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译九江程大昌《禹贡论》说：认为长江流到荆州后分为九道，是从孔安国开始的。此后班固撰写地理志、应劭解释《汉书·地理志》，都说长江流到庐江郡浔阳县，分成九条支流。胡三省《资治通鉴注》说：“我考察，秦朝兼并天下后设置九江郡，项羽封黥布为九江王，建都于六。《汉书·地理志》所说‘九江在浔阳县南’。沈约《宋书·州郡志》说：‘寻阳原本是县名，因水而命名为县。水向南注入长江。西汉、东汉时属庐江郡。吴国设置蕲春郡，寻阳县隶属其中。’当时寻阳一带在长江以北。西晋发生战乱后，设置寻阳郡。后来郡治迁到柴桑，寻阳这个名称便移到了长江以南。晋惠帝设置江州，州治在豫章；成帝时把江州州治迁到寻阳。当时人们大概因为《汉书·地理志》说‘九江在浔阳县南’，又因为寻阳是江州治所，于是就把寻阳说成九江。至于《禹贡》所说的九江，它的所在实在难以考见。如果一定把夷陵当作西陵，进而把巴陵当作《禹贡》的东陵，搜取汇入洞庭湖的水作为九江，那么考察前代地志，汇入洞庭湖的并不只有九条水；而且郦道元《水经注》说庐江郡有东陵乡，江夏郡有西陵县，所以这里所说的东陵，就是《尚书》所说‘江水流过九江，到达东陵’的地方。长江向西南流，积水形成湖泊，湖泊西面有青林山。我又考察《水经注》，从沔口以下有湖口水、加湖江水、武口水、乌石水、举水、巴水、希水、蕲水、利水，都向南流，注入长江，然后才到达青林水口。这也可以附会九水的说法，但我不敢认为一定正确。九河的遗迹，到汉代已经无法全部考察，而想强行说明九江的来历，就困难了。”到了张僧监的《寻阳记》，才列出九条水的名称：申水、乌▯奉水、乌白水、嘉靡水、畎水、源水、廪水、提水、菌水。乐史《太平寰宇记》、李宗谔《九江图经》也都依据张僧监的记载；但张须无、贾耽所记的名称又特别不同。贾耽说：“江中有八个洲：沙洲、人洲、九江洲、葛洲、象洲、乌洲、感洲、蚌洲。这八个洲曲折分布，与长江合起来成为九道。”各种说法就是这样没有定论。他又说：“《禹贡》中的九江，叙述次序在岷江源头之后；彭蠡、洞庭的水源并不与岷江源头相通。《水经注》叙述洞庭湖所承受的水，有微水、氵资水、湘水、沅水、澧水、涟水、漉水、氵未水、渊水、沩水、氵贸水，不止九条支流，不能为了凑成九条而削多就少。” 他又说：“汉代距离古代很近，如果说长江分为九道，《尚书》经文中却没有这样的说法。若说浔阳的江就是九江，按照当时的时代考察，似乎还接近古代；但按照九州疆域来考察，浔阳过去隶属荆州而不隶属扬州，怎么能在距离古代已经很远的时候，把它的所在地更换到别处呢？”方浚师按语：蔡沈《书集传》所载《寻阳记》的九江名称是：第一乌江，第二▯奉江，第三乌白江，第四嘉靡江，第五畎江，第六源江，第七廪江，第八提江，第九▯江。陆德明《经典释文》说：“九江，《寻阳地记》说：第一乌白江，第二▯奉江，第三乌江，第四嘉靡江，第五畎江，第六源江，第七廪江，第八提江，第九▯江。张须无《缘江图》说：第一三里江，第二五州江，第三嘉靡江，第四乌土江，第五白蚌江，第六乌江，第七廪江，第八沙提江，第九廪江。”陆德明所引用的记载，与程大昌所引用的申江、乌▯奉江不同；蔡沈所引用的第一为乌江、第三为乌白江，也已经不相符合。张氏所说的三里、五州、乌土、白蚌、沙提等名称，更与前两种说法不同。至于贾耽所说的八洲，就更不用说了。《初学记》引《寻阳记》说：第一白乌江，第二▯奉江，第三乌土江，第四嘉靡江，第五畎江，第六浮江，第七禀江，第八提江，第九菌江。“源”写作“浮”，“廪”写作“禀”，“▯”写作“菌”。历来谈论《尚书》经义的人，只知道依据《经典释文》等书，却都没有涉及《初学记》。我曾向吏部李恢垣询问此事，李吏部认为，或许是因为次序不同，所以所见所闻互有差异。然而同样引用一本书，不应当有这样多的错误。可惜《寻阳记》如今已经失传，无法加以考订。至于认为九江不在浔阳而在洞庭，始于北宋初年的胡旦；此后晁以道、曾彦和都采用他的说法。曾氏说：“九江第一是沅水，第二是渐水，第三是无水，第四是辰水，第五是叙水，第六是酉水，第七是湘水，第八是资水，第九是澧水。”朱熹考定九江，删去无水、澧水，改用潇水、蒸水：“第一潇江，第二湘江，第三蒸江，第四资江，第五沅江，第六渐江，第七叙江，第八辰江，第九酉江。”胡渭《禹贡锥指》引用郦道元、《湘中记》等各种说法，认为古代没有潇水。恭敬地读《大清一统志》，其中说：“潇水、湘水虽然自古并称，但《汉书·地理志》《水经》都没有潇水这个名称。唐代柳宗元《愚溪诗序》才开始说自己谪居在潇水之上，但没有详细说明它的源流。宋代祝穆才开始说潇水发源于九疑山。如今仔细考察，只有道州以北流出潇山的水才是潇水；它以下的河道都是营水原来的河道。至于祝穆所说发源于九疑山的水，其实是《水经注》所说的泠水，向北与都溪汇合后流入营水。”蒋本厚《零陵山水志》又说：“潇水有一支发源于江华，一支发源于永明，一支发源于濂溪，只有发源于濂溪的说法还比较接近事实。发源于江华的，是把沲水当作潇水；发源于永明的，是把掩水当作潇水。大概后人把营水流经的地方统称为潇水，于是就不知道还有营水了。所以《广舆记》据此说潇江在永州府城外，源头出自九疑山。不能因为古代没有潇水这一说法，就对朱熹产生怀疑。”又考察：沅水、湘水、资水，《太平御览》都把它们列在江南诸水中，并且都引用《郡国志》的话说：“资水岸边有石头城，就是吴将周瑜所筑。”如果按照曾氏所说，资水发源于零陵郡都梁县，向东北流入沅水；而《水经注》说资水发源于武陵郡无阳县境内，这些地名相差就很远了。

译总而言之，年代久远、地势变迁，不能强行把各种说法贯通起来。孔安国《尚书传》说：“长江在这一州的境内分成九条水道，很符合当地的地势。”意思只是说，长江流到荆州地界的中部时，分成九条水道，仅此两句话，免去了许多纠缠。汉代儒者解释经义，绝不穿凿附会，实在没有必要争论九江在浔阳还是在洞庭。胡渭把“很符合当地的地势”解释成孔安国传文中“孔殷”二字难以理解，简直是不懂得阅读孔安国的传文。至于张须无，有的版本写作张须元，胡渭引用时写作张须，更是错误得厉害。山阴周凤翔，字仪伯，死于甲申之难。南都僭越称号后，追赠他为礼部侍郎，谥号文节。我世祖章皇帝追念并抚恤前朝殉难诸臣，特意赐谥文忠。按：《烈皇小识》记载，文忠在三月二十一日死去；二十二日，逆闯李自成才在后苑山亭找到崇祯帝的遗体；二十三日，将遗体殓葬在东华门。这与《殉难录》所说文忠到东华门外哭祭皇帝的梓宫，回到寓所后自缢的记载不相符合。毛西河《文忠传》说：“京师陷落后，有传言说皇帝出外巡狩，凤翔想要跟随护驾，仓皇奔走探听。他看见贼军占据宫殿坐在那里，而魏藻德、陈演、侯恂、宋企郊等人却各自率领百官入朝庆贺。凤翔来到殿前，看见这一幕大哭，立即从左掖门奔出。百官都惊恐害怕，不知如何是好，而贼军只回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责问。”毛西河与文忠是同乡，他所记述的事情一定详细审慎。侯恂是商丘人，崇祯戊辰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因汴城失陷之事被捕入狱。闯贼进入京城后，侯恂跟从叛逆，被授予伪工政大堂职务。他的儿子侯方域，在复社中很有名，也两次考中我朝乡试副榜。张船山诗中所说“两朝应举侯公子，忍对桃花说李香”，指的就是他。魏藻德、陈演、宋企郊这些人，当然已经坏到连狗和猪都不肯吃他们剩下的东西；至于侯恂，也同样如此。不知道将来在地下见到文忠时，他还有什么脸面？假如遇到马士英、阮大铖，他难道会一笑了之，以此消除从前的遗憾吗？钱竹汀宫詹为纪文达公昀的《乌鲁木齐杂诗》作跋，说诗中叙述当地的风土人物，清清楚楚，毫不郁塞；没有深重愁苦的声音，而有舒缓浑然的情趣。林芗溪学博题咏林文忠的诗说：“塞外的作品，如同寒月下的霜鸿，听到它的声音就会流泪；尤其妙在有怨而不愤怒，得到了《诗经》所说诗人温柔敦厚的宗旨。”从叔芸圃先生说，先世父参加天山战役时，塞外的雨、边地的云，更增添了诗篇的奇伟气势。自古以来有名的人，既有文章才华，又有经世济民的才能；他们所经历的环境，绝不会因困窘或通达、得意或失意而成为负累。唐代韩愈，宋代苏轼、黄庭坚，胸襟开阔通达，千年以后读他们的诗文，仍然可以想见他们的为人。先世父在伊犁效力时，曾提出开垦屯田的建议。后来文忠戍守那里，竭力承担这项工作。塞外土地原本荒凉，顿时变成肥沃的良田。因此先世父怀念文忠的诗说：“战场上我愿不留一块闲置的土地，题诗写在天山上有几行。”文忠也有诗句说：“只希望绣陇变成千顷良田，哪里敢害怕乘锋车走遍八座城。”如今盗贼横行，战争遍地；昨天听说廿肃肃清之后，大军已经出关，这正是寄希望于勇武雄健、如虎如貔的将帅们了。我把文忠公以及先世父诗中有关边疆风俗、掌故的作品抄录下来，附在后面；又查阅洪稚存太史的《伊犁纪事诗》，也一并抄录，以到达戍地的先后为次序。这也足以证明我圣朝的威德广泛传播，开拓土地、扩大疆域，实在是历来从未有过的事。至于纪文达诗中的“无数红裙乱招手，游人拾得凤凰鞋”，以及文忠诗中的“无端万斛黄尘里，偏著一枝含笑花”，那又是广平赋中所写的梅花，并不妨碍他们具有铁石般的心肠。洪稚存太史（亮吉）的《伊犁纪事诗》共四十二首（摘录十首）：多年携笔频频上朝拜见皇帝，三百名虎贲卫士都笑我行动迟缓。读书人也有扬眉吐气的一天，独自跨着长刀奔驰万里（被废黜的官员见将军，按惯例佩刀长跪）。熟悉我的客人先惊讶地询问姓名，记得我曾跃马进入咸京。当时我任书记，十分疏狂，竟亲自委屈元戎充当骑兵（指张廷彦总兵。我辛丑年客居西安节署时，张廷彦当时还在抚标学习，曾亲自带我到曲江镇看花）。谁骑着骆驼从天边回来？传呼说布鲁特人来了。十万头牛羊被鞭赶而来，三天之内，城西的道路上都听不到别的声音（布鲁特人每年赶着牛羊以及哈拉、明镜等物，到惠远城进行互市）。