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游纪略卷下

译金筑高廷瑶青书 嘉庆十八年，我任平乐知府。夏季五月，昭平县百姓陈绎敷等八人控告国子生李国华，说他窝藏逃亡者、隐匿死者，聚集一群不法之徒，抢掠平民，掳掠妇女。查问李国华并没有这些事情，而且他申诉说陈绎敷是为了报复从前的怨恨，过去曾多次诬告他。我想，如果事情果真属实，被害的人家哪有一个不来申诉的？如果放过绎敷，就无法为此事辩解，于是便依法判处八人诬告之罪，加以惩罚。在此之前，武缘、荔浦两县同时查出天地会案件，斩首、绞死了几十人，因连坐牵连三百多人。事情上报大府后，官员受到赏赐花翎，文武官员也都分别加了官级。因此，想要迎合风气的人纷纷互相揭发告密，甚至有人只因一句话不合、偷了一草一木，就动辄被告发为会匪。我正努力整顿这种风气，但风气还没有平息。陈绎敷等受惩罚后，纠集四十多个村庄的民众联名上诉，说李国华是盗匪首领，曾在本年三月十五日于大庙内杀牲立誓，聚集五十多人结盟，还说我置之不理，反而加以抢掠、笞打，想把我也牵连陷害进去。廉使相信了他们的话，立即将我拘来亲自审讯，并且发檄文对我说：“听说郡中有重大案件而不审理，想来是有意隐瞒，这个罪责谁能承担？”我认为，如果李国华果真在三月十五日结会，那么陈绎敷在五月控告时为什么没有提到这件事？况且既然已经审明这是挟私愤而诬告，廉使也查清了实情，又有什么隐瞒可说？于是命令原告和被告双方到省城听候审讯。廉使再三严厉审问，结果果然如我所说。他对属官们说：“陈绎敷是因为私怨诬告他人，高郡守的判断确实明察。”于是依法治罪陈绎敷等人，平乐郡互相揭发告密的风气也就平息了。我到荔浦查办会匪的逆产时，带着永安牧李【名炘】和经历锺【名宣】一同前往，命当地县令刘【名淇】准备一处住所共同居住。我说：“所需用的一切，都由我们自己向百姓购买，按实际价值付款。”每天大约用三千缗。后来为逮捕会匪到了昭平，县城偏僻，没有宾馆，我便寄宿在县署。我对县令朱君说：“跟随我来的差役，都由我自己供给，您不要再破费。”又告诫仆役说：“你们出去住旅舍，不要惹事；如果胆敢索取东西，一定严惩不贷。”又置办了一本账簿给县令掌管炊事的人，说：“我每顿饭不要求多种菜肴，有一片肉和几样蔬菜就够了。把剩下的食物给仆童吃，隔几天可以煮一次鲜肉。”都要让他为我登记在账簿上。总共住了三十二天，所花费用不超过一万缗。临走时就把账簿交给朱县令，说：“您可以按照账簿和厨子核算，除此之外我没有索取任何东西。”县令把知府看作上级来侍奉，只怕做得不周全；如果不是自己加以约束，那么这几十天中一定会疲于供应和陈设。像荔浦那次差事，随行官员和差役比昭平多好几倍，如果不是亲自向百姓购买，费用更是无法估量。何况按照法令，凡是县令有亏空国库的，知府也要一同获罪。假如放纵一时的嗜好，给将来留下拖累，那就是既误了别人，也误了自己。何况节制口腹之欲，还只是较小的一件事。我刚开始在粤东做官时，当时正查办香山、番禺、东莞的沙田，朝廷发檄命我主持这件事。有个大户来拜见，说：“听说您负担的费用很大，如果稍微通融一下，对我这个穷人来说又算什么呢？”我严肃地拒绝他说：“你是来行贿的吗？”便把他呵斥出去。第二天我拜见制军蒋励堂先生，他说：“昨天来见您的那个人，听说您把他赶了出去，他身上带着三万银票，您知道吗？”我说：“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已经被我赶走了，当然无法知道他身上有没有银子。”后来我拜见抚军董观桥先生，他说：“您刚来，别人还不了解您，所以才有这种事；从今以后，大家都会知道您的操守了。”广东谚语常说：“没有不要钱的老爹。”等到我查办、裁断了七十多处沙田，没有丝毫沾染，大家又改说：“这个老爹真不要钱。”这种意料之外的称誉，说起来反而使我惭愧，也足以说明即使在屋漏之处，也没有不被众人指点、众人注视的。我又听说粤省有数十万两花息银，曾方伯发檄命我收缴，我推辞说：“这是有关官署的职责；如果由我经办，就不能不被人认为从中染指。”方伯惭愧地笑了，答应了我。这件事发生在嘉庆十九年。百鞠溪先生任两广总制时，曾为质库制定约法，每年从十月初一开始，到除夕为止，凡是赎取抵押物的，都减免利息；收三分利息的减一分，收二分利息的减五厘，按一分五厘收息的减去其中三厘。于是赎取抵押物的人很多，有人一直拖到十月，认为那时会减息，这样已经有好几年了。嘉庆二十一年九月三十日，某方伯忽然发布告示，改令不许减息，一律恢复旧制，守令们还不知道。十月初一，我正从文庙祭祀回来，忽然家人说，民间聚集了一群无赖，准备把质库全部抢劫，事情非常紧急。我赶出去时，街巷已经被人堵塞，声音沸腾。我询问后，知道是因为新禁令不许减息的缘故，便立即催促两县，派人分别到各家质库，命令仍旧减息；随即回到衙署，命令官吏张贴告示，援引原来的减息赎取规定，遍示街巷，使大家都知道；又派快马分路疾驰，命令各处遵守原来的约定。当时人心汹汹，从辰时到午时以后才平定下来。省城内外共有一百八十多家质库，半天之中已经毁掉了四家。如果不是临机便宜处理，必须等候请示上官，势必会到处被毁，难道不会激成祸端吗？第二天，我召集各质库的管事，对他们说：“方伯的告示，是出于体恤商人的考虑；但是民情不安，商人又有什么好处呢？你们可以共同写一份呈文，说近年年成接连不好，如今南乡大水，田地被水围困，北边又遭遇严重旱灾，百姓正苦于粮食艰难，希望请求减息，等明年丰收后，再恢复增加利息、缴纳赎金；我替你们转呈请求，并请方伯撤回新告示。”众人的情绪这才安定下来。方伯先在嘉庆二十年发布禁令，不许使用番银，百姓因此罢市；两县县令挨家挨户晓谕，听任百姓照旧使用，才重新开市。可见众人的力量实在难以违抗。

