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堂荟记卷下

译辛未年，罗萸江喻义把讲章送到内阁，乌程不肯替他改动，于是事情发展到上疏参劾，说旧例中只有经筵进讲时进谏规劝的内容多于正面讲解；日讲则正面讲解多、进谏规劝少。如今喻义以日讲采用经筵的旧例，驳斥修改意见而不听从，自己惭愧不能给后进作表率，等等。于是此事交给有关部门议处。部议说，皇上天资聪颖，喻义却喋喋不休地多言，于是把他定为闲住。其实讲章哪里有两种固定的例子，何况多少之间，只看文义是否讲尽，也没有一定的限制。乌程不过是借这个题目来处置罗喻义罢了；如果依照部议所说，既然皇上天纵聪明，就不必多说，那么还要讲解经书做什么？一味嫉妒和一味阿谀，后来担任讲官的人就无从下手了。日讲时与皇上共同凭着一张几案，把讲章放在上面，皇上用牙签倒着指读；如果不是预先背诵得十分熟练，往往会发生错误，视力不好的人尤其苦于此事。何香山担任讲官时，讲到《尚书》“弗虑胡获，弗为胡成”一段，忽然完全想不起来，于是不能讲完。第二天上疏引罪。韩芹城四维在壬午年冬末，由少司成加中允而担任讲官；旧本字小，牙签所指常常不是应讲之处，讲到一半，偶然有所遗忘，便一句话也接不上，只好停止。过了几天，又发生同样的事，于是自己陈述说心悸而且健忘。这样一来，便准许他辞去日讲，只带着官衔辅佐成均。皇上不喜欢避讳。有一天讲《春秋》，讲到“越过宰咺来归仲子之赗”这一条时跳过去了，皇上问为什么遗漏这一条不讲。大概是因为“宰咺”直称其名，用来表明宰并不是宰，皇上怀疑讲官是在替执政者避讳。其实，讲官避讳的是“赗”字。至于“子疾病”两章，从来不拿来进讲，皇上都命令补充讲解。当时王素公锡衮任讲官，于是从“天”字立论，说圣人与天相通，无论死亡、生存、疾病，处处都是天意。所以说：“我欺骗谁呢？是欺骗上天吗？”这些议论确实都有关联，但进讲必须诵读原文，最后一节有“死于臣之手”和“死于道路”这样的词句，在旃厦之上无缘无故宣讲这些不祥的话，似乎也不合适。《春秋》的讲章与其他经书很不一样，大多不用进谏规劝的内容，每次讲解只讲一条，甚至有些意义较少的，只说寥寥几句话就结束。但因为由一个人专门讲解，不再轮换，所以很辛劳。宜兴师掌政时，越过次序而任用刘允平若宰，乙丑年诸公对此很不平。宜兴师不予理会。刘允平担任讲官三年，按次序升至谕德，反而排在乙丑年诸公之前。癸酉年冬天，渐渐有将要被掌权任用的消息，有人说这是因为他担任讲官时在宫内用力活动的缘故。一天早朝，有人把匿名揭帖丢在左掖门内，内容多涉及宫闱和乡党之间的事情，都是不堪说出的。一时之间哄传开来，刘允平感到不安，于是请求休假回乡。不久便因病去世。这件事可以作为翰林院中急于求进者的警戒。王素公锡衮是云南人，当时代理吏部印信，又担任讲官，常常在政务空隙撰写讲章进呈。那时皇上有时连续几天召见进讲，王锡衮不耽误部务，每天撰写讲章，反复研习到十分熟练，甚至顾不上睡觉吃饭；并且借进讲来表达忠言，常常有所进言。有一天讲“禹吾无间然矣”这一节，他把通常进谏规劝的各项略去，只特别重视沟渠水利，把江南水利说得十分详尽。他对于东南这个财赋之地的帮助很多。但河北的水旱灾害，不是沟渠水利所能挽救的；东部各处的泉水，因为漕运的缘故，都由尾闾泄入民间，百姓一点水也用不上；自从荒乱和盗贼兴起以来，田野满是蒿草，即使神禹再次出现，又能怎么办呢？天下大势，谋划积蓄储备，重点在江南；谋划地势险要，重点在河北。近来傅司农淑训把边地和腹地粮饷收入不足以抵偿支出的数目，编刻成书；每当朝臣请求免除拖欠赋额时，一概把请求搁置，只送给他们一本粮饷账册，不再议复。我在壬午年进京，请求免除七州县的拖欠赋额，司农也用这种办法答复。我担心天时和人事都走到穷困的尽头，将来酿成祸患，难道只会是收入不足以抵偿支出而已吗？天下大计，不是可以同贫困窘迫之家按照收入决定支出的情形相比的；如今不斟酌缓急，却想一概堵住请求免除赋额者的嘴，忧虑国事的人不应当这样做。

译庚辰年秋天，皇上告诉傅氏，想终身吃素，因为圣母早逝，来不及奉养她的缘故。这大概只是托词，或者另有感触才这样做。当时辅臣有人上揭帖，李印渚绍贤上疏，大意是劝皇上爱惜口腹，不应以饮食淡薄使自己受苦，说自古帝王尽孝，不必做到这种程度而已。皇上都优厚地答复，却没有允许。不知道这些揭帖和奏疏是根据什么而写的。皇上感动到这种程度，内心一定有极大的不安；他们本应援引同类事例畅谈，以成就君德，反而说不宜饮食淡薄，这些话多么浅陋。我认为应当极力赞美此事，再进一步推广说明：皇上因为圣母而终身吃素，这是大孝大仁，千古无二；但帝王把天下看作一家，把万物百姓看作一身，那么仁孝又不只在于吃素。吃素的用意，是要爱惜物力，那么买办需索、制造进奉，以及不合时令的赏赐、铺陈供应的余费，哪一项不应裁减节省？要爱惜生灵，那么缉捕审断、拷问讯问、驳议复审，以及财产和性命相连、法律与实情相违，哪一项不应宽免？由这些类推说明，使天下没有一件浪费，也没有一个含冤者，这样实行吃素的意义才大。按照圣母的心意来衡量，她该是多么欣慰；如今皇上每天享用水陆珍味，对仁孝又能损害一分吗？如今议论裁减，多集中在外廷，而监局之中，增减任意、贪欲无厌的人仍旧如此。司法文书越加严重，驳回一次便加重一次，直到再也无可加重、无可相比，只说奉旨从重处理而已。更严重的是，厂卫缉捕的人犯，甚至来不及等到平反，十人中有九人已经死去；万一能够活下来，家也已经破败。边疆事务中，只听说杀督抚，没有听说杀总兵的；偶尔有总兵被杀，也是因为他庸碌琐碎、没有能力办事。所以总兵越发骄横，督抚越发危险，这些都不是爱惜生灵的做法。坚持这些做法不变，却避开腥膻而吃蔬食，我真担心圣母在天之灵反而会忧伤不乐。若这样进谏，皇上未必会发怒；为什么那些人的奏疏完全没有这个意思，错失了劝悟君主的机会，阻塞了君主行善的道路，实在可惜。李西野化龙是山西人，考选时吏部拟定他为御史，皇上亲自改为给事中。他到任那天上疏说：“臣的才能浅薄，吏部只拟定为御史，已经是过分了。不知皇上认为臣有什么可取之处，特意改为科道官，恩典确实深厚。臣反复自我省察，想找出自己应当被改任的理由，却找不到。” 这番话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而且是自己说出来的，更是人情所不肯说的。皇上大怒，将他降职调任；不久他因请假离去，此后再未起用。与李化龙互换职位的，是台中胡某。胡某的试卷中有“瞪目而视”一句，被皇上圈掉，于是改用了李化龙。有人说，吏部进呈试卷那天，胡某梦见大雨雷震，西北方腾起一条龙，惊吓醒来；等到圣旨下达，那个被调换职位的人就是山西的李化龙，也很奇异。这次考选中，还有真定府同知许自表，用原拟任御史的黎玉田与他交换职位；从此开了由宫中改动任命的先例，而掌事者渐渐利用它来徇私。黎玉田任同知半年，升为昌平佥事；过了一个月便升为辽东巡抚。许自表凭明经科出身，得到御史职位后，负责京城差事；过了一年按次序应当巡按宣大地区，他心里害怕前往，于是上疏参劾乌程，得到旨意降职调任，补授上林署丞。由此看来，并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应当与黎玉田交换职位的理由。己卯年考选，也有几个人被从宫中改任。吴昌时原本由吏部拟定为礼科官员，却被改为部属；韩城的怨恨就是由此结下的。当时皇上亲自命题，内容是再次收复河套的议论；凡是说河套不能收复的人，反而都被选中。有人说，武陵暗中商议放弃辽东，以关隘作为防守界限，所以把“复套”作为考选标准，不知道这件事究竟是否属实。张虚舟作楫在戊寅年上疏议论高起潜，皇上发怒，责令他回奏说明。他正在灯下起草，所坐的房间里发出格格的声响，隔扇一时全都打开了；出去查看，却寂静无声，一个人也没有。张作楫非常害怕，自己料想将遭遇不可测的灾祸，但既然已经议论政事，也没有办法，只好默坐很久，重新整理先前的草稿。等到奏疏呈上，只受到降职调任的处分，这才知道是鬼神在戏弄人；有志之士，决不会被这种事愚弄。吏部侍郎张捷，是宜兴师的亲信，也就是乌程的蔡奕琛。蔡奕琛没有一天不到乌程家中，张捷也没有一天不到宜兴师家中。宜兴师离任后，张捷仍照旧担任少宰。有一天太宰职位空缺，多次推举都没有任用，台中的吕黄钟上疏说：“为什么不在侍郎中专门选用一人？”中书乔可聘驳斥说，侍郎只有两人，其中一人属于词林，历来没有升任太宰的例子；这不是拥戴张捷又是什么？吕黄钟于是列举词林出身而担任太宰的人来辩解。当时贺江夏在吏部，没听说他以知人善任见长，而且词林本来就有相应等级的官职，怎么能看出他应当担任太宰？吕黄钟这份奏疏一出，他拥戴张捷的意图更加无法掩饰，所以不久便改变了历年按例任用的办法；然而张捷仍旧没有被任用。适逢乙亥年内察将要考察到御史，刘宗祥一向有贪污的名声，自知不能幸免，于是拿出张捷写给自己的私信，其中有“当事者专门想任用内官”等话，意思是指乌程。皇帝下旨责问张捷，张捷于是以闲住离职。刘宗祥因此免于内察处分，不久升为江西巡抚。对于不易被罢免的张捷，刘宗祥能够使他离职，不能说没有功劳；但泄露别人的私信，不是正人君子所为，何况那还是写给自己的信呢？靠这种手段逃脱考察，这个人不值得尊敬。省中的蒋德瑗，是晋江相君的弟弟，也因为内察将近，上疏参劾房之骐。圣旨说：“国子博士参加考选，本来就是旧典，为什么说没有先例？”当时房之骐任太学博士，正议论是否参加考选。蒋德瑗想借此机会进言，却不知道房之骐参加考选一事，原先已经从政府那里得到许可。奏疏被驳回后，蒋德瑗最终仍按内察处理。蒋德瑗和刘宗祥都是借题发挥，只是手段有高下之别。总的说来，蒋德瑗的心事还可以对人明说，刘宗祥的心事却连妻子儿女也不能告诉。主持内察的人回避自己所忌惮的对象，却甘心处置那些容易对付的人，也实在太糊涂了。

