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下○真御史

译○国会请愿书 我曾经说，诸葛武侯的《前出师表》，就是一篇真正的国会请愿书。为什么这样说呢？武侯对后主说“应当广泛地听取意见”等等，这就是请求开放国会。又说“宫中和府中，都应该视为一个整体；提升、处罚、表彰、批评，不应有所不同。如果有作奸犯科以及尽忠行善的人，应当交给主管官员，判定应受的刑罚或奖赏，以彰明陛下公平清明的治理”等等，这就是请求实行立宪。西洋各国当初之所以开放国会、实行立宪，其用意所在，也只是想取得公平清明的治理罢了。如今朝廷果真能够广泛听取意见，那么政治自然会清明。这样，即使没有国会，也等于有国会；如果做不到这样，即使有国会，也等于没有国会。朝廷能够把官员和百姓、上层和下层、贵者和贱者都视为一个整体，升降赏罚、褒贬考核都没有差别，那么政治自然会公平。这样，即使不实行立宪，也就是实行了立宪；如果做不到这样，即使实行了立宪，也不算真正立宪。所以我说：武侯的《前出师表》，是一篇真正的国会请愿书。至于今天各省代表所请求的，不过是发财公司股东会，并不是真正的国会。真正的国会，其用意在于取得公平清明的治理。取得公平清明的治理，上下自然成为一个整体，然后国家才可以建立。股东会的用意在于争夺利益和权力；一个国家上下都争夺利益和权力，无论权力归于上层还是归于下层，国家都已经不像国家了，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权利呢？唉！○马拉马夫 过去我到上海时，见到某国领事，他对我说：“如今中国的督抚凡是办理一件事情，动不动就害怕本省的绅士，甚至还害怕学生，这还成什么政体？”我回答说：“这难道不是贵国所说的立宪政体吗？”领事说：“是不是立宪政体还很难说，恐怕是马拉马夫政体。”《尚书》说：“不要违背正道来求取百姓的赞誉，不要违背百姓的意愿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我认为，民情固然不能违背；但是如果为了求取百姓的赞誉而违背正道，那就是祸乱的开始。○夷狄之有君 辜鸿铭部郎说：“甲午年以后，袁项城担任北洋练兵大臣。当时守卫京师的军队多是北洋兵队。正好张文襄奉特别诏旨入朝觐见，袁项城特意派兵队守卫他的住所。我随张文襄进京，到了天津，拜见袁项城。交谈时，袁项城问我：‘西洋练兵，最重要的宗旨是什么？’我回答：‘首先在于尊崇君主。’袁项城说：‘我曾听说你写有西文《尊王篇》，关于尊王的含义，我本来就愿意听听。’我回答：‘西洋各国，凡是大臣的住所，如果派兵队守卫，那是朝廷特别恩典。如今张宫保进京，宫保竟然派兵守卫他的住所，这是拿国家的军队来同同僚交好。士兵看见宫保用国家的军队同同僚交好，就会只知道有宫保而不知道有国家。一旦战场上发生事情，将士各自只顾自己的统兵统帅，临阵时必然彼此不相救援。这样，即使步调整齐、号令严明、武器装备熟练，也没有办法取胜。所以我说：‘练兵的要旨，首先在于尊王。’”我听到这番话后，对辜部郎说：“您说今天的士兵不知道有国家，难道您知道各省坐在官厅中、身穿黼黻官服、佩戴朝珠的那些人，他们心里和眼中也都只知道有督抚，还知道有国家吗？您又何必责备军队中的人呢？”辜部郎说：“如果确实像您所说的那样，中国还没有被外国瓜分，却本来已经被瓜分了。” ○烂报纸 国朝朱竹垞先生的《秦始皇论》说：“周朝衰微时，圣王不再出现，隐士们各自发表横议。孟子认为这是邪说欺骗百姓，使人接近禽兽。再过几十年，经历秦朝，一定会有比孟子所见更严重的情况。又有合纵一派的人，平素以排斥秦国为快事，不说是轻侮秦国，便说是残暴的秦国；不说是虎狼般的秦国，便说是无道的秦国，用来辱骂秦国的话没有不说尽的。六国灭亡以后，秦国正把这当作令人伤心的怨恨，隐忍着还没有发作，而各位儒生又因为秦国的行事不合古制，交相讥讽秦国的过错。祸乱的机关一旦发动，李斯上书进言，各家学说的书被焚烧，《诗》《书》也一同化为灰烬了。唉！李斯是荀卿的门徒，也曾经熟习听闻仁义学说，难道一定会以焚烧《诗》《书》为快事吗？他深深厌恶的是诸子百家的邪说，并不是圣人的言论；他坑杀的是扰乱正道的儒生，并不是圣人的门徒。他又说，邪说造成的祸害，在它存在时，使人无父无君，陷入禽兽般的境地；在它发作时，甚至使圣人的书也一同焚毁。既然如此，那么并不是秦国焚烧了这些书，而是隐士们的横议把它们焚烧了。”我认为，秦始皇焚烧的书，就是今天的烂报纸；秦始皇坑杀的儒生，就是今天出版烂报纸的主笔。形势发展到一定地步，就有不得不焚烧、不得不坑杀的人和事。○读书人 袁简斋的《原士论》说：“读书人少，天下就能治理，为什么呢？天下先有农、工、商，之后才有读书人。农民生产粮食，工匠制造器物，商人沟通有无。这三种人，是养活读书人的。所谓读书人，既不能养活这三种人，也不能养活自己。那么读书人该做什么呢？答案是崇尚志向。志向所存，影响外物十分缓慢；而一个人的志向究竟在仁义上还是不在仁义上，也不像粮食、器物、货物的有无那样可以考察得知。那么为什么要重视读书人呢？答案是：这三种人，如果没有公卿大夫就无法治理；公卿大夫如果没有读书人也无法任职。正因为读书人将来要成为公卿大夫来治理这三种人，所以一个人可以治理千万人，读书人不能少，也不能太多。舜有五位贤臣，周武王有十位能臣，难道算多吗？读书人既然少，所以教育他们容易见成效，给他们的俸禄容易优厚，任用他们也容易恰当。如今却不是这样了，才智仅仅能够胜任农、工、商的人，也被称为读书人；有的人甚至连农、工、商都不能胜任，也被称为读书人。他们一旦成为读书人，就都四肢不参加劳动，连五谷都分辨不清，却妄想成为公卿大夫。妄想得到官位而得到后，居处其位毫不疑惑；妄想得到而没有得到，就转而产生嫉妒，制造诽谤，并怨恨上级不了解自己。上面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又以为天下本来就没有真正的读书人，于是更加轻视读书人，读书人便更加困窘。唉！天下并不是没有读书人，只是似乎是读书人而实际上不是读书人的人混杂其中，于是有真正的读书人，却好像没有读书人一样。”我认为，今天的中国不担心读书人不多，只担心没有真正的读书人罢了。可是近来上下都倡导多办学堂、普及教育，把这当作挽救时局的办法，却不知道将来该怎样安置这么多四肢不参加劳动、连五谷都分辨不清，却妄想成为公卿大夫的人呢？而且人人都想施行教育，却没有人肯钻研学问，势必导致将来整个中国到处都是教育人员，却没有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这种情形实在不堪设想！○督抚学堂

