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译当时新政盛行，党人掌权，朝廷破格任用人才，只要经廷臣保荐，便可获得特别简拔。袁君热衷于进取的性情，哪里能长久郁郁不得志地居处？他请最要好的朋友某太史进京，再托某学士暗中保荐，希望能够升迁一级。没想到竟然越级提升为侍郎候补，满朝都感到震惊。某学士因为所送礼物微薄，甚至索要巨款作为补偿。在京城之下，这件事成了笑话。袁君奉旨进京，准备接受召见。入见之后，传闻皇帝有旨，认为文忠大逆不道，命袁君到天津传旨，并立即将文忠正法。直隶总督的空缺，就授给袁君；同时命他带兵进京包围颐和园。袁君说，天津还有芦台的聂士成一军，曾经百战，兵力是新建陆军的数倍，包围园子的事万万不敢办理。至于传旨将直督正法，也恐怕办不到。或许可以等到九月两宫赴京检阅操练时，再相机进行。八月初三，袁君探知朝廷局势将要发生变化，惶惶不安地返回天津。文忠假装不知道，等他来拜见时，只谈别的事情，绝不询问朝政。袁君请求让左右退下，跪着说：“我今天奉命而来，有一件事万万不敢办理，也不忍心办理，只有请求自己去死。” 文忠笑着说：“究竟是什么事，为什么这样匆忙？”袁君从袖中取出一张纸递给他阅读，同时观察文忠的神色和举动。文忠读完后，神色严肃地告诉他说：“大臣侍奉君主，雨露和雷霆无不是恩泽。只是接受诏旨办事，责任在枢臣；执行刑罚，也有法定的刑场。我如果有罪，应当自己入京投案，束身接受司败的惩处。怎么能凭你袖中的一张纸，就说‘钦此钦遵’呢？”袁君知道事情不能成功，便放声大哭，长跪不起。文忠说：“你先歇着吧，明天再谈。”于是连夜乘火车进京，会见庆亲王，请求觐见慈圣，两人都感到惊愕。第二天，奉下朱批，说朕自身多病，恭请太后训政，时局因此发生了变化。第一道诏令便是命文忠入朝辅政。慈圣认为袁君居心叵测，想把他置于重典。文忠仍认为他的才能可以任用，把一切作乱犯上的事情都推给党人，并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为他担保。袁君仍得以保住职位，但慈圣心中的疑虑不能消除，只好命他进京召见。袁君最为机警，便竭力谄媚侍奉东朝，把前面的事情全都不惜推给君主承担罪责。宫闱之内，母子之间，从此便多生变故。皇帝任用了不合适的人，反而受到他的祸害。一切都无法为自己申辩，最终郁郁不乐地以贵宾身份死去。冲皇即位后，监国采取宽大处理，只褫夺他的职务，放他回去，没能把恶人彻底铲除。武昌事变发生时，又特意起用他担任督师，还以为可以把他当作长城来依靠。最终他一进入国门，汉室的鼎就被转移了。他罪恶贯盈，却竟然得以善终。这不只是说天道难以预知，也是文忠没有料到的事情。

译淮安关监督署设在板闸，距离清江浦不到十五里，征收南北往来运河商货的税，税率为内地各关之首。按惯例由户部奏请选派满员担任监督，大多由内务府得力的司员担任。管理此关税收的，随任有笔帖式一员，作为副关。遇到监督丁忧或病故时，就近由漕督委派副关先行代理。每逢代理期间，代理者便勾结该关书吏、番役，结党勒索，营私舞弊、分肥牟利，使国家和商人都受损害，几乎到了无人能够追究的地步。我任职期间，恰好监督某君因病出缺。我想到该关每年征收的税款约有数十万两白银，当时又正值洋商凭三联货单在内河行船，常常因为各个厘卡刁难勒阻，各国领事屡次提出责问，以致不断发生争辩。笔帖式的职责只是奔走办事，不熟悉交涉条约，实在难以担当这一重任。于是我发电与署理江督张文襄公商议，会同委派淮扬道沈观察瑜庆署理此职，并发檄令他先行到任。确实担心副关大失所望，在暗中勾结书吏、役人等加以蒙蔽阻挠，于是又严肃发札训诫并警告他。观察署理三个月，大力革除弊端，征收情况比以前更加兴旺。文襄听说后，对同僚说：“陈漕督初次接受外任，没想到处理淮关一事，竟能这样透彻地通晓政务体制。“我并不是故意违背成例，只是审察时势，权衡事情的轻重以及任用之人是否胜任。只要对公家有帮助，即使自身成为众人怨恨的对象，也是我不敢推辞的。区区淮关用人这一件事，不过是其中较小的一件罢了。”辛丑年冬，我在河北迎接銮驾。恰好有人上奏说，淮扬运河在高邮、宝应交界处的马篷湾，年年淤塞，急需疏浚开凿。奉旨命我酌情办理。我到任后，扬州堤工局总办丁观察葆元前来拜见。观察熟悉河工情况，对于这项重要工程，很愿意出力。只是必须等到来年秋汛之后，才能筑坝动工，估计需要帑银十万两。我写信与江督刘忠诚公商议，他非常赞成。但苦于经费难以筹集，事情竟然拖延下来。只是这件事既然是奉派交办的，而且当地三十里河道淤浅，每到冬天就妨碍船只通行，实在不能置之不理。漕署又没有其他款项可以补助。我正为此深感焦虑，恰好淮关监督某榷使前来拜见，知道我主持这项工程而又没有经费可筹，便秘密告诉我，关署还存有六万两未动用的杂款，可以拿来使用；但必须上奏得到批准，才可以照数拨付。两淮盐运使程君仪洛因公来到清江浦，谈到这项工程时，答应筹集二万两。我急忙发电与忠诚商议，大意说：难得关监督和盐运司不分彼此，以公款帮助公事。这项工程需要十万两，已经明确可以筹到的款项有八万两，应发札命两藩司各筹一万两，正好与前数相合。忠诚回电同意办理。于是立即联名上奏请求分拨款项，并派丁观察驻在工地督办。这是壬寅年春夏间的事。入秋后水位下降，正在赶办筑坝、放水、开挖引河等各项事务，准备民夫、购买材料，每天都在施工，谁知忠诚于九月初病逝，江督一职由张文襄署理。观察听说后，惊恐万分，快马赶到督署请求辞职。他的意思是，文襄一到，自己的功名就无法保全，不如早些避开为好。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害怕文襄，他回答说：“文襄以前曾被某京卿弹劾，皇帝特旨交给忠诚查办。忠诚派员前往湖北，同班官员中没有人敢去，最后只好让观察前往调查。案件虽然已经上奏结案多年，文襄至今还对此怀恨。”我说：“南皮是君子，过去的事情或许早已忘了。你承办这项工程，是忠诚与人联名上奏后派定的，如今已经开工，年内必须完工，怎么能突然更换生手？你只管放开胆量办理。如果文襄假借公事谋求私利，遇事挑剔，使承办人员不能放手办事，耽误了重要工程，这个责任必然由文襄承担，我难道也能不说话吗？” 观察心里的疑虑始终不能消除，只得勉强赶赴工地，精神和形容都极其疲惫。不久，文襄到任，果然发来严厉的公札督责。那些一味迎合的人又散布谣言，说观察采购材料不实，用人不当。观察是以功名为重的人，利害关系又直接涉及自身，忧虑和劳累积累起来，终于身患重病。这项重要工程几乎功败垂成。当时沈敬裕公瑜庆任淮扬道，本来就负有治理河道的责任。我急忙发檄命敬裕赶往工地，代替观察检查材料等一切事务。并让他转告文襄说：“两江总督弹劾一个道员，就像摧枯拉朽一样容易。您如果确实与丁道有嫌隙，什么时候都可以弹劾罢免他。现在重要工程正处在紧要关头，不应横加责备，使他无从下手。”文襄笑着说：“我不过是姑且表示警戒罢了。请转告漕台放心，决不会牵动公事。”后来工程完工时，文襄已经回到湖北督任，我也调任中州，便上奏调观察到河南任职。等我调任苏抚，观察又跟随来到江苏；他凭资深道员的资格，没过几年也补授徐州道缺，可以说是幸运了。

译丰润张幼樵学士在庚午年乡试中式，出自番禺张兰轩老师的门下。乙亥年，兰轩老师主持黔中乡试，我考中，与学士成为前后同门。丙子年进京参加会试，曾在上斜街番禺会馆兰轩老师的宅邸见过他，但匆匆相见，没有交谈。丁丑年春，老师在密云病逝，学士前往吊唁，并撰写挽联说：“成就一代史书不能没有您，哪里料到积年蠹虫丛生、残破不堪，忽然惊闻您绝笔；封万户侯又哪里比得上有知己，只有白车白马为您招魂。”措辞极其哀痛，我十分钦佩学士。学士遇到事情敢于直言，仕途飞速上升。癸未年奉命赶往陕西查办案件，除原来被弹劾的事项外，又列举弹劾了许多人。平常的查办，没有这样认真。学士有诗句说：“往还五千里，咒骂十三家。”由此可以想见他的棱角和严峻。后来马江一战，自有公论。学士从军台获释回来，一到北洋，不久便成为金陵寓公。饱经忧患后，对时事闭口不谈。庚子年两宫西行避难，李文忠公进京商议议和条款，特意邀请学士入幕。当时我以府尹身份充任留京办事大臣，协助办理和议；我与学士的哲嗣仲昭，都是平远丁氏的女婿。学士按辈分年长，然而与我会面时，便说我和他先后都出自兰轩老师门下。同门的情谊由来已久，琐碎的姻亲关系实在不值得计较。学士天资英秀挺拔，自从经历贬谪后，学问修养更加深邃；他与我一见如故。学士说，文忠幕府中的晦若可以谈论掌故，却对时势一窍不通；其他某某，琐碎卑劣，不值得一笑。他品评人物如此尖刻。朝廷商议实行宪政，行在政府上奏设置政务处，派某某充任提调，某某充任总会办，学士也在奏派之列。电报传来后，文忠非常高兴，认为可以慢慢谋求重用。学士却很不高兴。当时仁和王文勤、善化瞿文慎都在军机处任职，充任政务处大臣；于君晦若、孙君慕韩也在会办之列。学士拟写辞职电稿，嘱咐我代为转达荣文忠公，稿中有“某也曾近侍三天，忝居九列，哪里能低头屈居于王、瞿之下，与于、孙并肩”等话。笔锋锐利，咄咄逼人，仍然保持着当年讲筵上的气概。和议尚未签字，学士已经请假回到南京。我在淮上督理漕运，仍不时与他通信。壬寅年，哲嗣仲昭参加汴地乡试，途经清淮，手持学士亲笔信，托我派弁员沿途护送。仲昭称我为世丈，说这是学士的意思。我实在不敢当，只专门叙说姻亲情谊；而学士的风义，真是无人能够比及。如今读《涧于集》，回想二十四年前在贤良寺中挑灯煮茶的情景，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不禁为人亡物在人亡的悲痛而感伤。光绪癸卯科河南乡试，我进入考场担任监临，看见院中厅堂上悬挂着一块匾额，题为“月华纪瑞”。仔细考察，原来是雍正壬子年我乡平越王犀川先生士俊所题。当时他以河东总督的身份监临河南乡试。八月十五日夜，他亲眼看见月华，便作诗记事，主考官以下各人都有唱和诗章；又亲笔写下这四个字以留下雪泥鸿爪。实在是科场中的佳话。我也写了一副对联悬挂在楹柱之间，文辞是：“后百十三年雪苑衡才，公赋月华，我书云物；合万一千人风檐奏艺，昔吟桂子，今占梅魁。”这一年顺天借用河南考场举行乡试，本省考试日期改迟到十月，所以用“梅魁”来作为吉祥预兆。过去听说科场这一重大典礼，实在有神鬼负责监察，这话颇为可信。点名入场后，夜漏三下，监临应当到内帘，与主考官相见，请求发下试题纸。见面时只作寒暄。试题纸发出后，监临率同提调、监试两道，以及任职的差官、文武员弁，约一百多人，携带这些试题纸送到至公堂。由我登堂，督促并命令应差官吏，逐一分发完毕。当时场内人数以万计，灯笼、火伞有数千盏，堂上堂下火光照天。而所有办事人员的一举一动都寂静无声，几乎像口含枚的战士，万马齐喑。又仿佛文昌、魁斗等神明在上方临视，而监察者就在旁边。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法令本来就极其严肃，人们心中先存有敬畏。激发众多士人追求功名的道路，其中实在暗含着感通天地、感召人心的机制。末世之人不明白这一点，把八股帖括轻视为小技，却没有察觉前代驾驭英雄豪杰的关键，正在于此。科举一废，士气浮躁喧嚣，自由革命，于是形成了今天无父无君的变局。这不只是增加了我的感想，也是犀川先生当年没有料到的事情。

