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下

译扬州后土庙有一株琼花，有人说是唐代种植的，就是李卫公所说的玉蕊花。过去这种花不能移植，现在京城也有了。近来有人收藏《汉祖过沛图》，画得相当好，但画中有一个僧人被观看者指出了。第二天，便给僧人也加上了一条幅巾。金阁老王胜之任两浙转运使时，在百姓家中得到唐代沈既济撰写的《刘展乱纪》一卷。当时《唐书》已经修成，其中记载刘展的事迹非常简略。考察这部书，刘展在上元元年任宋州刺史，与御史中丞李铣一同担任淮西节度使王仲升的副职。李铣贪婪暴虐，无法无天，而刘展性情刚正耿直，不肯屈服。王仲升上奏李铣的罪状并将他诛杀，接着又图谋对付刘展。但刘展驻在睢阳，掌握兵权，难以立即图谋。于是王仲升与监军使邢延恩伪造诏书，任命刘展为都统江南、淮南节度防御使，代替李▯亘，想让他赴任途中将他擒获。刘展对此颇为怀疑，派使者向李▯亘索取符节；得到符节后，便把睢阳的七千兵力全部带到广陵。邢延恩开始约同李▯亘和淮南东道节度使邓景山谋划对付刘展。事情败露后，他们向各州郡传发檄文，宣称刘展谋反，并派兵阻击他。刘展也发布露布，声称李▯亘谋反，于是南北两方告急，文书檄令在道路上交相奔驰。邓景山渡过淮水，在徐城洪列阵，被刘展击败；刘展又在下蜀击破李▯亘。上元二年，朝廷命田神功率平卢军向东进军。刘展迎战，被田神功两次击败，于是放弃广陵逃往江南，率领水军从金山引兵交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千人〕 神功年间有五艘船，展杀死了其中两艘船上的人；后来贾隐林射中展的眼睛，于是把他斩首，将首级传送到京师，并收缴器械三十余万件。展被平定后，租庸使元载认为吴、越虽然经历兵乱，百姓的财产仍然充足，便征召豪强官吏，分派他们治理各县，以重重征敛。各州县的赋税徭役，长期都有拖欠和违期，于是他核查户籍簿册，综合核算八年的赋税，把空挂的户名也拿来征收。征收时并不按照户等的高下区别，只要家中有粮食和布帛，就派人围住袭取，如同擒捕盗贼一样，然后登记其财产并分取一半，严重的甚至取十之八九。当时人称这种做法为“白著”，意思是说它征敛十分厚重而没有名目；凡被征取的东西，都是公然明白地进行，毫不避讳。另一种说法是，世人把酒喝到酣畅叫作“白著”；等到遭受苛刻对待以后，人们无法忍受困苦，就一定颠沛流离、酩酊大醉，正如饮酒者达到酣醉状态一样（《刘晏传》中也有“白著”，但和这里的含义不同）。渤海高云有《白著歌》说：“上元年间官吏专务剥削，江淮百姓多遭白著。”这件事所记载的用兵先后次序很详细，这里只是概略叙述罢了。贾直孺在翰林院任职时进言说，皇子不应担任检校师傅，于是诏令停止授予检校师傅，只授检校太尉。九宫贵神的祭祀，始于天宝初年。术士苏嘉庆上书说应当设置祭坛，明皇亲自祭祀。等到王▯任宰相时，又劝肃宗亲自祭祀。大和年间，监察御史舒元舆上疏论列此事，于是将其降为中祀。会昌年间，李德裕任宰相，又恢复为大祀。宣宗时，又降为中祀。乾符年间，宰相崔彦昭因当年干旱祈雨而得到应验，又将其升为大祀。宗衮说，世间传称魏钟繇《表》中有“疠愤怒之众”一句。“疠”字不能通作“勉励”的意思，恐怕是古人借用某字，也怀疑这是文字讹误。