是张浚，这种好恶为什么如此不合常理呢？但是，今天推荐岳飞是出于公义，日后害岳飞却是出于私意。萧何开始推荐韩信，最后却嫉妒韩信，这是小人的心思。开始推荐韩信时，自己的地位还高于他；最终嫉妒韩信时，自己的地位反而低于他。地位低了，谗毁嫉妒的心思就产生；谗毁嫉妒的心思产生，谋害的意图就发作。因此君子和小人不能同时并立。纲目特意把这件事写在册中，其中谨慎防范的意味，也深刻而明显。金兀术带兵奔赴陕西。当时张浚认为金兵聚集在淮河上游，害怕他们再次侵扰东南，便谋划牵制金军，想出兵分几路从同州、鄜延进攻其空虚之处。兀术听说后，便从六合带兵奔赴陕西。金主也让罗索专门进攻陕西，所攻下的城邑很快又重新抵抗，罗索于是请求增加兵力，金主命鄂尔多前去监督他的军队。张浚派兵收复陕西的军州。赵哲收复鄜州，吴玠收复永兴军，其余州县大多迎接归降。金人把二帝迁到五国城。金人将要拥立刘豫，于是把徽宗、钦宗二帝迁到五国城，那里距离上京东北一千里。迁到那里一个多月后，太上皇后郑氏去世。洪皓从云中秘密派人送去奏书，并把桃、梨、栗、面等物品献给二帝，二帝才知道宋帝已经即位的事实。发明说：前面已经记载金人废黜上皇为昏德公、靖康帝为重昏侯，这里不再这样写，是不愿重复称说，也是在为本国掩讳丑恶。然而二帝难道就没有罪吗？二帝屈身成为臣虏，苟且偷生、忍受羞辱，他们的罪过已经不言自明了。《纲目》这样记载，仍然是在替中国避讳。建州人范汝为作乱。当时粮食正十分困难，跟随范汝为的百姓很多。州里派兵出战，被范汝为打败，贼势更加壮大。统制李捧前去捕捉他，官军大败逃走。诏令福建安抚使程迈发兵进讨；当时范汝为已经攻破建阳，于是改命神武副军统制辛企宗讨伐他。八月，任命谢克家为参知政事。隆祐太后到达越州。承州镇抚使薛庆在扬州同金人交战，失败战死。卢益被罢职。任命桑仲为襄州、邓州、随州、郢州镇抚使。范宗尹念及乡国遭受祸乱，请求赦免桑仲的罪过，并授予他官职，皇帝同意了。九月，金人拥立刘豫为齐帝。当初，金主听说宋帝到了东南，派尼玛哈南下征伐，并告诉他说：“等宋朝平定后，应当扶立一个藩辅，就像张邦昌那样。”等到兀术北返，众人商议认为折可求、刘豫都可以拥立。刘豫用重宝贿赂达兰，请求拥立，达兰已经答应了，便向尼玛哈进言，尼玛哈没有答应。高庆裔劝他说：“我们家起兵，只是想夺取两河，所以攻下汴京后就拥立张邦昌。如今河南的州郡官制不改，难道不是想沿用张邦昌的旧例吗？元帅为什么不早些提出建议，却要让恩惠归于别人呢？”尼玛哈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派使者到刘豫所部，询问军民认为应当拥立谁。众人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刘豫的同乡张浃请求拥立刘豫，议论于是定下。达兰把这件事报告上去，于是金人派高庆裔和知制诰韩昉，带着玺绶、宝册，拥立刘豫为大齐皇帝；刘豫世代奉行子孙之礼，奉行金朝正朔，设置丞相以下的官职。九月，刘豫即位，定都大名府，任命张孝纯为丞相，李孝扬为左丞，张东为右丞，郑亿年为工部侍郎，李俦为监察御史，王琼为汴京留守，子麟为提领诸路兵马兼知济南府，弟弟刘益为北京留守。册封他的母亲翟氏为皇太后，妾钱氏为皇后。把第二年改为阜昌元年。朝廷听说后，凡是在刘豫政权中任伪职而家属在东南的人，全都给予优厚的抚恤和安置[“抚防”疑有误]。发明说：所拥立的人本来就不应当被拥立，金人用“齐”这个国号来斥责他；斥责金人，也就是斥责刘豫。刘豫背叛君主、背弃国家，认金人为君父，苟且偷生而不知羞耻，即使得到天下，也一天都不能安坐，何况只是河南区区数郡，而且还是金人所拥立的呢？刘豫僭越称帝，本来就不值得多说。从此以后，《纲目》删去他的伪齐国号而只称刘豫，是不承认他建立了僭伪的国家。《纲目》诛讨乱臣逆贼的法则，十分严明。广义说：刘豫是宋朝的臣子。他叛逆的罪过，本来就多得无法尽数诛责。然而金人拥立刘豫，不过是把从宋朝夺来的土地分割给他，并不是把本来属于自己的土地分给他。土地从别人那里夺来，恩惠却归于自己，金人的狡猾，竟到了这种地步。光州、黄州镇抚使吴翊弃城逃走。让李成兼管光州、黄州。诏令刘光世督率各军救援楚州，刘光世没有前进；镇抚使赵立为此战死，楚州[“防”字疑作“陷”]。

译【楚州被围已经很久，赵立立即派人告急。赵鼎想派张俊去救援，张俊推辞不肯前往。于是任命刘光世督率淮南各镇援救楚州。海州的李彦先首先带兵赶到，却被淮河阻扼，不能前进；扬州的郭仲威按兵不动，驻在天长，暗中怀着观望之心。刘光世部将王德、郦琼大多不听命，只有岳飞勉强能够提供援助，但敌我兵力悬殊。皇帝阅览奏报后，立即五次写信催促刘光世防守，刘光世始终没有行动。金人知道外援断绝，便进攻东城。赵立登上登城的磴道观察敌情，被飞来的炮石击中头部，左右的人急忙奔去救他。赵立说：“我进军不能为国家消灭敌人了。”说完便死去。金人怀疑赵立是假死，不敢发动进攻。过了十多天，城才被攻破。赵立为人本来强悍，不识字，但忠义出于天性，仇视金人；凡是俘获金人，他都肢解后示众，从未献上首级。事情传开后，追赠奉国节度使，谥号忠烈】发明【书写“不进”，是为了重重谴责刘光世不急于救君。楚州被围五个月，粮食耗尽，援兵断绝，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刘光世奉命救楚，譬如救溺水者、救火灾一样，行动快一些才是正确的。为什么却屡次按兵不进，拖延时日，坐视不救？他违抗命令、不尽忠的罪责已经很明显了，所以书写“不进”来深加贬责。赵立守卫孤城，竭尽全力防御，被炮石击中而死，实在令人悲痛。假如上天再给赵立一些寿命，那么楚州怎么会这么快就被攻破呢？赵立只是一个武人，眼睛里不识文字；前一处记载他起兵收复徐州，另一处记载他率兵勤王，这一处记载他战死，可见他始终心中迫切地忠于宋朝。所以《纲目》特意以“全节”来褒扬他。唉，一个武夫尚且能够这样保全节操，何况当时那些叛逆的士大夫，难道就不感到惭愧吗？这正是《纲目》褒贬分明、公正记事的深刻用意啊】张浚派都统制刘锡率领五路军队，在富平同金国的罗索交战，战败。张浚退军驻守秦州。【张浚听说乌珠将要到来，便发檄文召集熙河的刘锡、秦凤的孙偓、泾原的刘锜、环庆的赵哲四位经略以及吴玠的军队，共四十万人、战马七万匹，以刘锡为统制，迎战决胜。王彦劝谏说：“陕西军队将领和士卒上下之间的情况还没有沟通，如果战事不利，五路都会丧失；不如暂且驻扎在利阗、兴萍，以巩固根本。敌军进入境内后，再发布檄文召五路军队前来援助，即使万一不能取胜，也不会遭受大的损失。”张浚不听。刘子羽也极力说不可以，张浚说：“我难道不知道这些吗？只是东南的事情正紧急，不能不这样做罢了。”吴玠、郭浩都说：“敌人的锋芒正锐，应当各自守住要害，等敌军疲敝后再乘机进攻。”张浚仍不听，于是进军驻扎在富平县。刘锡同诸将商议作战，吴玠说：“军队要根据有利条件行动，如今地势不利，看不出有什么可取之处，应当选择高地据守，使自己立于不可战胜之地。”诸将都说：“我方人多、敌方人少，前面又有苇泽阻挡，敌人的骑兵无法施展，为什么要迁移到别处？”不久，罗索率兵突然到来，运载柴草、土囊，铺平泥泞之地，借此前进，逼近各营。刘锡等同敌人奋力交战，刘锜亲自率将士逼近敌阵，杀死俘获敌人很多，双方胜负尚未分出，敌人的铁骑却直接冲击赵哲的军队，其他部队来不及援救，赵哲因此离开自己的部属；他的将校看见尘土扬起，便惊慌逃跑。诸将全都溃败，敌人乘胜进军，关陕大为震动。张浚当时驻扎在邠州督战，战败后退守秦州，召赵哲来将他斩首，又把刘锡安置在合州，命诸将各自返回本路，上书请求治罪。皇帝亲自写信慰劳勉励他们。从此以后，关陕再也不能恢复，议论此事的人把轻率使用军队、失掉军纪的罪过归于张浚】发明【《春秋》庄公九年记载“齐军在干时交战，我军战败”，《左传》说，鲁国内部的战争不说“败”，这里却说“败”，是因为鲁军同仇敌作战，即使战败也仍然光荣。张浚这次行动虽然违背众人意见，并有轻率用兵、失掉军纪的过错，但他是为了报仇而出兵，所以这是一场义战；虽说战败了，可他的正义声名充满天地之间。前一处记载他在兴元整顿军队，谋图中原；这一处记载他率五路军队同金军大战，那么他报仇雪耻的正义和为国效命的心志，已经显明无疑了。难道会因为他的功业没有成功，就因此稍稍贬低他吗？假使上天保佑宋朝，使他的志向得以实现，华夏的正气难道不会因此大为伸张吗？看《纲目》在这里的记载，它褒扬他的用意大概可以看出来了】广义【孔子说：“面临事情要心存畏惧，善于谋划才能成功。”这是千古以来用兵的格言。张浚兴复宋室的志向可以说很锐利了，可惜他没有在这方面下功夫，最终因此失败。金人中善于用兵的，没有超过乌珠的；这实在是强劲的敌人。乌珠将要到来的时候，诸将都说不可轻率出兵，必定是因为他的锋芒难以抵挡。然而一切事情都应当合乎人情、通晓事理，这样用力少而成功多，何况用兵这样的大事呢？如今张浚平生兴复宋室的志向，全寄托在这一次行动上，这实在关系到国家的命脉和百姓的安危。为什么却固执偏狭，不听偏将部属的意见，以致意外发生，反而把战败的罪过归给别人，使兴复的志向不能实现？这样的悔恨哪里说得尽呢？所以说：有文治之事，就必须有武备。既然如此，作为将领，文治方面的事情也不可不讲求】淮扬镇抚使李彦先带兵救援楚州，没有赶上，战败而死。○冬十月，金人放秦桧回来。【秦桧跟随徽宗、钦宗二帝到了燕京，金主把秦桧赏赐给达兰，供达兰任用。达兰相信他，南侵时任命他为参谋军事，又任命他为随军转运使。达兰攻打楚州时，秦桧和妻子王氏从军中奔向涟水军，自称杀死了监视自己的金人，夺取船只逃来，想赶赴行在，于是渡海到了越州。皇帝命他先去见宰执，秦桧首先说想使天下太平，必须南方自为南方，北方自为北方。朝廷士大夫大多怀疑：他同何防、孙傅等人一起被拘押，为什么唯独他回来？而且从燕京到楚州有二千八百里，渡河越海，难道没有人讥讽诘问吗？他怎么能够杀死监守的人南逃？即使他随军行动，既然是达兰放他回来，怎么会不扣留他的妻子亲属？他又怎么能够同王氏一起回来？只有范宗丑、李回二人平素同秦桧交好，完全消除了众人的疑虑，极力推荐说他忠诚。秦桧入朝应对，首先奏报他起草的、写给达兰请求和好的书信。皇帝对辅臣说：“秦桧质朴忠诚，超过常人；我得到他，高兴得睡不着。”既听到徽宗、钦宗二帝和太后的消息，又得到了一位好士人，于是任命秦桧为礼部尚书。在此以前，朝廷虽然多次派使者到金国，但只是边守边和；专心想同敌人解除仇怨、停止战争，则从秦桧开始。大概秦桧首先倡导和议，所以达兰暗中放他回来】发明【秦桧回来，前代史书都写作“秦桧从金国回来”；作为《纲目》，特意写成“金人放秦桧回来”，是按照名义来彰显实际情况。

译秦桧被金人拘押时，守卫非常严密，何况从燕京到楚州二千多里，渡过黄河，越过险隘，关卡津渡又很多，难道秦桧夫妇能够高飞远举，凭空虚无地回来吗？这是因为奸贼秦桧暗中主张和议，使女真人高兴，所以假装放他回来。因此《纲目》改变措辞，直书“金人放秦桧回来”，不因为小人的阴谋而替他曲意隐讳。推究事情的实情，诛责其用意，这种防范十分严密。当时朝廷虽然多次派使者到金国，但只是边守边和；专门想同敌人解除仇怨、停止战争，则从秦桧开始。所以《纲目》对于秦桧回来，特意记在史册上，它慎重防范的用意很深。广义【金人用和议来欺骗宋朝，而秦桧首先倡导和议，所以金人因他的说法正合自己的意图而喜欢他，暗中放他回来。制定这个计策的，难道不是金人想使和议更加牢固吗？高宗没有察觉，反而认为秦桧忠诚质朴超过常人，实在可惜。】任命李回兼知枢密院事。○淮宁镇抚使冯长宁叛变，归附刘豫。○十一月，赵鼎被罢免。【皇帝想任命副都统辛企宗为节度使，赵鼎说辛企宗没有军功，坚持不同意执行，皇帝很不高兴，于是罢免赵鼎提举洞霄宫的职务，想重新执行任命辛企宗的先前诏命。谢克家说：“这样做，是使赵鼎得到名声，辛企宗得到利益，而陛下却独自承担天下后世的诽谤。”】广义【高宗在艰难危急之时，因为一句话违逆秦桧，便罢免国家的栋梁贤臣，可以说是不知当务之急啊。】任命富直柔签书枢密院事。○金人再次攻陷泾原各州军【金人攻陷泾原后，于是夺取渭州；镇戎军、环庆的叛将慕洧又引导金兵攻陷环庆】冬至这一天，皇帝率百官遥拜徽宗、钦宗二帝。【自从渡江以来，到这时才开始有这种礼仪。此后元旦也这样做。】发明【冬至节日，远远地向二帝祝贺，那么高宗对于天性亲情的恩义，也并不是完全冷漠、毫不挂念。然而最终还是使二帝不能回来，失陷的疆土不能收复，深仇不能报，王业偏安一隅，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苟且求免的心思占了上风，姑息迁就的政策太多，却没有发愤自强的志向。凡是有一点人心的人，一定会想到父兄妻子陷在沉溺困苦的荒远之地，冬至这个美好的节日也不能彼此相会。此后若能早起晚睡，卧薪尝胆，积聚粮食、集结军队，以谋求恢复失地，这才可以称为大孝。如今只是用虚礼来隆重对待，用虚文来装饰，又有什么益处呢？根据事实直书，不再另加贬斥，而其中的意义自然显现。】任命王彦为金、均、房州镇抚使。【当时各地盗贼纷纷起兵，又加上饥荒，百姓没有可以凭借的粮食，只有蜀地富庶，许多大盗往往窥伺觊觎。桑仲攻陷均州、房州后，便乘势直捣金州白土关，众号称三十万人。王彦是桑仲过去的部属，桑仲写公文向王彦请求说：“桑仲不敢冒犯您，只希望借道进入蜀地谋求粮食罢了。”王彦派统领闵立为先锋攻击他。贼军锐气很盛，闵立战死，将士们大惊失色，有人请求避开他们。王彦斥责说：“枢相张公正在关陕作战，如果桑仲越过金州到达梁、洋，那么我们就会腹背受敌，大事就完了！谁敢说退避，斩！”随即整顿军队赶往长沙，平定沮水，在山上设下埋伏等待。桑仲见官军人数少，便像蚂蚁聚集一样攀附进攻。王彦举旗一挥，将士拼死战斗，桑仲战败逃走。王彦让士卒休息后继续追击，追赶败军到白碛，于是收复房州。张浚任命王彦为金、均、房州镇抚使。】张浚驻军兴州，派吴玠守卫和尚原，以抵抗金军。【张浚听说金人进入德顺军，于是退守兴州。当时军用物资被焚烧丢弃，将士逃散死亡，只有一千多名亲兵跟随，军心大为沮丧。有人请求迁往防州治理防守，参军事刘子羽斥责他说：“你这个小子该杀！四川正处于全盛时期，敌人想入侵已经很久了，只是因为四川入口有铁山、栈道的险要，才不敢突然窥伺。现在如果不能坚守，即使敌人深入，而我们偏居防峡，就会同关中互相听不到声援，进退都失去计策，到那时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如今幸好敌军正在放纵掠夺，还没有逼近州郡，宣司只应当留驻兴州，对外维系关中的希望，对内安定蜀地人心，赶快派官属出关，召集各位将领，收集离散人员，分守险要，坚固营垒，观察敌人的破绽再行动，也许还可以弥补先前的过错。”张浚认为他说得对，但各位参佐没有人敢去执行。刘子羽请求立即奉命，于是单骑赶到秦州，召集逃散的将领。当时诸侯不知道宣司所在，等听到命令后非常高兴，全部率领部众前来防守，共有十多万人，军势又振作起来。刘子羽于是请求派吴玠在凤翔大散关以东的和尚原聚集军队、扼守险要，以截断敌人的来路；让关师古等人在岷州大潭聚集熙河军；让孙偓、贾世方等人在阶州、成州、凤州聚集泾原、凤翔军，以凭借蜀地入口。金人知道宋军已有防备，于是撤军离去。十二月，金人侵犯熙河，副总管刘惟辅为国战死。金国的罗索也死去【金人掠夺熙河时，刘惟辅出兵击败他们，杀死五千多人。不久金人又来，刘惟辅想到熙河还有积存的粮食，担心金人凭借这些粮食据守，便赶紧出城焚烧粮食，结果被金人擒获，揪着带走。刘惟辅大声说：“要杀就杀我的头，难道能揪着我走吗？”回头看着座上的宾客说：“国家没有辜负你，你怎么能一旦之间就仓促投降敌人呢？”于是闭口不言而死。他的部属也多不肯屈服，被杀。】发明【金人侵犯熙河时，刘惟辅竭尽全力守御；等到被擒获并被揪着带走时，看他大声说：“要杀就杀我的头，难道能揪着我走吗？”忠义之气凛然，即使死了也如同活着，他的志节值得尊崇，所以《纲目》以“全节”来褒扬他。至于罗索的士卒，紧接着记在下文，是为了说明天道昭然，只是借他们的手来偿还他们嗜杀的罪过罢了。难道能说天道遥远而可以忽视吗？后世讨伐别人国家的人，可以把这作为鉴戒。唉！】制定差役法。【皇帝在河朔时，亲眼看见民间的困苦，曾感叹知县任用不得其人，一旦轮到服役，就会导致倾家荡产。即位以后，深入讨论，于是制定差役法：二十五家为一保，十保为一都；在一都之内选取才力高强、家产富足的两人，充任都保主，负责一都盗贼、烽火等事务；其次设置保长。如果是品官，一品官限田五十顷，直到九品官五顷，免除差役；子孙死尽后，就同普通编户一样。太学生以及经省试考取资格的人，允许雇人代替服役。军丁、女户和孤弱之人，全部免除差役。】金人大肆搜捕并拘押杀害客户。

译【金国秘密告谕各路，命令在同一天大规模搜捕两河百姓，并拘押道路上的行旅，三天后才停止。所有客户都登记入官，刺耳为“官”字，把他们锁押到云中；又把他们分散饲养在民间，立价出售，或者驱赶到鞑靼诸国去换马。大概是因为金国既已建立伪齐，以旧黄河为界，担心防守地区的敌人逃回刘豫统治的地方，所以这样做。乐寿县抓到客户六十八人，却误报为六百零八人。尼玛哈认为这个数目太贵重，县官便抓来穷民凑足人数。被掠到云中的人不许出城，又没有活命的办法，士大夫往往在路上乞食。尼玛哈见人数很多，担心他们或许会生事，便聚集三千多人，把他们活埋。】发明【孟子说：“恻隐之心，人人都有；没有恻隐之心，就不是人。”所谓杀人者，不过是杀害无罪之人；所谓客户，都是两河的百姓。宋室不幸衰败，百姓沦陷在外国，又进一步拘押杀害他们，这究竟有什么道义呢？百姓是我的同胞，万物与我同类。金国虽然是敌国，也应当想到同胞同类的道义而加以爱护。为什么竟然驱赶两河的平民，肆意进行无辜杀戮呢？这就是没有恻隐之心，怎么能称为仁呢？这正是金国最终只能割据一方而不能成为统一天下的君主的原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百八人〕 《纲目》不说“搜捕”，而说“大搜”；不说“杀”，而说“拘杀”，是为了直截了当地彰显金人的暴虐。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卷十二。《史部，史评类，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钦定《四库全书》。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卷十三。【起于辛亥，即宋高宗绍兴元年，止于丁巳，即宋高宗绍兴七年】共七年。【辛亥】绍兴元年【金天会九年】春，正月，任命张俊为江淮招讨使，岳飞为副使。【当时孔彦舟占据武陵，张用占据襄汉，李成占据江淮、湖湘十多个郡，其中李成尤其强悍，连接军队数万，有席卷东南的意图；又大量制造符篆谶纬，迷惑朝廷内外，长期围困江州。朝廷对此忧虑，任命张俊为招讨使，张俊请求让岳飞一同讨伐，皇帝答应了。】李成攻陷江州。【不久又攻陷筠州。】谢克家被罢免。○二月，任命秦桧为参知政事。发明【孔子说：“作《易经》的人，大概知道盗贼吧？”《易经》说：“背负东西又乘车，会招来盗贼。”背负东西，是小人的事情；乘车，是君子的器物。小人却乘坐君子的器物，盗贼就想夺取它了。上位者傲慢，下位者暴虐，盗贼就想攻伐它了。秦桧亲近邪恶小人，起初没有超过常人的德行；因为主持和议，被敌人放回来，这个罪过本来就不可宽恕。不久因高宗没有见识，提拔他为参知政事，这大概是让他逐步成为宰相。秦桧是什么人，怎么适合担任这样的职务？这就是让小人乘坐君子器物。这样一来，不覆灭别人的国家，已经很少有可能了。从此他先任参政，又任宰相；从此主持和议，又从此阻挠战功。这样看来，留下的祸患不是很大吗？这是因为没有及早辨别清楚啊。《纲目》记载这件事，大概也是“履霜，坚冰至”的意思。】○三月，张俊、岳飞在楼子庄大败李成，众盗贼全都逃散【张俊听说李成的将领马进在筠州，因豫章处在江州、筠州之间，于是迅速赶往那里。进入城中后，李进高兴地说：“我已经夺得洪州，打败贼军是确定无疑的了。”等到进犯洪州时，他在西山连营驻扎。张俊收拢兵力，装作没有人的样子，过了一个多月。李进用大字公文索要交战，张俊却用小字书状答复。李进以为张俊胆怯，张俊侦知贼军懈怠，于是商议交战。岳飞说：“贼军贪功而不考虑后路，如果派骑兵从上游截断生米渡，出其不意地进攻，必定能够打败他们。”于是请求亲自担任先锋。张俊大喜，便命杨沂中截断生米渡。岳飞穿着重铠，跃马前进，悄悄从贼军右侧冲出，突袭其军阵，所部跟随他进攻，李进大败，逃

译往筠州。岳飞抵达东城，李进出城布阵。岳飞设置伏兵，以红罗作为旗帜，上面刺着“岳”字，挑选骑兵二百人，跟随旗帜前进。贼军认为他们人数少而轻视他们，岳飞的伏兵于是出击，李进大败逃走。岳飞派人喊道：“不跟随贼军的人，归我处置，我不会杀你们！”于是坐下投降的有八万人。张俊和杨沂中又从前后夹击，贼军彻底溃败。李进带着残余士卒逃往南康。岳飞夜间带兵到朱家山，又斩杀了贼将赵万。马进听说李进战败，亲自带领十多万兵力。张俊和岳飞在栖子庄与马进相遇，大败他，于是收复筠州。马进又带十万兵众与张俊隔河扎营，杨沂中夜间衔枚渡河，与张俊夹攻马进，马进又大败。张俊乘胜追击到江州，马进处境窘迫，截断江水逃走，于是呼张俊为“张铁山”，随即又收复了江州。不久，兴国军等地的群盗全都逃散。【发明】军队不在于人数多，而在于能得到民心；将领不在于勇猛，而在于能得到贤能之人。假如不能得到民心，那么即使有百万貔貅般的精兵，也会使他们在前进途中倒戈；假如不能得到贤能之人，那么即使有一千名猛将，也会使鲜血流得足以漂起舂米的杵。皇帝任命张俊为江淮招讨使，岳飞为副职；下诏记载张俊、岳飞大败李进，由此可见宋高宗托付得人，而张俊、岳飞也没有辱没君命。史书根据事实直书，而宋朝君臣都因此获得了应有的美誉。这正是《纲目》不埋没善行的深意。金人攻陷巩、洮等州。【乌珠攻陷巩州、洮州、河州、乐州、兰州、廓州、积石州、西寕州。从此以后，泾原、熙河二路都归金人所有。】武功大夫张荣在兴化击败金兵，达兰向北逃走。【张荣本是梁山泺的渔民，聚集数百条船从事劫掠。金人杜充当时曾经借补他为武功大夫。金人南侵时，进攻张荣而不能取胜。等到金兵退去，张荣袭取并占据通州，联合船只进入兴化缩头湖，修筑水寨防守。金将达兰在秦州，谋划再次渡江，想先攻破张荣的水寨。张荣率领水军与他相遇。金人的战舰不多，其余都是小船。当时水位下降，船只被泥泞隔住不能前进，于是金兵弃船登岸，大声呼喊着进攻。金人无法施展，船中自行混乱，溺水以及陷入泥泞中的人多得数不清，俘获和斩首五千多人。达兰收集残余部众逃回楚州，退兵驻扎在宿迁，不久向北离去。张荣把防守情况报告朝廷，于是朝廷任命张荣知泰州。】【发明】凡是善行值得记载的，即使是盗贼和地位低下的人也不应抛弃。这是治理天下的大法。张荣只是渔民，是卑微中的卑微；武功大夫又是低微的职务，但他能够以少敌多，击败金人，俘获和斩首五千多人，难道不伟大吗？记载这件事，足以看出中原遗留下来的刚烈之气：即使是被征用而地位低贱的人，仍然有忠君爱国之心，能够击破数万敌军，使达兰因此向北逃走。他抵御敌人、安定中原的义举，也确实是十分显著的。因此特别记载此事来褒扬他。】张浚驻军阆州，分派各将领守卫川陕。【金人攻破福津，蹂躏同谷，进逼兴州。张浚于是退守阆州，任命张深为四川制置使，与刘子羽奔赴益昌。任命王庶为利防制置使，节制陕西各路，兼知兴元府。】夏四月，隆祐皇太后孟氏去世。【享年五十九岁，谥号为昭慈献烈。】金人袭击西辽和勒端城，没有攻克。【金人听说耶律达实在和州一带，担心他与夏人联合，便派使者索取他。夏国答复说境土并不相接，也不知道耶律达实去了哪里。尼玛哈认为耶律伊都是辽国的近亲，必定知道耶律达实的巢穴，便把番、汉及女真军一万人交给耶律伊都，让他在和勒端城进攻耶律达实的军队。临出发时，金人扣留耶律伊都的妻子儿女作为人质，又征发燕云、河东的民夫运送粮饷到和勒端。和勒端距离云中三千多里，这次行动中，三路民夫死亡的数量多得无法计算。】刘光世收复楚

译州。五月，刘光世派都统制王德袭击扬州，擒获郭仲威，送到行在，斩杀了他。【当时郭仲威谋划占据淮南，以便与刘豫相通，因此这样处理。】制作“大宋中兴玉宝”。

译【不应当制作这方玉宝。所谓中兴，是指统绪已经断绝而能够恢复旧有基业，功业光耀祖宗，事业流传后世，像商代的高宗、汉代的光武帝那样，这才不愧于“中兴”的名号。皇帝是宋徽宗的儿子，乘乱即位，当时天下还没有全部丧失，并不像光武帝兄弟虽为宗室却从民间起兵那样。何况继承帝位到此时已经五年，流离播迁到海边，疆土一天比一天缩小，又不像光武帝能够恢复先世基业，不过如同晋元帝罢了。哪里足以称为中兴呢？如今却制作《中兴玉宝》，难道心中不会惭愧吗？由此看来，他那种自我满足、苟且敷衍的心意，已经隐约显露在书法之间了。特意记载在史册中，是为了深深讥讽他。】【广义】高宗这一举动足以震动人心，并且遏制断绝叛乱的谋略，可以说是举措得当。《纲目》特意记载在史册中，这是宋朝的幸运。○张俊在黄梅追击并击败李成，李成逃奔刘豫。岳飞招降张用，张用投降。【张俊带兵渡江，追击李成到蕲州黄梅县，将其大败，李成数万部众全都溃散，马进被追兵杀死。李成向北逃走，投降刘豫。张用又侵犯江西，岳飞与张用本是同乡，便写信告谕他说：“我和你是同乡，想交战就出来，不想交战就投降。”张用收到信后，便率领部众投降。江淮地区全部平定。张俊上奏说岳飞功劳第一，诏令晋升岳飞为右军都统制，驻军洪州，镇压盗贼。】【广义】分注记载江淮各郡全部平定，岳飞功劳第一。唉！假如高宗把中兴的大业全部交给岳飞，而不被谗言阻挠，那么金人就不难平定了。难道仅仅是江淮各郡吗？六月，将昭慈献烈皇后暂时安葬在越州。【诏令暂时安葬在会稽县上皇村，等军事安定后，再归葬于哲宗的园陵。】张浚任命吴玠为陕西各路都统制。【当时关陇六路全都陷于金人之手，只剩下阶、成、岷、凤、洮五州，以及凤翔的和尚原、陇州的方山原。】刘豫在宿州设置招受司。【刘豫设置招受司，用来诱骗宋朝逃亡的人。】秋七月，册封宋太祖的后裔令话为安定郡王。【此前，朝廷下诏说：“太祖开创帝业，垂下的统绪和德泽施及万世。神宗初年，曾封太祖子孙一人为安定郡王。如今这个封号长期没有承袭，有关部门应当上报符合承袭封爵条件的人。”到这时，以宋德昭的玄孙令话为安定郡王，此后承袭封爵一直没有中断。】【广义】宋太祖虽然承袭五代的弊端而篡夺后周，但他的德泽深入人心，确实有超过前代之处。他把帝位传给太宗，虽然是因为太后之命；如果不是出于兄弟友爱的仁心，怎么能够这样做呢？《纲目》在史册中大书其事，分注又详细记载事实，是借此看出上天使高宗挽回旧有疆土、遗留下来的土地，以延续太祖的后代。唉！太宗虽然辜负了他的兄长，难道上天却肯辜负太祖吗？免去范宗尹的职务。【范宗尹有才智，三十岁便任宰相，毅然把国事作为自己的责任；然而处理政务多有私心，屡次受到言官的指责，秦桧又乘机排挤他，皇帝也厌恶他的为人。防侍御史沈与求上奏揭发他的罪状，于是他被降职。】八月，张浚杀死前威武大将军曲端。【张浚在富平战败后，才想到曲端以前的意见，召他回来，逐渐恢复他的官职，准备重新任用他。吴玠对曲端心怀怨恨，便说曲端重新起用一定会对您不利。王庶也跟着从中挑拨。吴玠又在手上写下“曲端谋反”四个字给张浚看。王庶又说曲端曾作诗题在柱子上：“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说这是指斥皇帝。张浚于是把曲端送进恭州监狱。有个武臣叫康随，曾因事情触犯曲端，曲端鞭打过他的背，康随因此深深怨恨曲端。等到张浚任命康随为提点一路刑狱，曲端听说后说：“我大概必死无疑了。”康随到任后，命狱吏捆绑曲端，用纸糊住他的嘴，又用火逼烤他。曲端口渴难忍，要求饮水，狱吏给他酒喝，他九窍流血而死。陕西士大夫无不为他痛惜，军士也惆怅怨恨，有人因此叛逃。】【发明】张浚杀死曲端，是杀害无罪之人。张浚先前因为谗言诬陷而贬黜曲端，这次又因为谗言诬陷而杀死曲端，由此可见他专擅任意、心中没有君主的念头已经十分明显。使用刑罚的原则，应当遵循至公之道。该杀而不杀，那么政令刑法就有所亏缺；不该杀却杀了，那么政令刑法就有滥用之弊。曲端没有罪，为什么要杀他？大概是积累已久的猜忌之心占了上风，所以政令刑法才被颠倒施行。先前既已贬黜他，这次又逮捕并杀死他，这还能说是公议吗？唉！魏公张浚的忠义之心，确实坚定不移，没有什么可议论的。唯独杀曲端这一件事，严重损害了他的盛德，难道不是君子有时也会有不仁之处吗？

译史书写作“杀曲端而不去其官”，既是为了说明曲端无罪，也是为了揭示张浚擅自杀人，所包含的警戒意义很深。【广义】一般来说，老成谋国之人的话，在事情刚开始时不被相信，往往要到事情结束后才被相信。看曲端担任都统制时，曾告诉张浚：“在平原旷野上，敌人便于冲锋突击，而我军从来没有训练过水战。金人刚刚形成的势力难以与之争锋，应当训练士兵、喂饱战马，只守护疆界罢了。十年以后才可以交战。”这话是多么老成而且善于判断敌情啊！可以说是以保全实力来取得胜利的策略。可是张浚积累了以前的疑忌，奉承制令贬黜曲端。到富平丧失军队之后，才想起曲端的话，简直像契约上的符验一样。然而召回曲端、恢复他的官职，本来确实是适当的；怎奈心中没有主见，听信谗言杀死曲端，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纲目》记张浚时不书其官职，记曲端时却书明他的官职，是因为不赞成张浚杀害曲端。即便如此，曲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罪。建炎二年十一月，罗索攻陷延安，曲端为什么那样急于行动呢？曲端与王庶不和，却停滞拖延、不肯前进，这比廉颇、蔺相如、贾复、寇恂之间的关系差得太多了。他有愧于古人之处很多。这就使众多谗言能够离间他们，并最终足以导致他被杀。任命汪伯彦为江东安抚大使，不久又罢免了他。张守被免职。【当时黄潜善已经去世，张守又推荐起用汪伯彦。侍御史沈与求上奏弹劾汪伯彦，诏令汪伯彦再次被削夺新任官职，张守也以生病为由辞职离去。】【发明】汪伯彦结党奸邪、误害国家，罪行大到不容诛杀；如今已经贬黜，刚好免于处死，算是幸运了。又重新推荐起用他，难道合适吗？张守把正直存于心中，但他推荐贤人的水平仅仅如此，可见见识和志趣十分卑陋。如果不是沈与求的纠弹和高宗的悔悟，小人的祸害还不会停止。因此史书写“不久又罢免了他”，是赞许高宗能够悔悟；记载“张守被免职”，表明他也可以免于继续任职。唉！任命李回为参知政事，任命富直柔为同知枢密院事。○任命秦桧为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范宗尹离职后，秦桧想取得他的职位，便放话说：“我有两条策略可以震动天下。”有人问：“为什么不说出来？”秦桧说：“如今没有宰相，无法施行。”皇帝听到后，于是有了这项任命。】【广义】高宗任用秦桧为宰相后，中兴的大业从此丧失了。诏令追赠程颐为直龙图阁。【制书大略说：周朝衰微以后，圣人的道统没有得到传承。世上的学者想要听闻仁义道德的学说，又能向谁求取？又有谁可以听到这些学说？您程颐潜心于圣贤的大业，所学高明而且出于自得，确实可信而不容怀疑。然而那些浮薄虚伪之徒，自知学问文采不足以在世上显露，于是偷偷借用程颐的名声来推销自己，表面上显得恬静沉默，内心实际上却奔走钻营。致使天下士人听到您的名声便厌恶他们，这是更加不幸的事。朕之所以振扬光耀、褒奖显彰您，是为了表明上天所赞许的正在这里，而不在他们那里。】【发明】程颐倡导并阐明道学，有继承和发扬孟子学说的功劳，本来不是那些随从世俗、追求功名的人所能相比的。然而他最终被排斥，直到终身都不得志。如今诏令追赠他官爵，并加以褒美称誉，这也是公论不容磨灭的结果。

译史书这样记载以褒扬他，是适宜的。任命吕颐浩为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吕颐浩入朝应对，首先说：“先平定内部祸患，然后才可以抵御外来侮辱。如今李成已经摧毁江淮，只有张琪、邵青两支军队不久就可以平定。福建境内的盗寇不止一处，孔彦舟占据鄂州，马友占据潭州，曹成等人在湖南、江西之间活动，南雄、英州、韶州等郡的贼兵数量也各不相同。不过福建的盗寇最为紧急，两广的盗寇次之。这是因为福建距离行在不远，两广没有经过残破；如果不迅速铲除，造成的祸害不会小。”皇帝深以为然。】重新修订《日历》。【翰林学士汪藻说：本朝宰相都兼任史官，所以记录御前议论的话，就有《时政记》；记录在殿柱下所见所闻的事实，就有《起居注》。称作《日历》，是为了完备地记载并把一代的典章制度传给后世。假如荒废长达三十年，茫然没有一个字，凭什么向后世展示呢？”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立即任命汪藻负责此事。】长星出现，下诏征求直言。【发明】当时盗贼横行，边患接连到来；长星出现，是上天的警戒，十分明显。《纲目》虽然记载了下诏征求直言，却在分注中完全没有见到进言的大臣。这一定是当时只是虚应故事，并没有真正听取意见，所以《纲目》也无法保存他们的言论。记载这件事，也是为了显示当时的人不知道警惕畏惧。即使想要中兴，又怎么能够做到呢？】○冬十一月，罢免李回。○王德在崇明沙歼灭邵青的部众，擒获邵青，送到行在。【邵青占据宣州，进而包围太平，刘光世招降了他，不久他又叛逃，聚集党众于崇明沙，准备进犯江阴。刘光世命王德讨伐他。王德举旗指挥士兵，冲破栅栏进入，邵青的部众大败。第二天，残余党众又来求战，间谍报告说贼将要使用火牛。王德笑着说：“这是古代的办法，可以用一次，不能再用第二次。”命令全军拉满弓列阵。刚一交战，万箭齐发，牛全都掉头奔回，贼众因此被歼灭。邵青自己到营垒请求处置，王德把他献送到行在，残余党众全部平定。】【发明】“歼”是全部消灭的意思。如《春秋》所说“齐人歼于遂”的“歼”，就是说把他们的部众全部杀尽。诛灭叛乱、讨伐逆贼，是王者的军队；王者的将领不以杀人为乐。那些叛逆的罪行虽然重大，也不过杀掉首恶、安抚其余部众罢了。何必要发泄愤怒，把他们全部杀尽才感到痛快呢？汉代的邓禹、宋代的曹彬，都被称为仁义之将，正是因为他们不以杀人为乐。王德驱赶百姓，使他们陷入刀箭之中，他的恻隐之心在哪里呢？因此直书“歼灭邵青的部众”，以彰显他的残暴。任命孟庾为参知政事。○金将乌珠进攻和尚原，吴玠和他的弟弟吴璘将其大败。乌珠逃走。吴玠自从富平战败后，收拢防守的士卒，守卫和尚原，积聚粮食，修缮兵器，设置栅栏，作了拼死防守的打算。有人说吴玠应退守汉中，扼守蜀地的关口来安定人心。吴玠说：“我守住这里，敌人决不敢越过我军向前推进，这正是保卫蜀地的办法。”吴玠驻在原上，凤翔的百姓感念他过去的恩惠，彼此连夜运送饲草和粮食来帮助他。吴玠用银帛偿付，百姓更加高兴，运送的人也越来越多。金人恼怒，在渭河埋伏军队拦截杀害运粮民众，并且命令保伍连坐。百姓仍像过去一样冒禁运送。金将摩哩从凤翔出兵，敖拉扎哈从阶成出兵防守关隘，约定日期进攻和尚原。敖拉孔哈提前到达阵地北山索战。吴玠命各将坚守阵势等待敌人，轮番交战、轮番休息。金人大败逃走。摩哩正在攻打箭筈关，吴玠又派将领将他击败。两军始终未能会合。金人自从起兵海角以来，习惯于常胜；等到同吴玠交战，却屡战屡败，十分愤怒，谋划一定要擒杀吴玠。于是乌珠统率各路将领的军队十余万人，建造浮桥横跨渭水，从宝鸡修筑相连如珠的营垒，用石头筑城，在山涧两侧同宋军相拒，进军逼近和尚原。吴玠和弟弟吴璘挑选强劲的弩弓，命各将分班轮流射击，号称“驻队矢”，箭矢连续发射，密集得像大雨倾注。敌人稍稍退却，就用骑兵从侧面攻击，截断敌人的粮道。吴玠估计敌人困窘将要逃走，便在神岔设下伏兵等待。敌人到来后，伏兵发动，敌军于是大乱。吴玠趁机放开军队连夜攻击，大败金军。乌珠中了两支流箭，仅仅逃得性命，急忙剃掉胡须逃走。当初金人到来时，吴玠和吴璘只带领几千名防守士卒驻扎在原上，朝廷消息隔绝，军心没有坚定的志向。有人谋划劫持吴玠兄弟投降北方，吴玠得知后，召集各将歃血结盟，勉励他们以忠义自守。众将都感动流泪，愿意竭尽死力，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四川和蜀地富饶，金人垂涎已久。如果不是吴玠一战击败金人，那么蜀地一定会被金人吞并。蜀地一旦失守，临安难道还能不动摇吗？吴玠的功劳不小，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开始设置见钱关子。当时，朝廷命张浚屯驻婺州，有司请求筹办所需的钱财，但道路不通舟运，钱币沉重难以运到，于是制造关子交给婺州，召集商人以关子兑换钱，供给军粮。商人拿着关子到榷货务请求兑换钱币，愿意领取茶、盐、香、货、钞、引的，听凭其便。于是，各州县把关子充作买粮的本钱，难免强行摊派；而榷货务又只按每天应付数额的三分之一偿还，人人都叹息怨恨。徽宗时期，东南地区困于应奉的骚扰，百姓无法生活，以至天下大乱，防守力量无法支撑。高宗中兴，鉴于前代的过失，正是收揽人心的时候。如今因为筹办所需钱财而设置见钱关子，各州县用关子充作买粮本钱，难免强行摊派；榷货务又只按每天应付数额的三分之一偿还。从此人人都叹息怨恨，江东地区沸腾不安。唉！正是要收揽人心的时候，却做出失去人心的事情，这能说是善于治理财政吗？史书特意直书“初”，大概是为了讥讽此事。十一月，任命孟庾为福建、江西、荆湖宣抚使，韩世忠为副使。辛企宗讨伐范汝为没有成功，范汝为的势力更加炽盛，于是任命孟庾为宣抚使，韩世忠为副使，发大军从温州、台州一带进军福建。范汝为听说大军将到，急忙进入建州据守。免去富直柔的职务。○十二月，盗贼曹成攻陷道州。曹成起初攻陷汉阳，后来在鄂州屯驻于攸县湖东。安抚使向子諲招抚他，曹成接受命令。向子諲派兵扼守衡阳，想要谋取曹成，但援兵没有到达。曹成恼怒向子諲扼制自己，便拥众向南进军，官军全部溃败。曹成大肆掠夺，抓住向子諲带走。金国把陕西的土地交给刘豫。于是中原全都归属于刘豫。叛逆刘豫所做的，不过是继承石晋的丑恶行径罢了，君子对刘豫还有什么可责罚的呢？【壬子】二年【金天会十年】春正月，重新恢复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韩世忠攻守建州，范汝为自焚而死。