坐下来时，八尺高的马像龙一样，演武堂前道路两旁排列着松树。被贬谪的官吏分列两边，共三十六人，全都排列着长戟，使军容显得雄壮（四月一日随将军在演武场比试射箭，当时废员共七十二人）。凿出的冰梯向北开通，阴冷的山崖下白天也仿佛有鬼在徘徊。成丛的磷火仿佛想偷偷渡过来，全都附着在牛羊角上而来（冰山是伊犁通往叶尔羌的重要道路，常常抽调回户二十人每天凿冰梯，以便行人通行。浚师按语：‘二十人’一句有误，此地难道二十人就够用吗？徐星伯《西域水道记》说，是达巴齐人七十户都承担这项劳役，应以此说为妥）。瓯脱夜间的寒冷忽然异常，行辕门外的橐它都冻僵了。即使堂期越过了天中节，第二天仍然戴着骨种羊皮暖帽（将军在一个月内以二、五、八日为堂期，所有废员都进来办理事务。伊犁夏天换季以后，每逢天气寒冷，仍然戴暖帽）。城西接连多日阴雨昏黄，急流先冲垮了羊马墙。半夜老兵惊醒后大声呼喊，皂雕像老虎一样扑向人群，众人慌忙躲避。将军昨天射得黄羊，亲自为番王进献一汤（当时哈萨克王子因承袭王爵前来谢恩，于是按惯例设宴）。许多人的手都从空中举起，更依靠通事进献真正的香料（外番以藏香为珍贵，凡有所敬意就献上这种香）。地下百尺的伏流潺潺流动，地势斜斜地冲向北斗垣。这里比长安高出一千里，所以雷雨应当发生在平原上（伊犁地势比西安高出八百多里）。五月天山的雪水流来，城门桥下水声响得像雷。南面的道路和北面的巷子都零星分布着水，却借助河流把它们分界划开（四月以后就把水引入城中，街巷全都充满了水，家家还在屋间挖成曲折的池子来蓄水，到八九月才干涸）。先父莲舫公的《伊江杂诗》十六首（摘录九首）：浩浩荡荡的伊江水，春天到来时波浪拍击天空。南山高插云中，北岸靠近城边。肥沃的土地本来适宜种谷，疏导水流就可以灌溉田地。哪里需要烦劳权衡本钱利息，耗费水衡方面的钱财（伊犁水土肥美，雪山春季融化，泉流十分旺盛；如果筑坝分渠，便能开垦无数田地，何必每年修治河道，还要计算费用和利息）。

译忠义刚烈堪比睢阳，英名和风节镇服异域。三朝都承受钱券的褒赏，两代人都倾尽忠心。碧血使山河更显壮丽，丹霄映照着日月光辉。皇帝的褒奖圣谕深厚优渥，读完后眼泪沾湿了衣裳（扎义烈公在乾隆年间于叶尔羌殉难，朝廷褒奖追封，并准许世袭罔替。其子保宁谥号文端公，其孙庆祥字云峤，两代人在伊犁镇守，都有政绩。庆公在道光丙戌年统军，于噶什喀尔殉难。皇帝的褒谕极为嘉奖，抚恤和褒恤的典礼尤其优厚）。雪海冰山之间的道路，开拓疆土要依靠伏波将军。鹰的叫声尤其善于引路（见《西域闻见录》），马骨却因此倒毙得太多。只有上天设置的险阻，才能使大地不致倾斜；南方依靠这里作为保障，改道一事究竟怎样呢（冰岭是神山，从来不伤害人，只是马匹倒毙得太多罢了。近年屡次有人提议改道，究竟是险还是易，还不知道）。太平已有五十年，耕种和开凿水利的有六千家。回纥人常住在寺中，汾阳王曾在这里建立牙旗。只是把苛政革除，尤其受到圣恩加惠。继承先人事业的英俊后嗣，功勋声名哪里会有尽头（阿文成公把回民六千户迁到伊犁，另筑回城，建立寺庙，名叫金顶寺，让他们居住。每年缴纳粮食十万石，用来供给军粮。他们信奉宗教、敬畏神灵，至今没有停止。丁亥年，公的曾孙容静止参帅到任，革除弊政，抚恤百姓，无微不至）。草泽广大无边，群山环绕着大海，仿佛浑圆一体。这里曾驻扎李广利的军队，留下汉代张骞的碑碣。道路可以迁移瓜州的戍所，河川铺展开来，引出马泉。巡防和换防两方面都没有妨碍，筹划经营都应仰赖前代贤人（伊犁西南卡伦以外称为那林河草地，那里有大海，万山环绕，距喀什噶尔一千多里。过去按惯例，伊犁派往喀城换防的士兵为三百名；由于冰岭道路十分难走，便上奏改走这条沿海道路，沿海而行直到喀城，途中经过外夷哈萨克、布鲁特的地面，把巡边与换防合并在一起，这种立法最为妥善。近来因军务，这两项都停止了。相传海边有一座张骞碑。又按：哈萨克就是汉代的大宛。浚师按语：霍罕才是汉代的大宛，考察《陈汤传》即可看出。哈萨克是唐代突厥的王庭，即康居之地）。有一种鸟能够预知气候，从两地分别飞来。冬天来时与白雪同色，春天到时又像乌云。星月之下仍栖息在树上，风霜之中自得其乐地结群。边防依靠圣明的时代，确实不愧称为鸦军（十月白鸦从南路飞来，替换乌鸦；到春天二月也这样，名叫换班）。它厌恶潮湿而偏爱干燥，孤独高亢，自成一种性情。根扎在石骨之中，缕缕枝条挂在雕花的楹柱上。野火无需害怕，春风应当对它有情。喜爱居处低下之地的东西，总是忍受污辱而苟且偷生（草名叫‘湿死干活’，人们从石头上采来，系在窗户之间，开花很漂亮）。你难道通晓黄教吗？为何偏偏把祸福都兴起。身形圆转，善于曲折行走；脚步快捷，任意飞腾。人们极其喜爱它，称它为父亲；有时又把它比作清修的僧人。关门以内不许它进入，到了沙漠荒滩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八叉虫像土蜘蛛，长腿而善跑，咬人便会致死。见到它的人用黄纸包裹起来，送入庙中。也有人称它为八爷。外夷人见到它，便躺在地上任它爬行，把这当作祈福，就像见到喇嘛一样。关门外到处都有它，一进关门便绝对看不见了。纪文达公《泺阳消夏录》说：‘乾隆年间，京师有人因虫而相互惊扰，画出圆形互相传看，但始终没有见到这种虫。到了乌鲁木齐，看见所谓八蜡虫，才知道就是从前所画的那种虫。它常追逐人；用水喷它，它就伏地不动。赶紧把茜草根嚼碎敷在伤口上就能痊愈，迟了便无法救治。南路常常发文给北路，索取茜草，以备秋季收获时救急。’大概就是这种虫）。怎么才能得到赵充国那样的人，在边疆屯田并竭力筹划？让庄稼通达遥远的秋塞，让水流引自雪山。烽火虽然可以说已经止息，粮仓仍然值得忧虑。荒废的城垣旁有许多空地，使者急需谋划。《登天仙绝顶》：我骑一匹马向西走来，万里漫游；心境飘飘然，仿佛一只轻盈的鸥鸟。刚刚探看过蒲海千寻高的巨浪，又越过阴山，仿佛五月里便遇到了秋天。星星落在天的中央，远在半天空之外；水穿过沙底，挟带着沙子流动。停车向东频频挠头，姑且学着题诗，把诗写在山顶。拔地而起的苍松层层叠叠，不知有几万重；清凉的风吹到白云峰。登高临远，想要放开眼界看尽天地；得到诗句，便能消解胸中的忧愁。石上有灵异的碑，镇护着风雨；山中留存着古老的积雪，守护着蛟龙。什么时候才能把西流的水全部引来，让沙场遍开田地，好好从事农业生产。林文忠公（则徐）的《出嘉峪关》四首（摘录一首）：一骑刚刚越过嘉峪关，关门便立即关闭；回头望向中原，眼泪不住流下。抛下〔▯〕人离去，有谁能够理解；投笔从戎功成之后，即使年老也要归还。夺来的胭脂颜色已经淡了，杨柳曲唱尽，鬓发也已斑白。我这次前来，另有一番出征途中的感慨，并不是因为年老而盼望获得赐环召还。《塞外绝句》十首（摘录六首）：小海环绕而成广大的九州，平生想要驾策六鳌遨游。穿着短衣，带着西凉笛，把龙沙万里秋色吹奏到底。雄伟的关楼倚着云层敞开，勒马停在边墙前，回头再三望去。风雨笼罩全城，人们出关（重阳前一天出关）。黄花真是在笑着迎接被放逐的臣子到来（‘黄花笑逐臣’，是李白《流夜郎》诗中的句子）。道路经过驿亭，驿铃声声作响；三五名健儿在路旁迎接。谁知道来的不是高车经过？阮籍如今也成了步兵校尉。天山万座山峰像玉笏一样耸立在美玉般的雪光中，引导我向西行走，陪伴我的寂寥。我与山中神灵相对而笑，满头的晴日白雪共同难以消融。古老的戍堡空自驻军，却看不见一个人；停车后只能与马牛相亲近。在路旁吃一顿饭，即使是藜藿也觉得甘美；吃到一半，西风卷来滚滚尘土。车夫和驾车者摇鞭指挥，忽然听见狂风怒吼，连风的威势也令人震慑。前山松林小径隐约低迷之处，没有翅膀的牛羊仿佛要乱飞起来。

译◎光禄寺的厨役。《汉旧官仪》说：‘太官、汤官的奴婢各有三千人，设置酒宴时都用缇〔纟▯蔽▯〕遮蔽，进献给皇上的食物使用黄金口器。’奢侈的习惯，自古以来就已经如此。明代光禄寺的职掌是供应膳食和办理宴享等事务，并与宦官机构交涉，侵蚀耗费多到无法计算；稍微严肃整顿其中事务，怨恨侮辱便纷纷而来，谴责和灾祸也随之而至（见《欧阳旦文集》）。光禄寺进贡的物品，都由长安城中的商人专卖，却不能按时付给他们货款，累计欠款以万计，商人中有许多因此破产。南京光禄寺每年进贡酒十万瓶，由军民负责转运，遇到延误，所属官吏往往获罪。杨峻任职时，才首先请求改由巡仓官监督此事。徐文贞（阶）有《清查光禄寺厨役疏》说：‘臣等查得，该寺厨役在嘉靖九年议定，只有不足四千名时才准许补充，原本就是以四千名为定额。后来虽然增加一百名，按照事理推算，总数也应当不过四千一百名。伏请下令给该寺堂上官，逐一清查核实，以四千一百名作为总额，再根据各署事务的繁简，分别派定某署若干人作为细额，这样该寺才不至于动辄声称人手不足，耽误供应。’ 如此看来，单看厨役一项，人数就已经这么多，难怪万历以后宫中脂粉钱的开销达到四十万两，马料、柴薪和红螺炭的用量也达到数千万斤。我朝光禄寺的一切用度，都有固定制度。只有御膳房隶属于内务府衙门。恭敬地阅读《会典》，其中记载：‘膳房所属有庖长四名、副庖长四名、庖人五十名、厨役二十八名。’另外，内膳房有厨役六十七名。总计不过一百五十三名。深思祖宗彰明节俭、防止奢侈的用意，确实足以作为万世遵守的法则（又按：明代太常寺的厨役，嘉靖年间也多到一千三百六十三名，经过徐阶等人议定，以一千名作为定额，另以三百名供继续增加、差派以及应付临时事故，可说是冗员泛滥。又按：沈德符《野获编》记载：‘嘉靖十年，光禄寺厨役王福力请求迁移兴献王的灵柩到北京安葬，皇帝命令群臣议论。尚书李时等极力论说不可，于是此事被搁置。’厨役上奏封事、议论大礼，实在是亘古罕见的事。又按：正统年间，奈亨因任光禄寺厨役而获得本寺卿的官职，后来历任户部侍郎，也很奇异）。◎瑚琏。杜少陵《水宿遣兴奉呈群公》诗说：‘高峻的瑚琏之器，幽深的桃李小径。’翟灏说：‘琏，读音为力展切。如今俗读作“连”，是错误的。