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堂荟记卷上

译何香山在内阁任职两年，乌程与他也相处得颇为相安，到这时却把他一并逐出。何香山与文湛持辞朝的那一天，正是温体仁开籍入朝的那一天。阁吏替温体仁投递报单，禀告温体仁说：“明天两位辞朝，恐怕不便相见。”温体仁说：“不要紧。”到了第二天早晨，行礼完毕，何香山和文湛持向温体仁行礼，温体仁也还礼；除了一揖和一杯茶之外，双方彼此没有交谈一句，真可谓“一只雕挟着两只兔子”了，不是吗？黎左严，名元宽，在浙江任督学。乌程的长子黎俨干涉他，他没有完全听从，却也不能完全拒绝。黎元宽确实不能完全满足浙江人的要求；他后来受到部科磨勘，也不全是乌程的意思。黎元宽于是把黎俨的书信刻印出来张贴，向乌程作对。乌程便自行辩解说：黎俨是秀才，黎侃是童生，哪里有秀才、童生敢于干涉督学的呢？他不知道秀才、童生都是官生、公子的身份，他们眼中哪里有督学？温体仁拿这个作借口，不能用来欺骗人。乙亥年六月大旱，举行祈祷。乌程住在朝房，数日没有回住所；他的次子黎侃与恶少在狭邪之地游玩，被言官弹劾，事情相当猥亵，本应自行引咎，却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辩解。还说：“黎侃不幸成为臣子。”卫编修允文笑着对我说：“乌程沿用了王荆石的话，却用错了。当时王缑山是乡试解元，应当说‘不幸而成为臣子，阻断了他仕进的道路’。如今说‘不幸而成为臣子’，难道不是阻碍了他寻欢饮酒的兴致吗？今昔相差竟到了这个地步。” 乌程能够结得皇上的知遇，也不是偶然的。甲戌年春，长山相君死在戍所，同乡总宪张华东等人相约在朝房等候乌程，请求代为题奏，办理勘合，以便回乡。乌程不肯，说：“这件事怎么能办呢？”众人都无话可说地退下了。乌程进入内阁，当天便把奏揭都上呈；到了第二天，准许发给勘合的诏旨就下来了。王坤弹劾宜兴的奏疏，实际上是乌程暗中指使的，目的是扳倒宜兴，自己做首辅。自从王东里召见对答以后，王坤又上了一道奏疏，共二十多款，每一款都有事实根据。皇上担心奏疏发下后又引起争辩，于是留中不发。而陈金铉赞化的奏疏已经上呈。于是，皇上抓住“羲皇上人”这一句话，穷究不止，直到宜兴罢职离去，实际上采用的就是王坤的话。陈金铉任刑科都给事中，正好范木渐淑泰上疏说狱囚羁押拖延，皇帝下旨责令刑科回奏；陈金铉的奏疏上报后，传闻票拟要降三级调任外地，于是陈金铉便上疏弹劾宜兴。奏疏刚上，要求回奏的诏旨就下来了，根本没有降级调任的说法，陈金铉深感后悔，却已经来不及了。起初，王东里召见对答时，皇上对宜兴说：“你昨天辨论王坤的奏疏，将来记入史书，一定很好看。”宜兴默然无言，无法回答。有人说，宜兴回答道：“内阁奏疏本来不发抄，这样的话可以用来搪塞吗？”皇上的意图本来就有所指，只是借事发作罢了。每次见到宜兴，皇上都对亲近的人说：“有我在，不要紧。”这既是任事担当的话，也是招致祸患的话。宜兴遭到祸患，实在是应该的。殿试分卷时，表面上由受卷官负责，实际上掌管各房的中书影响最大。读卷官有多人，每人分到的试卷不到三十份；如果授意中书，把书法不工整的试卷集中在一处，再把特别留意的试卷混入其中，不管分到谁手里，自然就会列为第一。只要取得第一名，一甲一、二、三名便由首辅安排，其他人不敢过问。不过，这一科江西人陈泰来因为梦见自己中了状元而改了现在的名字，至于舒芬、刘国裳这类人，则又是早已注定的命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卷〕 辛未年馆选以后，有人谈论宜兴说：“什么地方不能产生人才，而鼎甲三人以及会元、馆元，偏偏一定要出自苏、松、常、淮四府。把淮府与江南并称四府，这样怎么能使宜兴心服？”可是他不去辨析这件事，反而辨论馆元，说：“至于选馆的第一名，也没有什么特别优异之处；没有中选的人也没有什么差别，怎么能得到所谓馆元并加以称许呢？”难道馆元难道没有吗？这能使提出议论的人心服吗？不过，虽然有馆元，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关系，历来没有人以此自我标榜。甲戌年曾有人因义刻牌立碑，匾额上称为“馆元及第”，那又真是令人惊讶的怪事了。辛未年馆选，其他事情暂且不论，只说南直隶，名额取三人，江南二人，江北一人，这是成例。江北已经拟定张一如了，但因为吴馆元、马张二人都是名士，不可舍弃，于是夺去了张一如的名额，把名额一并给了他们。这能说是没有私心吗？张溥的试卷上有涂改和批注的字迹；试卷判定完毕时，政府极为懊悔【原文有疑】。第二天，竟然还是把它进呈上去，皇上既没有驳回，言官也没有追究，真是幸运。乌程在宜兴任职时，已经自行掌权，宜兴不敢与他较量。大概从戊戌到癸丑共十五年，乌程属于前辈，所以辛未年馆选时，乌程也能够主持其事。北直隶的吴慎旃，在乌程任祭酒时是监元。鄞县的沈宪申，是四明相君的侄孙；而四明相君正是乌程的房师。江右原本拟定朱徽，是宜兴乡试、会试中的门生。丰城人唐馆师的试卷在内阅处，他竭力推荐罗小逊；宜兴认为罗小逊年老，唐馆师愤然说：“考场中尚且想做会元，如今反而做不成庶吉士吗？”宜兴不得已，便把名额给了罗小逊。其余各省，也有很多类似的事情。如果不是还有名额和省籍的限制，不知道他们挽起袖子、交相争辩，会是什么景象？郑方水，馆师，进入内阁后偶然票拟一道奏疏，奏疏中有“何况”二字，他却误以为是人名。票拟写道：“何况着抚按提问。”皇上驳回并改正后，他才明白过来。由此便有了馆员必须历经推知的谕令，轻易改变成法，大大开启了钻营竞争之门；这也是关系到治乱的一大关节。方水老师极其博学，在词林任职三十年，虽然没有其他谋略计划，但心地公平宽厚，未必不是对症之药；却因为一时的错误，被皇上轻视，不久便死在任上，实在可惜。方水老师刻有诗集，每首律诗都自加注释，有的注释十多行；其中一首绝句说：“万历年间老庶常，光宗己未复登堂。”这里说的应是己未、辛未两次教习。考察起来，己未年是万历四十七年，第二年庚申神宗去世，光宗即位，把第二年辛酉定为泰昌元年；九月光宗又去世，于是又把八月定为泰昌元年，难道己未年属于光宗吗？大概年纪老迈，来不及把细节考订准确，这种情况是有的；大体上也没有什么大错。像韩城把“滥觞”用错那样，实在会招来很大的嘲笑，而皇上竟然没有察觉。

译“庶常”的“常”字，在章奏中有人改写为“恒”，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避讳造成的谬误。天启年间，魏忠贤掌权，因为知县的给由文书借题发挥来处置江西巡抚，于是把一切都改掉了。后来又把举人朱由■〈木〈爂，焚代火〉〉改作田■〈木〈爂，焚代火〉〉，这是府宗室的名字。宗室的名字都可以改，这就成了蔑视皇帝赐名。况且宗室中以“由”为名的，何止几百人；如果全都改掉，那么高皇帝所定的二十字辈分怎么设置呢？改“由”字本来就荒谬，而无知的人又把“常”字也牵连进去；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高瞻祁见佑厚载翊”中哪一个字不应当避讳？尤其高皇帝的“元”字，更应当避讳。为什么全都不听说避讳，却偏偏只避“常”“由”二字呢？戊寅年讲筵时，讲解“由也可使从政”这一节，讲官把“由”读成了“咎繇”的“繇”，皇上谕示说不必这样，于是传谕内阁：现今九庙，只避讳下一字；对于祧庙，只有两个字相连时才避讳，因此“炽基”等字也不避讳。这道谕令没有正式普遍颁行，于是错误的避讳仍旧照常。我国朝避讳原本十分宽疏，英宗避讳“镇”字，但“边镇”的“镇”字，三百年来从未改过。即使武宗的“照”字，按字书本来从火，也从未避讳四点水旁的写法，所以从世宗到熹宗一百多年间，“照”字一直照旧；如今却追溯避讳为“照”，实在毫无意义。昊天上帝，是君主所尊敬的对象，但历来没有把它抬高书写的惯例。即使“祖宗”等字，也不过是同皇上并列抬头。如今皇上认为同祖宗并列，心里有所不安，于是下令章奏中遇到“祖宗”二字，都要另加高出一字的抬头，这确实是尊祖敬宗的意思。至于“天”和“上帝”，它们是最尊贵而且没有名号的存在，哪里需要抬高书写？本想尊崇它们，反而使它们降低到同人类相同的地位，恰恰是亵渎了它们。孝纯皇后，是皇上的生母。她去世时正值神庙年间，从未传写过她的御容。辛巳年，忽然传达皇上的意思，要到新乐侯家寻找一个相貌像孝纯皇后的子侄，据此临摹画像；于是认为新乐侯的弟弟某人相貌极像，便画成大轴，由大明门迎入。这是什么礼制呢？不论男女，年龄也有差异，未必完全相符；即使非常相像，难道果真可以把画像当作真人吗？皇上又嫌这样只特别厚待生母，于是另行绘制先帝的御容，并命博平侯家也寻找一人，像孝元皇后一样，一并绘制画像迎入。孝纯皇后的御容偶然从新乐侯的子弟中找到，已经是奇事了；竟然又仿照这种做法为孝元皇后画像，难道上天般的姿容必定有一个亲属相貌酷似，专门等待后来为她传写画像吗？不知道先帝的御容又以什么人为依据。这类典礼，决应当进谏劝止，但竟然没有一个人进言。迎进御容那天，皇上很早就出来了，许多百官还没有到。当时德州已经入阁，也没有到场，于是皇上上疏参劾班役和裁缝。参劾班役，是因为他赶到住所太迟；参劾裁缝，是因为缝接得不牢固，到了临近时刻便掉落。这种举动记入史册，足以令人放声大笑。大臣遇到任何事情都应当自行引咎，不可以把罪责推给别人，何况推给下役呢？即使是小事，也可以由此推测他的宰辅才干。德州掌管铨选，凡是德州人，都不让他们来参加选授；来参加选授的人，总是得到差劣的职位回去。德州知府杨本针，操守和政绩都没有可议之处，大计时却忽然以浮躁的罪名调任河南。山东人都不知道原因，过了很久才知道，有一个乡绅在府佐那里有一份揭帖，德州只因为杨本针与自己同乡，不得不这样处置。官员的考评不依据抚按，却依据劣绅怀有仇怨的揭帖，冢宰主持法令的职责在哪里？即便把同乡关系公开说明，难道就值得这样处理吗？德州暗中依附乌程，言行举止都与他一致；在同乡中唯独厚待宋鸣梧父子，考察他们的所作所为，又未尝不纵容、不徇私。对内培植党羽援助，却对那些无关轻重的人苛刻要求，以此来显示自己公正；这类人的心思，实在不应让人看见。张瑶，号悔湄，任开封府推官，才华品行也很出众，只是恃才任性，不屑居于他人之下。辛未年考选官员，到了京城，按惯例拜见同乡的各位权贵。当时高硁斋任佥宪，宋氏父子在都察院中，他们的门役有所索取，也是事情的常态。张瑶自以为是同乡，不但不给，反而发怒辱骂他们。高硁斋和宋氏父子都不高兴。到了考选那天，任用宋九青玫为吏科，却把张瑶降为同知。其实两人的政绩操行相差并不大，却一旦受到过分的抑扬，因而引起不平的议论，其原因就在这里。难道只是张瑶一个人的过错吗？高硁斋、宋氏等人也都有责任。张瑶指称宋氏请人代写文章。过去神庙中常有这种事，大概是官声评定已久，借考试来作最后决定；他们请人代写，都是骄矜尊贵的姿态，并不是不会写而假手于人。宋氏或许确有此事，也未可知。张瑶上疏后，宋氏自我辩解说：“我的一片真心还没有死去，两只手腕还在”，等等。皇上最终命令复试，结果与前一份试卷没有差别。有人说，宋氏原来的试卷并不是他自己写的，已经暗中调换了。宋氏复试后的奏疏，得到的圣旨仍同原来一样，张瑶因此降为河州判官。孔有德攻陷登州，张瑶被杀，追赠太仆寺少卿。张瑶在奏疏中评论鸣梧说：“青琐并不是可以世代承袭的官职，他既把这个官职私给自己的儿子，又私给自己的侄子。”宋氏辩解说：“年家兄弟之间相互称呼，本来就是仕途中的惯例，却一定要给人加上不能承受的名声。”我私下查看鸣梧给宗伯的刺书，宗伯给玫的刺书，都没有写姓氏，似乎并不是年家之间通用的格式。宋氏兄弟二人都在都察院中，虽然名义上称为兄弟，后来却各自遭遇艰难。他们同时在京城的日子并不多。之普原本凭借在馆中的资历居前，丙子年因父亲去世回乡，戊寅年服丧期还未结束，玫就转任都察院，之普听说后很不高兴，于是形成嫌隙。后来二人进京，玫升任大理少卿，之普历任都察院官职，只升为仆少，更加不高兴。玫很快升任太常，之普随即升为副宪，以此向他炫耀。玫不久升任刑部侍郎，之普于是升任户部侍郎，因为官阶次序又在玫之上而向他炫耀，二人互相争强。壬午年我进京时，二人都被处分离职，知情的人告诉我，说他们只是孩子气。