译韩世忠听说范汝为进入建州，说：“建州处在闽岭上游，贼军沿水流而下，七郡都将成为血肉之地了。”于是急忙率领三万步兵，水陆并进，直抵凤凰山，五天攻破建州。范汝为自焚而死，斩杀他的两个弟弟岳吉以示众，擒获他的谋主谢向、施逵以及副将陆必强等五百多人。韩世忠起初想把建州百姓全部杀掉，李纲从福州急驰前来拜见世忠，说：“建州百姓大多是无辜的。”韩世忠于是命军士驻守城上，听任百姓自行分别；对农民发给耕牛和粮食，对商人放宽征税和禁令，胁从者淘汰遣返，只杀依附贼军的人。百姓感到获得新生，家家为他建立祠庙。捷报传来，皇帝说：“即使是古代的名将，又有谁能超过世忠呢？”于是进军讨伐江西、湖广各地的盗贼。皇帝前往临安。这是听从吕颐浩的请求。二月，任命李纲为湖广宣抚使。○设置御前忠锐军。把投降的盗贼崔增、邵青、赵延寿、徐文等所部军队分为七将，命名为御前忠锐军，隶属于步军司；不是枢密院奉皇帝诏旨，不许调遣。分注说：把投降的盗贼崔增等人编为此军，大概是因为崔增等人虽然投降，但皇帝的恩信还没有深厚，何况他们仍有像狼崽一样的野心吗？当时秦桧又兼任知枢密院事，如果遇事而变，造成的祸患不会小，这一举措错了。皇帝第一次登临讲殿。自从巡幸以来，经筵已经停办很久；到这时才恢复。胡氏说：明君把勤于学习作为急务，圣学以端正内心为根本。又说：帝王的德行，没有不以格物致知为根本，通过诚意、正心、修身来整治自己的家庭。至于端正朝廷、端正百官，从而端正万民，也是由此推行开去的。皇帝自从巡幸以来，经筵停办已久，如今能够第一次登临讲殿，这也有放下武器讲习礼乐、让马匹休息而讲论道理的意味。高宗在兵乱仓促的日子里，仍能不忘讲学的功效，大概也是知道根本所在。君主如果不好学，那么天下的事情都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史书特意书写“初”，是深深赞许他。三月，桑仲请求联合各镇军队收复中原，朝廷答应了。郢州知州霍明袭击并杀死桑仲，桑仲的部将李横攻击霍明，将他赶走。桑仲上疏，愿意协力收复京师，请求朝廷出兵声援。吕颐浩相信了他，于是命桑仲节制援助京城的军马，收复被刘豫攻陷的州郡。又命河南的翟兴、荆南的解潜、金房的王彦、德安的陈规、蕲黄的孔彦舟、卢寿、王亨等各镇抚使互相援助。桑仲到达郢州后调集军队。郢州知州霍明诱杀了他。襄州统制李横攻击并赶走霍明，收复了郢州。河南镇抚使翟兴被他的部下杀害，诏令由他的儿子翟琮代替他。刘豫将要迁都汴京，因为翟兴屯驻伊阳山而忌惮他，便派蒋颐拿着书信，以王爵诱骗翟兴。翟兴杀死蒋颐并焚烧书信。刘豫又暗中用利益诱使翟兴的副将杨伟，杨伟于是杀死翟兴，带着他的首级投奔刘豫。翟兴在河南多年，军队缺少、粮食匮乏，却能够用忠义激励士卒，士卒无不自行奋发，金人畏惧他，各帝陵才得以不受侵犯。诏令让他的儿子翟琮继承职务。夏四月，任命翟汝文为参知政事。起初，翟汝文任密州知州，秦桧任州文学，翟汝文推荐他的才干，所以秦桧引荐翟汝文来辅政。曹成攻陷贺州。○诏令吕颐浩统辖江淮荆浙各路军事，在镇江开设府署。吕颐浩相信桑仲的话，多次请求出兵，亲自督军向北进发。秦桧于是暗示别人进言：“周宣王对内修治政事，对外抵御敌患，所以能够中兴。如今两位宰相分别负责内外事务。”于是皇帝告诉吕颐浩和秦桧说：“吕颐浩治理军队，秦桧处理日常政务，像种、蠡那样分掌职务就可以了。”于是命吕颐浩在镇江开府。吕颐浩征召文武士人七十多人，带着神武后军以及御前忠锐军中的崔增、赵延寿两军同行。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岳飞、王𤫉、杨沂中等人都隶属其麾下。皇帝曾对给事中程瑀说：“吕颐浩熟悉军事，在外统领各将；秦桧留在朝廷，也许可以防止内外相互呼应。不过秦桧诚实，只是过于固执罢了。”程瑀回答说：“如果要找机警而能顺从圣意的人，极不难得；但如果不诚实，最终就不能依靠。”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刘豫迁居汴京。刘豫到达汴京后，尊奉他的祖先为皇帝，把牌位安置在宋朝太庙中。这一天，暴风卷起旗帜，房屋的瓦片都被震动，士人和百姓十分恐惧。当时黄河、淮河、山东、陕西都驻扎着金军。刘麟登记乡兵十多万人，作为皇太子府的军队。又把军队分置在河南、汴京、汹沙，管理两京的坟墓，几乎全都挖掘殆尽。赋税征敛繁重苛刻，百姓无法生活。发明说：刘豫既然被立为齐帝，《纲目》就不直书他的姓名，因为不承认他所建立的是正统国家。刘豫既然迁都汴京，《纲目》只书写他迁居此地而不承认其为都城，因为不承认汴京为其正当都城。

译史书这样书写，然后君臣名分才会明确，叛逆与顺从的形势才会确定，上下之间的防范才会严密。叛逆的刘豫以臣下身份侍奉仇敌，窃据中原，罪行已经到了不容诛杀的地步。何况汴京本来就是祖宗兴起称王的地方，如今他的后代不守纲纪，虽然失去了旧有土地，上天也还没有厌弃宋朝的德行，正要把国运延续到南渡。可是叛逆刘豫昏乱狂妄，不能自己审度，竟然擅自尊奉他的祖先，盗窃般地把祖先的神主安置在宋朝太庙，想同太祖并肩，这是多么不知分量啊！况且太祖是唐明宗祈祷后应期降生的，由此可知上天鉴察他的德行，对他的托付并不浅薄。太祖虽然可以说是篡夺后周，但他修德行仁，恩泽润及百姓，难道是妾妇狐媚之辈所能相比的吗？如今上天以震动显示威严来彰显刘豫的罪恶，正是为了表明宋朝国祚的意思。谁说天意和人事相距很远，就可以忽视呢？后世想要窃取他人土地而私自尊奉自己祖先的人，都应当以此为鉴。岳飞追击曹成，大败曹成；曹成逃往邵州。曹成聚集十多万人，从江西经过湖湘，占据道州、贺州。朝廷命岳飞暂代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给他金字牌、黄旗，招降曹成。曹成听说岳飞到来，惊恐地说：“岳家军来了！”于是退走。岳飞追到贺州，奋力交战，大败曹成。曹成于是从桂岭设置营寨，直到北藏岭，接连控制险要道路，带着十多万人守卫蓬头岭。岳飞的部队只有八千人，一鼓作气登上山岭，击破曹成的军队。曹成逃往连州，岳飞对部将张宪、徐庆、王贵说：“曹成的党羽将要逃走，如果追上并杀掉他们，其中被胁迫跟从的人值得怜悯；如果放过他们，他们又会聚集起来成为盗贼。现在派你们诛杀首领而安抚其余众人，务必不要任意杀戮，以免有损于我一向保护百姓的仁德。”于是张宪从贺州、连州一带，徐庆从邵州、道州一带，王贵从郴州、桂州一带招降了两万人，同岳飞会合于连州，进军讨伐曹成，把他赶入邵州。金国任命尼玛哈为都元帅，乌珠为副元帅。○五月，任命权邦彦为签书枢密院事。权邦彦献上《中兴十议》，于是有了这一任命。把太祖后裔子偁的儿子伯琮养在宫中，赐名为瑗。元懿太子去世，皇帝还没有皇后所生的儿子。范宗尹曾在皇帝面前请求建立太子，皇帝说：“太祖凭借神武平定天下，子孙却不能享有天下；如今时局艰难，后代零落，实在令人怜悯。我如果不效法仁宗，为天下考虑，又凭什么慰藉祖先在天之灵呢？”于是下诏给南外宗正司，命令广泛选取太祖后裔，把他们养在宫中。恰逢上虞县丞娄寅亮上书说：“前代正直之士曾说，太祖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弟弟为帝，这是天下最公正的举措。周王去世，章圣皇后从宗室中选人养在宫中，这是天下最深远的谋虑。仁宗受到感悟，吕英宗得以入继大统。太祖的子孙，本来都应当为君为王，却遭遇变故，接连不断，如同衣带不断。如今拥有天下的，只有陛下一人而已。近来后宫子嗣不多，太子之星不明，陛下孤立无助，有识之士都感到寒心。上天或许是在深切告诫陛下，希望陛下追念祖宗公正的心意和深远的谋虑吧？自崇宁以来，谄谀之臣进献邪说，只推尊濮王的子孙为近亲，其余人都称作同姓，于是使昌陵之后寂寥无闻，几乎同于平民。太祖的神灵在上，却没有人肯顾念祭祀，这正是金人至今还没有悔改行祸的原因。希望陛下在伯字辈中，选取太祖诸孙中有贤德的人，按照亲王的等级相待，让他治理九州，等待皇嗣出生后，再退居藩国，这样或许上可以慰藉祖先在天之灵，下可以维系人心的希望。” 奏书呈上后，皇帝读到这些内容，深为感叹。到这时，选秦王德芳的五世孙、左朝奉大夫子偁的儿子伯琮入宫，命张婕妤抚养他，他已经六岁了。后来吴才人也向皇帝请求，于是又把秉义郎子彦的儿子伯玖接来，命吴才人抚养，他们都是太祖的后代。不久任命伯琮为和州防御使，赐名为瑗。天下是太祖的天下。太祖遵从杜太后的命令，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太宗，这是万世公认的大义。仁宗感悟于章圣皇后的话，割舍私情而立英宗，这是天下的正道。此后却长期没有听闻有人这样做，使太祖在天之灵怎么能够得到慰藉呢？刘文安公曾说：金人尼雅满出生时，腹部以下有瘢痕，形状像太祖去世时的样子。后来尼雅满进入汴京，把太宗的子孙全部带走，有人怀疑这是太祖再次出生来报仇。这是引用野史中的说法，虽然可以说是荒诞不实，却也足以作为旁证。如今高宗采纳娄寅亮的话，选取太祖的后代养在宫中，难道不是把天下公义贯彻到底的大法吗？所以《纲目》特意突出记载此事，是为了赞许高宗厚待宗室。孝宗的即位，确实是上天使其如此。上天的眷顾，确实是因为太祖有德行才招致的。谁说君主修养德行不能延长国运呢？《尚书》说：“不是商人向上天求取什么，而是上天保佑专一行德的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吕颐浩前军将领赵延寿叛变，吕颐浩驻军常州，王德追赶赵延寿到建平，将他诛杀。吕颐浩到达常州后，赵延寿的军队在吕城镇叛变，进犯金坛，杀死知县胡思忠。吕颐浩想到桑仲已经死亡，已经后悔出兵；等到赵延寿叛变后，便称病不再前进。不久被召回行在。赵延寿是投降的盗贼，难道是怀有仁德、秉持义理的人吗？

译书中说：“称叛变者为诛杀，是为了正其名分、确定其罪名。” 有人问：“吕颐浩也有罪吗？”回答说：“轻信别人的话，怎么能没有罪？只是罪责较轻罢了。” 张浚任命刘子羽为兴元府知府。○韩世忠招降曹成，曹成投降。韩世忠平定范汝为后，回师永嘉，像是要休整，忽然从处州、信州之间的小路到达豫章，军营连绵在江边数十里。群盗没有料到韩世忠会到来，大为惊恐。韩世忠于是派董收招降曹成。曹成正被岳飞追赶，便率领部众投降，得到战士八万人，派他们前往行在。六月，任命李横为襄郢镇抚使。○把黄庭坚所书的《戒石铭》颁发给各州县，命令刻在石碑上。铭文说：“你们的俸禄，是百姓的膏脂；下层百姓容易欺凌，上天却难以欺骗。” 免去翟汝文的职务。翟汝文虽然是秦桧推荐的，但性情刚直，不肯屈服于秦桧，后来甚至在处理政务时同秦桧互相辱骂，指责秦桧是金人的奸细，所以不能长久居于职位。不书写“罢”，而书写“翟汝文罢”，是为了说明罢免的原因在翟汝文自身，以显示他不是秦桧的党羽；其中赞许他的意思很深。孔彦舟叛变，投降刘豫。【彦舟凶暴横行，不遵守法令。朝廷将要派兵捉拿他，他于是率领所属部众叛逃。】秋季八月，召朱胜非兼任侍读，罢免给事中胡安国以及程瑀等二十人。【高宗刚即位时，召胡安国任给事中。黄潜善憎恶他，于是被罢免离去。后来又召胡安国任中书舍人兼侍讲，安国因此上奏时政论二十一篇。他认为：保全国家必须先确定谋略，确定谋略必须先建立都城；选择建都地点必须先设置险要，划分土地必须先制定国家制度；要依靠制度守卫国家，必须先体恤百姓。国家有百姓，就如同人有元气一样，不可不加以体恤。铲除乱贼、选任县令、减轻赋税、改革弊政、裁省官吏，都是体恤百姓的事情。要实行这些措施而有所遵循，必须先确立政令；确立政令有其常法，必须先核实情况，然后施行赏罚。赏罚得当以后，号令才能推行，人心才能顺从，只听从君上的命令。用来守卫就会坚固，用来作战就会胜利，用来进攻就会使敌人屈服，天下就安定了。然而想达到这个境地，也要看君主的志向如何。崇尚志向，是用来树立根本的；端正内心，是用来决断政事的；培养气势，是用来制服敌人的；宽宏器度，是用来任用人才的；宽厚慈爱，是用来彰明德行的。具备这五点，帝王的能事就完成了。奏论送入后，改任给事中。入朝应对时，高宗说：“我听说你的大名，渴望与你相见，为什么多次召你却不来？”安国辞谢。过了十天，再次召见，他以疾病为由竭力请求离去。高宗说：“听说你精通《春秋》，我正想与你讲论，于是把《左氏传》交给你，叫你分句并校正读音。”安国说：“《春秋》是治理世事的大典，体现在实际行动上，不是空泛言论可比。如今正考虑救济艰难局势，《左氏传》内容繁杂琐碎，不应白白耗费光阴，沉溺于玩赏文辞，不如专心研究圣人经典。”高宗认为他说得对，命他兼任侍读，专门讲解《春秋》。在此以前，秦桧想扳倒吕颐浩而独揽政权，于是大量引荐知名士人，安排在清要职位上，以此作为自己的助力。胡安国曾听游酢评论秦桧，认为秦桧的才能可以比得上荀文若，所以极力称说秦桧比张浚等人贤能。等到吕颐浩从常州回来，对秦桧想除掉自己一事怀恨在心，便向席益询问计策。席益说：“把他看作党羽就可以了。现在胡安国这个党羽在禁中，应当先除掉他。”吕颐浩担心胡安国推荐知绍兴府朱胜非代替自己担任都督，高宗听从了他，命令已经下达。安国上奏说：“朱胜非与黄潜善、汪伯彦同在政府任职，缄默不言，随声附和，终于导致渡江，尊奉任用张邦昌，与金人结交，败坏三纲，天下人都愤懑不平。等到他任正位宰司时，苗刘肆意作乱，他贪生怕死，苟且容忍，以致君父受辱被拘。如今强敌凌辱，叛臣毫无顾忌，用人得失关系到国家安危，我深恐胜非向上误害国家大计。” 高宗因此撤销任命朱胜非为都督的命令，改任胡安国兼侍读。安国又坚持拿着诏书黄纸不肯办理，吕颐浩特意命令检正黄龟年书写并施行。安国说：“有官职和职责的人，如果不能履行职责就应当离去；我如今尸位而无所补益，既然失去了职守，应当离去，这是很明白的。何况胜非既然是我的臣僚——”列举论述胜非过失的人，如今朝廷却称说胜非在苗刘之变中能够调度防护圣躬。从前公羊氏说祭仲废黜君主是为了行使权宜之权，先儒极力驳斥这种说法，因为权宜的废置，不是可以施用于君父的。《春秋》的大法尤其慎重对待这一点。建炎年间失节的人，如今虽然特意释放而不加追究，又加以升迁任用，风俗已经形成，这对君父极为不利。我以讲《春秋》入侍，却和胜非同列，违背经典训诫，于是卧居家中不再出门。吕颐浩劝高宗下诏说：‘安国多次被召，却傲慢而不来；如今才入朝，又屡次提出请求，起初并不是说胜非不能与他同任都督。等到改任经筵官，又说不行，难道不是因为时局艰难而不肯竭尽劳苦，反而想寻找微小罪过来离去吗？这对他自己谋划倒是很好，但国家大计怎么办？’于是削去安国的官职，提举仙都观。秦桧三次上章挽留他，都没有得到答复。侍御史江跻、左司谏吴表臣论说胜非不可任用，安国不应受到责罚；于是张焘、程瑀、胡世将、刘一止、林待聘、楼炤等二十多人，也都因被视为秦桧党羽而获罪，一并削职罢官，台省官员因此几乎空了。发明【《诗经》说：‘不敢徒手搏虎，不敢徒步涉河。人们只知道其中一点，却不知道其他方面。战战兢兢，就像面临深渊，就像脚踏薄冰。’胜非是亲近邪恶小人的汪、黄余党，众人的忧虑只知道应当避免徒手搏虎、徒步涉河，却不知道丧失国家、毁灭家室才是可忧虑的。胡安国等极力揭露他的奸邪，说明不可任用，而吕颐浩却在一旁曲意替他遮掩，把他们指为党羽。同日贬黜，台省因而空虚。唉！正值乱离之时，正是任用贤人的日子，却竟然进用一个小人，排斥众多君子，这究竟算什么呢？宋室确实像一个气息奄奄、将要断绝生命的人，给他加上卢扁这样的良医，尚且恐怕不能痊愈，何况又让他饮下毒酒，怎么能够长久呢？这都是因为高宗心中没有主见，乐于欺骗自己，只知道有吕颐浩、朱胜非，却不知道有胡安国、程瑀。像高宗这样的人，实在也可以说是寄生的君主。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观察，其中的意义自然显现。”

译广义【奸人的用心如此深沉，哪里容易测度呢？《尚书》说知人很难，确实如此。秦桧以金人达兰为名义，暗中放纵他回到朝廷，士人本来大多对此怀疑，但也不能立即知道其中实情。从此以后，秦桧只凭言辞和容貌欺骗人，所以高宗相信他忠诚朴实。起初，胡安国轻信游酢，把秦桧比作荀文若；何况文若还是大奸臣曹操的辅佐者，这样的出处已经不正了。即使秦桧像文若，又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呢？文若死后，汉室仍然灭亡，这也说明天理终究不能泯灭。胡安国哪里能断定秦桧会像文若死后汉室那样呢？唉！安国明白《春秋》，却还这样极力说秦桧贤能，由此可知识别人确实很难。可惜胡安国贤能，却不能识破秦桧的奸邪，也确实难怪。纲目的书法不同于翟汝文。】任命孟庾兼任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秦桧被免职，在朝堂张榜公布他的罪状。【在此以前，起居郎王居正与秦桧友善。秦桧执政后，王居正与他谈论天下大事，言辞十分激烈；但秦桧任宰相后，王居正所说的意见都没有被采纳。居正憎恨秦桧的诡诈言论，便对高宗说：‘秦桧曾对我说，中原人只应穿衣吃饭，共同谋求中兴。我当时心中很佩服他的话。秦桧又自称，任宰相数月就一定能震动天下。如今他做宰相，所作所为只是希望陛下把我说的话拿来问秦桧实际做了什么。’秦桧听说后怨恨他，把王居正调出任婺州知州。胡安国被罢职后，秦桧想挽留他，却没有得到答复，于是请求离职。吕颐浩暗示侍御史黄龟年弹劾秦桧专门主持和议，阻挠国家收复失地的长远计划，并且培植党羽、专擅权力，渐渐不可任其发展；于是罢免秦桧的宰相职务，又把他的罪状张榜于朝堂，表示不再任用他。当初秦桧提出两项计策，想把河北人送还金国，把中原人送还刘豫。高宗说：‘秦桧说南方人归南方、北方人归北方，那么朕进入北方以后将归向哪里？’秦桧无言以对。到这时，高宗召直学士院綦崇礼，把这件事以及王居正所说的话告诉他。崇礼立即把高宗的意思写入制辞，向中外宣布，人们才知道秦桧的奸邪。】发明【小人的奸诈太厉害了！他们把逢迎巧辩当作车辆，把邪说当作道路，用似乎忠诚、似乎诚信的样子来沽名，用虚假的言语和行为欺骗世人；心术反复无常，险恶如山川，智谋隐秘，诡诈如鬼神。唉，真可怕啊！秦桧包藏祸心，没有人知道；即使贤能如游酢，尚且称赞他有才，何况胡安国也认为他可以任用，只有王居正极力说他不对，难道他也是先知先觉的人吗？王衍还没有被任用时，有人就知道他将来一定会败坏百姓；后来任用他，果然成为晋朝的祸害。卢杞还没有被任用时，有识之士就担心他日后得志；后来任用他，果然成为唐朝的祸害。小人确实不可不在刚开始时就防范。高宗既然免去秦桧的官职，又张榜公布他的罪状，可以说做到了公正地表明好恶。没过多久却又任用他为宰相，大概是因为高宗心中本来没有定见，随着外物变化而改变罢了。假如秦桧这次被罢免后终身不再任用，中兴大业难道不能有所成就吗？可惜高宗不能明白这一点。这就是《纲目》深恶痛绝的用意。】广义【分注详尽记载秦桧的奸贼罪状，他本来没有什么深远的见识和长远的眼光，比起李林甫、卢杞来，几乎还不如。他心中的计策，不过是主持和议，以此确定南北的归属罢了。高宗只用‘南北人’一句话就使他理屈词穷，由此大概可以看清这一点。

译史书说：‘秦桧被免职，在朝堂张榜公布他的罪状’，这大概也是在彰显高宗的幸运吧。彗星出现，下诏赦免罪人并征求直言。发明【前面记载长星出现，下诏征求直言；这里记载彗星出现，赦免罪人并征求直言。这样看来，皇帝敬畏上天、警惕反省的心意，差不多可以说没有愧疚了。然而两次记载征求言论，最终都没有见到进谏论事的大臣真正听取意见的事实，那么高宗只是空泛地应付旧例，也就可以看出来了。唉！上天发生灾变，本来是为了爱护君主；君主遭遇灾变，贵 【在于修养自身吗？高宗忽视天变而不顾，轻视人的言论而不加体恤，把灾异看作玩物，完全没有一点反省自己、责备自身的实际行动，那么上天也就对他无可奈何了。后世拥有天下的人，难道可以不把天变作为警戒，而把人事作为自己的责任吗？】○九月，韩世忠在蕲阳大败刘忠，刘忠逃走，投降刘豫。【韩世忠从豫章移军长沙。刘忠有数万部众，占据白面山，营寨栅栏彼此相望。世忠到达后，与贼军对峙，下棋饮酒，坚守营垒不动，众人都无法测知他的意图。一天夜里，他与苏格联骑穿过贼营，巡逻警戒的人呵斥盘问，世忠先取得贼军口号，便随着声音应答，巡视一周后出营，高兴地说：‘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机会。’夜里在山下埋伏精兵二千人，又与诸将防护营寨向前推进。贼军正要迎战，伏兵已经奔驰进入中军，夺取望楼，竖起旗帜伞盖，传呼声如雷。贼军回头看见后惊慌溃败。世忠指挥将士夹击，大败贼军。刘忠逃走，投降刘豫。】王伦从金国返回。【王伦既然被金国扣留，过了很久，尼玛哈派乌凌阿思谋来见王伦，谈论契丹时期的事情。王伦长期困顿，心中想回国，于是倡导和议，对思谋说：‘海上之盟约定两国结为兄弟，万世不变。云中之战，实际上是我给金军馈送军需，帮助成就了那场功业。上国的大臣曾经想发兵南下，先大圣却顾念盟好，不许发兵。后来他们发兵来祸害我国，果真是先大圣的意思吗？何况自古以来南北本来就有分别，主上勤勉治理国家，任用众多英俊之士，期望一定恢复旧有疆土。大概长久深远的谋划，是归还我方二帝、太母，恢复我国疆土，使南北百姓不至于遭受涂炭，这也足以慰藉先大圣的英灵。希望您赞成此事。’思谋沉思后说：‘您说得对，回去后我一定把这些话全部转达。’不久尼玛哈到来，说：‘近来上国派使者来，我询问他们的意图，大多不能回答。’思谋转述侍郎的话：‘想要议和，绝不是江南真实的意愿，只是侍郎自己说了这话罢了。’王伦说：‘出使必定有明确意图，否则为什么要来？人力所决定的事情可以胜过天意，天意所决定的事情也能胜过人力，只希望元帅明察。’尼玛哈没有回答。到这时，尼玛哈忽然来到馆舍，与王伦商议和议，放他回去报告。】王伦回来后入朝应对，把金人的真实情况和虚假意图详细说明，高宗优厚地奖赏了他。当时正商议讨伐刘豫，和议中止；过了很久，才任命潘致尧为通问使，再次出使金国。发明【王伦回来，为什么特别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说明赞成和议的人，都是王伦所促成的。所以特意谨慎地记载下来。】任命朱胜非为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兼任知枢密院事。○任命王似为川陕宣抚处置副使。【张浚在关陕三年，训练新近编成的军队，抵御正处于强盛状态的敌军；把刘子羽作为上宾，任用赵开负责转运，提拔吴玠为大将。刘子羽慷慨而有才略，间或也擅长理财；吴玠每次作战总能取胜，西北归附的遗民很多。因此关陕虽然失守，但整个蜀地能够安定无事，并且还凭借地势牵制东南江淮，也依赖这种形势得以安定。朝廷怀疑张浚杀死赵哲、曲端是冤枉的，认为任用刘子羽、赵开、吴玠不当，于是任命王似为副使。张浚开始感到不安。】金国的耶律伊都谋反，被伏法杀死，于是大肆屠杀辽国宗室。广义【耶律伊都是辽国的亲戚。他背叛辽国投降金国，而且充当向导，帮助金国灭亡辽国。如今他因谋反被杀，难道不是上天的报应吗？金国杀戮辽国宗室，为什么这样残忍？史书说：‘于是又显明金国不应当杀而杀了人。’删去耶律伊都的官职，是为了表明他的义理已经与辽国断绝。记载他谋反，是诛责他心中没有君主。记载他伏法，是确定他的叛逆罪名。《纲目》不因为这是外国就废弃《春秋》的法则，是为了垂戒乱臣贼子。】○冬季十月，禁止私自酿酒出售。○派遣官员到温州举行祫享。○十一月，李纲到达潭州，湖南的群盗被平定。【李纲到达潭州时，湖湘之间流民和溃散士兵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多的有数万人，李纲把他们全部平定。】王彦收复秦州。【王彦镇守金州，多次建立奇功，以此捍卫蜀地。桑仲死后，大盗王辟、董贵、祁守忠等人都拥兵自守，窥伺蜀地，王彦把他们全部击败平定。到这时，他在白石镇击败刘豫的将领郭振，收复秦州。张浚奉制任命王彦节制啇、虢、陕、华州军马。】十二月，罢免湖广宣抚使李纲。【李纲上奏说：荆湖自古以来就是用兵之地，如今朝廷保有东南、控制西北，应当在鼎、澧、荆、鄂各地都屯驻重兵，使它们与四川、襄汉相连接，这样才有逐渐收复中原的可能。吕颐浩诬告说李纲放纵暴虐，没有好的表现，谏官徐俯、刘斐也弹劾李纲，于是罢免他，改任提举崇福宫。】发明【君子的话平淡如水，喝起来没有滋味，但使用起来有余；小人的话甜美如醴，喝起来有滋味，但使用起来不足。李纲在湖南，竭力陈述收复失地的计策，奸臣吕颐浩从中阻挠，谏官徐俯又附和吕颐浩弹劾他。唉！小人的祸害，到这时更加严重了。可是高宗正处在国运艰难的时候，正是渴望任用贤人的日子，却竟然相信小人而罢斥君子，这能说是得计吗？况且想到李纲刚到潭州，湖南的盗贼就全部平定了，这难道不是贤能才能做到的吗？高宗为什么这样容易相信谗言，却如此憎恨正直之人呢？《纲目》直书‘罢湖南宣抚使李纲’，而没有削去他的官职，其中的意义大概可以看出来。】广义【大抵白天阳光照耀天空，妖魔就潜伏；阴霾笼罩黑夜，魍魉就兴起。汴宋正处在屯、剥卦所象征的艰难时代，又遭遇金兵之难和群盗之祸。因此高宗被金兵逼迫，逃到越州、温州，后来在明州、杭州，住在海船上，停泊在淃口，像羁旅漂泊、逃亡躲避一样，没有片刻安宁。群盗又乘机偷偷兴起，各自占据强盛的土地。如果不是李宣抚等人讨伐平定的力量，祸患一定不小。如今李纲所说的，实在是巩固国家的好谋略，怎么能说他放纵暴虐、没有好的表现呢？像吕颐浩这样的人，才真是没有好的表现。唉！高宗相信谗言，罢斥忠良，那么荆湘一带的屏障也会自行毁坏。君子对于《采苓》《青蝇》诗所说的道理，不可以不讲求。】起初征收江浙、湖南的月椿钱。

译【吕颐浩、朱胜非因为军费不足，创立征收江浙、湖南各路大军月椿钱的办法，把上供、经制、系省封椿等名目的钱凑作数额；茶钱、盐钱也都不许使用。所征得的月椿钱连应得数额的十分之一二都不到，所以各郡县大多横征赋税，成为东南百姓的大患。】发明【当时天下已经混乱，只有东南几个郡大致还达到小康状态；然而盗贼纵横，人心惶惑，正应当兢兢业业地保护百姓，对内修治政事，对外抵御敌寇。为什么反而因为军费不足，创立征收月椿钱的办法，给东南百姓造成大患呢？孟子说：‘保护百姓而称王，没有人能够抵挡。’如今宰相谋划国家不善，却施行残害百姓的政策，难道不是失去了天下人的仰望之心吗？这样看来，吕颐浩、朱胜非忧国忧民的心也没有了。史书直写‘初’，大概就是在讥刺他们。】召张浚任知枢密院事。【张浚因王似来上疏请求解除兵权，并且议论王似不可任用，吕颐浩很不高兴。朱胜非又因为过去的怨恨，每天诋毁张浚，所以召张浚入朝，同时任命卢法原为川陕宣抚副使，与王似共同处理宣抚司事务。】熙河兰廓经略使关师古举兵收复熙、巩二州。发明【说：举兵收复熙、巩二州，是为了表彰倡导义举。从南北纷争以来，百姓遭受涂炭，君父蒙尘，不能洗雪耻辱，这是华夏的大耻辱，也是臣子的最大仇恨。关师古举兵，于是收复熙、巩二州，可以说是懂得侍奉君主的道义。因此特意表彰并突出记载他。】【癸丑】三年【金天会十二年】春季正月，李横起兵攻打金国，收复颍昌府。【李横多次击败刘豫和金兵，下诏任命李横为襄阳府、邓州、随州、郢州镇抚使。】发明：【自从金兵交战作乱以来，皇帝车驾奔走避难，却没有听说远近有勤王的军队。只有李横先前上书请求进攻霍明，以报桑仲被杀之仇。至于刘豫叛逆、金兵屡次入侵，只有李横奋发义气，多次击败他们的军队。如今又起兵攻打金国，虽然最终未能前进，《纲目》仍记载了这件事。假如他真的能够攻打金国，那么这是因为要表彰他的忠义气节，使他实现本来的志向罢了。《纲目》这样书写，对这个时代的劝诫也很多了。这与《晋书》记载张寔率兵攻打汉国的义例相同。下诏在春、秋两季遥望祭祀各陵。发明：【这时金兵虽然强盛，但谋臣战将胜过从前，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也多于过去。何况敌人屡次受挫，内心已经很恐惧。这正是收复中原、洗雪仇耻的时机。高宗不能振作起来有所作为，只是在冬至这一天遥相祝贺二帝，春秋两季便遥望祭祀各陵；有时在寿宁朝拜神主，有时派官员到温州举行合祭，却只是徒然装饰虚文，甘心忍受屈辱，实在可悲。即使如此，人君也应当努力自强，勇于修养自身，只遵从义理，即使得失利害也不加计较，哪里有畏缩苟安、偷安姑息的人，还可以责望他走中兴之路呢？把这些直书在史册上，正是深深讥刺他。唉，可惜啊！○金人攻陷金州，王彦逃到石泉。【金人长久窥伺蜀地，因为吴璘驻兵和尚原，扼守金军进出的要冲，金人不能得逞，便准备出奇兵夺取那里。于是让叛将李彦琪驻防州，窥伺仙人关，以牵制吴玠在河池的军队；又命游骑兵出现在熙河，以牵制关师古、萨里罕从商于出兵，直捣上津，进攻金州。王彦率三千人迎战，但战败退守石泉。萨里罕于是乘胜推进。二月，刘子羽、吴玠的军队在饶风关溃败，金人进入兴元。刘子羽、吴玠回军，击败了金人。【金人长驱直入，向洋州、汉州进军。刘子羽听说王彦战败，急忙命田晟守卫饶风关，又派人召吴玠入援。吴玠从河池日夜兼程，三百里路赶到饶风关，把黄柑送给敌军，说：“大军远道而来，姑且用它解渴。”萨里罕大惊，用杖击地说：“你们来得怎么这样快？”于是金军用尽全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拥在后面；先登的人死了，后面的人便接替进攻。吴玠军队的弓弩乱发，大石滚落压下，像这样持续了六昼夜，死者堆积如山。敌军于是另行招募敢死之士，从小路由祖溪关进入，绕到吴玠军队后面，占据高处来截断饶风关。各军不能支持，于是溃败，敌军进入洋州。吴玠邀请刘子羽离开，刘子羽不肯，留下来与吴玠一同守定军山。吴玠认为那里难以守住，便退守兴元以西的县。刘子羽也焚烧兴元，退守大安的三泉县。萨里罕于是进入兴元，到了金牛镇，四川大为震动。刘子羽随从的士兵不到三百人，只能和士卒采食草芽、树皮，写信给吴玠诀别。吴玠收到信后还没有出发的意思，他的爱将杨政在军门大声喊道：“节使不能辜负刘侍制，否则杨政也要离开节使而去！”吴玠于是从小路去援救刘子羽。刘子羽留下吴玠共同守卫三泉。吴玠说：“这是蜀地在关外的门户，不能轻易放弃。”于是又前往守卫仙人关。刘子羽认为潭毒山山势险要，山顶宽平而且有水，便在那里修筑壁垒。壁垒刚刚建成，金人已经来到，距离营地十几里。刘子羽坐在胡床上，守在营垒门口。各位将领哭着劝告说：“这里不是待制您坐的地方。”刘子羽说：“我刘子羽今天就死在这里。”敌人不久也撤走了。当时张浚也调任守潼川，刘子羽写信告诉他自己已经在这里，金人一定不会南下，张浚于是停止行动。金兵从斜谷向北撤去，刘子羽计划在武林拦截他们，但没有赶上。萨里罕已经到了凤翔，派十个人带信招降刘子羽，刘子羽把其中九人都杀了，只放回一人，并说：“替我告诉敌人，想来就来，我只有一死罢了，哪里能招降我？”起初刘子羽听说有金兵，预先把梁、洋二地的粮食运走；等金人深入后，粮饷接济不上，只好杀马以及两河所签募的军士来充饥。刘子羽、吴玠又从前后夹击金军，金军死伤十分之五六，疫病也开始流行，于是率众撤回。刘子羽、吴玠趁机出兵袭击金军后方，金人坠入溪涧而死的数不胜数，全部丢弃辎重逃走，余下不能自保的士兵全都投降。刘子羽于是回到兴元。金人起初谋划时，本以为吴玠在西边，自己冒险向东进军，没料到吴玠迅速赶来；虽然攻入了三州，但所得抵不过损失。权邦彦去世。【权邦彦与吕颐浩共同执政将近一年，庸庸碌碌，没有提出什么建树和主张。他曾经帮助吕颐浩排斥李纲，士人舆论因此轻视他。发明：【权邦彦在政府任职时，庸庸碌碌，没有提出什么建树和主张，何况他还曾帮助吕颐浩排斥李纲。这些都是小人所做的事，所以他死后削去官职，以此贬斥他。任命席益为参知政事，徐俯为签书枢密院事。○三月，李横发布檄文，准备收复东京；刘豫带领金人到牟驼冈交战，李横的军队大败，颍昌再次陷落。