译我受到制军蒋励堂先生的知遇，他上奏请求把我留在广东，代理潮州事务。不久奉天子之命出任肇庆知府，于是从潮州前往肇庆，借道会城拜见某方伯，和他谈到东省各州县中，赋税收入较多的地方每年都有盈余，我已经请求各督抚，在广、潮、肇、琼四郡所属州县中，命令预先缴纳白银，总共可以得到六万两，名为“筹备”。所谓筹备，就是为了防备其他州县出现国库亏空，用这些钱来补充。您到任后应当酌情责令各处缴纳，不要拖延。我回答说：调剂盈余、补足亏空，确实是希望一视同仁的本意，但这件事有三点不便，还有一点值得深深忧虑。为什么呢？州牧、县令选补一个官职，本来就很不容易；幸而俸禄稍微丰厚，正俸之外还有一些余禄，也属于这些人的境遇。如果担心其他州县亏空而预先筹款等待弥补，那么他们会认为这是自己分内的钱财，却无缘无故被掠取，必然不甘心听命，这是第一点不便。州县即使遇到贫瘠的土地，只要能够量入为出，怎么会侵蚀公用？如果已经有筹备的钱可用，那么不肖之徒将依仗这一点而无所畏惧，任意挥霍，甚至负责缴纳的人也会故意制造亏空，把亏空加倍，再从筹备款中取回。一个人开了先例，人人都会仿效；要补就补不胜补，要治罪时他们又会说：“我曾经有钱给别人调剂，难道别人就不能给我调剂吗？” 这就像打开大门迎接盗贼，又像整理乱丝反而使它更加纷乱，这是第二点不便。赋税收入较多的州县，其征收赋税、缴纳贡物也必然较多；假如力量不足，却又不能不迎合上意，势必从仓库中挪取钱粮来供应筹备，结果连糠带米一起耗损了正项储备，这是第三点不便。治理国家的常规制度，首先必须名正言顺。如今称作“责令缴纳”，就是郡府用檄文下达到州县，州县再用牒文申报郡府，都会载入册籍，既然有可以征收的名目，却又违背成法，容易留下口实，狡猾的官吏还会借此把持要挟，这已经不合政体。何况以这种私自取用的名目，把钱登记在仓库账册中，明公将来还会升迁，后来的人也许会产生别的议论，不体谅您的本心，反而以滥征钱财的罪名上报朝廷，要求清查审问，那时将如何解释？从前广西库存有十万两银子没有奏明，后来被继任官弹劾，各位大吏都被议处降级；这就是值得深思的事情。方伯没有听从，我于是赴肇庆任职，这件事搁置了很久。后来我调任首郡知府，到任时，潮、琼二郡以及首郡的前任知府都已经议定了，肇郡代替我的人也很快议定。首郡所属各州县共摊派缴纳二万两白银，有的州县缴了，有的没有缴。我接任以后，想到这件事不应当不再向方伯委婉劝阻，于是到方伯面前请求停止此事；方伯不答应我的请求，后来还声色俱厉，完全不容我再进一言。他后来又谈到我，说：“我不是不想顺从明公，只是怕将来对明公没有补益，反而使我获阿谀迎合、强行征敛的罪，所以不敢这样做。”如果不是这样，明公身为堂堂方面大员，如果一定要实行自己的意愿，还有什么要求不能实现，为什么一定要把责任推给郡守和方伯呢？”因此他大为恼怒。第二天，两县县令认为我说话过于戆直，触怒了上官，应当去赔罪。我笑着对他们说：“我们侍奉上级，要恭敬，也要诚实；事情可以实行，就遵照办理，不可以实行，就劝阻停止。如果不论轻重，只为眼前讨好而阿谀奉承，不考虑日后的祸患，那么朝廷设置官职，使大小官员彼此制约，又何必需要这种逢迎献媚的属官呢？”我确实说话戆直，但不知道有什么需要赔罪的。县令离开后，我当天列举了这件事不可行的各种情形，详细陈述给大府，请求注销此项筹备。第二天我拜见方伯，说：“昨天所陈述的意见，真像霹雳一样；难道所谓的辣手，就是要提防别人不能承受吗？”我说：“我们争论的是公事，既不是揭发别人的隐私，为什么说是辣手？这是我的一点愚见，知道的没有不说，也只是说该说的话，更不能称为霹雳。”方伯不等我说完，突然离开座位跳起来，大声呼喊，作出挽袖挥臂的样子，拍着我的肩膀说：“我实在承受不了这个职位了！” “您年高有德，历任三省官职，刚正有声望，这样一来，实在把我的声望提高了十倍。”在座的各位官员都为之变色。我笑着说：“明公何至于这样？我不过是一个读书人，侥幸享受二千石的俸禄，又有幸居于首郡，只是办事时对公事谨慎小心，不敢造成耽误。事情如果有过失，您可以督责我；否则，也可以纠察弹劾我。如果不论是非、不问曲直，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只因属官不能体察您的心意便发怒，以至于众人都注目、怒视、咬牙切齿，这似乎有违官场体制。况且我和明公都是读书人，您认为我不必在长官面前隐藏怨气，认为我不对；但我又何必留恋这个知府职位呢？请允许我从此退职，我并不吝惜。”当时群官都在座，无不惶恐害怕。我立即告辞出去。制军听说此事后大笑，对廉使韩三桥先生说：“君子和君子争执，实在有伤雅道，必须设法调解。”廉使把我所陈述的状文藏在袖中，来到郡斋，转达制军的意思，并且说：“方伯哪里是不知道自己错了，只是不肯承认过错罢了。”我说：“这件事绝对不能实行；现在即使把原状掷还给我，我仍然应当第二次上奏请求。”廉使于是又把状文带走了。在这以前我提交状文时，制军曾说：“这项举措没有名目，实在不如不办。” 抚军说：“这件事不能上奏朝廷，又怎么能责令下属办理？”方伯听到后更加愤怒。几天后，方伯的态度改变了，便自行请求注销此事，这才把我的状文退还给我。各州县缴纳的银两，也都作为应征的公款划清账目，前面的事情于是搁置了。我任广郡知府两年。兢兢业业地守持操行，幸而没有犯过失。虽然所辖有十四属，政务繁多，全省会审的案件纠缠不清、接连不断，但我上下应对办事，无不协调妥当。我自知年将耳顺，实在难以应酬，想到年老将至，志在辞官归隐。恰好在二十三年春患了怔忡，于是借病请求退休归乡。上官和同僚都有依依惜别之意，方伯尤其觉得像失去了左右手，极力挽留。由此可见，只要严守自身而没有过失，办事处处尽心，即使遭遇疾风暴雨，也会觉得不过如淡月疏星一般。

