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恭公手札节要卷中

译寄给周人骥的信 壬戌 边地的风气尚未开化，民俗质朴鄙陋；那里对治理的需要比中原更加迫切，而一旦看见恩惠，也比中原百姓更容易感受。您到任不久，保甲和义学已经依次设立，想来是把约束和教化引导同时施行，不同于庸俗官吏的做法。只要有一分真心，就会有一分实效；规划既已确定，长期坚持下去，自然会有一天能够看到成效。寄给家圣泉的信 长期滞留在闲散官署，未能施展才能，内心深感郁闷。这里面的迟速自有定数，只希望根据时势和处所中能够做的事情，发挥自己的学识所能达到的程度；有一分真正的精神，就有一分真正的事业。韩魏公滞留在管库的职位上，对职务从未马虎，却推行官仍然处理事务不倦。王府尹虽然前面有显要道路可走，却能如此治理百姓，因此被看作有远大器识的人，可以作为千古以来观察人物的确切论断。况且我们这些人尽自己的力量，以区别于庸俗官吏随着时势俯仰变化的地方，正在这里。眼下吏治的弊病，在于有名无实、有始无终；即使是极其有利于百姓的政令，实行起来反而会损害百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条例太多，拘束牵制太过；如果不是对百姓万物怀有不得不如此的恻隐之心，谁肯破例而招致罪责谴罚呢？何况自古以来，凡是关系国家计策、百姓生计、人心风俗的事情，都不能限定日期而要求立即成功。那些能够限定日期完成的，大多只是粉饰耳目的举动，必定不是真正关系到国家计策、百姓生计、人心风俗的事情。寄给唐莪村绥祖的信 州县自行审理的诉讼，不过是户婚、田土之类；在官员看来，这些事与考核成绩无关，往往漫不经心。然而对小民来说，却是一身一家生计所系。一纸诉状递入官府，过了二十天还不立即批出；等到批出传票，又任其自然，不作迅速审理的打算。不久又到了停办事务的忙季，所以批准了却不审理、审理了却不结案的事情很多。官衙没有法纪，民间哪里会有公正的舆论？刁民没有顾忌，善良的人就难以保全自己。至于诉讼所造成的耗费，弄得倾家荡产、耽误时间、失去职业，还只是其次。官场上所谓“百姓刁蛮、风俗强悍”，其中有些并不能把责任全归咎于百姓。寄给程扶南的信 家务繁忙，心里自然不能专心读书；但我已经确定了课程，每天抽空去做，不让它间断，时间久了也一定会有所收获。何况正当家计零落、心力不齐的时候，如果能够曲意加以体察，依情形妥善安排，也自有道理；能够使内心安定，其中也大有学问。古人把治理家庭本身就看作学习，不只是把它当作料理柴米等琐碎事务，实在有很深的意义。更希望你在这方面努力。寄给王后村的信 地方官看待民政，完全没有关切之意，所以即使有良好的法令和美好的用意，也大多不能实行；勉强实行，也往往只见其害处，不见其好处。这更加说明“有善于治理的人，却没有善于治理的法”这种说法并不是空话。然而所谓善于治理的人，才干和才调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这一点：不能没有关心百姓的心。有了这种心，才干大小都可以随着所办的事情显出成效；否则即使有很大的才干，也足以造成危害，更何况本来就没有才干呢？一年以来，我诚恳地用这些道理启发各属官员，关键在于唤起他们的良知，然后再用实际功效来要求他们。近来虽然觉得他们对民政渐渐知道紧要了，但他们的内心是否果真能像所说的那样，我还不知道。这使我更加相信，做官、做人，心地最为重要；没有一颗善良的心，不可能做好事情。《学约》中“立志”一段，略微表达了这个意思，不知道是否恰当？幸蒙您指教。寄给衙哲治的信 沿海重要地区，事务并不十分繁多，而且有很多荒地。如今您主持治理那里，可以从开始到结束，彻底地替它筹划经营。一时看不到明显的功效，但长久以后会有使百姓受益的成效，成败就在此一举。这样也可以免去首邑那些没有意义的应酬，集中精神，全心全意不过是为贫苦百姓和他们的身家生计打算。即使极其烦劳困苦，也无非是快乐的境地，我知道您一定会看到这一点。寄给唐莪村的信 凡是兴办事业，宁可留下宽裕余地，这样或许事情容易办成，官民双方也都不至于受到拖累。做官而能洁身自守、爱护百姓的人，当然不乏其人；但要他们拿出自己的钱来为百姓办事，实际上就有困难。拖累一两个官员，拖累百姓的又何止八九分？拖累官员，上司会知道；因为拖累官员而又拖累百姓，上司却无法知道。甚至有的官员自己并不认为受了拖累，而百姓却更加不堪其累。这正是官场中所谓名声、实际利益两方面都得到的做法，尤其值得忧虑。寄给彭青原、家屏的信。癸亥年出行时，我已经接待人事、处理事务，以正直为主。不正直，道义就无法显现。原本不可以用曲意周旋的方式来办事；事情的是非、人的贤愚，即使置身局外来观察，也自然能够形成不偏不倚的公论。然而有些人把个人在官场上的得失看得太重，只顾眼前，于是做出许多不合人情的举动，说出许多昧着良心的话。总的缘故，是反省自己很难，反省之后再责备自己更难。古人在勤勉谨慎之外，又取法于平和宽缓；而勉强推行宽恕的道理，正可以终身奉行，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临别时所赠的话，希望您能够谅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寄给君元符的信 吕新吾先生的学问和经世济民的才干，都可以从他的施行中看出来，不是那些空谈性命之学的人所能相比的。这位先生有时也有偏颇之处，但他满腔忧国忧民的心意发自本心，无法遏止。他不可企及的地方正在这里。先儒说：“没有忠恕之心，便不会有这种不能自已的心。”所以他每办一件事，都有一番安排，使各方面各得其所，处处都有最高的道理，并不是偶然的。寄给沈子大起元的信 您所说的“我见”一语，尤其切中了士大夫的弊病。一旦有了“我见”，有时就凭自己的意见行事，有时就顾虑利害，甚至把我的行为举止当作道理的是非标准；要强行改变事情来迁就自己，并不困难，更不难让天下人受苦来满足自己。这一切都是这种“有我”之见造成的拖累。寄给张纶的信：仕途如同宦海，没有定数；经历一番风浪，就增加一番阅历。古人遇到横逆之事，一定多次反省自己，并不是空泛地引咎自责。正好可以借此机会仔细体察人情，克制和治理自己的身心。寄给张文和公的信 关中的民情，愚朴而多质朴，比南方更容易治理。但也应当怜悯他们的愚朴，思考用什么办法来教导他们。□朴则容易教导，并不是质朴就可以不教导。寄给鄂文端公的信 人的聪明才力彼此相差不大，平时从事诗书学习，也无不明白义理、辨别路径。可是到了处理事情、稍微涉及利害的时候，却常常只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自己，不顾天下。实在是因为把自身的富贵看得太重，所以把君主和百姓的事情看得较轻。近年来我常用这个标准观察别人，也用它来责备自己。昨天听到您的高论，您说“万物的道理都具备在我身上”，意思是我们每个人的贤愚高下，以及从古至今参与天地化育的事业，无不是自己分内的事情。看起来好像对自己的要求很轻，其实对自己的要求极重。先儒把《西铭》一章看作“仁”字的源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寄给徐德裕的信

