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译初平二年，公孙瓒让刘玄德兼任平原相。起初，先主家篱笆上有一棵桑树，枝叶像车盖一样。涿地人李定说：“这家必定会出贵人。” 建安元年，迁都许县。献帝定都许县后，只能守着帝位而已；宿卫和近侍没有一个不是曹氏的党羽、旧恩或亲戚。议郎赵彦曾经向献帝陈述当时的策略，曹操厌恶他，便把他杀了。其余内外之人也有许多被诛杀。后来曹操因事进入殿中觐见，献帝无法抑制愤怒，于是说：“您如果能够辅佐我，我会厚待您；否则，希望您施恩放过我。”曹操脸色大变，低头抬头之间请求离开。按照旧日礼仪，三公辅兵进入宗庙时，应命虎贲持刀挟持他们。曹操回头看着左右，汗流浃背，从此不敢再入朝请见。天子定都许县后，刘表虽然进献贡物，却又与袁绍结盟。郭义劝谏他，刘表回答郭义说：“对内没有失去进贡的职责，对外没有背弃盟主，这就是天下的大义。治中为什么偏偏感到奇怪呢？” 孙策起初擒获王朗时，斥责了他，又派张昭私下询问王朗。王朗发誓不屈服，孙策愤怒却不敢杀害他，只把他留置在曲阿。建安三年，太祖上表征召王朗。孙策将王朗遣送过去，太祖问他：“孙策凭什么能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王朗说：“孙策勇武冠绝一世，有杰出的才干和远大的志向；张子布是民众所仰望的人，却向他北面称臣并辅佐他；周公瑾是江淮地区的豪杰，挽起衣袖做他的将领。他谋划而且能够成功，所图谋的事情并不小，最终会成为天下的大贼，不只是像盗狗之徒那样而已。” 公孙瓒屡次被袁绍击败，于是修筑易京来巩固自己。袁绍写信给公孙瓒说：“我与您既有从前的盟约和旧日的交情，又以讨伐乱贼的誓言加以申明，彼此相爱超过夷、叔，情谊分明地记载在丹青之上；我以为我们将同心协力共同仇敌，足以追踵齐、晋，所以解下印绶，使北方带领南方，分割肥沃土地来奉事您，这难道不是我真诚心意的明证吗？哪里想到您竟抛弃烈士的高尚义理，寻着招致祸患和灭亡的危险道路，忽然改变心意，把友好换成怨恨，偷偷派遣士兵马匹，侵扰暴虐豫州。起初听说您的甲兵在南方，亲自来到战阵，害怕飞箭纷纷射来、狂刀交错横集，会使您的祸患加重，只是徒然增加我自身的罪过，所以写信恳切劝告，希望您能够悔改。但您却超然自得，夸耀自己的威势和欺诈，以为天网可以吞没、豪雄可以消灭，果然使您的弟弟死在刀锋之下。这些话仿佛还在耳边，您却不曾追究祸患的根源，克制内心、责备自己，只想发泄无边的愤怒，不顾逆顺的法则，隐藏怨恨而伤害百姓，把祸害施加到我身上，于是跃马张弓，占据我的疆土，使毒害遍及百姓，罪祸延及白骨。我不得已，只能发动界桥之战。那时您的军队气势如雷，骏马奔驰如电；我军刚刚交战，器械准备不严，强弱悬殊，人数多少也完全不同，却承蒙上天帮助，以小战取得大胜，于是追赶践踏您败逃的军队，依靠营垒收取粮食。这难道不是上天威灵辅助诚信、福佑厚重而有礼之人的征兆吗？您的志向仍不满足，于是又聚集残余兵力，率领我的叛贼，来焚烧渤海。” “我又不能安宁，于是发生了龙河之战。我的弱兵在前面诱敌，大军还没有渡过河，您的胆气就破了，众人离散，未及击鼓便已失败，军队混乱，君臣一同逃奔。这也是您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是我的过错。从此以后，祸患和嫌隙越来越深，我的军队无法抑制愤怒，终于尸体堆积成京观，头颅遍布原野。想到那些无辜的人，我没有一次不感慨流泪。后来接连收到您的书信，言辞态度委婉，有改正过去、修好将来的话。我既为旧日友好能够恢复而高兴，又怜悯百姓不得安宁，所以常常带兵南行，以遵从诏书。不满一个时辰，北方边境的羽檄文书却总是送到。我因此痛心疾首，心情无处安置。作为统率三军的人，担任统领诸将的职责，应当像严霜一样对愤怒，像及时雨一样对喜悦；对人的褒贬、喜恶，都应坦然显露。可是您反复无常，随着强弱改变谋略，紧急时就弯腰屈服，宽缓时便放纵自逸，行为没有固定准则，言语没有实质内容；作为壮士，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后来您残杀老弱，幽州土地上的人都产生愤恨，众叛亲离，孤单得没有党羽。又因为乌丸、秽貊都与您同州，我与他们风俗不同，于是他们各自奋发激怒，争着充当锋锐；东西两面的鲜卑也都踮足前来归附。” “这不是我的德行所能招致的，而是您驱使他们前来如此。处在荒乱危急的时代，面临战争的危险，对内违背同盟的誓言，对外失去戎狄的心，战事在州境兴起，祸患从萧墙内部发生，却想用这些来成就霸业，不是很困难吗！先前因为西山的势力横行，我出兵平定讨伐，适逢麹义的残余部众害怕被诛杀而逃命，所以我便停下大军，分兵攻袭荡平他们。这支兵马就是我军的前锋，他们在界桥拔取敌旗、攻破营垒，首先登上营垒制服敌人的。起初听说您刻金印、佩紫绶，被任命为元帅，以为您会借此奋发，来报孟明视的耻辱，所以将士们伸长脖子，恭敬地盼望您的旌旗；奇怪的是，您竟然收敛光芒、隐藏踪迹，寂然无闻，最终走到覆灭的地步，我们相互都为您惋惜。有平定天下的愤怒，有希望长久流传的功业，却掌握军队、供养战马；对叛逆者不讨伐，对归服者不收纳，威势和怀柔一并丧失，凭什么建立名声？如今旧都已经收复，天网似乎正在补救，罪人已经灭亡，忠臣辅翼教化，华夏庄严整肃，正期待美善事业的兴起，将要收起武器、放散牛马，您为什么独自守着区区土地，保全军队内部那一点广大地盘，甘愿以恶名促成速朽，丧失美德长久流传的机会？壮士应当好好筹划，这不是良策。应当放下怨恨，消除嫌隙，巩固我们的旧日友好。如果这些话有一字虚妄，皇天都听见了。” 公孙瓒没有答复，反而加强军事防备。他对关靖说：“如今四方如虎争斗，显然没有谁能坐在我的城下与我相持多年。袁本初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建安四年，袁绍在易京攻打公孙瓒。公孙瓒自杀。关靖说：“我听说君子使人陷入危难，必定与他共同承担灾难，怎么可以独自活着呢！”于是策马奔向袁绍的军队而死。袁绍把公孙瓒的首级全部送到许县。建安五年，许攸劝袁绍说：“您不要与曹操正面交战。赶快分派各军牵制他，自己直接从另一条道路迎接天子，那么事情就可以成功了。”袁绍没有听从，说：“我应当先包围并攻取他。”许攸十分愤怒。袁绍在官渡攻打曹操。张郃劝袁绍说：“您虽然接连取胜，但不要与曹公交战。秘密派遣轻骑抄袭并切断他的南侧，曹军自然会自行败亡。”袁绍没有听从。

译建安七年，袁绍去世。审配给袁谭献信说：“《春秋》的义理是，国君为国家而死，忠臣为君王的命令而死。如果有人图谋危害宗庙、败坏国家，那么按照王纲和典律，亲疏一概同样处理。因此周公流泪而依法处理管叔、蔡叔的案件，季友抽泣着执行毒杀鍼叔的命令。为什么呢？因为义理重于个人，事情实在不得已。过去卫灵公废黜蒯聩而立蒯辄，蒯聩因行为不正，进入戚地图谋篡位，卫国军队便讨伐他。《春秋左氏传》说：‘按照石曼姑的义理，可以拒绝他。’所以蒯聩最终获叛逆之罪，而石曼姑永远享有忠臣的名声。父子之间尚且如此，何况兄弟呢！过去先公废黜将军，来承继贤兄；又立我将军为嫡嗣，并上告祖先之灵，下写入谱牒。先公称将军为兄长之子，将军称先公为叔父，海内远近，谁没有充分听闻？而且先公去世那天，我将军穿斩衰服居丧守庐，将军在涂白的丧室中斋戒，出入之间的区别从此更加明显。当时凶臣逢纪妄自画蛇添足，用曲意逢迎的话谄媚取容，互相扰乱亲亲关系。将军勃然大怒，很快便将他诛杀；将军又奉承命令、承受旨意，加用了酷刑。从那以后，脓疮破溃，骨肉之间再没有丝毫嫌隙，那些心存疑虑的臣子，也都保全了生命。” 因此，大家忧虑要派遣强悍的胡人，简选任命名将，筹办整治兵器，挑选战士，耗尽府库财物，竭尽土地所产的一切。用来供奉将军的东西，还有什么要求不能满足呢？君臣相继而行，共同护卫军旗；作战时列成雁行，赋税方面奉献财物。