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译我的同乡丁文诚公宝桢督理四川时，唐鄂生中丞炯以道员身份在四川候补，一见面就把他当作国士对待，极其专一地倚重任用。薛云阶尚书允升当时升任成绵道，还没有到本任，就改任建昌。尚书很不高兴，而且怀疑中丞从中作梗。没有几年，中丞越级升任云南布政使，接连升任巡抚；尚书也入朝任刑部侍郎。甲申年法越之战中，中丞防守边境失利，被逮捕交刑部治罪，刑部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合肥李文忠、湘阴左文襄以及文诚公，都秘密保荐说人才可惜，请求皇帝下旨宽免他的过失而录用他。没有得到答复。丙戌年冬至前两天，勾决名单下达，临近日期时，同乡亲友预先替中丞办理身后各项事务。那天，天还没有亮，我前往行刑处同中丞诀别，深深担心皇威难测。当时张文达公之万任刑部尚书，薛允升任左侍郎，仁和许恭慎公庚身任右侍郎。恭慎公现在是军机大臣。按定例，每逢勾决，由右侍郎监督行刑。恭慎公赶到菜市口等候圣旨。中丞承蒙皇恩免于勾决，发往云南，交给岑制军毓英差遣。他当时还在菜市口的席棚里，静候发落。这时刑部的司员认为，这种事情并不常有，也没有旧例可查，竟然没有办法处理。恭慎公说，左堂官是刑部出身的老司员，一定熟悉成例案件。他住在老墙根，又离菜市口很近，便嘱咐人前去请教。尚书也在其中犹豫，故意装作不明白，主管司员没有得到要领，回来向恭慎公报告。只好命人把中丞带回刑部，再设法处理。中丞刚刚从惊魂中安定下来，早已知道狱吏的尊贵，只带着随从到了刑部。哪里料到到了监狱门口，提牢厅却不肯接收，说他是承受皇恩改为发遣的官员，怎么能再把他关进监狱？可是除此之外又没有栖身之处。中丞已经在狱中住了两年多，狱中的房间相当整洁，他坚持要进去居住。纷纷扰扰，天已经快黑了。主管各员从丙夜开始办事，一直到太阳偏西，疲惫不堪，都不再顾及而离开了。最终只好顺从中丞的请求，让他暂时住在狱内。刑部司员办事鲁莽到这种地步，实在少见。第二天我到兵部，忽然看见刑部差役拿着公文，把中丞解送到本署，听候发遣。我和主管事务的几位朋友商量该如何处置，大家都说：“军流等罪犯，按例由兵部发遣。中丞是交给滇督差遣，并没有罪名，兵部不能过问。” 我本来也是这个意思，便向刑部差役说明，命他们拿着原文回刑部注销差事，并陪送中丞回到他堂兄的住宅。中丞说：“薛云阶是刑部的老吏，这件事有一定的手续，他难道不知道吗？却故意装聋作哑，任由属下司员捉弄我，使我难堪。他不过是挟着我当年在四川没有到任的嫌隙，认为是我从中作祟。其实他的缺是被丁道士彬占据的，和我有什么关系！”话说得十分愤懑。后来，刑部六堂官共同具写一封公函，交给中丞带到云南投递。中丞走到半路，奉旨赏赐巡抚衔，督办云南全省矿务，持节进入云南。前面那封公函已经完全可以交给洪乔了。

译京师是官员聚集之地，王侯的宅第和文武官员的衣冠，足以使繁华的京城更加增色。只是有三种人不容易亲近，我对他们尊敬而保持距离：第一是翰林院的人，破旧貂裘一穿，便目中无人，这可以说是自命太高；第二是都察院的人，凭风闻上奏弹劾，假借公事谋求私利，这可以说是出言太轻易；第三是刑部的人，秋审处的司员满口都是成例案件，喋喋不休，这可以说是自信太过。姑且拿刑部来说，我还记得大凌河马厂舞弊一案，上驷院的司员收受贿赂，经言官参奏，皇帝下旨交刑部严加审讯。刑部认为案情重大，请求派大臣会同审讯。奉派的是兵部尚书荣禄、工部尚书许应騤，和刑部共同审讯。文忠公派我与濮君子潼、裕君厚筠；庵师派端君方、何君乃莹、丁君象震作为随带司员，前往刑部会同审讯。刑部承办这类钦案，都在秋审处进行。该处设置提调四员、坐办四员，由堂上官点派数人，与其他各部随带的司员共同办理。他们自认为熟悉刑律，动辄认为别人隔行如隔山。我到部后，调集全案卷宗，逐一详细研究。案件牵连拖累的人不下几十个，戴着刑具挤满庭院，景象十分悲惨。而最重要的关键，全在于上驷院那个受贿司员；只要他一承认，全案就可以结束。哪里料到经受审十多次，这个革职官员仗着有护身符，一味狡辩推托，坚决不肯供认。秋审处的部案堆积很多，每天提审到一定时候，就必须把人带回收禁，腾出法庭办理部中的案件。算起来，我们奉命到部已经一个多月，审讯口供却毫无头绪，心里暗暗忧虑。四月初八日，我到秋审处，主管人员一个也没有，只有茶房和皂吏看守。询问后才知道，这天是佛诞日，整个衙署的司员按例放假一天。正在徘徊时，端君午桥也来了。我说：“我们来这里会审，已经一个多月了。刑部的司员审问案件，专讲成例条文，我们不便多说话。何不趁今天诸位不在座，提审一次那个革职官员，恳切而有权宜地劝导他，也许可以得到他的口供。”午桥认为有理，立即命皂役把案犯带来。过去都让他跪着受审，这次特意设置矮座。告诉他说，我们同在部院当差，彼此都有同僚情谊。不幸你任职时偶然因为疏忽放纵，以致触犯法律。但你应得的罪名，决不会判死罪，最重也不过是军流。明年就遇到恩诏，符合赦免条款的诏令必定会颁布。如果今天承认，案件当天就可以议定结案。虽然还必须到军台去一次，但转眼就可以援引恩诏释放回来，对你来说非常方便。而这起案件牵连的几十个人，也可以先行发回，免得他们死在诏狱中；这是你暗中积下的阴德，更可以为子孙造福。如果坚持不承认，借此拖延岁月，万一等到颁发赦诏后才结案，机会一旦错过，就永远没有遇到赦免的日子了。那个革职官员起初仍然狡辩坚持，后来沉思不语，最后慨然说：“今天承审大人格外优待我，不把我看作阶下囚。您劝我的话合乎情理，使我非常感激。看在承审大人的面上，我招认就是了。无论判斩、绞，还是军流，我都不怨。”于是命承办的吏员记录口供，交给他画押。几个月来难以取得的口供，片刻之间就定下来了。我和午桥私下庆幸今天没有白来。哪里料到第二天会见刑部诸公，他们说这件案子能由我们两位劝说他画押，当然很好；只是口供中所叙述的种种情节，与成例不相符合，难以据此上奏。必须重新加以审讯，记录正式口供。他们说得很有辩才，我们也只好听从。哪里知道他们是因为罪犯的口供由我们取出，没有参与其中，关系到他们的面子，所以故意说些挑剔的话。最终并没有重新提审，只按照原来画押的口供结案；只是奏稿由他们拟定，我也不愿主持这份奏稿。刑部的积弊，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此后我由郎中直接升任四品京卿，幸好没有和科道官员比较资历俸禄。庚子年考差时，临到点名我没有到场，也不愿和翰苑争【OCR疑误：“▯先征”】。始终对这三类人，我只是敬而远之罢了。我没有进入翰林院，和玉堂诸君很少往来，因为知道他们难以应付。只是有一件极其琐细、却很能增长阅历的事情：平远丁文诚公宝桢与朝邑阎文介公敬铭以道义相交，年老之后情谊更加深厚。光绪乙酉年，我在文诚公的四川幕府中，因计偕入京。文诚公说，京师众多正直之士满朝，朝邑公尤其符合众人的声望，到京后一定要去拜访。我遵照吩咐前去拜谒，受到他极力奖掖。不久，文诚公在四川病逝。公子慎五观察嘱咐我去拜访文介公，请他为文诚公撰写墓志铭。文介公答应了，并说可以请曹竹铭殿撰篆写碑额，王可庄殿撰书写碑文。两人都各自答应了。文介公的墓志稿写成后，由我拿去交给可庄公书写楷书。当时京师的刻工以琉璃厂西门的翰文斋为第一，文介公嘱咐交给翰文斋镌刻。哪里料到可庄公忽然来告诉我，昨天到翰文斋，看见他们已经刻成的字，与他的笔意不相合。凡是所书写的墓志铭，都必须由厂东门的龙云斋刻工来刻才好，不知能否改请龙云斋刊刻。如果不照办，请把已经书写的字撤回来，另请竹铭公书写碑文，自己改写篆额。谈到这里，语气十分激烈。我只好依从可庄公的请求，同翰文斋商量，让他们转交龙云斋刊刻。翰文斋不答应，说这块碑石见方二尺六寸，在京师很少见到；这块石头运进铺里，花费十多人的力气，还轰动了整个刻工场。如今如果送到别的铺子，从情面上实在难堪。我又去找龙云斋，请他们派人到翰文斋搬取碑石。龙云斋也不答应，说他们和翰文斋交好，同在厂中营业，这样做近于抢夺，不便直接取走。这项生意虽然承蒙王修撰照顾，他们也情愿谢绝。我面对双方的说法都觉得很有道理，几乎无法应对。于是把这事告诉文介公，文介公笑着说：“文人争名，商人争利，反倒让你费心调解了。”接着又说：“这件事不难处理。我有一位同乡在琉璃厂经营碑帖铺，可以让他派人到翰文斋搬取碑石，再把碑石交给龙云斋，这样岂不是两全其美？将来碑文刻成后，就让他捶拓碑文来酬谢他的劳作，你看怎么样？”我说：“谨遵您的吩咐。只是这样琐碎的小事，却劳烦中堂出面调停，我心里很是惭愧惶恐。”文介公笑着说：“别人能够调和鼎鼐，我来调和石头，又有什么不可以？”当时文介公受到同僚嫉妒，已经被撤去枢廷差使，请假在家居住，所以故意说这番诙谐的话，以表示自己的旷达。不过，词人遇到事情时固执己见、不肯变通，确实由此可见一斑。

译李文忠公眼界高远、志向宏大，才气横溢，是中兴时期的名将，历经三朝的元老。然而功劳遍及天下，毁谤也随之而来。甲午之战时，他冒着天下人的反对而行事。我当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每天翻译李公北洋所发的电报文稿，其中关于应对交涉、筹划谋略的内容，实在费尽苦心。和议成功后，李公奉命出洋，联络欧洲各国。丙申年回国后，奉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我才在衙门里拜见李公，极受他的赏识。大臣能够留心人才，见识和器量实在无人能及。不过我性情拘谨固执，除了因公拜见李公之外，从不私下求见。戊戌年六月，直督荣文忠公上奏调我到北洋任职。我因为李公是总理衙门的长官，而北洋又是他长期驻节的地方，于是前去向他辞行，并询问直隶的地方情形。李公一见面就对我说：“荣相爱才如渴，你又在部中勤勉办事，受到他的器重，他上奏调你去本来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但依我的意思，你可以不必去。直隶我曾经任职二十年，地方广大。你在部里任职，没有熟悉民政事务，贸然前往，恐怕未必能有所长进。若从邦交事务来说，北洋的交涉虽然很多，难道能多过总署吗？不如仍然留在总署效力，也可以借此成为熟手。” 我连声答应。文忠公又说：“您恐怕辜负荣相的盛情，所以不便推辞吧？如果确实如此，我应当替您写信辞谢。”我把公的话反复想了三遍，觉得他的决断实在令人佩服。如果贸然前往，地方民政我确实不能胜任，而办理交涉事务又确实不如译署重要。但如果由公代我写信辞谢，也未免显得突兀。天津离北京很近，不如亲自前往，婉转地当面谢绝，于是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公，公也认为这样妥当。第二天，我到天津拜见荣文忠公，把公的话转述给他。他立即对我说：“合肥真是个爽直的人，他的心意实在令人感动，不能辜负他。不过，调任的奏请已经奉旨准许，如果不去，势必要由译署上奏挽留。您赶快回京拜见合肥，把我的意思转告他，请合肥写奏折上奏挽留就可以了。”当天我回京拜见公，公说：“马上上奏挽留。只是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还不完全清楚，署中的同僚恐怕也未必知道底细。不如您亲自拟一份稿子送来，这样更简便。”我按照他的意思拟好稿子送去，公立即进入总署，命承办司缮写奏折，呈送军机处各堂官阅看。第二天奏折上奏，奉旨准许，我仍然做京官了。事情过后，本部尚书刚相对我说：“您留在部里，我也得到了一个得力助手。” 我早就打算把您留在部里，只是害怕触怒荣相。合肥竟然能够承担这件事，确实是我所做不到的。不过，合肥也是因人而采取不同做法，这一点您不能不知道。”

译传记说：“一个人可以安定国家。” 这句话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戊戌政变以后，宫廷之内、母子之间，大概有难以言说的隐情。当时一批被富贵熏心的人，竟提出了非常举动的建议。东朝被他们迷惑，嘱咐荣文忠从速办理。这是己亥年冬天的事。公劝阻没有效果，忧虑恐惧成了疾病。恰逢合肥李文忠出任粤督，即将启程，前来向公辞行，看见公面容清瘦，便说：“您为什么忧虑得这样深？”公对文忠说：“南海虽然偏远，实际上是一个大都会。有您前往，朝廷就没有南顾之忧。您即将远行高飞，跳出是非圈外，福分实在无量。而我承受的皇恩最厚，所受的责备也最严。近几天以来，想求生不能，想求死也不得，您说我该怎么办？”于是又秘密说道：“非常的变故，恐怕就在眼前。”文忠还没有听完，就大声站起来说：“这是何等重大的事情，怎么可以实行！如今姑且问问，您有几颗脑袋，竟敢拿这种事来试验！这件事如果真的举行，危险将多得不可胜数。各国驻京使臣首先会提出抗议，各省疆臣还会有仗义声讨的人。无缘无故调动天下军队，造成的祸害哪里说得尽！东朝圣明，历事最久，母子之间的天伦难道没有回旋的希望吗？” 因此，应当在您面前促膝密谈的时候，委婉而详尽地陈述成败利害。”话说到这里就结束了。公听后，惊惧得像丢失了什么似的。第二天，他把文忠的话秘密上奏，幸而使皇上回心转意。我听说某相国、某上公很想借这个机会建立不世之功。某上公还亲自拟了一份稿子，开头竟公然有“废立”二字，公急忙呵止了他。上公的心情很不快，这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心肠了！这些事情是我后来亲自从公那里听到的，所以写在篇首。光绪庚子正月，朝廷举行京察大典。顺天府府丞高燮曾、通政司参议张仲炘奉旨退休。两人都是湖北籍，翰林出身，在京城多少有些清誉，不知因为什么事被罢免斥退。圣旨下达那天，京城人士极为惊骇，甚至说军机处不能据理力争，残害了善类。长白荣文忠公首先赞成军机处的做法，很不受清议舆论的满意。查照吏部则例，府丞出缺，按例由内阁侍读学士和五品京堂共同列入题本，叙明补授，称为正本。另行咨取都察院四科入道衔的姓名，列为副本，一并请皇帝选定。当时我任内阁侍读学士，通政司参议已经被罢免，光少尚未补人，鸿少某也不是正途出身，若按照宪纲论定，应当由我升授。一天，我到文忠公的府邸拜见他。公说：“高、张两位因特别旨意退休，我不能设法挽救他们，对清议舆论很惭愧。可是又能怎么办呢？”我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谈了。”湖北籍的科道官员中，素来很有声望的还有京畿道御史胡孚宸一人。这次吏部上题本，请求选补府丞缺额，正本中只有我一人，按例应当升授。胡孚宸的名字列在副本中，我愿意把这个机会让给他。如果皇帝朱笔圈出胡孚宸，就是所谓“楚弓楚得”，不仅可以安慰湖北人盼望恩泽的心，也可以堵住谏院多嘴议论的口。文忠非常赞同。不久，吏部题本上达，文忠当面请求升授胡孚宸。谁知题本中列在胡孚宸前面的，竟是工科给事中王培佑。王培佑前些日子因事被召见，曾奏称拳民忠勇可用，很受皇帝记住。两宫忽然看见他的名字，说这个人很好。文忠奉旨出来后，王培佑于是升任府丞。他到任还不到三个月，府尹出缺，竟得到特别提拔。留下的府丞缺额，仍归我顶补。恰逢培佑奉差出京，府尹缺额便立即由我兼署。等他差事办完回任后，皇帝认为我承办接济四恒巨款以及督理前敌转运事务，正是熟悉此事的人，命我帮办顺天府尹事务。后来王君办事十分困窘，于是调任署理太仆寺卿，由我署理京尹。我再次辞谢而没有获准，只好勉强出来任事。当时仅过了两个月，王君奉命回任，我便署理太仆寺卿。因为端邸对我不满，我几乎遭到他的中伤，不得不辞去繁重职务而就任较清闲的职位，暂时躲避他的凶势。不过，这两个月中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有许多令人惊骇、愕然之处，另有记载。不久，皇帝西行巡幸，我被派充留京办事大臣。正好两位全权大臣进京议定赔款，又命我协助办理和约。随后奉旨实授京尹，支撑危局一年多。暗自庆幸两宫回銮，我也承蒙恩典，被选任漕督，后来调任湖广。我得知高君燮曾经掌教乡里，张君仲炘侨居白下，历经曲折磨难，平素的志向始终不改。我认为他们的才能足以重新起用，专门上奏折保举他们，奉旨予以甄别录用。还没来得及进京准备召见，不幸国家制度发生改革，两人也先后去世。可悲啊！”},{

