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濯缨亭笔记》，明代戴冠著。《濯缨亭笔记》序。故绍兴郡学训导戴先生著有一部书，名为《濯缨亭笔记》。我替他整理篇章，订正讹误和缺漏，删去重复内容，分成十卷。华学士子潜取去刊刻。戴先生名冠，字章甫，是吴地长洲人。年轻时聪颖敏捷，专心好学。起初在乡校求学，已经专心致力于创作古诗文。他博览群书，没有什么不通晓的。然而为人刚直爽快而意气自负，对自己期许很高，不肯屈服迁就外物。他八次参加科举都没有考中，后来以贡生身份上送礼部，在内廷考试中列名第一，但按惯例只能得到学官职位。王三原在巡抚江南时，就很敬爱看重先生。到这时王三原正掌管铨选，先生写信给他，分条陈说十件事，都是治理国家的大事，言语没有涉及私事。三原因此收敛神色，低头叹息。李长沙任学士时，也认为他的文章奇异出众，但都没有来得及推荐他。先生在绍兴任职很久，后来因为与贵人交谈时彼此不肯退让，便弃官回家。七十一岁时死于家中。临终前还不停地吟咏。随后叹息说：“上天昏昧吗？世道混浊吗？仳倠拥楹娵奢斥吗？矫虔驷驾随夷路吗？算了，算了，难道豪杰都要被废弃而死去吗！”听到的人都为他悲伤。先生早年就有志于经世致用，关于兵法、农政、水利等学说，没有不研究讨论的。后来屡遭困顿，不能得到施展，便更加把自己的感慨愤懑发泄在文章中。文章语言简洁峻峭而精确，多有讽谏切责之意。他一生没有一天停止读书，读到奇文和深奥的义理，就拍掌自喜，随即拿笔记下来。这部书保存下来的内容，只有他全部著述的十二三分之一，大概还不是其中最精深的。然而他扶持树立教化之道、纠正枉曲和贬斥邪恶的宗旨，也大致可以看见了。君子说：“士人如果能够在千百年后获得信任，即使长久埋没在沟壑之中，也不算耻辱。”太史公说过：“卓异不凡的人，心中有所郁结，就退而论述书册，以舒展自己的愤懑和思绪，留下文章来表现自己。”戴先生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我年轻时就知道仰慕先生，感叹他的风采流传日渐久远，担心他的遗文湮没失传，于是叙述编排其大概，使后来的读者能够考察阅览。先生曾经撰写《礼记集说辨疑》，尚未完成。如今选取其中保存下来的若干篇章，附在这部书的末尾。他所编纂撰述的作品，如诗文集还有几十卷，收藏在他家中。嘉靖丁未（二十六年，公元年）秋七月望日前，进士、同乡陆粲作序。《濯缨亭笔记》卷一。太祖高皇帝在中都皇陵四座门上各悬挂一块金字牌，牌上写道：“民间先世曾经在此地有坟墓的，允许按时前来祭扫。守门官军阻拦的，按违犯制度论罪。”唉，这是圣人一视同仁、把四海当作自己家园的心意啊。如今世上少数拥有富贵权力的人，每当得到墓地，那里只要有旧坟，就一定要恩将它铲除，把这当作福荫子孙的计策。甚至有人挖掘尸柩并将其焚毁。他们与圣祖的气度相比，相差难道不是太远了吗！元主忽必烈听从西僧嗣古妙高和杨琏真加的话，把宋朝在绍兴的各座陵墓以及大臣的坟墓全部挖掘出来，共一百零一处，盗取其中的宝玉不计其数，还截取理宗的头骨制成饮器。这个胡人君主刚吞灭中国，就做出这种盗贼般不仁义的事情。我太祖即位第一年戊申正月戊午，亲自下札给丞相宣国公李善长，派工部主事谷秉毅，转告北平大都督府以及守臣吴勉，从西僧汝纳监藏深惠那里索取饮器；又下诏交给应天府守臣夏思忠，于四月癸酉将它埋葬在南门高座寺的西北面。第二年己酉六月庚辰，皇上看到浙江行省进呈的宋朝各陵图，于是命令把它收藏在原来的墓穴中。