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上○南京衙门

译○上流人物 国朝张缙在《示张在人书》中说：“凡人的品流高下，几句话就可以判定，关键只在于：看见自己的过错，看见别人的过错；夸耀自己的长处，佩服别人的长处。只看见自己的过错，看不见世人的过错；只佩服别人的长处，不知道自己有丝毫长处的，这是上流人物。既看见自己的过错，也看见世人的过错；知道自己的长处，也知道世人的长处，因此取长补短，使自己和别人互相发挥作用的，这是次一等的人。既看见自己的过错，也看见世人的过错；知道自己的长处，也知道世人的长处，却因此以自己的长处去较量别人的短处，使自己和别人各自划分界限的，这是再次一等的人。世人只看见别人的过错，看不见自己的过错；只夸耀自己的长处，不佩服别人的长处的，这是下流人物。”我从前到西洋，看到各国都城都有大戏园，其规模壮丽、装饰辉煌，固然不必说；但每演一出戏，观众有好几万人，却都肃然无声。如今中国所创办的各种文明新舞台，本来是想仿效西方制度。然而我常看到园中看戏的观众举止喧嚣放纵，言语杂乱，即使有精彩的戏剧和美妙的音乐，也几乎都被他们破坏了。由此看来，中国与西洋各国究竟有教化还是没有教化，就可以大致看出来了。曾听说从前郭筠仙侍郎，名嵩焘，出使西洋，看到各国风俗整齐有序，回国后告诉国人说：“孔子、孟子欺骗了我。”像郭侍郎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佩服别人的长处，却不知道自己有丝毫长处，这就叫上流人物。○书生大言 甲申年，张幼樵在马江抛弃军队逃跑，后来又入赘合肥相府，因此受到世人的责骂。我认为，喜欢说大话本来就是书生的本色，大概当时清流党中的群贤对李文忠不满意，就像汉代贾生对绛侯一类人不满意一样。绛侯一类人固然是庸俗的官吏，贾生固然是通晓经学的儒生；然而当时如果文帝果真能够抛弃旧法而谋求新政，命令贾生掌握兵符担任大将，那么他果真能够把单于的脖子捆起来，而不遭遇张佩纶在马江的败仗，这种希望又有多大呢？至于入赘相府这一点，这还可以看出合肥相国的气量宽宏，仍然能够爱惜人才。若是汉代的绛侯、陈平一类人，试问他们肯不肯招贾生入赘做女婿呢？○五霸罪人 庚子年，拳匪挑起事端，两宫巡幸西安。李文忠发电奏报，其中说：“不要听信张之洞书生式的见解。”当时，有人把这句话传给张文襄。文襄大怒说：“我是书生，他是老奸巨猾。”直到今天，文襄门下的人谈到李文忠，往往还痛加诋毁辱骂。我说：“从前孟子说过：‘五霸是三王的罪人；现在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我认为，现在的李文忠，是曾文正的罪人；现在的督抚，又是李文忠的罪人。○清流党 有人问我：“张文襄和曾文正相比，怎么样？”我说：“张文襄是儒臣，曾文正是大臣，不是儒臣。三公讨论治国之道，这是儒臣的事情；谋划天下的安危，讨论行政的得失，这是大臣的事情。国家没有大臣，就没有政事；国家没有儒臣，就没有教化。有没有政事，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有没有教化，关系到人类的存亡。而且没有教化的政事，最终一定会发展到没有政事。当同治、光绪年间，清流党之所以对李文忠不满意，并不是单纯对李文忠不满意，实际上是不满意曾文正所制定的天下大计。因为文忠所实行的方略，都是由文正亲手规定的；文忠只不过是汉代的曹参，事事遵循萧何制定的规约罢了。至于清流党为什么不满意文正所制定的天下大计呢？是因为他只考虑政事，却不考虑教化。文忠亦步亦趋地跟随文正，更不知道有所谓教化，所以一切行政和用人，只讲功利而不讲气节，只讲才能而不讲人品。这就是清流党愤懑不平、大声疾呼，急于改弦更张、挽回天下风俗教化的原因。” 因为当时人才众多的清流党，仍然像汉代贾长沙、董江都这一类人物，还知道六经的大旨，把维护名教作为自己的责任。因此，文襄在京官任上时，精神和学术无不注意于此。即使最初出任统辖一方的重任，他所采取的措施，也仍然是想实行这一志向。等到甲申年马江一败，天下大局发生变化，而文襄的宗旨也随之改变。他认为，如果不效法西方、谋求富强，就无法保卫中国；无法保卫中国，也就无法保全名教。不过，文襄效法西方，并不是要实行欧化；文襄谋求富强，志向也不在富强本身。因为他想借助富强来保卫中国，而保卫中国就是为了保全名教。我认为，文襄之所以是儒臣，正在于此。后来文襄门下的人，如康有为等，误解了他的宗旨，不知道文襄一片迫不得已的苦心，于是鼓吹变法、推行新政，最终酿成戊戌、庚子之祸。苏东坡所说的“他的父亲杀人报仇，他的儿子一定还会去抢劫”，正是张文襄《劝学篇》产生的原因。唉！文襄写作《劝学篇》，又是出于迫不得已，是要彻底与康、梁断绝关系，以向天下谢罪罢了。韩愈说：“荀子大体醇正，只是有小的瑕疵。” 我评价文襄，也这样说。○孔子教 一天，我被一位西方朋友邀请到他家参加宴会。在华人客人中只有我一个，所以众多西方客人推让我坐首席。等大家坐定，宴席间谈到中西方的教化，主人问我：“孔子的教化有什么好处，请您试着说说。”我回答：“刚才各位互相谦让，不肯坐首席，这就是实行孔子的教化。如果实行今天所谓竞争的教化，以优胜劣败为原则，势必要等到优胜劣败决定以后，大家才举筷子；恐怕今天这顿饭，谁也吃不到嘴里。”在座客人都笑了。《礼记》说：“道，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孔子在六经中所说的道，是君子的道。世间必须有君子的道，然后人们才知道互相谦让。如果世间没有君子的道，人们不知道互相谦让，那么在饮食之间就会发生诉讼，在摆设酒宴的地方就会产生刀枪。我认为，教化有没有，关系到人类的存亡，大概就是这个道理。○新算学

