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蕉轩续录 清 方浚师
●卷一
◎匪直也人《诗。▯风。定之方中章》：“匪直也人。”毛传曰：“匪徒庸君。”训匪直为匪徒，训人为庸君。朱子辑传曰：“非独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诚实而渊深，盖其所蓄之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于三千之众。”又《答刘平父书》曰：“‘匪直也人’云云，非特人化其德而有塞渊之美，至于物被其功，亦至众多之盛。”谓可以补横渠之遗。浚师按：朱子此说，较辑注尤为精审。不然，“▯来牝三千”一句，岂非赘设？读者不悟上下文义，辄于逐字间求之，愈索愈远。王伯申《经义述闻》以毛传为失，信杜预注，匪作彼字解（预注《左传。襄八年》子驷引“如匪行迈谋”）。言彼正直之人秉心塞渊。后言说者皆训匪为非，其义不可通。如王氏云，吾不知上下文通耶？否耶？
◎孙适斋先生幼时读《聊斋志异》所纪毛文简事，末附任城孙公（扩图）跋语，不知孙公为何人也。洎官京师，与驾航前辈（楫）同直薇省，乃悉公为寄圃节相之父，实驾航之高祖。而软红驰逐中，亦未尝询公仕履及其著述。后十余年，予与驾航复同官粤东。丙子，同事秋闱。公暇驾航出公家传并其遗稿见示，然后公之生平始了然于心目间。亟录之以识高山仰止之思。按：公字充之，号适斋，举乾隆元年丙辰科乡榜。初官掖县教谕，巡抚杨（应琚）特疏保荐。历浙江乌程、缙云、嘉兴、钱塘等县知县，发奸摘伏，人莫敢欺。秉性方耿，不曲承上官意旨，为忌者所中，以微事落职。辛卯入都祝嘏，蒙赏还职衔。公宦情素淡，自是绝意仕进，主莱州北海、温州东山两书院讲席，门下士多所成就。为古文辞，下笔泉涌，法律一归严谨。著《莱游草》、《东山吟草》、《于京集》、《钓雪集》、《秋柳集》、《田园杂诗》、《一松斋古文》。年七十一卒。集中五言如《渡河》云：“刷黄诚善策，顺性岂陈言。”《晚泊》云：“雨声秋晚叶，灯影夜深船。”《正月初二日雨》云：“江梅方笑靥，塞雁总归心。”《京口怀太白》云：“第一江山景，无双诗酒人。”七言如《枫桥晚泊》云：“邻舟歌尽《懊侬曲》，夜雨滴残孤客心。”《咏蜡梅》云：“美人迟暮曾非病，名士风流可带酸？”《秋柳》云：“金堤月细双蛾敛，玉帐风高一箭新。”“未许风流随逝水，可堪摇落倚残阳。”皆息胎王、孟、韦、柳诸家，别具一种悱恻缠绵怀抱。闻诸稿遗失过半，见凤一毛，殊可惜也。公又有《秋柳诗》，用上下平韵三十首，自序云：“少陵《柳边》一首，独步千古，仅称‘叶叶自开春”一句，著题精刻，自难多耳。逮刘宾客、白太傅、温方城之属，好为《柳枝辞》，动至如干首，大概以柳为缘起，如医家饮剂，庖人羹汤，凡朝市、村园、江山、楼店，一切风景之地，无不可借端设措者。于人则主言情，虽不专在别离，总以哀艳为宗。余衍为三十首，亦犹渔洋衍《柳枝》为长律耳。予生平无一适意，感悼伤怀，复不减于昔人，诗中亦间及之，非专咏一物核切为主者。“云云。诗多不具录。其后章有云”仆本恨人无好况，更逢楚客话江潭。“极牢骚语，却以蕴藉出之，尤不愧风人之旨矣。