译黄河的大型水利工程，自郑工合龙以后，主管者减少使用秸料，多修筑石垛。一眼望去，金堤之上河流顺着河道运行了十多年。后来裁撤河督，责成河南巡抚管理，事权归于一处，取得成效就更加容易。我在光绪癸卯年秋到河南巡抚任上。省中有四座大王庙，分别是金龙四大王庙、黄大王庙、朱大王庙、栗大王庙。还有一座将军庙，合祀杨四将军以下各位河神。巡抚到任，按惯例应虔诚入庙行礼。第二天，黄大王到来，河员迎接他进入殿中安坐。我第一次仔细观看，神像法身约有三寸高，全身涂着浅金色。他极其爱听戏，尤其喜欢本地高腔。过了三天才离去。后来我巡视南北各处重要工程时，金龙四大王、朱大王都来了。朱大王的法身与黄大王相似；金龙四大王身长不到三寸，龙头蛇身，身上涂着金色，光彩四射，令人无法逼视。恰好当时正在工地，便传来戏班演戏酬神。在工地的各位官员都说，金龙四大王已经两年多没有到工地；这次出来相见，大家都觉得敬畏而惊异。我回到省城后，正值乡试临近，进入考场担任监临。夜里睡不着，偶然想到河工有四位大王，我已经见到了其中三位，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幸运。唯独栗大王我还没有见过，不知是否有过一面之缘。难道至诚竟然能够感动神明吗？第二天，内帘当值的老兵禀报说，栗大王已经在闱内某房的窗下。于是我立即带同提调、监试两道官员，一起到至公堂，派人进入内帘，用彩盘把神像请出，安放在堂上，焚香行礼。又使用我乘坐的全副彩仗大轿，打开大门，送往大王庙中，依照礼仪供奉祭祀。起初我疑惑大王为什么径直到闱中，询问老吏后，才知道大王是嘉庆朝河南即用知县，曾经担任乡试某房的同考试官。这次大王光临，或许也是再次证明文字上的因缘吧。于是我想起从前在蜀中时，丁文诚公说，他过去任职山左，在贾庄工程中挂缆堵口，亲眼看见栗大王来到工地，大工程当天就合龙了。第二天，他恭敬地到神位前拈香，忽然看见神像颈上围着一条白线，这是前一天没有的。他正深感疑惑，不到两天便收到礼部盖蓝印的公文，惊悉穆宗毅皇帝已经升遐，四海之内的臣民都穿白色丧服。这才知道大王的精气已经成为神，仍然是本朝的臣子。哀诏还没有传到，神实际上已经预先知道了，于是穿着丧服来到工程现场，向人显示这种形象。这位神明并不因幽明之隔而隔绝，他的忠诚也不因生死存亡而有间断。各位大王、将军的姓氏和履历，都有专书记载，这里不再一一抄录。甲辰年会试借河南贡院举行。我以河南巡抚的身份被派充知贡举，总裁是长白裕文恪德相国、长沙张文达百熙尚书、吴县陆文端润庠总宪、南海戴文诚鸿慈侍郎；满族知贡举是长白熙阁学瑛。其余同考、监试、提调等官员，也都由京城派来河南，协助办理此事。发榜那天，我和诸位大臣一起到至公堂上座，拆开试卷封面，填写榜单。陆文端手拿一卷对我说：“这份试卷书法工整，是全场第一。殿试有望夺得魁首。”拆开弥封，得知是肃宁刘君春霖。他的同乡阎太史志廉也是同考官，说刘君平日所写的大卷不下数百本。正在欣赏羡慕之间，张文达又拿出一卷给我看，说：“我们湖南本朝二百多年，三鼎甲都已经具备，唯独缺少会元。考场中得到一份湖南试卷，文章和书法都很好，按照正大光明的次序，我的名次应排第二，按惯例就是会试第一名。科举将要停止，这个机会难得，我私下请求裕相，恳请把这份试卷定为会元，也好使我们湖南的科名不留下缺憾。承蒙裕相答应谦让，就是这一卷。”拆开弥封，原来是茶陵谭君延▯，是前任两广总督谭文卿制军的小儿子。众人都庆幸主考选得了人才。等到殿试传胪唱名时，刘君果然考中第一名，谭君也凭借优异名次进入词馆。我私下推想，两位将来文章上的成就和官位事业，实在不可限量；哪里料到不过几年，时局一天比一天坏，国家的命运已经改变。而这两个人，一个在京城憔悴困顿，仍然效命奔走；一个奔波于岭南，只是徒然陷入无谓的争斗，已经忘记自己曾是故国的词臣、先朝的仙吏。国家二百多年培养士人的报应，竟然是这样的结局，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译我在外地任职时，每月应当上奏的折件交给文案缮写后，一定逐件检查，确认没有错误，才封好发出。至于题本，则由幕僚拟稿，审定后恭敬地书写题字，再由承办书吏誊清缮写，当天拜发，不必再检查。任河南巡抚期间，恭逢乙巳年十月慈禧万寿，按惯例提前进呈贺本，钱▯友人某君把稿子呈来请我画题。我以为只是循例文字，匆匆看了一遍，便立即书写题字。但贺本中有“七旬万寿”的字样，我心里暗自疑惑。因为本年是慈圣七十一岁寿辰，为什么写成七十岁，少了一岁？询问某君，他说历次贺本都是照上一届题本抄录的。我便检查七十万寿贺本，发现与这份稿子相同。但疑惑始终没有消除，又检查六十九年万寿本，发现它与七十年本差别很大。再检查五十年、六十年万寿贺本，并同各自前一年的贺本对照，也都是不同。核算下来，五十年、六十年贺本明确写着“五十”“六十”，与七十年贺本明确写着“七十”相同；而各自前一年的贺本文字彼此相同，并不说明年数，只是通用的颂词。我又检查五十万寿、六十万寿次年的贺本，发现文字都与五十万寿、六十万寿前一年的贺本相同。反复研究后，才恍然大悟。原来通常举行万寿庆典时，礼部拟定一份普通贺表，提前颁发给各省，到临时再缮写具题，以便统一格式。唯独到了整十庆寿之年，部中另拟特别表文，标明五十、六十、七十等字样，仍然提前颁发各省，按格式缮写题奏，以表示郑重。照此推断，本年是七十岁之后增加一岁，仍应采用普通贺表，这是毫无疑问的。于是我把原稿涂销，又劳烦某君另按普通贺表缮写稿子呈来画题完毕。这件事如果在最初画题稿子时稍不谨慎，贸然发下去缮写，等到各省表章一起送到京城，经内阁看出问题再发回重缮，就已经来不及了。疏忽的罪过小，耽误大事的罪过大；即使按大不敬治罪，又有什么话可说呢！幸好当时就看出了问题，赶紧改正，才免于获罪。这才知道凡是办理事务，都不能掉以轻心，这只是其中一件罢了。某君经历这番周折，最终不肯留在馆中任职而离去；虽然想挽留他，也没有办法。河南省每年赋税额为三百十余万。开封府祥符一县的税额就有十万多两，已经超过贵州全省的数额。自从黄河决口以后，土地被河水占淹、泥沙压埋。单说祥符一县，报称荒地已经达到八万余两的税额，每年仅征收一万数千两。这样的情形习惯已久，几乎成了固定数额。实际上，几十年来，民间开垦的荒地逐渐成熟。小民只知道谋求自己的利益，完全不考虑国家应缴的正供，这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我到任以后，接到部里关于筹措军饷的原奏，其中严格核查各省钱粮的一条写道：河南一省，共报水淹沙压地亩停征缓征银十六万七千余两。其中很多是指南中工、郑工、兰仪工等处决口造成的。其实决口堵塞以后，过去漫决淹没的土地早已干涸恢复，其中一半属于肥沃良田。而承受这些土地产业的人，多是豪门富商，长期占据不纳粮的地亩，官府也不过问，理由就是这些。当即设立清源局，发札委派司道官员切实整顿。因为祥符欠额最多，便先从该县着手。凡是已经开垦的荒地而隐瞒不报的，都命令全部如实报出，不追究过去。报明以后，分别按全熟、半熟、轻荒、重荒、废荒五等，酌情确定升科和减免之后的数额。没想到县属东乡薄镇、冶台等村的回民李沅庆借机抗拒阻挠。他在该村礼拜寺内煽动聚众，人数将近一万人，扬言抗粮罢市，拦截米粮柴草，不准运入城内。还把茶冈、小黄铺、招讨营等地的电杆砍毁，绵延约十余里。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我当即命令常备军翼长袁道世廉，挑选派遣该军分统杨副将荣泰，带兵会同县里派出的人赶赴东乡弹压解散。杨荣泰进入该村后，忽然听到撞钟聚集众人，又看见四面起火。这些匪徒悍然不畏法，首先开枪打伤数名弁兵，并抢去、砸毁一杆毛瑟枪，气势十分凶猛。我军不得已开枪还击。当场击毙四五人，其余匪徒才相继溃逃。该分统召集乡董进行开导，随即将聚众者全部解散。匪首李沅庆已经趁机逃脱，后来因为官府追捕很急，逃到陈留县韩冈白马庄村外，在旷地的桑树上畏罪自缢。经督察确认无误后，将尸体押解到省城，命令戮尸，并把首级送到犯事地方示众。经过这番惩罚告诫以后，各乡纷纷开报地亩，十分踊跃。仍然命令该县从轻升科，以表示体恤。当事情刚发生时，河南同乡的京官认为隐瞒粮赋是绅士儒生的耻辱，却又不愿意输纳钱粮；他们不责备愚民违法犯罪，反而责怪官府办事操之过急。虽然不敢写奏章参劾，责备我的信件却像雪片一样飞来。我一概置之不理，只知道安定地方，慢慢谋划善后。直隶总督某制军也是河南人，写信给我说：“汴地百姓轻视法令已经很久了。经您稍加惩治，不至于放纵他们最终形成无父无君的局面。您给河南百姓造的福太大了。”我正感叹这位制军知晓礼义，哪里料到过了不久，某制军的行为就同他所说的话相违，最终成了一个无父无君的人。真是令人叹息啊！

译戊戌变法首先从裁撤官署开始。京城被裁撤的闲散衙门，不下十余处。受牵连而失去职务、失去生计的人将近一万人。朝廷内外震惊骇惧，颇有百姓无法生活的忧虑。太仆寺的一切事务，本应归并兵部，事务隶属于车驾司。刚相认为承办的司员不能完成这件事，特意派我专门办理。我竭力推辞没有获准，又不愿同同僚结怨，于是会同车驾司负责缮写印稿的诸位官员共同办理，准备前往太仆寺查看情况。没想到太仆寺自从接到圣旨以后，官员们像鸟兽一样纷纷散去，寂静得空无一人。不仅印信文件一样也没有留下，就连厅堂、门窗也都拆毁无存，一切都无从下手。我想到太仆寺管理马政，同兵部经常有公文往来，部、寺的书吏彼此时时互通消息，于是命令部里的书吏特别约请寺中得力的书役来见，婉言开导，使他们安心，说：“太仆寺的官员虽然裁撤了，但书吏绝不能裁撤。现在遵照圣旨归并兵部，不过是在部中另设一个科，仍然责成你们这些旧人办理。寺中的堂官、司官大多是满员，我们没有办法同他们融洽相处；你们可以回去禀明堂官，赶快把信印、文件交出来，以便接收后上奏复命。同时我们会妥善筹划附设机关，使你们不至于流离失所。”那些书吏说：“昨天接到裁撤官员的旨意后，堂官、司官等官员一哄而散，信印、文卷无人过问，已经由我们暂时收存。今天特意带到部里，静候处置。”我听后对他们加以嘉奖。一方面又向刚相和各位堂官禀明，便在车驾司原有五科之外，特别增设马政科一科。刚过十天，东朝训政。所有裁撤的官署都恢复旧制，太仆寺衙门也在恢复之列。这是戊戌年秋间的事。到了庚子七月，我奉命代理太仆寺正卿，衙署在东城根，已经被使馆占据，不能前往，只好借内阁汉本堂到任。没过几天，两宫西行出狩。第二年举行新政，太仆寺仍在裁撤之列。兵部衙署也划入使馆区域。直到今天回想起来，仿佛是在梦中。自古以来，名父之下很难有不负盛名的儿子。朱、均都被称为不肖之子，而能够继承禹的治道，只有启被称为贤者。大概善于创立事业固然可贵，善于继承先业也同样可贵。我的同乡丁慎五方伯体常，是宫保文诚公的儿子。方伯曾说：“我父亲的高功勋和伟大谋略，实在不敢奢望自己能达到万分之一；但他的清正风范和高尚节操，虽然我还没有达到，却私下立志要继承。”他任三晋郡守时，南皮张文襄公恰好任山西巡抚。我私下猜想，大员子弟习惯了锦衣玉食，张文襄对方伯却格外严厉，从各方面加以裁制。从早晨直到中午以后，也没有闲暇休息。最终他凭借勤劳节俭，显著获得了良好的声誉。文襄一向器重他，深深羡慕文诚公有这样的儿子。长安薛云阶尚书此前被授为四川成绵道，该缺原由固始丁价藩观察代理，文诚公是有经验的熟手。张文襄发檄命令尚书到外署任建昌道。尚书很不高兴，却也无可奈何。不久，他升任山西按察使而离去。到山西任职时，方伯以署理首府的身份参谒，立即遭到尚书的讽刺。尚书说：“我自认为才识平庸昏暗，成绵道这个职位已经不能胜任。没想到蒙受上天深厚的恩典，接连升任法司，还请您时时加以照拂。”等到他署理按察使时，长白刚子良协揆来任山西巡抚，说自己以前随同恩露圃中堂、童薇研总宪入蜀查办事务，事情办完后，因为宫保是当代伟人，便前往拜访文诚公，却始终没有得到传见。说到这里，他的意思颇为愤懑。方伯都用婉转的话向他道谢，但办理公务一向十分谨慎，早晚都不懈怠。刚子良找不到可以挑剔的地方，最终给他评为上考。方伯以外任补授潞安府知府，姓名没有列入军机处记名单中，最终升任河东盐法道。他受到皇帝重视到了这种程度。后来他升任甘肃按察使，又升任甘肃布政使，到任不久，恰逢广东布政使某方伯牵涉康有为、梁启超一案，被从宽改调。皇上因为方伯一向以清廉操守著称，认为他足以镇守雅俗，于是特意调任广东布政司，随即代理广西巡抚，逐渐受到重用。方伯忧虑时局艰难，便在事业顺利时急流勇退。卸下巡抚关防后，他抗疏请求以疾病辞职，恢复平民身份。听到这件事的人没有不羡慕他的。我在文诚公的外甥馆居住了数年，代为掌管笺奏。方伯两次进京述职，我又同他朝夕相处。同乡之情和亲戚情谊，交往并非寻常。方伯曾说：“文诚公处在大有可为的时代，不顾鞠躬尽瘁，以身许国；方伯我处在无可作为的时代，不妨寄情于莼羹鲈鱼，以生病为由辞职。”他不仅是乡里的贤哲，即使在各省寻求这样有门望、又有这种高雅器量和清廉操守的人，恐怕也不多见。