译部郎辜鸿铭说：“日本前任首相伊藤侯，甲午年以后离职来到中国游历。到了武昌时，恰好我翻译的《论语》英文版已经完成并交付刊印，于是作诗一首赠给他。伊藤侯对我说：‘听说您一向精通西学，难道还不知道孔子的教化能够在几千年前实行，却不能在今天的二十世纪实行吗？’我回答：‘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几千年前，三三得九；到了如今二十世纪，仍然是三三得九，本来不能把得九改成得八。’”如此等等。我听到这番话后，对辜部郎说：“您现在还不知道当今二十世纪数学的改良吗？从前的数学说三三得九，现在却不是这样。我借洋款时，三三得九就变成三三得七；等我偿还洋款时，三三得九就变成三三得十一。您连这个还不知道，难怪人们说您不识时务。” ○孟子改良 陶靖节的诗说：“诗书又有什么罪过，一旦之间化成了灰尘。区区几位老先生，为这件事确实辛勤劳苦。”这话是说，诗书自从遭受暴秦焚书之火以后，直到汉代真正读书的人才稍稍能够扬眉吐气，但那时也已经老了。检收残存的书简，其中也有很多失去了原貌。而且当时的守旧派，如董仲舒一类人，为了推销自己的顽固奸说，恐怕也免不了篡改原文。近来有客人从日本游历回来，据他说，他在日本曾看见没有遭受秦火焚毁的《孟子》原本，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孟子》七篇有很多不同。比如第一章，那个原本写道：“孟子拜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可以让我听听仁义的学说吗？’孟子回答：‘大王何必讲仁义，只要有富强罢了。’”如此等等。又比如“孟子谈论性善，说话一定称道尧舜”这一章，那个原本写道：“孟子谈论性恶，说话一定称道洋人。”如此等等。○践迹 子张问善人的道，孔子说：“不践迹。”朱熹解释说：“善人资质美好却没有学习。”又引用程子的话说：“践迹，就像说沿着道路走、遵守车辙。善人虽然不一定要沿袭旧有的足迹，却自然不会做坏事。”我私下认为，“践迹”的一种解释，大概是说行善并不是发自内心，只是徒然实行外在的形式，这就是宋儒所说的客气。比如“有事情时，弟子替先生出力；有酒食时，先生享用”，这些都是所谓践迹式的孝，所以孔子不把它称为孝。曾子评论子张说：“子张仪表堂堂，很难同他一起实行仁道。”朱熹认为，“堂堂”是说容貌盛大，意思是他专注于外表而自我尊大。专注外表而自我尊大，却想要学习成为圣人的道理，他的学问一定不能化入自身，其弊端最终必然发展为践迹。所以子张问善人的道，孔子回答“不践迹”，这是孔子针对病症下药。因为学习圣人的道却流于践迹，连想要成为善人都不可能，更何况成为圣人呢？后来有荀卿，也是学习圣人之道的人。他的学问最终达到“大体醇正而有小的瑕疵”，大概也是因为专注外表而自我尊大所导致的。苏东坡评论荀卿说：“他为人一定刚愎自用而不谦逊，对自己评价过高。” 这也是自我尊大的一项证明。今天的张文襄也出身于当时的清流党，早年一向把维护圣人之道作为自己的责任。然而他的门下出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几乎想使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声名、教化和文物，在一天之内全都扫地。苏东坡说，荀卿阐明王道，讲述礼乐，而李斯却用他的学说扰乱天下。唉！学习圣人之道却不能化入自身，最终流于践迹，其祸害的猛烈，竟到了这种地步。然而导致这种病的根源，正是专注外表而自我尊大。禹回答舜的话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傅说回答高宗的话说：“只有学习时务必使心志谦逊，并且时时勤勉，修养才能到来；傲慢和谦逊之间的差别正在于此。”这就是圣学纯粹与不纯粹由此分判的原因。○务外 荀子《儒效篇》说：“我想由卑贱变得尊贵，由愚昧变得聪明，由贫穷变得富有，可以吗？回答说：大概只有学习吧！”“从前，他是一个混沌无知的普通人，顷刻之间便与尧、禹并列，难道不是由卑贱变得尊贵了吗？从前，他连门户、居室的分别都分辨不清，顷刻之间却能推究仁义、分辨是非，把天下大事像在掌上筹划一样，并且辨清黑白，难道不是由愚昧变得聪明了吗？从前，他是一个被役使的奴隶，顷刻之间治理天下的重要权柄全都掌握在手中，难道不是由贫穷变得富有了吗？”