三次入任宰相的，赵中令在太祖朝初次任相，在太宗朝两次任相；吕文穆在太宗朝两次任相，在真宗朝又入任一次；吕许公、张邓公在仁宗朝都三次入任宰相。三次入任学士的，有李文正、刘中山子仪、宋景文、范景仁四人。刘中山三次入翰林，《玉堂集》说：三次入翰林都任待诏；杨昭度奉召入院，他所举荐代替自己的人，都是宣献公。李邯郸五次入翰林，其中一次没有正式受拜。建隆三年十二月，班簿上共有二百二十四名官员：文班一百五十四人，其中南班一百一十人、两省二十七人、学士三人、留司十人；武班七十四人，其中留司十一人。梁开平二年南郊祭祀时，执掌仪仗的兵士有二千九百七十人。建隆四年郊祀时，兵部执掌仪仗的兵士一万三千六十人，太常寺鼓吹等二千六百四人，太仆寺推驾兵士六百八十二人，六军执擎人员和兵士五百五十二人，左右金吾街仗各一百五十二人，左金吾仗三百五十八人，右金吾仗三百五十九人，殿中省押番人员及执擎兵士共五百三十一人，司天台一百六十二人，八司都四千三百七十三人，合计兵部所属二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人。我家有范鲁公的《杂录》，记载世宗亲征忠正时，驻驾在城下，曾经在半夜有一道白虹从淝水升起，横亘数丈，向下贯入城中，过了几刻才消失。从此吴人闭城固守一年多，饿死者很多。等到刘仁赡把城献出归降后，将州治迁到下蔡，这座城便荒废了。书中又说，江南李▯发兵攻打建州王延政时，有白虹贯穿城池，不久城就陷落，房屋几乎全被焚烧殆尽。书中又说：近朝的皇太后、皇后都有印章，印文写作“皇太后之印”“皇后之印”。按照旧例，两宫建立后，各有宫名，如长秋、长乐、长信之类，应当以宫名作为印文。至尊的名位也不适合称“印”，应当说“某宫之宝”。书中又说：近世诸王、公主的制书中，称“皇子”“皇弟”“皇女”，恐怕只是沿袭以“皇”字开头的旧例，应该只称“第几子”“第几弟”“第几女”等。书中又说：江南建国时，每十亩田免除一亩半的赋税，用来补助贫瘠的田地。书中又说：罚俸的规定是：一品八贯，二品六贯，三品五贯，四品三贯五百，五品三贯，六品二贯，七品一贯七百五十，八品一贯三百，九品一贯五十。

译书中又说：自上古以来，各朝所用历法名称如下：黄帝开始以《辛卯历》纪年，颛帝用《乙卯历》，虞用《戊午历》，夏用《丙寅历》，成汤用《甲寅历》，周用《丁巳历》，鲁用《庚子历》，秦用《乙卯历》；汉用《太初历》《四分历》《三统历》；魏用《黄初历》《景初历》；晋用《元（正字犯圣祖名）始历》《合元历》《万分历》；宋用《大明历》《元嘉历》；齐用《天保历》《同章历》《正象历》；后魏用《兴和历》《正元历》《正象历》；梁用《大同历》《乾象历》《永昌历》；后周用《天和历》《丙寅历》《明元（正字犯圣祖名）历》；隋用《甲子历》《开皇历》《皇极历》《大业历》；唐用《戊寅历》《麟德历》《神龙历》《大衍历》《元和观象历》《长庆宣明历》《宝应历》《正元历》《景福崇元（正字犯圣祖名）历》；晋天福年间用《调元历》；周显德年间用《钦天历》。本朝太祖使用《应天历》，太宗使用《乾元历》，真宗使用《宜天历》，仁宗使用《崇天历》，英宗使用《明天历》，不久又恢复使用《崇天历》。忠懿钱尚父从本朝开国起直到归附朝廷，进贡的物品都被记录下来，并流传于当时。如今大宴时所使用的鎏金银花凤、狻猊、压舞茵蛮人以及银装龙凤鼓，都是他进献的。