译发明：【看李横晚年和末路时，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人心重新归附的契机，实际上就在这里。因此《纲目》特意大书“传檄收复东京”，是为了深深嘉许并迅速给予褒奖。交战而失败，义理有什么亏损呢？《春秋》的书法，是该归罪的就归罪，不该归罪的就不归罪。记载“带领金人来交战”，罪在刘豫一方，牟驼冈之战就是这样；记载主动前往交战，罪在内部，进兵攻打辽国就是这样。刘豫已经背叛宋朝投降金国，如今又引金人来抵抗宋朝，书写为“以……”——此处原文残缺，无法确定完整义例。○夏四月，刘豫部将董震带着虢州归附宋朝；李成又来侵犯，攻陷了虢州。○杨太僭越称号为大圣天王，下诏命统制王▯率兵讨伐他。【杨太的部众日益壮大，自称大圣天王，拥立钟相的小儿子子仪为太子，杨太以下的人都以臣礼侍奉他。下诏命王▯率兵讨伐杨太。杨太又名么，大概是因为楚地人称年少者为“么”。水军都统制徐文率部众叛变，归附刘豫。【徐文勇力过人，挥舞一把重五十斤的刀，所向无敌，众人称他为“徐大刀”。他因功任淮东、浙西沿海水军都统制，各将领嫉妒他，诬陷他将要叛变。朝廷派兵袭击他，徐文于是率所属海船六十艘、官军四千多人，从明州渡海到盐城，投降刘豫，说：“沿海没有防备，二浙可以袭击。”刘豫大喜，任命徐文知莱州，命他率领部众防守通州、泰州。发明：【董震是刘豫的部将。他投降宋朝，便书写为“来归”，而不写“叛”。徐文是宋朝将领。他归附刘豫，便书写为“叛附”，而不写“降”。为什么呢？董震背叛刘豫投降宋朝，舍弃逆方而归顺正道，是能够懂得趋向义理的方向，所以书写“来归”来褒扬他。徐文背叛宋朝归附刘豫，舍弃正道而归从逆方，是不懂得趋向义理的方向，所以书写“叛附”来贬斥他。唉！《纲目》中逆顺的形势确定了，君臣的义理明确了，内外的防范严密了，也防患于未然了。广义：【前面所说设置御前忠锐军，徐文就在其中。而且自古以来，也有把盗贼招降后任用，并凭此取得成功的。如今徐文以盗贼身份来投降，任用他似乎是对的；既然如此，又听信谗言而袭击他，究竟是什么道理呢？孔子说：“像水滴石穿般逐渐浸润的谗言，以及使人受到切肤之痛般的控诉，都不能使人听信；做到这样，才可以说是明智而有远见。”高宗在这件事上却有所昏昧。任命韩肖胄为签书枢密院事，派他出使金国。【潘致尧回来报告说，金国想再次派重臣来取得信任，于是停止出兵的议论，派韩肖胄和胡松年前往金国议和。到了齐地，刘豫想让韩肖胄以臣下之礼拜见自己，韩肖胄无言以对；胡松年说：“我们同样都是宋朝臣子。”于是作长揖而不下拜。刘豫不能使他们屈服。王彦收复金州，金人于是放弃均州、房州。○下诏命李横等回师，返回原来的镇守地；禁止边军侵犯齐国。【因为正在与金国议和，又下令禁止各路招纳淮北和中原前来归附的人。发明：【刘豫自从僭越称帝以来，史书总是直斥其姓名；这里为什么称齐而责罪宋朝呢？刘豫是宋朝的叛臣，出兵侵犯正道，按法理本应讨伐。女真是宋朝世代的仇敌，凌辱侵逼中原，情理上不能宽恕。然而宋朝竟然以议和来自我欺骗，使用卑下的礼节和丰厚的财物，下诏命各将领班师，禁止边军侵犯齐国。这大概是忘记了与金国的大仇，放纵了刘豫的大逆。父兄母妻长久陷在金国土地上，中原百姓长久沦于战乱，难道忍心把他们置之度外，漠然不加考虑吗？唉！高宗实在没有人心。如果还有人心，必定会在这里改变主意，怎么肯实行姑息政策，以至于这样呢？把这些直书在史册上，是深深贬斥他。五月，罢免宣抚司及便宜黜陟之权。○六月，岳飞讨伐江、广地区的群盗，把他们全部平定。【当时防州的盗贼接连出兵，侵掠循州、海州、广州、惠州、英州、韶州、南雄州、南安军、建昌军、邵武军、汀州等地，皇帝专门命令岳飞平定他们。岳飞到达防州，固石洞的贼人彭友率全部人马到雩都迎战；他跃马冲突，岳飞指挥士兵在马上把他擒获。其余党徒退守固石洞。山洞高峻，四周有水，只有一条道路可以进入。岳飞在山下列阵，命令士兵都张满弓弩。黎明时派敢死之士迅速登山，贼众大乱，弃山而下，骑兵包围了他们。贼人呼喊请求饶命，岳飞命令不要杀他们，接受了他们的投降，于是授予徐庆等人方略，捕捉各郡残余的贼人，全部击败并使其投降。起初，皇帝因为隆祐太后受到惊扰的缘故，秘密命令岳飞屠杀防城。岳飞请求诛杀首恶、赦免被胁迫跟从的人，皇帝同意了。防州人感念他的恩德，绘制他的画像并祭祀他。等到岳飞入朝见皇帝时，皇帝亲笔写下“精忠岳飞”四字，制成旗帜赐给他。广义：【仁厚啊，这是武穆的心胸。然而作为将领而有功劳的人，谁不想纵情施展攻战谋略呢？能够不嗜好杀人，并推广那一念仁爱百姓之心的人，百人中没有一两个。东汉时有邓禹，宋代则有曹彬。因此他们世代累积显赫荣华，尊贵甚至达到椒房，明里施恩、暗中得到报偿，丝毫没有差错。如今武穆的功劳本来不在邓禹、曹彬之下，他的心也正是邓禹、曹彬的心。唉！邓禹、曹彬在当时声名显赫，福泽延及后代；武穆却死在奸贼手中，灾祸延及子孙。上天为什么厚待邓禹、曹彬而薄待武穆呢？回答说：不是这样。忠臣为国家效命，把死看得如同归家，祸福不是他所计较的。何况邓禹、曹彬和武穆所遇到的君主不同。当高宗南渡之日，自己的性命和宗庙社稷危急得如同一根头发，百姓所倚赖的是武穆，金人所畏惧的也是武穆。假如高宗把任用秦桧的信任转而用来任用武穆，那么光复旧有疆土就像反掌一样容易，难道还只是王业偏安一隅吗？唉！武穆不能善终，不是上天刻意毒害武穆，而是高宗自己断绝了与上天的联系，不能成全中兴的美业罢了。难道武穆的德行比邓禹、曹彬差，而上天不愿给他善报吗？既然如此，那么武穆的功业足以使后世万代享受祭祀，他流传的声名与天地同样长久；上天这样报答他，也可以说并不薄待他。怎么可以只用一时的祸福来衡量呢？秋七月，恢复设置博学宏词科。○八月，翟琮丢弃军队逃奔襄阳，刘豫于是攻陷伊阳。刘豫完全占有了梁、卫一带的土地，琮无法独自立足，于是放弃伊阳，突圉逃奔襄阳。沂王防有罪，金人杀了他。【防与驸马刘文彦告发二帝谋划变乱，金人审查讯问后没有发现事实，防等人因此被杀。发明：【沂王为什么书写为“有罪”？这是为了憎恶他。防是徽宗的儿子、钦宗的弟弟，不幸成为投降的俘虏，已经是万世的耻辱，却又无故告发谋变，想要害自己的父兄，罪恶更加严重，所以特意书写“有罪”来憎恶他。然而分注说审查讯问后没有事实、防等人被诛杀，这是为了使文辞符合《纲目》的体例，改变措辞而写作“杀”，并不是替沂王避讳。大概是沂王有罪，宋朝不能诛杀他，于是借金人的手杀了他。《纲目》是王道的权衡，是辨明是非的明镜，这类地方正体现了这一点。九月，吕颐浩被免职。

译【吕颐浩多次请求出兵收复中原，说太祖取得天下时，军队不过十万人，如今已有十六七万人了。然而自从金人南下侵牧，没有人敢抵挡他们的锋芒。近年韩世忠、张浚、陈思防、张崇屡次上奏，说人们有战斗之心，上天将要悔改降祸；又说金人把中原交给刘豫，三尺高的儿童也知道他不能建立国家，希望皇帝早日英断，决定计策，向北进取。如今的精锐士兵都是中原人，恐怕时间久了会消磨殆尽，日后便难以举事。皇帝正主张议和，没有采纳。到这时，因为水旱灾害失时，苏州、湖州发生地震，皇帝下诏自责，征求意见。吕颐浩接连上章待罪。一天，皇帝对大臣说：“国家四方发生水旱灾害，没有不上报朝廷的；近来苏州、湖州发生地震，泉州发生大水，却总是不上奏，为什么？”侍御史辛炳、殿中侍御史常同议论吕颐浩的过错，于是吕颐浩被罢为镇南节度使，提举洞霄宫。吕颐浩有胆略，擅长骑射，在国势艰难的时期，人们倚重他。然而他第二次任宰相时，胡安国劝他效法韩忠献，以至公无我作为首要原则，把报恩复仇作为戒律，吕颐浩却不能采纳。广义：【高宗航海避难时，吕颐浩上奏命令随从官员各自逃生，由此可知他的奸邪而非忠诚。如今他请求收复中原，也只是根据时势发表议论罢了，难道是他的本心吗？看这一件事，就知道他所说的话是正确的，而他的内心却不是这样。辛炳、常同的议论，也有因为厌恶其人而废弃其正确言论的嫌疑，这难道不是不可以的吗？任命刘光世、韩世忠为江东、两淮宣抚使，王▯、岳飞为荆湖、江西制置使，分别驻军沿江各州。【当时各将领拥兵众多，却没有划定各自的防区。刘光世驻在镇江，每月军费达到二十万缗。每次听说要调换镇守地，就找借口不奉诏；遇到紧急情况，又拖延躲避。朝廷对他无可奈何，所以命四人调换镇守地。刘光世任江东、淮西宣抚使，驻军池州；韩世忠任淮南东路宣抚使，驻军镇江；王▯任荆湖制置使，驻军鄂州；岳飞任江南西路制置使，驻军江州。冬十月，李成防守襄州、邓州，李横逃奔荆南，李成于是攻陷京西六郡。十一月，恢复元祐十科取士法。【采纳朱胜非的建议。金人乌珠攻陷和尚原。【于是宣抚司把陕西地区分开：从秦州、凤州到洋州，由利州制置使吴玠主管，驻军仙人关；从金州、房州到巴州、达州，由镇抚使王彦主管，驻军通州；从文州、龙州到威州、茂州，由统制刘锜主管，驻军巴西；从洮州、岷州到阶州、成州，由统制关师古主管，驻军武都。十二月，韩肖胄偕同金国使者前来。【高宗自即位以来，多次派使者前往金国，大多被拘留，而金国从未派一名使者回访。到这时，尼玛哈派李永寿、王翊前来，请求归还刘豫那里被俘的人员以及在南方的西北士民，并且想以长江为界来扶立刘豫。这与秦桧先前的议论完全相合，有见识的人更加知道秦桧与金人共同谋划了。殿中侍御史常同说：“先振作国威，那么和战的主动权常在我们；如果一心议和，那么和战的主动权常在对方。”靖康以来，这些事情分明是两回事，可以作为鉴戒。皇帝于是谈到武备，说：“如今养兵已经二十万有余。”常同说：“是从来没有见过有二十万军队却害怕别人的。”皇帝没有听从，又派枢密都承旨章谊为金国通问使，请求归还两宫以及河南土地。发明：【不说“金国派使者来”，却说“偕同金国使者来”，那么就不是金人主动来，而是韩肖胄强行带他们来的意思，已经可以看出来了。高宗即位后派出的使者既多，被拘留的也多，而金国从未派使者回访，这样取得邻国的侮辱，不也是耻辱吗？宋朝谋划这些事，不过想得到二帝，其他方面即使涉及母亲、妻子和族人，也没有什么值得计较的。中原的土地，怎么可以置之度外呢？然而这种谋划大概太浅陋了。所以直书为“偕金使来”，是为了不承认金使是自行前来的。人君看到这里，难道可以不自强而建立国家吗？广义：【大体上说，议和就是《春秋》所说的“平”和“成”。然而想要议和，关键只在于看双方的形势如何。金人虽然暗中放秦桧回来，把议和作为约定，但敌情变化无常；如果金国形势强盛而宋朝确实可以图取，即使有一百个秦桧主张议和，金人也一定不会停止进攻。如今金人的使者前来，议论又与秦桧相合，大概是因为他们知道张浚、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吴玠忠勇，国家纲纪大体建立，法度稍有振作，远非渡江之日可比，宋朝已经明显不是容易图取的了。否则金骑兵日日南下，怎么能使他们的使者偕同前来呢？常同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主张先振作国威，然后再议和，这话说得对。【甲寅】四年【金天会十二年】春，正月，韩肖胄被罢免。【韩肖胄与朱胜非不合，力求罢职，皇帝同意了。二月，席益被罢免。○三月，吴玠、吴璘在仙人关与金军乌珠交战，大败金军。【起初，吴璘驻守和尚原，粮饷供应不上。吴玠担心金人一定会再次深入，而且和尚原距离蜀地很远，于是命吴璘另在仙人关右侧筑营，名为杀金平，调兵驻守。到这时，乌珠、萨里罕、刘防帅领步骑兵十万人攻破和尚原，进攻仙人关，从铁山凿崖开路，沿山岭向东而下。吴玠率一万人守杀金平，抵挡敌军的正面进攻。吴璘从武阶路进入援军，先写信给吴玠，说杀金平地势宽远，前阵防守松散，后阵道路狭窄，应当加固修筑第二道隘口，表示一定死战，这样才可以确保取胜。吴玠听从了他，急忙修治第二道隘口。吴璘冒着包围转战七昼夜，才得以和吴玠在仙人关会合。敌军首先进攻吴玠的营寨，吴玠将其击退。敌军又用云梯攻打营垒，杨政用撞竿撞碎云梯，再用长矛刺杀敌军。诸将有人请求另选地点防守，吴璘拔刀在地上划了一道，对诸将说：“死就死在这里，后退的人斩首。”金军分为两部，乌珠在东面列阵，韩常在西面列阵。吴璘率领精锐部队插入两军之间，左冲右绕，随着敌军的急缓而进退作战。战斗时间一长，吴璘的军队渐渐疲惫，便紧急退守第二道隘口。金军的后续部队接踵而来，人人身穿重铠，用铁钩彼此相连，像鱼贯一样向上进攻。

译吴璘用驻队矢轮番射击，箭落如雨，死者层层堆积，敌军踩着尸体登上来。萨里罕停马四处观望，说：“我们已经得到它了。”第二天，金军命令进攻西北楼，姚仲登楼奋力作战，楼将要倾倒，便用帛做绳子把它拉正。金人用火攻楼，姚仲用酒缸扑打火焰来防御。吴玠急忙派统领田晟，手持长刀、大斧从左右夹击；四山点燃火炬，鼓声震动大地。第二天，宋军大举出兵，统领王喜、王武率领精锐士兵分举紫、白旗进入金军营寨，金军阵势混乱，宋军奋力冲击射杀，韩常被射中左眼。金人这才连夜逃走。吴玠派统制官张彦劫取横山砦，王俊埋伏在河池截断金军归路，又一次击败了他们。这一战，乌珠以下的金军都带着妻子儿女前来。刘防是刘裕的心腹，本来以为蜀地可以图取，既然未能得逞，估计吴玠终究不可侵犯，于是回去据守凤翔，授给甲士田地，作长期驻留的打算，从此不敢轻举妄动了】发明【当时金兵深入，约定一定要攻取蜀地；假如不是吴玠兄弟亲自到阵地作战，摧毁敌军锋芒、击破敌军，那么蜀地的局势就危险了。因此《纲目》应当记载此事来褒扬他们。广义【乌珠南侵的志向可以说很锐利了，然而最终不能实现，是因为先有韩世忠挫败他，后有吴玠扼制他。假如不是这两位公的忠诚勇敢，那么乌珠的志向，又有谁来阻止呢？由此看来，就知道吴玠的功劳并不在韩世忠之下，这是很明显的。】任命赵鼎为参知政事。○召孟庾回朝，撤销都督府，将他的军队隶属张俊。○张浚到临安，被罢为资政殿大学士，居住在福州【张浚虽然奉诏回朝，但因为刘子羽等人的军队战败，他把这件事隐瞒下来，没有立即动身。王似、卢法原也没有赴阆。没过多久，诏令押送王似、卢法原赴任。张浚以及刘子羽、王庶、刘锡等人都到行在。张浚到临安后，中丞辛炳因为过去的怨恨，率领殿中侍御史常同等人弹劾张浚丧失军队、丢失土地，跋扈而不守臣节，于是张浚被削去官职、奉祠，安置居住在福州，刘子羽安置在白州。张浚当天就出发。诏令任命王似为川陕宣抚使，卢法原、吴玠为副使。卢法原不久去世】发明【轻慢君上、自以为贤，违背正道、败坏道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百姓离弃而不能保全，天降下灾祸。这是本书引用舜讨伐有苗时的话。张浚忠诚勤勉、忧虑国事，始终不改；既然召回朝廷，却撤掉他的都督之职，已经是失策；又把他降职贬黜到外地，不也太过分了吗？一胜一败，是用兵的常情，难道能因为小小的挫败就对他产生猜疑和二心吗？古代任命将领时，一定说关门以内由将军主持，关门以外由寡人主持；把权力专门交给将领，最终才能成就大事。为什么张浚到临安后，却被鄙陋的辛炳等人弹劾？不辨是非，把他摈弃到南闽！唉！像张浚这样忠于君主、勤于国事而德高望重的人，能有几个呢？朝廷不察明是非，立即罢免他的职务，这就是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百姓离弃而不能保全，天难道不会因此降下灾祸吗？高宗正处在多事之秋，却反而抛弃正直之士，他大概是无能为力罢了，也大概是不值得责备罢了。根据事实直书其事，正是对他的深切讥讽】广义【考察张浚在兴元整治军队，出兵巡行关陕，到秦州，收复鄜州，守卫兴州，保全阆州，任用吴玠大败金人；他把恢复失地的事情全部作为自己的责任，而对中兴所作的功劳不能说不多。如今却因为谗言离间而被斥退，这就知道高宗不能为父兄报仇，都是他自取其咎，并不是由于别人。】夏四月，关师古在熙河与金人交战，军队战败，投降金人。【关师古派兵防守金寨，曾多次使金人遭受惨败。到这时，慕洧与金人合兵进攻金寨，关师古交战不能取胜，脱身投降了金人】发明【有人说关师古投降，是不得已而为之。看他防守金寨，多次使金人惨败，力量不能取胜，于是脱身投降金人，这确实可以说是不得已。虽然如此，聪明的人不因盛衰而改变节操，有义的人不因生死而改变内心。王蠋说：“忠臣不侍奉两个君主，贞女不改嫁两个丈夫。”关师古此前已经起兵，又收复熙、巩二州；这次又奉命守卫熙河。即使金兵来攻，力量不能取胜，死在那里也是可以的。脱身投降金人，还有什么义可说呢？他既然投降金人，就是金人的臣子、宋国的敌人；背弃君主归附金人，忘记义理而侍奉仇敌，他的罪行难道还杀戮不尽吗？但是为什么不记作“叛降”？因为只记投降就足以显示他不可赦免的罪行，何必一定写作叛变以后才显现呢？《春秋》的法则，对于乱臣贼子，是法所不宽恕的。如果因为不得已就宽恕关师古，那么三纲就会沦丧，九法就会败坏，乱臣贼子将接连不断地出现在天下。这正是用来显示诛杀乱臣、讨伐逆贼的重大权柄。唉！】罢免徐俯。【因为他与赵鼎意见不合。】任命范冲为直史馆，重新修撰《神宗实录》和《哲宗实录》。【起初，隆祐太后生日，宫中设宴，她从容地对皇帝说：“宣仁太后的贤德，古今母后没有能和她相比的。从前奸臣肆意诽谤诬陷她，虽然曾经下诏明确辨明，但国史还没有删定，哪里足以流传并取信后世？我的意思是，宣仁太后在天之灵，对皇帝不能没有期望。”皇帝听后惊惧。到这时，召范冲任直史馆，重新修撰《神宗实录》《哲宗实录》。范冲于是撰写《神宗实录考异》，明确标示旧文哪些取用、哪些舍弃：用墨笔书写的是删去的文字，用黄笔书写的是新修的文字，用朱笔书写的部分，世人称为“朱墨史”。又撰写《哲宗辩诬录》。因此两部史书得以恢复正确面貌，奸臣的真实情状也更加显著。后来因诋毁诬陷之罪，追贬章惇为昭化节度副使，蔡卞为单州团练副使。范冲是范祖禹的儿子。】发明【重新修撰实录，是对这件事的褒扬。神宗信任王安石，改变祖宗旧法，奸党接连而起，遗留下的祸害更加惨烈。哲宗初年，太后临朝，重新任用司马光，众贤臣全都革除新法，一律遵循旧制，这正是拨乱反正的道理。宣仁太后去世后，哲宗亲自执政，召用奸邪之人，又改变既成的法令。那些修撰《神宗实录》的人，大体上只是排斥新法、纠正诬蔑正直言论而已。哲宗去世后，徽宗继位，贬黜奸邪之人，天下都希望他能使天下安定太平。哪里想到蔡京等人掌权，而陈绍述的说法又出现，改用崇宁年号，朝政更加混乱。今天贬斥党人，明天禁止党人，正论逐渐湮没，邪说猖獗横行。《哲宗实录》刚刚修成，关于是非的论断却被颠倒，难道不可深深惋惜吗？高宗感念隆祐太后的话，命范冲重新修撰实录，于是两部史书恢复了正确面貌，是非曲直得到真实反映，天地神人积聚的愤懑因此大为发泄。所以特别把这件事写入史册，以深切褒扬它。】五月，任命岳飞兼任荆南制置使。

译【当时杨太与刘豫相通，想顺流而下。李成已经占据襄阳，又想从江西陆路奔赴浙地，与杨太相合。皇帝命岳飞为此防备。朱胜非说：“襄阳是国家上游要地，不可不赶快夺取。”岳飞也上奏说：“襄阳等六郡，是恢复中原的根本。现在应当先夺取六郡，以解除心腹之患。李成远逃以后，再向湖湘用兵，消灭各路盗贼。”皇帝把这番话告诉赵鼎，赵鼎说：“了解上游利害，没有谁能超过岳飞。”于是任命岳飞兼荆南制置使。岳飞渡江到江心，回头对幕僚说：“我不擒获贼人，就不渡过这条江。”】秋七月，任命胡松年签书枢密院事。【这是朱胜非推荐他的。】岳飞收复襄阳等六郡。【起初，岳飞到达郢州。伪齐将领京超号称“万人敌”，登城抵抗岳飞。岳飞击鼓督促军队登城，京超投崖而死。岳飞收复郢州，随即奔赴襄阳。李成迎战，左边临近襄江。岳飞笑着说：“步兵有利于险阻地形，骑兵有利于平坦开阔之地。”李成把骑兵列在江岸左边，把步兵列在平地右边。虽然有十万人，又能怎样呢？岳飞举鞭指着王贵说：“你用长枪步兵攻击他的骑兵。”又指着牛皋说：“你用骑兵攻击他的步兵。”两军交战，李成的战马遇到长枪便倒毙，后面的骑兵全都拥挤着掉入江中，步兵死了无数。李成连夜逃走。岳飞于是收复襄阳。齐人收集李成残余的军队，增加兵力驻扎在新野。岳飞与别将王万夹击，大败齐军。又派牛皋收复随州，王贵、张宪收复唐州、邓州、信阳军。襄、汉地区全部平定。岳飞移兵驻扎德安军，声威大振。捷报传到朝廷，皇帝高兴地说：“我平素听说岳飞用兵有纪律，却不知道他竟能这样击破敌军。”岳飞于是上奏说：“金人所喜爱的只是女子和金帛，志气已经骄纵懈怠。刘豫僭越称伪，人心始终没有忘记宋朝。如果用二十万精兵直捣中原，恢复原有疆土，实在很容易做到。襄阳、随州、郢州的土地都肥沃，如果实行营田，那里将获得很大的利益。臣等候粮食充足，就渡过江北上剿灭敌人。当时朝廷正重视深入敌境的行动，营田的议论也从此兴起。】发明【上文记载任命岳飞兼荆南制置使，下文记载岳飞收复襄阳等六郡，说明他判断敌情迅速，讨伐敌人的义举也很勤勉。假如高宗把恢复失地的事情完全交给岳飞，不让浮言动摇他的决心，又怎会忧虑国仇家耻不能洗雪呢？直书“复”，是对岳飞的深切褒扬。】广义【仰看武穆的将帅谋略，他就是赵充国、诸葛亮一类的人物。虽然如此，赵充国、诸葛亮击破敌人、取得成功，都不能像武穆这样容易。武穆在这一年五月接受荆南制置使之职，接受任命立即前往，于是收复襄阳。看他奏报胜利的言论，确实切实可行。唉！凭武穆的精忠，再加上超过常人的智勇，那么金兵虽然强大，也不足以平定。然而他最终死在奸贼手中，不能实现自己的志愿，是上天不想让宋朝承受福祚。可惜啊！】八月，任命赵鼎知枢密院事，都督川陕、荆襄诸军事【徐俯离职后，进言的人说掌管国政的人不懂军事，请求让参知政事通晓军事，由此赵鼎被朱胜非所忌恨。任命赵鼎为枢密都督，赵鼎以自己没有才能推辞。皇帝说：“四川全盛时，是天下一半的土地，全都交给你，官员的黜陟可以专由你办理。”赵鼎分条上奏应变措施，又被朱胜非压制，于是上疏说：近来陛下派张浚出使川陕，国家的形势比现在强盛百倍。张浚有补天浴日的功劳，陛下有磨山带河的誓言，君臣相互信任，古今没有第二例；但最终还是因为众议而被放逐。丧失军队、丢失土地，张浚确实有这些过失，但未必像进言者所说的那样严重。大体上，专门掌握黜陟的权力，接受不受约束的权柄，那么小人就不能安守本分，认为爵禄赏赐可以苟且求取，一旦不合自己的心意，便产生失意怨望。当时蜀地士人甚至凑集钱财，招募人到朝廷控诉张浚；把没有的说成有，张浚又凭什么自我申辩呢？所以有志于为国建功立业的人，常常把张浚作为警戒。如今臣没有张浚的功劳，却承担这样的重大责任，距离朝廷又远，恐怕好恶是非又将在陛下明察之下纷纷扰乱。希望陛下怜悯臣的孤忠，使臣得以施展四肢，稍稍减轻陛下西顾的忧虑。” 他又说：“臣所请求的军队不满数千人，其中一半都是老弱，所携带的金帛极少；所推荐的人，任命诏令刚刚下达，弹劾的奏章已经上报。臣每天侍奉圣上，所陈说的事情尚且如此艰难，何况身在万里之外呢？】广义【高宗这次任用赵鼎，可以说是用对了人。看赵枢密这一篇奏疏，就像冬天穿皮衣、夏天穿葛衣一样，切中当时的弊病。张浚得到君主的信任尚且不能始终保持君臣的和谐，怎么知道日后高宗不会用对待张浚的方式对待自己呢？这也是所谓从门缝里接受规劝的说法。赵鼎真贤能啊！】派吏部员外郎魏良臣出使金国。【起初，章谊到云中，商谈李永寿所要求的三件事，金人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只有划定疆界一事尚未确定。而尼玛哈在答书中又约定淮南不得屯兵，大概是想把江划为界，以扩大刘豫的地盘。章谊等人返回到淮阳时，被刘豫扣留，设法得以逃脱。皇帝慰劳褒奖了他们很久，又命魏良臣奉表前去通问。当时金人已经决定出兵，而皇帝还不知道。】杨太在鼎江击败官军，诏令岳飞调兵讨伐他。【王▯派忠锐军统制崔增等人在鼎州讨伐杨太，江州军队战败，全军覆没。杨太乘着大水，出兵攻破鼎州社木寨，守将许筌战死，官军死者很多。于是授予岳飞清远军节度使之职，代替王▯讨伐杨太。岳飞当时三十二岁，中兴诸将被授予节度使之职的，还没有像岳飞这样年轻的。】九月，朱胜非被罢免。【起初，朱胜非因母亲去世离职，诏令起用他恢复原职。后来因为久雨，朱胜非多次上奏请求免职，并且自己列举应当罢免自己的十一件事情，皇帝没有答应。侍御史魏矼弹劾他的过失，朱胜非也请求解除官职，继续服未满的丧服，皇帝答应了。朱胜非居宰相之位时，在苗刘之变中保卫宫禁，功劳很多。然而他排斥李纲，忌恨赵鼎，人们因此轻视他。】广义【大体说来，做臣子没有比担任宰相更重要的，担任宰相没有比推荐贤能更紧迫的。如今朱胜非对贤能之人嫉妒排斥还来不及，何况推荐他们呢？分注记载他在苗刘之变中保卫宫禁，当然是功劳。然而若说到解除君主的危难，凡是有忠义的人都能做到，难道这是他独自专有的宰相功业吗？《大学》所说的絜矩之道，朱胜非对此有所惭愧。】刘豫派他的儿子刘麟带领金兵入侵。

译【起初，金主晟与尼玛哈商议南侵，等乌珠回来后，乌珠极力说不可行，说：“江南低洼潮湿，如今士卒战马疲惫，粮食储备也不充足，恐怕不能成功。”尼玛哈说：“都监只是贪图苟且安逸罢了。”金主因为意见不合，于是停止了这件事。到这时，刘豫听说岳飞收复襄州、邓州，便向金国请求援兵。晟于是命鄂尔多、达兰调集渤海、汉军五万人援助刘豫，并认为乌珠熟悉地形险易，让他率领前军。刘豫派他的儿子刘麟、侄子刘猊各自率兵，配合金兵南下；骑兵从泗州进攻滁州，步兵从楚州进攻承州。】发明【“以”，就是不把他作为正当的用兵者来记。刘豫背叛君主、侍奉仇敌，罪行已经很重；如今又率领敌人进攻中原，放纵敌军践踏疆土，那么他的罪逆就更加严重。因此记作“入防”，是为了正定逆贼的名分，保存共主的区分。这一法则实行以后，手足各得其所，冠履各合其宜，就不会有上下倒置、失去伦常的祸患。所以说：如果没有君子，就没有人能够修明这些法则。】广义【考察《春秋传》所说，以弱小者借助强大者而能够左右强大者，才称为“以”。如今刘豫以逆道自处，必然早已知道自己不合义理，所以不敢亲自充当盗贼，而是诱使敌人进入中原，以逆犯顺，哪里有一丝一毫可以称道的道理？因此《纲目》记“以”、记“入防”，正是极端憎恶刘豫；它诛杀乱臣贼子的法度实在严厉。】任命赵鼎为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当时边境的战报突然接连传来，满朝震惊恐惧。赵鼎将要赴川陕，入朝辞行，皇帝说：“卿怎么可以远去？应当立即担任宰相。”任命诏书下达后，朝廷官员相互庆贺。】任命沈与求为参知政事。○冬十月，诏令韩世忠进军驻扎扬州【诏书措辞恳切，韩世忠感动落泪说：“君主忧虑到了这样的地步，臣子还为什么活着呢？” 于是渡江出兵，进军驻扎扬州。召张浚从福州回朝。当初，张浚到福州，担心金国、齐国必定会合力窥伺东南，而朝廷已经商议讲和，于是上疏极力陈述这种情况。到这时，皇帝想起了他的话，正好赵鼎劝皇帝亲征，皇帝听从了。喻樗对赵鼎说：“皇帝亲临长江，军队的士气会增加百倍；但您自己估量一下，这一举动果真是万全之计吗？还是姑且试着孤注一掷呢？”赵鼎说：“中原多年以来屡屡退避，不能振作，敌人的气焰越来越骄横，按道义不能再屈服，所以我赞成皇上出征。至于事情能否成功，若成功固然好，否则就不是我所能预知的了。”喻樗说：“既然如此，就应当考虑退路。张德远素有很高的声望，如果让他担任江淮、荆浙、福建宣抚使，使他率领各道军队赴京，那么他的来路就是朝廷的退路。”赵鼎认为他说得对，入宫向皇帝进言，于是召张浚以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任侍读。广义说：古人有句话：山中有猛兽，那么藜藿也会因此无人采食。假如张浚没有奉命在福州主持祭祀，刘豫谋逆的念头未必敢萌发，金军也未必敢渡过淮河。然而宋高宗在国难稍稍缓解的日子里，就斥逐忠良；到了事情仓促发生的时候，才追召贤能的辅佐之臣。宋高宗大概还没有摆脱他父亲和兄长的旧习吧。韩世忠在大仪大败金军，追击到淮河才回来。韩世忠到扬州后，派统制解元守卫承州，等待金军步兵；自己亲自率领骑兵驻扎在大仪，以抵挡敌军骑兵。他砍伐树木筑成栅栏，亲自断绝退路。正好魏良臣出使金国经过这里，韩世忠撤去炊烟和防备，欺骗魏良臣说有诏令要把军队移屯平江。魏良臣快马离去，韩世忠估计魏良臣已经出了边境，立即上马，命令军中说：“看我的马鞭指向哪里。”于是移军向大仪进发，排列成五个阵势，设置了二十多处伏兵，约定听到鼓声就出击。魏良臣到了金军中，金军前将军聂哷贝勒询问宋军的动静，他把所见全部回答了。贝勒非常高兴，立即率军来到江口，距离大仪五里。另一名将领托卜嘉率领铁骑从五阵以东经过，韩世忠传出小麾，击鼓，伏兵四面杀出，旗帜与金军的旗帜混杂着出现。金军大乱，宋军接连进攻。韩世忠命令背嵬军各自拿着长斧，上面砍人的胸部，下面砍马腿。敌军身披铠甲陷入泥泞之中，韩世忠指挥精锐骑兵从四面践踏，人与马全都死去，于是擒获托卜嘉等二百多人。同时，韩世忠派遣的董▯也在天长的鸦口桥击败了金军。解元到承州北门，遇到敌军，便设置水军在河两岸列阵，一天交战十三次，双方相持不下。韩世忠派成闵率骑兵前往援救，又进行了一场大战，俘获了很多敌军。韩世忠又亲自追击到淮河，金军惊慌溃败，互相践踏、落水淹死的人很多。捷报传来，群臣入朝祝贺。皇帝说：“韩世忠忠诚勇敢，朕知道他一定能够成功。”沈与求说：“自建炎以来，将士们从未同金军正面交战一场；如今韩世忠接连获胜，他的功劳不小。”

译评论者把这次行动称为中兴以来武功第一。发明说：自从金军再次到来，凭借屡次胜利的威势，凌辱侵犯中原，气势十分锐利。韩世忠在大仪驻军，出奇制胜、设置伏兵，砍伐树木筑栅栏，亲自断绝退路，认为如果作战不能取胜，就发誓以死相拼。他忠于君主的心意达到极点了。因此金军刚一进兵，伏兵就从两侧夹击，金军败退，宋军追赶到淮河。这说明他的义勇之气已经贯通胸中。评论者把这次行动称为中兴以来武功第一，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假使宋高宗能够专一地任用他，不被众议迷惑，那么中兴的大业就可以掌握在手中了。可惜宋高宗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纲目》特意谨慎地记载此事，大概也是深深嘉奖并急切褒扬他的意思。广义说：这次胜利足以弥补在长江中的失败，说它是中兴以来武功第一，评论者的说法是恰当的。皇帝亲自统率军队抵御金军，驻扎在平江。金国、齐国的军队一天天逼近，群臣劝皇帝到别处巡幸，百官也都准备借此躲避兵祸。张浚说：“躲避又能到哪里去？只有进军抵御才行。”赵鼎说：“即使交战不能取胜，离开也还不晚。”皇帝于是说：“朕为了远在外地的二圣，委屈自己请求讲和；可是他们又肆意侵犯凌辱，朕应当亲自统率六军，临江决战。”沈与求又极力赞成。赵鼎高兴地说：“多年以来一再退缩怯战，敌人的意志越来越骄横。如今圣上决意亲征，将士一定会奋勇作战，成功可以期待。臣愿竭尽微薄之力，以图报效国家。”于是任命孟庾为行宫留守，命令不参与军务的百官自行方便躲避兵祸。任命张浚为浙西江东宣抚使，王爕为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到江边，防备诸将商议进兵。刘光世到军队所在的建康，后宫从温州渡海前往泉州。刘光世派人暗示赵鼎说：“相公自己进入蜀地，究竟要做什么？却让别人承担祸患。”韩世忠也说：“赵丞相真是敢于任事的人。”赵鼎听说后，担心皇帝的心意中途改变，便趁机进言：“陛下养兵十年，正是在今天使用他们；如果稍稍受到退缩沮丧的影响，人心就会离散，长江的险要也不能再依仗了。”皇帝于是从临安出发，刘锡、杨存中率禁兵护送随从。韩世忠获胜的奏报送到时，皇帝驻扎在平江，想亲自渡江决战。赵鼎说：“敌军远道而来，有利之处在于迅速决战；仓促同他们交锋，不是好办法。况且刘豫还派他的儿子来，怎么可以劳烦至尊亲自出战呢？”皇帝于是停止了这个打算。等到胡松年从江边回来，说北方军队已经大规模集结，这才知道赵鼎确实有先见之明。发明说：建炎以来，中原衰弱，江淮一带苟且安逸；军队东奔西走，一直没有安宁的岁月，华夏的士气大为沮丧。宋高宗这次行动，多少能够振奋人心，宣示九伐的雄威，振作六军的胜气；皇帝的车驾来到长江边，将士的士气增加百倍。这大概是由于赵鼎担任宰相的缘故。在宋真宗朝有寇准，在宋高宗朝有赵鼎，都是安定国家、稳固社稷的忠臣。中原萎靡不振的气势，难道不是因此稍稍得到伸张了吗？《春秋》记载出兵征伐时，记录驻扎之处，并以驻扎某地为善；这里记载皇帝驻扎平江，是在褒扬他。这些都是《纲目》的特笔。广义说：从前唐宪宗讨伐淮西、蔡州而取得成功，韩文公作《平淮碑》，其中说：“这些平定蔡州的功绩，只有果断才能成就。”然而那次平定蔡州之所以成功，难道只是出于唐宪宗的独断吗？也是因为裴晋公和其他贤臣的赞助成全。如今金军一天天向南进逼，如果没有赵丞相等人竭力劝谏，宋高宗就不能决断亲征。唉！这场战事，如果秦桧不被罢免，那么想要取得成功就困难了。十一月，下诏在六军面前公开宣告刘豫的罪行和叛逆。自从刘豫僭越谋逆以来，朝廷因为金国的缘故，甚至正式称其国为“大齐”；到这时，才公开宣告他的罪行，以激励六军。发明说：刘豫背叛君主、侍奉仇敌，发兵侵犯正道，确实是王法所不能赦免的。宋朝因为金国的缘故，称其为“大齐”，所受的屈辱也已经太深了。如今才把刘豫的罪恶叛逆公开告示六军，这样正道与逆道的区别才得以确定，乱臣贼子才开始无处逃避于天地之间。把此事直书于史册，是深深加以褒扬。任命张浚主持枢密院事务，巡视江边军队。张浚到任后，拜见赵鼎，握着他的手说：“这次行动的各项举措，都合乎人心。”赵鼎笑着说：“这是喻子才的功劳。”又命张浚主持枢密院事务，因为他竭尽忠诚节操，下诏向朝廷内外说明。张浚接受任命后，当天就到江边巡视军队。当时，达兰、兀术率领十万军队，约定日期渡江决战。张浚长驱来到江边，召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商议军务。将士们见到张浚，勇气增加十倍。张浚安排好诸将后，亲自留在镇江，以节度指挥他们。十二月，金军包围庐州。岳飞派牛皋救援。金军败逃。金国、齐国联合出兵包围庐州，守臣仇悆据城坚守，向岳飞请求援助。岳飞派牛皋、徐庆救援。牛皋到达后，远远对金军将领说：“牛皋在此，你们为什么来侵犯？”金军众人惊愕，不战就溃败了。岳飞对牛皋说：“一定要追击他们；让他们离去后又回来，就没有益处了。”牛皋于是追击三十多里，金军相互践踏以及被杀死的人数多得无法计算。发明说：凡是史书写“救”，没有不认为是善举的。岳飞这次行动非常合乎义理，所以特意记载并褒扬他。这是为了表彰他忠于君主、为国尽力的心愿。魏良臣从金国返回。魏良臣到达金国后，尼玛哈说应当割让建州以南的土地，称王在你的家乡只是小国，索要银、绢一千万犒劳军队，并且约定让魏良臣等人再次出使。侍御史魏矼请求停止使用“讲和”二字，改用攻守的说法，督促激励各位将领，竭力谋求驱逐敌人，于是不再派遣使者。金军从淮河撤退。达兰驻扎在屯、泗州，兀术驻扎在屯、竹墪镇，被韩世忠阻扼，于是送信和礼物约定交战。韩世忠派部下王愈和两名伶人带着橘子、茶叶回赠，并且说张枢密已经在镇江。兀术说：“张枢密被贬到岭南，怎么会竟然在这里？”王愈拿出张浚下达的文书给他看，兀术脸色变了，于是产生了撤军的念头。正赶上雨雪，运输道路不通，野外又没有可掠取的东西，金军只好杀马充饥，番军和汉军都怨恨不满。又听说金主完颜晟病重，于是连夜撤回。兀术等人离去后，刘麟、刘猊不能独自留下，也丢弃辎重逃走。皇帝对赵鼎说：“近来将士们奋勇争先，各路守臣也都一致主动效力，这是朕任用你的力量。”赵鼎谢罪说：“全都是圣上的安排，臣有什么力量呢？”有人问赵鼎：“金人倾全国之力来进攻，众人都惊惧不安，唯独您说不值得害怕，为什么呢？”赵鼎说：“敌军虽然强盛，但他们是因为刘豫邀约才来的，并非出于本心；作战一定不会尽力，因此我知道他们不值得害怕。”皇帝对张浚说：“赵鼎真是宰相，上天派他来辅佐朕中兴，可以说是宗庙社稷的幸运。”赵鼎上奏说：“金人逃回去后，更应当广泛听取众人的意见，谋划善后事宜。”

