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玉堂荟记 明 杨士聪
●玉堂荟记提要
玉堂荟记一卷，国朝杨士聪撰。士聪字朝彻，号凫岫，济宁人；前明崇祯辛未进士，官翰林院检讨。入国朝，官至谕德。是书成于崇祯癸未之十二月，距明之亡仅百余日。自序谓：古来正史所阙，或得之杂录漫记，以补其所不足，亦识其小者之意也。自余叨史局，不废记存，且积有年岁。壬午再入春明，感兴时事，乃取旧所编辑，更加撰次，不拘年月，惟有慨于中则书之，汇为一帙；凡十余年来世局、朝政、物态、人情，约略粗载于此。而戏笑不经之事，亦往往而在。今观其书，于当日周延儒、薛国观、温体仁、王应熊诸人门户倾轧之由、政刑颠倒之故，颇能道其委曲，多正史之所未及。然士聪为延儒门生，笔墨之间，颇为回护；而于黄道周、倪元璐皆有不满之意，至谓道周不坐宦官之房、不以通家名刺与宦官，皆为太过。其记张溥试诗，亦诋諆已甚：皆不免于恩怨之词。又孔有德之变乃新城王氏所激，毛霦平叛记言之最详；而以为由于诛袁崇焕失辽人之心，殊非实录。至于鄙谑秽语，皆备载之，尤为猥杂；又非归田录诸书偶记俳谐之例矣。是书自序称一帙，而书首题卷一字，则当有二卷；中间癸未九月经筵以下，旧本别为一页，与前不属，疑为下卷之首，传写佚其标题也。
●序
春秋之作也，定、哀则微，岂非以身际两朝当世之故，有不敢尽言者乎！若夫数世而上，其人往矣、其事往矣，可惟吾所论列而无他顾忌，固也。然非耳闻而目见之也；或传之故老、或披诸载籍，使非身当其世者有所遗留，又安所得据以尽言也。故扬雄把三寸柔翰，遇有所得，归而以铅摘次之于椠，独方言一事然乎哉！我朝词林之设，名为史官，而每易一代，乃修实录。其簪笔螭头，仅存故事；于当世之故阙如也。官则设而职则废何欤！今上御极之初，命史官记注。迨后召对，渐用喜怒，恐不可以示后，而记注废矣。向者日讲六员，专司起居，一切诏谕传宣，月有其籍。近因一二执政间奉密谕，不欲闻之于外，而起居废矣。虽然，未尽废也，端木氏不云乎，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古来正史所阙，或得之杂录漫纪，以补其所不足，亦识其小者之意也。自余叨史局，不废记存，且积有年岁矣。壬午再入春明，感兴时事，甚惧此道之沦丧也，乃取旧所编辑，更加撰次，不拘年月，惟有慨于中则书之，汇为一帙；凡十余年来世局、朝政、物态、人情，约略粗载于此。而戏笑不经之事，亦往往而在，命曰荟记，明其杂乱无统，未足比于作者之林也。然摭实而不敢为诬，余亦窃自信焉。或歋歈余曰，此昧乎定、哀则微之义者也；余固所不辞矣。
崇祯癸未嘉平之吉，菏水杨士聪题于鲁馆之问月楼。
●玉堂荟记卷上
菏水杨士聪朝彻撰
滥，泛也；江出岷山，其源可以滥觞，言水浅，仅可浮觞耳。见孔子家语，本言开端托始，非言末流。近日时文多误用为末流，或若酒醉潦倒者，然殊为可笑。戊寅冬，乃见之，票拟曰：驿递滥觞已极。夫驿递流弊诚有之，不合咎及开端。且云已极，何也？省中不可有伏猎侍郎，阁中岂可有滥觞学士乎！
文湛持为讲官，为日不多，而能致主上之听。一日讲次，上方加足于膝，遇讲中有云：为人上者，可不敬哉！文郑重言之，上为悚然。下足肃容以听。使其久在讲筵，何事不可得之于上。此等讲书，方为有益。
文之入阁，出自特简。乌程虽素与不合，弗能间也。乙亥册封差，旋升少詹，文既久次，又老惫不能乘马，屡托人以三品为请。乌程固靳之。指己坐曰：不久此处亦须他到，何论三品。文甚不乐，多称病注籍。七月召对，试票拟，文正在杜门，乃御札与试，七人而文在其中。七人者，陈子壮、蔡奕琛，俱乌程所荐，乃吏部具履历以进，竟不用陈、蔡，而用文也。