除银、绢、绫、锦、乳香、金器、玳瑁、宝器、通天带之外，他还进献银香、龙香，以及象、狮子、鹤、鹿、孔雀等物，每只都有一千余两；又有香囊、酒瓮等各种器物，多得无法全部列举。祥符、天圣年间经历火灾，许多物品被燕人掠走，如今太常寺还保存着十面银饰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枚〕 外臣授任节度使，景德以前，只由舍人院起草制书。杨文公《外制集》所议的潘罗支、厮铎督任朔方军节度使，就是这种制书。后来便改由学士院降麻，像举行大礼加恩一样，在将相授任数日之后才下诏；但不封锁学士院，也不宣读麻制。近年以来，才与将相授任一样封锁学士院并告知朝廷。交州进奉使过去大多由兵马使充任，有时兼摄管内刺史，有时担任静海节度的宾幕之职。等到他们回来，多加授检校官，或就地升迁原职，如行军司马、副使之类。近来都自称王官，朝廷也用王官的名义授予他们。尚书省旧制规定，尚书侍郎和郎官不得穿着ヒ鞋经过都堂门。唐代兵部、吏部的侍郎和郎官，在选官期限内不上朝。如今审官东西院、三班院都参加内朝，而流内铨只在五日入朝起居，恐怕是沿袭旧制。丁晋公、冯魏公位列三公、侍中，却从未戴貂蝉冠。杜祁公任宰相刚满一百天，恰逢庆历四年郊祀，才戴貂冠、穿公衮，又登车奉迎册书，改定诸后的谥号。杜祁公罢相后出任兖州知州，暂住在北郊佛寺，等待兖州来迎接他的人，过了二十多天。正好宗衮从汶阳被召回，经过这座寺，便前往拜访；杜公说：“我住在这里，几乎和在中书省任职时一样了。早晚就要向北而去，想在墙上题写‘郭汾阳曾留此’。”这是借此嘲笑自己任职时间不长。杜祁公退休后住在南都，客人来访没有不接见的，只穿着衫和帽子。他曾说：“七十岁辞去政职，难道还可以穿高士的服装吗？” 唐代宰相奉召入朝请见，退朝后在延英殿，只议论政事的大体；至于拟定授官任职，只需进呈熟状并画可。如今保存有《开元宰相奏请状》二卷，郑畋《凤池稿草》中记载了他两次任相时所拟奏状数卷，秘府还收藏《拟状注制》十卷，多用骈四六文，记载当事人的履历、品性、行为以及所论说、所请求的事情，都是宰相亲自起草，五代也是如此。寇莱公对杨文公说：“我不能做唐代那样的宰相。”大概是因为不能起草命词。如今中书省每天进呈授官任职的文书，退下后便批下圣旨，再由同列押字，这是国初范鲁公开始实行的。李西枢宪成任知制诰时，尚衣绯服；出任荆南太守后，又召回任学士。阁门按照旧例赐给他金带，但金带不能加在绯衣上，于是连同三品官服一起赐给他。太宗命人制作球路笏带，赐给辅臣，后来即使罢免官职仍可穿戴。赵文定罢任参知政事后不久，授任景灵宫副使，赐给他御仙带。从此以后，罢免宰相仍然穿戴笏带，罢免参知政事和枢密使则都只穿戴御仙带。江南有清辉殿学士一职，由张公洎担任。蜀地有丽文殿学士一职，由韩昭担任。如今契丹有乾文阁待制。皇后的谥号始于东汉，从那以后直到隋代都只用单谥，如光烈阴皇后、明德马皇后、和熹邓皇后、文献独孤皇后。史官把皇帝的谥号加在前面，用来区别她们，例如称光烈皇后阴氏、明德皇后马氏，并不是要把皇帝的谥号和皇后的谥号连起来作为名称。这样说来，质朴的时代崇尚单谥，文饰的时代崇尚复谥。后世有时使用复谥，例如唐正（正字犯仁宗嫌名）观年间，长孙皇后谥为文德；后来太宗谥为文皇帝，“文德”本来就是复谥。那是因为议定时采用两个字，偶然与太宗的谥号相同罢了。