杜少陵把它用作平声，是说贤能之人的品德。’按：陆德明《明堂位音义》把‘四琏’写作‘四连’，虽然也注音为力展切，但古字常常通用；既然写作‘连’字，就用作平声，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例如‘夏后氏之两敦’，敦读音为对，黄东发《日钞》则把平声、上声两种读法都收录了。至于《论语》中的‘瑚琏’，自汉、魏以来，注家都说是夏代的瑚、殷代的琏，这与《明堂位》不相符合。有人说其中有误，有人说另有依据。林芗溪《三礼通释》认为，朱子因为《论语》写作‘瑚琏’，《左传》又有‘仲尼曰胡簋之事’，都是‘瑚’字在上，所以按照夏、殷、周的顺序排列；他怀疑《明堂位》的文字有倒置，这种看法也有道理。◎《冰鉴》七篇。学习姑布子卿相术的人很多。《四库全书》收录的《月波洞中记》《太清神鉴》两部书，都称得上内容完备精美。楚南何镜海观察（应祺）收藏有《冰鉴》七篇，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议论精微奥妙，十分像子卿一派的说法。我曾向观察借来抄录，但因为世上没有刻本，特意抄录在这里。镜海极其精通相法，其中《神骨章》的两条注文，以及《须眉章》《声音章》各一条注文，也一并列入。荀卿《非相篇》说：‘形貌即使丑陋，但心术善良，不妨碍成为君子；形貌即使美好，但心术邪恶，也不妨碍成为小人。’这几句话固然是千古不磨的论断；然而观察人的神情〔焉▯〕、听其声音和察看其举止，并不妨碍读书人，只要能够领会并阐明其中精神，未尝不是鉴别人物的一种方法。附录《冰鉴》：《神骨章》第一条说：‘谷粒脱去外壳成为糠，谷物的精髓仍然存在。’说的就是神。‘高山崩而不倒，只有岩石作为镇守。’说的就是骨。一个人的精神都集中在两眼之中，一个人的骨相都体现在面部。他家相书还兼论形体，文人则先观察神和骨。开门见山，这就是第一要义。相术家论神，有清与浊的区别。清浊容易辨别，邪正却难以辨别。辨别邪正，首先要观察动与静：静时仿佛含着明珠，动时仿佛火焰迸发；静时仿佛旁若无人，动时仿佛奔赴敌阵，这才是清明纯正到底。静时仿佛微弱的萤光，动时仿佛流水，便是尖刻机巧而又好淫。静时仿佛半睡，动时仿佛受惊的鹿，这是另有才华而且深思。前一种是衰败之气，后一种是隐伏的流弊，两者都寄托于清秀的外表之中，不可不加以辨别。凡是观察精神，精神振作时容易看见，精神断续之处却难以看见。所谓‘断’，是从其有所间断之处观察；所谓‘续’，是从其闭合隐蔽之处观察。道家所说‘收拾入门’的道理，在他没有做完事情的地方观察其疏漏，在他做完事情的地方观察其安排。谨慎的人，要从他事情尚未做完的地方来观察：条理疏略、范围宽泛，仿佛漫不经心，这就是所谓的疏漏。大胆的人，要从他做完事情的地方来观察：慎重周密，没有一点苟且，这就是所谓的安排。两者实际上都要观察其内在之处；稍微转向外在表现，便落入情态了。情态是容易看见的。骨相有九种突起：天庭骨隆起，枕骨强劲突起，顶骨平正隆起，佐骨、串骨呈角状突起，太阳骨线状突起，眉骨伏起，鼻骨像芽一样突起，颧骨则似乎不得不突起。顶骨平起的人，在头部以天庭、枕骨、太阳骨为主；在面部以眉骨、颧骨为主。五者齐备，就是栋梁之才。具备一项，一生不贫穷；具备两项，不会卑贱；具备三项，行事略有胜处；具备四项，便是尊贵之相（何镜海说：相有骨格，也有骨气。骨格是已经形成的成就，可以用手摸察；骨气是尚未形成的资质，要在将来验证。只有凭借眼力才能看出，这不是庸碌之人所能知道的）。骨有颜色，面色以青色为贵，少年公卿中有一半是青面（何镜海说：青面的人深思而无情，内心坚忍而意志坚定）。紫色次之，白色就更低下了。骨有形质，头骨以相连为贵，破碎次之。总之，头上没有坏骨；面相好，不如头骨好。然而面部广大而缺少天庭，终究是卑贱之相。面圆而没有串骨，大半会成为孤独的僧人。鼻骨侵犯眉堂，主不长寿。颧骨与眼相争，子嗣不能成立。这些贵贱的差别，往往相差毫厘却结果悬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译《刚柔章》第二。既已辨识神和骨，就应当辨别刚柔。刚柔就是五行生克的规律，名叫先天。先天禀赋不足，就用补法；先天禀赋有余，就用泄法调节，这直接与命运相通，其中的道理清楚而容易看见。五行有相合的规则：木与火相合，水与木相合，这是顺势而合。顺合的人大多富有，即使显贵，也处在浮沉不定之间。金与火相互为敌，有时却能与火相合；推而论之，水与土也一样，这叫逆势而合。逆合之人的尊贵非同寻常。但所谓逆合，金形带火才是这样；火形带金，三十岁就会死去；水形带土才是这样；土形带水，就会孤寒终老；木形带金才是这样；金形带木，就会刀剑随身。除此之外的牵强附会，都属于杂格，不列入文人相术的正论。五行体现在外，刚柔蕴藏于内；所谓刚柔，就是喜怒、潜伏与跳动、深浅等表现。喜悦过高、愤怒过重，事情一过眼就忘，是近于粗疏；潜伏却不傲慢，跳动却不张扬，是近于愚蠢；起初想法很浅，转念却很深，是近于奸诈。内含奸诈的人可以期待功名；粗疏和愚蠢各占一半的人，胜过他人之处在于长寿；纯粹奸诈而能豁达的人，最终能成就功业；纯粹粗疏而不周密的人，必然半途而废。观察到人们所忽略的地方，识人就可以达到八九成了。《容貌章》第三：容貌以七尺为标准，面貌须合乎两方面的议论来判断。胸、腹、手、足，实际上对应五方；耳、目、口、鼻，完全贯通四气。彼此顾盼相称，就会产生福气；若彼此相背或杂凑在一起，便是林林总总、不值得论说了。容貌贵在整，不是说整齐：身材短不能像猪蹲着，身材长不能像茅草竖立，肥胖不能像熊进食，瘦弱不能像鹊鸟受寒，这才叫整。背部应当圆满，腹部应当凸而平坦，手应当温软，弯曲如弓，脚应当丰满，脚底应当藏蛋，这才叫整。五短身材多主富贵，两处突出则不显扬；能负重者可居高官，走路像鼠者贪利，这是固定的格局。若手长过身，身材又超过常体，再配上好的骨相，必定主封侯。罗纹布满全身，胸中有秀美骨相，再配上奇妙的精神气质，不拜相也会名列鼎甲。相貌家把面相分为清、古、奇、秀等类别，总的说来这些并不重要，必须以科名星和阴骘文为主要依据。科名星从十三岁到三十九岁之间随时可能出现，阴骘文从十九岁到四十六岁之间随时可能出现；两者都有，就是大器之才，得到其中一种也贵。科名星出现在印堂和眉彩之间，时隐时现，有时像刚针，有时像小丸，常有光气，饮酒后和发怒时容易看见。阴骘文出现在眼角，阴雨天便显现，形状像三叉，假寐时容易看见。得到科名星的人早年发达，得到阴骘文的人晚年发达；两者都没有，就不要问前程了。阴骘文出现在喉部，又主子孙显贵；杂路出身不属于这种格局。眼睛是面部的深潭，不深就不清澈；鼻子是面部的山峰，不高就不灵秀。嘴宽而方，俸禄可达千钟；牙齿多而圆，不会靠家庭供养；眼角伸入鬓角，必掌刑名之事；额顶显露于面，终身掌管钱粮；这些都是贵相。舌头尖利而无官运，橘皮脸而不显达，文人有这种相也不受损；左眼如鹰，眼神锐利，动辄便要伤人；这些都是贱相。《情态章》第四：容貌是骨相的余韵，常常可以补足骨相的不足；情态是精神的余韵，常常可以补足精神的不足。长久观察一个人，要看他的精神；初次见面，则要看他的情态。大家出身的人，举止即使羞涩也很好；小家出身的人，行止跳脱叫嚷，反而更加失态。大体上也要辨别清浊，细微处还要考察取舍。人的情态有柔弱之态、狂放之态、疏懒之态和周旋之态。像飞鸟依人，情意婉转，这是柔弱之态。不整衣帽，旁若无人，这是狂放之态。坐立行动都很自如，问答随意，这是疏懒之态。掩饰内心机锋，不轻易说笑，察言观色，趋吉避凶，这是周旋之态。这些都根源于本性，并非矫揉造作。柔弱却不媚俗，狂放却不喧哗，疏懒却真诚，周旋却强健有力，都能够成才。反过来就是败类，大概也能占到其中二三种。前面说的是平常情态，此外还有临时情态：正在交谈时，精神忽然转向别处；众人正称赞某事，他却独自冷笑，这种人深沉险恶，难以接近，不值得同他谈论情性。别人说的话未必值得赞赏，他却把“是”字说到嘴边；尚未与人交往，却故意诋毁对方，卑鄙庸俗而可耻，不值得同他谈论事情。对什么都不置可否，遇事犹豫不决，感情不深，却也会因事落泪，这是妇人之仁，不值得同他交心。这三方面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一生，但依据这些来考察，便可以观察天下士人。《眉须章》第五：男子必须具备眉毛和胡须，没有眉须俱全而还能称为男子的。少年时有两道眉毛，老年时有一片胡须，这就是说眉毛主早年成就，胡须主晚年运势。然而紫色面孔而无须也能自显尊贵，腮骨突出而缺须也能显荣。郭令公有半边面容不完整，霍嫖姚是一副缺少胡须的脸。这种情况偶尔会遇到，但归根到底，有眉有须的仍占十之九。眉毛重在有光彩；所谓有光彩，就是眉梢处反射光泽。贵人有三层光彩，也有一层、两层光彩，这就是所谓文明气象；眉毛应当疏朗爽利，不应凝滞。一望便有乘风飞翔之势，是上等；像泼墨一样的，是最下等；向上倒竖的，是上等；向下垂的，是最下等（何镜海说：把下垂说成坏相并不准确，也有下垂而大贵的人。大抵还必须兼有斜视，这就是所谓杀星当令）。眉长而有起伏，眉短而有神气；眉浓忌讳浮光，眉淡忌讳枯槁。眉毛像剑的，掌握兵权；像扫帚的，会赴法场。其中也有细微难明之处，不可不加以辨别。其他如眉毛压住眼睛，主不利；眉毛散乱，多忧患；眉细而带媚态，眉粗而缺乏文采，都是最下等。胡须有多少之分，关键在于与眉毛相称。胡须多的，应当清疏、稀朗、收束，并且参差不齐；胡须少的，应当刚健、有光泽、圆润，并且有情态相顾。胡须卷曲如螺纹，主聪明豁达；长得像解开的绳索，主风流显荣；劲直如张开的戟，主地位高、权力重；明亮如银条，主早年登上廊庙，都是仕途上的大器。紫色胡须、剑形眉，声音洪亮雄壮，胡须蓬松而卷曲杂乱，常常伸到耳后，再配上清奇的精神和骨相，不是远行千里而封侯，也会十年之内拜相。其他如辅须先长，最终不利；人中看不见胡须，一生贫穷；鼻毛连接胡须，多有困顿阻滞；短胡须遮住嘴，终身挨饿；这些只是显而易见的情况。《声音章》第六：人的声音，就像天地之气，轻清的向上浮，沉重浑浊的向下坠。声音始于丹田，发于喉咙，转于舌，经过牙齿辨别，从嘴唇发出，实际上要与五音相配合。关键在于形成自己的风格，不必一一合乎声调。听到声音便令人思念那个人，只要那个人在此，难道一定要见面后才能判断他是不是英雄吗！

