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恭公手札节要卷下

译从今以后要留心部务，事情无论大小，都精心周密地考虑，讲求最恰当而不可改变的道理，在不偏激、不随波逐流的原则上斟酌办理；不要因为事情艰苦困难就稍有推诿卸责的念头，也不要因为事情容易见效就稍露争先的姿态。对于同僚，应当敞开心怀彼此说明，委婉曲折地商量，不分彼此，更不可分满汉；把美名让给别人，把劳苦留给自己。眼前这样做对事情有帮助，长远看更足以增长见识、扩大器量，也为日后施展才能打下基础。寄给杨秋水的信 粤西百姓贫困而愚昧，士人质朴而见识浅陋。历来掌管政事的人提出意见，都说应当以安静为主；我觉得其中轻视、厌弃和鄙薄的意思多，而体恤、振兴的意思少。我私下认为，有百姓，就不能没有劝善惩恶；有土地，就都可以开垦种植。一个省这样广大，不可能没有可以兴办的利益，也不可能没有可以革除的弊病。以此报答九重的知遇之恩，使三代的芬芳德泽得以延续，更加光大前□，以符合百姓的愿望。几个月或一年之内，我知道您心中一定会产生不能不为粤民尽力的愿望，也一定会为粤民办成许多大事。我只预先替父老子弟庆幸罢了。寄给常青岳的信 人的心思和物力，只有这么多。在浮文上多用一分心力，在实际事情上就少用一分。做官的人如果能把应酬上司所用的心力，转而用到百姓身上，地方民生自然会真正得到他的恩惠。至于上司的喜怒和爱好，不能一概相信并依照其意行事；把自己能做的做好，揣摩迎合全都没有必要。归根到底，凡事不能逃脱一个“实”字，行动不能超出一个“诚”字；一步一步脚踏实地，不必担心没有知音。寄给靖果园的信 天下并不缺少博学能文的人，然而他们往往是书自是书、我自是我，文章说得对，但做人却不对，都是因为读书时只想写文章抒发，而不会把书中的道理认真研究一番，更不会在自己身上亲自体会一番。敲门、瓦口头禅，对自己有什么益处，对世间有什么益处？今天讲学，只须辨别什么有益、什么无益，实在不必分门别户，另立宗主。至于制义，本来是为了阐明四书；而四书的道理有些反因制义而变得晦涩，都是因为作文时不肯把书中的道理认清。文字即使写得好，又怎能弥补不切合题意呢？寄给白河师钟山的信 中州的河势，依靠大堤足以防卫。只是河滩宽广，沟□以及堤外的坑洼，到处都有。平时水不到那里，本来没有妨碍；一旦水势漫开，那里便形成河道，即使有大堤也无法堵截防御。河员对于靠近堤岸的地方还知道防守，其余地方大多没有察看过，或者虽看见了，却认为离堤还远，把它们视作普通水沟。近年来发生水患，都是由此造成的。整条河两岸，类似的地方很多。这是我迂拙的看法，不知道是否恰当。寄给庄未齐有信的信 离开宛南书院以后，常常以此为念。自古以来，做好事往往多有磨难。我们能够自己作主的，是有时可以做、力量能够做到的事情，不敢稍有懈怠。事情能否成功，又有命数存在其中。此次举措规模宏大，安排周详，开始创办已经很艰难，取得成效反而较为容易。人都有好善之心，谁会不如我？只要接着实行下去，一定会有人乐于看到它成功，我已经拭目以待、殷切盼望了。唐地风气俭朴勤劳，土地上没有遗留的利益，也没有其他省份奢靡游惰的习气。只是如果把利益看得太重，就会把道义看得太轻。以国家的俭朴来显示礼制，这是应当更加用心的。寄给胡书巢德琳的信 无论在内任职还是在外任职，都是为了宣扬政教、施行善政；而县令是亲近百姓的官，恩惠能够下达得更快，能够迅速实现自己的志向，一个县的百姓都能受到福泽，关系实在不小。寄给尹元长先生的信 工程规模浩大，新旧制度发生变更，清理整顿已经不是容易的事情。历来对于利弊的看法，人人各不相同。有些意见听起来可以采纳，但按照实际情形考察，却有不能实行的地方；有些事情眼下虽稍有不便，刚开始施工、还没有看到最终效果，就有人随即前来指摘。若不是事先详细谨慎地筹划，就不能弄清实际的利弊；而事后若不能坚忍地坚持，也无法看到工程完成并取得实际成效。这里面的关键和适宜之处，知道您一定加倍费心费神了。寄给朱晓园的信 监司本来是辅佐两司、办理两司所不能及之事的官员：钱粮专门由藩司负责，刑名专门由臬司负责。参与其中容易导致越俎代庖，不参与又让人觉得尸位旷职；既不越权又不失职，最难做到妥当适宜。这里必须有一番体察和讲求；如果确实用心实行，委婉周全地谋求办成，使两司乐于把这看作共同治理的帮助，而不把它当作越权干预，大概才算做得对。寄给朱佐汤的信 南北分离以后，再见面很难。只希望您在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道理上，切实考察理当做的事情，凡是力量所能勉力做到的，就诚心实行，逐步推广，不要辜负平生所学。仕途中的荣辱盛衰，取决于时势和机遇，都是偶然的，我们不必计较，也没有闲暇去计较。来信得知事情容易办完，不会因别人而受到牵累，而且心境安适平和；一种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到、随遇而安的意味，已经洋溢在纸墨之间，足以证明您的见识宏大。常见官场中有人因为眼下处境顺利安适，稍有不如意便产生自以为怀才不遇、心怀失望的想法。归根到底，天下的事情哪里能够全都如自己的心意，不过是徒然增加□□罢了。我们做学问的力量，正是在这些地方体现出来。寄给朱晓园的信 统辖全省的监驿事务，又兼管巡务，应当对于民生的利弊、风俗和官场习气、人才品行的高下以及政治上的勤惰，认真考察研究一番。听说院司将依次举行这些工作，以惠及民生、彰显公道，这些都是监司力量所能做到的。