译曾就义是江西人，任县令时颇有清廉的声誉。戊寅年考选时，他在御试奏疏中说，百姓的困苦都是由于官吏不廉洁；如果使守令全都廉洁，即使稍微增加赋派来供给军需，也不是不可以。皇上喜欢他的说法，于是擢升为第一名，进入词林。不久，剿饷、练饷等加派就出现了，实际上是因为曾就义的议论而决定的。治理政事必须给百姓留有余地；即使尧舜在位，也不能使官吏全都廉洁，官吏未必廉洁，而增加的赋税却确实增加，困苦的人也确实更加困苦。曾就义难道真的糊涂吗？这不过是一时迎合皇上，姑且借此为自己的功名铺路罢了。曾就义入馆不久，又上疏论述“民惟邦本”，难道不是内心有所不安，想借此挽救此前言论的过失吗？有人说，曾就义前后分成两段，可以说是逆势取得，却顺势守成。又过了大约半年，他因病死于任所。国计民生是多么重大的事情，他却昧着良心胡乱说话，只为博取自己的一个官职，这是天地和祖宗所不能容忍的；曾就义的死，大概是暗中的祸报。漕运旧例中，有用土产换取红枣的说法，沿袭已久，也允许夹带客货。神庙年间，夹带的东西一天比一天多，运军靠此维持生计，把船看得像自己的家一样，非常爱惜。遇到水浅受阻的地方，他们自己雇剥船转运，公私双方都得到好处；大概从来没有出现过私货能够运达、反而担心官粮不能运达的情况。祖制中所包含的用意实在深远。近来因为漕运事务迟滞，一律严禁夹带，偶尔发现私自装载，就没收货物并加重治罪。运军一天比一天贫困，商贩也不敢前来；剥船转运既然已经没有能力，一旦前面遇到水浅受阻，便只能袖手旁观，把罪责推给河道，甚至有人烧掉船只来图谋抵赖，或者弃船偷偷逃走。这样一来，还有什么是他们愿意爱惜的呢？自古王道以人情为根本，利益所在，人们争相趋赴，于是借此成就事情。所以私利不妨碍公事，是君王不吝惜允许的做法；否则只会导致误事而已。即使要做到“公尔忘私，国尔忘家”，士大夫尚且有时难以做到，何况把这种要求加在运军身上，那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善于谋划国事的人，应当仔细思考，谨慎处理。丙子年春天，有一位岁贡生，我忘了他的姓名，他到宫阙前伏地上书，皇上命人取来阅览，因为他说的话不切合实际，便把他罢斥了。不过他的言论也有可取之处，比如他说，裁减驿递，撤去抬轿等夫役，他们就会转而成为盗贼；因此恢复驿递，是平定盗贼的急务。当时有人笑他迂腐，却不知道这实际上是至理之言。上天生下这些靠力气吃饭的百姓，让他们往来道路，赚取一点钱，供给每日生活；一旦没有地方施展力气，不去做盗贼，又到哪里去得到食物呢？后来有从秦、晋和中州来的人说，被擒获的盗贼多数是驿递夫役，从他们肩上的痕迹很容易辨认；这才知道那位岁贡生的话并没有错。言论只要有可采纳之处，即使是樵夫的话也不应废弃，何况是贡生呢！自从裁减驿递之后，册封大差所用的人夫不过十二名，除了一乘轿子外，只剩四名，根本不够供应节册的使用；于是有册封王妃的，冠服有时有二三摃，新例又常常合并差事，一府若有二三位王妃，冠服就多到八九摃了。可是人夫仍然只有十二名，往往只好自己雇脚夫驮运，踉踉跄跄地走在道路之间，实在大为亵渎体面。臣子奉差，即使自己雇用脚力，也不算过分。冠服是朝廷的法物，颁赐给藩王，典礼何等隆重，如今却降低到和商贩一样，动不动就耗费巨资，这实在不是用来尊重皇帝命令的做法。我当时正在籍中，各位奉差到济南，有见过这种情形的，便皱着眉告诉我。我开玩笑说：难道你们没有见过押送银两的人吗？马匹都配足了，还加以护送；他也是一份钱粮，这里也是一份钱粮，所争的不过是出入的差别罢了。各位作为侍从之臣，手持节信，责任如此重大，为什么反而不如一个押运官呢？世事到了这种地步，也只能付之一声长叹罢了。宗藩的衰败已经很久了，并不是官绅们敢于和他们抗礼，而是他们的势力既然已经穷尽，即使想沿用旧制也办不到；况且将军接受各官的拜礼，也是旧制。国初将军很少，偶尔有这样的将军，还是皇帝的亲曾孙，因而接受各官拜礼，双方都觉得合宜。如今传了许多代，那些不是皇帝支系的就不必说了；即使列在皇帝支系之中，也都是王孙而不是帝孙。周藩郡王多达七十余府，将军也不下千余人，每逢发放禄米粮饷，道路街巷都被堵满，满眼都是玉带；如果要让抚按、司府以下的官员逐一向他们行拜礼，哪里有这样的道理？今上由信邸承继大统，所以留意宗藩，修复旧掌故。总的说来，在国初亲近皇室宗藩的时候，不必烦劳申饬，礼制自然尊隆；至于近来的宗姓，即使二祖还在世，也不能沿袭旧制。古人说，祖宗的亲属关系到了尽头，尚且应当迁入祧庙，何况宗室呢！唉！这真是至理名言。国初，亲王不时来朝，所以高皇帝制定了亲王与皇太孙相见的礼仪。行过正式会见礼以后，仍然保留家人之间的礼节。到陵庙行礼时，皇太孙居中而稍后，亲王分列两旁并在前面。天顺初年，召襄王来朝时，已经不再使用家人礼了；如果还想让天下宗藩像二祖时那样受到隆重礼遇，怎么可能办到呢？何况熙宗、宣宗以后，防范禁制一天比一天严格，宗藩被关在一座城中，和囚禁没有区别。各官对亲王，只要不失礼仪大体就够了。郡王以下，完全可以通融，讲求彼此平等的礼节；一切旧制不能恢复，也不必恢复。唐代亲王都出任郡守，朝廷还对他们实行黜陟。宋代亲王的班位在宰相之下；我朝虽然没有这种制度，但江陵当权兴盛时，对亲王都以宾主礼相见。那些在江陵任宗伯时受封的亲王，甚至让江陵侧身而坐，称自己为门生；即使说这是因为江陵的权势炽盛，确实也颇为不合适。然而朝廷越来越尊崇亲王，对此却不闻不问，亲王于是凭借这种礼遇而显得更加尊贵。矫正过度，反而会产生事端，这难道也是亲亲之道吗？关于宗藩仪节的争论，始于唐藩上疏。奏疏说，各官有乘舆进入端礼门以内的，便使用拜帖，并写大字等事项。各藩大多没有听说有这种规定，只有中州如此。这确实是各官的过错。部议屡次上奏，屡次遭到驳回，于是把署部侍郎陈子壮下狱。传闻皇帝非常愤怒，想加以廷杖，曹珰跪下劝谏才作罢。不久，唐藩杖杀了两位郡王，皇帝于是很不高兴，只是暂时压住怒气没有发作。随后唐藩又上疏请求统兵勤王，这总的也是内心不安的意思，并不是真的怀有其他图谋。皇帝秘密命令抚按，将他押送发往高墙禁锢。诏旨说：一天之内杀死两位郡王，灭绝人伦，违背祖训，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假如当初没有争论仪节，两位郡王绝不会被杀，也就不会因此被禁锢在高墙。俗话说：虽然说是爱他，实际上却是在害他。皇帝如果不爱护宗藩也就罢了，既然说是爱护，又为什么要把祸害留给他们呢！

译鲁王寿镛所宠爱的孙氏，是济宁人，出身十分卑微。她在晚年拿出五千金帮助军饷，为孙氏斟酌请求名号。部议认为，鲁王已经立了世子，而世子也是庶出。如今这样做，难道不是唯独不给世子安排地位吗？皇帝采纳了部议，同时退回了她所献的钱。鲁世子按宗派排行，自号干山。他在官署中修筑的假山，位于干位。山中有洞，在地下挖成窟室，房间极其深邃；用瓮储油，昼夜点灯，各种使用之物没有不齐备的。大概是因为德王被掳，中州的福王、伊王等藩相继沦陷，所以修筑这座山以备紧急之时，可以躲避藏匿。壬午年兖州失守，世子逃入洞穴中，官奴带兵来到洞中，将他抓获，拷问追逼，金银几乎全被搜尽，最后用弓弦勒死世子。刚要勒死时，世子呼喊说：应当先杀我的儿子。不知是什么意思，最终竟然照他的话做了。世子身材矮小，胡须很多，全身都是黑毛，长达一寸多，与常人不同。济南在正月初三日失守，当年还剩二十九天处于围城之中，历城令仍然命人追讨债务。兖州被围时，世子只捐出三百金，却预先借取禄粮，拿的是兖州府库的钱。有一个何太太，是鲁先王的妾。听说事势危急，自己捐出五千金。世子留下其中四千五百金，只拿五百金交给外面。失城的祸患，难道全都是天数造成的吗？青州被围时，衡王号哭，召集各官把金银拿到庭中，任由他使用。青州因此得以平安无事。事情平定后，他却准备把寄存在外面的银两解送出去，按数扣留，以补足先前花费的数额。只有汴城八月被围时，周王耗费达到数百万，最终得以保全，真是大大增强了人的信心。宗藩通过科举取得出身，始于辛酉年。大体说来，宗室中能写文章的，以江右为最好，楚、蜀次之。开设科举，本来就是为了网罗皇族宗室中的才俊，何必限制固定名额？各省屡次请求，都没有得到允许。到了己卯年，有时录取宗室生员一名，就立即裁去民生一名；后来便停止了这种做法，恢复原来的名额。这是不想让宗室过多进入仕途。可是科举之外，又有换授。每个藩府多到五七人，前一批选授尚未完成，后继者便接踵而来。宗室中有一个人才，与其旁及换授，为什么不稍微放宽科举名额？况且换授容易，科举困难，长此以往，宗室将全都趋向换授，科举反而废弃了。假使宗室诸人不专心读书，只专门钻营请托，也不是妥善的办法。换授的办法，都是由亲王保举。没有比江西宁府统字辈各宗更为众多的了，因换授而进入仕途的，不下六七十人。并且如果本府没有亲王，就由各郡王保举。罗小逊说：大多是用五十金求取推荐，得到推荐非常容易，所以人数才多到这样。到了京城，还要进一步钻营；其中优秀的可以得到中书舍人，次一等的也不会失掉州县正官的位置，吏部的田唯嘉专门把这种职位当作奇货。宗室换授，本来是为了任用他们的才能；中书舍人不过是闲散官职，有什么长处可见？如今却把它用来安置最优秀的人，使皇室后裔凭借金钱横行，垂涎于台省官职；反而那些每年由宗室贡举、号称正途的人，远远不如他们。这就是所谓的舛误。举人朱由■〈木〈爂，焚代火〉〉，是益藩宗室，凭会试副榜请求获准参加殿试。这本来应该准许，却没有准许。举人没有登上正榜而受到优先议论，在过去有孔谔，近来又有颜茂猷；何况他是宗室近支，请求参加廷对，为什么要吝惜不准呢？朱露一到朝廷觐见，县官便任意上书，一味逢迎，并不是能说出别人所不能说的话。后来皇帝召见对答，授予给事中，赐名统鏳，阻塞了正常的仕进道路，开启了侥幸求进的端绪，往往如此，实在令人不解。朱统鉓也是宁藩宗室。“鉓”字本来的读音是“饰”，字义也相同，但江右人多称它为“布”，这是为什么呢？戊辰年选授庶吉士时，有人说宗室不适合进入翰林馆，便改授中书，朱统鉓于是请假离去。又过了三年，适逢宜兴师任首辅，闵太宰洪学掌管铨选，于是朱统鉓进京争取恢复原职。统鉓本是宜兴师在辛酉年录取的士子，而太宰当时任江右左辖，曾经赞赏过他的文章，因此得以恢复庶常之职。癸酉年授职，壬午年任南闱副考官。后来在序文中，把宜兴师比作卜式的兄长，大概是因为辛巳年他随宜兴师进京，输送米五百石，才被选得光禄署丞一职。把他比作卜式，恐怕也并不相称。甲戌年进士朱宝符，赐名为朱统铚；朱■〈金伊〉，赐名为朱奉■〈金伊〉；两人都是尚未请求赐名、领取禄俸的庶宗。二人没有上疏请求，恩典却出自特别赐予，准许列入玉牒。这说明皇帝所看重的是科第；可是后来又有时不看重科第，这是什么缘故呢？庚辰年就教举人一百余人，就教岁贡生接近二百人。考试完毕后，皇帝传谕吏部，全部授予部属及州县正官，又说这属于特别任用，以后不作为常例，等等。于是举人、贡生间选授官职，都按照甲科的资格办理；只有吏部选授了两名司务，其余部曹官无不选授。众人出乎意料，都惊叹这是特别的恩典，一时的意气甚至超过甲科，这一点不用说了。但这件事的本意原在于就教，他们携带的钱财不多，不足以支付选授官职后的费用。在京任职还知道节省吝啬，若选得外官，势必不能不花钱；又因为官职出乎意外，即使花尽钱财也可以设法收回，于是难免任意借取。京城中的债主也凭借金钱任其使用，尚未出京，负债往往已达数千。想让他们做官廉洁自守，怎么可能做到？所以放纵的人最终玷污官箴，谨慎的人也会陷入困顿，结果吏治和人才两方面都受到损害。说这种新奇而痛快的事情可以实行吗？我所在的州也选了一名新任知州，他独自前来，却有七名京城债主跟着进入衙门。不到几个月，就因被弹劾而离职。这个人很能写文章，又谨慎整饬、洁身自爱，却仍然受到这样的牵累；其余的人就可以类推了。如果要实行保举制度，就应当规定只有某一官职以上的人才能保举。像宋代预先推举官员代替自己那样就可以了，不必在一时之间把所有人按同一标准排列。如今的保举，甚至刻成齿录，俨然像一种科举。可是格式套用逐渐形成，钻营竞争也随之兴起。因此出现了用千百金行贿谋求保举，又谋求选授官职的事，这都是一两年以后必然出现的末流结果。吏部又想从中高低调节，以便满足私意。于是每次考选都有县丞、主簿等官职，参加考选的人即使不再钻营，也无法得到这些官职。既然保举的是正官，就应当按正官任用；是否称职，自有连坐的办法，与吏部有什么关系？如果果真文理疏谬，不适合治理百姓，驳回即可；严重的，连坐举主也可以。何必曲意加以调停，降格选授为丞、簿，把权力收归自己，使贿赂公开流行？这些全都是因为吏部官员不肖罢了。

