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下策议
枪劲弩设伏以待之。又新城败散之余，所存约二百余人，人数寡少，乞募沿海大姓沈、濮、蔡、严、黄、陆等家，素能御贼及被其素害者，并合为一，专为伏兵及往来游击，贼自不敢近太仓、嘉定、松江矣。且因新城之军，俟便袭击，城可复袭而有也。法曰：「善守者守其所不改。」又曰：「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今所谓守城者，徒守于城之内，而不知守于城之外，惴惴然如在围城之中，贼未至而已先自困矣。畏首畏尾，身其余几？故唇亡而齿寒，鲁酒薄而邯郸围。夫苏州之守，不在于娄门，而在于昆山、太仓；太仓之守，不在于太仓，而在于刘家港。此易知也。今贼掠罗店等处已尽，必及南翔，贼据南翔，夺民船以入吴淞江，一日可至葑门，即苏州危矣。南过唐行，则松江危矣。今闻又至太仓、穿山等处，即常熟危矣。故欲害之，使不得至，所以为守也。然所谓设伏为奇兵，又时出正兵，相为表里，而后可也。又嘉定近海，为内地保障，其县令恇怯，不知兵，乞委任百姓所信向，如任同知董知县、武指挥等协力主决兵事，知县备办粮食，不得从中沮挠，倘有疏虞，即苏、松二郡不可保矣。又考得白茆旧有白茆寨，刘家港旧有刘家港寨，青浦旧有青浦寨，此皆前朝拨置军士备倭之所，盖以春夏巡哨，秋冬还卫。又白茆、吴塘、西泾、刘家港、甘市等处，各有烟墩烽火相接，以此见往日备倭之迹，今疏阔如此，欲以一城自固，不可得也。又访得贼中海岛夷洲，真正倭种不过百数，其内地亡命之徒固多，向亦往往有被劫掠不能自拔者，近日贼抢娄塘、罗店等外驱率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与吾民私语言：「是某府州县人被贼胁，从未尝不思乡里，但已剃发从其衣号，与贼无异，欲自逃去，反为州县所杀，以此只得依违苟延性命。」愚望官府设法招徕，明以丹青生活之信，务在孤弱其党贼势不久，自当解散，此古人制遏盗之长策也。又闻民间不见官府出军，以为当俟请旨，须大军之至。窃见祖宗于山东、淮、浙、闽、广沿海设立卫所，镇戍连络，每年风候调发舟师出海，后又设都指挥一员，统领诸卫，专以备倭为名。今倭贼冯陵所在，莫之谁何，但见官司纷纷抽点壮丁及原役民快，皆素不教。《备倭记》一三
练之民驱之杀贼，以致一人见杀，千人自溃，徒长贼气，使海外蛮倭闻之，皆有轻中国之心，非祖宗设立沿海军卫之意也。当事者拘碍文法，动以擅调官军为解。窃伏读《大明律》“擅调官军”一款：其暴兵卒至，欲来攻袭，事有警急及程途遥远者，并听从便火速调拨军马，乘机剿捕。若寇贼滋蔓，应合会捕者，邻近卫所虽非所属，亦得调发策应。若不即调遣会合，或不即申报上司及邻近卫所不即发兵策应者，与擅调官军罪同。此各卫自得调拨策应之明文也。今贼杀害人民，摇动畿辅、苏松内地，城门经月不开，百姓喁喁，各卫拥兵深居，贼在近郊，不发一矢，忽以百万生灵饵贼，幸其自退，岂可得哉？夫以沿海之卫，自足备御，今独民兵支吾，玩心曷养寇？及其必不可已，然后请旨动调大军。夫以民兵，则气力孱弱；以大军，则事体隆重，是虚设沿海数百万之兵也。况大军之至，吾民餍饱，豺狼之腹已久矣。贼闻天兵既下，倏忽遁去，虽貔貅百万，怅望空波，徒使百姓骚然而已。乞早为裁处，遵照《大明律》军政调拨策应，庶殄灭有期，不烦朝廷勤调大军，实地方生灵之幸。
御倭议前人
日本在百济、新罗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以居，当会稽东，与儋耳相近，而都于邪摩堆，所谓邪马台也。古未通中国，汉建武时始遣使朝贡，前世未尝犯边。自前元于四明通互市，遂因之抄掠居人，而国初为寇始甚。然自宣德以后，金线岛之捷，亦无复有至者矣。今日启戎召衅，实自中国奸民冒禁阑出，失于防闲。事今已往，追悔无及。但国家威灵所及，薄海内外，无不臣服，而蕞尔小丑，敢肆冯陵。魏正始中，宣武于东堂引见高丽使者，以夫余涉罗之贡不至，宣武曰：“高丽世荷上将，专制海外，九彝黠蛮，实得征之。方贡之愆，责在连率。故高丽世有都督、辽海征东将军、领东彝中郎将之号。”今世朝鲜国虽无专征之任，而形势实能制之，况其王素号恭顺，倭奴侵犯，宜可以此责之。不然，则兴兵直捣其国都，系累其王，始足以伸中国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陈棱、李绩、苏定方，未尝不得志于海外，而元人五龙之败，此由《备倭记》一四。