按语：荀子劝人学习，不能说不勤勉，然而仍不免以功名利禄诱导求学者。荀子讥讽墨子的说法：“墨子被实用蒙蔽，只知道用途而不知道文饰。”我认为荀子也被实用蒙蔽，只知道用途而不知道学习。什么叫学习？回答说：端正自己的道义，不谋求私利；阐明自己的道理，不计较功劳。所谓明白道理，就是明白事理。事理还有未能明白的地方，便要努力求得明白。这就是君子致力于学习的原因。在求索事理的时候，我心中只知道有道理，即使尧、禹的功业也无暇计较，何况荣辱、贫富、贵贱呢？大概凡是做事不抱有某种目的而去做，才是真诚；抱有某种目的而去做，就不真诚；不真诚便是虚伪。求学却不真诚，怎么能称得上有学问？这就是荀子的学说不纯粹的原因。我还记得从前张文襄出资派遣湖北省学生出洋留学。临行前，学生们来拜见他。文襄临别时赠言安慰他们，说：“你们到了西洋，应当努力求学，将来学成回国，替国家效力，戴上红顶子，做大官，都可以稳稳当当地获得。你们要努力啊！”等等。这番话与荀子《儒效篇》中勉励学者的话，又有什么不同呢？我认为文襄的学问本于荀子，大概因为他专务外在功名、自我抬高，所以没有摆脱功利的念头。从前孔子说过：“古代的学者是为了自己求学，今天的学者是为了给别人看。”明白这一点，才可以谈论学习。○生子

译袁简斋说，从前方望溪先生有个弟子某人，年纪超过商瞿，忧心忡忡地为没有儿子而发愁。先生说：“你如果能学习禽兽，就会有儿子了。”先生平素严正方直，忽然说起了戏言。那人惊愕地询问原因，先生说：“男女交合，万物化生；在这件事上，本来有人欲，却没有天理。现在人过了四十岁，便有替祖宗延续血脉的想法，把天理掺进人欲之中，不仅欲念不炽烈，难以成胎，而且以人为因素夺取天理，于是被造物者所忌。你没看见牛、羊、犬、豕吗？它们交配时，就像养由基射箭一样，一箭一中，百发百中，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禽兽没有生儿子的念头，只是受阴阳鼓荡，在不得不行的时候行，在不得不止的时候止，于是在应该生的时候生了出来。”我认为，这与天理、人欲无关，正是《中庸》所说的：“天地之道，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它作为万物的规律，专一不二；专一不二就是诚，诚就能产生功效。”我们求学的时候，不可以存有为国家的念头，就像人想生孩子，不可以存有替祖宗延续血脉的念头一样。董仲舒说：“端正自己的道义，不谋求私利；阐明自己的道理，不计较功劳。” 我说：“端正自己的道义，不谋求私利，就可以生子；阐明自己的道理，不计较功劳，就可以获得真正的学问。” ○为人 《牡丹亭》曲本中有一句艳丽的唱词：“一生儿爱好是天然。”这句话本来出于《大学》“如好好色”的意思。我认为，今天人心失去真实，即使从冶游、赌博、嗜欲等事情上，也可以看出一斑。孔子说：“古代的学者是为了自己求学，今天的学者是为了给别人看。”我说：“古代嫖妓的人是为了自己，今天嫖妓的人是为了给别人看。” ○公利私利 我在张文襄幕府任职的时间最长，每次同他谈论事情，总是不能被采纳。有一天，我见到幕僚汪某，他对我说：“您的话都是从是非方面立论，所以不能使他听得进去。香帅这个人，只知道利害，不知道是非。您想让他听得进去，必须从利害方面讲，这样才能被他接受。”后来有人把这番话传到了文襄耳中，文襄大怒，立即召我进去，对我说：“是谁说我只知道利害、不知道是非？如果说我知道利害，那么请问我今天有这么大的家产吗？所谓利在哪里？我所讲究的是公利，并不是私利。私利不能讲，但公利不能不讲。”我回答说：“当年孔子很少谈利，难道孔子谈的也是私利吗？”文襄又从各方面辩驳诘难，坚持区分公利和私利，认为公利绝对不能不讲。最后我说：“《大学》说：‘主持国家却专心致力于财货财用，必定是从小人做起。’那么，小人主持国家而致力于财用，难道不也是在谈公利吗？”于是文襄默然，谦让地请我喝茶，我便退了出来。今天我听说文襄去世后，竟至于囊中萧条，无法替子孙后辈作打算，回想起当年关于公利、私利的谈论，不由得悲伤了好几天。○权 张文襄曾经当着客人的面评论我说：“某人懂经书，却不懂权。”我认为文襄其实不懂所谓的权。大凡天地间万物所以能够运行，只有道理和形势罢了。《易传》说：“形而上者称为道，形而下者称为器。”道，是道理的总体；器，是形势的总称。小人重视形势而不重视道理，君子重视道理而不重视形势。小人重视形势，所以常常凭借形势消灭道理；君子重视道理，却能够用道理制约形势。要想用道理制约形势，就必须懂得怎样运用道理。所谓权，就是懂得怎样运用道理。孔子说：“可以同他一起学习，却未必可以同他一起通达道；可以同他一起通达道，却未必可以同他一起立定不移；可以同他一起立定不移，却未必可以同他一起权衡变通。”所谓可以同他一起通达道，是明白道理；可以同他一起立定不移，是明白道理的整体，并且能够因此自信；可以同他一起权衡变通，是懂得怎样运用道理。天下的事情，难的不在于明白道理，而在于懂得怎样运用道理。权的意义，真是重大啊！譬如治理水患，知道土能够克制水，这是道理。然而如果只是执着于这个道理来治理水患，就必然只会做堵塞防御的准备。