译保举州县正官，原本只限定举人，直到生员为止，从没有涉及童生的。宋今础当时在都察院中，却独自保举了一名童生。我觉得奇怪，便问其中缘故。宋今础说：这个人虽说是童生，实际上年纪已经很大，不能做官；姑且用来敷衍塞责，以免承担连坐的牵累罢了。当时大家都因此一笑。这个人既经保举，便在乡里准备冠带，张着伞盖，乘坐舆轿。他的儿媳妇偶然犯了一点小过错，此人非常愤怒，说：我如今已经做官，应当施行官法。于是召集亲族，在庭院中杖打儿媳。有人说应由她的丈夫代受杖责，他不答应，最终还是打了她。这个儿媳妇当天夜里上吊死了。她的父母向官府控告，还没有来得及审问核实，这名童生也死了。副榜准许作为贡生，始于辛酉年，原本是登极恩例。到了丁卯、庚午年，便泛滥起来。有人列名榜上却没有获得资格，而没有列名的人反而获得资格，只有有势力的人才能做到。新城王与玫、王与慧，都是原榜上没有名字的人。到了甲戌年，查考历科副榜的原卷；于是原榜上有名字但试卷偶然遗失的，也有被驳回的。第二年又命礼部查对阅览原卷，酌量留存几人，以取信于先前的诏旨，其余一律发回本学肄业。于是没有被选中的人，十有八九被遣返回去。己卯年，杨武陵建议把副榜充作贡生送入国子监，实行积分办法；又因为副榜排在后面，后来可能有许多伪造增补的情况，于是议定在正榜公布前一日先公布副榜。这样一来，奉列副榜的人，便被认为是皇帝准许选得人才；这些人既然作为贡生进入国子监，只要考取一二个优等次第，便以科道官自居，搬到寓所裁制官服，俨然成了等待授官的人。所以有人说：同样是乡试，列入正榜的人考试完毕就回家，寂静得没有一句话；列入副榜的人却个个心怀跃跃欲试，指望得到官职，这实在令人无法理解。杨武陵的做法不足称道；副榜一事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需要反复商议，却在十年之中忽而实行、忽而停止，忽而重视、忽而轻视。不论是为了使士子心悦诚服，还是为了维持政体，这都不是适宜的做法。国子监的援纳，本来不是祖制；在首善之地广泛收取铜臭钱，是最不适宜的。只是这种做法沿袭已久，从来没有人议论停止。乙亥年忽然传谕，一概停止，一时之间人们都认为是盛举。有人拿这件事来问我。我说：援纳本来应当停止，但不是在这个时候停止。又问什么时候才应当停止？我说：外患全部平定，财用充足，这才是时候。有人说：如果这样，那就再也没有可以停止的时期了。我说：援纳虽然不是美事，但还胜过搜括和捐助。如今搜括、捐助不断增加，唯独停止援纳可以吗？即使停止，也只能暂时停止罢了。第二年丙子年，科场到了期限，那些携带银钱从远方赶来的人，都失望地返回。又正逢户部困窘缺钱的日子，急于得到银钱，但停止之令刚下，不敢提议恢复，于是公私双方都陷入困境。说这样不便的人，十人中有九人；过了一年，旧例又恢复了。究竟看到了什么才停止这两年呢？由此可知，治理政事的人必须审度形势、审察时机，务求能够持续，不必贪慕名声而强行去做。援纳恢复后，部议不再讨论；廪生、增生、附生一概以二百七十金为标准。时间久了，只有附学生员缴纳银钱，廪生、增生却止步不来，于是又按照旧例办理。原意是认为增广生员中有许多冒名顶替的人，于是把廪生名额也一并提高银额；等到无法实行时，冒名顶替却仍然照旧。长期沿袭的旧例，即使圣人也无可奈何；在琐碎的计算上徒然伤害体制、显出鄙陋罢了。善于谋划国事的人，绝不在这些地方。崇文税课因为边患而拖欠的数额很多，责令事情平定后补交，于是突然提高税额；拖延数月后，欠税反而更多。有一位主政接管此事，突然减少旧额，由此商货云集，有人从天津卸货后越过其他税务机构前往崇文纳税，也有人从临清、德州就先到崇文纳税。不到三个月，先前拖欠的税款全都缴清，新课也充足了。这个公惜偶然遗漏了他的姓名；有这样的手段，可以担任户部尚书，和援纳加银的议论正好相反。援纳停止后，监生逐渐减少，于是开放选贡的办法。誊录、分卷等事项，和科场中的做法一样，只是把七义减少为五义，把三场减少为二场；名额是每州县一人，若有不适合充任选贡的人，名额便空缺。本来只是为了充实成均的选贡，并没有别的意思。参加选贡的人一时都自我标榜、自许甚高，以为这是破格任用，官职就在早晚之间，于是想要凌驾于科甲出身之上。等到廷试结束，大家一律进入国子监，和其他人没有任何不同；其中年老、家贫的人，又不准参加就教，只得勉强完成监生事务，黯淡地回去。到了家里，他们和普通生员没有区别，反而失去了廪膳钱粮的一类资助，大半都后悔了。这才知道先前大肆张扬一番，实在毫无意义，不如把选贡就当作选贡更为妥当。甲戌年考试进士，倪学士元璐担任受卷官，对共同办事的人说文昌星进入豫州的分野。这一科的鼎元出在中州。传胪之后，果然是杞县的刘湛绿理顺。此前景泰甲戌年，杞县的孙贤考中第一，宜兴的徐溥考中第三；到这一年，刘湛考中第一，宜兴的吴国华考中第三。相隔一百八十年，地方上的甲子往往相合，看来确实不是偶然。庚辰年殿试，按照惯例进呈十二份试卷，皇帝把其余试卷取来再三阅看，结果都按十二份进呈，最后增加到三十多份，于是召见考生对答，询问安抚边疆、平定祸患、报仇雪耻的策略。众人各有回答，只有通州的魏藻德回答说：按臣下所见，答案不离皇上明确提出的问题，于是便抓住“耻”字立论，连续说了几百句话，声音清亮，听来悦耳，皇帝因此侧耳倾听了很久。当时在朝列班的群臣都说他将成为状元，不久果然如此。《中庸》说：“知道羞耻就接近勇敢。”魏藻德的立论也属于奏疏体，只拈出一个字来发挥，容易显得奇特。他说内外文武群臣都知道羞耻，那么才能自然产生，功业自然建立，这个议论确实高明；但是凭什么产生才能、建立功业，他却没有涉及。一段能说会道的话，不仅骗走了状元，后来他得以掌权任用，实际上也起源于此。能说未必能做；周勃厚重少文，然而能够安定刘氏天下的必定是周勃。如今魏藻德一旦被任用，我恐怕天下人都要擦亮眼睛等待着看他的表现了。

译壬午年六月，宜兴师推荐任用蒋晋江、黄晋江、吴兴化；到了十一月，又推荐王巴县。六月的推荐，是顺从众望。之所以推荐蒋晋江，是因为他博学文雅、擅长写作，阁中的一切撰述都交给他负责。这是明白地向皇上说过的。十一月的推荐，是因为熊、姜、杨、廖等人渐渐有了不同意见，想借王巴县的狠辣手段作为援助。皇上都听从了。至于任用通州，则宜兴师完全没有参与。皇上的疑心从此形成了。他为什么还没有察觉，反而亲自出任督师呢？宜兴被罢免后，兴化也同时闲住；二人虽各有各的事情，但先后被推荐任用的人，哪里还能安稳，所以两位晋江和巴县必然也会被罢免。癸未年主持考试，越过两位晋江而提及通州，就已经表明了他的意思。出闱那天，黄晋江凭一份奏疏获准辞职，蒋晋江本来也应立即离去，却因拖延而没有决定；后来就想离开也办不到了。进退取舍之际，困难竟到了这种地步。通州的奏疏上于壬午年十一月，但到三月才召见应对；那份奏疏也只是寻常议论，不过是借此作为大用他的理由罢了。起初召入阁中说明情况，出来后又到阁中，说皇上加以嘉奖，称将要提拔任用，却没有说要大用。宜兴对几位老臣说：“衙门正苦于人手不足，本想借此分掌各房，现在又要另行任用，怎么办呢！”大概因为魏、陈二人谈论兵事，使皇上疑虑，或许要任用他为枢贰。也可能是任用为督抚。不久，入阁办事的谕旨就颁下了。宜兴见到后惊骇不已，却完全没有察觉皇上对他的疑心已经存在。唉！明察的人能在事情尚未显露时就看出来，何况事情已经显明到这种程度了吗！起初下谕升任礼部右侍郎，魏某极力上疏辞谢，皇上改授他为侍讲学士，原本并没有什么不对。只是魏某自己请求参与阁议，于是授予少詹兼大学士，哪里比得上单独任用东阁大学士呢！学士是五品，衙门的品级已经到头；即使加官至少师，仍然是学士，仍是五品。如果说没有五品官入阁，难道还有四品官入阁的吗？受牵制拘泥、沿袭旧例的陋习影响，阁议并不恰当。唯独令人奇怪的是，通州不推辞入阁办事，却极力辞去侍郎、学士之职。他的奏疏多次引用岳正、彭时以修撰入阁办事的事例，无非是说明自己入阁办事并不算越级，只是不必升官罢了。究竟是官职重要，还是办事重要？占据重要的职位却辞去较轻的职位，自以为没有失去自己的重要地位，殊不知那个较轻的职位转眼仍然会归自己所有。这种心思很不光明，我在他刚开始做官时就看出来了。过去苏子瞻考中制科，皇上想授他知制诰，韩魏公认为不可；又想授他起居注，魏公说起居注与制诰相近，也不可；于是授他直史馆。苏子瞻对此深为感激。古人自我处置和对待他人，就是这样，远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相比的。稍微仿照这种意思，一再坚决辞谢，皇上未必会立即中止任用。如今这种贪婪鄙陋、贪恋职位的情状，已经先在辞职奏疏中显露出来了。将来遇到国家大事，想让他用去留来据理力争，怎么可能办得到呢！我并不是有意要深究他；假如侥幸能够取得贤能辅臣的效果，而唯独我承担失言的名声，我也心甘情愿。主持兵部事务的困难已经很久了：对外与边镇各自为政，对内又与辅臣相互分立；即使做自己能够做到的事，也不能完全得到皇上的支持，所以无事时虚度日月，有事时则极难支撑。张象风凤翼任本兵时，丙子之变，主动请求以自身抵挡敌人。在此以前，任用旧本兵梁廷栋为总督；梁廷栋从南方到张地，张凤翼从京城出发，二人都一筹莫展，京畿附近数十座城都遭到残破。兵退之后，二人跟在后面，途中只见大树上写着白字：“各官免□，所在皆是。”二人估计既然已经出兵在外，又将遭受重罪，只得每天服用大黄来泻下。弥以九月初一日卒，又过了几天梁廷栋也死了。等到刑部拟定案件，梁廷栋拟判斩刑，张凤翼免于议罪；这样看来，梁廷栋死得正当，张凤翼之死却是不幸。开国初年只有大帅，后来才用督抚加以制约，这是开创时期与承平时期形势不同的缘故。从前督抚都拥有重兵，所以驱使将帅如同使用左右手；神庙朝能够取得成功，都是依靠这种办法。实行抚三镇、将帅七的议论，只是想偏重将帅，以便用来抵御敌人，却不知道这种势力逐渐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督抚反而成了多余的设置。既然已经成了多余设置，边疆一有事情，却仍然责罚督抚，所以督抚大多获罪，而总兵却照旧；并不是不想责罚总兵，实在是害怕他们。朝廷既然害怕他们，却又想让督抚约束他们、使他们奔赴敌阵，这必定要督抚拥有特殊手段，地位尊于朝廷之上才行。有一天，章疏中论及抚镇，有人说督抚不足以控制他们的生死，皇上把这句话涂掉，批示说：“控制他们的生死，这是什么说法！”兵法说：“把人置于死地之后才能求生。”用兵本来就是以死相争的事情；自古善于驾驭将领的人，都说往往能够取得他们拼死效力。‘死’这个字，果真算说错了吗？唉，这实在难以说清了。皇上重视武臣，对外卫指挥以下官员，过去戒饬、扑责的办法一律不得施行，只允许参劾处罚而已。却不知道有些事情达不到参劾处罚的程度，只需扑打责罚即可。一概停止，就等于废弃法令。而且有些官员甘愿接受责罚，却认为受到参劾处罚是过重。这样的惯例沿袭已久，如今突然改变，不但没有被认为是优待他们的体面，反而被认为十分不便。有巡方官杖打指挥，往往就被降职处置，于是相互告诫说不可这样做；可是皇城巡视的科道官杖打指挥，却仍然照旧。有时不只是自行杖打，还奉旨杖打；同样是指挥，京卫并不比外卫低微，巡视也不比巡方更尊贵，但区别竟然如此，实在有难以理解之处。武举并不是祖制。洪武历三十年，各项法制没有不完备的；继而发生靖难，用武之事已经达到极点。唯独没有实行武举，是因为认为军事不是可以在闲暇中练习的，也不是可以通过科举取得的。而且国初将才多得用不完，哪里用得着这个呢？到了成化年间，太平日子已经很久，才仿照文试设置武举。历次考试考骑射，再加策论，是给那些读书不能成功、转而学习剑术的人安排的道路。乡试逐步积累，大约到三科；会试考中后，也只分别授予赞画，不得授予实职。其中有能力的，或许能够建立大将旗鼓；没有能力的，终身淹滞而已。可见用来防卫御敌的资助，实在不在于此。既然如此，既已收取他们，姑且安置起来罢了。大概是因为科举和学校不能收容的人，姑且再开设这条途径，使那些不得志的人有阶梯可以自我进用；即使不能如此，也足以消耗他们的雄心，使他们不至于成为祸患。这是平息动乱的一种细微权宜，并不是选拔人才的盛典。如今无缘无故地尊崇武举，使它与文试相等，别说不是祖宗旧制，难道也是开设武举最初的本意吗？