当时正值开国之初，各种事务正繁多，但他首先寻求前代帝王的遗骸，急迫得如同无暇救火救溺一般，往返数千里，前后不超过三个月，就得到旧物并运回中原重新安葬；又只过了一年多，便把遗骸送回原来的墓穴。他急于施行义举到了这样的程度。其英明刚毅、果断坚决的志向，仁慈善良、怜悯恻隐的心肠，即使尧、舜、汤、武，也不过如此。啊，真是美善啊！诚意伯刘基初次拜见太祖时，太祖问：“会作诗吗？”刘基说：“诗只是儒者末等的事，怎么会不会呢？”当时皇帝正在吃饭，指着所用的斑竹筷子，让他以此为题作诗。刘基应声说：“一对湘江玉筷并排相看，湘妃曾经在上面洒下斑斑泪痕。”皇帝皱眉说：“是秀才的气味。”刘基说：“还不是。”又说：“汉家四百年的天下，都在张良借来一剑的片刻之间。”皇帝非常高兴，认为与他相见得太晚了。洪武年间，绍兴日铸岭有个姓宋的侍郎，曾经依仗皇上与他闲谈时的恩宠。皇上问：“你有儿子读书吗？谁做他的老师？”宋侍郎说：“臣的妻弟某人来拜见臣，臣把他留在家中教臣的儿子。”皇上说：“可以让他来见朕。” 第二天，宋侍郎和那个人一同入宫拜见。皇上对那人说：“你学谁的书法？”他回答：“学习智永的书法。”皇上说：“为什么学习和尚的字？你会作诗吗？应当替朕作一首诗。”那人请皇上命题。皇上说：“任凭你的意思作。”那人应声说：“我本是山中的一个平民，偶然依靠亲友住在京城附近。我的丹心渐渐如云气升腾，常常环绕着黄金宫阙飞翔。”皇上说：“你是想依附朕吗！”当天就授予他刑部主事。建国初期任用人才就是这样。刘政，字仲理，吴县人。洪武己卯年南畿乡试，方孝孺任考官，以“《论语》说可以把幼主托付给他，可以把国家的命运托付给他，这样的人是君子吗？是君子啊，是君子啊”为题策问，文武两方面都加以考察。方孝孺得到刘政的试卷后，赞赏称许到了极点，于是取他为解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尺、百里〕 刘政为人慷慨，崇尚气节，曾经以豪杰自许。后来突然患了隐疾。正值太宗渡江，他愤懑不平，不肯进食，勉强带病起行，用脚用力跺地，似乎要呕血而死。可以说没有辜负方公对他的知遇了。王景，字景章，处州松阳人，起草了太宗即位诏书。有人说是无锡人王达善起草的，不知道究竟谁说得对。宋朝末年，沈敬之逃到占城，请求出兵帮助宋朝复兴，占城因为国小而推辞。沈敬之仿效在秦庭痛哭的故事，却不能返回。占城以宾客之礼接待他，却不奉他为臣，沈敬之最终因忧愤发病而死。占城国王作诗悼挽他，说：“痛哭江南的老矩卿，春风拭泪也因悲伤。无端让天下编排年月，致使人间有了死生。万重白云遮住故国，一抔黄土覆盖芳名。英魂好好随东流之水而去，不要向边地怨恨世道不平。” 我太宗刚刚继承大统时，下诏晓谕海外各国，朝鲜王芳运作诗献上，说：“紫凤衔着诏书从九霄降下，偏远地区的喜气激荡着百姓歌谣。长期潜藏的龙虎之声彼此呼应，尚未诛杀鲸鲵，气势仍然骄横。万里江山归于正统，百年人物得见清明之朝。上天让我这双老眼看到新的教化，白发之身哪里忍心不为此欣喜。”

译占城不过是海岛夷人，却知道如此尊重节义；朝鲜又是箕子的国家，然而年代久远、教化衰败，伯夷、叔齐、比干三仁的风范已经消失了，可悲啊！永乐年间，苏州人沈景旸精通占卜，使用三枚钱掷卦，占断没有不应验的。太宗听说了他的名声，派内侍乘驿传车前去召他。沈景旸上路后，预先占了一卦，对使者说：“如果皇上得到这个卦，就没有什么不吉利的了。” 沈景旸到达后，入宫拜见时走得很急，俯伏在地，喘息着不能说话。皇上让他稍作休息，才召来询问：“你的占卜术以什么为根本？”他回答：“《周易》。”