译庚子七月二十二日，西宫向西出狩。八月，全权大臣庆邸、李文忠公先后进京主持和议。京城内外，人心逐渐安定。我再次任京兆尹，顺应顺直商民的请求，两次上疏恳请回銮，都蒙受优厚诏书褒奖答复。过了一年五月，和约签字，洋兵全部撤退，交还京师地面。恰好奉旨确定十月还宫。此时京城残破不堪，急需修理。全权大臣提前电奏，请求派大员承修皇帝车驾经过的道路工程。行在枢府拟定长沙张尚书百熙、长白桂侍郎春，请求派他们充任。慈圣笑着说：“这次工程必须从在京大员中挑选派任，他们熟悉情况，办事更得力。我心中已经有两个人：一个是兵部侍郎景沣，一个是顺天府尹陈夔龙。不如一起派任，四个人共同办理。”枢臣奉旨后，立即发电报给京城，遵照办理。桂侍郎此前在庄王府任职，有庇护拳民的嫌疑，最终没有前来；张尚书一时也不能赶到，于是先由我和景侍郎召集工匠、选择材料，赶快开工。第一次进入东华门，只见蓬蒿遍地，一眼望去没有尽头。午门、天安门、太庙、社稷坛等处，都被炮弹炸毁。被炮弹击中的地方，密集得像蜂窝一样。由此可以想见上一年攻城夺取时战事的惨烈，不禁令人不寒而栗。我们披荆斩棘，费尽心力经营修整。此外，天坛、先农坛、地坛、日月坛，以及皇帝乘舆回宫时经过的庙宇，大半也都被焚毁，急需修理。工程十分浩大，估计实际需要工款约一百万两。而堂子全部择地迁建，以及正阳门城楼的大工程，还不包括在内。景侍郎拘泥于从前的惯例，凡是工程核定价目后，堂官、司官和各员照例提取二成作为节省经费。他打算照旧例，借用工程款中节省下来的余款，补偿拳乱造成的损失。我不赞成，说：“这次拳祸的惨烈，是二百年来没有过的。九庙受到震动，民力又很艰难，这项工程不能按照通常惯例办理，应当核实费用，全部用于工程。至于被派任的员司，也一律自备夫马，廉洁自持，专心办事。将来大工程完工，准许给予定额之外的优厚保举，以酬谢他们的劳苦。”侍郎心里不高兴，认为我有意同他作对。恰好张尚书到京，很赞同我的意见。侍郎无可奈何，这才答应会同我们上奏备案。我等分期同有关官员一起监督办理工程，历时三个月，工程大体完工。当即发电报通知行在。奉旨说：“皇帝车驾经过道路的工程现在已经修完，陈夔龙着即前往河南布政使的新任所，在途中迎接銮驾。”没想到他在京城还没有启程，又奉旨代理漕运总督，当天便奔驰前往行在，在河南汤阴县宜沟驿接驾。第二天随从銮驾到彰德府，又奉命实授漕运总督。第二天又随从銮驾到直隶磁州，恭敬地谢天恩，送驾完毕。几天之内，三次受到召见，赏赐优厚，并赏白银一千两。不久当面谕令他立即折回河南，取道淮徐前往漕督任所。第二年壬寅，收到张尚书等人的信，得知堂子已经兴建完毕。我又在任漕运总督期间捐出养廉银一万两，倡议修建正阳门城楼。各省也都提拨公款协助修建，经过一年多，才完工。承修皇帝车驾道路工程的案件，这才告一段落。特意写下这些，告知后人。”}], 四川是天府之国，川东最富庶繁盛，川南次之，川北又次之。川西从成都出去一百里，到灌县为止，还属于内地景象。过了灌县向西，放眼望去都是沙砾，广阔荒漠没有边际。光绪乙酉年春天，丁文诚公松、建前往阅武，约我同行。我曾经由茂州到达松潘夷地，那里在唐代是维州的一道，李卫公的筹边楼、安戎城遗址还保存着。荒远之地的戍卒，尚且还能谈论当年绥靖边疆的伟大谋略，可见前贤的规划深远。后来从松州、茂州折回邛州、雅州，那里连接打箭炉，是通往前藏的要道。明正的二十多家土司头目前来拜谒，文诚一一接见，向他们宣示天朝的恩德和意旨，随后又用幕府的军威使他们畏服。这些土司都诚惶诚恐，匍匐战栗，恭谨地遵守约束，隐然有赞皇当年治理边疆的才略。接着又到灌县查勘都江堰工程。按岷江发源于岷山，水势滔滔向东流去，直达灌口。秦代李冰任守时，特意凿穿山岭和堤埠，名叫离堆，使江水流入内地，中间分成内江、外江，用来灌溉成都附近三十六属州县的田地。又设置人字堤，修筑分水鱼嘴，大约以内江六成、外江四成为比例。春季放水进入堰中，灌溉农田。秋收以后放水，堰内积存的泥沙务必淘洗清除干净。并且铸造三根铁柱，深埋在土中。每当挑挖治理泥沙时，以看见铁柱为止，这就是所谓“深淘滩”。夏季江水进入堰中时，要顾虑堤岸被冲毁，所以沿堤多用竹笼，里面装满巨石，横向排列在堤间，一层层堆筑上去；但也不能筑得过高，以便内江的水漫过堤岸流入外江，不至于危害田地。这就是所谓“低作堰”。前贤为了百姓大力兴修水利，苦心经营，确实有深远的用意。千百年来，不能改动。四川百姓的富庶，实际上也有一半依赖于此。我随文诚公到达那里时正值初春，亲自来到那座堰旁，官吏早已带领役夫把堰内清挖干净。只见李冰所铸、用作标准的铁柱，全都横卧在地上，直径约二丈，周长五寸多；中间经过沙水剥蚀，铁质恰好形成龙蛇般的形状，斑驳陆离，充满古意。曾命拓工捶拓了几十张，准备留作考察依据。时隔四十多个寒暑，经历了几次世事变迁，重新检查旧书篓，可惜已经没有了。丁未年七月，我奉命督理四川，满心希望重新来到旧地，再次寻访遗迹。谁知返回贵州扫墓，还没有进入四川，又奉命改任湖广总督。向西遥望锦江春色，仿佛就在天上。回忆当年在贵阳城南雪崖洞丁文诚公祠中瞻仰遗像，那里曾有一副对联说：“向南来重新拜谒祠堂，这是葛相一流的人物，仿佛仰望北斗；向东去忽然扬鞭策马，离开谢公二十年，恐怕经过西州。”这大概是在记述事实。如今我卧病在沧江边，转眼已经过了十二年，夜凉不能入睡，往事如梦。不知不觉触动心事，于是挑灯勉强追记，拿起笔写下这些。

译长沙张文达公百熙、善化瞿文慎公鸿衤几，我在京师任官时，都有过一天的交情。文达因为他的同乡杨勤勇、岳斌的子嗣争承袭世职一事，曾请同年陆文慎宝忠代他向我进言，恳请我从中调解。我依据成例和案情坚决拒绝了。虽然他对此不高兴，最终也没有怨恨我。辛丑年入京时，我们共同修建跸路工程，大力革除积弊，意见尤其投合，于是结成金兰之交。文慎先前任翰林时，我曾在同乡黄再同编修那里多次与他相见。辛亥以后，我们同住上海，往来饮酒论文，见面更加频繁。两位公都在同一年考中乡试，先后进入翰苑，都是高阳李文正公的高足。文正每次与长白荣文忠公禄饮宴交谈，都极力称许二人，赞不绝口。文忠爱惜人才如同口渴求饮，戊戌年夏天出任北洋时，专门上折奏荐人才，曾经列举他们。庚辛年间，两宫驻跸西安。枢臣端邸载漪、刚相毅、赵尚书舒翘、启尚书秀，因为庇护拳民而受到严厉谴责，枢府缺少人手。文忠秘密向朝廷推荐他们，特旨命令他们迅速赶到陕西，准备召见。当时文达任广东学政，文慎任江苏学政，二人约定交卸职务后在汉口会合，联辔进入陕西。文达先到，得知文慎到湖北任职还需要时间，于是绕道返回湖南省墓。谁知文慎到达汉口后，接到陕西中部友人送来的密信，便快马赶去。文达从湖南返回汉口，才知道文慎已经抢先出发，竟然没有稍作等待，违背了先前的约定，心里很不高兴。等到他到达行在时，定兴鹿文端公传霖已经先进入政府，只需再选一人凑数。两宫没有明确意见，转而询问文忠，选择一人任用。文忠秘密上奏说，圣驾计算日期即将回銮，实行新政，不如让张百熙、瞿鸿礻几各自陈述意见，写成纲要，恭敬地呈给皇帝阅览；再请下特旨派出一人，应该更为得力。皇帝很赞同。奉到谕旨后，文达极力论述旧政如何腐败、新政如何切实可行，并列举欧西各国治乱强弱的原因，逐条说来，何止一万字。文慎不追求辞藻华丽，只求简明扼要，约略陈述兴利除弊的四件事。两宫读完后对文忠说：“张百熙所说的，气势锋利，篇幅连绵，我看起来不太明白。还是瞿鸿礻几说的切中利弊，平易近人，不如任用他更妥当。”文慎于是进入军机处当值，众人推举他主持文书，辅佐军机处七年，所受恩遇特别优厚。后来因为讨论改革官制，他与一同在军机处当值的诸位意见不合。北洋某位制府又在远方擅自操持政权，横加干预，文慎于是不能安居其位而离开。当时文达已经去世，没有读到逊位诏书，还算是保全了福分。国变以后，文慎不能居家，躲避战乱到了海上。我恰好因病辞去北洋职务来到上海。战乱后相见，偶尔谈起前朝遗事，几乎像白发老人闲坐在一起，共同谈论开、天年间的往事。文慎骑箕而去，转眼已经七年，想起他来令人黯然。我也年老多病、精神衰颓，已经不再有几年前的意兴了。李文忠公文武兼备，出将入相，早年依附香案，晚年广受侯爵封赏；他的功勋、声名、地位和事业，广泛流传在京城人士口中。只是他终身没有参与皇华选士的职任，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难道真是文昌、魁斗二星没有进入他的命宫吗？还是珊网、玉衡与主持鼎鼐之任无关？否则，范衣和钵，自有另外的因缘。前世没有种下这样的因，今生自然没有结出这样的果。公最喜欢主持考试评文，先前充任总理衙门大臣时，恰逢同文馆学生举行年终考试。中文一场，试卷多得像成捆的笋，各位大臣请公校阅，公高兴极了，关门三天，亲手评定甲乙等次，他对于衡量鉴别文章就是这样勤勉。当时是丁酉年，顺天乡试即将举行。七月底，公第二天早晨亲自到刑部侍郎、内阁学士瞿文慎鸿礻几的府门，推门而入。文慎称公为阁师，平日与公极少往来。听说公到来，不知有什么事，急忙整肃衣冠出来拜见。公让左右退下，秘密告诉他说：“听说这一科北闱乡试的主考已经内定，我和你都在入选之列。但我几十年来驰骋戎马，长久荒疏笔墨，不知道能不能胜任？你年长而学问丰富，长期主持文衡，确实是科场的老手。到时候务必要请你主持一切，格外辛苦你了。”文慎听到公这番突然的话，惊异万分；又不便反驳、扫他的兴，只好姑且含糊答应。谁知第二天，即八月初一，正值选派各省学政的日期，文慎被任命为江苏学政，这才知道公所说的话并不完全确实，但仍希望公能够担任北闱考官。到了初六日，礼部题请选定顺天乡试主考，奉旨圈定四人，公始终没有入选。这时才觉得先前的话全无根据，不知是什么人凭空捏造此事来诱骗公，公也贸然信以为真，因而诚恳地向文慎说明了。乙卯年逸社聚会时，我从文慎那里听说了这件事。众人都感叹，科场选举中能否预先参与主考一席，都取决于事先安排，不能妄自有所希望。

译湖南湘潭王壬秋太史先生，我早已久闻他的大名。甲申年入四川成婚，居住在丁文诚公的幕府中。太史当时主持成都尊经书院，往来较多，我从他那里得到的益处也更多。太史谈论经学不尊奉宋学，写文章竭力追踪秦汉，五言诗崇尚选体，七言诗兼有李、杜、苏、黄的长处，确实是咸、同、光三朝的文章大家。不过他的议论也有过头的地方。一天，他经过我的书斋，看见案上的《吴梅村诗集》，笑着对我说：“这不过是《天雨花》一类的弹词，你为什么这样喜欢它？”实际上，太史所作的《圆明园宫词》，大半仿拟梅村，不能摆脱他的窠臼。太史很早就获得声名，睥睨一世，喜欢作灌夫骂座的事情。中兴时期的将帅，有一半是旧人，他都敬而远之。唯独与文诚公气味相投，又通过婚姻关系加深交往。文诚去世后，太史所作的诔文，哀伤感人而又绮丽浓艳；其中遒劲秀丽之处，恐怕六朝人也没有这样的手笔。他性情非常坦率，不拘小节。我督理湖广时，太史忽然从湘中寄信来，措辞颇为诙谐。大意说：“从前端午桥任湖南巡抚时，曾经同他约定，只推荐士绅，不推荐官员。端午桥连声答应。如今你督理湖北，我打算推翻先前的约定，只推荐官员，不推荐士绅。你的意思如何？”于是列出许多人的名字，纷纷来托请。我和太史相交已久，知道他的笔已经写到这里，心里的主意却早已忘了，所以把这些请求一概搁置起来。太史最终也没有生气。辛亥以后，他有一次来到上海，为我题写《水流云在图》长句。恰逢我的奏议刊刻完成，他还为之撰写序文。他的诗笔在樊山、止庵之上，序文与散原、蒿叟相比，另辟一格，我珍爱地把它收藏起来。不久，他接受民国史馆聘请，参与编纂。乙、丙年间，他不顾乡人的请求，首先列名劝进。晚年没有保持气节，知情者都为之惋惜。不过太史也已老态龙钟，不久就归道山了。假如早去世几年，难道不是保全了福分吗？从前查初白悼念钱蒙叟说：“生不同时只嫌我出生晚，死后无遗憾却可惜您去世迟。”我与太史有幸生在同一时代，但太史去世以后，我实在不能说没有遗憾。怀念亲戚故旧，不觉感到惆怅。辛丑年《公约》签字以后，两宫回銮。当时李文忠公积劳成疾而去世，项城接任北洋。荣文忠身居首辅之位，项城一向承蒙他的恩遇，仍受他的节制。等到文忠去世，项城便以疆吏身份在远方操持政权。一心结交宫中近侍，天津官署的电话房可以直通京师大内总管太监那里，宫中的一言一动，片刻之间就能传到津沽。朝廷的喜怒和威福，全都被他揣摩并加以迎合，造成的弊端说不尽。癸卯年，张文襄奉召入京，两宫打算让他入阁辅政，最终却被项城排挤，竟以与项城有私交的某位协揆代替他。文襄郁郁不乐，仍然回到湖北总督任上。后来又推举某某进入枢廷当值，京城之下号称“三君”，都属于项城亲近的人。此后讨论改革官制，北洋所训练的大镇应当归陆军部直接管辖。不得已，拨出第一、第三、第五、第六四镇归陆军部，只因直隶地方重要，暂时保留第二、第四两镇由自己督率。朝廷暂且同意了。后来因粮饷处盈余问题与某位尚书意见相左，最终闹到关系破裂。荣文忠去世后，善化主持枢政。项城起初颇力图结纳他，后来因商定中日和约，善化以外务部大臣身份先同日本使臣交往了一次，项城对此不满，于是凡事表面推让，暗中把持，善化几乎没有发言权。等到和约完成，两人便势同水火。善化得到皇帝的专宠，一意孤行。恰逢内阁官制制定完成，他极力排斥项城援引的某某等人，把他们一律排除出军机处；后来因为枢廷缺人，又召来桂抚林赞虞中丞作为帮手。项城和某某等人听说后哗然，想办法进行报复。善化仗恃慈禧太后的宠爱深厚，又打算把首辅庆邸一并排挤出去。两宫的意见还在犹豫不定，谁知谣言已经传到英国，伦敦的官报公然刊载中国发生政变、某邸被黜的消息。恰好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宴请各国公使夫人，某国使臣的夫人突然拿此事询问。慈禧太后十分惊愕。后来因为这件事只曾由善化单独向皇帝说过，并没有其他人知道，为什么却刊登在伦敦报纸上？必定是善化有意泄露。皇帝震怒。项城探知事情原委，便趁机唆使言官上疏弹劾。善化略有清誉，言官不肯充当北洋的鹰犬，一概拒绝。项城重金收买某位讲官，让他上疏指名参劾。善化最终不能安居其位而离去。枢府缺少主持文书的人，特旨召张文襄入阁辅政，项城也通过钻营同时奉诏入内。此时庆邸年老多病，多次请假，于是又下诏命醇邸在军机大臣之上学习行走。然而无论事情大小，全都由慈禧太后主持，诸位大臣只是唯唯诺诺地奉行旨意罢了。上天不肯保佑，两宫先后驾崩，今上继承大统，醇邸以摄政王身份监国。项城因事情获罪，几乎遭到严厉谴责，幸亏文襄多方调解周旋，才保住性命回去。文襄也因为国事日益败坏，亲贵掌权，多次进谏而不被采纳，带着未实现的志愿去世。辛亥年八月，武昌发难，沿江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于是又特旨起用项城，希望他支撑危局。谁知项城刚刚出任，清朝的国运便因此宣告终结。辛亥年以后发生的事情，我不忍心说，实际上也没有值得说的价值。