译罗定在省城西南七百里处，从端州、德庆塔下横渡汲水进入江口，山水环绕，但土地贫瘠、百姓贫困。所属的东安、西宁两县，到处相互毗连。西粤常有外来的游荡盗匪勾结无赖，肆意劫掠后藏匿；一经捕捉便逃往远方、隔着边界，无法追寻踪迹，实在是逃亡者的渊薮。道光三年，州牧详细报告有百姓某人被盗，查访得知盗首黄瓜四藏在广西岑溪县黎维祺家中，于是会同文武官员前往缉捕，已经抓获的犯人却被人夺走，并且打伤了兵役。制府发文给广西，逮捕黎维祺等二十多人，戴着囚械押送到广东，几经广州守审讯仍不能定案。广西两司写信给广东两司，说广西巡抚当面指示，此案关系重大，应当详细审讯，不得冤枉或纵放。当时桂林府丞王君奉公来到广东，制府命他会同审理，仍然不能定案。我恰好奉檄再次前来，两司便向督抚请示，随即发檄命我参加办案。我查核全部案卷，发现案情非常支离破碎，心想大概有冤情，但不敢预先定论，必须审讯后才可信。于是到了首郡公署，先审问士兵，再审问差役，又审问先前前往捕盗的校尉胡成韬以及证人、佐证人员等，分别隔开逐一审讯。问他们：你们是在什么时候捕获黄瓜四的？哪些人在前，哪些人在后？捕获他是在黎家门外，还是在家中？先审问两名士兵，他们说：“那天辰时，兵役跟在胡校尉前面，前往黎家东厢把他捕获了。”另审两名士兵，他们说：“当时已经五更，天还没有亮，黄瓜四还没有起床，兵役就在床上把他捕获了。”又审问另外两名士兵，他们又说：“是在门外捕获的。”因此审问州里的三名差役，他们回答说是士兵先擒住，差役跟在后面。又召来胡校尉审问，他才说：“是州里的差役捕获的。”命他们各自逐一画押承诺，然后让他们合并审理。我问胡成韬：“黄瓜四果真是在黎家捕获的吗？”胡说：“是的。”又说：“因为已经先把他捕获，黎维祺兄弟纠集了几十人把他夺走，所以弁兵和差役都受了重伤。”我大笑说：“你们如果果真擒获了黄瓜四，那么究竟在哪里捕获的，供词应当一致，为什么有的说在东厢，有的说在卧室，有的说在门外？时间又有的说是辰时，有的说是五更天未亮？为什么士兵说是差役和士兵一起捕获，州里的差役却说自己跟在后面，而胡校尉又只说是州役捕获的？这样看来，黎家实际上并没有窝藏盗贼，你们也实际上没有见过黄瓜四的脸，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了。你们无缘无故诬陷别人，现在既然已经逐一画押承认，铁案不可更改，还想怎样逃避掩饰呢？”当即剥夺胡成韬的官服，又严厉审讯兵役，他们才说：“黎家确实没有窝藏盗贼，只是因为诈取四十千钱未能得逞，才与胡成韬串通，诬称他们夺走了犯人。” 他们还说黎家殴打官员、拒捕并打伤官差，兵役便把这些罪名加在他们身上，仍然一一画押承认。不久，他们写成供状向督抚和两司说明，请求为他们平反。众人都说不可以。我说：“案情既然已经查清了，还有什么可疑的？况且窝藏逃犯、拒捕伤官，只要有其中一项，便都要按重法治罪。把无辜百姓捉来处以重刑，这是存心罗织罪名，冤杀平民。仁人君子，怎么忍心这样做？”大府听了我的话，心中有所触动，便把他们重新逮来审讯。审讯结果没有不同，于是定下判决文书，依照法律论处官弁和兵役，上奏报告即可。后来在别处捕获了黄瓜四，审问他，果然还没有到过岑溪黎家。岑溪人把这件事传告众人，大家共同庆贺能够活着回来。因为我曾经在广西任官，众人都说：“这是我们平乐那位美髯太守公把你救活的吗？”回答说：“是。”众人又说：“他在平乐为遭诬告而被结会等事平反，救活的人已经很多了，如今又来到广东吗？” 道光四年二月，东莞盗匪林狗尾纠集众人结盟，准备抢劫掠夺，远近百姓都感到害怕，赶到县里报告已经察觉此事，请求赶快捕捉。县令认为东莞风俗好诉讼，陈述的事情多不真实，想等侦查清楚后再处理。林狗尾知道官兵不会前来，又恼恨百姓告发自己，于是放肆抢掠十多户人家，乌合之众越来越多，声势很是猖獗，百姓更加恐惧，纷纷迁走躲避，并且就近到惠州军门告急。军门紧急咨文督抚，商议用兵。制府阮芸台先生对中丞说：“事情紧急了，如果没有精明能干的官员并集中充足兵力，恐怕不能立即办成，只是难以找到这样的人，没有谁能替代高郡守。”于是命我掌管军队，授给我节府的契箭三支，催促我迅速前往，并且对我说：“如果想要用兵，不论在什么地方，只管由你便宜指挥。”我立即骑马赶到东莞，东莞县令已经捕获一百多人，但实际上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盗匪。有两名随从官员对我说：“这大概是想重新恢复天地会，竟敢公开倡乱。若不请朝廷命令，张开我们的三军以武力镇压，恐怕无法大快人心、彰显国法。”我暂且答应了他们。