译声与音不同：声主张扬，寻找它要看发出的地方；音主收敛，寻找它要听停歇的地方。辨别声音时，必须同时辨别喜怒哀乐。喜悦如风中折竹，愤怒如阴雷从地上升起，悲哀如敲击薄冰，欢乐如雪在风前飞舞。大体以轻清为上等。声音雄浑，像钟声就是贵相，像锣声就是贱相（何镜海说：也有声音像锣而大贵的人，只是气息必定出自丹田，但一生免不了劳苦）。声音雌弱，像雉鸣就是贵相，像蛙鸣就是贱相。远听声音雄浑，近听声音悠扬；声音起时像乘风而来，止时像拍击琴瑟，这是上等。说话声音大却不张嘴，声音细却像没有牙齿阻隔，也是上等。声音发出后不回转，如荒郊的牛叫；声音隐约而不能通达，如深夜老鼠啃食；或者字句连缀不停，喋喋不休而口齿伶俐；或者仿佛被牙齿和喉咙隔断，喈喈而谈，这都是市井之人，哪里值得拿来相比。音是声的余韵，与声相距不远，是从细微曲折处看出来的。贫贱之人有声而无音，尖刻机巧之人有音而无声，这就是所谓禽鸟无声、野兽无音。凡人说话时是声，声音散布在左右前后便是音；开口交谈仿佛含有情意，话说完后还有许多余响，这样的人不只是雅士，也可称为国士。嘴宽而不使声音外溢，舌尖而没有空窕之音，不只是厚重诚实，也兼有名望高的特点。《气色章》第七：面部好比人的命，气色好比人的运。大的命运固然应当整齐，小的运势也应当亨通安泰。因此光彩火焰尚未发出时，珠玉和瓦砾看起来没有区别；文采光泽尚未显扬时，明亮的光彩和粗布葛衣价值相同。大的气色主一生的祸福，小的气色也主三个月内的吉凶。人的根本在于气：在内表现为精神，在外表现为气色。有伴随终身的气色，如少年时淡，成年时明，壮年时艳，老年时素。有一年的气色，如春天青、夏天绿、秋天黄、冬天白。有一个月的气色，如初一以后逐渐显发，望日以后逐渐隐约。有一天的气色，如早晨清明，白天充满，傍晚停定，入暮安静。科名方面的贵人，以黄色为主，这是正常的气色。黄气如云笼罩头顶，必定取得大魁；黄色像翅膀伸入鬓角，晋身仕途已经不远；印堂发黄，富贵逼近；明堂洁白安静，明年就能中第。其他如眼角红霞鲜明，必利于小考；印堂垂下紫气，行动便能获得小利；面部中央泛红，必定生下好儿子；两边颧骨红润，骨肉亲属会发迹。由此推论，便可以看出其中的一斑。气色忌白、忌青，青色常出现在眼底，白色常发于眉端。但也有不同：心中忧虑劳苦，青色如凝结的墨；灾祸出于意外，青色如浮动的烟；因酒色而疲惫困倦，白色如卧着的羊；灾难晦气催逼人，白色如敷上的粉。又有青中带紫，金形之人遇到这种气色便飞黄腾达；白而有光，土形、庚日之人遇到也能富贵，这些又不在上述论断之内。最不好的，是太白星夹着日月，乌鸦聚集在天庭，桃花色散布在面颊，▯居守在地阁；其中有一种，前程就会衰退，祸患接连发生。◎徐锡之的鼓山诗。《鼓山志》中朱竹▯先生题名说：“鼓山距离福州府治以东三十里。康熙壬子六月，我和歙人郑埕乘竹轿前往游览。清晨的阳光照在人脸上，只好用扇子遮挡，手指都流汗了。后来沿着松阴走了三里，到达涌泉寺。寺院创建于梁开平二年，是闽王审知所建，请国师神晏居住其中。进门后，山僧迎接客人，在香积厨吃饭，随后带着我们出来，探访灵源洞。走下几十级岩石台阶，中间裂开一条山涧，以石梁跨过，向下看却没有水。山僧对我说：‘这里就是喝水岩。国师在这里安禅，嫌涧水喧闹，便喝斥它，水于是倒流，最终干涸。’我听后很惆怅。旁边有许多宋人的题字，其中有徐锡之，在石头上刻了一首诗说：‘重重山峦和岭脉锁住松关，只差泉水声传入座间。我若当年侍奉在禅师身旁，就不会让他把水喝退到别的山去。’诗句颇为清峻挺拔，先说出了我心中想说的话。郑子登[原文“登Ю﹀峰”疑误]峰，我在僧人廊下纳凉。太阳已经落山，便留在廊下休息；喜爱青松横架山谷，住了一夜才回来。于是用苕帚拂去尘土，在墙上题名。”按：《志》称徐锡之是淳熙时人，这首诗作于己酉。历太鸿在《宋诗纪事》中遗漏了它，可以说是把眼前的东西丢失了。◎李卓吾。《四库存目》说：“李贽所著的书都狂妄悖谬、乖僻荒唐，背离圣人而不守法度。他的《藏书》排斥攻击孔子，另立褒贬标准，凡是千古相传的善恶，没有不颠倒更换位置的，尤其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按：《明史·耿定向传》说：“耿定向的学问本于王守仁，曾经在黄安招请晋江李贽，后来逐渐厌恶他。李贽也多次贬低耿定向。士大夫中喜好谈禅的人，往往跟随李贽交游。李贽有些才气，机敏善辩，耿定向不能胜过他。李贽任姚安知府时，有一天自行剃去头发，却戴着帽子、穿着官服坐在大堂上，上级勒令他解除职务。他居住黄安期间，引导士人讲学，其中夹杂妇女，推崇佛教，轻视侮辱孔子、孟子。后来向北游历到通州，被给事中张问达弹劾，逮捕后死在狱中。”黄宗羲《明儒学案》说：“耿定向因为李贽鼓吹狂禅，学者纷纷随风而从，所以常常把实际践履作为根本，苦口婆心地匡正救助。但他又拖泥带水，对佛学半信半疑，最终没有办法压服卓吾。”又说：“焦澹园坚定相信卓吾的学说，认为未必只有圣人，足以凭一个‘狂’字与圣人并肩，坐在圣门的第二席。” 我读《焦氏笔乘》，看到其中载有方思善（扬）的《怀李姚安诗》，诗中说：‘寥寥千载之后，尊师圣人究竟凭什么？彼岸久久未能登上，姚安却认识了通往彼岸的津渡。一振士人风气就改变，再振民间风气便淳厚。’由此可见当时推重李贽的盛况，难道不是孟子所说的大家一起作假吗？休宁人汪廷讷，字无如，和李贽互相赠答，称赞他说‘著书全都阐明义理，评论古人善于诛责内心’，当时受其影响之深就是这样。李贽编有《开卷一笑》前集、续集，内容猥亵鄙俗，满纸污秽淫荡。屠隆等人还跟着夸赞，读了令人想呕吐。李贽的诗也同样不好，如《初到石湖》说：‘鱼游新月下，人在小桥西。’《九日极乐寺喜袁中郎至》说：‘时逢重九花应醉，人至论心病亦苏。’《江上望黄鹤楼》说：‘九秋槎影横清溪，一笛梅花落远天。’都是平常语句，完全没有异于常人之处，应该由《明诗综》删去而不予收录。

译◎百姓称呼故官。明代华亭人顾文僖（清）的《书感》诗说：‘民力既已得到舒缓，赋税收入于是有了定额。公家没有缺漏的事务，国库粮仓还有余藏。后来诸位君子，大都沿袭旧有办法。直到今天乡里的父老，还叩首称颂周侍郎。’注说：‘周文襄以侍郎身份巡抚，后来升任尚书，但百姓仍只称呼他的旧官职。’我安徽道光初年，东阿人周文忠（天爵）任怀远县令，调任阜阳，升任宿州牧，始终没有离开凤、颍两郡；他爱民如子，善政多得无法尽述。后来周公荐历升至总督，凤、颍人仍称他为周太爷。咸丰癸丑年，周公督师来到这里，到了一个村子，有个老妇人拿着几枚鸡蛋、一盘麦饼，跪在周公马前说：‘太爷饿了吗？我冒昧把这些献给您。’周公问：‘你是什么人？’老妇人回答：‘我儿子从前被仇家陷害，多亏太爷明察，把他从死罪中救了出来。’周公笑着接受，一边吃一边交谈，不到一里路，麦饼就吃完了。《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周文忠正是这样的人。竟然有粗鄙之人把周公看作酷吏，也实在太荒谬了！◎天后。李墨庄先生《使琉球记》依据徐澄斋太史（葆光）的《中山传信录》说：天后是莆田湄洲屿林氏的第六女（书中记录：“张学礼记说：‘天妃是蔡氏，猴屿人。’这是不对的”），母亲姓王。她生于宋建隆元年庚申三月二十三日，于雍熙四年九月初九日升化，居室生活三十八岁（徐氏记录说：“一说生于宋哲宗元▯年间，又说生于甲申年，按照升化年份考察，都不对”）。徽宗宣和五年才开始赐予庙额（徐氏记录说：“宣和五年，给事中路允迪出使高丽，八艘船沉没了七艘，唯独路允迪的船看见神穿朱衣坐在桅杆上，于是平安返回。此事上报朝廷，赐庙额为‘顺济’”）。绍兴二十有六年才开始封为灵惠夫人，历代不断加封，直到称为天妃（徐氏记录：“绍兴三十年，加封昭应；乾道二年，加封崇福；淳熙十一年，改加善利”，都仍然是夫人的封号。绍熙三年，特封灵惠妃。庆元四年，加封助顺；嘉定元年，加封显卫；嘉定十年，加封英烈。嘉熙三年，封为灵惠助顺嘉应英烈妃。宝▯二年，封为助顺嘉应英烈协正妃。宝▯三年，又封为灵惠助顺嘉应慈济妃。宝▯四年，封为灵惠协正嘉应慈济妃。同年，又封为灵惠协正嘉应善庆妃。景定三年，封为灵惠显济嘉应善庆妃。元至元十八年，封为护国明著天妃，这是封为天妃的开始，后来又进封显佑。大德三年，封为辅圣庇民明著天妃。仁宗加封为护国庇民广济明著天妃。天历二年，加封灵感助顺福惠徽烈，共二十二字，庙额为灵慈。明太祖封为昭孝纯正孚济感应圣妃。永乐七年，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崇祯年间封为天仙圣母青灵普化碧霞元君，后来又加封为青贤普化慈应碧霞元君。明朝一代，共有四次封号。我朝康熙十九年收复台湾，提督万正色奏请加封天后。父亲名愿，字惟悫，宋代任都巡检，渡海时船覆没，依靠天后救免。宝▯五年，教授王里向朝廷请封，封其父为积庆侯，母为显庆夫人，姐姐以及神的辅佐者也都得到赐命。浚师按：毛西河《重修得胜坝天妃宫碑记》说：‘神名天妃，旧传秦时李丞相斯在登封之际，从岱山山顶带出玉女，至今祭祀她，所称的神州老姆就是她。只是因为土地神主管阴事，所以称为妃；又因为她所掌管的是河海，便成为土地之中最雄强的神。到了宋元▯年间，民间传说莆田女子契合玄妙经典而成为水神，则是后人的附会。’等等。不知道西河所说的神州老姆出自什么典籍。徐、李二位先生也没有考证到这一点。林舍人（麟▯昌）担任册使时，曾把一副长联献给天后宫的楹柱，落款写作“裔侄孙某敬题”。林氏是闽人，不应当毫无考核便沿袭民间说法。（谨按：吴荣光《吾学录·祀典门》记载：‘本朝康熙十九年，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康熙二十三年，加封天后。乾隆二年，加封福佑群生。乾隆二十二年，加封诚感咸孚。乾隆五十二年，加封显神赞顺。嘉庆五年，加封垂慈笃祜。嘉庆六年，追封神父为积庆公，母为积庆夫人，在莆田清口天后庙后殿祭祀。’）