即使倾倒仓库、耗尽府藏，剥取百姓的财物，上下仍然欢欣拥戴，没有人敢说辛劳。为什么呢？因为都推心置腹地表达忠贞赤诚之情，竭尽各家各户肝脑涂地的打算；唇齿相依、辅车相依，彼此并不是在施舍恩惠。大家认为将军与众人心意相合、融为一体，一定会共同施威、相互配合，抵御寇贼、安定家国。哪里料到凶险奸邪的人的谗言，凭空捏造事实，诱导人谋求奸利，以至于使将军突然改变主意，忘掉孝友之仁，听信豺狼的谋划，诬蔑先公废立之事，违背近亲居丧的名分，悖逆纲纪之理，不顾逆顺的节义，强行更换冀州之主，想要继承先公的位置。于是放纵军队劫掠，屠杀城中百姓和官吏，交错的尸体铺满原野，被剃去头发、割断肢体的百姓遍布荒野，冤魂在幽冥中痛苦，伤者在草丛荆棘间号哭。又图谋夺取邺城，答应把财物和妇女赏赐给秦人、胡人，预先划定了分配界限。有人听说他曾命令吏士说：‘我虽然有老母亲，也只让她身体完整罢了。’ 听到这话的人，没有不惊骇失色的；大家痛心流泪，使太夫人在内室忧伤、悲愤、郁闷。我州的君臣、士人和朋友都假寐叹息，手足无所措置。想到若想让军队安静下来，拱手沉默，听从您的谋划，就害怕违背《春秋》中为君王而死的节义，给太夫人带来不可预料的祸患，也使先公盖世的功业毁灭。三军愤慨，每个人都怀有私愤，我将军推辞不得已，于是发生了馆陶之战。当时表面上是为了抵御寇贼，实际上是来请罪；既没有得到赦免，又因屠杀和侮辱而各自心怀二意，临阵便失败。我将军进退都没有功效，首尾受到夹击，掌管军队的人逃跑躲避，不敢辞别。我们还以为将军或许会稍稍施行亲亲之仁，留给我们缓追的恩惠；可是您却追踪蹑迹，使我们无处逃命。困兽必然搏斗，因此冒犯了您的严厉行军，而您的军队却土崩瓦解。这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而是天意。此后我们又希望将军改正过去、修治未来，约束自己而恢复礼制，追寻恢复兄弟亲爱如初；可是您却放纵情欲、任意发怒，急于毁破家门，踮脚而立，联合外部仇敌，散布兵锋、纵火焚烧，增加毒害，烽烟彼此相望，流血延续千里，留下毁坏的城池和困苦的百姓，使人引颈悲怨。即使想不救援，哪里能够停止呢！所以最终率军向东进发，守卫正当疆界；虽然接近郊外营垒，却没有侵入您的境域。然而远望您的旌旗，能不长久叹息吗？我审配等人本是先公的家臣，奉行废立的命令；而袁谭等人扰乱国家、败坏家门，礼法自有常刑。因此我们奋尽疲敝州郡的赋税，来除掉将军的祸患。如果上天启发将军之心，使您早日施行诛罚，那么我将军就会匍匐在将军的股掌之下悲号，审配等人也将袒露身体，等待斧钺之刑。” 如果您一定不肯悔改，执意要使国家灭亡，那么袁谭的首级不会悬挂起来，军队也不会回头。希望将军详细斟酌事情的利害，赐给我们环和玦。” 建安十二年，曹操在柳城击破乌桓。太祖刚开始征讨柳城时，刘备劝说刘表派兵袭击许都，刘表没有听从。等到太祖返回，刘表对刘备说：“没有采用您的意见，所以错过了这次大好机会。”刘备说：“如今天下分裂，天天发生战争，机会的到来哪里会有尽头呢？如果以后还能抓住机会，这次没有抓住也不值得遗憾。” 先主在隆中拜见诸葛亮。诸葛亮家居南阳郡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那里称作“隆中”。建安十三年，曹操征讨刘表。刘表去世，他的儿子刘琮迎接曹操投降。魏武帝平定荆州后，分出南郡，把枝江以西划为临江郡。先主逃走，准备据守江陵，曹操追赶他。王威劝刘琮说：“曹操已经得到将军的投降，刘豫州也已经逃走，他一定会松懈而没有防备，轻装单独前进。如果给我几千名奇兵，在险要处截击他，就可以擒获曹操。擒获曹操，就会威震天下，可以安坐而像虎一样行进；中原虽然广大，也可以发布檄文而平定，不只是取得一次胜利、保住今天而已。这是难以遇到的机会，不能错过。”刘琮没有采纳。先主在当阳战败，因归附他的人很多，便拥众停留，没有继续前进。习凿齿说：“刘玄德虽然颠沛流离、身处险难，但信义反而更加彰明；形势逼迫、事情危急时，说话仍不失正道。追念刘景升对他的顾念，于是三军都受到感动；留恋那些奔赴义理的人，于是甘愿与他们一同失败。看他用来结交、联络人心的方法，难道只是给士卒分酒、抚慰寒冷、亲自含蓼草以尝苦味、询问疾病而已吗？他最终成就大业，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当时曹操已经平定荆州。张松拜见曹公，曹公正自负夸耀，不肯接纳和记取张松。张松回去后，便劝刘璋同曹操断绝关系。习凿齿说：从前齐桓公一次夸耀自己的功劳，就使九国叛离；曹操暂时自我骄矜夸耀，天下便三分了。这些人都是在几十年内辛苦取得成就，却在举手投足之间把它丢掉，难道不可惜吗！所以君子勤勉谦逊，即使太阳偏西仍不懈怠；忧虑自己不能礼贤下士。功劳很高，却把自己置于众人之上；地位尊贵，却用谦卑来守持。感情接近众人，所以虽然尊贵，人们并不厌恶他的尊重；恩德惠及众生，所以事业越广大，天下越为他的成就感到欣喜。这样才能拥有自己的富贵，保全自己的功业，在当时显赫尊荣，把福泽传给百世，哪里有什么值得骄矜的呢！君子因此知道曹操不能最终兼并天下。”

译建安十四年，孙权上表推荐刘备担任荆州牧。吕范劝孙权采纳，鲁肃说：“不可以。将军虽然神武盖世、应时而生，但曹公的威势和力量确实强大；他刚进入荆州，恩德和信誉还没有普遍建立，应当把荆州借给刘备，让他安抚治理。多树立一个曹操的敌人，同时为自己培植党羽，这是上策。”孙权立即听从了他的意见。建安十五年，刘备改分南郡，设置宜都郡。刘备向成都进军，沿途所经过的地方都攻克了；在涪县举行盛大集会并奏乐，庞统认为这不是仁义之师应有的行为。习凿齿说：所谓霸王，必须以仁义为根本，以信义和顺从为宗旨；其中有一项不具备，他的道路就会偏离。如今刘备袭击并夺取刘璋的土地，借此成就功业，背弃信义、违背情理，德行和义理都有过失；即使功业因此兴盛，也应当深深痛惜这种失败，正如砍断手臂而保全全身，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庞统担心这些话泄露传播，知道他的君主一定会醒悟，所以在众人面前纠正他的过失；他没有采取通常谦逊的方式，而是显得十分严正，充分表现了直言极谏的风格。君主有过失而能加以匡正，说明有贤臣；能够采纳正确意见而不固执，说明遵从道理。有贤臣，君主的地位就更加尊隆，朝堂就更加高大；遵从道理，群臣的谋略就能全部施展。一句话同时彰显三种善处，一次进谏使义理昭彰百代，可以说是通达大体了。如果爱惜小的过失而废弃大的益处，因这番直言而自我矜持，断绝接受远大正直意见的道路，那么能够成就功业、完成政事的人，从来没有过。” 建安十九年，玄德击破刘璋。先主进入益州后，吴国派人迎接孙夫人。孙夫人想带太子回吴，诸葛亮派赵云率兵截断江面，刘太子这才得以留下。法正劝先主娶刘焉的儿子刘瑁的妻子吴氏。习凿齿说：婚姻是人伦的开端，是王道教化的根本；普通人尚且不能没有婚姻方面的补益，何况君主呢？晋文公废弃礼制而采取权宜办法来成就事业，所以子犯说：‘有所求于人，必须先顺从他；即使要夺取他的国家，何况他的妻子呢？并不是没有缘故就可以违背礼教。’如今先主没有权宜之事的逼迫，却援引从前的过失作为比方，这不是用尧、舜之道来引导君主。先主听从了他，这是错误的。” 建安二十年，张鲁向曹操投降。习凿齿说：张鲁想称王，阎圃劝阻了他，如今太祖追封阎圃为列侯。赏罚，是用来惩罚恶行、勉励善行的；只要能够借此向众人彰明法度和教训，就不分远近、幽深。如今阎圃劝张鲁不要称王，而太祖追封他为列侯，将来的人谁不会考虑顺从呢？堵塞根本的源头，末流自然会停止，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却重视那些焦头烂额、冒死作战的功劳，把丰厚爵位和重赏只给拼死作战的士卒，那么百姓就会从动乱中获利，风俗就会争相崇尚杀伐，凭借兵器和武力，战争就不会停止。太祖这次封赏，可以说是懂得赏罚的根本；即使商汤、周武王处在这个位置，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过他的。” ○先主 章武元年，群臣想推举先主登上皇帝之位，费诗上疏进谏，违逆旨意而被降职。习凿齿说：开创基业的君主，必须等天下大定之后才正位；篡夺统绪的君主，则必须迅速建立名号来凝聚众心。因此惠公朝见秦国时，子圉便得以即位；更始帝还在世，光武帝就举兵称号。难道这是忘掉君主而谋求私利吗？是为了社稷的缘故。如今先主聚合义兵，将要讨伐贼寇。贼寇强大，祸患严重，君主死去，国家丧亡，二祖的宗庙断绝而无人祭祀；如果不是亲近贤德之人，谁能继承这一事业，承续祖先、配享上天呢？这不是把咸阳作为比方，而是凭借正义讨伐逆贼，在这个时候有什么可推辞的呢？不如赶快尊奉有德之人，以奉行大统，使百姓欣喜地恢复正统，使世人看见旧有的制度；奉行顺义的人同心协力，依附逆贼的人一同恐惧。如今正是时机，却可以说是昏暗迷惑了。费诗被贬黜降职，是应该的！” ○后主