皇上说：“也不过是《周易》罢了。”于是拿起钱币向天默默祈祷，今年竖授沈景旸。进行占卜后，正好得到先前的卦象，于是把前面的话全部说出来回答：“这个卦最利于出兵，作战没有不胜的。”皇上非常高兴，让他出去住在馆舍，等候应验后再授予官职。后来军队果然获胜。另一天，皇上又召沈景旸占卜。卦成之后，沈景旸低头不说话。过了很久，皇上问：“怎么样？”沈景旸回答：“不可使用。”皇上不高兴，催促把他带出去，下诏命有关官署准备驿站和船只送他回去，只给了他楮币、衣服和帽子而已。沈景旸对人说：“皇上第一次占卜得到的卦，或许对应匈奴的大部落；后来占卜得到的卦，对应的是它的小部族。皇上的意思是，大部落既然已经攻克，小部族又有什么困难呢？然而卦象实际上有凶险祸患，我不敢说。”皇上最终亲自出塞征战，到了榆木川，便驾崩了。我的朋友华思淳是无锡人，弘治戊午年去世，享年九十岁。他自己说，年轻时曾经跟随沈景旸占卜，沈景旸告诫思淳第二天清早早点来。思淳按时前往，路上遇到老朋友，便一起在铁匠铺稍作休息。到达沈景旸家后，沈景旸掷钱成卦，问：“你早饭吃过了吗？”思淳故意回答：“已经吃过了。”沈景旸说：“如果这样，卦就不灵了，必须明早再占。”思淳谢罪说：“其实还没有吃。”沈景旸又问：“你怎么会进入铁匠铺坐着？”思淳说：“没有这回事。”沈景旸说：“如果这样，卦就不灵了，必须明早再占。”思淳这才把实情再次告诉他。沈景旸说：“如果是这样，你回家后三天，你的妻子一定会生一个男孩。你的仆人带着三百钱，准备送给我，我不接受。等孩子出生后再来道谢也不晚。”过了三天，果然生了男孩。他的奇异应验大多像这样。沈景旸死后没有儿子，他的占卜术也没有传下来。己巳之变时，英宗皇帝被北方敌人掳走，郕王代理处理政务，不久便正式即位。此前京师发生旱灾，童谣说：“雨弟雨弟，城隍土地。雨若再来，谢了土地。”第二年，北方胡虏送还上皇。后来又过了七年，英宗复辟。人们说：“雨弟，是说与弟弟有关；城隍土地，是说郕王拥有土地；雨若再来，谢了土地，是说上皇回来，土地又归还给他。” 景泰年间，皇帝想更换太子，为了取悦臣下而不吝惜官爵，一时之间名位和器用授予得过于泛滥。当时人因此编歌说：“满朝都是太保，一个部里有两个尚书。侍郎、都御史，多得像镜山的野猪。” 前代史书记载：更始年间有歌谣说：“灶下养，竟成中郎将；腐烂的羊头，也做关内侯。”唐朝武后时期有“补阙多得可以用车装，拾遗多得可以用斗量”的歌谣，和这里的情况相似。天顺八年，宪宗刚即位时，南京刑科给事中王渊等人上书陈说五件事。这篇奏疏传布四方，戴冠得到后将它抄录下来，谨慎地记述其大意如下：第一，阅读史书。史书对于天下国家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若要寻找明白、切实、妥当，足以作为万世法则的书，没有比《通鉴纲目》更好的了。近年以来，经筵只讲解五经四书，却不讲这部书，大概是害怕其中有触犯忌讳的内容。从前唐朝仇士良曾对同列说：“人主千万不要让他们读书。他们看见前代的兴亡，心里懂得忧惧，那么我们这些人就会被疏远斥退了。”今天的事情，恐怕也与此相似吧？请求下令让讲官兼讲《通鉴纲目》，其中记载的治乱兴亡，不得回避忌讳。还应取一部放在便殿，让皇上在处理万机之余，早晚阅览。有时召儒臣来从容讲解，一定要看清古代君主的德行为什么会显明，为什么会昏暗；政治为什么会成功，为什么会失败；群臣中哪些是贤良，哪些是奸邪谄佞。然后把善的作为法则，把恶的作为警戒。还要观察身边的各位大臣，哪些可以比作古代贤良、应当亲近，哪些可以比作古代奸佞、应当贬黜。