译功名来得早还是晚，原本自有定数。即使是在内外各处任官，也丝毫不能勉强。我在部中任职，积累资历和劳绩后，充任职方司总办，亲友都以道员、知府来期望我。等到我兼任总署行走，又因为记名海关道而受到推重。我对此都只是一笑置之。每天只是勤勉谨慎地到公署办事，其他事情都不在考虑之内。总署大臣张侍郎荫桓由佐杂起家，过去在山东时，受到丁文诚公的庇护。后来又趋附北洋李文忠公，接连升到现在的官职。侍郎很自负才华声望，也一向重视人才，想把我收罗到他的门下。我自认为性情拘谨，难以满足他的期望。侍郎不高兴，便当众扬言：“陈章京是不愿意做海关道吗？为什么对我这样冷淡！”我仍然只是一笑了之。恰逢英国公使写信请求会面，我跟随文忠公接见他，并记录双方的问答。文忠公年纪大了，不能久坐；而英国使者又絮絮叨叨说个不停，直到天将黑才告辞。就在他离开前一刻，侍郎也进来入座。文忠公送英国使者回来后，立即要看问答簿。我马上呈给他，共有两千多字，记叙了许多重要案件。文忠公笑着说：“怎么这么快！不过再迟一些，我也等不了了。” 他大略看了一遍，写下“阅定”两个字，交给供事誊写修正，赶在半夜以前交给内章京呈送，请邸枢各堂阅看，以免彼此隔阂。文忠公走后，我也疲惫不堪，匆匆下班，偶然忘了在问答簿中补写“某钟某刻，张侍郎续入坐”这些字样。这本来只是一时疏忽，并不是不能谅解的事。谁知侍郎调出簿册重新查看，发现没有明确记载“入坐”二字，顿时勃然不满，说：“这样的问答连我的官衔姓名都忘了，其他英国使者所说的事情，更加不可靠。”他还大肆说文忠公年老了，我对他所回答的话也不放心之类的话。他那种放纵专横的神态，旁人也觉得太过分。实际上，原来记载的问答全都是根据条约加以驳复的，连一个字也不能改动。第二天，我上班听说此事，仍然只是一笑置之。转眼到了任职满两年、列入保举的期限。按定例，记名海关道拟保几人以及应当保举哪一人，由堂官酌情决定。其余保举升阶、升衔的事情，属于寻常事务，都由章京自行斟酌拟定，呈报堂官汇总保举。我当时是实缺员外郎，因而请求等取得郎中资格后，以四品应升的缺位列在前面，请求皇帝下旨升用。侍郎看了以后，对他的朋友说：“陈章京早晚到公署办事，总算辛苦了，为什么要保举这种空虚而又没有实际作用的升阶？不知道有什么益处。” 后来题名升任郎中，恰好遇到内阁侍读学士出缺。这个职位属于四品，是郎中应当升任的阶次。我于是凭借这次保案，得以获得简任，实在是最初的愿望也没有想到的。正当侍郎获罪的时候，时间是戊戌八月十五日。他由刑部解送到兵部，发往新疆戍守。刑部负责押解侍郎的司员，是他的同乡区君。这个人一向与侍郎不合，积怨已久。他特意在部中请求派给自己押解差事，设法从提牢司、各司直到堂官，经过五六处手续。区君每次都坐在堂上点名押解，丝毫不肯给侍郎留面子。侍郎也无可奈何。押解到兵部时，我正好在职方司，此案应由武库司办理。因为正值秋节，司中空无一人，我急忙前往武库司同区君周旋。区君坚持要取回文，气愤地离开。怨恨毒害他人，实在太厉害了，难道不值得害怕吗？我送区君出去后，便到司堂东边的屋里慰问侍郎。侍郎满脸是泪，并且说：“我不是康有为、梁启超一党，不知道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重谴。我只希望圣恩宽大，早晚一定能够赐我还乡，以此安慰我。”侍郎说，太阳已经过了中天，腹中非常饥饿。谁知这天正值秋节，饭庄还没有开市，只买到少许月饼，给侍郎充饥。侍郎把月饼吃得十分甘美，说一饭之恩将来一定报答。我把侍郎送到官署外，看着他上车，并吩咐五营负责承接押解的弁兵，沿途小心侍候，不准稍有疏忽。后来我拜见李文忠公，文忠公说：“没想到张樵野也有今天！我一个月前离开总署，几乎遭遇不测，听说是他在其中作祟。这个人如果不受到严厉惩罚，就没有天理！”我们彼此感叹了很久。

译侍郎获罪后三天，我的同乡李尚书端▯也受到严厉惩罚。尚书学问深厚高雅，性情忠厚，只是被别人牵累，因而遭受党祸。京城人士没有不怜悯并谅解他的。新会某孝廉，是尚书任广东乡试考官时录取的门生，后来又与尚书结为姻亲。戊戌会试时，他住在尚书宅中；住处相近，说话也容易传入尚书耳中。在变法之前几个月，新政一天天推行，朝廷内外都震惊惶恐。尚书当时任仓场侍郎，单独封递的奏章都涉及变法维新，与他平日所遵奉的旧学宗旨大不相同。门生和旧交纷纷非议他。我亲眼看见党祸已经形成，暗中替他忧虑。七月末，礼部堂官不肯替司员王照代为上奏，奉旨六堂官同日被夺职，尚书则破格升任礼部尚书。八月初一，他从通州回到京城，我到他的宅邸拜见他，对他说：“交情并非泛泛之交，所以不说奉承话。今天来向您道贺，只怕明天就要来向您吊丧了。”尚书听后十分惊愕。当时他的门人、贻司业▯也在座。尚书说：“那么您有什么教我的呢？”我说：“时局如此，成败得失不能预料。只有称病辞官，仍然是保全自身的一种办法。”尚书说：“初三日到任，已经把消息传告阁部和各司，并且发出谕帖，这件事哪里能够中止？” 我说：“从前乾嘉时代，和▯申专权擅政。闽中某中丞当时任江苏巡抚，曾经同和▯申互通声气。后来他知道和▯申将要败亡，害怕受到党祸牵连，急忙想请求称病，却又找不到可以措辞的理由。于是他在大朝会时，考虑到众目所系，故意装作失足昏倒的样子，写奏折请求休假并开缺，最终免于祸患。您为什么不仿效他这样做呢？”尚书犹豫不决。贻君说：“这个计策非常妥当，老师如果肯辞去这个官职，门生也愿意辞去微职，跟随老师在山林间悠闲度日。”第二天，尚书到部中履任。部中土地祠供奉唐代韩文公韩愈，按惯例必须行礼。尚书行礼时，故意装作失足而不能起身，众人都亲眼看见，连忙把他扶回去。他随即写奏折请求病假二十日。贻君也在同一天请假，这种情义值得敬佩。在这段假期内，局势诡谲多变，幸好他身在局外旁观。到了十五日，张侍郎荫桓奉旨发往戍所。南城外的士大夫纷纷议论，把矛头全都指向尚书。尚书不得已，写奏折自行检举。可是这天恰好发生了内监的另一件案件，东朝震怒，看到尚书的奏折后，认为他是有意取巧，仍然从重论处，发往新疆效力赎罪。我认为尚书所受的处分虽然应当承担，但他的情形也有可以原谅之处。起初他本来只是托病，但在十多天内接连受到激刺和震撼之后，竟真的病了。可是发遣不能延期。我私下不自量力，想要急切地解救朋友的困厄。第二天，我独自到军机处，当面拜见刚相，陈述尚书确实患病的情况，请求代为展期押解。刚相认为不妥。我又说，尚书原先是在获罪以前请求病假，并不是获罪以后才开始请假、企图借此拖延。刚相说：“这是圣旨，我不能代为请求改旨。”他的语气和脸色都有些严厉。我也忘了这里是机密重要之地，小臣不能在这里任意喋喋不休，双方几乎陷入僵局。幸亏荣文忠公出来说：“你们谈的是什么事，为什么还没有解决呢？”刚相的脸色稍稍缓和，对文忠公说：“您看，筱石这个人太厚道了，现在因为同乡李苾园发往戍所的事情，请求我延长假期。这是什么样的事，哪里是你我能够擅自办理的！”文忠公略微沉思后，笑着对我说：“发遣是奉严厉的谕旨，当天就要启程，怎么能延期呢？刚相的话很对。不过也有一个变通办法：你赶快到部里传达谕旨，让他当天起解。官员发往戍所，第一站多半住在天宁寺，这就算遵照圣旨出了京城。如果确实有病，再向城厢司坊的官吏递呈，请假一两天，也未尝不可。” 这样一来，公义和私情不是就都能兼顾了吗？”话还没有说完，刚相便拍手赞成，说：“这个办法很好，你立即照这样办理。”我到部里没有多长时间，尚书已经到了，恭候发遣。我把尚书送到天宁寺，我们叙谈了一夜，又设法通融，请假两天，让他安排行装。我惭愧自己只是清苦的京官，没有能力送上丰厚的路费。第二天，车轮声辚辚作响，尚书终于踏上西征之路。这是戊戌八月的事情。到了庚子七月，某邸上奏弹劾中外大员中与外国相通的十五人，我竟然也附带列入其中。奏折虽然已经送到内阁，皇上忽然问到我。刚相先说：“陈某曾经在臣的部里任职，这个人非常正派，而且有血性，能够办事，圣上的脸色也因此缓和了。”文忠公出来对我说：“这几天以内，我和庆邸也触犯了嫌疑，说话不灵验。刚相说你好，尤其足以打动圣听。”后来我才知道，刚相所说我有血性，是指当日尚书发往戍所时，我同他在军机处门外争执的事情。

译关于光绪戊戌政变，人们的说法各不相同。实际上，孝钦皇太后并没有仇视新法的意思，只是因为利害关系切身，一听到警告，便立即从淀园返回京城。当时皇上还在勤政殿接见日本使臣伊藤博文，宫中和府中来不及传达宣告、清道和警跸的命令，慈驾已经返回西苑。第二天，孝钦皇太后答应皇上的请求，出来主持训政。步军统领和五城番役捕获了案件中的康广仁、刘光第、杨锐、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六人，即世人所称的“六君子”。奉旨认为案情重大，命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会同刑部严加审讯。后来又命御前大臣负责督同审讯。按定例，御前班次排在军机、内阁之前，众人推举庆邸为领衔。天还没有放亮，邸堂忽然命材官来到我的寓所，催促我入府商议要事。我遵照谕令赶去。铁君良也到了。庆邸说：“康广仁等人的案件极其重大。我惭愧地担任领班，不能不借重两位，赶快到刑部会同审讯。”他又说：“同案的六个人，情形也各不相同。听说杨锐、刘光第都是有学问的人，品行也很好。把他们罗织在同一案件中，实在不合公道，必须分别办理。” “你们到了刑部，可以同承审的各位商量这件事。”我们便快步退出，当时刚过上午九点。于是前往译署，先写公文通知刑部，大略说明奉派会审的缘由。谁知我的车刚到西交民巷口，刑部的番役便来告知：此案因今天早晨有位京堂上奏密折，请不要再审讯。刚相已经传旨给刑部，把六人一并绑赴市曹处决。由于外间讹传很多，有的说各国公使已经出面干涉，又说一旦审问，恐怕这些人会有意牵连他人，以至于无法替尊长隐讳。因此事情才办理得这样迅速。我没有亲自到都堂，逐一同各人周旋交谈。事后想来，难道不是非常幸运吗？这是戊戌八月十三日的事。已被革去爵职的端亲王载漪，年轻时不读书，刚愎自用。己亥年冬天，他的儿子溥亻隽被立为大阿哥，朝廷中的目光全都集中到端王府。满族大臣中竟有人先送如意，希冀日后得到恩宠。他所统辖的虎神营，在神机营之外另成一派。庚子年拳匪之乱兴起后，他一心加以提倡。当时某相国、某上公都被授职教导溥亻隽读书，且都笃信拳匪，倚靠他们仇视教会、消灭洋人。载漪于是深信不疑，认为拳民可以依靠。步军统领、已革的庄亲王戴勋，以及右翼总兵、他的弟弟载澜，又附和他的主张。凡是拳民进入京城，前往庄王府登记，就被认作义民。十天之间，聚集在都城的乱民不下数万人。他们都把红布缠在头上，手持短刀，杀人放火，昼夜喧闹，有司不敢过问。各国公使馆从天津调兵入京自卫，但苦于兵力不多，只在东交民巷东西两端的巷口设卡驻兵，同我方对峙。董福祥的一支军队奉调驻扎在正阳门、东安门一带，保护内廷，并严令不准同洋兵发生冲突。董福祥率武卫后军归荣相节制。谁知载漪暗中同他结交，把他拉来为己所用。福祥也把消灭洋人当作自己的责任。荣相再三告诫约束，他竟不听命令。其实福祥虽号称懂军事，只同西域回匪打过硬仗，对于西方国家训练有素、受严格指挥的军队，他实际上从未交手。因此双方相持数月，他拥兵数万人，凭借声势进攻，却竟然拿使馆中一千多名洋兵毫无办法。朝廷也认为进攻使馆不是办法，特意连续三次大起，凡近支王公大臣、内阁、六部九卿，都奉召见面，询问应对方略。许侍郎景澄、袁太常卿昶竭力说不可以挑起事端。他们言辞激烈，竟触怒载漪，被当面斥责。杀身之祸，就是由此开始的。后来听说天津失守，外国军队将要入京救护公使和侨民，满朝士大夫都想尽快议和。载漪非常愤怒，于是伪造圣旨，先把许侍郎、袁京卿处决，以堵住群臣的嘴。不久，徐尚书用仪、立尚书山、联阁学元也相继被押赴市曹处决。当时距离洋兵入城才三天。此时朝野震动，人心惶惶，几乎有早晨还在、晚上便难保的危势。总因为他有所倚仗而无所畏惧，大概想尽早发动非常之举；但事情同他的心愿相违，大欲未能实现，于是伪造圣旨做出了这种事。他倒行逆施，终于造成两宫西幸的局面；而国事危急得像叠在一起的鸡蛋，他自己也已经身败名裂。可悲啊！