中宗谥为孝和，赵氏谥为和思，这是说取皇帝谥号中的字与之相配。此后昭成、肃明、元献、章钦（正字犯翼祖庙讳）、睿真、昭德、庄宪等皇后，都没有把皇帝谥号连入其中。本朝初年，追尊四庙三祖之后，都在谥号前冠以皇帝谥号。杜太后去世时，起初谥为明宪，不久因想与三祖之后的谥号相同，便改为昭宪。太祖的诸后，谥号都连用“孝”字；太宗的后，连用“德”字；真宗的后，连用“庄”字，都是采用复谥，并不是把皇帝谥号连入其中。庆历年间，才有人说“孝”字是连太祖的谥号，“德”字是连太宗的谥号，于是改用“章”字，以便与真宗的谥号相连。况且祖宗的谥号都有十多个字，难道只是为了配上一个字吗？太祖的功业，难道只用“孝”字来称述吗？太宗后谥号中连接的“德”字在下方，文义又与祖宗诸后的谥号不相合，难道可以像东汉诸后那样只单独列举吗？皇祐年间，我担任礼官，龙图阁直学士赵周翰的奏议论述得很详细，送交礼院办理。当时朝廷刚把“庄”改成“章”，认为宗庙之事重大，不愿意频繁更改，于是搁置了他的奏议。

译祖宗各朝，使相、节度使从未兼领京师的官署职务。他们奉召入朝时，必定改授其他官职，多为东宫三少、上将军、统军。赵中令以使相身份从河阳回来，授任太子少保。到明道年间，钱相才开始担任景灵宫使。治平年间，武康节度李公端愿才开始担任醴泉观使。至和年间，仁宗的疾病痊愈了；由于太宗在至道年间去世，仁宗非常厌恶这个年号，急忙下诏命中书省改换年号。这一年举行郊祀，用来恭敬地谢祭天地，于是改元为嘉祐。宋景文说：大孤山、小孤山以“孤独”为字，山上有一座江ヂ庙，竟然塑成妇人的形状。龙图阁直学士陈公简夫留下诗说：“山名取孤独二字，庙中塑成妇人形。过路客人虽知这是错误，行人却只求神灵保佑。”当时人们称赞这是佳句。太祖时，大卿、监官去世，都停止朝会一天。景德以前，文武官员即使追赠三品，也都不能获得谥号；只有曾经任三品官的，才可以得到谥号。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命陈文僖公彭年重新制定规定：正三品尚书、节度使去世，才开始停止朝会；追赠尚书、节度使的，允许议定谥号。此后遵照实行这一制度，但《日历》《实录》《国史》都遗漏了这件事。尚父钱忠懿王自太祖开国以来，进贡不断。皇帝因为他恭敬顺从，待他十分优厚。等到讨伐江南时，命他担任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他多次进献军事胜利的消息。攻克常州后，授任他守太师，仍依旧兼任尚书令、中书令、吴越国王。后来他又亲自赶赴行营，皇帝更加赞许他，下诏让他回国。江南平定后，他立即请求入朝觐见，皇帝答应了。到达后，正好太祖到洛阳郊外举行祭祀，向西巡幸的日期已经临近，便下诏催促他回去。忠懿临别时当面叙说感激和依恋之情，希望子孙世世代代奉守藩国。太祖对他说：“用尽我的一生，也用尽你的一生，让你享有两浙之地。”忠懿认为皇帝赐予了郑重的约定，回去以后非常高兴，以为自己的国家得到充分保障了。这一年永昌鼎铸成；过了两年，他来朝觐见，于是把户籍、土地册籍全部献入王府。唐代王及善说：“中书令难道可以有一天不见天子吗？”太祖开宝元年，因为内外没有事情，才开始下诏规定旬假日不临朝处理政事。但当天辅臣仍在后殿入对，问候皇帝身体后退下。