译教化当然不只是使用刑罚，但即使在刑罚之中，也未尝不能寄寓教化。遇到事情要平心静气，执法公正持平，使奸恶之人无法侥幸逃脱，善良的人才有办法保全自己。官衙有了公论，民间自然会形成风俗。近来有一副对联说：“想求政务简约而内心常常苦恼，等到刑罚清明，连梦中也会安闲。”请您留意。寄给雷翠亭鋐的信 您来信中“戒惧慎独”的说法，讲得十分亲切。《大学》的八个条目，无非是一层比一层紧密；治理天下、使天下太平的事业，总归根于诚意、正心。《中庸》所说，放开来可以充满六合，收拢来又可以退藏于隐密之处，也就是这个意思：越是严密，越是广大。您把《大学》《中庸》的层次和主旨概括得无所遗漏；若不是确实在这些地方痛下克治自己的苦功，不可能说到这种程度。寄给归少宰宣光的信 官场的陋习是，上下各级衙门终日忙迫，实际上真正惠及百姓的事情却很少。官府为百姓办事，百姓反而不知道；百姓迫切希望官府办的事，官府又不知道。官民之间的情意不能沟通，即使法令良善、用意美好，实行起来也难免滋生弊端。甚至因为偶然出现的一点弊端，就废止原本可以长久施行的常法，都是官府只求苟且安逸、图自己方便，执行并不真实造成的。州县尤其与百姓亲近、关系紧密，所以州县官得人，一个州一个县都会受到福泽。寄给卫廷璞的信：圣明的君主勤于政务、爱护百姓，广泛听取意见并全面观察；臣工逐条陈奏，往往用意美好、法令良善，不能一一说尽。有些建议听起来可以接受，却很难实行；也有些名义上虽已奉行，实际上却从未真正施行。比如每次接到部文，层层转发下去，上下衙门的案卷将要堆成一册，看起来似乎已经奉行了，可士民还不知道，地方怎么能从中受益？总是因为上司把转发下去当作完成差事，州县把交给书房办理当作完成差事。即使张贴告示，也只是张贴在城门、交通要道和远乡僻处，士民哪里能全部看到并完全了解？告示张贴之后，官府也完全不再照料。等到士民有了违犯，有的就说事情无法实行，有的就说百姓不肯实行，却不知道其实根本没有真正实行。地方官如果果真肯事事从民生出发，每次奉行一件事，都体察民情，逐处筹划，考察利处在哪里、害处在哪里，只求对百姓有利，同时防止给百姓造成拖累；实行之后做到利多弊少，并且及时补救弊端以保全利益，就不能因为有弊端而废止利益。这样，即使法令不能立即见效，也可以补偏救弊，逐渐收到成效。寄给葛其恕的信。您把官场看作谋取利益的聚集之地，只计算收入多少，不问民生疾苦；只求上司另眼相看、加以照顾，不问自己能否尽到职守。这是官场中人鬼交关的关头。来字看破了这一点，而且还有安然不屑的意思，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您已经立定志向。从今以后努力奋发，您的进步就不可限量。至于物力艰难、世情变幻，见到困难还容易，做出成效却很难；又必须自己站稳脚跟，从艰苦中一步步做起。俗话说：“节俭可以培养廉洁”，又说：“只有忍耐才能取得成功。”不节俭就一定不能清正安宁；耐心而持重，并不是消极忍受、置之不理。努力吧。寄给雷翠亭的信 关系到长远计划的事情，都不能拘泥于平常的成例，也不能因为一时半刻看不到成效就不去实行。稍微有一点疑难，就会成为别人议论的把柄。旁观者不说做事没有恒心，却动不动就说事情无法办成，于是日益趋向苟且，只图眼前，把这当作稳妥的做法。这是近来做官的通病。寄给德松如先生的信 用官府的力量养育百姓，就像用百姓的力量养育百姓；按天计算似乎不够，按年计算却有余。这样说似乎有些迂阔，但实行起来确实可以长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在今天尤其切中要害。寄给冯叙九的信 职掌的事务并不多，但对于所得到的职责，要勤勤恳恳地去做，深入掌握其中的要领；有一分心思，就能造就一分福泽，不必因为事情小而有所嫌弃。先儒所说“存有爱护万物的心，对万物必定有所帮助”，就是这个意思。寄给托庸的信。盛朝休养生息，时间久了，人口日益繁盛；即使水边山麓，处处都是百姓可以经营的产业，仍然担心有限的土地不足以养活不断滋生的百姓，却眼看着土地还有余力而不去加以经营，动不动就说事情没有眼前的成效，或者说不妄加举动才是最大的好处。只知道用官府的力量养育百姓，而不知道用百姓自己的力量养育百姓；即使力量有所不及、形势有所穷困，这也是主管土地事务的人不能不反复忧惧于心的事情，唯恐无法仰承圣天子爱护百姓的心意。我从邸报中看到有招募开垦荒地的奏疏，实在是出于一片爱护和养育百姓的诚心，能够从民生的根本着眼，才能这样做，实在令人敬佩。寄给徐本仙的信：仕途进退迟速，关系到时运和命数，不是我们这些人应该筹算的。只要看现在所处的地方，有可以施展作为的权力，能够即刻从本心出发、从眼前的事情做起，推己及人，上可以符合君主的知遇，下可以得到百姓的拥护，中间也可以对得起自己的良知；这就是每时每刻都应当努力去做的事。至于道理不可改变，而时事又有许多阻难，那么也不能不委曲周全地加以调剂，希望能够使人与事两方面都得到妥善安排，从而恩泽施及百姓万物。总之，天下人能够反省自己很难，能够认识自己更难；能够认识自己、反省自己而又肯自我委屈，则更加困难。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地方去折服天下人的错误，很少有人能够使别人心服。何况自我坚持的人未必真的全对而没有错误呢？这才相信古人所说的“平易近人”，其中本来就有实际作用，不能完全把它看作俯仰随俗。寄给张考的信：任官无论在京城还是京城以外，总不外乎国计、民生两件事，其中道理相互关联，实际事务却难以偏废。京官能够进言却不能实行，外官则既可以进言，也可以实行。见识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本来就容易有所偏执；见识已经达到，而表达和施行不当，也会增加弊端。等到弊端形成，有人或许就责怪所办的事情本来无法实行，这样以后便更没有什么可以做成了。您一向熟悉以义为根本，具备良好的风度和才干，只希望您善于处理自己施行和表达这些道理的方式。寄给崔元善的信：官员和百姓虽然有尊卑之分，但天赋的良知原本人人都有。做官的人倚仗权势作威作福，不用良心来感化人，只用权术和法术来笼络人；即使可以欺骗一两个人，也不能欺骗千万人。无论内地还是边方，这种人心和道理都完全相同。