译载漪肆意专权时，我恰好署理顺天府尹，负有安抚地方的责任。五月十八日，拳匪放火烧毁前门外的大栅栏一家洋货铺，火势延烧到广德楼茶园，终于酿成燎原之灾。大栅栏以东的珠宝市是京师精华荟萃之地，竟化为灰烬。火焰飞入正阳门城楼，城墙上百雉也遭焚毁。这实在是我朝二百年来未有的变故。二十多家炉房都设在珠宝市，属于金融机构。市场既被毁，炉房失业，京城内外大小钱庄、银号的汇划都不灵便，受到极大影响。第二天，东四牌楼著名的钱铺四恒首先停业。所谓四恒，就是恒兴、恒利、恒和、恒源，都是宁波商人的经营机构，在京都开设已有二百多年，信用最著，流通也最广。一旦停业，关系到京师数十万人的财产和生计，全国都惶恐不安。我恰好入内奏事，忽然接到旨意，命我在召见军机大臣之后入见。按照旧例，臣工被召见都在军机大臣之前；这次忽然命我留到后面，我不知道皇上的意思，心里十分惴惴不安。我急忙到朝房恭候，遇见庆邸，略谈了几句话。忽然苏拉来报告说，端郡王已经到了门外。我平素同他没有见过面，无法同他叙谈。他进门后斜着眼看我，故意摆出不屑一顾的样子。庆邸连忙对他说：“这是顺天府尹陈某，在这里等候召见。他是我们衙门的旧同事，现署任京兆，现在地方上的事情全靠他。”他只是连声答应。我刚同他周旋，内监已经传旨命我入见。两宫先问地方是否安定，随后又问我所管辖的近畿各州县，是否有百姓和教民互相仇杀的案件继续发生。最后说，昨天四恒因为炉房被毁、资金周转不灵，呈请停业。四恒是京师的金融机构，怎么能一天关门？我命步军统领崇礼设法维持。他同四恒很有来往，又是地方衙门，办这件事比较容易。谁知他只知道叩头，把责任推说是顺天府的事。你是地方官，本来就难以推卸责任。这件事究竟应当怎样办理？我想四恒并不是没有钱，只是被炉房拖累，一时不能周转。如果只是因为资金紧张，官府可以先借银给它，让它赶快开市，免得穷民受苦。你可以回衙署，传谕该商号等妥善筹划办法，最好在三天以内办好。”我领旨出来，刚相正在门外等候，对我说：“四恒的事，太后曾经对我谈过。我说这事非你办理不可。” “只是托你一句话，无论如何，千万不要牵累当铺。千万嘱托，千万嘱托。”我奉命后已经觉得毫无办法，听了刚相的话，更不知道他的意思究竟在哪里。”我当即回到衙署，传见大兴、宛平两县的官员。谁知两县都是油滑的老吏，一条计策也提不出来。治中王君是忠厚长者，向他询问，也不得要领。这件事关系民生和市场，又是奉特别指派的，怎么能任意拖延、用空话敷衍？经历邢君进来说：“尹署有事，治中、两县、经历一同会见。要接济四恒，首先必须筹款。京师城内外的当铺约有一百十余家，都是殷实股东。若命两县传谕，每家暂借银一万两，共有一百十余万两，就可以救四恒一时的急需。而且当铺都有殷实股东，我听说刚相也有三处当铺。”我这才明白刚相急切嘱托不要牵累当铺，原因就在这里。我说：“市场这样恐慌，当铺同四恒风马牛不相及，怎么能凭官府的势力强行借钱？”邢君说，四恒的业务范围很大，各家当铺都借有四恒的款项，这时不过是借用官府的名义，替它筹款周转罢了。我说：“你说得很好，只是早晨奉了上面的谕旨，已经答应拨官款帮助。” “既然有官款，何必牵累当铺？现在我们同各位商量的，只是眼下如何承借，将来如何归还，以及如何分配、如何抵押等各种手续。我只是一个贫穷的京官，平时同四恒来往很少，不知道该商号内部的详细情况。如今奏请借官款，无论是内帑还是部帑，责任都由顺天府一人承担。万一四恒将来不能归还，又该怎么办？”众人都说：“这不必顾虑。京城中的大宗商户，如木厂、洋货庄、山西票庄、粮食铺、当典铺，都借有四恒的银两，必定有借券作为凭据，就把借券作抵押品。如果奏请一百万两官款，就命四恒拿出各商户的一百万两借券，存入府库作为抵押，岂不是很稳妥？”我认为可行，反复斟酌了好几次。票号商人殷实，又有山西老字号作依托；当铺即使关闭，货架上还有货物，也比其他商户更可靠，最终决定以这两类借券作为抵押。议定后，我挑灯亲自起草，连夜缮写奏折。第二天早晨便上奏，奉旨准许办理，人心因此大为安定。查原奏请拨官款一百万两，其中内帑五十万两、部帑五十万两。内帑五十万两，第二天就发了出来。部款五十万两，我请王文勤王韶公办理。当时户部因为董福祥驻兵，司员四散，部库也被封锁，无法领取。而四恒急需款项，文勤也没有办法。恰好遇到兵部旧同僚某君，他告诉我：“听说你处理四恒的事情很好，商民没有不感激称颂的。户部现在驻有董军，部款无法领出，这确实是事实。但该部在东华门内、内阁后门东边有一座内库，听前辈说，庚申年文宗前往热河，临行时命户部提取一百万两银子存入内库，这时应当还在。为什么不查一查呢？”第二天，我入见文勤，把事情始末详细告诉他。文勤说：“如果不是你说，我也忘了这件事。”他立即传谕主管官员开库发款，分交四恒领取完毕。后来两宫西幸，洋兵入京，东华门由日本兵协同守护。各国全权代表入京后，百事都等待处理，部库五百多万两款项全被某国捆载运往东边。全权代表办事处设立后，急需款项，我仍秘密命陶大均君设法同日本官员商量，把内库剩下的五十万两用车辆运出，以救急用。事后想来，这实在是当初愿望所没有想到的结果。

译载漪倚仗贵族身份和权势，盛气凌人。汉族大臣中稍有才干的人，必定遭到他的嫉妒和排斥。拳匪焚烧正阳门时，中外之间的冲突已经开始，朝廷却还不忍心毅然决裂，特意在五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等日连续举行大起，召见王公、贝勒、军机、内阁、六部九卿，当面询问对策。每天在西苑仪鸾殿东暖阁召见两次。两宫背窗面向北坐着，门从西边进入。座前设置一张御案，距离门只有咫尺。臣工掀帘进入，从御案前经过后，都到后面跪下。案前几尺的地方，由近支亲王、军机重臣环绕跪着，便于参与机密事务，其他臣子不敢越过那里。谁知这天早晨，嘉兴许文肃公景澄进门稍迟，看见阁内人数拥挤，无法退到后面，于是跪在御座旁边。军机大臣仁和王文勤公文诏首先说，外患和冲突绝不能开启，使馆尤其应当保护。端邸当面斥责他，文勤汗流浃背，低头不敢再说。皇上紧握文肃的手，说：“你出使外国多年，现在又在译署任职，一定有妥善处理的办法。”文肃的回答同文勤所说相同。返回后，近支王公纷纷责备他们，众说纷纭，最终没有得到结果便退下。到了午后第二次叫起，各位大臣都在仪鸾门外的朝房等候。袁忠愍公昶忽然对濂公说：“围攻使馆，这是野蛮的办法。德国公使已经被杀，如果各国公使再受到伤害，各国怎么肯罢休？弥天大祸就在眼前。请向端邸恳切说明，不能轻率行事。”他说话时声泪俱下，顿时失去了平日的常态。濂公不高兴地说：“这件事我管不了，你可以直接向端王说。”不久，两宫叫起，各位大臣慑于天威，近在咫尺也不敢进言，只能静候上面裁处而已。连续三天举行大起，仍然没有得到结果便散去。从此端邸深恨许、袁二公，杀机就在这里埋下了。七月初三日，两公在菜市被处决，举国都为之含悲。过了几天，我到荣文忠的府第拜访，同他商量压制、安定地方的办法。董福祥推门直入，对文忠说：“这件事从何说起？刚才端邸召见我，命我增兵进攻使馆。我的军队已经有不少伤亡，怎么能再调兵？”说到这里，他显得很愤怒。文忠随口应付了几句。我料想他还有别的事情，便先告辞出来。福祥对文忠说：“我看陈府尹很好，不知道端邸为什么要说他的坏话。”文忠说：“陈府尹同端邸各办各的事，彼此风马牛不相及，坏话从何而来？我见到端邸时可以替你疏通。”第二天，文忠入值，两宫发下端邸的一件密封奏折，奏请共同参劾十五人。第一名是李文忠，第二名是王文勤，都请求立即处决。我排在第十五名，奏折中不说我是兵部出身，只说我是总理衙门出身，意思是说我曾同洋人办理交涉，因此要治我的罪。当时文勤刚进入值房，文忠便把端邸的奏折放进匣内，不让文勤查看。不久，内奏事太监传旨召见，众事领旨完毕后，参劾的奏折还放在御案上。太后默然无语，皇上看着文忠，希望他能想出挽回的办法。文忠奏道：“中外关系闹到决裂的地步，全是载漪造成的。今天又有密封奏折，不知道载漪要把祖宗留下的天下闹到什么地步才肯罢休！”太后惊醒般地说：“我也不赞成他的做法。今天的密封奏折，立即■111111起，不必议论。”文忠叩头，回头对王文勤说：“赶快叩头谢恩。”文勤耳朵重，完全不知道其中底细，还以为自己获得了赏赐上方珍贵物件的恩典。等退入值庐，文忠把原奏折交给他阅读，文勤又惊又喜。我作为署理官员，每天处在枪炮交加之中，竭力顾全考成，却替别人承担过错，实在太不值得。于是向文忠说，请让王君培佑回任府尹。文忠起初不肯上奏，后来因为端邸同我有意见，担心我遭遇危机，于是上奏请令王培佑回到本任。太后说：“陈夔龙署理以来，各项废弛的事务都办起来了，而且经手承办的重要事情很多，怎么能听任他交卸？”文忠说：“陈夔龙承办的各项要务已经有了眉目，既然有本任人员，似乎应当让他到任历练，以免职位空缺。”太后这才答应。随后又说：“陈夔龙办事得力，无缘无故让他交卸，未免使他面子上过不去。”文忠说：“诚如您所说。查王培佑现在署理太仆寺卿，也是三品大员，可否立即命陈夔龙署理此职？”太后下旨说：“可以。”我于是于七月十二日卸下府尹职务。到了二十一日，北京失守，两宫西狩，我没有守土的责任，得以免受舆论指责。只是心中渐渐感到惭愧而已。

译董福祥围攻使馆，双方相持了很久。一天，端邸忽然假传旨意，命荣文忠公以红衣大将军炮进攻。所谓红衣大将军，是一种头等炮位，国朝初入关时，曾专门用来攻取齐化门。此后并不经常使用，弃置收藏到现在，只剩下形式。即使访求当年熟悉操演、发射这种炮弹的士兵后代，如今也寥寥无几。炮身极其沉重，如果不事先修筑炮架，便不适合使用。从地势上说，这种炮架必须建在东安门内东城根处；城外就是御河桥，桥南西岸延伸几十步，便是英国使馆。计算从城根到使馆还不到半里，各国公使、随员以及妇女儿童等都藏在馆内。使馆房屋高大密集，如果用巨炮连续轰击几次，绝无不被摧毁的道理。不知道端邸为什么会提出这种办法。这种炮一旦发射，声音数里之外都能听见，宫中也一定会听到，因此绝不可能只演习而不发射。文忠心里很忧虑。后来想出一个办法：炮弹能否瞄准，全在于表尺。表尺调高一分，炮位发出的炮弹必定高出一尺以外。于是秘密嘱咐炮手，把表尺所定的部位略微再调高二三分。炮弹轰然发出，气势如雷奔电掣，已经越过使馆屋脊；从前门望去，视线直达草厂十条胡同，把山西票商百川通的屋顶打穿成一个大洞。那家商号等十几家商户环居附近，一时大为惊恐，纷纷开始商议迁移。第二天，他们收拾银钱和账据，全部迁到贯市暂住。后来洋兵入城，各种商号都遭受损失，西号却完全得以保全，没有伤到元气，未尝不是这发炮弹的作用。各国使馆经历这番震撼后，更加警惕。后来议订条约时，各国使者还再次提起这件事，心情颇为愤懑。我私下对李文忠公说：“当天试放炮弹时，如果不把尺码调高，恐怕使馆已经化为灰烬，各国使者也很难幸存。不过那样一来，祸事会更加严重，索取的赔款也会更多。想求得像现在这样早日确定和局，实在困难极了！”文忠也认为确实如此。海城人李鉴堂督部秉衡，因任四川总督，奉命巡视长江。当时义和拳教发生冲突，沿江各督抚联合发电，大意说，内地拳民不可靠，不能同各国开战，洋洋洒洒写了一千多字，推举督部领衔。朝廷虽然没有全部采纳，也还没有公开表示决裂。自日本书记生山杉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后，战事已经爆发。某相国、某上公上奏保举督部熟悉军事，发电召他进京。当时是七月初三，正是许、袁两位大臣受命的日子。督部进入景运门，某上公在九卿朝房迎接他。我恰好有别的事情，便同马军门玉昆商议，也在朝房里。督部当众大声说：“上次沿江督抚联合发电上奏的事，我并不知情，是张香涛擅自盗用我的名义领衔。李中堂在广东也有电奏，朝廷任用这种人，怎么能不误国家大事？”某上公听了，赶忙恭敬奉承，唯恐不周。仿佛督部一到，前线指挥便可以从容自如。督部也沾沾自喜，自负不已，毫不顾忌地突然推翻沿江督抚联合署名的原议。后来他奉召赴天津请示，深夜赶到荣文忠公的宅第，屏退侍从，秘密对文忠说：“洋兵这样厉害，战事哪里有把握？我这次前往前线，只能拼死一战。可以赶快发电召李文堂立即进京办理和议。”文忠惊愕地说：“您早晨来请示时，我们一同进见，您说民气不可违拗，不能指望邦交，战事一定有把握，很是打动了两宫的听闻。怎么一天之内，所说的话竟然这样严重地自相矛盾？”督部默不作声，匆匆告辞离去。谁知刚到杨村，所带的部队已经有一半哗变溃散，督部也于是吞金自尽。假如他在请示时，把刚才对文忠说的话秘密陈奏给两宫，未必不能挽回圣意。当时如果放弃战争而谈和，各国使臣正困在馆舍中，转圜会比较容易，和约条款也不至于像后来那样苛刻，皇帝西行也更可能中止，国家和百姓所受的保全将大得多。督部没有考虑这些，起初用大话欺骗世人，后来用一死来塞责。他死在战场上，确实算是死得其所，但君子对此不敢苟同。我从庚子年五月十七日起代理顺天府尹，七月十二日卸任，任职还不到两个月，却承办了很多重要事务；其中奉旨督办京津一带的转运事务，尤其重要。当时战端已经开启，成败尚未确定，朝廷特意命令府尹筹备大车二百辆，以备万一翠华西幸时使用。于是借转运军需的名义办理此事，用来安定人心并应付紧急情况。京城内外风声鹤唳，京官的家属纷纷南下，每天需要的车马数量很大。车马一旦出了京，一时不能迅速返回，京城里的车马就更加缺少。再加上董福祥、余虎恩带领的军队到处抢掠，京官自己所有的车马大半被劫走。综合这些情况，要在短时间内突然办齐二百辆大车，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我想到京通十七仓的花户约有几十家，向来是仓场中的蛀虫。他们势力很大，每家按少数计算，也有几十辆或一百辆大车。如果用委婉而恳切的言辞，要求他们急公奉上，同时仍从宽付给车价，他们既能得到优厚价格的利益，又能获得报效朝廷的名声，难道不是他们愿意的吗？于是我命大兴、宛平两县诚恳地晓谕，这些仓户都乐意服从。不到三天，车声马嘶，车辆就聚集在府尹衙署附近。我给车辆编了号，暗中按照兵法编组，每五辆为一组，二百辆分成四十组。前线各军有需要时，就轮流运送物资，限定七天往返。但不论前线需要多么紧急，都必须留下三分之一的车辆，不许调动，专门准备内廷临时使用。谁知我刚卸任，后来接任的王君不懂事务，遇到各军需要车辆，便全部调取。而通州一带败兵充斥，抢掠横行，这批车马一经运出便无法回来，三天之内衙署里就空空如也。我当时还住在衙署内，偶尔出门，只见衙署附近一无所有，不再是日前车马拥挤、肩膀相擦的景象，心里暗自觉得奇怪。