这样一来，水越积越多，越发难以防御；一旦冲破堤坝泛滥，造成的灾害反而比没有防备更加猛烈。这就是治水者只懂经常之道而不懂权变。懂得权变的人，必定考察地势的高低、水力的大小，有时不与水争夺地面而加以疏通，有时另行开凿沟渠、河道加以引导，随时制定办法，根据地势采取适宜措施，不拘泥于固定的成见；这就叫懂得怎样运用道理。我私下认为，运用道理而得到正当结果，叫作权；运用道理而不能得到正当结果，叫作术。如果张文襄所说的权是这样，那其实是术，不是权。为什么这样说呢？道理的运用叫作德，形势的运用叫作力。忠信笃敬是德，这是中国所长；大舰巨炮是力，这是西洋各国所长。甲申一股，清流党诸贤只知道德足以胜过力，认为中国有这种德，就一定能够在朝廷中制胜，于是想用忠信笃敬去抵抗大舰巨炮。却不知道忠信笃敬是无形之物，大舰巨炮是有形之物。用无形之物攻击有形之物，却想凭此在战场上奏效，有这样的道理吗？这就是只知道有道理，却不知道运用道理来制约形势。甲申以后，文襄鉴于此事，便想舍弃道理而只谈形势。然而舍弃道理而只谈形势，就会走入小人的道路，文襄对此又感到忧虑。于是他踌躇满志，自以为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说：治理国家就舍弃道理而谈形势，做人就舍弃形势而谈道理。所以才有公利、私利的说法。我因此说：文襄不懂权。文襄所谓的权，其实是术，不是权。○廉吏不可为

译有客人问我：“张文襄学问没有化为自身的实践，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我说：“文襄自甲申以后，竭力为国家谋求富强。等到他去世以后，债务累累不能偿还，一家八十余口，几乎没有办法维持生活。《大学》说：‘事物有本有末，事情有始有终。知道事情的先后次序，就接近道了。’又说：‘根本混乱而末节反而治理好了，这是不可能的。’自身是根本，国家是末节。一个国家的人的自身都贫困，而国家却能够富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中国今天如果不图谋富强也就罢了；中国如果想图谋富强，就必然要任用袁世凯一类的人。因为袁世凯一类的人想使国家富强，必定先谋求使自身富有。这就是所谓以身作则。《传》说：‘尧、舜用仁德率领天下，百姓就跟从他；桀、纣用暴政率领天下，百姓也跟从他。’文襄用富强来率领天下，却没有见到富强，天下几乎成了饿死的人。这大概就是他只知道有国家，不知道有自身；只知道有国家，不知道有百姓。由此就可以看出他学问没有化为实践的地方。从前阳虎说过：‘想求富就不能讲仁，想行仁就不能致富。’君子既想实行有教化的政治，又想致力于财用、谋求富强，这种见识没有化为实践，甚至还不如阳虎。” ○爱国歌 壬寅年，张文襄任湖北总督时，举行孝钦皇太后万寿庆典，各衙署悬灯结彩，大肆铺张，耗费资财数万万。邀请各国领事大摆筵宴，又召集军界、学界人士，演奏西乐，歌唱新编的爱国歌。我当时在席间陪宴，对学堂监督梁某说：“满街都是唱爱国歌的，没有听说有人唱爱民歌。”梁某说：“您为什么不试着编一首呢？”我略微思索了一会儿，说：“我已经想出了四句佳句，您愿意听吗？”他说：“愿意。”我说：“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在座客人一片哗然。○半部《论语》孔子说：“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要严肃认真地办理政事并取得信任，节约费用并爱护人民，按照农时役使百姓。”朱子解释“敬事而信”说：“认真办理政事，并取得百姓的信任。”我认为，“信”应当解释为有恒心、有规律，就像唐诗所说：“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我还记得从前徐致祥弹劾张文襄的奏折中，有一条说他起居没有规律，后来李翰章覆奏说：“张之洞处理文书直到深夜，偶尔有这种事情。可是赞誉他的人说这是夙夜在公，非难他的人说这是起居无节。”按说，夙夜在公就是敬事，起居无节就是无信。认真办事却没有规律，那么百事都会废弛，只是徒劳而没有功效。西方人治理国家，行政之所以能够使百事都得到办理，大概只是学到了《论语》“敬事而信”这一句话。从前宋朝赵普说：“半部《论语》就可以治理天下。”我认为，这《论语》半章也可以振兴中国。今天中国官场上下如果果真能够敬事而信，那么州县官就不至于在三百六十天中，有三百天都在官厅里打发日子了。我又记得刘忠诚去世后，张文襄调任署理两江总督。当时因为节省经费，命令在署的幕僚都自行准备伙食。幕僚们以此为苦，并有怨言。恰好这一年会试的题目是《道千乘之国》这一章，我于是开玩笑对同僚说：“我们的大帅可以说是敬事却没有信用，节约费用却不爱护人，使役百姓也不顾时令。人们说我们大帅的学问贯通古今，我却说我们大帅的学问，即使是《论语》这一章，也只通晓了一半。”听到的人无不捧腹大笑。○理财 从前上海的报纸纷纷传说，盛杏荪宫保将补授度支部侍郎，我便前往祝贺。