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梦华琐簿

译卷四《梦华琐簿》（史部有“记载”一类，《三辅黄图》《西京杂记》就是这一类；子部有“小说家”一类，《拾遗记》《世说新语》就是这一类。体例各不相同。自唐宋以来，遥遥千年，历代都有作者。乾隆朝，朝廷命儒臣依据朱检讨锡鬯所撰之书，扩充为《日下旧闻考》。这是一部光辉的著述，征集文献、考订典章，属于宏大的裁断和巨大的典籍，不是絮絮小言所敢比拟的。我编写《长安看花记》，又分为前集、后集，完成后分成三卷，为各位伶人分别立小传。以佛法中的过去、现在、未来为它们命名。黄金台下，按照图画寻找骏马；三生石上，似乎曾经相识。打开书卷之间，仿佛能看见他们三世的形影。不过其中旧日的传闻轶事，往往只是从旁见到、侧面出现；由于我耳目所及有限，书中仍有缺漏。卢龙尉陈五湘舟与我交往已久，每当午窗饮茶闲谈时，我们各自讲述歌楼中的杂事，作为谈话资料。湘舟比我大十多岁，在京师居住了三十多年，他所讲的多是嘉庆年间的事情，正是我没有见过的。起初我结识成都人安十二次香时，他风流倜傥，又多才多艺，各位伶人带着礼物来向他学习书画，挤满了他的门庭。我从永平进入都城后，到孔雀斜街的四川会馆拜访次香，日日夜夜谈论春明门内的故事，就像同湘舟畅谈时一样。而次香的见闻更加广博，其中很多还是他亲身经历、亲自了解的事实。我生性健忘，总是随事拿笔记录。日子久了，册子便厚厚地写满了。从前我欣赏戏曲时设过一本簿子，大书“及时行乐，排日选欢”八个字。自辛壬癸甲以来，我在外面已经八年了，回想起骑马看花般的往事，全都如同梦中。宋人有《东京梦华录》，记载汴梁全盛时期的事情；本朝孙北海少宰也有《春明梦余录》。我私下仰慕并学习这些人，希望暗自与他们相比，于是把这部书命名为《梦华琐簿》。簿中以陈、安二位先生所述为主，同时把宴席宾客之间的刁难和解嘲、残缺的旧纸、僻巷中的琐碎见闻，以及所有与梨园掌故有关的材料，不论粗浅或微末，杂乱地采录进来。各位君子的高论宏议，无不详细记下；我个人见闻浅陋、所见狭窄的内容，也一并略加记录。随手得到材料便编纂，不能排列成整齐的类别，总共得到若干条，分别列在下面。我扛着武器南来，行路迟缓，又多次删改；亲眼所见的说法不同，亲耳所闻的说法不同，辗转传闻的说法又不同。将来有人编修《伶官传》，把这些作为长编和底本，也就可以了。“少年时在歌楼上听雨”，“中年时在客船中听雨”，往昔的尘影旧事，实在令人难以面对。将来有人或许会把它斥为覆酱瓿的东西；或许会把它杂乱地摧毁焚烧；也或许有人一天摩挲三次，珍重爱惜，把它当作记事珠、衣贫珠、珍珠船。听凭他们如何对待罢了，这些并不是我这个人所能知道的。道光壬寅年春三月三日，仰屋生记于长溪戍所租赁的屋舍中。） 嘉庆年间潮州人戴光禄（璐）长期在京师任官，撰有《藤阴杂记》，其中大半取材于《日下旧闻考》；对于都城古迹，考证尤其详细。他说：“乾隆年间的查家楼、月明楼，都是国初的旧迹。”我在道光壬辰年北来，卸下行装后就住在永光寺西街八宝店年伯朱漕帅菽堂先生家中，所见到的只有查楼还存在，就是今天前门外肉市的广和楼；对面有一条小巷通向大街，至今还挂着“查楼口”的牌子，也有人讹传叫作茶楼。（戏园的招牌都写作茶楼。）我起初去寻找月明楼，没有人知道。戊戌年夏天，我在云梦道中，老仆杨升说：“月明楼就在永光寺西街，那个地方靠近枣林。”民间相传有“康熙私访月明楼”的说法，被编成歌谣、演成杂剧、刻成图画，妇女儿童都能讲述这件事，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它所在的地方。有戏庄，有戏园，有酒庄，也有酒馆。戏庄称作某堂、某会馆，是穿戴整齐、行揖谦让、祝寿宴客的地方，清歌妙舞，丝竹乐器交替演奏。戏园则称作某园、某楼、某轩，偶尔来这里喝茶聊天，人群像海一样混杂拥挤，各位演员登台，各自施展本领，锣鼓喧闹，叫好声常常像万只乌鸦争相聒噪。平常因某事宴请客人的，必定去酒庄；酒庄多以“堂”命名，陈列八碗馈食，酒虽然肥厚却空泛，厅堂宽敞，安静而不喧闹。同僚朋友相邀，临时叫来饮酒的，多在酒馆；酒馆多以居处、楼或馆命名，都是饮酒清谈，珍贵菜肴全部陈列出来，并没有歌舞。偶尔到酒庄举行小型聚会，也是这样。戏庄演戏一定用徽班；较大的戏园，如广德楼、广和楼、三庆园、庆乐园，也一定以徽班为主。再往下，徽班、小班、西班混杂，比例大致相等。如今在戏庄宴请宾客，都是由酒家主持。先期计算设宴的共有几家，有多少客人，同乐部订定约期。安排确定后，才告知主人，并签署券约作为凭证。主人因某事宴客，告诉客人说：“某日聚集在某处，乐部演出某班。”到了日期，宾主衣冠一定庄重，菜肴一定丰盛，行一次献酒礼，宾主互相拜了百拜。从早晨一直到中午日已西斜，庄严和谐，恭敬有序。到戏园听歌、到酒馆买醉就不是这样了。停下车马，换去冠帽衣裳，穿轻暖皮衣，宽松束带，笑傲自得，放任形体，不再有拘束。酒庄则有公开宴会和小型聚会，任凭客人方便，这是把戏庄和酒馆合在一起，只是没有歌舞而已。乾隆年间，金陵楼却和今天的戏庄不同，而是把戏园和酒馆合为一体。雅座中出售小菜，熊掌和鱼等美味兼备，任凭口腹享用，也无愧于醉乡之称。（小屋垂帘，分成几处饮酒，叫作“雅座”。肥美食物、甘甜蔬菜和竹笋，挑选味道品尝，叫作“小卖”。酒庄、酒馆都有这些，戏庄则没有。如今戏园都有茶点，没有酒菜，所以称作“茶楼”。）金陵楼在乾隆五十一年丙午秋八月停业。如今大多不知道它的所在。有人把五和楼、东升楼当作它，不对。广和楼大概就是它原来的地方。广和楼的柱子，如今都向南倾斜，就像金陵瓦官阁一样。有人说：“楼高，受到朔风震荡。”这个道理或许是对的吧。都城门的《竹枝词》说：“某日某园演某班，红黄条子贴通阛。”如今在通衢大道上大书榜文，张贴戏报，说：“某月某日某班在某园演某戏。”还沿袭着旧日习俗。原来各个戏班到各戏园演出，都有固定日期，大约每四天或三天换一个地方，每月循环往复，安排有条不紊。（广州城则每天由梨园会馆悬挂牌子，说“某日某班在某处”。）

译春台、三庆、四喜、和春，是四大徽班。它们在茶园演戏，观众每人出钱一百九十二文，叫作“座儿钱”。（这是散座的票钱。官座和桌子则另有价钱。）只有嵩祝的座儿钱和四大班相同。堂会一定演这五个班，每天花费一百多缗，赏给演员的缠头彩钱还不包括在内。（戏庄以及宅第中用彩礼设宴请客，都叫作堂会。）再往下就是小班、西班。茶园的座儿钱，按班次高低依次递减，各有差等。堂会则没有资格参与。西班的各位演员，捧杯助酒，这些事都不熟习。近来虽然也有出科学习应酬的，但若请他们到酒家演出则可以。茶园是众人注目的地方，即使有相识的人，也只派仆役送茶，各位演员仍不上座周旋。（广州的乐部又分为两种：一叫外江班，一叫本地班。外江班全是外地来的，精心挑选声色，技艺都十分精妙；宴席上请人欣赏曲艺，人人倾耳赏心，记录酒数、纠察酒礼，各司其职；舞姿能作垂手舞，锦缎常用来缠头。本地班只擅长扶持和敲击乐器，以人为戏；所演故事，大多无法考究，言辞既没有文采，事情尤其荒诞不经。并且每天燃放爆竹烟火，尘埃遮蔽天空。城中房屋鳞次栉比，火灾值得忧虑；贤能的宰官把百姓看得像受伤的人一样，长期申明严禁，所以只允许到乡村演出。鸣金吹角，令人眼花耳聋；然而他们的服饰极其豪华，每次登台，金翠交相辉映，像七宝楼台一样，使人无法逼视。即使京师的歌楼，也没有这样华丽奢靡；而且按照他们一向的规矩，生角、旦角都不负责陪酒。其中有不少可爱的人才，然而望去俨然像纪渻子养的木鸡，使人兴致索然，产生从悬崖边退回来的想法。偶尔有人强行招他们到面前来，他们的师傅总以不熟悉礼节为借口，吝惜不肯派遣。因此旧相识也不强行召请，即使召请也不容易招来。大体说来，外江班接近徽班，本地班接近西班，情形和局面明显大不相同。本地班并非没有美好的人才，只是托身的地方不对，终身受到压抑；正如西施如果没有遇到范大夫为她三熏三沐、教她歌舞，也就只能在苎萝山下终老浣纱。即使有东施，也没有可以仿效的皱眉，不是很可惜吗？） 前门外的戏园多在中城，所以巡城口号有“中城珠玉锦绣”这句话。中部尉所管辖的地方，或许也因这种关系而获利。（“东城布帛菽粟，西城牛马柴炭，南城禽鱼花鸟，北城衣冠盗贼，中城珠玉锦绣”，这是五城的口号，各自只举最重要的事物来说。） 从宣武门外大街向南走，接近菜市口，有财神会馆。稍向东，铁门处有文昌会馆。这些都是宴饮聚会的地方。西城请人饮酒、征召歌伎，多在这里，都是戏园。内城禁止开设戏园，只有杂耍馆。外城的小戏园，徽班不到的地方，分日演出西班、小班；如果还不足，就用杂耍补充，所以外城也有很多杂耍馆。（西城⒍子巷内街以西，过去有一座戏园叫太和轩；西草厂胡同有吉阳楼，都是杂耍馆。一年中演戏没有几天。有人说朝阳门外另有戏园，不是东岳厂以西的芳草园，我就不知道了。） 城外的小戏园共有五座：在南城的有两座，崇文门外叫广兴，宣武门外叫庆顺；东城有一座，在齐化门外，叫芳草；西城有一座，在平则门外，叫阜成；北城有一座，在德胜门外，叫德胜。徽班都不到这些地方，只有嵩祝偶尔来一次，也只是按下等班次演出而已。从前的档子班打采，多在正阳门外鲜鱼口内的天乐园，如今那里已经成了小戏园。都城《竹枝词》说：“谨詹帖子印千张，浙绍乡祠禄寿堂。”说的是酒庄。禄寿堂在打磨厂，如今还在。浙绍乡祠并不是每天宴会，只是偶尔借作堂会；它的地方在虎坊桥以东。《藤阴杂记》说：“以前不知道众乐园在哪里，后来看到李自实的笔帖写着‘在虎坊桥众乐园口’，才知道它的所在。”如今道光年间李自实的笔店在珠宝市，而虎坊桥本来就没有人知道有众乐园这个名称。《竹枝词》又说：“每味上来夸不绝，那知依旧庆云堂。”又说：“恒德堂中尚可赊。”如今的酒庄、酒馆，都没有这两家了。从前银官为李海门在宜庆堂召集客人，如今观音寺前有承庆堂，大栅栏有衍庆堂，但都是酒庄，不是戏庄。湘舟说：“小李纱帽胡同口的庆云堂我还来得及见过，如今的承庆堂就是它原来的地方。” 今天的三庆园，乾隆年间叫宴乐居。它过去的地方非常广大，如今当铺也是从那里分出来的。它旁边又有六合居，也属于原来的地方。各个乐部都有总住处，俗称“大下处”。春台住在百顺胡同，三庆住在韩家潭，四喜住在陕西巷，和春住在李铁拐斜街，嵩祝住在石头胡同。各位演员聚居在其中的，叫作“公中人”；聘请歌师、领取月俸的，叫作“包银”；负责事务的，叫作“管班”。管班的职掌分为三种：掌管银钱，掌管行头（衣箱叫作行头），掌管分派戏目。生角、旦角另立住处，自称“堂名中人”。堂名中人刚加入戏班，一定要缴纳一千缗或数百缗不等，叫作“班底”。班底有整股和半股。整股者每四天可以登台演一出戏；半股者每八天一次，叫作“转子”。各班轮流到戏园演出，大戏园四天一换，小戏园三天一换，换地方也叫“轮转子”。有班底的堂名中人，可以偿还其价值而相互转让。那些堂名多承袭前人的旧名，人员来来去去，像喜鹊占了斑鸠的巢。虽然有时冠以姓氏，也不怕张冠李戴。偶尔有人自立门户，另取堂名，叫作“新堂名”；一定是此人能够自行树立门户，到处有名望。然而除了自己缴纳班底费用外，还要宴请班中的父老以及各种钟磬笙笛师傅，花费极大；不如接管旧堂名的人，班底以及一切房屋器具都可以坐享其成，可以免去劳民伤财。偶尔也有把头裹在大下处居住的人（俗称旦角为“包头”），大概都是年老衰迈的人。然而我曾见三庆部演《四进士》的大轴子，其中扮演渔家蚬妹的，竟艳丽如芍药，光彩动人，估计年龄才二十岁左右。雨初说：“这是大下处中的人。”并把她的名字告诉我，但我忘记了。后来问安次香，他说此人就是李寿林；按年龄计算并不相合，恐怕未必是这样。