译辛未年武场考试，规定技勇和策论都优秀的列为第一等，策论优秀而技勇稍差的列为第二等，技勇优秀而策论不行的列为第三等；技勇差的不得录取。榜单公布后仍有人提出异议，于是竟然把主考官下了狱。到了甲戌年第二场考试，大风中射步箭，命中的人很少。监考者担心入场人数达不到原定名额，便上疏请求，只要能射中一箭，也准许入场。这说明所重视的又不在技勇。两科考试中的立法参差，竟到了这种地步。至于呈上的原卷，往往把能在马上射中九箭的人列为状元；假使皇上亲临武场，看见所谓马箭的表现，没有不把它当作儿戏的。甚至把这种考试移到文试场地，让人控马奔驰，相距尺许，把箭插在目标上；这必定要等敌我相遇时双方都是木偶泥塑，才用得上这种方法，究竟有什么用呢！武场原来只考骑射，辛未年又增加刀、石。刀分三等，从一百二十斤到八十斤；石分三等，从五百斤到二百五十斤。开场那天，有一名武举快步走来问：“请问今天是选将才，还是选家丁？”监考者说：“今天是鹰扬盛典，为的是响应皇上拊髀求贤的要求，怎么能说是选家丁呢？”他回答说：“既然是选将才，就必须具备将领的体魄，还必须懂得将领的谋略。作为将领，关键全在机□；胜负所争，往往就在极其细微、似是而非的差别之间。即使是《武经七书》，还担心其中只是陈旧的说法；但武举这一科沿袭已久，不得不应付这种常规。至于骑射，虽然是武人所应做的事，但也只是武人的余事，姑且考察一下，用来窥见其一斑罢了。到了临阵之时，完全不能依靠这些，何况又增加刀、石项目呢？不论力气有强有弱，也未必能够取胜；即使真能举起五百斤的石头、舞动一百二十斤的刀，有力气固然确实有力气，但一旦遇到敌人，又有什么用处？用这种标准选战将尚且不行，更何况大将呢？以选将才为名，却与选家丁没有区别，这就是武举无法应付的地方。请允许我辞去考试，告退。”于是他作了一揖便离开。监考者为他的话感到惭愧，又赞赏他的为人，派人挽留他，却没有成功；他甩着手臂径直离去。我想，这个人也不是寻常之人。会试旧例，把试卷分为边卷和腹卷，每十分为一个比例，边卷取八分，腹卷取二分。因为边地的人熟悉操练战阵，所以取录比例相差如此悬殊。京师旧属腹卷，入选的人少。辛未年改为边卷。大概是勋卫等人认为腹卷名额少，希望列入边卷，所以请求改制。于是八分名额中，京卷占了十分之六七，边卷反而寥寥无几。京城天子脚下，事事熟悉，穷边的健儿怎么能与他们争夺名额呢？这对那些人确实便利，但与分设边卷、腹卷的初衷难道不会相违吗？更不用说鹰扬之选大半是纨绔子弟，这并不能使盛典光彩；而京师贵近之人却被称作边卷，按名称和实际来推究，怎么说得通呢？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这是为什么？起初议论武榜胪传时，认为殿廷不便于进行骑射；如果只命他们对策，就与文试没有区别，所以仍然呈上原卷。但自古以来临轩策士，从来没有不另行考试而仍采用原卷的。这项制度终究属于迁就，并不是确当的议论。辛未年状元王来聘，被选授为扬州游击，以武状元而任职于腹地，实在不相称；后来升任昌平参将。丙子年死于敌中，也可以无愧了。丁丑年武状元姓文，是江西人；同一科中，文、武状元都在江西，这种事情不因地理而必然，却一定会在天意中应验。可惜倪鸿宝不在这里，只好劳烦他来推算了。辛未年考选时还没有涉及钱粮，考完以后又进一步核查钱粮，于是毕司农下狱，熊鱼山开元、郑澹庵友元也都因而被贬谪离职。从此，考试日期将近时，先核查钱粮；上面以此要求，下面以此应付，不询问安抚养民，只专门追问催收赋税，而召回清廉能干官员的制度，变成了核算钱粮的事务。世道也因此发生了一次变化。从此征收解送一天比一天急，考核成效一天比一天严；户部奸吏上下其手，不仅拖欠多会成为负累，即使少有不通也足以成为负累。我常常跟随等候考核的各官，询问其中详情：钱粮以十分为标准，未完达到十分的革职，未完只有一分的免议，其余各有差等，这是成例。但钱粮原本分为各项，有的一项多达千百，有的一项少到只有一二钱；县官解送银两，必须逐项详细列明每项解送多少，即使零星铢两也要配齐。偶尔遗漏一项，先前已经完纳的千百之数，也不足以抵偿这一二钱的未完。奸吏还会借此找罪名，按十分未完而革职。已经革职后，还必须向这些吏员求情才能复职，所以有时只欠一二钱，却要花费数十两。这就是做县官的苦处，也是无处申诉控告的事情。如今不敢奢望对未完数额曲意宽免，只求已经完纳的数额一概准许通融。一位户部尚书难道能逐项琐细地核对吗？这只有精明的司官才足以承担。但部属任职年久，刚转为正郎，不到几个月又升官离去；一切参劾处罚，全凭吏书起草文稿，只知道未完是真实的，谁肯因为那一项已经完纳而宽免这一项未完呢？唉！吏治如果只停留在核查钱粮，本来就已经错了；其中的曲折又是这样，谁来替县官伸张这份冤屈呢！钱粮造成的负累，没有比内库更严重的，尤其没有比本色更严重的。有的拖延十多年，拖欠的只占十分之一二，被压抑勒索的通常占十分之八九；即使是拖欠，也往往是因为抑勒才拖欠。至于垫付费用，有时超过本色钱粮，盘费、使用费和水脚费还不计算在内。累积合计起来，哪里只是成倍增加，简直相差千万。除了垫付费用，又有额外索取。索取得到满足，不管货物好坏都收下，只不过成为内库的蛀蚀罢了。曾经有人暂时请求改折，而不废止垫付费用，仍按旧例解入，皇上没有允许。大概垫付费用是有限的，抑勒却是无限的；这只是主管内廷宦官的意图，并不是皇上的本意。本色解送到内库后，每被驳回一次就增加一重负累，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弓和甲。所有弓都由皇上亲自开弓试验。皇上的力气很大，能够拉开强弓。那些一拉就能完全张开的弓被驳回，只有只能拉开一半的才留下；等到颁发到军中，将士都不能使用，即使有千万张弓，也射不出一支箭。至于铠甲，则让内廷宦官中有势力的人用利箭射击，射穿的就驳回重造，所以铠甲有的厚到一分有余，只求不被射穿、免于驳回，但斤两太重，临阵时根本无法胜任。这两种东西都是急需之物，所以务求精良，却都弄到不能使用，有限的物力实在可惜。

译自壬申年冬天起，每当一听到警报，就命百官进献马匹，并连同鞍辔一起进献。勋戚中有进献的，也有不进献的；辅臣、六卿、侍郎每人一匹，其余各衙门合计进献数匹，有时合起来进献一匹，都在御马监上缴。收马的地方，门外常拴着几匹马。进马的人都派差役带银子前往，在那里买马，随即交纳；如果拿其他马匹送来，即使是价值千金的骏马也不用。翰林院合院共进二马，每次合资购买，派当值吏员到那里办理，我曾怀疑其中未免有侵吞费用的事。戊寅年冬天，张坦公缙彦初入词林，偶然知道有出售好马的地方，便托人购买，买得四匹马，每匹都在一百二三十金以上。同僚说这次一定能符合要求。等到了那里，四匹马却全被驳回。于是按原价照旧例交纳，仍剩下很多银子。这件事不知道皇上是否知道？进献马匹原本是为了急公，却恰好成了内廷宦官牟利的渠道。他们出售的马，是官马还是私马？官马原有定额，不可以出售；私马又怎么会有这么多，而且也不应当出售。同一个人既自行出售又自行收取，马从哪里来，银子归到哪里？假如按照军法查办，应当置于哪一条法典之下？可是又有谁敢说什么呢？难道只是徒劳地暗自叹息吗？这是我深感困惑的地方。德州任太宰时，也有过这样的谕旨。阁臣之外，只有衍圣公进献二马，少宰田唯嘉进献二马；德州因为任太宰却没有进献，于是五部及侍郎以下都停止进献。德州并不是能够用此事维护体面，只是内心吝啬，表面上又以清廉自我夸耀罢了。事情平息后，皇上对进献马匹的七人，每匹赏赐一表里，大概内心有所不满，却又难以明说，所以用这种方式略微表示自己的意思。官职散阶中重要与次要、尊贵与低贱的区别，沿袭已久，不是可以突然加重或降低的。凭主观意图任意抬高或压低，最终也掩盖不了事实，反而会被人借此谋取私利；这样一来，散阶的贵贱、散要就不是由君主掌握，反倒由借此行私的人掌握了。这叫权力不由自己使用，反而倒授给别人使用，哪里比得上仍按旧例办理更方便呢？例如科道官按年例升迁，本来属于劣转，皇上却认为是优升；却不知道所谓优升究竟优在哪里？按旧例最应当升迁的人，优升或不优升都无法比较。至于当权者，借此排斥异己；遇到有人反唇相讥，就用优升来堵住他的嘴，甚至公众议论认为不公平，也解释说：“这是优升。”考察实际情况，果真是优升吗？这就是皇上所称的优升，最终并不优越，只不过给借用这种名义的人多提供了一个脱身的说法。大体上，年例升迁应当照旧规办理，由吏部会同吏科、河南道一并根据章疏确定考核等次，这样就没有可争辩的了。偶尔有不妥之处，责任在吏科；河南道却陷入狠辣之手的倾轧，被主使者任意摆弄，中外都知道，却还给它美名叫优升。我不知道他们究竟要欺骗谁！按年例升迁的办法，到德州时已经败坏了，但还不算严重；到了田唯嘉时，手脚就全露出来了。每推升一次，就有一次喧闹，朝廷之上时时有人指手露齿，严重损害政体，而田唯嘉却悍然不顾。田唯嘉所依仗的，是凡通达内廷的言官中有议论他的人，就用年例把他处置掉；有人进言，就用优先升迁来压制他。这类事情数不胜数。只有凌茗柯义渠以兵部都给事中升任福建参政，是乌程促成的。凌义渠与乌程虽是同乡，素来不和。乌程已经回乡，仍然对他怀恨不已。到这时有湖州士绅进京，向田唯嘉传话，要求按年例给凌义渠升迁。田唯嘉恭敬谨慎地奉行命令，没有同任何人商量，不久就上了启事。田唯嘉积久形成的旧习和故智，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乌程以执政身份辞职，却暗中掌持朝局，驱逐言官，他究竟想做什么？那年六月，乌程病死，距离此事仅两个月。一息尚存，仍万万不肯住手，这大概可以概括乌程的一生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年例每次不过升科道一人、升道员一人，大概只是约略斟酌人数多少，认为这样才合适。三年合计起来，人数就不少了。吴昌时任选郎时，却一下推升到七八人，而且全都是庸弱无能之辈。他的用意非常深。此时郑元岳任太宰，从仪郎调任文选，急于凭借特别突出的才识，充分表现自己清正执着、孤高特立的意旨，以求得到皇上的知遇；而吴昌时另有打算，特意制造出一副不畏强权的样子，用来恐吓台省，为日后驱逐异己树立样板。又因为强劲的对手太多，担心引发其他变故，所以只取人数众多来威逼他们，正为自己算无遗策而得意，却没料到会招来人的非议。这是其中一件事。皇上有皇上的主意，太宰有太宰的主意，吴昌时有吴昌时的主意，彼此完全没有商量，事情却恰好凑到了一起。对太宰来说，这还不失为君子式的疏略；对吴昌时来说，则是狡猾、无赖了。科道官升任京堂，本来并不过分，但必须是有建言陈述、为人所知，才可以授予。即使都有建言，所涉及事情的重要程度不同，也应当以京堂官职的大小来区别。若事情关系到宗社、百姓利益，以及弹劾罢免大奸之人，这些人都冒着遭遇不测之祸的风险，那么俸满之日，应当升任四品京堂。其次，遇到事情敢于进言，不阿谀徇私，以及多次有所指陈，所说都切中利弊的，俸满之日，可酌情授予五品或六品京堂。再次，即使没有建言，但颇有才干，也应当按年例升为三品或四品监司。再下一等，只是保住俸禄官位，仅仅避免过失，也按年例升为五品监司，就已经是厚幸了。如今科道官中，品格方正、锋芒分明的人，有的甚至长期困顿、不能振作；而那些依违逢迎、唯唯诺诺的人，侥幸熬过五年七年俸期，便把升任京堂视为分内之事，难怪言官都像寒蝉一样闭口不言。万历二十年前后，敢于抗疏议论政事的人，多在南京，当时人因此说：南京科道凶恶如虎，三年出一个大知府；北京科道绵软如羊，六年出一个大京堂。古今同样令人感慨，究竟怎样才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呢？