译任者泰是沂州人，是鸣梧儿女的姻亲。辛未年与我同榜中式，但这个人年纪已经很大了，又过于老实厚道。后来他住在东城一户锦衣卫人家中，过了一年多参加选官，又回到那家寄居。我告诉他，应该到西城的寓所去，那里有选官的场所，便于缙绅接见。任者泰最终因循拖延，没有成行。后来选任为雄县县令，拜见之普时只递上拜帖，又不下跪，之普非常不以为然。他到任不久，之普指使巡盐御史弹劾他；他降调后又升任屯留县令，最终死在任上。当时我奉命出差，回到京城后，问之普为什么不为自己的亲属谋求一块好地方。之普说：“我对此非常惭愧。”他又说，当时曾向主管此事的人提起，主管者说：“我的弹劾奏疏必须针对一名一甲进士；如果另有一名一甲进士可以替换，才可以放过他。”于是他向我皱眉说：“却叫我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一甲进士呢？”我知道这是他的推托之辞，微笑着离开了。丁丑年九月，皇帝车驾巡视城防。总督京营成国朱纯臣和协理陆完学，带领营兵驻扎在宣武门外。皇上亲自到那里查看，大加称赞奖赏，并在西南城楼召见二人，各赐酒三杯，酒杯用金碗盛装，随即把金碗也赐给他们。到这时，加固城墙的议案才决定下来。所谓加固城墙，是因为南城太薄，便想像内城那样加厚，却完全没有想到南面本来有城墙，尚且嫌它薄，东西北三面没有外城墙，为什么不加以考虑？这实在对胜败的谋划没有益处。当初刚开始巡视城墙时，我就知道一定会加固城墙，因为此前已经议论很久了。加固城墙还没有完成，又在五里以外开挖大护城壕，毁坏百姓的坟墓，数以千万计，工程最终没有完成便停止了。又因为外城没有羊马墙，诸位内臣纯粹认定应该帮助修筑，于是提出这个计划。所需砖石数以万万计，力量无法承担，便改用土来修筑，再涂上石灰。城墙既然靠近护城壕，加上连日下大雨，很快就坍塌，倒回了护城壕中。君王的防守在四方夷狄，何况三百年来的京师已有金城汤池般的坚固防御，难道还需要后人再加以增修吗？戊寅年四月、六月、八月，都发生了火药爆炸的变故，其中四月最严重。石板平地飞起到空中，百姓家的酱罐有的被搬到屋脊上，酱却没有倾倒；骑驴经过的人，人与驴都在空中，驴的腹部肠子被震裂，而人慢慢落到地上却安然无恙，仿佛有某种东西托住了他们。八月正值太学举行丁祭，陈井研任祭酒，天刚亮祭祀完毕，一块飞来的砖打中陈井研的肩膀，却没有受伤。其余三次我都在寓所，只听见声音从远处传来，大地像簸箕一样震荡，轰隆隆地从门窗间经过。人们说这是火药；火药精纯到极点，就能自行燃烧。近年来把火药碾得极细，放少许在手掌中，燃烧殆尽而皮肤不受伤，这就是精纯到了极点。当时宫中操练军队正盛行，没有一年不发生变故，而戊寅年最严重。后来辛巳年停止内操一年多，火药爆炸的变故也随之断绝，难道不是同类事物相互招致的吗？四月发生的变故中，火药飞到了西山，落下来像下雨一样，不一会儿地上就积了厚一寸多。监督主事刘某被飞石击伤脚部，伤势很重。这天原本约御史宋学朱一同前往，偶然因为有别的事情没有去，因而得以幸免。我见到宋学朱，向他道贺说：“年兄一定有非同寻常的福分。”宋学朱不久出任山东巡按，第二年正月二日济南城陷落，他也死在那里。人的生死，确实仿佛早有定数。遵化知县秦世英是己未年进士，忽然调任蓬莱，大概是因为遵化经历己巳年的警乱，不再是适宜的地方；登州偏处一隅，可以自行固守。没过多久，孔有德发动叛乱，吴桥很快攻破登州，秦世英死在那里。朱之裔是京师人，任青州道佥事。戊寅年冬天，他有进表的差事，因为认为青州空虚，便把家属迁到济南寄居。济南城破后，他的母亲、妻子、妹妹都死在井中，而青州原本却安然无恙。朱之裔后来改名为朱之凭。由此可见，祸福到来，并不是人所能够主动趋近或躲避的。宦官中有人拥有玉犀带，但并没有金银花素带的制度；他们所用的玉犀带，也不是按品级应该得到的。祖制规定最高到四品，哪里会有玉犀带？只是因为受到尊贵者宠幸而赏赐，即使称为玉犀带，也不合玉犀带的制度。历朝沿袭下来，已经成为定制。今上辛巳年创立新的品级制度，于是从花金带到光银带等各种带子都有了。又制定补服制度，以斗牛、飞鱼以下的各种不同异兽分别划分品级。有人说御制有歌诀，我没有听说过。这真是把这些物品当作官职等级了。每逢朝会时，牵马的一人系光金带，扶马杌的一人系光银带。我认为，宁可滥用玉犀带，也不能滥用金银带。这是宦官预先干预政事的渐进迹象，见识深远的人对此感到忧惧。自从宜兴军队再次入京以后，皇上不再信任宦官，禁止朝官同宦官往来。从前两座阙门以及承天门、端门供人歇脚的地方，也都不许进入。这在制度体统上很端正。其实，结交近侍并不在这些地方。这样的宦官，有什么值得结交的？一年到头往来不断，停留招待不过是一顿饭，馈赠不过一锭金子；他们暗中沟通、取得内廷奥援，往往是在不被看见、不被听见的地方，数以千百计，谁能据此追问查究呢？黄石斋参加朝参时，不坐在宦官的房间里；有需要递帖的地方，也不用“通家”字样，自我约束非常严格。我并不完全赞同他。我私下认为，坐在那里也没有妨碍，使用“通家”字样也没有妨碍。人贵在能够自立罢了。这些地方有什么关系呢？我曾见过一个宦官，他安坐时却一再称“不敢”，又说“通家侍生不敢”，令人失笑。难道认为这些人值得与之计较吗？眼界何其狭窄！我自壬午年再次进京以后，便实行禁止往来的规定，也省去了许多周旋应酬，只遗憾石斋不在这里，不知道他会感到多么畅快。丙子年事变将要发生时，任命张元佐为侍郎，前往抚治昌平，三天过去了还没有出发。同时派遣提督天寿的宦官，当天就向北出发。皇上对阁臣说：“内臣当天已经出发，而朝臣三天了还没有动身，难怪朕要任用内臣吗？”阁臣默然无言。这一年昌平城陷落，原来是内臣强迫巡关御史王肇坤开门，接纳冒充官军的军队，并从内部接应。阁臣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拿来作为辩解之辞？难道是畏惧天威，不敢说吗？张彝宪总理户部、工部二部事务，相关官署不过是负责稽核，并不是把财政收支交给他掌管。而且开始时他还坐在各部的公堂上，等到自行设立署衙后，竟完全不到各部去。朝觐的各官即使有钱粮方面的事务相关，只要派小吏送册子给他就可以了。可是各官却相继前往拜见他，按照拜见各部堂官的礼节行礼。至于参加考选的官员，因为关系到功名，奔走趋附他尤其急切，在堂下叩拜俯伏，完全不知道羞耻。将来这些人活跃于言官之路，再去责备他们的风骨节操，不也很困难吗？何况想从这些人中选取馆员，作为日后辅政大臣的储备，又怎么能办得到呢？

译内阁堂官的体统不能说不尊崇。即使吏部尚书到内阁相见，也一定要等门吏跪下通报，说某官求见，然后才能进去。内阁堂官出阁到花台，与来人互相作揖，站着交谈后便退去，没有进入内阁坐下的礼节。至于总兵以及两司来会同接受敕令，都要向门吏报告，并行跪礼。王弇州说，两司对中堂没有跪礼，难道是没有亲眼见过吗？内阁的体制尊严隆重到这种程度，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可是身居其位的人，动辄以本朝没有设置宰相为借口；等到任意妄为、营私舞弊时，却又没有人敢于责问。这实际上是拥有宰相的权力，却隐藏宰相的名义。他们遇到事情推诿，或者暗中操弄威福，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掌管文书房的中书，势必不能不与内府沟通。内阁中的各种事务，都与文书房有关；一刻不沟通，内外就彼此隔绝，政务往往发生龃龉。然而，用它来办成事务可以，用它来营私舞弊就不可以。这也在于掌握此事的人。如果那个人果真端正，即使通过这些人进行沟通，也不妨碍他保持公正忠诚；如果把界限划得过于严苛，一概表示拒绝往来，那么一件事也办不成。翰林院讲读官以下的官员到内阁外，先向门吏报告再进去，在中庭行揖礼，俨然是下属拜见上级的礼节。旧例中，负责诰敕事务的官员，即使是讲读官以下，也不必向门吏报告，而是先进去行揖礼；经过东边各官的办公处后，才报告门吏再进去行揖礼。但负责诰敕的只有六名官员，通常先把宫官、坊官都包括在内，不能轮到讲读官以下。己卯年，衙门中的人员少，王炳藜、邵韩芹、城四维都以史官身份负责诰敕事务，不知是否果真按照礼仪行事？不过，史官执行下属礼节，并不算过分。新任中堂谢恩时，尚未到任，和史官有什么关系，却相继前往精微科行揖礼，这件事很没有意义，应该改正。宫官、坊官进入内阁，在阁内行平揖礼，然后送中堂出阁；从尚书以下都一样。只是送出时，彼此谦让，有经过屏风和不经过屏风的区别。可是出阁时，中堂让尚书先走，却不向侍郎谦让。大概历来中堂都兼有尚书的官衔，所以不向侍郎谦让。如今以侍郎身份入阁的人很多，还可以不向侍郎谦让吗？旧例中，六品的宫官、坊官，名衔排在讲读官之后；自万历己卯年起，改为排在前面。这是中堂认为宫官、坊官不属于下属，凭自己的意思改动，并不是旧制。旧制中，衙门里的官员从学士以下，都各有正式官职。讲读学士为五品，光禄学士也是五品，却作为四品官任用。张江陵、王太仓都是由庶子升任学士，接着就升为正詹侍郎，没有经过少詹这一职位。壬戌年诸位官员任职三年，尚且只能转任讲读；乙丑年以后，连讲读也不能转任，只能凭任职年资先后担任宫官、坊官。到了辛未年，连赞善一职也没有了。衙门官员从学士以下，只作为兼任官职，并不正式授予，这是什么缘故呢？古代学士有穿朱衣、由吏员双人引导或单人引导的制度，本朝没有这种制度。只有讲读官以上，按惯例使用红鞍笼；司业、讲读官单人引导，赞善以上双人引导。这种双人引导，也算是古代学士制度遗留下来的形式。锦衣卫官属过于泛滥，达到一千多人。其中旗尉中有服役年久、积有劳绩的，都可以补授官职，层层递升；而最为滥授的，是东厂理刑官。他们凭借关系，很快就能升迁，即使只是拿一根红棍的人，不出几年也能升到极品官位。像乔可用这样的人，就是这种例子。不经过南、北二司任职的人，即使官至都督，也不能称为堂上官；其中北司又比南司地位重要。然而只有富有的人才能得到这种职位，从其选任情况就可以知道。乔可用也是由司官转任，并且称为堂上官的人。他曾为吴昌时提供停留居住之处，因此被革职审问。我认为，这种执掌刀兵、负责宿卫的官员选任，应当稍微慎重一些；不是世袭荫授的勋戚，不得推升为堂上官。出身旗尉的人，即使有服役年劳，也只允许保留俸禄而不升官，这样或许可以稍有收敛。锦衣卫的地位以世庙时期最为重要。到了神庙末年，北司中没有一个人被系入诏狱。天启年间，又变得过于重要。今上时期的锦衣卫，虽然没有大肆专横，但诏狱案件接连不断，即使想减轻其权势，也已经做不到了。戚畹都在堂上官中列名，却不参与卫所事务，也不到卫所任职；到任的勋卫也是如此。只有皇太子侍卫才使用戚臣。为什么不斟酌这个意思，在掌印、办事等职务中，间或任用勋戚，只看这个人是否可用，不要被成例束缚呢？神庙时期也曾任用成国公的弟弟，这不仍然胜过任用市井无赖吗？锦衣卫审理案件，虽然不同于刑部，但也要窥测皇上的意旨所在，从而决定刑罚的轻重。比如王世成审讯巴县的家人，最终竟然违逆了皇上的旨意，并不是因为坚持正义。皇上一方面温和地安慰、勉励并挽留巴县，另一方面却严厉审讯他的家人，哪里能知道皇上的真实意图呢？至于熊鱼山因开元之事被关入诏狱，狱中供词一份接一份，锦衣卫却隐瞒不报，这是因为相国的宠信还没有衰退。严刑之下，蒙蔽皇上的情形反而比刑部更严重，只是使怨恨都归到皇上身上罢了。章格非弹劾正宸，巴县被交刑部审理。第二天，王炳藜偶然遇见巴县，说：“您成就了老先生，使他成了文潞公。”巴县勃然不悦，说：“这个皇上怎么能做到呢？”文潞公退下后便具疏上奏，满纸都是不平之气，却没有一个字为巴县申辩。文潞公所侍奉的，并不是昏庸的君主。以上这样做，是超过仁宗了呢，还是不如仁宗呢？把过错推给君主，以发泄自己的私愤，实在不是大臣应有的体统。已县在内阁中任职两年，弹劾他的人很多，却不能动摇他。到了凤阳失事，弹劾的人更多了，因为杨昆岑是巴县的座师。杨昆岑之死，按照失陷城堡的法律定罪，也并不确切。其实他是受到巴县牵累，而巴县仍照旧辅佐政务。这年冬天，陵墓工程开始兴建，内阁按照惯例捐助。范木渐代理工科给事中，于是上疏驳斥纠正，说陵寝失事，实际是由于杨昆岑。杨昆岑撤去防务，原因在于巴县。如果巴县不拟定这道旨意，怎么会发生失事？别人可以捐助，巴县却不应该捐助。巴县一向以能言善辩著称，到这时也不知如何应对，于是上疏揭发自己、承担责任，皇上也就答应让他离职。范木渐曾因王维章的事情弹劾巴县，到这时已经过了一年。杨昆岑名叫杨一鹏，在蜀中任司李时，曾遇到一位奇异的僧人。到甲戌年他任淮抚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忽然派人送来一封信，信中是四首绝句，都是表达归隐意思的诗。不久祸患便牵连到杨昆岑。杨昆岑死后几天，主稿郎中纪克家在衙署白天看见杨昆岑，进去后便倒在地上；被抬回去后，不到三天就死了。他的精魂如此令人畏惧。于忠肃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纪克家援引盗窃陵墓树木的法律，虽说没有共同盗窃的情形，等等，杨昆岑显形也就不奇怪了。皇陵发生失事，地方官应当承担责任；然而抚按官并不是专门负责此事的官员，怎么能与内臣同罪呢？我私下认为，此案应当按照失陷城堡的法律处罚内臣杨泽，而对抚按官酌情递减罪罚，这样才大致公平。可是言官认为事情重大，想借此除去两位辅臣，于是喋喋不休地攻击温之的亲属（指吴振缨）和王之的座师，并且不断加大攻势。这种意图怎么能瞒过皇上的洞察呢？难怪杨辟被发遣、吴振缨被戍边，而两位辅臣仍然照旧任职。