译寄给朱陵的信。近来功名利禄和词章文章的习气，流传下去而不能回头，读书人中到处都不少。只是书还是书，我还是我；常常看到读书人与没有读过书的人没有什么不同，读书以后与没有读书时也没有什么不同，竟好像人如果不能取得科第，读书就没有价值；一旦读书取得了科第，这些书就可以没有用处了。我对此一直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学约》中偶然阐明了这一点，但笔墨荒疏，文辞多浅显率直，私下担心还不足以作为众多士人的准则。诸位重刊此书，各自撰写序文，赞誉推许过分了，我内心实在惭愧。然而士人是四民的倡导者，官府又多由士人充任，正是士人的倡导者。大家都坚持这个意思，既勉励自己，也勉励别人；教化从上面推行，教成于下面；共同致力于有实际用处的学问，使境内的士子把读书看作克制、治理身心的事情，不要把文章当作敲开科举门路的砖瓦。这样，士人的习气就会由此端正，民间的风气也会由此敦厚，治理教化会从这里产生，人才也会从这里产生。这又是我深切的希望。寄给周力堂学健的信 做官的人平时对百姓的生活没有一点休戚相关的心意；谈到教化引导、移风易俗，就认为迂阔而不切合实际；筹划有备无患的办法，又认为困难且会给自己增加负担，于是觉得民生疾苦完全没有什么可以出力的地方，只等事情紧迫、百姓有所触犯时，再用严厉的法律加以处置。上面有仁慈圣明的君主，下面却不能受到治理达到的恩泽，守土官员的罪责，实在百般也难以推辞。寄给家雨泉浩的信 近年来所办理的事情，还没有等到看到成效，我对此非常挂怀。然而事情道理的是非，要由自己审察；事情形势的成败，就听任它由天决定。又不能因为预料到后来或许有人说不同的话，就把事情置之不理。我恭敬地读到《上论》，其中说，担任这个职务的人，暂时不能忘记长远，要在一天之内替数十年作打算，长久也不会产生倦意；要有数十年始终如一日的心。君王的言论真伟大啊！它对天下臣工的训示，亲切而意味深长。我们这些人只应当以此自我勉励，其他的事就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了。寄给家圣泉的信 大凡有益于世的事情，开始时不能不有困难；到了后来，又不能一点拖累也没有。害怕困难、畏惧拖累，最终必然会把天下的事情都看作可以不做。不仅自己不肯做，还劝别人不要做，并且忌恨别人去做。看见有人有所作为，又抓住他的小毛病来攻击其大体的纯正，使他最终无法为自己辩解。这就是把天下人都驱赶到苟且偷安、只图自己方便这一条路上，使很少有人站出来承担天下事务的原因。寄给马金门的信 前人谈论治理时，把不取用视为给予，把不扰民视为安定；对于苖民，这一点尤其重要。动不动就说苖民只知道畏惧威势而不知道感念恩德，恐怕不是公允的说法。孙合河所上奏的抚治苖民事宜，似乎是得当的。寄给雷翠亭的信 士大夫所说的话可以听取，而实行起来没有力量，都是因为心肠太冷的缘故。心肠冷，对这个世道、这些百姓，就都觉得不太亲切。不说“不要妄动才是最大的好处”，就说“何苦要这样做呢”？这些年来我一直不肯让这种心肠变冷。所苦的是才识浅陋，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免有竭尽力量却跌跌撞撞、屡遭挫折的忧患。寄给孙文定公的信 仕途中的遭遇，有时竟然无法预知。士君子只有相信一切取决于自己的作为，其他事情交给偶然和时运。然而归根究底，时间久了，评价终会确定；不可知的是时运，可知的是道理。寄给范九池咸的信 每次读大□，内容都关系到吏治和民生的要务，真可以说是致力于重大而长远的事情。近来民生困穷值得忧虑，官员的困穷也值得忧虑；如果早晚都不能供给，才能中等的人凭什么自我勉励？如果日复一日这样下去，流弊就不小。大疏中所陈述的增加养廉银，切中要害，也是振兴吏治的一项办法。寄给德济齐先生的信 立定心志、处理事情，只论道理的是非，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切功名利禄，早已置之度外。这真可以说是只知道有国家，而不知道有自己的家庭。寄给刘含章的信。甲子年。县令这个职位，与百姓最亲近，施及百姓也最快；一切利弊和风俗，只有县令了解得最详细，施行起来也最方便。遇到上司有兴办或革除某事的命令，其中合宜的，当然可以推广并努力实行；即使不合宜的，也可以斟酌调剂、变通办理。所以县令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百姓生活的忧乐。其他府、道以上的官职，地位不能说不尊贵，但与百姓并不十分亲近，办事也常有许多阻滞。历来由县令起家，逐步升任台阁的人很多；总的说来，他们的声望和政绩，在做县令时就已经不同于庸俗官吏的作为了。寄给冯叙九的信 您所展示的各项议论，都关系到地方的重要事务。我们这些人勤恳地讲求，只希望能够有益于百姓和万物；可以实行的就实行，不能实行的就把意见说出来，我们尽到自己的心力罢了，实在不必因为越过职权而有所顾虑。又怎么知道上级不会听见并相信呢？即使不能立即相信，预先料想他不会相信而不进言，也不是以诚心侍奉上级的道理。近来有一副对联说：“事情能否做到在于我，应当这样乐于听从天命，又还有什么疑惑呢？”我每天玩味这句话，不觉前后的一切劳累都可以听任它去，只求自己内心无愧罢了。寄给常青岳的信。乙丑年。竹邑处在群山之间，土地广阔而人口稀少，那种清静寂寥的情形可以想见。然而，朝廷设置这个官职，正是为了百姓；我们在这里任职，官职也正可以用来惠及百姓。应当就所管辖的土地和人民加以整顿经营，实行对百姓有利的事，去除对百姓有害的事。何况地方偏僻、事务较少，文书往来和应酬可以不至于纷乱；土地广大、百姓贫困，休养生息和教化训导也有可以着手之处。抛开官场中没有益处的俗套和纷杂的俗念，专心勤恳地为这个地方谋求长远的利益。只就眼前来说，清苦寂寞之中也有许多意味、许多乐趣，只是别人不知道。将来事情办成，恩惠留在人们心中，更会觉得没有白来一趟，也没有辜负这个官职，所得就很多了。历来考察前辈名臣，他们的盛名和崇高声望，大多是在清苦艰难、别人害怕躲避而不愿居住的地方建立起来的；他们的事业实际上由此打下基础，取得成效也正在于此。这就像出发远行的人，志向在于千里万里，不必一出门就遇到好路，偶然遇到崎岖便认为是苦难而止步不前；这样的人，都不是有千里万里行程志向的人。寄给吴谦志的信，丙寅年。天河二郡到处都是水乡，谈不上有什么水利。只要不受水灾，就是水利了。多开挖河渠，远处修筑堤岸，顺应水的本性，而不与水争夺土地。表面上看像是放弃土地，实际上正是为了利用水利并扩大土地利益。寄给朱厚堉的信。