译先主去世，刘禅即位。遗体尚未下葬，也还没有过一个月，就改年号为建兴，这是不合礼制的做法。习凿齿说：“按照礼制，国君即位，要过一年之后才改年号，是因为臣子和百姓的心情不忍在一年之内出现两个君主。如今可以说是急迫而不懂礼制了！君子因此知道蜀国不可能向东迁移。” 建兴三年，诸葛亮在南中，各处作战都取得胜利。听说孟获为夷人、汉人共同敬服，便招募人把他活捉送来。擒获后，让他观看营阵，问道：“这支军队怎么样？”孟获回答：“先前我不知道虚实，所以失败。如今承蒙您让我观看营阵，如果只是这样，既已知道底细，就容易取胜了。”诸葛亮笑着放他回去再战，七次释放，七次擒获，但诸葛亮仍然把孟获遣还。孟获停留下来不肯离去，说：“您真是上天的威势，南方人不会再反叛了。”于是诸葛亮进军到滇池。南中平定后，便都任用当地的渠帅作为官员。有人劝谏诸葛亮，诸葛亮说：“如果留下外地人，就必须留下军队；军队留下，就没有粮食供给，这是第一件难办的事。况且夷人刚刚遭受破坏，父兄又有死亡丧失；留下外地人却不留军队，一定会酿成祸患，这是第二件难办的事。再者，官吏屡次犯有废黜、杀人的罪过，自己也嫌疑和罪衅很重；如果留下外地人，最终彼此不会互相信任，这是第三件难办的事。如今我想做到不留军队、不运粮食，同时使纲纪大致安定、夷人和汉人大致安宁，所以才这样做。” 建兴六年，街亭战败，马谡被下狱后去世。习凿齿说：诸葛亮不能兼并上国，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晋国人筹划林父后来渡济水的事，所以废弃法令而收取功效；楚成王已经得到得臣的帮助，却杀死他来加重失败。如今蜀地偏僻鄙陋，只是一方之地，人才又少于中原，却杀掉其中的俊杰，退而使用低劣之才；把彰明法令置于人才之上，不借鉴三次失败的教训，却想成就功业，不是很难吗？况且先主曾告诫说马谡的才能不可以大用，难道不是说他没有才干吗？诸葛亮接受了这项告诫却没有遵守，正说明马谡很难废弃。作为治理天下的总管，想要充分发挥众人的力量，却不衡量才能、区别任用，随着器量授予事务；如果自以为看得太透，就违背明主的告诫；裁处失当，就杀掉有益的人。这样的人很难说是懂得智慧的。” 有人劝诸葛亮再增加兵力，诸葛亮说：“大军在祁山、箕谷，都比贼军多，却不能击破贼军，反而被贼军击破，那么这个祸患不在兵少，而在一个人。如今应当裁减兵员、损抑将领，明确惩罚，反省过失，考察将来的变通之道；如果不能这样做，即使兵多又有什么用！从今以后，凡是对国家有忠诚谋虑的人，只管努力攻击我的缺点，那么事情就可以安定，贼军就可以消灭，功业便可以跷足等待了。”于是考察微小的功劳，甄别勇烈壮士；归咎自己，责备自身，把自己的过失公布天下；整治兵器，讲习武事，以作为日后的谋划。军队得到简练，百姓忘记了战败。诸葛亮听说孙权击破曹休，魏军向东进发，关中空虚薄弱。十一月，上表说：“先帝考虑到汉室与贼寇不能并立，王业不能偏安，所以把讨伐贼寇的任务托付给臣。以先帝的明察衡量臣的才能，当然知道臣讨伐贼寇是才能弱而敌人强；然而如果不讨伐贼寇，王业也会灭亡，只是坐等灭亡，与讨伐贼寇相比哪个更好呢？所以先帝把任务托付给臣而不疑虑。臣接受遗命那天起，睡觉不能安席，吃饭没有滋味，思考北伐，认为应先进入南方，于是五月渡过泸水，深入不生长庄稼的荒芜地区，几天的粮食合并成一天来吃。臣并不是不爱惜自己，只是考虑到王业不能在蜀都偏安而保全，所以冒着危难来奉行先帝的遗愿，而议论的人却说这是错误的计策。” 如今贼军刚在西面疲惫，又在东面忙于应战，兵法说应乘敌疲劳而进攻，这正是进军趋敌的时候。谨把事情分条陈述如下：汉高帝的英明如同日月，谋臣的谋略深广，然而仍然经历险难、身受创伤，在危急之后才获得安定。如今陛下还比不上高帝，谋臣也不如张良、陈平，却想凭借长远谋略取得胜利，坐等天下安定，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一点。刘繇、王朗各自占据州郡，谈论安定、谋划计策，动不动就援引圣人，满腹疑虑，胸中充满众多困难；今年不作战，明年不出征，就会让孙策坐大，最终兼并江东，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二点。曹操的智谋远远超过常人，他用兵仿佛孙武、吴起，然而仍然在南阳困顿，在乌巢陷入险境，在祁连遭遇危急，在黎阳受到逼迫，几乎在北山败亡，差点死于潼关，然后才能暂时安定局势；何况臣才力弱小，却想不经历危险便平定天下，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三点。曹操五次攻打昌霸而不能攻下，四次越过巢湖而没有成功，任用李服而被李服谋害，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常称曹操有才能，他尚且有这些过失，何况臣如此低劣，怎么能保证必胜呢？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四点。自从臣到汉中，不过相隔一年；然而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以及部曲、屯将已经损失七十多人，还有突将无前。” 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多人，这些都是在几十年内从四方聚集起来的精锐，并非一个州所有；如果再过几年，就会损失三分之二，那时将凭什么谋划对付敌人呢？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五点。如今百姓困穷，军队疲惫，而事情又不能停止；事情不能停止，那么停留和进军所耗费的劳力财物正好相等，却不能趁虚谋取胜利，反而想凭一个州的土地同贼军长期相持，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六点。事情难以预料。过去先帝在楚地战败，当时曹操拍手称庆，以为天下已经平定。后来先帝向东联合吴、越，向西取得巴、蜀，发兵北伐，夏侯授首；这是曹操错误的谋划，而汉室的事业将要成功。后来吴国又违背盟约，关羽败亡，秭归失利，曹丕称帝。所有事情都是这样，很难预先料到。臣恭敬谨慎，竭尽力量，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不是臣的明智能够预先看见的。”于是发生了散关之战。曹休与吴军交战，战败；贾逵救援他，于是军势得到振作。当初，贾逵与曹休关系不好，曹休仍想因贾逵延误期限而治他的罪。习凿齿说：“贤人处世，对外忘却自身、谦虚自处，对内把自己置于众人之下，嫌疑和忌恨的名声从哪里产生呢？有嫌疑和忌恨名声的人，一定是把自己同别人对立起来，把胜负看成自身的事情。如果因为个人的怨恨而使国家失败、百姓灭亡，即使对方倾覆，对我有什么好处？如果对我没有好处，趁机加害他又是为了什么？把这种做法当作道理，只是奴仆般的心肠罢了。如今贾逵忍住个人的愤怒，急于救助曹休的危难，冒着艰险而使他免于祸害，使功劳显扬于明君面前，使恩惠施及百姓，使自身登上君子之途，也使敌人的内心因义理而惭愧；即使是豺狼老虎，也将不知所报，更何况曹休呢？这样看来，救济对方的危难，正是成就自己的胜利；不计较旧日的怨恨，正是使对方心服。公义成就了，个人利益也得到弘扬，可以说是善于争胜的人。对于那些不能忘记胜负的人来说，不从这个道理出发而能够取得胜利的，从来没有。”