译于是下诏让先前的宰执商议进攻、作战、防备、部署和安抚怀柔的办法。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李纲上疏说：“陛下不要因为敌人退去就感到高兴，而应当因为仇敌尚未报复而感到愤怒；不要认为东南可以安定，而应当以中原尚未恢复为可耻；不要因为各位将领屡次获胜就庆贺，而应当担忧军政尚未整顿、士气尚未振作。议论的人有的认为敌军骑兵已经退去，应当立即用兵，实施大规模进攻。臣私下认为，生计尚未稳固，却想冒险作战以求侥幸，不是克敌制胜的办法。如今朝廷以东南为根本，如果不大力修治防务，先制定巩固自身的计划，又怎么能做到万全而制服敌人？议论的人又说敌人既已退去，应当暂且保住一隅之地，以求眼前苟安。臣认为祖宗的疆土，难道可以坐视沦陷而不谋求恢复吗？如果今年不征讨，明年也不交战，使敌人的势力越来越强，而我们所纠合的精锐士马一天天消耗，又凭什么谋划对付敌人？只有在防守已经巩固、军政已经整顿之后，立即商议进攻讨伐，才是正确的计策。至于防备的适宜措施，应当整治淮甸、荆襄，把它们作为东南的屏障。应当在淮河东西两岸以及荆襄设置三位大帅，屯驻大量军队以面对敌人；分别派遣偏师进驻各个支郡，再加上战舰和水军，上下相连，自行形成防守，这样藩篱的形势就形成了，防备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的。” 然后才可以商议进攻作战的利益，分别责成各路大帅，利用有利条件、乘着方便时机，收复京畿以及旧都。”下定决心一定要这样做，不要错失时机，那么就能由弱变强，取得威势、平定乱局，逆臣可以诛杀，强敌可以防御；进攻作战的好处，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至于皇帝居住的地方，一定要选择形势险要有利之处，作为驻跸地点。东南的形势险要，没有比建康旧都更好的；在旧都尚未收复之前，不如暂时驻跸建康，修治城池，修缮宫殿，设置官府，创建营垒，使其大体形成规模，以等待皇帝巡幸；这是部署中应当优先办理的事。至于西北的百姓，都是陛下的子民，承受祖宗深厚的防护养育之恩，他们的心从未忘记宋朝，只是受强敌控制，不能自行归附；如果天子的威势震动他们，一定会有愿意作为内应的人。应当优厚地加以抚恤，使陷于困苦的百姓知道有所依靠，更加坚定拥戴宋朝的心；这是安抚怀柔中应当优先办理的事。李纲又说：臣私下观察陛下临朝统治九年，国家没有开拓反而一天天紧缩，事情没有建立反而一天天败坏，将领骄横而难以驾驭，士卒懒惰而没有训练，国家财用匮乏而没有盈余储蓄，民力困顿而没有休息的时期；这使陛下虽然忧劳勤勉到了极点，但中兴的成效却遥远得看不到边际，这都是群臣贻误陛下的缘故。陛下看看近年以来所任用的臣子，慨然敢于把天下的重任自觉担负起来的，有几个人？平时没有事情时，他们谨守小节、拘泥细枝末节，似乎可以没有过错；一旦发生动乱，就惊慌失措，手脚无措，不过是保全自身而退，把天下忧患危急的重担交给陛下罢了。有这样的臣子，对国家有什么补益？陛下又为什么要取用这样的人呢？大概近年太平闲暇时，就把和议当作上策，把整治军队当作失策；仓促危急时，就把退避当作爱护君主，把进军抵御当作误国。国家的形势越来越弱，原因就在这里。如今上天启发圣心，使陛下醒悟到过去和议、退避的错误，亲自面对大敌；天威所到之处，使北方军队数十万人震恐畏惧，不敢南渡，暗中连夜逃走，这就说明和议与治兵、退避与进御的效果都可以看到了。然而敌军虽然退去，却没有受到重大的惩罚创伤，怎么知道他们等到秋高马肥时，不会再次来侵扰我们的疆场，使我们疲于奔命呢？况且退避的办法，可以暂时采用而不能经常采用，可以使用一次而不能再用；退一步就失去一步，退一尺就失去一尺。过去从南都退到维扬，于是河北、河东、关陕失守了；从维扬退到江浙，于是京东西失守了。万一敌军骑兵南下放牧，又要退避，不知道还能退到哪里才可以呢？航海退避的办法，使皇帝冒着风涛的危险，这更是不可取的。只有应当在国家太平安闲时，整明政令刑法，整治军队，选拔将帅，修理车辆马匹，准备兵器军械，储备干粮，积蓄金帛；敌人来了就抵御，等待时机奋发，以光复祖宗的大业，这才是最上策。臣希望陛下从今以后不要再采取退避的计策。古代敌国友好相邻，才有和亲；对于仇敌之国，很少再派遣使者。如今金人制造事端如此深重，知道我们一定会报仇，他们的打算会是什么样呢？而我们却还要用卑下的言辞和丰厚的财物，屈尊降体去求和，他们不推诚相待、使我们取得信任，是确定无疑的。器物、币帛和礼物的花费无法计算，使者往来，白白挫伤士气；他们又用我们必定不能答应的事情来要挟我们，用我们必定不敢施行的谋略来控制我们，这样和议最终不能成功，却只是徒然造成这些纷扰。何况这还常常妨碍我们自治自强的计划。臣希望陛下从今以后不要再派遣求和使者。这两件事既然确定，就选择应当做的事情，一切都以至诚来实行。等到我们的政事修明，粮仓充实，府库充足，器用完备，士气胜过敌人，力量足以有所作为，再商议大规模进攻；那么即使军队尚未交战，胜负的形势也已经决定了。只希望陛下端正自己的内心，以此端正朝廷和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应有的地位；这样是非就会明白，赏罚就会恰当，自然各藩方都会协力，将士都会听命。即使强敌也不值得畏惧，逆臣也不值得忧虑，这完全在陛下的内心之间。”奏疏上呈后，皇帝下诏褒奖晓谕。广义说：唉，回纥畏惧郭汾阳，未曾交战就退回去了；金人畏惧张魏公，也没有交战就退兵了。这两位大臣修养了什么、做了什么，竟能达到这种程度呢？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忠诚和功业，早已在外国闻名的缘故。然而宋高宗既然有众位贤臣的辅佐，复仇的功业本来可以很快建立。为什么他选择善人的标准不精确，竟使善恶混淆，心中没有一定的见解呢？何况李纲这一封奏疏，恳切而详尽，实在是万全的妙计。宋高宗下诏褒奖晓谕，却不能采用，这就是所谓听到了却不推究，听从了却不改正。金军刚刚退去，就自以为满足，器量多么狭小而又容易满足啊！唉！张德远的声望，不同于郭子仪；而他没有取得郭子仪那样的成功，是因为君主对待他们不同。【乙卯】五年【金熙宗完颜亶仍称天会十三年】春正月初一日发生日食。发明说：日食发生在正旦，这是天下将发生重大变化的征兆。自从边疆多事以来，到这时已经八年了。天道发生一次变化，所以特意以此警告世人。从这以后，金人又来侵扰，凌辱侵犯中原，敌军骑兵横行，宋朝几乎灭亡。谁能说果真没有天道呢？就以《纲目》所记载的事情验证绍兴年间的始末，天道确实不会欺骗人。○召张浚回朝。命韩世忠驻军镇江，刘光世驻军太平，张俊驻军建康。张俊曾经率领他的军队跟随皇帝出行，到这时才开始在外地驻军。金主乌奇迈去世，兄长的孙子完颜亶即位。

译【当初，尼玛哈、乌珠等人守卫朝上京，认为安班贝勒之位长期空缺，请求立太祖之孙哈喇为金主，金主不得已答应了。哈喇就是亶。到这时，金主去世，亶即位，追尊他的父亲丰王胜额为景宣皇帝，母亲富察氏为惠昭皇后。又追尊他的先祖函普为始祖，乌噜为德帝，巴哈为安帝，绥赫为献祖，阿库纳为景祖，和勒钵为世祖，颇勒淑为肃宗，英格为穆宗，乌雅舒为康宗，他们的母亲都追尊为皇后。又确定景祖、世祖、太祖、太宗的宗庙，都不迁毁。】发明【我曾考察契丹、女真都进入中原，也都有国号。然而契丹自《纲目》最初记载直到亡国，对其君主都直斥其名，死时则写作“死”，从未提升其地位。女真自阿古达兴起以后，其君主死时也写作“死”。如今乌奇迈仅传两世，便写作“主”，死时写作“卒”，用对待拥有国家的君主的体例来记载，《纲目》的书法为什么不同呢？回答说：阿古达被直斥其名、死时写“死”，是因为他最初起于沙漠，背叛辽国而骄横跋扈；如果骤然使他承受帝王名号，就不符合《春秋》尊崇天下一统的义理，所以君子贬抑他，直呼其名罢了。乌奇迈脱离本来的习俗，灭辽而兴起，拥有广大的疆域，正值宋朝国运衰败之时，占据中原而称帝称王，所以《纲目》特意给予他相应地位，保存其君主和国号的称谓。他并不像契丹率领本国军队从沙漠南下，凭借武力凌辱诸夏、屠杀百姓那样，怎么可以把这两者相提并论呢？这本来就是《纲目》书法的深意。】二月，皇帝前往临安。○任命赵鼎、张浚为尚书左右仆射，兼任同平章事，并兼知枢密院事，统领各路军马。【赵鼎和张浚相处得非常融洽，人们都知道他们将要一同任宰相，只有史馆校勘喻樗说：“两人暂且都留在枢密院，以后赵鼎退下，张浚接替他；建立事业、任用人才的见解相差不远，这样气脉才能长久。如果同时处在宰相职位上，万一意见不合而离去，就必然要更改旧制，这样贤者之间就会互相背离了。”不久，朝廷命张浚前往江上商议边防。】吴玠收复秦州。【吴玠听说金军侵犯淮南，派吴璘、杨政乘机牵制金军。吴璘等出奇兵，从天水进至秦地，防守秦州城。萨里罕听说秦州被围，集合各道军队前来救援。杨政又将其击败。】在临安修建太庙。【当时太庙神主寄居在温州，按时由守臣致祭。司封郎中林待聘说：“按照神主之礼，应该在都城。如今新都还没有安定，请考察古代君主出征时奉载神主的制度，将神主迁到行宫，以彰显圣上的孝心。”于是开始在临安修建太庙，派太常少卿张铢迎接神主，皇帝奉安神主后到太庙行款谒礼。侍御史张致远说：“创建太庙，严重违背了兴复大计。”殿中侍御史张绚也说：“去年修建明堂，今年建立太庙，这是准备把临安作为长期居住之地，不再有意于中原了。”皇帝没有答复。】发明【“修建”这个记载是不应该修建的意思。中原尚未收复，二帝尚未归来，仇恨耻辱尚未洗雪，内部修治也尚未巩固，正是忧劳警惕、勉励奋发而无暇安居的时候。在临安修建太庙，是准备把这里作为长期居住之地，不再有意于中原，难道合乎出征时奉载神主的义理吗？当时台谏诸臣相继进言，皇帝都不听，这是为什么呢？范氏说：君主以一人之身，统御广大的四海，处理众多的事务，如果不能以至诚之心任用贤者，而只凭自己的聪明来先行天下，那么他的耳目和心志所能顾及的事情，能有多少呢？这正是高宗没有拨乱反正才能的原因。所以直书其事，以表明他的过失。】闰月，胡松年被罢免。○设置总制司。【命户部尚书章谊筹措财用，任命孟庾提领总制司。此前，皇帝在扬州时，四方的贡赋不能按期送到。吕颐浩、叶梦得等人说：政和年间，陈亨伯任陕西转运使，创设经制钱，大体上是提高酒价、增加税额、由官府出卖契纸，以及凡是公家的收入和支出，每一千钱收取二十三文的头子钱。后来在东南以及京东、西、河北推行，收入达数百万缗，所起的补益并不小。如今边事尚未安定，费用日益增加，请在各路恢复实行，一年大约可收数百万缗，比起临时紧急时横征暴敛要好得多。”皇帝采纳了。到这时，又根据经制钱的数额，增加并析分为总制钱，每年收入达到七百八十余万缗。】三月，张浚到潭州视察军队。【张浚认为建康是东南的都防，而洞庭湖占据上游，担心杨太逐渐蔓延成为祸患，请求乘其危急时讨伐他。到醴陵后，释放了数百名县狱囚徒，他们都是杨太的密探；给他们发放文榜，让他们去招抚劝谕各寨的人，众人都欢呼着离去，于是相继前来投降。】夏四月，罢免各州镇抚使。【此前，陈规镇守德安七年，贼军不敢侵犯；朝廷召他入朝，他请求罢免镇抚使，皇帝同意了，不再任命；到这时，将各地镇抚使全部罢免。】封周朝后裔柴叔夏为崇义公。广义【从前周成王以三公的爵位封微子于宋，圣人把这件事记载在经书中。高宗这次举动，也可说是具有成王的仁德。

译把这件事记载在史册上，其中的美意就可以知道了。○上皇在金国去世。【享年五十四岁，遗言想归葬内地，金主亶不允许。当时兵部侍郎司马朴和奉使朱弁正在燕山，听说此事后，一同商议服丧之事。朱弁想先请示，司马朴说：“作为臣子，听到君父的丧讯，应当表达哀痛，还请示什么？假如请示而不获允许，那怎么办？”于是穿上斩衰丧服，早晚哭临。金人认为他有义，不加责罚。洪皓在冷山听说此事，面向北方泣血，写文章祭奠，言辞激烈，听到的人都流泪。史臣说：“徽宗失去国家，是因为依仗自己的小聪明，心术偏颇，疏远排斥正直之士，亲近狎昵奸邪之人。于是蔡京凭借轻薄巧佞的资质，助成他的骄奢淫逸之志；沉溺于虚无之说，崇尚修饰宫观，因此耗尽民力，君臣安逸享乐，彼此互相欺骗，懈怠抛弃国政，每天做无稽之事。等到童贯掌权，又在远方频繁用兵，积成祸患，加速乱局，终于导致国破身辱。这难道能够归咎于命数吗？自古以来，君主玩弄器物而丧失心志、放纵欲望而败坏法度，很少有不灭亡的；徽宗只是尤其严重罢了。”】发明【天尊贵而地卑下，乾坤的秩序由此确定；高下分别排列，贵贱的名位由此确定。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百姓不能有两个君王，天下一统是天地的常道、古今共同的义理。自宋朝中叶以来，王政失去纲纪，天下人很久就不知道有宋朝了。然而宋室虽然衰微，仍然没有失去作为天下共主的资格。不幸中国衰弱，疆域日益缩小，二帝不能与金抗争，屈服而成为臣仆。这固然是失去了尊卑之道、丧失了贵贱之位，是万世的耻辱。因此记作“上皇”，是为了严格统系的分别，确立君道的防范。这里不写“崩”而写“卒”，是因为他失去了天下。这就是诸侯失去国家，遭弑不书“弑”；弑杀皇帝而失去天下，也不书“崩”。这是想使拥有天下国家的人战战兢兢、勤勉谨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做招致危殆的事情。其中的义理也深刻而明显了。】广义【孟子说：“君子创立基业、传下统绪，是为了让后人能够继承。用仁义在前代创立基业，后代尚且难以继承，何况是不仁不义的事业呢？”孔子说：“父亲创立事业，儿子继承完成。”这是说文王已拥有天下三分之二，尚且服事殷朝，可以说是前代以仁义创立事业了，所以武王才能承受这伟大的基业，在后代继承发扬。自武王以后，国运绵延，如同瓜蔓相连，福祚延续八百年；也有如同律管的声音已经断绝却重新响起、灰烬已经熄灭却又重新燃烧的情况，但从未听说有像徽宗、钦宗那样遭受屈辱的。后世只有司马氏篡夺魏人的国家，其不仁不义的惨酷达到了极点。后来怀帝、愍帝遭难，南宫氏说这是足以报复齐王曹芳被夺玉玺的愤怒，以及高贵乡公坠车时的痛苦，这话说得对。写史的君子只把失国的罪责归给徽宗，却不说其根源，也不是探究根本的论述。宋太祖爱护弟弟的一念仁心，上天实在看在眼里。有时留下贤人辅佐他，有时以艾灸分担他的痛苦，有时称他为太平天子；他友爱太宗的心，何其深厚啊！可是太宗在兄长病危之时，烛影摇红之间，心地却变得阴暗，为什么这样不仁到了极点呢？况且那还是太祖的皇后，他又怎样对待她呢？那是太祖的子侄，他为什么要杀死他们呢？既然已经篡夺兄长的帝位，又凌辱兄长的后代，假如是这样，上天难道会不报应他吗？如果徽宗、钦宗是太祖的后代，那么上天也参与了对太宗不仁的报应。太宗用不仁对待兄长，上天也用不仁报复太宗，一施一报，正是义理应当如此，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有人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写他们“崩”，而写作“卒”呢？这是因为写作“卒”，是把他当作亡国之君来对待，是贬低他。】龙图阁直学士致仕杨时去世。【杨时以奉祠官致仕，优游于山林泉石之间，以著书讲学为业。东南的学者推尊杨时为程氏学说的正宗，胡宏、罗从彦都是他的弟子。杨时去世时八十三岁，谥号文靖。罗从彦是南剑人，起初任博罗主簿，听说杨时得到程氏之学，便感慨仰慕。等到杨时任萧山县令，罗从彦徒步前往求学，见到杨时三天后，就惊讶得汗流浃背，说：“如果没有到这里来，几乎要虚度一生了。”学业完成后回去，在山中筑室，断绝做官进取的念头，学者称他为豫章先生。朱熹说：“龟山在东南倡导圣学，游学于他门下的士人很多；然而能够潜心思考、努力实践、承担重任并达到极致的，只有豫章一人。”延平李侗起初跟从罗从彦学习，罗从彦命他在静坐中观察喜怒哀乐尚未发作以前的气象，寻求所谓的“中”。时间久了，他对天下万理能够总体把握、贯通洞彻，逐渐融会解释，各自都有条理次序。他退居山中，谢绝世俗事务，共达四十年。他接待后学、回答问题从不厌倦，曾说：“求学的方法，不在于多说话，只要默默静坐、澄清心境，体认天理，自然就能看见。”学者称他为延平先生。朱熹曾跟随李侗学习，常常称赞李侗资质禀赋刚劲奇特，气节豪迈，而内在修养完美纯粹，不再有棱角，在自然平和之中仿佛自有成法。平日里恭谨谦和，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可否意见；等到应对人事变化、按照义理作出判断时，却有截然不可侵犯的一面。发明【杨时从程氏接受道统，得到正宗传承；侍奉君主合乎正道，坚定不移、不可侵犯，确实是当代的贤人。到了他以奉祠官致仕，优游于山林泉石之间，每天以著书讲学为业，在出仕和退处的关键上，大概可以说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了。所以《纲目》记载他去世时，特意写明他的官职，以此褒扬他。】广义【中兴之时，如果能像商朝高宗那样，把这样的大儒安排在身边，以便接受启发和教诲，那么他的德行功业一定不止于此。如今自渡江以来，对于龟山这样的高德大儒，却把他弃置在闲散之地；对于汪、黄这样的奸邪小人，却把他们置于宰辅的尊位。这实在是舍弃苏合香而取用蜣螂，不是太鄙陋了吗！唉！龟山没有遇到商朝的高宗，却遇到了宋朝的高宗，这大概也是命运吧。】五月，派忠训郎何藓出使金国，罢免中书舍人胡寅。

译【胡寅上疏说：女真人惊扰陵寝，毁坏宗庙，劫持二帝，残害百姓，这是陛下的大仇。从建炎丁未到绍兴甲寅，朝廷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以问安、迎请为名，派出的使者不知有多少人了。知道二帝所在、见到二帝本人、取得女真人要领，并且通过讲和能够使战争停止的，究竟是谁呢？只见讲和使者回来，还没有歇脚，黄河、长淮、大江就相继失去险要了。女真人知道中国所看重的是二帝，所痛恨的是劫持，所畏惧的是用兵，于是经常显示想要讲和的迹象，增加我们所看重的，平息我们所痛恨的，隐藏他们所畏惧的，而中国却坐受这种诱饵，过了很久才醒悟。天下人本来以为从此会改变谋略，为什么又提出这种错误计策呢？如果说姑且这样做，难道会修书称臣、耗费大量金帛，只为成就一件姑息之事吗？如果说是因为二帝的缘故，不得不这样，那么以前的结果已经可以考察了。何况时间越久，敌情越隐秘，必定没有可以沟通的道理。最近看到何藓出使的事情，恐怕讲和的主张又会实行，国家的议论将陷于危险，士气将受到挫伤，所牵涉的事情并不小。”奏疏呈上后，诏令褒奖并晓谕胡寅。适逢张浚上奏说：“出使之事是兵家权变，日后将要开拓疆土、收复失地，最终仍归于和，不能仓促断绝。”于是派何藓出行。胡寅于是请求出任外官，任邵州知州。发明【唉！高宗确实是忘记仇恨、侍奉敌人的人。孟子说：“孝子的极致，没有比尊敬父母更大的；尊敬父母的极致，没有比用天下来奉养父母更大的。”如今父母陷身金国朝廷，却被降封为公爵，这是尊亲之义有所亏缺；父母处在穷荒之地，音信又长久疏绝，这是奉养父母之道有所不足。既不能尊敬，又不能奉养，怎么能称为孝呢？高宗不能依据大义作出决断，却只是接连派遣使者。父亲已经去世还不知道，甘心承受屈辱。所以说：“只见讲和的使者还没有歇脚，黄河、长淮、大江就相继失去险要了。”胡寅毅然上疏，言辞和意旨都很激烈。高宗为什么甘愿自我欺骗，而不知道引以为戒呢？于是使忠臣义士彼此相视惊愕，而高宗却把这种情形推说成理所当然，安然没有一点恻隐之心。又为什么掩饰过错、拒绝劝谏到这种地步呢？所以把“罢胡寅”记在出使金国之事下面，其中的意义大概可以看出来了。】广义【罢除和议、主张恢复，是张浚一向的志愿。如今面对胡寅的奏疏反而加以讥责，可以说是自相矛盾了。孔子说：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灭亡，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任命孟庾知枢密院事。○封瑗为建国公，让他到资善堂学习。【赵鼎请求把行宫新建的书院题名为资善堂，命建国公到那里听讲读书，并推荐徽猷阁待制范冲兼任翊善，起居郎朱震兼任赞读。朝廷舆论认为这两人是天下最合适的人选。皇帝命瑗去见他们，两人都行拜礼。后来岳飞到资善堂拜见瑗，退出来后高兴地说：“社稷得到人才了！中兴的基业大概就在这里吧？”不久，任伯玖为和州防御使，赐名璩。广义【赵丞相可以说是名实相符的人了，这一举措是多么恰当啊！宰相的事业没有比确定国家根本更重要的，确定国家根本没有比教育太子更重要的；教育太子，不是道德高尚、学识宏大且一向享有声望的人不可。赵丞相预先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把它作为首要事务。不过，这也是上天的安排。假使黄、汪做宰相，哪里能指望有这样的举措呢？但也不能只责怪黄、汪。自徽宗、钦宗以前，寻求像这样举措的人，从未在史册中见到。后来孝宗能够成就美德，难道没有原因吗？《尚书》说：“上天用教化来使人获得美善。”说的就是这个。上天难道会忘记报答太祖吗？】施行统元历。【这是常州平民陈得一所制定的。】六月，岳飞在洞庭大败杨太，杨太战死，湖湘地区平定。【岳飞奉命讨伐杨太，但部下都是西北人，不熟悉水战。岳飞说：“军队哪有什么固定的用途，关键只在于怎样使用它罢了。”于是先派使者去招抚晓谕杨太部众。他的党羽黄佐说：“岳节使号令如山，如果同他交战，万万没有活路，不如前去投降。节使讲信用，一定会善待我们。”于是投降。岳飞上表授黄佐为武义大夫，单骑巡视他的部众，拍着黄佐的背说：“你知道逆顺，果真能够立功封侯，那有什么值得说的？我想再派你回湖中，观察哪些可以乘机擒获，哪些可以劝降，怎么样？”黄佐感动流泪，发誓以死报答。当时张浚任潭州知州，席益怀疑岳飞在玩忽职守，想把这件事上报。张浚说：“岳侯是忠孝之人，用兵有深远的谋略，怎么可以轻易议论呢？”席益惭愧而停止上报。黄佐袭击周伦寨，杀死周伦。岳飞上报他的功劳，黄佐升为武功大夫。统制任士安不接受王𢖯的命令，没有战功。岳飞鞭打任士安，让他去诱使贼军，说：“三天之内不能平定贼军，就斩你。”任士安宣扬说：“岳太尉的二十万军队已经到了。”贼军听说后停止行动，任士安的军队合力进攻。岳飞设下埋伏，任士安交战正急，伏兵四起攻击贼军，贼军逃走。适逢朝廷召张浚回朝。秋天，岳飞拿着小图给张浚看，张浚想等到明年再商议。岳飞说：“我已经有了定计，都督如果能少留八天，就可以击破贼军。”张浚说：“怎么说得这样容易？”岳飞说：“王四厢如果凭王师去攻水寇，就困难；我岳飞利用水寇去攻水寇，就容易。水战是我军的短处、敌军的长处，以自己的短处攻敌人的长处，所以困难。如果借助敌将来使用敌兵，夺去他们手足般的援助，离间他们腹心般的依托，使敌军孤立后再用王师乘势攻击，八天之内，应当能够俘获各个首领。”张浚答应了他。岳飞于是到了鼎州，黄佐招来杨钦投降。岳飞高兴地说：“杨钦骁勇强悍，他既然投降，敌人的腹心就瓦解了。”上表授杨钦为武义大夫，礼遇非常优厚，随后又派他回到湖中。两天后，杨钦劝说全琮、刘诜来降。岳飞故意骂杨钦说：“贼军还没有全部投降，你来做什么？”杖打他，又把他遣走。当夜袭击贼营，收降了数万贼众。杨太负险固守不肯投降，正驾船浮在湖中，用轮子激水，船行如飞；船旁设置撞竿，官军的船一迎上去就被撞碎。岳飞砍伐君山的树木制成巨筏，堵塞各处港汊，又把腐木和乱草放在上游漂流而下，选择水浅的地方派善于驾船的人去挑拨它们，一边行船一边辱骂。贼军愤怒地前来追赶，结果草木堆积起来，挡住船轮，使船不能前进。

译岳飞急忙攻击他们，贼军逃进港中，被木筏挡住。官军乘着木筏，张开牛皮遮蔽箭石，举起巨木撞击敌船，把船全都撞坏。杨太计穷，投水而死。岳飞进入贼军营垒，其余首领惊呼：“这是神吗？”全都请求投降，部众共二十多万人。岳飞亲自巡视各营寨，慰问安抚他们；放老弱回乡务农，登记少壮编入军队，果然八天后捷报传来。张浚感叹说：“岳侯真是神机妙算。”黄诚斩下杨太的首级，带着钟子仪、周伦到张浚处投降，湖湘地区全部平定。起初，杨太倚仗地势险要，官军从陆路袭击，他就逃入湖中；从水上进攻，他就登岸，因此说：“想侵犯我，除非岳飞亲自来。”到了这时，人们都把他的话当作预言来谈论。发明：看岳飞神妙的谋略和圣明的计算，确实有超出常人的地方。史书表彰他在八天内击破积年累月的水寇，由此可知用兵贵在取胜，不在于长久的道理。这样一来，内部的祸难已经平定，湖湘地区肃清，他的功劳究竟有多大呢？把这件事特别记载下来以表彰他，是恰当的。广义：武穆岳飞担任将领，以信义为根本，以谋略为辅佐，再加上勇敢；何况忠孝一向扎根于内心，所以所向无敌，建立功绩、取得胜利，往往都可以预料。即使古代的名将，也不能超过他。君子评论南渡中兴时期的将领，应当首先称颂武穆。秋七月，孟庾被罢免。冬十月，张浚从潭州返回。湖湘平定后，张浚上奏请求派岳飞屯驻荆襄，以图谋收复中原。张浚于是从鄂、岳转往淮东，防备并听取各将领关于秋季防守事宜的意见。皇帝下诏催促他回来。他到达后，皇帝慰劳问候说：“你冒暑赶路，非常辛劳；群寇接受招抚，使我成就不杀戮的仁德，这是你的功劳。”皇帝在便殿召见他应对，张浚进呈《中兴备览》四十一篇，皇帝赞赏感叹，把书放在座位旁。广义：这个时候，正是君臣相遇、彼此契合的时候。假使宋高宗和张浚始终不改变这个志向，那么什么仇恨不能报复，什么耻辱不能洗雪，什么功业不能成就？然而没有多久，张浚就推荐秦桧，让他掌权，这可以说是自己砍断根本，却想求得枝叶繁茂，绝没有这样的道理。十一月，到涪州征召和靖处士尹焞。起初，金人攻陷洛阳，尹焞全家遭害；尹焞死而复苏，门人抬着他到山谷中才得以幸免。刘豫聘请他，他不接受；刘豫又用军队威胁他，尹焞从商州逃往蜀地，到了阆州，得到程颐的《易传》，拜受之后，便停留在涪州，修建三畏斋居住。州人都没有见过他的面容。到这时，范冲推荐他来代替自己。广义：尹焞到了这时，已经没有再求仕进的心思了。看他坚决拒绝刘豫的聘请，就像龚胜断然拒绝王莽一样。若不是得道而卓然自立的人，怎么能够这样呢？这次却因为范冲的推荐，欣然前往任职，他怎么能把出仕与退处审慎地处理到这种地步呢？唉！范冲这次举荐，一方面没有埋没和靖的贤能，另一方面成全了宋高宗的德行，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像范冲这样的人，难道不是贤者吗？任命李纲为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张浚因为李纲忠诚而推荐他。广义：分注说：“张浚因为李纲忠诚而推荐他。”唉！张浚被起用，是赵鼎推荐的；李纲被起用，是张浚推荐的。群贤相继进用，是南宋的幸运。《泰》卦初九说：“拔起茅草，连同同类一起出征，吉利。”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金国攻打防古。蒙古在女真的北面，唐代称为防兀部，也称防古索。那里的人强悍善战，夜间能够视物。他们用鲛鱼皮制作铠甲，可以抵御流箭。金主命万户呼沙呼率兵攻打他们。发明：按照《春秋》的书法，外邦互相攻伐是不记载的，这件事为什么要记载呢？因为金兵近在王畿旁边，形势逐渐逼近，应当赶快加以防备。金国又派兵攻打防古，书作“伐”，是说逐步进逼的用语，所以特意记在史册上，以显示女真的强盛、哀悯宋室的衰弱；这与《春秋》记载楚国攻伐陆浑之戎的意思相同，君子应当仔细体会。丙辰六年（金天会十四年）春二月，任命折彦质签书枢密院事。韩世

译忠包围淮阳，金国的乌珠前来救援，韩世忠退兵。韩世忠听说刘豫在淮阳聚集军队，立即带兵渡过淮河，从符离旁边向北进军，到达淮阳城下，却被贼军包围。他奋力挥戈冲破包围出来，没有遗失一支箭。呼廷通与金将叶赫贝勒搏斗，扼住他的喉咙将他擒获。韩世忠乘锐气袭击金人，金军败退。于是进兵包围淮阳。贼军约定被围一天就点燃一支烽火，到了六烽全部点燃，乌珠和刘猊都带兵赶来。韩世忠向张俊请求援军，张俊认为韩世忠有吞并自己的意图，心中不愿答应。韩世忠列阵面向敌军，派人告诉他们：“穿锦衣、骑骏马站在阵前的，就是韩相公。”有人认为这样做太危险，韩世忠说：“不这样做，就不足以引来敌军。”敌军果然到来，韩世忠杀死他们负责引导作战的两个人，敌军于是退去。韩世忠又回到楚州，淮阳百姓跟随他归来的以万计。发明：韩世忠凭一支孤军渡过淮河，进兵包围淮阳，完全没有丝毫畏惧、退缩或留难的意思。看他报仇雪恨、克敌制胜的志向，未曾有一刻不放在心上。他哪里肯只求苟安于一隅呢？假使张俊奋发起来趋向正义，率兵迅速救援，与韩世忠合力击破敌军，那么韩世忠一定不会郁闷地空手返回。纲目特意把这件事记在史册上，是为了显示起初对他寄予希望，最后却又为他惋惜。沈与求被罢免。张浚在镇江部署各将领，派张俊屯驻盱眙，韩世忠屯驻楚州。张浚常说这两个人可以倚重大事，所以同时任命他们。韩世忠到了楚州，披荆斩草，建立军府，与士卒共同服劳役。他的夫人梁氏亲自织席做屋。将士中有胆怯不敢作战的，韩世忠送给他们妇女的头巾，设宴奏乐，让妇人装扮他们，以此羞辱他们。因此人人都奋发勇猛；他安抚聚集流亡百姓，疏通商业，便利工匠。山阳于是成为军事重镇。夏四月，刘豫攻陷唐州。起复岳飞为京湖宣抚副使。岳飞因母亲去世，扶柩返回庐山，多次上表请求服满丧制，朝廷不准。发明：当时战争不断，正应当实行变通的礼制。何况岳飞多次上表请求服满丧制，朝廷不准，这并不是强行剥夺他的丧服，而是朝廷自行剥夺了他服丧的机会。君子不能按照通常的规则来看待这件事，这样就能知道《纲目》书法的深意了。六月，张浚到淮河一带慰劳军队，派刘光世屯驻庐州，岳飞屯驻襄阳，杨沂中屯驻泗州。张浚命刘光世屯驻合肥，以招纳北方军队；杨沂中统领精锐骑兵，来协助张俊；岳飞屯驻襄阳，以图谋收复中原。并且对岳飞说：“这正是你一向的志愿。” 发生地震，要求群臣直言进谏。任命郭浩知金州，邵隆知商州，经营治理商州、虢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月〕 任命陈公辅为左司谏。陈公辅被召回，任吏部员外郎。他说：“今天的祸患，实在是由于公卿大夫没有气节和忠义，不能维持天下国家。平时既然没有忠言直道，到了紧急关头哪里肯守节而死于义呢？难道不是王安石的学术败坏了他们吗？王安石的政事败坏人才，学术败坏人心。他以《三经字说》诋毁污蔑圣人，破坏大道，罪行不止一端。《春秋》端正名分，确定褒贬，使乱臣贼子感到畏惧。王安石却使学者不研究《春秋》《史记》《汉书》中所记载的成败、安危、存亡、治乱之理，作为后世的借鉴。王安石使学者不读《史记》《汉书》。扬雄没有为王莽篡位而死，却写了《剧秦美新》这样的文章。王安石竟说：‘这符合孔子无可无不可的道理。’冯道侍奉四姓八君，王安石竟说：‘他善于避祸以保全自身。’假使公卿都以王安石的话为师，他们没有气节和忠义也是应该的。”奏疏送入后，皇帝非常高兴，授陈公辅为左司谏，赐给三品官服。发明：史书记载任命陈公辅为左司谏，并在分注中详细记载他进献的言论，那么他没有辜负这一职务，也可以由此看出来。

译把他的言论表彰出来，是恰当的。广义：王安石是万世的罪人。自从他在宋神宗朝开了这个先例，后来凡是心怀奸邪、挟持欺诈、误国欺君的人，没有不全都沿袭他的道路。到宋徽宗时，尤其严重。所以当时人说：“大蔡、小蔡，破坏天下；大惇、小惇，祸及子孙。”由此可知，汴宋的灭亡，是灭亡在王安石手里。不过，王安石的罪恶从哪里开始呢？开始于王旦伪造天书。但王旦的伪造并非出于本心，是宋真宗用贿赂引诱他。既然如此，宋神宗宠信王安石，难道不是宋真宗曾经给他作了示范吗？宋真宗荒诞妄为而不像一个君主，又是宋太宗一念不仁给他作了示范。因此曾公亮说：“皇上和介甫，就像同一个人。”难道不是天意吗？假如不是天意，那么天津的鸲鹆就不会发声。唉！君主创业时一念不仁，流毒竟会这样深。后世取得天下的人，怎么可以不顺应天意和人心，把这作为仁义之举呢？舍弃这一点，只会玷污青史，没有益处。我受到陈公辅追溯根源的论说启发，所以又推演他的意思而推广到无穷远处。若说这是牵强附会，我哪里敢这样做呢？刘光世收复寿春。八月，四川都转运使赵开被罢免。吴玠担任宣抚副使，专门负责战守事务；至于财计，不问盈亏，一律按照军期催促办理。他多次因为赵开供应军饷不能接续，向朝廷申诉。赵开也自行弹劾自己年老疲惫，请求离职。朝廷替他们调解，于是任命席益为制置大使，位次在宣抚副使之上；各州军的兵马都隶属于大使司，边防的重要事务仍命宣抚司处置。席益到四川后，颇多侵用军期钱。赵开再次向朝廷申诉，朝廷又多次增加钱引，但军费仍然供给不足。朝廷认为赵开和席益不协调，于是召赵开到行在，以李迨代替他。自从金人侵犯陕蜀以来，赵开负责供应军饷，军用从未匮乏。后来主管财政的人屡次更换，却没有人敢改变赵开经营规划的办法。然而茶、盐、榷酤以及奇零绢布等征收，后来竟成为蜀地的固定赋税，赵开开创此事的责任终究不能逃脱。席益不久也因母亲去世而离职。任命秦桧为行营留守，孟庾为副留守，并共同参与裁决尚书省、枢密院的事务。张浚上奏说：“东南的形势，没有比建康更重要的地方，它实在是中兴的根本。况且让君主居住在这里，向北遥望中原，常怀愤恨和警惕，不敢安逸。临安偏处一隅，对内容易产生安逸放纵，对外又不足以号召远近，维系中原的人心。”于是请求皇帝临幸建康，慰劳三军，以图谋恢复。秦桧防备谍报说刘豫将要南侵，赵鼎建议皇帝临幸平江，皇帝听从了赵鼎。于是任命秦桧、孟庾留守，共同参与裁决尚书省、枢密院事务。秦桧自从被斥退后，曾与金国商议和议，后来逐渐恢复官职，任知温州、知绍兴府。又因张浚推荐，授醴泉观使兼侍读。到了这时，他逐渐掌握政权。发明：正道逐渐增长，众人的疑虑已经消除，正直之士都有弹冠相庆的喜悦，小人则处于孤立离散的形势。这个时候，高台忽然倾倒，曲池忽然填平，似乎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然而圣人一定在衰微之际提高警惕，在朝廷上发表意见，使众人的听闻受到警醒。君子果断决绝，是为了振作刚强的志向；在田野捕获狐狸，是表示不许放纵；在城墙上射杀鹰隼，是表示一定要诛除。前面曾记载秦桧被免职，并把他的罪行张榜于朝堂，到了这时却又让他担任留守。为什么前一天厌恶他那样深，今天却又喜爱他这样切呢？秦桧从此逐渐被进用并掌权，和议因此成功，而战功受到阻挠。宋高宗为什么不鉴察从前的过失呢？按照事实直书，意义就显现出来了。广义：《坤》卦初六说：“脚下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上六说：“龙在野外交战，流出的血呈黑黄色。”周公系辞说明卦爻之象，是说小人造成的祸患将极其惨烈，应当防微杜渐，不能让他们势力增长。所以初六有踩霜的警戒；否则祸患发展到上六就不会停止。像秦桧这样的人，是奸险小人的首领，包藏祸心而不露形迹，直到宋高宗诘问他、他理屈词穷，才知道他的奸邪。于是把他的罪行张榜在朝堂，表示不再任用他，可以说是中兴的幸运了。朝堂上既然张榜揭露秦桧的罪行，张浚难道没有看见秦桧的奸邪吗？张浚难道不知道吗？何况主张和议的是秦桧的奸谋，排斥和议则是张浚一向的志向。现在想要恢复中原，却推荐主张和议的奸臣，这就像抱着柴薪去救火，怎么能够把火扑灭呢？不过，君子也不能只责怪张浚。宋高宗给秦桧定罪张榜时说过：表示不再任用。如今榜文上的墨迹还没有干，皇帝的信用竟然就丧失了。自古以来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依靠的就是信义来扶持。所以说，赏罚一定要守信。孔子说：“百姓没有信用，国家就不能立足。”即使是乡里的低贱之人，偶尔不履行自己的话，尚且担心受到失信的责难，何况宋高宗作为拥有万乘之国的君主，在国势艰难的时候，怎么能曾经为了信义而失信呢？后来岳武穆被杀，人们只知道是秦桧杀了他，却不知道也是宋高宗和张浚杀了他。假使宋高宗、张浚能够守住信义，那么秦桧终究不会再被起用，岳武穆终究不会死，祖宗留下的旧有疆土一定可以收复，父兄的耻辱也一定可以洗雪。只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最终犯了圣人所说初六的警戒，逐渐导致上六的祸患。君子审理岳武穆的案件，应当首先把宋高宗、张浚列为首要责任者，再把秦桧列在后面，这样或许才算判定得当。岳飞收复蔡州。岳飞屡次作战都取得胜利，派牛皋收复镇汝军，杨再兴收复河南长水县。张浚说：“岳飞的谋划很大，如今已经到达伊水、洛水一带，那么太行山一带的山寨一定会有响应的人。”不久，忠义军杜梁兴等人果然归附岳飞。岳飞又与伪齐的李成、孔彦舟连续交战，一直打到蔡州，攻克了蔡州城。九月，皇帝前往平江。岳飞派兵在唐州击败刘豫的部众，上疏请求进军收复中原，皇帝不准。岳飞于是返回鄂州。岳飞派王贵、郝晸、董先收复虢州卢氏县，缴获粮食十五万石，收降数万部众。刘豫在唐州屯兵窥伺，岳飞派王贵等人攻破他们，焚烧了敌营。岳飞因此上奏请求进取中原，皇帝不准，于是召王贵等人领兵返回鄂州。发明：当时岳飞击败刘豫的部众，人人都奋勇作战，正是进取的时机。况且收复中原本来就是宋高宗分内的事情，为什么偏偏畏缩而不准许呢？然而岳飞的请求没有实现，就知道恢复的主张难以成功；宋高宗的意旨是不准进军，就知道恢复的时机自行丧失了。唉！正值进取的时候，却采取自行沮丧的办法，他无意于中原，由此可以看出。哪里有忘记国家的大仇、甘心退避的人，还可以说他是有所作为呢？《纲目》把这件事直书在史册上，大概正是为了深深惋惜。