译四个徽班各自擅长一项。四喜擅长“曲子”。前辈的风流遗韵还保存着，不流于淫靡歌声，演奏雅正的曲调。世上既然有周郎，怎么能没有三顾之礼。古人称为清歌妙舞，又说：“丝弦不如竹管，竹管不如人声。”因为它逐渐接近自然，所以直到今天，堂会始终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它。三庆擅长“轴子”。每天撤下帘子以后，公中人各自施展本领，所演的都是新编的近事。连续多日接连演出，博取观众叫好，全靠这一项。所谓巴人下里，全国人都跟着唱，不能免俗，姑且如此；乐在自己产生的地方，又怎么可以少呢？和春擅长“把子”。每天中午，一定演《三国》《水浒》等小说故事，名为“中轴子”。擅长技击的人各自施展本领，像痀瘘老人捕蝉、弄丸，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动作流利，顿挫有力，发扬蹈厉，众多兵器树立如山，这又怎么能一天没有呢？春台擅长“孩子”。云中的帝城，如同锦绣万花谷；春日缓慢而来，万紫千红，都不是寻常艳丽，而春台则汇集了各位美好年轻的少年。奇花刚刚含苞，有心人本来就应当用十万金铃加以保护珍惜。嵩祝在当时，则凭韵香一人照耀一时。山中蕴藏美玉，山色就会光辉；水中含有珍珠，河川就显得妩媚。“日午当天塔影圆”，几乎使人产生夔只有一只脚的想法。如今虽然少有佳品，仍然能够和四大徽班并列抗礼；如果不是第一流的仙人受到一点灵光照耀，也达不到这种程度。乾隆年间，魏长生在双庆部，陈渼碧在宜庆部，同时还有萃庆部。有人说，如今的三庆班，大概是把双庆、宜庆、萃庆合为一班。依我考察，四喜在四大徽班中最早成名，都城《竹枝词》说：“新排一曲《桃花扇》，到处哄传四喜班。”这是嘉庆朝的事情。而三庆又在四喜之前；乾隆五十五年庚戌，高宗八旬万寿，三庆进京祝寿，当时称为“三庆徽”，这就是徽班的鼻祖。如今只省去“徽”字，称作“三庆班”，与双庆、宜庆、萃庆各部并无关系。陈银儿走红时，凡是请她陪酒的人，如果不是金陵楼，她就不去。金陵楼在肉市，如今是广和楼，也就是过去的查家楼。如今肉市的酒楼最多，但味道最差，没有懂得调和水火烹饪之道的人。我曾说，带着美人到肉市饮食，也是一件焚琴煮鹤的事情。它的南边就是晋元楼，都是西商聚集的地方，其中不设雅座，各位演员从不到那里去。戏园中有人问“今晚在哪里宴集”，回答说“晋元楼”，便摇头径直离开了。戏园的客座分为楼上、楼下。楼上最后面、靠近戏台的地方，左右各用屏风隔成三四间，叫作“官座”，是豪客聚集的地方。官座以下，场门的第二座最贵，因为掀帘将要进去时，便于投掷情意、卖弄眼色。《竹枝词》说“楼头飞上迷离眼，订下今宵晚饭来”，正如白乐天《长恨歌》所说“回头一笑百媚生”，梁武帝《白苎舞歌》所说“含笑一转私自怜”，汤惠休《白苎歌》所说“流目送笑不敢言”一样。官座前面，短桌依次排列，叫作“桌子”；越远离戏台，价格也逐渐降低。只有正楼不横放桌子，这是旧例。楼下四周设置长案，观众肩挨肩地环坐，叫作“散座”。后来又设置高座，靠墙抬脚，可以俯视中庭。像楼下那样设置桌案而坐的，大多是市井中的掮客、仆役和轿夫，称作“池子”。我曾说，这就是万人之海，真是“乃众维鱼”了。从楼上凭栏俯视下面，长桌排列得像方格棋盘，很像白衣人整齐站立。带着笔参加考试、等待有司录取时，只是不能像他们一样闭口不言，保持安静而已。戏台基座两边叫作“钓鱼台”，也是以下场门一边的座位最贵。至于上场门一边，锣声喧闹刺耳，令人眼花耳聋，客人不愿坐在那里。《竹枝词》说：“园中官座列西东，坐褥平铺一片红。”按说，红色坐褥是给一品、二品官使用的，如今戏园中只用蓝布坐具。庆乐园新近修葺，最为华丽耀眼，也只使用回回锦。士大夫只有在戏庄举行公宴时，才会尊卑一起聚集。至于在茶园游乐，既然讲究平等之法，按例可以使用红色坐褥的贵官，也应当顾全身份不便使用，只好降低尊贵身份，跟随那些侠少贵族游玩。就像长安酒家一样，请客的人在酒庄，那么达官贵人会鸣驺张盖前来聚会；若是在酒馆小聚，从来没有公卿仿效袁尹停下车马去看竹子，大概是脱下头巾独自步行、花几文钱买醉，这种情趣正属于我们这些人。大官顾惜官场的名声，常常以终日歌舞、沉湎酒色为戒。“长安市上酒家眠”，只好让给谪仙人了！豪客乘车来时，都自己带坐具；官座靠近栏杆前，设置短榻，后面排列高几，各自铺设锦褥，与普通客座不同。后面设置高座，用来坐仆从，撤去园中的蓝布坐具后使用。散座则在座儿钱之外，另加坐褥、茶壶钱一百二十文。又《竹枝词》说：“三寸红笺窄戏单。”按说，如今戏园已经没有戏单。各位演员有的把一张小纸写好后放在怀中或袖里，以便相识的人询问。只有堂会仍然使用红纸戏目。堂会，指戏庄的公宴，以及宅第家宴、会馆团拜。堂会点戏、赏钱，仍然用短腿炕几抬来，把钱陈列在筵席前。戏园偶尔也有人点戏，但只用一张写有钱数的纸条交给演员而已。

译《竹枝词》说：“双表对时刚未正，到来恰已过三通。”这是嘉庆年间的事情。我考察，红豆村樵《红楼梦传奇》的凡例说：“丝竹之声哀，不能没有金鼓来震荡它。”这话很有道理。如今梨园每天登台，按例有三轴子（《竹枝词》的注说：“轴”读作“纣”。）。早轴子开演时，客人都还没有到齐，草草开场。接着是三出散套，都是优秀演员。中轴子之后的一出叫压轴子，由一名最优秀的演员担任。压轴子之后就是大轴子。大轴子都是全本新戏，分日连续演出，十天才演完。每天将要开演大轴子时，鬼门换帘，豪客多在这个时候起身直接离去。这时散套已经演完，各位演员无事可做，纷纷回家梳洗打扮、熏衣，有的闭目休息一会儿，等待豪客召请。所以每到开演大轴子时，车马往来践踏，人的说话声沸腾喧闹，正是所谓“轴子刚开便套车，车中载得几枝花”。贵游来戏园时，都在中轴子之前，听三出散套；把中轴子开始的一会儿当作应酬的时机，有相识的人，彼此进入座中周旋。等压轴戏演完，留下来的人就很少了。那些徘徊不忍离去的，大多是市井中的小贩和差役；然而整本戏从头到尾，只有这些人最熟悉，因为他们往往辗转跟着戏班进入三四个戏园，看得乐此不疲，一定要弄清故事的始末。这种人也确实不可缺少。如今开戏很早，中午就演到中轴戏，不等到未时正刻。无为李小泉说：“嘉庆初年，开戏很晚，散戏很早。大轴戏散场以后，另有清音小队，叫作‘档子班’，登楼卖笑。浮梁的子弟迷恋得像发了狂，金钱乱撒，花费非常多。如今虽然还有档子班，但只是到宅第里清唱，像打软包那样，不再到戏园里演出了。（京城过去的顿子房，都是靠打软包起家的；保定则是班里的各位伶人也打软包。）”近来各部的大轴戏，常常演到太阳落山才散。只有四喜部在太阳还没有升高、春分前后便散场，仍然保持着前辈的风格。内城没有戏园，只设茶社，叫作杂耍馆，演唱清音小曲，敲八角鼓、唱《十不闲》来供人取乐。南城外的小戏园，有时遇到闲日无聊，也有档子班到园里演出；但那只是杂耍馆的规矩，不再是当年大戏散场后接连登台的情形了。京城极其看重马头调，游侠子弟一定要学习它。唱腔拘谨细密，吐字清楚，几乎和南北曲一样有传授的体系。它以三弦为主，琵琶为辅。（称押韵为“辙”，称换韵为“换头”，所用的韵就是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韵》中的韵。）南方歌伎所唱的马头调，都是小曲；北方道路上的驿亭中，女子抱着琵琶进店，唱《九连环》，带唱都鲁，每次卸妆后，买村酿酒来解乏，听来也是一种笑乐。这些都和京城的马头调不同。（孔东塘《桃花扇》“听稗”一出，演说太师挚到齐国的一章，说道：“这是贾凫西刑部所制作的鼓儿词。”京城马头调就是这个意思。）伶人按年长年幼排列，前辈、后辈各以师承为次序；师兄、师叔、师祖等称谓秩序严明，没有人敢弄乱，就像佛门中的法嗣一样。堂名中负责主持事务的人，家中的仆从称他为“当家的”，有时称“老板”，面对他都恭敬严肃，像面对主人一样。檀天禄曾在酒席上遇到醉酒的秋芙，只见他侧戴着花边小毡帽，把粗大的发辫盘在头顶，披着衣服、趿着鞋，穿着软棚装，挺胸走到面前，笑着说：“檀师爷，您看我这样究竟怎么样？” 天禄闭口不敢说话。过了很久，只是结结巴巴地说：“我比你师父长一辈，你怎么能拿我取笑！”他们那一行人中长幼之间的区别，大概就是这样。堂名中的人，他们的徒弟都称他们为“师傅”。师傅又有内行、外行之分，就像翰林诸公分为内班、外班一样。翰林中，入仕时不是由庶吉士授官编修、检讨，而是从别的衙门转入的，称为外班；后辈对待他们，只把他们看作庶常馆前辈，使用红色的侍生帖。乐部中的师傅，例如秋芙的师傅李三、故竹香的仆人，就是外行；檀顺林的父亲也是如此。他本来不是京城歌楼中的人，从南方带着儿子北来，缴纳班底钱进入三庆部，像这样的人也属于外行。乙未年冬夜，我经过日新堂，正赶上它的前厅举行大会，便从窗缝向里窥看。只见盛大的筵席铺设开来，一位中年白皙男子坐在上座，部中的父老，如李六儿、范四宝，以及国香堂主人檀天禄、遇源堂主人琵琶庆、日新堂主人殷采芝、敬义堂主人董秀蓉、宝善堂主人陈金彩、耕斋主人吴震田等八九人，都在座。翠香、三元、宝龄（宝龄已经很久没有登台，只是侍奉采芝的日常起居饮食而已）以及名下的后辈，共十二人，环绕侍立在左右。我问玉仙，他回答说：“这是我师爷一辈的人。”他们脱离乐籍以后，有的去了长芦给盐商做事；如今来到京师，只是来和旧友饮酒罢了。俗话把旦角叫作“包头”，大概因为从前都戴网子，所以叫“包头”。如今则都梳水头，和妇女没有区别，却仍沿用“包头”这个名称，真是“觚不像觚了”。听老一辈人说：“歌楼里梳水头、踩高跷这两件事，都是魏三开创的，在他以前没有这种做法。”所以他一登台，观众都感叹从未见过，顿时为之倾倒。如今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几乎到了数典忘祖的地步。伶人中像卢浦嫳那样改变身份而与女子饮酒的，最初只有五柳堂的陶月仙一人。从前这被视为最奇特、最稀罕的事，如今却有人暗中收纳妻妾，已经成为风气。进入他们家中，只见一群女子喧闹不休，动不动就称人“师娘”“师姐妹”。但这些女子中稍有自爱的人，仍然把她们排除在外，不与她们交往，所以那些徒弟只能在小班中偷偷挂名。如今这种风气渐渐侵入和春、嵩祝两班了。琵琶庆为人豁达宽厚，像杨越公不追问红拂女的行踪，开阁放走骆马、杨枝一类的人多达几十个；但唯独不许冯子都当垆调笑，这也算一件奇事。他们中最阴险狠毒的，没有比赵悬郎更甚的了，他就是玉喜。他广泛设置罗网、陷阱、诱鸟的媒子和钓鱼的饵，每天都像口含沙土一样窥伺着射击人的影子，受他中伤的人接连不断。如今经过他门前的人，仍然惴惴不安，心存戒备。