并不是越俎代庖，只是辨明一点不可不做的心意罢了。寄给周人骥的信 属员中有些人能够对民政事务勤勤恳恳，不肯漠然视之，都有志于向上进取；虽然所做的事情还没有完全令人满意，但方向并没有错，自然应当鼓励并使他们振作起来。至于做任何事情只想为自己占据有利地位，不顾百姓生活的苦乐，即使才干敏捷，或者自以为老练成熟，归根到底对地方没有益处。曾经有上司异口同声地推举某人为能员，但经过实地察访和议论，竟然大不相同。三代以来的正直之道直到今天仍在人心。只有公正听取各方意见并全面观察，考察言论、询问事情，才大概能做到明辨是非、决定黜陟，使上下彼此信服，举用正直之人而置邪曲者于下；这些话只可以对明白人说。又 远远听说海水造成灾害，筹划办理赈济抚恤，尤其关系重大。主持整顿安排，极其耗费心力。道路遥远，尚未完全了解其中详情，我一直挂念在心。我们肩负这样的重任，只有以身作则，持平秉公，针对事情和人员分别处理，惩罚与劝勉并用，不再存有丝毫成见，也不敢自行松懈、逃避责任。公正可以使人信服，真诚确实能够感动人；自己所能做的，应当如此。其他的不是这里所要讲的，希望我们共同勉励。寄给女婿溶生的信 升迁，是一时的机遇和际遇；爵位，是个人的遭际。而是非曲直，是天下共同的评论；也是千年之后的定论。寄给陈玉亭辉祖的信

译度支是重要的职位，哪怕一张纸、一个字，都关系到国家的财政和百姓的生活。随着时势随时筹划，您一定能够对部务有所补益。您的器量见识宏大，门第既高，先人的典范又在前面等待着您。希望您在勤勉谨慎之中，更加想着继承前人的事业，这是我的期望。寄给富提刑勒浑的信 浙江中部是诉讼很多的地区，鸡毛蒜皮的小事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宫不早加以清理，小事就会酿成大事，一桩案件会变成几桩案件，上官往往来不及知道；牧令即使知道，也会认为得过且过就算了，何苦一定要追究呢？这是近来的通病，只有贤者应当有办法处理这种情况。寄给杨继白方起的信 听说贤昆季在家侍奉母亲，极其重视孝敬和亲爱，这是士君子的根本，也是读书人的紧要功夫。近来虽然分家居住，但兄弟之间友爱的情感必定不会稍有间隔。人家兄弟分家，无非是为了各自立业成家，减少家庭中的争吵和责骂；所分开的只是房屋田产等居处之物罢了。而兄弟之间深切关怀的真情、友爱的天性，本来终身不可分，也不能分。天下没有百年不分家的家庭，却有千古不可能在一日之间解除的至亲天性。如果说既然已经分居，便一切互不照顾，立刻就像路人一样，那还怎么对得起父母呢？希望贤侄们努力做到这一点。寄给雷翠亭的信 以前听说楚地风气强悍蛮横，如今亲自经过那里，看来所说的并不完全如此。应当像抽薪于锅底一样，在事情尚未发生时消除祸患，在罪行尚未犯下时加以防范和惩戒；这责任仍在上位者，而不在下位者。我私下认为，只要天下有良心的官员，终究不会害怕没有良心的百姓。寄给胡泰舒宝瑔的信 自古以来，有一种空泛而不切实际的文章，也就有一种空泛而不切实际的吏治。把不切实际的文章当作冠冕，到哪里都可以敷衍通融；把不切实际的吏治当作稳妥，是因为不愿承担干系。学术日益败坏，事业功效也因此不能振作。老先生真可以说是切近自身、落实于己，体和用本来是一源。寄给李观察根云的信 看着后来的贤者接续而起，使书香绵延于后世，既使后代富足，又光耀前人。老先生实际上正处在快乐的境地，也正处在事业之中。实在不必非要居官行政才算有事业。我曾见士大夫退休居家，有的并没有完全断绝人事，却夸耀自己高蹈远世；有的则购置田地房舍，与俗人混在一起。对于眼前所处的地方、应当做的事情，完全没有选择取舍，仿佛不做官便什么也做不了，而且可以什么都不做。圣贤安于本位、各尽其职的学问，绝不是这样。老先生关于仁心的两点见解，早已看透了这些，所以附带向您请教。寄给朱晓园的信 大规模差事已经办完，正可以治理地方，做一两件有益民生的事。我私下认为，做官如果不肯费心思、耗物力，事情一开始就办得很顺的，必定不会是好事；即使是好事，也不能长久。凡是能够长久的好事，必定会有许多阻难，也必定要经受许多煎熬。官场上有人一看到行动稍有波折，便告诫说“何苦做到这样”，我能够看透其中的机理，尽力承担而不推辞，这样才能对事情有所帮助。等到事情办成，先前的曲折，都成了磨炼人的工具。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并不只是今天如此。寄给胡泰舒的信 早年读书，大半是浮泛地仰慕别人；到了仕途中遇到事情便动摇迷惑，心里没有把握，这才觉得自己的学问浅薄空疏。这就是所谓平时不学习，到用时才后悔。即使想退下来谈读书，实际上也已经来不及了。然而偶尔打开书本，或者重新理会过去所记诵的内容，拿来同当前的事情参照，没有一次不是隐约受到触发，可以彼此印证的。更加相信仕途上不能振作，都是因为所学不正确。动辄说做官可以不依靠学问，学问对做官也没有帮助，这尤其是同处一世而各自做着不同的梦。寄给雷翠亭的信 魏环溪总宪居家奉养父母，把古今值得效法、值得流传的嘉言善行，在父母膝前讲述，并让子弟和家人环绕在旁听讲，把这作为每日的常事。对上可以使亲人的心情愉快，对下可以教训子孙，同时还可以教化乡里。把这些刊刻在文集中，足以成为世人的师法。日后在朝廷建立的事业，都以此为基础。汤文正公从监司任上告假奉养父母，居家十多年，同孙夏峯讲学而有所心得，督促子侄守正立志。直到今天，人们称他为大儒、名臣，都认为他是在奉养亲人、居家时得到力量的。老先生您年长而有成，积累学问并努力实践，根基纯厚，行道非常笃实，听到合乎义理的事就勇于去做。