这样，德行没有不能修养的，政事没有不能办好的，臣下没有不成为良臣的，天下就能太平了。第二，广开言路。皇上刚继承大位时，已经多次下诏求取直言了。然而给事中、御史所陈述的意见，事情的性质各不相同。其中有应当施行的，大臣因为对自己不利，私下托辞其他原因，妄奏请求不予施行。有的即使施行了，也不过是敷衍应付旧例，导致言论成为空文，事情没有实际效果。进言的人看到这种情形，都说：“既然说了也不施行，不如不说。”这就是言路不能长久畅通的第一个原因。甚至有权势奸臣在位时，对进言的人百般压制，有的指责为轻浮浅薄，有的说是狂妄，有的搜寻他们的过失。凡是提出改革，就说是在变乱成法；凡是推荐人才，就说是擅自掌管选官；凡是弹劾，就说是在排挤陷害大臣。有的公开加以谴责处罚，有的暗中进行中伤。进言的人看到这种情形，都说：“不但对国家没有好处，反而足以给自己招来灾祸。”这就是言路不能长久畅通的第二个原因。请求敕令有关官署，凡是意见有应当施行的，就立即替他们施行，务必取得实际效果，不要流于空文。对于意见不合道理的，也希望皇上扩大如天地般的度量，宽免斧钺诛杀之刑，搁置不问。这样言路就会长久畅通，政事没有壅塞遮蔽，天下太平便可以指日而待了。第三，重视大臣。所谓大臣，如果不是才德纯全、心术正大、宽厚平和而懂得大体、廉洁而不顾及个人私利的人，就不足以担任。因此，在任用之前，应当慎重选择；任用之后，也应当尊重其人。请求敕令吏部、兵部，从今以后如尚书、侍郎、都御史、大理寺卿、五府都督，以及在外的布政使、按察使、镇守、总兵等官职有空缺，应当会同内阁大臣、六部、都察院等各司正官，公开推举，各自推荐所了解的人，比较他们的优劣，不限资格。公开推举确定后，再由本部具奏裁定。若有推荐不公的，允许科道官纠察弹劾，按欺骗妄奏、不忠之罪治罪。选用文武官员，固然是吏部、兵部的职责，但大臣不是一般群臣可比的，一旦用错人，危害就不会小。因此，一人所了解的，不如众人所了解的广泛；一人所举荐的，不如众人共同推举的公正。

译然而，既然选拔大臣很重要，任用和对待他们尤其不能不慎重。近年以来，大臣犯了公罪，动不动就被牵连下狱，剥去官服接受刑罚。没过几天，往往又恢复原职。他本来是百官的表率，这样还凭什么有脸面处在众人之上呢！应当把大臣视为一个整体，给予礼遇；犯有小过，就搁置不问；如果犯有大罪，就或者贬为平民，或者赐令自尽，不可让他在街市朝廷上受辱。一定是罪大恶极的首恶奸臣，才杀掉而不赦免。但这并不是为了怜惜这些人，而是为了尊重朝廷的名器。这样，担任大臣的人一定都会懂得自我尊重，竭力效忠，以报答千载难逢的知遇。第四，选拔良将。近年以来，在京城和外地担任总兵的人，有的凭外戚至亲的关系，有的凭内官姻亲党羽的关系，有的靠贿赂得到职位，有的靠奔走钻营升迁，大多是庸碌鄙陋之人、粗鲁强悍的武夫，不懂韬略，也不知道谋划计算。在京城的训练军队没有办法，在外地的防守没有方略；他们卖放军士，办理收纳每月钱款，还差遣占用军丁替自己服私役。致使士卒内心怨恨，夷狄从外部侵犯，这些都由将领没有选对人造成。然而选拔将官都由兵部负责。如今兵部尚书马昂，是庸才中的下等人，平素不懂读书，依仗宠幸和恩遇，夸耀自己、傲视他人，既没有预先确定的谋略，也没有应付变局的才能。他正压抑贤能、嫉妒有才者，张扬威势、作威作福。边方上奏请求时，他不问言论是否恰当，就胡乱加以驳斥，使巡抚等官不能履行职务。出征报捷时，他不查核功劳有无，就胡乱上奏升迁赏赐，使虚报功劳次序的人得以实现奸计。至于总兵官缺额，本应广泛询问、四处访求，预先寻求真正的人才，他却任性徇私，苟且敷衍责任。