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中

译凡辅臣、宣徽使初次任职时，追封三代，分别为东宫三少的官号（曾祖为少保，祖为少傅，父为少师）；因入宫或遇到大礼，还可以进加至太师。两令、国公、使相、节度使，也追封三代。尚书、资政殿大学士、三司使，追封二代，最高至太尉；大学士则自有如两府的待遇。学士至待制，追封一代，最高至太尉。其余升朝官以上直到吏部尚书，追封一代。（父亲曾任两府，追赠可至师、令、国公；曾任两制、大两省，追赠可至太尉。）唐朝宰相只追赠一代。权德舆罢相后，任检校吏部尚书、兴元节度使；他从润州把父亲改葬到东都已故祖父的墓地。他的祖父亻垂，最终官至右羽林军录事参军；于是权德舆上表，请求把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的官职回赠给祖父。诏令不许接受他的官职，只特赠亻垂为尚书、礼部郎中。（权德舆在迁▯式假期间，公事都派官员办理；如果有敕使或另行奉诏的命令，就让他暂时穿着惨服接受诏令。） 唐朝制度，宰相不兼任尚书左、右丞，大概是因为仆射通常担任宰相，而左、右丞负责统辖尚书省、留在省中处理事务。元和年间，韦贯之任右丞、平章事，不久便升任中书侍郎。又有规定，仆射和给谏都不能作为致仕官。然而杨于陵曾以左仆射致仕。（本朝沈相伦也曾以仆射致仕。） 唐朝节度使被授予仆射、尚书、侍郎，称为“纳节”，都不降麻，只由舍人院发布制书。天禧年间，丁晋公从保信军节度使被授为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当时先公正在西阁负责起草制书。至和年间，韩魏公从武康军节度使被授为工部尚书、三司使，却降麻，这不是旧例。皇▯年间，宗衮请求设置家庙。朝廷下交两制和礼官议论，他们认为庙室应当长久存在；如果本人去世而子孙官位低微，家庙就会随之毁坏。因此请求让他的子孙承袭三品的阶、勋和爵位，使家庙大概能够常常奉祀，但朝廷没有答复。秘府收藏有唐代孟诜的《家祭礼》、孙氏《仲飨仪》等几种文献。大体说来，士人家使用台桌来享祀，形式类似几筵，其实属于凶祭；四仲月的吉祭，只应当使用平面毡和条屏风而已。汉乾▯年间，任命枢密使才开始降麻，采用与将相相同的制度；本朝沿用了这一制度。石元懿罢任后改任仆射，也降麻；高文庄、田宣简、吕宝臣罢任时，只由舍人院发布告身。天圣年间修撰《国史》，王安简、谢阳夏、李邯郸、黄唐卿任编修官。安简神情冲淡，唐卿专心写作诗文；谢、李曾经戏作诗句说：“王貌闲如鹤，黄吟苦似猿。” 天圣年间，钱文僖留守西都。当时应天院有三圣御像，距离府第只有十里；每逢朔日、望日，便召集众官前往朝拜，天还没亮就出发，朝拜完毕后喝三杯酒才回来。钱文僖戏作诗句说：“正好睡时行十里，不交谈处饮三杯。”又有人送来驴肉，他又说：“厅前捉到须依法，合内盛来定付厨。” 宗衮曾经赞赏黄子温的诗。子温名叫孝恭，天圣八年考中进士，任大理寺丞，后来失去官职。他的堂兄子思也擅长作诗。《咏怀》诗说：“日者未知裴令贵，世人争笑祢生狂。”《重午》诗说：“风檐燕引五六子，露井榴开三四花。”子思名叫孝先，天圣二年考中进士，最终官至太常博士。治平三年，我任知制诰。那年六月，我梦见丞相派朱衣吏来召见，命我起草任命某人为邃清殿学士的制书。醒来以后，我记不起那人的姓名和制书文辞了。第二年五月甲辰日，丞相派朱衣吏来召当值起草制书的舍人吕缙叔，命他起草制书，任命邵不疑为宝文阁学士。几天后，我得到承旨张公所作的诏书，其中说：“▯规层宇（正字犯御名），邃在西清。”我恍然记起上一年的梦；梦与诏文虽然有些离合，但其中的名字仿佛符契相合。尊号起源于唐朝。唐中宗称“应天神龙皇帝”，后来明皇称“开元神武皇帝”，从此以后大多都如此称号。陆贽曾经以此劝谏德宗。宗衮撰写《尊号录》一篇，并系以赞语说：“损之又损，天下归仁。”大概是借此寄托讽谏。