译广义：当时，宋高宗一旦得到岳武穆的捷报，就应当立即连续督促各将领作为援军，那么刘豫一定会被俘，中原也一定能够收复。如今有这样的将领，却不能让他实现志向，由此可知宋高宗的怯懦。因此说：“时机啊，时机啊，不会再次到来！”只给君子留下万古的惋惜。有人问：“《纲目》为什么把刘豫的军队称作‘众’？”回答说：“古代天子有六师，诸侯国有三师。现在记刘豫的军队称‘众’，而不称‘师’，是表明他只是聚集民众作为盗贼，并不是天子或诸侯的军队。”这就是《纲目》正名定分的大义，学习的人应当知道。冬十月，刘豫派刘麟、刘猊分路侵犯淮西，杨沂中等人在藕塘大败刘猊，追击刘麟到南寿春后返回。刘豫听说张浚在江上防备各路将领，张榜列举他们的罪状和叛逆行为，准备发兵讨伐他们，便向金国告急，请求金国先出兵南侵，并请求派兵援救。金主亶召集各位将领和宰相商议此事。富勒呼说：“先帝之所以拥立刘豫，是想让他开拓疆土、保卫边境，使我们能够安定百姓、停止战争。如今刘豫进不能取胜，退不能守住，战争祸乱接连不断，更没有停止的时候。答应他的请求，得利的是刘豫；如果失败，承担祸患的却是我们。况且前年因刘豫出兵，已经在江上吃过败仗了，怎么还能答应他呢？”金主于是没有答应刘豫，而派乌珠率兵到黎阳，伺机观察宋军的破绽。于是刘豫征集乡兵三十万，分三路进入边境：刘麟率领中路军，从寿春进攻合肥；刘猊率领东路军，从紫荆山出涡口，进攻定远；孔彦舟率领西路军，从光州进攻六安。当时张浚、杨沂中、韩世忠、岳飞、刘光世分别驻守各州，而长江上下没有军队。赵鼎对此深感忧虑，写信给张浚，想让张浚和杨沂中共同守卫合肥。张浚认为有道理，于是派杨沂中、张宗颜等分路抵御敌军，又命杨沂中赶赴濠州，与张俊会合。张浚因此对杨沂中说：“皇上厚待统制，应当及时立功。” 边防的战报一天比一天紧急，张俊、刘光世都夸大贼军的势力来上报。张浚写信告诫二人说：“刘豫的军队以叛逆之师侵犯正统，如果不把他们剿灭，凭什么建立国家？平日又何必养兵呢！今天的事情，只能进兵作战，不能退守。”刘麟进逼合肥时，赵鼎说：“如今贼军渡过淮河，应当立即派张俊会合刘光世的军队，把淮南的防务全部扫清，然后再商议进退。”皇帝认为他说得好，但担心张俊、刘光世不能胜任，于是命岳飞率全部军队向东进发，又亲自写手札交给张浚，命张俊、刘光世、杨沂中等人退回守卫长江。张浚上奏说：“如果各位将领渡过长江，淮南就没有了，而长江的险要也会和贼军共同占有。淮南驻军，正是为了屏障大江；如果让贼军得到淮南，凭借当地粮食并利用运输，把那里经营成自己的根据地，江南还能守住吗？如今正应当合兵出击，可以保证必胜。如果一旦产生退却的念头，大事就完了。况且岳飞一动，襄汉一带就会有警报，那时还能依靠什么呢？希望朝廷不要在中枢专断，使各位将领有所观望。”皇帝亲笔写信答复张浚说：“若不是你见识高远，怎么能考虑到这些呢？”因此不同意见才平息。杨沂中的军队到达濠州时，刘光世已经放弃庐州，将要赶往采石，淮西大为震动。张浚听到这件事，命吕祉骑快马赶到刘光世军中告诫他说：“只要有一个人渡过长江，就斩首示众。”刘光世不得已又返回庐州，与杨沂中、张俊等互相呼应。刘猊的军队到达淮东，被韩世忠阻挡，于是引兵转向定远。刘麟从淮西用三座浮桥渡河，驻扎在濠州、寿春之间。张俊率兵抵抗。刘猊率众进攻定远，想赶赴宣化以防守建康。杨沂中率军二十（原文如此）前去迎战，在越家坊与刘猊的前锋相遇，将其击败。刘猊担心孤军深入会遭宋军袭击，于是想赶赴合肥与刘麟会合后再进军。到达藕塘时，杨沂中又与他相遇。刘猊占据山地列阵，箭如雨下。杨沂中猛烈进攻，命统制吴锡率领五十名精锐士卒突入敌军。刘猊的部众溃乱，杨沂中放开大军乘势追击，自己又率精锐骑兵冲击敌军侧翼，大声喊道：“贼军已经败了！”贼军惊愕恐惧，面面相觑。张宗颜从泗州赶来，从背后乘势攻击。张俊的大军又在李家湾与敌军交战，贼军大败，尸体横陈遍野。刘猊用头碰着谋主李愕说：“刚才见到那个胡须将军，锐不可当，果然是杨殿前。”随即带着几名骑兵逃走。杨沂中跃马呵斥，剩下的敌军都恐惧投降。刘麟在顺昌听说刘猊战败，也放弃营寨逃走。杨沂中和王德乘胜追击刘麟，到达南寿春后才返回。孔彦舟也解除对光州的包围离去。北方大为恐慌。金人听说刘豫战败，前来追问情况，这才产生了废黜刘豫的想法。广义说：刘豫的魂魄已经在藕塘丧失了。假如当初听从高宗的命令，让张俊、刘光世、杨沂中等人退回长江防守，而不是张浚竭力主张保卫淮南，那么贼军的势力会更加猖獗，必定不可能取得这次胜利。虽然如此，正义的军队自然强盛；刘豫以叛逆进犯正统，他的军队表面上虽然人多，内心必然怯弱，这是自然的形势。唉！世上有些人不估量自己的德行和力量，却想侥幸取胜，结果只不过足以使自己失败罢了，究竟有什么益处呢？西辽耶律达实去世。耶律达实去世后，其子伊呼防遵守遗命。后来萧氏掌握国家大权，临朝称制，号称感天皇后。发明说：耶律达实先前已经称帝，这里却不记载他称帝，是因为不承认他是皇帝；到他死时才记载“死”，是从外部加以贬斥。《纲目》所谨慎对待的是正统的辨别，所以它的书法如此，防范得非常严密。十二月，张浚从镇江返回。韩世忠在淮阳击败金军。赵鼎被罢免。起初，张浚在江上时，派参议军事吕祉入朝奏事，吕祉所说的话夸大其词，赵鼎常常压制他。

译皇帝对赵鼎说：“将来张浚和你不和，必定是因为吕祉。”不久，张浚因议论政事，言语中略有冒犯赵鼎之意，赵鼎说：“我起初和张浚亲如兄弟，因为吕祉从中挑拨，才造成彼此疏远。如今张浚建立了功劳，应当让他充分施展才能；张浚应当留下，我应当离开。”皇帝说：“等张浚回来再商议。”张浚回来后，赵鼎和折彦质请求皇帝回驾临安。张浚上奏说：“天下的事情，不倡导就不会兴起。三年之中，陛下两次来到长江边，士气增加了百倍。请乘胜进攻河南，并请皇驾临幸建康。”张浚又说：“刘光世骄横懒惰，不肯作战，请罢去他的军政职务。”赵鼎说：“即使取得河南，也只是容易一些罢了，能够保证金人不向内地进犯吗？况且刘光世世代为将，军队中的将士大多出自他的门下，无故罢免他，恐怕人心不安。”张浚更加不高兴，而皇帝多采纳张浚的意见。赵鼎更加坚决地请求退职，于是被罢免，出任绍兴府知府。赵鼎与张浚担任宰相时，把政事的先后次序以及应当召用的人才逐条列出，放在座位右边，依次奏请施行，因此位居要职的人大多是一时的有声望之士，被称为“小元祐”。皇帝曾亲笔写下“忠正德文”四字，并把一部《尚书》赐给他，说：“《尚书》记载君臣之间相互告诫勉励的话，所以赐给你，是希望和你共同遵循这条道路。” 赵鼎叩头谢恩。广义说：大体而言，进取中原本来就是张浚和赵鼎一向的志向。我曾经考察赵鼎陈述进取、固守、防御三方面的主张，大略说：“经营中原，应当从关中开始；经营关中，应当从蜀地开始；想要临幸蜀地，应当从荆襄开始。吴越偏处一隅，不是进取中原的地方。经营大业，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如今赵鼎反而请求高宗回驾临安，可见赵鼎是故意违背张浚的意见，自己与张浚离心，这和公事有什么关系呢？况且大臣谋划国家，必须先顾及国家的急务，再考虑个人的仇怨。何况张浚与赵鼎的交情如同鱼水，他们之间稍有私人怨愤，都是吕祉顺从一方、把一方说成正确而导致的。难道没有看到廉颇、蔺相如以及贾谊、冯唐的事情吗？当时如果就应当消除私人怨愤，办理国家公事，和张浚竭力效忠王室，同心恢复中原，选择将领、任用人才，报复父兄的大仇，收复祖宗的旧有土地，使王业不偏安于一隅，并把丰功伟绩铭刻在鼎上，即使方叔、召虎也不必多让，这难道不是伟大的吗？如今却不做这些事情，竟像庸人和小孩子一样，斤斤计较、争论小节，赵鼎也有可惭愧之处。何况刘光世骄横懒惰，不体恤国事，曾经在高亭置酒，毫无防备，敌军到来便逃跑。他逃到南康，曾经被调换镇守之地。赵鼎难道不知道吗？宰相不是合适的人选，尚且可以罢免，何况一镇的将领呢？赵鼎却争辩此事，是没有道理的。因此《纲目》不写“罢赵鼎”，而写“赵鼎罢”，是为了表明他的私意，说明是他自己离职，而不是朝廷罢免他。《纲目》的深意，真是微妙啊。折彦质被罢免，任命张守为参知政事。陈公辅请求禁止程氏之学，诏令同意。陈公辅上疏说：当今世上采用程颐的学说，称为“伊川之学”，相互率领着追随它，倡导夸大的言论，说尧、舜、文王、武王之道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孟轲，孟轲传给程颐，程颐死后就没有传承了。狂妄怪诞的言语，荒淫邪僻的学说，鄙陋的议论，都说“这是伊川的文章”；头戴幅巾，举止高傲，目光向上，迈着大步，都说“这是伊川的行为”。学习伊川的文章，实行伊川的行为，就是贤能的士大夫；舍弃这些就都不是。请求禁止它。于是诏令说：士大夫的学问，应当以孔子、孟子为老师，这样或许能使言语和行为相称，有助于治理时务。当时正准备召用尹焞，尹焞是程颐的门人。陈公辅的用意，大概有所指向。发明说：凡是良法美政体现在具体施行上，就固执地拒不采纳；至于轻视贤能、抛弃礼制、放纵欲望、败坏法度的事情，却奉行命令如同回声一样迅速。这是才智中等、资质平庸的君主普遍的弊病。尧、舜、文王、武王之道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轲，孟轲传给程颐；程颐死后就没有传承了。这本来是前代正人所确定的正确论断，陈公辅却反而称为狂言怪语，悖谬蒙蔽到了极点！唉！当时禁止程氏之学，只说士人应当专门以孔子、孟子为老师。却不知道孔孟之道与程氏之学，究竟是相同还是不同吗？孔子说：“道将要实行吗？这是天命；道将要废弃吗？这也是天命。公伯寮能把天命怎么样呢？”然而程氏之学关系到道统，百世以后仍会被推尊为正宗。后来朱子也说：“河南程氏两位先生出现，才得以接续孟氏的传承。”难道会因为鄙陋之人的毁谤就从此废弃吗？所以直书其事，以显示陈公辅的罪过。广义说：大体而言，圣贤之道在当时不能施行、却能在后世施行，是事理和形势所决定的。高宗只知道尊崇孔子、孟子，却不知道尊崇伊川，这难道不是事理和形势吗？即使孔子、孟子处在当时，也未必能得到高宗的尊崇，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况且孔子是大圣人，孟子是大贤人。孔子曾在匡地受到危害，被桀溺讥讽，被叔孙武叔毁谤，在子路最初行拜见礼时受到无礼对待；其中口头赞同、内心反对的人也不少，但这对孔子有什么损害呢？孟子是学习孔子的人，曾经周游聘问各诸侯国，也同样受到爱憎不一之人的毁誉，和孔子有什么不同呢？他们的道都不能在当时实行，这是理所当然的。伊川是学习孔孟的人，高宗对于伊川，并不是不想把他当作孔孟一类的人来对待，只是没有择善而固执实行的功夫，所以把邪说当成正道，把正道当成邪说，反而成为君德的累赘。陈公辅能够在当时禁止伊川之学，难道能够禁止它于万世吗？陈公辅以前诋毁王安石的邪说，如今又诋毁伊川的正道，那么邪说固然应当禁止，正道难道也应当禁止吗？唉！陈公辅想禁止伊川之学，我知道这并不是他的本心。这就好比聋子对待《大韶》之乐，盲人对待子都一样，陈公辅怎么可以按照《春秋》的法则对他求全责备呢？唉！伊川之学虽然当时没有受到尊崇，但后世学习孔孟的人，一定从伊川开始；后世对他的尊崇，已经达到极点。《周易·既济》六二爻辞说：“妇人丢失了车上的帷幔，不要追赶，七日后就会得到。”我冒昧地把这句话作为对伊川的颂词。【丁巳】七年【金天会十五年】春正月，任命陈与义为参知政事，沈与求为同知枢密院事。任命张浚兼任枢密使。按：元丰年间改革官制，枢密院不设置枢密使；到这时，又恢复设置枢密使。何藓从金国回来，才听说上皇和太后去世，皇帝穿上丧服。

译何藓回来后，才知道道君皇帝和宁德皇后郑氏相继去世，皇帝穿上丧服。百官七次上表，请求遵行以日代月的服丧制度。知严州胡寅上疏，请求服丧三年，穿黑色丧服，亲自临军，以此教化天下。皇帝想要坚持服丧期满，张浚说：天子的孝道不同于士人和百姓，必须思考怎样奉祀宗庙、保全社稷。如今梓宫还没有返回，天下百姓正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希望陛下拭泪起身，束发整装，发一次怒来安定天下百姓。皇帝于是命张浚起草诏书，告谕群臣：外朝勉强依从百官所请，宫中仍实行三年之丧。为太上皇上庙号为徽宗，为太后上尊谥号为显肃。张浚又请求命令各位大将率领三军举哀服丧，使朝廷内外受到感动。张浚退下后又上疏说：陛下思念两宫，忧劳百姓，臣每次感动，都发誓报敌复仇。十年之间，亲自奉养父母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甚至连妻子儿女也没有顾念，只想实现陛下孝养父母的心愿，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苍天不保佑，灾祸突然发生，使陛下承受无穷的痛苦，罪责将由谁来承担？回想当初陕蜀之行，陛下曾命令臣说：我与北方有大仇，要洗雪这个极大的耻辱，只托付给你；而臣最终毁坏了成功的机会，使敌人无所畏惧。今天的祸端，实在是由臣造成的，请求赐臣罢免。皇帝下诏命张浚起身处理政事，张浚再次上疏请求待罪，皇帝不许。当时皇帝每逢初一、十五，仍率领群臣遥拜渊圣皇帝。中丞廖刚说：礼制有尊卑厚薄之别，兄长如果成为君主，就应当以君主相待；如果弟弟已经成为君主，把兄长当作君主也是可以的，只是在岁时于内庭行家人礼而已。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发明说：直书“始闻”，是为了讥刺他。高宗的父母长期陷于穷荒之地，他却只是苟且拖延岁月，不能前往救援。如今父母相继去世，他仍漠然无知；如果不是何藓回来，他又从哪里知道呢？从前他只凭空说过应当立即即位并前去救父母，可以说只是托之于空言。唉！高宗对于父母，活着时不能奉养，患病时不能医治，死后不能安葬，却只是发哀穿丧服，用虚礼来表示孝顺，这孝道究竟在哪里呢？古语说：“父母活着时按礼侍奉，死后按礼安葬，按礼祭祀。”高宗对这三种礼都不能实行，又凭什么继承帝位、承奉宗庙、君临天下呢？《纲目》记载这件事而没有使用贬斥的词语，正是为了深深贬斥他。广义说：三年之丧，从天子直到平民，都没有什么可议论的。高宗没有恢复中原的志向，只有苟且偷安的心思。即使说他服丧三年，也只是形式上的末节罢了，又有什么可取呢？任命秦桧为枢密使。金国开始使用《大明历》。这是司天监杨级制定的。二月初一发生日食。派王伦出使金国。诏令任命王伦为奉迎梓宫使。王伦辞别皇帝时，皇帝命他对达兰说：“河南之地是上国的土地，既然上国不占有它，与其交给刘豫，为什么不如归还给我们呢？” 三月，皇帝前往建康。任命吕祉为都督府参谋军事，张宗元为参议官。任命沈与求为知枢密院事。遥尊宣和皇后韦氏为皇太后。皇帝曾对辅臣说：“宣和皇后年事已高，我早晚都在思念她，不能安然自处。我委屈自己讲和，正是为了这件事。”到这时，皇帝听从翰林学士朱震的请求，遥尊宣和皇后为皇太后。发明说：高宗愚昧迷惑，实在太过分了！父母相继去世，梓宫还没有回来，正是听到音乐也不快乐、吃到美味也不觉得甘甜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思考报仇复国的计策，却突然加上遥尊的礼仪呢？高宗既然急切地尊崇生母，为什么不想办法把她迎来奉养？如今只是用虚礼提高尊号，用空洞的言辞加以粉饰，这算什么呢？推究高宗的内心，只是沉溺于安逸享乐，竟忘记父母的恩德。他以为父母已经去世，迎接回来又有什么用？唉！没有什么比父母更亲厚，他却竟然不顾念。对于亲厚的反而薄待，对于所薄待的反而厚待，这种事情从来没有过。因此直书其事来讥刺他。免去刘光世的职务，张浚命吕祉节制他的军队。刘光世在淮西一向没有军纪。张浚说他沉溺于酒色，不顾国家事务；一谈到恢复中原，他就意气愤怒，便请求赐予罢免。等到刘光世以疾病为由请求解除兵权时，朝廷于是任命他为少师、万寿观使、奉朝请，把他的军队隶属于都督府。张浚于是把这些军队分为六军，命吕祉前往节制。张守说：“如果一定要改变部署，必须得到一位平素声望很高、能够使各位将领心服的人才可以。”吕祉不能任用，张浚不听。广义说：南渡以后谋求中兴的将领，世人称为张、韩、刘、岳；但考察刘光世的始末，他是过失不能掩盖功劳的人。把他列在各位将领之中，难道就是定论吗？夏季四月，岳飞请求服满丧期，于是回到庐山。张浚让张宗元监领他的军队。【岳飞从鄂州入朝觐见皇帝，被授任太尉，随后又授任宣抚使，并把王德、郦琼的军队隶属于他。皇帝诏令王德、郦琼说：“听从岳飞的号令，就如同朕亲自统率一样。”岳飞觐见皇帝，多次谈论收复失地的谋略。他上疏说：“金人之所以扶立刘豫，大概是想毒害中原，用中原人攻打中原，使他们能够休养生息、伺机而动。臣希望陛下给臣限定日期，率兵直趋京洛，占据河阳、陕府、潼关，以此号召五路叛将。叛将既然归附，就派王师前进，刘豫必定放弃汴京逃走；河北京畿、陕右一带就可以全部收复。然后分兵进取濬州、滑州，经略两河。这样，逆贼刘豫就会被擒获，金人也会知道畏惧。国家长久安定的计策，实在就在这一行动。”皇帝说：“有这样的臣子，朕还忧虑什么呢？”又把岳飞召到寝阁，命令他说：“中兴大业，全都委托给你。”岳飞正谋划大举进兵，秦桧主持和议而忌恨他，于是没有把王德、郦琼的军队隶属给岳飞，反而请求诏令岳飞到张浚那里议事。张浚对岳飞说：“王德是淮西军所信服的人，我想让他担任都统，而命吕祉以都督府参谋的身份统领军队，怎么样？” 岳飞说：“王德和郦琼向来互不服气，一旦把郦琼提拔到王德之上，他们必然争斗。吕尚书不熟悉军旅之事，恐怕不足以服众。”张浚说：“张俊、杨沂中怎么样？”岳飞说：“张宣抚是我的旧日主帅，这个人性情暴躁而缺少谋略。杨沂中与王德等人相差不多，又怎么能驾驭这支军队呢？”张浚愤怒地说：“本来就知道非太尉不可。”岳飞说：“都督以正理询问我，我不敢不把自己的愚见全部说出来，难道我是把得到军队统领权放在心上吗？”岳飞既已与张浚发生冲突，当天便上章请求服满丧期，让张▯代理军务，步行回到庐山母亲墓旁。张浚恼怒，于是让张宗元以权宜身份担任宣抚判官，监领岳飞的军队。发明：【直言本来可以被任用，但厌恶直言的人却会忌恨它；谄媚的话本来没有什么益处，但喜欢听谄言的人却会感到高兴。当时岳飞谋划大举进兵，被秦桧忌恨，又带着自己的军队到张浚那里。岳飞因为直言不讳，得罪了张浚，于是步行回到庐山。秦桧的奸邪固然不值得责备，但张浚也忌恨岳飞，又该怎么说呢？大概是因为岳飞性情忠直，几乎从不避讳，所以张浚也跟着厌恶他。虽然如此，君子能够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哪里肯只求相同而不求和谐呢？看《纲目》所记载的内容，其中的义理大概可以看出来了。】

译广义：【唉！上天不想使宋朝受福，却有奸贼秦桧来扼制武穆岳飞的志向。然而看分注详细记载张浚、武穆的事情，就知道武穆以公正之道对待张浚，而张浚却用私意揣度武穆。张浚是个猜忌刻薄而残忍的人，武穆是个坚守正道、笃信道义的人，哪里可以相提并论呢？《纲目》大书“岳飞请求服满丧期，于是回到庐山”，那么他见机明断的意义就显明了。接着又记“张浚让张宗元监领他的军队”，那么张浚以私心灭公义的意图也显露出来了。这就是《纲目》笔削之法的严谨。】五月，召胡安国提举万寿观，兼任侍读，尚未到任便罢免了这一任命。【张浚推荐胡安国，皇帝召见他。胡安国将要出发时，听说陈公辅请求禁止程颐的学说，于是上疏说：“孔子、孟子的道统已经很久没有流传了，自从程颐兄弟开始阐明它以后，人们才知道道是可以学习的。如今却让学者以孔孟为老师而禁止学习程颐的学说，这就像进入房屋却不从门走一样。程颐研究《易》，由义理来阐明卦象，知道体与用同出一源；研究《春秋》，从圣人的行事中观察义理，知道圣人施政的根本作用。《诸经》以及《语》《孟》，他都能阐发其中精微的旨意，知道进入德行之门的方法。那么，那些狂妄怪诞的话，难道是程颐的著述吗？他在家中显扬孝悌，在乡里以忠诚感动众人，不合道义的东西，即使一丝一毫也不取用，那么高傲地仰视、阔步而行，难道是他的行为吗？自嘉祐以来，程颐与兄长程颢以及邵雍、张载，都以道德行于世，著书立说，为公卿大夫所钦敬、仰慕并尊为老师。到了王安石、蔡京等人曲意排斥压制他们，所以他们的道术不能推行。希望下令礼官讨论旧例，给他们加封爵位，并载入国家祭祀典章；仍诏令馆阁褒扬他们的遗书，使之辅助六经，令邪说不能兴起，从而确定正道。”奏疏呈上后，陈公辅与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相上章，论说胡安国的学术很是偏僻，于是授任胡安国为永州知州。胡安国推辞，于是又恢复了祠禄官的待遇。发明：【杨氏说：“唐代宗陷入藩镇的危险而不能脱身，只有郭子仪能够使他脱离出来。然而郭子仪自己却陷入鱼朝恩、李辅国残害破坏的局面中；唐文宗陷入宦官的危险而不能脱身，只有裴度能够使他脱离出来。然而裴度自己又陷入元稹、程异逐渐侵害的处境中。这样看来，两位君主又能把群小怎样呢？两位大臣又能把两位君主怎样呢？可见，谗言确实不可不去除。”】然而郭子仪自己陷于鱼朝恩、李辅国残害破坏之中，裴度自己又陷于元稹、程异逐渐侵害之内。这样说来，两位君主将如何对待群小？两位大臣又将如何对待两位君主？确实，谗言不可不除。陈公辅借毁谤程氏学说，胡安国竭力指斥陈公辅的错误，而周秘、石公揆等人却曲意替陈公辅辩解，反过来攻击胡安国。这样看来，小人的祸害哪里说得尽呢？一个君子推荐，皇帝听取还嫌不够；两个小人毁谤，皇帝相信却嫌不多。宋高宗实在可以说是容易受迷惑而难以明察了。《纲目》记“召胡安国”，是为了表达对这件事的喜悦；记“未至而罢”，是为了表达对这件事的惋惜。广义：【胡安国因为张浚推荐，道几乎就要推行了。为什么却被群小阻挠？早晨上奏疏，晚上便接受贬谪，这种惋惜哪里说得尽呢？孟子说：“有时使他前进，有时阻止他前进。前进还是停止，不是人所能决定的。”就是说，他前进还是停止，固然由于人；但他之所以能前进、之所以会停止，却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而是天意。这样看来，胡安国的道不能推行，哪里是人力所能造成的呢？唉！高宗看不清道，恐怕很难免受《春秋》责备了。】六月，沈与求去世。【沈与求受到皇帝知遇，历任御史台三院，有所知道的事情没有不进言的，前后上奏将近四百次。皇帝认为他阅历深、通达事理，能够克制自己并听取采纳意见。】岳飞奉诏入朝，皇帝于是派他返回镇所。【皇帝多次下诏催促岳飞回任，岳飞不得已赶赴朝廷等待治罪。皇帝安慰他后送他离去。等张宗元回来，说将士和睦喜悦，人人都怀有忠孝之心，都是岳飞训导培养的结果。皇帝非常高兴。岳飞到达镇所后，上奏说：“近来寝阁中皇帝的命令，大家都认为圣断已经坚定不移，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决定？臣希望率兵进讨，顺应天道，凭借人心，以是非曲直作为力量强弱的标准，以逆顺作为强弱的依据，万全成功的结果是可以确定的。钱塘偏处海边，不是用武之地，希望在上游建立都城，仿照汉光武帝的旧例，亲自率领六军往来督战，这样或许将士就会知道圣上的意旨所向，人人都能效命。】广义：【高宗从前曾经失信而任用秦桧，现在又失信而弃置武穆岳飞。失信固然不可以，任用小人、弃置君子，更加不可以。《尚书》说：“一个人有三种过失。”诸葛武侯说：“亲近小人，疏远君子，这是后汉倾覆衰败的原因。”这说的不就是高宗吗？】金国诛杀尚书左丞高庆裔。秋季七月，尼玛哈因忧愤而死。【起初，金主乌祈迈召尼玛哈为宰相，任命鄂尔多代替他镇守云中，尼玛哈于是失去了兵权。富勒呼想挫败尼玛哈，便借尼玛哈亲善的高庆裔因贪赃败露而下狱。尼玛哈请求免去官职、降为庶人，以此赎自己的罪，金主不准许。高庆裔临刑时，尼玛哈哭着同他告别。高庆裔说：“您早听我的话，哪里会有今天？”原来高庆裔曾经教唆尼玛哈谋反。凡是尼玛哈的党羽，被牵连治罪的人很多。尼玛哈愤懑苦闷，绝食并纵情饮酒而死。发明：【尚书左丞的官职并不低，公开行贿受贿，他的罪过也不小。高庆裔因贪赃败露而死，是罪有应得。所以记作“金诛”，是表明一国之人共同诛杀他。可是为什么不去掉他的官职呢？记载他的官职，正是为了显示他的罪行。金国大臣斡里雅布、罗索都记作“卒”，尼玛哈也与这两人功劳相同，为什么却记作“死”？这是按照实情考察、确定罪责，对他贬斥并断绝关系。尼玛哈一向亲善高庆裔，临刑时高庆裔说“您早听我的话，哪里会有今天”，可见尼玛哈曾有谋反的意图，所以也不能说他没有罪。因此记作“忧死”，是表明他因高庆裔被诛而忧愤，最终导致死亡。】《纲目》衡量是非的标准，在这类事情上的处理就是如此。八月，任命张俊为淮西宣抚使。○召淮西副统制郦琼赴行在，郦琼率众叛变，投降刘豫，捉住吕祉并杀死了他。

译【当时任命王德为淮西都统制，郦琼为副职。郦琼与王德平素地位相等，彼此互不服从。等吕祉回朝后，王德、郦琼交相向都督府和御史台陈诉。于是召王德回建康，任命杨沂中为淮南制置使，刘锜为副职，前往驻屯庐州。吕祉又到了庐州，郦琼再次控诉王德。吕祉劝他说：“张丞相只喜欢人积极进取，假如能够立功，即使有大的过错也会略加宽免，何况只是小小的嫌隙呢？我应当替各位辨明，保证不会有其他忧患。”郦琼等人感动流泪，事情暂且平息。吕祉于是秘密上奏，请求罢免郦琼以及统制靳赛的兵权。书吏把这番话泄露给郦琼，郦琼派人拦截吕祉派出的邮驿，全部得到了吕祉所说的内容，十分怨恨愤怒。郦琼刚听说朝廷任命杨沂中等人为主帅，又召自己赴行在，大为恐惧，于是谋划叛乱。各位将领早晨拜见吕祉，郦琼忽然拿出文书给中军统制张璟看，说：“各位军官有什么罪？张统制竟把这样严重的事情上报朝廷吗？”吕祉大惊，想逃走却来不及，被郦琼捉住。张璟以及兵马钤辖乔仲福、统制刘永衡都被杀死。郦琼于是率全军四万人渡过淮河，投降刘豫，挟持吕祉向北而去。距离淮河三十里时，吕祉下马站立，对郦琼说：“刘豫是逆贼，我怎么能去见他呢？” 众人逼迫吕祉上马，吕祉骂道：“死就死在这里！”又劝告他的部众说：“刘豫是逆臣，你们军中难道没有英雄吗？竟然要跟着郦琼离去？”众人颇受感动，共有一千多人围着站立，不再前进。郦琼害怕动摇众人的心，急忙策马先渡河，吕祉于是被杀。当时有人得到吕祉束发用的帛带，带回吴中；吕祉的妻子吴氏拿着这条帛带自缢，以身殉死。听到这件事的人都为之悲哀。刘锜、吴锡率兵追赶郦琼，没有追上便返回。皇帝诏令张俊从盱眙移军驻屯庐州。此后张浚才后悔没有采纳岳飞的意见；岳飞请求进讨郦琼，皇帝没有答应。皇帝诏令岳飞驻军江州，作为淮南、浙东的援军。发明：【郦琼与王德结下嫌隙，长期不能平息彼此的矛盾，只是因为朝廷处置失当罢了。等到吕祉谋划此事而泄密，反被这个叛逆军将所杀，实在可惜！因此，对于郦琼的悖逆，不能说没有受到激变的诱因；对于吕祉谋划此事，也不能说没有失误。所以对郦琼记作“叛降”，以表明他的罪行；对吕祉记作“执杀”，以表示对他的讥刺。否则，吕祉死于国难，就必定会按照保全节操的例子来褒扬他了。这正是笔削之法的深意，不能把它作为修史的一般条例来看待。】广义：【《尚书》说，了解人是很难的；武穆岳飞却能做到这一点，他超过常人太远了。从前评论吕祉不熟悉军旅，现在果然因泄露军情而导致郦琼叛变；从前评论郦琼与王德互不服气，现在果然彼此争诉不止。这样看来，郦琼的叛变，是吕祉导致的。吕祉的死亡，又是郦琼的叛变以及张浚不听武穆意见所导致的。既然如此，执掌国政的君子怎么可以不以公道要求自己、对待他人呢？所以说：公正就能产生明察，偏私就会产生昏暗。】九月，张浚被免去都督府职务。【张浚总揽朝廷内外政务，各种事务纷纷汇集到他一人身上。每次上奏答对，必定谈到报仇雪耻的大事，皇帝没有一次不变了脸色、流泪叹息。事情无论大小，都必定先向张浚咨询。皇帝赐给诸将的诏书，往往命令张浚起草。等到郦琼叛变、吕祉被杀后，张浚因而引咎自责，竭力请求离职。皇帝问谁可以代替他，又说：“秦桧怎么样？”张浚说：“近来和他共同办事，才知道他昏暗无能。”皇帝说：“那么就任用赵鼎吧。”张浚说：“这样就找对人了。”秦桧因此怨恨张浚，张浚于是接受祠禄，都督府也被撤销。】广义：【张浚引咎请求离职，可以说是勇于自我责备的人。过去曾推荐秦桧，现在却排斥他；过去曾与赵鼎为仇，现在却推荐他。为什么过去如此昏暗，现在却如此明察呢？唉！以张浚的为人，他一时看对、一时看错尚且如此，那么观察、识别人，确实是很难的。】任命赵鼎为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兼任枢密使。广义：【前文记载张浚推荐赵鼎，接着又记载任命赵鼎为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兼任枢密使，足以看出高宗能够听取意见的美德。】○冬季十月，将张浚安置在永州。【张浚离开职位后，言官不断弹劾他，甚至援引汉武帝诛杀王恢的事作比，想把他远远流放。正逢赵鼎请求下诏安抚淮西，皇帝说：“等处置了张浚，朕就下罪己诏。”赵鼎说：“张浚已经被削去职务了。”皇帝说：“张浚的罪应当远谪。”赵鼎说：“张浚的母亲年老，而且他有勤王的功劳。”皇帝说：“功劳和过错自然不能相互抵消。”不久，内批发出，准备把张浚贬到岭南；赵鼎把批示留下，没有让它下发。第二天早晨，赵鼎约同僚一同营救解说，皇帝的怒气还没有消除。赵鼎竭力恳求说：“张浚的罪过不过是防守失误罢了。凡人谋划，难道不想做到万全吗？如果因为一次失误，便把他置于死地，那么以后有奇谋秘计，谁还敢进言呢？这件事关系到朝廷，并不只是我个人偏袒张浚。”张守也替张浚说话，皇帝的心意于是有所缓解，遂以秘书少监的身份分司西京，居住在永州。李纲听说后，立即上奏说：“张浚处置失当，确实有罪；但他一片报国之心，也有值得怜惜之处，希望稍加宽宥，以责成他将来建立功效。”皇帝没有答复。】发明：【高宗在善于猜疑的时候，像唐德宗对待萧复、姜公辅；等到他丧失猜疑之心时，又像周成王对待周公。总的说来，都比不上汉昭帝对霍光、先主刘备对诸葛亮。高宗开始任用张浚时，不能说不专一；后来猜疑张浚，也不能说不深。都是因为没有识人的明察罢了。张浚因为防守失误，便受到言官攻击。唉！唐宪宗想平定淮西、淮蔡，专门任用裴度，谗言不能传入，最终取得成功。这样看来，高宗也远远比不上唐宪宗。哪里有想成就大事的人，却因为浮泛的言论而猜疑张浚的呢？这里一再书写此事，正是对他的深切讥刺。】广义：【假如张浚听从武穆岳飞的意见，那么郦琼不会叛变，吕祉不会死亡，张浚自身的罪过又从哪里来呢？只是因为一时片刻不能平息的私愤，便仓促违背武穆出于公道的意见，后来即使自己后悔，又哪里还来得及？因此助长了别人的猜忌，引发皇帝的愤怒，几乎陷入被严厉诛杀的境地。这就是所谓相差毫厘，错误却达到千里。《传》说：“显赫的太师尹氏，百姓都把你看在眼里。”拥有国家的人不能不谨慎；一旦偏邪，就会成为天下人的耻辱，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