译过去京师计划创办税务学堂，我正好在武昌，拜见端午桥，因而谈到这件事。端午桥对我说：“现在中国急需讲求专门学问，我的意思是，也想在鄂省创办厘金学堂。”我说：“既然有厘金学堂，那么州县官也不能没有学堂。”端午桥说：“确实如此。”我整理衣襟，正色回答：“这样说来，督抚也不能没有督抚学堂。”端午桥听了，便大笑起来。我私下认为，求学问的道路，有“大人之学”，也有“小人之学”。小人之学，是讲求技艺；大人之学，是明白道理。讲求技艺，就不能没有专门的学问来精通自己的专业。至于大人之学，则是用来求得明白天下的道理，并不拘泥于用某一种技艺、某一门技能来命名。等到学成而明白道理，用来应对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了。就像操刀用来切割东西一样，刀刃如果足够锋利，用来切什么都合适；用它切牛肉可以，用它切羊肉也可以。不能说切牛肉要用一把刀，切羊肉又必须另外制作一把刀。” ○女子改良 西方人看见中国商铺招牌上有“童叟无欺”四个字，曾经讥笑中国人的内心欺诈，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一斑。我听到这话，几乎无法插嘴。还记得我的家乡有一个市侩，略微认识几个字。为了谋生，办了一所乡村私塾，招收乡间子弟，居然坐上讲席，成了一个迂腐的先生。为了取得乡人的信任，他特意写了一张条幅贴在墙右边，上面说：“误人子弟，男盗女娼。”被他误导的学生大概已经不计其数。其中有一个乡董的子弟，读了几年书，胸中一点学问也没有，把这件事当作终身遗憾。他曾对人说：“我的老师误我太深，他得到报应，确实应该，而且不会有差错。”人家问：“你的老师受到了什么报应？”他说：“他的长子已经捐得道员，而他的公女子如今也进入女子改良学堂了。”直到今天，这件事还在我的家乡传为笑柄。○高等人 从前有一位身材非常肥胖高大的教官，很留心新学，讲究改良。他听说新到任的学宪也非常讲求新学，第一次拜见时，称学宪为“高等人”。学宪大怒，认为他是故意侮辱自己。那位教官连忙恭敬地道歉说：“请高等人明察：晚生认为，中国几千年来连用字也有很多不够稳妥贴切的地方，极应当改良，所以如今把大学改称为高等学，因为求学问的道路只有高等的等级，并没有所谓宽大高大。就像现在这样，宪台的身材比晚生的身材并不大，只不过宪台的官阶比晚生的官阶高一级罢了。因此，对宪台不称‘大人’，而称‘高等人’。” ○费解 袁简斋晚年想读佛经，常常苦于文辞句意艰涩，无法寻求解释，于是向精通佛教禅学的人请教。等到获得解释后，他感叹说：“这种理解本来就是我六经中的意思，有什么深奥玄妙的呢？我们读书人喜欢佛教书籍，不过是喜欢它们难以理解罢了。”我认为，今天仰慕西方文化、讲求新学的人喜欢阅读西装新书，大多也是喜欢它们难以理解罢了。比如严复翻译《天演论》，讲优胜劣败的道理，人人都认为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阐明过的新道理，其实不过就是《中庸》所说的“栽培扶助能够生长的，倾覆败亡的就会覆灭”的意思罢了。○不解 过去陈立秋侍郎，名兰彬，出使美国。他有一位随员徐某，向来不懂西文。一天，他拿着西方报纸看得很入神，使馆译员见了惊讶地说：“您什么时候已经懂西文了？”徐某说：“我本来就不懂。”译员说：“您既然不懂西文，看这个做什么？”徐某回答：“我认为，阅读西文固然看不懂，阅读你们翻译的文章也看不懂。同样都是看不懂，当然不如看西文更好。”直到今天，这件事还被传为笑柄。○狗屁不通 近来有一个西方人，名叫轨放得苟史，是格致学方面的专门名家。因为近年中国各地，尤其粤省，常常发生瘟疫，人民死亡无数，他对此十分怜悯，所以特意漂洋来到东方，想考察这种病的由来。他曾游历各省，详细观察检验，如今已经回国，专门著书。书中的大意认为，中国的疫病是由于放屁不通造成的，而狗之所以生病，都是因为狗吃了性质不相宜的杂物。狗本性属凉，所以狗一旦吃了杂种的寒凉之物，就会患上结滞之病。狗患结滞病后，脏腑中郁结的污秽之气既不能向下排出，便转化为毒气，不从肛门排出，而从口中喷出。这就是中国瘟疫的毒气。总而言之，这部书的大意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中国的瘟疫百病，全都是因为狗屁不通。唉！我们中国说儒者能够贯通天地人，又说一件事不知道，是儒者的耻辱，所以儒者是无所不通的。如今如果轨苟得史连放屁的道理都能讲通，也可以说他是“狗屁普通”了。○看画 从前有人和客人谈到近来中国派王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客人说：“当年，新嘉坡有一种人，俗称土财主，家产极多，年老无子，膝下只有一个已经到了及笄年龄的女儿。于是他想找一个称心的女婿入赘，作为半个儿子，聊以自慰。他又遗憾自己目不识丁，所以一定要得到一个真正读书、容貌像宋玉一样的人才行。正好有一个福建人，年轻而相貌英俊，因为家贫，前往新嘉坡谋生，借住在同乡某行商的商行里。土财主常到某行，看到这个美少年整天端坐看书，暗中很中意他。问某行主，得知他是同乡、想谋求生计的人，于是便托某行主做媒。事情办成后，美少年便入赘，成为土财主家的娇客。入门不久，土财主把美少年叫来说：‘从今以后，如果你能把我家所有账目都管理起来，我也不必再雇用管账先生了。’美少年羞惭了很久，才回答说：‘我不识字。’土财主惊讶地问：‘先前为什么看见你手不离书，整天都在看书呢？’少年回答说：‘我不是看书，我是在看书中的画。’”唉！如今中国的王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也可以说是出国看外国画罢了。○华侨