译定兴鹿文端公传霖的先人德简堂太守，曾与先光禄公在贵州任同官。太守在都匀殉难，全家都守节而死。文端公独自逃出，得以返回故乡。先光禄公以知县身份告老，贵州战乱，道路艰险，以致还没有来得及回去便去世了。我兄弟当时只有几岁，零丁孤苦，只有依靠母亲。过了很久，终于取得贵阳籍贯。后来我任河南巡抚、四川总督，两次进京朝见，得以遇见文端公。问及往事，公说：“我与张香涛、廖仲山都曾随任贵州，很快就回到故乡，幸而列入科名。你为什么长久留恋贵州，不回原籍？”他的意思是说我长期流落边地，替我感到惋惜。我说：“你们离开贵州时，年纪已经到了二十岁。那时南方的驿路还没有完全阻断，所以能够成行。等到先光禄公去世时，我才八岁。苗匪遍地，能够活下来已经是万幸，怎么能像你们那样远走高飞呢？况且我今天取得功名，确实是从贵州发迹。贵州没有辜负我，我也不能辜负贵州。”公为此叹息了很久。公从前在中州开府，决心清理粮赋，大大触犯了河南士绅的利益，特意绘制了《中原逐鹿图》。最终却没有完成他的施政。后来改任陕西而离开。等到公担任四川总督时，他苦心经营藏卫，因为招抚瞻对番众归附一事与中枢的旨意不合，被免去职务而另行选任。等到公进入政府任职，我两次在京城府邸拜访他。公谈及以前的事情，没有一次不感到惋惜和痛恨。公操守清廉，见解不免有所偏颇，而在满汉之间的界限尤其严格。不过听到善言就高兴，改正过错毫不吝惜，这是别人所比不上的。当荣文忠以都统身份出任西安将军时，公正好担任陕西巡抚。将军到陕西任职之初，按巡抚惯例，巡抚必须出城跪迎，请安并互通情谊。那天公以病不能前往，只让藩司恭敬地代行礼仪。文忠到巡抚衙署拜访，公又托病不接见。将军、巡抚同处一城，当时已经过了半城之久，彼此始终没有见面，文忠也姑且把这事搁下。后来因旗人、汉人互相诉讼，文忠秉公办理，不偏袒旗丁。又因旗营兵米折价一事，一律按照市场价格办理，不偏低也不偏高。公听说后顿然醒悟，说：“是我错了，是我错了。从前错误地听信了别人的话，说荣公一向深藏心机，不容易结交。想不到他处理旗汉交涉之事，竟然这样公平。”此后陕西百姓不再受旗丁欺凌，都是文忠所赐。当天就命人备车前往军署拜访。军署的材官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大储的旌▯，这时大为惊讶，立即赶去报告文忠。文忠打算闭门谢绝，但公已经推门直接进来了。相见后，公首先伏地认错，说自己误听了别人的话，已经很久没有和文忠往来亲近，这次来是负荆请罪。又因为文忠的夫人是宗室芗生相国云桂的女儿，而相国曾任壬戌会试总裁，公出自他的门下，于是便以世交之谊求见，直接进入后堂问候，两人的交情更加深厚。秦地士大夫都认为他们是两位贤者。不久，文忠奉命主持祝厘之事，改任京职，▯▯受到重用。文忠在恭邸面前替公说话，公于是升任川督。最终因为所处理的事情棘手，不能安坐其位。戊戌政变时，文忠入朝辅政，奉旨起用公为粤抚。当时粤督茶陵谭文卿制府，辈分和资历都在公之前，公是他的再传弟子，也就是俗称的门下门生。谭公倚仗年长，颇有压制公的意思。公又请求文忠援助，改调江苏巡抚，不久代理两江总督。庚子年京师发生拳匪之乱，公率军勤王。后来听说两宫西行巡狩，公便赶往西安。文忠再次援引公入枢，同心辅政。不久，文忠骑箕而去。公支撑危局达数年之久。我三次进京，有幸侍奉清宴。公提到文忠时，尤其常常怀有失去知音的悲痛。

译庚子年拳匪之战时，我代理京兆尹，两个月内恰好遭遇三次大险，最后都化险为夷。端邸上奏弹劾中外大臣十五人，我这个无能之人竟也附在其中，幸亏圣明保全，几乎遭遇不测。这是第一险。我负责办理前线运输车辆，为两宫西行巡狩作准备。后来因为接任者没有妥善调度，两宫临时传令征调时，竟然缺少车马供应。倘若因此触怒皇上，责怪原先办理此事的人，那罪过就太大了。最后幸蒙圣上明察，没有加以罪谴。这是第二险。以上两次险情，我已经记入笔记。还有一次险情，说起来尤其令人害怕。中外刚开始交战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各国公使，限二十四点钟一律离开京城。各国使节认为期限过于仓促，万万来不及，纷纷写信请求延长期限。德国公使克林德径直前往总署面谈，途中遇害。行凶者是虎神营的旗兵。端邸等人认为大错既然已经铸成，也不顾一切地倒行逆施，于是发生了围攻使馆的事情。各国使节困守使馆，水、米、果蔬都十分缺乏，便共同发出一份公函，请总署查照此前的议定，立即离开京城。但要求派兵保护，并请一位有能力的大臣陪送他们到天津，乘轮船回国。这封信送到后，枢府和总署两方面共同商议，事情本来可以办理，只是派兵恐怕会产生枝节，而陪送人员更是难以派出。刚相忽然说：“我心里有一个人，如果让他陪送各国使节，一定能够胜任。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去？”众人询问是谁，刚相说：“陈府尹曾在总署任职，向来和洋人相识。现在代理京尹，又是当地的官员。京城及通州一带都归他管辖，号令和联络比较灵便。”荣文忠说：“陈府尹现在还兼任武卫中军差使，军事和民事都需要这样熟悉事务的人，一时恐怕不能离开京城。”刚相说：“各国使节来信请求派军队护送，陈某现在就在武卫军中，如果奏请命他率同军官一同前往，岂不是更好？”文忠无话可说，只说道：“姑且和他商量一下。”于是对我说：“陪送洋员出京，这件事确实危险。刚相说非你莫属。我看各国公使困守使馆，实在不是长久之计。他们既然愿意离开京城，不如送到天津，乘轮船回国，也给将来相见留下余地。你如果愿意去，可以让董福祥派一营兵随同护送。”我说：“董军先前杀害了日本书记官山杉彬，各国使节对他们恨之入骨，万万不能派他们去。” 文忠说：“武卫中军右翼统领田总兵玉广，和你是同乡，关系也很好，派他带兵一同前往怎么样？”我心想，各国使节多疑，虽然来信自行请求离开京城，其实只是故意说些无聊的话，想以此争取暂缓进攻的办法，哪里肯自找麻烦，冒这样的危险。只是暗中观察枢府的意思，显然很希望将计就计，让洋人全部离开京城。府尹的职责是管理地方，倘若奉命陪送各国使节，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可推诿的，于是姑且说些模棱两可的话，观察后续发展。没想到两天后，各国使节又来了一封信，果然如我所预料。大意说：‘前一封信请求贵王大臣派员陪送我们出京，后来想到从京城到天津有二百四十里，火车已经中断，沿途溃兵和拳匪想来还会有不少，处处都会阻拦。请问贵王大臣，有什么十足的把握，能够保护我们全体平安抵达天津？即使有大员陪送，恐怕途中遇到险阻，也无法施以援手。我们共同商议，只有坚守使馆，专等大军前来援救。万一竟遭不幸，各国政府岂肯罢休？到那时大军来到中国，一定只追究贵国枢廷首辅大臣的责任。’等等。此事于是搁置下来。我在无形之中消除了一个大灾难，各国公使为自身打算，实际上也等于替我打算。否则一走出国门，溃兵和拳匪逼迫而来，我就会和各国公使一同死去。将来谈判议和时，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仅就我个人而言，能够化险为夷，实在已经是幸运之事。光绪甲辰年冬天，中州遭受旱灾，大河南北数千里都非常急切地盼望降雪。我率领司、道、府、县各级官员设坛虔诚祈祷，却毫无消息。当时已经是仲冬，春麦急需播种，人们更加焦急盼望。我回忆起从前代理京兆尹时，亲眼见到本任王府尹培佑奉命到邯郸县龙井，恭请铁牌到京。第二天就下起大雨，成效十分显著。于是派道府大员虔诚前往直隶邯郸县，恭请铁牌。当时文武同僚都说，跨省祈祷，河南一向没有办理过这样的成例，实际上是想阻止这次行动。我说，天与人本来是一理，并不分什么地域界限。只要精诚能够感动，何必拘泥于成例？只用一纸公文，通知直隶总督查照办理。当时京汉铁路已经接轨，往来十分方便。铁牌请到的那天，渡过黄河南岸后，距离省城约十余里，祥符县令骑驿马来报告，说夜里戌时进城，应先到龙神庙恭候。我离开衙署时，默默观察天象，只见微云点缀，淡月朦胧，心里暗想天色这样，恐怕难以立即降下大雪。没想到轿子刚到庙门，朔风迎面扑来，寒冷异常。随后将铁牌恭敬地供奉在神龛中，率领属员行礼完毕，已经有薄薄的雪花纷纷飘落，铺满地面。众人都感到惊异。从夜里一直到天亮，下了约一天，积雪厚达八寸多。四野都得到充分滋润，人心因此十分欢欣。第二天，前往谢神降雪。我率领襄助祭祀的同僚，都聚集在二曾祠瓣香楼设宴赏雪，赋诗记事。诗作载在《松寿堂大梁集》中，唱和的有二十多人。曾书楷把诗刻在石上，镶嵌在祠堂的石壁上，用来留下这场降雪的遗迹。我不久离开大梁，又遭逢世变，早已把这件事看作过眼烟云。丁巳年，豫中使者田焕亭中丞拓印寄给我，我仔细审看，石刻已经被风雨剥蚀，残损不全。如今又过了数年，中间经历兵灾，不知道梁园的那块石碑在劫难之后是否还存在。有客人从夷门来，打算托他去访问。

译平远丁文诚公，清正的风范和高尚的节操，在当时无人能比。他一生性情耿直，不懂世故。持节任职二十年，和连圻各位将帅之间有公事上的情谊，却没有私交。唯独对于合肥兄弟，深有遇到鲍叔牙那样知己的感受。癸酉年冬天，他从东抚请假回黔修墓，路过汉皋。当时李勤恪公任湖广总督，听说他到了，便在路旁铺荆设坐叙旧，举酒欢谈。临行时，李公对他说：“我知道你做官清廉如水，身无分文。这次回到故乡，亲戚故旧中凡是认识的贫困者，都需要你拿出钱来分给他们。我特意准备了三千两银子，姑且寄托一点缟▯之义，借此为你壮行色，不敢说是什么豪举。”丁公因为他言辞真挚恳切，不便坚决推辞，暂时收下了。后来想到携带现银有许多不便，而且自己的行装也还够用，便把原封银两托付给张樵野观察代为存放在鄂地寓所，等自己回任时顺便归还，于是匆匆前往黔中。甲戌年九月，扫墓完毕。他奉旨回东，仍然经过汉皋，打算把原物送还。观察说，原封未拆，显然从未动用，从交情上说不通。不如把整包拆开，重新封好，再行归还，也算领受了对方的情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钱〕 于是拆开查看原银，发现平码不足、成色偏低，想来是掌管账目的人当时作弊，勤恪并不知道。但既然已经拆封查看，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观察便代为补足平色三百多两银子，再送还给李公，以保全两人的交情。丙子年冬天，丁公升任川督，进京陛见。乘驿车赶路，只到天津为止。文忠专门写信在途中迎候并邀他相聚，坚请他到天津一叙。丁公在天津逗留两天，临别时文忠说：如今督抚进京陛见，应酬比过去多好几倍，我知道你两袖清风，身无长物，已经替你筹备了一万两银子，存放在京城某钱庄。你到京后，可以前去取用。那时丁公囊中羞涩，因文忠高尚的情义感人，不忍辜负，便收下了。没想到到京时正逢某邸、某相生日，外国使节又进京，所需礼数非常奢侈，礼物不能寒酸简薄。又有同乡举子一百多人留在京城等待考试，众人都希望他有所照应，更需要从优资助。总计各项开支，前面的一万两银子远远不够。丁公反复筹划，笑说一位客人不能麻烦两个主人，又写信给文忠，请他再次代为筹集一万两金银。文忠毫无吝惜之色。丁公到川后，多次想办法偿还，但力量终究达不到。乙酉年秋天，丁公的儿子子美比部在京城病逝，丁公听到后悲痛万分，百感交集，谈到文忠借银一事，自知归还无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人〕 于是嘱托我代拟一封信给文忠，大意说：“从前承蒙您深厚的情意，长久铭记在心。多次想归还这些银两，但力量不能如愿。想到此生没有报答厚意的日子，又不愿给子孙留下债累，我借的钱由我来偿还。债务所在，来世愿以衔环之义报答您。”等等。这封信发出后，我也辞别丁公北上了。想来文忠读到后，一定会说些宽慰丁公的好话。当年文诚的清廉操守超凡脱俗，勤恪、文忠两位公的重友轻财，也都无人能够相比。我特意记述此事，作为劝勉后世交友之人的例子。我任河南巡抚时，接替某公，虽然不敢说各项废弛的事务都已兴办起来，但河务、警务、军务、农工、商务等一切新政，都依次推行了。任职三年，精神因此疲惫不堪。省内又缺少足以使人心旷神怡、赏心悦目的好山好水，我私下对此感到苦恼。等到调任姑苏，那里久负富庶之邦的声名，又是湖山汇聚之地。省会开发较早，文明程度在各省中居于首位。在这里做官，第一要务是保持镇静；只要不惊扰诉讼和市场，就可以培养元气，使上层治理逐渐完善。于是利用公务闲暇，先游览名刹寒山寺，近处有虎丘、山塘、石湖、黄天荡等名胜，远处有灵岩采香径、天平白云泉、司徒庙古柏、邓尉梅花，也一一游览了它们的胜景。太湖距离省城仅一百多里，东西洞庭有七十二峰，尤其具有天然的形势。我查考公牍，前任使者安化陶文毅公澍曾经到过那里。东山古雪居，文毅公曾作诗《泐石歌咏》，传为盛事。距文毅公到那里至今已经八十多年，使者也换了许多人，而很少有人再到过那里，只能面对湖山兴叹。我在丙午年秋天，听说湖中的私枭不安定，于是决定带队巡湖，借此树立威势，消除祸乱萌芽。乘坐枪划船，由汽船拖带。从胥口开船，先到东山。湖中的父老从童年到老年，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汉家旌旗，不知道那是什么。忽然看见▯戟远远到来，便拥挤在道路两旁欢呼，顿时觉得原本失去荫庇的孩子一下子有了慈父母可以依靠。私枭和匪徒远远听到消息，惊骇得以为官军从天而降，顷刻间便收敛行迹。古雪居、莫厘峰，我登临了好几遍。道山、鼋山，是上一年枭匪肆虐、击败官军并焚毁多只师船的地方。劫后的灰烬仍清晰可见，还能搜寻到遗迹。随后船驶向西山，虽然没有登上缥缈峰顶，但石公山像在对人微笑迎接，使我流连徘徊，舍不得离去。石公山是西山最好的地方，乾隆、嘉庆年间的老名士曾登高作赋，雅韵至今犹存。我抚摸着碑石，可惜其中一半已经被风雨剥蚀。面对江山胜迹，我们这些人登临其间，不禁感慨万端。算起来在湖中住了三天，每天早晨都传集舟师将领和兵士，对他们申明告诫。随后从马碛山经过独山门，进入内河口，已经到了无锡境内。于是寻访惠麓，游览第二泉，品味一品竹炉的风味。想到自己一生做官，整天在尘世间奔波劳碌，能够承乏吴会，是多么幸运。虽然任期不到二年，仍然有雅士的深厚情致。俞曲园先生曾作诗记下羡慕之情，并说自己往年曾随侍曾文正公登过一次天平山；至于太湖东西两面的胜景，文正公也有愿望却未能实现。至于省城中的沧浪亭、拙政园、网师园、顾园、留园等名胜，我已经看惯了，不觉得新鲜，早晚都能遇到。