译建兴七年，这一年，孙权称帝，他的群臣以两国并尊二帝为由前来告知。议论的人都认为同孙权交往没有益处，而且名分和体制不相顺，应当公开表明正义，断绝与他的盟好。诸葛亮说：“孙权怀有僭越叛逆之心已经很久了，国家之所以暂且不计较他的罪衅，是为了寻求犄角相援的力量。如今如果公开同他绝交，他仇视我们一定会更深，那就应当把军队转移到东面驻守，同他较量，必须兼并他的军队，才能谋划中原。那里贤才还很多，将相和睦，不可能一朝平定。军队停驻相持，坐等年老，使北方的贼寇得逞，这不是上策。从前汉文帝对匈奴使用谦卑的言辞，先帝优厚地同吴国结盟，都是根据权宜之变通、从长远利益出发的做法，不是普通人的短见所能相比的。如今议论的人都认为孙权占据鼎足之势，不能同我们合力，而且志向愿望已经满足，没有继续进取的心思；这样推断，都似是而非。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智力和力量比不上我们，所以只能凭长江自保；孙权不能越过长江，就像魏贼不能渡过汉水，并不是力量有余而不取利益。如果大军前去讨伐，他在上面应当分割自己的土地，作为日后的谋划；在下面应当掠取百姓、扩张境地，在内部显示武力，不会只是坐着不动。假如任由他不动而同我们和睦相处，那么我们北伐就没有向东面顾虑的忧患，黄河以南的军队也不能全部向西调动，这种好处已经很大了。” 孙权僭越的罪行，暂时不宜公开揭露。于是派卫尉陈震去祝贺孙权正式称帝。建兴九年二月，蜀军讨伐魏。诸葛亮包围祁山，招请鲜卑轲比能，轲比能等人到达原北地郡的石城来响应诸葛亮。这时魏大司马曹真生病。司马宣王从荆州入朝，魏明帝说：“西方的事情十分重要，除了你没有可以托付的人。”于是派他向西驻守长安，任命张郃为都督，统辖费耀、戴陵、郭淮等人。司马宣王让费耀、戴陵留下精兵四千守卫上邽，其余军队全部出发向西救援祁山。张郃想分兵驻守雍、郿，司马宣王说：“如果估计前军能够独自抵挡敌人，将军的话是对的；如果不能抵挡，却分成前后两军，这就是当年楚军三军被黥布擒获的原因。”于是继续追赶。诸葛亮分兵留下继续进攻，自己迎击司马宣王于上邽。郭淮、费耀等人拦击诸葛亮，诸葛亮击败了他们，趁机大举割取当地的麦子；又在上邽以东与司马宣王相遇，便收拢军队依托险要地势，双方军队不能交战。诸葛亮带兵退回，司马宣王随后追到卤城。张郃说：“他们远道而来迎击我们，我请求交战却得不到允许，这是认为我们有利于不战，想用持久的计策制服他们。而且祁山知道大军已经接近，人心自然会固守，我们可以停驻在这里，分出奇兵，显示要从他们后方出击；不应当向前推进却又不敢逼近，白白失去民众的信望。” 如今诸葛亮的军队远道悬驻，粮食又少，也将要离去了。”司马宣王不听，所以继续追赶诸葛亮。到了以后，他又登山挖掘营垒，却不肯交战。贾诩、魏平多次请求交战，并且说：“您害怕蜀军就像害怕老虎一样，怎么能忍受天下人的嘲笑！”司马宣王对此很忧虑。各位将领都请求交战。五月辛已，于是派张郃进攻南面的营垒，攻击无当监何平。司马宣王亲自从中路向诸葛亮进军。诸葛亮派魏延、高翔、吴班前去抵挡，大败魏军。魏军被斩获三千首，缴获铠甲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司马宣王退回据守营垒。建兴九年冬十月，江阳到江州一带，有鸟从江南飞渡到江北，不能到达，掉入水中死亡的以千计数。建兴十一年，吴国授予公孙渊燕王的封号。张昭进谏，孙权不听，于是张昭不上朝；后来孙权多次向他道歉，张昭仍不起身，孙权便烧他的门来威吓他，张昭反而把门户关得更紧。习凿齿说：“张昭在这件事上就算不上臣子了！做臣下的，三次进谏而君主不听，就应当保全自身退去；只要自身没有断绝君臣关系，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秦穆公违背进谏，最终称霸西戎；晋文公一时发怒，最终成就大业，并留下誓言，以悔过之意被记录下来；狐偃也没有说出怨恨决绝的话，君臣之道通达，上下都获得荣耀。如今孙权悔恨过去的错误而寻求张昭，后来更加反省、降低身分，不久就恢复正确，这就是他的长处。张昭作为臣子，本应估量孙权已经走上正道，匡正他后来的过失，早晚不懈，以延续将来的声誉；却追究过去不被采纳的愤恨，把罪责归于君主，关门拒绝君命，坐等被焚灭。难道不是悖逆吗！” 建兴十二年二月，蜀军讨伐魏，诸葛亮亲自到达，多次挑战。司马宣王也上表坚决请求交战，魏明帝派辛毗持节来约束他。姜维对诸葛亮说：“辛佐治手持符节而来，魏军不会再出战了。”诸葛亮说：“他本来就没有交战的意愿之所以坚决请求交战，是为了在他的部众面前显示武力。将领在军中，对君主的命令有时可以不接受；如果真能约束我，怎么会从千里之外来请求交战呢！” 秋八月，诸葛亮在郭氏坞去世。杨仪等人整顿军队撤出，百姓奔走告诉司马宣王，司马宣王追赶他们。姜维命杨仪调转旗帜、击鼓，做出要迎击司马宣王的样子，司马宣王不敢逼近。于是杨仪列成阵势离去，进入山谷后才发丧。司马宣王退兵时，百姓因此编成谚语说：“死了的诸葛亮吓走了活着的仲达。”有人把这话告诉司马宣王，司马宣王说：“我能料知活着的人，却不能料知死去的人。” 魏延作乱，杨仪进攻并斩杀了他。当初，董恢字休绪，是襄阳人。他进入蜀国后，任宣信中郎，作为费祎的副使出使吴国。孙权曾经大醉，问费祎说：“杨仪、魏延，不过是牧童和小人，虽然曾有过像狗叫鸟鸣那样的小功劳，对当时的事务也有作用，但既然已经任用他们，势力就不能轻视；如果一天没有诸葛亮，他们一定会作乱。各位竟昏昧无知，完全不知道预先防备忧虑这件事，难道这就是所谓为后代子孙谋划吗？”费祎茫然地环顾四周，不能立即回答。董恢向费祎使眼色，说：“杨仪、魏延的不和起因只是个人怨恨，并没有黥布、韩信那种难以驾驭的野心。如今正要扫除强敌，使天下统一。功业要靠人才成就，事业要由人才扩展；如果舍弃他们而不用，只防备将来的祸患，就像明明预料有风波，却反而先废弃船和桨，不是长远的计策。”孙权大笑而高兴。诸葛亮听说后，认为这话说得有见识。董恢回来还不到三天，诸葛亮就征召他为丞相府属，升任巴郡太守。当初，廖立因为怨恨和诽谤被废黜。等到诸葛亮去世，他流着泪说：“我终究要成为左衽之人了！”李平先前也因罪被废黜，希望重新得到任用，听到这个消息后，也发病而死。习凿齿说：从前管仲夺取伯氏的骈邑三百户，直到死都没有一句怨言，圣人认为这是很难做到的。诸葛亮使廖立流泪，使李严至于死亡，难道只是没有怨言而已吗？水最平，邪曲之物也会以它为取法；镜子最明，丑陋的人也会忘记发怒。水和镜子能够穷尽照见万物而不被怨恨，是因为它们没有私心。水镜无私，尚且可以免于诽谤，何况大人君子怀有使人乐于生存的心意，施行怜悯宽恕的德行；法令施行于不可不惩治之人，刑罚加在自己犯罪的人身上，授予爵位不是出于私情，诛杀罪人也不因愤怒，天下还有不服的人吗？诸葛亮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善于使用刑罚了！自秦、汉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人。