译十五日八点，军机处的苏位传来消息，说赵堂请我立即前去谈话。赵堂就是赵尚书舒翘，当时以刑部尚书的身份入值军机处，同时兼管顺天府尹事务。我快步进入内署，尚书对我说：“刚才两宫有西行的打算，问您以前办理的车马还剩下多少？”我回答：“以前办理的大车共有二百辆，因为前线各军转运粮饷十分紧急，截至十二日交卸职务时为止，共发出一百二十辆，留下八十辆，已经作为专案移交给后任并由其收讫。”刚才进入内署时，我亲眼看到府署前后左右都没有车马。不知道王府尹是怎样办理的，竟然一辆也没有留下。尚书十分惊愕，嘱咐我回衙署转告现任府尹，赶快预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六日〕 我回去告诉王君，他在惊恐之下竟手足无措，只是流泪哭泣。我也没有办法。十六日八点，苏拉又来了，说尚书请我仍到军机处谈话。我问：“是否也约现任顺天府尹一同前往？”他回答：“并没有请王府尹。”我心里很不以为然，但不能不去。我说，昨天嘱咐预备车马的事已经转告王府尹了，他焦急万分。公为何不约他来商议办理，却又催我前来，难道还有别的事情要交给我办理吗？公说两宫上路西行的意思非常急迫，没有车马就不能成行。这件事无论如何也来不及办成了。我的意思是请您不要分彼此，帮我一把。先前雇来的车马已经因运送物资而不在了，烦请您另外代为购买二百辆，供两宫使用。我说：“这件事到了现在，怎么也办不到。从前人心还没有离散，命令还能执行。各仓户都还在京城，车马在家里，只是白白耗费饲料。一经官府征用，立即就能办成。现在人心惶惶，仓户躲避战乱，迁徙得一空。不要说二百辆，就是二十辆也无法雇到。这一点请您原谅。还有一件事要向您说明：从前奉旨命令顺天府尹筹备车马，我本来就是顺天府尹，自然应当遵旨办理。现在我已经卸任，责任自然在现任顺天府尹身上。只是恐怕两宫不了解情况，以为我是承办此事的官员，如今既然耽误了，就应当由我承担罪责。我虽然不敢为自己辩解，但如果因此获受重罪，岂不是太冤枉了吗？请您在被召见时，代我分别说明，委婉陈述，以免给我增添罪责。”我又说：“我今天就把家搬到南城，不再住在衙署里。明天您如果是为了这件事，尽管向保之商议办理，不要再约我。即使约我，我也不能来。”我故意表示决绝，以免被纠缠。实际上，我当时还没有搬家。十七日八点，苏拉又来传信，说礼亲王在军机处等我，马上要同我谈话。这一天正是徐、立两位尚书和联阁学奉命办事的日期。关于昨夜拿交提署的事，我已经有所听闻。全家正深感惶恐，如今忽然听说礼亲王府请我谈话。妻子和女儿相对愁苦，不知道这次去是吉是凶。随后我妻子许夫人慨然说：“事情已经这样，看来很难借故不去。您只管放心前往，倘若发生意外，我自会承担家里的事情。”我没有顾虑便去了。谁知一到军机处，仍然是尚书出来接见。我才知道，尚书担心以自己的名义约我会请不来，所以特意假称是礼亲王府相约。我顿时消除了疑虑，问公这次约我又是为了什么事？尚书仍坚持先前的说法，说上面问究竟能准备多少车马；即使只有几十辆也能应急，不必一定要二百辆那么多。两宫体恤到这种程度，您难道不肯相助办理吗？于是我特意问公：“今天顺天府尹来了吗？”公说他不会办事，没有约他。我这时不能不着急，也不能不恼怒了。于是收起笑容回答：“这本是顺天府尹应办的事情，我现在已经不是顺天府尹，一切事权都不在我这里。公不去询问现任顺天府尹，却只向我责难，难道是认为我可以压制，打算把推诿责任的罪名加在我身上吗？”正当我们彼此争执时，荣文忠忽然从宫门快步出来，说上面已经知道车马一时无法预先办齐，长叹道：“既然没有车辆，我们干脆决定不走就是了。”尚书听了非常高兴，我几天来的忧惧也因此顿时消除。正准备退出时，恰好徐侍郎承煜快步进来，同文忠秘密交谈。我在旁边偷听，大概是关于监斩徐尚书等人的事情，徐侍郎顾盼自得。文忠默不作声，一句话也没有说，侍郎却喋喋不休。文忠厉声说：“我还有事情，不必再谈了！”便掉头回到北屋。我也乘车回到寓所。许夫人和我的女儿，已经望眼欲穿。过了四天，到黎明时分，两宫竟然向西行进了。我没能穿着草鞋抄小路赶到行在，直到现在想起这件事，仍然深感内疚。

译西林岑制军春煊凭借门荫入仕，任水部，连续升任京卿，因时势和机缘，出任广东藩司。戊戌政变时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牵累，几乎遭受严厉斥责，后来从宽改调甘肃藩司。庚子年勤王时，他带队从蒙古草地奔驰二十多天二十多个昼夜到达京师。各省的勤王军队没有一支到达，制军这一支部队简直像从天上突然降下来一样。两宫给予的褒奖超过平常，制军承受恩宠便从此开始。我当时恰好任京兆尹，负责京津前线各军的转运事务。制军到我这里索取车马，意图赶往前线助战。当时李鉴堂督部刚刚出京，督率余虎恩、张春发等军队赶往杨村等地。军情十分危急，督部只想拼死一战来塞责，大局已经无法收拾。制军亲自率领材官、健儿从草地来到京城，只有一百几十人；我的军队还在驿路上赶来，需要时间。我把这些情况告诉荣文忠公，说：“杨村已经将要守不住，通州的形势也十分危急。李鉴帅率领全军，恐怕会导致覆没。如果让制军接着前往，也不过是一起送死。人才难得，应当爱惜。”文忠说：“您的意思是什么？”我回答：“我奉旨办理转运事务，表面上是接济前方战事，实际上是专门准备两宫西行，以免临时仓促慌乱。我查考昌平距南口很近，是通往宣府、大同的要道，不如暂且让制军在这里驻兵，借此休息。慢慢观察世局的变化，以备将来使用。”文忠认为有道理。制军不知道其中的内情，临行时颇为怏怏不乐，我也不便明白告诉他。不到十天，驿站飞快传来消息，翠华西行，经过南口，制军就近首先迎接圣驾。随后他护送銮驾由山西进入陕西，极受恩赐，终于升任开府，总制四川、广东，官府仪仗极其显赫。后来受到项城阻挠，不能安居其位。辛亥铁路风潮震动全国，朝廷特意起用他督办四川。刚到湖北中部，武汉已经发生大变乱。我当时任职北洋，发电保举制军改任湖广总督，责成他恢复湖北城垣。谁知他已经换上便服，乘一叶小舟，偷偷返回上海。最终顺从党人的请求，第一个列名，发电逼迫朝廷逊位。他未能终守臣节，有见识的人都为之惋惜。当制军▯无仕时，他依仗恩宠，嫉恶如仇，颇有显赫的名声，同南皮、项城三足鼎立。当时的舆论说，南皮屠财，项城屠民，西林屠官。“三屠”的名声，几乎传遍中外。又说南皮有学问而没有权术，项城有权术而没有学问，西林既没有学问也没有权术。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制军自幼接受家庭教育，很有权谋才略。我在京曹任职时，曾见他在我的同乡李苾园尚书门下受业，行弟子礼十分恭敬。在处理部务的空闲时间，他总是手捧一卷书，诚心诚意地奉行并牢记其中的道理。两宫西行是在七月二十一日。我当时还在府尹衙署，应当同京尹王君培佑商议，便说：“和议就在眼前，府尹是地方官，衙署形势十分开阔，洋员一定会来查问。您如果不远远避开，我愿意同您一起应付洋员，慢慢设法补救。”王君没有长远谋略，只想着逃避。我说：“您如果离开这里，我没有守土的责任，也不得不跟在您后面先走。”恰好前线运输的车马有几辆很快返回，我急忙乘车，同妻子、女儿离开衙署。许夫人不让我的车走在前面，亲自走在最前面，说如果迎面遇到敌兵，她就拼死一战，留下我的性命，让我为国家效力。友人胡砚孙观察延因战乱回到陕西，所住的地方在黑芝麻胡同，只派了家人看守。当即赶车暂住到胡宅。我看见沿途逃避战乱的平民，成千上万像蚂蚁一样，都向西行进，鸦雀无声，景象极其凄惨。困在胡宅三天，对外界一无所知，只听说洋员并没有恶意，正在急切寻找庆亲王商议和议。我偶然想到译署总办舒君文，在署中资历最深，同总税司赫德很有交情；他的住所在东四牌楼九条胡同，和我的住宅隔街相望，中间只隔着一条甬道，于是命仆人去他那里探听各方消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当时敬尚书信、裕尚书德、那侍郎桐都在那里，只是不知道我的住址。听说我还在京城后，他们都高兴地约我赶快前往，共同商议要事。因为舒君文同赫德已经亲密交往过几次，又得到日本士兵驻宅保护，那里隐约已经成了办事机关。诸位大臣转述赫德的话说，各国公使正在急切寻找庆亲王，意图出来议定和约，甚至已经多次到庆亲王府宅探寻。不如据此联合署名上奏，请下令庆亲王回京议定条约，便宜行事，同各国公使密切协商。我认为这个意见很好。但各国既然指名请庆亲王回京，万一两宫不能谅解，庆亲王也处在被怀疑的境地。不如根据实情上奏，请皇帝钦派亲信大臣，会同庆亲王回京开始议和，这样更为妥当。众人都认为可行。由我起草奏稿。当时圣驾已经抵达山西大同，庆亲王因病滞留在怀来行馆。奏稿虽已拟好，却没有人携带投递。译署旧友、吏部郎朴君寿也在座，他平时很为白首冯唐而感慨。我对朴君说：“您想建功立业，现在正是时候。”何不冒险走一趟？众人也一起鼓动他。朴君于是答应了。我又替他拟写给庆亲王的公函，详细说明事情原委，并请庆亲王将所附奏折专门交给使者，直接送到行在，等候皇帝的命令。奏折中署名的共有八人，由昆中堂冈领衔，以下依次排列。庆亲王接见朴君后，立即把原奏折交给使者，快马送往大同行在。当时两宫正要起驾前往太原，收到这份奏折后，便命庆亲王迅速进京，没有另行选派其他人，只是发电催促李文忠迅速到京会同办理。不过，圣驾前往太原时，竟把庆亲王的家属全部带走，这也可以看出上面的心意了。这是八月初三的事。同一天，又任命联名上奏的八人为留京办事大臣，其中汉大臣只剩一人，实在既惭愧又侥幸。

译初十日，庆亲王进入京城，传谕第二天午后一时，一同在北城广化寺会面，并约赫德一同前来，我和各位大臣也都到场。面对山河景物，抬眼所见已经完全不同，大家不禁相对流泪。和约谈判必须等文忠到京后才能开始。我们先同赫德商议，请他转告各国军官，先开放各城城门，使四乡的粮食、蔬菜照常进城，以维持民生；同时告诫各国军队不得强占民房、抢掠奸淫，以维护人的尊严。赫德一一答应。阴霾笼罩了十多天，已经看见一线曙光。这次会面确实对商民大有帮助。赫德说，城内有外国军队驻扎，可以保证安全。京畿附近各州县、镇市，听说还有议和团体勾结土匪、溃兵，肆意杀戮抢掠外国人，抱怨之声很多。这件事中国地方官应当负责任。倘若外国军队出动进行剿灭，恐怕玉石俱焚，受伤害的人实在太多。庆亲王对我说：“你可以行文通知顺天府所属各州县，一律设置防卫力量自保。”他几乎忘了我已经卸任京兆尹。我说，现任府尹王君培佑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大兴、宛平两县的消息也同样断绝，容我立即托人去打听。庆亲王微微一笑说：“我还以为你仍然是顺天府尹。” 但即使卸任，这件事总得帮忙。”我唯唯诺诺地答应了。庆亲王又嘱咐我把这次会晤的情形详细拟成稿子，当天用六百里加急递送奏报。李文忠相国起身说道：“徐中堂桐以身殉国，从容就义，拟请附奏请求抚恤。”庆亲王勃然变色说：“徐相已经死了，可惜太晚了。假如早死几天，哪里会有徐小云尚书被论罪处斩的事！”于是他说，十七日清晨，徐尚书等人已经被拿交军署。军机大臣入见时，传旨把片子交给刑部，立即正法。荣禄相国叩头恳求，说外面的消息非常紧急，京师危在旦夕，不宜把大臣成批杀戮。即使有罪，也必须审讯清楚。况且今天是文宗显皇帝的忌辰，按例应当停止行刑，可以暂时交刑部监狱关押，审讯明白后再办理。皇上不答应，而徐侍郎承煜已经奉命监斩。文忠退出殿外，和我相遇，立即说：“今天又要杀小云，真是骇人听闻。这个人必须保全，将来议和时也能成为一名助力，打算和您再一次奏请起用，代为乞求恩典。”又说：“这几天我们两人也犯了嫌疑，恐怕难以让人听从。不如邀请荫轩、文山，四个人一起奏请起用，力量较大。” “您在这里稍候，我立刻约他们来。”先去商请文山，他说自己和小云虽然没有深交，也没有成见，可以一同前往。等到约请荫轩时，他冷笑着对文忠说：“您还想假装做好人吗？我看这样的汉奸，满朝都是，能多杀几个，才能消我的气。我的儿子奉命监斩，不能代为乞求。”文忠失望地回来，说：“事情不成了。在冥冥之中，我辜负了这位良友，怎么办！怎么办！”这是七月十七日的事。小云等人的性命，实际上断送在这个人手里。假使小云还活着，今天议事时多一个懂得办事的人，岂不是很好。关于他死后所留下的遗折，我不能代他上奏。庆亲王谈到这件事时，心情极其愤怒。我们听了，都感到惆怅。这是全权大臣进京后第一次会见洋员，也是商办和议的开端，所以我特意详细记下这件事。拳民虽然放纵凶暴，寻仇擅自杀人，但也还知道敬重长官。我任京兆尹时，各城门和闹市都设有神坛，即使亲贵大臣经过，拳民也喝令他们下轿下车行礼，没有人敢不遵从。唯独我的车经过时，他们知道我是顺天府的官员，认为我是父母官，反而学西方人的样子举一只手行礼。一天，我正在宅中和仲山尚书品茶交谈，仆人来报告说，有位大师兄求见。我把他请进来，他站在台阶下，拿出刚毅相国的一张名片，说现在因为会中人数太多，饭食供应不足，他所住的某寺靠近府中设置的平粜局，打算借取京米二十石备用，等筹到钱米后立即归还。我还在犹豫，尚书说，他们也是您的百姓，不如给他们。当即写发谕帖，让他拿着到局中，先同该局委员联络协调，照数提取米粮。当时天空乌云密布，大雨将至。那个拳民仰天叹息说：“我们也是好百姓，假如上天早半个月下雨，四野都得到充足雨水，我们早就披蓑戴笠从事农作了，哪里有工夫来京城做这种勾当。”这就是所谓“盗亦有道”。第二天拜见刚毅相国时，他拿出军机处交给他的一张片子，是交仓场提取米三百石备用的，嘱咐我从中划还。我说，将来平粜的事情办完，在报销册中说明几句话就可以了，现在不必急着划还。古语说：“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这话确实很有道理。拳匪开始制造祸乱时，崇礼尚书当时任步军统领，负责管理地方事务，和右翼总兵载澜的脾气和作风不合。载澜把这件事告诉端亲王，想要陷害他，却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恰逢四恒停业，两宫召崇尚书来维持市面，尚书把这件事推给我办理，皇上对此很不高兴。端亲王认为有机可乘，于是谋划罢免崇尚书。他传旨将崇尚书革去步军统领一职，改由庄亲王载勋补授。载勋本来就一味谨慎地谄媚侍奉端亲王，而且迷信拳教。步军统领又叫九门提督，就是古代的执金吾，管理京师地方，权势重要，仪仗随从尤其显赫。崇尚书被免职的第二天，以理藩院尚书身份入宫值班，在东华门遇见我，便一同下车进内。过去尚书入宫值班时，材官、箭手以及左右侍从约有几十人，每次经过京城大道，轻尘飞扬十丈，朝野上下都羡慕不已。到这时入内，侍从只有两个仆役，和我差不多，心情颇为萧索。他回头对我说：“今天实在太不像样了。”我说，京师到处都是拳民，要压制他们并不容易。提督这一官职尤其难以胜任。“您已经轻轻摆脱了这个职位，岂不是很好吗？”尚书默然不语。后来，载勋任职办事时，一味纵容拳匪，杀人放火，没有一天停止，最终造成了蒙尘之祸。各国公使在京城议定条约，要求惩办罪魁祸首，载勋首先遭受灾祸，正好替尚书承受了罪责。我还记得洋兵进城时，因为尚书曾任提督，祸患几乎不可预测。他的府第是东城最华美的宅第，已经被洋兵占据。原来存放在四恒的银子七十万两，也无法索回，他只身住在西北城的穷巷中养病。我曾去探望他，尚书只是长声叹息。我说：“当日如果您长期担任提督，那么今天的罪名恐怕就不会落在载勋身上了。我正要替您庆贺，您为什么还这样忧愁呢？”