译李不器：岳襄勤公（李钟琪）督理四川、陕西时，湖广有个奸民卢宗捏造谣言，诬陷他谋反。不久，郴州谋反的罪犯曾静又派门徒张熙投递书信，劝岳钟琪同谋起事，详情都记载在国史《襄勤传》中。只是李不器一案，《襄勤传》没有记载。我恭敬地读到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世宗宪皇帝的谕旨：“据将军常色礼转奏，道士李不器捏造诬陷岳钟琪谋反一事，实在荒谬。李不器过去因隆科多的推荐，在内廷任职。圣祖仁皇帝宽宏包容，如同天地覆载，什么都能容纳；像喇嘛、西洋人以及僧人、道士这类人，圣祖仁皇帝蓄养的很多，但都只把他们当作工匠和杂艺人看待。其中不肖之徒，有的借着供奉的名义，在外面多生事端，李不器尤其荒诞狂妄，招摇撞骗，违法乱纪。圣祖仁皇帝驾崩后，朕因为李不器原籍陕西，所以命令把他发回原籍，交给年羹尧拘管。没想到年羹尧把他送到终南山中，优厚供养，每月给他很多钱。后来听说李不器在那里仍然坚持作恶，不知悔改，继续肆意发表狂妄言论，企图迷惑众人，还捏造朕曾下旨说‘只要他在，不要他坏’这样的话。这种鄙俗荒诞的说法，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今年春天，朕问岳钟琪有关李不器的事，岳钟琪奏称：‘李不器在陕西，他每年的供给，仍从全省存留的公银中支给。’朕批示说：‘这件事当初的办理，十分错误。李不器本来就是有罪之人，留下他的性命，已经属于宽大的恩典，怎么还可以再优厚对待他！’随即谕令岳钟琪看守他，每天酌量供给饮食。哪里料到李不器因此怨恨岳钟琪，竟敢编造毫无根据的话，肆意诬蔑，实在令人痛恨。李不器竟说，西藏用兵是岳钟琪妄自挑起边境事端。西藏用兵这件事，当初平定藏地时，康济鼐出力很多，蒙圣祖仁皇帝封为贝子，命令他与阿尔布巴等共同总理西藏事务。可是阿尔布巴等人因为嫉妒争权，心怀叛逆，擅自杀害康济鼐，他们叛逆的罪行实在不可饶恕。正要宣布罪状而出兵讨伐时，恰好颇罗鼐率领众人为康济鼐复仇，上奏恳请发兵，因此特意派大臣统率军队进剿，未费一箭一矢，凶恶的首领便被擒杀，西藏安定。这些事情全都是阿尔布巴等人违背天意、抗拒君命，自取灭亡，所以国家不得已才用兵。件件事情都是朕亲自指示办理的，岳钟琪只是遵奉办理，却说岳钟琪是挑起西藏事端，实在荒谬诬妄！李不器又说岳钟琪大量制造军器，心怀不可告人的企图。枪炮是军队中必需的重要武器，朕曾命令内外大臣多次详细议论、斟酌确定，并下令各省督、抚、提、镇增加炮位和鸟枪，随时操练。车阵是自古以来用于作战和防守的良法，所以朕下令北方各省商议制造，招募兵丁，命令他们操练。这并不是只有陕西一省如此，难道竟要说岳钟琪是在私自制造、私自操练，包藏异谋吗？李不器又说岳钟琪滥费国帑。岳钟琪办理军需、购买骡头，件件都经过奏明，编造清册，送交户部查核，从来没有一丝一毫虚报冒领。不知道李不器根据什么竟指责他滥费。李不器还说岳钟琪结交党羽，谣言不断兴起，指的就是奸民张熙投递逆书一事。此前岳钟琪一看到逆书，就严加审讯，彻底追查根源。张熙坚决不肯供认，岳钟琪想尽办法盘问，甚至设下誓言诱导他，他才开始把谋逆的党羽全部供出。如今已经行文湖广、江西、浙江缉捕，没有一个漏网。而且岳钟琪深知逆书中的话荒诞虚妄到了极点，对朕根本没有影响，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便直接把逆书上奏。朕先前称赞他的见识远大、心地光明，是古代大臣也比不上的。比如王国栋、海兰等人搜得逆书原稿后，只奏称书中文字悖逆，断然不敢把原书上奏；他们的见识卑鄙而无知，与岳钟琪相比何止天壤之别！而且岳钟琪没有把张熙严密监禁，也是奉了朕的密旨。李不器却认为岳钟琪在结交党羽，这不过是醉梦中的呓语。李不器又说，西安省城开挖街道，是因为那里属于雍州，与雍正年号相冲，竟说这是岳钟琪公开施行诅咒。街道是居民出入必经之处，地方官修整平治街道，正是治理政务的重要事项。雍正四年，有人上条陈说，戊午年是朕的本命年，京城不宜动土。朕谕示说，这些拘泥忌讳的说法，都是庸人俗见，毫无关系，仍然命令照常建造房屋、修治街道。朕在京城之前，尚且不受这种俗见拘忌，何况雍州与雍正有什么相干，竟能说出这种荒谬无稽的话来？至于李不器所说，岳钟琪搜查他的住处时，发现那里有圣祖神牌，却不知道供奉在什么地方等情形。” 圣祖神牌至尊至重，即使诸王之家也不得擅自供奉。李不器是多么卑微下贱的人，竟敢把圣祖神牌供奉在私人房间里，仅凭这种亵渎僭越、违逆犯上的行为，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足以抵偿他的罪过，怎么还能借此诬陷岳钟琪有罪？这尤其是狂妄悖逆到了极点。岳钟琪身负封疆大任，实心实意办事，公正忠诚、刚毅勇敢，恭敬谨慎而不徇私，精诚足以贯通金石，功勋事业载入旗常。朕一向深知并坚定信任他，朝廷内外、朝野上下，没有不知道的。李不器凭空捏造的诬陷之词，本来不足以损害岳钟琪分毫；但李不器之所以敢于肆意诬蔑，想来是因为延信曾任西安将军，平时沉溺于道教，惯于从事妖邪之事，必定常同李不器来往。西藏的事情，延信推诿不愿前往，所以李不器才有岳钟琪擅自挑起边境事端的诽谤，这一点也未必能够确定。至于捏造妖言，以反叛重罪诬蔑国家的柱石大臣，逞泄个人怨愤，如此丧失良心、蔑视法理，是天地神明都不能容忍的。因此事情自行败露后，他竟公然投递呈折，严重触犯法纪。常色礼却容许这个奉旨拘禁的人逃入将军署内，还让他乘坐轿车，在辕门外肆意发表狂悖言论，惊骇旁观者的视听。

译常色礼实在无知，着令常色礼会同巡抚西琳，把朕的这道旨意向众人宣示；再把李不器严加刑讯，查明他的种种妄言究竟出于什么意图。审讯清楚后，按照法律定罪，交由三法司核议拟定罪名，具奏上报。钦此！我私下认为，人臣功劳太高而震动君主，一旦遭到谣言诽谤，很少能够得到善终。襄勤公以大将身份专门统兵征讨，多次遭到宵小之徒散布谣言迷惑人心，如果不是依靠圣明君主洞察明鉴，他的身家性命早已粉身碎骨了。由此更加可以看出，大圣人保全功臣勋业，实在远远超出寻常万倍。” 微子被诬说曾反绑双手、口衔玉璧：‘微子离开了。’朱熹注说：‘微子见纣王无道，便离开他，以保存先王的宗庙祭祀。’这本来出自何晏的《集解》。《尚书》说：‘我过去曾说过，刻子啊，王子不出逃，我就要颠覆坠落。’孔安国传说：‘现在如果不出逃避难，我们殷家的宗庙就会陨坠而无人主持。’所以苏轼先生在‘人自献于先王’一句下注释说：‘人人都按照自己的心意向先王进献，微子认为离开纣王是延续先王的国家，箕子认为做奴隶是保全先王的后嗣，比干认为以进谏而死是不辜负先王。’蔡沈《集传》根据《左传》中逢伯回答楚子询问的说法：许男反绑双手、口衔玉璧，大夫穿着丧服，士卒载着棺材；又因为微子启也是这样，于是断定微子到周是在周武王灭商之后。浚师按语说：周成王杀死武庚以后，把微子封在宋地，让他奉祀商汤。这样看来，微子受封是在成王时期，怎么会有反绑双手、口衔玉璧等事情呢？考察《武成》所记载的释放箕子、封比干墓、表彰商容里门等事，并没有提到微子，由此可知微子早已逃走了。当纣王荒淫无道时，微子痛心殷朝将要灭亡，便同箕子、比干商议，他的话语悲切，千百代以后仍然可以想见他忠于君主、热爱国家的诚挚心情。听到父师的一句话，他的志向才最终确定下来。为什么呢？此前多次进谏，纣王既不听从；如今百姓的民心已经成为仇敌，只有逃走这一条路，希望保存殷家最后的一线遗脉。假如当时民众没有离心离德，军队没有倒戈，我知道微子一定能够重新煽动王室残余的力量；以周武王不臣服于商的罪名声讨他，使九鼎安定下来，让殷朝中兴。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奋发施展自己的孤忠，尚且还扣住周武王的马，阻止他兴王伐纣，难道忠贞如微子，反而甘愿成为投降的俘虏，留下苟且偷生、隐忍求全的羞耻吗？大概是因为天时、人事已经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确实形成了不得不离开的形势。陈同父说，武庚发动叛乱是孝子之举；我也说，微子离开殷朝是忠臣之举。后来微子作为宾客侍奉周王室，使伟大的祖先更加显赫，车马仍然沿用殷朝旧制，白鹭在西雍飞翔；作《诗》的人本来就以宾客之礼对待他，同时表明他不是周朝的臣子。或者还有一种说法，《左传·僖公六年》记载：‘楚子包围许国，许男反绑双手、口衔玉璧，大夫穿丧服，士卒载棺材。’微子是殷朝宗室，爵位实际上是子爵；姑且不说他不敢把自己当作君主，即使他反绑双手、口衔玉璧，那么穿丧服的大夫和载棺材的士卒，又是谁，怎么会跟随他一同前往周地呢？逢伯的说法是诬妄的，蔡沈相信逢伯的说法，岂不是更加诬妄吗？”}], 宾主揖让的局面，变成了征伐诛讨；虞宾的地位，变成了口衔玉璧。我私下担心，后世的乱臣贼子一定会借此作为托词，所以不得不加以辨析。至于司马氏带着祭器来到军门的说法，那就更不值得一提了。◎钱竹汀为《望溪集》作跋的谬误：李巨来督部给望溪侍郎《大父马溪府君墓志铭》所写的后文，我已经收入《随录》九卷。近来读钱竹汀《研潜堂文集》中为侍郎文章所作的跋文，说：‘望溪以古文自负，意气高傲，认为天下无人可比，只有临川李巨来看不起他。