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是旬假日，这天太宗仍然接见辅臣，到傍晚皇帝去世。李南阳永熙的挽词说：“早晨凭靠玉几时所说的话还在，夜里打开金滕时事情已经变了。”当时人们称赞这是佳作。到真宗时，旬假日辅臣才开始不入朝。宝元年间，西部战事兴起，于是假日也处理政事；庆历初年，才恢复旧制。唐代白文公亲自编定文集，成书五十卷，后集二十卷，都是抄本，分别寄藏在庐山东林寺和龙门香山寺。高骈镇守淮南时，传话给江西廉使，取来《东林集》据为己有。《香山集》经过战乱也不再保存。后来履道宅成为普明僧院。后唐明宗的儿子秦王从荣，又抄写一部放置在僧院的经藏中，今天流传的版本就是这一部。后人还补写了东林寺所藏的部分，但篇目次序都不是真本，与如今吴、蜀的摹刻本没有区别。夏郑公任宣徽使、忠武军节度使时，从河中府调任蔡州判官，途中经过许昌。当时李邯郸任许昌太守，便迁到别处居住，腾空使宅来等待夏公。夏公认为他很懂得礼体。凡是公家文书的稿本，中书省称作“草”，枢密院称作“底”，三司称作“检”。如今秘府收藏有《梁朝宣底》三卷，就是正（正字犯仁宗嫌名）明年间崇政院的文书。“检”也是州县通用的称呼。祖宗时期，宰相被罢免后，只有赵令能以使相身份任职，其余人大多以本官身份退居班列，参知政事、枢密使也是如此。天禧年间，张文节才开始以侍读学士身份出任南京知府；天圣年间，王文康以资政殿学士身份出任陕州知州。庆历以后，解除宰相职务的人大都仍能得到外任职务。祖宗时期，只有枢密直学士可以带着原有职衔出任外官。李尚书维罢去翰林职务后任集贤院学士、许州知州；刘中山子仪由翰林改任台丞；李宪成以翰林身份权知三司，他们都请求出任外官，并兼带枢密直学士职衔，刘中山任颍州知州，李任洪州知州。蔡文忠以翰林、侍读两学士身份兼任，改任龙图阁学士，出任密州知州。由翰林改任龙图阁学士后出任藩郡，是蔡文忠开始的。近年大多带侍读及端明学士职衔出任外官。邢公▯以侍读学士知曹州，孙宣公也以侍讲知衮州；两人都长期负责劝讲，因此朝廷优待他们，以原职出任外官。自张文节以旧辅臣身份带侍读职衔出任外官后，到宝元年间，梅公询才开始以侍读学士知许州；侍读学士带职出任外任，是从梅公开始的。此后翰林官出任外官的，大多改换其职衔。晁文元公在天禧年间由翰林承旨改任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台。吴正肃公在皇祐年间以资政殿学士身份，李少师公明在嘉祐年间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都改任集贤院学士，兼判西台。近年来都以禁职分任台职。太宗命人创制方团球路带，也叫笏头带，用来赐给二府文臣。明道初年，张徐公任枢密使兼侍中，只有他得到赐带。皇祐初年，李侍中用和因为是皇帝的叔舅，请求赐带；当时王侍中贻永任枢密使，于是也一并赐给他。后来曹侍中也因为是叔舅而得到赐带。文穆王冀公在天圣初年再次担任宰相。接受任命、入朝谢恩后，便请求前往景灵宫奉真殿，朝拜并致谢真宗皇帝。冀公又拿出五百千钱修建道场，托先公撰写斋文，文中大意说：“奉讳之初，我在外地因病不能前往；来到西宫时已经来不及，盼望南巡之时又相隔遥远。”原本已经遗失，其余内容我也记不全了。从此以后，二府官员初次受恩入朝谢恩，便都前往景灵宫，大概是沿袭冀公的旧例。凡是授职入朝谢恩，通常都有当面赐予；但拜官、加勋、封爵谢恩，即使二府官员也没有这种当面赐予。景德初年，王冀公以参知政事出任大名府知府，被召回朝廷，并加封食邑。当时契丹正与朝廷讲和，真宗想要郑重对待此事，冀公入朝谢恩时，特意下令赐给他衣服、衣带、鞍和马。从此以后，二府官员转任官职、加阶加勋、封食邑入朝谢恩，都有当面赐予。