等见到他，才知道这件事是子虚乌有。坐下交谈时，我对宫保说：“如今度支部是财政的关键部门，除了宫保之外，还有谁能够胜任而且做得称心如意呢？”宫保谦逊地自我抑制说：“论理财，我不如张宫保。”我说：“不对，张宫保不如宫保。”宫保说：“从哪里看出来的？”我说：“张宫保属下的更夫直到今天还是劳苦之人，生活草率困顿，连应付困难都来不及；而宫保的属员，即使是一个小小的翻译，也个个身家丰厚，富甲一方。由此可见，张宫保远远不如宫保。”宫保听了，笑了一笑，也就释然了。○王顾左右而言他 辜鸿铭部郎说：“从前我到上海拜见盛杏荪宫保，宫保听说我把《中庸》译成英文的书已经刊印，便要求看一看，对我说：‘《中庸》这部书，是一部具有重大经世济民意义的书，请您找一本送给我，让子弟们阅读。’我回答说：‘《中庸》全书的主旨，宫保认为应当在哪一句？’宫保说：‘您的意思是什么？’我说：‘贱货贵德。’宫保于是看着身边的人，把话题扯到别处去了。”等等。○官官商商 曾文正《覆刘印渠制军书》说：“自从王介甫因为谈论财利而受到正人君子的诟病以后，后来的君子通常都回避理财的名声，把不谈有无、不谈多少看作高尚。”实际上，要补救时局的艰难，绝不是贫穷困顿、坐以待毙所能做到的。叶水心曾说，仁人君子不应把理财置于不谈的位置，这确实是通达的论断。我认为，财物固然不能不管理，然而今天中国所谓的理财，并不是理财，而是在争夺财物。这样持续谈理财几十年，真正得到财物的，只有洋场的买办和劝业会的阔绅。从前孔子说：“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要像个子。”我认为今天中国想得到理财的方法，就必须再添两句：“官要像个官，商要像个商。”因为今天的中国，大半是官员无能了就去做商人，商人无能了就去做官，这就是天下百姓几乎成为饿殍的原因。《易传》说：“减损上面、增益下面叫作泰；减损下面、增益上面叫作否。”明白这一点，才可以谈理财。○爱官 近年来朝廷整顿财政，把重点放在杜绝从中饱私囊上。然而这仍然只是治标，不是治本。今天百姓的困苦固然很深，而官员的贫困也远远不同于寻常；如果苛刻核查过度，它的危害将比中饱私囊更加严重。曾文正所说的“爱护自己的孩子，却饿死他的乳母”，正是使双方都遭受损害的办法。张殿撰季直曾对我说：“中饱私囊固然不可以，中间挨饿更不可以。”我说：“中饱私囊会损害廉洁，中间挨饿会损害仁爱。两者都无法避免损害；宁可损害廉洁，也不能损害仁爱。”从前国朝蔡漳浦先生《复郑鱼门书》说：“士人的操守不整饬，想要启发他的羞恶之心，不如先激发他的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就是仁。恻隐之心一旦真挚，自己的私欲自然消退；亲爱亲人、仁爱百姓、爱护万物，便由一条道理贯通到底，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也会相互因应而产生。”这就是说已经懂得根本的道理。○亡八蛋

译学部侍郎乔君对我说：“您所发表的议论，都是王道。可是如果不能在今天实行，又有什么用呢？”我说：“天下的道路只有两条，不是王道，就是亡八蛋之道。正如孟子所说：‘道路只有两条，就是仁和不仁罢了。’” ○禁嫖赌 我曾经对客人说：“周朝末期，自荀卿以后就没有儒者了；如今自张文襄以后，也没有儒臣了。”客人说：“现在南洋大臣张安圃发布告示，禁止官界、学界、军界嫖妓赌博，以维护风俗教化为己任，难道不是巍然屹立的一位儒臣吗？”我回答说：“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整齐他们，百姓只求免受刑罚，却没有羞耻心；用德行来引导百姓，用礼来整齐他们，百姓既有羞耻心，又能自我归正。’发布告示禁止嫖妓赌博，是用政令引导、用刑罚整齐。这是实行行政，不是实行教化。然而实行行政也必须懂得大体。嫖妓赌博是伤害风俗教化的事情，只有礼教可以使它停止，不是刑罚所能治理的。刑罚所能治理的，只是作奸犯科的事情。小民嫖妓赌博，容易聚众滋事，扰乱、危害地方；这属于作奸犯科的事情，可以用刑法治理，所以发布告示禁止，还可以说得过去。至于发布告示禁止职官嫖妓赌博，即使从行政的大体来说，也荒谬到了极点。古人说刑罚不加于大夫，是想培养他们的廉耻心。用刑政施加于小民，孔子尚且担心他们没有羞耻心。小民没有羞耻心，还可以用来治理国家；至于使职官、士大夫没有羞耻心，我不知道他们凭什么还能治理国家。” 如今官员放纵地游乐狎游，有损失威严庄重的一面，本来足以伤害风俗教化。假如督抚不明白大体，甚至把督部堂堂皇皇的告示贴到妓馆娼寮里，以为这样就是维持风化，却不知道这反而败坏风化，实在比士大夫游乐放纵所造成的损害多出千百倍。您说张安圃是儒臣，安圃这样不明大体，怎么能算儒臣呢？」张安圃是幼樵的亲侄子，当时也属于清流一派；幼樵入赘合肥相府，而安圃也同袁世凯结成了儿女亲家。所谓清流，竟是这个样子。过去班孟坚评论西汉的诸儒，如张禹、孔光之流，说道：「穿着儒者的衣冠，传述先王的话，他们温文含蓄的一面还可以。然而他们都贪恋俸禄、保全职位，受到阿谀奉承的讥讽。