译《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范蠡渡海到齐国，改名换姓，自称鸱夷子皮，在海边耕作，辛苦劳作，父子一起经营产业。住了没多久，产业就发展到数十万。齐国人听说他贤能，任用他为相。我认为，范蠡就是当时的华侨。想来当时齐国那些穷困无聊的官绅召开盛大欢迎会时，一定要请招待员，悬挂国旗，演奏军乐，吃一顿丰盛宴席，闹出一番大热闹。可惜太史公记述陶朱公的事迹时，没有用龙门笔法把这番热闹情形描写出来，直到今天仍然让人费尽三天思量。○照像 辜鸿铭部郎说：“过去我初到英国时，住在一位学堂教授先生家里。一天我到大街上去，看见道路旁停着一辆高大的马车，车上坐着一个相貌英俊的人，穿着华丽的衣服，帽子上簪满鲜花，衣服边缘全用金线盘结装饰，看起来像显贵的样子。不一会儿，我看见一个穿旧衣服的人从商铺里出来，上车后把缰绳握在手中，扬鞭赶车离去。我回去告诉先生说：‘今天我看见了一位贵官。’并且把他的样子说了一遍。先生说：‘你弄错了，那个帽上簪花、穿金线衣服的人，是仆人；穿旧衣服的，是这个仆人的主人，才是真正的贵人。’我说：‘贵人为什么不自己穿金线衣服，反而把它给仆人穿呢？这是为什么？’先生说：‘不是这样。凡是贵人，都是想观察别人，所以穿得朴素；卑贱的人想让别人注意自己，所以穿得华丽。你要记住。’”这和我们《中庸》所说的“穿着锦绣衣服而外加罩衣，是厌恶它的文采过于显露”的意思相同。我国的风俗向来轻视优伶，本来就是说他们想博取别人的注意。却想不到如今中国号称士大夫的人，事事都想让别人注意自己，就连摄影小照，也总是印入报纸，用来向人炫耀，这也是不知道所谓贵贱区别的表现。唉！真是鄙陋啊。○发财票 清朝张尔岐先生《蒿庵闲话》说：“荀子说：‘国家法令禁止拾取非分之财，是厌恶百姓习惯于不劳而获。’这句话很有意味。人偶然得到非分之财，就一定不能再努力于分内之事；所得与所失通常相抵，而使用这些钱财时也必定挥霍。花用奢侈却不肯努力，这是使财产很快耗尽的方法。追究它的根源，正是非分所得造成的祸害。”我认为，非分之财足以给百姓带来祸害，本来就是国家法令应当禁止的，这只是礼教中常见的道理。比如近来禁止销售彩票，大概也是厌恶百姓习惯于不劳而获；不过也必须看时局如何。如今天下有许多贫穷而无所依靠的人，有时买一张彩票，中奖与否姑且不论，即使没有中奖，也还可以把它当作早晚的希望，聊以博取活人的乐趣。现在连这种活人的乐趣也一并断绝，我不知道那些贫穷而无所依靠的人以后还能拿什么来排遣呢？○卖穷 袁简斋《诗话》中有这样的句子：“假如桑麻真的能遮蔽田野，谁肯在露水很多的深夜跋涉而来？”这是仁人说的话。我国的江、浙两省一向号称繁华富庶之地，倚门卖笑的人固然一直都有。然而从前所谓苏班妓女，她们的声价冠绝天下，却从未听说肯跋涉到其他省份去从事卖笑生涯的。如今却不是这样，凡是各行省的商业港埠，没有一个没有苏班妓女，她们辗转经营，寄身其中。由此看来，今天的中国还有教养之道吗？真令人感慨！有个西方人曾对我说：“今天上海卖娼的为什么这样多？”我回答说：“这不是卖娼，而是卖穷。” ○不枉受穷 清朝张尔岐《蒿庵闲话》说：“邹吉水说：‘世人见面就诉说贫穷，便是贪欲的影子。这个‘穷’字断送了多少豪杰。试看前辈那些显赫人物，大多是穷人。他们为什么就能忍受，今天的人为什么就不能忍受？’这里不可不思考。先生这番话，真是给我们这些人的良药。又想到，能够忍受贫穷，怎样才能取得显赫成就，其中大有道理。如果没有自己所应从事的事业，只知道忍受贫穷，也不过是一个懒惰无能的人罢了。总之，要知道自己应该从事什么，遇到贫穷便自然增长气节骨力，开拓通达的见识。不然，富贵也是白白享受富贵，贫穷也只是白白承受贫穷。不要追求增加财产，只求减少用度；减少欲望，用度自然就会减少。”我认为，我们这些人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应当把“增长气骨，开通识见”八个字写在绅带上，用来警戒自己。

译○叶君传 辜鸿铭部郎曾经撰写《叶澄衷传》，文章说：太史公作《游侠传》说：“我悲哀的是，世俗之人不能体察游侠的本意，反而把朱家、郭解等人与凶暴豪强之徒归为一类，一同讥笑他们。”近代以来，我国放松海禁，沿海百姓因而同外国人通商，突然发家致富的人不计其数。然而其中有的攻劫盗掘，有的玩弄法律、买通奸人，有的倚仗宗族强横、结党营私，侵凌孤弱，大都卑鄙琐屑、龌龊不堪，不值得称道。我唯独见到上海富人叶氏，当初赤手空拳，驾一叶扁舟谋生，最终突然致富，财产达到巨万；而且为人慷慨好义，清廉刚正，珍惜自己的诺言。这仍然是古代那种任侠之士，只不过隐身于商人之中，又隐身于富人之中。叶氏名成忠，字澄衷，祖先世代居住在浙东的慈溪县，后来迁到镇海沈郎桥，于是便在那里安家。父亲名叫志禹，家世世代都是普通百姓，后来因为成忠的缘故，三代都获得追赠荣禄大夫的荣典。成忠六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洪氏抚养几个年幼体弱的孩子，住在一间简陋的茅屋里，辛苦劳作，仅仅能够维持生活。成忠九岁才开始上学，不久又因为家贫的缘故，跟随母亲和兄长耕作。十一岁时，到邻里家做佣工。过了三年，女主人对待他很不讲道理，成忠慨然说：“我是因为母亲的缘故，才忍受这种侮辱；可是大丈夫难道宁可饿死在沟壑中吗？” 于是他辞去佣工，想跟乡人一起到上海去。临行时没有盘缠，母亲便指着田里的秋禾作为抵押，他才得以成行。到上海时，海禁大开，帆船和轮船密集聚集在沪渎。成忠从黎明到傍晚，驾一叶扁舟往来江中，到外国船只那里贸易，互通有无。外国人见他诚实敦厚谨慎，也乐意同他交易，所以他常常获得特别丰厚的利润。同治元年，开始在虹口开设店铺，于是迎接母亲来奉养。起初店铺规模很小，但他节制饮食，忍住嗜好欲望，同佣妇一起共度艰苦，也能选择合适的人来任事，所以几年之间，经营事业日益扩大。于是不断增设分店，几乎遍布各个通商口岸。又在沪北汉镇创办缫丝厂、火柴厂，以振兴工业，并用来养活无数失业游民。已经拥有丰厚财产后，他对自己的供养仍像平常一样，完全没有豪富的气派，比如建造洋楼、搜集珍奇物品之类的事都没有。对待别人总是诚恳热情，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果断，交朋友一定真诚。见到显贵士大夫，说话仍然正直坦率，完全没有谄媚的意思。他又喜欢提拔、尊重后辈，善于体察人情，常常满足各人的愿望，所以人们都乐意为他效力。他天性喜欢施舍帮助，从不显出厌倦的神情，也不露出施恩者的傲色。即使长期客居在外，亲戚朋友中有谁遭遇急难困厄，只要有所请求，没有不予以帮助的。他尤其厚待族人，捐出金钱置办祠田，又建造忠孝堂、义庄，用来赈济族中贫苦而无依无靠的人；同时附设义塾、牛痘局。事情办成后，他说：“这是我母亲的志愿。”凡是乡里的善举，他一定尽力承担并促成。