望溪曾经带着自己所作的曾祖墓志铭给李巨来，李巨来才看了一行，就把文章还给他。望溪恼怒地说：‘我的文章竟然不值得看一眼吗？’李巨来说：‘是的。’望溪更加恼怒，请他说明理由。李巨来说：‘现在县名用“桐”字的有五个：桐乡、桐庐、桐柏、桐梓，并不只有桐城。省略“桐城”二字而只说“桐”，后世谁知道指的是桐城呢？连这点都不讲究，怎么能谈文章？’望溪沉默了很久，最终不肯改，像这样护惜旧作。金坛王若霖说，灵皋把古文写成时文，又把时文写成古文，评论者认为这话深深切中了望溪的毛病。我偶然读到望溪的文章，因此记下从前辈那里听来的这些话。如此等等。这个故事实在荒谬至极。《穆堂文集》中与侍郎讨论文章、互相辨难的文字很多，关于桐城的议论在文集中也有记载，此外还谈到所谓副宪的官阶、金陵的地名等事（已经见于《随录》九卷，这里不再抄录）。钱竹汀为什么竟完全没有读过李集呢？跋文既然说‘偶然读到望溪的文章’，为什么又不知道《马溪府君墓志铭》开头第一句就是‘苞先世家桐城’呢？最后又拿王若霖的话来证明侍郎作文章的毛病，这就像王昶忌妒随园先生的名声，写《蒲褐山房诗话》时拉吴嵩梁来作证一样。钱竹汀的经学、史学造诣比王昶高，不应当如此轻率地下笔。唉，真是奇怪！◎贬斥张留侯的诗：袁随园《咏史》说：‘张子房不是正直之士，值得流传的只有一枚铁椎。自从见到黄石公后，阴险的事情没有不做的。他心里想着替韩国报仇，消灭韩国却又都是他的计策。他不肯拥立六国后代，韩国宗室于是灭亡。野鸡有幸得到辟阳侯宠幸时，夫妻情义已经断绝。应当立贤者而不应立年长者，殷、周都有这样的成例。为什么要召来四皓，让他们为太子张开羽翼？老人见到丰厚的财物，便像飞鸟一样迅速赶来。高祖相貌如龙、性情木强，却可悲地被他们劫持。长陵的尸骨还未寒，便杀死自己的儿子和他的妾。北门夺取兵权时，四皓的尸骨已经腐朽。假使他们的坟土还没有长到合抱那么高，能够安定刘氏天下吗？替韩国报仇没有成功，替汉朝报仇又有什么意义？所以张辟疆竟然请求分封诸吕为王。谁能谋划这种事？遗留的谋略正是出自张子房。’后来的读者都认为这是深文周纳、罗织罪名；对留侯尚且如此，真是三代以后没有完人了。却不知道这种议论是朱熹首先提出的。朱熹说：‘张子房为了替韩国报秦，撺掇高祖进入关中。到项羽杀死韩王成后，他又让高祖平定项羽。两次报仇，都不是他亲自去做的。后来平定天下大事，他又把自己放在闲散之地，只是教四位老人出来决定太子的归属。’（见《御纂朱子全书》卷五十八）据此看来，随园的诗确实有所本。” 我在京师时，有一天陪侍椒生先生，谈到这件事，先生说：‘随园也喜欢读朱子的书吗？’我回答说：‘大概随园真正笃信程、朱的地方，恰恰就在这些方面。’先生笑了笑，没有回答。

译◎张玉父子因夺门而得爵：明成祖靖难的军队兴起时，首先采用燕山左护卫张玉的计策，夺取北平九门，安抚晓谕城内外，三天便平定下来。后来进攻东昌，张玉受伤战死。成祖即位后，论定靖难功劳，以张玉为第一，追封荣国公，谥号忠显。洪熙年间改谥忠武，与朱能、王真、姚广孝一同配享成祖庙廷。张玉的儿子︷，景泰帝病重时，与石亨、曹吉祥到南城迎接英宗，后来又因夺门功被封为太平侯。于谦、王文、范广之死，︷很有力量。此人收受贿赂、扰乱政事，仅次于石亨。天顺二年去世，赠裕国公，谥号勇襄。我曾经说，成祖窃取帝位，其罪过超过唐太宗；英宗复辟，其名分也不如唐太宗正当。为什么呢？唐太宗杀死李建成、李元吉时，高祖还在，陕州以东已经树立天子的旗帜，本来就是奉父亲之命行事。成祖与建文帝之间，君臣名分已经确定；名分既定，那么成祖所为就只是篡逆罢了。庐陵王受制于牝朝，母子之间的义分断绝；上天恢复唐朝国运，武氏诸人于是被消灭。至于英宗北狩，祸患是自己招来的，他轻率地抛弃天下，却还悍然谋求恢复帝位，兄弟之间已经有了交易买卖般的行为。” 李贤的话说得好：‘假如景帝没有讳言，群臣谁不愿意请求复立英宗，何必夺门？况且内府的门怎么可以夺取？“夺”这个字，怎么能解释得通呢！’张玉父子前后五十年间，都因夺门而取得爵位，又与帝室联姻，富贵绵延长久，天道实在有不可知之处。后世的臣工，如果事奉国家、处理他人的骨肉关系，都像张氏父子那样存心，三纲不是几乎要沦亡了吗？（英宗任用岳蒙泉入内阁时，︷与石亨见到他都惊愕不已，最终阻止了提拔他为吏部侍郎；小人的内心，真是暴露无遗。︷的兄长张辅、堂兄张信都以贤能著称，一门之中正邪竟然如此不同。） ◎刘鲁田《六流》：《六流》一篇，是济宁孝廉刘鲁田所作。文章说：‘我听说，射箭一定有靶子，人的行为一定有归宿；志向在前面倡导，行动就跟随在后。志向所趋向的地方，不用勉强就会形成习惯；习惯熟练之后，不必期待就会显露成效。这好比已经拿起弓箭准备发射，能否射中尚未确定；车轮和马蹄刚刚出发，南北方向却已经可以判断。最终差错到千里之远，开始时只差毫厘；等到已经走错，即使后悔又怎么来得及追回呢？农夫和工匠辛勤劳作，商人背负货物贩卖，虽然良▯苦纵然完全不同，相互之间相差并不远。唯独清白门第的后代、儒林中的苗裔，成功便登上高天，失败便坠入地底；看见他们令人产生怜悯，谈到他们便令人心生畏惧。因此我品评人的行为，明辨各类人物，总括其道路，将他们区分为六个等级，留给那些童蒙，使他们自己选择所应执守的道路。第一种是圣贤之流。他们明白地侍奉上天，把天下百姓视为同胞；洗涤内心、求得知识，修饰言辞、检点自身。穷究十三经，涉猎二十一史，旁及诸子百家，以孔子的学说为准绳。考察田野百姓的利弊，明白朝廷政务的张弛；得志时便广施恩泽，困穷时便著书立说、以志向为乐。桑木作的门轴、绳索编成的床，并不以为困窘；华美的礼服、装饰华丽的车子，也不以为奢侈。这是最高的一等。第二种是英才俊彦之流。他们在细小行为和日常出入上谨慎，在大节上坚定；即使古代圣贤复生，我又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在文事方面，则以祖述圣人、宗法贤者为本，枝条因之滋长，根本因之肥沃；迁、固、董、贾是他们的老师，扬、马、崔、蔡是他们的同道。在武略方面，则以太公、孙、吴为寝食之间反复揣摩的对象，驱使万众如疾风，摧毁强敌如折朽木。譬如鸾凤的羽毛、貔虎的爪牙，有时在疆场上抵御外侮，有时在天子之家充当仪卫。这是第二等。第三类是方伎之流。他们集中精神、竭尽思虑，专守一门技艺而不改易；内心有所愤激便能通达，技艺的巧妙产生于专心。因此，虢国能够使死人复生，成都能够垂帘听政，弄丸能够解纷，调弓能够使猿猴流泪，鼓琴能够使瓦片飘动，画龙能够驾御上天。与其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难道不如让小道也有可观之处吗？或者也可以列为次等，这就是这一类的取舍标准。第四类是温饱之流。他们随俗浮沉，随世俯仰，盘簋只愿丰盛，衣服却以粗劣为耻。为了谋取田宅，连极细微的财物也要钩稽查考；为了贪求仕宦，便在台阁之间模棱两可、迎合周旋。他们甘心与草木同朽，只以富贵为乐。这就是古人所谓的凡庸之人，却是今天所谓的卓越人物。第五类是樗栎之流。他们指甲长、肌肉丰厚，饮茶熏香，书签装饰书架，素琴悬挂墙上。没有小车马便不出郊外，不是庆贺或吊唁便不下堂。生活琐事在几席之间消磨殆尽，精神则在姬妾之间一点点耗漏。这还只是像禽息、鸟视一样，形体虽在，却如同已经死亡。第六类是粪壤之流。他们疏远正人，只与宵小亲近；把篇章文翰视为仇敌，诋毁讥讽各种技艺。玩鹌鹑、斗蟋蟀，赏华灯、放纸鸢，纵狗斗鸡，带弹弓、持钓竿，把性命寄托在这些事情上，忘记睡眠，废弃饮食。又有的人品笛弄弦，向卑贱的优伶乞求神灵般的帮助，掷骰子、斗叶子牌，模仿肩舆中的流俗之态，在曲巷追逐欢娱，直到床头金尽。走在九陌之前，十只手在身后指指点点；拖着鞋、戴着帽，头发竖立，口含牙齿。这样也算大丈夫吗，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以上六类，哪里没有呢？三种有益，三种有害，只在人自己选择。至于那些父兄把持要津、亲戚身居要职的人，承受庇护和恩荫，糊里糊涂、舒舒服服地过日子；食客仰赖他们的恩泽，贫困之人希求他们吹嘘援引，谁不把甘甜之物投给他们，又有谁肯送上苦茶呢？于是日渐削弱、月月剥落，时光流逝、年岁迁移，等到日影将暮而市场空无一人，水干涸而鱼无处可逃，身败名裂如瓦片碎裂，凭借和根基荡然无存；受过他们恩惠的人只对着叹息，其他人则坐视不救。并不是后来谋划失误，而是最初的志向已经错了。《诗经》不是说过吗：‘想到君主，便一再睡下又一再兴起。’《易林》也说：‘一步一步不停下，跛鳖也能走千里。’一个人睡下、起身都想着这件事，每一步都努力，即使脚有残疾，也可以走到远方；何况[原文“▯▯与骐ら”疑有缺损或讹误]与骐骥，本来就是能够超过尘土、追逐闪电的骏马呢？按语：鲁田名叫汶，字叔子。他的父亲毓秀跟从何姓，顺治年间中副榜，官至山东按察使，死后留葬济宁，于是便在那里安家。鲁田以复州卫籍考中山东乡试举人，后来改隶旗籍，承蒙圣祖的恩典恢复原姓，回到济宁守护父亲的墓地。世祖在潜邸时，特意对他优礼相待，向他询问了许多事情，并赐给他的读书室题名为“士林芝蕙”。鲁田又著有《原命》《原性》以及《诚者圣人之本论》，可惜这些书我都没有见到。