译眼下南城的酒馆，以观音寺前的福兴居、如松馆最为出名。裕兴居（在杨梅竹斜街）只是徒然得到虚名罢了。福兴居就是从前的义兴居。厨师能够了解美人的嗜好，跑腿的人又能察知主人的喜怒。哪一道菜为哪位客人所设、应当怎样烹调，没有不合心意的。东边有一座小院，许金桥兵部把它称为“醉乡深处”，梁翰屏太史书写匾额悬挂在门楣上。我来往这里已经熟悉了，便用“寻常行处”四字换掉原来的题字，又写下太白酒楼集唐诗的一联：“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凡是我的朋友们醉卧在酒瓮旁、睡在炉灶边的情景，被旁人看见，无不大笑。丁酉年夏秋之间，又开辟后院，修葺房屋五间，规模宏大宽敞，来这里饮酒的人更多了。如松馆厨房里的菜肴比不上福兴居，但西北角另有一座院子，重重房屋、层层院落，环境极为幽静深邃；人们促膝谈心，没有官场事务来烦扰，游人多半喜欢那里。打磨厂西口的东胜居有窟室，后面临近护城河，进入其中饮酒，就像伯有饮酒一样，也是另一种趣味。只是遗憾厨师的手艺不好，而且东城没有美酒，这是美中不足。东城多卖涌金楼的酒，陈年酒极少，比全城差得远了。近来饮酒的人登席，必定先嘱咐说“全城带票”。蓝全城凤记（在观音寺前）的陈年酒最好，来买酒的人用一张纸写明酒价，盖在壶口上，让人带回去作为凭证，所以叫“带票”。我开玩笑说，苏东坡有调水符，这就是调酒符了。京师歌楼的楹联中有许多写得很好的。虎坊桥浙绍乡祠的一联说：“地居韦杜城南，日下衣冠，共听讴歌来上国；人在榆社里，风流裙屐，恍携丝竹到山阴。”吴学博师最为欣赏，赶忙向人称述，说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原文是“上国衣冠，共听讴歌来日下”，我稍微替它调换了字句。庆乐园的一联说：“大千秋色在眉头，看遍翠暖珠香，重游赡部；十万春华如梦里，记得丁歌甲舞，曾醉昆仑。”相传是吴梅村祭酒的手笔，芬芳、哀婉、感慨，全都兼具，虽华艳而不失深情。有人说是朱竹检讨所作，这未必可靠。朱竹进入本朝时，还是少年，姿态柔美，沉浸于圣贤之学；这和经历沧桑、俯仰身世、内心凄切的人不同。即使说它作于己未年朱竹考取博学鸿词科以前，那么文字本来就是心声，有什么迫不得已的处境，竟要写出这样哀伤的思绪呢？丙申年，园主人修饰栏杆，并把这副楹联重新制作，用退光漆填成金字，庸俗低劣，令人无法靠近。过去我见过商邱陈氏家藏的旧拓法帖《乐毅论》《枯树赋》《文皇哀册》《廿种兰亭》（《廿种兰亭》如今归常熟翁廷尉师所有）。翁师督学广东时，用一百六十金买到它，其中最精美的是定武淡墨本、天字不全本、唐神龙绢本、贾秋壑本，都是世所罕见的珍品。它们的纸张和墨色都精妙，古雅的气息浓郁，但装裱却都十分庸俗低劣，实在与书帖不相称，大大减损了光彩，真可惜。广和楼的长联开头两句是“广乐奏钧天；和声鸣盛世”，下文写得不好，出自俗手，我也不再记得了。和春班的大下处，在朱太傅旧宅的对门。门前的春帖子写着：“和声鸣盛世；春色满皇都”，典雅华美而庄重，不知道是哪位人的手笔。听说姑苏的戏馆有一副集南北曲而成的楹联：“把往事，今朝重提起；破工夫，明日早些来。”词语清丽，运用古语却像是自己说出来的一样，一看就知道是才子之笔。又有全浙新馆在下斜街，那是严介溪听雨楼的旧宅，里面有一副楹联：“墙头过酒闻乡语，花底移床梦故山。”古人说，好的文章就在于说出别人不能说的话，却又恰好说出了人人心中想说的话；能够这样，才不愧为天地间真正的文字。集南北曲楹联中最好的一副，是月老祠的楹联，写道：“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此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次香挽留松秀堂的桂喜，就以这副楹联作为创作底本。陈荔峰少宗伯年轻时主持福建乡试，曾在江山船上题写：“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我在留香小阁题过一联：“有情皆眷属，无事小神仙。”（这两句话是在癸己年春天，我客居清河道官舍仪征师家时，孙南畺按照曼生的刀法替我刻的小印，刻得很好。）虽然只得到其中一半，也自然值得诵读。凌仲子在扬州曲局修订曲谱，又编定《金元明人南北曲论定别裁》。对于本朝作品，他独独推重洪昉思的《长生殿》为第一；对于明曲，他一向不喜欢玉茗堂的作品。他还说：“四梦之中，以《牡丹亭》最差。其中北曲还有疏宕畅快的作品，南曲大多不合格；至于《惊梦》《寻梦》等出，世人辨香顶礼、奉为至宝的，简直像跃出炉冶的金属一样。”我对曲学尚未涉足门径，当然不敢奉行一位先生的说法，仓促决定曲学的准则。癸未年，白小山尚书任广东学政，考试嘉应的诸生，试题是《桃杏嫁东风赋》，以“嘶骑渐遥，征尘不断”为韵。我的表叔李湘宾是个才子，一篇文章中把南北曲的语句全都用上了，熏香摘艳，纸醉金迷，仿佛明代盛时珠江竞渡，豪门争相用孔雀、翠鸟、珍珠、贝壳装饰船篷，光彩陆离，令人无法直视。他押“渐”字韵时写道：“过眼之絮飞渐渐”，把东坡词“枝上柳绵吹又少”的意思融化其中，写得很妙。然而其中又有“新绣鞋都涴泥，侬真命薄；小金铃怪疼煞，花也魂销”这样的句子，带着笔参加有司考试，却放笔写出越过界限的话；有音乐性却流于淫靡，有戏谑却已经近于刻薄，诗歌和这类作品不相同，像跃出熔炉的金属一样遭人讥刺。责备贤者，我又怎么能逃脱呢？从前庚辰年顾耕石侍讲主持嘉应岁试，题目是“江上琵琶”。湘宾写过：“烟波老汝，谁怜香梦如尘；罗绮输人，不管流年似水。”上句是侍讲改过的。《玉簪记》与《牡丹亭》相比，或许能做到华丽而不淫靡，不愧为词人的作品。壬辰年九月，我从宁河前往保定，填写一阕《金缕曲》题在沙河店的墙上。新城令章邺李二戟门，名廷棨，巡行到那里看见后，大有“手叠花笺，抄稿而去，到天涯沿路访寻此人”的意思。