若以古人的标准来约束他们，怎么能够胜任自己的职责呢？」 ○倒马桶 丁未年，张文襄和袁项城都由封疆大吏调任， 一同进入军机处。项城会见驻京的德国公使时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讲的是办事。」他的某位幕僚把这话转述给我，认为这是项城得意的谈论。我回答说：「确实如此。不过要看他办的是什么事。就像老妈子倒马桶，本来用不着学问。除了倒马桶以外，我不知道天下还有什么事，是没有学问的人能够办好的。」 ○贱种 有个西方人问我：「我们西方人的种族有贵种和贱种之分，您能辨别吗？」我回答：「不能。」西方人说：「凡是我们西方人来到中国，即使居住很久，身体也不会改变，外貌仍和原来一样，这是贵种。若一到中国，居住不久，身体忽然发生变化，变得肥大繁盛，这是贱种。」我询问其中的缘故，西方人回答：「在中国，各种食品的价格都比我们西洋各国低廉好几倍。我们这些贱种的人，因为东西便宜、容易得到，所以吃肉的人便可以放量咀嚼。因此来到中国不久，身体就大为改变，肉一块块隆起，肚子肥大，完全不是从前的样子了。」我说，袁世凯在甲午以前，不过是乡曲中的一个穷困无赖。没过多久便暴发显贵，做到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等到被免职闲居乡里，又建造高大的住宅，设置园林，穷奢极欲，尽情享受人生乐事，这同西方人的贱种一到中国就放量咀嚼，没有一点不同。庄子说：「嗜欲深的人，天赋的机能一定浅薄。」孟子说：「培养人的大体，就成为大人；培养人的小体，就成为小人。」 人们说袁世凯是豪杰，我由此知道袁世凯其实是贱种。○贵族 我曾考察英吉利立国的历史，起源于宋真宗年间。当时有北方族人占据法兰西西北部的郡，恰逢英国内乱，北方族人的首领率领大批人渡海平定了内乱，于是被立为英王。从此，国内的北方族人都是贵人，土著族人则一概成为平民。后来平民中有才俊的人，才得以脱离平民籍，成为士类，所以直到今天，英国人分为三等：贵族、士类和平民。近来英国名士艾诺尔德氏评论本国风俗，说：「我们英国的平民能够忍耐劳苦，崇尚身体力行；士类喜欢求学，崇尚智慧；贵族本来是北方的强者，勇敢而崇尚气节。」我说，如今的满人，就是我们中国的贵族。满人也像英国的北方族人一样，凭武功建立国家，所以直到今天仍以气节著称，这一点我们汉人确实比不上。即使从近年学习西文的学生来看，也可以大略看出这一点。他们回国后，旧日班次中不得意的暂且不说；那些得意的，没有不是身带厚重资财，以豪侈自我炫耀的。只有前外务部侍郎、升任荆州将军的联春卿留守，名叫联芳，过去在北洋做李文忠的属官十多年，历来办理重要差事。李文忠门下凡是通晓西文的人，如罗丰禄一类，都腰缠巨万，成为富家翁。唯独联留守至今仍然家境像寒士一样，清白的操守足以成为榜样，确实不愧为贵族中人。○翩翩佳公子

译本朝张履祥论述教育弟子时说：「大凡人气傲而心浮，像之不仁、朱之不肖，都只是因为一个傲字。人若不忠不信，做事就都没有实际；作恶容易，行善困难。傲慢就会乖戾、狠厉，浮躁就一定浅薄、轻率。从资质来说，本来就是中等人以下。傲慢就不肯屈身居下，浮躁就不能让义理进入内心。不肯屈身居下，就自以为是；顺从他，他必然高兴；违逆他，他必然发怒；他所喜欢的必是邪佞之人，他所恼怒的必是正直之人。义理不能进入内心，内心就没有确定的主宰，受到什么习染就随之流转，受到什么诱导就随之趋附。流转必然向下，趋附必然跟从邪道。这就是这种弊病必然发展的情势。我认为，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的人，弊病往往在傲慢；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的人，弊病往往在浮躁。傲慢，则所学不能化为自身的修养；浮躁，则所学不能稳固。所学不能化为自身修养，就会外表庄重而内心不实；所学不能稳固，就没有恒心。外表庄重而内心不实到了极点，就一定成为伪君子；没有恒心到了极点，就一定成为真小人。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所以他的弊病在傲慢；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所以他的弊病在浮躁。文襄傲慢，因此他的门下幕僚多是伪君子；午桥浮躁，因此他的门下幕僚多是真小人。」 从前曾文正说：「考察督抚中没有良心的人，沈葆桢应当列第一。」我说：「如今考察督抚中没有良心的人，端午桥应当列第一。」有人说：「端午桥有情义而且喜欢士人，怎么能算没有良心？」我回答：「朱子解释善人说：『资质美好而没有学习。』端午桥就是资质美好，却没有听闻君子之道的人。聪明的人处在污浊混乱的时代，如果不能听闻君子之道，内心就没有确定的主宰，所以没有恒心。没有恒心的人即使有情义，也像水性杨花的妇女一样，最容易做出没有良心的事。因此我说，考察督抚中没有良心的人，端午桥之所以应当列第一。至于他喜欢士人，也不过像战国四公子、吕不韦一类人那样，在道义上有所图谋，借着广泛招徕士人的名声来震动天下罢了，难道真是喜欢士人吗？