◎渔樵对问《四库全书存目》载《渔樵对问》一卷，云旧本题宋邵子撰，晁公武《读书志》又作张子，刘安上集中亦载之。三人时代相接，未详孰是。中论杨慎所驳“有温泉而无寒火”一条、“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一条，不足为是书病；并因其书所论皆习见之谈，疑后人摭其绪论为之。浚师谨案：朱晦翁《答吕伯恭书》云：“康节所著《渔樵对问》，论天地自相依附，形有涯而气无涯，极有条理。当时想是如此说，故伊川然之。”云云。据此，则是书实为邵子手著无疑也。
◎侍读名不始于唐刘友益以唐明皇读书无从质疑，卢怀慎荐马怀素、褚无量更日侍读，为侍读名见史传之始，予前录十二卷中引之。嗣阅《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晋王绍宗迁秘书少监，仍侍皇太子读书。此侍读之始也。他如《齐明帝纪》溧阳令钱唐杜文谦尝为南郡王侍读，江泌为南康王侍读，梁晋安王纲以侍读东海徐ゼ为家令，东魏高澄欲用荀济为侍读，北齐国子祭酒张雕以经授齐主为侍读。又《隋恭帝纪》代王在东宫，左右奔散，惟侍读姚思廉侍侧。是侍读之名，不自唐始，刘氏陋矣。予因刘氏之陋而据以笔之于书，陋更甚于刘氏也。记以志愧。
译《蕉轩续录》，清代方浚师撰。卷一。“匪直也人”见《诗经·▯风·定之方中》篇：“匪直也人。”《毛传》说：“不是只说一个平庸的君主。”这是把“匪直”解释为“匪徒”，把“人”解释为“庸君”。朱熹在《诗集传》中说：“并不只是说这个人的操心诚实而深厚，连他所蓄养的马，七尺高的母马，也已经达到三千匹之多。”他又在《答刘平父书》中说：“所谓‘匪直也人’，不只是人受到他的德化而具有深厚美好的品德，甚至万物也受到他的功德，繁盛到极多。”他说这样可以补充张载解释中的遗漏。方浚师按语：朱熹的这个说法，比《诗集传》的注解更加精密详审。否则，“▯来牝三千”一句岂不是多余的设置？读者如果不领会上下文的意思，往往只在每个字上逐一寻求解释，结果越探求离本义越远。王伯申《经义述闻》认为《毛传》错了，采用杜预的注释，把“匪”解释为“彼”（杜预注《左传·襄公八年》子驷所引“如匪行迈谋”）。意思是说，那位正直的人秉持的心意深厚而清明。后来的解释者都把“匪”训为“非”，这样意义就无法贯通。像王氏这样的说法，我不知道它究竟能不能和上下文贯通。孙适斋先生小时候读《聊斋志异》中记载毛文简的事，篇末附有任城孙公（扩图）的跋语，却不知道孙公是什么人。后来我在京师做官，和前辈驾航（楫）一同在薇省值班，才知道孙公是寄圃节相的父亲，实际上也是驾航的高祖。但在京城的繁华奔走之中，也没有向他询问孙公的仕宦经历和著述。十多年后，我和驾航又一同在粤东任官。丙子年，我们共同主持秋闱。公务之余，驾航拿出孙公的家传和遗稿给我看，这以后我才对孙公的生平有了清楚的了解。于是赶紧把它记录下来，以表达自己仰慕高山、景仰前贤的心情。按语：孙公字充之，号适斋，乾隆元年丙辰科乡榜中举。起初任掖县教谕，巡抚杨应琚特意上疏保荐他。历任浙江乌程、缙云、嘉兴、钱塘等县知县，揭发奸邪，查获隐匿之事，人们没有敢欺骗他的。他性情正直刚强，不曲意迎合上官的旨意，被嫉妒他的人陷害，因小事被罢职。辛卯年进京祝寿，蒙恩赏赐，恢复原有职衔。孙公一向对仕途很淡泊，从此断绝了做官进取的念头，主持莱州北海、温州东山两书院的讲席，门下学生多有成就。他擅长古文辞，落笔如泉水涌出，文章法度则一概归于严谨。他著有《莱游草》《东山吟草》《于京集》《钓雪集》《秋柳集》《田园杂诗》《一松斋古文》。七十一岁去世。他的诗集中，五言诗如《渡河》说：“刷黄诚善策，顺性岂陈言。”