译甲午年夏天，我经过新城，于是和他订交，留下来在平原饮酒十天。他把平生所写的著作全都拿出来，足有一尺多高，交给我看；临行时赠送的路费也非常丰厚。翰墨之缘、香火之缘，哪里会是偶然的呢？不过他的词写得很不好，很像曲子。宋人的词都是交付歌喉演唱的，所以能够尽情地表达。金元以来，北曲兴起，又加上南曲流行，于是词的界限就逐渐变窄了。高出一分就是诗，低下一分就是曲。老杜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唉，词的微妙也就在这里！（词附录在此，写道：“酒碧灯红夜，判今宵、艳竹哀丝，借他陶写。不耐天寒双袖薄，小胆空房生怕。忍料理、十千酒价，莫再琵琶轻易抱，我何曾、惯听伤心话。约略似、桓子野。年来走遍章台马，有个人、扫花凤帚，寄香鲛帕。听说秋窗风雨夕，挑尽相思灯下。珍重托、瑶天鹤驾。过夏剩留书剑在，咒东风，敢怨婴哥骂。明年约、准归也。”） 另外，我在壬辰年冬天填写了一阕《喜迁莺》，开头写道：“软红帘隙，甚夜来、酿就欺人寒色。翠袖兜香，青衫拚醉，梦也何曾稳得。照井论情，回波顾曲，况是婆娑趁拍。为谁浮大白？自检点、梦痕襟窄。”这也很像曲子。然而我每次和朋友谈到这件事，几乎没有人认为我的话说得对。只有仁和葛四太史蓬山认为我说得有道理。（蓬山研究词学，是从他的岳父谢观察椒石那里受学的，笃信万红友关于四声的学说。他起初和我一同客居阮小云世兄的幕府，听说我是学海堂的经生，以为我是迂腐的老学究；相遇时彼此很疏远。后来他错误地听黄陂邱五采臣说我喜欢填词，便拿《蕉梦图》来请我题咏，我为它谱写梦窗自度腔《梦芙蓉》一阕送还给他，他高兴得出乎意料。于是我填写了一阕《月底修箫谱》作为回报，请他为《春灯问字图》题词，从此订交。不过我作的《梦芙蓉》词，是用梦窗题咏赵昌所画芙蓉的词意，写得也很像曲子，实在不好。蓬山遵守词律，极其细密严格，我往往不能任意施展；蓬山像用墨线规正、用刀削刻一样，毫不宽假。他是指正我一字的老师，我应当始终铭记。我们两人剪烛对床，有什么问题便彼此商量；有其他朋友来到，往往就用别的话把这件事搅乱了。这是我们圈内人的说法，本来不值得对外人说。晃州通守、南陵人何芰亭先任浦市分守，捕获盗贼后，在赃物中得到一枚竹简。他把竹简磨治得光润细腻，刻画精致；上面用行楷写着极其秀媚的七言律诗：“琅玕消息近来闻，玉冷空山堕小云。沧海西头裙自浣，翠微深处被亲熏。人来月殿分鸾守，草满芝田付鹤芸。香篆若能通御座，万枝真降一齐焚。”诗意极像玉溪生诗集中的《锦瑟》《碧城》等作品，但不知道究竟说的是什么，我不敢勉强解释。落款题记两行写着：“《乩仙诗》缥缈可爱，芝润作楷，蕊沚镌字，瑞芝阁主人清玩。竹英山庄。”下面有一方倒置鸳鸯印，各种地方都很可爱。只是其中的小字、别号没有办法考察，实在是很大的遗憾。所谓“瑞芝阁主人”，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或者是如意馆中的人吗？听说盗贼的赃物大半是湘阴当铺的东西，只有这件物品不像是从金穴铜山中得来的。它究竟从哪里来，已经无法追查了。可惜当时没有好事之人从盗贼口中审问出实情。《竹枝词》说：“干支冠首换年年。”按：近来的春帖子，几乎和拆白灯谜一样；歌楼伎馆互相赠送联句，动不动就把名字拆开分列，强行凑成对偶，已经成为俗套，牵强附会，几乎到了文理不通的地步。只有我小时候听说六篷船中有个叫细新的，是我州百花洲的名伎。（嘉应的水叫梅江，流到潮州入海，往来都乘六篷船，就像浙江的江山船。随园来到岭南，因为没有得到观赏六篷船而引为遗憾。）潮州太守万子舆有一副集句联：“细推物理须行乐；新得佳人字莫愁。”真像玉盒的盒盖与盒身严丝合缝，奇妙得不可思议，正所谓“好语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每逢新年以及乡试、会试考场结束之后，便要举行团拜、公宴，日子忙得没有空闲。于是各戏部分摊包场，有时遇到官府传差，也分摊包场。所谓传差，是官府举行公会，征召各位伶人前去当值。一般来说，堂会有分成两包、三包等不同情况。各茶园照常开戏。有时茶楼门口挂出红牌，写着“传差不开戏”，那一定是御史台传差，戏班不敢分摊包场了。乡试、会试结束后，各园林和堂会一定要演王名芳的《连升三级》，由花脸演员用说白解释题意来逗乐，未免有侮辱圣人言论之嫌。考察起来，这种体例汉魏六朝人早已有了，借用同音字，作为谈笑的材料。玉茗堂尤其擅长这一手。其中最好的，是《牡丹亭》“闺塾”一出，杜丽娘上场时的说白：“酒是先生馔，女为君子儒。”匡鼎这样令人发笑的解释，可以说是无上妙品。嘉庆二十五年，京师的春台班忽然无故散去；七月，睿庙驾崩。道光十三年癸己，和春班散去；四月，孝慎皇后去世。大概天下各地都停止音乐，正逢这样的时运，气运变化已有先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却自然就这样发生了。“曲家”“务头”这两个词，我从前一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幼年读《桃花扇》“教歌”一出时，李香君唱《牡丹亭》“惊梦”中的《皂罗袍》，从“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唱到“雨丝风片”，苏昆生说：“错了。‘丝’字就是务头。”当时我暗自感到惊讶。考察这支曲子的工尺谱，“丝”字只标作“尺上”两个字，既不是板，也不是眼，实在不知道苏昆生所说的错误究竟在哪里。我每逢遇到曲师，便拿这件事询问他们，却没有人能说清其中的缘故。后来读《水浒传》，写朱仝进歌院听笑乐院本，唱到务头时停声索取缠头钱。这样看来，务头又好像是关目，并不涉及曲中的节拍了。《金瓶梅》也多次说到“笑乐院本”。可见从元代到明代都有“笑乐院本”，似乎是通俗而经常演出的剧本，但究竟是哪一种院本，又不知道务头到底是什么。即使年老的歌师，也没有知道它的人。我性情直率、嗓音僵硬，自惭不能学习唱曲，对这件事尤其深感有愧于陶隐居所说的“一事不知”之耻。

译万柳堂，是益都相国冯文毅公修建的宅舍，清朝初年曾是清雅游赏的胜地。退朝用膳之后，大家在那里坐谈；有人登临东山，门生们手扶杖履相随，前来游玩，前来歌咏。己未年举行制科时，各位公卿的文集中，没有不吟咏《卷阿》诗篇的。如今那里荒烟蔓草，断井颓垣，几乎已经无法指认其所在地了。我住在京城七年，不知道万柳堂在哪里，闲暇时询问车夫醉王，才知道它在沙窝畺察二门之内。真可以说是“礼制失传了，就到民间去寻找”。（如今的拈花寺，阮太傅在辛未、壬申年间在京时常去游览，又曾与朱野云补种柳树，详见《揅经室诗集》。同治戊辰九月九日掌生注。） 过去丰台的芍药是游赏胜地。如今到了二三月间，南西门外三官庙的海棠开放时，前来观赏的人车马极多。城内的龙爪槐、城外的极乐寺，也都是春游的地方，游人都自行携带厨房和食物。只有陶然亭、小有余芳两处有酒家。陶然亭到了暮春就挂帘卖酒；小有余芳则要迟到入夏才开园。那里是尚书郎三君（三宝）尺五庄的别苑。尺五庄有马鬣封，三君的爪发埋藏在那里。走过小桥出园，就是小有余芳。那里可以消暑纳凉，调水品尝雪藕，很有江乡吃虾食菜的情怀。“西风斜日鲈鱼香”，不只是“水村山郭酒旗风”的景象。每年通常以修习秋禊为期限，买酒的人多得应接不暇；到了中秋，酒债便全部偿清，也就“十叩柴扉九不开”了。南横街圆通观大殿后面的垂花门外，牡丹左右各有一株，花色浓艳，香气凝聚，远非寻常品种。只是那里靠近市场，地方低洼狭窄，喧闹尘俗，没有人经过并加以问访。每年岁末，我都带着几个伶人出丰宜门，进入花局观看宫中的唐花牡丹、碧桃、玉兰、迎春之类，它们争先在春天以前开放；美人和名花相映，香气与光彩照人，回来时各自求取几种带走。陈迦陵、邵山人潜夫转述林山人古度的话说：“乾隆、嘉庆年间，戚南塘出任开府，镇守海上，依附他的文人就像鱼儿奔赴深谷一样多。每次酒醉后举行樗蒲聚会，赌钱堆积得能把人遮住。”余澹心《板桥杂记》则说：“各位名士在旧京聚会游乐，大多聚集在李十娘家中，文酒宴饮的费用一定有百金，真可以说是销金窝。”如今京城冬月从南西门出去看花的一行人，也抵得上中等人家十家的家产了。三官庙中有一处花之寺。我在壬辰年初次进京时，龚定庵招集我和参加公车的各位名士，宋于庭、包慎伯、魏默深、端木鹤田等十四五位先生都在其中。我起初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年伯御史中丞朱公听说后，笑着对徐少司空老师说：“这一定是您的同年所做的。”不久我们到达那里，只见绮丽的窗棂全部敞开，湘帘四面低垂，花之寺的匾额在那里。前后都是铁梗海棠，环境清幽华美，很适合幽静的欣赏。我责问定庵：“虬户铣溪徐彦伯那种艰涩的文体，是阿掌一向不喜欢的，您为什么也陷入这种恶趣味？”他回答说：“这是曾宾谷的妄言。罗两峰梦见自己的前身是花之寺的僧人，所以宾谷先生替这里题写了这块匾额。”后来过了两年，我读宋牧仲《筠廊偶笔》，才知道花之寺确实有这个地方，在青州。打开书本总会有所收获，确实如此。（培按：王渔洋《分甘余话》说沂水县有花之寺，却不明白它名称的含义；张杞园询问当地人，他们说：“因为寺门有很多花卉，而道路曲折幽深，像‘之’字的形状，所以用它命名。”周侍郎栎园有诗说：“月明萧寺梦花之。”他的长子在浚有《花之词》一卷，但与宋商丘所记载的地名不相符合。） 究竟是这样还是那样，只恨不能把宋王请来共同质问他。壬寅年四月十五日，铁痴记。后门外李广桥一带，明亮的湖水荡漾，很像江南的水乡。每次经过那里，总会使人产生秋风中思念莼菜和鲈鱼的情怀。有一处庆龙堂，水边有栏杆，回廊曲折，轩窗四面敞开。盛夏进入其中，放眼望去，只见菱荷、芦荻之间，野鸭、鸥、鹭上下浮沉；熏风送来凉意，使人心清神爽，仿佛置身海上三神山。明代的金鳌、玉蝀一带，属于深宫禁苑，臣子们能够承受皇恩，到西苑值班并赏花钓鱼的，都夸耀为世间少有的荣耀。本朝与民同乐，西海子允许游人来往；紫宸宫的富丽景象，大家都得以瞻仰。庆龙堂靠近禁城，水木清明瑟响，另有林泉野趣，也一定不能少了这一处景境。嘉庆年间有一座小有天园，如今已经没有了。“如意馆中花万树，一时都让郑樱桃。”如今京城有樱桃斜街，可惜没有佳伶住在那里，辜负了这个雅致的名称。高庆林有个女儿，已经到了及笄之年，许配给韵香，后来却反悔了，准备夺过来许给春山。当时杭州顾二西渔听说后，奋力以黄衫押衙自居，终于使她重新归还林家。可惜韵香还没有成婚就去世了。韩四季卿说：“有一个常州人，姓杨，擅长写真。凡是各位伶人中以色艺闻名的，他一定替他们画像，装订成大册，已经有一百六十多人了。其中以蕊仙为首，近来名册中十人有八九人都是名伶。杜甫诗中所说‘必得佳士亦写真’，可以说正是世间有心人。”我听了高兴得睡不着，想借来临摹，却忽然仓促之间未能办到。可惜其中唯独没有韵香的小像，可以说是“第一缺憾事”。顾西渔家有一幅韵香的横幅画像，名流题咏已经写满了，但神情很不像她，姗姗来迟的究竟是不是她呢？宋人诗说：“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说的正是这种情况。韵香死后，灵柩暂时寄葬在义园，既不能运回去，也还没有正式安葬。咏霓堂看门的人，是河间人刘二，原来是韵香的仆人。半夜无事时，他常常对我谈起韵香活着时的事情，往往抽泣叹息，不能自已。丁酉年秋季的中元节，我约小霞带一碗麦饭、一陌纸钱，一同去祭奠韵香。前一天晚上，我忽然得了河鱼之疾，最终因而失约，不能同行，为此郁闷了好几天。从前桥太尉对曹公说：“将来如果不带一斗酒、一只鸡到坟上祭奠，车子经过坟墓三步之内而腹痛，可不要怪罪我。”对于韵香，我难道能不捶胸痛悔，呼喊负约、负约吗？