文湛持性疏直，不类苏人，入阁后，余止再晤，每谈无所不及，凡票拟及上意，如何倾吐，惟恐不尽，故人情翕然。余独私语人曰：文决非久于位者，古人不对温室树者谓何？未几而乌程用许霞城事逐之矣。
许霞城誉卿，家居已久，与之京堂，非过科道中，碌碌无奇，而取京堂者甚多，岂必尽胜许也。资俸兼论之说，特德州与乌程算定以难之者耳。难许即所以难文也。文自恃特简，于温无所依倚，但公事龃龉可也？甫入政府，岂宜树私，其与乌程论郑鄤者曰：晚生已叨冒至此，岂宜但复庶常，乌程对言，从容再议，会许忽欲转南，又欲转北，而德州疏上矣。文犹不察，而谬争之。盖事事在乌程笼络中，如何展脱得乎！
译《玉堂荟记》，明代杨士聪撰。《玉堂荟记》提要 《玉堂荟记》一卷，由本朝杨士聪撰写。杨士聪字朝彻，号凫岫，济宁人；前明崇祯辛未年进士，任翰林院检讨。进入本朝后，官至谕德。这部书写成于崇祯癸未年十二月，距离明朝灭亡只有一百多天。他在自序中说：古来正史缺少的内容，有时可以从杂录和随笔中得到，用来补充正史的不足，这也是记录细小事情的用意。我自从忝居史局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记载保存史事，而且已经积累多年。壬午年再次进入春明，感慨当时的时事，于是取出过去编纂的材料，重新加以编次，不拘泥于年月，只要内心有所感慨就记下来，汇成一帙；十多年来的世局、朝政、世态、人情，大略粗略地记载在这里。其中也常常收录戏谑笑谈、不合典则的事情。如今看这部书，对于当时周延儒、薛国观、温体仁、王应熊等人彼此结党倾轧的原因，以及政治刑法颠倒的缘故，能够说得相当曲折详尽，许多是正史没有涉及的。不过杨士聪是周延儒的门生，行文之间颇多回护；而且对黄道周、倪元璐都流露出不满，甚至说黄道周不坐在宦官的房间里、不用通家名刺与宦官往来，都是做得太过分了。他记载张溥作试诗一事，也诋毁得过于厉害，终究免不了夹杂恩怨之辞。又如孔有德的变乱，是新城王氏激成的，毛霦的《平叛记》对此记载最详细；而他却认为这是由于诛杀袁崇焕而失去辽人的人心，这显然不是实录。至于鄙俗戏谑和污秽言语，也全都备载，尤其显得猥杂；这又不是《归田录》等书偶尔记载诙谐之事的体例了。这部书的自序称为一帙，但书首题作“卷一”，那么本来应当有两卷；其中从癸未年九月经筵以下，旧本另成一页，与前文不相连接，疑心是下卷的开头，只是传抄时遗失了标题。序 《春秋》记载当时的事情，到了鲁定公、鲁哀公时便有所隐讳，难道不是因为孔子亲身处在两朝之间，面对当世的事情，有不敢全部说出的地方吗？至于几代以前的人已经过去了，事情也已经过去了，当然可以任凭我评论叙述而没有其他顾忌。不过，那些事情并不是我亲耳听见、亲眼看见的；有的从故老那里传闻，有的从典籍中查阅。如果不是亲身处在那个时代的人留下记录，后来的人又从哪里取得依据来把事情全部说清呢？所以扬雄手拿三寸长的柔笔，一旦有所见闻，回去便用铅笔在木简上摘录编次，难道只有“方言”这一件事才是这样吗？我朝设置词林，名义上是史官，每当改朝换代，便修纂实录。他们在螭头之下簪笔侍立，只是保存旧有的故事；对于当世的事情却一概缺略。官职虽然设置了，职掌却废弃了，这是为什么呢？今上即位之初，曾命史官记录起居。后来召见对答，逐渐根据喜怒行事，恐怕这些记录不能留给后世观看，于是起居注也废止了。从前每日讲读有六名官员，专门负责记录皇帝的起居，一切诏谕、传宣，每月都有簿籍。近来因为一两位执政大臣间或奉行密谕，不愿让外界听闻，于是起居记录也废止了。虽然如此，也并没有完全废弃。