译我一生惭愧自己没有才能，却爱惜人才如同性命。我先后任职五个省，和我共事的同僚不下数百人，其中才识最高的，要推平湖朱竹石观察之榛为第一。观察家学渊源深厚，早年任丞ヘ时，已经以能干闻名；后来逐步升迁，以江苏道中候补的身份，对江苏省内政、外交、刑名、榷税尤其熟悉，代理臬司十三次，代理藩司两次。历任巡抚都把他看作左右手，接连上奏称许保举，只因眼病，未能▯▯得到重用。知情者都为他惋惜。观察虽然视力不好，但所有公文，只要让书记朗读一遍，就能全部记在心中，逐一裁决，没有不恰中肯▯的。他长期办理刑名，又总理厘务数十年，遇到州县官员来拜谒，观察对待他们十分严厉。他说：“某县钱漕进款多少，某卡税厘收入多少，除去应当解送公家的多少，某个职位剩下多少，某项差事还剩多少，这些全都装进了你们的私囊。倘若还不知道自爱，贻误公事，弹劾你的奏章就在那里，不能替你们这些人宽恕了。”他说话直指问题关键，吏员不敢欺骗他，也无法欺骗他。我遇到大事、裁决重大疑难时，总要同观察商量。只要经过他的谋划，事情都能变得有条有理。恰逢淮扬道出现空缺，江南的官员多得像鲫鱼一样，那些有强大势力依靠的人都存着希望。我公开对众人说：“江苏省从外省补授的道员空缺很少，每当出现空缺，便由督抚会商，选择人员上奏补授。但所谓会商，是因为还要斟酌这个人是否合适。若论朱道的才干、声望和资历，都排在第一，有空缺就应当补授，何必还要互相商议？倘若淮扬道这一缺不请朱道补授，不论另补哪一位，巡抚都不能在批稿上署名批准，我就请总督单独具衔上奏说明。”某督认为难以违背公论，正好顺势而行。分宁道员虽然很多，但分苏道员却获得补授，众人相互失望，甚至讥讽我说我专擅政权。我只是扶持贤能之人，竭力主持公道。众人的闲话，我一笑置之。等我离开江苏时，观察还没有赴新任，不久便病逝了。难道暗中仍有人阻挠压制他吗？这就不得而知了。德清俞曲园先生，是东南地区的博学之士，因从翰林罢官而归，侨居吴地。他所著的《春在堂全集》，为人们所喜爱传诵。湘乡曾文正公曾有“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的话。我的内兄许子原观察，是先生的女婿。先生的孙子阶青太史，又出自我的门下。我任江苏巡抚到任时，拿出《大梁留别诗》七律八章给阶青看。先生当天就唱和写成。马融善于讲经，枚皋文思敏捷，两人各自擅长的优点他兼而有之。我对此惊叹佩服。寒山寺是姑苏的名胜古刹，兵灾之后失于修缮。我在公务闲暇前往游览，只见蓬蒿长满地面，连所谓“夜半钟声”也归于乌有，琳宫宝刹全都化为劫灰。于是捐出俸禄并募集钱财，重建殿宇，又铸造大钟、刻立石碑，以保存古迹。寺中旧有文待诏所写的唐代张继七绝一首的草书，碑已半毁，字迹也被风雨剥蚀得几乎全无。于是请先生重新书写。先生说，张继诗句固然很好，但“江枫”二字不太容易解释。考察《中吴纪闻》，其中记载的应是《江村渔火》。于是作了一首绝句加以辨正，和原诗一同刻写在石碑上。如今仍然矗立在寺中。我在辛亥年辞去官职，寄居沪渎，曾到姑苏，偶然经过枫桥，暂泊小舟，重新寻找雪爪，抚摸那片石头，为此徘徊流连，不能离去。先生在丙午年十二月病逝前一天，我去探望他的病情，那时他已经昏厥，却还勉强对我说：“《春在堂集》就烦请多印一些发行吧。”我答应了他。他临终时口述了一首绝句：“茫茫此恨竟何如，但恨▯比糖未扫除。七尺桐棺三尺土，此中了却万言书。”由此可以想见他的风度。我奏请把他列入《国史·儒林传》，奉旨准许。《春在堂全集》我两次捐资印行，以偿还过去的诺言并使它广泛流传，只希望不辜负九泉之下这位知己罢了。丁未年七月，我在江苏任职期间，升任川督。我留下的江苏巡抚职位，由浙抚张君晓▯风曾扬调任补缺。四川、贵州接壤，我离乡已经二十六年，于是在递折谢恩时，附片奏请赏假三个月，回籍祭扫祖墓。当时张君因办理秋瑾一案，不免操之过急，大大违背了江浙人士的意愿；任命他为江苏巡抚的命令下达后，江南士绅专门发电阻止他来江苏。张君也请假治病。我急于入朝觐见，归乡的愿望又正强烈，便专电枢廷，请以江苏藩司陈君伯平启泰护理巡抚印，以便限期交接，进京祝贺皇帝寿辰，奉旨准许。电报传来后，哪里知道江督端忠敏公因事前没有得到通知，心中很不高兴。但他又没有办法阻挠我，于是秘密发电给枢臣张文襄公，说伯平嗜好太深，不能胜任封疆大吏。又极力保荐鄂藩李君岷琛，认为可以升任补缺；递补鄂藩的职缺，则请用鄂臬梁君鼎芬补授。当时文襄刚进入政府，李、梁二君都是他的旧日同僚。端公的意图在于迎合，希望这些话能打动人。文襄拿着端公的电报给枢垣诸公传看，项城袁君世凯笑着说：“伯平是否吸烟，现在还在似是而非之间；如果少东的积习很深，我在天津亲眼见过，难道午桥竟然不知道吗？” “眼下已经有电旨，命令伯平护理江苏巡抚；至于正式任命应当选用什么人，等升任川督的陈筱石制军到京后，当面询问伯平的精神状况，再另行请旨办理。”文襄的意思也认为这样做对。后来伯平果然获得正式任命。我本来不敢把这件事归功于自己，但江左诸位却群起为难他。伯平是忠厚的长者，哪里经得起四面受敌，最终遇事多遭拂逆，带着未竟的志愿去世了。他的灵柩运回湖南时，我正好在武昌，曾亲自到船中祭奠，流着泪为他送行。那些与他作对的人，不到几年，大的祸害国家，小的丧失性命，竟没有一个得到善终。伯平如果有知，在九泉之下也应当含笑了。

译从前后夔主管音乐时，百兽都随着音乐起舞；大汉西京举行朝会，盛大地表演百戏；唐代有《霓裳羽衣》，传说传到了天上；欧阳修所撰《五代史》，甚至特意编写了《伶官传》。戏剧的由来已经很久了。本朝恭逢皇帝万寿，王公大臣入座听戏，载在《会典》中，可见对此确实很重视。我作为外任官员两次入京陛见，都恰逢庆典，恭逢盛大典礼，亲耳听到仙乐，不能不说是荣幸。癸卯年六月，我以汴抚身份入京，恰逢德宗景皇帝万寿，在颐和园随班参加朝贺礼。此前传令入座听戏。皇帝驻跸颐和园，就在园中的德和园演戏。戏台共有三层楼，面向北方，规模高大宏阔。两宫在正殿面南而坐。东西两边各有数间房屋，诸王公大臣依次入座。凡近支王、贝勒、贝子、公、满汉一品大臣以及在内廷供职者都参加；在外的将军、督抚、提镇，恰好在京者也参加。京中一品官中的各旗都统，以及满汉二品侍郎，都不得列入。东边第一间是近支王公，接下来是军机大臣、大学士、各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西边第一间是御前大臣，接下来是内务府大臣、南书房和上书房翰林。将军、督抚、提镇中在京的人，坐在西边最末一间。这就是大致的安排。计算下来，能够亲自参加这场盛典的约有五十多人。内务府大臣立即发单通知大家，共凑集银二千两，用作赏赐犒劳内监，每人约摊派五、六十金，呈给皇帝御览后再分发。辰时九钟，诸臣先到，各自按次序跪下。不一会儿，音乐奏起。内监传呼：“皇帝驾到。”皇帝在慈圣的轿前步行，后妃、公主、福晋等跟随轿后。慈圣下轿，登殿入座。诸臣行三叩首礼。传令脱去补褂，摘下朝珠，赏赐雪藕、冰桃、瓜果等物，每人一个黄龙盒。由内监亲自捧来呈上，慈圣逐一过目后，才按次序递交。众人恭敬领取完毕，行一叩首礼谢恩。内监奉旨命人张起两幅大幕：一幅从北面向东，一幅从北面向西，称为“隔坐”。三面彼此都看不见，只能看见戏台上的歌舞。诸臣可以在这时休息交谈，各自随意。两宫体恤臣下，真是无微不至。我坐在西边第六间，同我一起入座的是湖广总督张文襄公之洞、安徽巡抚诚中丞勋。当时正演《吴越春秋》中范蠡献西施的故事。演到范蠡造访太宰▯的府第时，投了两次名帖，守门人都不理会；后来使用了二千金的门敬，守门人才替他通报。演到这里，文襄忽然失声大笑，说：“真是恶作剧，简直就是今天京师的现形记啊！”笑声震动殿角，我连忙用别的话同他周旋，以免他再次发言，导致传到皇帝耳中。当时正值午时，内监传呼：“赐宴。”宴席设在仁寿殿东偏殿，共八席，诸臣随意饮食。大官厨制作的琼浆玉粒，已经不是人间的滋味了。酉时正刻撤去帷幕，各位大臣仍须按礼穿戴整齐。不久音乐停止，众人再次面向北方行三叩首礼，然后各自退出。第二天也是这样。又过了四年，丁未年，我升任川督，十月到京，恭逢慈圣万寿。此前赏赐我可以在紫禁城骑马，也赏赐我可以在西苑门内骑马，赏赐坐船并赐坐垫，还赏赐初九、初十、十一三天听戏。当时已交冬至，就在西苑举行庆典。在丰泽园左边另行建造戏台，广设帷幕，规模比淀园狭小，因为这样可以抵御严寒。恰好我与马提督玉昆、姜提督桂题、夏提督辛酉，都坐在西边最末一间。南皮和项城刚刚进入军机处，两人都不喜欢看戏，常常到西间外面的房间，命苏拉约我出去闲谈，询问庚子拳乱的事情。我还记得，台上正演《长生殿》传奇，帘幕外雪花纷纷扬扬，使人想见琼楼玉宇中高寒的景象。曾有诗说：“长生一曲怆心神，凝碧池间百戏陈。乐府旧人谁尚在？不堪回首说庚辛。烟波一舸任游行，三海风光画不成。为报来年丰已兆，雪花飞上御帘旌。”这些诗是记载实情的。如今沧海桑田、山陵谷地变迁，事变一天比一天紧迫，昔日天上的盛大音乐，也只好当作一场梦了。此外还能说什么呢？

译天下有四大商镇：河南朱仙、江西景德、广东佛山、湖北汉口。自从丰工决口，河流横向冲刷，朱仙变成一片沙砾场，已经不成商市。景德只有一部分陶工在营业。佛山靠近海边，市场较大。然而处在武汉上游，若论内地商埠第一，没有能比得上汉口的。凡是西南的滇、蜀，西北的秦陇、豫晋，五方的各种货物，都汇聚到这里，再输送到东南。这个商镇背靠湖泊、面临长江，一道长堤有二十多里，店铺市场像鱼鳞一样密集。只是受到地势限制，凡是贫民无力开店的，都在店铺旁设摊贸易，不下千余家，全都靠此谋生，这种情形由来已久。我在戊申年四月到达湖广任所，前任某制军交代的案件约有数百起。我日夜竭尽力量，全部加以判决。某制军辞去职务赴四川任职，船停在汉水之上，准备拜访答谢各国领事官。恰好巡警道冯观察启钧热心于市政，早就想把镇中的摊市一律清除，但又没有预先选择宽广的场地，安排迁移摊贩。突然听说某制军来到镇上拜访军界，便将计就计，传谕全镇一律拆除摊棚、清理道路，以准备大府光临。摊商以为只是暂时拆卸，不得不遵从。当时已经过了三天，众人准备回去做生意，冯观察又传谕说，摊棚拆除后不准重新设置，必须另行选择地点谋生。于是大大触怒了商人的情绪，众商一起拿着香到有关衙门请求恢复营业。某制军当天仍在拜访客人，换乘轿子为骑马，正在市中奔驰，众商拦住马头呈递诉状。某制军如果能够妥善晓谕，命令他们照旧贸易，迁移摊位的事情暂缓处理，商人们无不乐意服从；即使不能这样，推给后任办理，也可以告诉商人说自己已经卸任，应等后任酌情处理，商人们也无可奈何。可是他两种办法都没有采用，一见众商拦阻，便勒马回头，拼命狂奔，最后驾着小船逃走。众商见他飞奔而去，认为他露出了怯意，一时人声鼎沸，纷纷追赶。镇中的无业游民最多，所谓大拢队、二拢队的人，不下千余人。他们附和闹事，焚烧抢掠，纷扰从早到晚。某制军刚离开汉镇，这个商镇的大乱就要发生了。我远在武昌，听到警报后，立即派张统制彪、黎协统元洪各自带领军队赶去。先保护铁路、电线杆以及一码头等同租界相连接的地方，担心匪徒拦入租界，造成交涉麻烦。我又担心夜间军队进入市区，容易滋生惊扰。早就知道镇中商办救火会最有力量，便发札令该会夜间巡逻，以防患于未然。部署刚刚确定，恰好盛侍郎宣怀前来拜见。侍郎一向胆怯，说所办的汉阳铁厂与兵工厂相邻，合计约有数千人，汉口一旦发生警报，必定受到影响，恳请派兵弹压保护。我对他说，您不必忧虑，此事是巡警道办事操切，激怒了商人的情绪而引发变故。既然已经准许他们复业，收拾起来很容易。其余不法之徒趁机扰乱，已经派队伍弹压，绝不至于酿成大规模风潮。又听说沿江某制军幸灾乐祸，想越境建立奇功，已经在下关检点师船，武装待发。我的指挥虽然已经确定，但毕竟湖北省人心浮动，使者到任不久，恩德和信义还没有树立。将士能否听命，都难以预料。表面上虽保持镇定，内心却不能不惴惴不安。幸而承蒙上天相助，从夜间一直到天明，大雨不时降下，延续到第二天午后才停止。沿江的烽火于是被一场雨洗净，军队的气势也失去了光彩。事情平定后，派员查勘，只烧毁洋商一二家、华商四五家，也有洋妇受伤，略加抚恤后，各方都没有异议。某制军督理湖北刚满半年，不能给湖北造成丝毫福泽，几乎反而为湖北酿成滔天大祸。夜深人静时思量此事，他还有什么办法为自己辩解呢？至于冯道办理不当，责任实在难以推卸。只是考察他平日勇于任事，并不是不可造就的人，所以只略加谴责，以勉励他将来改进。这是我抵达鄂渚接任后的第十天发生的事，特意把它详细记述下来。武汉处在天下上游，夏口北面依靠两江，是武汉的屏障。龟山、蛇山遥遥相对。岷江向东流下，汉水从西面流来，都以这里为枢纽。地势形成三角形，像鼎的三足一样屹立在江流之中。我在鄂渚任官时，恰好英国、美国水师提督乘军舰来拜见，说：“我游历地球各处多次，水陆形势的优越，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得上这里，应该推为全球第一；它不只是中国的奥区，实在使人产生叹为观止的感慨。”地利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强弱，竟然如此。军兴以后，南皮张文襄公任官时间最长，在省城分别建造丝、麻、纱布各厂，以堵塞财货外流的漏洞并扩大财源；还修建甲、乙、丙、丁四栈，兼有碣石招贤、平津东阁的遗意。汉阳设立铁厂、兵工厂，规模尤其宏大。可惜只能提出大体纲要，承办者又没有全都选得合适，以至于虽美好仍有遗憾；然而一个大臣留下的恩泽已经很深远了。夏口正处于轮船、铁路的要冲，各种货物云集。洋商的茶叶交易，不集中在沪渎，却纷纷趋向汉上，这件事的关系难道还不重大吗？我承乏任职两年，希望能够遵守萧规，却有愧于曹随。只是前贤施行得宽博的制度，我往往用简约的办法守成；对于过去赖以获利的事情，也很想设法挽救它的弊病。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当初的意图本来就不相同，而且今昔的情形也有所不同。曾经经过汉阳，登上晴川阁，凭栏观览江山形势。文襄有一副对联说：“洪水龙蛇街循轨道，青春鹦鹉起楼台。”由此可以想见这位前贤的风概，本来就很不凡。唯独武昌黄鹤楼长期毁于火灾，至今还没有修复。我私下感到奇怪：文襄督理湖北二十多年，经营建设，不惜耗费以亿万计的巨款，一座小小的楼，估价只需十万金，为什么却吝惜不办？莫非是文人的旧习，嫉妒“崔颢题诗在上头”这句话吗？我每次与鄂绅柯巽庵侍郎宴饮聚会时，都倡议重修，十万金并不难筹集。刚刚议定，恰好奉到调任北洋的命令；继任者恣意暴戾，想要推翻前人成案，把以前的建设当作草狗一样丢弃。主持地方却没有才能，众人一哄而散。不到一年，原本是方、召中兴之地，忽然变成胜、广发难之区。江汉横流，竟没有止境。由此才知道保卫国家、治理政事，不只在于地方，更在于用人。后来的论者可以观察这些变化，并领会其中的贯通之处了。