译乙亥年春天，成德任滋阳县令。庶子倪鸿宝、元璐上疏讨论制诏是实是虚，与少宰张捷争论辩驳。又因为皇陵失事，言官纷纷进言。二月，我经过滋阳，成德给我看了刻印的奏疏成文，并询问向通政司上疏的事宜，确实有建言的意图。后来偶然在府厅任职时，他处理一两件积压的差役事务，办事过于认真，府厅官员忌恨他，于是向巡按御史禹好善进言并弹劾他。又担心仅以贪污残酷定罪，或逮捕其他人也不能扳倒他，所以捏造罗列了许多罪状；然而他在任时清廉自守，这一点不能抹杀。成德被提解进京后，想实现此前的志向，却常常受到范木渐阻挠。等到范木渐因父母丧事离职，成德便接连上奏揭发，结果把小事闹成了大事。皇上对成德的事情也有所怀疑，派人到滋阳访查。百姓说他受到冤屈的十个人中有九个，皇上已经有意为他昭雪；但成德在狱中仍不断编造、攻讦别人，又派母亲到各处投递揭帖，甚至跟随乌程的车舆，在朝门辱骂。乌程上呈了揭帖，皇上于是命令在长安门杖打成德六十下。因此不等追缴赃物，便以发遣戍边结案，大概乌程也害怕他。己巳之变，自嘉靖庚戌以后，只再出现过一次。不过，当时士兵、战马和物资的力量仍足以相抗；袁督师刚到任时一战，民心才开始安定。后来他约束和节制各将领，并非没有见识，但袁为人疏放直率，对大宦官很少结交讨好，诋毁他的话天天传来，最终竟遭极刑。此后满桂任总督，一战便败，怎么能说节制各将领是不合适的呢？于是京城百姓也纷纷认为是奸臣卖国；这类事情，很多人都不敢说出来。袁督师被捕以后，辽东军队溃败，很多人都说：以督师这样的忠臣，尚且不能免于灾祸，我们这些人在这里还做什么？大概袁在辽左最得将士之心，所以才造成这样的局面。皇上于是发布谕令，说暂且解除他的职务，听候审查；但先前传入皇上的话影响太深，终究没有挽回的意思。后来又过了两年，便发生了孔有德之乱，这难道不是因为伤了辽人的心而造成的吗？从此，边疆防务的事情就无法再过问了。毛文龙之死，与成败的关键有什么关系？自从袁督师失败以后，议论此事的人便拿它作为借口。于是又牵连大学士钱机山、龙锡，把他们逮捕入狱，判处死刑。当初，华亭陈继儒曾赞成诛杀毛帅的主张；钱机山被判死刑后，他家的子弟天天到陈家，大肆辱骂。辛未年大旱，皇上释放了六名死囚，机山也在其中。假使这件事发生在近日韩城、宜兴之间，他们哪里还能有活命的余地？由此可知，君主使用刑法，往往会逐渐失去分寸而变得轻率。古人说过：恐怕将来我们这些人也不能免于此难。这句话真值得警醒地思考。苏有功是毛文龙营中的副总兵，原名毛有功。毛文龙死后，他向东投降，后来被擒获押送到京城；在囚车里饮酒放歌，旁若无人。等到奉旨处死时，他当夜竟从自演象所逃走了。追究原因，是押解差役在途中每天晚上都放他出来听说书，到这天晚上也照旧如此，于是忘了把他收回看禁，致使他逃跑。押解差役因此获罪，五城和东司房张榜悬赏捉拿他，却一直没有踪迹。三个月后，才在边外捉到他，押回京城依法处死；临刑时还不停地讨酒喝，也是一件奇事。我还是孝廉时，见过两个冒充孝廉的人：一个叫张致枢，一个叫杨震寓，二人都曾与我相交。致枢冒用了富顺、湘潭两地的籍贯，辛未年被拣选为其中一处；富顺孝廉所发来的文书，原来是一个姓任的书办写的。因为致枢死在京城，便娶了他的妾，凭借遗留下来的监引冒充孝廉。震寓不知道他冒充的是谁，曾在济宁住了半年，后来住在仪真和扬州。他参加孝廉结社，于是从仪真开始活动；通过文会试选，得到郧县县令的职位，后来因为给仆役分发银钱不均而事情败露。两人都被判处大辟。杨震寓尤其长期冒充，竟达十六七年。天下的事情，还有什么不会发生呢？癸酉年秋天行刑的那一天，皇上穿着素服，在建极殿与中堂诸人商议，态度极其虚心；可是乌程没有为任何人平反，大大辜负了皇上哀怜罪囚、始终不止的心意。其中有一人徐兆麒，是辽东人，曾以孝廉身份代理济宁学官，年纪很轻，后来任陕西华亭县令；到任才七天，城池就陷于贼手。这样的人难道不应列入值得怜悯、应当存疑的范围吗？皇上对此很费踌躇，而乌程起初一句话也没有说，眼看着他死去。由此可知，近年来那些操切急迫的政令，多半是下面的人造成的，并不全是皇上的意思。杨武陵能够掌权任用，实际上是借助田贵妃开了门路。当时他与中宫关系不和，皇上也已经很久没有见中宫，所以武陵借星变上疏，暗中含有讥刺之意。不久，武陵就进入内阁了。后来发生悼灵王一事，杨武陵在楚地督师，上疏请求持诵《华严经》，前后相隔不过一两个月。星变与入阁竟这样相互呼应，真是奇异啊。

译薛韩城能够被任用，是因为乌程暗中推荐他；他从佥宪突然升入政府。至于后来他的失败，却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皇上曾与韩城谈到财用匮乏，韩城回答说：外面的困难在乡绅，里面的困难在戚畹。乡绅方面，由臣等负责；戚畹方面，非出自皇上独断不可。于是他以李武清为例，皇上便传下密旨，借取四十万金。冉、万两位驸马各一万，周、田等近亲却不在内。这个旨意偶尔被抄传出去，后来又严禁传抄。李氏对此很不在意，但催逼得一天比一天急。武清死后，又追及他的儿子国安，提解其家人追比；过了很久，国安也死了，但追比仍未停止。周嘉定是李国安儿女的亲家。他上疏替李家申辩，又奉到严厉的旨意。于是李氏把所有财产都卖尽；房屋中没有人购买的，就拆毁后出售。内阁中书杨余洪、周国兴，也都是李氏的亲戚。他们教李氏说：有形的财产已经卖尽了，即使不再缴纳，又能怎么办呢？过了很久，韩城察知其中缘故，秘密报告皇上。皇上于是借年终举行劾察两房官员之机——旧时没有这个例子，始于张淄川——弹劾二人，令其闲住，并下旨各廷杖六十。二人都已年老，当天便死了。第二天，韩城夜间回家，下轿时看见杨、周二人在门内，忽然又不见了。韩城害怕起来，却想不出办法。当时戚畹人人自危，后来因皇五子的病势危急，便编造出九莲菩萨降临的说法。九莲菩萨，就是孝定皇后在梦中接受经书传授的菩萨。她醒来后，一个字也没有遗忘，于是把经文记录下来，收入佛教大藏经中，不久又修建了慈寿寺。后来建造九莲阁，里面塑造菩萨像，菩萨骑着一只九头凤凰；这尊像就是孝定皇后根据梦中所见，告诉塑像工匠制作的。寺中僧人相传，菩萨是孝定皇后的前身，这种说法流传已久。到这时，便有人说皇五子看见菩萨前来，责怪皇上薄情，不顾念先世亲属等等；又说如果不从此改过，将来夭折的不会只有一人，还会把他们全都召去。其实皇上从未到过皇五子的病所，这些都是众人编造出一套套情节，派人传报给皇上。皇上大为恐惧，于是传谕停止追比，恢复武清侯的爵位；但皇五子最终还是去世了。皇上便认为这件事都是韩城开头造成的，想杀掉韩城，以告慰孝定皇后在天之灵。恰逢都察院的袁忍西上疏弹劾韩城，于是皇上下令让成何拟写弹劾章疏，第二天便列举罪款呈上。袁忍西的奏疏都是一时搜集拼凑的，对于韩城的恶毒罪行，连百分之一也没有说尽；但皇上的意旨已经预先确定，于是把杨、马两个长班下狱拷问，编成定案，最终命御史郝晋勒令韩城自尽。韩城临死时说：吴昌时杀了我。其实，韩城之死的始末就是这样，并不全是吴昌时的力量造成的。韩城刚被罢免时，皇上派人暗中侦察，看有什么人先到他的住所去。中书王陛彦前往，于是被逮捕押赴诏狱。陛彦以孝廉身份考中中书，替他撰写文书的人，按惯例从来没有掌管文书房的。庚辰年会试之后，他与梁维枢一同转任尚宝丞；有人大概想依附韩城，以求取得功名，但转任不过几个月，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他的供词都是凭空编造出来的。陛彦是松江人，也是吴昌时的外甥。他赴刑场时对人说：这是我舅舅干的。如果我说出实情，便会得罪名教。陛彦死后，托梦给他的妻子说：你等着，两年后看小报应；三年后看大报应。到了癸未年，吴昌时在西市被处死，这就是所谓的小报应。不知道所谓的大报应又是什么。韩城之死，只是以贪赃九千两定罪，那严分宜又应当怎样处置呢？韩城阴险狠毒，死有余辜。但不直接以他的真实罪名定罪，却拿牵连推定的赃款来杀他，凭什么使人信服？刑法和政令的不公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我并不是要替韩城申诉冤屈；不久就发生了宜兴的事情，这分明是杀人杀得顺手了，后来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皇上召见雷演祚、方拱干，这是宜兴获罪的开端。等到吴昌时受廷审以后，才命令催促宜兴进京听候圣旨。皇上明知罪责（？），是由于吴昌时的缘故；群臣说吴昌时是[字样不清]小吏。皇上说：昌时是[字样不清]，难道周某也是[字样不清]吗？后来刑部拟定罪名，撇开昌时而专门谈封疆之事，明显是迎合皇上的意思，致使宜兴被处死。封疆的事情固然存在，难道那只是宜兴一人的罪过吗？而且视察军队不过是最后一段事情，始终负责封疆的，自有其人，与宜兴有什么关系？等到圣旨颁下，又不再说封疆，而改说机械。所谓机械，就是停止内操、撤除厂卫，这些都是机械之举。这正是宦官们日夜在皇上面前构陷文饰的话。到了这里，连这些话也不知不觉流露在判词的笔端了。壬午年，我入京时，正赶上枚卜和皇上谴责发怒的时候，厂卫也因此恢复了。皇上召见群臣对答时，宜兴不在朝廷，第二天才入朝；其中的情形，宜兴难道不知道吗？为什么竟一味迎合，做出这种处分？何况因为这件事重新设置厂卫，皇上对他的疑心也从此开始了。当时正直的言论和公正的议论都在争辩这件事，厂卫无法撤去，这是多么光明正大；怎么会酿成灾祸呢？宜兴却苟且周旋，曲意附和，拟写圣谕并执行。我起初怀疑谕旨是从宫内传出的，后来到内阁取来原稿一看，才知道是内阁拟写的。等到厂卫已经撤罢，宜兴对于重新设置这件事竟没有再说一句话。到了冬末，为什么又借廷杖、卫鞫来发泄私怨呢？《易经》说：能够预知事物的微妙变化，才近于神明；还有谁能做到这样呢？宜兴进言，也很有方法。比如黄石斋一事，本来是皇上问“撼山容易，撼岳家军困难”，为什么能达到这种地步。宜兴上奏说：岳飞在当时固然忠勇，但也并不完全像后人所说的那样。只是因为秦桧进谗构陷，岳飞最终不得善终。后世人怜惜他，所以把岳飞说得更加完美，这在古今是从未有过的。就像黄道周，皇上责罚他确实很恰当，但此人一向有浮泛的声名，也只是时文写得好，所以一时的文士多称赞他的美名。如今他身处瘴疠之地，一旦不能保全性命，后世也只会知道怜惜他，这就与岳飞相似了。皇上微笑，没有说话。蒋晋江便说：道周在狱中一年多，只是读书和感念皇恩，曾亲手抄写《孝经》一百卷，每卷都有题跋。这个人总的说来，还是属于忠孝一类，希望皇上赦免他。皇上说：既然卿这样说，哪里只是赦免他，即使任用他，也不难。第二天下达御札说：黄道周永远戍边，本来罪无可赦；现在特意赦免他以前的罪过，任命他以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以表示朕重视学问、爱惜人才、赦免过错和宽宥罪人的心意。