第二天查访得知，林狗尾是一个村里的屠夫，家境略有余裕，很自得于充当侠客，收养活人有数百人，纵情饮酒赌博，任意妄为，各种无赖都依附他；他们指天发誓，结成生死之交，互相推举他为首领，称他为“阿大”。他所做的违法犯罪、不断抢劫攻击之事，本来就多得数不清。村民害怕他的蛮横，通常都收钱求他免除侵扰，因此他的声势传播得更加厉害。林狗尾的势力已经不能收敛，气焰更加嚣张，百姓因此向我告发。我想这不过是乡里的凶恶之徒罢了，于是按兵不动，只发布命令悬赏捉拿而已。随从官员又对我说：“听说林狗尾与朱毛俚没有不同，您不要轻视他。”我说：“林狗尾肆意放纵、毫无顾忌，他的罪本来就应当诛杀；但是他只是结盟交友，并不是天地会，更不是朱毛俚。况且你们没看见道路旁烧香、跪迎马首的人吗？他们难道不都是乡野百姓吗？那些盗匪知道官兵将要聚集，早已听到风声逃走了，怎么肯像你们所说的那样蹲伏着等待捆绑？你们一定是想在全村进行大搜查了。村民本来害怕盗匪的毒害，才向官府求救；官府不替他们铲除祸害，反而加以骚扰，这是没有死在盗匪手里，却死在官府手里。贪图功劳的人还将冤枉抓捕无辜，来充作囚犯和首级，这种祸害哪里说得尽？”于是我亲笔写信晓谕说：“我这次来专门为百姓除害，消灭其中的首领，胁从者不予追究。如果有不逞之徒混杂藏匿其中，你们应当合力捕捉，不要放过。”村民十分高兴。我立即把事情的详细经过以及无需动用兵力、只需悬赏捕捉并依法审理等情况写成文书，快马报告给大府。不久便得到批准，当天撤兵。我又到县里，先把原先捕获的一百多人释放，后来又捕获真正的同党九十多人，审讯后都属实。过了很久，林狗尾也被擒获，戴着囚械押送到会城，分别依法定罪，其余人员完全不牵连。东莞百姓于是能够安居。此次行动，大府认为我节省费用、使百姓安宁，很得处理事情的大体。我从容地对随从官员说：“人命极其重要，天道难以欺骗。兴起大案来求取军功赏赐，难道有谁能够因此长保子孙、保住富贵吗？”那些施行仁慈惠政的人，为什么不对此省察呢？

译我镇守广州时，审理曲江县盗首及其同党十四人，写成审判案卷上报法司，几次审讯都没有不同。大府准备在第二天恭请王命，处决并示众枭首。忽然阳山县周君【名家俊，江西人】派人戴着囚械押送一个盗犯前来，并且说：“这个人是盗匪首领，先前曲江县上报的案件中，已经认定他就是首犯。”我命令把阳山囚犯另行安置，又把曲江囚犯带出来重新审讯，而那个被指为盗首的仍像先前一样供认，群盗也众口一词。我命盗首暂且退下，单独责问群盗说：“盗首是被冤枉的，我已经知道了。你们为什么还要诬陷他？现在不说实话就判处死罪。”群盗都很惊慌，其中一个盗犯于是说有挟私报仇的事情。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早说，他们回答：“他既然自己承认了，所以没有同他争辩；而且真正的盗首还没有抓到，害怕追问到底。”我说：“现在假设有真正的盗首，你们认得出来吗？”他们都说：“他带着我们做盗匪，怎么会不认识呢？”这时已经四更了。不久，我把阳山囚犯和曲江十三人召来，让他们当面对质，他们于是都指着阳山囚犯说：“这才是真正的盗首。”先前那个伪盗首忍不住失声哭泣，原来是曲江县令想要以重刑结案，所以逼他诬认服罪。天快亮时，我立即敲开廉使的门请求见面，陈述这些冤情，并因自己不能审理清楚而请罪。廉使明公【名山后，官至刑部尚书】说：“这件事我也有罪。”不久，他同我一起拜见董抚军【名教增，谥号文恪】。抚军说：“各位有什么罪？有罪的原因在我，这一点马上就清楚了。”制府请求会同审讯，释放了伪盗首，诛杀了真正的盗首。假如阳山囚犯迟一天押到，那个被迫承认的伪盗首已经依法处死了，即使后悔又怎么来得及挽回？周君的功劳真是伟大啊！我做官二十多年，从未因私事向上官求情；这次案件依靠周君得以平反，因此替他请求奖励，大府都答应了。直到十年后，周君仍然困守在封川这个小县。唉！将要□时，忽然报告大府的紧急檄文到了。假使天朝的百姓受到外国人的伤害，却不赶快公开处决凶手，就无法彰明国家法令、控制四方夷人，这是第三重困难。况且大府既然把责任交给我，如果一定要请示朝廷，十天之内也得不到回复。如今聚集在澳门的夷人不下千余人，拖延下去恐怕会滋生更多事端，不如迅速裁决。第二天我亲自到死者遇害处查验，发现是在山角争斗，并不是在内室；兵总也没有家眷，申诉全是诬告。于是定案，立即把外国囚犯绞首示众，百姓都觉得痛快。大府也赞许我有定见。上奏后得到批准。我于是想起道光元年，外国鬼子的兵船开炮打伤两名百姓，后来凶手逃回本国，最终没有得到公开明确的惩罚，只不过发咨文给他们的国家，就近依法处理而已。这件案子如果不迅速裁决，就会重蹈前次覆辙。在四至范围处□画标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凡是登记为相互争夺的三千七百多顷田地，实际丈量只有一千六百多顷，大概是每争一顷就申报成两顷，甚至三四顷，数量因此虚浮。等到查验田契，仍然只有一千六百多顷。这样，几十年来的争田案件才清理完毕，并明令禁止再争，众人都答应并道谢离去。有个姓谢的贡生，他的两个儿子是番禺的弟子员。我忽然问他：“按旧籍，番禺有公田二千八百亩，乾隆年间分给你们耕种，每亩应缴花息八钱。到了四十九年，你们以田地瘠薄为由辞去耕种，但田名本来确实属于乌洲岗。现在这块田在哪里？”他回答：“不知道。”我说：“你们在乾隆五十一年申报开垦沙田二千八百亩，田名也属于乌洲岗，莫非就是番禺原来的那块田吗？如果说不是原来的田，那么不论新田还是旧田，都应该实际指给我看；既然不能实际指认，那它必定就是原田。既然是原田，就仍然应当归入公田，你们怎么能据为己有？”谢某大为惊慌，无法回答，于是请求归还田地。我又计算三十年的花息应缴银六万六千数百两，仍由广州征收补交，以警戒侵占冒领。这件事，人人都认为奇异；我不过是在查核旧籍时顺便查出了它，这就是所谓田地多次更换名称的情形。