不过，既然说他资质美好，端午桥也可以说是当今浊世中翩翩的佳公子。」 ○庸言庸行 英国一位著名宰相论述用人时说：「国家任用人才，应当重视德行，不应当过分看重非凡的才能。天下人既然不能没有君长，而君长所处理的事务有大小轻重之分，那么即使是平常的见识和才量，也未尝不能胜任。因为造物主安排和治理天下的事务，从来没有把什么玄妙的道理秘密藏起来，仿佛不是一两个圣明智慧的人就无法理解。只有忠信、廉正、俭约这些平常的德行，确实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人如果真能实行这些，再加上阅历和〔原文疑误〕，对于从政又有什么困难呢？如果没有德行，即使凭借极高的才能，又怎么能有所成就？所以，凡是有才能而没有德行的人，绝对不能任用。因为天性敦厚而才识不足的人，固然可能贻误事情，但他的危害难道能像那些心术邪僻、又有足够的大才去铺张扬厉、粉饰自己的邪僻，从而败坏国家直到无法挽救的人那样严重吗？」大意如此。这说的是平常的德行。我曾撰写一副对联来勉励自己：「不嫉妒，不贪求，淡泊以表明志向；说平常的话，做平常的事，平易近人。」就是这个意思。○不吹牛（毛非） 壬寅年，张文襄在鄂地，奉特别诏旨入京觐见，我和梁崧生尚书跟随使节北上。当时梁尚书得到文襄特别保举，以候补道员的身份奉旨召见。退朝后，他告诉我：「今天在朝房，听见锡清帅对客人说：『像我们这种人，怎么配做督抚呢？』您记住这句话。他是君子。」后来有客人对我说：「今天想观察各位督抚的器量、见识和才能，不必看他办事，只看他用人；不必看他委任的差缺人员，只看他身边所用的幕僚，就可以知道一二。」我回答说：「连他身边的幕僚也不必看。想观察如今督抚的贤能或不贤能，只看他吹牛（毛非）还是不吹牛（毛非）就行了。有人说，如今中国将因外交失败而灭亡，或者因没有实业而灭亡。我说：中国的灭亡，不是亡于实业，不是亡于外交，而是确实亡于中国督抚喜欢吹牛（毛非）。《毛诗》说：『都说自己是圣人，谁知道鸟的雌雄？』如今要挽救中国的灭亡，必须从督抚不吹牛（毛非）做起。孔子说：『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 说：『做君主很难，做臣下也不容易。』像锡清帅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如今督抚中的佼佼者了。」 ○颂词 管异之曾说，中国风俗的弊病，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喜欢阿谀奉承而贪恋利益。」贪利固然不必说，而喜欢阿谀的风气，也比从前更加盛行。如今凡是有大众聚会和宴饮娱乐的事情，必定有颂词，竭力进行谄媚。参与的人和接受颂扬的人，都安然不觉得奇怪。古人有阿谀墓主的文章，像今天的颂词，可以说是活人的祭文。还记得张文襄督鄂时，自庚子年以后，大力提倡学堂。有个好事者创办学堂会，全省当道官员、教员和学生到场的有几百人。有某学堂监督梁某特意撰写了一篇长篇颂词，让东洋留学生刘某高声朗读，兴致高涨，满座肃然。正好旁边有一个狂士，等那位留学生读完，接着高声喊道：「呜呼哀哉，尚飨。」听到的人都笑得捧腹。○马路 有某省的某位中丞奉旨办理新政，听说西洋有马路，便想仿照办理。但又听说外国街道宽阔，中间修筑马路，两边用石路夹护，以便行人步行。如今省城民间街道狭窄，难以开辟。后来听说南京、武昌已经实行，百姓也说便利，于是决定修筑马路。马路建成后，又在上海订购洋式马车。出门拜访客人都乘马车，不再乘轿子，也觉得十分惬意。一天，有某道台的儿子在马路上骑马，忽然在人群中撞倒一位老妇人，几乎使她丧命。路人都替老妇人感到不平。道台的儿子停下马，用马鞭指着她骂道：「抚台修这条路本来就是要给马走的，所以不叫人路，而叫马路。你们这些糊涂百姓竟敢占用马路；我不把你送到警察局惩办，已经算你们走运了，还敢来同我争辩吗？」有个乡下人回答说：「哎哟，大少爷这么说来，如今中国只有官和马有路可走，我们百姓都没有路可走了。」后来这位中丞听说了这件事，便立即停止修办马路，也不再乘马车。出门拜客，仍然乘轿子。

译韦苏州的诗说：「自己惭愧居处崇高，却没有看到百姓安康。」这位中丞也可以说是难得的人了。○大人有三待 孔子说：「君子有三种敬畏。」我说：「如今的大人有三种对待：把百姓当土匪对待，把学生当犯人对待，把下属当奴才对待。」有人问：「什么叫把百姓当土匪对待？」我说：「如今各省城镇、市集以及交通大道，都设置警察巡逻，难道不是把百姓当土匪对待吗？」又问：「什么叫把学生当犯人对待？」我说：「如今官办学堂学生所做的功课，同犯人所做的苦工一样，都只共同带有一个『苦』字。至于大人对待下属这一点，如今在官场的人自己应当知道，更不必我解释。袁子才曾经上书总督，说道：『朝廷设置州县官，是让他们做百姓的父母，还是让他们做督抚的奴才？』」 ○不问民 马厩失火，孔子退朝后说：「伤到人了吗？」不问马。如今地方一发生事故，内外那些纷纷往来的官员，没有不书信电报交相传递，急忙询问：「羊受伤了吗？」