译庆历四年，贾魏公建议修撰《唐书》。起初，命在馆学士每人提供《唐书》以外的旧事两件。积累得多了以后，便请曾鲁公主持，唐卿分工整理，附在相应本传之后。庆历五年夏天，命四名判馆、两名修撰刊定编修。当时王文安、宋景文、杨宣懿以及如今的赵少师负责判馆阁，张尚书、余尚书安道担任修撰。又命六名编修官参加：曾鲁公、赵龙阁周翰、何密直公南、范侍郎景仁、邵龙阁不疑和我，而魏公任提举。魏公罢相后，陈恭公不肯接受此职，按次序应当轮到宋元宪，但因宋元宪嫌景文，便任用丁文简。丁公去世后，刘丞相接替他。刘公罢相后，王文安接替。王公去世后，曾鲁公接替，于是书终于完成。起初，景文正在修撰《庆历编敕》，没有空闲到馆中，而赵少师请求出任苏州知州，王文安因母亲去世服丧，张、杨二人也都出任外官，后来便由景文独自执笔。过了很久，欧少师主持刊定编修，于是分为《纪》和《志》两部分。鲁公起初也因编修《庆历编敕》而没有到馆中。周翰也从未到馆，后来辞去了此职。公南任开封幕职，不疑因眼病辞去，于是命王忠简景彝补上他的空缺。不久，吕缙叔进入馆中。刘仲更开始修撰《天文志》《历志》，后来充任编修官。将要完成时，梅圣俞进入馆中，修撰《方镇表》《百官表》。嘉祐五年六月，书完成。鲁公担任提举的时间很短，自己辞去应得的赏赐，只接受了器物和钱币。欧、宋二公，范、王二人以及我，都升任一级官职。缙叔任直秘阁。仲更任崇文院检讨，还没有入朝谢恩便去世了。圣俞早一个多月去世，诏令授予他一个儿子出身。起初，编修官撰写各志的草稿，景彝分掌《礼仪志》和《兵志》，考索唐代旧事非常详尽，但最终没有采用；后来想寻找他的原稿，却没有找到。缙叔想撰写《释音补》，补充遗漏的事迹，也没有完成。太尉原来位在三师之下，自唐以来，以三师为尊贵。李光弼由司空升任太尉，去世后追赠太保。郭子仪由司徒升任太尉，去世后追赠太师。李德裕由司徒升任太尉，都是越级授官。李载义由司徒升任太保，王智兴由司徒升任太傅；二人去世后，都追赠太尉。因此，三师是用来优厚礼待宗室大臣的；其余人即使有功，也可以升为太保、太傅，却不能获得掌管军政者所享有的尊位。五代至本朝初年，节度使都由检校太傅升为太尉，再由太尉升为太师，但没有明确规定升秩的文字。北都使宅旧有过马厅。考察唐代韩偓的诗说：“外使进鹰初得按，中官过马不教嘶。”注释说：“皇帝每次骑马，必定由中官牵引着送上前，因此称为‘过马’。皇帝骑上以后，马便缓步嘶鸣。”大概唐代藩镇也仿效这种做法，因而把厅堂命名为过马厅。唐明皇让诸王跟随学习，命集贤院学士徐坚等人搜集旧事以及前代文章，编撰《初学记》。刘中山公刘子仪喜爱这部书，说：“它不只是供初学者使用，也可以作为终身的记诵之书。” 二府旧时按照官职高低相互压次。李文正由文明殿学士、工部尚书任参知政事，而宋惠安公却由左谏议大夫任参知政事，后来升为刑部尚书，位次在李文正之上。