译庆亲王进京后，各地避难、离开京城的官民逐渐回来。大兴、宛平两县的官员从京西来拜见，打听到王培佑京兆尹还在固安，便写信约他进京，和我一起去见庆亲王。王君贸然说道：“现在北京的局面实在不像样，各国的军官士兵纷纷占据城内地方。幸好庆亲王到京，请下令让各国公使尽快把洋兵全部移驻城外，不得住在城内。”庆亲王无言以对，随即送他离开。接着对我说：“这个人太不懂事，怎么能做府尹！”当天专门上折，请求任命我补授此职。奏疏送入后得到批准，并命我随同全权大臣办理议和条约。又过了十天，李文忠到京，我于是承受两位全权大臣的指示，协助办理和议。京师每到冬季，贫民很多，顺天府一向设置粥厂，同时发放棉衣。兵火之后，库中钱财全无，不得已电报山东袁慰亭中丞、上海盛杏荪京卿，请他们各自捐助棉衣裤五千套，当天运到京城。同时同日本军官商议，要回禄米仓的小米两廒，分设粥厂十多处。幸存的百姓免受饥寒，我内心稍感安慰。当时公约尚未确定，俄国公使请求另订俄约，先行结束东三省的重大案件。各国公使都不同意，日本公使争辩得尤其激烈。但俄国政府不予理会，急忙发电报催促俄国公使，要求他催促文忠办理。文忠也认为可以这样做，立即发电报给行在，请求先批准俄国的要求。虽然两位全权大臣联名发电，但每次都是发电后才把内容通知庆亲王。一天将近黄昏，庆亲王忽然命材官催我到王府谈话。当时洋兵分区占据道路，下午七点以后不能通行。第二天早晨我去拜见，庆亲王把电奏看给我，并说：“李中堂任意坚持，竟然顺从俄国人的要求，我可承担不起这项罪名。我打算上奏弹劾他，您可以代我起草一稿。”我沉思了很久，笑着对庆亲王说：“病势紧急时似乎应该缓慢用药。这样的电奏送到西安，必定很难获准，不过仍会命令两位全权大臣同心协力办理公约。现在贸然奏劾，两宫一定会怀疑两位全权大臣一开始就不能同心协力。文忠虽然是重臣，毕竟属于外臣；王爷则是皇室的近亲。如果因为全权大臣不能同心协力而产生枝节，耽误议和，朝廷责备王爷一定会比责备李相更加严厉。而且眼下正是需要用人的时候，李相又关系到中外安危。王爷即使上奏弹劾，试想两宫能够准许吗？既然不能获准，那么请问两位全权大臣以后随时和各国公使议约，见面时又如何相处呢？” 庆亲王说：“那么应该怎么办？”我说，可以把这件事详细曲折的情形写成密信，秘密送到西安的枢府备案查考。在这里仍然同心协力办理公约事务。关于俄约一事，既然各国不允许另案先行结束，行在也绝不会允许。这样在公义和私情两方面，或许可以两全。事情于是中止了。李相也略微听到了一些风声。辛丑三月，我奉命简授河南布政使。李相告诉庆亲王，议和需要人才，通过联名电报把我留下，等和议完成后，再赴原任。五月，各国撤兵，交还驻兵占据的地方。顺天府是日本军官的驻地，那名军官很留恋此地，不肯立即让出。我故意让他的长官知道此事，长官下令让他交还。刚接收回来，当天我就搬进府署居住。督促大兴、宛平两县查看房屋，房屋都还完好。各房的档案文卷一件也没有留下。府署外的照墙上，日本官员的告示张贴得层层叠叠。事关体制，于是我命两县以修理墙壁为名，连夜把告示全部洗刷干净。第二天，我走出府署，原先驻在府署里的日本官员便带领士兵，以拜见为名直接来到署内，逐一查看。后来看到甬道墙壁上他们张贴的告示都已经除去，感到十分惊异。原来他们没有料到我会这样迅速地进入府署，办理各项事务又这样整肃。随后我奉命负责修理御驾经过道路的工程，同受命的还有张都御史百熙、桂侍郎春、景侍郎沣。负责施工的工匠持续了三个多月。当时两宫已经从西安启程，起初打算由潼关向北渡过黄河，后来改道先到汴梁，等万寿节后再回京。庆亲王忽然奉电旨，赶快前往开封祝贺。大概是担心各国公使还有不同意见，必须等庆亲王到汴梁后当面询问详情。庆亲王心中迟疑，嘱咐我去同李相商议，代他作出决定。当时李相已经迁居自己的宅第，病重得不能起身。听说我来，便请我进入卧室相见。我说：“庆亲王现在奉召前往汴梁，人心很是惊慌。”李相说：“两宫召王爷，大概是不放心他到京，庆亲王不能不去。”我于是说：“现在中堂抱病在身，庆亲王如果再离开京城，偌大的京师由谁主持？似乎有许多不便。”李相勉强起身说：“可以告诉庆亲王，京中的议和以及译署事务，由我负责；地方事务，由您负责。庆亲王可以放心前去。总之，庆亲王不去，两宫就不会来。”话说到这里为止。我转告庆亲王，他于是确定日期启程。可是到了启程那天黎明，各位官员都聚集在西车站恭敬送行。忽然看见杨莲甫观察神色仓皇，走到我身边说：“昨夜外部侍郎徐进斋突然病逝。中堂在三更时分吐血满满一碗，神志昏迷。王爷即将启程，此后的外交事务由谁来承担？”不久，庆亲王到达车站，我便把侍郎病故、中堂吐血等情况一一告诉他。庆亲王十分惊讶。火车开行有定时，不能久留，他匆匆上车离去，只嘱咐我们小心办事而已。在此之前，李相曾公开说：“陈筱石外放担任藩司，我不赞成。眼下外交人才少，这个人应当留在京城重用。”我听到后，私下忧虑不已，因为汴藩一职一向被称为优缺，京官得到简授此职，简直如同登仙。如果改任京职，生活仍然清苦，难道穷困的命运就该如此吗？如今进斋病故，外部侍郎这一职位，大家都说非我莫属，姑且听其自然吧。可是事情却出了意外：武进的某位京卿，外交、财政都是他的长处，尤其热衷于出任督抚。他一听到进斋去世的消息，担心自己会被特意简授此职，便特地秘密发电报给西安政府，说那琴轩侍郎曾经担任过这个职位，一定能够胜任。进斋的遗折送上后，那琴轩果然奉命简授了。

译恰好修理御驾道路的工程将要竣工，朝廷命我前往汴梁担任藩司新职，在途中迎接御驾。我还没有立即启程，李相便骑箕仙逝，两宫震惊悲悼。庆亲王刚到汴梁，就命令我迅速回京。我听说王爷将要回京，不能不在京城稍作等候。又担心庆亲王到京后把我留下协助办理俄约。不久，我又奉命署理漕运总督，地位属于封疆大吏，庆亲王也不便强行把我留下。于是我立即南下，在河南宜沟驿迎接御驾。两宫召见我，对我嘉奖慰劳有加，当天便正式任命我。护送皇驾到直隶磁州，跪安后，返回汴梁。取道徐州，前往淮浦接任办理事务。我于是成为外史了。这是辛丑年十二月的事。辛丑和约起因于庚子之乱，条款的严酷、赔偿的巨大，都是亘古未有的。当时主持议定条约的人，几乎成了众人攻击的目标。旁观者不能谅解，严厉责备他们，确实并不奇怪。哪里知道身处其位的人所承受的羞辱和责难，以及应付局面的艰难，有许多不是笔墨所能完全写尽的。庚子七月廿一日，两宫向西出行，各国军队进入京城，庆亲王随驾护卫，因病滞留在怀来县。恰好奉命担任全权大臣，八月初十进入京城。合肥李文忠早已奉命进京议和。他刚卸任两广总督，暂时住在上海，直到闰八月十八日才到京。先传见税务司赫德，遍访各国公使。各国统兵大臣当时还没有能够接见。这里是议和的第一步，各国公使和各军官先行商议条款。有的国家认为可以，其他国家认为不行；有的各国公使认为可以，各国军官却加以否定。比如驻兵及保护使馆、扩大保护使馆的驻防地，以及修建炮台、兵房等事情，都是军官们主张的，各国公使不能干预。这样纷纷扰扰，持续了三个多月。等到议定条款大致形成，各国公使派员来告知，并拿出草案，说他们曾同各军官苦苦商议、竭力争辩，才终于允许这样议定。明知条款残酷苛虐，但中国铸成了这个大错，实际上也没有办法。现在有一句话奉告，将来条款送到中国时，中国政府千万不能逐字逐条加以驳回。要知道我们这些公使的责任，是重新修复旧日的友好关系；各国军官却一味穷兵黩武，意图一直打到西安。中国政府如果同意按照条款议定，从奉到圣旨的那一天起，战事就结束了。各国军官只办理交还地方、撤退军队等事情，大笔军费也就在这一天停止。以后再由中国政府同各国公使妥善商议具体细节，慢慢设法补救大纲中没有涉及的地方，岂不是容易得多吗？如果一时嫌条款过于严酷，不肯照办，各国军官听到后群起喧闹，实在担心一旦战事再起，动员令一发，造成的祸害哪里说得尽。到那时各国公使竭尽能力重新拟定条款，原有的各项条款自然难以删去，不知道还会增加多少条件。试问中国还能承受吗？即使幸而仍按原条款议定，但经过这番波折，也不知道还要耗费多少时间。单就军费一项而言，恐怕又会增加数百万以上。两位全权大臣认为各国公使所说的这些事项，是出于关切而不是恐吓，于是立即秘密发电报给行在备案。议和开始那天，事先由领衔的〔“日斯巴尼亚”〕公使来通知，说该国使馆房屋狭窄，座位不多，请来宾以十人为限，态度十分傲慢。当时李文忠公病卧在贤良寺寓所，不能出席会议。庆亲王约我和那琴轩相国，以及法国、英国、俄国、德国、日本五国的翻译一同前往日本使馆。各国公使和参随等官员全都聚集在那里。首先由领衔的日本公使把和约条文的概要朗诵了一遍，当面交给庆亲王。庆亲王答复说，今天承蒙各国公使当面交来和约一件，容我立即发电报奏报西安行在，等奉到电旨后，立即恭敬抄录并通知各位，随即把来件交给我收存，辞别各国公使出来。各国公使也没有远送，意思是这件事是中国急于求成。庆亲王对我说：“端王等人迷信拳匪，酿成了这场大祸。今天在会议席间让我受辱，我是替国家受辱，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您赶快把各国公使交来的条约送去请中堂阅看，当天联名发电奏报行在，希望获得批准。这件事今天必须办完，电奏稿不必送给我审定；只要发电后抄一份稿子送来给我看就行。”说完，匆匆乘轿离去。我回头看那相，哪里知道他受到其他方面的刺激，又在使馆中被炉火蒸熏，出馆后再被朔风迎面吹袭，寒热突然发作，当即患病，不能和我们一同前往。我独自前往贤良寺，才知道文忠的病还没有痊愈，不能接见客人。但这件事十分紧要，哪里能够耽搁？我同杨莲府同年商量，先把条件拟成的文稿呈给文忠看一遍，再请示办理方略。莲府笑着对我说：“中堂此时昏沉沉地睡着，约有三寸多高的一摞文稿，哪里能够一件件看完？不如由老宪台代拟电奏稿，呈给中堂阅定后，立即发电，比这样方便得多。”我认为事情重大，哪里可以擅自图方便办理？莲府又说：“军机紧急，片刻也不能耽搁。今天不办，万万不能推到明天。这份稿子宪台不拟，试问还有谁敢拟？”我正犹豫怎样下笔，才能使两宫听进去。文忠的第四子季高世兄出来对我说：“家父昨天曾说过，这次奏件必须使用重笔。”我笑着回答：“如果要用重笔，只好请出宗庙社稷，才压得住一切。”于是就根据这个意思拟了一份电奏稿，交给季高送进卧室，请文忠阅定，随即发电。等电报发出后，我又把稿子抄了一份，拿去给庆邸阅看，这时已经是午夜了。使干戈化为玉帛，这就是事情的开端。直到今天回想起来，距当时已经二十五年了，事情仍然像发生在眼前一样。

译和约的电奏送到西安后，两宫逐条阅看，认为赔款数目太大，惩办罪魁过重；德国使臣克林德要在京师立碑，关系到礼制；为保护使馆，又要把六部、翰林院划入界内，堂子这一祭天的重要场所也必须迁移；其他各项还有种种苛刻要求，因此坚决不肯答应。荣文忠公婉转而竭力地陈述，说明事机紧迫，如果不屈意答应，就不能消除祸患。慈禧十分恼怒，说：“请皇上斟酌，我不能管。”第二天，北京的全权大臣发电催促，说各国使臣只等着得到明确的批准或驳回，以决定军队进退。文忠又据此陈奏。慈禧说：“两个全权大臣只知道把责任推给君父，却不肯根据情理向各国使臣据理力争。我既然不管，皇上也不管，你们爱怎么管就怎么管吧！”说完，把电稿扔在地上。文忠惊恐万分，不敢再陈奏，只能伏在地上叩头。皇上慢慢地说：“你们也不必着急，明天再说。”文忠回到王府，私下议论，照这样的情形，明天再上去也不会有结果，只是这时全权大臣的电报又到了，情势更加紧迫。文忠长叹说：“这件事的责任在我，只有用较为缓和的措辞，酌情办理，也许才能有所补救。我暗中揣度慈禧的意思，知道她并不是不知道非答应不可，只是“答应”这两个字很难当面说出来。”第二天入宫觐见时，暂时没有提起这件事。先把其他事情请示完毕，接着说：“前几天两个全权大臣电奏的事情，已经阅看几天了；现在又有电报来催促。此前已经当面请示过圣旨，不知可否由奴才等退下去斟酌拟一稿，呈请改定后再发电？”慈禧默然不语，过了一会儿说：“这样也好。”文忠退出后，便同军机处诸公按照来电的意思商议，大意是以宗庙社稷为说辞，暂且表示允准。电旨拟好后，不敢再请入内当面呈递，便交给内奏事处总监，请其呈请皇帝审阅。不久传下旨意：“知道了。”文忠接到旨意后，立即发电，北京当天就收到。各国公使得到通知，和议于是由此确定下来。这是庚子十二月末的事。到了辛丑十一月，我奉命迎接銮驾，在河南彰德的行在见到了文忠，文忠把这件事详细告诉了我。他还说：“你们在北京应付各国公使，处境非常困难；我在西安两宫面前委曲求全，才得以把这件事了结，处境更加困难。如今幸而正在回銮途中，山河依旧。可是想到去年纵容拳民的那些人铸成这样的大错，他们的肉哪里值得吃呢？” 和约第二次开始议定惩办祸首。各国公使约定日期，在英国使馆集合。使馆房屋宽敞，并不限制中国政府参加会议的人数。当时李文忠公病已痊愈，同庆邸一起入内就座。随同前往的仍然是那位相国、我以及各位翻译人员，人数同上次相差不多。全权大臣坐在中间，各国使臣环坐四周。我和那相国坐在全权大臣后面，各国使臣对我们的关系比以前融洽，礼貌也比上次恭敬。英国使臣首先发言说：“今天专门议定严厉惩办祸首这一条，这里有一张名单。不过我认为，这件案子的罪魁确实只有端王一人。如果能把端王从严处置，其余的人都可以不再追究。不知全权大臣的意思如何？”庆邸说：“端王是皇室的至亲，万万不能重办。各国也有议亲议贵的规定，这件事绝对不能实行。我前几天在私邸已经对诸位说过，诸位也没有别的意见，为什么今天又重新提出这个说法？”英国使臣笑着说：“我也知道这是办不到的。”说着便展开名单，列出各人的姓名和拟定的罪名，逐一朗读，请中国照办。名单上的人很多，难以全部记录。其中庄王载勋、右翼总兵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山西巡抚毓贤，都要求从重论处，其余的人依次减轻。全权大臣告诉他们，庄王、毓贤确实有罪；总兵英年当时并没有仇视洋人的实际权力，不过是联名发布过告示，确实难以推卸责任，但哪里能够处以死刑？最重也不过是判处斩监候。至于赵尚书舒翘，只是跟随刚相到近畿调查过一次情况，他所处的地位也没有仇视洋人的举动，更没有可以定罪的事实。即使说他不该附和刚相，革去职务也足以抵偿过错，哪里可以重判？”各国公使也唯唯应答。文忠又说：“前几天诸位所说的罪魁中，并没有启尚书秀、徐侍郎承煜，今天忽然把这两个人加进去，这是什么意思？”话还没有说完，义公使站起来说：“我前几天在贤良寺拜见中堂时，曾问中堂徐侍郎为人怎么样。中堂告诉我，这个人不好。七月初三监斩许侍郎景澄、袁太常昶，就是他；十七日监斩徐尚书用仪等人，也是他；二十一日两宫西行，逼迫他的父亲徐相国桐自尽的，又是他。这种人中国不办，各国只好代为办理。”至于启秀的罪行，日本公使也拿到了证据。文忠惊愕地说：“我不过是随口说了一句话，你竟然把它当成了确实的记录。” 庆邸用别的话把这件事搅开，义公使才无话可说。当时已经接近傍晚，各国使臣说，今天开始议论这个案件，却没有议定结果，实在可惜，请先散会，明天再正式送来照会。庆邸走出使馆时，私下对我说：“看这个情形，英年、赵舒翘或许可以减轻罪名。”哪里料到第二天各国使臣联名送来照会，仍然坚决坚持原议，丝毫不能减轻。德国使臣又怂恿其统帅瓦德西，以立即下达动员令相威胁。后来全都按照照会办理，受到与罪行相当惩罚的人固然很多，但蒙受冤屈而承担罪责、舍身报国的人，也不能说没有，只能把这一切归于劫数罢了。