译传经堂的刘天桂，是三法的师父。他有个弟弟，叫刘老二，家中内外事务都由他主持。韵香、小霞的师父叫刘正祥，是天桂的儿子。刘正祥死后，他的弟弟刘二主持家事，又有聚敛钱财的癖好；他的门徒一旦脱离籍册，便像深谷一样难以填满他的贪欲。正祥的妻子心里很不赞成，但也没有办法。正祥有个女儿叫阿瑛，寡母珍爱她如同掌上明珠，许配给小霞。巳亥年二月收到阿霞的信，说：“去年从南方迎接她的父母来京，秋天阿瑛出嫁。”美满的婚姻称为妃，选择良辰成婚，家庭已经完整美好了。为此感到十分欣慰。传经堂的弟子，我亲眼见到的共有三辈。每一辈三个人，名字都以“鸿”“宝”二字作为核心。当时的三法是法龄、法庆、法宝；其次是三鸿：鸿宝、鸿喜、鸿翠；后来是三宝：福宝、多宝、才宝。韵香是广大教化之主。这件事也只是她这种地位的一个方面。京师有“春台十子”的称呼：金凤叫书呆子，常桂叫软棚子，长春叫煤黑子，金龄叫黄带子，其余六人的称呼，我忘记了。纫香面色黧黑，有人讥称他为墨牡丹。金龄则昂首阔步，放纵不羁。这十个人，有的评论他们的性情，有的形容他们的容貌，有的品评他们的行事，都是取其形状而模仿得很像，仿佛看到了本人。韵香曾笑着说：“还有一个▯乞杂子，为什么不把他列入其中呢？”听到的人没有不大笑的，有人还编成了顺口的对语：“司狱情人，太仆仇人，朱状元夫人，煤炭捏成庄子妇；纫仙师弟，韵香兄弟，殷采芝徒弟。铜丝扭就国王头。”《蝴蝶梦劈棺》是煤黑子演的剧。黄带子演《西游记》中的女儿国王，走路时头部先摇动，颤颤巍巍就是那个样子，所以用来取笑他。桐仙本名金凤，因为这个字不雅致顺耳，而且嫌与严东楼家伶人的名字相同，于是改成了今凤。有人怀疑这两个字在文字上不相称。我考察，明代嘉靖年间冒伯麐所编的秦淮四美人中，有赵今燕，与马湘兰齐名。如今桐仙有个优秀弟子叫秀兰，演《马湘兰画兰》一剧，这也算是一段佳话。又有春晖堂的弟子小秀兰，已经与小桐同名，字韫香；又嫌与鸿宝的字“韵香”同音，于是改称香吏，这是电白潘石樵所定的。金鱼池在过去兴盛时，几乎像唐代的杏园、曲江池。如今已经没有酒肆，只有▯舍，人们都捂着鼻子经过，怎能不产生今昔盛衰的感慨？只有城里卖活鱼的人把鱼寄养在池中。（京师最看重白鳝，一条就值数缗；潞河的鲤鱼、泺河的鲫鱼，价格也非常昂贵。何曾说一天吃一万钱还嫌没有可以下筷子的地方，并不是虚话。城中每天过了午时，就把白鳝和各种活鱼送到金鱼池，用笱圈养；早晨起来再把它们装进盆缸，挑进市场。经过酒家时，必须在清晨先吩咐他们留下鱼，才能供应晚餐；否则鱼已经放入池中，不能再取出，未免只能弹铗叹息了。） 进入伎馆闲游叫作“打茶围”，到各位伶人家中闲谈也叫作“打茶围”。有人改写“一去二三里”这首诗说：“一去二三里，堂名四五家。灯笼六七个，八九十碗茶。”伶人家里准备几百盏小纸灯，客人中有徒步来的人，临走时就各送一盏灯，让他们提着灯火上路。城北中部所属的胡同，入夜后一眼望去灯火闪烁如同排列的星星，全都是这些灯。戊戌年春天的灯谜中，我有一条谜语，用俗语隐含《四弦秋》曲子中的一句：“到相公下处空坐，不摆酒。”又隐含《茶别》一出中的“这村夫不过是茶客”。这是开玩笑，却也太刻薄了！歌楼中有一套用一个字概括事情的诀要：说“瞧”（叶音读作“悄”），就是飞翔之后聚集；说“好”（叶音读去声，指叫好），也兼有爱慕之意；说“要”，就是已经确定了一个；说“叫”，就是“为什么来得这么晚”（这有两层意思：一是恨相见太晚，正所谓一日三秋；二是怨其为何来迟，正所谓千呼万唤）；说“闹”，就是感情集中于此；说“溺”（音读“鸟”的去声，京师把任性叫作“溺”），就是既怜爱又害怕她任性（又有“不是冤家不聚头”的意思）；说“戳”（音读“慥”），就是事情发展到混乱；说“跳”（喜新厌旧叫作跳槽），就是心思已经转移；说“漂”（读去声，京师把欠债不还叫作漂，《竹枝词》所谓“一回漂惯两三回，包管从今叫不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难以继续下去。这些事情从开始到结束，用八个字就全概括了。事情都有相互承接的原因，形势发展也有必然结果；这其实是在用晨钟警醒将要觉悟的人。有一篇《茶园三字经》，共十句，我只记得最后三句，都是殷仲堪所说的“咄咄逼人”之语：“舀茶来，有客例，先献茶。”这里又重复说一遍来加以申明，实际上是在下逐客令。既然醉翁的心意不在饮酒，这种君子之交也淡得像水。把那里的茶倒入这里，瓶子已经空了；鼹鼠到河里喝水，也已经填满自己的肚子。即使茶量大如五石的葫芦，难道仅仅是卢仝七碗茶用来消渴、自我解嘲吗？所谓“天色已晚而君主仍勤于政事，大夫早早退朝”，陪坐的人请出去吧。又说“点灯笼”。郎君已经临近夜晚才来，真是一刻值千金。清风细雨纷纷而来，土上冒出金火照亮台面。不再引用看剑时的酒杯，徒然燃烧检阅书籍的蜡烛。骊驹已经在门外，麻秸也烧到尽头，拿着束好的薪柴来请求，君王却不肯留人。这正是古文《大誓》所说的“前面歌唱，后面舞蹈，军队于是疲困”了。又说“明天再会”。既然已经赠送了当归，芍药也将要离去，简单送我到祁地，转眼便离开了。她轻盈如受惊的鸿雁，矫健如游动的蛟龙。客人已经不再回头，这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使人黯然失魂的，只有离别罢了。”你说那是河中开府相公的家，我说那是南海水月观音院，于是成了“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活像一幅画，却说话毫无意味，面目令人厌恶，只是无可奈何地应酬而已。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难道只有阮嗣宗会用青白眼看人吗！“听到了什么而来，又看见了什么而离去”，可以作为只知进取而不知退让者的警戒。又有一句进门时说的话：“从哪儿来？”其中已经隐约包含了“有何适从而来？怎么突然聚集到这里”的意思。

译杭州吴氏撰写的《燕兰小谱》和天津张氏撰写的《秋坪新语》，都成书于乾隆庚戌、辛亥年间，详细记载了魏长生、陈渼碧盛极一时的事情；张氏的书还记到了银儿衰败的情况。所以他的书写李载园任满城令时周旋于银儿之事，十分详细，说：“君子认为这很难。”至于书中所记银儿被盗的事情，则认为是告知此事的人夸大了，实际并没有这样严重。老仆杨升年过七十，随我赴戍，路上无事时，常在茶前酒后叫我听他说京城往日的琐事，再用我所听闻的事情加以印证，有时相合，有时不合。纪文达公出塞时，往往跟老校、退伍士卒谈论，把内容采入笔记中。他不只是像苏东坡那样喜欢强行追问别人讲鬼故事，也不过是姑且随便说说、随便听听，作为无可奈何时的消遣。杨升说：“魏三当时六十多岁，又回到京师料理旧业，头发已经稀疏，还长着胡须。每天带着十多岁的孙子到歌楼去，众人都注目观看，说老年人身上还保有典范风采。上台演出一场，声价就提高十倍。夏天演《般表大嫂背娃子》，下场后就气绝身亡。魏三是《野狐教主》的演出者，演《蒲萄架》《销金帐》两出。”杨升如此说道。这些事情我以前从未听说过。魏三有两个弟子，年长的叫金官，如今人们只知道银官罢了。金官皮肤白皙，银官脸上略有雀斑。兄弟二人一起买下孙公园的别宅，住在那里。如今相传直隶总督温公（承惠）的宅第就是那处地方，其实不是。银官的宅子在后面，孙公园当时称作亢家花园，听说其中有墓地。花园归银官所有后，他又贿赂亢氏子孙，让他们迁走坟墓，大兴土木，奢侈华丽到了极点。不到三个月灾祸就发生了，门外修筑的马墙还没有完工。此前有个游方僧人在银官门外坐关，募捐千金善款；银官吝惜不给，没过多久便遭遇灾难，那个僧人也不知去向。这件事与西门庆拿出五百金修建梵刹的事情相似，但结果相反。梁家园在虎坊桥，有人说：“原来是真定相的园子。”它的南面就是下洼子，先农坛在那里。后来梁家园的亭台水榭、树木奇石都不复存在，有和尚在其中修建佛寺，名叫寿佛寺；他们募捐善男善女，每天花费八金熬粥，供给饥民。五城只有在冬春之际设置饭厂，唯独寿佛寺粥厂不分寒暑都不停办。它的西面又有义学，大门上的春联写着：“行善是最大的快乐；读书就会变得美好。”近年京城有东西两处悦生堂，都是寿佛寺倡办的，可以说是无量功德。相传众乐园在虎坊桥，但始终不知道具体地点，肯定不是梁家园。朱九胖子是太傅文正公的从孙，是个不拘常规的怪人。他每天在歌馆中游逛，人们见到他，就叫道：“九哥，请坐。”他立即就坐下。有人问他：“今天某部在某园，某人演某剧吗？”他一件件说来，连续不断，像串珠子一样。一曲还没唱完，他又飘然离去了，很有晋人的风度。唐太宗称虞永兴为“行秘书”，朱九胖子也当得起这个称呼。京城拜访客人时，通常用三寸红纸拓印木刻姓名，并把住宅所在的街巷详细写在纸背，以便守门人登记门簿，称为“小片子”。只有翰林诸公拜谒前辈时，一概使用白帖子；其余师生所属衙门（内阁、国子监、都察院的官员），以及前后辈所属衙门（吏部、礼部和科道官），都使用红纸大号片子，代替完整请柬。老辈人的书札，一定使用副启，其中有“名正具”和“名别具”的区别。外省拜客使用单片，必定注明“附全”，因为单片只写姓名和居住地，称谓仍写在完整请柬中。如今一切趋于简便，副启早已废弃不用，片子后面也删去了“附全”二字。按照名称考察实际，既然节俭，我也随众行事，似乎没有什么不可。《藤阴杂记》记载，曾在斜街庙地摊上买到写有“客氏拜”三字的名纸。毛西河《曼殊别志》有句话写道：“寒冬早晨起床，呵气暖冻僵的手来写名刺。”可见康熙初年的名纸仍然必须亲笔书写。小片子用木刻印拓，不知始于何时。如今朋友之间交往使用的书帖格式，已经不再把“某人拜”写在正中一行。只有乡间即使平常通问，仍遵守旧规，在书帖中间一行的下半截写“某人拜”，无论馈赠礼物还是问候都是如此，这就是所谓“礼制失落了，就到民间去寻找”了。唯独京师各位伶人拜谒士大夫时，有时置办酒菜邀请他们光临，所用请柬一定写“门下某人拜”，字写在正中一行的下半行，即使王正登门贺新年也是这样，不过都只使用小片子。士大夫除拜谒前辈之外，门刺只使用小片子。只有喜庆之事以财物作为礼品时，邀请客人使用大片子，称为“请分子”。伶人的请分子也使用小片子。（八旗职官拜谒时，把单帖裁成三条，在下半行写官衔和姓名，称为“职名”。部院官员坐班、公事会集时也使用职名，格式同此。） 王渔洋《早朝口占》嘲笑南海程周量说：“端坐在轿子里吃槟榔。”清朝初年，京城前三门修建石路，不许车辆通行，入朝的京官一律坐轿子。如今只有一品、二品、三品大员乘轿。四品官只有顺天府丞可以乘三人轿，再往下都乘车了。乾隆初年，市井商人还以骡车代步，京官还乘驴车，大概有如六朝人以乘牛车为尊贵的意思。今天内城偶尔还能见到漂亮的驴车，城外的驴车则完全是一副穷苦相，只有骡车最为通用。不过官车使用大鞍，市民的车使用小鞍，以此作为区别。嘉庆年间，官车大多使用毡帷、飞檐和后档。道光年间，大半改从俭朴，乘坐布帷圆篷的四六档车，而引马比过去多了，这也是一时的风气。听说从前伶人出入都乘华美车子、骑骏马，车帷上有晶莹的装饰，前面有引马导行，几乎与京官的车马没有区别。如今这种风气已经改变，车马虽然华丽，却再也不敢使用大鞍，而且他们的仆役都跨在车辕上，已经没有骑马跟随的人了。即使部院衙门的经承、书吏也是这样。他们的小鞍车有顶马、跟马，只有提督府有戴翎顶的番子头目。（都门《竹枝词》说：“只有貂裘不敢穿在身上，优伶同样有漂亮的衣裳。”