从此潜心修养、酝酿积累，确实可以做到坐而言、起而行。拿您同魏公、汤公相比，我私下认为您有过之而无不及。寄给宫怡云的信 老长兄平日对于“义”和“命”这两个字看得非常明白，近年来又在人情世态中备受磨折，更已经看透其中的实情。安于自己的身份去行事，尽力做好自己能够做的事，一定会有很多心得。孟子所说的“使内心受到震动，使性情受到忍耐，从而增加原来所没有的能力”，别人虽然明白其中的道理，却没有经历过那种处境。老长兄亲身遭受了这种困厄，也就实际得到了它的益处。比较一下在遭遇这些患难以前和现在、患难平息以后，您的见闻和胸襟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由此就可以验证您所得到的力量了。寄给黄德培元基的信 作为亲民之官，个人的喜怒劳逸，都关系到百姓一家人的苦乐。何况处在事务繁重、地位重要而又纷杂的地方，更容易产生厌烦情绪。如果采取求安稳的办法，就应当一切平心静气，设身处地替人着想，亲自带头去做，不推辞劳苦，不厌烦琐碎事务。即使事情极其烦难，也一定容易治理妥当。时间久了，上下之间彼此信任，循良官吏的声誉，以及“孔迩”之类的颂誉，都会由此而来。寄给张松亭之浚的信 《易》书中所说，事业能够长久而且壮大，完全是由于《易》中所说的“知简能”。我的看法是，《易》有变易的意思，也有平易的意思；“简”有简要的意思，也有简明的意思。我们写文章、办理事务，都不外乎掌握这些道理。近年来在这些方面，一定已经有所收获。寄给成德的信 经历一番烦难，就增加一番见识和能力；承受一番艰苦，就显出一番劳绩。这是做官立身处世的实际学问，都必须努力。寄给朱晓园的信 我的禀性本来就虚弱，自幼读书却很勇猛，从不再顾惜身体。等到进入仕途，事务繁杂，至亲好友常常劝我节省精神，而我这种迂腐愚拙的性情却乐此不疲。几张纸、几个字，如果不亲自过目并用心体会，便觉得过意不去。近年来责任重大、负担沉重，更觉得这颗心不敢有丝毫松懈。与其贪图一时的闲暇安逸，心里却耿耿不安，不如安于烦劳，以求内心稍稍安定。这实在不是喜欢自找烦劳，而是本来就处在不烦劳便不行、不劳作便不可的情势中。请问贤侄认为如何？寄给张廷桂的信：军事尚未平息，一切委派办理的事务，自然必定存在。无论事情难易、苦乐如何，都只有脚踏实地，努力支撑，同时还要以和平的态度去处理。责备自己时，不妨多一些；责备别人时，不妨少一些。这样不但可以远离怨恨，也可以避免招来诽谤。寄给志馆范九池、欧阳瑶罔两位先生的信。

译湖南省志的编纂，劳心费力，开列编纂原则、制定体例，足见二位卓越的见识和宏大的才华，书稿已经完成过半。每次收到绪论，都得到很多教益。我私下认为，所谓志书，就是记载本地的事情。记载荒远的古代事迹，不妨从略；记载近代和当今的事情，却不可不详细。关键不在于文字是否高古，只取决于所记情事是否切要。《一统志》和《两湖志》大致多采录陈旧的编年和旧事，今事则较少。如今应当载入的旧事，自然以两志为主；至于近来的事情，正须广泛咨询、博采材料，只要稍有关系，就应当辑录进去，这样才足以取信于现在、流传于后世。各属送来的新旧志书，一定要全部阅览；有可采录的，就摘录到各门之后。近年重新制定的幅□宫制，改拨的粮赋，增减的驿递兵马，新建的城署，以及古迹名胜中新近修整的，都必须查考档案后编入。若有不能完全依靠旧志的，就像每逢案件动用兵力、改土归流，必定都有一件相关的善后事宜。再从各项事宜中，凡事情涉及某一门的，就摘录到某一门中。一门之内，有的按先后叙述，有的分县叙述，有的汇总在府中叙述，也必须斟酌处理。至于涉及政事、风俗、人民的事情，无不奉有上谕；有的是通令各省，有的是专门针对楚南，特别颁发的诏令也相当不少。各省修志，有的把凡属上谕都冠列在卷首，这件事以前曾经商议过。修志不同于编文集，把上谕冠列在开头，反而恐怕有所遗漏；汇总列为一门，也不如分别列入各门来得切要。似乎应当从历年刊刻颁行的列朝圣谕中，选择涉及某一门的，摘录到某一门中，以显示凡是关系政典的事情，无不奉有皇帝的诏令；上面垂示典章，下面昭然遵从。这尤其是不可废弃的典范，实在可以作为千秋流传的文献。偶尔在各县志书中恭敬阅读上谕，发现有以前没有见过的，更加知道：上谕虽然有的是通令各省的，但各省志书都应当载入。至于沿革、兵制、关隘、兵防、山川、水利等门，事情本来互相因承，不妨彼此参见；但哪些应从略、哪些应详载，则一定要作一番剪裁。风俗不妨把美好与丑恶都相互参见，使后来采风问俗的人有所取舍，能够针对情形施行改革风俗的善政。这就是所谓“整顿政事，却不改变民俗”。只是应当使善行发扬光大、恶行受到抑制：善的方面要充分记载，恶的方面则含蓄概括，书写时不宜过于刻薄直露。水渠、河道的名称应当沿用古名，但地势利害同古今不同，就应当按照当今情况来论述。至于前代史传中主名人物的文集，以及所载《水经注》，可以收载，也可以不收载，不必拘泥于异同，也不必作深刻的辩驳议论。旧志中的艺文，应当选择那些有关兴革、利弊、风俗的来收载；一切吟风弄月的词章，即使诗文写得很好，也可以不收。人物即使古老，也可以不列入。近来送来的文集、家刻本，无论写得好不好，也必须全部阅览；选择其中有关利弊、教化，或者属于实学、经济的内容来收载。之所以重视这个人，是因为要取用他所说的有关系的话。我对全省志原本尚未读完，各属志书也没有时间全部阅览。每次读到编纂本的提要和钩玄，心里私下十分佩服，只是像骑马看花一样匆匆浏览，不敢妄加参议。没有想到在百忙之中，您或许还会附带征询意见，我也只是就偶然看到的内容略作说明。