译教习虽然觉得忙迫，但弟子的功课就是先生的学业；教与学相互促进，师生彼此修养，本来就是同一件事，也相互因果。好学的人处在这种情形下，一定会有一番鞭策自己、切近实际、反躬自省、克制自己的工夫，决不会像乡村教师启蒙学生那样，只满足于应付句读而已。寄给杨秋水应琚的信。我们做官，不挑选地方，也不挑选官职，只要是在可以尽心尽力、着手办事的地方，就从头做起。此外，升迁或沉滞、快慢如何，都不是我们所能预知的。对做官求进看得淡，对实际施行看得重，以宁静来达到长远目标，意义就在这里。那些连续多年升迁的人，每任一官，来不及察看百姓的安乐和疾苦，更没有空暇辨明地方的情形，便又调任而去。别人羡慕他们显赫，但若循着名声考察实际，回过头来反省自己，才知道匆匆虚度岁月、难以回首的人不知有多少。这些话只能对贤者说。又作了一篇《为己赋》，充分表现了自己的抱负。古代学者是为了自己而学习，圣人留下了训诫；许多人囫囵读过，却不肯体会“己”字的含义。他们把自私自是、贪图安逸而厌恶劳苦、趋利避害、贪恋安逸而忘记危险，认为“为己”之道就应当如此，却不知道把“己”字看错了，所学还值得谈什么呢？程子说：“为己的人，最终会达到成就万物；为人的人，最终会丧失自己。”这实在揭示了千古以来“为己而学习”的精髓。寄给周人骥的信。法律禁令针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教化施行于尚未犯法之前。在审讯案件时，要查明他之所以走到这一步的原因，然后根据事情加以指点，针对个人进行教化引导；一时之间似乎难以见到成效，但时间久了必然会有所改变。平时把“教”字看作迂腐空疏，动不动就说人不可教化，却不知道世间确实有不可教化的人，而最终能够教化的人毕竟更多。掌管地方的官员，平时既没有一点担心百姓不善的心，也没有一句劝导百姓行善的话，只等事情发生后便施加刑罚。在施刑以前，怎样才能使人不至于误犯？已经受刑以后，怎样才能使人不至于再犯？这些都不加考虑，终究不是辅佐教化的本意。寄给家元若仁的信。自古以来治理天下，得到人才比推行政事更为重要。推行一项善政，利益只在一时一地；得到一个善人，却可以推行无数善政，使无数地方受益。所说地方官要鼓舞振兴百姓，也要先从求得人才这一点上用功，实在是探究根本的见解。寄给朱浚伯亭衍的信。人生世事，大致可以知道的，都是由于理；凡是不能知道的，都是由于数。理本来可以知道，却不肯求知；数本来不可知道，却偏要强行求知，即使说这是机巧，其实只会扰乱内心，对实际事情有什么帮助呢？来信所说的正与此相同，难道这就是我们应当讲学的方向吗？寄给杨清江锡绂的信。来信说想要端正民风，先要端正士习，真是探究根本的见解。您又说，各种风俗由上而下转变的关键，全在上面。想要端正士习，先要端正仕习。做官的人心怀图利图便的私心，每遇一件事，为自己着想的念头重，为百姓着想的念头轻。明知这件事对百姓有益、对自己无益，也不肯去做；如果再会给自己带来牵累，就立刻变色相戒。他们所说的牵累，也不一定是重大的劳费，不过是眼前要多费一些心思筹划，多费一些口舌开导；不是完全做不到，而是因为不能给自己带来利益便不肯做。不是说“何苦这样”，就是说“不如就算了”。先儒说：“古代的学者是为了自己而学习，做官是为了别人；今天的学者是为了别人，做官却是为了自己。”文申子说：“古代做官是养活别人，今天做官是养活自己。”吕叔简又说：“改变民风容易，改变士风困难；改变士风容易，改变仕风困难。”这种风气不改变，流弊哪里会有穷尽！我私下认为，圣人在上，爱护百姓、考核官吏，事事期望收到实际效果，关键在于坚持长久；然而实行起来却很少见效。这正是我们奉行职责所在。寄给曹涵的信。凡是地方上有富裕厚实的人家，正是没有产业的贫民赖以获得衣食的人家。遇到诉讼，是非一概依据道理裁断，要像明镜一样空明，像秤一样公平，这样才能使百姓信服，也足以杜绝奸诈。庸俗的官吏因为富户有钱而回避嫌疑，或者压制富户来偏袒贫民，都属于偏见，最容易助长刁悍风气。安定富户，正是救济贫民。寄给尹元符的信。在亲身实践、获得心得的基础上，端正士习，□本按试所经，必定会有所闻。风气兴起之后，不只是水壶朗映，声誉也会传遍公明。从此人们敦厚务实，读书人重视亲身实践，通过熏陶涵养，为众多士人讲明根本要务，为国家造就有用人才；由此可知，大儒所成就的事业一定会很多。寄给刘含章的信。我们一旦出仕做官，这颗心就没有不想做好事的道理。全靠一点真正的精神贯注其中，不因为困难而受阻，不因为容易而忽视，不因为时间久而懈怠，这样才或许每件事都能收到成效。何况此时此心，是全县百姓把性命托付给我们的，更应当特别留意。寄给德济齐先生的信。朝廷中的正气，就是百姓的元气。正气经常得到伸张，元气自然就会厚实。大人忠诚的情怀积聚于心，国家的体统和百姓的疾苦，时时刻刻都记挂在心上。至于遇到事情，不激烈，也不随波逐流，选择可以说的话来进言，以调和补救为主，用委婉的方式求得实际成效。若不是学问修养深厚，实在不足以谈到这一层。寄给周人骥的信。湖南的风俗一向被称为刁悍，近年来诉讼文书日益减少，刁民收敛行迹，这自然是执法明察公允、诉讼没有积压的成效；上下彼此信服，也可以想见。至于上级催逼时，凡有兴办的事情，下级官吏勉强粉饰，完全没有实际效果，反而多有扰民劳累，这是官场中必然存在的积习，您所见确实如此。然而如今人口日益繁多，生计日益困窘，凡是可以帮助衣食的事情，自然应当切实筹划。至于其中能够突然获利的事情，百姓自然会争先去做，哪里还用等官府？有些事情一时不能获利，小民力量薄弱，谋划短浅，难以兴办，就需要官府加以引导、替他们筹划；这样的事情也不少。预先抱定一种“必定要做”的看法，强迫官民一定执行，这是好事喜功，当然不可以。但如果竟然认为世间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也未免因噎废食。只应当考察土地所适宜的情况，逐步施行；适宜的就做，不适宜的就听其自然。这样既不以困难的事情苦苦逼迫他们，也不至于造成扰累。天下各种事情，有一利必有一弊，绝没有只有百利而没有一弊的事情。开始做时或许困难，看到成效后就会容易；也绝没有刚一施行便立即容易成功的事情。朱子所以说，有七分利、三分害，或者利益长久而害处暂时，就应当实行。有三分利益、七分害处，或者害处长久而利益暂时，就不应当实行。吕新吾说过：“不要拘执于偶然发生的弊端而诋毁通常的法则，不要因偶然出现的利益而招致长久的祸害。” 寄给黄秉直明懿的信。