译国家在辽沈兴起，定都于燕京。援照明制，特意开设科举，以维系人心，光大国家典章。顺治丙戌会试，是开国后的第一科，选山东聊城傅君以渐为状元。从丙戌年起到光绪甲辰废除科举之日为止，共举行会试一百十三科，状元共一百十三人：内蒙古一人，顺天一人，直隶三人，山东六人，河南一人，江苏五十人，浙江二十人，安徽九人，江西三人，福建三人，陕西一人，湖北三人，湖南二人，四川一人，广东三人，广西四人，贵州二人。其余的东三省、山西、甘肃、云南都没有人。江苏一省几乎占了一半。苏州一府共有二十三人，几乎占了全国的一半的一半。苏、浙两地的文风相当，拿浙江一省所得的数目来衡量，还不如苏州一府。其他各省有的不到十人，有的五六人，有的一二人；而像奉天、山西、甘肃、云南，文气闭塞，竟不能破除荒陋、光耀这项盛典，难道真是秀美之地与荒僻之地相差悬殊吗？我曾纵观各地，知道其中的原因；我自称以文学为专门学业，足以成为乡里的表率，宣尼才有“吾道其南”的感叹。南方属火德，光耀奎星、壁星。这里山水的孕育，以及历代师儒的传述，家家弦歌、户户诵读，文风早早开创；拔起旗帜并不困难，夺取魁首自然容易，这是第一个原因。京师中官员车马云集，凡是登上宰辅之位、列入九卿的人，有一半属于江南人士。父兄传下的学问，乡里的标榜，事情才做了一半，功劳便一定加倍；实际成就尚未达到，声名却先归于自己。半生的温饱，全靠王曾；年少时便穿鞋着裙，却反而以梁灏为羞。不知道大魁首是天下公器，竟把巍科看成我家的旧物，这是第二个原因。综合这两个原因，沿袭成为积习；到了本朝，三元及第的人只有两位。苏州钱君▯的三元坊高高竖立在黉宫道路旁，我任苏抚时还来得及看见它。广西这样的边远省份，也有陈君继昌。他从遥远荒僻之地崛起，如同骖马受了勒制。由此才知道，文章同样可以用来报国，人才并不受地域限制。杰出人才的诞生并非偶然，人贵在自立；科名一事，只不过是其中较小的事情罢了。通计圣清一代，自从设立博学鸿词科、特保经济科后，翰林之路便受到阻滞；自从援例纳粟、军功、保举兴起后，正途便失去了光彩；到广方言馆、宪政编查馆、督办政务处设立，科举于是废除，刻苦求学的风气也不再存在。“状头”这个名称，从此中断了。一代国家的国运，也从此宣告终结。我重新查阅馆选录，不禁为此长叹不止。至于由状头登上宰辅之位、所谓“状元宰相”的人，整个有清一代只有十四人。这是我曾听元和陆文端相国说过的话，因此缀录在篇末。光绪戊申年秋季，江、鄂两省举行会操，地点在安徽太湖县。江南第九镇统制徐镇绍桢和湖北第八镇统制张镇彪，担任南北两路总司令官。张统制辞行前往皖境时，我告诉他说：“张中堂经营创建，耗费了巨额军饷，才练成这支军队。”因此，鄂省军队的编成早于江南，所有军械也比其他军队完备。这次行动很有意义，可以进行实地操练，供将来在疆场上抗敌使用。张统制离开后，武汉的一切守卫事务，交由独立协黎副将元洪、署巡警道金道鼎共同办理。谁知安徽省新军统带熊成基，原来是著名的老革命党。他趁秋操之际，安徽巡抚朱经田中丞赶往太湖进行弹压和照料、安徽省城兵力空虚之时，煽动全营士兵起兵叛乱，围攻省城。我听到警报，立即发电给经田中丞，请他马上返回省城；同时发电命令张统制彪迅速命王协统得胜带队折返安庆，竭力保卫邻省边疆。经田中丞急忙设法抵御，但苦于没有兵力。熊成基率领的叛军声势十分强大。援军一时片刻也没有到，形势十分危急。恰好鄂省运兵赴皖的楚材兵轮停泊在皖江城外，管带孟宪德首先开炮，击毁了叛军的营垒和炮台。霹雳般一声炮响，山谷都回荡起来。熊成基知道事情已经失败，才逃往集贤关以北。其余党羽纷纷溃散。恰好王得胜的军队赶到，省城因此得以保全。营中没有叛乱的士兵还有数百人，于是由王得胜率队驻扎在该营中，暗中进行抵制。过了五天，大局大致稳定，张统制才督率全镇军队返回湖北。当安徽发生兵变时，不幸又正逢第二次国恤，全国震惊。武汉地方人心浮动，各种议论纷纷而起。我不动声色，秘密命令黎协统、金观察从多方面进行镇压，终于转危为安。后来安徽省上奏，由江督某制军起草稿件，铺陈叙述平定该军叛乱的经过，却对鄂兵轮首先开炮、击退叛兵，以及王协统暂守皖垣、竭力使降兵服从等事只字不提。但据安徽巡抚来函说：“鄂省出力人员，也应列入奖励，请开列他们的衔名，由皖省咨请具奏。”鄂军将领听说后大为哗然，纷纷表示不愿列名保奏。我一面用好言安抚，一面专门上折，详细叙述当天鄂军代为平定叛乱的情形，并说鄂省援助安徽的各位将领，领取俸禄而忠心办事，是义所当然；鄂军历年来奉命援助湖南、援助汴地、援助江苏、援助广西，幸而没有显示出陨越失职。这次是用军队去平定军队，与平时剿匪不同。而且首先发动叛乱的就是安徽省陆军，首犯熊成基至今还没有捕获。虽然省界不同，但军界本来是一体的。正因为这关系到军人的名誉，我们反而把它视为自己的羞愧和过失。哪里还敢仰望请求奖赏叙功，以致内心不安呢？奏折上呈后，奉到朱批，命令我查明有功人员，择取其中最突出者保奏奖励。江督、安徽巡抚听到后，都感到惭愧惶恐。于是遵照圣旨叙功保奏十九名人员。楚材兵轮管带、首先开炮的孟宪德已经病故，来不及亲自获得显著升擢，只能从优议定抚恤。我对此深感惋惜。当时张文襄公还在政府中，发电说：“您真能替鄂军争一口气。”我回电说：“我们激励军士，本来就应当这样。”并不是要同江、皖两省的统帅闹意见。

译国家整顿军队、经营武备，原本是因为自强之道首先在于练兵。不过，这件事不能只在纸面上空谈。即使只说驻军营地，首先也必须勘察地势。在省会地区修建营房，应当在城郭外选择一两处高地旷野，或者背靠山岭，或者临近水面，分营驻扎，不应只集中驻在一处；这样只是为了使消息畅通，并在同袍同泽之间暗含彼此维系、相互制约的意思。过去的棘门、细柳，不知道当时情形如何。就近代来说，凡是我亲眼见过的，不下十多处；这就是大致情形。光绪戊申年我到湖北任督职，刚一到任，首先询问鄂省驻军地点。第八镇统制张君彪、混成协统黎君元洪都说，他们所统辖的各标营，大半在武昌城内蛇山附近。我心中暗自惊诧。后来我带同张统制等人前往查看，所有营房一律仿照西式建筑，规模极其宏大。继续查看时，发现镇营和协营都在同一个区域，彼此隔空相望，形势高峻雄伟。我心中更加诧异。省城是人口繁盛的地方，只要警察得力，就足以树立威势、消除祸患。无缘无故把这些勇猛的士兵集中在这里，多时有上万人，少时也有几千人，杂居共处，很容易滋生群体哄闹。万一祸变发生在身边，造成的危害怎么能说得尽呢？况且这一营和那一营并不属于同一个部分，却无缘无故强行合并，意见难免不一致，彼此接触也尤其容易发生冲突；因逞一己私愤而不顾公共正义，实在恐怕难以避免。不知道文襄当日经营构建时，为什么竟贸然采取这种做法。想要强力改建，又担心动摇军心；加上这种习惯已经延续很久，也担心迁移地点未必合适。我反复筹划，始终没有补救办法。不久，我调任北洋，继任者专横暴戾，变乱果然发生在身边，已经无法防御。恰好因此造成了武昌起义的名声，国家的命运也随之突然改变。是谁使神州沉沦？恐怕夷甫一类人不得不承担这个罪责吧。《论语》说：“季孙氏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这话确实说得对，值得深深体会。光绪元年，岁次乙亥，举行恩科乡试，我考中，这是我承受皇恩的开始。此后我在京师任职，又出任各省官员，由藩司升任巡抚，再升任总督，都发生在光绪三十四年之中。不幸皇帝驾崩，冲皇继承帝位，摄政才经过三年，国家体制又发生变化。我也因病辞去职务。按照旧制，新君即位，例应奉旨选择万年吉地。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没有经懿旨施行。直到大行皇帝去世以后，才仓促在西陵营建陵墓，梓宫暂时奉安祭祀在梁格庄享殿。我于己酉年十月由湖北调任直隶，进京朝见。第二天恭敬斋戒，赶往西陵，虔诚叩拜梓宫。回想皇帝的圣德神功，恩泽流布中外。我这个微不足道的臣子蒙受特别优厚的待遇，却无从报答，不禁感激得流泪。陵墓工程尚未完工，忽然遭逢国变，各项匠作因此停止。幸亏南海梁文忠公鼎芬痛哭上书，严厉责备主管此事的人。朝廷拨给巨额国帑，工程才得以乘机重新开工。他还写信给海内外各位遗臣，请大家量力捐助，汇集成巨款，作为陵山种树的费用。我捐助四千元，内子许夫人捐助二千元备用。文忠在事情完成后，曾把《崇陵种松图》的照片寄给我。此前负责承修这项钦工的直隶布政使凌方伯福彭，又把崇陵寝殿的拓印图寄来让我阅看。我这个流落荒江的遗老，用老眼反复摩挲观看，不知道眼泪是从哪里流出来的。至于孝钦显皇后的菩陀峪定东陵，那里原先就是万年吉地，因年代久远而重修，我也曾经负责过这项工程。看它的建筑规模宏伟华丽，不能同崇陵仓促兴办、各处形制简陋相比。当时正逢那样的时势，也是没有办法，只能把一切交给气数罢了。