遗漏之处恐怕还不止一万处。因此想到，与其到各处逐一请教，劳烦您作具体指示，不如先把我所能想到的，陈述一个大概。还有一些已经像小札中所说、因未能普遍阅览而再次提出的内容，也只是如此说说。若有不恰当的地方，也不必一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更希望得到您的至爱指正。志书是一省共同的公物，文章尤其是千古共同的器物。一个人的见解，前后尚且会有不同，必须加以删改。如今把众人的见解前后参照、修改，由不同归于相同，由不一寻求达到统一，自然会更加精确恰当。我平生最喜爱方望溪制义中所说的“两相薄而其精出焉”这句话，因此附带拿它来请教。寄给杨星亭的信 人口日益增多，而农田所能供养的人，只是这么多。管理百姓的官员，如果有可以资助民生的事情，自然应当竭尽力量去谋划。何况像矿产利益这样，出自土地而取之不尽，更是顺应百姓需要的有利之事，也不同于把一处的资源转移来补另一处、此处有余而彼处不足的情况。然而地方官只求自己无事，不顾百姓粮食供应的艰难，倡导“矿不可开”的说法，提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主张，还把防止祸患、避免生事说成深谋远虑，以此堵住养民之人的口，到处都是这种情况，而楚南尤其严重。他们不知道，聚集许多人开采，奸人和良民并不相同，关键全在于弹压、厌恶、稽查是否用对了人，不能因为怕噎着就连饭也不吃。寄给屠太守用中的信 榆郡的军务还没有办完，又遭遇旱灾，筹措粮饷、抚恤安置百姓，必定比过去更加困难。所能依靠的，是太守把民心当作自己的心，把民事看作家事，设身处地替百姓着想，亲自带头去做。能救一分，就是一分。造福百姓的事情，只要心中有历历可指的事实，您的贤能和劳绩就都会显现出来，公众的评论也自在人心。我将拭目以待，盼望听到好消息。寄给慕豫生的信 大体说来，做县令的，没有不希望任职于事务繁重的地方而厌恶简易偏僻之地的。尚未得到官职的人，尚且想着得到一个繁剧之地，何况已经任繁剧之职却改任简僻之地，内心失望，也是人之常情。您来信不以此为失望，反而认为是欣喜幸运；仅凭这种虚心自知、立志安于退处的态度，已经觉得十分难得了。近年来您内心有适合民情、惠及百姓的政事，正可以造福这一方。寄给女婿溶生的信 主上圣明，如今社会上的公正舆论令人畏惧，听到赞誉就警惕，听到毁谤就反省。我们自我修养的方法、奉行职守的途径，都不外乎此。动辄认为别人的议论不值得畏惧，强硬地全不顾及，完全不思考反省自己的方法，最终免不了成为终身的悔恨。即使时事有时偏重一方，是非最终也有确定的道理。常常这样想，或许就不会扰乱自己的步伐。寄给王介子太岳的信 连年奔波忙碌，都是时局所迫。我们正应当在这里用一番心思、尽一番力量，才算是安于自己的身份去做事。所谓实学，米监琐屑，无非都是做学问的工夫。寄给陈文纬的信 享受俸禄自有一定的途径，来迟来早也自有时机，耐心安静地等待，自然会有机会。如今在京城，应当亲近、结交正直之人，每天听取正当的议论，谨慎行事。还要在邸报中留心吏治和民生，为将来采取措施、治理百姓打好基础，不要把时日白白耗掉，这最为有益。寄给欧阳瑶辅正焕的信

译近来的举业文章讲究机巧声调，不讲道理；崇尚冠冕堂皇，不崇尚亲切贴实。实际道理太多，反而被掩盖；用辞藻掩饰义理的，往往如此。我认为，古今评论文章，都以能够载道为贵。朱子把“道”说成日常事物中本来如此的道理，这是多么切实！如果把“道”看成谈玄凿空，仿佛另有一种器物可以彼此传授，那么举业家就不必留意于此；一旦留意，反而会妨碍举业。按照这种观点立论，可以有擅长写好文章的人，却未必有真正的人品，也未必有真正的事业。这就是买椟还珠，古今都令人感慨。如今把谈论义理的文章看作载道的文章，能够写载道文章，就认为可以成为有道之士。对于人情物理能够真正认识，说得出来，能够引用经典、考据古事并触类旁通，那么他在人品和事业上一定会有所不同。《五经》《四书》没有一个字、一个句子不处在人情物理的中心；放眼去看，也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不包含在圣贤经传之中。读书和作文都应当讲求达到这一点；这是改变士人习气和文风的关键，也是人才盛衰的关键。寄给唐植本的信 民社之事责任重大，任职一天，就有一天的责任。成就一个人的财产，还是振兴全县百姓的生命生活，哪一样轻、哪一样重？一时的花费，同一生的功名相比，哪一个多、哪一个少？我们一旦列入仕籍，穿衣吃饭和生活供养，无不是皇恩。张□乘坐车舆，也无不是民力所供给。养廉银本来是用来办理任内公事的，不可以把它看作不急需的费用，想省又舍不得省，却拿民事来试验。寄给戴瀚的信 我们在官场上的升降沉浮，总归都像幻境，只求内心能够安定，那么无论到哪里都能自得其乐。处在这种违逆不顺的境地，却能够泰然处之，避开外界、闭门居家，奉养亲人、著书立说；从中得到的力量，自然会更加达到美善。古人不朽的事业，没有不是在不如意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寄给崔太守乃镛的信 世人大多明白责备别人，却不懂得责备自己。一个人在官场上得失之心很重，这种毛病就更加严重。张子所说：“用爱自己的心去爱别人，就尽到了仁；用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就尽到了道。”这两句话要回过身来亲自体会，处处都有益处，正不可只当作口头话来读。