译壬申年，毕司农入狱时，营救他的人很多，单独上疏和联合上疏的共有四十多道，但皇上始终没有答应。最后，吴和受、甘来上疏说：严自严的罪，难道只在于蒙受恩宠、徇私庇护吗？他历任官职多年，却不能保全晚节，这是第一条罪。他不能保全晚节，于是导致皇上也不能保全对他的恩德，这是第二条罪。他已经七十多岁，却匍匐进入监狱，万一死在狱中，会使人怀疑皇上薄待老臣，这是第三条罪。奏疏上达后，第二天皇上便命他在住所听候议处。这说明皇上并不是从来不接受进言。把这两件事保存下来，可以作为劝谏的规范。宜兴再次入阁后，就想起用张凤翔，大概是因为张凤翔一向享有昌盛东林的名声。过了很久，皇上仍没有任用他。到了壬午年冬天，才召他入朝，问他群臣都推举你，说你知兵，你把情况详细回答出来。凤翔却像没有听见一样，只谈水陆道路艰难险阻的情形。皇上不高兴，命有关部门议处；奏疏上来后，其中有“黔驴技穷”等话，皇上痛骂了一番。宜兴于是拟写一份票拟驳回的圣旨，表面上好像深加追究，实际上是指出其中的破绽。于是删去前面的奏疏，只说凤翔患有耳疮。凤翔告诉我说：没想到宜兴竟这样高明，因这件事得以留下任用，补任兵部侍郎。此外，在这以前的六月，审理案件的机构把他的儿子幼安的死罪改为遣戍；宜兴所受的恩遇，深重到了这种地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皇上即位以来，任命宰相三四十人，其中并非没有贤能之士；要说其中精神力量足以担当大事的，只有宜兴和乌程二人，但他们都不合于正道。两人刚入内阁时，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宜兴偏于温和，乌程偏于刻薄，而他们借此遂行私意这一点是相同的。乌程最久不露破绽，大体上以迎合为主；后来转而互相模仿，也没有脱离乌程一派。虽然精细和粗疏有所不同，但根本原则是一样的。天下的事情，确实是这个人给败坏了。孙松石、三杰有意除掉韩城。丁丑年便揭发举人曹凤祯一事；曹凤祯是支衡的儿子，也是刘澹石的女婿。又有韩源做他的房师，一道奏疏便牵连了好几个人，但韩城却安然无恙。韩城当时担任礼科都磨勘，未免更多是顺从澹石的意思；这样看来，韩城应当首先承担罪责。然而韩城如果只因这件事被罢免，便不会死了。天意要留下他，使他的祸患更加严重。后来复试由皇上亲自命题，题目是“不义而富且贵”和“万物皆备于我矣”。他的文章很快就写成，内阁揭帖说：复试虽然通顺，仍应革去举人资格。大概留下“虽通”二字，是给他日后辩解留下余地。皇上于是亲自阅看他的文章，涂改了几处，改得无不恰当；又改成“覆试”，支离，实在支离。就连他的首篇中，也有“承前人余荫”等话，显然是在暗中自比为文衡的儿子。这与题目有什么关系？不是支离又是什么？没想到圣上的鉴别力在时文方面也这样精细。曹文衡原任蓟辽总督，后来被革职为民离去；这样的人哪里应该树立牌坊？他却因此与县官不和，竟至于当面掌打县官。县官逮捕文衡，打了他二十杖，关进狱中。这是河南乡绅骄横的报应。不久又发生了苗思顺、褚泰初的事情，他们也都是河南人，河南士绅的声名和体面全都扫地了。阁下给科道官写信帖，称为道友，是旧例。万历年间有人上疏争论这件事，但没有能够改变。王巴县曾被人弹劾，说他拿着称为通家侍生的帖子，在外面向某个武官做了什么事；王氏自己辩解说，衙门自有体制，即使在内，科道官也不会把他当作侍生相待。都察院中的诸公对此愤愤不平，甚至把这件事写入抄报和参劾文书。不久文长洲入阁，便一概使用通家侍生的称呼。于是台省诸公一致称赞他，官场的体制和格局也因此发生了变化。此后入阁的人，想恢复旧例吧，又不敢一概使用侍生称呼；不甘心这样做吧，便改用通家生。所谓通家关系固然可以有，但哪里有一个身为大臣的人，在朝廷的言路中竟没有一个人不是通家关系？这种败坏体制的情况尤其严重，都是从长洲开始的。长洲虽然贤能，但这件事我不敢奉承他。宋之儶是山西人，登州佥事梁衡任莱阳知县时，两人都在孔贼叛乱期间立有守御功劳。后来因为争论叙功而不和，终于互相攻讦。宋之儶列举梁衡九十八条罪状，梁衡列举宋之儶一百零二条罪状。但宋家富有，梁家贫穷，所以梁衡入狱，而宋之儶只等候审问。究竟有什么不得已的事情，竟要在陈启新直言击鼓申诉的日子投递奏疏，要求裁正；还在直言官面前跪下，哭泣流涕地哀求。于是审问官不敢替梁衡申冤，最后拟判大辟；又以贪赃二万两定罪。梁衡在莱阳任职只有一年，登城守御也只有八个月，其他日子每天收受一百金，不可能达到这个数目。宋之儶本来与阳曲王府结亲，又任职于礼部，不久被夺去世袭资格，事情败露后被遣戍，人们都为此称快；可是梁衡的罪名仍照旧不变。恰逢曹珰清理狱案，才免除他的赃罪，改为遣戍；梁衡甚至拿不出路费，同年进士凑钱资助他。而宋之儶在京城原来就有典当铺，又靠贿赂和操纵把持，制造黑狱，欺瞒上天，整个朝廷都害怕他反过来报复，甘心屈服在宦官之下。世道人心到了这个地步，已经完全消灭了。陈启新跪在正阳门外，实际上是曹化淳把这件事告诉了宫内。自古以来小人求得进身，没有不是由宫中宦官引导的。唯独令人奇怪的是，正统年间，曾有淮安卫的军丁某人因为攻讦上奏而被授予都察院职位；过了二百多年，又发生了这样的事，而且也出在淮安。这究竟是什么风气？但丁某后来因夺情而进入郊坛，被议论发往辽东戍守，而陈启新被弹劾后却独自逃脱，这实在是一大疏漏。淮安的人文并不繁盛，但多有高科出身的人。近年如丙辰年的邱可孙、辛未年的夏日瑚，都是这样。他们的寿命不长，也非常相似。至于清河这个小县，连城墙都没有，不过是黄河岸边的一个村落，却出了状元丁士美。那里正处在淮河、黄河交汇之处，风土气运所集中之地，确实是有道理的。天寿山真是一块大地。别处的山不过是一座山，这座山西起太行，向东连接山海，层层山峦、重重屏障，绵延横亘数千里。我曾登上陵寝眺望各山的气象，只见郁郁葱葱；山石的骨脉极其庞大厚重，预卜国运延续的年数和世代，本来还没有衰尽。各座陵寝各自占据一座山，只有长陵规模很大，德陵修建得很草率；陵前有一道横岭，大概是仓促确定位置，没有来得及仔细选择。皇陵发生变故、明楼被烧毁，这是邸报中记载的事情。有从那里来的人说，宝顶被挖穿了一个洞，不知深浅，当地官员多半忌讳谈论。从此接连有藩封陷落，皇子相继去世，难道不是根本之地有所动摇的缘故吗？承天陵寝陷在贼人控制之中，传说尚未被触动，但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正还无法知道。

译辛巳日，皇上再次临幸太学，又命词臣删订编纂“六子”之书，即邵、周、二程、张、朱诸家。我到得较晚，分到朱子数卷，其中多是驳辨陆象山的话。我认为，学者意见不同，不妨各自保存其认为正确的地方，不必自行设置藩篱，专门从事攻击。如陆象山这样的人，难道算是异端一流吗？却要为此喋喋不休，向人显示自己的见识并不宽广。我把这些话全删去了，是替朱先生保全宽宏的气度。不过，皇上这样做，实际上是因为想让道士举行章醮，所以借此来尊崇儒术，使议论者不能以此为借口罢了。举行章醮，是因为朝廷内外多事，想借此消弭灾祸、祈求福佑；但归根到底，侍奉上天要靠真实而不是靠形式，实在不在于这些仪式。皇上每次都派道士到南城举行仪式，自己和后妃秘密前往行礼。他们从文华殿西侧夹道往来，一天之中，有一名部曹官员在会极门递送奏本，忽然听说皇驾返回，仓促躲进文华门西边的直房，从窗缝中偷看到皇上乘坐小辇，辇前站着两名宫女，端庄美丽，无比出众；接着是皇后的车辇，再后面是田妃、袁妃的车辇，都看得清清楚楚，却不知道皇上也看见他在直房里了。不久，一个宦官来到，问他是什么人，他报了姓名，皇上又派人传谕说：出去以后不要说这件事。田妃的父亲田宏遇是陕西人，长期住在京城，曾任千总；他的妻子吴氏原是妓女。田妃也不是他的亲生女儿，却因此得到了一段富贵。田宏遇在京城无所不交结，每逢科道官员任命下来，便逐一拜访，设宴款待，科道官员都乐意同他往来。田宏遇生日时，各人又联合同伴前往祝贺。有一天，高鹭矶，名衡，制作了一幅锦帐，列出我的姓名，准备一同前往；田宏遇忽然投递请帖，反复邀请我，我竭力推辞。后来我告假到南海，回来时走到济上躲避贼乱，住了三个月；那时我正以生病为由住在乡里，始终没有去拜访。总河张王笥对我说：“田宏遇现在是客人，你为什么不去拜访？”我回答说：“我在京城时本来就没有同他往来，而且田太宰把他看作同宗。我以前弹劾田太宰时，太宰想托宏遇出面讲和，宏遇迟疑不敢来，我为什么要去拜访他呢？”不过，田宏遇见到别的客人时，常常问起我。临行登船时，他才亲自来拜访我，我只到船边回拜了一下。田妃能写文章，很有机智，生日在四月。丁丑年遇到旱灾，皇上正在武英殿斋戒住宿，已经半个月了，到这时想暂时回宫，田妃派人极力劝阻说：“正逢我的生日，不宜回宫。”庚辰、辛巳之间，大宦官曹化淳等派人在南京、扬州用高价买来几名歌舞女子，皇上十分宠爱她们；辛巳日册立为嫔的，就是这些人。因为这件事连续数月没有同田妃见面，田妃便亲自抄写奏疏劝谏。皇上批示说：“数月没有同你相见，我的学问比过去大有进步。歌舞一事，祖宗朝本来就有，并不是从我开始的。”等等。这份奏疏后来竟留在田宏遇家中，他常常拿出来给人看，台省中的许多官员都曾见过。吴阿衡是河南人，最初中进士时，娶田宏遇的妹妹为妾，近来任蓟辽总督。有人上疏说他饮酒过多、常接近妇人，他便上疏自我辩解，说：“臣的妾，就是都督田宏遇的亲妹妹，娶她已经多年；臣近来得了阳痿之症。”如此话语，竟然写进奏疏，可以说对君主极其无礼了。又有一头熊从山里跑出来，被士兵捕获，他便上疏陈说这是练兵的功效；没过多久，整支军队却全军覆没。皇上最初临幸妃嫔的宫室，称为“铺宫”。田妃已经立为贵妃，袁妃才举行铺宫，两者相隔七八年。袁妃本来是皇上即位时同田妃一起选入的。袁妃只生了一个女儿，所受宠爱远远不如田妃。田宏遇却声势显赫，喜欢同朝臣结交；袁妃的父亲名叫佑，谨慎自持，心怀畏惧，不敢轻易会见任何人，父女二人的作风往往正好相反。田妃的宫殿称为承干宫，袁妃的宫殿称为翊坤宫。“翊”字就是神庙帝系中的字，历朝沿用，从未听说因此避讳。壬午年，我在东安门，也就是东华门，袁妃同我一起守门，因此得以会见袁妃，并谈到宫中的事情。她说，袁妃近来制作了一座紫檀木纱帐，花费七百金。负责此事的宦官奏道：“奴婢替娘娘节省了三百金；如果万岁来问，应该说是一千金，不可说得少了，恐怕皇上照样再做一座，那就无法再做了。”后来皇上看见这座纱帐，果然询问，袁妃回答说是一千金。皇上仔细看了很久，说：“确实值一千金；先前中宫用一千金制作一座纱帐，还比不上这个。”宫中的费用，大致就是这样，只凭宦官口中所说，有时说千金，有时说百金，根本没有地方查核。袁妃又说，皇上住在乾清宫，虽然有时经过后妃各宫，但到了晚上必定回到乾清宫，然后才传召后妃；后妃没有接到传召，就各自住在自己的宫中，不会前往。这是本朝很好的制度，即使有嫉妒，也没有施展的地方。她又说，皇上睡卧的地方是一座高一丈多的木台，要登台必须走台阶；台上建有板屋，里面设置床榻。她还说，宫中藏有许多奇异之物，每年查看一次，搬到庭院中展看。有一种瓜，瓜长五六寸，宽度与此相称，不知道产自什么地方；按大小计算，这种瓜大概足以占满一间屋子，是古来史传中从未听说过的。皇亲国戚每逢节日，宫中都有赏赐；他们家则进献果盒，有时五六十副，有时一百副，按照所受赏赐的多少来决定进献数量。大致上，宫中拿出一千金，他们家就要送入五六百金。每季都有赏赐衣服，少的也有三四十端，这些都是应当商议节省的地方。袁妃在守门时，曾有冬衣赏赐送来，内监使用的红面揭帖上，开头写着“翊坤宫”三字，后面列出段绢的数目。当时袁妃派宦官前来，同袁妃谈了很久，旁人无法听见。又过了几天，袁妃偶然生病，袁妃的父亲袁佑便在家中设醮三日三夜，为她祈福。乙亥年七月召见对答时，只赏赐瓜果；壬午年以后，才赐出宫内膳食。每个衙门按照人数多少，有的给二份，有的给三份；每份包括两盒菜肴、一盂秔饭，精致而且足够食用，不像光禄寺那样虚耗浪费。日讲每次都有酒食。第一次设宴，以后每人折给一两银子，都由光禄寺办理。戊寅年东宫讲读时，该寺照例设宴；讲读结束后，东宫传谕说：“先生们每次都吃茶，已经设好的宴席，怎么能一下子撤掉？实在很不合体制。预先教导元良，是何等重大的典礼；国家不合常规的费用不知有多少，难道却吝惜到这种地步吗？”这确实是万万不应商议削减的一项。