译建兴十三年，魏青龙三年，郭太后去世。当初，甄后的被杀，是由于郭后的受宠。到了入殡时，命人让甄后披散头发遮住脸，用糠塞住嘴，随后立郭后为后，让她抚养明帝。明帝知道这件事，心中一直怀着怨恨，多次哭着询问甄后死亡的情状。郭后说：“先帝是自杀的，你为什么要责问我？况且你作为人子，难道要追究杀死父亲的仇恨，为了前母而冤杀后母吗！”明帝发怒，于是逼迫郭后自杀，并命令主持殡葬的人按照甄后的旧例办理。氏池县的大柳谷昼夜激起波涛，涌动泛滥，声音像雷一样。天亮时，有一块青色石头竖立在水中，长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上刻画着十三匹马、一头牛、一只鸟以及八卦玉玦的形象，都向外隆起，文字写着：“大讨曹，适水中，甲寅。”皇帝厌恶其中的“讨”字，命人凿去，改成“计”字。用青色石头把它堵住，过了一夜，白石又布满了。到了晋朝初年，文字更加清楚，马的形象都光彩明亮，像玉一样。青龙三年七月，曹叡的崇华殿发生火灾。当时各郡国有龙出现，共出现九次，所以改名为九龙殿。建兴十五年，魏景初元年，魏帝迁徙盘，盘折断了，声音传到几十里外。有金狄像哭泣，于是把它留在霸城。高堂隆去世。习凿齿说：“高堂隆可以说是忠臣了。君主奢侈，他常常思考如何进谏其过恶；将要死时仍不忘忧虑国家，正直的言辞能够震动昏庸的君主，明确的警戒在身后得到验证，正直敢谏足以激励世人，德行和声誉在死后反而更加彰显，难道不能说他既忠诚又明智吗！《诗经》说：‘听取并采用我的谋划，也许可以少些大的悔恨。’又说：‘竟然这样不肯听从，天命因此倾覆。’说的就是高堂隆。” 延熙元年，魏景初二年，公孙渊自立为帝，称绍汉元年。听说魏人将要讨伐他，又向吴国称臣，请求吴国出兵北伐来救自己。吴国人想杀掉他的使者，羊■说：“不可以这样做，这是放纵一个匹夫的怒气而抛弃霸王的谋略。不如趁机厚待他，派奇兵秘密前往，帮助他取得成功。如果魏军讨伐公孙渊不能取胜，而我军远道赶赴，那么恩德将结交远方夷人，正义可以覆盖万里；如果战争接连不断不能停息，首尾彼此隔绝，那么我们就可以夺取魏国旁边的郡县，驱赶百姓回来，也足以招致上天的惩罚，报复并洗雪从前的事情了。”欢说：“好。”于是整顿军队大举出兵。他对公孙渊的使者说：“请等候以后再作答复，应当遵从文书；一定同令弟共同安危、共存亡，即使死在中原，也是我甘心情愿的。”又说：“司马懿所向无敌，我深深替令弟忧虑。” 魏帝问蒋济：“孙权会救援辽东吗？”蒋济说：“他知道魏国防备坚固，无法取得利益；深入进军不是力量所能做到的，浅入又会劳师而无所收获。孙权即使亲生子弟处于危难之中，尚且将不采取行动，何况是异域之人，又加上过去所受的羞辱呢！如今他之所以在外面宣扬这种声势，是要使他的使者误以为我们有所疑虑；只希望我们不能取胜，以便破坏以后对辽东的行动罢了。然而沓渚一带距离公孙渊还很远，如果双方大军相持，事情不能迅速解决，那么孙权浅近的谋划也许会趁机以轻兵袭击，难以预料。” 秋天，有彗星出现在张宿。史官对皇帝说：“这里是周的分野，洛邑会厌恶这种天象。”于是大规模修习禳解祈祷之术来压制它。十二月，皇帝任命燕王曹宇为大将军，让他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共同辅政。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长期独占权势和宠幸，向来被秦朗等人所不喜欢，害怕以后遭受祸患，便图谋离间他们；而曹宇经常在皇帝身边，所以没有机会进言。甲申日，皇帝气息微弱，曹宇走下殿去呼叫曹肇商议事情，还没有回来，皇帝的病情却稍稍缓解，只有曹爽独自在旁。刘放知道后，叫孙资来商议。孙资说：“不能妄动。”刘放说：“都要一起落入鼎镬，还有什么不能做的？”于是急忙上前拜见皇帝，流着泪说：“陛下气息微弱，如果发生不测，将把天下托付给谁？”皇帝说：“你没有听说要任用燕王吗？”刘放说：“陛下忘了先帝的诏令，藩王不得辅政。况且陛下正患病，而曹肇、秦朗等人竟同才人和侍奉您治病的人嬉戏。燕王拥兵面南而坐，不让我们进来，这就是竖刁、赵高一类的人。如今皇太子年幼软弱，不能统理政务；外面有强暴的敌寇，内部有疲劳怨恨的百姓。陛下不作长远的存亡考虑，却只顾眼前的旧日恩情，把祖宗的事业交给几个宦官，卧病几天，内外阻隔，国家危急，而自己却不知道，这正是我们臣下痛心的原因。” 皇帝听了刘放的话，大怒说：“谁可以任用？”刘放、孙资于是推举曹爽取代曹宇，又进言说：“应当下诏让司马宣王参与辅政。”皇帝同意了。刘放、孙资出去，曹肇进来，流着泪坚决进谏，皇帝让曹肇命令停止此事。曹肇走出门，刘放、孙资快步赶去，又劝说皇帝停止任命，皇帝再次听从了他们的话。刘放说：“应当写一份亲笔诏书。”皇帝说：“我病得很重，不能写。”刘放立即登上床，握住皇帝的手，强行让他写成诏书，随后拿着诏书出去，大声说：“有诏令，免去燕王曹宇等人的官职，不得停留在宫省之中。”于是曹宇、曹肇、夏侯献、秦朗彼此哭泣着回到府第。延熙四年，魏正始二年，吴赤乌四年，零陵太守殷礼对孙权说：“如今上天抛弃曹氏，丧亡和诛杀接连出现。正值群雄争夺之时，却由幼童主持政事。陛下亲自统率军队，夺取混乱之地，攻取衰亡之国，应当清除荆、杨二州的土地，动员强弱不同的人力：强壮者拿戟作战，羸弱者负责运输；向西命令益州军队进驻陇右，交给诸葛瑾、朱然大军，指向襄阳；陆逊、朱桓另行征讨寿春；陛下亲自进入淮阳，经过青、徐二州。襄阳、寿春困于敌军进攻，长安以西的军队又要应付蜀军，许、洛的军队势必分离。两面夹击使敌军瓦解，百姓一定会在内部响应；将帅分别迎敌，或许会失去有利时机；只要一支军队战败，三军就会离心，便应当喂饱战马、给车辆上油，攻陷城邑，乘胜追击败军，以此平定华夏。若不动员全部军队，只按照过去轻率出兵，那么就不足以成就大事，反而容易屡次退兵。百姓疲惫，威势消散，时机过去，力量耗尽，这不是出兵的办法。”孙权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延熙七年，魏正始五年，曹爽到达长安，和夏侯玄进入汉中。司马宣王对夏侯玄说：“《春秋》责备大德之人尤其严厉。从前武皇帝两次进入汉中，几乎遭到大败，这是您所知道的。如今兴平的道路地势极其险要，蜀军已经先行占据；如果进军不能获得交战机会，退兵又被拦截断绝，军队一定会覆灭。您将怎样承担这个责任！”夏侯玄害怕了，便告诉曹爽，带兵退回。费祎进兵占据三岭以截击曹爽，曹爽争夺险要之地苦战，仅仅得以通过。所征发的牛马和运输人员，死亡损失几乎殆尽，羌、胡人怨声叹息，关右地区也全部空虚耗损了。

译夏侯玄以知人著称。陈蹇的哥哥陈丕在世上很有名望，同夏侯玄是亲密朋友，夏侯玄曾拜见陈丕的母亲。陈蹇当时任中领军，听说夏侯玄曾到过他家，高兴地回去；进门后，夏侯玄说：“我们之间的交往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陈蹇站在门口，很久后说：“就像您说的那样。”于是快步离开，神色意气自然如常，夏侯玄因此非常了解并赏识他。延熙九年，魏正始七年，吴赤乌九年。这一年，吴将朱然进入柤中，斩杀、俘获数千人；柤中的百姓和官吏一万多家渡过沔水。司马宣王对曹爽说：“如果立即让他们回来，一定会再次招来敌寇，应当暂且把他们留下。”曹爽说：“如今不修筑沔水以南的守备，却把百姓留在沔水以北，不是长久之计。”司马宣王说：“不是这样。凡是把事物放在安全的地方就安全，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所以兵书说：成败在于形势，安危在于态势；掌握形势和态势是统率军队的要领，不可不仔细审察。假如敌军派两万人截断沔水，三万人同沔水以南的各军相持，一万人从陆路抢掠柤中，您将用什么去救援呢？”曹爽不听，最终命令他们回来。后来吴军袭击并击败了他们。