寄给罗文思的信 改修后的新路非常平坦，行旅都依赖它。读了修路记，知道所花费用不少。在任一天，就一定有一天的谋划安排。凡是有利的事情没有不兴办的，凡是有害的事情没有不革除的。名，列，御屏而迁除，尚未无非留此，竟其设施，满其善量耳。寄给紫阳书院掌教董之诚先生的信。制义如果同人才没有关系，毛病在于不崇尚义理而崇尚辞藻；学问如果同身心没有关系，毛病在于只求知道而不求实行。程子所说“知道一个字便实行一个字”，它不同于世俗学问的地方，正在这里。寄给刘绍闻公子的信 事情已经办完，正应当振奋志气读书，以完成先辈的志愿。每天亲近正人，每天听取正言，尊重所听闻的道理并付诸实践，学业不愁不能成就。家庭中的一切言语行动，都关系到学问。善待父母，深厚地爱护兄弟，这是最根本的所在，不可不加以留意。寄给李汉三世杰的信 江南的诉讼案件繁多，固然是因为士人百姓喜欢打官司，也因为地方官沉溺于疲沓玩忽，丝毫没有振作精神、清理案件的意思。把害怕惹事当作安静，把含糊敷衍当作老成。每遇到一件事，不是怀疑就是害怕，只要可以推延，哪里肯赶快办理？因此旧事日益积累，新案日益增加，一案变成数案，小事酿成大事，不得不请贤太守时时加以警戒策励。寄给高澹齐先生晋的信 我一生对于富贵利禄和仕进发达，不肯过分热衷；对于国家大计和百姓生计，却不肯冷淡置之。事情未必都能办成，但这颗心自然不能停止。至于河工水利，把它们合起来看，便都能相互配合；分开来看，便各有偏失。主管官员和河务官员，联合起来就能形成公议，彼此分歧就会变成个人意见。只有竭力冲破众人的议论，扫除积久的习惯，一视同仁，亲自作出表率，才会真正显出改观。寄给齐斌的信 天下确实有能够感动人的事。君子与人和谐相处，却不强求彼此相同；虽然不同，也不妨碍和谐，这就是之所以成为君子。寄给刘参戎连捷的信 按道理应当做的事，只要事情在能力范围内，就自然应当设身处地替人着想，亲自带头去做；只是应当平心静气，求得事情能够办成，尽力做好自己能够做的事罢了。寄给乔光烈的信 官场的陋习是，不问事情的是非，只把官员的去留作为赞成或反对的标准。因此，即使是极其有益于百姓的事情，最终也不能实行，百姓到底得不到它的好处，反而留下许多可供议论的把柄。有人因惩戒这种情况，便把一切事情都放置不办；不是说“不要行动才是最大的好处”，就是说“何苦做到这样”。只求表面文章，把旧套子敷衍过去，反而被认为是稳妥的做法。至于做官的人，性情爱好各不相同，他们治理民事，也各自依据自己的性情所接近的方式。俗语说：“整顿政事，却不改变民俗。”所谓“不改变百姓而治理”，只是希望对百姓有益罢了。然而有人竟根据个人的爱好，要求下属官员和百姓都按自己的做法去做，做到这样就高兴，做不到就发怒，这就叫强迫百姓依从自己。不但事实上行不通，对自己也未必有益。寄给许鹤齐道基的信 农曹和度支都关系到国家的财政和百姓的疾苦。但二者的事情本来同属一体，合在一起看就能相互补益，分开对待就免不了两方面都受损。老先生见识卓越、才华宏大，一定会有从根本上培植源头、规划大局而不拘泥细节、考虑长远而不只计较一时的办法。寄给顾汝修的信

译《论语》这部书，所讲的道理无论精微还是粗浅、上层还是下层，没有不包括的；所涉及的人，无论贤能还是愚笨、尊贵还是卑贱，也没有不适用的。确实如同耳朵听到便形成声音，眼睛看到便形成色彩。仁者见到它，称之为仁；智者见到它，称之为智。来序说：“道理浑然一体，没有比告诫曾子所说的‘一以贯之’更全面的；用功最为紧要，没有比回答颜子所说的‘四勿’更切实的。”这两句话概括了全书的要旨。至于圣门谈论知、仁、礼，只是根据一时所重视的方面分别命名。后人拘泥于字面，细细区分它们的异同、分合，便产生了许多牵强附会。现在说：“仁具备于心，礼表现在事上。”从内心纯粹而无间断来说，叫作仁；从处事恰当而不可更改来说，叫作礼。仁与礼彼此关联，同出一源、贯通一致，可以说是直截了当、明白得足以启发蒙昧。这正是张子所说的：“理是虚的，而礼是实的。”老先生平日对于《四箴》有一段切实体验、用功的工夫，拿这些来告诫后学，确实是不愧为见道之言。我私下认为，“勿视、勿听”本来就包含了思考、明辨、思虑、聪察的工夫。如果真能做到非礼之事不看、非礼之声不听，那么后悔和过失自然会少，这更不必说。实践复礼的功夫，不外乎明察和刚健，不必把少过失、少后悔当作明白礼的实际境界。颜子在“博文约礼”之后，想停止却不能停止，正是精进用力的时候。就他的觉察而言，似乎有意，又似乎无意；就他的用力而言，也不能说容易，也不能说困难。浮云点缀天空，天风□埽，大体上无从着力，反而难免觉得无可捉摸，甚至怀疑这接近佛、道二氏了。寄给陆广霖收。坚持最初的志向，宁可耐得住烦劳。凡是有益于民生的事情，不因事情小就忽视，不因事情难就暗中回避。在四境之内，精神处处周到，就是处处在造福百姓。边远地方偏僻鄙陋，诉讼本来少，但一个县这么大，也不可能完全没有人来告状。以前听说到县里告状，竟然过了二三十天还没有批复。即使批了，批语仍然含糊不清，似乎准许又似乎不准许，应当拘拿又不拘拿，有所拘拿却不审理，偶尔审理又不结案，以至于乡民都认为告状也没有用；这并不是政务简明、刑罚清平的表现。寄给蒋一鸣的信。巡视所辖地方，到各处与当地父老子弟交谈，询问晴雨，谈论家常，宣讲教化，借此深入了解风俗和物产是否适宜，体察民间疾苦。凡民间有争夺田土的事情，就随处勘查清楚，迅速审理结案，使诉讼不被搁置，百姓没有冤屈和拖累。真正负责牧养百姓的人，随时都可以施行这样的善政，这就是四民实际受到的恩泽。寄给庄滋圃的信。