译丙子年二月十二日，经筵到了日期，群臣都在文华门外等候，大雪却下个不停。到了午后，皇上仍未出来，传谕免去经筵。午门外的宴席已经摆设很久了，于是连同宴席一起撤去。当时轮到我展读书籍，颇为害怕其中的艰难，便开玩笑对同僚说：“经筵进讲，不过是老生常谈；如果把今天这桌宴席直接赐给大家，岂不是省事？”旁边有一名宦官赞道：“这位老先生讲得对。大雪下成这样，只要赐宴，就同举行过经筵一样。”同僚们都笑了。我于是说起今天早晨来时，在长安门遇见一位宿科省员，我们在队列后相互询问。他说：“难怪今天下着雪还来得这么早，原来今天应当吃经筵；还说什么经筵怎么能吃，这同‘吃了经筵’的话正相类似。” 戊寅年春天，经筵讲官王铎讲解《聪明睿知》一章，分条疏解“敬”“信”等字，反面的说法太多，谈到时事时又说了“白骨如林”等话。讲完后，皇上恼怒地责备了几句，说他只是敷衍几句话，支吾应付，完全没有发挥其中的精义，等等。王铎走到御案前，等候治罪很久，皇上命他起来，他又忘了谢恩。第二天才上疏谢恩。接着讲《尚书》的，是黄絅存锦，声音细小而悲哀，一个字也听不清。皇上不高兴，便停止了讲经。同僚卫紫庵允文对我说：“黄前辈讲书，恰像哭了一场。”我说：“正因为王前辈讲得不合圣意，才有值得痛哭的地方。” 丁丑年，编修刘正宗丢失了银带和衣物，过了很久才在一家典当铺找到。捕役侦查物品的来源，原来是中书吴某把它们典当了；到武英殿去查访此人，却又没有姓名和踪迹。而且看他的作案时间很久，显然是积年的大盗。他有几个妻妾，还请西席来教儿子；每天在扇马道上摇扇拜客，夜里却去行窃。他有绳子做成的软梯，没有一夜不进入别人家中，曾盗窃黄絅存家数百两银子，也曾盗取进士李白池衣箱中的许多物品。正好我去赴一场宴席，同年金坛人王有三不断说些诙谐话，讲到射覆时，画了一个中贵人跷腿坐在床上，说这是“独坐无聊”；又画了几十个女阴，只有一个没有毛，说这是“光阴有几”。当时有三位姓方的人任中书，我说：“弟有一句话，年兄不要怪罪。”他问是什么话。我说：“近日刘家失窃，那个姓吴的，不知道是中书里的贼，还是贼里的中书。”于是满座大笑，王有三也笑而不以为忤。我中进士后，在工部观政时，曹葆素（名珍，不久改名为珖）任大司空。他常常责怪进士到衙署不齐，在司务房、火房张贴告示，写着“寥寥十八员”等话。不久遇到祈祷之事，他预先告诫进士分成两班，必须全都到齐。有一天行礼已经结束，我才到达，当时只有两个人行礼，就是无锡的马君常世奇和安阳的尚□□大伦。过了一会儿，只有两三个人陆续到来，于是大家相继散去。我开玩笑对两位说：“没想到曹老先生约束了一番，竟然由二位马上得到了结果。” 庶常每天到馆中上班，没有能力雇用长期随行的马匹，大多只是临时雇马送到馆中。太阳偏西离馆时，还必须派差役到棋盘街雇马来接回去。有一天众人都散了，我从里面出来，看见马君常和罗小逊在二门外，便问他们为什么还不走。两人说：“刚派差役去雇马。”站着说了很久，那差役回来又说：“今天没有马可用。”我笑着对他说：“这里明明有一匹马和一头骡子，怎么能说没有？”罗小逊睁大眼睛指着我说：“就是这个人！”马君常只是笑而已。馆中起初以李豫石为首，他的闽地口音不太标准。每天早晨他说请假，把“给假”读成“即藉”；王邵把“黄”字读成“笑”；赵之英把“醮资”读成“醮资英”（“英”字的读音接近“仍”，但稍微清楚一些）。每当这两个人不来馆中，大家就预先模仿他们请假的样子来取笑。不过李端方为人端正厚重，不作怪异之态，又很有经世治事的才干；馆中虽然人多，我所佩服的只有李端方和吴默寘太冲两人。罗小逊喜欢称道王子安的《滕王阁序》，所以常常对我吟诵这篇序，还说从前王子安以“落霞秋水”等句自负，等等。在馆中时，他更是屡次谈起。有一天冬天寒冷，大家靠火取暖，他又谈到这件事，却没有察觉自己的绒衣已经被火烧着了。我开玩笑说：“弟也有一联：火光与褐袂齐飞，羊毛共炭灰一色。” 沈宪申和倪铁山鼻子都很大，程端伯、卫紫庵合写了一首律诗来咏叹，诗句大略是：“什么东西高高耸起在脸上，土星高挂，大得超过拳头。称起来重量有三斤半，打扁以后还剩五寸宽。”又改写杜甫的诗句说：“鞭条日暖龙蛇动，破扇风微燕雀高。朝罢驴尿携满袖，诗成狗屁在挥毫。”京师的脚驴常在沙尘中撒尿，尿干后又被人踩成尘土，便随风飞起，秽气直冲鼻子，所以说“驴尿携满袖”。起初，郑方水师每次进入馆中，刚到未刻就出去；只有丰城唐师很久不出去，同馆的人都以此为苦。到了壬申年秋天，郑师进入内阁，有一天程端伯有事想回去，而唐师直到申时末还没有出来，程端伯便吟道：“人生有版须当打，枚卜何曾到老唐！”这是因为院堂有一块铁云版，必须敲击它才能散班。这几件事都可以用来取笑。癸酉年八月初一，内阁考试题为“商霖”。题意本来明白，却有人使用“祖宗”“皇上”等需要抬高书写的字。吴澹人祯套用《北山移文》的话，说“骑箕之精，肖象之灵”等等。《北山移文》似乎不是赋体。此前考试题为“视听言动”四箴，竟有人使用程子四箴的次韵诗。又如《辽师凯歌》四章中有“闪电飙驰霹雳轰”这样的句子，这成什么话？《雪夜入蔡城歌行》中有人使用“登牙”二字。“牙”是大旗，唐代节度使府门前有牙旗，就像如今督抚的仪仗，所以督抚的内城叫作牙城。如今删去“城”字，怎么能说“登牙”呢？我曾说，这就是弹琵琶、唱《山坡羊》一类人的文章。张天如自负为名士，把同年看得一文不值；可是他的阁试赋得到“兵气销为日月光”，开头却说：“不把高官奉武人。”其余也大致如此，我不想全部说出来。古人曾把翰林院的文章、光禄寺的筵席、教坊司的弹唱放在一起说，难道指的不是这些吗？曹秋林蕴清，在去世前不到半个月时，一名医生见到他，对别人说：“这个人活不过一个月。”医生观察他的嘴，发现总是张开而不能合拢。当时他还没有病，别人都不相信。没过几天他便病了，病了十多天就去世。病中同年去看他，他才张开一次眼睛就又闭上，忽然作《凤皇赋》直到三十句，条理清楚，内容极其广博深奥；不久便寂然无声，隔了两天就死了。