到祥符末年，王沂公与张文节公一同任参知政事，王沂公转任给事中，张文节公转任工部侍郎，但班次却排在王沂公之下，心中很不高兴。于是朝廷收回原来升任副卿的命令，只按原有官职优厚地给他加阶、加食邑。从此以后，只按先后入朝的次序排列班次。太宗下诏让诸儒编纂旧事一千卷，名为《太平总类》；编纂文章一千卷，名为《文苑英华》；编纂小说五百卷，名为《太平广记》；编纂医方一千卷，名为《神医普救》。《太平总类》完成后，太宗每天阅读三卷，一年便读完一周，赐名为《太平御览》。又下诏让翰林承旨苏公易简、道士韩德纯、僧人赞宁汇集三教圣贤的事迹，各编五十卷。书完成后，命赞宁担任首席，但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真宗下诏让诸儒编纂君臣事迹一千卷，名为《册府元龟》；不想让后妃、妇人等事混杂其中，另行编纂《彤管懿范》七十卷。又命陈文僖公汇集历代帝王文章，编成《宸章集》，共二十五卷。又汇集妇人文章编成十五卷，也没有流传到后世。枢密院询问颁降宣的旧例，便把有关典故详细说明后上报枢密院。考察可知，如今有《梁朝宣底》二卷，记载朱梁正明三年、四年的事情；每件事下面都有月日，写着“臣李振宣”，有的是授官、差遣官员，有的是向方镇等处宣示事情。其中有的写“宣头”“宣命”“宣旨”。梁朝把枢密院改称为宗政院，开始设置使，由大臣主持，任职掌管政事。正明年间，李振任使。当时因为是宣达皇帝旨意，所以称为“宣”，也是枢密院发布文书的名称，似乎想与中书所发布的“敕”并行。虽然没有明确的材料可以证明，但我怀疑颁降宣始于朱梁时期。晋天福五年，将枢密院承旨改为承宣，似乎也与此相合。所谓“底”，就是底本；记载年月日和姓名，正是因为它作为底本。听说如今仍沿用这个名称。（熙宁七年六月十三日） 有人问：如今的“敕”始于什么时候？考察蔡邕《独断》说：“天子发布文书有四种：一叫策书，二叫制书，三叫诏书，四叫戒敕。”然而自隋、唐以来，任免、改授百官，必定有告敕，因此沿用“敕”字。我家有景龙年间的敕书，其格式大概必须经过中书、门下省。所以刘祎之说：“不经过凤阁、鸾台，怎么能称为敕？”唐代政事堂设在门下省，任免拟定百官时，必定由中书令宣读，侍郎奉行，舍人执行，送入后加盖“敕”字，这就是称为敕的原因。然后由政事堂发布牒文传达各地，所以牒文中说“牒奉敕云云”。庆历年间，我和苏子美同在馆中，子美曾带来他的远祖在唐代所收藏的几本敕书给我看，和我家所藏的一模一样。《字书》中没有收录“敕”字，但这是近世所使用的字。

译皇祐二年，仁宗开始举行明堂祭祀。范文正公当时任杭州知州，杜正献已经致仕居住在南都，蒋侍郎希鲁已经致仕居住在苏州，三人都年高而身体健康。范公建议说：朝廷举行盛大礼仪，应当召集元老旧德到朝廷陪位。于是下诏从南都起召杜公，从西都起召任安惠公陪同祭祀，并在都亭驿准备供应和帐幕等待他们。两人最终都没有到。朝廷加赐衣服、衣带、器物和钱币，并赐给他们各一个儿子出身。从此以后，前任二府官员致仕者，在举行大礼前，通常都有诏令召见，但也没有人到场。礼仪结束后，都赐给他们衣服、衣带、器物和钱币。本朝两省的清望官和尚书省郎官，出入时都戴重戴。祖宗时期，两制官员也一样。王黄州罢翰林职后，《滁州谢上表》中说“臣头有重戴，身被朝章”，就是这个意思。后来在祥符、天禧年间，两制官员一并撤去重戴，这不合旧例。