皇帝即位后，群臣一共两次上尊号，皇帝都不答应。李尚书维有三个兄长：文靖是丞相，贽任尚书虞部员外郎，源任太子中舍，三人都在五十八岁时去世。尚书本人这一年也得了重病，向朝廷恳切陈说，于是罢去翰林学士，改任集贤院学士，出任许州知州。王给事博文和他的儿子景彝都任枢密副使，但也都过了一个多月便去世了。欧阳少师说：他任河北都转运使时，冬天巡视所属地区到沧州、景州之间，在野亭住宿，半夜听到车旗兵马的声音，几乎一直到天亮都没有停。他问当地住宿的人，那人说：“这是海神迁徙，五七年中才有一次。” 致政王侍郎子融说，天圣年间，他回到故乡青州时，滕给事涉任青州太守。隆冬时节，浓霜覆盖，房屋瓦片全都形成百花的形状；他用纸把这些花纹摹下来，他家中至今还保存着几幅。凡节度州为三品州，刺史州为五品州。唐朝内臣任中尉，只追赠大都督。国初，曹翰以观察使身份任颍州判官，这是以四品官治理五品州。品级相同称“知”，相隔一品称“判”。此后只有辅臣、宣徽使、太子太保、仆射称“判”，其余都称知州。参知政事的父亲，见到儿子升任并接受朝拜的，有卢朱崖、吴正肃和尚书张公安道；枢密副使的父亲，有陈尧叟、张文孝、吴文肃。由于这些人被任用，朝廷大多加重追赠他们父亲的恩命。唐朝时，没有听说黄河有决口泛滥的祸患。《唐书》只记载薛平任郑滑节度使时，黄河才在瓠子以东决口，水泛滥到滑州，距离城墙只有二里左右。薛平查考并寻找旧河道，在黎阳西南引出水道，于是命他的属官裴弘泰前往请求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田弘正答应了。于是登记应当被水占去的民田，改换给他们其他土地，疏导河道二十里，以减弱水势，把河南的七百顷田地归还给百姓；从此滑州人不再受水患。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记载。大概是因为河朔地区在天宝以后长期属于藩臣管辖，事情没有上报朝廷。汴河也没有听说过疏通的事情，只有《郑畋集》记载，郑畋任宰相时，汴河淤塞，请求命河阳节度使在汴河口开导水道，并命宣武、感化节度使严令州县，封闭公私斗门。感化就是徐州。

译唐朝两京都有三馆，而且各自设有馆舍，所以分别命人修撰文字。本朝把三馆合为一处，都设在崇文院中。景▯年间命人修撰《总目》，就在崇文院；其余各项修撰则分别在其他地方设局，大概是为了避开众人的耳目。《太宗实录》放在诸王赐食厅，《真宗实录》放在元符观。祥符年间修撰《册府元龟》，王文穆任枢密使并主管此事，于是就在宣徽南院厅修撰，以便办理事务。此后修撰《国史》《会要》，称为编修院。后来又修撰《仁宗实录》，同时修撰《英宗实录》，于是设在庆宁宫史馆，兼管日历局，设置修撰二员，由宰相任监修。自从设置编修院后，便由一名修撰主持；《日历》等书，也都分别归入编修院。唐朝在京的文武职事官，九品以上，朔日、望日上朝。文官五品以上以及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天入朝参见；武官五品以上，仍在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入朝参见。三品以上官员，在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还要再参见。（王沂公家的一部抄本说：四品以上官员，在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再次参见。）长上、折冲、果毅，如果是文武散官五品以上，在各司当值或任长上的，也都按照职事官入朝参见。其洪（正字犯宣祖庙讳）文馆及国子监的博士、学生，每季参见；如果遇到雨雪沾湿衣服、仪容有失，或者道路泥泞积水，都停止参见。（以上是唐《仪制令》的规定。）凡京城百司中有常参官，指五品以上的职事官和八品以上的供奉官。（以上是《唐六典》的规定。）