译同年曹天锡偶然在住所旁边看见一个非常美的妇人，便派人打听，得知她的丈夫已经去世，而且正准备改嫁，于是用五十金把她娶来。这个妇人每天索要衣服首饰，曹天锡竭力供给她。不久因为天气将要炎热，曹天锡另租了一处住所；妇人亲自挑选了许多地方，都不满意，最后看中一处稍远的房子，才租下来。妇人先去了新住处，曹天锡在旧住所整理各种衣物行李，正逢下雨，过了很久才整理完。等他整理完赶去时，妇人和细软财物都不知去向了。曹天锡大为惊骇，天已经黑了，也无可奈何。第二天他到妇人改嫁的地方寻找，毫无踪迹，十分悔恨。过了几天，妇人忽然从外面回来。曹天锡想抓住她责问，她却毫无惧色，大声说：“我本来是有丈夫的妇人，被你强占了很久。赶快写一纸‘两无相干’的文书给我，否则我就同你到个是非公断之处去。”曹天锡沉默了很久，正好有呵喝前导的人经过，妇人想出去大喊，曹天锡怕有失体面，便立即写给她，她才离去。同年吴一元这样说。费县人姚择扬，辛未年中第后，娶了一个妾。妾的姐姐常常来访，姚择扬试着挑逗她，她欣然顺从。一个多月里，凡是来访的亲属，没有一个不与姚择扬私通。前后来了几个人，又都长得像妹妹一样美。姚择扬自以为遇到了奇事。然而他天生体质清弱，不久便发病，但来的人仍不断增加。他的房师许石门派人驱逐她们，却不能彻底断绝，直到告诉巡城御史，叫来总甲驱逐。查究其中原因，原来那些人窥见姚择扬体质清弱，想趁机使他死亡。京城有很多这种事；仅这两人，就足以成为在外羁旅、想娶妾者的警戒。李春澜是麻城人，任鸿胪寺序班。他上疏自称，其母被梅长公之焕强行占有；梅长公是个毫无羞耻的人。一天，梅长公从楚地买来一个妾朱氏，送给简讨王用予。朱氏美貌绝伦，原是楚藩宗室的妾；嫁给王用予后，仅过了几个月，王用予因公外出，朱氏留在京城，一两年间又改嫁了多人，每次出嫁都不到几个月，御史魏士章也是其中之一。我的门生毛羽仪因事下狱，他的父亲德輶来到京城，朱氏又嫁给德輶。过了一个多月，德輶误以为她是守寡的儿媳妇，便把她嫁给杨翠屏，作为媒人的绳武得到三百金。魏士章听说后大怒，上疏说德輶贩卖宗室女子，于是下刑部审问。杨翠屏害怕，把朱氏送到外面，因此魏士章被人鄙薄。这样的秽亵之事，竟然还要烦劳奏章。没过多久，事情竟转入年例，刑部随后审问德輶在京城娶到朱氏一事，查明朱氏在京城先后嫁过多人，并不是宗室女子，只拟判杖刑。杨翠屏于是又带着朱氏到自己的遵化任所。三年后，杨翠屏死在遵化，不知道朱氏后来又去了哪里。范木渐说：“朱氏在京城几年，楚地人几乎都嫁遍了，只是一个‘风力’。”我说：“‘风力’说的是言官，朱氏哪里算什么风力？这大概是江汉遗风中陈夏姬一类的人。” 锦衣卫指挥许某，名字忘了。乙亥年十月，他把妻子殴打致死，事情轰动街市，巡城御史亲自来到他的住处，问他为什么产生这样的恶念。他只说愿意偿命。等问到他的子女家属，才知道他所生的两个女儿，也都被这名指挥奸淫了。于是，这名指挥被按大辟罪处置，并革去世袭，不知道后来由谁承袭。田宏遇又收养了一个女儿，她曾有一次进宫去看望田妃，皇上见到她后很喜欢，田妃立即命人把她送出宫去，从此再也不让她入宫。壬午年，田妃去世，不久举行九嫔选秀，大概皇上的心意在田宏遇的女儿身上。田宏遇也愿意把女儿送入宫中，以保住日后的富贵。不久因为边境警报而停止了这件事；到了秋天，田宏遇也死了。国家的钱法，没有比万历年间更兴盛的了，每六文钱折作一分，到天启年间仍旧如此。我在乙丑年计偕入京时亲眼见过。辛未年才增加到八文钱，是因为钱币混杂的缘故。但还没有大坏。到了今天，却一天比一天严重。对私钱的禁令日益严格，只是徒然使贩卖私钱的人受苦。推究其中的原因，都是因为有权势的人在这样做。比如田宏遇从宁波回来，装载十三船钱运入京城，哪里只是几万万。宏遇把这些钱用在百姓中间，却想让百姓不用这种钱，那么这些钱将销往何处呢？在南方，钱币每文只值二分，宏遇买来运到京城使用，可以获利四五倍；价值万万的钱，赃银也要以万计了。按欧阳驸马的罪行论处，他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呢！混杂的钱币既然很多，势必不能禁止它们贬值，那就应当顺势使它们更加贬值，而唯独提高制钱的价值，让两文杂钱抵一文制钱，或者三文抵一文。法令先在上层推行，再逐渐推广到下层；京城内外，凡是收银子的，都命令他们收钱，制钱和杂钱一并收取，折算数额也照此办理。实行一个多月后，凡是应当发给银子的，一律发给制钱，没有人不乐于享受这种便利的。杂钱自然被淘汰，只有制钱流通，不必另行禁止，钱法也就疏通了。这就是所谓顺势引导、因势获利。周、田两家没有一天不兴工建造，人人都乐意为周家效力，却不愿为田家效力。田家常常窥伺工匠所在，把他们驱赶回来，关在工地里，多的关上几个月；其中不是工匠的人，就驱使他们做杂役，等到筋力疲惫不堪，才放他们出去。在里面饭食不足，又不给工钱，有的人伺机逃走，这才得以出来，因此怨声载道。皇上优厚对待戚畹，却不希望朝臣同他们结交。相传中宫曾指着陈芝台的姓名说：“这是我家的探花。”皇上说：“既然是你家的翰林，就别想做阁老。”又有项心煜与嘉定家结亲，按照吴中的风俗行礼，使用彩花，制作得十分奇巧，没过几天就传到了宫中，皇上非常不高兴，不久果然有降职调任的处分。仅从这两件事看，皇上对戚畹防范得如此严格，为什么武陵却专门在宫内承办事务，而皇上安然无疑呢？陈启新自己说，他按照惯例拜见嘉定伯，帮助送上数石米之类的话。有人驳斥说：“朝臣和戚畹本来没有相见的道理，哪有什么惯例可循？”皇上于是再次郑重申明告诫，也没有治陈启新的罪。我的门生周铨刚刚考中，嘉定伯的长子名叫鉴，前去拜访他，想认作同宗，周铨把这件事问我。我说：“你的伯父、叔父和兄弟接连考中科第，已经是兴盛的家族了，何必借助别人？如果认作一族，后来只有损害，不会有益处。”于是周铨作罢。刘可斅，原名刘可学，本来是济宁州吏目。莲妖之乱时，他担任熊文灿的巡捕。熊文灿喜欢用诛杀来树立威势，又信任可斅，因此造成了很多冤案。可斅于是发了财，不久进京改名，纳资取得监生资格，后来做到上林掌监。凡是东边人，没有不认他作同乡的，只有不认我，因为我曾经做过吏目，必定认识他。可斅结交的人越来越多，逐渐有了经营谋划，甚至上条陈议论吏部事务。后来他因为佛事捐银一千两，他的奏疏和账簿送到了宫中，皇上对此感到怀疑，命厂卫侦缉他，于是被提来审问，过了很久才获释，难道是佛力保佑了他吗？

译吴金薄家里非常富有。天启年间修建宫殿时，甚至借用金薄来装饰宫殿，所欠款项累积到二百多万，多年也不能偿还完。乙亥年，宫内宦官盗窃禁中的珠宝，卖到他家，后来宦官被处死，吴金薄因为不知情而得以免罪，只没收了那些珠宝罢了。后来他终于因为别的事情家产败落。他的房屋在崇文门内，被周嘉定买去，已经焕然一新了。祖母绿产在滇南。把它放入盛满水的盆中，若是像手指顶端那么大的祖母绿，整盆水都会变绿；把白纸铺在桌上放在它下面，连桌上的纸也都会变绿，所以叫作祖母绿。癸酉年春天，东厂缉获一块，吏部打点时，每块祖母绿折合银七百两。皇上派人送到内阁，几位先傅看过，说有拳头那么大。当时杨翠屏在馆中，我问这东西有什么用。杨翠屏说：“有豆子那么大的一块，含在口中可以几天不感到饥饿，是辟谷药。”不知道是否真是这样。我州的杨春茂是万历己卯年的解元，考试前梦见买到刘某家的祖母绿。刘某的祖父名叫溥，是景泰年间的解元，不久成为举首，于是杨春茂才明白梦中的征兆。我州有七位解元。刘溥号敬庵，讲学著书，终身没有做官。他的儿子就是进士刘概，曾与御史汤鼐一同被下诏狱。杨春茂考中解元时，第二题是“敬大臣则不眩”，文章结尾有“重臣不可无，权臣不可有”等话。到了京城，他想上疏论劾江陵，却被父亲劝阻。两个人都是奇异的人才。杨春茂不久去世，没有完成自己的志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七人〕 缅铃是一种淫秽器物。相传有细小的虫子生在草间，用金子包裹起来，杨翠屏认为不是这样。那一带出产鸨鸟，是极其淫乱的鸟。当地人挖洞，设在野外；遇到这种鸟飞过，就让裸体妇女在洞外，鸟一定会盘旋飞下，妇女迅速躲进洞中，鸟于是把精液遗在地上。取来这些东西用金子淬炼，反复一百层、淬炼一百次，就制成了这种器物。登州的腽肭脐也用妇人来试验：把它放在斛底，上面装满粟米，让裸体妇人坐在上面，腽肭脐就会自行从粟米下面腾起；不能腾起的，就是假货。已经死去的腽肭脐还能腾起，已经很奇异了；至于鸟飞来接近妇人，又遗下精液，更是难以令人相信的道理。不过，气类相互感应，也未必没有这种事。黔国公世代镇守滇地，俨然如同王者，土官都畏惧他。他所悬挂的征南将军印，每逢向下发布命令时，并不完全使用印面，而是根据事情大小，有时用一角，有时用半印。夷人奉此印如同奉诏敕，凡是有所指挥，这枚印一到，土官之家就彼此相看而失色。只有把它送出门应付差事，才觉得庆幸。近年以来，他的威势和命令渐渐不能施行了。翠屏又说，丽江军民府出产金子，每次雨后在山中都能找到天然金块，有的比豆子还大，这就是所谓“金生丽水”。土官姓木，曾经想认黔国公为同族，但黔国公没有答应。他在张家湾有店房，其他地方也有很多产业；见到人行礼非常恭敬。其他那些生员都贪图他的财产，每次赴试一定把金子作为赠礼。滇中的地势极高，每次进京，都称作“下京”，估计当地在数十仞之上，是逐渐向下而行。会试按惯例发给往返的邮符。到了庚辰年，下令一概不许使用，许多人流离在外不能回去，于是有在天坛上吊死的，这些都是本兵杨嗣昌造成的。自古以来祖宗制定的成法，难道在谋划上会比杨嗣昌疏漏吗？省下了多少，却失去了士子的心，也同时失去了远方人的心，这不是所谓得策。迟之莱任广西巡按后回到京城，详细说起当地荒僻的情状：衙门里的公座、桌子和帷帐都用泥塑成，画画装饰和交易买卖都由妇女进行，因为她们的丈夫住在乡间，不常进城。迟之莱在那里苦于瘴气，每天服人参来抵御它，任期届满时大约已经服了二十多片。到京城没几天，夜间睡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将要入殓时，脸色变青，人们都认为是人参造成的。果真如此吗？宜兴师每天服附子五钱，徐元扈相君每天服大黄五钱，都是奇异的事情。一位名医告诉我：“两个人当时不会察觉，后来总要一起算账。”徐元扈不久死在任上，病了一两天，没有任何异常。宜兴师也不能说是死于附子。唉，医生的话也不灵验了。迟之莱还是生员时，到海边一座寺院去，仿佛平生曾经经历过那里。大概他前世就是寺中的僧人。后来他停船在某处，梦见到了文昌帝君那里，文昌帝君说他将做到太仆寺少卿。醒来后他查访此事，寺院附近数里之内果然有一座文昌祠，路径完全像梦中所见。听说他刚从广西任所回来即将升迁，却屡次因为想避开太仆寺而犹豫，最终没有成功，尚未升任便去世了；死后追赠太仆寺少卿，终究无法逃避，真奇异啊！吴澹人也梦见自己曾经做过松风寺的僧人，方水师作序时曾经说到过这件事。后来他寄居的地方失火被焚，三天后去世，这也符合僧人茶毗的意义。宋九青在杞县任职时，妻子病得十分危重，他的仆人梦见到马神仙庙，看到石碑上刻着宋九青的名字，官职是太仆寺少卿。后来宋九青任期届满，像迟之莱一样想躲避这个官职，最终却升任大理寺少卿，历任太常寺官职直到刑部侍郎，可见梦也有不应验的时候。马神仙在莱阳县，当地人十分尊崇他。梦中有一件极其奇异的事。陈井研的祖父名叫某某，是巡按辽东的御史。他家本来贫寒俭朴，在他出生以前，乡里的富户有一天夜里梦见有人送来一块匾额，匾上题着“光禄第”。那个人有两个儿子，都是生员，便以为他们将来可以取得科第。没过多久，两个儿子都死了，孙辈零落，家境逐渐贫困，只好把宅第卖给这位御史。御史恰逢出任辽东，死在任上，因为勤劳王事，追赠光禄少卿。这时距离富翁做梦已经五十多年了。后来有关官府把匾额送到他家，先前的梦才应验。只是不知道这件事为什么要在五十多年以前预先显兆，而且预示的还是死后的赠官。胡菊潭世安这样告诉我。掖县的王万象喜欢谈论神怪。他自己说，年轻时患了危重的疾病，梦见长公骑马持刀、提着人头来救他，梦境非常真切。第二天他就痊愈了。他又说，曾经在济南设馆授徒，有一只狐狸非常有灵性。主人生病时想吃桃子，当时正是十二月，估计没有办法得到，狐狸说这不难，离开约一顿饭的工夫，就向空中扔下两个桃子，连枝带叶，露水还没有干。问它从哪里得到的，它说来的地方非常遥远。大概世间本来就有寒暑相反的地方。又过了两年，狐狸悲伤地对主人说，取桃子的事情已经败露，自己不能再留下了。从此便寂然无声。