端木氏不是说过吗：贤者记载大事，不贤者记载小事！古来正史所缺的内容，有时可以从杂录、随笔中得到，用来补足其不足，这也是记录小事的用意。自从我忝居史局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记载保存史事，而且已经积累多年了。壬午年再次进入春明，感慨当时的时事，十分害怕这种记史之道沦丧，于是取出过去编纂的材料，重新加以编次，不拘泥于年月，只要内心有所感慨就记下来，汇成一帙；十多年来的世局、朝政、世态、人情，大略粗略地记载在这里。其中也常常有戏谑笑谈、不合典则的事情，所以命名为《荟记》，以表明它杂乱而没有统绪，不足以同作者之林相比。但我采录事实，不敢加以诬妄，这一点我也暗自相信。有人嘲笑我说：这不是昧于《春秋》在定公、哀公时有所隐讳的意义吗？这是我本来就不推辞的。崇祯癸未年嘉平月吉日，菏水杨士聪题写于鲁馆的问月楼。《玉堂荟记》卷上 菏水杨士聪，字朝彻，撰写。“滥”就是泛滥的意思。江水发源于岷山，它的源头可以“滥觞”，意思是水很浅，仅仅能够漂浮酒杯。见《孔子家语》。这个词本来是说开端、起始，并不是说末流。近来的时文大多误把它用来指末流，有的甚至用来形容醉酒潦倒的人，实在很可笑。戊寅年冬天，我才看到有人这样用，票拟写道：“驿递滥觞已极。”驿递的流弊确实存在，但不应当把罪过归到开端上。而且说“已极”，又是什么意思？省中不可以有伏猎侍郎，阁中难道可以有“滥觞学士”吗？文湛持担任讲官，时间并不长，却能够使皇上认真听讲。有一天轮到他讲读时，皇上正把脚放在膝上，讲文中有一句：“作为居上位的人，难道可以不恭敬吗？”文湛持郑重地讲了这句话，皇上顿时悚然一惊，放下脚，端正容色听讲。假如他能长久留在讲席上，还有什么不能从皇上那里取得呢？这样的讲书，才是真正有益的。文湛持进入内阁，是出于皇帝的特别选拔。乌程虽然一向与他不合，却无法从中离间。乙亥年册封使的差事之后，他很快升任少詹；文湛持资历已经很深，又年老疲惫，不能骑马，多次托人请求授予三品官。乌程一直吝于答应。他指着自己所坐的位置说：“不久这里也需要他来坐，何必计较三品官呢？”文湛持很不高兴，多次称病请假。七月召见对答，试拟票拟，文湛持正闭门不出，皇帝于是发下御札让他应试，七人中有他。那七人中，陈子壮、蔡奕琛都是乌程推荐的，于是吏部把履历具报上去，最终没有任用陈、蔡，却任用了文湛持。文湛持性情疏朗直率，不像苏州人。入阁以后，我只同他见过两次面，每次谈话无所不及，凡是票拟以及皇上的意图，他怎样倾吐，都唯恐说得不尽，所以人们一致归附他。我私下独自对人说：“文湛持决不会长久居于此位。古人所谓不在温室中谈论树木，说的是什么呢？”不久，乌程便借许霞城的事情把他逐出。许霞城名誉卿，已经在家闲居很久了。把他授为京堂官，并不是超过科道官的资历，平平常常没有什么奇特之处；而被授为京堂官的人很多，难道一定都胜过许霞城吗？所谓兼论资历和俸禄的说法，只是德州与乌程预先商定，用来刁难他的。刁难许霞城，就是用来刁难文湛持。文湛持自恃是皇帝特别选拔的，对温体仁没有任何依靠，只因为公事不合就可以吗？刚进入政府，哪里适合树立私敌？他同乌程争论郑鄤的事情时说：“晚生已经蒙受恩宠到了这个地步，难道应该只再做庶常吗？”乌程回答说：“从容地再议论吧。”正好许霞城忽然想调往南方，又想调往北方，而德州的奏疏已经上报了。文湛持仍然没有察觉，反而错误地同他们争论。原来每件事都在乌程的笼络控制之中，怎么能够挣脱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