正（正字犯仁宗嫌名）元二年，诏令文官充任翰林学士、皇太子和诸王侍读，武官充任禁军职事，都不参加常朝。那些在三馆等处任职掌事的人，完成朝参后，都各自回到职所办理事务。这一年，御史中丞窦参上奏说：“常参文武官，按照法令每天参见；自从时局艰难以来，便允许分日参见，等战事稍稍平定，就应当恢复常规。” 武官按照法令，五品以上每月参见六次，三品以上还要增加三次。近来这些制度都停止废除了，现在请求依照法令恢复旧有仪制。”十三年，御史台上奏说：“各司常参官，文官如果隔假超过三日，就都按横行参假的方式参见。武官每月原先安排九参、六参（九参指每月参见九次，六参指每月参见六次）。今后每逢三节假期结束，即使不是原本安排的参见日期，也依照文官的规定，按横行参假的方式参见。”（以上是《唐会要》的记载。）后唐同光二年，四方馆上奏说：“今后除随驾将校和外方进奉专使外，文武两班三品以上官员，可以在内殿应对见驾；其余都到正衙。”朝廷听从了。天成元年，皇帝下御札赐告文武百官：每天在正衙常朝之外，每五日到内殿一次问候起居。每月朔日、望日，在廊下赐食。唐朝太平时，常参官每天退朝后都得到赐食，称为“廊餐”；自乾符年间发生乱离后便停止，只有每月初一入阁时赐食。明宗即位后，谏官请求文武百官每五日一次问候起居，在便殿拜见皇帝。李琪认为这不合旧例，而且每五日一次过于频繁，请求改为每月朔日、望日入阁，赐廊下食，废止每五日问候起居的仪式。从此规定，除朔望入阁外，每五日举行一次起居礼，成为常规。天成元年，下诏说：今后如遇皇帝不坐正殿的日子，在尚未临御内殿之前，便命阁门使宣布皇帝不坐殿，放百官退朝。这一年，御史台上奏说：“凡新任命的官员以及奉派出使者，都应当到正衙谢恩辞行。每逢内殿举行起居礼的日子，百官不在正衙排列班次；这些出使者和新任官员的辞谢礼，也不令他们参加。每逢内殿举行起居礼，百官先在文明殿庭排列班次，等辞谢的官员退下后，再排列进入内殿。”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晋天福二年，中书门下上奏说：“在内廷任职的各司使等人，每当被任命为正式官员，请令他们到正衙谢恩后，不再参加常朝。京官中尚未入朝的官员，只参加朔望朝参。”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以上见《五代会要》。）本朝规定，在京文武升朝官每日入朝；如有诏令免除常朝，则每五日参加一次起居礼（见本朝令文）。考察唐代制度，文武职事官都参加常参，武官班次每五日参加一次，另有每三日参加一次的（五日一参加上朔望朝参，共为六参；三日一参则为九参）。所谓常参官，原来没有无职事的官员；到了后唐同光年间，才分为常朝和内殿：凡随驾将校、外方进奉使以及文武三品以上官员，都在内殿朝见，其余人都到正衙。到了天成初年，下诏规定，文武百官除每日参加常朝外，每五日还要到内殿参加起居礼。入朝官员遇到皇帝宣布不坐殿、放朝时，各自退回本司。本朝视朝的制度是：文德殿称为外朝，凡是不办理政务的朝臣，每日到这里入朝，这叫“常朝”；垂拱殿称为内殿，宰臣、枢密使以下的要近职事官以及武官班，每日到这里入朝，这叫“常起居”；每五日，文武朝臣中办理政务者和令其办理政务者都到内朝入朝，称为“百官大起居”。这样看来，参加朝会的制度分为三等。大概天子临朝，最重要的是正衙殿。按照礼制，群臣没有一天不入朝，因此即使正衙不坐殿，常参官仍然排列班次，等宣布放朝后才退下。（唐代有职事的官员称为常参官；如今隶属外朝而不办理政务的官员，也称为常参官。）