《晚泊》说：“雨声秋晚叶，灯影夜深船。”《正月初二日雨》说：“江梅方笑靥，塞雁总归心。”《京口怀太白》说：“第一江山景，无双诗酒人。”七言诗如《枫桥晚泊》说：“邻舟歌尽《懊侬曲》，夜雨滴残孤客心。”《咏蜡梅》说：“美人迟暮曾非病，名士风流可带酸？”《秋柳》说：“金堤月细双蛾敛，玉帐风高一箭新。”“未许风流随逝水，可堪摇落倚残阳。”这些诗都胎息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诸家，另有一种哀婉缠绵的情怀。听说他的稿本遗失了一半以上，如今所见不过是凤凰的一根羽毛，实在令人惋惜。孙公又有《秋柳诗》，用上平声、下平声韵各作十五首，共三十首。他在自序中说：“杜甫的《柳边》一首，千古独步，只称道‘叶叶自开春’一句，题意写得精深警策，本来就很难再多说了。” 到了刘禹锡、白居易、温庭筠这一类人，喜欢写《柳枝辞》，动辄达到几十首，大体上是以柳为起兴，如同医家配制汤剂、厨师烹调羹汤一样，凡是朝市、村园、江山、楼店等一切有风景的地方，都可以借此为由来安排构思。写到人物，则主要抒发情感；虽然不专写离别，总以哀婉艳丽为宗旨。我衍写成三十首，也就像王渔洋衍写《柳枝》而作成长律一样。我一生没有一件事称心如意，感伤悼念、触动情怀，比古人也并不少，诗中也间或写到这些，并不是专门咏写某一种事物、以考核切合为主。以上云云。诗大多没有全部抄录。后来一章中有这样的句子：“我本来就是一个怀恨之人，没有什么好境况，又遇到楚客谈论江潭之事。”这是极其牢骚的话，却写得含蓄深沉，更不违背《诗经》所说诗人温柔敦厚的宗旨。《四库全书存目》著录《渔樵对问》一卷，说旧本题为宋代邵子所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又说是张子所作，刘安上的文集中也载有此书。这三人的时代彼此相接，究竟是谁所作，无法详考。书中有杨慎所驳斥的“有温泉而没有寒火”一条，以及“天靠什么依托？答：依托大地。大地附着什么？答：附着于天”一条；这些都不足以成为本书的弊病。又因为书中所论都是人们熟知的说法，怀疑是后人摘取他们的绪论编成的。方浚师谨慎考察后说：朱熹《答吕伯恭书》中说：“邵康节所著《渔樵对问》，论说天地彼此相互依附，形体有边际而气没有边际，极有条理。当时想来他确实是这样说的，所以伊川也认为正确。”如此看来，此书确实是邵子亲自撰写的，毫无疑问。“侍读”这个名称并不是始于唐代。刘友益因为唐明皇读书时没有人可以让他质疑问难，便说卢怀慎推荐马怀素、褚无量轮流侍奉皇帝读书，是“侍读”一名见于史传的开始；我以前在《前录》卷十二中引用过这种说法。后来阅读《资治通鉴》胡三省的注，看到晋王绍宗升任秘书少监，仍然侍奉皇太子读书，这才是“侍读”一职的开始。其他如《齐明帝纪》记载，溧阳令钱唐杜文谦曾任南郡王侍读，江泌任南康王侍读；梁晋安王萧纲以东海人徐ゼ为侍读，任家令；东魏高澄想任用荀济为侍读；北齐国子祭酒张雕因为以经书教授齐主而任侍读。又如《隋恭帝纪》记载，代王在东宫时，左右侍从奔逃离散，只有侍读姚思廉还在身边。可见“侍读”这个名称并非始于唐代，刘氏的见识浅陋了。我又因为刘氏的浅陋而据此写进书中，浅陋就更甚于刘氏了。记下这件事，以表示惭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