译宋九青玫在都察院任职一两年间，从未进言；有一天从楚闱回到京城，拿考试录给我看。我当即坐着翻阅，发现其中一篇策论一个字也没有涉及时事。我问他：年兄的策论文章写得很好，为什么不涉及时事？宋九说：凡是衙门中没有言责的人，都必须借考试策论来发挥议论时事，以畅快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像年兄在翰林院时就是这样。至于我们衙门本来就有言责，如果确实有可说的事情，应当写成奏疏进言，期望得到施行，何必写在策论里呢？我口头上答应了他，心里却不以为然。大凡敢于进言的人，受到触动就会发作，随处都可以抒发忠心和爱国之情，哪里还会计较是写奏疏还是写策论？如果连策论中都不敢说，难道还能指望他在奏疏中说吗？过了几天，宋九上了一道奏疏，二千余字，全都指向吏部，却没有涉及一件具体事情，也没有点出一个人，只是把“清、通、简、要”四个字铺陈成四大段，用来勉励各位大臣而已。戊寅年他以封差身份回到京城时，我正因为田唯嘉的事情多次陈奏。宋九见到我就说：年兄为什么把我们衙门的事情全都做了？我回答说：只是因为年兄不肯做，所以小弟不嫌越俎代庖。宋九面露惭色，笑了起来。大概是笑我的痴，却又很难作答。科道官中本来就有这样一派人：见到有人敢于进言，也知道叹服赞赏；但遇到有可以进言的事情，却连措辞成篇都不肯，一生只知趋利避害，专门为自身打算，竟不知道国家设置言官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宋九后来因莱阳城失陷被杀。漆园所说的“豹养其内，虎贼其外；毅养其外，病贼其内”，说的正是这种情形。人生的祸福，难道是凭智巧就能改变的吗？由科道官升迁的人，常常苦于升得太快，丝毫没有回味和积累。李晓湘觉斯从都察院升到侍郎，只用了六年，其间还曾被贬降，仍然快得如此。傅太宰永淳任御史时，每次上朝都与我同坐一处寓所；等到他做了太宰，距离那时也才四年。范黄县任御史时两次出差，都在我散馆以后，不久升为大理寺少卿，当年就升任大拜，不到两年便位至极品。往往这样迅速显达。假如再多给他们一些年头，将来要拿什么官职安置他们呢？翰林院官员考满升官，必须任职达到九年。近来讲读、修书等职务各有叙升，虽然不拘泥于九年，大约也要十多年才升到五品。大概是因为衙门中的职级不多，在升迁快慢之间作大致安排，正好与按任俸考选的人相等。因此，鼎甲出身的庶常，按科次序相继升迁，三年就可以全部转任，又轮到后资，不会越级，也不会滞留，这是最好的办法。如今用考选人员来充任这些职位，不是前六年，就是前九年，再经历多年之后，那些人已经老了，不能为国家所用了。照旧例办，不合人情；改为快速升迁，又会有许多越级。这就可以知道其中极不方便。翰林院中以前辈和后辈相称，凡称前辈的，只要入选馆中就算，不问他究竟何时授职。至于称为后辈的，则以散馆授职为标准。在尚未授职以前，即使先采用侍生的称呼，后来升为四品的，也都改称晚生。因此，过去即使只相隔一科而称晚生，彼此也都相安，没有异议。这才是真正的雅道。甲戌年考选的各位公卿进入馆中时，都已经实授，所以与鼎甲出身者认作同年。等到罗吴皋、吴若谷以庶常身份接着到来，众人便一起到乌程那里讲说，认为自己实授在先，想排在罗、吴二人之上。乌程大怒说：这是本衙门的旧规；如果想创立新规，凭你的意思就行，不必问我。唉，稍微变动一下制度，竟然就会出现这种事情，也真是咄咄怪事。辛未年馆选后不久，杨翠屏绳武因为粤西发生兵乱，请假回去探望母亲。旧例规定，请假的人都必须等到下一科散馆，才能留在馆中任用。刚过一年，翠屏就回来了；原来他此前曾梦见自己做佥都御史，知道自己不应继续留在馆中，所以才这样回来。后来授任西台，两次出差之后，升为佥都御史，巡抚遵化，三年后升为侍郎，不久去世，追赠兵部尚书，和梦中的情形也略有不同。壬申年四月，皇上赐下麦饼，按照庶常的旧例，庶常坐在六科官员之上，没人提出异议。到了端午节，又举行宴会，六都垣前一天到两馆，说师家曾讲过：庶常将来成绩优良的才授翰林院，次等的授予我们衙门，再次等的才授为御史。怎么能让尚未授职的人坐在我们衙门之上？两馆老师回答说，自有旧规。都垣于是又到光禄寺说明此事。光禄寺知道他们的要求不合理，却又难以完全拒绝，便让六都垣坐在庶常之上，而左右两边以下仍照旧。到了宴会日期，同馆之人都不肯就座，一同到阁中说明。宜兴师说：自古以来，翰林院不论品级，庶常落第后才成为科道官，哪里有坐在都垣之下的道理！于是让典籍把这话传给光禄寺。这样一来，都垣的宴席临时改设在下方。六都垣闷闷不乐，不肯入座便离去了。公宴列坐，各有不同，大体按照上朝时的班次定位，其中又自行按照品级排序。只有经筵宴会，是从知经筵到序班共列为一行，其中六卿的正职和副职以及翰林官，各自按品级排列。只有鸿胪寺卿以四品官身份排在史官之下，大概是因为这场宴会是为进讲而设，所以先排列儒臣，以表示对经筵的尊重。旧规本来如此，一直沿用不改。到了壬午年，我再次入京，看到鸿胪寺卿排在宫坊官之下、史官之上，不知道因为什么又改变了安排。各位史官糊里糊涂地就座，没有人同他争论。假如我是史官，一定不会轻易坐下。庄任公鳌献在馆中任职一年多，忽然得了心病。他每次见到人，就用手指着自己的脖子，作出被杀的姿势，说：“杀我！杀我！” 有时同他交谈很久，他又这样做。散馆后授任给事中，他上疏论述厂卫的危害，很有敢于进言的气势。不久奉到查实的旨意，回奏三条事情，都算作厂卫中的事务。庄鳌献的见识和听闻本来就有限。因此获罪，受到处分，降三级调到外任。庄鳌献被贬后，更加郁郁不乐，怀疑班役中有人蒙蔽他，于是把床和帷帐搬出去，住到外房；又写好一份奏疏稿，其中有“桓、灵”等字样，第一条说福王可能发动变乱，应当防备，其余也都是这一类的话。他的族叔、少司农钦邻告诫班役，不许把庄鳌献本人写的东西送到寓所，因此这件事才得以停止。同馆的人带着酒去看望他，他拿出这份稿子给大家看，以没有上奏为遗憾。这样拖了几个月，才离开京城。

译揭阳人郭之奇请假后重新入馆，带有《宛在堂诗稿》和《山居一啸》，其中有许多像李邕那样大肆辱骂人的句子，便把它们送给乌程。乌程非常不以为然。到散馆考试的卷子中有五十多个别字，乌程认为这是下等卷，准备授给部属官。郭之奇百般请求，希望能得到台中职位，乌程丝毫没有改变主意，只说：原卷现在还在，白费口舌罢了。乌程虽然刻薄严厉，但少年乘兴所作的诗，不宜轻易给人看，尤其不应给前辈看。乙丑年馆选，只有十八人，山东籍的仅一人；而世家子弟争夺得很厉害，所以马胜千马骥反而因无意争取而得到这个名额。他晚年尤其喜好佛教，起初沉迷于吃素，后来又戒断饮酒，用八两银子做了一口小锅，自己烧煮蔬菜，不和家人一起吃饭。他不胡乱取用财物，也不随意交结朋友，做官十年，清贫萧然，没有多余的财物。有一天同乡公宴一直到夜里，众人互相凑近耳语，起身就座，纷纷扰扰，只有我和马骥两人没有这样做。马胜千于是说：耳语多半是一种习惯。我曾见有客人在偏僻处低声谈了很久，其中没有一句是需要避人的，这才知道耳语并不全是私话，只是表示彼此关系亲密罢了。这话难道真是这样吗？我满眼看到的都是不堪之态，便替他人解嘲，姑且用来自我排遣；由此我认识了马胜千的心思。乙亥年他病了几天，完全不服药，去世那天，自己说胸中空空洞洞，把辞别人世当作快乐。大概是因为幽静寂寥、恬淡自守的心境本来就接近佛门的觉悟，也可以说是打破了生死关头。郑太白郑之元在癸酉年任江西主考，回京以后，很不受执政者喜欢，不久便因差事回乡，没过多久就病死了。有人说，这是因为他在考场中出了某道题，宜兴师说这只是用歇后语讥笑他罢了。那道题是“女为君子儒”，不知道当时命题时是否真有这样的意思？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辛未年议论题目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在斥责乌程了。难道首辅对于次辅，也有不能避忌的地方吗？黄石斋在浙江乡试中的处分，实际上是因为割榜。有尚观升、尚观法二人，其中一人是所延请的先生，也姓尚；他们冒称在春秋房，都考中了。拆卷拆到最后一人时，黄石斋觉得奇怪，担心其中另有弊端，想去掉其中一卷，于是重新阅看两卷，结果后拆出的那一卷较好，便割去一个字，改补后用印覆盖。榜文公布后，众人哄然。于是有人议论他的辨疏，说经书虽然都是五经中的内容，并不妨碍本来依据的相同；即使同经而去掉一人，也不必说兄弟同经就妨碍入选，何况还有同经又同房的，如丙辰年侯木庵兄弟就是这样。即使想去掉一卷，也只须裁去后拆出的那一卷就可以了，何必重新阅卷，又何必割字改补？这不是过于小心，就是过于自作聪明。既然那两人本来就有贫富之别，难怪他们会有所申辩。黄石斋因此受到处分，于是接连上了许多奏疏。最后一疏引用《易经》师卦上六爻“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说自己占筮得到了这一爻；他的言辞和京房到新丰以及陕西时所上的封事完全相同。皇上非常不高兴，于是革去他的职务，令其为民。石斋与宜兴师很不合，曾经对我说：我刚入馆时住在东城，骑着跛马去拜访宜兴好几次，却一次也没能见到他，心里很不平。但宜兴师毕竟还是前辈。我壬午年再次入京时，有人明明是我的后辈，却为此烦劳我去拜访他五六次；如果石斋遇到这种人，又会怎么办呢？唉，我实在太没有才干，只是特别能忍事罢了。出馆以后还能像从前一样交往的，只有杨翠屏；其余的人虽然在秘密奏疏等事情上有些牵连，但关系也没有相差太远。倪百宜在馆中时，和我最亲近，即使休沐的空闲，也天天来往；等到授任西台后，却故意显得高傲疏远，摆出一副不可接近的样子。他的妻子黄氏是个孤女，全家遭到寇盗劫掠，她的母亲被杀，她自己投江而死。不过黄氏虽出身官宦之家，性情却不聪慧，又没有儿子。倪百宜入馆后，家里另外为他聘了喻氏女子；倪百宜五年没有回家，也没有成婚。估计他巡按云南时，应当已经娶了她。他在东省任职时，多次有人递状告他，把他当作自己的父亲。最后一份状子上批道：本院本来就有父亲，哪里来的这么多父亲？于是发交该县杖责三十下。假如这些人中万一有一件是真的，又该怎么办呢？父子、夫妇之间，本来就遭遇很多事情；即使不幸遇到这些事，处理得这样，也不能算妥善。倪学士元璐为倪百宜撰写诰命，受封的妻子就是黄氏。文中有“美在其中，声闻于外”两句话，都是借用成语，和文章意思完全没有关系，几乎近于开玩笑。有一天早朝，我遇到沈宪申，他说：近来我的座师为他的亲属撰写一篇诰命，其中有“不知何人”和“东征逐子”等话，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原来那个人是因为曾孙补荫，又因为他的母亲在任所奉养，所以才有这些说法。我替他解释了，沈宪申才明白。学士所撰诰敕文字，多不沿袭通常套语，所以才会这样使用，但也未免太过了。诰敕自有固定文体，前辈撰写的不过六七十字，大官也只是一百多字；近来却往往写成大篇文章，已经不合本来的体例。而且详细铺陈具体事迹，以天子的名义称誉一个普通人，琐碎而轻慢王言，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冯青方起震，是可宾的父亲，善于画墨竹，竟至于在诰命中写入一联诗句。这哪里值得用来辱没皇帝的诏命，读起来只令人惊讶其不伦不类。四六骈偶的句子，皇上本来就厌恶，尤其厌恶过分的称誉。侍郎刘重庆死后请求恤典，王鳌永代写奏疏稿，其中有“比屋可封”等话。祭酒陈芝台请求恤典，有“接孔孟之真传”这句话，不知道是谁写的。后来左都御史高忠宪公攀龙的赠诰，是请许石门士柔代作的，注文中书写他的名字，并有“身任斯文之重”一句。皇上都加以涂抹删改，刘、陈二人的恤典甚至被停下，许士柔也因此降调。礼部主事卢洪春，万历年间因为就国本问题进言而受廷杖；天启年间追赠光禄寺少卿，荫补其子为官生。后来他的儿子任灵南府知府考满，按规定应当追赠父母，我替他撰写诰文，最后一段说：因此追赠你为中宪大夫；你儿子的官职，是你遗留下来的福泽。至于天边的长吏，其俸禄和地位并不比清卿更高，等等。纳银换取诰敕，是倪学士元璐提出的办法。原来的议案规定，文官三品以下、武官二品以下可以纳银。皇上改定为文官四品、武官三品，和原议相比只降低了一级，但实际执行中有很多矛盾。在京城，涉及佥都御史而不涉及侍郎；在外地，涉及巡抚而不涉及总督；两司中涉及按察副使、参议而不涉及按察使、布政使。官职相差并不远，为什么规定却不同呢？至于武职，只有都指挥、参将、游击以上，官位较重而资财丰裕；守备、把总以下，连维持生活都来不及，又凭什么谈封赠呢？因此缴纳银两的人完全没有了。皇帝诰命的贵重，本来就不是可以拿来买的东西；既然已经给它加上可以纳银取得的名义，却又不取得实际效果，这是为什么呢？