在沪北购买大块土地，设立蒙学堂，教育贫穷子弟，拨出十万金作为经费。又特别倡议捐款二万金，建造怀德堂。凡是在学堂中任职的人，死后如果留下孤苦无依的家属，便在每年节令时加以慰问，使他们免受饥寒。至于各直省遇到水灾、旱灾，他一定拿出巨额资金帮助赈济。封疆大吏敬重他的义行，曾经向朝廷请奏，使他多次获得恩宠赏赐，并传旨嘉奖。光绪己亥年十月，他在上海病重，召来七个儿子说：“我过去受到过帮助的人，以及那些号称朋友、竭诚帮助我办事的人，你们都应当厚待他们，不能废止，以继承我的志愿。”死时六十岁。在这以前，他由国子监生加捐候选同知，赏戴花翎；又被荐举升为候选道，随带二级，赏加二品顶戴。我认为，君王驾驭贵族和富人的权力掌握在上面；权力日渐衰败，最终不驯服到一个商人控制天下是不会停止的。可悲啊！然而世上的贤能豪杰不能建立功名、把恩德施给百姓，如果能富有而乐于施行德行，这还算是次一等的选择。所以司马迁说：“没有隐居山岩、行为奇特之士的操守，却长期处于贫贱而喜欢谈论仁义，也足以感到羞耻了。” 如此等等。我认为辜部郎这篇文章是讥刺世俗的文字，不是阿谀墓主的文章，所以把它记录下来。

译○英国将领戈登事略 戈登是英国名将，名叫查里斯若耳治，道光十二年春天出生于乌利刺城。父亲是御军炮队大将，娶宴德庇氏为妻，名叫以利撒毕。他们生了四个儿子，戈登排行最小。戈登的祖先出自巴克邑的名门，即今英国侯爵亨特利氏的支派。戈登起初在塘墩求学。十四岁时，进入乌利刺武备馆。十九岁时，被授予御军工营校官职。咸丰五年，英国进攻俄罗斯，他开始随军出征。到了俄国，围攻西拔斯拖浦海口，他在这里昼夜驻守城濠督战，从咸丰五年春天一直到城池陷落才停止。他曾经受过轻伤。城南失陷后，戈登立即调往梗盘，不久仍回到西拔斯拖浦。城池陷落后，奉命拆毁城中的炮台、船厂。英俄战事平息后，他随军勘定俄国在东方的新边界。咸丰十年，中外发生冲突，英国进犯顺天。戈登随英军攻陷京师，焚烧圆明园。事情平息后，恰逢中国发生粤匪之乱。同治二年，江、浙两省上游在上海设立洋枪队，将校都任用欧美人，于是向英国官商借调戈登统领。戈登于是同贼军在江、浙两省转战，两年之间共交战三十三次，攻克收复的城邑数不胜数。江、浙是中土最富庶繁华的地区，几年来遭受贼军蹂躏，到这时两省的强寇才全部被歼灭平定。这场战事历时十八个月，仅耗费军需一百万金。人们都认为这是奇功，称戈登为当时的名将。戈登谦逊地说：“平定这些乌合之众，哪里值得称道呢？只是如果把时间拖长一些，中国官兵也可以平定贼军。然而中国的上级官员急于奏报微小的功劳，于是在上海招募海外无业的亡命之徒，想借助他们平贼。不知道这些人既然是为利益而来，反复无常，几乎将给中国带来祸害，比土匪造成的灾祸更加严重。我能够统领这些人，严格加以约束，事情结束后设法遣散他们，不让他们成为祸患。这就是鄙人对中国稍有功劳的地方。”当时苏州收复，江苏巡抚、今相国李公杀害投降的贼军，戈登认为这是不义之举。中国赏赐戈登万金，戈登推辞说：“鄙人效力中国，实在是因为怜悯中国百姓遭受涂炭；鄙人不是以卖剑为生的佣兵。”同治三年，他从中土回国，行囊仍然空空如也。不久被提升补任格列弗司恩海口军领工程队。他在那里居住六年，每当公务之余，便筹集钱物救济贫困，遇到患病的人就施给医药。民间流离失所、无所依靠的孩子，都收养起来，教他们读书；有的还推荐到各条船上做佣工，不让他们失去安身之处。此前，英国、俄国等国商议开通漯扭河，准许各国商船出入，并分别派遣使者守卫河口。同治十三年，戈登解除职务，被选派到渤波勒卡利亚国，担任漯扭河河口使。光绪元年，戈登应埃及国王的聘请，前往苏丹。在此以前，埃及国沿尼罗河南部、靠近赤道的地区，总称为苏丹，都是沙漠荒野之地。然而这一地区土地广阔，最南边附近又发现了几处大湖。埃及国王曾命英国人伯客沙谬前往开辟，做了两年还没有完成，便辞职离去。国王聘请戈登，仍命他前往接办这项事业。戈登在这个瘴气弥漫的偏远地区工作三年，竭尽全力办理此事。地理上的险阻、气候的恶劣以及当地人的强悍顽固，他都凭坚定的心志和毅力克服了。沿尼罗河一带都设置了汛兵，又在埃及制造轮船，使其能够上行尼罗河。遇到险滩水浅时，就把船拆成几段，过滩以后再重新合拢。因此，苏丹南境的大湖亚勒伯坭恩舍，才开始有轮船通行。戈登在这里苦心竭力任事，并不只是为了取得土地利益，因为这一地区的强悍土人从来劫掠人口、贩卖为奴；戈登来到这里，就是想改变这种风俗，禁止贩奴。然而苏丹西境有两个省，一个叫哥尔多番，一个叫达尔夫，都是贩奴者聚集的地方。如果这两省不归戈登一人统辖，贩奴之事就不可能彻底禁止。埃及国王既不把这两省交给他，所以光绪二年，戈登便辞职回国。光绪三年春天，经埃及国王再三恳请，戈登才再次来到埃及，被任命为苏丹全境总督。北起尼罗河的第二滩，南至南境的大湖，东起红海，西至义特湖诸水的发源处，全都归戈登管辖。三年之间，他遍巡各地，居无定所。有时到东部，同哑比西尼亚国的各部勘定边界；有时轻装骑马，减少随从，突然到达西部达尔夫省，逮捕贩奴的暴徒，并借此震慑那些倔强的部落首领。他常常整月坐在骆驼背上，从未解下马鞍。政令一经发布，便决心一定执行。境内虽然强暴之徒很多，沙漠烈日虽然酷热，都不能稍稍削弱他的坚强力量和锐利志气。他又四处奔走而没有党羽，当地人看他就像鬼神出没，无所不到，所以各部蛮夷都被他震服。苏丹境内到这时才有王法政令得以施行。当时外国人在埃及进献言论，干预政事，国王和大臣不能镇定，于是听信外国人的游说，纷纷更改法制，以致政令早晨颁布，晚上就改变。于是戈登在苏丹觉得事事受到牵制，光绪六年便又解除职务回国。这一年，英国选派子爵黎本担任印度经略大臣，黎本任用戈登为参军记室，一同前往印度。不久，戈登发现经略幕府中人的意见同自己不能相合，便请求解除职务。恰逢中国与俄国因伊黎问题发生冲突，中国洋关总税司赫德直接发电报请戈登到中国商议这件事。戈登此行，英国政府因为戈登是英国的在职官员，担心他干预中俄事务而给俄国留下口实，所以发电报阻止戈登，命他立即回国。戈登再次回电说：“我到中国只是为了排解困难；如果朝廷因为我是有职官员，担心留下口实，请把我的官衔职务全部免除，那就绝不会误事。”戈登到了北京，会见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极力陈述中国武备没有修整，作战没有策略，不如暂作迁就以保护大局。大臣问：“如果事情决裂，你愿意相助吗？”他回答：“如果事情决裂，皇帝愿意移驾内地，鄙人一定为中国效力，担当疆场上的事情。”后来事情终于得到解决。当时戈登走到天津，见到中国北洋大臣李文忠。李文忠向外国人抱怨北京各位大臣主张战争、误国的事情。