译“你们两样东西都必须除掉：狐腿翻穿，像草上的秋霜。”考察各位伶人，虽然服饰有僭越仿拟之处，小帽都用红色骽布，只有大帽仍用矮梁，外褂仍用元青色；至于行褂，大半已经用石青色了。各衙门只有供事入署当值时穿石青色外套。此外，部寺的经承、书吏、库丁以及番子头目，一概穿元青色外褂。至于皂隶、禁卒，则袍褂都穿青色。这也算是仅存的一点旧制了。伶人的仆从，外衣都用元青色，而且按例不穿靴；在大道上，车声辘辘，他们踉跄走过，一眼就能看出来。）诸五寿追述他的祖父怡亭先生的话：“嘉庆年间，严厉查办亏空国帑的案件，直隶有一个县令因挪用钱款获罪，被逮捕关进诏狱，将要判处死刑。这个县令是蜀人，有个蜀伶慨然说道：‘住在京师的蜀人不少，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出手相助？’于是挺身承担此事，拿出五百金作为倡议资金，挨家挨户托钵募捐，十天得到一万多金，用来偿还官款，县令于是得以脱罪。可惜忘了他的名字。乾隆朝以擅长表演闻名的魏三、陈银都是蜀人。如今乐部中安徽人最多，吴人次之，维扬人又次之，蜀人已经没有知名的了。” 伶人早晨起床，一定大声练习六个字，先练合口呼的三个字，读作：咿（音伊）、哑（音亚）、呜（音婀）；然后练开口呼的三个字，读作：嘻、哈、呵。软红《竹枝词》所说的“鸡鸭鹅”，就是指这个。国书中的十二个乌珠□□□□□□，分别对应汉音“阿、额、伊、鄂、乌、谔”；至于□□□□□□两句，则都对应汉音“傲、欧、优”。西域三十六字母，统属于十二摄，从“迦”开始，到“钩歌”结束。中国古音中原本没有“六麻”这一韵，自从婆罗门的翻切之学流传进入中国，才开始有了它。其中一半是从歌、戈韵转入的，另一半是从虞、模韵转入的。然而天地间最初的元音，实际上是从“阿（麻韵）”字开始的。可以试着观察初生婴儿的哭声，张口一定先发出“哑哑”声；这是人的自然发声，无法否认。国书出自蒙古，蒙古文字又出自《华严经》的梵文贝叶经夹。它们各有所承，并不是武断的臆说。《汉书·儒林传》记载东方朔说：“伊优亚，是言辞还没有确定。”这样看来，西汉京城已经有这种说法。《乐府》中“妃呼豨”“羊伊吾”之类的词，也属于同样的道理。只是自古以来虽然早已有这种语音，却没有人把它写入书中，所以无从传授学习。天文和算法最精密的地方，中国的方法都比不上西法。但“地员”出自曾子，“九重”见于《楚辞》，而西方人把借根方称为“东来法”。宋人《测圆海镜》已经有“立天元”一法，这是中西方法相合，实在是殊途同归。等韵之学，梵语把字母称为“悉昙”，即从迦、佉到劣、爇；把切韵称为“▯佉”，即从罗、冈、康到貜、荦。《玉篇》使用二十四字母，兼收许多音类。到了《正字通》，竟想全部改用“音和”，可见对于通广局狭的道理，他完全没有听闻。智者的创制和巧妙的论述，所能涵盖的范围终究有限；百姓可以让他们照着做，却不能让他们都明白其中道理。师徒相传，曲折地实行，仍然可以循迹考察。假如圣人重新出现，顺着这些加以整理，辨识大的、辨识小的，又哪里会有固定的归宿呢？所以说“礼制失落了，就到民间去寻找”；那么，韵理和天文算法这两件事，尤其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辽人制定了契丹大字和小字，金人起初没有文字，金太祖命完颜希尹创制女直字，仿照汉人的楷书，按照契丹字的体制制作。金熙宗另行创制女直小字，把完颜希尹创制的文字称为女直大字。国朝天命六年三月，命令巴克什达海给国书加上圈点。这件事已载入典籍，至今仍遵守。我自己只遗憾没有能够读到《钦定同文韵统》，不认识五十二母，所以对于三合翻切的道理，未能观察其会通之处，一想到这件事，心里就总是怦怦跳。明人编作《九宫谱》，强行加以分析，就像整理纷乱的丝线一样，实在令人遗憾不能让高氏之子从九泉之下复生，叫他拔刀把这些分析一刀砍断。凌教授的次子凌廷堪说：“这只不过是燕乐商调中的太蔟一韵罢了，列出许多名目，只是徒然自寻烦苦。”丙申年夏四月浴佛日，我拜见阮仪征老师，请求借来凌君的《燕乐考原》六卷阅读。老师笑着说：“明天就要发榜了，怎么还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呢？”于是他谈到，金元北曲兴起以前，唐宋人所填的词，都是用来配合音乐的。从前我任职浙江时，查阅宋人的几十种词调，交给尚衣，命伶官按工尺谱唱奏，却不能和谐婉转、悦耳动听，而且很多词根本无法配谱。于是我详细说明，古乐和今乐之间还隔着一道燕乐关。古代雅乐用琴，燕乐用琵琶，今天的俗乐用三弦琴的幺弦，也就是琵琶的大弦。三弦又是把琵琶的四根弦去掉第一弦而成的。从古到今，弦逐渐变细，音调也逐渐升高；它们之间大概每次相隔二韵。比如琵琶用工字调，三弦用上字调，这样就没有不合的了。毛西河不明白这个道理，拿唐代宁王宫中的玉笛工尺谱来推定雅乐，是用今天的乐调强行配合古代乐调，难怪彼此抵牾而无法贯通。唐宋人填词配乐，都是配合燕乐、依照琵琶的音调。如今歌师所学习的南曲、北曲，是用三弦来配合的，也就是想求得与金元人的唱法相合。连琵琶演奏的北曲都很难强行相合，何况还要向上与燕乐相合，怎么能不参差错落呢？其中的原因，本来就不是梨园子弟所能明白的。老师大为称赏，详细内容都写在我的《上师书》中。

译常州陈少逸撰写《品花宝鉴》，采用小说演义的体裁，共六十回。这种体裁从元人的《水浒传》《西游记》开始，后来又有《三国志演义》继承发展，到今天仍然家家传唱、户户诵读，大概是因为通俗易懂，市井小民大多喜欢。又有金圣叹等人充当野狐禅的教主，用它来评论禅理、讲论文法，大肆铺张吹嘘，耳食之徒几乎把他们的话奉为金科玉律。《红楼梦·石头记》问世后，完全摆脱旧套，另辟蹊径，用小李将军描绘金碧山水、楼台、树石、人物的笔法，描写闺房中小儿女的低声私语，形神兼备、如闻如见，仿佛见到了他们本人，听到了他们的话。《竹枝词》所说的“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只是记述一时的风气，并不是真认为这部书有什么不足。我从小就特别喜爱《红楼梦》，日夜沉浸其中。十六七岁时，每有心得，就记在另外的纸上，日积月累，终于得到二千多张签条，打算删汰取存，再加以补充搜集，编成《红楼梦注》。除朝廷章程、国家典制之外，一切与此书有关的鄙俗言语和琐碎事情，我都汇集记录下来。不贤之人只记得其中细小的部分，似乎也未必没有一点小小的补益。至于其中的禅理和文法，寄托在空泛言论中的部分，一概屏弃不取，这似乎与那些道听途说的人不同。如今匆匆已经十多年了，仍未能脱稿，我实在深感惭愧。嘉庆年间，新出了一部《镜花缘》，《韵鹤轩笔谈》极力称赞它，推重得超过实际，我却私下并不这样认为。作者自称是博物君子，不惜像水獭祭鱼一样罗列材料，这又何必不直接写成类书，而一定要写成小说呢？比如发榜拜见老师那天，百人聚饮，行酒令、罚酒，竟然连写三四卷还不能写完一天中的事情，读者昏昏欲睡了，作者却仍然津津有味，怎么这样不怕烦琐呢！《红楼梦》叙述儿女之事，确实是天地间不可没有、却不可再有第二部的作品。陈君于是学习它的旨趣而改变它的体裁，为各位伶人画像。我常说“文人写作，选择题材是第一要义”，正是这个意思。正如《金瓶梅》竭力描摹市井小人，《红楼梦》反过来继承这种写法，竭力描绘高门大族，像堆积柴薪一样，后来居上。不过我还有个人的看法，想提出来同他商榷。《宝鉴》中所称的士大夫，我们这些人为了尊敬亲近的贤者而替他们避讳，这在礼法上本来是应该的。至于其中的小人，如奚老土之类，既然品行不良，就用歌谣来讥刺他，不忍心直斥其名，也已经是忠厚到了极点。唯独杜琴言等十位伶官，也另行列出姓名，这实在大可不必。他们正有幸依附名人而使声名更加显著，怎么忍心让他们湮没而不彰显呢？桐仙对我说，杜琴言就是桐仙本人，书中推许他为第一，不知道是否可信。这十个人是：杜琴言、袁宝珠、苏蕙芳、陆素兰、金漱芳、林春喜、李玉林、王兰保、桂保、秦琪官；都不知道实际指的是谁，无法找到本人来核实。素兰、春喜、玉林虽然确实有这些人，但都与书中所写不相符合，必定另有所指。我丁酉年夏天从严州友人吴立臣（达）的案头见到这部书，急切想借来抄录，却没有得到机会。听季卿说：“少逸住在内城一位尚书郎家中。”相隔近在咫尺，却如同远在天涯，没能亲自握手谈笑，实在遗憾没有缘分。有空时我写了一封短札给少逸，陈述自己的浅见，向他请教。正要提笔却难以写成，信还没有送到。立臣也因事被判城旦刑，所谓《品花宝鉴》不知落入了谁的手中，或者像欧阳修的文章一样，有蛟龙嫉妒它、又暗中保护它吗？（《宝鉴》这一年只写成前三十回，到了己酉年少逸游历广西回到京城，才补足为六十卷。） 我到壬子年才见到它的刊本。戊辰年九月，掌生记。吴中过去有集秀班，班中都是梨园的老前辈，精细研究南曲、北曲，每个字都考订得十分准确。有见识的人赞叹他们声腔、容貌的美妙，认为魏良辅、梁伯龙的传承没有断绝；他们不屑于同后辈子弟争夺一时的荣华。但经过集秀班门前的人，只觉得那里像夭桃、郁李争奇斗艳，又像蒹葭依傍美玉，只有自惭形秽而已。道光初年，京师有仿照这个先例的班社，把各位名家合为一部，称为集芳班，都是一时的教师和老艺人，大半是四喜部的旧人，约定“不是南曲、北曲不得登台演出”，希望竭力恢复雅正的声腔，再追寻正始之音。事先到处张贴帖子，告知京城人士；京城人士也无不伸长脖子、翘首以待，争先恐后把能够听到、看到他们当作快事。登台那天，座上客人常常以千计，听众全神贯注，即使池中的鱼群游动，也寂静无声，没有人敢喧哗，大概有约定四五天后才可以入座的规矩。当时名声和身价，没有超过集芳班的。不到半年，集芳班的弟子就散尽了。像在洞庭湖上奏乐，鸟儿高飞，鱼儿深藏；又像“西施惊骇麋鹿”，难道是欺骗人的话吗！（《燕兰小谱》记载，有伶人从京师回来，打算加入集秀班，送了重金贿赂，才被收录；评论者因此说…… 有人说那是有志之士，有人说那是捐纳监生、捐得孔目一职的人，竟然成了翰林老先生。集秀班的名声当时如此显赫，由此就可以看出来了。听常熟蒋听松说：吴中的集秀班，道光年间也已经解散了。” 伶人所祭祀的神，《笠翁十种曲·比目鱼传奇》只称作二郎神，却不知道他的姓名。（《比目鱼》入班时演出的宾白说：“凡是有一种教派，就有一种教派的宗主。二郎神是我们演戏行业的祖宗，就像儒家的孔夫子、佛教的如来佛、道教的李老君。我们这位老师非常灵验显赫，也非常严厉急切，不像儒、释、道三教的教主那样有涵养，不计较人的小过错。凡是同班之中有些隐晦不明的事情，他就会察觉并记住，大则降下灾祸，小则使人生病、生疮。你们都要牢牢记在心里，千万不能触犯他的忌讳。”）文达公《滦阳消夏录》说：“伶人祭祀唐明皇，因为他们是梨园子弟。”我考察认为：灌口二郎神是天帝的贵戚。元人写成《西游记》后，称二郎神灵异非凡，但他并不是伶人所祭祀的神。伶人所祭祀的其实是老郎神。（粤东省城的梨园会馆，民间俗称老郎庙。）安次香说：伶人所祭祀的神是后唐庄宗，不是唐明皇。安次香大概是从宋碧筠那里听来的，但也只是因为《新五代史》中有《伶官传》，便臆测当然如此，实际上也没有确凿证据。