译另外，东莞县的沙田最多，都是富豪冒名承占，屡次争讼而不能裁决。我前往审理，秉公丈量，划定这边和那边的界限，为他们统一界址，诉讼于是停止。有个达官某人与中丞是同年，他冒名承占几十顷田地，坐享丰厚收益。听说我来办理这件事，便请求中丞替他说情。中丞没有告诉我。我逐一实地勘查，凡是冒名承占的，全都揭穿其虚假，重新发给贫民。那位达官最终也无可奈何。制府起初听说他请求中丞时说：“中丞一定不会托请；即使托请高某，也一定不能按他所托办成。”唉！中丞没有告诉我，是知道我不能受托办私事。制府深深信任我，也知道我不会徇私。我的无私，不过是分内之事。两位公卿这样知遇我，怎么能忘记呢？广州城隍庙的司祝，凡是太守刚来任职，按惯例都要缴纳白银六七千两作为献礼，这个惯例沿袭很久了。我在嘉庆二十一年六月任广州郡守时，告诫并命令不得收取。同僚中有人援引旧例来劝说，我笑道：“堂堂太守，难道要同庙祝分香火钱吗？”第二年五月，我刚升堂办事，庙祝便以服役期满为由写状请求换人。我问：“服役有期限吗？”他说：“有，五年。现在期满了，所以请求退任。”我说：“我上任时，你本应献金；我没有收取，你知道吗？”他说：“知道，而且很感激。”我说：“如今如果再让你继续服役，接替你的人又将缴纳银钱，不如仍然让你继续。我本来没有向你索取什么，只是养济院的老人生活很苦，你如果每年供应银一千二百两交给监司，用来帮助老人，我可以赏准你永远承充这个差役，你愿意吗？”他立即叩头说：“愿意。”于是我为他登记立册，请大府批准。道光四年，我再次镇守广州，查看那个人果然还没有被替换。恰好这八年中，养济所增加的收入已经有一万两了。嘉庆二十年，广粮通判李君【名先瑚，福建人】因病去世，他的妻子蔡夫人上吊殉死。李君亏欠国库四千两银子，按理应当籍没家产；接替他的河君沛云【名玉池，浙江人】当时任职。我那时镇守广州郡，同何君商议说：“李君家将要被籍没，而夫人又已经上吊，听说议论此事的人还准备登记并拘捕他的侍婢和仆从，押解治罪，实在值得怜悯。况且他的年老双亲都还在世，却没有依靠，惨状尤其严重。估计籍没的财产不到二百两，对公帑也没有什么补益。我请求同你约定，分担责任来补足国库，缴清其余欠款，同时释放他的仆婢，使两位老人有所赡养，这样也可以稍稍慰藉地下的李君吗？”沛云慷慨地答应了。向大府请示后，免除籍没，又筹集一千两银子送李君归葬。不久，因为蔡夫人殉节，便商议请求旌表。某抚军说：“她还有公婆没有终身奉养，却跟随丈夫去死，这不符合孝道。”我说：“您所说的固然是当然的道理，但北山劳大夫不能说不是忠臣；要求一个人在各方面都做到两全，是不可能的，但她的刚烈行为不应埋没。”我据理力争，终于获准。过了三年，又发生了王县令女儿的事情。王县令是陕西人，中进士，任惠来县令，死于任所；他的家属因为贫穷无法回乡，在广州流寓了好几年。”}], 县令有个美丽的女儿，他的儿子把她卖给张协戎，定价五百两，正要交割。理事厅的富君【名纶，旗人】把这件事告诉我，我们一起叹息了很久。我说：“听说张公四十岁还没有子嗣，他置妾或许是这个缘故；但那是世代做官人家的遗孤，怎么忍心这样做呢？您如果能和我各出一百金，再联合同人凑足三百五十金，趁她还没有出嫁，请求把她赎出来，行不行？”富君说：“可以，只是还少五十金。”我说：“张公的这一举动实在有伤雅道，就把这五十金作为罚金，他难道还能推辞吗？”于是赶紧把这件事告诉张公，大家凑钱把她赎了出来。当时南海县令阎【名抡阁】也是陕西人，我对他说：“这个女子既然已经赎出，就不能再留在她家里，恐怕她哥哥又把她卖掉。您和她是同乡，应当收养她；如果能把她嫁给与您同僚的子弟，那就是您的德行了。”阎果然照我的话做了。直到道光三年，我再次来到广东，阎已经退休了，询问这个女子的消息，却没有人知道，想必是阎带着她一起走了吧？我在广东时，凡是办理丧葬救济贫困之事，每年有几十件；每次凑钱，总对人说：“行善最快乐；今生不能得到报偿的，一定会报在子孙身上，上天本来就不会欺骗人。”人们因此都乐意跟从。我自从主管一郡以来，考察试录文童有七次，武童有三次。考试那天，先到州县申报录取的人中，取前一百名，召到堂上面试。每人出一道题，先写一份小讲的草稿，不誊写正稿，是怕耽误时间。通常二十人为一列，退下后再进场两列，一天可以考三百人。选择答得通顺的人另行记下，不合格的就不让再次进场。这样淘汰一半，留下的一半。如此考四五次，剩下的人就很少了。大致说来，大学取前五十名，小学取前二十名，这些人都可以得到真正的人才。因此凡是学使按临考试，甄别选拔都不超出这些人。嘉庆二十一年，我任广守，南海申报录取的人中十人取九人，番禺十人取八人，也是当时的一件盛事。武童则对马射、步射、地球、舞刀一一考试，之后挑选其中最优秀的，每学八九人，多的有十四五人。复试的人，每人射一箭；如果十人中有五人命中，就再次较量，逐步考到三两人，仍然反复比较。