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下

译如今所说的爱护百姓的人，称作好官；好官究竟怎样尽心呢？所谓尽心，就是把百姓的困苦和冤屈看作自己亲身承受的，为他们解除困苦、昭雪冤屈，使百姓各得其所罢了。话虽如此，谁不愿意做好官并且尽心呢？常常困难的是，利益诱惑会使内心改变，威势威胁会使内心畏惧，于是心中有所顾惜而不能尽心的人就多了。因此，想做好官，必须从尽心开始；想对百姓尽心，必须先使自己的内心廉正坚定。廉正，就不会因利益而内疚；坚定，就不会因威势而恐惧。这样以后，才能放手去做想做的事，没有什么顾惜，才可以尽到自己爱护百姓的心。知道这个道理并且能够实行的，只有贵筑青书先生。先生以名解元身份出仕，任通守，升同知，晋升知府。起初在安徽任官，后来历任粤东、粤西，我是安徽人，早就听乡中父老讲述先生的德政，心中仰慕敬重他。至于他在粤东、粤西任官的事，我却还没有听说。等到我奉天子之命到贵州主持学政，和他的两位儿子心泉、秀东交往，才得以详细知道先生的事迹梗概。任期届满、接受接任者将要离行时，秀东拿先生的《宦游纪略》请我作序，我接受后读了它。书中所记载的嘉言善行不止一端，尤其对审理案件悲悯慎重，多次使奇冤中本应死去的人得以生还；即使是细小案件，也旁推曲勘，一定要查明实情才停止。其他如赈济饥荒、捕捉盗贼、准备防御盗寇警报，直到赠送户籍、救济没落官宦后裔，赎回贫困而出卖的少女，他仁慈悲悯的心，随着时势都尽力做到极致。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有爱护百姓的心，又能用廉正守住它、用刚毅坚持它；不合义的贿赂不能动摇他，长官的权势不能使他屈服，所以能够无所顾惜，像这样把自己的心意全部施行出来。那么，这篇文章固然可以让人窥见先生政绩的根本，也应该成为所有想做好官的人奉为准则的东西吧？回想我当初奉命主持学政时，曾向汤文端公老师请教。汤公说：“学政与主考不同，主考专门负责考试、衡量文章，此外没有别的事务。学政所掌的学务中包含政事，不是仅仅严密防范作弊、精心评阅文章，就可以说尽到职责了。”我恭敬地记下这番话，不敢忘记。等到进入贵州，正逢苗乱和教乱兴起，考试之事常常停止，轻车出行有很多空闲；但每当想到邪说猖獗到如此严重，战争杀戮如此惨烈，我没有一次不叹息：变乱不断滋生，是因为人心不正；人心不正，是因为教化方法不明。担负教化职责的人怎么能安然自得呢？于是广泛制定教化条文，并刊刻辑录有益于人心和世道的书籍，希望借此端正人心、挽救变乱。凡是关系百姓性命的事情，只要有所听闻，即使有越权代行之嫌，也立即陈述。这样做对当权者来说，在当时未必能够收到成效，但这种为百姓尽心的心意却不敢不完全表达出来。唉！学政这一官职，在一般人看来，同百姓生活的安乐和忧患有什么关系？但一想到教化与养育百姓相互关联的道理，那么笔舌所拥有的微小权力，未必不是百姓所寄托希望的东西。按照名义考察实际，心中的惭愧就更多了；何况担任地方长官的人，百姓的忧乐、生死，都取决于一个人的心术和裁断，难道反而忍心冷漠地看待而不竭尽自己的心力吗？《大学》说：‘要像保护婴儿一样，内心真诚地去求取。’读了先生的著作，我更加明白，做百姓父母官确实必须有真心。心泉、秀东守卫乡土，也已经竭尽心力。心泉将要到滇中任郡守，秀东也将出任西蜀云阳县令。我知道两位到任理政后，一定能以廉正刚毅自我约束，尽心于百姓的疾苦，不辜负父亲的家风。将来他们的政绩成书，或者有人继承并赞美这部文集，那么这一部书，难道不就是先生传给后人的治政谱录吗？和州鲍源深谨慎作序。治理百姓的官员，是要用来施布恩德、安定百姓的。如果没有才能来运用它，恩德也不能贯彻到下层。所谓只有善心而没有才能，是不足以治理政事的。有了才能，却自负意气，遇事鲁莽草率，轻浮而不能持久；等到事情办坏了，又用文饰来掩盖错误，于是造成的祸害更加严重，不只是恩惠不能下达而已。所以，难的又不只是有才能，而是有才能且沉着谋划、见识深远，仓促之间不动摇，精神意志贯彻始终，这才是真正的难处。前代史书所记载的循吏很多，但一代不过二三十人，难道是吝惜不给他们立传吗？贵筑高青书先生，以名解元身份出仕，从安徽省的倅、丞做起，历任粤东、粤西的繁剧郡府。