译◎郑介夫解释《考槃》诗。《考槃》三章，郑玄笺注说：“‘弗谖’，是长久地自我发誓不忘记君主和君主的过错；‘弗过’，是不再进入君主的朝廷；‘弗告’，是不再把善道告诉君主。”朱晦翁《诗传》说：“诗人赞美贤者隐居在山涧谷地之间，没有忧愁不安的心情。即使独自睡醒后自言自语，仍然自己发誓不忘记这种乐趣。‘永矢弗过’，是发誓自己的愿望不超过这个境界，像是打算终身如此。‘弗告’，是不把这种乐趣告诉别人。”朱晦翁删去了《诗序》，只从贤者自身的身份来解释，比郑氏的说法似乎更为恰当。然而郑介夫《言行录》说：“闲暇时听到子侄诵读《考槃》诗的义理，叹息说：‘这是什么话！古代的人身处田亩之间尚且不忘君主，何况贤者呢？只是一次没有被任用，就愤怒乖戾到这种地步吗？“弗谖”，是不忘记君主；“弗过”，是不把君主当作过错之人；“弗告”，是不把这件事告诉别人。他的存心就是这样，所以即使在流落困顿、遭受挫折之后，一言一语也从来没有不想到君主和父亲的。’”等等。浚师按：郑介夫并不以解释经书著称，但他的论断恰好具有一种忠君爱国的慨然气概。后世攻击驳斥郑氏的人，恐怕没有这样直截了当的。晦翁的《三朝名臣言行录》曾经采录过这件事，为什么编纂传记时反而把它弃置了呢？◎“牵牵”，是[原文“亻见”疑为讹字]“挽”的意思。挽舟的绳索又叫“百丈牵”。《资治通鉴·晋安帝纪》说：“魏人派数千骑兵沿河跟随刘裕的军队向西行进，军人在南岸牵拉百丈。风急水快，有漂流渡到北岸的人，往往被魏人杀害掠夺。”胡三省注说：“百丈，是用来拉船的东西。现在南方人用麻绳，北方人用竹子制成。”并引用陆游《入蜀记》作为证明。按《入蜀记》说：“把桅杆倒下，竖起▯鲁床，大概进入峡中只用▯鲁和百丈，不再张帆了。百丈用巨竹劈成四片制成，粗如人的手臂。我所乘的一千六百斛船，共用▯鲁六枝、百丈两车。杜工部在云安所作《十二月一日三首》中有‘一声何处送书雁，百丈谁家上濑船’的句子。仇沧柱编纂的注释引用了程大昌《演繁露》和《南史·朱超石传》，却没有涉及《通鉴》，而且把朱超石写成朱超，错了。浦二田《读杜心解》引用白香山诗‘荏苒竹篾▯’，其中的‘▯’就是百丈。《康熙字典》在‘牵’字的注释中说，百丈是牵船的筏子。按：筏是编扎竹子用来渡水的东西。《扬子方言》说：‘▯叫作[B18C]，[B18C]叫作筏。’这似乎与牵船没有关系，应当是“篾”字的讹误。苏子由《河冰复结》诗说：‘引纤低徊疑上坂，打凌辛苦甚攻城。’“牵”也写作“纤”。（又按：天宝十三载，安禄山乘船顺河而下，命船夫拿着绳板站在岸边，每十五里轮换一班。胡三省注说：‘通常挽船的船夫使用一块约二尺长的木板，斜搭在胸前，一端到肩，一端到胁，绳子穿过木板两端，用来连接船纤并拉船。’） ◎[原文“▯贡”字形疑有问题]妃。明成祖是高皇后的第四子，史书有明确证据。朱竹▯撰写《静志居诗话》，相信嘉兴沈元华《敬礼南都奉先殿纪事诗》，诗中说：“高皇后配享在天，御幄是神灵栖息之处。众妃的位置列在东边，只有一妃独在西边。成祖特别尊重生母，嫔妃的德行没有人敢与她相比。一次见闻胜过千次听说，《实录》哪里能够考察清楚？”等等，于是断定成祖是[原文“▯贡”字形疑有问题]妃所生。按《明太常寺志》记载奉先庙的制度，高皇后面向南，诸妃全都列在东边，西边只有[原文“▯贡”字形疑有问题]妃一人。[原文“▯贡”]读作“公”，《康熙字典》注称明祖妃为[原文“▯贡”字形疑有问题]氏，也是依据《太常寺志》。《明会典·庙祀门》记载奉先殿的仪节，只列帝后忌辰，从仁祖起到穆宗帝后为止（这是万历年间修纂的《会典》），并没有各妃的忌辰。关于陵寝的记载，也只说孝陵有四十位妃嫔，只有二妃葬在陵寝东西两侧，其余都陪葬，也没有叙述妃嫔的姓氏。如果成祖是[原文“▯贡”字形疑有问题]妃所生，那么即位时为什么没有听说尊崇她、追加谥号，只是在奉先殿西边另行安排她的位置呢？按情理推断，实在很牵强。沈元华的诗集，朱竹▯明说是他的玄孙传弓搜集杂取而来，但传弓早夭，诗集也失传了；这首诗大概是从高工部寓居者家中得到的。必定是好事者假借沈元华的名义写成，朱竹▯没有察觉，便贸然将它收录了。而且还以“高皇后从来没有怀孕，即使懿文太子也不是她所生”为证据，这又是多么荒谬啊！（元至正十五年，明太祖渡江，平定太平。马皇后想到滁州、太平被江水阻隔，一旦东西两边发生紧急情况，势必无法互相救援，便率领诸将士的妻妾随行，带着家属到达太平；太子朱标就在这一年出生于太平陈迪家中。当时太平城刚攻下，太子出生的消息传来，明太祖非常高兴，在那座山上刻下“到此山者不患无嗣”几个字。根据这些记载，懿文太子的出生年份确凿无疑，他是马皇后所生也没有疑问。按：明太祖有二十六个儿子，马皇后生太子朱标、秦王▯爽、晋王▯冈、成祖、周王▯肃；胡充妃生楚王朱桢；达定妃生齐王朱浚、潭王朱梓；郭宁妃生鲁王朱檀；郭惠妃生蜀王朱椿、代王朱桂、谷王▯惠；胡顺妃生湘王朱柏；韩妃生辽王朱植；余妃生庆王▯彝；杨妃生宁王朱权；周妃生岷王▯便、韩王朱松；赵贵妃生沈王朱模；李贤妃生唐王朱轻；刘惠妃生郢王朱栋；葛丽妃生伊王▯彝；而肃王▯英的母亲郜氏没有名号，赵王朱杞、安王朱楹、皇子朱楠都没有查明生母。史册中明明可以考查，什么时候曾经有过[原文“▯贡”字形疑有问题]妃这个名字？沈元华身为明朝大臣，又怎么敢这样妄言呢？这件事不用辨析，自然就明白了。

译◎兔吐。《退之〈毛颖传〉》说：“它的先祖明视，辅佐禹治理东方土地，养育万物有功，因此被封在卯地，死后成为十二神之一。它曾经说：‘我的子孙是神明的后代，不可以和普通动物一样，应当从口中吐出而生。’后来果然如此。”等等。浚师按：东方为房宿，正当卯宫；水土平定以后，万物生长繁育，所以说“辅佐禹治理东方土地，养育万物有功”。张茂先《博物志》说：“兔舔食毫毛，望月便怀孕，从口中吐出兔子。旧有这种说法，我亲眼没有见过。”所以说“应当从口中吐出而生”。朱文公答蔡季通的信说：“《毛颖传》说‘它的先祖明视，辅佐禹治理东方，吐出并养育万物’，又说‘我的子孙应当吐出而生’，恐怕兔子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吐’的缘故；但‘吐养’的说法不知出自哪里。”他又答蔡季通信说：“兔，是吐出生出光明。昨天闲暇思考这句话，忽然记得《毛颖传》有‘吐养万物有功’一句，我想这类说法一定先有出处，所以两封信分别采用了它。”他又答蔡季通信说：“承蒙你把相关内容示给我看，只是《本草》也只说兔吐出生子，却没有说它因此得名的由来。” 严有翼注释韩愈文章，只举《博物志》而没有提到《本草》；他不知道《博物志》明明说“旧有这种说法”，那么这也不是出自张茂先亲自记述的了。文公把“土养万物有功”写成句子，却误把“土”当成了“吐”。兔子从口中吐出小兔来，是可以这样说的；兔子哪里能够吐出并养育万物呢？◎杜茶村。随园先生《与邵厚庵书》说：“枚在座前曾贬斥茶村的文章，太守的脸色表示不赞成。我因为见到他的文章很少，不敢坚持争辩，也没有急于为他辨护。如今承蒙赐给我《变雅堂集》，读过之后，文章本身尚且不能说是好的，又怎么谈得上它古雅不古雅呢？然而茶村直到今天还不至于像草木一样消亡，也有他的原因。当改朝换代时，各位名士流离江湖，结社群居，却不求学问。其中那些老先生多数晚节不谨，想要借此治愈自己的声名污点，遇到前朝士人，便争相罗致、吹捧，希望免受清议。而当时那些冒充逸民的人，便乘虚而入劫持他们，往往穿着破鞋，登上高座，占据其位而毫不疑惧。他们以为李白、杜甫、韩愈、苏轼，提笔便能写成文章，既没有精雕细琢的苦心，也没有畏友的切磋规劝，借国家危亡之机，盗取名声。这不只是茶村一个人如此。假使他生在今天文教广泛传播的时代，不过是荆楚地区的一个粗人，技艺只有这些，早就默默无闻了。”陈锡路《黄奶余话》又说：“杜于皇吟咏苏东坡说：‘堂堂复堂堂，子瞻出蛾眉。少读《范滂传》，晚和渊明诗。’这四句都用了黄山谷的语句。按：黄山谷《赞东坡真》有“堂堂子瞻，出于峨眉”的句子；又有诗句说“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等。杜于皇因此终究免不了剽窃。钝翁《说铃》和渔洋《诗话》都称赞他，这也实在令人不解。浚师没有读过茶村的诗文，近来得到《变雅堂全集》，才相信随园的话并非虚妄。集中有一篇《祭龚太夫人》文，把欧阳修的母亲和严延年的母亲作为比照，说：“欧阳修得到母亲的教诲，于是凭文章、气节、经世才干闻名当时，流传后世；严延年的母亲说的话，他的儿子不能采用，以至于遭受灾祸。”又说：“自欧阳修的母亲以后，只有太夫人一人。”按：龚端毅曾经投降李自成，担任北城御史，后来又归附大清。当时正值改朝换代，我大清朝宽宏大量，不追究他过去的罪过，龚端毅得以在台省间历任升迁；这个人实际上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茶村受到龚端毅的恩惠，向他献媚奉承还可以理解，何至于说在欧阳修母亲之后只剩下龚氏之母一人？这简直把七八百年来的贤母、节妇、忠臣、孝子一概抹杀了，究竟妥当还是不妥当？至于他给屈大均写信，称许屈大均是不向秦称帝的鲁仲连，言论更加狂妄；这就像桀的狗对着尧乱叫，哪里值得污秽别人的口舌。只是他肆意使用曲笔，未免颠倒是非。沈归愚选录茶村的诗，题作“颓唐”，尚且不能确定茶村的品格和造诣。我们家望溪公在年老将死之时，亲自为他铭刻墓志，难道不也是偏向私人交情吗？◎中统。欧阳圭斋《慰文廷国博丧母书》说：“‘中统’若干，姑且作为雇车的费用。”按《元史》记载，世祖中统元年十月，铸造“中统元宝”纸钞，按十文计算的有四等，即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按百文计算的有三等，即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按贯计算的有两等，即一贯文、二贯文。至元二十四年又改铸“至元钞”，从二贯到五文，共十一等。此后虽然还有改易，但整个元代，中统钞、至元钞始终是通行的纸钞。用国号来称呼纸钞，确实可以与“朱提”相对。