译直隶是各省的首要之地，屏障着京师。自从五口通商以后，特意设置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它的形势比其他行省更为重要，体制也比其他行省更加严肃。李文忠任职二十多年，庚子、辛丑议和赔款时，皇上驾崩。那时奉到永远停止捐输的旨意，捐款输纳异常踊跃，北洋实际上总理了这件事。文忠去世后，存款不少于一千多万两金钱。继任的某制军借此作为练兵经费，不到三年就几乎支用殆尽。又奏准由各省共同筹措练兵经费，每年约数百万，耗尽天下的财富来供一个人的挥霍，于是国库储藏也枯竭了。后来继任的某制军又继续铺张增饰，取用财物任意而行。每年的收入只有这些数目，支出却一项接一项无穷无尽。我从湖北调任直隶，还没有到任之前，某藩司代理掌管印务，一心徇私讨好，计算一个月内发出的札委差使竟有一百五十多人，我听说后十分震惊。公家钱财有限，哪里能长期这样滥支？于是我不顾情面，把这些任命一笔勾销；连此前已经兼任差使的，也一律清理剔除，以表明核查属实。即使因此招致同僚怨恨，我也不顾了。旧制规定，北洋大臣履新时，各国领事先来拜谒。某藩司代理巡抚衙门事务，却极力推崇谦抑，先去拜访各国领事。我到任以后，领事团想援引他的做法作为惯例。我笑着说：“中外通商中，凡是交际和交涉，是两件不同的事。交际是说私人往来，我同各位领事一向没有交情，何必让他们来见我？交涉关系到两国的公务，关道与领事权力平等，条约中已有规定，完全可以相互商议。他们也不必来见我，听任这样做就可以了。”正好美国新任总领事抵达天津，不以领事团的做法为然，首先前来拜见。德国领事因为德国商人与华商交易，已经经历多年，华商拖欠德国商人的银两达到一千一百万两，历任官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当时正值年末，他急切地请求我设法解决，竭尽诚意来求见。其余各国领事看到领事团已经解散，也就相继前来拜见。法国领事还托译员转述说，他们一时有所误会，所以拜谒稍晚，请不要介意。我一一接待应付他们，并答应德国领事的请求，同度支部商议，设立保商银行，以缓解中外各商人的困难。各国领事看到我这样做，都很满意。此后交涉事务不用多费言语便自行解决了。这是我刚上任一个月内发生的事。庚戌年正月初，枢臣南海戴文诚去世。京城之下，喧传我将被召回朝廷入阁辅政。嫉恨我的人唆使某侍御言官，用没有根据的话，妄自上疏弹劾我。幸蒙圣明洞察，命令那位御史把事情明白回奏。最后以他妄行诬蔑、不称职于言官为由，从宽处理，命令他返回原衙门任职。我认为时局艰难，自己却无力补救，正好借此机会请求退职，便上章以疾病为由引退。最终蒙受温和的旨意慰留。庸庸碌碌地充数任职，〔此处原文“▯旬”字形有疑〕经过了两年。恰逢辛亥之变，当时我正卧病处理政务，不能在危急关头奋力挽救东南的厄运，只能勉强保住我们的疆土，交还给朝廷。等到逊位诏书下达，我也蒙恩获准休假。此后居住在海上苟且偷生。匆匆又过去了十三年，回想往事，感激得流泪哭泣，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宣统初年，设立宪政编查馆，预定宪法在九年后成立。到了第九年，特意召开国会，新政逐年推行。立法并不是不好，只是一般急进派嫌它进展太慢，指责政府故意拖延，阻挠宪政。东三省的新学人士首先进京，乘机煽动；革命党人一人倡议，百人响应，跪在宫阙前上书，请求立即召开国会，还到摄政王府拦住车驾陈情。朝廷认为既然已经议定年限，就不便立即答应，却又不能恳切明白地晓谕众人，以维护国体、平息众人的喧嚣。于是终日纷扰，全国仿佛发了狂。监国甚至躲到大内阿哥所居住，不敢公开返回府邸，以避开这股锋芒。正在相持之际，天津有一个无赖某君，出身寒微；庚子年后和议达成，外国人归还天津租界，某君趁此机会崛起，以创办学堂为名，联络当权者和士绅，竟然自称为维新人物。他听说有人在京请愿，事情没有办成，便勾结他们到天津请愿，唆使各学堂派出代表。顷刻间聚集了一千多人，他们割破手指、流血起誓，一同到督署恳切陈情，请求早日召开国会；同时竭力阻止各学生上课，借此表示要挟。他们还向各行省、各学堂发电报，同时停学请愿，要求宪政立即成立。他们这样说虽然也有一定理由，实际上却是假借公事谋求私利，居心叵测。天津地方人心浮动，所造成的影响对治安关系很大。我不动声色，传令让带头的代表来见我。我告诉他们，朝廷预备立宪，决不会更改；只是事情有一定的秩序，势必要分年办理，哪里能够一步就完成？如今民众的情绪已经表现得十分急切，也确实包含爱护国家、竭力谋求早日富强的意愿，这一点值得嘉许。但依仗人数停课，甚至向全国发电报，惊动视听，实在严重违反法纪，也不能因此对你们宽恕。应当严令各学堂校长，传谕学生一律上课。由使者据实具奏，说明以九年为立宪期限太迟，难以符合众望，请求朝廷提前赶办，争取五年成立。所有从各省奉命来津的官员，一律给予资遣，遣返回籍，静候谕旨，不得滞留天津，另生枝节。奏疏上呈后，幸蒙批准，分别晓谕众人，群情非常服帖。并向各省发电，晓谕各学堂教员、学生一体遵照。竭尽三天的力量，大海般的风潮因此完全平息。随后又想到，析津开办学堂最早，学规本来就十分严肃。自从某君混入教育界以来，仗着有护身符，考察他平日不安分守己，已经不止一件事。这次他竟敢挟持众人停学，并向全国发电报，几乎激成重大变乱，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如果这样还不惩办，凭什么端正士人的习气、整肃法纪？按照两观之诛的刑法来论，他也是罪不容诛。只是想到现在正是立宪时代，姑且从宽处理。我命署巡警道田君文烈秘密将他逮捕归案，当天就上奏，发往新疆安置。奉旨后，立即派妥当的差役押解起程，不准稍有拖延。天津士绅中有人想替他说情求宽，但已经来不及了。我很惊讶使者办理此案既秘密又迅速；而能够为地方除掉一个大祸害，我又不能不从心底里感到痛快和信服。这是宣统二年庚戌十月的事。等到辛亥十二月逊位诏书形成，国家体制发生变化，我也以疾病请求退职并获准，从此不再过问任何事情。至于某君什么时候回到天津，是否改过自新，能否为民国效力，也只有把这些问题置于不议论、不谈论之列罢了。

译丙戌同年杨莲甫制军当时在京任官，他住的地方相距〔原文“穴▯”字样疑误〕很远，不能经常会面，只能在春秋两季的定期聚会中饮酒交谈。杨君由编修改任直隶道员，庚子年随李文忠公进京议和。我当时任京尹，协助办理和议，同杨君时常往来。患难中结交的情谊，不是平常泛泛的交情。年末，通永道出现空缺，藩司周玉山方伯向李文忠请求上奏补授杨君。张幼樵学士当时也在幕府中，同样替杨君说情。李文忠最终认为杨君到直隶任职的资历太浅，没有答应。还记得小除夕那天，杨君匆忙来见我，详细说明了前面的事情。因为我是府尹，这项奏件按例必须会衔。他又转述周、张两位的话，说如果不是请我出力向李文忠陈说，恐怕很难办成。而且时间非常紧迫，一过新年，正月初五就是李文忠的寿辰，保定署臬司某君将进京祝寿，他的资历较深，恐怕李文忠已经另有人选。杨君说到这里，情形非常迫切。我因为同年好友，又认为这本来就是自己分内应办的事，答应在除日去见李文忠。谁知我到达时，李文忠正在会见德国公使，商议惩办祸首。各国使节并不满意，德国元帅瓦德西想要发布动员各国军队的命令，亲自前往陕西同枢府商议。李文忠极力劝阻，同时发电报奏报行在。等德国使者离开后，李文忠准备暂时休息。我估量这种情势，恐怕难以进言，但杨莲甫不断催促，我只好姑且替他开口说明。李文忠说：“莲甫虽然出身翰林，但任职直隶的时间很短，这个职位还有应当优先补授的人，长官也必须稍微顾全公道。”我说：“您说得确实有道理。直隶候补人员虽然很多，但在患难中跟随您的，目前只有莲甫一人，他的劳绩也不能抹杀。您昨天说，行在的各位官员都蒙受了优厚叙用；那么，在贤良寺跟随您的，难道不应当得到优厚叙用吗？”李文忠笑着说：“我已经知道莲甫托你来替他说话。你和他是同年，又是大京兆，按例必须会衔。如果我奏补其他人，恐怕你不肯署名同意。就按你的意见办吧。”我也笑着回答：“我所说的，实在是极力维护公道，并不是只顾私人交情。”当时窗外围着听的人很多，知道事情已经谈妥，玉山方伯便快步走来，说：“稿子已经办好了，请立即签署奏章。”我也联名签署奏章完毕，便同方伯退入莲甫的房间。正好吏部尚书嘉定徐颂阁先生也在座，听见这件事后对我说：“莲甫得到这个职位，太便宜他了。” 但必须说明该怎样款待我。否则，到了交部议奏时，我一定会提出驳议。”我笑着说：“您喜欢吃福全馆的饭菜，莲甫准备宴席尤其精细，多备一桌丰盛的筵席让您吃饱，我也可以叨陪末座，怎么样？”大家都大笑起来。谁知莲甫的官运像火一样急迫，奏章送到后，竟然得到特旨批准，没有交给交部议论。尚书想请他吃一顿饭都不可得。后来我任河南巡抚，莲甫任直隶按察使，准备保举他升任河南藩司，作为我的助手。项城阻止了这件事。没过几年，莲甫已经接替项城任直隶总督，而我任直隶总督反倒在他之后。功名的迟早，难道真有一定之规吗？莲甫归于黄泉时，还没有经历国变，可以说是享尽了福分。他的几个儿子承受着父亲留下的余荫，各自成就了事业。长子尤其恭敬谨慎，能够继承并守成他的家业。作为故人的我有这样的儿子，为此高兴不已。辛亥八月，武昌发动起事，总督逃走。我当时正病着，警报传来，因为湖北是我过去治理过的地方，我非常熟悉那里的情势。我秘密给枢垣发电，认为四川总督岑君春煊带队进入四川，按时间推算此时已经在湖北境内，请求下旨剥夺湖北总督的职务，调任岑春煊担任此职，责令他收复省会。湖北官署的兵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应立即电令带兵统领督率南湖一带各军以及驻扎汉口的军队，尽力谋求恢复。陆军第二镇第一协全部兵力现在驻扎保阳，应立即下达动员令；京汉快车两日一夜就可到达汉口，直逼武昌，以壮大岑军的声势。那些人不过是乌合之众，人心还没有安定，收复并不困难。然而枢府没有上报。它只是责令陆军部编成一个混成镇：有的把这个军的步兵混入那个军的骑兵，有的把那个营的辎重配给这个营的马匹，杂乱混合，因此延误了出兵日期。最终，士兵与士兵彼此不熟悉，将领与将领彼此不认识，拖延了很久，才开始报告启程。等到抵达汉口时，湖北境内的叛党已经布置完备，羽翼已经形成，公然誓师反抗朝廷，大局已经无法挽回了。项城闲居已久，乘此机会想要有所行动。他的门生故旧遍布京津等地，不惜募集巨款，输送给亲贵，图谋东山再起。监国认为他从前被废黜斥退，罪过不轻，不敢贸然起用。项城一党认为监国一向看重我，认为只要得到北洋方面的一次保举，必定能使我出力。某君深夜来拜访，极力替他游说。我严词拒绝，说：“项城以前是正一品大员，现在是否起用，自有朝廷权衡；不应该由疆臣上奏保举，以免有培植党羽的嫌疑。如果贸然上疏，强行让他出山，那不仅无法尊重朝廷，也不是厚待项城的办法。”那人悻悻然离去，又去活动联系某疆督、某巡抚，立即发电保举。说如果不任用项城，就无法收拾危急局势。监国被他们迷惑，没能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项城一出山，清朝的江山就随即倾覆了。他奉命督师时，在河南、湖北之间徘徊，不肯直接进入湖北境内。最终靠着钻营得到组阁之职，迅速返回京师，独自掌握大权，报复从前的怨恨，极力排挤监国，使其离去。政令都从他手中发出，东朝只负责加盖玺印而已。后来他又授意前线各将领联名竭力请求逊位。住在上海的某督等人附和他；商界各位巨头也附和他；英国公使某君也替他声援。十二月廿五日，逊位诏书颁布，二百六十八年的天下从此断送。悲痛之情哪里说得尽。甲子十月，又发生冯军进入京城的举动，我在病中惊起，却连眼泪也没有可以挥洒。遥望宫阙朝廷，神魂都仿佛飞越而去。即使集合海上的各位遗老，接连给天津、榆关发电，像申包胥在秦廷哭求那样哀告，究竟又对国家大计有什么帮助呢？悠悠苍天，这究竟该说什么才好啊！

译壬午年冬天，我为参加会试北上，因为陆路艰苦，改乘海船进京。先在武昌过年。那时黄鹤楼还没有被火烧毁，我旅居的地方就在楼下，常常登楼远眺，纵览长江上游的形势。想到曾国藩、胡林翼平定大难时，曾以此地为基础，便凭吊了很久。后来张文襄公督治湖北将近二十年，百废俱兴，规模宏大。然而湖北处在内地，财赋只有这么多，取得一点财物却像用泥沙一样挥霍，不能不使人担心积累的盛况难以继续。观察时局的人对此很是忧虑。我在辛丑年被外放简任漕运总督，随即调任中州，后来又到吴会任职。任职积久以后，署中的宾客僚属都拿“吴楚一家”来说，希望这是升迁的预兆。我只是付之一笑。丁未年夏天，两广总督出缺，枢府拟定上奏请求让我去接任。鹿文端极力主张，说河南巡抚张安圃中丞曾任广东巡抚、藩司，熟悉当地情况，于是朝廷便特旨选任他。不几个月，四川总督出缺，我承蒙恩典升任。那里是我多年前曾因联姻而入幕的地方，旧地重游，一时传为佳话。而且四川、贵州接壤，风土也很适宜，不像五羊滨海一带，新党横行，难以驾驭。等我进京陛见时，文襄恰好因湖北总督一职被召入朝，进入枢廷任职；他与继任的某制军性情、作风不合，很想换个人来治理湖北。我按照惯例前去拜谒，文襄说：“四川地方遥远，交通不便。以您的才干和资历来看，似乎最适合长江一带。”我随口应答，不知道他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后来陛辞回到住处，已经定好了出发日期。文襄在半夜派人来传话说：第二天早上十点散直以后，他就来住处有话当面谈，让我在住处安静等候。谁知文襄到后，项城也来了。刚一入座，文襄就恼怒地对项城说：“您说我在湖北办理的新政，后任一定不敢改动。请看看今天湖北总督所陈奏的各项内容，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况且他奏请调任的那些官员，都不是他自己选定的人，他竟不顾把我二十多年苦心经营、创建的各项政策全部推翻。”他的语气极其愤怒。项城婉转地替某制军疏通，托我即将经过湖北时，转告某制军，说文襄所办理的兴学、练兵、理财、用人等大事，都应严格依照旧规办理，不可任意更改。我笑着答应了。项城因为文襄盛气凌人，不便久坐，便告辞离去。我送他到门外，暗自思量，照这样的情形，某制军一定难以完成在湖北的任期。文襄今天到我住处来当面商谈事情，或许是想把湖北总督一职交给我。只是听说湖北省财政困窘，债台高筑，与四川省财力丰厚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怎么能用这个地方替换那个地方呢？于是我重新入座，借谈别的事情同文襄融洽交谈。文襄想说的话，一时不便直接吐露，只说：“您这次远行分别，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可以在京城多住几天，不必急急忙忙向西走。”我又温和地答应了他。第二天，我担心文襄再来反复絮叨，便匆匆乘京汉火车离去。到达汉口时，我把项城的话转告给某制军。正好我先前已经请假三个月，回原籍扫墓。戊申年二月假期届满，正准备从贵州持节进入四川，先头人员已经到了重庆，我自己也收拾好行装等待出发，恰好接到上谕，某制军与我互相调任。还没有西行，便又改向东行。边远地方的劳臣，实在不知道圣意究竟在哪里。后来得知，督办四川藏卫边务事宜的某大臣当时代理四川总督，是某制军的亲弟弟，知道我将要到四川任职，特意预先陈述藏地事务。说西藏与四川互为表里，一切筹措兵力和军饷的责任都在四川总督。总督与边务大臣休戚相关，只要源源不断地接济，藏地事务自然容易办成；否则就无从办理，等等。文襄拿着原奏，在两宫面前极力陈说，认为边务大臣的意思是担心四川总督不是他一向熟悉的人，不肯出力。经查，湖北总督与该大臣是同胞兄弟，共同办理四川、藏地事务，无论从公议还是私情来说，都更加责无旁贷。不如立即把湖北、四川两省总督互相调任。上谕说：“可以。”我回到湖北接任后，便立即催促某制军入川。过了一年，江苏总督出缺，政府请求调任我补缺。只有文襄说：“现在的时势，湖北据有天下上游，轮船、铁路四通八达，比南洋、北洋都更加重要，不宜轻易更换总督。”这件事于是中止。等到我调任北洋时，已经是在文襄去世以后了。如果文襄还在，恐怕我还要长期任职于楚地。但不知道武昌发动起事时，假如我还在湖北任总督，又会是怎样的景象。