他所到之处，审理积年疑案成百上千件；遇到会审案件，在公正复审中平反数十起，往往使将要死于刀下的人得以活命。这样看来，他大概就是沉着谋划、见识深远，精神周密，既没有仓促草率，也没有有始无终的人吧？过去我的先父每次评论熟识的官吏才干，必定把高公列为首位，并且屡次讲到他檄查怀远一事：把被误指为婚丧轿夫、其实被当作会匪教头而关押的数百人释放；又讲到灵壁盗案，为凤阳人洗雪冤屈；招来审讯被解送的十三名盗犯，查明他们的诬陷并据实定案。他的神明洞察无人能够企及，我尤其佩服他有错必改、毫不吝惜改正的品格，例如六安开塘盗葬等案件，他不肯拘泥于最初的判决，以坚持错误为正确。关于这位儒者的举止，我友芝早已熟悉并私下记识，准备日后把这些事写入先友传记。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咸丰乙卯年，我在省城作客时，有幸结识高公的儿子心泉、秀东，两位给我看《宦游纪略》，我更加得以详细了解高公循良政绩的详情。过去听说的各件事情，其始末曲折也更加清楚了，相信这部书足以成为学习治理政事者的师法。我曾请求它的副本，放在《清端政书》《鹿洲公案》之间，以便随时查阅。己未年冬天，秀东将要到蜀地任县令，我在都城门下同他相见；他又拿着书稿来，命我校勘，打算带到蜀地刊行。因此恭敬地写在书末，尤其希望秀东这次赴任，时时不要忘记这部治政谱录。十二月将近望日，独山莫友芝谨慎作序。

译天下的治乱，要看郡县罢了，要看郡守、县令罢了。天下极大，郡县极小，但天下的形势是由郡县逐层积累而成的。如果各县都治理得好，郡中还会有治理不好的吗？如果各郡都治理得好，天下还会有治理不好的吗？如今圣明的君主、贤能的宰相在上，贤能的方镇勤勉地施政于四方，他们谋划功业、规划政事，本来是容易的。然而尤其要依靠郡守、县令，因为他们同百姓亲近，耳目容易周遍，恩惠容易普及。如果郡守、县令对百姓都有至诚悲悯、不能自已的心情，和百姓频繁沟通，使百姓的疾病、痛苦、困顿、艰难同自己的感受相关联；发誓以公正廉洁自处，凭借勤勉谨慎办事，竭尽明察、果断、通达、开豁的才干，推究利弊，努力谋求兴革，用来使百姓富裕、受到教化，再依次施行各项事务，就会像风行水流一样政令畅行。这样一来，治理天下的关键就由郡守、县令倡导，等到逐层积累形成，推广到天下，治理的景象便形成了。从两汉到今天，从来没有能够反对这个说法的人。过去柏心曾同黔中唐子方方伯交游，他常常称赞自己的乡人高青书先生是嘉庆、道光年间循吏中的第一人，尤其以善于断狱闻名。先生归于道山已经很久了。去年夏天，他的次子秀东司马寄信给柏心，把先生任官时所写的《宦游纪略》封寄来，请我作序；据说这是从先生亲手抄录的底本刊刻流传的。柏心拆开后读了它，书中全是先生亲自记述自己所施行的政务，以及交往、推贤荐能等事情，其中记载审理案件尤其详细。从安徽到两广，先生所到之处都被人称为神明的长官，这可以成为后来做官者的老师。至于他的见识和谋虑深远，更有值得称道之处。他代理宿州时，因战乱之后百姓困苦，竭力请求豁免秋粮四万余的建议；在徽州、宁国，则遣散数十万棚民，使兵事停止、不必用兵，终于实现大规模安定；在粤东，东莞百姓告急，说土匪聚众呼啸，肆意抢夺，先生奉檄带兵前往剿捕，到了以后却按兵不动，只张榜命令村民捕捉，悬赏搜求匪首，竭力请求撤兵。不久罪犯便被捕获，其余人全部解散，村庄安然无事。像这些做法，大概已经有大臣那样深远的见识和谋虑了，不只是勉强以一般吏员的才能应付职责而已。柏心私下看到，近二十年来大盗倡乱，如同江河决堤，无法防止遏制。推究其原因，都是官吏庸碌、侵夺削弱百姓，因而积聚成祸所造成的。假如当时各地的郡守、县令都像先生这样，百姓将安居田里，栽种、畜牧、经营家室，享受生计还来不及，哪里敢仿效篝火狐鸣而起事呢？这样之后才感叹，天下的治乱取决于郡守、县令是否贤能，这个说法确实没有错。评论者说先生才思敏捷，超出常人，得之于天性，不是学习便能做到的；这大概不对。先生推本于自己至诚悲悯、不能自已的心，把百姓看作自己。凡是公正廉洁、勤勉谨慎、明察果断、通达开豁，都只是由这颗心扩充而来的。人所担忧的，只是不能努力罢了。如今司马秀东和他的贤兄廉访心泉绍明，先后都因治理政绩而被列为考核上等，这已经证明了他们的成效。