却不问百姓。唉！我私下认为，如今天下大局，外国人的祸患不足以畏惧，真正可怕的是内地想要作乱的百姓。百姓之所以想作乱，原因有两个：一是饥饿，二是怨恨。想在一时之间就使百姓不挨饿，谈何容易？所以着手办理的办法，应当先使百姓不怨恨。如今百姓的饥饿，是新政造成的；百姓的怨恨，却不是新政本身造成的。百姓不是怨恨新政，而是怨恨那些办理新政的官员把事情的根本目标弄错了。我们的朝廷如今也知道新政使百姓受累，但有不得不急忙兴办新政的原因，无非是为了保全百姓，而不是为了保全外国人，也不是为了保全那些官员的俸禄职位。上下如果果真能够认清目标，凡是办理新政，事事都把保全百姓放在心上，那么即使百姓因饥饿而死，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用使百姓生存的道理来杀死百姓，即使死了，他们也不会怨恨杀死自己的人」。●卷下 ○真御史 从前司马温公论说言官，认为应当把三件事放在首位：第一，不贪爱富贵；第二，重视并珍惜名节；第三，明白治国的根本道理。三者都具备，才可以称为谏官，但兼备三者是很难的。本朝陈黄中《与王次山论谏臣书》说：「御史的职责本来没有什么是不应当进言的，但要点只在于辅助君主的德行、整肃纲纪、把持大体罢了。」近来江春霖御史因为弹劾权贵而被革职，于是淡然辞官回乡。由此他的直声震动朝野，人人都说他是真御史。我说，江御史不畏惧强暴的权势，这是顾惜名节；淡然挂冠离去，这是不贪恋富贵。然而今天国事衰败到这种地步，难道是像前代朝廷中有大奸大恶之人，窃取政权来操纵威福所造成的吗？其实只是因为上下都把顽固迟钝、无耻当作有分寸，把模棱两可当作合宜；不学习，没有才术，却以此自以为是，结党营私、贪污侵夺，以此显示自己的聪明。这些人正是真正患得患失的鄙夫，而且都足以使人家的家业和国家灭亡。然而如今的言官，即使贤明如江春霖，也没有听说他进言一句来辅助君主的德行，提出一个建议来整肃纲纪，能够使朝野上下改过自新；只是急切地攻击一两个贵人的琐碎隐私，愤愤不平，仿佛同他们有深仇旧恨，不能自已。这样还能够说是明白大体吗？○西洋议院考略 西洋自古罗马以后都属于胡俗。胡人有事情时，他们的首领就召集众胡人来决定可否。后来西洋分裂为各个国家，仍然沿袭旧俗；国家遇到重大建设或重大疑难，国主就召集各位首领商议决定。首领们的集会叫作国会，这是西洋中古时期的通例。宋朝嘉定年间末期，英吉利国王约翰喜欢用兵，征收赋税没有满足的时候，英国的各位首领对此怨恨，逼迫他订立盟约说：「以后要征收赋税，必须召集国会通过，然后才能实行。」于是立下册书，永远作为国家的典章。英国人把这份盟书叫作《大盟册》。起初，西洋的风俗都以战斗和狩猎为业，强壮有力的人被拥立为首领。因此民众分为世族和平民。世族就是首领的族人。英吉利建立国会时，只召集世族，平民不能参加。时间久了，各郡县中有贤名声望的平民，有的由各位首领推举，有的由国主召见，也进入国会，于是国会便分为上、下两院。上院由世族居住并参与，下院由平民中的有声望者和士人参与。到了有明中叶以后，英国风俗停止以战斗和狩猎为业，民间都以耕织和贸易为事。于是国家的粮饷全靠商人和富户捐输，便允许大城镇、大商埠中有捐输的人，各自公开推举富家一人进入下议院。到了这时，议院的势力逐渐强盛起来。国朝初年，英吉利国王嘉罗斯第一世任用小人，国库空虚，英王召集国会，下令由下议院征收捐税，议院不答应。英王发兵，准备诛杀违抗命令的人，议院也招募民兵同国王作战，获胜后便杀了国王，国家陷入大乱。议院拥立统兵的贵族格朗挖，废除了议院，动乱才平定，于是由他掌握国政，称为“护国主”。他死后，儿子懦弱无能，国人又拥立原国王嘉罗斯第二世的后代。新王与议院订盟，重新恢复议院。议院每年召开一次，讨论政事，不再向国王请示。原来，前任国王为了征收军饷，才开始召集国会；到这时，议院的势力更加扩张了。嘉罗斯第二世死后，由他的弟弟继位，但又失去民众拥护，国人把他赶走。议院召来他的女儿和女婿，女婿是荷兰国王。议院又同他们订盟。到这时，议院的势力已经十分强大了。这就是西洋议院产生的由来。乾隆四十一年，英吉利在亚美利加洲的各属地部落反抗英国官员，结盟后建立为亚美利加合总邦。法国也多仿照英国制度，设置上下议院，而且国王由民众选举，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国。乾隆五十四年，法兰西人杀了国王，也仿照英国制度设置议院，国家于是大乱。拿破仑兴起后，掌握军权，关闭议院，动乱才平定。后来西洋各国都设置议院，只有俄罗斯没有设置。西洋自从议院势力强盛以后，国王便被比作祭祀用的羔羊，政事全由国人决定。孔子说：“天下有道，平民就不议论政事。”确实如此啊！（近年俄罗斯也开始创设国会了。唉！西洋的动乱，到这里已经达到极点了。近来有一位俄罗斯著名学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新写了一部书，名叫《世界末境》，大概也是有所见而感慨着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