祖宗时期还没有磨勘制度，每逢郊祀等恩典，官员都升迁官职；任职未满二年的人不能升官，通常加五阶。王黄州由知制诰任职时，还没有勋官，便加授柱国；在滁州任散郎时，又由承奉郎加为朝散大夫阶。宋偓是后唐明宗的外孙、汉太祖的驸马，历任多处镇的节度使、检校太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有十五个女儿，开宝皇后排行最长；韩枢密崇训、寇莱公、王武恭也都是他的女婿，而且大多享有国封。张尚书安道说：我曾经收到一本旧本《道家奏章图》，图中天门有三个人守卫，都是金甲装束；据说葛将军掌管旌，周将军掌管节，其中一人的职掌忘记了。嘉祐初年，仁宗梦见自己来到一片旷野，像是迷路而失去了道路，身边的侍卫也全都不见了。不久，他远远望见天边有幡幢、车骑乘云而来，停下载着他们的车乘来侍奉皇帝。皇帝问：“是什么人？”回答说：“葛将军。”葛将军凭借仪仗卫队护送皇帝到了宫阙，皇帝才醒来。后来诏令宫观设置神像供奉，并在道书中寻找其名位，但没有找到像《道家奏章图》记载得这样详细的内容。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官正杨文镒建议：历书在六十甲子之外，再增加保留二十年。太宗认为：“天干地支相承，虽然止于六十年，但在本命年之外，仍从某一年重新起首，因而看不出出生时的纪年。如果保存两轮甲子，共成上寿之数，使活到期颐之年的人仍能看见自己的本年号。”于是命司天官商议。司天官请求按照皇帝的旨意，印造新历颁行，太宗批准了。本朝的制度是，凡遇到大赦，有大赦、曲赦、德音三种，各自分为不同等级。宗衮说：德音不能称为制书，而是臣下奉行制书时所用的名称；天子自称“德音”，是不对的。我考察唐代《常衮集》，赦令这一类总称为“德音”，这样看来确实可以作为依据。太宗淳化五年的《日历》记载：“皇上对侍臣说：‘听断天下事务，必须能够耐心，才能完全了解臣下的实情。从前庄宗可以说是经过百战取得了中原之地，然而说到守成守文的道理，却可以说是茫然无知了。他整日沉溺饮酒，听郑、卫之声与胡乐合奏，从黄昏一直到天亮，称为“▯舌帐”。酒喝到半醉后，设置畎酒篦，沉醉<身矢>弓，直到夜里还不停。他召来射箭的人，只用东西系在银器上，说射中了靶心。他又和俳优们结为十兄弟。每当略微与近臣商议事情，必定传话给伶人，说明相见迟晚的原因。他纵兵出猎，经过十多天也不回来；在优倡猱杂之中，又自负地书写《春秋》，却不知道当时刑罚政事究竟如何。’”苏易简在《时政》中写道：“皇上自从潜龙到即位以来，常常详细召见故老，询问前代兴亡废替的原因，把它们铭记在心，作为借鉴和警戒。”皇上以上所说的几件事，都是史传没有记载的，执笔的臣子得以把它们记录下来。唐代《日历》记载，正观十年十月，诏令开始使用黄麻纸书写诏敕。又记载：上元三年闰三月戊子日下敕说：“制敕施行，既然要作为永久的格式，近来使用白纸，常常被虫蛀，从今以后，尚书省颁发给各司以及州下达给县的文书，都应一律使用黄纸。”（《魏志》记载：刘放、孙资劝明帝召司马宣王，明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随即用黄纸命刘放起草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