译杨武陵起初想训练兵员十二万，用来剿灭贼寇；议定军饷达到一百八十万，这就是剿饷增加的由来。过了一段时间询问那些兵在哪里，他便逐一指称陕西、河南、江南、湖北、湖南的兵来充数，实际只有八万人。剿饷增加以前，难道没有这些兵吗？又因为宣府、蓟州等地的边兵不能作战，于是议定挑选兵员的数目，另外设置许多营，这就是练饷增加的由来。议论的人说，这不过是凭空造出一本册子罢了。后来果然如此。凡是加派兵饷，只要能够加派到尚未发生战乱的地方，那么楚、豫、秦、蜀虽有加派之名，实际上也和没有加派一样。地方一天没有发生战乱，加派就一天不会停止。这样下去势必会发展到天下全乱；到了那时，既无处可以加派，也无事可供筹办兵饷了。这类事情，都是从武陵开始的；后来武陵服毒自尽，拟定按谋反罪立案，仍然没有完全追究他的罪责。议案还没有上报，忽然传下谕旨祭奠，随后又奉到免于议罪的旨意，这是为什么呢！军务兴起以来，各项由地方解送京城的款项都苦于接续不上，只有禄米仓和光禄寺的白粮，除去本年够用的以外，还可以支用五年，那是历年积余下来的。户部曾请求把其中一年改折银两，以缓解百姓的困苦，皇上不答应，大概是要留作调拨挪用之需吧。却不知道天下只有这些财力，放宽一分，财力就宽裕一分；这种效果在上面而不在下面。只有精于筹算的人才明白这一点。京官不能废除交际，这是形势所决定的。神庙年间，外任官员每派一个人进京，从阁部官员直到中行官员，凡是相识的，都要送上一份礼；即使最厚重的不过四十金，京官收下后，也一定回赠两匹或四匹帛。书信往来，礼物全都准备齐备，真是太平盛世的风尚。近来严格禁止交际，其实哪里真的禁得住，不过是禁止那些无关紧要的人罢了。处在关键位置的官员日益增多，送礼方式也变得极其隐秘，这才是所谓的贿赂，不是交际。禁止交际反而使它变成贿赂，有识之士因此忧虑世道了。边疆战功之盛，没有比神庙初年更突出的了。江陵掌政时，一切军机事务，都是通过书信得到的。现在在《江陵集》中还可以考见。对外有督抚，对内有各部，没有一刻不彼此密切相关。凡是奏疏所不能涉及的事情，书信往来无不提出最周密的谋划。因为奏疏受到拘束而书信通畅，奏疏刻板而书信灵活，奏疏只能说一两次，而书信不妨重复多次；奏疏有时担心泄密，书信则别人无从看见。功业能够如此盛大，原因就在这里。如今除了奏疏之外，只有揭帖，而且与奏疏中的文字一字不差；一切书信往来，全都禁止。因此其中的实情不能完全了解，却想凭数千里之外的情况作出断然判断，难怪比不上前人。寸楮这种制度，通行不过十多年，在此以前从未有过。就像近年以来，答谢馈赠的人，起初还写信，不用谢帖；后来变为只写名帖，再后来变为只有一张单帖，直到连帖子也没有了，只凭彼此心照而已。官场往来的礼节日益趋于苟且简略，再过些年，又会变成什么样呢。烟和酒在古代很少见。辽左发生战事，调动广兵以后，才逐渐有了这些东西，开始于天启年中。二十年来，北方也多有种植烟草，一亩的收成可以抵得上十亩田地，于是几乎没有人不使用。己卯年皇上传谕禁止种植和贩卖，犯者判死罪。庚辰年有一名会试举人，不知道已经禁绝，仆人带着烟草进京，暗中拿出来贩卖，终于被巡逻者抓获，第二天仆人在西市被处死。相传皇上把烟误作燕，人们说“吃烟”，所以厌恶它。壬午年我进京时，卖烟的人已经挤满街道，起初觉得奇怪，后来才知道是洪督请求解除禁令了。塞外有一种鸟，后趾缺失，名字叫沙鸡。自壬申年进入京城以来，有人捕捉后拿到市场上出售；它每次出现，边境警报就随之而来，大概就是古代所说的突厥雀。丙子年宣府边境有警报，满朝竟没有一个人知道，皇上从宫中传谕给本兵，大家才知道这件事。近来兵部中负责侦察的人没有了，消息断绝，真是比这只鸟多有惭愧了。火药爆炸的灾祸，始于王恭厂；遵化距离京城三百里，都能听到它的声音，有人还以为是地震，过了很久才知道并不是。前一天，东城火神庙中隐隐传出声响，向西南方向远去，发出肸蠁之声，仿佛有人看见了什么；到了第二天，王恭厂便发生了灾祸。丙子年边境有警，总兵刘泽清前往救援，到了河间府，却拥兵不进，上疏弹劾东抚李玉完懋芳，自夸自己已经成为战将，只是无奈懋芳吝惜抚标兵，不肯发兵。皇上大怒，交给有关部门议处，结果革职。其实抚标兵三千人，连自用都不够，难道还能分给刘泽清吗？李玉完所受的处分并不可惜；从此总兵人人都有抗拒督抚、上章弹劾的意图，不再是督抚所能控制的了，而刘泽清更加跋扈，凭险自负，没有人敢把他怎么样！这是治理乱局的一大关键。懋芳获罪以后，朝廷以颜继祖代替他。颜继祖以功名自负，又恨懋芳交接任务迟缓，诬告他带走了七千金的香税。皇上震怒，派缇骑逮捕懋芳；此时李懋芳已经离任，途中遭逢丁艰，距离家乡还有百里时又被逮回，而那七千金香税仍在库中，根本没有动过。人们都认为颜继祖做得太过分了；过了两年多，颜继祖也败落了。李玉完任东抚时，没有丢失一座城，却被逮捕入狱，判处戍边；颜继祖虽然丢失济南，但当时奉命守卫德州，无法兼顾，因此也因此被判死罪。到了壬午年，王永吉陷落七十多座城，却因为只有三千兵而得到皇上宽宥，还重新担任蓟辽总督。这三千兵一向就是如此，并不是到了王永吉时才减少的。即使只看东抚一事，几年之间，是非得不到公平处理竟到了这种地步。万元吉是江西人，任归德府推官。孔贼作乱时，有个安邱乡官马从龙携家眷驻扎在虞城，被内珰吕直弹劾，家产被抄没充作军饷。此事归理刑官处理，只有万元吉竭力保护他，因而被降职调任。他的义声震动士林。况且他离任以后，多年不再进京，士林中没有人不称许他的为人。后来他以大理寺副的身份随武陵督师，众人已经对此感到惊讶；等到武陵自尽，他上疏颂扬武陵的功劳，其中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是师相对武陵的称呼。我从邸报看到这篇奏疏，很怀疑不是万元吉亲手所作。为武陵而死，怎么比得上活着服从吕直？前后判若两人，像是此人尚未盖棺定论一样，他的品格本来就还不能确定。

译莱州知府朱万年出身乡试中举。孔贼包围莱州时，自称想要投降，但部下不肯全部听从，说必须有一位老爷出城宣谕。当时徐、谢两位巡抚都在莱城，商量着想派人出城，朱万年毅然请求前往，便从城上缒绳而出。贼军起初并没有真心投降的意思，反而想挟持他来骗取城池。第二天，贼军用轿子簇拥着他来到城下，朱万年大声说：“我的性命已经献给朝廷，城上的火炮可以立即向我开火。”贼军大怒，把他押回几步，乱刀交加，将他杀死。事情上报后，追赠光禄寺卿。巡按御史王道纯上疏为他争辩说：“像朱万年这样的人，应当追赠尚书、侍郎的官职。如今担任尚书、侍郎的人，并没有特别的功劳和才能胜过朱万年，不过是累积资历而升上去。今天升侍郎，明天升尚书，等到他们在家中寿终，来请求恤典，反倒像拿着凭据来索取偿还一样。人人都认为这是他们应得的，为什么为国死难的臣子却不能按同样的例子办理呢？”又说：“辽按张铨加赠尚书，人们都认为合宜。如今朱万年的死与张铨没有不同，而且生前官品还比张铨高，应该怎样处置呢？”这篇奏疏充满感慨愤懑之气，但票拟和部议都没有采纳。贾村之败，本来是由于催促所致。卢总督象升感愤之下出战，自料必死。有一位大帅竭力拉住他的马勒，卢象升用鞭子击打那人的手臂，大帅因疼痛松手，卢象升于是纵马直冲敌阵而死。当时死者有万人，尸体互相枕藉，都被剥去衣服暴露在外，过了很多天，已经完全无法辨认。卢象升的尸体还戴着一顶白网巾，人们认为这是忠孝所得到的报应。卢象升死后，千总张国栋的塘报送到兵部。武陵问他事情的始末，想要顺势修饰、掩盖他逗留怯战的情状，据此上报皇上。张国栋不肯这样做，武陵大怒，把他夹打了五次，他始终没有改口。只说：“死就死罢了，忠臣却说成逗留，奋力作战却说成怯懦，怎么可以诬陷呢？”吴骏公说：“不知道张国栋是什么人；这就是士大夫中也有人做不到的事了。” 曾二云樱任福建兵备，不知因为什么事情深深感激郑芝龙，竟拿自己的钱进京，为郑芝龙谋求升迁。一天被缉捕，皇上下令逮捕他；他还没有到京，郑芝龙上疏说，曾樱是替侄子缴纳监生银，并列举他在福建任职时的政绩，于是事情得以解脱。恰好曾樱被逮到，皇上在半夜传谕刑部，曾樱免于入狱，因此获释，不久升任登莱巡抚。曾樱的事情牵连到吏部主事葛含馨。葛含馨上疏为自己辩解，又指向同部的来方炜。来方炜是浙江人，而郑芝龙谋求的职位又是浙江的缺额。因此葛含馨在奏疏中说：“一伙浙江人，办理浙江的事情，难道不正是浙江籍吏部官员把持其成吗？”最后又引用来方炜的一件事作为证据。原来几天以前，吏部考定选官时，来方炜曾用一张纸写下“大结”一句话，托葛含馨把他置于前列。来方炜因此被提问，葛含馨得以免罪。许多人因此不赞同葛含馨。起初吏部前后辈之间相处融洽，彼此没有隔阂，到这时高雅的道义荡然无存，彼此争斗起来了。曾樱一向有清廉的名声，但他任登莱巡抚时，并不太得士民的心，因为他偏听衙役的话。凡是做衙役的，没有不贪污的；自己不贪污，却放纵衙役贪污，难道可以吗？这样一来，清廉的只有一个人，而贪污的却不止一百多人。曾樱过去守毘陵时，正值魏珰掌权，宜兴人师曰曾说：“曾樱曾向抚按上报一份详文，其中有十多条，全都称颂魏忠贤符合皇上的意旨。”又有毛禹门士龙议论戍卒逃亡，曾樱便囚禁他的儿子，多方苛刻索取。由这些事情看来，曾樱的品格还不能确定。御史杨新期颇有清廉朴素的名声，按资历任职多年，却始终不能升迁，所穿戴的冠服都是二十年前的旧物。每天上朝时，内衣袖子宽大，外衣袖子窄小，宽大的袖子全塞在里面，外面显得臃肿。皇上远远看见，十分厌恶，认为他没有才干。因此内转和按年资升迁都不批准。他从丁未进士到丁丑在台任职，资历之久无人超过，心情郁闷不乐，以至病重。家人有时安慰他说：“已经升任陕西参议了。”杨新期惆怅地说：“哪有这回事！”过了几天便死了。杨慕垣世芳也因长期按资历不能升迁，背上生了毒疮，临终之日才得到升任少詹的消息。官职究竟是什么东西，竟然能同人的生死联系在一起。两人都是山右人，性情很刚直，不能忍受挫折，并不是完全因为追逐名位才这样，而是把自己的身体性命都牺牲在其中了。固安县知县秦士奇有一天办公完毕正在衙门里休息，抚按派来的推官带着随从敲门进来，原来是都察院根据圣旨发文，前来搜查秦士奇私宅。推官把妇女赶到偏僻处，占据房间，倾倒筐箧，搜出白银七百两，于是以坐赃罪判处戍边。追究其中原因，原来秦士奇得罪了本县的大珰，大珰便到皇上那里诋毁他，所以出其不意地这样做。姑且不说七百两并不算多，即便只因为拥有这些财物就定为坐赃，也实在太违法了。当时皇上刚诛杀魏忠贤，却又重新采用大珰的言论。到了丁丑年，又发生潘益达、白慧元的事情，皇上传中旨命令巡按御史弹劾上奏；御史迫于皇命，于是列举许多罪状。却不知道县官果真贪污，巡方御史所掌管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等皇上传谕后才写入弹劾文书？如果县官并没有这些罪行，却只是一味唯唯诺诺、随声附和，使县官含冤无处申诉，那么也就严重辜负了巡方御史的职责。从此京畿各县县令不再致力于本职，专门以调停大珰为事；像烹杀阿大、封闭即墨这样的做法，恐怕不应当仅仅做到这种程度。我乡试时的房师绥德刘公，名讳彝鼎，是壬戌进士，将门之子，具有督抚的才干。他任大同左卫佥事时，只因性情刚直，不接受请托，便被监视憎恨。一天，抚公推荐他的奏疏中忽然批示说：“刘某贪污狼藉，着令会同监视，依据实情弹劾上报，予以重处。”于是监视具列四条罪状上报，刘彝鼎被逮捕入狱。刑部审问他的官员于元是协任之子，也不能坚持原则，硬把其中两条罪名坐实，判处戍边。这件事与秦士奇等人的事情大致相同。当初朝廷设立监视，只是让他们监察欺弊，并不是让他们牵制官员；如今他们稍微施展手段，抚按和刑部便都不敢表示异议。这如果还不算牵制，那么要怎样才算牵制呢？设置监视，只不过是多了一个扣取饷银的人；监视的欲望一旦得到满足，督抚镇道也就都有了可以依仗的人。因此边疆大臣反而乐于有监视存在，因为功劳容易粉饰，失败也容易掩盖。皇上生性多疑，既设置监视，又设置〔监〕视监视者的人；每增加一人，就增加一人的费用，穷困的边疆士卒，怎么会不幸到这种地步！张若麒考选进入刑部后，高起潜立即请求让他担任作饷司，对张若麒极力称誉，并让卢龙同他结交。监视所掌管的只是兵马钱粮，和吏治有什么关系？却这样留心于品鉴人才，其中的原因不用追问也可以知道。后来高起潜通过武陵取用张若麒，张若麒便上疏说自己不愿意。以户部改任兵部，本来就难怪他不愿意。路人都知道他的心事了。