译有某国公使劝中国的李文忠借助戈登的力量，拥兵到京师，罢黜各位大臣，废掉皇帝，自己做皇帝。戈登听说后叹息道：“鄙人虽然只是一个武夫，做事哪里肯鲁莽到这种地步呢？”戈登回国了。这时英国阿尔兰岛的富豪世族兼并贫民的土地，私自征收的费用重于公税，百姓困苦贫穷，作乱的人到处都是。戈登因此前往那里。他走遍阿尔兰各郡，亲眼看见田地荒芜、农夫受冻挨饿，于是分条陈述改革田租的办法，朝廷讨论后没有采纳，但他提出的意见都切中当时的弊病。几年以后，英国政府果然改革了阿尔兰的田租制度，基本采用了戈登的意见。戈登的条陈多次违逆朝臣的意旨，他知道自己在朝廷中一定不会受到重用。恰好英国属地毛里西亚岛统兵大将的职位空缺。毛里西亚位于印度洋大海中，是一座孤岛。英国人在那里驻兵，英国官员害怕去偏远的驻地，都不愿前往。戈登于是主动请求前去代理。戈登在该岛任职一年，军民都称赞他。适逢非洲大陆最南端有一处英国属地，名叫岌朴（也叫好望角），英国人在那里修建港口，开发土地资源。英国居民同邻近的番部时常发生争斗，官吏又不善于处理，各部于是反叛英国。驻在岌朴的大臣因此请求英国政府特别派遣戈登前往，调停这件事。戈登立即从毛里西亚乘船到岌朴，查明事情原委后，便上书大臣说：“番部之所以反叛，都是因为官吏不能约束本国人，使他们侵害番人。现在应先选派严正的官员，让他们约束本国人，然后才能使番众服从并保障平安。”于是分条陈述处理办法。然而他提出的意见都被大臣的幕僚阻挠，不能实行，戈登便请求解除职务回国。戈登既然处于闲散状态，便请假前往犹太国游历。犹太国是古代西方教主耶稣出生、传教的地方，有许多古迹名胜。戈登到那里后，感慨于古今兴衰变迁的遗迹，遍游观览一年才回国。这时，埃及国南部的地区自从戈登离开后，官吏贪婪残酷、虐待百姓，各地回部都起兵反叛，杀害官吏，进攻官兵；有个大首领自称救世主，奉天命复兴回教、诛除无道之人。埃及官兵似乎被困在嘎墩城。于是埃及国王向英国政府请求，借用一位大将去救出被困的士兵。英国政府仍派戈登，带着两名将校，到达嘎墩城。当时围城还不紧迫，戈登就想率领被围的官兵出城；然而城中还有避难的官吏及其家属、老人、弱者和妇女一万多人，戈登不忍心抛弃他们，所以留下来守城。先把两千多名妇女护送出境。等到城池被围得很紧时，英国政府发电报催促戈登率领部下弃城。戈登回电说：“军民为了我抵抗贼军、守卫城池，如今事情紧迫却要抛弃他们，这难道是大丈夫所应做的吗？”戈登被围已经整整五个月，外援已经断绝，粮食也将要用尽，但仍然从容地督率军民坚守抵抗。于是英国政府才调拨军队，和埃及官兵沿尼罗河上行前往救援。两个月后，援军才到达，但城池已经陷落。戈登最终被杀害，时年五十三岁。死讯传到英国后，官民都为之悲伤。英国政府赏赐他的家属十万金，并在首都为他铸造铜像，以纪念他的忠贞刚烈。”},{

译○赠日本海军少佐松枝新一氏序 光绪二十三年，岁次丁酉，日本国海军少佐松枝新一率领本国军舰来游长江。当时我任职于武昌省城，承蒙松枝君屈尊来访，我也到军舰上回拜致意。于是便在汉皋邀请六七位东洋客人，借西人的酒馆设宴饮酒交谈。宾主本是萍水相逢，却欢乐得如同平生旧交，我对此深为感动。我年轻时曾游历西洋各国，学习他们的语言文字，因此略知其沿革及立国的缘由。西洋近百年来风气大盛，讲求智术，精于制造器械。只是人口日益繁多，所以航海向东而来；东洋各国也因此多有事端。我国自古以来，圣人教导人民重视道义而不崇尚器械，所以制造器械都远远不如西人。加上近来中国民俗苟且偷安，士气不振，因此抵御外敌、抗击侮辱，常常苦于没有办法。唯独日本与我中华在情义上属于同族，文字也相同，而且礼制、文物、衣冠还保存着汉、唐的古制，民间礼俗也保留了许多古代遗风，所以日本士人懂得崇尚义理，能够重视气节。西人东来时，他们都慷慨奋发，以身许国，不顾性命。当时又有西乡等豪杰相继出现，他们都通晓古今，能够顺应时势制定措施，提出治国方略，确立国家根本。唉！日本今天能够振扬国威，不受外国人的轻侮，大概也是有原因的吧！然而我曾听说，日本人近来既学习西方文字和技艺，往往重视西学而轻视汉文经书，我私下对此颇为怀疑。如今有机会结识松枝君，询问其中的根由，才知道并不是这样。松枝原是日本士族，幼年学习西人的军事谋略和航海技术，但尤其喜爱中国文学，所以能够承担国家的重任。由此我更加相信，日本能够达到今天的强盛，固然不是只凭西方那些有限的智术技艺，实在是因为其国家还保存着我国汉、唐的古风，所以其士人懂得崇尚义理、能够重视气节。我不会说东洋语，前些天与松枝会谈时用英语应答，未能把想说的话全部表达出来，今天姑且写下几句话，以表达我的敬仰之意。○关于士的论说 张文襄曾经问我：“外国的各位领事本来是文职，却佩带刀剑，是什么缘故？”我回答说：“这是士人的服装。西洋本来是以封建制度建立国家的，一个国家之中有贵族，也有平民。平民脱离平民户籍以后，习武的人成为士，习文的人成为史。他们的服制是：史穿宽衣博带，就像如今中国牧师、神父所穿的衣服；士穿短衣并佩刀。领事虽然是文职，也属于士这一类，所以遇到大典礼时便穿短衣、佩刀，这是穿士人的服装。”我私下认为，如今我国有史而没有士。考察古代制度，通晓六书的人叫作史，在军队中的人叫作士，所以有甲士、士卒这样的称呼。两汉、三国时期，宰相尚且可以佩剑穿鞋登上殿堂，这是当时朝廷特别赐予的礼遇；然而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古代制度还没有完全消失。那时，做士的人也还知道士的本来意义。自唐代以后，古代制度逐渐消亡，于是把能够写文章、参加科举考试的人称为士。这样一来，名义上是士，实际上却是史，士的本来意义完全丧失了。所以我说：如今的中国有史而没有士。” ○重在德而不在辫子 近来有个名叫濮兰德的英国人，曾任上海工部局书记官，后来到北京担任银公司的代表。他写过一本书，名叫《江湖浪游》，书中所记都是琐碎之事，专门使用讥讽的言辞来嘲弄我国人民。其中有一则题为《黼黻为厉》，大意是说：五十年来，我们西洋各国因为同中国通商，耗费了许多军费，损失了无数将士，每次交战总是获胜。等到战胜以后，一旦进行交涉，却无不败得一塌糊涂。这难道是中国官员的才智胜过我们欧洲人吗？还是他们的品行胜过我们欧洲人吗？其实都不是。若论才智，他们大概即使给我们欧洲人看门、做家丁，恐怕也不能胜任；若论品行，也多半还不如那些穿窬盗贼。