译闰月，任命尹焞为崇政殿说书。【起初，尹焞被召见，以有病为由推辞。范冲上奏请求给他五百金作为行资，皇帝命漕臣到涪州亲自送给尹焞，他才上路。正逢陈公辅攻击程氏的学说，尹焞到了九江，便停留不再前进。张浚说尹焞有拒绝刘豫的气节，而且他的学问和修养远胜常人，请求命江州守臣迅速用津船护送尹焞到建康。尹焞又以有病推辞。皇帝说：“尹焞可以说是淡泊自守、急于退隐了。”于是催促召见他入朝，任命他为秘书郎兼说书。】广义：【《纲目》记载和靖先生得到伊川的《易传》，确实如此。观察他出仕和退处的选择，就可以知道他善于运用《易》的道理。所以当他在涪州时，采用的是艮卦六四爻的道理；被征聘时，又采用了蹇卦六二爻的道理。艮卦六四爻，周公系辞说：“止住自己的身体，没有灾祸。”这是说时机应当停止就停止，所以没有灾祸，不正是他在涪州时的意义吗？蹇卦初六爻，周公系辞说：“前往会遇险阻，回来就得到声誉。”这是说前往会遇到险阻，回来就得到声誉；停止而不前进，是有见识的美德，所以回来就有声誉，不正是他应召时的意义吗？唉！和靖先生深得《易》的道理，固然是贤者。假如范冲竭力推荐，和靖先生不贤而能够做到这些吗？这样看来，高宗能够任用和靖先生，不是和靖先生的幸运，实在是高宗的幸运。】张俊放弃盱眙，返回建康。○冬季十月，金人袭击汴京，捉住刘豫，将他废为蜀王，并在汴京设立行台尚书省。韩世忠、岳飞请求讨伐金国，收复中原，皇帝没有答复。【起初，刘豫因尼玛哈、高庆裔而得以被拥立，所以对这两人特别优厚。乌珠和诸将大多对他心怀怨恨。刘豫的军队在藕塘战败，金人想废掉刘豫并杀死尼玛哈，岳飞于是派遣间谍带着蜡封书信给刘豫，约定共同诛杀乌珠。乌珠得到书信后大惊，骑马急驰报告金主。于是废掉刘豫的意图更加坚定。刘豫请求立刘麟为太子，金主亶说：“暂且应当询问河南百姓的意见。”刘豫虽然意志沮丧，却仍说：“派遣使者请求军队南侵。”金国于是把元帅府设在太原，命令刘豫的军队全部听从节制，并任命萨巴为左都监，驻守太原；任命托卜嘉为右都监，驻守河间。又分别派兵戍守陈、蔡、汝、亳、颍、许各郡。到这时，尚书省上奏说刘豫治理国家毫无作为，金主便命令逹兰、乌珠假称要南侵，实际上袭击刘豫。他们将要到达汴京时，派人召刘麟渡河议事。刘麟率领二百名骑兵到达武城，乌珠指挥骑兵从两翼包抄并擒获了他。于是乌珠驰入汴京。刘豫当时正在讲武殿射箭，乌珠带着三名骑兵突然冲入东华门，下马逼迫刘豫出来相见，随即抓住他的手，一同到了宣徳门，强迫他骑上一匹瘦马，手持出鞘的刀夹押着他，把他囚禁在金明池。第二天，召集百官宣布诏书，斥责刘豫并废黜他。诏书说：“建立你的国家，到如今已经八年了，仍然勤于用兵戍守，要国家有什么用？还用几千名铁骑包围宫门，派小校在街巷间巡行，宣告说：‘从今以后不把你们签入军籍，不收你们的免行钱，是为了防止杀害相貌相似的人，请你们原来的主人少帝回来。’因此人心稍稍安定。把行台尚书省设置在汴京，任命张孝纯代理行台左丞相，任命呼沙呼为汴京留守，李俦为副留守。各军全部命令回乡务农，听任宫人出嫁。缴获黄金一百二十余万两，白银一千六百余万两，米九十余万石，绢二百七十万匹，钱九千八百七十余万缗。”刘豫向两位元帅哀求，逹兰对他说：“从前赵氏少帝离开京城时，百姓烧灼头顶、炼灼手臂，号哭流泪；如今你被废黜，却没有一个人怜悯你，你为什么不自行反省呢？”刘豫无言以对。十二月，刘豫与家属迁往临潢。岳飞上奏说：“趁刘豫被废之时，攻打他的空虚之处，长驱直入夺取中原。”韩世忠也上疏说：“机会不可错过，请率领全部军队向北讨伐。”两人的奏请都没有得到答复。发明【轻装快速地行动并乘其不备攻击，叫作“袭”。“执”字，是说抓住刘豫，把他有罪的事实写出来，以此贬斥他。刘豫背叛宋朝，侍奉金国，苟且偷生而不知羞耻，却以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国家，能够传位万世。到了八年之后，仍然被废弃。这样看来，仇敌果真可以靠盟誓来约束吗？韩世忠、岳飞的志向在于恢复中原，这正是不可错过的机会。高宗违背他们的意见而不听，从这里就失去了机会。哪里有不想收复中原故土、不想报偿女真人仇耻的人，还能说他具有人心呢？直书“不报”，是对高宗的深切讥刺。广义【奇异啊！武穆打败刘豫，没有损耗一支箭镞，没有浪费一支箭，所用的不过是半张蜡封书信而已。他的见识多么高明，谋算多么神妙啊！乌珠、刘豫，不过是武穆掌中的玩物罢了。乌珠发怒斥责刘豫、刘豫怕死求生的时候，武穆当时知道这些情况吗？如果说他知道，武穆一定会因此笑倒。即使如此，武穆既然已经打败刘豫，中原便空虚了。当时就应当接连督促诸将，乘机进取，那么中原就可以轻易收复了。中原收复以后，金人便失去屏障，这正是所谓嘴唇亡了牙齿就会寒冷、酒瓶空了酒罍就会感到羞耻。为什么高宗却一味以懦弱自处，不听忠良的谋略，终究不足以与他有所作为，只能徒然使君子在千古之后生出不平之愤呢？十二月，王伦从金国回来，不久又派遣他出使金国。【王伦将要回来时，逹兰送他说：“替我向江南传话，从今以后道路没有阻塞，和议可以达成。”王伦回来后，入朝答对说：“金人答应归还梓宫和太后，并且答应归还河南地区。”皇帝高兴地说：“如果金人能够满足我的要求，其余的一切都不值得计较。”过了五天，又派遣王伦到金国迎接梓宫。】发明【高宗不能奋发义礼之勇来洗雪国家的仇恨，却只是对金国降低礼节、厚送财物而屈辱求和，这样做又有什么益处呢？直书“不久又派遣”，正是为了深深厌恶这种行为。广义【分注：金人归还梓宫和太后，答应归还河南地区，这是逹兰的主意，并不是金主的本心。何况敌人的情况变化无常，他们的话必定不能兑现，怎么可以轻易相信呢？】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卷十三 <史部，史评类，《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

译钦定四库全书 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卷十四 【起于戊午年，即宋高宗绍兴八年，终于乙丑年，即宋高宗绍兴十五年】共八年。【戊午】八年【金天眷元年】春季，正月，张守被罢免。【皇帝商议返回临安，张守说：“建康自六朝以来就是帝王的都城，气势雄伟，而且占据都城的有利形势，可以经营中原；凭借险要地势，可以抵御强敌。陛下在这里还没有坐暖席子，如今又要巡幸，百官和六军有劳顿奔波的苦处，民力和国家财用有烦扰浪费的忧患。希望暂且在这里安定下来，以维系中原人的人心。”赵鼎不同意张守的意见，张守于是请求离职，出任婺州知州。】广义【赵鼎的见解真奇怪啊！先前他曾经提出建议，认为越地不适合作为都城，应当定都荆襄。高宗既然无意于荆襄，那么建康不仍然胜过临安吗？古人曾说：“宁可饮用建邺的水，也不吃武昌的鱼；宁可回到建邺死去，也不到武昌居住。”赵鼎在这个时候赞成张守的意见，不是很好吗？如今却说不可，那么赵鼎的聪明才智已经不如从前了！他屡次被自己的君主斥退，也是应该的。二月，胡安国进献《春秋传》，诏令加授安国为宝文阁直学士。【自从王安石废止《春秋》以后，《春秋》不再列入学官所教授的经典。胡安国认为，这是先圣亲手删定的书，天下的事物没有不完备地包含在其中的，是传承圣人心法的重要经典。然而君主不能听到对它的讲解，学士也不能相互传授学习，伦理紊乱、道理泯灭而毫无顾忌，大概就是由此造成的。于是他潜心研究二十多年，撰成《春秋传》来完成自己的志愿，到这时把它进献给朝廷。皇帝认为它深得圣人的旨意，下诏晋升胡安国一级官阶，但诏命还没有下达胡安国就去世了，赐谥号文定。胡安国勤奋好学、努力践行，以圣人为榜样，立志使百姓得到安定和救济。他看见中原沦陷、遗民陷于苦难，常常像自身遭受切肤之痛一样。虽然多次因获罪而离职，他爱护君主、忧虑国家的心志却越来越深厚。他的风度凝重而深远，把天下万物看得没有一样值得扰乱自己的内心。自宋朝渡过长江以来，儒者出仕或退处而合乎义理的，以胡安国、尹焞为首。谢良佐曾对人说：“胡康侯就像严冬的大雪……” 【雪，百草枯萎死亡，而松柏却挺立着独自秀美。】发明【《春秋》是孔子的刑法之书，向历代君王显示根本的大法，寄寓着褒贬的至公之理。如果不是阐明其中显著和隐微的意义，怎么能够发扬它深奥的道理？左氏有传，但内容宽泛而不切实；谷梁有传，但直白而不精深；都不足以阐明《春秋》。胡安国潜心研究二十多年，撰成这部本传。其中阐明微妙之处，揭示幽深之理，提纲挈领，确实有益于治理天下国家的良好规范。所谓尊崇君父、讨伐叛乱盗贼、排斥邪说、端正人心、以华夏教化改变夷狄，大法大略都具备了，差不多可以说对圣王治理天下的志向略有补益。即便如此，胡安国的《春秋》传，大概是为高宗而作的。假使高宗读了它，能够明白大义，焕发起恢复故土、报仇雪耻的志向，弘扬抵御敌人的心志，难道还会向北面侍奉金国吗？可惜高宗的蒙蔽固执已经太深，始终不能醒悟。《纲目》记载此事，大概是深深赞美胡安国。广义【康侯所作的《春秋传》，实际上是我们夫子家学的辅相。王安石背叛经义，是得罪圣门的人；得罪圣门，也就是得罪天下后世的人。康侯辅相我们夫子，这是对圣门有功，对天下后世有功。由此看来，这个人的贤能与不肖究竟如何呢？唉！康侯的道虽然不能在当时实行，但后世学者读他的书，就可以想见这个人纲纪端正、道义流行于万世，难道只是当时的一名官职所能相比的吗？】皇帝确定都城在临安。【皇帝从建康来到临安，从此开始确定这里为都城。有一天，内侍把竹子移栽到宫内，赵鼎看见后责备说：“艮岳的花石之祸，都是出自你们这些人，如今难道还想重蹈覆辙吗？”于是赵鼎上奏说明这件事，皇帝改变脸色向他道歉。又有户部官员把钱送入宫中，赵鼎召他到相府，严厉责备他。第二天，赵鼎问皇帝说：“那个人是进献钱财吗？”皇帝说：“是朕要求他这样做的。”赵鼎说：“那个人不应当进献，陛下也不应当索取。”于是皇帝把那个人贬到远郡。】发明【唉！高宗到了这时确实已经无意于中原了。假如有志于中原，就不会把都城定在四川、陕西，也会定在荆襄；不定都建康，也会定都维扬。如今却把都城定在杭州，偏居海角，这就是苟且求安的见解了。大概只有从西北兴起，才可以控制东南；从东南兴起，便不能恢复西北。何况临安偏处一隅，原本就不是用兵的地方。诸葛武侯说：“汉贼不能两立，王业不能偏安。”高宗难道忍心抛弃祖宗的土地，忘记父母的仇恨，而只求一时安逸吗？直书“定都”而不再加以贬斥，其中的义理自然显现。三月，任命刘大中为参知政事，任命王庶为枢密副使。○任命秦桧为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兼任枢密使。【起初，张浚曾与赵鼎谈论人才，张浚极力称赞秦桧的才能。赵鼎说：“这个人一旦得志，我们这些人就没有立足之地了。”等到赵鼎再次任相，秦桧任枢密使，对赵鼎的话一概听从。赵鼎因此深信秦桧，向皇帝说秦桧可以担任大任，却不知道自己被秦桧出卖了。秦桧任相以后，任命的诏令下达，朝廷士大夫相互庆贺，只有吏部侍郎晏敦复面有忧色，说：“奸人做宰相了。”听到这话的人都认为他说得过分。】发明【我曾经感叹世道盛衰的原因，观察小人进退的时机，私下对宋朝更加感慨。从建隆年间一阳开始萌发，逐渐发展到庆历年间六阳盛极，天下都是君子，小人很少见。自熙宁年间一阴产生，纷纷发展到宣和、靖康年间六阴达到极点，君子曲意退缩，随波逐流，而小人却遍地荆棘。熙宁初年，王介甫正要进用时，新任参知政事上疏弹劾他，吕诲极力排斥他，苏洵作《辨奸论》深深诋毁他；李定刚入朝时，敏求任知制诰却不肯替他草拟制词，李、苏两位舍人相继封还诏书。当时的诸位贤人，对坚冰将至的情势戒惧警惕，真是切中要害。秦桧再次入朝时，张浚极力称赞他的才能，赵鼎深信他的贤能，能够知道奸人入相而独自面有忧色的，只有晏敦复一人。唉！张浚、赵鼎因为秦桧谨慎沉默，就认为他有才干，却完全不知道自己被秦桧出卖了。古语说：“言论笃实，就一定是君子吗？还是只不过外表庄重呢？”自秦桧再次任相以后，朝廷逐渐不能制约他，从此以后，正直之人全部被斥退，和议最终达成，中原受到的屈辱更加严重了。所以特意记载这件事，以慎重地记下祸乱的开始。】广义【大体说来，君子用心坦荡，小人用心险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译坦荡容易看见，险恶却难以察知。所以即使是张浚、赵鼎这样的聪明而有先见之人，也被奸贼秦桧出卖，何况高宗呢？《易经》说：“兵戎潜伏在草莽之中，三年不能兴起。”这说的不就是奸贼秦桧吗？陈与义被罢免。【起初，朝廷商议与金国议和，赵鼎说：“很多人认为中原有可以谋取的形势，应当立即进兵，只怕将来会后悔今天错失机会。”陈与义说：“如果和议能够达成，难道不比用兵更好吗？”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到这时，陈与义因病出任湖州知州。】夏季四月，诏令王庶到江淮视察军队。【王庶一向有威望，出发前在都教场慰劳军队。他穿着便服坐在坛上，从大将以下都穿着军服，步行由辕门进入庭中，快步趋前接受命令，拜谢皇帝赏赐后出发，没有人敢抬头仰视他。到达淮上后，便调张俊到张宗颜的军队中任职；让淮西的巨师古驻守太平州；分派韩世忠的两支军队驻守天长、泗州，以便在紧急时互相声援；让刘锜的军队驻扎镇江，以巩固根本。】五月，王伦和金国使者一同到来。【王伦到达防宁，拜见金主，首先为废黜刘豫表示感谢。接着引见使者，并指明逹兰从河南回来后，曾向金主请求把原齐国的旧地割给宋朝。金主命群臣商议。乌布力说不可以。东京留守额尔衮说：“我们把土地给宋朝，宋朝一定会感激我们。”阿兰反驳他说：“我俘获宋人的父兄，他们对我的怨恨不是一天形成的；如果再用土地资助他们，这是在帮助仇敌，哪里有什么感激？不要给。”便富勤呼的职位在乌布力之上，逹兰、额尔衮也附和他的意见。于是富勒呼坚持把河南、陕西的土地给宋朝的主张，派遣王伦和太原少尹乌凌阿思谋、太常少卿石庆前来议事。他们将要到达时，皇帝命令吏部侍郎魏矼负责接待。魏矼因为任御史时曾经说过和议的错误，认为不能奉行诏令，于是详细论述敌情不可信。秦桧说：“您用智谋推测敌人，我用诚信对待敌人。”魏矼说：“只怕敌人不以诚信对待相公罢了。”秦桧于是改命吴表臣接待，乌凌阿思谋等人到临安入朝觐见。皇帝对辅臣说：“先帝的梓宫如果果真有归还的日期，即使等待二三年，也还可以希望。只是太后年事已高，朕早晚思念她，想早日相见；这就是我不顾屈辱自己，希望和议尽快达成的原因。” 朝廷大臣多次说这样做不可，皇帝发怒。赵鼎说：“陛下与金人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如今屈尊自己请求和议而不怕这样做，是因为梓宫和太后的缘故。群臣这些愤懑的话，都是出于爱护君主，不能把它们当作罪过。陛下应当晓谕他们说：‘讲和不是我的本意，只因亲人的缘故，不得已才这样做。只要太后和梓宫能够回来，即使敌人背弃盟约，我也没有遗憾。’”皇帝听从了他的话，众人的议论于是平息。发明【直书“偕来”，是不承认金国使者是自行前来的。前面记载韩肖胄和金国使者一同来，这里又记载王伦和金国使者一同来，那么和议是由宋朝提出而不是由金国提出，就很清楚了。忘记与敌人的大仇，反过来请求和议，这是文字契约初次产生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像这样治理国家，还能指望它自强吗？唉！】广义【看分注中赵鼎告诫高宗的话，也是一种两面兼顾的说法，怎么能不助长奸贼秦桧的奸邪心志呢？】金国以经义、词赋两科选取士人。○六月，赐给衍圣公孔玠衢州田地。【共五顷，用来供奉先圣祠的事务，当时孔玠寄居在衢州。】秋季七月，彗星出现。发明【祥桑生长在庭院中，足以预示商朝的祥瑞；白鱼跃入船中，足以开启周室兴盛的运势。高宗遭遇上天的警戒，或许能够忧劳勤勉，然而仍然无法挽救衰败和动乱，是因为治国的根本没有建立。彗星显现变化，上天的告诫已经十分急切了；可是君主的德行不振，又能怎么办呢？忍受耻辱、苟且偷安，国家大事荒废停顿，上天也无可奈何。既然已经记载此事，也正是为了哀悼它。○王伦再次前往金国。【秦桧再次请求派王伦到金国确定和议，并且询问忌日。身边的近臣说，辛次膺认为国耻尚未洗雪，按义理很难与金国讲和。他先后七次上疏，极力劝谏，皇帝都没有答复。于是他以母亲生病为由请求到外地任职，诏令同意了。】八月，金国开始颁行官制。【起初，金太祖任用汉人官员，赏赐左企弓等人，于是在广宁设置中书省、枢密院。但金国掌权的人仍然没有改变女真官号。舍音乌布掌握国政，劝说采用汉官制度，大略仿照中原的制度，设置省、寺、府、司。金太宗曾下诏改定，但还没有完成。到这时，设置三师、三公、三省、六曹、台、院、寺、监等官署，命宇文虚中参与制定、审定这些制度。】金国把防宁定为上京，把临潢府定为北京。【防宁就是海古勒之地，是金国旧有的土地。安春水的源头出自这里，所以称为金源。起初称为内地，到这时升格为上京。把防宁府改为上京，把辽代上京临潢府改为北京；东京辽阳、西京大同、南京大兴、中京大定府则仍旧。】冬季十月，罢免参知政事刘大中。【刘大中与赵鼎都不赞成和议，秦桧忌恨他，推荐萧振担任侍御史。萧振进入御史台后，立即弹劾刘大中，使他被罢免。赵鼎说：“萧振的意图不在刘大中。”萧振也对人说：“赵丞相不用等到弹劾，他自然会作出离职或留任的选择了。”】发明：望之执政时，前汉的君子正庆幸可以把他当作福祉，但望之不知道戒惧，反而被小人乘隙陷害；陈蕃得志时，后汉的君子正倚赖他作为依靠，但陈蕃不能谨慎防备，反而被小人陷害。小人与善类结怨，真是太厉害了。君子守持正道，小人守持邪道，小人却认为君子与自己不同；君子坚持正确，小人坚持错误，君子却认为小人心怀异志。大中不主张和议，被秦桧忌恨，萧振这个鄙夫依附秦桧，上疏弹劾他，他随即被罢黜，难道不是非常可惜吗？秦桧、萧振都是邪曲谄媚的小人，本来没有什么值得责备的。高宗进退人才，几乎从不表示可否，这也不过是一个寄生的君主罢了。所以《纲目》直书其事，写他被罢免却不削去官职，是为了说明他没有罪而被罢免。鄜延旧将李世辅诱捕金国的萨里罕，带着他归来，金人追上了他们，李世辅于是逃奔西夏。

译世辅是绥德青涧人。自唐代以来，李氏世袭蘓尾九族都廵检使。世辅十七岁时，随父亲永奇出入战阵。金人侵犯鄜延，经略王庶招募间谍，世辅前去应募。有敌人夜里住在陶穴中，世辅从上面缒入陶穴，捉到十七人，把他们全杀了，取得首级二颗、马二匹，其余的马全都折断了腿。王庶非常惊奇，补任他为队将；从此他知名，升为副将。金人攻陷延安后，授予永奇父子官职。永奇聚集家人哭泣说：“我是宋朝臣子，世代承受国家恩典，难道竟要替他们效力吗？”刘豫命令世辅率领马军前往东京，永奇秘密告诫他说：“你如果得到机会，就归顺本朝，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事情成功后，我也可以不朽了。”世辅到了东京，刘麟很喜欢他，授予他南路钤辖。于是他秘密派自己的门客雷灿带着蜡封书信前往行在。刘豫被废后，乌珠率一万骑兵奔驰到猎场上，与世辅单独并马站在围场之间。世辅告诫吴俊前往探查淮水上可以让马渡过的地方，打算捉住乌珠带回朝廷。吴俊回来后，世辅骑马赶去询问，却因马被竹刺刺伤而停下。乌珠授予世辅同州知州。世辅到了鄜州，去看望父亲永奇。永奇教导他说：“同州进入南山，是金人往来的驿路，你可以在这里擒住他们的主帅，渡过洛水、渭水，经商州、虢州回到本朝，只需先派人告诉我。我将率兵夺取延安后回来。”世辅前往同州后，立即派黄士成等人带着书信经由蜀地到吴地，报告归顺朝廷的事情。金国的萨里罕来到同州，世辅用计把他擒住，骑马冲出城到达洛河边；由于船只迟到，无法渡河，与追来的骑兵多次交战，都取得胜利。世辅在高原上休息，看见追兵越来越多，萨里罕拍打脸颊哀求，世辅于是与他折断箭作誓，约定不得杀害同州人，也不得伤害我的骨肉亲属。萨里罕答应了，于是世辅把他推下山崖，追兵争相救援，使他得以免死。世辅带着老幼一路向北疾驰，到达鄜城县，立即派人告知永奇。永奇随即带着全家出城，到了马翅谷，被金人追上，家属三百口全部遇害。世辅只带着二十六人逃奔西夏。发明：看李氏父子的所作所为，他们大概也是毁家舍身以报国、忠于朝廷的人。假如他们的谋划能够实现，也就差不多可以宣泄多年以来积累的愤恨了。因此《纲目》特意记载“旧将”二字，并记作“来归”，都是为了褒奖他们归向正义。赵鼎被罢免。起初，中书舍人潘良贵以户部侍郎向子諲上奏事情，向子諲长久地呵斥他，让他退下。皇帝想治潘良贵的罪，中丞常同替他申辩。皇帝又想连常同一起驱逐，赵鼎上奏说：“子諲虽然没有罪，但常同和良贵不应被驱逐。”皇帝不听。诏令下达后，给事中张致远认为不妥，封还诏令驳正，结果因为一个向子諲而赶走两位贤士，没有记载。皇帝大怒，回头对赵鼎说：“本来就知道张致远一定会封还驳正。”赵鼎问为什么，皇帝说：“他和那些人交好，大概早已有先入之见。”从此皇帝对赵鼎不满。秦桧后来单独留下奏事，出来后，赵鼎问皇帝说了什么。秦桧说：“皇上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恐怕丞相不高兴罢了。”殿中侍御史张戒弹劾给事中勾涛，勾涛说张戒攻击我，是赵鼎的意思，于是趁机诋毁赵鼎结交台谏和各位将领。皇帝对赵鼎的疑心日益加深，赵鼎于是称病请求罢职，并且说：“刘大中持守正论，被章惇、蔡京一党嫉恨，我的议论和进退与刘大中相同。刘大中离去后，我怎么能独自留下？”于是出任绍兴府知府。入朝辞行时，他对皇帝说：“我离开以后，一定会有人用孝悌的说法胁迫控制陛下。”将要出发时，秦桧率领执政为他饯行，赵鼎没有向秦桧行礼，只作了一揖便离去。秦桧更加怨恨他。赵鼎第二次任宰相以来，没有什么施展作为，有人因此责备他。赵鼎说：“今天的事情，就像人患了消瘦病，应当静养来调治。如果再用攻伐针砭的方法，必定会损伤元气。”后来王庶入朝应对，皇帝说：“赵鼎两次任宰相，对国家有大功；再次辅佐我亲自出征，都能决定胜负；又镇抚建康，使我回銮时没有忧患，这些都是其他人比不上的。” 广义：赵鼎被罢免，是秦桧的阴谋。看秦桧单独留下奏事，却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只说“恐怕丞相不高兴罢了”。所谓“不高兴”，难道不是在暗示罢免赵鼎的意思吗？不过，这也是因为高宗和秦桧志趣相同、道路一致，所以秦桧才能施行他的奸谋。否则，秦桧怎么能做宰相，赵鼎又怎么会离职呢？再看分注记载赵鼎辞别高宗时说：“我离开以后，一定会有人用孝悌的说法控制陛下。”他的意思是要破坏和议。从前赵鼎曾教高宗告诉群臣说：“讲和不是我的本意，只是因为亲属的缘故不得已这样做。只要母后和梓宫能够回来，即使敌人背弃盟约，我也没有遗憾。”这番话足以赞许今天辞别皇帝时所说的话。唉，同一个人的话，前后竟有如此不同，难怪他借奸贼之口而使自己陷入秦桧的计谋了。任命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在此以前，宰执入朝觐见，秦桧独自留下奏事，说：“群臣畏首畏尾，大多采取两面态度，这不足以商议大事。如果陛下决定要讲和，请只与我商议，不要允许群臣参与。”皇帝说：“朕只把这件事托付给你。”秦桧说：“臣恐怕不妥，希望陛下再考虑三天。”秦桧又单独留下奏事，皇帝想和的意志非常坚定，秦桧还认为不够，又提出前面的主张。又过了三天，秦桧再次像起初一样单独留下奏事，知道皇帝的意志不会改变，才开始递上文书，请求决定和议。但他仍然把群臣视为忧患，中书舍人勾龙如渊替秦桧谋划说：“相公为天下的大计着想，却有邪说四处兴起，为什么不选择一些人担任台谏，让他们把异议者全部攻击排斥出去？这样事情就定下来了。”秦桧大喜，立即提拔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让他弹劾持不同意见的人，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意图。广义：唉！人们只知道奸贼秦桧的奸诈，却不知道秦桧的奸诈是高宗促成的。假如高宗不想讲和，奸贼秦桧怎么能施展他的奸谋呢？只是讲和这件事本来就是高宗一向怯懦的志向，所以秦桧才能实现他的奸谋罢了。况且即使秦桧不坚定他的主张，高宗也将只听从秦桧，何况高宗的意志坚定到第二次、第三次呢？如果按照《春秋》的法则，应当把高宗列为首恶。

译金国任命张通古为江南诏谕使，前来宣言要归还河南、陕西的土地。王伦到达金国后，金主任命金国侍郎张通古、签书宣徽院事萧哲为江南诏谕使，答应归还河南、陕西的土地，让他们与王伦一同回来。张通古到泗州时，要求所经过的州以臣下之礼迎接。平江府知府向子諲不肯跪拜，并且上书说明和议的错误，于是请求退休。张通古到临安后，要求皇帝以宾客之礼接待他。秦桧还没有见到国书，怀疑是册封之书，想让皇帝屈尊接受。皇帝说：“朕继承太祖、太宗的基业，怎么可以接受金人的册封之书！”于是朝廷议论纷纷。杨沂中、解潜、韩世良相继去见秦桧，说：“军民人心汹涌不安，怎么办？”他们退下后又把这件事告诉台谏。中丞勾龙如渊到都堂和秦桧商议，召来王伦责备他说：“你作为使者沟通两国友好，凡事都应当在金国反复讨论确定，哪里有两国使者到了以后才议论的道理？”王伦哭着说：“我冒着九死一生，几次往来于虎口之间，今天中丞竟这样责备我。”秦桧等人共同替他解围说：“中丞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激励你办成这件事罢了。”王伦说：“既然这样，我不敢不尽力。”勾龙如渊对秦桧说：“只要取得金国的国书，把它送入禁中，那么礼仪就不用实行，事情也就定了。” 给事中楼昭也引用谅阴三年的旧例把这件事告诉秦桧，于是让秦桧代理冢宰，前往馆舍接受国书；王伦也用计说服张通古，张通古同意了。秦桧到馆舍见张通古，接受了他的国书。张通古想让百官备办礼仪，秦桧却让尚书省属官穿朝服引导随从，把国书送入禁中，人心才开始安定。张通古入朝觐见，说先归还河南、陕西的土地，其余事情以后慢慢商议。在这以前，王伦出使金国时，接受赵鼎的使命指示。赵鼎说：“如果问礼仪等级，就回答说君臣名分已经确定；如果问疆界，就回答说以黄河为界。”这两件事是使者出使的主要原则，对方如果不接受就算了。王伦奉命出发，到这时王伦回来时，却带来了以诏谕江南为名的使者。皇帝叹息着对王庶说：“如果五天前得到这个消息，赵鼎怎么可以离开呢？”起初，秦桧主持和议，命令韩世忠移屯镇江。韩世忠说金人诡诈，恐怕会用计拖延我军，请求把这支军队留在这里，遮护江淮；又竭力陈说和议的错误，愿意以死尽节，率先迎击敌人，即使不能取胜，再听从和议也不晚。他多次上章，言辞慷慨激切，并且请求单骑到朝廷当面奏陈，皇帝没有答应。张通古到来后，以诏谕为名，韩世忠四次上疏说不可接受，愿意发兵决战，在敌军势力最重的地方，请让臣抵挡他们；还说金人想让宋国像刘豫那样对待，全国士大夫都成为陪臣，恐怕人心离散、士气衰败沮丧，不能不报告。张通古回去时，韩世忠埋伏军队，想在防凙镇拦截并杀死他，以破坏和议；事情没有成功，只得作罢。发明：不写金国国号而写“江南”，不说“通问”而说“诏谕”，不说“来聘”而说“来言归”，这是宋朝向金国请求时的用语。《纲目》最谨慎之处，在于辨明统属关系；它这样书写，毫不隐讳，是在归罪于宋。高宗忘记父母的大仇，听信奸臣欺骗自己，排斥正直之士，迫切想与金人讲和，并且以诏谕为名，这就等于是金为君、宋为臣，金为正统、宋为偏国，冠帽和鞋子的次序因此颠倒了。唉，即使重新得到河南、陕西的土地，所得也抵偿不了失去的东西，屈辱反而更加严重，何况只是前来宣言要归还土地，却并没有真正归还呢？宋人的廉耻之道已经丧失，国家不像国家，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三纲也在这里扫地以尽。即使得到天下，难道还能安居一朝吗？广义：唉！赵宋遭遇金人的祸难，难道不是到了手足倒悬的极点吗？姑且就出使这一件事来说：徽宗、钦宗在金军中、在金国时，称作“二圣通问使”的有两次，称作“祈请使”的有两次，称作“军前通问使”的有三次，称作“金国通问使”的有三次，称作“奉迎梓宫使”的有一次。一名使者总共往返十次，使者的名义非常卑下；他们对金主的尊奉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如今金国派遣使者，却把名义定为“江南诏谕使”；所谓诏谕，是对臣民发出的命令。金国为什么这样尊贵，而宋朝为什么这样卑下呢？唉！人们称说高宗实现了中兴，恐怕也说得过分了吧。十一月，任命孙近为参知政事。○罢免直学士院曾开，下诏让群臣议论与金国讲和的得失。贬降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为广州都盐仓监。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曾开应当起草国书，辨明其中体制不合，他提出意见却没有被听取，于是请求罢职，改任兼侍读。秦桧用温和的话安慰他说：“皇上空出执政之位等待你。”曾开说：“儒者所争的是义，如果是不合义的事，即使是高爵厚禄也不顾惜。希望听听用什么礼节事奉敌国。”秦桧说：“就像高丽事奉本朝一样。”曾开说：“皇上凭盛大德行登上帝位，您应当加强军队、富裕国家、尊奉君主、庇护百姓，为什么要自我卑下屈辱到这个地步？这不是我所听闻的道理。”他又引用古代义理折服秦桧，秦桧大怒说：“侍郎熟悉旧例，难道只有我秦桧不知道吗？”曾开又到都堂询问究竟有什么办法，秦桧说：“圣意已经决定了，还有什么可说的？您自己去取得大名声离开吧，我秦桧只是想成就国家大事罢了。”但秦桧仍然忧虑群臣的议论，于是下诏说金国派遣使者进入境内，想让朕屈己接受和议，在朝的侍从、台谏详细条奏和好的得失。于是曾开和从官张涛、晏敦复、魏矼、李弥逊、尹焞、梁汝嘉、楼炤、苏符、薛徽言、御史方庭实，以及馆职胡珵、□松、张扩、凌景夏、常明、范如圭、冯时中、许忻、赵雍，都极力陈说不可与金国讲和。提举醴霄宫李纲也上疏说：“朝廷派王伦出使金国，迎奉梓宫，已经往返多次。如今王伦回来又和金国使者一同回来，却以诏谕江南为名；不写国号而写江南，不说通问而说诏谕，这是什么礼节？臣身在远方，不知道其中的曲折，但依臣愚见推测，金国用这个名义派遣使者，所要求的事情有五项：必定要降下诏书，想让陛下屈身降低礼节来听受诏书，这是第一项；必定有赦文，想让朝廷宣布并颁示各郡县，这是第二项；必定要订立约束，想让陛下奉行藩属之礼、称臣，听从它的号令，这是第三项；必定要索取我国的财物，并且扩大数目，使我国自行困乏，这是第四项；必定要索取割地，以江南为界，这是第五项。这五项中，朝廷只要答应其中一项，大事就完了。金人变化诡诈、不可预测，贪婪无厌；即使听从他们的诏令、奉行藩属之礼、称臣，他们的意图仍不会停止，必定还会接着发号施令，或者让我们亲自迎接梓宫，或者让我们单骑入朝觐见，或者让我们改换宰相，或者让我们改革政事，或者把赋税全部取走，或者削减我们的土地。听从他们，就会没有止境；有一件不听从，先前的功劳就全毁了，反而会成为战争的起端。认为权宜地听从他们的要求，就可以不留下后悔，这种人不是愚蠢，就是在欺骗。”

译奏疏送入后，皇帝没有省察。胡铨抗疏说：“臣谨考察，王伦本来只是一个亲近邪曲的小人，是市井中的无赖。近来因为宰臣没有见识，推举他出使金国，他专门用欺诈荒诞的言行欺骗皇上的听闻，突然得到美官，天下人无不咬牙切齿、唾骂他。如今无缘无故诱使金国使者到来，以诏谕江南为名，这是想让我们成为臣妾，这是想让我们成为刘豫那样的人。陛下为什么要把祖宗的天下变成金人的天下，把祖宗的帝位变成金国藩臣的帝位？陛下只要一屈膝，祖宗宗庙社稷的神灵就会受异姓侮辱，祖宗数百年养育的百姓就会被交给敌国，朝廷的宰执全都成为陪臣，天下士大夫都应当闻风丧气，再也没有廉耻。以后敌人无穷无尽的要求，怎么知道不会像对待刘豫那样对我国无礼呢？如今王伦的主张说：‘我只要一屈膝，梓宫就可以回来，太后就可以复归，渊圣就可以回来，中原就可以得到。’唉，自从发生变故以来，主张和议的人谁不是用这番话欺骗陛下呢？然而最终没有一件应验，那么敌人的真实和虚伪就已经可以知道了。可是陛下还没有觉悟，耗尽百姓的膏血而不顾惜，忘记国家的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把天下举给敌人称臣，却甘心如此。即使金国确实可以和好，完全像王伦所说的那样，天下后世将把陛下看作怎样的君主？何况敌人的情势变化诡诈、层出不穷，而王伦又以奸邪助长它，梓宫决定不可能回来，太后决定不可能复归，渊圣决定不可能回来，中原决定不可能得到。这一膝一旦屈下，就不可能再伸直；国势衰落，也不可能再振兴，真可以为此痛哭流涕、长久叹息了。臣私下认为，不杀王伦，国家的存亡就还无法预料。不过，王伦不值得一提。秦桧身为心腹大臣，却也这样做；陛下具有尧舜般的资质，秦桧不能使陛下成为唐尧、虞舜那样的君主，反而想引导陛下成为石晋、孙近那样的人。秦桧谋划和议，于是孙近得以任参知政事，陪坐中书省，始终不敢表示可否。秦桧说可以和，孙近也说可以和；秦桧说天子应当拜，孙近也说应当拜。唉！参与辅佐国家大事，只是这样徒然充任职位，假如敌人的骑兵长驱直入，还能够抵御敌人、解除国家的忧患吗？臣私下认为，秦桧和孙近也可以杀。臣充任枢密院属官，按道义不能与秦桧等人共戴一天；我微小的愿望，是砍下这三个人的头，挂在藁街的旗杆上，然后拘留金国使者，责备他们无礼，再慢慢兴起问罪之师，那么三军将士不用交战，士气自然就会加倍。不然，臣宁可投身东海而死，难道能取得这个小朝廷的恩赐来求活吗？奏疏上呈后，秦桧以胡铨狂妄凶悖、鼓动众人劫持朝廷为由，下诏削除名籍，编管昭州；仍然下诏传示中外，给事中、舍人、台谏以及朝臣大多出面营救他。秦桧迫于舆论，第二天便改授胡铨为广州都盐仓。宜兴进士吴师古把胡铨的著作刻在木板上，金人悬赏千金搜捕他。朝士陈刚中用启事祝贺胡铨被贬，吴师古因这件事被流放到袁州。陈刚中被贬为防州安远县知县，二人都死在那里。晏敦复对人说：“先前我说秦桧奸邪，各位还不以为然；如今他刚刚专擅国政，就敢这样做，将来还有什么事是他做不出来的呢？”发明：豫章罗氏说：“君主接受劝谏的根本，首先在于虚心。禹拜受正直的言论，所以能够接受劝谏；唐德宗自恃刚强明断，必定会拒绝劝谏。曾开当时起草国书，辨明其中不对的地方，向皇帝论说而未被采纳，终于被罢免，这正是他据理力争的地方。宋、金世代为仇，按道理很难讲和，何必要议论呢？既然说是奉诏商议，就应当察辨是非；但秦桧忌恨胡铨直言劝谏，可知所谓议和，不过是姑且堵塞一时的正论，根本没有真心商议的意思。宋高宗忘记与金人不共戴天的仇恨，反而亲近这个奸诈多变的敌人，还说这是取得了策略，难道可以吗？孟子说：‘对于不可停止的事情却停止它，那就没有什么不可停止的；对于应该厚待的人却薄待他，那就没有什么人不会被薄待。’宋高宗恢复仇恨的义举，是不可停止的事，他却停止了；父母的恩情是不可薄待的，他却薄待了，难道不是成为万世的罪人吗？齐景公既不能号令诸侯，又不接受命令，只好流泪把女儿嫁给吴国。宋高宗既不能使自己的国家强盛起来，如今反而接受金人的命令，确实还不如齐景公了。”《纲目》记载这件事时措辞繁多而不加删削，因此对善恶的感情态度清楚可见。广义：唉，李光、胡铨二位公卿的奏疏，真可以说是忠诚贯通金石、节义凛然如冰霜了。有这样的臣子，却不能采纳他们一两分的意见，由此可知宋高宗以中兴自期，不过是徒有其表的空话。罢免王庶。王庶上疏七次论说金国不可和，六次面见皇帝陈说此事。当时秦桧正挟金人之势抬高自己，把议和当作功劳，贬斥王庶的主张。王庶对秦桧说：“您难道不想想东都抗节、保存赵氏的时节，却把这个敌人忘了吗？”秦桧非常痛恨他。王庶于是请求免去签署和议文书的职务，并且多次上疏请求离职，于是被罢免，改任资政殿学士、知潭州。十二月，任命李光为参知政事。秦桧议和既已确定，将要张贴榜文。因为吏部尚书李光很有声望，秦桧想借他的名望共同署押榜文，以平息浮泛的议论，于是请示皇帝任用他。李光接受任命后，便在尚书省张榜晓谕：“金国使者前来，愿将河南、陕西的旧有土地全部归还，和我国通好，并答应送还梓宫以及母亲、兄长和亲族，其余没有什么要求。”书法：即使敌人的心意完全如秦桧这个贼臣所说，他们之间不共戴天的仇恨，也决不能不报，何况未必真如他所说呢？任命韩肖胄为签书枢密院事。己未九年（金天眷二年）春，正月，大赦。因为与金国通好，大赦江南。新复州军直学士院楼炤起草赦文，大略说：“于是上天开启了悔改灾祸的时机，而大金履行了答应和好的约定，割让河南的土地，把它归入我国版图，停止天下的干戈，使百姓的生命得到保全。”张浚在永州上疏说：“燕云之事的教训并不遥远。金人自宣和以来，凭借欺诈反复无常，使我国倾覆，本来就不是可以用恩德信义结交的对象。即使假定敌国内部发生变故，上下纷乱，皇亲都归还河南，终于使河南恢复，我国必定感激他们厚重的赏赐，谨守信誓；但数年以后，人心越来越松懈，士气逐渐消沉，他们或许发生内乱，等到平定后便指摘我们的过失、制造事端，放纵无穷的欲望，发动难以抵挡的进攻，那时将拿什么话来回答他们？只是事情的道理已经令人忧虑，还有比这更严重的。陛下长期留意军政，将士逐渐归心，一旦向北而事奉金人，听从他们的号令，上至大将、下至小将无不离心离德。自尧舜以来，君主拥有天下，没有军队就无法立国，从未听说仅仅奉上礼物就可以削平祸乱的。”前后总共上疏五次，都没有得到答复。岳飞在鄂州，听说金人将归还河南土地，便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依赖；宰相谋划国事不善，恐怕会给后世留下讥讽。”