苏州、松江的水渠全都疏浚，长期淤积变浅的刘河尾闾多有阻塞，造成的祸患不少。已经到了十年一次大挑的期限，但工程长、费用大，众人的意见又难以协调，不容易兴办。如今在半年之内把河道挑深到一丈多，拓宽到十多丈；除黄浦江之外，又增加了这处入海尾闾，使太湖以东的水得以畅通流向大海，这不是一般的工程。这样确实有利于排水，是江浙最大的利益之一；而且海船首尾相接地驶入，商业往来畅通，更不必说了。这正是弟弟这些年来几次想疏浚却没有找到关键所在的事情。寄给李杏圃绶的信。近来上条奏议，请求厘清、订正礼经，慎重对待义理和经学，确实是窥见了经学的实际。私下认为，从前第一场考书艺三篇，同时考经义四篇，本来是让士子各自发挥见解，展示平日的积累；但考场风檐下时间短促，考官知道难以求全，所以经义只考拟定题目中的内容。命题以后，士子可以浮泛抄袭，只求篇数不缺，其中有不少人并不明白经旨，所作经解也有错误。如今第二场取消表、判，专门考经义，无非是希望士子平日熟读全经，讲求经学要旨，参考经解，这样才可能既有合适的题目，又有相应的文章。如果仍然只从拟题中出题，士子仍不肯讲读全经、参考经解，连经义都不能明白，还谈什么经学呢？回想定例刚开始时，士子还会努力读完全部经书，以求应试；近来不过是根据过去的拟题敷衍了事，幸而考中者很少有真正研究经解的，第二场经义也就成了虚设。我每次和主考官谈到考场情形，都私下认为总不应再出已经熟悉的拟题；士子先明白经解，才会写出经文，这才不辜负圣主崇尚经学、另设一场考试的盛典。寄给耿寿平的信。考察吏治，就是为了安定百姓；革除弊端，就是为了兴办有利之事。不应以差事繁忙为借口，把民间事务置之不理，这尤其是最直接关系百姓的重要事务。地方官真正给百姓实惠，无非是亲自审理诉讼，每天都有这样的事情。能够迅速审理一件，公平处理一事，日积月累地计算起来，百姓将会不断受到无穷的福泽。寄给费廷珍的信。太守的体制和身份比州县官高，管辖范围也比州县广大，但对于百姓来说，却不免比州县官疏远。因此应当把州县的事情都看作切身之事，对上下往来的公文全部用心核阅，不要因为例行转发、照章办理而沿袭承上启下的旧套。还应不时轻装骑马、减少随从，遍历所属各境，从而体察访问境内的风俗民情，同时察看州县是否留心地方事务。对于疑难诉讼和积年弊蠹的把持，都可以就近提取审究。全属的士民一定会把太守的恩惠看作最大的利益，甚至唯恐太守不能常来；这样才不愧为主持一郡的职责。在郡中任职一天，就应留下这一天的实际政绩。寄给曹立齐槐的信。一做官就要一边任职一边学习，从阅历中有所收获；一旦出任守令，就把所学见之于施行。凡是关系吏治和民生的事情，官场上认为迂阔而且劳苦的做法，如果确实认真实行，必定会有实际成效。寄给熊绎祖的信。地方官勤于政务、秉公办事，体察民心，把筹划民间事务像筹划家事一样看待。官府有平政理讼的实际功劳，百姓自然会收到移风易俗的实际效果。教养百姓由此产生，教化引导也由此产生。寄给陶孚中其愫的信。审理诉讼，正是为了平息诉讼；百姓刁悍，都是因为官府疲弱。保护富户，正是为了救济贫民。如果官衙成了可以供人吃喝的地方，就会成为官吏扰民索取的场所，难免损伤社会元气，蒙蔽公道。又。地方官署每天审理诉讼，是非和虚实都关系到小民的身家性命。事情开始时虽然极其细微，造成的结果却可能极其重大。细小水流如果不堵塞，最终将汇成江河。百姓即使刁顽，只要确实做到有审理、有裁断，使他们心服，自然不至于铤而走险。寄给中丞图尔炳阿的信。楚南的吏治，比北方各省似乎更为踏实，民风还算□朴。如果地方官能够勤于处理政务，严格约束差役，百姓少受冤屈和拖累，地方自然就会安宁。苗人长期受到圣化浸润，几乎与中原人没有差别。只是要在抚慰安定、教化训诲上下功夫，改变风俗不可过分使他们感到隔绝，以免助长其固守和对抗。以前已有奏请获准，允许苗民与内地民人通婚，建立市集，严禁兵役骚扰，这就是安抚苗民的重要策略。寄给家雨泉的信。

译近来主持地方事务的官员中，最关系民间疾苦的事情，没有比埋讼伸冤、缉拿匪徒、安定良民更重要的了。屡次奉到上谕，严令以此评定官员功过，有功者破格奖励。其中发挥枢纽和转动作用的，全在太守这一官职。由内地出任太守的人，似乎有才能，但考察他们处理民事，终究缺少熟练；由外任官员保举升任的，又不免只因一两件急公好义的事情、一时的应对表现，就得到保升，最终很难选得真正合适的人。自奉特旨，允许丞佐和州县官中保举能够胜任知府的人员，本来是从正在亲民理事、已经取得成绩的官员中选取，并让他们作为各属的表率，同时又不拘泥于是否受过参劾和处罚，似乎是选拔太守的一条途径。刚开始实行时，原本不是经过历练的官员，后来渐渐觉得这种做法容易徇私滥用，所以仍然没有选得合适的人，吏治和民生也没有得到好处。这种弊习存在已久，圣明对此洞察得很清楚。我的愚见是，既然是现任官员，就必须把所做政务的成绩逐项列举出来；这样，凭空臆测选取的情况或许会少些。至于考察州县官能否处理政务，则应由知府以外，专门责成巡道稽核、督促。如果两位官员交接任职，接任官应将前任已经审理和尚未审理的诉讼案件数目通报后来者，也应如此办理。这样，凡是任内的官员，审理诉讼是勤勉还是懒惰，自己都有明确责任，上司也有依据加以查考、试用。只要委派他暂时署理职务，就可以据此判断他是否能够胜任了。寄给杨朴园景素的信。谨慎选任房长、族正，分别加以劝勉和惩罚。尊敬祖先正是为了使宗族和睦，建立教化不外乎阐明伦理。用祖宗来面对面教导子孙，距离近，感情也更亲切。与法堂的威严刑罚、官衙的劝诫相比，更有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实际效果。