一定要其中一人屡次命中，才列为首选。考生出来后榜单随即公布，我没有预先存有成见，别人也没有浮泛的议论。抚军董观桥对我说：“人们说这里有贪泉，喝了泉水就一定会贪，你为什么偏偏不贪呢？”我说：“贪泉这个名称，不知道是怎样由来的。拿吴隐之的事来看，泉水并没有连累人，是人连累了泉水罢了。”他说：“这是什么意思？”我说：“即使有廉泉、让水，也不能使喝它们的人全都廉洁谦让。人如果本来不贪，泉水怎么能使他贪呢？”抚军说：“人怎样才会不贪？又怎样以后才能□？”我说：“所谓贪，是因为把利益看得重，把自己看得轻。能够不把自己看轻，才能不贪。一个拥有千金的人的声望身价，最多也不过值千金；推到万金、十万金，都还可以估价。如果把不贪看作珍宝，那就是无价之宝了。它的贵重，哪里是可以用心思衡量的？只是贪婪的人没有想到罢了。至于要使人不贪，就更难说了。只有大臣守法，小臣自然会廉洁。六计之所以以廉为根本，就是这个道理。”抚军说：“是这样。”

译抚军钱培山对我说：“做官怎样才算爱护百姓？”我说：“必须有一颗爱护百姓的心，也必须有一份爱护百姓的力量。没有这颗心，那么所谓抚慰体恤、安抚百姓，都不过是沽名钓誉、收买恩惠，是虚假的爱护，对百姓有什么益处？有这颗心，但才干、能力和精神不足，想要做的事无力完成，也只是白白拥有这份爱心罢了。所以真正爱护百姓的人，要用真实的心意实行切实的政事，这两者缺一不可。”抚军说：“您亲自这样实行，所以才能说得如此确切；但这实在很难。” 宋东田的儿子名叫灼，因为捐资取得别驾一职，前来拜见我，请求我送他一顶官帽、一件补服，说这是传承衣钵的意思。他请求说：“先生做官，上级信任您，下属信服您；您办理一件事，没有人不仰慕，判决一桩案件，没有人不悦服。我在安徽二十年了，再没有见过像先生这样的人，这其中的道理在哪里？”我说：“您问得好！我哪里敢说有什么道理，不过是小心谨慎罢了。然而别驾这个官职，我做了很久，深知其中的艰难，不敢不告诉您。既然您来请教，就让我试着说说应当警戒的事情。别驾是清闲的官职，身份接近郡守，但权力比牧令轻。身份接近郡守，却傲然与他抗衡，郡守就会憎恨你；权力比牧令轻，却放肆地凌驾于他之上，牧令就会憎恨你。处在两者之间的清闲官职，却上下都憎恨你，势必孤立。所以善于做别驾的人，对郡守要以长官之礼侍奉，对牧令要以朋友之礼相处，谦虚周旋，不可自大，这是第一条戒忌。凡是设置别驾，多在贫瘠的地方，俸禄少，所以贵在能够安于贫困。如果羡慕郡守、牧令的优厚仕途，强行想要仿效他们，就不能擅自施威施惠；一旦擅自施为而酿成祸患，又将无力自救，只好在深更半夜向别人求援，不管别人是否援助，我自己已经受辱了。” 这叫作多事，是第二条应当警戒的事。国家颁发俸禄来供养廉洁，官职即使清闲贫寒，只要确实能够节俭自守，又何必担心不够？如果不知道节制，任意追求奢华，等到钱财不够，就不得不向人求助、借贷。既是自己招来拖累，别人也会厌烦他的麻烦，这就是卑鄙。第三条应当警戒的事就是这个。您如果真能把洁身自守、奉公办事作为做别驾的目标，钱财方面有所不取，事情方面没有不办理的，使郡守、牧令都倚重您，良好的声誉日益显著，声望和身价日益增加；大府自然会有所听闻，同僚自然会有公正的评价。别驾这个职位哪里能够限制您呢？至于谨慎说话、慎重行事、留心政务体制，则是凡做官的人都应如此，这就不只是对别驾说的了。”宋灼说：“谨慎接受您的教诲。”后来听说他初次出仕在湖北，官声卓著，我高兴地说：“这个人或许真正体会到我的话了吧！”不久又听说他去世了，实在令人悲悼。我退归田园以后，乡里出仕求官的人，大多来向我询问门路。我年老将近，已经厌倦劳碌，开口说话也觉得辛劳，于是随手写下几条做官的实在话，准备用来应答他们。做官的要领，没有比谨慎说话、慎重行事更重要的了；举止要戒除轻浮躁动，说话要戒除夸张。上官和朋友有事与你商量，不可以泄露。所谓“机密之事一旦不严密，事情就会失败”。同僚中有声名卓著、才干和操守都很好、政绩显著的人，就把他当作老师；越过界限、放荡不守规矩的人，就把他当作警戒。有人的某些短处，绝不能说出口，使人抱有终身的怨恨，否则他的仇恨一定很深；更不能揭发别人的隐私，那造成的祸害更严重。同僚欢聚时，多说不如谨慎说话；谈论重要事情，不如谈论闲事。触犯别人忌讳的事，不可公开宣扬；涉及公事的事，不可妄加议论。这些事情关系十分重大，应当恭谨自守，把聪明才智隐藏在敦厚之中，这是承载福分的器具。盛大的名声不可据为己有，因为会被人嫉恨。有一件事办得好，如果是奉上级之命办理的，就说“这是某位上官的意思”；如果是和别人共同办理的，就说“这是某某的力量”；如果是自己独自办理的，就说“这是职责所应当做的，只求能够免于过失罢了”。时时表现得谦逊，不要招来责难。才华也不可显露，因为同样会被人忌恨。只要遇到事情就迅速办理，同时细心斟酌，不要留下差错。事情办得快而且没有差错，才能自然显出才干。为百姓兴办有利之事、除去有害之事，是官员的职责。曾有人自己说：“某个缺向来没有多少收益，我在某项上增加若干，在某项上增加若干，又在某项上添设一项陋规，于是收益就增加了好几倍。”我说：“造孽不小啊！不能为地方兴利，为什么反而侵夺地方的利益来拖累地方？今年多少，明年多少，年复一年，这种祸害没有穷尽。”试想我任职一年，不过是获得一年的收入；离任以后，所侵夺的利益已经不再属于自己，却留下无穷的祸害，永远成为百姓的负担，真是造孽不小啊。