译唐代每日到宣政殿临朝，在殿廷设置殿中细仗、兵部旗幡等仪仗；朝官退朝后，都赐给食物。开元以后，朔望日到宗庙进献，并赐给牙盘食；唐明皇想避开正殿，于是到紫宸殿临朝，召唤仪仗进入阁门，从此便有了“入阁”的名称。在唐代，这并不算隆重的礼仪。唐末皇帝经常在其他殿临朝，更不设置仪仗，遇到朔望日才特意设置。入朝官员仍然获得廊下食。因此郑谷等人多作诗歌加以描写赞叹。五代一直没有中断实行。太祖、太宗多次到文德殿举行入阁礼。熙宁二年，我奉诏修订《阁门仪制》，认为在文德殿举行入阁礼不合适，应当召集仪仗到紫宸殿临朝，于是请下诏让两制官和太常寺讨论。学士承旨王珪等人认为，入阁是唐代临朝的仪式，不值得实行，于是诏令删去这项礼仪。我和阁门诸位官员便请求按照唐代到宣政殿临朝的礼仪，酌量设置仪仗来临御。诏令于是批准了。如今朔望日到文德殿临朝，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阁门原有旧的入阁图，礼仪大体依照旧制而更为简略便利。仪仗包括文武官一百人、执仗者四百人；五龙、五凤、五岳、五星旗以及御马，都排列在殿门外。旧制规定，凡是连续放假三日并且已经载入法令的，宰相直到升朝官都要到文德殿参加假日朝会，称为“横行”。第二天百官仍然到内殿参加起居礼。近年以来，连续放假后大多就直接举行起居礼，于是废除了“横行”这一礼仪。吏部流内铨每次任命官员，都称为权、判；在正衙谢恩，又在正式谢恩前往前殿引领候选官员谢恩辞行。这件事自唐代以来称为“对扬”。判铨官和候选官员一同进入内殿，起居礼完毕后，判铨官在殿廷靠北处面向西站立，候选官员谢恩辞行完毕，便退下。判铨官也行礼谢恩后退下。近来只命令候选官员在门前谢恩辞行，判铨官不再入殿。魏野居住在陕郊，当地很有水乡竹林的胜景。有客人来，他一定留客饮酒。真宗时，朝廷征召他，他没有出来任职。天禧年间去世，追赠秘书省著作郎。魏野的儿子魏闲也有父亲的风范。皇祐年间，天章阁待制李昭遇任陕州知州，把这件事报告朝廷，朝廷赐给魏闲“清逸处士”的称号。古代将在下葬前请求赐谥，以谥号替代原名；近世则多有停柩未葬，或者已经下葬后才请求赐谥的情况。唐代独孤及为郭知运请谥时，右司员外郎崔夏认为：知运下葬已经五十年，如今才请求改名，私下恐怕不合礼制。独孤及认为，请求赐谥的五家都在下葬以后：苗太师死后一年，吕諲死后四年，卢奕死后五年，颜杲卿死后八年；唯独知运因为超过时限而受到压制。况且八年和五十年虽然迟早不同，但同样都是过期，不能因此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于是给知运谥号“威”。本朝以来，由博士拟定谥号，再由考功覆核，往往都能得到润饰好处。庆历八年，有人说博士把美谥加给人，是为了从中谋取润饰之利，和接受贿赂没有区别。于是下诏不许收取别人赠送的财物；从此旧臣的子孙争相前来请求赐谥。后来礼院厌烦这种繁琐事务，便上奏请求改革。嘉祐年间，李尚书维的家人又来请求赐谥，博士吕缙叔援引诏令，把他们拒绝了。唐代制度规定，兼任官职而达到三品，可以获得追赠官职。例如韩文公曾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后来官至吏部侍郎，死后追赠礼部尚书，就是这种情况。又有许多观察使死后追赠两省侍郎，以便达到三品而获得谥号。本朝初年以来，只有正式官职达到三品才可以获得谥号，兼任官职而追赠三品的却不能获得谥号。真宗命陈彭年详细制定有关规定。于是下诏说：“文武官做到尚书、节度使而去世的，允许停止朝会；追赠官职达到正三品的，允许请求赐谥。”但史书失载了这项规定。宝元年间，光禄卿、知河阳郑立去世，朝廷停止视朝，这并不是旧有成例。上元节燃灯，有人说这是沿袭汉代祭祀太一、从黄昏一直到白天燃灯的旧例。梁简文帝有《列镫赋》，陈后主有《光壁殿遥咏山镫诗》。唐明皇先天年间，东都设置灯会；文宗开成年间，设置灯会迎接三宫太后。由此可见，唐代以前并不是每年都固定设置灯会。本朝太宗时，三元节夜间不实行宵禁：上元节皇帝到乾元门，中元、下元节皇帝到东华门。后来废除了中元、下元两个节日，但上元节游观的盛况，却超过了前代。《周礼》说，四季要更换国火：春季取榆柳之火，夏季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季取柞木之火，冬季取槐檀之火。