直省之中，只有闽中、江西、湖南都聚族而居，宗族都有祠堂，这是古代的风俗，也就是礼教。过去曾在江西酌情制定□规，列示在祠堂中，选立祠正，给予他教化和约束族人的责任。族中有争吵诉讼的事情，就传集祠正，秉公分辨处理，先用家法劝诫，当时已经使人感到警醒。如果长久实行，自然能够革除积久的习惯，以收长远的效果。近来因为祠堂和宗族中发生不法之事，于是采取拆毁祠宇、追取谱牒的举措，所有城乡祠堂都必然受到一番滋扰。祠正无人愿意承充，即使有这样的人，也无法再过问族事了。因为偶然产生的弊端，就废弃长久有效的良法，大多都是这样。寄给家圣泉的信。人们看待“道”这个字，好像它是另有一种东西，类似古董和玩赏器物。他们不是说“道”由某人传给某人，就是说这是某人的正宗传派。无非只从字句和迹象上考究古今，却绝不从人情物理上考究真假。对“道”字看不真切，那么谈论文章也不过是停留在表面，不过是糟粕罢了。朱子解释《中庸》“率性之谓道”，就说：“道，就是日常运用和事物本来应当遵循的道理。”学者多认为这是浅近的话，因此越是求索，越觉得渺远，距离反而越远。寄给刘藻的信。滇、黔相距万里，边镇分布各处，汉民与苗民杂居，风俗还算愚朴。土地大半贫瘠，一切都不能与中原相比。治理那里的人不能没有恩惠，尤其不能没有信用。官府也不要无事生非，应当施行解推之惠；把不取民财当作给予，把不扰民当作安宁。这对于边地和疆界一带尤其重要。寄给张铤的信。大体说来，闽中南部风气强悍，自负逞强。地方官只有勤勉敏捷地处理政务，用恩惠和信用赢得他们的心，才可能潜移默化地改变恃强凌弱、纠集众人抗拒法令的恶习，这才是釜底抽薪的根本办法。平常发生争夺纠纷时，如果事先不加以分辨处理，等到有人闹事，即使施用严刑峻法，愚民也已经来不及后悔，官员内心也难免感到歉疚。寄给陈韦齐之铨的信。官场中的一切事情，当局者通常不如旁观者看得清楚。此时用心观察，可以为将来的施政措施作准备；上司也正是借此察看属员是否留心事务。寄给朱南湖的信。事务繁杂的地方，人情变化多端，喜欢惹事又好打官司，审判裁决很难使人心服，社会上的议论也容易兴起；也只有针对事情本身处理，平心静气，秉公持正，日久之后自然会有公论。绝不能夹杂一丝自己的成见和顾虑，更不能有一丝矫枉过正。寄给王九溪文清的信。我私下认为，天下士子都有志于读书，读书的人也都知道讲习学问、写作文章；只是担心文章和题目不够切合，更担心读书作文对人的身心和见识完全没有触发和增进，书只是书，人只是人，写出的文章便像敲门的砖瓦。读书虽然很多，却只得到糟粕，丢掉精华，实在令人感慨。又。科举功名之学如果不讲明书中的道理，怎么能写出好文章？今天的书馆没有真正的文章，他日朝廷怎么会有真正的事业？寄给高澹齐先生的信。河工长期形成的积弊是浮华奢靡，办事看重逢迎，工程不凭实际成效；如果没有一片开诚布公的真心，又没有一番以身作则的实际行动，就一定不能使上下暗中信服，也不能使风气因此大为改变，更谈不上处处取得实际成效。寄给张墨庄若溎的信。士子的实学全在平日讲求，不是临近考试时可以抄袭而来的。近来揣摩其中的弊病，似乎有两种：一种是写文章却不懂书中的道理，师生案头只守着当时流行的一部讲章，不问是否精当切实，只略看经书语句的大意，就想敷衍成文，对题目的语意完全没有切身而确切的体会；文章不足以承载道理，学问又怎么能够经世致用？另一种是秀才读书只知道学习古人，不知道处在今天；应试文章和策论考据虽然详细，记诵虽然广博，但大多拘泥于古代而违背当今，等到进入仕途，难免拘谨迂腐，很少能够通达变通，简直与现实格格不入。世人认为读书人没有用，都是由于这个缘故。其根本原因，总是因为不留心邸报。黄陶庵先生曾在某位当权者家中任教，每天详细阅读章疏和抄报，所以写文章都切实而不浮泛，可以坐而言、起而行，值得歌颂。我的意思是，城乡各处的学馆都应让学生看邸报；如果寒门学生力量不足，就由同县同馆的几个人一起看，费用也不会太多。凡是近来朝廷用人行政以及内外诸臣所上的条奏，都可以看到和听到；这样也能增加许多见识，反映在文章和策论中自然更加切实，不愧为通晓经学的儒者。寄给郑大进的信。天下所有河水最终都归入大海，滨海地区首先应当把疏浚排泄放在首位；如果筑堤防护，水多而河道少，一时不能容纳，就会造成溃决泛滥的灾害。大概江南、山东、直隶的情形相同，古人治理河流，先疏通尾闾，确实是正确的论断。

译寄给申梦玺的信。吴中的诉讼文书之所以繁多，都是由于有人喜欢惹事、逞强刁难。地方官害怕他们多事，事情反而更多；恼怒他们逞刁，刁风反而更加严重。官府有告状就审理，有审理就裁断。官衙自然会有公正的是非，民间也自然会产生劝善惩恶的效果。打官司的人知道没有好处，诉讼必定渐渐减少；刁顽的人害怕受到法律制裁，刁风也必定逐渐收敛。只希望所属县衙每天都有应当审理的案件，这就是釜底抽薪的办法。寄给杨朴园的信。廉使这一职位，主持平反案件、申理冤屈和积滞案件。然而刑罚是用来辅助教化的，终究不是施用刑罚本身就等于教化。境内的风土人情、村庄的疏密、关隘的险要，都必须亲自见闻了解，这样更好因地制宜地设防，顺应风俗来施教，在平反案件中寄寓教化引导的意思。臬台没有巡历地方的惯例，所办理的一切终究只是暗中摸索、纸上空谈。询问地方官，他们也未必人人留心并熟悉这些情况。如今有办理臬台事务的机会，往来于楚地和直隶，每经过一处，就留心询问，看到情况便受到震动，由眼前景象引发感触。虽然没有巡历的名义，却收到了巡历的好处。有心之人决不会把它当作游历而白白经过；但这些话只是可以对留心经世之学的人说的。