译戊戌变政以后，慈禧临朝训政。她用电报召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文忠公入京辅政，任命他以大学士身份管理兵部事务，在军机大臣之上行走。近畿所有各军都归他节制，责任优厚而重大，仿佛惠邸在咸丰朝、恭邸和醇邸在同治朝的地位。文忠公认为我在兵部任司员，向来熟悉兵制，特意派我协助办理一切军政事务。我受到他的知遇最深，按情谊本应帮助他。不过，有些事情不能不深思远虑、反复顾忌。我私下认为，军机大臣既然掌握任用官员的权力，就不应再参与统率征伐之权；地位接近就会侵犯别人的职权，功劳太高就会震动君主。虽然名义上是特殊恩遇，实际上却踏入了危机。于是我写呈文，恭敬地辞谢这项特别派任，并请文忠上折竭力请求收回节制各军的成命。呈文中有这样的话：“今天所承担的责任既然重大，将来受到的责备必然严厉。皇帝的威权和恩罚变化无常，天下人心难以满足。”其他的话我已经忘了。文忠接到呈文后，立即对我说：“你说的道理非常正确，对我也用心深厚，实在令人佩服感激。只是我昨天奉命时，两宫再三嘱托，不许我坚决推辞；还准备特意赏赐我佩带遏必隆刀，以整肃纲纪、震慑各种奸邪。我已经叩头竭力辞谢了。现在如果再上奏陈述，又有什么理由可说呢？”皇上的意思是，近畿各军中，宋庆的毅军资格最老；聂士成的淮军勤于操练；董福祥的甘军勇猛好战；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专门重视西式操练。各军各有所长，而且彼此都不肯居于人下。如果没有人督率并加以鼓励，就不足以集中各军的长处而取得成效。后来又命名为武卫军，分为五军：聂士成任前军，董福祥任后军，宋庆任左军，袁世凯任右军，文忠公亲自统领中军。训练十年，这样或许在紧急时可以有所准备。我又秘密上了一份呈文，大意说：宋庆、聂士成、董福祥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将；袁世凯的军事阅历较浅，但他重视西式操练，在湘军、淮军暮气已深之后，也足以努力振作。那些人专门以练兵为职责，当然可以日渐取得功效。可是中堂所处的地位与他们不同，早晨参与军机密务，中午办理部务，晚上接见属官，■◆焉（原文疑为OCR乱码，语义不明），终日没有空闲，试问还有什么时候能够像细柳营那样建立营垒、在都堂演习武事？似乎不如中军只设立一个最高幕府，仿照前代旧制，轮流调各军入卫；凡是调到京城操练的军队，就编为中军。让他们承担劳苦，我享受安逸；让他们分别承担职责，我把各军联合起来。彼此熟悉、互相亲近，这样或许可以收到如同手臂手指般协调的效果。文忠起初也认为这样很好。后来因为武职官员和属员有许多请托求情的事情，共事的人又都从中谋取私利，董福祥还推荐他的密友张俊担任翼长，于是中军便建立起来，每天同各军周旋。文忠每隔几天来视察一次，最终因事务繁多、精神疲惫，恰好显出了这种安排的苦处。我偶然去拜见他，他总是说：“后悔没有采纳你陈述的意见。” 文宗晚年，肃顺掌权，专擅权力、收受贿赂，满汉大臣满朝都仰其鼻息。新城陈子鹤尚书尤其谄媚侍奉他。荣文忠公的先人曾任总兵，在金田之难中殉难。文忠作为羽林孤儿，任职于工部。一天，内廷某殿的一角突然失火，文忠正好入内，便同驻守殿门的侍卫、护军等人一起抢先救护。文宗远远看见一名穿绛色袍服的官员，问他是谁。御前大臣查明后，以文忠的姓名回答。文忠随即蒙召入见，皇帝又询问他的家世，得知他家三代为国捐躯，感叹赞赏了很久。不久，户部银库郎中的职位出现空缺，各部保送的人员等待皇帝简选，文忠便被朱笔圈定。当时肃顺任户部尚书，他和陈尚书都同文忠的先人有世交。肃顺喜欢西洋金花鼻烟，京城苦于难以得到上等货品。陈尚书探知文忠家中旧有这种东西，特意当面向文忠的母亲索要。太夫人因为双方是世交，文忠一辈也希望得到他的庇护，于是把全部鼻烟都给了他。陈尚书随即转赠肃顺，并把实情告诉了他。肃顺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又向文忠索取，但瓶子已经空了，无法应付。肃顺因此不高兴，认为文忠厚待陈尚书而薄待自己。文忠也无可奈何。文忠喜欢马，马厩里有一匹上等马，是特别的品种。肃顺也派人来索要，文忠又拒绝了。综合这两件事，肃顺大为震怒，借公事挑剔刁难，甚至当面呵斥，灾祸几乎无法预料。文忠向太夫人请求说：“肃顺因为一些微薄物品和琐碎小事没有达到目的，嫉恨我如同仇敌。这个官不能再做下去了！”于是援引筹饷的成例，改任银库的优缺过班，以道员候选，闭门闲居来躲避肃顺。不久，宫中停止八音，肃顺从热河护送梓宫回京，内外臣工纷纷上奏参劾，朝廷降下严旨，判处斩刑。行刑那天，文忠先到菜市口等候。肃顺下车后仰天大骂，咆哮不止。他狂妄悖逆到这种程度，可以想见他掌权时的气焰。文忠亲眼看着他受刑，公愤和私怨一下子全都消解，特意到酒市痛饮一场。后来陈尚书因受肃顺牵连，被御史上奏参劾，抄家后发遣，借住在三藐庵的僧房里。文忠前去探望，没想到寺里的僧人势利，只给他一间破旧的大房子，四面透风。当时已经是冬天，尚书还穿着棉袍。他对文忠说：“肃顺获罪，和我有什么关系？没想到我也被人陷害。从前亲密的朋友很多，到现在却没有一个人来看我。难得世兄在我困顿时雪中送炭，我感激至极。天气渐渐寒冷，我身边还没有皮衣，近日又必须前往新疆，连路费都没有着落，世兄能不能替我想个办法？”文忠慨然答应了。尚书住的房子用破帷子隔成内外两间，尚书夫人在里面嘤嘤哭泣。文忠请求见她，夫人说：“我没有脸面见世兄。我早就知道肃顺凶狠，一定会招来大祸，曾竭力劝你伯父不要同他交往。他不听我的话，所以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不仅家产全部丧失，还要被充军到万里之外。”说完泪随声音流下，文忠因此Ｃ１６然不乐了好几天（原文“Ｃ１６”疑为OCR乱码，语义不明）。尚书后来到达伊犁戍所，最终被回匪杀害，谈论此事的人都为他惋惜。文忠又说，按照相术来说，肃顺身材修长挺拔，肩如鹰肩而面色如火，头部上尖下丰，完全属于火形；五行中的火形最少，也最为尊贵。但忌讳声音嘶哑，肃顺有豺狼般的声音，因此不能得到善终。还说有一位满洲司员后来做到一品官，某君的相貌同肃顺相似。

译国家的大政有两项：一是行政，二是治兵。纵观光绪一朝，荣文忠公实际上是这两项政务的枢纽；文忠去世后，国运也随之衰败。诗中说：“人一旦亡故，邦国便困苦不堪。”这话难道不确实吗？穆宗去世，德宗入继大统时，圣上的年龄才四岁。文忠当时任工部侍郎、步军统领，并兼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内务府这一职位的权势地位，同御前大臣、军机大臣三足鼎立。御前大臣的班次排在最前面，只是地位尊贵而不掌实权；军机大臣掌权而且重要；内务府大臣则既亲近皇室又掌握要务，正如武侯《出师表》所说的“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文忠有权略，敢于担当事务。穆宗驾崩时，夜漏三下，两宫前来临视，痛哭失声。内务府各位大臣都在殿前屏息等候。过了一会儿，慈禧对慈安说：“事情已经这样了，哭也没有用。我们回去休息一下吧。”文忠跪下奏道：“这里还有关系宗庙社稷的大事，必须由两宫主持，万万不能回宫。请召军机大臣、御前大臣以及近支亲贵入见。”两宫命文忠传旨。恰好恭邸已经到了，却贸然说：“我要回避，不能上去。” 不知道他的用意在哪里。军机大臣文文忠祥抱病先到，宝文靖▯、沈文定桂芬、李文正鸿藻随后到达；他们一同入内接受旨意，德宗于是继承皇位。醇邸听说后，惊惧得失去了常态，昏倒在地。懿旨命人把他扶出去，他横卧在殿角，也没有人照看。当时凄凉悲惨的情状，竟还不如普通百姓之家。御前大臣连夜迎接德宗入宫。恩诏、哀诏按惯例由军机处恭敬拟定。文定到得稍晚，由文文忠执笔拟旨，但因病不能写成文章。文忠仓促之间忘了避嫌，擅自动用了军机处的笔。文定对此不高兴，却又无可奈何，便想借别的事情陷害他；文忠也知道这一点，于是更加竭力防范，两人最终势同水火。文正和文定关系不和，比较偏向文忠。党争造成的祸患，早已不是一天形成的了。某月某日，贵州巡抚职位出现空缺，军机处请求皇帝选任，当面奉到懿旨：“着沈桂芬前去。”群臣都惊诧不已，认为巡抚是二品官，沈桂芬现任兵部尚书、充任军机大臣，职位列于一品，已经尽力效劳多年，不应被降职派往边远之地；这道旨意一出，朝廷内外都震动了。朝廷的制度、四方的观听，都有重大关系，臣等不敢奉行这道旨意。文靖同文定的交情最为亲密。情况尤其激烈。两宫知道难以违背朝廷舆论，于是命文定照旧任职办事，另行选派人担任贵州巡抚。文定谢恩出来后，惊惶恐惧到了极点。他私下说：“洞穴本来没有风，风从哪里进来？”意思大概是在怀疑文忠了，但这件事并没有产生影响。南方某位侍郎一向亲近文定，同文忠也结有深厚交情，彼此往来很频繁。文定嘱咐侍郎，务必探听确实消息。侍郎于是到文忠那里，多方察探。文忠只是虚与周旋。有一天，侍郎突然到文忠住处，说：“沈经笙真不是人，不仅对不起朋友，在他的家庭中也有不能说的丑事。我已经同他绝交了。听说他非常嫉恨您，因为另行选派贵州巡抚这件事，说是出自您的谋划，常想着报复，不能不防备。”文忠见他说话时情绪激昂，又把文定骂得连祖先都牵涉进去，以为他是在厚待自己，于是没有怀疑他，把实情详细说了出来。侍郎据此告诉文定。从此两人的怨恨更加深了。

译正逢京师大旱，谣言接连出现，说某县某村镇有邪教起事，勾结山东、河南的教匪，约定日期攻入京城。京城九门到处张贴揭帖。贝子奕谟据此当面上奏。两宫召见醇邸，询问平息祸患的办法。醇邸因为德宗继承皇位后，被撤去一切差使，闲居已久，静极思动，便奏请用电报调北洋淮军驻扎京师，归他调遣，以防意外。文忠任步军统领，当时正在休假，醇邸所陈述的方略，他全都不知道。由于谣言太多，他带病销假，出任弹压。两宫召见他，说京师人心不安，流言四起，实在担心匪徒因此生出异心，打算调北洋淮军入京护卫。文忠极力陈述不可，大意是说：京师是皇帝所在之地，旗人、汉人、回民、教民等五方杂处，很容易传播流言。臣负责地方治安，近畿左右都设有侦探。如果匪徒作乱，怎么可能一点也不知道？如果把谣言当作事实，仓促调兵入卫，迹象上未免显得惊慌，应当务求镇定处理。此事于是搁置。醇邸听说后非常愤怒。文忠后来知道先前的建议出自醇邸，立即到醇邸府第，委婉陈述一切。但醇邸竟闭门不见，几乎使两人的交情无法维持。内务府大臣一职，也于是被辞退。文定知道有机可乘，便同文靖商量，先授意南城外的御史上疏陈述政事，说京师各部院大臣兼任的差使太多，日夜忙碌而无暇顾及，本来想借此帮助办事，反而导致耽误重要公务。请求今后各位大臣勤勉谨慎地办理公务，不得兼任过多差使。第二天，文靖上朝，首先奏称宝▯和荣禄兼任差使很多，难以兼顾。拟请撤去宝▯的国史馆总裁职务，以及荣禄的工部尚书差缺。当时慈禧患病，尚未临朝，慈安同意了这件事。当时舆论认为，国史馆总裁和工部尚书这一职务一闲一忙，繁简差别很大，怎么能一概而论？文靖仓促以含糊的奏报进言，显然另有意图。然而文定的心愿仍未满足，又搜集文忠承办庙宇工程时装金草率，以及崇文门旗军刁难举子等事情，指使言官上奏弹劾，交由有关部门查议。按惯例，罪责只能止于失察，最多判处罚俸；即使加重，也不过降级留任，并且公罪可以抵销。主管部门拟好稿子呈上，文定认为不行。同满尚书广君寿商议后，拟定一份堂稿缮写上奏，实为降二级调用。文忠于是由提督降为副将，闭门闲居三年。不久，文定病逝。醇邸深深念及旧日交情，想上奏请求起用文忠。文忠笑着拒绝了。正好德宗年纪已经长大，练习骑射，醇邸准备了上等马八乘，作为替文忠效力的表示。文忠奉旨接受赏赐，并承蒙恩典恢复原有处分，不久补授京旗都统，旋即得到重用。[“▯▯”疑为OCR讹误，具体字词不明。]后来又受到枢臣礼亲王世铎等人的压制，外放为西安将军。甲午万寿庆典时，特意命他进京祝寿。当时中日战争爆发，京师震动，居民纷纷迁徙，流言也随之增多。步军统领福相国锟患病，无法处理事务，人心惶惶。恭邸重新主持枢廷，向众人扬言说：“九门提督一职，非借重仲华不可。”文忠说，提督这个差使，十年前自己曾经担任过；如今国家多难，本来不敢推辞。但过去因为宝、沈二人媒孽、含糊上奏，先被撤去工部尚书职务。如今如果让他兼任尚书，才可以接受任命；否则愿意回西安担任原职。那时没有尚书职位空缺，不得已便奏请让他以步军统领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第二年乙未，终于任兵部尚书。丙申四月，他以协办大学士身份赶赴天津查办事件，同时检阅小站、芦台的军队。凡袁世凯新建的陆军、聂士成的淮军，都归他节制。戊戌新政以前，文忠奉命以大学士署理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八月，慈禧实行训政，召文忠入朝辅政，并兼管武卫五军；宋提督庆、豫毅军和董提督福祥的甘军，也都归他节制。他督练军队刚一年多，庚子年拳教挑起事端，慈禧銮驾向西巡幸。文忠最初奉命商议议和条件，后来又奉命前往陕西，仍然兼任军机大臣。和约签字，固然是两位全权大臣应对得当、处理合宜的结果，但文忠当面秘密陈述意见，委曲求全，其中的功劳尤其大，外廷并不知道。回銮以后，他奏请设立政务处，各项废弛的事务都等待兴办。不幸他鞠躬尽瘁，追步武乡侯。私下曾评论说：甲戌年德宗入承大统，在仓促之际，文忠确实参与了谋划；己亥年大阿哥几乎取得皇位，在危疑之际，文忠能够使这一议论停止。总计他一生的出仕、退处、生存和死亡，实际上同光绪一朝始终相连。文忠死后不过几年，两宫相继去世，国体也随即改革。白发老臣，躺在荒江之滨养病，回想过去的交往，不知眼泪从何处流出。再者，上面所说的话，有一半是我亲自从文忠那里听来的，不敢有一个字是假托。