译另外，新城战败溃散后，剩下的约有二百多人，人数太少。请求招募沿海大姓沈、濮、蔡、严、黄、陆等家族中一向能够抵御倭寇的人，以及曾经受到倭寇迫害的人，把他们合并起来，专门担任伏兵和往来游击，倭寇自然不敢接近太仓、嘉定、松江。而且还可以依靠新城的军队，等待机会袭击倭寇，这样新城也可以乘机收复。兵法说：“善于防守的人，守的是敌人无法改变的地方。”又说：“使敌人不能到达某处，就是给他制造祸害。”如今所谓守城，只是在城内防守，却不知道还要在城外防守，惶惶不安，好像自己已经被围困在城中；倭寇还没有到，自己就已经先陷入困境了。这样畏首畏尾，还能剩下多少自身力量？所以说，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感到寒冷；鲁国的酒太薄，邯郸也会因此被围。苏州的防守，不在娄门，而在昆山、太仓；太仓的防守，不在太仓，而在刘家港。这是很容易明白的。如今倭寇已经把罗店等地抢掠一空，必然会进犯南翔；倭寇占据南翔后，夺取民船进入吴淞江，一天之内就可以到达葑门，那样苏州就危险了。倭寇向南经过唐行，松江就危险了。如今听说他们又到了太仓、穿山等地，那么常熟也就危险了。所以应当设法打击他们，使他们不能到达这些地方，这才是防守。然而，所谓设伏作为奇兵，又要不时出动正兵，与之互相配合，形成表里呼应，然后才可以。嘉定又靠近海，是内地的屏障；该县县令怯懦，不懂军事。请求任用百姓所信任拥护的人，如任同知董知县、武指挥等，共同协力主持决定军务；知县负责筹办粮食，不得从中阻挠。如果稍有疏忽，苏、松二郡就无法保全了。又查得白茆过去有白茆寨，刘家港过去有刘家港寨，青浦过去有青浦寨，这些都是前朝拨置军士防备倭寇的地方，大概春夏两季巡哨，秋冬两季回到卫所。又白茆、吴塘、西泾、刘家港、甘市等地，各有烟墩，烽火彼此相接；由此可见过去防备倭寇的情形。如今竟然疏忽到这种地步，却想凭一座城池自行固守，是不可能的。又听说倭寇所占据的海岛夷洲中，真正的倭人不过一百多人，其中内地逃亡犯法之徒却很多；过去也常有被劫掠、无法脱身的人。近日倭寇抢掠娄塘、罗店等地，从外面驱赶居民替他们挑包裹；那些看守包裹的人私下对我方百姓说：“我们是某府、某州、某县的人，被倭寇胁迫而来，没有不思念家乡的。但我们已经剃了头，穿着他们的衣服，号称倭人，与倭寇没有区别；想要自己逃走，反而会被州县官府杀死，因此只好首鼠两端，苟且延续性命。” 我愚昧地希望官府设法招抚他们，用明确可信的承诺，以美好前景和生计来安置他们，务必使倭寇的党羽孤立、削弱；倭寇的势力不会长久，自然会解散。这是古人制服、遏制盗贼的上策。又听说民间看不见官府出兵，便以为必须等候皇帝下旨，等大军到来。我私下看到，祖宗在山东、淮、浙、闽、广沿海设立卫所，互相连接驻守；每年根据风候调发水军出海，后来又设置一名都指挥，统领各卫，专门以防备倭寇为职责。如今倭寇横行侵犯所到之处，却没有人能制止；只看见官府纷纷抽调壮丁和原来服役的民快，而这些人一向没有受过训练。让未经训练的百姓被驱赶去杀倭寇，以至于一人被杀，千人自行溃散，只是助长了倭寇的气焰，使海外蛮夷倭人听说后，都产生轻视中国的念头，这不是祖宗设立沿海军卫的本意。当权者受到文法拘束，动辄以擅自调动官军作为托词。我私下恭敬地读过《大明律》中“擅调官军”这一条：倘若暴乱的军队突然到来，想要进攻袭击，事情紧急并且路途遥远的，都允许就近火速调拨军马，乘机剿捕。倘若盗寇逐渐蔓延，应当会合捕捉，邻近卫所即使不属于本管辖范围，也可以调发兵马前往策应。如果不立即调遣会合，或者不立即向上司申报，或者邻近卫所不立即出兵策应，都与擅自调动官军同罪。这就是各卫可以自行调拨兵马策应的明文规定。如今倭寇杀害人民，震动畿辅和苏、松内地，城门数月不开放，百姓惶惶不安；各卫拥兵自守，深居不出，倭寇就在近郊，却连一箭也不发，竟然把百万百姓送给倭寇作为诱饵，只希望倭寇自己退走，难道可能吗？