致使执掌兵权的多是劣马般的才能，拔旗冲锋的缺少熊罴般的勇士，突然发生紧急情况，能把责任交给谁呢？谨希望先把马昂贬黜退职，另行选拔忠良来充任这一职位，使兵部得到合适的人，那么总兵也都会得到合适的人。总兵用人得当，就能战胜敌人、守备坚固，朝廷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第五，保全内臣。自古以来，君主统治宫禁、侍奉左右，没有不用内臣的。内臣出入君主身边，能够勤勉谨慎、顺从承奉，迎合皇帝的心意，多受到君主亲近宠爱，于是被委以国政、授予大权，行止取舍都与他们谋议，刑罚赏赐任凭他们的爱憎，导致大事败坏、混乱，几乎使国家覆亡，然后才用重刑治罪，在街市朝廷上杀掉。回顾远古的赵高、李辅国一类人，近世的王振、曹吉祥一类人，都是开始时宠爱他们，最后却杀掉他们，这不是保全内臣的办法。如今的内臣中，掌管军队的就私自役使军丁；掌管工匠的就私自役使工匠，让他们闲散在外，办理收纳每月钱款。等到事情败露，免不了用重刑治罪。这是不能保全内臣的第一个原因。又有人建造房屋、置办田产，便让没有户籍的人投充为义男、家人，或者投靠总兵等官，送给小厮、伴当。他们都悬挂佩带工匠牌面，出入内府；在外面则借助权势，肆意妄为，百般虐害小民，甚至有像曹钦那样图谋不轨的人。等到事情败露，免不了用重刑治罪。这是不能保全内臣的第二个原因。那些在京城的文武官员、僧人和道士等，大多同他结交。甚至有无耻的大臣，有的行叩头礼，有的称他为翁父。内臣于是托人请托，卖官鬻狱，擅自作威作福。等到这些事情败露，免不了用重刑治罪。这是不能保全内臣的第三个原因。希望全都遵循太祖的旧制：今后不许内臣在外面管理军队和工匠，也不许置办田产房屋。他们的家人和义子，都命有关部门查究来历，发回原籍服役。也不许文武官员、僧人和道士等同他们私下交往。凡是朝廷的事情，无论内外，政务无论大小，都由皇帝亲自裁决，并同馆阁大臣商议，不能让内臣参与谋划。但这并不是想要疏远他们，正是想保全他们。至于在身边侍奉，也只选择谨慎厚道的人担任；优厚地赏赐并约束他们，使他们生活丰足有余，不再对外有所企求。这样做，不仅天下人能看到清明的政治，蒙受最高治道的恩泽，宦官也能享有长久的福分，不会遭受诛杀族灭的祸患。保全内臣的方法，哪里还有比这更好的呢！渊，字志默，是绍兴山阴人。后来又和同僚王徽等上疏论劾太监牛玉，于是极力说明内臣干预政事的危害，被贬为四川茂州判官。（王渊，《明史》中有传。） …… 成化年间，无锡人杨璇巡抚荆襄，害怕流民发生变乱而牵连自己，于是故意说危急的话来惊动朝廷。皇帝下诏派大臣前往察看变乱情况。从巡按御史到藩臬守巡官，都附和杨璇的意见，于是把各地流民迁发回他们原来的土地。流民居住在楚地，已经在那里生了儿子和孙子，官府却强迫他们上路迁回。当时正值夏季酷热，百姓都聚在船中，无法住宿，热气相互蒸腾郁结，疫病大规模流行，死者多得无法计算。尸体被丢弃在水道中，堵塞妨碍船只通行，哀号声震动天地。当时有人撰作《大明平荆襄碑》，来记载大臣的功劳。有人说：“这也是一块坠泪碑。”问他为什么这样说，他回答：“羊祜施行善政惠及百姓，百姓为他哭泣；如今施行暴政毒害百姓，百姓也为此哭泣。流泪虽然相同，情由却不同。” 后来杨璇坠马得病而死，御史薛承学因患恶性疮疽而死，守巡官以下官员中，一时间也死了好几个人。议论此事的人说，实在是上天在惩罚他们。唉！那些看重富贵而轻视百姓性命的人，难道还不知道应该引以为戒吗！