寄给锺闻轩音的信。无论在官府还是在民间，物力艰难都是一体的。少一分繁琐文饰，就增加一分实际事务；禁止无益的酬酢应酬，减少过分的浮华奢靡。在崇□返朴之中，自然会显现移风易俗的效果。寄给田锡莘的信。内地百姓终究是坏人少、好人多，官府分别加以劝勉和惩罚并不困难，风气也就会大为改变。寄给白参戎云上的信。设置军队是为了保卫百姓。幸逢升平之世，巡视缉捕奸匪，就是保卫百姓的实际行动。这是营伍中的正常职责；除操练之外，还要随时随地尽一番心力，就会取得一番功效。匪党收敛行迹，地方士民暗中受到福泽而自己并不知道，时间久了也没有不知道的。寄给崔升吉应阶的信。闽中的风土，人们性情强劲而自负逞强，又崇尚争胜。对于正当的见解和正义之事，他们勇于去做；一个人如果对邪恶之事负固不服，便常常发生纠集众人、持械□殴以及抗拒官府的案件。只有让地方官勤于审理民间诉讼，凡有忿争，都替他们分辨处理，以平息其心，使他们不至于因激愤而滋生事端。惩治刁顽，正是为了制止刁顽；处理事务，正是为了平息事端。寄给欧阳永琦的信。海疆重要地区，宣扬皇上的恩德、传达下情，无非都是关系国家谋划和百姓生计的重要事务。属员的才识有长有短，习尚也各不相同。只有一概秉持中正，树立标准，爱护应当爱护的，厌恶应当厌恶的，弥补他们的偏失并挽救他们的弊端。凡是发布檄文告示、批答札禀以及相互间的谈论，都要以真诚相待，显示公平宽广，以清白来激励，以坦率平易来对待。有长处一定记录，有善行一定奖励，有过失一定宽宥，有□一定惩罚。开始时彼此了解，继而彼此信任，时间久了就会敬畏并服从。寄给陈焱的信 长沙也有刁钻欺诈、健讼好争的名声，但仔细考察，也并不全是这样。地方官如果肯为各项事务替百姓办理，随时审理解决，迅速彰明公道，百姓自然也会服从，未必都喜欢越级上诉、自取罪责，还不至于像三吴人那样喜欢争讼纠缠不休。省城已经靠近湖口，湖面日益淤塞狭窄，不能不赶紧留下蓄水的区域。每当有人请求筑堤围垦成田以获利时，不过几十家；但每逢水涨，湖泊无法容纳，水倒灌泛滥成灾，实际受到伤害的人很多。这就是近几年长沙湖泊河流的情形。所谓多筑围圩来扩大土地利益，在其他地方或许如此，却不适合这里。寄给郑大进的信 我们这些人只求对地方有益，不必为自己求名、立功，也不必一定由自己完成；不过，这些话可以说给那些有心于世事的人听罢了。寄给钱相人琦的信 地方官作为主持治理百姓的官员，应当把民心当作自己的心，把官府的事务看作家里的事务，自然就能勤于治理，切实办理兴办和革除之事。即使没有大规模兴革的事情，积少成多，也能在祸患尚未形成之前加以消除，暗中受到其益处的人不知有多少。孟子所说取得民心的方法，无非是百姓想要的就给他们聚集起来，百姓厌恶的就不要施加给他们；给他们聚集所欲而不施加所恶，正是积少成多、逐渐加以消除的意思。寄给杨仲兴的信 巡道名义上是监司，因此刑名、钱谷都在其管辖之内；分巡所到之处，各项事务都可以查考并予以平反。所以两司不能亲自到达的地方，巡道都能够亲自到达。官吏差役有所顾忌，士人百姓有所依靠，这样一来，这个官职就不是虚设，出巡也不是徒然游历。如今按照新的规定，每年亲自审理秋审案件，那么对于重大的刑名案件，就应当以自身率先办理，以自己的心来体察他人[“以心人之”原文疑有讹误]；这样不但重囚的冤屈积滞可以得到平反，凡大小案件以及民间的利弊，也都能每经一番考察，就采取一番措施。寄给王介子的信 楚南的刑狱事务本来并不十分繁重，但命案、盗案中的株连，以及诉讼案件的反复翻覆，总应当督促率领属下设法清理。拖得越久，枝节越多；害怕惹事，反而会导致事情滋生。民情的变化、刁诈，也有地方官酿成并招致的原因。州县自行审理的诉讼，因为没有报告上司，上司也就无从查核。百姓有了冤屈，长期不能平反，到这时才开始越级上诉，难免一概把他们斥为翻腔控掷，这也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近来极小的案件，动不动就上报部状，百姓的刁顽越发严重，而地方官又动辄获罪，都是由于开始办理时留下了漏洞。我曾私下认为，孔子所说使人没有诉讼，仍然是从善于审理诉讼之处逐渐做到的，并不是一概不审理诉讼就能使人没有诉讼。寄给同信玉瑞的信 平心静气，事事都为地方作长久的打算，能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能够面对百姓，这就是取得上级认可的方法。寄给查俭堂礼部的信 四川的风气强悍粗野，五方之人杂居，不像粤中那样淳厚朴实。平时所说的“啯噜子”，不但要惩治已经犯罪的人，更必须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就将其解散。他们平时依附草木、结交同党，遇到事情便随声附和，所以把他们分散开来就显得少，聚集起来就显得多。保甲之法，在其他省份或许难以见效，在四川却容易见到成效。这些人在到达四川各处时若能受到查考约束，大概就不至于猖獗作害了。《桂林陈文恭公手札》三卷，在往来应酬之中，[“随久”原文疑有讹误]随地、随事、随时，都触发他那颗不容自己停止的心，指出他必定应当尽到的责任；一片救济他人、利于万物的心意洋溢在笔端，应当同《五种遗规》一样流传不朽。博平明府蒋梯山十弟把他的乡人所刻的版本赠给我。我过去从未见过这部书，于是便同梯山捐资重新刊刻，以便让志同道合者共同拥有。滇南李文办谨在泰安郡署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