译项城从湖北北上时，行使内阁的职权，前线军事事务交给冯都护国璋督办。冯军先占据汉阳赫山，扼住龟山的后方，收复汉阳郡指日可待。项城在京城住所的电话处有学生，和天津署中的电话学生本来就熟识，私下把消息用电报传来，我非常高兴。我用正式电话向项城询问。谁知回电说：“还没有得到湖北方面的确切消息。”他的意图并不在于收复失地，真是令人惊异。又拖延了很久，才得知汉阳已经攻克。我急忙发电给冯都护，请他率领获胜的军队直捣武昌。冯回电说：“汉口江岸缺少船只，不能直接到达省城。”而且接到京城电报，说已经有英国公使出面调和。北军暂时驻扎汉阳，不得越过雷池一步。我听后十分愤怒，急忙给项城发电，大意说：“所谓调和，是双方处于同等地位，才各自有开始谈判的资格。如今革命党人都是我们的臣民，作乱犯上，自取遭到屠戮的祸患。我军已经攻下汉阳，与武昌只隔一条江。党人已经听到风声而丧胆，汉江沿岸的船只何止千艘，片刻之间就可以飞渡过去。武昌如果收复，中外人心都会大定；沿江下游的各省也能得到屏障，不至于听到风声便纷纷倒下。即使只是为了应付调停者，何妨等武昌收复以后再开始谈判？声势已经壮大，在宴席间进行外交斡旋，也尤其容易取得成功。”项城无话可说，只说：“既然已经由英国使节出面调停，就不宜直接用兵。一旦错失时机，沿江的江西、安徽、江苏、南京、上海等地纷纷独立，事情就会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他又以监国正在临朝为由，说不便任意行事。他贿赂勾结贵戚，逼迫东朝，强令摄政王退位。因为我当时任北洋方面的职务，他便事事从中作梗。他秘密派使者用甜言蜜语诱劝我，说我坐镇天津，在各省独立的时候，只有我能够保卫疆土，功劳最为突出，很快就将得到宫衔、黄褂的赏赐。但天下大势都趋向共和，难道能让一方独自采取不同立场吗？我同项城交谊最深，近来只是因为政见略有分歧，才各自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不能强迫对方。我所担心的是天津、塘沽一带党人秘密分布，手枪、炸弹防不胜防，我暗中替他担忧。我对他说，我和项城共同肩负侍奉君主的责任，回想孝钦在世时，项城所受的恩遇尤其优厚。现在正值国家多难的时期，正是我们这些人竭尽忠诚、接受使命的时候。内阁关系到全国，项城负责这一方面；北洋是各省的领袖，我负责这一方面。项城说我和他的政见不同，这确实是了解我的话。我始终只知道有国家，只希望不辜负三朝的恩遇而已。项城虽然每天都把暗杀视为能事，派出侦察骑兵密布各处，但最终也拿我没有办法。等到逊位诏书拟成时，我已经病得不能起身，奏请后获准休假三个月，而国事已经无法挽救了。奉军张绍曾占据滦州车站，威胁朝廷实行立宪。他结交新近任命的山西巡抚吴禄贞，带领第六镇全军驻扎石家庄，占据直隶、山西交界的道路，打算等前锋到太原接受任职完毕后，就回头直奔北京；张绍曾也从滦州前往京城，两路夹攻都城，图谋发动一场前所未有的大举动。石家庄的军队还可以阻截项城入湖北的军队，使其无法北上，免除后顾之忧；这一计谋实在十分凶险狠毒。幸而上天夺去了吴禄贞的性命，他忽然被部下的乱兵杀害；另一种说法是项城派人暗杀了他。后来虽然奉旨命令我查办，最终也没有查明真实情形。然而先除掉了这一祸患，张绍曾势单力孤，气势因此受挫。我乘机派通永镇田君文烈，以犒赏军队为名，急驰到滦城，替我沟通表达诚意。张绍曾说自己一向隶属北洋部下，绝不敢侵扰天津。他与田君原有交情，两人同床叙旧；到了半夜以后，田君忽然把一把剑放在床榻上，仿佛中间隔着鸿沟，整夜不能入睡。田君知道他气势已经怯弱，断定他不可能成就大事。第二天，他很快回到天津复命，请我不必过分忧虑。田君随后升任陆军部侍郎，通永镇的职位空缺，我下令王君怀庆先行代理，并上奏请求正式授任。王君刚到滦州，张绍曾秘密命令党人趁他不备，把他包围在小房间里，逼迫他宣布独立；一面又派死党偷偷来到天津，到处埋伏，散布谣言。只要一听说滦州的事情得手，天津也会同时响应。当时津沽一带风声鹤唳，租界各国领事纷纷来到总督署打探消息。我虽然连续给王君发电，叫他设法脱险，但苦于难以送达。幸好王君一向有权谋，表面上答应了那些党人的请求，和他们一起到校场举行接受任命的仪式。他单骑冲在最前面，趁他们没有防备，挥鞭叱喝，气势如风起云涌，奔驰了二十多里，众人一同追赶，却只能望着尘土追不上他。顷刻之间他便冲出包围，返回军中，带队反攻，活捉了几十人，其中大半是学生。电报送到天津后，我批示命令把他们全部歼灭，以示惩戒。陆军部也派兵前来援助。滦州的骚乱平定后，我曾作《飞将军歌》来表彰王君的功劳。张绍曾被解除兵权后，踉跄带着几十个人，深夜来到天津。因为他同咨议局议员一向有交往，便直接到局中住宿。全局大为惊慌。某位大绅士和议长阎君仓皇来报告，请我下令让他所住处的卫队迁到别的地方住宿。我笑着回答：“你们过去把张某当作义军，不惜替他安置落脚之处，如今结果怎么样？” 于是我命令材官拿着令箭传达命令，说天津一带中外人士杂居，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二十里以内不得驻兵。可以立即解除所带卫队的武装，暂时住在旅馆里，以免引起人心疑惧。如果因此另外发生交涉，责任将由谁来承担？张绍曾连声答应听命。咨议局全体局员以及某位大绅士等人，都满意地离去了。第二天，张绍曾前来拜谒，还带着他六岁的儿子同来，借此表明自己的心迹。我侦知他近日的行动连他的父亲也不赞成，于是嘱咐他早日回去奉养父亲，慢慢观察时局变化，这件事便告结束。然而这几天之中，筹划谋略、克敌制胜，全都依靠文武各位同僚朋友尽心协助，才得以免除过失，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

译光绪末年，新党在长江流域散布。只是他们与军队彼此不熟悉，所以不能举竿起事。监国时期，亲贵掌权，军咨大权掌握在纨绔子弟手中。军咨处中的主要人员，新旧杂处，长期受到这种风气的浸染，一旦发生事变，祸患便发展到无法收拾。宣统己酉年腊月，我就任直隶总督，所管辖的北洋第二、第四两镇兵力很强，足以建立威势、消除隐患，使新党感到不便；他们便怂恿京城权贵，把这两镇收归军咨处直接管辖。监国贸然答应了。我认为疆臣的职责在于守卫疆土，直隶尤其是屏障京师的地方。一旦突然失去兵权，还怎么能够治理好呢？我两次上疏，以辞职与否相争，最终却没有取得效果。想要另外编立一镇，又苦于财力困窘，不得已暂时编成一个混成协，用来加以控制并应付紧急情况。辛亥八月，奉军进入关内，与军咨处直辖的某镇在直隶的滦州举行会操。军咨处某贝勒奉命前往校阅，路过天津。我抱病前去拜谒，听说新党已经同奉军接洽，约定在开始会操的当天起事。谁知约定日期还没有到，恰好湖北某督因为严厉搜捕党人，处理过于急躁，激起了军心，在十九日提前于湖北省起义；某督仓皇逃走，武汉这一重地突然落入党人手中。警报传到北京，秋季操练停止。奉军某协统于是占据滦州车站，公然以武力进谏，拿拟定的宪法十三条胁迫朝廷答应实行。枢密府没有人主持大局，不得已把此事交给宪政编查馆，拟定十七条，择定日期到太庙禀告。皇帝的帝位虽然还在，但大权已经下移。当时武昌已经失守，沿江各省督抚听到风声便纷纷瓦解，不投降就逃走；广东、湖南、齐鲁也接连纷纷独立，只有直隶还像平常一样安定，没有受到动摇。我患疮病已经几个月，仍勉强起身处理政务。我激励文武同僚，采取各种办法安抚治理。党人中有煽动骚乱、滋生事端的，一经侦查属实，便逮捕归案，严厉惩处，决不宽赦。驻扎滦州的奉军某统领扬言要率军进入北京，并将来天津同我商议重大事情。析津的士绅和咨议局议员等听说后心生恐惧，实在担心奉军一到就会扰乱地方，于是几十人相继来到官署请求见我。我正同天津镇张君怀芝、督练处总参议舒君清阿商议军务，听说他们已经聚集在前厅，便请他们一同进来会见。某位大绅士首先发言说，我坐镇天津，军民爱戴，地方因此受福；但自武昌起事以来，没有过多少时间，各省已经都独立了，直隶作为首善之区，原本是各省的领袖，听到风声而兴起却反而落在其他省份之后，这样在人格上如何说得过去。他们请求我顺应潮流，权宜地宣布独立。不过只是更换一个名义，所有治军和行政事务仍由我主管，绝不加以干预；只是希望提高直隶的声望，同时避免受到党人的攻击等。一人倡议，众人附和，情势十分激烈，已经有必须立即解决、迟了就会发生变故的势头。我笑着回答他们：“你们所说的事情，我也已经反复认真考虑过。武昌起义、各省独立，潮流发展到这种地步，我难道不知道吗？但直隶的情况和各省不同，怎么能够独立呢？”那位大绅士非常惊讶，追问我情况不同的原因。我说：“各省督抚管理本省事务，是否独立，可以自行作主。直隶的范围最广，还包括北京在内。北京现在有皇上，像这样重大的事情，必须奉行皇上的谕旨，怎么能仿效各省，私自独立呢？”那位大绅士说：“这一层道理，我们哪里会不知道。”我说：“你说得对。前些日子已经奉到谕旨，将来国体是否应当改变，等召开国会时再向舆论公开。这份光明正大的诏谕，中外都已经知道了。这件事稍微迟一些，必定会有解决办法，目前还谈不上。我惭愧地担任直隶总督，正逢人心不安的时节，唯一的宗旨就是保卫地方。不论是革命党还是旧党，也不论是官员还是士绅，只要有人作乱犯上、扰害地方，就杀无赦。其他事情不是我所要知道的。”张总戎起身说道：“我是武人，只知道带兵，不知道宪法是什么事。‘独立’两个字，更不知道从何说起。我担任天津镇，天津地方的治安是我的责任。总督本来驻在保定，近二十年来改驻天津，保护总督尤其是我的责任。有人破坏天津、侵害总督，我只有用兵力将其制服。”《天津条约》规定租界附近不得驻兵。距离租界二十里以外，军队已经严阵以待。那几位士绅彼此交换眼色，默然不语。我又向他们说明：“我和张镇台所说的话，各位想必已经听清楚了。眼下只有官绅一体，妥善筹划保卫地方的事情。天津华人和洋人杂居，又毗连租界，没有险要可以扼守。党人如果无知而妄自逞强，各位又一味盲从，难免匪徒趁机挑起事端。我负有守土的责任，只能看自己的力量行事。万一力量不够，我又何惜一死来报效国家？总督是一省的长官，如果不幸只能以死来塞责，那么请问天津地方的治安由谁负责？势必会纷纷扰扰，兵戈相见。各位还没有得到党人的好处，就会先受到党人的祸害。回想庚子年那次事变，天津百姓受虐最为惨酷，创伤深、痛苦重，我私下恐怕今天又要重演了。”话还没有说完，那位大绅士惊惶地说：“如今不适合谈以死效命这一套。只希望大公祖身体早日康复，保佑爱护天津百姓。即使事情到了危急关头，文信国关于成仁取义的话，也可以不必拘泥，千万请把地方安危放在首位。”于是他们相继垂头丧气地退了出去。天色已经接近傍晚，天津桥南段的巡警已经被煽动，袖子上缠着白布，伺机准备闹事。幸好北段巡警是由练军改编的，管带刘君锡钧是江苏旧属，对我忠诚办事，因此双方得以相互牵制，没有发生变故，但形势已经十分危险。直隶一省在全国分崩离析的时期，最终能够做到烽火不惊，实在是承蒙上天特别垂幸。直到逊位诏书将要下达时，我正好请求因病休假并获准，得以把完整的疆土交还朝廷。痛定之后再思痛，心中仍有余痛。我隐居沧江，岁月忽然已经过了十二年。世事经历了沧海桑田、陵谷变迁，一切都已经面目全非。我这个衰病残年的人，没想到还能在劫火的灰烬中重新温习旧日的梦。今后究竟是像元遗山那样忧愤，还是像杨铁崖那样旷达呢？还是想成为文信国却做不到，只好姑且凭“仁义”二字留下千秋正气呢？我自己也无法知道。今天的人也不了解我。后世假如有人能够了解我这个人，那么他们对我的了解，比我自己对自己的了解还要更加真切了。

译辛亥十二月，我在直督任内请求休假并获准，迁居津沽德国租界养病。过了这一年八月，我南下求医，到了上海后便作为寓居上海的闲居之人。闭门谢客，扫除一切交往，对万事都不再过问。到甲子年为止，匆匆已经十三年了。这十三年中，大约从总统和阁员以上的人物，到外任的督军、省长，不是我当年的部属，就是过去的同僚，我从来不愿意用书信往来，借此互通情感。眼见耳闻的一切事情，离奇怪异得几乎使人不知道人世间还有什么羞耻的事，我不屑把它们写在笔下，以免玷污我的笔端。大概三纲五常已经沦丧很久了。今年十月，忽然发生冯玉祥倒戈进入北京、罢黜总统并牵连皇室的事情。他冒犯了极大的禁忌，以致发生仓促逼宫之事。这个坏消息传来后，无论中外、男女、老少，全都斥责其荒谬绝伦。我卧病在沧江，听说后尤其愤懑。当时段芝泉应各方请求，入京执政；张雨亭亲自率领精锐部队，战胜后进入关内。主持公道，全靠这两位。于是我会同上海的各位遗老，分别向北京和榆关两处发出公开电报，作申包胥在秦庭哭诉那样的呼吁。电文说：“报纸报道，北京政府凭借阁令擅自更改优待皇室的条件，逼迫皇室迁移车驾，强行索取宫禁；众人都极为惊骇。辛亥年逊政时，优待条件本来就是国民共同的意愿。这项条件已经向中外公布，是民国成立的公开依据，虽多次发生政变，却始终严格遵守而不改变。如果一两个人就可以任意推翻它，那么还有什么法律可以凭借来遵守？这件事影响极大。芝公受到各界共同的期望，统领军政枢机；雨公倡导正义、兴兵讨伐，安定京畿。一定要首先坚守盟约，使天下人相信盟约可以依赖，大局才容易维持。切盼先向北京发电，迅速恢复优待皇室的原状，以免导致根本动摇、人心疑惧。全国都将因此感到幸运。夔龙等恭敬叩拜。”后来收到雨帅的复电说：“庚电的内容已经读悉。优待条件载于盟约文书，以民众舆情为依据，凡是国人，都有同样的想法。我军出师讨贼，并不愿意干预政治，过去早已有声明。前锋刚刚到达津沽，距离北京还远。北京城近日的举动，事先一点也没有听说。承蒙您郑重恳切地把此事托付给我，我很苦于没有办法置喙。不久海内通达之士聚集讨论政事时，应当能够主持公道。张作霖敬叩。午时用印。”这番话的言外之意，值得耐心寻味。段芝泉虽然没有回电，但听说他曾对天津遗老说，自己一定尽力保护皇室。等到进入北京后，他首先撤走了醇亲王府的守卫，一切才得以自由进行。只是读到昨天的各家报纸，得知皇帝已经驻跸在东交民巷日本公使署内，脱离了险境而进入平坦安全的道路。此后也只能祈求各个友邦共同加以保护了。我写完这篇笔记。不忍心记载辛亥以后发生的事情，只记下这一条来增加自己的痛苦。至于夫己氏的肉，哪里值得吃呢！甲子十月十五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