译杨显名总理淮盐时，突然征收入库的课银很多，其实都是让各盐商预先垫付而得来的。从此盐法大坏。但皇上认为他有才干，大概只是看见眼前有很多银子罢了。对其中的事理，稍有见识的人没有不暗自忧虑的。巡盐御史张绪伦却特别佩服他，既然已经在奏疏中见过这种赞誉，正值我经过广陵时，他又津津乐道地称赞不止。我说：“年兄这些话当着我的面说还可以，千万不要再对别人说了。”我不久回到武林，发现没有一个人不嘲笑并感到惊讶。冬尽时进行内察，杨显名因“不谨”受到处分，回乡后便死了。杨显名治理衙署，在扬州城内修建高楼。落成那天，巡按御史梁云构从泗州制作了一块与楼同样宽的匾额，大书“迎恩楼”三字，加以彩绘，又用鼓吹仪仗引导送来悬挂。梁云构一向喜欢写大字，所到之处多留下题字匾额，像这件事似乎本来可以省去。梁云构有个儿子叫羽明，甲戌年考中。廷试那天，梁云构的牙牌和羽明的丝绦都突然向上挺起、怒张，旁观者觉得奇怪，过了很久才恢复原状。人们以为羽明将要中状元，放榜后却列在三甲末尾的二三名，只选任为行人而已。大概是下体所佩之物，只能达到接近末尾的征兆吧。冯留仙元扬以运判署理济宁道，正逢戊寅年的警报，守备空虚，他艰难筹措军务，在城头住了六十多天。当时高起潜有几十名游兵，抢掠济宁，冯元扬将他们擒获斩首。高起潜大怒，命人责令他交出人来，并且不接受援兵的甘结，冯元扬立即交给了他。全城最终靠此得以安定。当他交出人时，有人或许怀疑他，但冯元扬毫不顾虑。因为这座城如果守不住，自己也会和它一起灭亡；这座城如果守得住，即使高起潜又能把他怎样？不过是见识明确、判断坚定罢了。这类人才足以参与决断大事。西长安街有个僧人在席棚下塑造一尊泥佛，已经在那里很久了。辛未年皇上出宫观看夕月，这尊佛正好位于清除道路的地方，准备拆毁它，忽然传说佛头自己动了起来。观看的人数以千万计，都以为佛头真的在动，于是老幼妇女络绎不绝地奔跑观看，过了两天还没有停止。我前去察看，佛头从未动过。恰逢日期临近，御史督促兵马司官员把它砸碎，完全没有其他异常。人的吉凶祸福，有的会在几个月以前显现征兆，但也不完全如此。辛未年秋天，宋泰斗鸣梧骑马在路上，马受惊，他跌入深沟，衣帽全被污泥弄脏，只好到路旁人家让人取来衣帽更换。不久他参加武闱分考，降任浙江藩幕。丙子年元旦，我穿着朝服出门，走到大街上，马受惊无法控制，一个仆役拿着冠带走在前面，被马冲倒，冠带被踩碎，也让人取来更换。然而我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这是为什么呢？杨慕垣世芳、刘士征必达被捕入狱后，两人同坐一室，每天讲论古今，到半夜才睡，很有夏侯授经的风范。有关部门拟定意见，认为他们不是合适的贡举人，过了二十多天才放出来。杨世芳后来重新起用，到了京城；刘必达回去后随即去世。曹钦程按逆案判处死罪。十多年来，逆案中的人已经大多被正法，只有曹钦程独自活着，于是成了牢头。每有一个缙绅入狱，他便想方设法索取各种财物，非要得到很大的收获才肯罢休。乙亥年，滋阳令成德入狱，曹钦程也照例向他索取。成德大怒，用拳头打了曹钦程几百下，曹钦程什么也没有得到，自己却身负重伤，一个多月才痊愈。一时间，所有在狱中的缙绅没有不感到痛快的。凡是缇骑要逮捕拘押人犯，都必须奉有驾帖。驾帖先要经刑科，在姓名下面用墨笔作记号，以防止擅自增加人名。辛未年因草场失火，逮捕巡青马思理等人，锦衣卫趁刑科官员在内，直接接过驾帖执行，事情办完后才送回刑科，已经超过两天了。刑科以职掌为由上疏争辩，才恢复原来的规矩。草场发生灾祸，皇上认为一定有奸细，因此震怒，逮捕了有关臣子，后来才知道并不是这样。大体说来，木材能够生火，又加上阴雨连绵，湿气进入草中，长期郁积蒸腾，火便从内部燃烧起来，这是事物的正常道理，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如今却因为受到牵连误会而获罪，实在是这些臣子的不幸。刑部的决单，是皇上亲自勾定的，当天才下发，事先根本无从知道。庚辰年秋决时，御史魏景琦把所有尚未被勾定的人一概处决，因一次错误而死的有二十多人；景琦被降职调任，回籍后不久又被刘超杀死，全家无一幸免，这难道不是那些人含冤而死，因而招致的报应吗？景琦就是这一年中进士、被召见问对而提拔任用的人。他竟莽撞到这种地步。此前，楚地秋决时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是一名节推所为，我忘了他的名字，他也是我的同年。节推没有办事经验，或许会有这种事；御史怎么也会这样呢？旧制规定，年满三十岁以上，才允许考选为科道官，大概就是为了慎重。礼科胡周鼒上疏请求加恩。懿安已经受到处分离职，兵科宣国柱在朝廷上任职时，曾拿两名武职人员托请职方郎中张若麒。若麒竟然因此上疏弹劾他。宣国柱只知道兵科能够制约兵部，却不知道张若麒身为兵部官员，并不是兵科所能制约的。哪里只是不能制约他，宣国柱还想借此表现自己不徇私情，以获得皇上的知遇。这分明是自己把破绽暴露出来，为别人提供邀功取名的机会。这一定是无知的班役在旁怂恿他这样做；假如他稍微经历过一些仕途，万万不至于如此。一个不懂世务的书生，忽然越级提拔为黄门，忽然又沉沦于黑狱，不仅有损国体，人才也实在可惜。

译刘半舫荣嗣能作诗，也喜爱书法和绘画，门下有许多游士山人。他担任总河后，因为骆马湖的漕运水道决口、淤塞，便创议开挽黄河道，从宿迁到徐州另行开凿新河，把黄河水分流引入其中，以沟通漕运，估计工程长二百多里，耗费钱五十万，都是采用门下客人的意见。开河的地方，在邳州上下全是黄河旧河道，淤泥有一尺多厚，下面却都是沙；每次疏浚成河，过一夜沙土就落下，河岸又恢复平整，这样反复了好几次。等到把高处的河水引入其中，水流湍急，冲下的沙土随水而下，往往形成浅滩和淤塞，船只无法通行。第二年漕船将要到来时，骆马湖的决口恰好修平了，各船只愿意进入泇河，不愿进入新河。刘荣嗣亲自前往督促，用军法恐吓各船，偶尔有船进入，大多苦于水浅艰涩，行驶十分费力。于是南科曹大吉上疏弹劾他，不久曹大吉便被逮捕（崇祯戊寅年死在狱中）。我在仪真时，刚听到这个建议，就私下盘算说：自古治水，没有超过神禹的；禹治水，是顺着水势，让水自行流通。说疏导、决口、疏通、排泄都可以，从来没听说过“挽”。“挽”这个字，难道是顺其自然的智慧吗？何况黄河不是其他河流所能相比的，挽引得少就会淤塞，挽引得多就会决口，究竟是谁替这位公设计了这样的计策？等我经过邳州，看见所开凿的新河，已经知道工程难以成功，随即对刘荣嗣说：“老公祖创议开凿这条河，今后将为国家留下永久的利益了。”刘荣嗣说：“哪里能永久获利？黄河的水性本来就没有常规，只要能通行一年就够了。”他的意思是，只要通行一年，就可以把钱粮开销核销掉，把这件事了结。正值国库空虚、财力耗尽之时，花费五十万金钱，却只能通行一次，已经不是良策了。何况连一次也不能通行呢？刘荣嗣起初被众人摆布，确实存有侥幸求功的心思，等亲眼看见河底有很多沙，才又后悔。只是他一心想节省费用：每名民夫每天的工食银是六分，扣除二分；又把民夫摊派给各府。我在扬州时，看到里甲摊派一名民夫，官府发给五钱银子作为安家和路费，可是本里另外贴补的费用竟多到五两。到了邳州，每天只给四分。邳州野外方圆四五十里，荒无人烟，民夫都要到远处买米，在沙地里埋锅做饭。隆冬疏浚时，突然遇到风雪，因此冻死的人很多。原来估计要花五十万金，最后只花了十四万金，可以说很节省了；可是尸体遍野，一点实际好处也没有。刘荣嗣因坐赃入狱，父子都死了，大概是上天的惩罚。河工兴办后，任中河信地郎中的胡琏分管的工程特别多，所犯的赃罪也多，以至于按照引监收律被判死罪。唉！也太过分了。首先主持此事并不是胡琏，侵吞费用也不是胡琏，唯独他有什么罪，竟到了这种地步？庚辰年秋天，因为魏景琦的错误，竟把他杀了。胡琏是云南人，他的弟弟胡璇也是进士，任职于吏部，冤屈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完全没有原因吗？但其中情形已经无法知道了。曹大吉任南科，过了一年，正逢乌程被弹劾之事议论纷纷，便上疏提出两种处理意见：如果辅臣应当离职，就应当听从众议批准他离去；如果辅臣应当留任，就应当排除众议以使他安心留任。于是弹劾乌程的人转而攻击曹大吉，使他最终无话可答。他的辩解疏文支支吾吾，不值得一看。不久，他按年例升任庐州府知府。曹大吉原是二甲第一名，授礼部主事，因改授而得到南科一职。旧例礼部官员没有升任府官的，于是他上疏自我辩解，说自己是“天子门生”等。考察唐末宦官当权时，所谓“定策国老、天子门生”，是说宦官把天子当作自己的门生，并不是说自己是天子的门生。曹大吉引用这句话，也是不合适的。《五陵注略》是监生许某编纂的。从嘉靖到天启，所以称为“五陵”。它的论断颇为异样，例如把叶福清说成谄媚宦官中最突出的人，把留谥说成“缪丑”之类。又如世庙续封诚意，以及让郭英配享等事，有的说诚意伯是乡人拥戴的，大多是因为沿袭旧日的议论而加以编次记载，这正是诚意伯孔昭深恶痛绝的。因此，倪学士元璐任祭酒时，孔昭再三唆使人弹劾许某。倪元璐迟疑不决，没有立即行动，刘某于是上疏弹劾倪元璐，又以倪元璐把妻子陈氏休弃为借口。倪元璐非常害怕，让刘某不要上疏陈述休弃妇人的缘由，最终以闲住的处分离职。陈氏被休，是因为婆媳不和，倪元璐在其中确实有难以处理的地方。因此在登科录中把两人并列记载，但请求封赠时却把陈氏和王氏都空缺不列；也可能是想等陈氏去世后，以王氏为继室，或者等母亲去世之后，再设法让夫妻团聚，这些都无法知道。说他受到牵制、缺乏决断，倒是可以；但实际上并没有大的过错。如果嫡妻和妾的名分不清楚，按惯例改正就是了，罪名不至于只处以闲住。如果部议曲意徇情，那么诚意伯孔昭请求这样做，究竟是什么用心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倪元璐当时声望很高，眼看就要被重用了。那时正值有关民本的议论纷乱，有个叫邹黄的人，不知是什么地方人，错误地推荐了几名朝臣，倪元璐也在其中。倪元璐自己陈说不愿被邹黄辱没式地推荐，这件事与诚意伯上疏弹劾他的时间相隔不过十天。过去他不肯被人以这种方式推荐，如今却被人以这种方式弹劾了。王穉公名昌时，是沂州人。丙子年春天，他因大行皇帝服丧期满而入京，宋氏父子当时在朝，立即答应把吏部职位给他。当时吏部有东西两府互相替任的议论，西府再没有其他人选，王昌时得到这个职位并不算幸运。没过几天，佥宪去世，给谏因服丧离职，一直拖到戊寅年，王昌时才参加考选；又因为试卷文字有误，被授为南户部官员，升任淮安府知府。正逢陈启新奉差在家乡居住，想让王昌时按照他的要求，拿着凭证到吏科行跪礼。王昌时发文通知各府，说明凡是拜见居乡的科员，并没有这种礼节，于是上疏，交由有关部门议处，最后得以平调为赣州府知府。我认为，王昌时即使做了吏部官员，也不如做淮安知府。这件事足以大大出气；哪里只是知府，即使是吏部尚书，也不能和他争论尊卑贵贱。会试的房考与乡试不同。乡试有时会把试卷全部驳回，会试则只有第一次呈卷时驳回一两卷，所以往往先呈上不太好的试卷；至于先后次序，大概是同房考官商定的。只有甲戌年乌程任主考时，魁卷全由他自己决定，而且多从后面排列的试卷中选拔。到了庚辰年，韩城任主考，自作主张更加厉害，有一房的试卷全部被驳回，有的甚至驳了两三次，不知怎样才算合适。最后只是随便拿来充数、敷衍塞责罢了。文章气势萎靡，知名俊才很少，难道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吗？不过也可以由此看出这两位主考的用心。