袁淮对曹爽说：“吴、楚的百姓脆弱而缺乏才能，英才大材不出于那里；比较技艺、衡量力量，不足以同中原抗衡。然而自古以来他们曾经成为中原的祸患，大概是因为把江、汉当作屏障，以船只为用，形势有利就从陆路抢掠，不利就进入水中。进攻他们道路遥远，中原的长处无从施展。孙权十多年以来，一直大举在江北进行田猎，修缮整治铠甲兵器，精心加强防守，多次出兵进行盗掠，敢于远离水道，在陆地上驻扎军队，这正是中原所希望听到的消息。” 用兵之道，贵在以饱食之军等待饥饿之敌，以安逸之军攻击疲劳之敌；军队不应久战，行动不应远行，防守范围小就容易坚固，力量集中就强大。如今应当放弃淮水、汉水以南的地区，退却避开敌军。如果敌人能够进入中部地区、前来侵犯边境，就随着敌人的短处行动，中原的长处便可以发挥。如果敌人不敢前来，边境就能安定，也没有被抢掠盗窃的忧虑。使我国富足、军队强盛，政治修明、百姓团结，攻取敌国就不会觉得遥远。如今襄阳孤立地处汉水以南，敌人沿汉水上行，就会切断交通；一战取胜，敌人即使不攻也会自行屈服，所以把它放在那里对国家没有好处，失掉它也不足以感到羞辱。自江夏以东、淮南各郡，自三代以来，丧失的地方有多少，难道不是因为靠近敌国边界，容易遭到抢掠吗？如果把百姓迁到淮水以北，远远隔绝其间的联系，那么百姓就能安居乐业，哪里还会有鸡鸣狗吠般的惊扰呢？”于是没有迁徙他们。延熙十二年，魏嘉平元年，曹芳到大石山拜谒曹叡的陵墓，曹爽兄弟都随从前往。于是司马懿关闭四座城门，便同太尉蒋济一起驻扎在洛水南面的浮桥，下奏请求罢免曹爽兄弟。曹芳不知道该怎么办，返回后，夜宿伊水南面，征发屯田民数千人，设置鹿角作为营寨。司马懿逮捕曹爽等人并将其诛杀。安定人皇甫谧在九年冬天梦见自己到了洛阳，从宗庙出来，看见车马侍从非常多，有人把一件东西呈入宗庙，说：“诛杀大将军曹爽。”皇甫谧醒来后把梦告诉同乡。同乡说：“您是想做关于曹氏人的梦吗？朝廷中没有公孙强那样的人，又能怎么样呢？况且曹爽兄弟掌握重兵，又掌管尚书事务，谁敢谋害他们？”皇甫谧说：“曹爽没有叔振铎那样的请求，如果错失天机，关系就会离散，他还能凭恃什么呢？从前汉朝的阎显，依仗母后的尊贵，掌握国家的威势和命令，可以说权势极重；宦官十九人一旦行动，就把他杀死了，何况曹爽兄弟呢？” 延熙十二年，姜维出兵西平，没有取胜，却总想发动大规模进攻。费祎对姜维说：“我们比不上丞相，已经差得很远了；丞相尚且不能平定中原，何况我们呢！还不如保卫国家、治理百姓，恭敬地守护社稷；至于功业，就等待有才能的人来完成，不要因为希望和侥幸而把成败孤注一掷。如果不能如愿，到时后悔也来不及了。” 延熙十四年，司马懿杀了王凌和曹彪。当初，王凌、令狐愚谋划说，皇帝年幼，受制于强臣，不能胜任君主；楚王曹彪年长而有才干，想迎接他来拥立，以振兴曹氏。王凌派人告诉他的儿子王广，王广说：“凡是举大事，都应当顺应人心。如今曹爽因骄奢而失去民心，何平叔空有名声而不能治理政务，丁、毕、桓、邓虽然都享有长久的声望，却全都专心于争逐世俗名位。又加上他们变更朝廷典制，政令屡次改动，所保存的虽然是高远的名义，实际政事却不能下达到基层；百姓习惯于旧有制度，众人没有谁服从他们。所以他们虽然势力倾覆四海、声威震动天下，同一天被杀戮，名士减少了一半，百姓却安然接受，没有谁为他们悲哀，这是因为失去了民心。如今司马懿的心思虽然难以揣测，但他的行为还没有违反正道，而且提拔任用贤能，广泛树立声誉，修复先朝的政令，符合众人所希望的事情。曹爽所作的恶事，他没有不改正的；早晚都不懈怠，把体恤百姓放在首位。父子兄弟又都掌握军权，不容易灭亡。”王凌不听。延熙十五年，魏嘉平四年，吴建兴元年，吴国修筑东兴堤。当初，孙权修筑东兴堤来拦蓄巢湖。后来征讨淮南，堤坝毁坏，未能再修。这一年，诸葛恪率领军队和官吏，在堤坝两侧重新修筑山形工事，夹筑两座城池，派全端、留略守卫，然后率军返回。诸葛诞对司马景王说：“使敌人来而不使自己到敌人那里去，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如今可以趁吴军向内侵入，让文舒逼近江陵，让仲恭进攻武昌，以牵制吴国的上游，然后挑选精锐士卒攻打两座城池；等吴军的救兵到来以前，我们就可以大获全胜。”司马景王听从了他的意见。司马景王派王昶攻打南郡，毋丘俭进向武昌，胡遵、诸葛诞攻打东兴。诸葛恪救援东兴，派丁奉等人作为前部；丁奉于是占据徐塘，击败胡遵，大获全胜后返回。毋丘俭、王昶听说乐军败了，各自烧毁营寨逃走。朝廷商议想贬黜各位将领，司马景王说：“我没有听从公休的意见，才导致这样。这是我的过错，将领们有什么罪？”于是全部赦免了他们。当时司马文王担任监军，统领各军，只削去了司马文王的爵位而已。这一年，雍州刺史陈泰请求下诏令并州合并兵力讨伐胡人，司马景王同意了。军队还没有会合，雁门、新兴二郡因为认为将要远行作战，便惊恐反叛。司马景王又向朝廷官员谢罪说：“这是我的过错，不是元伯的责任。”于是魏人既惭愧又喜悦，都想着报答他。习凿齿说：司马大将军把两次失败归于自己，过错因此消除而功业更加兴盛，可以说是有智慧了。百姓忘记了他的失败，而下属想着报答他；即使想不使国家安定，难道做得到吗？如果讳言失败、推卸过错，把责任归咎于一切事物，只顾夸耀自己的功劳而隐瞒自己的损失，那么上下离心，贤者和愚者都离散了。这就像楚国再度失败而晋国再度取胜一样，是极其错误的！作为君主，如果确实掌握这个道理并用它来治理国家，那么朝廷不会有败坏的政务，自身也不会留下过失；即使行为有失，名声仍会传播，即使军队受挫，实际上也等同于取得战争的胜利。即使失败一百次也没有关系，何况只是两次呢！”

译延熙十六年春，诸葛恪派司马李衡前往蜀国游说姜维，要求双方共同出兵，说：“古人有句话：圣人不能造就时势，但时机到来时也不能错过。如今敌国的政权掌握在私门，内外互相猜疑隔绝，军队在外面受挫，百姓在国内怨恨；自曹操以来，他们灭亡的迹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明显。若大举讨伐他们，让吴国进攻东方，汉国进入西方，他们救援西面，东面就空虚；他们增援东面，西面就薄弱。以训练有素的军队，乘敌军空虚轻弱之时进攻，一定能够击破他们。”姜维听从了。吴国的诸葛恪包围新城。这时，姜维也出兵包围狄道。司马景王问虞松说：“如今东西两面都有战事，双方都很危急，而各位将领的意志又很沮丧，该怎么办呢？”虞松说：“从前周亚夫坚守昌邑，吴、楚两国自然败退；事情有看似弱小却实际强大、看似强大却实际弱小的情况，不能不察看清楚。如今诸葛恪把精锐部队全部带来，足以任意逞威，却坐守新城，只是想引诱我们进行一次决战罢了。如果攻城不能攻下，请求交战又得不到回应，军队疲惫，众人困倦，形势将迫使他们自行退走；各位将领不直接进攻，正是对我们有利的地方。姜维带着重兵，远道出军来响应诸葛恪，消耗我们的粮食，并不是根基深厚的敌军。而且他以为我们会把兵力集中到东面，西面一定空虚，所以才直接进军。如今如果让关中各军加倍赶路迅速前往，出其不意，他们大概就要逃走了。”司马景王说：“好！”于是派郭淮、陈泰率领关中的全部军队，解除狄道之围；又命毋丘俭等按兵不动、坚守营垒，把新城放给吴军。姜维听说郭淮进兵，因军粮不足，便退兵驻扎在陇西边界。延熙十八年，魏正元二年，毋丘俭反叛。傅嘏坚决劝司马景王出兵，司马景王没有听从。傅嘏再次说：“淮水、楚地一带的军队强劲，而毋丘俭等人依仗兵力远道作战，他们的锋芒不容易抵挡。如果各位将领交战有胜有败，大势一旦丧失，那么您的大事就失败了。”当时司马景王刚割除眼部的瘤子，伤口很重；听到傅嘏的话，突然起身说：“我请求抬着病体向东进发。” 毋丘俭战败，被诛杀。习凿齿说：毋丘俭感念明帝的遗命，所以发动了这次战役。君子认为，毋丘俭的事情虽然没有成功，却可以说是忠臣了！竭尽节操、奔赴大义，是我自己的事情；成功还是失败，则取决于时势。如果我没有遇到时势，怎么能保证成功呢？