译秦桧因此怀恨岳飞。赦书送到后，岳飞又上疏竭力陈说和议的错误，其中甚至说：“愿意在取得全胜时确定谋略，期望收复两河，轻易夺取燕云，最终一定要报仇复国，向天地发誓；还要让金人叩首称臣。”奏疏送入后，秦桧更加愤怒，于是与岳飞结下仇隙。和议成立后，按照惯例加官进爵，岳飞加授开府仪同三司。他竭力推辞说：“今天的局势，可以说危险而不可说安定，可以忧虑而不可庆贺；只能整顿军队、训练士卒，谨慎防备意外，不能论功行赏，以免被敌人嘲笑。”皇帝三次下诏，他都不接受；皇帝用温和的言辞勉励称誉他，岳飞才接受诏命。吴璘在熙州，他的幕客拟写贺表，吴璘忧愁地说：“朝廷停止战争、使百姓休养，确实是天下的庆幸。我们这些人却窃居其位，不能宣扬国家的威灵，也很惭愧。只应当等待治罪并表示谢恩罢了。” 书法：大凡天下的事情，在尚未形成之前谋划，容易用力；已经形成之后再谋划，就难以取得功效。能够在事情尚未形成时看出端倪，是智者能做到而愚者做不到的；事情已经形成后，人人都能看见，若还要这样才称为智者，又有什么可贵呢？张浚遇到宋高宗，可以说是最受君主知遇的人了。看他建立功业，所做的各种事情都光明显著、值得称道，难道不能说他有智慧吗？然而他推荐秦桧，却是智者所不应做的事。张浚啊，为什么唯独在这一点上明察，而在另一点上昏暗呢？况且当宋高宗想要再次任用秦桧时，张浚本应说：‘陛下罢免秦桧，并把他的罪状张榜在朝堂上，表示不再任用他，这件事哪里只是朝廷臣子知道，天下人也都知道了。何况陛下亲自曾责问秦桧说：“朕是北方人，将要归到哪里去？”推想这句话的含义，真是寒心刺骨。又正当亢龙有悔之时，信义最为重要；如果再次任用秦桧，就是对天下失信失义。信义一旦丧失，所施行的刑罚就会失当；刑罚失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这样一来，朝廷上的臣子、勤王的军队，谁不会离心离德？谁还愿意和陛下共同治理国家，来洗雪父兄的大仇大耻呢？’如果张浚这样说，那么宋高宗当时也未曾深受秦桧蛊惑，就一定不会再任用秦桧了。如今宋高宗将要任用秦桧时，张浚反而推荐他；等到秦桧的势力炙手可热，才知道后悔，再上疏极力劝谏，究竟有什么用呢？周公告诫成王说：‘起初火势还小，等到它灼烧起来，便难以扑灭。’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假使张浚能在火势刚刚出现时加以防范，那么秦桧的势力一定不会发展到不可扑灭的地步。唉，张浚只是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功业，却不知道在容易下手的时候用力，还怎么能称为智者呢？二月，派判大宗正事士防、兵部侍郎张焘前往河南修整、奉祀帝王陵寝。起初，史馆校勘范如圭写信责备秦桧，竭力劝阻和议，指责他忘记仇恨、辱没国家的罪行，并且说：“您如果不是丧心病狂，为什么要做这种事？一定会遗臭万年！”等到金人归还河南土地时，秦桧正自以为立了功。范如圭入宫应对，说：“两京的版图既然已经收回，那么九庙八陵近在咫尺，如今朝拜陵寝的使者还没有派出，凭什么来慰藉神灵、凝聚民心呢？”皇帝流泪说：“若不是你，我还听不到这番话。”当天就派士防等人前往。秦桧因为范如圭没有先向自己禀报，更加恼怒，范如圭于是请假离职。发明：宋高宗真是太无耻了！正值父母丧亡，正是哀痛毁伤之时。《尚书》说：“高宗居忧三年不说话。” 如今却把怨恨藏起来与敌人讲和，忘掉哀痛而放纵地颁布赦令，难道不会被敌国讥笑、给天下留下笑柄吗？河南还没有完全收复，他已经志得意满，先派宗室大臣修整、奉祀陵寝。唉，祖宗陵寝与宋朝隔绝已经很久，宋高宗不能使自己强盛起来恢复失地，反而委屈自己与敌人订立盟约。即使说是修整奉祀，祖宗在天之灵也不会安宁。没过多久金人又入侵，河南随即陷落。宋高宗寻求和好的办法，果真可靠吗？所以详细记载这件事来贬斥他。任命尹焞提举万寿观兼侍讲，尹焞推辞而不接受任命。此前，资善堂翊善朱震病重，推荐尹焞接替自己。皇帝悲伤地说：“杨时已经去世，胡安国和朱震又相继亡故，朕很痛惜他们。”赵鼎说：“尹焞学问的源流深厚，可以继承朱震。”于是任命尹焞为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说书。到这时，又改任尹焞为此职；尹焞认为和议错误，坚决推辞而不接受。书法：况且做官是为了推行自己的道。和议一旦成功，和靖先生的道就无法推行了。道既然不能推行，即使把天下的俸禄给他，他也不顾惜，何况一个官职呢？《纲目》特意大书“辞不拜”，是为了表彰和靖先生清正高洁的风操。多么美好啊！任命王伦为东京留守。命令王伦交割地界，又任命周聿为陕西宣谕使，方庭实为三京宣谕使。方庭实到西京后，查看先朝陵寝，从永昌陵以下都遭到盗掘，泰陵甚至暴露在外。方庭实脱下衣服把陵墓覆盖起来，回来后把情况报告皇帝。秦桧对此发怒，不久便任命路允迪为南京留守、孟庾兼任东京留守、李利用代理留守西京。任命吴玠为四川宣抚使。吴玠与金人对峙将近十年，常常苦于远途运粮、劳累百姓，于是多次裁减冗余人员，节省浮费，更加整治屯田。和议成立后，皇帝认为吴玠功劳很高，授予开府仪同三司、四州宣抚使，陕西、阶、成等州都听从他的节制。皇帝派宦官带着亲笔手札赏赐他，宦官到达时吴玠病得很重，只能由人扶持着听受诏命。三月，王伦到达汴京，金人归还河南、陕西的土地。王伦到达汴京，会见乌珠，办理地界交割，取得东西南三京、寿春府、宿州、亳州、曹州、单州以及陕西、京西各州的土地。乌珠于是从祁州渡过黄河离去，把行台迁到大名府。发明：金人此前曾写信说归还武、朔二州，又曾写信说归还燕州以及檀州、蓟州，这里单独写“归还”是为什么呢？写“来归”的，是说金人心服而归还；写“归”的，是说宋朝请求后才得到。中原天子向敌人请求而取得故土，难道不是极其可耻吗？然而上文写王伦到达汴京，下文写金人归还土地，正说明宋朝求取土地的意思更加深切而明显。唉，宋高宗确实不能和他谈论恢复仇国、报仇雪耻的事了。这与《春秋》记载齐人归还我国济西田的意思相同，君子应当把两处一并参看。

译书法：当时各位将领恢复失地的锐气正盛，金人不敢违背盟约，所以如此。任命楼炤为签书枢密院事。夏四月，命令楼炤宣谕陕西。楼炤到达凤翔，奉皇帝意旨任命杨政为熙河经略使、吴璘为秦凤经略使，驻扎内地来保卫蜀地；任命郭浩为鄜延经略使，驻扎延安来守卫陕西。楼炤倚仗秦桧的权势，妄自尊大，而且贪爱财货，失去了将士的拥护。罢免权吏部尚书晏敦复。和议开始时，晏敦复竭力抨击委屈自己求和的错误。秦桧派人诱劝他说：“您如果委曲求全，两地早晚都可以得到。”晏敦复说：“我终究不能为了个人打算而误害国家，何况我像姜桂一样，年纪越大性情越刚烈。请不要再说了。”秦桧终于不能使他屈服。晏敦复担任权吏部尚书刚满一个月，就被罢免，改任衢州知州。发明：晏敦复不依附秦桧，竭力抨击和议的错误。看他回答秦桧的话，可以说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了。君子立身依据义而不依据利益，我从晏敦复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他被罢免并不是因为有罪，所以记作“罢”而没有削去他的官职，其中的道义自然显现。五月，李世辅从西夏来归，赐名显忠。李世辅到达西夏，西夏人询问他来此的原因，李世辅哭泣着详细说明父母妻子已经死亡，咬牙切齿、痛恨万分，恨不得立即死去；他希望得到二十万人，生擒萨里罕，夺取陕西五路归还西夏，这样自己也能报不共戴天的仇。西夏主说：“你如果能立功，我就不会吝惜出兵与你一同作战。”当时有一名号称青面夜叉的酋豪，长期成为西夏的祸患，于是命令李世辅谋划擒获他。李世辅带领三千骑兵昼夜奔驰，突然抵达他的营帐，擒获后才回来。西夏主非常高兴，立即出动二十万骑兵，任命文臣王枢、武臣伊克为陕西招抚使，任命李世辅为延安招抚使。李世辅到达延安，总管赵维清大声说：“鄜延如今重新归于朝廷，已经有赦书了。”李世辅取来赦文观看，于是和属官排列跪拜，大哭一场；随后带着旧部八百多骑兵去见王枢、伊克，告诉他们：“我已经在长安府看到讲和赦书，招抚使可以带本部军队回国。”伊克不听，说：“当初经略使请求出兵来夺取陕西，如今既然到了这里，却要我回去吗？”李世辅见势不可为，于是拔刀砍向伊克，没有来得及擒住王枢，便加以防备。西夏人带铁鹞子军前来，李世辅率本部抵抗，奔驰挥舞双刀，所向披靡；西夏军大败，被杀死、践踏的约有一万人，缴获战马四万匹。李世辅张榜招募士兵，每得到一人就给一匹马，十天之内招得骁勇少壮者一万人。于是擒获那些杀害他父母、弟弟和侄子的人，在东市斩首。走到鄜州时，有马步军四万多人，吴玠派张镇抚去劝告他们说：“两国现在正在商议和好，不可制造事端。”李世辅于是到河池拜见吴玠，吴玠派他到长安见楼炤；楼炤奉诏任命他为防国军承宣使、枢密行府前军都统制，并送他入朝。李世辅于是率部下三千人南下，皇帝多次慰问抚劳，赐名显忠。发明：写“来归”，是说李世辅心悦诚服地归顺。李氏世代居住在郦延，原本是旧将，始终心向宋朝。前文记载诱使金人的萨里罕来归，他没有成功，反而逃奔西夏；这里记载他从西夏来归，都是为了充分表彰他向往义理的心。由此可见君子的心胸，乐于成人之美。

译书法：说他忠，说他智，说他勇，这三点是人们很难同时做到的。像李世辅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完全尽到了这些道义吧。西夏主干顺去世，他的儿子仁孝即位。仁孝改年号为大庆，尊干顺为崇宗。开府仪同三司、四川宣抚使吴玠去世。吴玠善于阅读史书，凡是过去值得效法的事情，都记录下来放在座位右边，久而久之，墙壁和窗户上全是格言。他用兵以孙武、吴起为根本，注重长远谋略，不求眼前小利，所以能够保全军队、取得必胜。管理部下严明而有恩德，虚心接受意见；即使身为大将，最下层的士卒也能把自己的情况传达给他，所以将士乐于为他效死。选拔任用将领和佐吏，以功劳和才能的高低、先后为标准，不因亲故和权贵而动摇。吴玠去世时四十七岁，追赠少师，谥号武安。自富平战败以来，金人专心谋取蜀地，如果不是吴玠亲自挡在最前面，蜀地早就不复存在了。因此西部百姓思念他，建立祠庙祭祀他。发明：《纲目》对于臣子去世时记不记爵位，前面已经论述过了。吴玠忘却自身、奉行国家利益，经过百战抵御金人，巍然成为两川的屏障；他忠于君主、忧虑国家，至死不改。自中兴以来，像吴玠这样的人，确实可以称为贤将。去世时记载他的爵位，难道是过分褒奖吗？广义：南渡诸将，世人通常称说张、韩、刘、岳四人；我只对刘光世有所疑惑。应当说韩、岳、吴、张，这样或许才算领会了《纲目》的本意。士防、张焘从河南回来；张焘出任成都府知府。士防到达鄂州，岳飞请求率领轻骑随行，表面上说是洒扫陵寝，实际上想观察敌人的动向以便用兵谋取胜利。秦桧向皇帝禀报后阻止了他。士防出发后，蔡州、颍州以及河南百姓夹道欢迎，有的欢喜，有的流泪，说：“长久隔绝于王化之外，没想到今天又重新成为宋朝的百姓。”于是进入柏城，披荆斩棘，因地制宜地修葺陵寝，礼仪完毕后返回。诏令封士防为齐安郡王。张焘上疏说：“金人造成的祸患，上及山陵；即使使他们畏服，也不足以洗雪这种耻辱、报复这种仇恨。绝不可依赖和盟而忘记报仇的大事。”皇帝问各陵寝情况如何，张焘不回答，只说：“万世都不能忘记这种耻辱。”皇帝神色黯然。秦桧对此忧惧，便把张焘调出任成都府知府。广义：看张焘奏疏中的话，真可说是正直之气喷薄而出，连星斗也为之寒栗，宋高宗难道不会因此动心吗？他没有亡国，只不过是侥幸罢了。秋七月，任命胡世将为四川宣抚副使。胡世将精神明敏，熟悉吏治。他刚被任命为宣抚，诸将都来祝贺。胡世将对他们说：“我不熟习骑射，也不了解敌情，朝廷派我来，是沿袭国家旧例，以文臣担任统制将领罢了。军事方面一切都不要改变吴宣抚的规制，大家都推诚相待，共同成就国家大事就可以了。”诸将都拜谢。金国的王富勒呼等人谋反，被依法诛杀。金人富勒呼自认为是太宗的长子，尤其骄横跋扈。兖王额尔衮任左丞相，又依附富勒呼。达兰当时掌握兵权，于是三人共同谋反。事情败露后，富勒呼、额尔衮都伏法被杀。达兰身份尊贵，得到释放，没有追究。王伦前往金国，金人拘捕了他。【乌珠对金主说：“达兰、富勒呼主张割让河南给宋，必定另有阴谋。如今宋使在汴京，不要让他越过边境。”伦听说后，立即派人把这番话转告朝廷。方孟庾到达汴京，伦便解下留钥，带着使节的使命前往金国议事。走到中山时，正逢达兰等人反叛，金人便拘捕了他。伦在御子林拜见金主，说明了出使的使命。金主不答，却命翰林待制耶律绍文担任宣勘官，审问伦是否知道达兰的罪行。伦回答：“不知道。”又问：“你一句也没有提到岁币，反而要求割地；你只知道有元帅，难道不知道有上国吗？”伦说：“此前萧哲凭国书答应归还梓宫、太母以及河南土地，天下人都知道上国的恩德。不久又缔结海上之盟，使百姓休养生息，我奉命出使，是为了沟通两国、修好而已。”绍文又说：“你被留在云中，原本已经没有回去的期限。等到宽赦你回来，你丝毫没有报答，反而离间、使我们君臣生疑吗？”于是派副使蓝公佐回去，商议岁贡、正朔、誓命等事，并索取在南方的黄河以东北方士民，将他们迁回。伦被拘留在河间，等待回报命令到来。当时皇后邢氏在五国城去世，金人把这件事秘密隐瞒了。】广义说：【仰观归还土地的人，是乌珠；破坏盟约的人，也是乌珠。唉！破坏盟约本来就是金国惯常的行径，高宗却多么愚昧啊！】金国任命达兰、杜充为行台左右丞相。八月，达兰因谋反被诛杀。【丞相的任命下达后，达兰对使者说：“我是开国功臣，犯了什么罪，竟让我降职与杜充为伍？”于是又同翼王呼兰等人谋反。事情败露后，金人又怀疑达兰暗中同宋朝勾结，所以才主张割地，于是命令诛杀他。达兰向南逃跑，追兵在祁州追上并杀了他。他的党羽也都死了。】发明说：【富勒呼、达兰，一个是金国宗室，一个是金国大将，先后叛逆，都受到典刑惩处，由此可见奸邪叛逆相互混杂的情状。然而《纲目》一定记作“谋反”，一定记作“伏诛”，是因为乱臣贼子，按法理必定要讨伐。如果因为仇敌的缘故，便昧于讨伐逆贼的公义，那么人的私欲就会肆意放纵，而天理就会受到妨碍，乱臣贼子将接连出现在天下。哪里还能说这是诛杀乱臣、讨伐逆党的权衡标准呢？】知邵州王彦去世。【王彦在建炎初年，屡次击败强大的敌军，威名震动河朔，被称为名将。当时朝廷正被和议所困扰，突然召他回来，又夺去他的兵权，让他治理州郡，士人都为此惋惜。】冬十二月，李光被罢免。【李光起初认为可以借和议来谋求自治，所以署名于和议榜文而不推辞。等到秦桧提议撤除淮南守备、剥夺各将领的兵权，李光才极力进言：“金人的要求没有满足的时候，和议不可以依靠，防备也不可以撤除。”秦桧厌恶他，李光又在皇帝面前指责秦桧说：“看秦桧的用意，是想堵塞陛下的耳目，窃取并玩弄国家权力，包藏奸心、贻误国家，不可不察。”秦桧大怒，李光于是请求离职。】广义说：【张浚先推荐秦桧，后来又排斥他；李光先在和议榜文上署名，后来又反对和议。这两个人，正如把盗贼引进屋里，却又告诫盗贼不要拿走财物一样。后悔哪里还来得及呢？】防古在海岭袭击并击败金人。【金国的呼沙呼进攻防古，因粮食耗尽而退兵。防古追击袭扰，在海岭大败金军。】发明说：【这件事记载了防古势力将要兴起的开端。金国在全盛时期尚且被防古击败，那么双方强弱转变的苗头已经可以看见了。因此特意谨慎记载此事，用来说明金国灭亡的根本。】

译【庚申】十年【金天眷三年】春正月，派工部侍郎莫将等人出使金国。【起初，莫将认为司农丞和监察御史施廷臣依附秦桧，曾上奏章竭力赞成和议。秦桧提拔莫将为起居郎，施廷臣为侍御史，朝廷舆论大为震惊。尚书晏敦复等人上疏恳切劝谏，于是两人都没有接受任命。秦桧对此忧虑，到这时便任命莫将为工部侍郎，充任迎接梓宫、奉迎两宫使。】观文殿大学士、陇西公李纲去世。【李纲在福州去世，享年五十八岁，追赠少师，谥号忠定。李纲背负着天下人的期望，他一人的任用或弃置，关系到国家和百姓的安危；即使有时没有被任用，即使被任用的时间也不长，但他的忠诚和义气仍然凛然，使远近之人都受到感动。每当使者到金国，金人一定询问李纲、赵鼎是否安好，他受到远方之人的敬畏佩服，达到了这种程度。朱熹说：“李纲为人，只知道有君主和父亲，不知道有自己；只知道天下有安危，不知道自身有祸患。即使因谗言离间而被放逐排斥，多次濒临死境，但他爱君忧国的志向始终不可改变，可以说是一代伟人了。”史臣说：“凭李纲这样的贤能，如果能在靖康、建炎年间竭尽全力、耗尽心思地辅佐朝廷，又没有人从中阻挠，那么徽宗、钦宗二帝何至于被迫北行，宋朝又哪里会沦为南渡后的偏安政权呢？”】发明说：【李纲的忠义出于天性，至于他的谋略和辅佐功业，更是卓绝于当代。宋代《通鉴续编》记载他为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李纲去世时却不记他的爵位。陈氏《纲目》记载他为提举洞霄宫，却不记他的官职。两部史书在史法上相同，都没有合宜的义例。至于《纲目》详细记载他的官职和爵位，并大书于册，是为了显示对他的褒许之意。君子本来就应当通过比较考察这些记载，然后才知道史书书法的增删自有权衡尺度，不可以因为它们相近便忽略。】广义说：【分注说：金人一定询问李纲、赵鼎是否安好，大概是说二人的声望相等。臣认为赵鼎大体纯正而略有瑕疵，李纲则是纯正无瑕的人。看赵鼎改变迁都的议论，以及不能察觉秦桧的奸邪，从这些事情就可以看出来。】夏四月，韩肖胄被罢免。五月，金国的乌珠、萨里罕分道入侵，又攻陷河南、陕西的州郡。【乌珠认为归还河南、陕西土地不是良策，张通古又说宋朝正在河南设置戍守，应当趁其部署尚未确定，商议收复失地。乌布赞同这番话。等到达兰被诛杀后，乌布便在祁州大规模检阅国内军队，命乌珠从黎阳进军河南，右监军萨里罕从河中出兵进攻陕西，分道入侵。乌珠率领孔彦舟等人进入汴京，派乌禄攻取常德，李成攻取河南，分兵攻下各郡。于是东京留守孟庾、南京留守路允迪都献城投降，权西京留守李利用弃城逃走。河南各州县都投降，拱州守臣王慥、亳州提辖魏经战死。萨里罕进入同州，进趋永兴军，权知军事郝远开城门接纳他。陕西各州县所到之处都迎接投降，于是萨里罕进军占据凤翔。起初，关陕刚刚收复，朝廷分派军队驻屯在熙秦、鄜延等路。萨里罕到达凤翔后，陕西右路的各支军队都被隔在金军后方，远近人心震恐。秦桧的主张没有被采纳，十分害怕，便对给事中冯檝说：“金人背弃盟约，我的去留还不能预料。从前那些大臣都不足以忧虑，唯独君乡衮还没有摸清皇上的心意，你替我去探听一下吧。”冯檝入宫进见，说：“金人长驱直入侵犯宋境，势必将要兴兵，像张浚这样的人，也应当把军事机宜交给他。” 皇帝神色严肃地说：“宁可到了亡国的地步，也不用这个人。”秦桧听说后很高兴。发明说：【中原不可以向人显示软弱，仇敌也不可以相信。高宗受秦桧迷惑，委屈自己同金人讲和，以为偏安一隅就可以享乐，万世都能没有忧患。他想削弱将领的权力，想撤除边境防备。哪里料到盟约刚订立而防备尚未周全，金人又背弃约定；收回的旧日土地，不久又丧失了。既然如此，和议又哪里值得依靠呢？这就好比割肉来补疮，疮口不可能恢复，肉也很快割尽；即使想不亡国，能办得到吗？高宗竭力排斥众议，急于促成和好，却完全不知道自己被金人欺骗了。如果金人真心归还给宋朝，为什么还要先给出土地、随后又夺回呢？后来各将领取得胜利，稍稍振作了华夏的声势，而奸臣秦桧仍然主持和议。秦桧固然不足以责备，高宗到了这种地步，也可以说是忘记亲人、放下仇怨了。《纲目》因金人入侵，特意把这件事记在册中，既是讥讽宋人不能自强，也说明金人不值得信任。】广义说：【金人改变盟约、入侵宋境，而高宗发誓不再起用张浚，这是奸贼秦桧所庆幸的事。】诏令吴璘共同节制陕西各军。六月，吴璘在扶风击败金人，收复该城。萨里罕逃回凤翔。【起初，胡世将在河池，仓促召集各将领商议。当时吴璘、孙渥已经到达，杨政、田晟随后赶来。各将领请求暂时退却，清空野外物资，以挫败敌军的锋芒。孙渥说：“河池不能守。”吴璘厉声斥责他说：“说怯懦的话动摇军心，是可以斩首的。”吴璘请求以全家百口担保能够击败敌军。胡世将认为他很壮烈，指着自己居住的营帐说：“我胡世将发誓死在这里。”于是派各位将帅分别据守渭南。不久诏令胡世将前往蜀口屯驻，并让吴璘共同节制陕西各路军马。当时金人进犯石壁砦，吴璘派姚仲等人击败并赶走他们。后来萨里罕派鹘眼郎君率三千骑兵冲击吴璘的军队，吴璘派统制李师颜率精锐骑兵将其击败。敌军先前在扶风筑城，战败后退入城中据守。官军进攻并防守这座城，俘获三名将领和一百一十七名女真人。萨里罕非常愤怒，亲自到百通坊交战，姚仲奋力作战将他击败。萨里罕退回凤翔，因此金人不敢越过陇山，分屯各处的军队得以完整撤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七人〕 东京副留守刘锜在顺昌大败金人，乌珠逃回汴京。

译【起初，刘锜前往东京，率领所属的王彦八字军三万七千人以及殿司士卒三千人，从临安逆江而上，横渡淮河，到达涡口，正在吃饭时，忽然暴风吹倒坐帐。刘锜说：“这是不祥的征兆。”他认为这是暴兵之兆，立即下令加快行军。听说金人背弃盟约南下，刘锜和将佐舍弃船只改走陆路，先行三百里到达顺昌。城中探子报告说东京已经投降，知府陈规见到刘锜，询问对策。刘锜说：“城中有粮食，就能和你共同守城。”陈规说：“有数万斛米。”刘锜说：“这样就可以了。”于是同陈规商议收拢军队入城，制定防守计划。当时八字军原本要驻扎在汴京，都是携带妻子儿女同行的。到这时，刘锜召集各将领询问计策，各将领都说：“金兵不可抵挡，请用精锐部队掩护老弱，顺流退回江南。”刘锜说：“我本来是赴任留司，如今东京被金人攻陷，幸好我全军来到这里，又有城池可以防守，怎么能抛弃它？我的决心已经定了，谁敢说离开，就斩首。”只有部将许清奋勇说道：“太尉奉命担任汴京副留守，军士们扶老携幼来到这里，不如大家共同努力，在死地中求生，打一仗。”这番意见与刘锜相合，刘锜很高兴，于是凿沉船只，表示没有离开的打算，把家属安置在寺中，在门前堆积柴薪，告诫守卫说：“如果战事不利，就烧掉我的家属，不要让他们受敌人侮辱。”】分别命令各将领守卫各城门，公开斥责候募士人充当间谍。于是军士都奋发起来，男子准备守城作战，妇女磨利刀剑，争相呼喊跳跃说：“平日里人们欺负我们八字军，今天我们应当同国家一起击败敌人、建立功劳。”当时城防一无可依靠，刘锜亲自在城上督促激励士卒，取来刘豫时期制造的痴车，把车轮和车辕埋在城上，又拆下百姓的门扇，环绕城墙遮蔽防护。城外有几千户民居，全都烧掉，经过六天大体完成，而金兵已经渡过颍河，于是包围城池。刘锜预先在城下设下埋伏，擒获敌将阿里等两人，审问他们，他们说韩将军的营地在白沙窝，距离城池三十里。刘锜夜间派一千多人袭击，连续交战，杀死敌人，击溃敌军。后来金国三路都统葛王乌禄率三万人同龙虎大王会合，逼近城池。刘锜命令打开各个城门，金人疑惑，不敢靠近。起初，刘锜沿城修筑羊马垣，在垣墙上挖洞开门；到这时，他和许清等人依托垣墙列阵，金人发射的箭都从垣墙顶端越过，射到城上，有的则停在垣墙上。刘锜使用破敌弓翼和神臂强弩，从城上或垣门射击敌人，没有射不中的。敌人稍稍退却，刘锜又派步兵拦击，溺死河中的敌人多得数不清，击破了几千名铁骑。当时顺昌被围已经四天，金兵越来越多，于是把营寨迁到李村。刘锜派阎充招募五百名壮士，夜间砍杀金军营寨。那天晚上天将下雨，四处闪电，凡是看见留辫发的人就全部杀死。金兵退后十五里。刘锜又招募一百人前往，有人请求衔枚，刘锜笑着说：“不用衔枚。”命令折竹做成器具，像市井儿童用来玩耍的东西一样，每人拿一件作为信号，直接冲入金营。闪电照亮时就奋力攻击，闪电停止时就隐藏不动。敌军大乱，这一百人听到吹角声就集合。金人更加无法摸清情况，整夜自相交战，尸体堆满原野。金军退到老婆湾。乌珠在汴京听到消息，立即索取靴子上马，率十万大军前来救援。刘锜向各将领说明自己的计划，有人说如今已经屡次取胜，应当乘着这个势头，准备船只，全军撤回。陈规说：“朝廷养兵十五年，正是为了应付紧急情况。何况已经挫败敌人的锋芒，军队声势稍有振作，即使兵力少、敌众我寡，也应当只有前进而不能后退。”刘锜说：“府公是文人，尚且发誓死守，何况你们呢？况且敌营离我们很近，乌珠又正在赶来；我军一动，他们从后面夹击，先前的功劳就全毁了。假如让敌人侵入两淮，震动江浙，那么我一生报国的志向反而会成为误国的罪过。” 众人都受到感动，想着奋勇作战，说：“听从太尉的命令。”刘锜招募到曹成等两人，告诫他们说：“派你们去做间谍，成功后重重奖赏。只要按照我的话做，敌人一定不会杀你们。现在把你们安置在绰路骑中，你们遇到敌人时就假装坠马，被敌人俘获。敌军主帅问我是怎样的人，你们就说：‘我是太平边帅的儿子，喜欢声乐技艺。朝廷因为两国讲和，让他守卫东京，只是想寻欢作乐罢了。’”不久，两人果然遇到敌军并被擒获。乌珠询问他们，他们按照先前的话回答。乌珠高兴地说：“这座城很容易攻破。”于是把鹅车、炮具放置一旁，不再使用，又把曹成等人械送回来见刘锜。乌珠来到城下，责备各将领丧失军队，众人都说：“南朝用兵已经不同于过去。”元帅亲临城下，亲自察看。刘锜派耿训约定交战。乌珠大怒说：“刘锜怎么敢同我交战？凭我的力量攻破你们的城，直接用靴尖踢倒它就行了。”耿训说：“太尉不只是请求交战，还说太子一定不敢渡过黄河，愿意献上五座浮桥，请太子渡河后决战。”乌珠说：“可以。”于是下令第二天在府治前准备酒食。天将亮时，刘锜果然在颍河上架设了五座浮桥，又在颍河上游和草丛中投放毒物，告诫军士即使渴死也不要饮用河水，饮用者灭其全族。敌军使用长胜军严整列阵等待，诸将各自统领一部。当时天气极热，敌军远道而来十分疲惫，昼夜不解铠甲，人马饥渴，吃水草的就生病，往往困顿乏力。刘锜的士卒听说敌军都在轮流休息，正值早晨天气清凉，便按兵不动。到了未时、申时，敌军力气耗尽、精神疲惫，刘锜突然派几百人从西门出战，随后又派几千人从南门出战，告诫他们不要呐喊，只使用锋利的斧头。统制官赵撙、韩直身中数箭，仍然坚持作战；士卒拼死冲入敌阵，刀斧纷纷砍下，敌军大败。当夜大雨，平地积水一尺多深，第二天乌珠拔营离去。刘锜派兵追击，金军死者数万人。大战时，乌珠身穿白袍，骑着披甲的战马，率三千亲兵督战；这些士兵都穿着重铠甲，号称铁浮图，戴着铁兜鍪，四周缀有长檐，三人编为一队，用韦索贯连；每前进一步，就用拒马拥护，前进一步，拒马也随之推进，后退时却无法退却。官军用枪挑掉他们的兜鍪，用大斧砍断他们的手臂，砸碎他们的头颅。敌军又把铁骑分作左右两翼，号称拐子马，全部由女真人组成，称为长胜军，专门用于攻坚作战，战斗激烈后才投入使用。自从用兵以来，它们所向无敌，到这时也被刘锜的军队杀败。

译从辰时到申时，敌军战败。刘锜用拒马木设置障碍，让士卒稍作休息。城上的鼓声不断，于是拿出饭和粥，像平时一样坐着慰劳战士。敌军披靡，不敢靠近；饭吃完后，刘锜撤去拒马木，深入敌阵砍杀，又大败敌军。敌人的尸体和死马弃置遍地，血肉纵横交错，车辆、骑具、兵器、铠甲堆积得像山丘一样。乌珠平日所依仗的强大力量，损失了十分之七八。乌珠到达陈州后，数说各将领的罪过，把他们全都鞭打了一顿，随后返回汴京。不久，洪皓从金国秘密上奏顺昌大捷的消息，金人震惊恐惧、魂魄丧失，燕地的贵重珍宝器物全都向北迁运，打算放弃燕地以南的地方。因而议论此事的人说：当时如果各将领同心协力，分路追击讨伐，乌珠可以被擒，汴京也可以收复。然而宋军急忙撤回，自己丧失了机会，实在令人惋惜。】广义：大多数人只知道刘锜在顺昌取胜，却不知道刘锜取得这场胜利，关键有六点：以公心奔赴急难，是第一点；以必死的姿态来坚定众人的意志，是第二点；借助天象变化来诱使敌人，是第三点；用忠义来感动人，是第四点；故意示弱来使敌人骄傲，是第五点；以逸待劳，是第六点。议论者认为诸将没有同心协力追击讨伐，因而失去了这个机会，这种说法似乎是对的。唉！当时乌珠拥军而来，破旧的城池难以守住，形势危险得如同一根头发将要断裂，将士们都有必死的道理，顺昌本来是一座必定陷落的城池。幸而能够取胜，心愿已经满足，哪里还有时间穷追敌人呢？人情本来就是这样，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我认为刘锜顺昌之捷，与周瑜赤壁之胜，是同一个道理。从前曹操志在吞并吴国，拥兵来到长江边，旌旗和战船绵延千里，吴人因此吓破了胆。幸亏周瑜借着这股东风，决定交战一场，曹操才逃跑得来不及。即使最终免不了失败，吴人的想法也会认为，击退这个强敌，难道不仍然胜过君臣被俘吗？因此他们欢呼凯旋，没有人不互相庆贺，直到今天还把这件事当作美谈。顺昌的事情，和这有什么不同呢？君子应当宽厚地对待别人，而不应有求全责备的心，不应该像议论者所说的那样。岳飞派兵在京西击败金人。皇帝赐给岳飞手札说：“用兵部署的办法，一概委托给你，我不从远处擅自揣度。”岳飞于是派王贵、牛皋、杨再兴、李宝等人，分头部署经略西京、汝州、郑州、颍昌、陈州、曹州、光州、蔡州等各军。又命令梁兴渡过黄河，联络忠义社，收取黄河以东、北的州县。又派兵向东支援刘锜，向西支援郭浩，自己率军长驱直入，窥伺中原。军队将要出发时，他秘密上奏说：“首先应当端正国本来安定人心，然后不要长期固定驻居一处，以表示没有忘记收复失地、报仇雪恨的意志。”岳飞部将李宝、牛皋相继在京西击败金人。罢免楼照。派使者晓谕岳飞回师。当时，秦桧极力主张议和，上奏请求派司农少卿李若虚到岳飞军营晓谕岳飞[原文“谕防”疑有讹误]，让他回师。广义：假使没有奸贼秦桧的这一举动，那么破竹般进取的形势就已经形成了，金人哪里值得抵挡呢？闰月，金人侵犯泾州，经略使田晟将他们击败并赶走。萨里罕与吴璘、杨政隔着渭河列阵。吴璘驻兵在大虫岭。萨里罕窥探后说：“善于作战的人总是处在不可战败的地位，这样的对手难以争胜。”于是撤军离去，奔赴邠州。田晟派将领在青溪岭抵御他。胡世将又派王彦、杨从仪分路出兵，多次交战并击败萨里罕。萨里罕退回驻扎在凤翔。不久他又出兵攻打泾州。田晟依山列阵，趁敌军营垒尚未建成，奋力出兵将其击败，夺取了大量敌军的兵马。萨里罕逃回凤翔。发明：当时金人背弃盟约，凌辱侵逼中原，造成的祸患极其惨重。然而吴璘有扶风之胜，刘锜有顺昌之胜，岳飞有京西之胜，田晟有泾州之胜，可见中原的军队仍然足以抵御敌人。可是奸臣秦桧极力主张议和，诏令晓谕诸军回师，这就是自己丧失机会了。先前因为议和而自取愚弄，金人于是背叛盟约；如今又想靠议和自守，却放纵敌人进攻掠夺。唉！金人照旧南侵，宋人却收兵不争，反而卑躬屈膝地与他们讲和。秦桧的罪过，难道说得尽、杀得完吗？《纲目》把这些事情逐一记在册中，其中的义理大概可以看出来了。岳飞收复河南的州郡。岳飞在蔡州进攻金人，将其击败，收复了蔡州城。于是派张宪在颍昌击败金将韩常，又收复淮宁府。郝晌收复郑州，张宪、韩清收复西京，杨遇收复南城军，乔渥坚收复赵州。其他将领所到之处也都取得胜利，金人大为震动。河南兵马钤辖李兴聚集军队响应岳飞，收复伊阳等八县以及汝州。金河南尹李成弃城逃走，诏令李兴主管河南府。岳飞又派张应、郝兴收复永安军。[原文“张应防兴”疑有讹误]韩世忠派兵收复海州。韩世忠派王胜等人收复海州，当地父老筹集金帛犒劳军队，王胜不肯接受。韩世忠每次出兵，都一定告诫部下不得侵扰百姓。军队经过的地方，农夫都扛着锄头出来观看。张俊派王德收复宿州，金人放弃亳州逃走。张俊进入亳州后，仓促返回寿春。发明：这里不说“还”，而说“遽还”；“遽”是仓促、草率的词语，是在讥刺张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六骑〕 当时王德击败金人，勇气增加了一百倍，正应当协力进取，共同收复中原才是。为什么不听从王德的请求，率兵仓促返回寿春呢？这样一来，张俊也不能推脱贻误、阻挠军机的罪责了。所以记作“遽还”，是为了加重对他的罪责。把赵鼎安置在潮州。秦桧憎恨赵鼎居住在越州，逼近自己，于是调任他为泉州知州。秦桧又暗中示意司谏谢祖信等人弹劾赵鼎曾接受张邦昌的伪命，于是夺去他的节度使符，任命他提举洞霄宫。赵鼎从泉州回来后，又上书谈论时政。秦桧忌惮他再次被起用，又暗示御史中丞王次翁弹劾他侵吞都督府钱十七万缗，贬为兴化军居住。王次翁和右谏议大夫何铸不停地弹劾他，于是赵鼎被贬为清远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潮州。秋七月，任命王次翁为参知政事。

译秦桧推荐王次翁担任御史中丞，因此凡是可以为秦桧谋划、巩固权势的事情，没有不尽力去做的。等到金人背弃盟约，皇帝下诏列举乌珠的罪状，王次翁害怕秦桧获罪，于是上奏说：“从前国事起初没有主张，议论政事又稍有变更，任用了别的宰相，后来任用的人未必贤能，而排斥贬黜异己，纷纷扰攘几个月也不能确定下来。希望陛下把这件事作为深刻的戒鉴。”皇帝非常赞同他的话，秦桧感激王次翁，于是引荐他进入同列。从此王次翁更加稳固地占据职位，公正的舆论也不能动摇他了。岳飞在郾城击退金将乌珠，追到朱仙镇，大败金军，并派使者修整治理各座陵寝。岳飞把大军留在颍昌，命令诸将分路出战，自己率轻骑驻扎在郾城。军势非常锐利，乌珠十分害怕。正当各路统帅想要合力决战时，岳飞听说后说：“金人的技艺已经用尽了。”于是每天出兵挑战，并且辱骂金军。乌珠大怒，集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以及韩常的军队，逼近郾城。岳飞派儿子岳云率骑兵直冲金军阵势，并告诫他说：“不能取胜就先斩了你。”岳云与金人交战几十合，金人的尸体遍布原野。乌珠带着一万五千名拐子马前来，岳飞告诫步兵拿着麻札刀冲入阵中，不要抬头，只管砍马腿。拐子马彼此相连，一匹马倒下，另外两匹就不能行动。岳飞军奋力攻击，于是大败金军。乌珠极其悲痛地说：“自从从海上起兵以来，都是靠这个取胜，如今完了。”于是又增派军队前进，岳飞亲自率四十名骑兵突击，击败了他们。乌珠非常愤怒，集合十二万军队，驻扎在临颍。杨再兴率三百名骑兵在小商桥遇到金军，立即与之交战，杀死二千人以及万户萨巴、百名千户。杨再兴战死，金人得到他的尸体后将其焚烧，岳飞军缴获的箭头有二升。岳飞对此十分痛惜。张宪随后赶到，再次交战。乌珠连夜逃走，宋军追击十五里，中原震动。岳飞对儿子岳云说：“敌人屡次失败，一定会回头进攻颍昌，你应当赶快前去支援。”不久乌珠果然到来，王贵率领游奕军，岳云率背嵬军在城西作战。岳云率八百名骑兵挺进决战，步兵张开左右两翼随后跟进，杀死了乌珠的女婿夏金吾。岳飞又派梁兴联络太行山的忠义军和两河豪杰，在垣曲击败金人，又在沁水击败他们，于是收复怀州、卫州，截断金人往来山东、河北的道路。金人大为恐惧。岳飞进军朱仙镇，距离汴京四十五里，与乌珠对垒列阵，派五百名背嵬骑兵奋力攻击，大败金军。乌珠退回汴京，岳飞发檄文命陵台官巡视各座陵寝，修葺治理它们。发明：这里径直写“击走”，正是深深庆幸这件事。自从中原沦陷以后，各座陵寝废弃了祭祀，即使有忠臣义士，也只能向北遥望、慨叹追想罢了。如今岳飞进军讨伐敌人，终于能够修整治理各座陵寝，也足以稍稍伸张臣子的情怀了。《纲目》详细记载这件事，大概是表示赞许。正如《晋书》记载桓温击败姚襄、进入洛阳后，修整拜谒各座陵寝，意义相同。任命杨沂中为淮北宣抚副使。刘锜担任判官。岳飞奉诏回师，返回鄂州，河南的州郡又陷入金人之手。两河豪杰李通等人率领部众归附岳飞，因此金人的动静以及山川险要，岳飞都能得到真实情况。中原地区从磁州、相州、泽州、潞州、晋州、绛州、汾州到隰州，全都约定日期起兵，与官军会合。他们所举的旗帜以“岳”为标志，父老百姓争相拉车、牵牛、装载干粮来供给义军；头顶盆器、焚香迎候的人挤满道路。自燕地以南，金人的号令无法施行。乌珠想征调军队来抵抗岳飞，但河北没有一个人响应，于是叹息说：“自从我向北方进兵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挫。”金将乌陵阿思谋一向勇猛而强悍狡猾，也不能控制部下，只能告诫他们说：“不要轻举妄动，等岳家军到来就投降。”金将王镇、崔庆、李觊、崔虎、华旺等人都率领所属部众投降。龙虎大王的部将噶克察也秘密接受岳飞的旗榜，从金国前来投降。韩常也想率领五万人归附，岳飞非常高兴，对部下说：“直接打到黄龙府，和诸位痛饮罢了。”正准备指日渡河，秦桧却想划定淮河以北的地方与金人议和，暗中示意宰臣请求回师。岳飞上奏说：“金人的锐气已经沮丧，丢弃全部辎重，快速渡河逃走。而我国豪杰受到感召，士卒效命，时机不会再来，机会不能轻易丧失。” 秦桧知道岳飞的进取意志锐不可当，于是先请求张俊、杨沂中等人回师，然后上奏说：“岳飞的孤军不能长久留在外面，请接连下诏召他回来。”岳飞一天之内接到十二道金字牌，于是愤懑哭泣，向东面再拜说：“十年的力量，在一天之内毁掉了。”于是从郾城率军返回。百姓拦住马匹痛哭，诉说：“我们迎接官军的事，金人全都知道了；相公一走，我们这些人就没有活路了。”岳飞也悲伤哭泣，拿出诏书给他们看，说：“我不能擅自留下。”哭声震动原野。岳飞留下五天，等待百姓迁徙跟随南下，来往的人多得像集市。他赶快上奏，请将汉水以北六郡开垦田地来安置百姓。当初乌珠在朱仙镇失败，想要放弃汴京离去。有个书生叩击马匹说：“太子不要逃走，岳少保也将退兵。”乌珠说：“岳少保用五百骑兵击败我十万大军，京城日夜盼望他到来，凭什么说可以守住？”书生说：“自古以来，没有权臣在朝廷内部而大将能够在外面建立功业的；岳少保尚且不能免祸，何况想要成功呢？”乌珠醒悟，于是留下不走。等到岳飞回师，乌珠派兵追赶却没有追上，而河南新近收复的府州又都成为金人的所有。岳飞到达鄂州，极力请求解除兵权，没有获准。不久入朝觐见，皇帝问起这件事，岳飞只是拜谢而已。发明：唉！宋朝的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实在已经不可挽救了。当时各路将领进军取胜，所到之处都有功绩，金军败亡，心丧胆落，而中原百姓用箪盛饭、用壶装浆来迎接王师，确实是顺应天意、顺从人心，正是不可错失的时机。如果能够给他们几年的时间，没有人从中阻挠，正如《易经》所说：“高宗讨伐鬼方，三年才攻克。”那么不但旧日疆土可以收复，幽燕也可以收复；不但仇恨耻辱可以洗雪，连沙漠地区也可以肃清。可惜功业刚刚粗具规模，就受到压制，奸邪又重新兴起，使忠臣义士徒然发出《黍离》般的叹息，始终不能渡过黄河与敌人决一胜负，实在令人悲哀。因此岳飞刚一回师，河南就随即陷落。这说明宋人只知道有江南，却不知道有江北。唉！这本来就是上天用来限制南北的安排。即便如此，回师的计策全是秦桧所做；他欺骗君主、误害国家，罪行多得拔尽头发也数不清，实在是万世的罪人。有人认为，岳飞虽然奉诏后违抗诏令继续前进，倘若能够收复旧有土地，以功劳抵罪，不也可以吗？回答说：“按照礼制，君主召唤臣下，臣下不等车马备好就应当前往。违抗诏命继续前进，就是有专擅、跋扈和不臣之心。何况十二道金字牌在一天内接连到达，即使功劳盖过天下，罪责也难以赎除。君子难道肯承当违抗首要诏令的名声吗？”