译近世读书人终年勤苦不懈，不能说没有志向；但又何尝不是为了自己？只是把“己”字看得狭小、看得自私了，似乎是为了自己，实际上反而丧失了自己。这不是没有志向，而是所立的志向错误。记载说：“做官先在办事，读书人先在立志。”做官并不是没有志向，只是既然已经做官，重要的是办事，不能徒有志向而寄托在空话上。正当还是读书人的时候，本来不能立即有所作为，却不能没有志向。范文正公做秀才时，把天下大事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是志向，也就是事业。孟子所说的“尚志”，于是大人的事业就完备了；孔子所说的“隐居求志”，都是这个意思。寄给尹元长先生的信。边地寒苦之地，任官多年，哪怕一丝一粒，无不是天家所赐。然而我平生的志趣，颇有自己的趋向；在使用钱财这一方面，也自有讲求，不肯妄自使用，也不肯一点作用都不起。寄给张照乘的信：地方事务繁杂，百姓刁悍好诉讼。如果预先存有百姓刁悍好诉讼的成见，难免产生畏惧困难、苟且求安的念头。官府厌恶百姓刁悍，百姓反而更加得以施展刁悍；官府害怕事务繁多，事务反而更加难以办理。积久形成的疲敝习气，都是由此而来。想要整顿，又不能过于急骤。只有彻底清查，发现线索，逐件办理。办结的案件渐渐增多，新案件自然减少。百姓知道官府有明确的主张和主持，刁悍者无处施展伎俩，善良者有所依靠而安定。所谓刑罚适中，就是在刑罚中包含教化，也就是《大易》所说的不使狱讼滞留。寄给刘含章的信。自古以来能够不朽的事业，没有不是在艰难、劳苦和怨谤中做成的。所谓“好事多磨，好人难做”，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切望不要因此稍稍动摇您的心志。而且这种意外的遭遇，正是用来磨炼我们行善的意志，看我们究竟努力还是不努力。赵明远说：“珍惜其中的一刻，可以把它当作人世的百年。”我曾经深深体会过这句话！现在拿这些话来同您商量，您或许不会认为它迂腐吧。寄给家两泉的信。人生在世，侍奉父母、读书、督促子女学习三件事最为重要，也最难得。近年来我知道，必须下一番切实反省、反求自身的工夫，使自己身心受益，使百姓万物受益，使家庭受益，使国家受益；与在官任职相比，这更加实在。寄给宫怡云的信。铜务关系重大，经费十分浩繁，知道必须一项一项弄清楚后才能开始办理，足见慎重。办理公事处处脚踏实地，克制自己、宽待别人，其中已经表现出学识。平常常说，骨肉至亲一旦发生交往或事务交接，彼此互相责备，很少还能像最初那样和好，都是因为对自己过于宽恕、要求别人过于苛刻罢了。寄给家圣泉的信。这次出行，各方面能够自我克制的地方没有多少，稍有不如意也不必预先说出，脸色和善实在是学问修养不能勉强做到的结果。自古圣贤处在患难之中，没有不是这样的。选择守令，不必急于求得德行盛大、教化神速的效果，也不必期待解衣推食那样的恩惠，只要能够对百姓有一番关切之意。发生事情到了官府，是非曲直都要还给人一个明白。官府有公道，乡里就会形成良好风俗。平时的教化引导，有时不如随着事情进行整顿约束，足以感动人。圣人所说的以道德来引导、以礼来整齐、以政令和刑罚来治理，正是用来辅助德礼的。舍弃政令刑罚，也就无从显示德礼；只有德礼全无而一味依靠政刑，就像如今挂在墙上的告示，完全没有一点真正引导百姓的意思。等到有人犯罪，便对他施刑；受刑的人已经感到痛苦，而其他人却没有受到任何警戒，怎么能使人人产生不敢犯法的念头呢？寄给方望溪先生苞的信。自古以来政事都要靠人来推行，得到人才最为重要。人的贤能或不肖、高下如何，先看他的心术，再看他的才识和学问。心术邪恶的人自然不必再谈；即使心术端正，但把百姓的安乐疾苦、时事的成败得失看得如同秦国人与越国人互不相关，漠然置之，那么即使洁身自守、奉公办事，只求在世间保住自己的俸禄地位，又有什么补益呢？近来的官场对于人才一事，既多忌讳谈论；对于人的存心，又多不加讲究，实在都值得欢喜。寄给张照乘的信。吉安地方广大，百姓稠密，很少有人不说这里的人刁悍奸诈、喜欢诉讼。来信却认为这里还保存着三代直道的中原遗风，足见您能够平心治理、教化百姓，并没有厌恶百姓的意思。做这个地方的官，德教尚未施行，是我自己的职责还没有尽到；在这种情况下，稍微动辄就说百姓刁悍、风俗有弊，不必说四境之内的百姓未必都刁悍，风俗也未必全都败坏。即使果真有刁悍和弊病，朝廷设置官员、官员所从事的工作，正是为了处理这些事情。如今完全不思考怎样惠及百姓，却动不动拿刁悍和弊病来作说辞，仿佛人人都不可教化；这种话是在欺骗别人吗？其实是在欺骗自己罢了。我平时常以此为言，您的来信所涉及的内容，更加显示出您教化治理有余，施行起来也有效。寄给孙文定公的信。古人穷究经书，足以用来处理实际事务。凡是不能用于实际的，都不能说是穷究经书。然而穷究经书却不能求得其中与自身身心、伦理人事切实相关的道理，也一定不能付诸实用。近来看到有人一生读书却不能有所作为，都是因为他们看书时觉得书中的内容不够贴近自己，尤其是经书义理更是如此。寄给金贵的信。兵民名目虽然不同，但个人和家庭的安乐疾苦却是一样的；伦理道德的厚薄，也一样。百姓不能没有教化，不教化就会无知而容易犯法，彼此沿袭便形成风气。兵丁难道不是这样吗？训练二字不可偏废，而训导又在操练之前。平日不知道甘苦，不明白道理，即使体力强健，也只足以放纵傲慢不平的气势。有勇力还必须兼有知识，这样才有根基。寄给家元若的信。这是储粮重地，每一粒粮食都关系到百姓的食用，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利弊。常有官员视为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施行到百姓身上却成为苦乐攸关的关头。一年以来，您一定已经体察到这些，清理剔除的问题很多了。寄给朱厚埴的信，戊辰年。官场上的清苦处境，正是意料之中的事。然而凭您的才识和志向，经过这一番艰难，必定会得到一番磨炼。将来逐渐进入佳境，能够充分施展抱负，那么今天未尝不是使您获得力量的时期。寄给王乔林的信。远略婆心说：经过遭受灾害的地区，亲眼看见颠沛困苦的情状，知道它的病痛，也就乐于一定要有拯救的良策；提出建议并加以施行，以此仰报知己。按世俗看法，没有职守却奔波在道路上，本来多有苦累；但我们看来，正可以借助身在局外所见所闻，来补救身在局中办事的不足，知道您和我有同样的心愿。寄给靖果园道谟的信。丰川没有经历过仕途，却对官场的利弊、政治的得失，说得亲切而有意味。世人动不动就说读书人不懂世务，对实际社会没有帮助。读了丰川的文章，可以破除这种俗说的谬误，而认识到通儒的真正意义。寄给程掌如兄弟的信。