译神仙的事情，自古以来流传很多。登州有个王赤脚，不知道他的名字，只因赤脚为号。有人见他有时正坐在地上，忽然又到了树梢上。当地人多说他的法术非常奇异，行动出人意料。有跟随他学习道术的人，他都说不可以；偶尔指着几个岁数相同的童子说：“他却学会了。”他曾经露出生殖器给人看，样子竟和童子一样。有一天他将要死去，留下遗言说葬在城门桥下。按照他的话挖掘，得到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赤脚王”三个字。于是把石碑埋了。几天后，在另一个县又有人见到了他。他在衡府住了很久，恰好邱宜城对蔡蓬头的事情谈得非常详细。他的事迹流传于世，知道的人很多，这里不再详载。蔡蓬头、王赤脚，可以作为相对的称号。宜兴师第二次被召用时，他的夫人吴氏已经去世十多年，忽然在梦中阻止他出山。宜兴师没有把这件事当真。夫人说：“既然你不相信我的话，那就跟我暂时到一个地方去。”宜兴师不知不觉跟随她离开，看见一位脖子上系着绳子的老僧。夫人指给他看时，他惊恐地醒来。这才知道是不祥之兆。就在当晚，世兄也做了同样的梦。征兆已经明显到这种程度，他仍不能决然辞绝，以至于遭遇祸难。到了济上，我到船边拜访他，他对我说：“我知道自己这次再来，一定会遭到祸患，但又不敢不来。”唉，难道真是这样吗！王巴县是宜兴师的同年，第二次被召到京城，尚未入朝觐见便被罢免。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井研想要占据首辅之位，所以把他驱逐出去。井研即使有这个心思，也没有这样的力量。宜兴师被缇骑催促召取，等候圣旨；皇上每天都派人前去侦察。相传他约王巴县在某处秘密交谈，又传说他写信约王巴县先到京城，随后再一起入朝；这些都是前去侦察的人在京城散播的话。皇上因为宜兴师拖延太久而非常愤怒，所以宜兴师不敢再次耽搁。皇上于是就在前两天杀了吴昌时等人，这样一来，宜兴师之死、王巴县之被逐，就已经决定了。王巴县到良乡县上疏，票拟中有奖誉和延伫等话，全都被皇上删改了，这难道是井研的意思吗？京城的凶宅很多而且接连不断。例如杨大洪和崔呈秀，虽然邪正不同，却先后住在同一所宅子里，也先后家破人亡。御史张聚秀不久死在宅中，人们彼此告诫，不敢居住。青州人冯可宾却独自买下住进去，还开园建楼，用来供封翁娱乐。有一天，冯邺仙元飙正在朝中，在班次中跌倒，传话的人喧闹起来，都以为是冯可宾，纷纷责怪那所宅子，后来才知道并不是。但他的封翁最终还是死在这所宅子里。继任居住的人也因忧惧离去。太仆寺街也有一所宅子，向来凶险。何香山住在里面七八年，家里有人看见穿绯衣的妇人，在空房间中来来往往，何香山自己却看不见。何香山离开后，宋五河琮因考选租住进去，不到一个月就死了。同馆的吴慎旃搬进去，我把这件事告诉他。吴慎旃说，哪所宅子没有经历过有人死亡呢，这对事情有什么妨碍？不到五天，吴慎旃就病了，病了十三天便去世。我最初住在另一所宅子里，业师因为序贡参加选拔，暂时到我的住处借住，仓促间病死了。我不久奉命出京，同年张师度搬进去，也病死了。最后孙凤毛也死在这所宅子里。几个人接连死去，这件事难道是偶然的吗？这样看来，凶宅确实是有的。户部员外涂有祜是四川人，他家的厨役被妻子扑杀，埋在宅中。后来居住的人挖出了尸体，互相推究查问，于是涂有祜被勒令戴罪闲住，他的妻子被追夺敕命。袁忍西恺弹劾宋之普，也拿鹤啄食死尸作为理由，以至于劳烦御史前去查验。无论对涂有祜还是宋之普来说，这都不是对待下人的办法。总之，这类事情不应拿来烦扰圣上听闻。至于屠愚仙象美红叶一事，更加污秽猥亵，竟把闺房中不堪言说的事情写入章奏、烦劳处分，这是为什么呢！屠愚仙举荐张凤翥为边才，皇上召他到文华殿应对。到了日头西斜，皇上才出来，而张凤翥从辰时就入宫，饮酒已经大醉。同被召见的几个人看见他言语和举止潦倒，认为不能让他入内。张凤翥极力争辩想进去，挥动衣袖大声喧叫，到了左阙门。守门的中贵人又加以阻拦，张凤翥愤怒地挥拳打他，还操着俚语喊道：“皇帝老官召我，什么人敢阻拦！”因此几个人合力把他拦住。可是皇上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众人应对完毕，皇上问：“张某为什么没有来？”回答说：“他刚才在郊外比试射箭，射完后喝了酒，不敢进来。”皇上说：“想来是酒醉发狂。”皇上不高兴地结束召对，屠愚仙第二天上疏引咎。熊文举在吏部也以清廉著称，有一天却有过错在周谋为他谋划此事。周谋是韩城的门生，江西人，任浙江的知县。他派人到江西找熊文举的父亲，送信给熊文举，说只要把升迁超过常格的事情改为升任部属官，以甲科身份得到这个职位并不难。随后又派人到京城，重申前面的事情，因而被缉捕。那份禀文说：“所商议的题目，就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又说：“我已经把这件事告诉敝座师了。”这里的座师指韩城。韩城写了揭帖，把责任推给文举。当时文举主持考试尚未回来，矣（？）部审问后，认定是熊文举的父亲答应此事，与文举无关。于是熊父被判戍边，而文举上了一道疏后，仍安然任官，我私下认为文举这样做不可取。丙子年五月，御史詹抑所上疏推荐辅臣，以批评明心疏为由罢去。大概是从嘉善相君的话题发端，进而谈到近来的时政，言辞十分恳切直率。皇上大怒，召他应对，言辞和脸色都很严厉。詹抑所应答，没有丝毫屈服。皇上拿着奏疏问：“什么叫苟且？”詹抑所说：“比如捐助这一件事，也就是苟且。”他侃侃而谈数千言，还说：“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而听取臣的话，当然可以作为今天的作用；即使不听臣的话，也可以留下来作为日后的思考。”宦官在旁边啧啧赞叹佩服，皇上更加愤怒，阁臣申辩营救了很久，皇上命锦衣卫把他拘系在朝房等候旨意。第二天旨意下来，只命都察院议处而已。都察院议定罚俸，但议处文字涉及夸张，于是连主稿御史张三谟也一并处分，都察院又主张将他作为平民议处。假如当时议处文字稍微多加一些贬责挑剔的话，那么罚俸一定会获准。这其中的机关，其实相当容易看出，但当事人没有醒悟，激成了排斥直臣的举动，实在可恨。仇维祯以侍郎身份出镇通州，到任后上疏称赞通州内珰守御的能力。御史、今任佥都御史金光辰对此加以弹劾，说他不思考如何树立自身声望，反而巧妙借助宦官的援助；对仇维祯的责备十分恰当。但皇上在平台召见金光辰，怒气很盛，说：“仇维祯刚到通州，也应当让他施展一番，怎么就借题发挥来沽名钓誉！”正好天降大雨、雷电震响，于是皇上平息了怒气，金光辰仍任原职。

译辛巳年冬月，忽然刮起大风，午门和左右掖门的门闩同时折断，像被截断一样，也很奇异。我当时不在京城，是中书于允中告诉我的。癸未年恢复内操以后，有一天雷电震击，奉先殿的屋脊被毁。上天仁爱，面对这样的事情，皇上难道能够不因此警惕吗！陈启新被任用以后，皇上也后悔了，只是不肯承认错误。后来姜卿墅采上疏互相纠劾，皇上下令交给部里审议。部里的议论中有“刀笔”等语。皇上不高兴，告谕辅臣说：“只处分就可以了，管他什么刀笔。”心里仍然没有完全释然。部议说要在外地由巡抚、巡按提问，本来是想用法律使他困窘，以快人心，结果却让他趁着被提问时逃脱，路皓月就不能推卸责任了。陈启新曾经清理顺天府的钱粮，把科场供给削减得太过分，主考官尚且可以交给我，房考官甚至连做饭都成了问题，考官房中的一切物品都要临时借办。发榜时天还没有亮，府里的差役带着一百多个行户来索取，喧闹声充斥眼前，这是多么没有大体啊！国家爱惜费用，也不应当爱惜到这种地步。陈启新固然不知道这些事情，可是陈启新被参劾提问已经几个月了，仍然保留着这种陋习，那么顺天府的官员也离陈启新的下场不远了。国家初建时只有廪生，后来才增加增广生和附学生。因此，试录写在某府、州、县学名下时，廪生只在“生”字前写一个“廪”字，其余则在“生”字前加写“增广”“附学”，这是旧例。河南周藩宗学首次开科考试时，却错误地把“宗学学生”写成了“宗学生”，多写了一个“学”字。丁丑这一榜，竟在“增广”“附学”之上全都漏掉了“学”字，直接接在府、州、县之后，哪有这样的道理？当时孔句容任副考，填写纸条时不太留意；填榜的儒士又不熟悉旧规，于是造成了这个错误。发榜后有人告诉他，孔句容还说：“必须重新刊印，才便于进呈。”孔句容说完这件事，又谈到留都：遇到丁祭，只有国子监举行祭祀；上江两县统属于府学，就像京师一样。因此，我们家乡嘲笑京城诸生说：“应天府学不祭（济）。”上江两县没有学，正是这一类情况。大家相对一笑，此事就算了。孔句容有许多事情不知道是否曾向礼部说过，过了一个月进呈时，竟然仍照旧不改。到了壬午年，我把这些全部纠正了。往年的试录中，有时考中书舍人的人，竟然只写他的官衔，而不写籍贯。世庙时期的录文可以查考。近来孙凤、毛姜、金允，都是中书出身，却仍只写某学某生而已。过去凡是教官，无不写明官衔，所以拆卷时只要发现有一个教官，房考官就会惊慌失色。如今写官衔的只有十分之一二，至于是不是教官，已经无从知道了。辛未年浙江的王佐、甲戌年南直隶的吴钟峦，都是以中州教官的身份参加乡试中式，到了会试仍列入北卷而考中，却没有人提出疑问，这又是为什么？自甲戌年颜茂犹凭五经特准参加殿试以来，丁丑年有五经四卷，只在揭重熙时停止。揭重熙当时命令各卷把本经四义写在四经之前，揭榜时把它们列为“书经”，这样考场中就明知那是揭卷了。这实在很不妥。其余三卷都较差，经义不必说；揭卷在书经房，该房房师打算把它列为第一名，但总裁不同意。他说：“正因为五经卷不能取为魁首，怎么能这样说？”这就违背了明旨：如果把颜茂犹列在正榜之前，那么即使是元名也应当排在后面了。难道这样还叫不能取为魁首吗？文章是天下公器，只听说凭五经可以增加身价，没听说因为五经而受到牵累。壬午年考场中只有两卷。各卷誊录完毕后才送入，罗小逊说：“既然是两卷，只能录取其中一卷。”我说：“不是这样。先看文章；如果有一卷不好，也不能勉强迁就。如果文章好，即使有十卷，也都必须录取它。”小逊说：“对。”后来两卷都很好，但五经卷的次序没有列出，于是便分房；我和小逊把各房名称写在小纸上，各自抽取一张。这时第一名、第二名都已经确定，第三名由二场贴出，是中书黄耳鼎房中的卷子。黄耳鼎当时正值俸满，考选罗小逊，想把下一卷升补上来。我很不满意。到了第四名的《礼记》卷，文章又非常好，不能更换。我只盼望抽到《书经》或《春秋》，这样就把五经卷列为魁首，把专经卷列为第六名，也许可以纠正丁丑年总裁的错误。没想到抽到的是《诗经》二房和《礼记》房，于是不得不把它列为第二卷。难道这是命数安排的吗？也有人不知道内情，以为这是沿袭丁丑年的旧例，其实并不是。幸亏小逊听从了我的意见，开创了五经取两卷的先例。第二年两卷都考中，又有一卷五经卷，名叫赵天骥，在山西以五经卷考中，这时也列入录取之中。填榜时，井研和通州说：“五经卷只能取两卷，怎么又多了一卷？”于是把它改填为本房的《易经》卷。这是不敢公开破例，却把它分散掩饰掉了。请问两位，壬午年以前，哪里有五经取两卷的先例？难道中堂担当大任，反而不如两位宫坊官吗？井研不足论，通州受到怎样的遭遇，上面破格任用他，他却不能破格办事以奉承上意；小事尚且如此，大事又怎么能办好呢？丁丑年考场中，罗小逊因为做了一个梦，焚香礼拜后抽取落卷，随手抽到一卷文章很好，却是破题中有“镜”字的那一卷，忘了作者姓名。我从来没有做梦，只是查阅落卷，竭尽全力，也只得到一卷，没有其他特别之处。不过它的首篇承接上文“恶”字说起，从恶说到好，又从好说到恶，不作两方面平均铺陈。起初同事萧历室称赞它，批改涂抹写满全卷，于是我命人洗净，再加圈点。并批道：“会试规模重大，怎么能少了这一种文章？”便向孔句容推荐。当天孔句容早晨起床，似梦非梦，仿佛有人扼住他的手臂；不久这卷文章恰好送到，他便收取了它。这就是乌程闵度的卷子。我有诗说：“吾道良堪据，鬼谋非所尊。”说的就是这件事。壬午年有个诸城人丁某，花三百金买得监元，又设法营求关节。因此，评事李森先以他拟定的题目不当为由提出议论。丁某见事情已经暴露得很明显，不敢入场，便离开了。我和小逊因此更加谨慎，后来发榜，江西有两人考中，山东却一个也没有。当时入试的有六十多人，连副榜也没有山东人。这件事出于偶然，山东人便说我们有意避嫌，却不知道考场中哪里知道他是山东人，怎么会因此淘汰他？况且拆卷时众目共同注视，已经确定的卷子，谁能凭个人意思改动？只顾保全自己的名位，却排挤桑梓同乡，这是谢德州谢升所做的事。我虽然不肯这样做，却万万不会如此。