那个人后悔时已经来不及了。不可为了博取清名而擅自裁撤陋规。地方上沿袭的陋规，正是用来帮助办理公务的，其益处并不小。我常常见到地方上有应办的事情，却苦于经费力量不能供给，于是只好搁置不办。如果能用陋规的收入增加经费来办理，对官员是便利，对百姓也是福气。陋规果真有余，那么养济院、育婴堂、道路、桥梁之类的事业，正可以依次兴办起来，百姓受到它的恩泽，不也是好事吗？一旦裁撤，到了办事时受到掣肘，反过来又想用其他办法来补足收入，那还不如保留陋规更好。那些为了博取清名而裁撤陋规的人，请好好想一想。也不可为了沽名邀誉，刚到任时做一两件事来买名声，后来却无法继续；这样一来，先前所做的一切都是虚假的。行动过于急切，退得又太快，名声怎么能够长久？只有把地方上一切有利有弊的事情，或因袭保留，或革除改变，用真实的心意和实际的力量办理下去，实效产生了，名声自然会显著。百姓虽然愚朴，却最为神明；那些为了名声而做的事，百姓知道；那些为了百姓而做的事，百姓没有不知道的。我治理政务严厉而不宽纵，使士民都畏惧法令，纲领提起，条目就能张开，事情一定实行，没有所谓新政，也没有所谓名声。时间久了，和百姓相安无事，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但该办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办成；我历任道、府、州十多个地方，百姓思念仰慕我始终如一，这难道是为了名声吗？百姓难道不知道吗？□办理一件事，必须从整体上观察，从开端到结尾，详细斟酌后再实行。如果眼前只求敷衍过去，日后必定崩溃；或者迟到数年、数十年才崩溃，造成的祸害无穷，连累子孙，是不可实行的；连累后任官员和百姓，更不可实行。办理案件也必须从整体上观察：这件案子的出路在哪里，败路在哪里，都要一一审慎，这样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审理案件时尤其应当慎密，既要观察全局，又要寻找缝隙；从其缝隙处加以攻破，就没有攻不破的案件。旁敲侧击，把本案最重要的情节暂且放在一边不问，和他谈些闲话，发现缝隙就乘机利用，使他在不知不觉中说出实情，同时又无处逃避，这才是真正善于审案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我审理案件大多采用这种方法，往往能够奇异地奏效。至于如何运用得神妙明察，关键在于各人的能力，其中的妙用无法用语言说尽。绝不能胡乱用刑，靠刑讯逼出来的供词本来就不可靠，只有从四面八方细细推求。比如这件案子的突破口在某个人身上，就详细审问研究；即使犯人供词狡猾反复，经受多次熬审，案情已经透露了十分之九，稍微用刑，真情就全部显露出来，案件也就办成了。刑罚难道可以多用吗？办事需要精神，精神周密，事情就一定不会遗漏；事情办坏，多半是因为精神没有用到。古人说：“多用一分精神，就多得一分福泽。”确实如此。还要细心，从来没有粗心的人能够公平地掌握事理并作出恰当处理。古人说：“天下没有粗心的才子。”从做官来说，这句话更加可信。人们常常自夸说：“我不要钱。”这话不对；不要钱是本分，并不是额外的好处，何必拿出来说？又见有些人不收少数钱，却收取更多的钱；当时不收，却在事后收取，这样更好。那些要钱的人也说：“我不要钱。”唉，果真不要钱吗？凡是要钱，就一定会受人驱使；轻则别人用功名来驱使我，重则用性命来驱使我，这岂不是把钱看得太重、把自己看得太轻了吗？一旦要钱，就必然造孽，颠倒是非，出入人罪；如果不这样做，就得不到钱，于是也不敢造孽，自然就不敢要钱了。我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尽自己的心力，所以不收钱也只是自然而然的事，只求内心安宁罢了，何必向众人宣扬呢？况且，索取钱财的贿赂，害怕别人知道，但人人都知道；不收钱的清白，害怕别人知道，但人们更没有不知道的。因此更没有必要说：“我不收钱。” 男以廉庄孙培谷澍培兰蕃培裕年培勋淦校字 《宦游纪略》卷下终 ●跋 从前朱子评论有宋一代的人才说：“我朝能够办大事的有几个人：寇莱公靠胆略，韩魏公靠见识，司马温公靠诚实；但总的说来，只有范文正公能够委曲体察人情。”又说：“想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而能够逐一委曲体察，这难道是容易说到的吗！”所以，勇往直前而建立功劳，说的就是胆略；遇到关键当机立断，说的就是见识；对待万物不欺不妄，说的就是诚实。但在安排处置、经营谋划方面稍有不妥，即使自己足以建功成事，衡量到他人的感受，往往仍有人不满意，这就是委曲体察人情的困难。我曾经常常拿这个道理来求取验证，而在我的老师青书先生身上得到了印证。从前先生赴京任职，以通判身份任用，有位前辈对他说：“您如今一走就要做官了，凭什么依仗而不感到害怕？”先生说：“天地虽然广大，万物虽然繁多，不过是‘情’与‘理’两个字；依照人情，斟酌事理，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这样看来，先生对于委曲体察人情的道理，大概早已有所积蓄了吧？后来先生在安徽、广东做官，所到之处都卓然有成；有人赞叹先生的胆略，惊异先生的见识，佩服先生的诚实，却不知道先生用心实在格外艰苦。