译读书人的功名得失，只能听凭命数。至于学问和器识，全靠人的努力；有一分工夫，就有一分进益。处在可以用功的环境，遇到可以用功的时机，却因循拖延而错过，不但会被别人看轻，自己也难免后悔。古人说：“学问要看胜过自己的人，境遇要看不如自己的人。”这两句话实在是价值万金的良药，随时随事都这样思考，就不会有自满自弃的毛病，也可以省去多少不切实际的希望和妄想。至于家庭内部的品行，总要看重骨肉亲情的珍贵和难得，那么财物自然就退居其次。不只是不能计较，而且根本不必计较。寄给宋邦绥的信。离开秦地一年，地方官吏的治理已经有了许多不同。尽力排除成见，更加勉励自己虚心公正，就事论事，根据事物本身来处理。收敛自身而宽恕别人，然后才能晓谕别人；反省自己而诚实，然后才能成就事情。这些本来就不敢有一刻稍稍懈怠。寄给杨星亭的信。官场的习气，有一番取舍，就会形成一番趋向。肯定自己而否定别人，趋附新事物而厌弃旧事物，其中几乎再没有真实可言，是非混淆，实在值得忧虑。寄给辉观察色的信。米粮并不是违禁物品，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是贸易中的常规。到处都有米，到处都可以买到；人人有米，人人都想卖。不但不应该禁止，也不可能禁止。即使果真能做到令行禁止，秋收以后人人奉法，不敢收存米粮；一到青黄不接的时候，民间的米一天比一天少。若没有民间积存的米，等到价格上涨时拿出来出售，却让四境百姓全都仰赖有限的官仓供应，那怎么能够救济得了？况且官府还实行减价强令出售，商贾在本地已经买足，外来的米也不会到来；那么本地有米的人家，在这样的歉年里，人人都希望卖个高价，官府却强令他们出售，谁肯低价卖出？只能把米紧紧关在家里不拿出来。米一天比一天少，价格一天比一天高，贫富相持不下，地方一天比一天不安定，都是由此造成的。寄给李侍御元直的信 我原来希望魏环溪、汤潜庵二位先生罢官以后，在家居住二十多年，读有用的书，做无愧于心的事；在家中施行政教，使乡里受到教化；言语、行动、举止都同古代圣贤相互印证，随时把自己的阅历写成文章，这样便能成为垂范后世的大文章，和经生们咿咿唔唔地诵读、吟咏风月，完全不同。寄给家圣泉的信 塞外天气严寒，风景冷落荒凉，听来就令人害怕。随遇而安，无论到哪里都有求学的乐趣。我知道，近两年来凡是见闻所及，只要形诸记述，都足以阐发名理，可以流传后世。理得于心，内心就安定；见识高远，身体处境也能安泰。从前贤人被贬居住时，面貌反而更加丰润，饮食也更加丰足，我时时用这句话为远方的人祝愿罢了。寄给鄂敏的信：《小学》一书，大事小事全都包括，知与行一同推进。先儒说它是做人的榜样，近世学者把它看作应对世事的阶梯，还有人列出标题刊刻它。难怪人们把《小学》看成可读可不读的书；即使读《小学》的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必须读这部书。大序所说的“精通其中的道理，践行其中的实际，把百姓教化成良好的风俗，就在这里”，才真正得到了这部书的意义。用这个道理加以倡导，即使能够教化一两个人，也会使这一两个人确实得到它的益处。寄给方望溪先生的信 《周官》一书，后世儒者多有怀疑而少有相信，几乎把它同无用的陈旧言论一样看待。自从《析疑》一书问世以后，天下后世才知道这部书是治理世务的经典，是不可缺少的书。又 米价昂贵、百姓贫困，是当今普遍的祸患。造成祸患的原因不止一个，补救的方法也不只有一策。总的说来，不外乎《大学》所说的生财之道，以及孟子所说的开辟财源、节约支出罢了。寄给杨方起兄弟的信 家庭经济有余还是不足，只是一时所遭遇的处境不同。贫穷而失去学习机会，还是贫穷而努力学习，取决于自己的志向。古人在艰难困苦的处境中，仍然有读书考察古事的乐趣，并且借此收到使内心受到震动、使性情得到忍耐、增长原来所不能具备的能力的效果。这正说明没有什么地方不可以学习，没有什么时候不可以学习。寄给朱晓园的信 秘书省中有很多人，读书只是为了作诗词歌赋，所得不过是关于风云月露的学问，即使写得极其华丽，对百姓和万物又有什么帮助？为了修养身心、探究性命而读书，才是治理世务、服务万物的学问；看起来似乎迂远，最终却归于实用。如果真能在身心性命上下功夫，考察古代、验证今日，心中有所获得，把它施用于自身和世事，就是不朽的事业；把它铺陈在文章中，就是有用的文章。若说到诗赋，没有比这更高的了。近来很多人因为身列词苑，不得不专门把诗赋作为谈论重点，仿佛把文章和事业看成两回事，这实在不是圣明君主教育人才的根本意旨。寄给屠杏村祖□的信 近来的士人风气华而不实，读书和实行已经明显分成两条道路。士子不能收到读书的成效，世人也把读书人看作无用，这是普遍的弊病。寄给唐近仁、秉刚的信 做官二十年，到最后竟至于没有办法养家，处境实在艰苦。然而按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我们这些人立志也正应当如此。这种道理很难对俗人说，说了他们也不会相信。只有随遇而安，仍然守住我们清寒朴素的旧日准则罢了。寄给周人骥的信 在公文案牍中多留一分精神，就可以替百姓主持一分公道。官衙中的是非，也就是乡里□的顺从或违抗。境内有两三个顽劣凶恶的人受到警戒，善良百姓得以保全的，也就不少了。能够让州县官时时事事存有一点唯恐冤枉百姓、劳累百姓的心意，让人人都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日积月累，或许可以希望教化兴起施行，风俗得到改变。寄给黄程万瑞鹏的信 牧令的事务烦琐复杂，难以治理，江左一带尤其多，苏、常二府更为严重，其中诉讼案件是最主要的方面。大体说来，那里的人多机巧，喜欢惹事、争斗；理亏的人强词夺理，还比较容易辨明，有的把没有的事说成有，有的想抬高自己先压低别人，有的想先取而后假意给予。官府听取这些诉词，处理急迫时来不及详察，稍有轻率便喜怒无常，略有失于公平，百姓就会抓住把柄加以摇动，影响上司的判断；处理迟缓，日子一久就会发生变化，狡猾的计策层出不穷，无法追究查问，以致一个案件变成几个案件，小事酿成大事。预先猜测其诉词，不能相信；置之不理，又会使虚实难以分明，繁杂的更加繁杂，刁钻的更加逞强。只有先用镇静来处理，接着保持公正无私，最后再迅速办理，使百姓知道官府不可欺骗、法律不能逃避；事情到了官衙，是非都能明确判断，确实没有差错，那么亲身受审的人便会折服无言，即使听到风声的人也知道说假话没有益处。这才是釜底抽薪，或许接近解决问题的方法。古人所说“刑罚得当，就是在刑罚中施行教化”，华正说的就是这个。寄给朱晓图的信