忘掉自己而不把成功强加于自己，正是成为忠臣的原因。古人有句话说：“死者能够复生，生者便不会感到惭愧。”如果说毋丘俭，可以说他做到了不愧于心。延熙二十年，魏甘露二年，诸葛诞起兵。蒋班、焦彝对诸葛诞说：“朱异等人带着大军前来，却不能前进；孙琳杀了朱异，返回江东。表面上以出兵为名，实际上只坐等成败，他们将要回去的意图已经可以看出来了。现在应当趁众人的心意还坚定、士卒还想着作战，合力拼死一战，进攻敌军的一面；即使不能完全取胜，仍然有可以保全的地方。”文钦说：“江东凭借战胜的威势已经很久了，从来没有遇到过北方的祸患。何况您如今带着十多万军队归附，而我和全端等人都共同处在必死之地，父亲、兄长、子弟全都在长江以南；即使孙綝不想这样做，主上和他的亲属难道肯听从吗？况且中原没有一年没有战事，军队和百姓都很疲惫。如今他们守我们一年，势力已经困乏，异谋就会在人心中产生，变故将要发生。按照过去推测现在，可以按日等待了。”蒋班、焦彝坚决劝说诸葛诞，文钦发怒，诸葛诞又想杀掉蒋班。两人害怕了，并且知道诸葛诞必定失败；十一月，于是相携投降。景耀元年，魏甘露三年，司马昭攻下寿春，杀死诸葛诞。文钦说：“蒋班、焦彝认为我不能出城而逃走，全端、全怿又率领部众反过来投降，这是敌军没有防备的时候，可以作战了。”诸葛诞和唐咨等人都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共同率领全部军队出城进攻。三次叛乱平定后，司马昭允许收殓安葬文钦。习凿齿说：从此天下人都畏惧他的威势而感念他的恩德了。君子认为，司马大将军在这次战役中，可以说能够用恩德使人归附。建立功业的人各不相同，各有所崇尚，不能兼而并用。所以，穷极武力的雄主因不仁而灭亡，保存仁义的国家却因怯懦退缩而丧失。如今一次出征就擒获三名叛将，大规模俘获吴军，席卷淮河沿岸，俘虏和斩获十万人，可以说很壮盛了。然而还没有来得及安坐享受成果，就放弃了王基的功劳，向吴人施加恩惠，结交异族的情谊；又厚待并安葬文钦，忘掉从前的嫌隙，不责罪诸葛诞的部众，使吴地士人心怀惭愧。这样功劳很高而人们乐于看到他成功，事业广大而敌人也感念他的恩德；武功和威势已经施行，文治和谋略又都周密。推行这样的道理，天下还有谁能够抵挡他呢？” 八月，髦到太学养老。皇帝向王祥询问治国之言，王祥回答说：“从前圣明的君王礼乐已经完备，又以忠诚来充实它；忠诚的表现，会显现在言语和行动中。德行高尚的人，行动合乎天地，天地尚且不会违背他，何况人呢？” 九月，吴国的孙綝废黜他的君主孙亮，桓彝不肯署名，孙綝便杀了他。桓彝是魏国尚书令桓阶的弟弟。景耀二年，魏甘露四年，正月。在此以前，魏国境内的井中屡次出现龙。当时龙仍然出现，众人都认为这是吉祥。皇帝说：“龙，象征君主的德行。如今它既不在天上，也不在田野，却屡次屈身于井中，这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作《潜龙》诗来自我讽谏，司马文王见到后很厌恶。景耀三年，魏景元元年，司马昭杀死他的君主高贵乡公曹髦以及王经。自从曹芳的事情以后，魏国人裁减、撤除旧日的宫廷宿卫，再也没有铠甲，宫门的戍卫也只剩下老弱之人。曹髦见威权一天天丧失，无法抑制愤怒。于是召见侍中王沈、尚书王经、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的心思，路人都知道。我不能坐等受废黜和羞辱，今天应当和你们亲自出去讨伐他。”王经劝谏说：“从前鲁昭公不能容忍季氏，失败逃走而丧失国家，被天下人耻笑。如今权力掌握在司马昭门下，已经很久了。朝廷内外、四方之人都为他拼死效力，不顾顺逆的道理，并不是一天形成的。况且宿卫空虚，兵甲缺少，陛下凭什么作为依靠，却突然这样做？这难道不是想要除掉疾病，反而使病情更加严重吗？祸患恐怕不可预测，应当慎重详察。”皇帝不听，于是拿出怀中的诏令牌扔到地上，说：“行动已经决定了！即使真的死了，又有什么可遗憾的？何况未必会死呢！”于是入内禀告太后。王沈、王业奔走去告诉文王，文王为此作了防备。曹髦于是率领数百名僮仆，击鼓喧喊着出宫。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进入宫中，在东正门遇到曹髦，左右人喝斥他，司马伷的部众逃散。中护军贾充又在南阙下面迎击曹髦，两军交战；曹髦亲自拔剑，挥动部众想要退走。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事情危急了，应当怎么办？”

译贾充说：“公养育你们这些人，正是为了今天。今天的事情，不必再问什么了。”成济立即抽出戈，跃步上前刺向曹髦，戈刃从后背穿出。文王听说后大惊，自己跌倒在地，说：“天下人会怎样议论我呢！”太傅司马孚奔跑前往，枕着皇帝的大腿哭泣，悲痛异常，说：“杀死陛下，是我的罪过。” 于是召集百官商议这件事。司马昭流着眼泪问陈泰：“怎样才能让我处置这件事？”陈泰说：“您光辅数代，功劳盖过天下，本来应当比迹古人，把美名流传后世。如今突然发生弑君之事，难道不可惜吗？赶快杀掉贾充，还可以用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司马昭说：“公闾不能杀，你再想想别的办法。”陈泰厉声说：“我的意见只有这一条，除此之外没有值得交付的办法了。”回去后便自杀了。丁卯日，把高贵乡公葬在洛阳西北三十里湹涧水边。出葬时只用了几辆车，没有设置旌旗。百姓聚集观看，说：“这就是前些日子被杀的天子。”有人掩面哭泣，悲痛得不能自胜。当初，曹髦准备亲自讨伐司马昭。王经劝谏说：“从前鲁昭公不能容忍季氏，失败逃走而丧失国家，被天下人耻笑。如今权力掌握在司马昭门下，已经很久了，朝廷内外、四方之人都为他拼死效力，不顾顺逆的道理，并不是一天形成的。况且宿卫空虚，连一寸兵刃也没有，陛下凭什么作为依靠，却突然这样做？这难道不是想要除掉疾病，反而使病情更加严重吗！祸患恐怕不可预测，应当更加慎重详察。”曹髦不听，后来杀死王经，并牵连杀了他的母亲。王经被捕，将要处死时，流着泪向母亲谢罪。母亲神色不变，笑着对他说：“人谁能不死？过去之所以阻止你，是怕你不能死得其所。如今和你一起赴死，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孙休在位时，薛珝担任五官中郎将，被派往蜀国求取马匹。回来后，孙休问蜀国政事的得失，薛珝回答说：“君主沉默而不知道自己的过错，臣下只求容身来避免获罪；进入它的朝廷，听不到正直的言论；经过它的郊野，百姓都面带菜色。我听说燕雀在堂屋中筑巢，母鸟和幼鸟彼此欢乐，自以为安稳；突然烟囱裂开、栋梁被烧毁，燕雀仍然安然自得，不知道灾祸将要降临，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 景耀五年，姜维率领军队出兵狄道，廖化说：“‘战争不停，必然自取焚灭’，说的就是伯约。明知不能战胜敌人，力量又少于敌军，却不停地使用军队，凭什么能够建立功业？《诗经》说‘不是我走在前面，也不是我落在后面’，正适合今天的事情。” 炎兴元年，魏景元四年，吴永安六年，魏军入侵关口。蒋舒准备出城投降，于是欺骗傅佥说：“如今敌人来了，却不出击，只关闭城门自行防守，不是好办法。”傅佥说：“接受命令守护城池，只要保全城池就是功劳。如今违背命令出战，如果损失军队、辜负国家，即使死了也没有益处。”蒋舒说：“您把保全城池作为功劳，我把出战击敌作为功劳，请各自实行自己的意愿。”于是率领军队出城。傅佥以为他是去作战，到了阴平，蒋舒便向魏将胡烈投降。胡烈乘虚袭击城池，傅佥奋力格斗而死，魏人认为他很有义气。后主准备采纳谯周的计策，北地王刘谌愤怒地说：“如果道理穷尽、力量耗尽，祸患和失败必然降临，那就应当父子君臣背靠城池决死一战，一同为社稷而死，以此去见先帝，才可以。”