沿海各卫本来足以防御，现在却只让民兵勉强支撑，故意养大盗寇的祸患是为了什么？等到实在不能再拖，才请求皇帝下旨调动大军。使用民兵，兵力气势就孱弱；使用大军，事情的规模又过于隆重，这等于使沿海数百万军队成为虚设。何况大军到来时，我方百姓已经被倭寇吃饱，豺狼的肚子早已填满。倭寇听说天兵已经出动，转眼就逃走；即使有百万勇猛之士，也只能望着空荡荡的海面叹息，白白使百姓骚扰不安罢了。请求及早裁决处置，遵照《大明律》关于军政调拨、相互策应的规定，这样消灭倭寇就有期限，也不必烦劳朝廷频繁调动大军，实在是地方百姓的幸运。前人关于御倭的议论。日本在百济、新罗东南的大海中，依山傍岛而居，位于会稽以东，接近儋耳，建都于邪摩堆，也就是所谓的邪马台。古代还没有同中国往来，汉建武年间才开始派使者朝贡，前代从未侵犯边境。自从前元在四明开通互市后，日本便趁机劫掠居民，到本朝初年，倭寇才开始严重。然而自宣德以后，经过金线岛之战获胜，也再没有倭寇到来。如今开启战端、招致祸患，实在是由于中国奸民冒犯禁令，偷偷出海，防范失当。事情已经过去，再后悔也来不及了。只是国家的威势所到之处，无论近海还是海外，没有不臣服的；而这样一个小小的丑类，竟敢肆意侵凌。魏正始年间，宣武帝在东堂召见高丽使者，因为夫余、涉罗的贡物没有送到，宣武帝说：“高丽世代承受上将之任，专门统制海外；九彝和黠蛮，确实可以由它征讨。至于贡物违期，责任在于连率。因此高丽世代都有都督、辽海征东将军、领东彝中郎将等称号。”如今朝鲜国虽然没有专门负责征讨的职任，但形势上实际上能够制约它，何况朝鲜国王一向以恭顺著称；倭奴侵犯，就应当凭这些理由责问他。否则，就应当发兵直接捣毁其国都，拘系其国王，这样才足以伸张中国的威势。像前代的慕容皝、陈棱、李绩、苏定方，都未曾在海外作战中不得志；至于元人五龙之败，则是由于〔此处原文疑有页码或文字串入：“《备倭记》一四”，文意不完整〕。
将帅之失使中国世世以此创艾而甘受其侮，非愚之所知也。顾今日财赋兵力未足及此，独可为自守之计。所谓自守者，愚以为祖宗之制，沿海自山东、淮、浙、闽、广，卫所绎络，能复旧伍，则兵不烦征调而足；而都司备倭指挥，俟其来于海中截杀之，则官不必多置提督总兵而具。奈何不思复祖宗之旧，而直为此纷纷也？所谓必于海中截杀之者，贼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敌我也，又多饥乏，惟是上岸则不可御矣。不御之于外海，而御之于内海；不御之于海，而御之于海口；不御之于海口，而御之于陆；不御之于陆，则婴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宜责成将领，严立条格：败贼于海者为上功；能把截海口，不使登岸，亦以功论；贼从某港得入者，把港之官必杀无赦。其有司闭城坐视，四郊之民肝脑涂地者，同失守城池论。庶人知效死，而倭不能犯矣。
译将帅的过失，使中国世世代代因此受到创伤，却甘心承受他们的侮辱，这不是我所能理解的。只是如今财赋和兵力还不足以做到这些，只能谋求自守之计。所谓自守，我认为祖宗的制度是：沿海从山东、淮、浙、闽、广各地，卫所彼此连接；如果能够恢复旧有编制，军队就不必烦劳征调而足以使用。至于都司的备倭指挥，等倭寇从海上来时加以截击，那么官员也不必大量设置提督、总兵，就可以办成。为什么不考虑恢复祖宗旧制，却反而忙乱纷纷地采取这些做法呢？所谓一定要在海上截击倭寇，是因为倭寇在海上时，船只和火器都不能胜过我军，而且他们又多饥饿困乏；只是等他们上岸以后，就难以抵御了。不能在外海抵御，就在内海抵御；不能在海上抵御，就在海口抵御；不能在海口抵御，就在陆地抵御；如果连陆地上也不能抵御，就只能闭城固守了。这就是防御地点一步步退到更低处。应当责成将领，严格制定条格：在海上击败倭寇的，算作最高功劳；能够把守截击海口，不让倭寇登岸的，也按功劳论处；倭寇从某个港口得以进入，把守该港口的官员必须处死，不得赦免。若有司闭城坐视，任凭四郊百姓肝脑涂地，就与失守城池同罪。这样才可以使百姓知道拼死效命，倭寇也就不能侵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