译最近听说，您接受新的任命并晋升官秩，台谏的职位确实符合您一向的心愿。这个官职的尊贵不如词垣，却也不属于清闲冷淡的职位。它掌管喉舌，是风纪的重要职位，因此受到的倚重尤其重大，不是一般闲散部门可以相比的。司马温公说：“应当立志于大的方面，舍弃细小之处；先办急事，后办缓事。”那些急切追求名声的人，应当深深引以为戒。这就是为台谏树立的准则。台中议论政事，自然应当认为事情可以施行，才不至于徒然提出建议。然而如果确实关系到国家经济和百姓生活、伦理纲常和社会风俗，或者足以彰明隐微之情、显明公道，即使一时受到时议阻碍，不能全部施行，但所说的是人人心中想说的话，所谈的事情又是近来大家共同看到的，就自然不失为替人提出好的谋议。况且一时不能全部实行这些主张，保存下这一条意见，怎么知道后日不会施行呢？这又不在于一时是听从还是违背，而在于其中的情理不可改变。常常有些事情按理势在必行，但实行了并没有益处，甚至还不如不实行；这样还不如干脆不做。寄给葛洵天的信 分别以后两个月，我将要出行时，把书箱中的书籍逐一检阅，分别留下和处理掉。发给书院的约有一百种，府、州、县志留在衙门里，几乎同废纸一样，也一并发给书院，作为诸生了解本地的文献。本地前代儒者的文集，如康南阿、吕泾野一类，也同样处理。两个月以来，我颇能亲近古籍，觉得这些年空带着这些书到处奔走，却没有真正同它们见上一面，实在辜负这些书太多了。大凡年轻人读书，不能领会其中意义，只能记诵词句。不能领会意义，是因为见识还没有开启；能够记诵词句，是因为性灵还在，精神还充足。到了中年、晚年以后，阅历逐渐增多，见识已经开阔，颇能领会意义，却又不能记诵，是因为性灵逐渐减退，精神不足。有志于读书的人，应当趁精神充足的时候，明知自己还不能领会意义，也要勉强记诵，把古人的语句充分储存在胸中。等到后来见识逐渐增长，而那些语句又时时浮现在口头，一加以玩味，意义自然显现，就像遇到旧日的物品，又像获得了新的意义。平日勉强记住的书，都会成为我的所有，也都能为我所用。这就是所谓温习旧知识而获得新认识的意思。尹公平日从来不带书出行，但他的心性和志向都处在上等境界。我打算把《贞观政要》一书送给这位先生阅读，他一定会从中受益。寄给朱晓园的信 等到当值稍有空闲，正好可以打开书卷玩味其中的内容，考察先儒的嘉言善行以及古今沿革的大政，从中理解道理和时势的发展趋向，培养德行并补救时弊的急务。每读一篇，都设身处地，尽心体会，就能看出学问和经世济民之道本来是一脉贯通的，并不只是摘取词句事例来充当写诗作文的材料罢了。我曾说，士人有一种“不耗费物力就能得到的书，那就是整洁安静的屋子，扫地后端正地坐着”；又有一种“不劳烦赠送缟衣纻布就能得到的良师益友，那就是展开书卷诵读学习”。在长安途中不能一概推辞应酬，每天也一定要抽出一两个时辰，静坐下来同古代圣贤相会交谈；偶然有所领悟，或者遇到疑难，就随时记下，等待质疑验证。相比每天奔忙拜会那些关系不深的人，说些不由衷的话，这样得到的东西多得多。何况每天往来奔走有损无益，还会增加别人指摘的机会，更没有意义。寄给黄秉直的信 凡是有所著述，只把自己从古人那里考察所得、从内心体会所得的内容写下来。宁可写成布帛菽粟一样切实有用的言论，记述风土物产，使人能够坐而论道、起而实行，并且可以取信于今人、流传给后世。杜、欧诸位先生，正当遭遇艰险的时候，落笔构思，无非是一片忠诚爱国之心，所以直到今天仍被传诵。言语是内心的声音，并不是矫揉造作。时时守住义理，安于天命；事事责备自己，宽待别人。这样心境就会平和，一切牢骚愤激自然无所用处。何况圣德如同上天，所降下的雨露无不属于至高的教化。我们这些人安处平易之地、等待天命的学问，正应当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体现出来。寄给宫怡云的信 铜厂这一项事务，近年来经过清查整顿，已经可以说大小事情都周密完备。如今能够处在利益之地而不被利益所滋润，履行于险境而安然无事，如果不是脚踏实地，哪里能够做到这样？我们因此更加有把握，不是依靠别人不苛刻要求，而是依靠自己没有可以被苛刻要求之处，这未尝不是学问有所进步的表现。至于亲自经历险阻而心绪不乱，更加证明近年来所坚持的正确、所修养的纯正。寄给朱南湖的信 首郡事务繁盛，做表率并不容易；把精力放在周详慎重上，准备工作耗费了许多苦心。别人把这看作郡伯最有长处的地方，我却把它看作您在黄堂培植德行的根基；使百姓登上更加安定的境地，慰藉萱帏中的这份思念，早日承受荣誉擢升，反而还在其次。寄给初，元方书绅。对于地方上的刁民和顽民，只应当开诚布公，逐步整顿。常常是同样实行劝善惩恶的措施，只因稍有不同意见，便不免过于激烈，流于做得太过，这并不是保全百姓的好办法。寄给顾鸿的信 一切浮华的文饰和鄙陋的旧例，凡是对公事没有帮助却会连累百姓的，以及官府只能得到些微好处而百姓却承受无穷负担的，都应当逐项清查整顿，去掉其中过分的部分。替百姓减少一分扰累，就是替百姓培养一切元气。寄给杨潮观的信 常常见到读书上万卷、下笔有千言的人，一旦做了官，不是拘泥守旧而少有通达，就是迂腐疏阔而成效很少，使人说他们会读书作文，却不会做官理事；其实是因为所处理的事务不是他们所学的事务，仍然说明他们所学的并不是真正的学问。真正的读书人，一定会有真正的事业。四境之内百姓生活的利弊、风俗的美恶习惯，没有一样不是施行我的学问的地方。寄给靖果园的信 安处善道、遵循义理的功夫，就是安顿自身、确立生命根本的学问。寄给尹元长先生的信 事业一天比一天兴盛，社会上的声望一天比一天高，各方面的举措更加显出恭敬谨慎；责备自己、宽待别人，希望事情能够有所成就。这些都是官场上不肯做、也不能做的事情。俗话说：“走一百里路的人，把九十里当作一半。”到了晚节尤其困难，只有坚定原来的志向，以坚定的力量守持，始终保持纯洁光明，一心维护国家的正确政事，仰望并报答君主的恩德。我自问还不足以谈论这些，但也不敢不以此自我勉励。寄给程扶南的信 家道的兴衰，本来有一定的命数。身为家长，关键全在于努力向前，宁可忍耐着处置一切。读书不可懈怠松弛，其他一切处境和立身之道，也尤其必须立定志向，不要稍有颓废懒惰。俗话说：没有一直向前而不返回的。常常身处艰难忧患、别人难以忍受的境地，后来却终于能够有所成就；这正是使内心受到震动、使性情得到忍耐，从而增长原来所不能具备的能力。贫困卑贱而又忧愁，未尝不是上天成就人的手段。一切都要努力，我对你的期望十分恳切。寄给靖果园的信 丰川的著作必定能够流传后世，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推尊朱子，同时又兼取陆、王二人，实在是因为这两位先生的学问能够付诸实践，事业功效卓著，后世儒者很少能赶得上，所以才有所取舍；他不肯用门户之见来分别高下，起初并不是为了调和折中、对两方面都说可以。寄给杨星亭的信