但唐代只有清明取榆柳之火，赐给近臣和外戚。本朝沿袭这一做法，只赐给辅臣和外戚；帅臣、节察、三司使、知开封府、枢密直学士、中使也都能得到厚重的赏赐，这不是通常的赏赐条例。唐代曲江在开元、天宝年间，旁边有殿宇；安史之乱以后全部倾圮废弃。文宗读到杜甫诗句“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于是修建紫云楼、落霞亭，每年按时赐宴，又下诏令各官署在曲江两岸修建亭馆。太宗在西郊开凿金明池，池中有台榭，用来观看水上游戏；但士人游览时没有可以停留住宿的地方。如果像唐代那样在两岸设置亭馆，就会超过曲江的盛况。太宗时，在苏邸修建东太一宫，随后排列设置十座殿，其中五福太一、君綦太一居于前殿，戴通天冠，穿绛纱袍；其余太一神都戴道冠、穿霓衣。天圣年间，修建西太一宫，前殿供奉五福太一、君綦太一、大游太一，也采用通天冠、绛纱袍的制度，其余仍戴道冠、穿霓衣。熙宁五年，修建中太一宫，由内侍主持塑像，于是请求礼院讨论十位太一神的冠服。礼院准备了两份意见：一份主张完全按照东西两宫的制度，另一份请求全部穿戴通天冠和绛纱袍。正好有人说，亳州太清宫有唐代太一神塑像，皇帝派中使去查看，发现那里全都穿着王者的衣冠。于是下诏按照亳州的制度办理。绿色漆器，始于王冀公家。祥符、天禧年间，每逢举行宴会，便盛大地陈列出来。不过这种器物的制作方法来自江南，比较质朴。庆历以后，浙中开始制造，便在当时盛行起来。嘉祐初年，兖国公主下嫁李玮时，少师欧阳公主持礼台事务，与诸位博士斟酌婚礼仪式，颇多采用古制。治平年间，邵不疑以知制诰兼权知谏院，请求选派官员撰定本朝冠礼、丧礼、祭礼的制度，于是诏令礼院详细制定。礼院便上奏请求在本院设置专局，但未获允许，这件事因循拖延，最终搁置了。

译皇祐二年七月，李侍中李用和去世，诏令停止视朝。礼院于是查考李继隆的旧例，院吏用印纸提出申请，从二十一日到二十五日停止朝会。但二十四日正逢太庙孟飨，在停止朝会的日期之内。同知院范侍郎范镇援引《春秋》中仲遂去世后仍然举行绎祭的事例，请求停止这次祭祀。判太常寺宋景文认为日期太紧，来不及召集众人商议，于是制止了这项请求。适逢查见大中祥符三年四月的诏令：石保吉去世，停止四日、五日、七日三天的朝会；六日太庙举行孟飨，已经属于大祠，因此不视朝。又到二十六日，是宣祖忌日，要举行行香、奉慰礼。我当时任同知院，想请求把停止朝会改为二十七日；判太常寺王原叔说这样与原申请相互反复，于是也作罢了。欧阳少师主持总纂《太常因革礼》，派姚子张来询问：“太祖建隆四年举行南郊祭祀，改元为乾德；这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是冬至，而郊礼却在十六日举行，为什么？”于是查阅《日历》，其中赦书说：“律气将与黄钟相合，太阳正临甲子日。”原来是为了避开晦日，所以采用十六日甲子日举行郊祭。后来编修《实录》时，认为这两句话过于质朴，便删去了，于是失去了其中的意义。皇祐二年本应举行郊祭，但冬至又在晦日，宗衮于是提出举行明堂祭祀的礼仪。张唐公说：徐常侍被贬到邠州时，柳仲涂柳开任邠州太守。不久，郑仲贤郑文宝任陕西转运使。郑文宝就是骑省的门人；到任后，立即来拜访柳开。但柳开治理郡务没有起色，很害怕郑文宝前来，于是先向徐公恳求说情。郑文宝拜见徐公后，徐公说：“柳侯非常敬畏您。”郑文宝第二天就回去了。列子庙在郑州圃田，那里有一座小城，形貌非常古老。相传有唐代李德裕、王起的题名，前辈留下的题记也很多。景祐年间，王文惠公任章惠太后园陵使，回来后请求增修扩建，于是旧日遗迹全都被毁掉了。如今庙上的匾额是陈文惠的手笔。孟州汜水县有武牢关城，城内有几座山峰，其中一峰上有唐昭武庙。考察李德裕《会昌一品集》的记载，昭武庙里原来是神尧、太宗的塑像。如今殿内有两个人像站立着，只是把冠帽传给他们，作为帝王容貌。