译我每次进入伶人家，仔细观看他们所供奉的老郎神像，都只有一尺多高，塑成白皙小儿的模样，身穿黄袍；他们供奉得最为虔诚，拈香时一定要由丑脚来做，说：“从前庄宗和各位伶官串演戏，他自己演丑脚，所以直到今天丑脚最为尊贵。”（如今进戏班拜访伶人，如果指名拜访丑脚，各位伶人都会奔走前来侍奉；如果只是同生、旦角交好，各位伶人便不以礼相待。现在有人召伶人陪酒，间或也叫丑脚入座助兴，这才算是行家。）每次演戏，必须等丑脚到了，才敢打开戏箱；等他调好粉墨，拿笔涂抹完毕，各种花脸才依次上妆。（广州佛山镇的琼花会馆，是伶人报赛神明的地方，香火极盛。每年祭神时，各班共同推举一名生脚，此人一生演戏，从未充任厮役等下贱差事，由他捧着神像出龛，送入彩亭。几十年来，只有武小生阿华一人捧过神像，至今没有人能替代他。阿华的嗓音、容貌和武艺都非常出色，在伶人行会中每年的俸银大概有一千多金。）然而老郎神究竟是什么人，始终没有定论。我曾见伶人家中堂上写着“祖师九天翼宿星君神位”，问他们，却说不出其中缘故。小霞对我说：“听老人们说，老郎神姓耿，名梦。从前各个童子跟教师学习歌舞时，常见一个极其秀美聪慧的小郎，替众伶人作引导；他本来就不是同学中的人。每逢练习功课，他必定到来；有时集合众伶，按名册查找他，却没有这个人。众伶既然和他一起学习，又乐于同他游玩，一见到他便顿时变得聪明起来，因此相互惊叹，把他当作神，后来便画成他的像来祭祀。”这番说法很不合常理。然而吴地人早晨起来忌讳说“梦”字，伶人尤其如此，我不明白其中缘故。照小霞的说法，这是因为忌讳说出神的名字。这件事在典籍中没有可考的依据，流传下来的说法又多半不能完全相信。姑且附记于此，等待博学多识的君子考订。区心庐说：“梨园会馆有一块碑，记载老郎神的事情很详细，可惜我没有记住碑文。”梨园会馆在广州城归德门内的魁巷。（心庐这番话是在岳州说的，当时是戊戍年中秋；以后应当写信给舍弟蕴生，让他到那里摹拓碑文，只怕执笔记述的人文辞无趣，免不了让人产生‘枫落吴江’的感慨罢了。壬寅年立夏日记。） 湘舟说，他从前在京城时，观看阳春班（后来改名为盛春班，如今已经没有了）的小伶人演《铁冠图·费宫人刺虎》。正演到饮刀时，那伶人摇头披发，头上的假发髻突然掉落；宫装束带上垂着一条很大的发辫，令人笑倒。又看他们演《闯山》，幼伶登场时，服装没有束紧，走动得很急，忽然掉了一只假脚，只能倚着五肩蹒跚而行。丑角笑道：“我本来就说这是个黄口小儿，不要让他登场，现在果然如此；我今天还兼作乳母了。”于是抱着他下场。我又想起从前听说有人演桓侯，揭帘出场时胡须突然掉了，同伴急忙问：“来的是谁？”他回答：“我是张公子。”同伴笑道：“小子不中用，去把你那位有胡子的父亲叫来。”这种机敏快捷的应答，往往足以令人开怀。又有人演《琵琶记》中卖发的情节，正对着镜子，两条缠臂金脱落，露出手臂，忽然听见有人喊：“可以先把金钏卖掉。”后来观看《陶母剪发图》，便指责画家把金钏的故事错误地从这里脱化而来。天下往往有些眼前发生的事，想起来不值得一笑，大多就是这种情形。黄教习子超曾说：“如今京城的风气，拿雏莺乳燕般的幼童，硬要叫他们歌舞。” 照这种弊端发展到极点，不到让襁褓中的婴儿登台，是不会停止的。”没想到竟真有这样一段笑话，我讲给湘舟听，我们都大笑。我又查考到，陈银儿十七岁时，才从蜀地来到这里，跟魏三儿学习歌舞；魏三儿当初刚入京时，已经二十七岁了。假如生在今天，这该作何感想呢！湘舟又说：“友人丁四同米伶交往最密切，跟着他学习度曲，声音、容貌全都模仿得很像。米伶懂医，人们称他为米先生。他以正生闻名一时，刻意追求精益求精，家中设置了一面等身高的大镜子，早晚对着镜子来回走动，自己练习容貌举止。日积劳累而成病，常常呕血。丁四每天在茶铛药碗之间照料他。（米伶演关帝时不涂红脸，只略施水粉，扎着包巾出场，竟然眉如蚕蛾、眼如凤目，神威照人，面对他的人都会肃然起敬。如今京师歌楼演戏，不敢再演关帝。这固然是因为凡有血气的人无不尊敬亲近关帝，神声威灵显赫，不敢亵渎；也因为后来来的伶人难以继承他的水平。）一天，歌馆指名要米伶去演，米伶因病不能前往，馆方再三派快马催促，实在推脱不过，丁四便代替他登台。扬袍振袖，须眉神气，谈笑举止，宛然就是米伶。客人仓促之间不能分辨。”我说，我们这些人不过是压抑无聊，逢场作戏，借此写一写狂奴的旧态。从前乾隆年间，黄仲则住在京师，孤高而少有合意之人，常有虞仲翔那种如见青蝇的感慨，权贵也没有办法招致他。他每天只到伶人那里讨饭，有时竟在红氍毹上显现出种种身世说法。满脸粉墨，登台又唱又哭，放肆调笑，旁若无人。比如杨升庵在滇南，醉后用胡粉涂脸，头上插满花，门生和众妓女用轿子抬着他经过市街。唐六如和张梦晋在大雪中游虎阜，模仿乞丐唱《莲花落》。才子失意，竟至于越过闲适的界限、放荡而不守规矩；这也幸亏处在圣明朝代，容得他们傲岸不羁罢了。道光初年，有一名中书舍人在酒席上喝得酩酊大醉，登楼歌舞，被御史弹劾而丢了官。去年又有一名大理丞因为往来伶人家，被廷尉查获，按法律弹劾论处。其他地方官遭受谴责的还有：山东盐运同因为亲近优伶、放纵饮酒，被写入弹劾章奏。又有一次开宴饮酒，增加了常例；一名郡守进京纳粟，被提拔为观察使，却因和歌童一起醉酒不醒，几乎遭遇不测；他的叔父郡丞竟被论罪发往西部戍守，坊官也因此受牵连而罢官。同样生活在盛世，遭遇却有幸运和不幸之别，怎么能不谨慎呢！康熙朝时，洪昉思、赵秋谷、潘稼堂、朱竹等几位先生，因为在国忌日听歌，都被牵连到官府议处。所谓“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说的就是这件事。听说其中实情，是因为一位郡守进京朝觐时，应酬没有做到位，导致别人图谋报复。大概中途住宿归来时，装载蒲葵五万把，也足以连累人。戴光禄任给事中时，曾在刑科本库查到当年的弹劾章奏，说共有十多人。详情载于《藤荫杂记》。