译荣文忠公精通柳庄相术。光绪丙申五月，我随公前往天津查办事件。公对我说，五年之内一定会得到重用；当时我还没有补任主事的职位。到了庚子年，我升任京兆尹；辛丑年奉节出任淮浦，恰好符合五年的数目。嘉定廖仲山尚书是我的姻兄。丁酉七月，他由仓场侍郎升任左都御史，兼总理各国事务行走，同公一起办理事务。有一天，公忽然对我说：“昨天看见仲山额头上紫气直透头顶，按相书说，这是将要外放任封疆大吏、在朝中升任清要职务的征兆。白天一天之内被召见三次，恩遇优厚。不过他的驿马星还没有发动，也许会入值军机。不出几天，一定会有结果。”刚过五天，尚书果然奉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公同许筠庵师应騤奉派到密云查办事件。奏请调我和恩君良随行，筠师则奏请调刑部司员左君绍佐、陈君昭常作为随带司员。办事之余，公说：“左君性情正直，遇到事情不肯迁就别人，别人也不愿意亲近他，最适合担任侍卿这一官职，将来一定会任监司。”又说陈君相貌丰满，将来可以希望得到重用，财运尤其好。我问：“骏叔怎么样？” 公说：“骏叔才气开朗，在满洲人员中也很少见。论他的作为，即使那桐、端方也不过如此。只是他紫色的胡须和黄色的眼睛同相貌不相称，将来的命运终究比不上那桐、端方。”后来恩君连续升任副都统。庚子事变时，他带着未实现的志愿去世了。又有本司同事某君，已经记名一等，将按道员、知府资格任用，大家都说他很快就会得到特旨选用。公说，这个级别的人面部下半部瘦削，而且向左偏，在相法上最忌讳。能够保住性命，已经是万幸，而且他的运势已经结束，谈不上外放任职的事。不久，正逢庚子事变，他的父亲某侍郎准备为国难殉节，正在犹豫徘徊时，某君呵斥他说：“不死还等什么！”急忙把父亲推入井中。邻人都非常憎恶他。后来进入京城的洋兵驻扎在侍郎宅中，知道他不孝，竟将他枪毙。公的先见之明，像这样也一件件都没有落空。本朝官制中，军机处最为重要，始设于雍正朝，历经五世直到咸丰年间。那时天子亲临朝廷，乾纲独断。担任这一差使的人，不过是秉承皇帝旨意，起草诏谕，早晚勤勉办事，这就算尽到职守了。文宗末年，洪秀全、杨秀清倡乱，战乱蔓延，十六个行省都遭到破坏。每逢疆吏奏报和统兵将帅六百里加紧的奏牍纷纷而来，每天都应接不暇。文宗每天召见军机大臣，询问平乱方略。众人都说：“恭敬地等候皇上的训示，不敢擅自提出任何意见。”听说某位中堂年事已高，长时间在皇帝面前近身陈奏，伏在青蒲上，竟至于鼾声大作。文宗听后叹息，只命内侍把他扶出去，不忍加以责备。最后还是皇帝当机立断，决定某事如何处置，责成某大臣剿办某股贼匪；某疆吏有意推诿，便严厉申斥；某将领剿匪出力，便破格奖励。一件件处置完毕，军机大臣奉旨退朝。当时皇帝忧劳到了这种程度。后来两宫垂帘听政，亲近贤臣从旁辅佐，一个国家有三位主持政务的人，事权不免有所下移。各自都有援助和声势，党争也因此发生。同治末年，穆宗亲政不久，便驾崩了。德宗年幼，仍请两宫垂帘听政。当时恭邸主持军机处，长白文文忠、宝文靖、吴江沈文定、高阳李文正，都是一时贤能的辅臣。只是他们能够和谐共事却各有不同，虽然是好的政治状态，最终却形成群体和党派，未能协力恭谨办事。文忠多病，文靖只把持大局。当时众人推举吴江负责起草政务，高阳却不肯附和。吴江势力孤单，急忙召来他的门人、湘抚、仁和人王文勤相助。仁和天性圆融，不敢偏袒任何一方。吴江病逝后，高阳掌握政权，意在延揽清流，以建立自己的羽翼。南皮张香涛阁学、丰润张幼樵侍讲、宗室宝竹坡学士、瑞安黄氵敕兰侍读，都自居为清流，仰慕东汉士人的风气，动辄把评议国家旧事、磨砺和督促群臣当作自己的责任。文正逐一延揽他们。借助讲官的力量排斥异己，仁和终于不能安居其位而离去。当时清流势力十分强横，文正也受到他们挟持，声望因此骤然降低。法越战事发生后，朝廷内外都责怪枢府处置不当。甲申三月，恰好奉到严旨，军机处五位大臣全部被罢黜，降职和处罚各有不同，北屋因此空无一人。这确实是百余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情。另行选派礼亲王世铎、阎丹初、额小山两位相国、张子青尚书、孙莱山侍郎一同入值军机处。这些大臣都不熟悉内廷的规制。第二天，又命令从前担任军机处领班章京的仁和许星叔侍郎入值。当时内政清明，四方无事，很有太平景象。然而借着筹办海军的名义营建园林居所，耗费钱财达到数千万，这也是军机大臣顺从迎合的过错。朝鲜事变发生，中日关系破裂时，许尚书已经去世，阎、张、额、孙几位大臣也先后退出。甲午年冬，又起用恭邸以及高阳李文正、常熟翁文恭两位相国。丁酉年，高阳病逝。戊戌年春，贤王去世，常熟被驱逐，朝局又发生了一次变化。八月实行训政，特意召直隶总督荣文忠公入京掌握政权，并统领武卫五军。庚子年民教挑起事端，两宫蒙尘出逃，最终能够毫发无损，法驾返回京城，固然是两位全权大臣应对得当、处理合宜，但文忠当面秘密陈奏，默默改变皇帝的决断，他的功劳尤其大。军机处得到合适的人就能治理好，得不到合适的人就会混乱。其中的关键，差距只在极其细微的一线之间。等到文忠病逝，继任者并不贤能，争权纳贿，排斥异己、结党营私。不到十年，大盗窃取国家，表面借共和之名，暗中窥伺神器。国家既已不存在，军机处这三个字也就无人再过问了。

译自古以来，儒者并不废弃报答与施报的说法。无心求取报答，报答反而更加神奇。以前在四川幕府中，谈到文诚在籍期间训练乡兵、办理剿贼、毁家纾难的事情。公慨然说：“过去在疆场上效命的袍泽，不下数千人。我长久以来一直想奏请优恤他们，建立祠堂祭祀，曾请王壬秋孝廉代拟一篇稿子，但不合奏疏的体裁，搁置没有采用。转眼又过了几年。我长久窃居高位，却没有办法慰藉地下的死者，说起来心中悲痛。那时公并没有命令我删改稿子，连我自己也没有心思去讨好那些阵亡的君子。”我当时年轻好事，特意根据公所说的大致情形，草草写成一篇奏疏呈给公阅看。公说，中后段文意悲苦缠绵，稍微有些嫌前段叙事还不能同当时的事实相符合，于是略作改动。又把唐中丞炯以前在四川所带领的援助贵州、阵亡的各军将士，一并叙述进去。另行清抄稿子，交给缮写奏折的机构缮写发出。从起草到封发，刚好用了三天。送奏折的差役回来时，已经奉到圣旨：准许在死难发生的地方建立祠堂。昔日黄沙中的白骨全都化成了青磷，实在是天地间最惨痛的事情。到这时，他们终于可以在春秋两季接受祭祀，登上俎豆、享受香火，公的心中因此大为安慰。后来我辞别公北上，恰好经过某家旅店，夜里梦见来到一所官署，堂上设置着公案，中间空着一个座位，我坐在旁边；公案左右陈列着各种名册，高得超过一尺。堂下武装军士密密麻麻，纷纷向我叩头后，欢欣鼓舞地离去了。醒来后，我把梦告诉了计偕同行的马君柘村。马君说：“您大概积下了很大的功德，所以得到这样的梦兆；这次科举一定会考中。”到京应试，第一场第一天，夜里三更接到题纸，第一题是“子张问行”，全章的题目层层出现，头绪纷繁复杂，稍一构思，竟然无从下笔。我想到自己长期习惯于落第，恐怕这次又要白跑一趟了。姑且闭目假寐，忽然梦见有人告诉我：“快起来。”天刚亮，我正拿笔起草，只觉得笔锋飞动，不用思索，文思源源不断地涌出，三篇文章一气呵成。冥冥之中，大概有神灵相助。第二场、第三场也同样如此。发榜后果然考中。二十六年后，我升任四川总督，请假回原籍省视坟墓。戊申年元旦，我恭敬地拜谒文诚公祠，昭忠祠就在它的右边。进入祠堂虔诚礼拜，不觉百感交集。当时唐鄂生中丞大人退休居家，约我在文诚祠相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我叙述了这件事的始末，中丞也为此感叹不已。我同嘉定廖尚书寿恒先后在贵州任职，都是泰和周氏的女婿。后来又同钱塘许氏结为姻亲，也是尚书作媒。许夫人是尚书夫人的亲妹妹，姻亲关系重重叠叠，交情更加深厚。尚书由翰林逐步升为卿贰，历任六曹各部职务。宅第在东华门外，东边有几间空屋，约我同住。那里靠近宫殿屋脊，距离南城十多里，可以谢绝一切饮宴往来。退衙之后，能够抽出半天读书，这是尚书给我的恩惠。因为凭文章得到皇帝的知遇，凡是春秋二试以及殿廷考试中的读卷、阅卷等差使，没有一项不是跟随尚书办理的。只是尚书并不专以文学见长，尤其能够通晓政务，竭力维护大局。丁文诚先前在四川任职时，改订盐政章程，剔除中饱私囊的弊端，一百多万钱全数归入公家。奸商感到不便，屡次指使言官逐项列举细节，希望翻案。恰好四川另有其他事务，惊动了皇帝的忧虑。甲午年夏天，命尚书同满洲某尚书快马查办。追溯四川盐政改章之初，文诚只掌握大纲，其中体恤商人、便利百姓，以及斟酌盈亏、调剂虚实等一切事务，都是原任四川建昌道、后升任云南巡抚的唐中丞炯极力主持办理的。中丞的先父、湖北布政使威恪公树义，曾同某尚书的父亲某巡抚一同在湖北任官。当时武昌局势不安，云贵总督吴文节公调任湖广，奉命督师，命令威恪另带一支偏师杀贼。当时军饷尚未筹集齐全，应当推迟出兵日期。某巡抚却嫉恨文节，也憎恨威恪，连续发檄文催促作战。文节非常愤怒，直接前往黄州接受命令，威恪也在京口殉节，军队的形势因此遭受挫折。曾文正公是文节的弟子，接连上奏申诉，并陈述某巡抚种种陷害的情状。皇帝下严旨责问，某巡抚畏罪自杀。这是咸丰初年的事情。没想到某尚书如今竟然对中丞心怀积怨，查检旧案，吹毛求疵，整个案件几乎被翻转。尚书竭力坚持不可这样做，说此案如同铸成的铁案，历经风雨，到现在仍未动摇，后人只须依照旧章办理。公家已经从中取得无穷利益，即使有一两个承办官员执行不善，也应当弥补偏失、挽救弊端，以补法律的不足，而不可首先破坏法律。这场议论于是搁置。虽然触怒了满尚书，他也毫不顾忌。尚书在官译署任职很久，刚任京仓职务不久便升为御史，随后又升任礼部尚书。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政府的意见和处理不免有失当之处。常熟被逐出海盐后，特意保举尚书入军机处协助处理政务。刚相因此嫉恨他。戊戌年夏，常熟被驱逐，尚书的势力也随即孤立。当时仁和在政府任职，同尚书交情很深，但志趣不同，常对人说：“我们党中的人，仲山的火气太重。由此可以想见他在朝廷上正色直言的气概了。”变法政务兴起后，荣文忠公入掌军机处，一心扶持善类，尚书得以安居职位一年多。等到文忠因东陵事务离京，刚相就借其他事情陷害他。军机和译署的两个差使，先后被免去。庚子年中外发生冲突，董军和拳匪大肆逞凶，东半城尤其严重。徐相国桐、孙文正家鼐的住宅，全都遭到抢掠。我当时正任京尹，迁居府署；我同尚书住在一起已经十二年，怎么能不顾他而离去，于是约尚书暂时一同住在署内，以躲避凶锋。三位忠臣奉命办事后，谣传尚书也有嫌疑，几乎遭遇不测。两宫西行避难，尚书到昌平避乱。两位全权大臣入京议定条约时，我再次任府尹。于是派武弁带着护照，迎接尚书来到京城；相见时，他神情怅惘。后来乘小船南下，终于实现了吃莼菜、鲈鱼的愿望，也算是幸运了。岁月渐渐流逝，尚书已经去世很久，我也逐渐衰老多病。如今公子君时因避兵乱来到上海，触动了我的情怀；往昔的梦境和前尘往事，一一浮现在眼前。不觉文章写得杂乱，但感慨却很深。