后主不采纳，于是送出玉玺和绶带。这一天，刘谌在昭烈帝庙哭泣，先杀死妻子和儿女，然后自杀；身边的人没有不为之流泪哭泣的。当初，夏侯霸投降蜀国。姜维问他：“司马懿既然已经掌握了魏国政权，还会再有征伐的打算吗？”夏侯霸说：“他正忙于经营巩固自己的家门，没有时间顾及外部事务。有一个钟士季，此人虽然年轻，最终会成为吴、蜀两国的忧患。不过，不是非常之人也不能任用他。”后来过了十五年，钟会果然灭了蜀国。甲申日，魏咸熙元年，魏国用槛车征召邓艾，钟会谋反，被杀。钟会暗中怀有异心，姜维看出并了解他的心思，认为可以构成扰乱局势、谋求蜀国复兴。于是欺骗钟会说：“听说您自淮南以来，谋划没有遗漏，晋国之道能够昌盛，都是您的力量。如今又平定蜀国，威势和恩德震动当世，百姓推崇您的功劳，而君主又畏惧您的谋略；您难道想带着这样的功业平安归去吗？韩信在天下扰攘之时没有背叛汉王，却在天下平定后受到怀疑；大夫文种没有跟随范蠡泛舟五湖，最终伏剑而死。他们难道是昏暗的君主和愚蠢的臣子吗？是利害关系使他们如此。如今您的大功已经建立，大德也已经显著，为什么不效法陶朱公泛舟远行、断绝踪迹，保全功业和自身，登上峨嵋山岭，去跟随赤松子游历呢？”钟会说：“您的话说得太远了，我不能这样做；况且就目前的道路而言，也许还没有走到尽头。”姜维说：“其他的事情就是您的才智和力量所能完成的了，不必烦劳我这个老人。”从此两人的情意和交往非常亲密。当初，钟毓秘密上奏，说钟会不能独自承担重任。文王赞许他的忠诚正直，笑着回答钟毓说：“如果像你说的这样，他一定比不上宗室。”

译卫瓘派田续袭击邓艾，把邓艾杀死。当初，邓艾攻下江由时，因为田续没有前进，想杀掉他，后来又放过了他。等到卫瓘派田续出兵时，对他说：“你可以报江由之战中受辱的仇了。”杜预对众人说：“伯玉恐怕不能免祸了！他身为名士，地位声望已经很高，既没有留下美好的德行，又不能以正道驾驭下属；这是小人乘坐君子的车乘，将来怎么承受责罚呢？”卫瓘听说后，来不及等待车驾就前往谢罪。向雄，字茂伯，是河内人，担任镇西将军功曹。钟会被诛杀后，向雄收殓并安葬了他。文王听说向雄收殓安葬钟会，召见他并责问说：“过去王经死时，你在东市哭泣，我没有追究；如今钟会亲自犯下叛逆之罪，你又擅自收殓安葬他。如果还容忍你这样做，那将如何面对王法？”向雄说：“从前先王掩埋暴露的尸骨和腐尸，仁德流传到朽骨；当时难道要先查明死者的功罪，然后才收殓安葬吗？如今对钟会的诛罚已经施加，在法律上已经完备。我感念大义而收殓安葬他，教化也没有缺失；上面树立法度，下面弘扬教化，用这些来训导万物，我认为已经足够了！何必让我背弃死者、违背生者，只为在当时保全自己呢？殿下如果要与枯骨结仇，把他丢弃在荒野，百年以后，反而会被奴仆之类的人嘲笑，这难道是仁人贤者所应当遮掩的吗？”文王很高兴，设宴与他交谈后放他离去。习凿齿说：向伯茂可以说是勇于践行大义了。他为王经哭泣，使市民受到悲哀感动；安葬钟会，又使明主受到义理感动。他们都是忠烈奋发刚强、明知会死也要前往的人，并不是只顾保全生存的人。况且假使王经、钟会身处世间，或者自身处于危急困境，难道会有不奔赴危难的时候吗？因此考察他们奉行死义的内心，就可以看出他们侍奉生者的真情；观察他们忠贞的节操，足以使背弃大义的人感到惭愧。文王懂得礼义而放走向雄，可以说是明智通达了。三月，晋公进爵为王以后，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一同前往拜见。荀顗说：“相王地位尊贵，何侯和朝廷百官都已经竭尽敬意，今天正应当相互率领前去拜见，没有什么可疑虑的。”王祥说：“相国的地位和势力，确实尊贵；然而他毕竟只是魏的宰相，我们是魏的三公，公与王之间只差一等，官位班次大致相同，哪有天子的三公可以随便拜见别人的道理！这会损害魏朝的声望，也会有损晋王的德行。君子以礼待人，我不能这样做。”进去以后，荀顗便下拜，只有王祥作长揖。王对王祥说：“今天我才知道您顾念我的情意是多么深重！” 刘禅全家迁往洛阳，霍弋投降。起初，霍弋听说魏军到来，想赶赴成都，后主认为抵御敌人的部署已经确定，不允许他去。等到成都失守，霍弋穿着丧服大哭，为后主举行三日大临。众将都劝他应当赶快投降，霍弋说：“现在道路阻隔，不清楚主上的安危；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事，决定去留不能苟且。如果主上同魏和解，魏以礼相待，那么保全境土后投降也不晚；如果万一主上受到危害和侮辱，我将以死抗拒，还谈什么早晚呢！”得到后主向东迁徙的消息后，霍弋才率领六郡将领上表说：“我听说人一生有三件最重要的事，对待它们应当一视同仁；只有在危难所在之处，才应献出自己的生命。如今我国败亡，主上归附，我守死也已无所守，因此归附称臣，不敢有二心。”晋文王认为他说得好，任命他为南中都督，仍把原来的职任交给他。封刘禅为安乐公。司马文王和刘禅宴饮时，特意为他演奏过去蜀国的歌舞伎艺，旁边的人都为此感到悲伤，刘禅却嬉笑如常。司马文王对贾充说：“人的无情，竟能达到这种地步吗！即使诸葛亮还在，也不能辅佐他长久保全，何况姜维呢？”贾充说：“如果不是这样，殿下又凭什么能够兼并蜀国呢？”后来有一天，司马文王问刘禅：“还很想念蜀国吗？”刘禅说：“这里很快乐，不想念蜀国。”郤正听到后，请求见刘禅，对他说：“如果大王以后再问，您应当哭着回答：‘先人的坟墓远在陇西，我的心向西悲伤，没有一天不想念。’说完就闭上眼睛。”正好司马文王又问，刘禅按照先前的话回答，司马文王说：“怎么竟像郤正说的话呢！”刘禅惊讶地看着他说：“确实如您所说。”左右的人都笑了。魏把蜀宫中的女子赐给没有妻子的将领，李昭仪说：“我不能再三遭受屈辱。”于是自杀。吴国孙皓即位。晋文王给孙皓写信说：“圣人说，有了君臣才有上下之间的礼义。因此，大国必须爱护小国，小国必须侍奉大国，这样上下才能安定顺服，众生才能各得其所。到了末世，纯厚的德行已经败坏，残害百姓的生命，以便在天下争强；违背礼义、顺应这种至理的人，仁人是不会这样做的。如今主上圣明，恩泽覆盖四方；我任宰辅之职，适逢主持国政的重要事务。只是华夏分裂，四方破碎，六十多年间战争频繁，年年交战，尸骨暴露，头颅丧失，百姓困苦不安，我每每因此痛心，坐着等待天明。将要停止战争、兴起仁义，为百姓请命，所以如今命令偏师平定蜀汉。出兵还不到一年，全军便独自取胜。当时猛将谋士、朝廷群臣和各级官员，都认为应当顺应天时，乘着已经征服敌军的势头，迅速挥军向东，进逼吴境。水军沿长江顺流而下，陆军向南进发，取道四郡，并取得成都的兵器，运输巴汉的粮食；然后以中军整顿军队，三路会合，尚未满浃辰，就可以使江南平定，使南方夏地归顺正道。然而国朝深思伐蜀之举，虽然有平定祸难的功劳，也痛惜蜀民独自遭受战祸。绵竹交战时，从元帅以下都被杀戮，尸体遍地，鲜血染红原野。” 仅仅一次这样的战争，尚且使人追悔而不忍心，何况以后再来一次呢？因此我们收兵停战，想着同南方国家一起保全百姓的性命。审度力量和形势，衡量资财、估计险要，远考古代国家兴废的道理，近鉴西蜀安危的结果；崇尚德行、保全国祚，避开危险而趋向顺理，委屈自己来安定四海，这是仁人贤哲的崇高作为。身处危境却苟且求安，使德行丧失、国祚陨落，因而不能为后世所称道，这不是智者应采取的做法。如今朝廷派徐绍、孙彧送信说明心意，如果这封信呈到您面前，您一定会稍加留意，回心转意、改变谋划，结好止兵，共同成为一家；恩惠怜悯吴会之民，并施及中原，岂不是大好事吗！这正是我明确表达的最大愿望，岂敢不接受您的回应？如果不能得到您的答复，那么天下之内、四海之中，都将以天下一统为目标；即使再次动用兵戈，也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卷三 ○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