译凡是会试第一名和乡试第一名的文章，各自都有体格：元卷必须浑厚完整、闲雅从容，魁卷必须锋芒锐利、逼人而来。无论乡试还是会试，都没有能够改变这一点的。丁丑年，元卷是罗小逊的，起初他拿来给我看，我说：“格局紧凑而气势强劲，这是魁卷的文章。”后来他竟中了元，人们却不全都赞许。壬午年，我已经阅定了元卷，罗小逊得了次卷，因此想把他的试卷改为元卷。我说：“这篇文章才气英发，但首篇以周公从周立论，终究是偏锋，不如元卷多了。”罗小逊说：“是。”于是没有更换。如今的文章，满纸都是拼凑堆砌，几乎让人无处下眼，只有博雅好古的儒者才能振兴它。文章的光彩气韵，一看就能知道。我每次阅卷，不必从头看到尾，也不拘泥于从哪里看起，偶然看一两行，如果确实是佳卷，自然与别人不同，然后再从头看起。考场中搜查落卷，多采用这种方法；即使有几百卷，也可以片刻看完，没有一篇能够隐藏自己。宣城这一派，三十多年间人人都祭祀、推崇，到了今天却横加辱骂，几乎被说成祸乱的首倡者。现在平心而论，考察其文脉、摹写其精神，以及安排文势、培养格局的方法，即使放到今天来写，也只是容易流于浅薄罢了。如果用沉着深入的意思来写，以瑰奇典雅的辞藻表达，何尝不是名家。假如汤显祖生在今天，必定不会写成当时那样的文章；不必因为后人的文章而苛责前人。汤显祖居住乡里时，颇有许多非议。有人说，凡是亲戚党羽家的妇女举行宴会，他一定换上便服前往窥看；一旦看中谁，就想尽各种办法谋求，必定得到手才罢休。许子逊也有类似的行为。文人品行不端，竟成了千古通例。然而许子逊的文章，我也不敢完全佩服。首篇的立意害怕圣人的言论，这不过是“三畏”中的一件事罢了。起句、中间突然使用并非言语，结尾又无由而来；若不是因为害怕，根本无法进入题意。这与书中的题脉有什么关系？可是阿谀奉承的人却认为这是“双擒直入”，我不能昧着良心附和。乙丑年以后，多受伪《子》之书的困扰；到如今又受伪《经》的困扰。评论者说，伪《子》可以谈，伪《经》却不可以谈。不知道一旦涉及伪书，就没有一样是可取的，都是因为学问没有根基，只是苟且拾取前人的唾余，这不是作者本人的过错。总的说来，弊病从戊辰年开始，到今天已经杂乱到了极点。刘士征名必达，壬戌年考中抡元，年纪已经很大了。他的起语说：“上天保佑人国，必定会用敬胜的君主来保佑它。”其中“天”字有什么来历？不过是门面话罢了。主考官竟把它作为作程，到了庚辰年已经二十年了。杨琼芳又在《孟子》义中采用“必佑之以为国之大臣”的说法，更加没有意义；而且也把它作为作程。两人的年龄相近，这就又奇怪而且奇怪了。文章必须辨别真伪。眼力昏昧的人看它，就像分辨乌鸦的雌雄；有眼力的人看它，却像分辨乌鸦和天鹅一样清楚。唯独令人奇怪的是，以倪鸿宝为主考时，竟取了丁卯年江西的元卷；以黄石斋为主考时，竟取了庚午年浙江的元卷，这些都是赝品。满篇都是拼凑堆砌，完全没有余味，却幸运地通过了有鉴识者的评判，我实在不能理解。难道考场中真的有鬼神，连这两位主考也有不能自主的时候吗？丙子年，吴骏公任湖广主考，首题是“焕平其有文章”。此前戊辰年张采也有过这个立意。试卷刊刻流传后，考场中有人把张采的文章全文抄录下来，吴骏公没有录取，回去后对我说：“世上竟有这样愚蠢的人！哪有主考官把同州人的文章拿来用，而主考官还有没有看过的文章，为什么要全部抄写呢？”庚午年浙江的元卷，题为“表破中天”，宪初申日华先甲这两句话，是黄石斋乡试时的文章，黄石斋却不以为嫌，这是为什么呢？乙卯年四川乡试，最被称为奇特。孟义以及“其闻一善言”四句，有人把它改作题柱文，末段说：“说一件善事，做一件善事；舜做一件善事，野人做一件善事；深山做一件善事，木石做一件善事；鹿做一件善事，猪做一件善事。它浩大充沛，就像决开的江河，没有什么能够抵挡。”这种议论取自《庄子》，却没有脱离文章本来的面貌，因此被认为奇特。部中磨勘者认为这是破碎文体，语言又荒唐，处罚甚至延续三科。如今它还同孔子所说的“参前倚衡”相提并论，难道也可以说是荒唐吗？熊于侯，字师旦，也因这一科而联第，品格尤其孤高尊贵，没有一句应酬时俗的话。人们传说他十九岁才开始学习写文章，入学后立即考中乡试。甲子年主持山西考试时，他的两篇策论和序文几乎句句难读，大多取材于古书，尤其多采用《太玄》和《逸周书》的内容，其中纵然谈到魏忠贤，文字仍古奥难懂，很少有人能够理解。第二年春天，因试录一事处分正副主考八人，唯独熊于侯免于处分。不久他出任督学，死在任上，年纪还不到四十岁。庚午年，福建的试文没有值得选取的，只有第七名徐明彬较为简洁凝练，而部中负责磨勘的人，正是这个人。磨勘者摘出他《毛诗》文中的“彻彼桑土”，把“桑土”分成两层解释：一说是山上有树，一说是田野遍地。他们指责徐明彬背离注释，却不知道这些说法都载在《大全》中，并非不与传文相通。处罚三科的期限已经过去，却仍然革去举人功名，真冤啊！艾南英是江右四大家之一，考中甲子年乡试，刊刻历次考试的草稿，声称自己备尝诸生的艰苦。谁不是这样？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至于他把自己比作古人，声称创制事业艰难，准备叙述下来留给子孙，这种比拟并不相称，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器量。甲戌年会试，他进入项水心煜的房中，榜单公布后自行刊刻自己的试卷，痛骂主考官，项煜为此非常忧虑，却又无可奈何。唉！得失不过偶然罢了，在八股文章这种小技艺中夸称自己多么英杰，即使这样也不过是个夜郎王，不值得一提，何况还未必真是这样呢？首善书院，是邹忠介公所建、用来讲学的地方。当时叶台山撰写碑记，董元宰书写碑石，一时被称为奇绝。然而，书法虽然是名迹，尚且还可以赶得上；叶台山的记文中有一段谈到伪学，仿佛预先知道后来将有的祸患。如今书院被用作历局，徐元扈又把其中一半给西洋人建天主堂，到现在已经十多年，没有人提出恢复书院的议论。我认为，学问可以不讲，但书院却不能不恢复。乐陵人宋侍郎盘以古道自居。我初次中第后去拜见他，他谈了很久，大体上都是告诫我以俭朴节约作为事业和功名的根本。比如衣服这一项，必须要穿一件才制作一件，尚未穿用的，不必预先制作。这才是真正前辈的言论，把后辈看作自己的子弟。我深深感激他。如今再也没有人说这种话了；即使向新贵这样说，也没有不认为这是迂腐的。

译张玉笥名国维，任总河侍郎，胸怀谦虚而施政仁惠，是近年所没有的人才，但他不是平定乱事的才干。辛巳年冬天，李贼攻破东平，窥伺汶上，警报十分紧急。当时漕船因结冰受阻，从上游济阳桥到下游石佛寺，首尾相接十多里。张国维派出军队，在漕船队伍上下各扎一座营。我对他说：“贼军之所以没有成为漕运的祸患，是因为有济城可以倚仗。为什么不在城北二三十里处扎营，使贼军不敢接近济城？这样就不必专门保护漕船，漕运自然也不会有祸患。如今分兵防守漕船，难道不担心贼军乘虚而入窥伺济城吗？即使济城绝对没有危险，贼军从中段掠夺漕船，又有谁能禁止？我私下担心十多里之间声援来不及，军队一听到风声就奔逃溃散，那该怎么办？”张国维认为有道理，但迟疑不决，来不及改动部署；他没有失败，也只是侥幸罢了。关于寄囤一事，票拟的人应当加上“酌量”二字，这样才合乎事体，便于施行。想来当日没有深思，只是草率决定。不论粮米从下游运到上游还是从上游运到下游，车脚运输所耗费的全都是米。漕卒乘机私自贩卖，沿河百里以内，没有不吃漕米的人。大灾之后，这对地方很有好处；但拖欠的米粮会更多，追缴赔补又没有办法，也实在令人忧虑。又有因冰冻阻滞在旷野中的漕船，就在岸上挖窖储存米粮；不知道这样的寄囤究竟有什么用呢？建文帝以僧人的身份回到北方，相传葬在西山，说墓地没有封土、没有植树，这是不对的。如今他的葬处距离景皇帝陵寝不远，有一块石碑题着“天下大师之墓”。“天下”二字用得极其奇特。这块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立的。近来驸马巩永固上疏请求追谥建文帝，称其为皇帝，皇上对辅臣说：“建文没有墓，凭什么追复尊号？”于是追复尊号的事就停止了。为什么没有人拿这块碑来回答呢？古代墓上立碑，有的用于随棺下葬，有的用于系牲，后世才在碑上增加文字。如今各陵只有明楼中的一块碑，题作“某帝之陵”；它们的祾恩门内都有碑亭，亭中有碑却没有文字，外面还用木栅隔开，看起来又不像是用来系牲的。难道是因为看重某些事情而不便写出的意思吗？至于大宦官的墓碑，有文字的都是辅臣撰写的，究竟是代笔还是不是，还无法知道。中国的山，没有比峨眉山更高的；西域的山，没有比雪山更高的。在峨眉山绝顶，半夜能够看见雪山；到了日出时，反而看不见了。山上的佛寺用木板建造，称为“古木皮殿”，不再使用瓦，因为山势高而且风大，用瓦就会被吹走。山腰有一株老僧树，那棵树先枯死，中间空了，有个僧人在树内坐化。后来树又复活，经过很久逐渐长大。几年前，树上的裂隙有一尺左右，露出了僵僧的面容；如今露出的地方也快要合拢了。卫紫庵允文在龙门山中读书，每逢雨后山水暴涨，就前去观看。水还没有到达时，一两里内沟壑中的石头，无论大小，都奔腾着向前滚动，有的走十多步，有的走五六步；不一会儿水就到了。大概是水还没到，而水气先到了，有什么力量在推动它们。太白山、武功山一带，常常有积雪留在深沟中，冬夏都不消融，里面生有雪蛆，大的长达二尺，全身都是厚肉，味道非常肥美，用来治疗痘毒和热病，疗效很显著。秦地松树极多，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山中尤其多。小松树称作“松羔”，是因为以木来称“羔”，与羊羔的“羔”意义相同。我听当地人这样说，但不了解的人却把它认为是“中篙之选”，把字写成“篙”字，那就错了。古人把鹿心上的脂膜吹响，制成鹿鸣声，因为同类会用这种声音互相召唤。有些动物天生擅长发出美妙声音，猎人便捕捉熊来吹笛管诱引它。熊每次都循声而来，专心听着，像痴了一样，猎人就用计谋捕捉它。保德黄河所产的鲤鱼，肥美程度天下第一，产地只有三十里左右。地方志认为它因为吃石花而肥，所以又叫石花鱼。滦州的鲫鱼与此相似，又不知吃了什么东西而肥。我认为这是当地地气造成的。鲫鱼大的极少，而这里竟有四五斤重的，大的甚至超过鲤鱼。杭州所看重的湖鲫，比起这里的鲫鱼远远不如。菌类中味道美的，以滇地的鸡菌为第一，但路途遥远，价格也贵。孔林的楷树上生的菌，鲜时也很好，总比不上青州的松伞菌。这种菌生长在老松树下，形状像伞，颜色紫色，味道是其他各种菌所没有的；可惜没有留下名称，只是因为产得少。京师的花卉、瓜果之类，都是挖地成坑，在坑中烧火取暖，再在上面种植，并且不时浇灌，没有不茂盛结果的，所以隆冬时节，各种蔬菜水果都有。每年正月初一进献牡丹、芍药，自历朝以来一直沿袭为旧例。今上厌恶这种不合时令的做法，一概下令禁止，只有冬月储藏的苹婆、葡桃，还照旧保留。万历初年，有人进献赤、黑两种鹦鹉，曾经拿给辅臣观看，皇帝还命人作诗。我最近进入西苑的百鸟房，只见有一只白鹦鹉，头上长着一团毛，每次鸣叫时，毛就张开，像白莲花一样。另有三四只绿色鹦鹉，此外没有别的鸟。虎城中原有三只虎、四只豹，后来虎都死了，也不再进献新的。皇上对珍玩爱好的不看重，竟到了这种程度。吴越的钱镠请求用金印、玉册，册封自己为吴越国王。当时进言的人认为，玉册是天子所用之物；中国境内没有册封国王的先例。朝廷因为当时事务繁多，委曲迁就了他的请求，大概也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如今楚藩新近受封，有“兴国王”这样的称号，不知是谁拟定的，竟然就采用了，难道没有看过前史中吴越的事情吗？有人说“兴国”是州名，用它没有妨碍；楚地可以采用的县名有的是，却偏偏一定要用这个，也是不懂大体。有一个姓韩的经历，是陕西人，任济宁卫候缺经历。他和父亲寄居在寺中，已经五六年了。戊寅年冬天，他梦见来到一座府署，那里有很多人在抄写、编造名册。他问这是在做什么，回答说是登记城陷后死亡的人。他偶然拿起一本册子，只看见其中有一个“济”字，那个人赶紧把册子遮住了。韩经历惊醒后，父子二人商量说：“济宁不能居住了。”于是请求调往会城。第二年正月初二，济宁城陷，父子二人都死了，而济宁本地却安然无恙。他们只是想避开“济宁”的“济”字，却没有疑虑“济南”的“济”字会怎样；由此可知，命中注定的事情所驱使的结果，是无法逃避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建文帝既然避讳“允炆”，太子的名字却叫文奎，年号又叫建文。诏书颁行到燕地时，成祖说：“怎么这样重复？”慈圣太后过去的谥号是孝定皇后，神宗陵墓又叫定陵。如今皇上的皇子又封为定王，难道不也近于重复吗？假如当初稍微留心，难道没有一个字可以改换吗？执政者昏愦竟到了这种地步。

译今上的外家刘氏，原籍是河间人，也就是孝纯皇后的父亲，追赠为瀛国公，因为河间是古代瀛州的地域。总之，原籍就是原籍，封邑就是封邑，又何必这样急切地牵扯在一起呢？从前孝定皇后的父亲追赠为安国公，也没听说漷县是安州的地域。考察宋德祐皇帝投降元朝后被封为瀛国公，虽然这与外戚没有关系，但沿袭这个称号也不算妥当；天下国名很多，何苦偏偏不避开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