译我曾读《论语》，对于令尹子文的忠诚、陈文子的清白，反复低回思量，始终不能忘怀。向近世寻找这样的人，在我的乡里，丁文诚公可以说就像遇到了他们。丁公起兵于乡里，毁掉家产以纾解国难；后来率军勤王，朝廷褒奖他的诏书一共下了六次；惩办私自释放内监安得海一事，使朝廷内外震动，他的功勋名声尤其显赫。侯家林、贾庄两次合龙，节省费用达数百万元，都是他任东抚时办成的事。他督理四川时上奏请求改革盐法，剔除中间侵吞，百余万钱全数归公。虽然奸商勾结言官，纷纷上章弹劾，诬谤之言不断兴起；直到钦派大员查办，先是革职留任，接着以三品顶戴署理职务，后来又以四品顶戴署理职务，最终依赖朝廷察知丁公并无其他问题，始终信任任用他，才使政绩得以完成，这可以说是忠诚了。以上几件大事，明明白白地在人们耳目中，不必再详述。至于丁公的清廉，有不是其他人所能比的，也有不是其他人所能知晓的。我在四川拜谒丁公。四川是天府之国，土地广大、物产丰富；总督的名位显赫，按理说应当取用精华、铺张享受。谁知丁公清廉如水，夔关每年按惯例解送一万二千两公费，川盐局筹定每年三万两公费，他一文也不取。他所能得到的收入，仅仅依靠养廉银这一项。官职虽是制府，每年养廉银只有一万三千两，还比不上江苏、河南巡抚的养廉银数额；按照部章从中减成发给，实际所得只有一万一千两。藩司按月分送的银两不足一千两，所有幕僚的薪俸工食，都靠这笔钱供给。再加上丁公生活十分俭朴，待人却很厚道；亲戚、故旧以及他所认识的贫困者，寄希望于得到恩惠的人，不知有多少。丁公每天都处在窘迫之中，曾准备一个衣箱，用印封好。每当缺钱时，就命材官带进当铺，典当得二百金以应急。等养廉银收到，立即取回赎出。我曾见厨役向丁公索要账款，说话很不客气。丁公十分愤怒，想把他赶走，却又没有钱偿还旧欠。正准备把衣箱拿去当铺，恰好成绵道王莲塘观察源来拜访，察觉丁公脸色异常，慢慢问道：“您为什么这样忧虑？”丁公说：“实不相瞒，我此刻正同厨役闹别扭。藩司本月的养廉俸银还没有送来，我又不便写信催促，所以感到窘迫。”观察回到衙署后写信告知藩司，藩司立即把养廉银送到，才解开了这场纠纷。同署的幕僚都佩服丁公的清廉高节，因此也都注重品德，各自刻苦自持。每逢年节和丁公的诞辰，众人一起前来祝贺；有时甚至不能置办官服，只能用一双靴子和一顶帽子来应付礼仪而已。丁公平时每餐只用四簋，但招待宾客和祭祀时却很丰盛。他一生的嗜好恰好同和峤相反，死后连一口棺材都置办不起，简陋得几乎不能自给。唉！近来以来，借清廉的名声欺骗世人的人很多。真正像丁公这样践行清廉节操的人，我还没有见过。因此感叹，丁公的忠诚无人能够相比，丁公的清廉尤其无人能够相比。仁和许恭慎公是武林的望族，世代以科举传家，当时乡里有“五凤齐飞入翰林”的美誉。许公以壬戌年进士参加殿试，名列二甲第二名，按惯例授为庶常，当时充任军机章京。南方战火蔓延，紧急文书接连飞来。沿江各将帅的一切进退和征调，都由中枢决定。许公上承旨意，下筹谋略；军机处各堂官都把他当作左右手。许公也感激奋勉办事，虽然名列上等，仍上呈请求回到中书本班，同时在军机处任职。仲父文恪公以许公未能进入翰林院为遗憾，许公却不在意。甲子年五月，许公被选派为福建乡试副考官。当时福建尚未安定，疆臣上疏请求暂停考试；随后战事稍定，又请求按期举行。朝廷下旨说：正考官仍由原来派定的人前往，副考官另行选派他人。而许公留在京城，没有被派遣。第二天入直时，恭亲王一见他就道歉说：“昨天福建副考官换了人，我惭愧得无法向您交代。只是因为江南军事进展顺利，金陵省城近日就有希望攻克；论功行赏以及军机府必有许多需要办理的事情，非您不可。因此特意上奏留下您，协助办理一切事务；主持考试的学政差使，下一科再仰仗您。” 许公也没有办法。没过多久，南京收复，捷报传到的那天，时间已经过了中午。许公和当值的王大臣都不敢直视，只远远看见外奏事处的司员手捧鸡毛檄文，从景运门进入乾清门，面交内奏事处的宫监，恭敬地呈给皇帝阅览。许公等人在旁边偷看，原来是一件八百里加急公文，外面夹着木板，大书“克复南京省城”六个字。捷报像飞一样传遍各处，万民都欢庆。许公自己说，他担任南北两处差使将近三十年，每天都处在忧劳警惕之中；最使他称心如意的，只有“克复南京省城”这六个字。当时军机大臣恭候召见。许公急忙问恭亲王：“这次召见，皇太后和皇上一定会询问金陵省城共有多少座城门，哪座城门临江，哪座城门靠山，以及东、南、西、北各个方向。似乎应当事先准备，免得临时慌张。”恭亲王说：“我没有去过南京，一切都茫然不知。如果皇上问起，我凭什么回答？”神情很是焦急。许公从袖中取出一本书说：“这是高宗南巡盛典的第几卷，里面详细绘有金陵省城地图。曾中堂攻取金陵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哪里驻兵，哪里挖壕沟，哪座城门包围，哪座城门进攻，历次奏报中都已经说明。” 这些地方在图中都插有红签，并列有小注，看一眼就能明白。请您带在身边，以备皇上询问。”恭亲王非常高兴。等到召见时，他快步走出去，对许公作了一揖说：“今天召见，全靠您事先有所准备。您敏捷干练的才干，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相比的。”他指着军机处中间的座位对许公说：“将来这个座位一定属于您。”后来果然如此。这些话是许公亲口告诉我的，所以我把它写进这部书里。

译丙戌年正月，我从伯兄▯城县署北上应试，途经光化，和马孝廉柘村同行。马君是我伯兄在乙酉年湖北乡试分房阅卷时取中的士子。我们经过河南荥泽口渡黄河。南省赴京应试的举人纷纷争着渡河，车辆很多而船只很少。从辰时到午时，竟然难以划船渡到河心，只能先把第一批车辆运到对岸，等空船回来后，才能继续通行。当时北风肆虐，尘沙扑面而来，厚重的皮衣几乎也抵挡不住。远远望见渡口旁几十武远处有一个小村落，赶车前往询问，才知道是邵家庄，全村同姓邵，都是康节先生的后裔。于是让仆夫暂时把车马卸下，以节省马力。我和马君坐在车厢里避风等船。庄里一位老人怜悯我们劳苦，特意请我们到家中烤秫秸火，还拿小米粥招待我们，情意十分令人感动。左边屋里开着一家药铺，管事的是另一位老人，精通柳庄相术。他回头对我说：“你们进京求取功名，不辞辛劳。看你的额角充满黄色气色，这次到京，一定能够高中。将来的名位不可限量，先向你道贺了。”我问他柘村能不能接连考中，他笑着没有回答。回想自己困顿奔波、匆忙度过的十年。这次来到河边等候渡船，在渡口徘徊，只有憔悴可怜的样子，哪里敢夸说自己有鸢肩火色，可以希望像宾王那样显贵？听了老人的话，也姑且听听罢了。不一会儿，船夫来告诉我们，黄河中流停泊着一条船，于是辞别邵老翁，立即赶车去叫渡。天色已经将近傍晚，匆匆上船，只听见河冰向东漂下，撞击船身发出声响。抬头望见半轮残月，在天边时隐时现。等登上北岸，夜漏已经到了亥时。船中以梅村“ 一鞭夜渡黄河宿”这句诗为题，我和柘村各作了一首试帖诗。礼部会试发榜，果然都考取了。马君暂时落第，事情都如老人所说。后来过了十八年，我任抚中州，赶到黄河上检查工程，途经荥泽口，正是当年停车和我们一同渡河的地方。邵老翁的儿子来拜见我，我询问他的父亲，得知已经去世多年；那位善于相面的老人，也早已去了别处，生死下落都无法打听。前尘旧梦触动心怀，不觉感慨万分。俯仰之间，仿佛已经隔了一世。于是我在工程办理期间替邵老翁的儿子安排了一件差事，借此帮助他维持生活。大河南北一时把这件事传为佳话。如今忽忽又过去二十年了，提笔叙述此事，不由得满怀惆怅。宁乡刘忠诚公坤一凭军功起家，历任封疆大吏将近三十年，施行的惠政很多。庚子年拳匪之乱时，刘公正任两江总督，倡议同上海各国领事互相签订保护东南长江一带的条约。他不动声色地使天下处于磐石般的安定之中，这项功劳尤其伟大。他虚怀若谷、气量高雅，更有无人能及之处。我同刘公素来没有一面之交。辛丑年冬天，我奉命督理漕运，刚到徐州，刘公就侦知此事，立即从南京来电说：自己脾胃虚弱、多病，两江地方广大、事务繁重，实在难以胜任，只因为时局艰难、皇恩深重，不敢恳请辞职。江南地方自己估计还可以照料，江北地域辽阔，与数省交界，潜伏的盗匪最多，实在难以远距离控制。特请我迅速到任，督率镇、道、府、县严办冬防，以震慑盗匪、安定人心。如果镇、道中有人不服从命令，完全可以先行会衔上奏参劾。既然同在一方任官，都有治理地方的责任，千万不要稍存地域界限之心。一面严令镇、道，江北一切剿匪、治河方略，都就近请示漕帅办理，不必远道请示，以免辗转耽误时日，徒然造成贻误。刘公这样推诚相待，不仅镇、道官员谨慎服从，就连我也不敢把自己当作外来的客卿。我到任一年，盗匪平息，百姓和睦，这是淮河一带多年未有的景象。不久，刘公在江督任内病逝，我也调任中州。回想我们同舟共济的雅谊，哪里还能再次得到呢？而他的继任者，也就难以找到这样的人了。庚子年京师拳匪之乱时，正阳门城楼化为灰烬。辛丑年两宫即将回銮，我奉命承办御驾经过道路的工程。由于规制高大宏伟，需要向外国采办木料，一时不能开工。不得已命令厂商先搭起席棚，周围缠绕五色绸绫，一切仿照城门楼的样式，以便御驾到来时壮大观瞻，但费用已经达到数万金。我不久外任，这项工程便无人过问。漕督每年支取的养廉银约九千五百两，公费也有一万两。我一向崇尚节俭，不喜奢靡，打算每年节省一万两，作为报效重修正阳门城楼的费用，以此倡导各地疆臣。计算全国二十一行省，大省报效二万两，小省报效一万两，可以筹集数十万两，应该能够按期动工。谁知各省都置之不理。拖延了很久，某督进京朝见，亲自接受懿旨，懿旨说，门楼关系到中外观瞻，急需修建。漕督已经报效银一万两，各省督抚受皇恩深重，竟然置之不理，不知是什么心意。为此叹息了很久。某督接受懿旨后，才发电联系各省，多方筹集，得到三十多万两银子，按期动工。经过一年，工程宣告完工，京城百雉的城墙顿时恢复了旧日的景象。只是查考各省筹集的款项，全都是从正项钱粮中提用，想让他们从私人财产中拿出一两银子也办不到。南省某督素来享有盛名，甚至说这么巨大的款项，拿来只做工程很可惜，为什么不改作兴办学校之用，那样更有实际意义。哪里知道学校造成的祸害，到今天反而更加严重。试问今天的革命巨子，哪一个不是学生造成的？抛弃礼法、轻视道义，没有父亲、没有君主，只怕不是某督在九泉之下能够预料到的。

译私自把米粮运往海外，是江南的一大漏洞。我在京城任职时就已经听说了。到漕督任上后，凡是同僚来扬州拜访的，我都公开直说，毫不隐讳。奸商勾结官吏，共同作弊；有的经某人之手，有的从某个口岸运出海外。船只首尾相接，一个季度运出的米粮多得难以计算。而扬州的守令暗中主持此事，以致无法彻底追查。我派官员迅速前往，秘密侦察，取得了确凿证据。漕督负有管辖淮扬地方的责任，本来可以直接参劾查办；只是江督刘忠诚待我厚重，恳切地把江北各项事务托付给我，若明知而装作不知，无论从公义还是私交来说都不合适，况且这件事应由江督主持办理，于是立即发文请他查办。刘忠诚接到公文后，顿时震怒。他认为私运米粮出洋是地方的大害，扬州府县官员竟敢包庇纵容；江宁与扬州只隔一条江，巡抚、司、道、府各级官员却全都茫然无知，竟劳烦漕督发文询问，这成何体统，在情面上也很不方便。起初打算命材官持大令到扬州，把守令押到江宁，严厉惩治。后来又担心人心震动，姑且从宽，先行撤职，再交给运司程雨亭都转仪洛归案审讯。霹雳一声，贪官污吏受到震慑。一府两县的官员同时被撤职革办，官场因此肃清。谁知扬州府石守同鄂督张文襄是至亲，张文襄想替他求情，却已经来不及了。只是把过错推到我身上，说漕督多管闲事。后来刘忠诚去世，张文襄继任。张文襄查阅案卷，证据历历在目，无法替那位知府开脱。却又对人说：“即使确实有这件事，也只是江督的责任，同漕督有什么关系？仍然免不了是多管闲事。”想不到公忠体国的大臣，竟然说出这样的论调，我实在不能理解；不过刘忠诚留下的恩泽确实流传久远。●卷二 常熟翁协揆的学问和家世，在同列官员中都首屈一指。他两次充任帝师，声名高、威望重，但祸患也随之而来。戊戌年廷试后，德宗在太和殿举行传胪礼，礼成后御驾回宫，召见军机大臣，对翁协揆说：“这一科的状元夏同龢与老师同名，实在是一段佳话。这足以说明君臣同心一德，际遇也格外隆盛。”第二天是翁协揆的生日，两宫提前赏赐，礼物也极为优厚。谁知翁协揆入直谢恩时，忽然接到严厉旨意，被驱逐回原籍，当天离开京城，不准停留。霹雳一声，朝廷内外都震惊不已。翁协揆回到原籍后，闭门谢绝宾客，每天在山中养病。到了八月政变，康有为、梁启超获罪。刚相当时在军机处，首先上奏说：“翁同龢曾当面保举康有为，说他的才干胜过臣一百倍。这样的人如果不严厉惩办，怎么能使那些受到牵连而获罪的大臣服气？”当时皇上的怒意不可测，幸亏荣文忠在皇帝面前委婉陈说，认为康、梁这样横行决裂的行为，恐怕不是翁同龢所能预料的。翁同龢世代承受国恩，做过两朝师傅，请求援引议贵的法典，对罪疑应从轻处理。皇上有所怜悯，只传旨交给地方官严加管束。翁协揆接到严旨后，才知道自己夏天获罪，是由刚相构陷造成的。于是他对人说：“子良以前任刑部司员，是我保举列入一等，才得以外放任职。后来他以粤抚身份进京祝寿，恰好额相奉旨退出军机处，我立即极力保举子良接任军机大臣。虽然我不敢以此向他邀功，实际上也从未得罪过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乘人之危，竟然这样落井下石！”他为此叹息了很久。有位客人告诉翁协揆：“刚相认识的汉字不多，听说他当值时常把大舜称为舜王；读‘皋陶’的‘陶’字时按本音读；还在外省奏折中把道员刘▯写作刘鼐。”翁协揆当面斥责过他，他暗中怀恨，想报复已经很久了。翁协揆反复思考了很久，说：“这是我的过错。” 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军务处王大臣认为淮军不足以依靠，改为编练新军。项城袁君世凯以温处道的身份充任新建陆军督办。该军驻扎在天津小站，于乙未年冬成立。当时上奏派任时，常熟并不十分赞同，反而是高阳支持此事。谁知成立才几个月，天津官绅便议论纷纷，说袁君办事急躁，嗜好杀戮，擅自专权，不受北洋大臣节制。高阳虽然不愿袒护先前的主张，但因为袁君原是他保荐的，不能自相矛盾，于是暗示同乡胡侍御景桂，搜集多项罪状上奏弹劾。朝廷奉旨命荣文忠公禄赶往查办。文忠当时任官兵尚书，约我同行。刚到天津，直督王文勤公文韶传令，淮军、练军各部列队到远处迎接，旗帜一色鲜明，很有战马嘶鸣、秋风萧瑟的气势。在天津查办完机器局某道员被参劾的案件后，文忠赶往小站。该军只有七千人，士兵身高一律在四尺以上，整齐严肃而精壮，专门操练德国操法。马队有五营，各营分别按方位和颜色编制；与淮军、练军各营相比，面貌焕然一新。文忠默默记在心里，对我说：“你看新军和旧军相比怎么样？”我说：“我向来不了解军事，哪里敢妄加评论。” “但只看表面，旧军确实不免暮气沉沉；新军参用西法，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文忠说：“你说得对。这个人必须保全，以便谋求今后的成效。”等到参劾各款查办完毕，袁君仅因擅自在营门外杀死卖菜的佣工一事，已经触犯严厉处分；其余各条，也有轻重不一、事实出入之处。我拟好复奏稿，请求交由有关部门议处。文忠说，一经交部议处，即使处分最轻，也应当撤职。新军刚刚成立，不能轻易更换熟手，不如请求皇恩暂且从宽议处，同时严令认真操练，以勉励将来。复奏呈上后，奉旨准许。当时高阳已经患病，仍勉强支撑着入值，读到文忠的奏折后，十分不高兴。退值以后，病情便加重了。此后他就不再经常入值，不久便去世了。由此可见，他对这件事的厌恶是多么深。袁君过了一年升任直隶按察使，仍然主持军事。戊戌年四月，文勤奉召入京，文忠出任北洋大臣。袁君一向蒙受恩遇，还能够谨慎遵守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