对于这样一批没有才能、没有品行的人，为什么我们欧罗巴的钦使、领事一遇到他们，便战战兢兢、惊恐畏惧，好像不能自主，步步退让，对他们无可奈何呢？原因究竟在哪里？我对此事常常感到奇怪。研究多年以后，才终于发现其中的奥妙。原来中国官员能够使我们西人一见就战栗恐惧，并没有别的什么诡计，只是因为他们所穿的黼黻衣服使人产生了畏惧。我的意思是，如今我们西洋各国若想挽救外交交涉失败的局面，就应当赶快同中国商订新约：今后凡是外务部以及各省同我国交涉的大小官员，一律不准悬挂朝珠、穿着黼黻，强令他们改穿像我们欧洲服制那样的窄袖短衣、耸领高帽。这样一来，黼黻既不能再使我们畏惧，我们西人进行交涉大概就不至于失败了。中国如果果真能够遵守这项新约，我们西人就将庚子赔款全部退还给中国，即使这样也仍然觉得自己掌握着胜算。以上所说。按语：像濮兰德所说的这样，他对我国中国的蔑视已经到了极点。然而君子不因为说话的人不好就废弃他的话；他说我国的黼黻衣冠能够使西人畏惧，虽然是戏言，其中也未尝没有至理。孔子不是说过吗：“君子使自己的衣冠端正，使自己的目光庄重，仪态严肃，使人望见便产生畏惧。”而且按照人情来推测：凡是遇到与自己不同的人，自己不能看透他的深浅，便会有所猜忌，于是敬畏之心就产生了；遇到与自己相同的人，一眼便能看清他的底细，就没有什么顾忌和畏惧，于是轻慢亲狎之心便产生了。如今有人认为，剪除辫子、改换服装是当前救国的紧急事务。我认为，中国的存亡在于德行而不在于辫子，辫子剪除与否本来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将来外务部那些位居高位的官员以及外省负责交涉的人，剪掉辫子以后穿窄袖短衣、戴耸领高帽，他们的步履和目光，不知能够使外国人产生敬畏之心呢，还是会使外国人产生轻慢侮辱之心呢？○自大 光绪十年，日本名叫冈千仞、号振衣的人来到中国游历，曾写过《观光纪游》一书，其中记载了他的朋友樱泉谈论中国弊病风气的一段话。他说，樱泉是到中国游学的日本士人，他所谈的弊病风气极为切中要害。原文说：

译中国士大夫所可贵之处，在于重视名分教化，崇尚礼让，志趣高雅，气度温和；至于农民、工匠和靠劳力谋生的人，能够忍受劳苦，安于菲薄朴素的生活，急切地谋求生计、经营产业，这些也不是我国人所能比得上的。然而士人谈论经学，把百年有限的精力耗费在直到白头仍无所成就的科举功业上。等到一旦考中科第、获得显贵地位，便沉溺于财物贿赂，使自己的家产肥厚，患得患失，廉耻荡然无存，再也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至于那些以名儒大家、泰斗之名负有盛名的人，日夜穿凿附会地解释经书，讲求荒谬怪异的见解。金石学、说文学，是宋明以前所没有的学问。自顾炎武、钱大昕等人以考证为学以来，竞相标新立异，务求压倒宋明学者；内容纷乱杂沓，毫无实用，百倍于宋儒。那些稍有才气的人，把诗文书画当作钓取名声、博取财物贿赂的工具，玩弄外物而丧失志向，对身心毫无补益；吟咏风云月露，也不能有益于当世。这同晋代的老庄之学又相差多少呢？吏胥奴颜婢膝，把逢迎奉承当作风气，望见权贵门第便拜倒在地，欺骗自己、出卖他人，还自以为得计。商人和工匠胸无点墨，却装饰容貌、炫耀价格，滥造粗制的东西，骗取人的钱财。这些还可以按人的常理论说。其中最下等的人，像狗盗鼠窃一样，不知道刑法是什么；站在门前乞求怜悯，也不知道污秽为何物。这些人轻浮急躁、杂乱不堪，喧叫、呼喊、嬉笑、辱骂，都是由于风俗衰败、教化不能施行造成的。唉！政治教化败坏到这种地步，却还要侮辱外国人，坚持顽固的见解，傲然把自己当作礼义大国。欧美人把中国看作尚未开化的国家，大概也不是没有原因。以上是日本人樱泉二十年前说的话。我还记得道光末年，徐松龛中丞名叫徐继畬，撰写《瀛环志略》，当时看见这本书的人哗然，说他夸大外国、抬高夷人，因此受到广泛的指责，最后丢掉了官职。我国士大夫向来像夜郎那样自大，因而招致外国人的讥笑，实在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只是如今仰慕西方化的人，为什么又会先前傲慢、后来恭敬呢？孔子说：“古代人的自负还比较有节制，今天人的自负却变成了暴躁乖戾。”所谓有节制，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只知道责备自己而不责备别人，只要求自己而不要求别人罢了。○依样葫芦 孔子说：“学习了，并且按时温习它。”朱熹注释说：“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仿效。”我私下认为，“学”的意义很广，不应只按“仿效”来解释。如果只把它解释成仿效，就会使后来的求学者只求知道事情应当怎样做，却不探求为什么应当这样做，这就是所谓照着样子画葫芦。还记得中国嘉庆、乾隆年间，刚刚放宽海禁时，有一个西方人身上穿的衣服破了，当时又没有西方裁缝。没有办法，只好找来中国成衣，问：“你能做西式衣服吗？”成衣说：“有样式就可以代为制作。”西方人找出旧衣服交给他，成衣接过后离开。过了几天，他把新做的衣服送来，检查剪裁制作等各方面都没有差错，只是衣服后面剪掉了一块，又缝补了一块。西方人惊讶地问是什么缘故，成衣回答说：“我只是照着你的样式做罢了。”如今中国锐意谋求革新，事事仿效西方，却不探求其中的所以然，只去做表面上应当做的事，同这个西方人雇用的成衣又有什么不同呢？唉！○学术 宋代陆象山说：求学有讲明和践履两方面。《大学》所说的致知、格物，《中庸》所说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孟子》所说的“开始整理条理”，是智慧方面的事，这就是讲明。《大学》所说的修身、正心，《中庸》所说的笃实行之，《孟子》所说的“最终整理条理”，是圣人方面的事，这就是践履。事物有根本和末节，事情有开始和终结，知道先后次序，就接近道了。要修养自身，先要端正内心；要端正内心，先要使意念真诚；要使意念真诚，先要使知识达到极致。使知识达到极致在于穷究事物。单从《大学》来说，这当然先属于讲明。从《中庸》来说，如果没有学习就不能做到，没有询问就不知道，没有思考就不能得到，没有辨析就不能明白，那么又凭什么去实行呢？从未学习、询问、思考、辨析，却说我只笃实行之，这就是在黑暗中行走。从《孟子》来说，事情大概没有无始而有终的。