译所谓“打茶围”，京城称为“串门子”。世上有一种人，动不动就成群结队几十人，反复骚扰，还要再去顾及别人。即使主人已经因日子不够用，脸色和声音都表现出拒绝，把他们挡在大门外，他们仍厚着脸皮，安然不知羞耻。广东人直称这种事为“打水围”，大概是说他们奔波劳碌而不怕麻烦，连水也将被他们喝光。六篷船遇到这类人来访，实在受不了他们纠缠，便每天积攒败叶，煎汁装满一瓮，像牛尿一样；他们一来，就用大碗舀给他们喝，简直还不如《红楼梦》所讥讽的给驴喝水。冯贽《云仙杂记》记载：宣城的妓女史凤接待客人有等级差别，最下等的叫“闭门羹”，喝完便让客人离开，不和他见面交谈，但还没有像这种做法一样严重。从前元魏人以谈论饮茶为可耻，把它叫作“水厄”。如今那些不爱惜自己的人，和匪类相比也差不多。呼朋引类，动不动就说“打茶围”；像这样的人，真可以称为“水厄”。我曾在盛夏到广德楼听春台班演出，天气非常炎热。葛蓬山、李蔼如、金云卿、张吟航已经在那里。烈日当空，四面天空没有一丝云，马喘气的样子就像吴地的牛。我正好有不得不应酬的事情，只得勉强前往，投递了几张名帖，因此最后才到；到那里时汗出如浆，烦闷燥热再也忍受不了。我靠着栏杆向下看，只见万人如海，声音密集喧闹，笑语被热气蒸腾起来，像锅中的气不断上升，撞到上面。秋芙正在场头演卖胭脂，举止亲昵放浪毫无节制，更让我觉得闷热腻烦。我立即解下衣带搭在栏杆上，把暑衣全都解开，袒露上身摇扇，吃完了整整一个西瓜。过了很久，才感到清凉。楼上楼下无数双眼睛瞪着我，认识的不认识的，都说这是个狂生。第二天京城盛传有人赤身进入戏园；喜欢我的人把这件事当作谈资，还规劝我说：“名教之中自有快乐的地方。”我笑道：“虽然这里不是裸国，但人本来就是裸虫，何妨赤身游玩。我不是狂生，人贵在能够使自己的心志舒适罢了。”（癸己年春，我曾请张海门学博刻了一方‘我非狂生’的小印。） 我被关在诏狱时，提牢主事胡小初是个风流儒雅的人。戊戍年元夕，放灯五天，同僚们举行猜春灯谜的游戏，灯谜结构曲折，彼此争奇斗巧，各自极尽巧思。我用六角白纱灯，画了十多种着色的折枝花，都是《看花记》中写到的佳花，题名为“梦痕花影”。我编的隐语谜面，谜底都是当时京城的名伶：“一人名如凡鸟”，谜底是今凤；“齐眉”，谜底是双寿；“董贤少年为大司马”，谜底是冠卿；“蔡伯喈骨肉团圆”，谜底是琵琶庆。这些都很精彩。郑九主事筱岩所编的也有许多好谜，记得其中一条说：“都是小生的不是”，隐射《四书》中的一句话，谜底是“平旦之气”，非常巧妙。我的酒量比不上三雅，却喜欢和酒客交游。“长安市上酒家眠”，纵情酣饮、嬉闹颠倒，已经习以为常。汪钝翁《说铃》记载：“竹举博学多才，和高念祖一同进京，傍晚停船后，常常找不到朱某在哪里。等高念祖去寻找他时，他已经走进酒馆，醉倒在炉灶旁了。”他的狂态可以想见。我所见三庆部中，最多的是大户。琵琶庆如同身经百战的老将，功成之后回到府第，接受奉祠、奉朝请的待遇，不再出场，和其他人相互驰逐；这就像所谓“二十四考中书令，万八千户冠军侯”，说的是太师尚父中书令、汾阳忠武王。近来冠卿占据首座，假如摆下一石酒，我和其他人未必能喝完一斗，冠卿却简直像陈王独自占有八斗。淮阴侯统率军队，当然是越多越好，这确实是上天赋予的才能。春波举止从容、整齐而有余裕，史书说“曹公如不欲战”，确实如此。我把他看作邴曼容。复生雨初平时温和，唯独到了对酒当歌时，豪情郁勃，常常像颍考叔拔出郑伯的旗帜，以蝥弧旗率先登城。“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然而他不能像临淮王那样树起旌旗，也不能像条侯那样筑起壁垒。春台班中的瑶卿，不愿让人看出自己是高阳酒徒，常常像拖着柴薪假装逃跑，实际上以逸待劳，屡屡自称是后劲。秋芙则意气凌云，像给马披上虎皮，又像燧象冲阵，十次冲荡十次决胜，再接再厉。前面唱歌，后面跳舞，军队于是欢呼，“一定要喝他三百杯”了。然而淳于髡喝一斗也醉，喝一石也醉，只是强作笑容替薛王解嘲罢了。我每次看他们，都称秋芙为“虎痴”。两者不可有第二个，也不可没有一个。五个人的性情、意态各不相同，每当双方旗鼓相当时，我从墙上旁观，也是一种乐趣。有时他们像轻骑小队，挑战对方、逼近营垒，投石比远、拔戟列队，各自组成偏师，也是一种乐趣。有时又像妙手空空儿对聂隐娘，一击不中，便轻快地飘然而去，仿佛神龙在云中，头尾鳞爪偶然露出，也是一种乐趣。又如松馆北面的小院，曲折小径通向幽深之处，才是真正的醉乡深处，我替它题名为“酒痕花韵之居”。如飞鸿踏过雪地，回头看去，徒然惆怅。戊戍年，我被议定发往湖南戍守；百花生日那天，扛着武器踏上道路。小霞又邀请《看花记》中已有传记的十七人为我设宴送行，并召集九位擅长绘画的人，合画了一幅兰蕙帐额赠给我，送别题名为《九畹滋兰图》。有的画水墨，有的画双钩，有的画设色没骨，各有意趣。九人是：吴今凤桐仙、陈凤翎鸾仙、扈连喜梅仙、刘素玉韫仙、陆翠香玉仙、张兰香纫仙、胡秀兰香吏、范秀兰小桐、俞雯小霞。阿霞又作了两首绝句：“遥远的湘水浓腻如脂，苍茫的云树寄托着梦中的思念。画出幽花在空谷中的哀怨，赠给你，姑且当作丝丝柳条。”“可惜上天赋予了美好的才华，却偏偏沦落，遭受失路的叹息。大概词人多经历劫难，一生一世都像贾长沙一样被贬谪相伴。”

译镇平邱东丽参加戊戍年春季的会试，带着一方六如居士砚，说是从吴门的集市上得到的。从前子畏因科场之事被放逐废弃，我的遭遇与他相同，所以把这方端石砚赠给我作为别礼。砚宽二寸，长二寸，厚略不足四分，背面呈椭圆形，刻着小篆“六如居士”四字，旁边以行书刻六字：左边是“弘治三年”，右边是“子畏”。砚面刻八分书，上方刻铭文，不题姓名，只刻一方小印，印文是“华白”；下方参差横列着行书，写道：“此砚得于涂林废井中。”砚侧镌刻“赋山珍藏”四字，不知是何人的名字。此前劳谔士替我整理行李，见我没有任何多余物品，便对人说：“这才是真正的康对山，只剩下大小鼓三百面了。”朋友爱护我，动不动便把我比作前贤，未免比得不恰当，使我惶恐得无地自容。然而这两位先生和我家用修一先一后同在朝廷任职，都遭遇沦落而不得志。升庵戍守金齿时，黄夫人远在蜀中，只能寄来“其雨其雨，曰归曰归”的诗。即使各位伶人拿着纸笺来求我题字，也终究不能像王子霞那样，给学士圆一个春梦。梁四声谷替他的朋友索求《琵琶美人图》的题字，我醉后提笔写了两首绝句：“身在天涯，沦落之人试着回头看，红袖与青衫同样充满愁绪。不要因为是美人就轻易替她画像，还有人害怕听到秋日里四弦琵琶的声音。”“才子惭愧，不敢仿效康对山的豪放；内阁中的兄长并没有逃避不见。大小鼓还剩三百面，琵琶哪里肯演奏《▯轮袍》。”我的妻子瑶华女士也作了一首诗题在后面：“身穿丰貂、佩戴玉佩，俨然如神仙；这个孩子竟使我见了也怜爱。幸好还有司马相如这样的知音在，身在春明门外也不要悲凄。” 吴太初司马撰写《燕兰小谱》，颇以谱中所记没有杭州人为遗憾。后来终于得到张柯亭一人；她的行事也有值得称道之处。随园采录她的诗，又把她的事迹写入《诗话》，大概是因为“钱唐苏小是乡亲”“维桑与梓”，未免带有乡情。钱武肃王归还杭州时，想到从前钓鱼游玩的地方，山石树木全都披上锦衣。由观察行为来了解仁德，他的忠厚到了极点，君子对此是有所取法的。小时候听老人说起魏三儿，所以我称赞她是嘉应所属长乐县迁居四川的人。魏三儿在长乐是大族，迁往蜀地的人本来就很多；但这件事没有文献可以验证，所谓未经平子考定，我不敢相信。乙未年春天，岳州通守黄石泉的仆人赤五对我说：“我们州有个到姑苏经商的人，姓罗，有两个儿子，都进京隶属于乐部。”我听了心中怦怦直跳，谋划设法把他们救出，却在三四年中踪迹全无。（管子说：“五方的人民，受山川风气限制在各自的地方，彼此不能相互谋划。”西河检讨罗三行谈到昆山调水磨腔的源流和节度，说得颇为详细。他说：“松常舌钝，浙齿顽。” 大概这是当时亲耳听闻、亲眼见到并加以验证的事情，确实有其事实根据，绝不是凭空臆测。京师各伶人的盛衰消长各有时运，也有那种无人替他谋划、无人能够招致的人。戊戍年夏天，我到了岳阳，小住八十天，结识了徐三穉青（庶咸），是位好士人。他的诗、文章、书法、绘画都非常精妙，又擅长度曲，和我交情深厚。一天，他收到长沙彭实庵的信给我看，我读信时，信中说：“瓣香因为意气离开了长沙。”恰好常德有个连元随他同行。我急忙问瓣香是什么样的人，连元说她名叫猗兰，是长沙普庆班的名伶，有侠义气概；她的举止不像这里一般人。实庵对瓣香的眷恋，就像我对小霞的眷恋。我急忙托穉青转告实庵，希望他把瓣香的事迹详细告诉我，我将替她立传，附入《看花记》。穉青说：“好。”不久，实庵来信，把瓣香的事情说得很详细，并且说：“瓣香能够被南州高士列入交游，是幸运的。”然而实庵听说掌生竟有这样深厚的性情、这样坎坷的遭遇，私下里也替自己感到危险。失意的人惯常做出得意的事情，难道只有杨君如此吗？实庵将把这段表面背后相反的因缘写信告诉瓣香，使她即使身处天南地北，也一定会尽力谋求见面，以报答知己。因为瓣香胸襟开阔，看不起河间那些靠精通数钱取媚的人，所以没有私蓄。她们班中有人死了却无力准备殓葬用品，同伴们四处呼喊请求帮助，却没有人响应。当时秋风渐渐变得凛冽，快要发放冬衣了。瓣香仅有一件絮袍的费用，便把全部拿出来给了他，于是才得以沐椁藏狸首；这也是别人无法企及的一点。瓣香离开长沙时，有个长胡须的人逼迫他，他神色飞扬，来往奔走，哪里是鹑鶠之类所能知晓的呢！至于连元，又幸运地攀附骏马的尾巴而得以升入青云。秋九月初一，我经过长沙，得以认识实庵，就把从前替阿霞交往之事所写的信题在扇子上送给他。当时唯独没有一句话询问瓣香的行止，大概是我料定这次出行一定经过武陵，应当能够见到他。到了月半，我在常德停船系舟，便步行五六里去拜访他，才找到元秀班的住处；但他们正在演戏，我又赶往歌楼。召来询问他们的掌班，才知道中秋以后他已经回长沙了。按时间推算，我会见实庵时，猗兰应当已经回到长沙了。假如当时问上一句话，见面又有什么困难？可是内心思念着他的人，最终还是擦肩而过，三生石上也没有结下一笑的缘分。随园老人一生最相信我佛所说的因缘之说，难道不应当这样认为吗？那年冬天，实庵把这件事详细告诉了瓣香，瓣香来信，很是替他转达了深切的情意；同时还把瓣香所画的一幅水墨折枝梅花封好寄给我，并题了一首绝句，诗句如下。

译（瓣香姓曾，名超。从前在洪江时，桐城朱啸厓在代理会同县令朱抱荷的幕府中，对他很是眷顾；后来瓣香便随星桥来到长沙，他画梅的技艺就是星桥教的。谭铁痴说：“普庆部的住处和铁痴家相邻，早晚往来相处，对他的行事了解得非常详细。”瓣香学习南北曲最多，长沙各位郎中几乎没有能与他匹敌的；他的谈吐尤其风雅。铁痴曾对他说：“你名叫猗兰，为什么偏偏取‘瓣香’作字？”他笑着说：“这是我家的东西。”他的典雅潇洒很像京师的桐仙，而品行义气又超过了桐仙。）我撰写《长安看花记》，所记的都是京城里的各位伶人；猗兰远在湖南，按例不能夹杂收入其中。于是我想起纪文达公的《滦阳消夏录》是在居住盛京时写成的，但其中记载了回到京师以后的事情，他在自序中明白说明了这一体例：“陆放翁的诗篇洋洋洒洒，一生写了万篇，并不都是在剑南创作的，却总题作《剑南集》；我这部录也采用这个例子。”我于是私下援用这一例，把猗兰收入《琐簿》中；又在闲暇时将天津、保定的各位伶人，以及八年前居家时所听闻和见到的粤中优秀伶人，一并补写传记，附载在记中。这一体例确实是从瓣香开始的。（壬寅三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