译《纲目》根据事实而详细记载在史册上，那么它惋惜这件事的意思就可以看出来了。广义：武穆曾说：“把是非曲直作为判断老弱，把是否逆顺作为判断强弱。”乌珠背弃盟约，这说明错误和违逆在金人一方，而正当与顺理在宋朝一方。宋朝常常取得胜利，这说明强壮在宋朝一方，而衰老、软弱在金人一方。所以自从顺昌之战取胜以来，没有哪位将领不胜，没有哪块土地不被收复，武穆的话已经得到验证。有人说：既然如此，那么武穆奉诏回师，怎么样呢？回答说：这是不能处理权变。有人说：像武穆这样的人，正是用来守住常经的。守住常经，正是为了实行权变，怎么能说不能实行权变呢？回答说：不是这样。权变是常经所由产生的；权变之中本来就有一定而不可改变的道理，这才成为常经。不能说只要能够守住常经，就可以立即把它当作权变；只有常经而没有权变，就会陷入子莫的中庸之误。所以说，权变而能够合乎中道，这才是礼。《尚书·吕刑》说：“只是在齐与不齐之间求得适宜，其中有条理，也有要领。”说的就是这个吗？像武穆奉诏回师，便是不能运用权变。权变既然丧失了，哪里还有什么守常经可说呢？从前舜没有禀告父母就娶妻，嫂子落水时伸手援救她，孟子都认可这是权变。如果只按守常经来说，舜娶妻必须禀告父母，嫂子落水不应伸手援救才对。然而舜娶妻如果一定禀告，必然就娶不成；嫂子落水如果不伸手援救，必然会导致她死亡。这能说是守常经吗？由此才知道，舜娶妻不禀告，并不是不孝；嫂子落水一定伸手援救，也不是要侵犯嫂子，而正是为了实行权变。权变不失正道，不就是常经吗？假使舜一定要禀告父母后才娶妻，那种做法就像尾生、孝己的行为；嫂子落水却不伸手援救，便是禽兽般的心肠，这些都不能称为权变。汉宣帝时，甘延寿、陈汤奉命出使西域，假传诏令，在康居诛杀郅支单于。后来宣帝因刘向的劝说，没有治罪于二人，反而封他们为侯。况且宣帝是什么样的君主？绝不是像高宗那样庸昧。武穆是什么样的将领？绝不是甘延寿、陈汤那样谋略不足。何况金人是宋朝的大仇敌，绝不是郅支单于可以相比的。当时就应当驻军郾城，派骑兵飞驰上奏说：“臣凭借击退敌人的功劳，成功就在早晚之间；诏书下达晓谕臣下，臣不敢奉行。请容臣把敌人全部擒获，献于太庙，以报不共戴天的仇恨；臣愿意承担假传诏令的罪名，即使身体投入鼎镬，也甘心无悔。”这样一来，盖世功业就由武穆取得了，哪里会到了父子同死在奸贼手中的地步呢？有人说：史书称武穆喜好《春秋》，为什么反而招来如此惨重的祸患呢？回答说：经文讲的是运用权变，《左传》记载的是具体事例；武穆所喜好的，特指《左传》而已。那部圣人经典如同化育万物的自然造化，武穆恐怕还没有理解到这一层。八月，贬降秘阁修撰张九成等人的官职。【九成等人都说议和不是办法，秦桧憎恨他们，于是贬九成为邵州知州，喻樗为怀宁知县，陈纲中为安远知县，凌景夏为辰州知州，樊光远为阆州学教授，毛叔度为嘉州司户参军。九成跟随杨时学习，绍兴初年考中进士，在回答防务策问时直言不讳。后来任刑部侍郎，正值讨论与金人议和，九成对赵鼎说：“金人其实厌倦战争，只是虚张声势来震撼中国罢了。”于是陈述十件事，说：“如果他们确实能依从我们的意见，就可以同他们议和，使权力掌握在朝廷手中。”赵鼎罢相后，秦桧诱导他说：“姑且成全我秦桧这件事。”九成说：“我哪里是故意提出异议，只是不能苟且求安罢了。”秦桧说：“立身朝廷，必须从容周旋、委曲应对。”九成说：“从来没有委屈自己却能使别人正直的道理。”皇帝问他议和之事，九成回答说：“敌人的情况多有欺诈，不可不察。”秦桧因此更加憎恨他】发明【小人妨害贤才、祸害国家，实在太严重了！他们憎恨善良之人就像对待仇敌，触犯刑法禁令却像饮食一样自然。他们把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当作贤能，把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当作奸佞。九成等人因为指出议和的错误，触犯了秦桧的意旨，便被贬斥到外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唉，这正是盛极而衰、城池重新陷入废墟的时候啊。既然如此，那么小人造成的祸害哪里说得尽呢？因为贬谪并非出于他们的罪过，所以只记载“贬”，而不免去他们原有的官职。杨沂中的军队在宿州溃败，逃回泗州。金人屠杀了宿州百姓。【杨沂中的军队到达宿州后，金人派间谍来报告说，敌军骑兵数百人驻扎在柳子镇。杨沂中亲自率领五百名骑兵连夜袭击，却没有遇到敌人，只得返回。金人在归途中以精兵设伏，杨沂中的军队溃败，于是从寿春逃回泗州。金人屠杀了宿州百姓】九月，派使者传诏韩世忠停止进兵，返回驻地。【当时各位大将都已经返回驻地。】金人杀了他们的左丞相古绅和右丞相萧庆。发明【考察古绅、萧庆被杀的缘故，分注都没有记载，必定是无缘无故杀死他们的。无缘无故杀害大臣，能够说是善于治理国家吗？所以记作“金杀”，而不免去他们的官职，是为了显示金人刑政失当。】○冬十月，金人萨里罕攻陷庆阳，河东经略使王忠植为此战死。【王忠植原本是河东步佛山的忠义人，因为收复石州、代州等十一州有功，被授任河东路经略安抚使。萨里罕侵犯庆阳时，知府朱万年拒城防守。胡世将传檄王忠植，命他率所属部队救援庆阳。王忠植行军到延安时，叛将赵惟清把他抓住，押送到萨里罕那里。萨里罕派甲士把他带到庆阳城下，劝他投降。王忠植大声呼喊说：“我是太行忠义之人，被金人俘获，来这里招降，希望将士们不要辜负朝廷，坚守城池。”萨里罕愤怒地责问他，王忠植敞开衣襟说：“应当赶快杀了我。”于是〔萨里罕〕杀害朱万年，使庆阳城投降。后来追赠王忠植为奉国军节度使，谥号义节。发明【王忠植去救庆阳，却被叛将赵惟清擒获。看他对城中大声说的那番话：“如果不是明白舍生取义的道理，怎么能这样做呢？”所以，在道义所在之处，生命就有可以舍弃的；为了避免祸患，也有绝不能做的事。这是因为他一定具有秉持常理的良知，所以能够舍生取义；否则怎么能做到这样呢？特意记作“死之”，是为了说明他成全了义。】临安发生火灾。发明【这时宋朝已经定都临安，但这里不称“京师”，是因为宋朝放弃汴京而不能守，不承认临安是它的都城。大概天火称为“灾”，人为的火灾称为“火”。秦桧专权放纵，构陷残害忠良。临安这场火，怎么知道不是秦桧所为呢？否则，为什么直书“其火”呢？】○十一月，金人封孔子的后代璠为衍圣公。【当时金主兴修礼乐，在上京建立孔子庙，寻访孔子的后代，找到第四十九代孙、承奉郎璠，于是封他为衍圣公。】

译发明【金人从边远地区突然兴起，进入中原，士兵和战马精锐强悍，所向无敌。既然是上天要使它兴盛，谁能够使它灭亡呢？这是本来如此的。如今它又修明礼乐，崇尚圣人之教，怎么能不赶快给予肯定呢？这就是本书书法的用意。虽然如此，中原不能振作，却使敌人能够从容地讲求礼乐文物，金国的国运从此昌盛起来。宋朝又该怎么办呢？唉，这大概就是君子感伤时局的意思吧。】十二月，金人开始在中原设置屯田军。【金人夺取河南以后，仍然担心中原士民怀有二心，于是开始创置屯田军。凡是女真籍、契丹籍的人，都从本部迁居中州，与百姓混杂居住并共同防守。金人统计他们的户口，授给官田，让他们自行播种；春秋两季按数供给衣物。遇到出兵时，才发给钱粮。凡是设置屯田的地方，从燕山以南直到淮水、陇山以北都有，全部在村落之间修筑堡垒。】发明【在中原设置屯田，就使军队和百姓杂处，既耕种又守卫；百姓没有怀疑叛离的念头，士兵也有获得军饷的来源，于是中原逐渐再也无法收复了。特意记作“始”，是为了肯定金人，同时惋惜宋朝。】【辛酉】十一年【金皇统元年】春正月，金人乌珠攻陷寿春，进入庐州。诏令张俊等率兵救援。二月，王德收复和州。【乌珠失败后，留驻京亳一带，往来于许州、郑州之间，征调两河军队和旧部，共十多万人，谋划再次进攻。听说秦桧召回各路军队后，便攻陷寿春，随即渡过淮河进入庐州。诏令张俊、杨沂中率兵前往淮西，岳飞进兵江州。不久又诏令韩世忠带兵前去援助。当时乌珠从合肥趋向历阳，游骑到达长江边。张俊主张分兵守卫南岸，王德说：“淮河是长江的屏障，放弃淮河不守，就是唇亡齿寒。敌人从数千里之外远道而来，粮饷运输的道路一定不能持久。趁他们还没有渡过淮河，赶快攻击可以挫败他们的锐气。如果拖延时间让他们稍稍安定下来，那么淮河就不再属于我们了。”王德坚持请求出兵，立即渡过采石，张俊督军随后跟进，军队驻宿在江中。王德说：“明天早晨应当防守历阳。”后来却连夜防守和州，早晨迎接张俊入城。乌珠退守昭关。不久金人又争夺和州，张俊将其击败。随后王德又在含山县以东击败韩常，又在昭关击败乌珠，收复含山和昭关。】金人攻陷商州，邵隆将其收复。○杨沂中、刘锜在柘皋击败金人乌珠，于是收复庐州。【刘锜从太平渡过长江，与张俊、杨沂中会合时，庐州已经陷落。刘锜于是与关师古凭据东关的险要地形，阻挡敌军。出兵清溪，两战都获胜。乌珠认为柘皋地势平坦，有利于使用骑兵，于是驻扎军队。刘锜进兵，和乌珠隔着石梁河列阵。石梁河通向巢湖，宽二丈。刘锜命人拖来柴薪架桥，不一会儿桥就搭成了。他派几队甲士过桥，横放长枪坐在那里；又派人去接应张俊、杨沂中的军队。第二天，杨沂中以及王德、田师中、张子盖的各路军队都到了，只有张俊迟到。刘锜和各位将领把军队分成三路，一同渡河进攻。关师古想等张俊到来，王德说：“战事贵在抓住时机，还要等什么？”随即与刘锜上马，先去迎战敌人。杨沂中随后跟进。乌珠以十多万铁骑分成两翼，夹道列阵。王德说：“敌人的右阵坚固，我们应当先攻击它。”于是指挥军队渡河，首先冲击敌军锋线。一个披甲骑马的人跃马而出，王德拉弓一箭将他射死。王德乘胜大声呼喊，驱马冲击，诸军击鼓呐喊跟随他。金人让拐子马从两翼进攻，王德率众与之交战。杨沂中说：“敌人倚仗弓箭，我们有办法制服他们。” 于是派一万人手持长斧，像一道墙一样推进，敌人随即大败。王德与刘锜等追击敌人，又在东山击败他们。敌人望见宋军，惊呼道：“这是顺昌的旗帜！”随即逃到紫金山据守。这一战宋军损失将士三百人，金人死亡以万计。后来乌珠又亲自率兵在店步迎战，杨沂中等再次将他击败。宋军乘胜追击败军，于是收复庐州。发明【小人误国，到这里更加明显了。正当各位将领进取有功、所向皆能取胜的时候，那些极力主张议和的人却召回他们，让他们班师。如果盟誓真的能够订立，那么南北双方就会停止战争，彼此不再侵犯。如今宋朝倚仗议和而停止用兵，金人却借着议和整顿军备。自从各位将领返回驻地以后，金人屠杀宿州、攻陷庆阳、攻陷寿春、进入庐州、攻陷商州，攻城略地，没有一刻停止。唉！即使不能收复中原，难道就不能守住淮甸吗？如今却接连陷落，使江南震动惊恐。那么，“和”这一个字，果真可以欺骗天下人吗？《纲目》一书再三记载此事，正是为了深切责备当时的人，给后世留下警戒。】金人规定，官至三品而退休者，发给一半俸禄。○金人追封昏德公为天水郡王，封重昏侯为天水郡公。【又封耶律延禧为豫王。】金主亲自祭祀孔子。发明【《春秋》的书法是：中原而夷狄，就把他看作夷狄；夷狄而采用中原礼义，就把他看作中原。金人给退休官员一半俸禄，是优待群臣之道；隆重地亲自祭祀孔子，是尊崇先圣之道。即使是中原的贤明君主，又有什么能够超过这些呢？《纲目》特意把这些记在史册上，难道不是因为把金主视为一代贤君吗？】○三月，张俊、杨沂中、刘锜奉诏班师。金人攻陷濠州，张俊派杨沂中救援，结果战败。【张俊、杨沂中、刘锜奉诏班师，刚走了几里路，间谍报告说金人正在猛烈进攻濠州，张俊于是又召集杨沂中、刘锜说：“在黄连埠会合，一同前去救援。”距离濠州还有六十里时，濠州南城已经陷落。张俊召集各位将领商议，杨沂中想要交战，刘锜说：“本来是来救濠州的，如今濠州已经失守，进军没有依托，不如退兵据守险要之地，慢慢再作打算。”各位将领都说：“好。”三支军队鼎足而立，分别扎营。有人说敌军已经离去，刘锜对张俊说：“敌人得到城池就立即撤退，一定有阴谋，应当严密戒备。”张俊不听，而且想要独自把功劳归于自己，命令刘锜不要前往，却让杨沂中和王德率领神勇步骑兵六万人，直奔濠州。军阵还没有列好，城中便升起烟火，金人埋伏的一万多名骑兵分成两翼冲出。杨沂中回头问王德：“怎么办？”王德说：“我是小将，哪里敢议论军务？”杨沂中于是用旗帜指挥军队说：“哪一天诸军以为号令，就在今天！”军队随即向南溃逃，完全失去纪律。金人追击，宋军死亡很多。韩世忠率军到达城下，也战斗不利而退。杨沂中于是进入滁州，张俊的军队进入宣化，刘锜的军队在藕塘正准备吃饭。张俊匆忙赶来，说：“敌兵已经接近，怎么办？”

译刘锜说：“杨宣抚的军队在哪里？”张俊说：“已经战败回来了。”刘锜对张俊说不要害怕，请求用步兵抵御敌人，说：“请宣抚试着看一看。”刘锜部下都说：“两位大帅的军队都已经渡过来了，我们为什么要独自作战？”刘锜说：“顺昌只是一座孤城，旁边没有百姓援助，我率领不到两万士兵，尚且能够取胜，何况如今我们占有地利，又有精锐士兵呢？”于是设置三重伏兵等待。不久张俊到来说：“间谍的话是假的，只是戚方负责殿后的军队罢了。”于是各军都返回驻地。张俊回到建康，刘锜回到太平，杨沂中回到临安。广义【有人问：自岳武穆以后，各位将领奉诏班师，这样做怎么样？回答说：可以。又问：根据什么知道可以呢？回答说：各位将领与岳武穆所处的情势不同。又问：不同在哪里？回答说：岳武穆取得成功的把握已有十分之八九，所争的只是一二分罢了。各位将领出兵时，金人的士气重新振作起来，如果违抗诏令不回师，怎么能确定一定会成功呢？违抗诏令是不可以的。岳武穆当时，金人的士气几乎已经完全衰败，若违抗诏令不回师，可以肯定功业很快就能建立。违抗诏令就是可以的。通晓时势、灵活权变，怎么能拘泥于一种说法呢？】岳飞率兵救援濠州，没有赶上，于是驻军舒州。【岳飞准备救援濠州，上奏说金人倾全国之力南下，内部一定空虚。如果长驱直入京洛，捣击其空虚之处，金人一定会疲于奔命，我们可以坐等其疲惫。皇帝没有采纳。岳飞当时正苦于寒嗽，仍然勉强支撑病体前行。他又担心皇帝急于击退敌人，于是上奏说：“我如果攻击敌军空虚之处，形势必然有利。如果因为敌军就在附近，来不及作长远谋划，希望允许我亲自到蕲州、黄州商议进攻和退兵之事。”皇帝于是诏令岳飞与军队会合于蕲州、黄州。岳飞到达濠州时，城已经陷落，于是退兵驻扎舒州，等待命令。发明【凡是记载“救”，都是肯定其行为。当时岳飞已经班师，听说濠州被围，便率兵前往救援；即使城已被敌人攻陷，未能成功，但他忠于君主的心意，难道不是真诚的吗？救援远方的濠州，责任却在近处不能救援的人身上，当时张浚等人不能推卸责任。退回驻扎舒州，是不得已的意思。】金人乌珠渡过淮河向北撤去。○夏四月，免去孙近的职务。○任命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秦桧极力主张议和，担心各位将领难以控制，想把他们的兵权全部收回。给事中范同向秦桧献计，请任命韩世忠、张俊、岳飞为枢密院官员，这样兵权自然就会解除。秦桧很高兴，于是秘密上奏柘皋之战的胜利，召三位将领到行在论功行赏。于是韩世忠、张俊都入朝，岳飞独自最后到达。秦桧采用王次翁的计策，等了他七天。岳飞到达后，便任命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并传令押送三人到枢密院办事。加授杨沂中开府仪同三司，赐名存中；授王德为清远军节度使；又晋升范同为翰林学士。撤销三宣抚司。五月，诏令张俊、岳飞前往楚州检阅军队。【张俊知道秦桧想停止用兵，首先请求把自己的部队隶属于御前，并且极力赞成议和。秦桧非常高兴，于是撤销三宣抚司，把它们的军队隶属于御前，遇到出兵时临时请示诏令。又在湖北、淮东、淮西设置三个总领所，统管各军的钱粮。当时正值更改军制的开始，将士大多感到不安，于是命令张浚、岳飞前往淮东安抚韩世忠的军队。起初，岳飞在各军中年纪较轻，以列校身份被提拔起来，多次建立显赫战功。张俊不能心服，岳飞却委屈自己，处处谦让他。淮西战役时，张俊以粮饷不足恐吓岳飞，岳飞没有因此停止进军。皇帝赐札褒奖，说：“转运粮饷的困难，也不能阻止你，你不再顾虑。”张俊怀疑岳飞泄露了这句话，回朝后反而散布岳飞逗留不进、以粮饷不足为借口的言论。到这时，张俊知道韩世忠违逆秦桧，想同岳飞瓜分韩世忠的背嵬军，岳飞坚持义理，不肯背叛韩世忠，张俊非常不高兴。到了楚州，张俊想修筑城池作为防备，岳飞说：“应当齐心协力谋求收复失地，怎么可以作退守的打算？”张俊脸色变了。韩世忠军中的官吏景著对总领胡昉说：“枢密如果分割韩世忠的军队，恐怕会引发事端。”胡昉把这话告诉秦桧，秦桧派人逮捕景著交给大理寺，准备以煽动、诬陷韩世忠的罪名处置他。岳飞赶快写信把秦桧的意图告诉韩世忠，韩世忠于是面见皇帝，说明实情。张俊因此非常怨恨岳飞。岳飞于是秘密把报告韩世忠之事告诉秦桧，秦桧大怒。张俊、岳飞回来后，岳飞便不再出任统兵将领，他的属官大多请求任宫观职而离去。张俊常常独自出外巡视军队。广义【张俊是一个对小人模棱两可、随波应付的人，怎么能够处理大事、决定大义呢？他这样乘机追逐私利，内心难道不会惭愧吗？】六月，晋升秦桧为尚书左仆射。○秋七月，任命范同为参知政事。○免去淮北宣抚判官刘锜的职务。【刘锜自从取得顺昌之战的胜利后，受到贵、张俊、杨存中的嫉妒。到这时，二人向朝廷进言说：“淮西战役中，岳飞没有前来援助，刘锜作战不力。”秦桧相信了他们，于是解除刘锜的兵权，命刘锜前往荆南府。】广义【各位将领彼此不和，这是敌国得利、奸人得逞的结果。从此以后，南宋的气脉就显得衰败冷落了。】八月，在临安建立祚德庙。【祭祀晋代的程婴、公孙杵臼、韩厥。】免去温州知州王居正的职务。【王居正在朝廷任职时，多次与秦桧意见不合，而且极力辨明王安石父子的学术和品行是错误的。他由兵部侍郎出任温州知州，知道自己不被秦桧容纳，便以眼疾请求任宫观职，闭门不谈时事，客人来时只谈论经史罢了。秦桧仍然忌恨他，暗示御史中丞何铸弹劾王居正，说他是赵鼎提拔引荐的人，欺骗世人、盗取名声，于是夺去他的官职，令他奉祀。王居正的学问以六经为根本。杨时、器之拿自己所著的《三经义解》给王居正看，说：“我只是举出端绪，你来完成我的志向。”王居正受到感动和激励，前后十年，撰成《诗书》《周礼辨学》三十九卷，与杨时的著作一同进呈。这两部书流行天下，此后便再没有人谈论王氏之学。发明【在无道的时代，政事措施无不乖谬错乱；但如果事情过去而不记载，就无法看出祸乱离析的原因，姑且从这一年所发生的事来看。记载韩世忠等人进入枢密府，就可以看出秦桧等设法收取兵权；记载罢免三宣抚司，就可以看出他们自行摧毁抗战功业；记载升任秦桧为尚书左仆射，就可以看出他们尊崇任用专权的奸臣；记载范同任参知政事，就可以看出他们宠信叛逆党徒；记载罢免刘锜，就可以看出他们信任小人而贬斥君子；记载罢免王居正，就可以看出他们疏远正直之士而亲近奸邪谄谀之人。一年之中，几乎没有一件善政可供记载，那么政事的荒谬妄乱也就可以想见了。所以，凡是由易治转为混乱、由安定转为危险，难道是一朝一夕积累形成的吗？宋高宗锐意求和，委任政事于秦桧，竟然忘记与敌人不共戴天的仇恨，苟且偷安、忍辱求存，祸患发展到宋朝灭亡还没有停止。《纲目》特别反复记载这些事，大概也是不得不如此，大概也是不能不如此吧】

译广义【自古以来，邪不能伤害正，但只能暂时伤害正，不能长久伤害正。譬如阴云和毒雾，怎么能够永远遮蔽太阳呢？从前，龟山的正道之书没有流传出来，王氏的邪说便盛行；两位先生的著作一经问世，王氏邪说便受到遏制。两位先生对于圣门的功劳实在太大了】罢免岳飞，任奉朝请。【岳飞把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责任，不肯背弃抗战而附和议和。他曾读到秦桧奏章中“德行没有固定的老师，以人为善者作为老师”的话，愤怒地说：“君臣之间的大义根源于人的天性，身为大臣，难道忍心当面欺骗君主吗？”兀术给秦桧写信说：“你早晚都请求议和，岳飞正在谋划收复河北，必须杀掉岳飞才可以议和。”秦桧也认为岳飞不死，最终会阻碍和议，自己必将遭祸，因此极力设计杀害岳飞。于是他暗示御史中丞何铸、侍御史罗汝楫、谏议大夫万俟卨等人接连上章弹劾岳飞，说他奉诏援助淮西，却暂时到达舒州、蕲州后不再前进。等到岳飞与张俊在淮河一带按兵不动，打算放弃山阳而不守，朝廷便罢免岳飞，改任他为万寿观使、奉朝请。】发明【孟子说：无罪而杀害士人，大夫就可以离去；无罪而杀戮百姓，士人就可以迁徙。张良辅佐汉高祖，灭亡楚国后便辟谷隐居归山；范蠡辅佐越王，平定吴国后便远遁五湖。至于张翰因思念鲈鱼而辞官，疏广、疏受请求告老，也无不是察觉形势而采取行动。大概地位达到顶点的人势力就危险，功劳很高的人反而得不到奖赏。岳飞处在危险可疑的形势中，建立了无人可以奖赏的功劳。张俊在前面嫉妒他，秦桧在后面嫉妒他，金人在外部嫉妒他，群小在内部嫉妒他。如果能够明察形势、果断决断，就应当弃簪退隐、解印归乡，以俭约自守、躲避祸患，便可以摆脱小人的厄运。岳飞不能用这个办法为自己谋划，反而陷入深坑，从此被罢官，从此被下狱，从此受屈辱，从此遭刑罚，父子一家，几乎没有一个活口。他的祸患难道不惨吗！一个念头不谨慎，便给后世留下忧患。岳公也只是对进退的时机昏昧不明罢了。《纲目》记载这件事，开始是为了定秦桧的罪，最终也是为了替岳飞惋惜。】九月，吴璘等收复陕西各州，诏令他们班师回到驻地。【吴璘进军攻下秦州，听说金国统军和珍与希卜苏合兵五万人驻扎在刘家园，便请求胡世将出兵攻击他们。胡世将问应当从哪里发起攻击，吴璘说：“有一种新创的叠阵法，每次作战让长枪兵在最前面，坐着不能起身；其次是最强的弓兵，再其次是强弩兵，跪着等待；最后是神臂弓兵。约定敌人交战到百步以内，先由神臂弓发射，到了七十步，强弓一齐发射。后面的阵列也照此办理。全阵以拒马为界，用铁钩相连。等前列士兵受伤，就轮番替换；替换时以鼓声为节拍。骑兵在两翼，遮蔽阵列前方；阵列布成后骑兵退下，这叫作叠阵。”胡世将认为很好。各将私下议论说：“我们的军队难道要在这里全军覆没吗？”吴璘说：“这是古代编束队伍的法令，军法中本来就有，只是诸位不知道罢了。取法于古代车战的意旨，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战士心意安定，就能拉满弓；敌人虽然锐利，也不能抵挡。”于是进军驻扎在剡家湾。当时和珍、希卜苏凭险固守，前面临着险峻山岭，后面控制着腊家城，以为吴璘一定不敢轻易进攻。前一天，吴璘召集各将询问攻打的方法，姚仲说：“在山上作战就能取胜。”吴璘认为他说得对，于是请求交战，敌军都嘲笑他们。半夜，吴璘派姚仲、王彦衔枚渡河，登上险峻山岭，约定两人登上山岭后再发火号。】两人到达山岭时，四周寂静无人声，军队已经全部列阵，万支火炬一齐点燃。敌人惊骇地说：“我们的事情失败了！”希卜苏善于谋划，和珍善于作战，两人的意见不同。吴璘先用军队挑衅，和珍果然出兵激战。吴璘按照叠阵法轮番作战，身穿轻裘，骑马驻立，急促地挥军指挥，士卒拼死战斗。金军大败，投降的有一万人。和珍逃走退守腊家城，吴璘包围并攻打它，城池将要被攻破。朝廷正主张和议，便通过驿站文书下诏命令班师。当时吴璘攻下秦州，声势正盛，陕西、河东的首领争相前来归附；杨政防守陇州，并攻破岐山以南各屯；郭浩收复华州，已经进入陕州。诏书到达后，吴璘立即从腊家城带兵退回河池，郭浩退回延安，杨政退回巩州，胡世将只能为此叹息罢了。莫将从金国返回。【兀术想要议和，莫将长期留在金国，于是放他回去。由于这个缘故，秦桧便上奏派刘光远为通问使。】冬十月，诏令任命魏良臣为金国禀议使。【兀术派刘光远回来，请求宋朝派遣有官职和声望的人担任使者，秦桧于是上奏派遣魏良臣。】秦桧伪造诏书，把岳飞交付大理寺监狱审理。【秦桧一定要杀岳飞，于是与张俊谋划，暗中诱使岳飞部下中能够告发岳飞事情的人，答应给他们优厚的待遇和重赏，最终却没有人响应。张俊听说岳飞曾想斩杀统制王贵，又曾杖责过他，于是诱使王贵告发岳飞。王贵不肯，说：“身为大将，难道能免于用赏罚任用人吗？如果因为这个而结怨，将来就承受不完这种怨恨。”张俊于是用私事威胁他，王贵害怕而听从了。秦桧又听说统制王俊善于告发他人，号称‘雕儿’，因奸诈贪婪屡次被张宪压制，便派人去劝说他，王俊答应了。于是秦桧谋划说，张宪、王贵、王俊都是岳飞的部将，让他们的同党互相揭发牵连，目标直指岳飞父子，希望皇帝不产生怀疑。王俊当时在镇江，便自己写成状文交给王俊，妄称副都统制张宪谋划占据襄阳，归还岳飞的兵权，命令王俊告发王贵，让王贵拘捕张宪，押送到镇江行枢密院。张宪还没有到，王俊预先设置狱具等待他。属吏王应求告诉王俊，枢密院没有审讯推勘的法令，王俊不听，亲自进行审讯拷问，使张宪自己诬认，说是得到岳飞之子岳云的亲笔信，命令张宪谋划收回军队。张宪被拷打得体无完肤，始终不肯承认。王俊亲手写成供状，报告秦桧。张宪被戴上刑具押到临安，交付大理寺监狱。秦桧上奏召岳飞父子来证明张宪的罪行，皇帝说：“刑罚是用来制止作乱的，不要妄自追究证人，以致动摇人心。”】

译秦桧伪造诏书召岳飞父子，使者到岳飞府第，岳飞笑着说：“皇天后土，可以证明我的这片心。”于是与岳云一起接受审讯入狱。秦桧命御史中丞何铸、大理卿周三畏审讯他们。何铸把岳飞带到庭上，责问他谋反的罪状，岳飞撕开衣裳把后背给何铸看，上面有旧日刺的“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深深刺入皮肤。后来查验核实，全部没有证据。何铸察知岳飞冤枉，便告诉秦桧。秦桧说：“这是皇上的意思。”何铸说：“我难道只是为了岳飞这个人吗？强敌还没有消灭，却无缘无故杀害一名大将，失去士卒之心，这不是国家长久的计策。”秦桧无言以对，于是改命谏议大夫万俟卨审理。万俟卨与岳飞有怨，于是诬称岳飞命令于鹏、孙革给张宪、王贵写信，叫他们虚假申报军情来惊动朝廷。岳云给张宪写信，命令他设法让岳飞返回军队，并且说那封信已经烧掉。岳飞被拘押了两个月，没有可以证明罪行的证据。有人教万俟卨把御史台章奏所指责的岳飞在淮西逗留一事作为罪名，万俟卨很高兴，便告诉秦桧。查抄岳飞家产时，发现皇帝所赐诏札以及往来道路的日期都可以查考，于是把皇帝的诏札收缴送入官府收藏，以销毁证据。万俟卨又让于鹏、孙革等人证明岳飞接到诏令后逗留，命评事元龟年把行军日期杂乱编定，来构成这桩案件。大理卿薛仁辅、寺丞李若朴、何彦猷都说岳飞无罪。判宗正寺士𫖮请求以全家百口担保岳飞没有其他罪行，并且说：“中原还没有平定，祸害却牵连到忠义之士，难道是忘记二圣，不想再收复中原了吗？”这些意见都没有被听取。韩世忠心中不平，到秦桧那里追问事实真相。秦桧说：“岳飞的儿子岳云给张宪写了信，虽然没有明说是什么事情，但大概是有吧。”韩世忠说：“‘大概有吧’这三个字，怎么能够使天下人信服呢？” 发明【所谓伪造诏书，是擅自专断、目无君主的说法。杨氏说：小人设置险境中的险境，来陷害君子。《坎卦》初六爻所说的阴柔小人，设置险境来陷害君子，这还不算，又设置险境中的险境。坎，是险；窞，是险中的险。大概君子与小人，势不两立。金人所忌惮的，只有岳飞；秦桧所忌惮的，也只有岳飞。他认为如果不尽早除掉岳飞，最终就会阻碍和议，所以一定要加害岳飞。诬陷岳飞谋反，本来已经是险境；伪造诏书把他下狱，难道不是险境中的险境吗？秦桧主谋，张俊、万俟卨又跟着把这件事做成。他们妄自拘捕张宪，株连岳飞，使他遭受非法刑罚，用罗织罪名的办法定罪。唉！秦桧和岳飞有什么仇？岳飞又亏负秦桧什么呢？这实在是天地间的大变故，是人心所不能容忍的事情。秦桧的罪行，又怎么能够加以粉饰呢？所以记载‘伪造诏书’，是为了彰明他目无君主的罪行；记载‘把岳飞交付大理寺监狱’，是为了说明以诬陷牵连岳飞的错误。仅从《纲目》所记载的这些事来验证当时的政治，就可以知道宋朝事业的兴衰了。】广义【少保岳飞当时如果伪造诏书进兵而获罪，难道不比奸贼秦桧伪造诏书杀害自己更好吗？】罢免韩世忠。【韩世忠深深认为和议不对，魏良臣出使金国时，韩世忠劝谏说：“中原的士人和百姓，正身处战争之中，豪杰没有不伸长脖子等待吊民伐罪的军队。假如从此与金国议和，日子一久，人心日渐消弱，国势日渐委靡，还有谁来振兴它呢？”北方来的使者请求与他当面商议，他又抗疏进言，指出秦桧误国的罪行。秦桧暗示言官弹劾他，皇帝没有听从。韩世忠接连上疏请求罢职，于是被罢为醴泉观使，封为福国公。此后韩世忠闭门谢客，绝口不谈军事，时常骑驴带酒，只带一两个童仆，放意游览西湖来自娱，淡泊得像从未拥有过权位一样，平日将领和僚佐很少能够见到他的面。广义【韩世忠的见识，遇到岳武穆所说的“乌鸦看见弓便高飞，鱼受到鱼钩惊吓便远远逃走”的情形，可见奸贼秦桧的势力实在可怕了。】十一月，范同被罢免。○把李光安置在藤州。【秦桧忌恨李光，暗示御史中丞万俟卨弹劾李光暗中怀有怨望，与孙近结党，便把他安置到藤州。藤州守臣把李光诗中有讽刺意味的诗句献给秦桧，秦桧大怒，命言官再行弹劾，于是又把李光贬到琼州。】和议达成，任命何铸签书枢密院事，奉表向金国称臣。【兀术任命萧毅、邢具瞻为审议使，与魏良臣一同来宋，商议以淮西为边界，要求割让唐州、邓州以及陕西剩余的土地，每年缴纳银、绢各二十五万，并且答应归还梓宫和太后。皇帝全部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命宰执告祭天地、宗庙、社稷，命何铸前往金国奉上誓表，大略说：“臣赵构说，如今划定疆界，以淮河中流为界；西边的唐州、邓州割让归属上国，从邓州向西四十里、向南四十里为界，邓州所属四十里以外以及西南地区全部归光化军管辖。沿边州城既然蒙受恩典建立，准许作为藩方，世世代代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日和正旦都派使者前来称贺，不得断绝；每年进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从壬戌年开始，每年春季派人运送到泗州交纳。如果违背这项盟约，明神将降罚，夺去性命、灭亡氏族，使国家覆亡。臣如今已经进奉誓表，恭望上国早日颁下誓诏，或许使敝国永远有所凭依。”萧毅推辞，皇帝告谕说：“如果今年太后果然回来，自然应当谨守誓约；如今已经是年末，那么誓文就等于虚设。”何铸到达汴京，见到兀术，便按约定礼仪行事。兀术不久派人来回复，又要求割让商州以及和尚原、方山二原。】发明【《春秋》庄公九年记载鲁公与齐国大夫在蔇地结盟，君子讥刺鲁公放下父亲的怨恨和亲人的仇敌。《春秋》成公二年记载鲁公在蜀地会见楚国公子婴齐，君子讥刺他使中原诸侯降低身份、失去位次，竟与夷狄的大夫会见。然而《春秋》最为看重的是父母之仇，最为谨慎的是统属名分的辨别。宋高宗受奸贼秦桧邪谋的迷惑，依仗和盟这种鄙陋的约定，忘掉亲人、放下仇怨，降低尊贵身份而居于单于之下，名义上实在悖逆。汉朝也曾与匈奴单于和亲，不过是赐给他玉帛、把公主嫁给他；唐朝也曾与突厥和亲，不过是送给他岁币、加封他为可汗。五代时石敬瑭借契丹兵力，向契丹称臣进贡；这还不是统一天下的君主，君子尚且讥刺他。宋朝自真宗与耶律氏订立盟约，南方称兄、北方称弟，也只是勉强平起平坐。高宗奉受天命中兴宋朝，是天下共同的君主，论土地比石敬瑭多，论名分比晋氏正，却竟然把金国当作君父，苟且屈从而毫无羞耻。胡铨曾说：“把祖宗的天下变成金人的天下，把祖宗的帝位变成金国藩臣的地位。陛下一跪，那么祖宗宗庙社稷的神灵就因异姓而受辱，祖宗数百年来的百姓就被交给敌国，还要称藩进贡；这些土地和人民本来不是他们所有，却像刘豫、张邦昌之流那样得到它们，他们便志得意满，把天下都作为臣属而心甘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