译胡麒生任行人时俸满，已经出缺等待考选，却又参加丙子年北闱考试。中书陈龙正评阅《戴记》卷，借用了其中一篇拟题。发榜后，录取者中有胡维孚，舆论为之沸腾。陈龙正写了一篇《醒迷记》，后来胡维孚任部科官，磨勘时把四义刻印传播，但这与原题并无关系。陈龙正于是自己陈述有《醒迷记》，不久得到旨意，进呈并发抄，因此胡维孚被革职夺官，胡麒生被降职处分，就连副考官闪中畏也降为赞善，而陈龙正却安然无恙。这件事实在令人无法理解。胡麒生不过是泛泛地拟了题，出题的是陈龙正，阅卷的也是陈龙正，却把责任嫁祸给别人，这究竟是为什么？况且他的《醒迷记》不过是因为舆论涉及自己，便进一步加以诋毁，并没有接受胡维孚的馈赠罢了。他有什么揭发奸邪的功劳，竟能超然置身事外？所以浙江人也有对此不能平服的。这科解元马之骊的文章，比癸酉年好得多，却有一两个落第的诸生吹毛求疵，挑剔字句，把揭帖投给陈启新，终于发展到上疏报告。于是主考黄东崖上疏为自己辩明说：“吏科没有衡量文章的职责，陈启新也不是能写文章的人；把吏科的语意涂改一番，就可以看出这一点。”部议最后以核查出的字句不雅为由，处罚一直达到四科。即使一个字有不足，也不应该牵累全文；即使专门只论这一个字，又有什么大过错，竟要处罚到这种程度？陈启新不值得责备，仪制司负责呈报此案，却迎合陈启新，推究他们的用心，还有什么做不到的？自从庚午年姚现闻、希孟因中武生而获罪以后，北闱便成了令人畏惧的地方。大概因为在京城之下，议论容易产生，风波也容易兴起。癸酉年张费县在序文中说自己预先托病闭门，因此让方遂安担任主考；这一科唯独没有人议论说是偏爱选择。壬午年我因为进京迟到，受到宜兴师的不满，甘愿宁可进入北闱。有人责问我说：“既然已经迟了，为什么不再迟半个月，明年就可以参加会试？”我说：“那样就是罪过更大了。”唉，这也实在太艰难了。刘泽芳是可斅的儿子，年纪虽然小，但文章完全可以考中。部中有不肖的司官，因他极其富有而垂涎，却无法得到好处，便磨勘他的卷子，把它当作奇货，说他的首篇套用了敦厚以崇礼的旧文，几乎是全文抄录；第二、第三篇也是这样。他们不知道北场文章有时使用本题旧文中的几行，彼此相同，仍然能够被录取。何况不同题目的文章，怎么能禁止套用？而且又何必禁止呢？一两个司官更加凶狠暴戾，他稍想申辩，他们便拿极其富有作为借口，彼此使眼色讥笑他，反而像是收了他的贿赂、替他开脱一样。这种窝囊气，实在令人无法忍受。孔子很少谈命理吗，还是因为命数如此？子平五星之说，我从小就不太相信，因为它在年份上采用建寅，在日期上却采用建子。它把十一月、十二月算作上一年，又把子时、丑时算作今天；如果果真有这样的道理、这样的命数，而年月时辰又错乱到这种程度，怎么可能神奇地应验呢？京师有个王太和，是江西人，大家都认为他算得神验。有一天，我和傅海峰、钟秀去拜访他。他当时穿着道袍，屏退仆从，假称是等待选用的官员，推算了很久，却一点也不像。我和傅海峰相视而笑。壬午年枚卜时，曾经说要任用我掌权，宋九青又说六月二十二日应当召见我答对。这天果然召见了我，却把我投入狱中，并不是任用我掌权。王太和从此逃走，不知去了哪里。刘幼孙刘重庆任户部侍郎，平生有嗜好古物的癖好，日常使用的东西没有一件和常人相同。凡是古代奇异之物，不论价格贵贱，他都以一定要得到为原则。他死后欠下二三千金的债，都是花在这些爱好上了。我曾经在他家吃饭，他所使用的食器灿然呈黄色，都是宣庙的坛器。不到一年，这些器物全都散落到京师各处。傅海峰得到其中一只鼎，价格一百二十金；他买来时大概花了三百多金。其他物品也都大致如此。徐佥宪徐矿带着一卷元章石，共有一百多种，五种颜色全都具备。每块石头各有相似的形态，其中不像石头的颇多，形状奇特错落，都是眼睛从未见过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元章〕 京师有两尊古像。其中一尊是栴檀佛立像，在鹫峰寺；有古代记载说，它的质地深碧，似金似石，间或有像木头的地方，是西国填王在释迦佛在世时所造，从龟兹传入中国，经历了二千多年，古像没有比它更古老的了。另一尊是大士像，在稽山会馆，是尉迟敬德所造。栴檀像在万历年间被覆上金箔，实在很可惜。又有贯休所画的罗汉，在城南一座寺院中，共十六轴古绢画，被香烟熏染成黑色，拿到太阳下，也只能勉强辨认出仿佛的形状。看过几轴后常常眼花，没有人能在一天之内把十六轴全部看完，也是一件奇物。殿试的第二天，词林官员到兵科吃一顿饭，观看唐人的《十八学士图》，这是相传的旧事。癸未年，我得以观看此图。它是吴道子所画，画中人都是立像，上面题有官衔和姓名，没有其他景物点缀。末尾有沉括的跋文。询问此图的来历，原来正统年间有一名山西监生上疏陈述兵事，同时进献了这卷画。奏疏下发后，画卷也一并交给兵科，于是一直保存到今天。当时沉苍屿沉允培任都科，又拿出调马铜牌。那大概是铜制的符牌，文字全是反凹的；其中正文凸起的那一面，收藏在番人那里。上面用大篆写着“皇帝圣旨”，下面分作两行写着“合当差发，不信者死”。外面用红皮做套，套子旁边有细字写着“撤刺哈必”，这是番人的名号。当时调发番马，大概还在茶马之先。唉！国家初建时的威严命令竟达到这种程度，观看它只能徒然增加感慨叹息。太仆寺有两幅石刻的画马图，一幅是史道硕的，一幅是赵孟俯的，都是王凤洲王世贞任太仆时摹刻的。赵孟俯画的马，人人都知道。史道硕是五代时的人，他画的马与赵孟俯相比更加奇特，筋骨、鬃毛和马鬣也更加峻峭嶙峋；借此使他的作品得以长久流传，实在是很大的幸运。内阁中的宣圣像，也是吴道子所画。我曾经进去观看这尊像，只见他戴着冕旒端坐，也没有其他景物，大体像世俗所画的神像。龛外有帷幕，帷幕中点着灯，绢的颜色也很古旧，只能依稀看见像的轮廓。像下有范铜铸成的宣圣像以及四配像，都是宣庙所赐。内阁设置先圣像，阁臣分两列坐在两旁，中间摆放长案相对而坐，办理文书时庄严肃穆，仿佛先圣亲临，制度本来是好的。可是文华门东边的直房不过是暂时休息的地方，也有一尊小像，这就不是我所能理解的了。我曾经在内书堂教习，内书堂向西，约有十多间房；南面一室供奉先圣，北面一室也供奉先圣。在南室便行拜礼，在北室便行揖礼，不知这样取的是什么意义。设置圣像于教习内书的内竖之堂，本来就不合适，何况相距咫尺却设置两处，难道不是亵渎吗？应当议论撤去。

译凡是进入内书堂的人，司礼监掌印都要投递侍生帖。这是因为国家设置词林，衙门虽然清冷，体制和礼貌却受到尊崇。从史官开始就是这样，他们也不认为有什么奇怪。议论此事的人却说张江陵向冯保投递晚生帖，难道不是因为不喜欢江陵这个人，才编造这种说法来诬陷江陵吗？然而近来张淄川奉首辅之命，不出于传闻；他向曹化淳求请，确有此事。张淄川原本不是词林出身，未必没有这种苟且之事。不过只要拿戊辰会试录来看，内外帘官凡是给事中、御史，无不因魏珰而带有卿衔及都御史衔，唯独词林官员仍然照旧。因为词林的体制，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钻营争取的地方，即使是诏令、躁进之人，也不能改变它的常规。祖宗用这种制度来储备公卿辅弼，意义深远啊。杜毅斋三次出使册封琉球时，海上月夜仿佛置身水晶琉璃之中，遇到下雨更为奇异。雨水从空中直落下来，和海水相接，混成一片。雨中有赤、黄、绿、黑等颜色的龙，随着水势上下游动，鳞片和爪子都清晰可见。只用了七天便到达琉球。返回时在途中舵折断了，在回流中漂行了一日一夜，不知航行了多远，船夫都认为不能保全性命。天刚亮，忽然看见远山，仔细一看，是福州的山；还不到做一顿饭的时间，船已经抵达岸边了。福州海中有彭湖岛，相距三千里，天气晴朗时仿佛可以看见，岛上有参将带兵驻守。从福州顺风前往，不到半天就能到达。又有东岛，比彭湖更近；岛上只产鹿，成百上千只聚成一群。岛人捕到鹿后，取出它的肠胃，连同粪便一起吃，认为这是最美味的东西。鹿的全身则卖给福州人，如今所售的鹿脯、鹿筋，都是东岛的东西。应劭《风俗通》记载了十多个稀有姓氏的人，他们都曾任太守；有人认为这不是真实情况，但也不必认为不真实。《南部新书》说，唐大中年间以来，礼部发榜时，每年选取二三个姓氏稀少偏僻的人，称为“榜花”。我考察洪武以来登第的稀有姓氏：四年辛亥有智审（元氏人）、尔朱钦（富平人）。永乐十三年有巴镛（江西都昌人）。宣德五年有萨琦。正统十三年有越坚。景泰五年有上泰（江夏人，“上”字与“尚”不同）、茂彪（襄阳人）、聊让（兰州人）。天顺元年有上志（朝邑人，与上泰又是不同的省份），七年有宣茂（公安人，殿试时改为陕；崇祯年间，公安有陕嗣宗）。成化二年有乙暄（海州人）、沃■〈羒，页代分〉（定海人）。五年有勒玺（曹县人）。八年有闾钲（泾州人）、兰玉（赵州人）。十一年有仰升（无为州人）、滑浩（太医院人）。十四年有才宽（迁安人）、钮清（会稽人）、茆钦（卢龙人）。二十年有税新（四川南溪人）。二十三年有仵绅（蒲圻人）、戈福（代州人）。宏治六年有蔚春（合肥人）、院宾（顺天人，“院”字与“苑”不同）、闾洁（泾州人）、仰儒（余杭人，与“升”字又不同，省略的部件也不同）。九年有汝泰（吴江人）。十二年有牧相（余杭人）。十五年有訾绶（朔州人）。正德元年有尧弼（内江人）。三年有银镜（忻州人）。六年有顿锐（涿州人）。九年有底蕴（考城人）和宦（交河人）。十二年有仵踰（蒲所人）。十五年有俎琚（磁州人）、眭纮（武进人，“眭”读作“须”）、初杲（潜山人）。嘉靖二年有阿其鳞（代州人）。五年有拱廷臣（桂林人）。八年有眭煜（丹阳人，与眭纮不是同一县人）、郏鼎（太仓人）。十一年有承林（德州人）。十七年有汝齐贤（吴江人）、顺境（武昌人）、步允迁（蓟州人）、卿文瑞（公安人）、蒿宾（膝县人）。二十年有钮纬（会稽人）、戈中和（南充人，与戈福不是同省人）。二十九年有操守经（浮梁人）。三十二年有钞介（彰德人）。三十五年有操时贤（浮梁人）。庆隆二年有咸怀良（莱阳人）。五年有由礼门（杞县人）、令狐氏，是唐代宰相令狐楚一族。当时因为复姓的家族很少，只要有人前来认亲，便收纳进来，甚至姓胡的人也冒充令狐氏。有人作诗嘲笑说：“自从元老登庸后，天下诸胡尽带令。”万历年间有进士令狐泌，近来有新城令令狐永辉，不知道他们是否是那位宰相的后代。以上四十多个姓，都是从会试录中得到的，不是传闻而疑信参半的。益都又有郇姓，出自《毛诗》“郇伯劳之”的“郇”，读音是“环”，不读“旬”。郯城有榚姓（读作“卓”），也是大族。黄县有淳于氏，就是淳于髡的后代，历代坟墓都还存在，在唐代显贵，墓碑和表志相望。如今族人有一千多人，却没有以读书取仕为业的。范黄县说是这样。山东又有举人睢坤，唱名时两个字都不认识，于是自己说读音是“虽冲”；这也不是像不认识甄盎那样的情况。那些不属于土绅一类的，偏僻少见的姓氏，各处都有，还不能全部记录下来。《玉堂荟记》卷下 菏水杨士聪朝彻撰写 癸未年九月，我在经筵进讲《君子有九思》这一节，事先把□□章送到内阁，其中进谏规劝的部分有“圣人不以自己为圣”的一句。井研派中书官来对我说：“这句话是皇上最厌恶的，应当改掉。”我立即换成了别的话。于是想到，尧为帝时兢兢业业，舜继承尧的事业，古来的帝王忧劳勤勉不止，都是因为有“不以自己为圣”这一念头，怎么竟至于把它认为可厌呢？如果这句话可厌，那么讲解经书也可以厌恶了。我只是一个小臣，不敢错误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但井研恐怕难以推卸这个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