讲明还没有达到，却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实行，就好比射箭的人没有学习射箭方法的巧妙，只依仗自己有力气，说我能射到百步之外，却不考虑自己从来没有射中目标。所以说，能射到那么远，是你的力气；能够射中目标，却不是你的力气所能决定的。如果讲明有所欠缺，而一个人的资质又特别优异，践行又纯正笃实，像伊尹的担当、伯夷的清正、柳下惠的温和那样，不思考、不勉强，自然而然地做到，也可以称为圣人。而且《孟子》也有不愿意学习的地方，那些拘泥于章句的腐儒和盲目守旧的读书人，又怎么可以固执地只做某一件事，却傲慢地对待懂得求学的人呢？然而必须专心致志、笃实地学习，不从事空洞的言论，然后才可以称为讲明。如果把只停留在口头和耳朵上的学习称为讲明，那就又不是圣人的门徒了。以上所说，就是他的意思。我认为，宋代学者偏重践履，却不知道讲明，所以当时陆象山才有这样的论说。如今的学者，不仅不知道讲明，甚至也不知道士人所从事的学业究竟是什么。不把国家没有学术、没有人才、没有良好风俗当作忧患，却斤斤计较地把国家没有实业当作最紧急的事务，以至于那些经生学士、负有赫赫泰斗之名的人，也无不把毕生精力集中在这件事上。按照名称推究意义，他们还可以称为读书人吗？从前樊迟请求学习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他又请求学习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出去后，孔子说：“樊须真是个小人啊！”

译○风俗 管异之在《拟言风俗书》中说：我听说，天下的风俗，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弊病。夏代崇尚忠诚，它的弊病是质朴粗野；殷人崇尚恭敬，它的弊病是流于迷信鬼神；周人崇尚文饰，它的弊病是文饰胜过实质，人人追逐末节。夏、商、周三代已经如此，何况后世呢？不过，承受前代的弊病而善于纠正它，这就是三代、两汉风俗日益美好的原因；承受前代弊病却不能善于纠正它，这就是秦人、魏、晋、梁、陈风俗日益衰败的原因。风俗美好，社会就安定太平；风俗衰败，社会就危险混乱。天下的安危取决于风俗，而端正风俗必定要兴起教化。处在今天谈兴起教化，人们就认为迂腐了。他们以为，教化的兴起，难道是早晚之间就能实现的吗？但我认为不是这样。教化的事业有实际内容，也有形式；只运用形式，就迂腐而且困难；运用实际内容，就不迂腐而且容易。夏、商、成周的事情年代久远，不必说了，请让我从汉代谈起。过去汉代承接秦朝的弊病，形成的风俗是贪图利益而不顾羞耻，正是贾谊所说的“孜孜不倦地贪图利益，和禽兽没有区别”。自汉高帝、孝文帝困辱商人、严禁贪赃官吏以后，没过多久，西汉的太平局面就形成了。后来中间又遭遇王莽之祸，当时的风俗又变成重视死亡而轻视气节。等到光武帝重视敬重大臣，以礼相待名士，甚至以万乘之尊亲自向平民身份的人屈尊行礼，也没过多久，东汉的太平局面便形成了。由此说来，改变风气、移易习俗，所采取的不过一两项措施，但由此形成的势头就可以教化天下，并不困难。以上所说，就是他的意思。我朝咸丰、同治以前，科举考场的弊端层出不穷，买通枪手代考，打通关节，明目张胆，已经习以为常。到了咸丰初年，某一案件发生，朝廷震怒，把当朝宰相柏梭按重典治罪，天下人都惊惧起来。由此，科场舞弊的风气稍有减少。可见风俗的转变，掌握在上位者手中。朝廷能够整肃纲纪，实际实行的不过一两项措施，就足以使上下都惊惧，从而洗心革面。○政体 国朝潘耒给某位学士的信中说：我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致力于追求善于治理的名声，而看重是否真正取得治理的成效。孔子说：“有那样的人在，政治就能兴举。”后来的儒者也说，有善于治理的人，却没有一成不变的治国之法。衰败的时代，法制禁令与盛世没有不同，却不能实现治理，是因为法令的本意不能得到贯彻，名义与实际不相符合，上下互相蒙骗，苟且敷衍成为风气。若只是依靠条文来防止奸邪，借助律令来制止恶行，有制定法律的名声，却没有执行法律的实际，我恐怕弥补缝隙、遮掩护短的弊病，反而会比从前更加严重。比如现在的制度规定，督抚、地方官同在京大臣相互交往，就要革职；这样所能禁止的，不过是京城之下公开拜访往来的礼节罢了。假如相隔数千里，私下往来，暗中沟通、输送财物贿赂，能够知道吗？官吏因收受赃物满十金就判处死刑，如果真能依法执行，那么人人都将成为杨震、邓攸那样的人了。看看今天做官的人，能够这样吗？法律如果远离人情，就必然有不能实行的地方。既然法律还在那里，人们就必然巧妙地彼此躲避，遮掩的手段越来越精巧，私相交往的踪迹越来越隐秘，而议论者还会认为禁令得到执行，朝廷内外清肃。天下从来不是没有人才，人才也不是不能办事，只是担心没有办法驱使、策励和激发他们。于是，他们把自己的才智专门用来谋求身家利益，把自己的聪明专门用来弥补漏洞、遮掩过失。假如能改变这种习惯，把原来用来谋求身家的才智用于朝廷，把原来用于弥缝掩护的聪明用于安抚百姓、保障国家，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成？还有什么功业不能建立？所依靠的是几位大臣向皇上陈述纲领，辨明根本和末节，用真实诚恳的心意振作天下的人才，用重大的机权改变天下积久的习惯，开诚布公，赏罚分明，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端正地方以端正百姓，使纲纪严肃而百姓生活安定。” 以上所说，就是他的意思。我私下认为，中国自咸丰、同治以来，经过粤匪的扰乱，内部空虚、外部受侵接连交替而来，就像一副遍布疾病的身体，几乎难以着手医治。当时得到一位时髦的郎中——湘乡曾姓之人——拟了一剂方子，名叫“洋务清火汤”，服了若干剂也没有见效。到了甲午年，病情大变，又有一位儒医南皮张姓之人另拟一方，名叫“新政补元汤”，药性急烈，服下去恐怕会发生中毒变化，于是就在原方上略加删减，取名为“宪政和平调胃汤”。自从服用这剂药以后，不但没有看到转机，病情反而更加严重了。事势发展到今天，恐怕不能不另行拟定良方。过去宋代苏轼在哲宗初年，请求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说：“药虽然由医生之手进献，药方却大多流传自古人。”现在姑且摘录前面的文章，作为正本清源的议论。