有人说，两位皇帝的塑像已经遗失，现在只剩下侍从的塑像，所以才会这样。李文正公罢相后任仆射，奉朝请，住在城东北角的昭庆坊，距离宫门很远。每天五更便起床，把几册《白居易集》放在荼镣中，来到安远门的仪仗值舍，点燃蜡烛阅读，等到开门后便入朝。雍熙二年三月，诏令规定：中书在第二通鼓之后出班，枢密院在第四通鼓之后出班。开宝六年六月，下诏令参知政事薛居正、吕余庆在都堂与宰臣赵普共同商议政事。这月又下诏令中书门下的押班、知印以及祠祭行香事务，今后应令宰臣赵普与参知政事薛居正、吕余庆轮流主持。不久以后又再次进行了改革。雍熙四年，文德殿前开始设置参知政事的砖位，位在宰相之后。至道年间，寇莱公任参知政事，又与宰相轮流掌管知印、正衙押班；他的砖位于是与中书门下同列一班，书写诏敕时并列署名，出行经过街道时与宰相并马，宰相、使相上殿奏事以及办理公事，也都登上都堂。寇莱公罢职后，便下诏只令宰臣押班、知印，参知政事只得轮流主持祠祭行香；正衙的砖位列在宰臣之下。凡有公事，仍与宰臣一同登都堂；至于宰相、使相上殿奏事时，便不得登堂。景德四年六月，下诏说：臣僚从外地来到京城，以及在京城主持事务的人，如有公事，都应当每天在巳时以前到中书、枢密院的聚厅相见。后来又分别在各厅接见宾客。庆历八年下令禁止这种做法，恢复景德年间的制度。太宗制作笏头带赐给辅臣，辅臣被罢免后仍然穿用这种带子。到了祥符年间，赵文定由参知政事罢为兵部侍郎，数年后授任景灵宫副使，真宗命人在朝廷上赐给他御仙花带和绣鞯，于是他便穿用御仙带。此后两府官员被罢免的，学士和散官都通用这种带子，遂成为成例。我亲眼见过蔡文忠由参知政事罢为户部侍郎时穿用这种带子，大概因为他曾任学士，使用过诏文金带；凡曾经受赐者，都允许继续系用。（先公曾任翰林学士和侍读学士，玉清宫发生火灾时被降职为中书舍人，仍旧穿用金带，旧例都是如此。景祐三年八月，才特地下诏规定。）宰相被罢免后，即使改任散官，也仍然照旧穿用笏头带。李文定在天圣年间从秘书监入朝，被授为刑部侍郎，也穿用笏头带。近来有被罢免的参知政事，系着黑带、佩着鱼袋入朝，这并不是旧例。进入两府时由系黑带改为赐笏头带，太宗朝这样的例子很多。祥符年间，张文节由待制升为御史中丞并参知政事；天圣年间，姜侍郎由三司副使升为谏议大夫并任枢密，也都按上述办法赐给笏头带。●卷下 京城士人过去通用青绢凉伞。大中祥符五年九月，只有亲王获准使用，其他人一律禁止。六年六月，才开始允许中书、枢密院仍旧使用伞出入。丁晋公在天禧年间镇守金陵时，临近秦淮河修建亭子，命名为“赏心亭”，里面设置屏风，并陈列唐人所画的《袁安卧雪图》，当时被称为名笔；后来有人用《芦雁图》换掉了它。嘉祐初年，王侍郎君玉镇守金陵，在它西面修建白鹭亭。这些建筑都栋宇高敞，可以尽情观览江山胜景。唐代成都府有散花楼，河中有薰风楼、绿莎厅，扬州有赏心亭，郑州有夕阳楼，润州有千岩楼。如今这些建筑都改了名称，有的已经不再看得到了。秘府收藏的书画，我全都看过。二王的真迹中有两三卷带有陶谷尚书的题跋，尤其珍奇。绘画中有梁令瓒的《二十八宿真形图》、李思训的设色山水、韩幹的《水牛》、东丹王的《千角鹿》；江南徐熙、唐希雅以及蜀地黄筌父子的画作也很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王祁公家收藏有晋代诸贤的墨迹；唐代宰相王广津珍藏的有《永存珍秘图刻》、阎立本所画《老子西升经》以及唐人所画《锁谏图》；王冀公家有褚遂良书写的唐太宗《帝京篇》以及《太宗见禄东赞步辇图》；钱文僖家收藏的书画最多，有《大令黄庭经》、李邕《杂迹》；钱宣靖家有王维《草堂图》；周安惠家有献之《洛神赋》；苏侍郎家有《魏郑公谏太宗图》；楚枢密家有江都王所画的《马》；王尚书仲仪家有《回文织锦图》。（以上都是我亲眼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