成化十三年，浙江镇守太监李义、巡按御史吕钟分别上奏，据绍兴府山阴县百姓夏瑄状告说：今年二月二十五日酉时，本村杨广兄弟让他们家的佣工夏全驾船到家里，邀请夏瑄的弟弟夏珪喝酒，并坐在门口等候。忽然看见门外有鲜血像雨点一样，溅射到夏全的脚上和门壁上，却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台阶下积血约有一尺高，当时有十个人走来聚看，都被血溅污了衣服。随后杨广等人下船回家，血也随着他们一直到了水边。那些人把蓑衣斗笠放在船上，被雨水冲湿后，也有红色像血一样。第二天，只见船中有血，凝结后足有一斗多，人人都感到惊异。当时礼官又上奏，说各地灾异接连出现，请求派官员祭祷岳镇海渎诸神。皇帝下诏同意了。

译臣冠私下议论说：血属于阴类。班固《汉书·五行志》称这种现象为赤眚、赤祥。汉惠帝时，宜阳下过血雨，刘向认为这是诸吕掌权的应验。京房《易传》说：“奸佞之人得到俸禄，功臣遭到杀戮，上天就会降下血雨。”此后，妖人王臣依附宦官，所到之处搜刮珍玩，民间骚扰不安。那些凭借旁门左道求进的人，如内侍梁方、韦兴，方士李孜省，髡徒继晓等，都过分窃取了宠幸。不久王臣败亡，被斩首示众，李孜省等人也相继伏法。谁能说上天的谴责和警告不是早有预兆呢！成化二十年，岁次甲辰，九月乙酉朔后的第二十六日庚戌，皇帝派南京守备司礼监太监黄赐，向东岳上卿司命太元妙道冲虚圣祐真应真君、定录右禁至道冲静德祐妙应真君、三官保命微妙冲慧仁祐神应真君致祭：诸神清虚冲淡，秉持正道、存有忠诚，神灵安居于三茅，功德施于社稷。朕自即位以来，已经二十年了，四海安定，万方宁静，只是依赖神灵的恩赐才达到这样。现在特地命令祭祀诸神，诸神若有灵知，希望能够鉴察此事。臣冠私下认为，皇祖斟酌古今，制定祭祀典制；对于山川神灵的称号，不过说“某山之神”罢了。近百年来，天下安定、功业成就，文饰日益繁盛，以至于山川神灵的称号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又把安定社稷的功劳全都归于神灵，想来当时的词臣著述考据更加精密，而万、刘诸公辅佐参与，又另有道理吧？这不是愚钝的儒者所能知道的。尚书、三原人王恕巡抚南畿时，曾经写信给东刘阁老，信中说：“我沐浴焚香后拜见太保、尚书、学士寿光先生阁下。承蒙您赐诗，奖誉得太过分了，使我感激惭愧不已。我难道喜欢这样做吗？实在是因为责任在我，不得已而为之。公孤承担天下的责任，巡抚承担一方的责任。承担天下责任的人，对于天下的安乐忧患不能不发言；承担一方责任的人，对于一方的安乐忧患也不能不发言。公孤处在天子身边，对于事情刚开始时，都能够提出可否。可行的就顺势促成，不可行的就加以挽救纠正。因此天下暗中受到他们的福泽，却不知道他们的功劳。巡抚身处千里之外，有话要说，若不是奏疏就无法传达；所说的话如果不切直，就不能把实情完全说出。因此往往逆耳而难以被采纳，对成败没有帮助，反而得罪身边近臣的情况很多。如今天下统一，完整得像一只没有丝毫缺损的金瓯。如果真能以仁义道德作为城郭来安置它，以纲纪法度作为甲兵来守卫它，使人无法窥伺，使外物无法侵害，那么这个器物就可以千万世作为国家所有。若把它放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中，既没有城郭安置，也没有甲兵守卫，任人窥看、任物侵害，一旦有所损坏，就不能不耗费大匠修补熔铸的力量。近来观察时政，就像把新器物放在通衢而不加理会，我私下替国家担忧。因此一说再说、三说。即使不被听从，又不能离去，只能徒然为此战战兢兢。