倘若有医治国家的高手出现，也许会从这里有所取法，希望不至于毫无小小的补益。○看招牌 从前有一位洋行老板，经营军装生意，曾经同中国官场应酬，时常宴请各省委员来招徕生意。每次宴会吃完饭，便拿雪茄烟供客人抽，全都用上等货，价格十分昂贵。但中国客人往往还没吃完饭，就随手把烟轻轻扔掉。洋行老板一向吝啬而又狡猾，后来宴请客人时，便暗中换成最差的烟，却套用装着最上等香烟的烟盒。一天，某省办理军装事务的道员，平素自称熟悉洋务，到这位洋行老板家吃晚饭。饭后，老板拿烟供客人，道员偷看烟盒上的包装，惊讶地说：“咦！我知道这种烟一盒应当值十洋。”随即抽出一支含在嘴里咀嚼，喷出烟来，得意洋洋地自夸说：“我说值十洋，味道果然不错。”老板只是掩着嘴暗自发笑。唉！西方商人在中国销售洋货，最看重招牌；凡是仿冒他们招牌的，必定请官府惩办。大概是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人不论货物优劣，只看招牌罢了。孔子说：“人没有不饮食的，但很少有人能真正辨知滋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爱惜人才

译本朝沈归愚尚书说：“从前欧阳文忠公爱惜士人，士人只要有一句话合乎道理，他就不怕路途数千里去寻访，甚至超过了士人寻求欧阳公。实在是因为国家得到一个人才，这个人才就会转而荐举、提携其他人才，以至于数代之后还享有这种好处，所以他爱惜人才竟然这样深切。”我还记得从前张文襄督鄂时，督署电报房有一位姓梁的留学生，是电报房众学生的领袖，专门负责翻译电报。按照旧例，每月朔日、望日行礼，署中的文案委员和电报学生分班行礼。梁学生本来同电报房众学生站在一处，文案委员没有一个人同他交谈。一天，文襄出堂接受行礼，看见梁学生同电报学生站在一起，便亲自把他带出班外，安置到文案委员的班列中，说：“你在这个班里行礼。”众人都感到惊愕。此后文案委员见到梁学生，便格外殷勤，和过去白眼相待的情形完全不同。从前的梁学生，就是今天的外务部梁崧生尚书。我记下这件事，不只是借此表现官场炎凉的人情世态，也是为了记载文襄识人爱才，确实具有大臣的风度。不自我看重 本朝张尔岐先生《蒿庵闲话》说：“赵宣子囚禁叔向，乐王鲋想替他求情，叔向没有答应。家臣责怪他，说：‘祁大夫一定能够救我。’祁大夫最终救出了他。”叔向识人的明察、处置变故的尺度，已经不用说了；至于他守身立国的远见，更是无人能及。乐王鲋是小人，早就不应同小人结交，何况还要接受他解除囚禁的恩惠呢？接受他的恩惠，却又同他相违背，他一定会找借口；顺从他的欲望，又将失去自己。君子受小人控制，以致自身和名声一起毁掉的，都是从一件苟且之事开始的。叔向宁可不获免自身，也一定不肯接受小人的恩惠而受他控制，这是大臣的见识。”我认为“不可同小人结交”这句话，关系最为重大。从前柳子厚因为依附、附和王叔文一党，自身和名声都遭毁坏，留下千古遗恨。韩文公说，子厚年轻时不自我看重，只以为功业可以很快建立，所以终于因而被废黜退居。凭借子厚的品德和学问，只因一时不自我看重，最终竟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来补益世用。至于如今那些把攀附钻营、争逐名利当作能耐，根本不知道人世间还有羞耻之事的人，还希望他们挽回大局、广泛救济时局的艰难，能够办得到吗？不拜访客人 唐代李习之《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说：凡是贤人奇士，都自负其才，不肯苟且迎合世俗，因此即使见到了他们，也很难了解他们。见到他们却不能知道他们的贤能，就等于没有见到他们；知道他们贤能却不能任用，就等于没有知道他们的贤能；任用了他们却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就等于没有任用他们；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却容许谗人的离间，就等于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所以，见到贤人能够认识他，认识他能够任用他，任用他能够充分发挥他的才干，并且不容许谗人的离间，这样的人，天下只有一个。如今有两个人一同来，其中一个是贤士，另一个是普通人。接待他们时礼貌却不更加优厚，那么贤士就会离去，而普通人会天天来。何况如果接待普通人反而更加优厚，那么善人还会有什么理由来呢！” 丁未年，我随张文襄[原文“人都”，疑为“入都”]，得以认识瑞仲兰京卿，彼此意气相投，只恨相见太晚。京卿问我：“您这次进京，已经拜访过别人了吗？”我说：“我不拜访客人。”京卿说：“早就听说您的才学名声在同辈中居首，我本以为您应当早已不断升迁显达，却直到今天还屈居下位，实在令人不解。如今听到您的话，我才恍然明白了。您竟然不拜访客人，正不怪会是这样了。”我们彼此相视而笑。自强不息 “棠棣花开，花朵翻动。难道我不思念你吗？只是居室相隔太远了。”孔子说：“并不是真的思念，哪里会觉得遥远呢？”我认为，这一章说的就是道不远离人的意义。辜鸿铭部郎曾经翻译德国名哲俄特的《自强不息箴》。其中写道：“不趋赶，不停息，譬如星辰；增进德行，修习事业，努力践行，接近仁德。”这位西方哲人的成就很卓越，他的名字叫俄特。道路虽有不同，最终却殊途同归，中西之理本来是一致的。应当勉励啊，这些训诫的话就是自强不息。由此可见，道并不远离人，中西本来就没有两种不同的道。犹龙 孔子到周地去，将要向老子请教。老子说：“您所说的那些人，他们的身体和骨骸都已经腐朽了，只有他们的话还留存着。况且君子遇到合适的时机就出仕，不遇到合适的时机，就像蓬草被风吹卷一样漂泊而行。我听说，优秀的商人把珍贵货物深藏起来，好像什么也没有；君子具有盛大的德行，容貌却像愚拙之人。去掉您的骄傲之气、过多的欲望、矫饰的神态和放纵的志向，这些东西对您的自身全都没有益处。我能告诉您的，也只有这些罢了。”我认为，虞舜是圣人，而大禹还要告诫他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孔子是圣人，而老聃也这样告诫他。谁能说孔子之所以成为万世纯粹的圣学之圣人，不正是因为老子这一番爱护他的训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