先生处理一件事情，为自己打算就是为别人打算；甚至对于别人无法知道、无法觉察的地方，也预先替他们安排妥当。当他所做的事情在当时违背前人的意见和公众的议论时，前人怨恨他，公众甚至把他视为仇敌，认为他不近人情；但到了事情确定的那一天，人人无不按照他的心意离去。这是因为他审察人情极为周密，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考虑范围。我曾经和两三个朋友谈论先生的逸事，越发知道先生对于人情，确实能够体察入微。先生镇守广州时，有个罪犯出身的差役某某最为凶悍，喜欢借事陷害别人。先生知道这件事，却还来不及惩治他。当时有个富户刚刚结婚，这个差役竟预先服毒，前往富户家准备陷害他。先生听说后，急忙乘车赶到富户家，看见差役已经奄奄一息，便装作不知道，命人把他抓到面前，怒斥道：“你见到官府还敢装死吗！”于是鞭打了几十下。差役说：“已经打死了！”于是召来里胥收敛尸

译体，把他埋葬了。当时南海县令也到了，先生把原委告诉他，并且说：“我们做官的，为什么舍不得一个月的俸禄，却不保全我们的良民呢？这个人没有多少兄弟，又刚刚结婚，双亲也已年老；假如让凶恶之人得逞，他全家就会因此被牵累而死，所以我不忍心。”唉！这番话，上天和鬼神确实都在照察；或者说，这是仁人的体察人情之心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了吗？又有一天，先生拜访藩署，方伯拿出一份文书给他看。原来当时正申请某项事务，却有人抢先冒用名义申请，查验印章，确实都是广守的印章。先生回来后，遍查簿书，发现先前其实并未申请过这件事，心中疑惑，便拿印章去询问幕中人。幕中人仔细查看了很久，说：“这个印是假的。”先生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府印中‘广’字上有缺口，现在却完好无缺，一定是假的。”先生想到：不是计掾不可能伪造这种印章，因为只有他知道府库中有这笔钱。于是立即把计掾叫来，一审问，他就承认是和守藏官共同伪造的。先生把这件事告诉方伯，请求将案件交付审理；果然在守藏所搜出了假印，依法论罪，这才是守藏官伏法的时候。先生多次替计掾请求，希望改以其他罪名弹劾，使他免于死刑，后来没有获准。先生听说后流下眼泪，拿出自己的钱赈济他的家人，并让其归葬。一个触犯法律、败坏法纪的人，先生尚且因为同僚之情而如此体恤怜悯，那么先生长期思虑、存心用意，对于人情的深厚程度究竟到了怎样的地步呢？道光丁亥六月，先生祭祀龙王回来，路过校场，几名正在练习马射的人骑马飞驰而出，横冲过来撞翻了先生的车轿；先生的左脚随从立即把他们擒住。先生勉强带病起身，释放他们，不予追究。大府听说后大怒，命令南海县令将他们逮捕审问。先生再三请求说：“是马，不是人。因为马的缘故而连累治罪于人，我怎么忍心？”于是把他们全都免罪。如今的权贵，每次出门都要让人清道；有人稍有冒犯，没有不发怒的，何况疼痛触及肌肤，恐怕强者一定会因刑罚而发怒，弱者也会因言语而发怒。然而公却独自安然处之，若不是有汪洋般宽广的器量，怎么能做到这样？公在广十多年，亲戚中有些人远道来投奔他，公说：“你们能来实在很不容易，但总不能无所事事地吃闲饭。你们懂刑名吗？”回答说：“不懂。”“懂钱谷吗？”回答说：“不懂。”“既然什么都不懂，来这里做什么？”于是就送给他们路费，让他们回去，并且说：“请转告各位，不要再来了，我不会忘记你们。”等到公回来，兄弟和侄子们都得到了可以维持生计的产业；他把所有田地估价一万多金，全部分给他们。族人中年纪大的，每天供给酒肉，每月供给银子和米，对他们的供养十分周到，衣服、被褥、棺材和外椁也全都准备好，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公曾说：“从前晏子在齐国做官，父亲一族都能乘车，母亲一族衣食充足，妻子一族没有受冻挨饿。我虽然不能赶上古人，又怎么忍心不把上天赐给我的俸禄，再推及亲族呢？”从这几件事来看，公确实兼具胆识和诚意，而各种纷繁交错的情感，又都能处理得这样不留遗憾。唉！当今世上，昏庸之人姑且不论；即使是那些卓异英俊、自负有奇特操守的人，任性放纵，只想着如何保全自己，对于别人却态度敷衍、轻视冷漠，听见别人呼号也不肯伸手相救，何况还希望他们在患难之中暗中设法使别人得到安置吗？又有些人平日里在乡里彼此仰慕取悦，往来饮酒吃饭、相互嬉游，仿佛给人食物、替人解衣都算不得什么；一旦得志，即使是骨肉亲人，或从前受过自己恩惠的人，也反而白眼相待，没有人肯替他们做一件有益的事。何况对宗族，何况对朋友，那就更严重了。这就是人不近人情的表现。做官而像公这样的人，假使能够由郡守升为屏翰之臣、掌握节钺，再执掌国家政权，那么功业所显现出来的成就，必定会载入史册，铭刻在钟鼎之上，同古人争辉。然而谁能料到，他最

译终竟只做到太守。有人拘守于曲尽体察人情的说法，认为公一生的作为全都由此而来，愿把这些话拿来质问世上了解公的人。至于决断重大疑案、制定重大计策、审理平反重大案件，则有公的政绩在那里。又不是我无事可做，才把这些事情详尽叙述罢了。门下士李锦云谨慎作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