世上做郡守、县令的人，得到这部书后反复推求其中道理，因而扩充自己至诚悲悯、不能自已的心，怎么能说治理的成效不能惠及百姓呢？既然如此，这部书就不只是高家一家的治政谱录；把它推广到天下，使天下蒸然形成良好治理的景象，也不是难事。先生出仕、退处和任官的事迹，其他序文、传记已经详述，这里不再涉及。监利王柏心谨慎作序。胡书如果要留在碑碣上，没有事实凭据就不会令人相信；悝鼎上的美好铭文，如果不流传下来，就不能称为仁德。因此，三年不灭，把它放在志父的怀中；七代所遗留下来的德业，用子山的赋来述说。旧日的德行值得享用，清美的声誉一定应当传诵。这种传统由来已久。然而，过去的日子越来越多，浮云容易变幻。访问考察所得，有时人人说法不同；月亮盈亏反复变化，难以事事完备。寻求茂陵遗留下来的书囊，早已说是亡失；考察随会的治理政绩，人死了便无法复见。只是哪里能够得到漆书般的旧编，记事之中又有明珠？把它守护为亲手遗留下来的成书，推而广之便是心传的治政谱录，像青书高公的《宦游纪略》这样明白而完备的吗？高公学问根基深厚而不衰，智慧积蓄充盈，像囊中之云出山，触及山石便化为雨。士元没有治理百里的才能，只有别驾才能使他施展骏马般的才能；郭公官至二千石，他的治理功绩都留在人心。油盖车所经过的地方，甘棠树不可砍伐。至于打开法网、理清纷乱的事务，只有他独自承担这种困难。他从容有余，能使[缺字]谷感化那些发出鸮叫般声音的人，把赤诚之心推及偏远疏远之地，从虎穴中夺回被掠者，使沉埋的白骨重新获得生机。他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回转并超越了丑夷之地。无论三吴还是百粤，都没有损毁他的声誉，直到今天仍然称道。只是说他广泛施惠于众人，这是深厚的德行；能够推测先机，这是充足的智慧；使六府之事洞察如烛，这是深刻的照察。仅凭一个字便能救活一个人，这是桀出的见识；这些都确实足以成为人们的老师。实在是因为他的资质承受了上天的授予，所担忧的是中等资质的人很少能达到这样的最高道理。假使普通人只是徒然诵读，把书册交给别人，却像绣鸳鸯、织锦一样不传授方法；又像吝惜金针，不肯传授技艺，只能寻找鸿雁踪迹，结果雪泥上毫无留痕，那么就会使肤浅接受学问的人只凭耳食而没有根据，却想学邯郸人走路，仿铸少伯之金，也只能面对大海长叹，景仰高山而已。高公以治理蜀地般竭尽心力的态度，利用退居公余的许多闲暇，把一尺之木也看作珍宝，一寸光阴也不虚度。综合他的谋略作为来延续寿命，使文字能够再次发挥仕宦教化的作用，像精钢经过大冶熔炼；每任一官便编成一集，每部书都在道路中央树立表率。只有温公处理事情没有什么不能对人说的，所以这些恭敬礼赞的小文，也都是根据他亲自订定的内容写成。此书记述政事，传扬史书中循良治理、改善世道的方法，百姓生活都依赖于此。那些只知诵读圣贤之书却不能实行，只采摘华美辞藻而忘记实际的人，就不必说了。即使说著作等身，夸耀经义举世无双，秘藏奇书，赞美清谈无人能及；你们各自陈述才华，难道能说没有文采吗？只是即使以元草自矜奇异，面对苍生又有什么补益？如同玉杯没有底，金鉴也没有帮助。拿它同启发窗下群迷、纠正歧路文章、预防辛苦之后的祸患、为后来的桐子开路相比，优劣之拙陋，不说也很明显了。这样看来，敬仲一族的昌盛应当同释氏之后的兴盛相比；大杜家族的法律文章汇聚于一门；石氏的官禄合起来达到万石。这难道不是因为定国公治理狱讼，预示着车马将要兴盛；崇公喜好生养，又应验了鼎钟受食的报应吗？这篇文章流传了一段时间，渐渐久了。文孙怡□，担心文章辗转传写会产生“乌焉”之误，想把散失的部分一并搜罗回来。于是勤奋磨墨，重新付梓刊刻。潘岳的文章，采录程先的作品；陆机的词赋，也继承追述前代的德业。珍贵的典籍足以收藏，贤人的后代不可使其传统断绝。希望阅读子产法律的人，能学习他救助人民；诵读董仲舒文章的人，能取法其中切合世务的道理。如此或许能在沙堆中找到矿石，在芦苇海中寻得针芒。全书一以贯之，必定遵循祖先的遗规。各位在位的官员，也将为这篇文章而有所感动。贵阳刘藻谨慎作序。《宦游纪略》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