至于有没有声名，哪里还有时间去计较呢！您是国家的元老，处在议论治道、治理国家的职位上。如果能把美好的谋略和主张带进来，在朝廷内进言，出去后又在外面加以推行，使国家把这个器物安置在安全之处，牢固地保护它直到无穷，那么功劳难道不伟大吗！保护它的方法没有别的，只在于节省费用、爱护百姓，任用贤能、罢退不肖之人罢了。唉！不是您，我不敢说这样的话；也不是您，不能容纳这样的话。只希望您体察我的愚拙而宽恕我。幸甚。” 成化末年，朝廷内外争相进献奇珍玩物以求恩宠，侥幸求进的门路大开，爵位赏赐滥施无度。又大规模营建寺观，国库因此空虚，内阁各位大臣没有一个出言匡正挽救。只有王公接连上疏劝谏，寿光大概作诗来赞誉王公，实际上是在讥讽他言辞过于直率，想让他闭口不言，同自己一道随波逐流，不至于使清浊对比得太明显。王公又写了这封信，言辞正直，气势充沛，丝毫没有畏惧沮丧的意思。他最后所说的“节省费用、爱护百姓，任用贤能、罢退不肖之人”，在当时尤其是对顽固弊病的针砭贬斥。宪宗在位时，德王前往自己的封国，想迎接母妃奉养，便上疏请求皇帝。诏书答复说：“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我来奉养她就是你来奉养她。你用一个国家奉养她，哪里比得上我用天下奉养她呢？”德王于是再也不敢请求。一时间朝廷内外传诵此话，没有不称赞感叹的。这几句话，对上没有违背祖宗家法，对中没有失去天子的孝道，对下没有伤害兄弟之间的感情；而且言辞温厚、简洁得当，符合帝王言语的体制，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了。安成人彭礼公巡抚南畿时，命苏州府在胥门西岸建立周、夏二位尚书的祠堂，按时祭祀。周公是文襄公周忱，夏公是忠靖公夏原吉。后来有人在胥口的伍相庙题诗说：“周、况二公曾经蠲免百万租税，二公遗留下的恩爱遍及三吴。乡里人近来却祭祀冯道，试问将军认为这样合乎义理吗？”诗中大概指的是忠靖公。（原注：忠靖公先前侍奉建文朝，所以有冯道之称。）却不知道三吴减免赋额的建议，实际上是由忠靖公首先提出的，周忱、况钟二公只是收获了成功罢了。凭这一点在吴地享受祭祀，本来就是应该的，其他事情就无须再论了。我苏州的陆全卿任御史时，曾亲眼见到户部旧档中关于减粮额的事情，因此知道这件事都是起源于忠靖公。” 卷二 胡穆仲，是婺州永康人。至元年间，和弟弟汲仲一起寄居在杭州。穆仲曾在风雪天高卧不起，中午也不开门。道士黄松瀑怜悯他清贫孤苦，便向真人杜南谷说了这件事，杜南谷送给他酒、米、柴、炭，他全都不接受。赵文敏曾经请汲仲撰写罗司徒父亲的墓志铭，赠送的财物十分丰厚。汲仲说：“我不能替宦官的父亲撰写墓志铭，请允许我辞谢。”当时他们已经断粮一天了。我看世上有些显贵而贪婪昏昧的人，不问对方贤能还是愚昧，只看赠送财物是否丰厚，便替人撰写铭、诔、表、传，或庆贺、赠送之类的文章。又有些做郡县官的人，想向交通要害的人索取财物却没有门路，于是假借请求撰修庙学碑文或书籍序文来收受贿赂。送礼的人意在求得对方庇护自己，接受的人意在掩饰自己的苟且获利，双方都自以为有办法，却不知道明眼人看他们，就像掩耳盗铃一样，这有什么用呢！听到汲仲的作风，也稍微知道惭愧了。黄乾亨，是福建莆田人，成化乙未年进士，授官行人，和给事中林荣一起奉命出使满刺加。渡海时，船翻沉了，两位使者和船上的人都淹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