译《论语》和《孟子》两部书，问答各不相同，但道理本来是一贯的；只是把字句之间牵强附会、串联起来，终究显得勉强。先儒编纂这部书时，未必事先已有完整的安排。所以《学而》篇谈到为政，只取开头两个字作为篇名，而全篇原本并没有同时谈学习和为政。您所论《论语》《孟子》一气贯通，确实是见道之言；但把“学”字和“仁”字承接起来反复说明，未免拘泥于字句。把这个意见附带请您商榷，不知如何？寄给□舒的信 苖民以刀耕火种为生，最为愚昧困苦，而施恩守信又是他们的天性。地方官以恩惠安抚他们，以信用对待他们，应当没有不诚心悦服的。俗话说：“把不取当作给予，把不扰当作安宁。”这是治理苖民的好办法，在楚南尤其重要。寄给屠嘉正的信 楚地百姓同水争夺土地，古人所说的上策、中策已经不能施行，只有依照下策来补救偏失、挽救弊病，或许可以少受灾祸。分条提出建议并绘制图说，从全局来规划立论，同时做到纲目分明，经过惨淡经营，实在不是泛泛而谈。寄给定，长的信：贫瘠的地方，除了田地以外没有别的生计。秋收稍有歉收，青黄不接时，贫困就更加明显。救济的方法，不外乎借粮和粜粮两件事。借粮应当迅速，不让人久候；粜粮应当就近，不让人往返奔波。穷苦百姓已经实际得到好处了。寄给罗文思的信：我们这些人每天都应有每天的功效，只要想到每天一定要有益于百姓的事情去做，就没有白白度过这一天。赵清献每天焚香向上天禀告，正是这个意思。寄给成德的信：在官场上处于违逆不顺的境地，本来就困难；处于顺利安适的境地，更加困难。应当时时反省自己，痛切地警醒检察，这样才不会有放纵自己而不能自持的祸患。我知道您近来的眼界又提高了一层，功夫又加深了一层。至于事情关系到地方利益，就应当直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一味为了避嫌而不说，又觉得为自己的考虑太重、为他人的考虑太轻。这里面的分寸和机宜，也必须加以讲求。寄给尹元长先生的信 会同勘察河道，充分看出筹划考虑周密，前后贯通一气。这样逐段疏浚，水性向下流动；原本就是低洼之地，虽然仍不免漫溢，但水有了流去的道路。上游的水减少一分，灾害就减少一分；受水灾的地区早一天消退水势，就免去一天再次受灾。尽到人的力量来抵御天灾，在水乡治理水患，除了这个办法再没有别的办法。寄给宋邦绥的信 近年来出使所经过的地方，士人的风气、百姓的民情、吏治的虚实以及闾□的休戚，我都留意在心，没有不彻底了解的。从这些经历看，文章没有不是出于真实情况和真实道理的，不同于浮泛乡谈。又常常打开书编，用古人的话来验证今天的事情，一字一句都有着落。审察相同之处，辨别不同之处，披开沙土而发现真金；用心去体会，用身亲自经历。文章和事业，本来是一脉相通的。寄给胡侄倩德球的信 人生的境遇有顺有逆，很难完全相同；功名来得早晚，各有命数。士君子只能安于自己的处境去行事，把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做到，其他的都□听凭命数。古人说：“看待境遇，要看那些不如自己的人；做学问，要看那些胜过自己的人。”几十年前我就佩服这两句话，到今天越发觉得它们切合实际，不可更改。□如果看待境遇时想到不如自己的人，那么世间不如自己的人很多，眼前的逆境无非也就是顺境，心气自然不会抑郁而会平和；做学问时看着胜过自己的人，那么即使有一点所得也不敢自我夸耀，越学越觉得自己不足，又哪里会有傲视世人的想法？从这里走出去就是做人，而人在这两处关头所作的取舍关系极为重大。希望你用明白道理来治理自己的心，以安于命运来确立自己的立身之道。《陈文恭公手札节要》卷下 《培远堂偶存稿》寄给家圣泉的信 士人的风气不如古代，学问没有实际用途，都是因为没有辨明义与利。学堂中没有人替他们讲求这些道理，一个人一旦进入仕途就随波逐流。他的才华见识本来可以成为君子，所处的时势和职位也能使他成为君子，但只计较得失而不计较是非，因一念之差，最终归于小人。明儒冯恭定所说“士大夫做各种事情都不妥当”，原因都在于不讲学。寄给家雨泉的信 讲道理一定要彻底追究它的根源，遇到事情一定要探求它的实际情况。来信所说的，地方官谨慎整饬有余，而亲近体恤不足，切中了近来官场的弊病，所以事情都无法办成，百姓的生活最终也没有可以依靠的地方。寄给陈文组兄弟的信 学问没有穷尽，文章也没有尽头。越是学习，越觉得自己不足。前辈的好文章，出自经书和史书，没有一句话没有出处，没有一个意思不恳切。原本不只是靠时文谋生而已。寄给陈锡辂的信：编纂郡志，水利、河渠正应当记载进去。文字应当不枝蔓、不支离，按照事实直截了当地记载，才是可以流传后世的信史。每每看到地方官修志，大多把自己任内的事情粉饰铺张，竟然写成了自己的一部文集、一卷政绩文章。眼下也自有人称赞吟诵，但转眼之间便难以流传后世，只是徒然增加非议罢了。寄给许菼的信 近世的议论者都说：“某某长于文章，某某长于政事。”仿佛二者各走各的道路，按道理很难兼擅。不知道名目虽然不同，事情和道理本来是一回事，合起来看都对，分开来看就都不对。没有真正的文章却不懂政事的人，古人之所以重视文章，正是因为文章能够通达政事。寄给庄滋圃有恭的信 三吴地区事务繁重复杂，在直省中居于首位。老先生用心精细、谋虑周密，筹划得十分周详，事情无论大小，都处理得清楚而恰当，使人心中有从容闲暇的安适，而没有急迫烦苦的状态。儒术并不迂腐疏阔，从今天在您身上就可以看到了。寄给马大用的信 您所说的整顿军务、驾驭将领的方法，以及宽严相济的施行办法，都充分体现了反躬修身、自我砥砺的学问和衡量事物、均平施行的作用，不同于纸上空谈，也不像官场上的冠冕套话。孔门谈论政事时说，想要劝勉人民，就要举用善人；教化不能使人民服从，就要举用正直的人，把他们置于邪曲之人之上。天下人中，才质中等的居多，才能全面的人很少。一件事情做得好，一件事情办得正直，都可以举用；而施教则不能拘泥于同一种标准。放勋所说的劳来、匡正、辅弼、翼助、振兴德化，归根到底只完成了一个“教”字。根据事情和人的不同，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一切引导人向善、禁止人作恶，以及在恶尚未发生时加以制止、在恶已经发生后加以惩罚，无非都是教化中的职责。因此，在发扬强健刚毅精神的同时，也包含着忠厚恻但的意思。近世谈论治理，动辄以主张宽或主张严来立论；一旦有所偏主，就难免偏颇，常常发展到积重难返、矫枉过正的地步。宽要有节制，严而不苛刻。守住这两句话，大概才可以做到心中有把握。寄给尹亭山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