译◎郭▯以沈氏之子为嗣。《沈下贤（亚之）集》中有《驸马都尉郭公墓志铭》，说：“府君名讳某，祖父是汾阳王郭子仪的儿子郭暧，郭暧娶升平公主为妻，生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长女如今是皇太后。（按：宪宗在潜邸时，郭暧的女儿是广陵王妃，生下穆宗。）府君就是其中最小的儿子。今上即位后，皇太后（穆宗即位，尊郭妃为皇太后）的兄弟们都得到宠赐和尊贵官职，而府君年纪最小，更加受到深厚的恩宠。他从▯州刺史入朝任殿中监，娶西河公主为妻。一年多后，改任宫苑闲厩使。府君宽厚柔和、平易近人，不坚持刚强果断。长庆三年七月五日，突然病死在公主家中，享年三十七岁。太后听说后，震惊悲痛，派使者从中宫出来，查问他发病的情状，过了一个多月才解除疑问。这年十二月十九日，葬在京兆某原之上。起初，西河公主先嫁给吴兴沈氏，生下一个儿子。后来郭氏去世而没有后代，便以沈氏之子作为他的丧主。”等等。浚师按：《新唐书》说郭暧生有四个儿子：铸、钊、钅从、▯，其中郭铸承袭爵位；《旧唐书》则说郭暧的儿子是钊、钅从、▯，没有郭铸这个名字。《新唐书》说：“郭暧性情和易，多次担任殿中监，娶西河公主为妻。钅从去世后，▯接替他担任太子詹事、宫苑闲厩使。长庆二年突然去世（与墓志所说的长庆三年不一致），太后派使者查问发病的情状，过了很久才停止追究。当初，西河公主嫁给沈氏，生下一个儿子；▯没有儿子，便以沈氏之子为嗣。”《旧唐书》没有▯的传记，似乎是宋子京依据《下贤集》中的墓志把他增补进去的。不过，《新唐书》专门设立《公主传》；其中记载宪宗的诸位女儿，说汉阳公主嫁给郭钅从，西河公主嫁给沈▯，在咸通年间去世，却没有说西河公主后来又嫁给郭钅从。而且《公主传》从代宗以后都没有记载再嫁之事，宋子京不应当毫无考证地这样写。国朝邵氏撰写《宏简录》，在序言中很详细地指出宋氏《新书》的错误，却也没有指出这类问题。他在《公主传》中叙述西河公主先嫁沈氏、后嫁郭氏，大概也是以《下贤集》中的墓志为依据。只是令人奇怪的是，令公有八个儿子，他的孙子、曾孙多得无法一一记载；▯去世而没有儿子，为什么不选择兄弟的儿子作嗣，却竟然让妻子前夫的异姓之子主持丧事？世代享受禄位的人家，很少能够完全遵守礼法；对于郭氏，我不能没有疑惑。◎撰拟文字：武进人李申耆太令（兆洛）编纂《皇清文典》七十四卷，都是翰林、詹事撰拟的文章。书序说：“对于掌故，可以和中郎的《独断》相当；作为遣翰的资取，有的或许同于伯厚的《指南》。”确实是文章的大观。同治丁卯年，鲍子年太守在官署中阅读此书，搜集内阁撰拟的文字，从康熙以来，仅得到诏十六篇、制七篇、敕谕八篇、祭文四篇、谕祭文四篇、贺表七篇、奏折二十一篇、谢折三篇，附会议折四篇，不过是千百篇中保存下来的十一篇。大概是道光二年值班官署失火，档册全都被烧毁，因此无法编集。偶然读到华亭人章荀俦（鸣鹤）的《谷水旧闻》，其中记载：“顺治年间，适逢端敬皇后去世，中书张宸撰写御祭文，其中有‘渺兹五夜之箴，永巷之闻何日；去我十臣之佐，邑姜之后谁人’等语，皇上读后流泪。”如今内阁题名中，连张宸的名字也失传了。考《上海县志·文苑传》说：“张宸，字青[OCR疑字]，博学，擅长诗文，由诸生进入太学，选任中书舍人。当时端敬皇后去世，皇上命词臣撰拟祭文，词臣三次上呈草稿，皇上都不满意。最后交给张宸，情况就是这样。不久，他升任兵部督捕主事。康熙六年，朝廷求取直言，张宸上疏请求撤去本县客兵二千四百人以及巡海章京，以缓解百姓的困苦，本县因此得以安定。后来罢官回乡，因病去世。有《芦浦庄诗》《北征使粤草》流传于世。《谷水旧闻》又记载了他的《均编粮务议》，使乡里百姓免除了赔补拖累的痛苦，远近都感激称颂他。◎“禋于六宗”：“禋于六宗”这句话，《祭法》说：“在泰昭埋葬少牢，这是祭祀四时；在坎坛举行祭祀，这是祭祀寒暑；在王宫举行祭祀，这是祭祀太阳；在夜明举行祭祀，这是祭祀月亮；在幽宗举行祭祀，这是祭祀星辰；在雩宗举行祭祀，这是祭祀水旱。”苏东坡先生采用这种说法，朱文公也以《祭法》为主要依据，蔡沈的集注遵从老师的说法。浚师考察：胡三省《资治通鉴》注说：“《尚书》说‘禋于六宗’，但各位儒者的解释彼此不同。王莽依据《易经》的六子，于是建立六宗祠；王肃也认为是《易经》的六子。挚虞认为，《月令》所说‘孟冬天子祈来年于天宗’，天宗就是六宗之神。刘邵认为，万物背阴而向阳，以冲和之气构成和谐；六宗就是以太极冲和之气为六气之宗的对象，《虞书》称为六宗，《周书》称为天宗。孔颖达说：”王肃关于六宗的说法，采用《孔子家语》的文字，认为四时、寒暑、太阳、月亮、水旱为六宗。孔安国注《尚书》也同意这种说法。伏生和马融认为天、地、四时是六宗。刘歆、孔晁认为《乾》《坤》所生的六子是六宗。贾逵认为，天宗有三，即太阳、月亮、星辰；地宗有三，即黄河、大海、泰山。如今《尚书》欧阳、夏侯两家的说法认为，六宗上达于天，下及于地，旁及四方和中央，是幽微地助成阴阳变化、对人有益的事物。古《尚书》的说法认为，天宗是太阳、月亮，辰、泰山、黄河、大海分别是星辰之宗、水之宗、山之宗、泽之宗；太阳、月亮是阴阳之宗，北辰是星之宗，黄河是水之宗，泰山是山之宗，大海是泽之宗。郑玄认为，六宗是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虞喜《别论》说：“土地有五种颜色，太社以此为象征；把五种合为一，就成为六。六是地数。推考经书和传注，此外没有别的祭祀。”刘昭认为，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张髦说：“父祖的宗庙就是六宗，即三昭、三穆。”魏文帝认为天皇太帝和五帝是六宗，杜佑采纳了这种说法。郑玄说：“禋的意思是烟。周人崇尚气味，烟气的香臭能够传闻。”这一段是胡三省汇集各家的说法，叙述而不作裁断；如今解释经书的人，很少有能与他相比的。

译◎混号：赵瓯北先生《陔余丛考》说：“世俗中轻薄的人互相品评，往往会有混号。《吕氏春秋·简选篇》说：‘夏桀号称移大牺，是说他力气很大，能够推倒牛。’这是混号的开始。于是考察历代史书，一直到明末，士人有混号的，可以说非常多。我认为：混号这个称呼，并不是从夏桀开始的。驩兜被称为浑敦，共工被称为穷奇，鲧被称为[OCR疑字]杌，三凶被称为饕餮。其他如京城太叔（《隐公元年》）、斗谷于菟（《庄公三十年》《僖公二十年》）、封豕（《昭公二十八年》），都是经传中明确记载的。不仅如此，殷纣被称为独夫，周灵王被称为髭王，百里奚被称为五[OCR疑字]大夫，这难道不是混号吗？蜀人冯继先说：‘三凶、封豕等各种异称，都是天下百姓各自根据他们的恶行给他们取的称呼。’邵阳人魏默深撰写《武事余记》，记载教匪冉天元、王国贤时都写他们的本字（不改写成‘添’、‘帼’）。高天升、马学礼、魏学胜也写他们的本名（不写作高二、马五、魏棒棒）。并且明末流寇也各有本名，例如罗汝才（混世王曹操）、惠天相（过天星）、刘国能（闯塌天）、李万庆（射塌天）、高迎祥（小闯王）、李锦（一只虎）、刘体纯（二只虎）、王辅臣（马鸽子）、刘哲（蝎子块）、高杰（翻山鹞）、王光恩（小秦王）、马进思（混十万）、张光璧（黑煞神）、杨光甫（一连鹰）、贺一龙（革里眼）、孟长庚（点灯子）、贺宗汉（活地神）、高加讨（显道神）、刘浩然（乡里人）、刘洪启（一把沙）。吴梅村《绥寇纪略》没有加以核实，王横云《明史稿》也没有加以订正，于是把一丈青、摇天动、不沾泥等称呼写入纪传，以正史而同于《水浒》小说，并说这是鄙陋荒诞的说法，这同样是错误的议论。《汉书·王莽传》说：‘青、徐两地的贼众有几十万人，始终没有文号、旌旗、表识，大家都觉得奇怪，称他们为“无文号者”。’这正是因为他们混乱地使用名目，就像世俗所谓的混号一样。东汉张角作乱时，各地盗贼纷纷起兵，博陵的张牛角、常山的褚飞燕，以及黄龙、左校、于氐根、张白骑、刘石、老髭文八、平汉大计、司隶缘城、雷公、浮云、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蝤等人，大的有二三万人，小的有六七千人。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引《朱隽传》说：‘轻便敏捷的人称为飞燕。’关于于氐根，胡三省的注说：《左传》说‘于思于思’，杜预说：‘于思，是胡须很多的样子。’骑白马的人称为张白骑；声音洪亮的人称为雷公；眼睛大的人称为大目；‘老髭文八’写作‘左髭丈八’，等等。因此，隋代盗贼王簿称知世郎，王须拔称漫天王，魏刁儿称历山飞；宋代盗贼有杨天王、透手滑、武胡、一窝蜂；元代盗贼有芝麻李、定光括佛、戕命官、破头潘、大刀敖；明成化年间荆、襄地区的盗贼有刘千斤、李胡子。这些在正史中都明白可见，怎么能说吴祭酒、王尚书所记的是鄙陋荒诞的说法呢？◎望溪先生楹句：望溪公一生不太作诗，戴蓉洲孝廉曾从他的后裔那里搜得十五首，刻印流传。浚师考察：吴江人王北溪（元文）有《过望溪读书处》五言古诗三章，注说：“望溪公曾有诗句题写在堂中：‘急务莫如存夜气，衰年尤在惜分阴。’很像晦翁诗集中的话。由此可见他修身立品的一斑。”又顾侠君太史（嗣立）的《寒厅诗话》说：“丙子年春天，我寄居在宣武门外三忠祠，那里有几间小屋，疏落而可爱，于是把它题名为‘小秀野’。当时海宁人查德尹（嗣[OCR疑字]）、嘉善人柯南陔（煜）、桐城人刘北固（辉祖）、方灵皋（苞）、江浦人刘大山（岩）、泰州人宫友鹿（鸿历）、武进人钱亮功（名世）、徐学人（永宁）、嘉定人张汉瞻（云章）、常熟人蒋扬孙（廷锡）、大兴人王昆绳（源）、方拱枢（辰）都聚集在京师，于是举办逢十之集，通常以赋诗饮酒为乐。请禹鸿胪尚古（之鼎）绘制《小秀野图》，我亲自题写四首绝句，应和的人有一百多人。我的诗中有这样几句：“绕墙新插翠芭蕉，根护蔷薇粉欲消。试听雨声催叶响，秋来无限可怜宵。”这次科举没有一个人受到赏识。查德尹说：“这首诗大概是诗谶。”以上两则，苏厚子编纂望溪公年谱时，都没有收入。这样看来，望溪公还有很多遗事已经湮没而没有流传下来。◎染蓝鹭鸶翎：《大清会典》记载，崇德元年制定佩戴翎羽的制度：贝子佩戴三眼孔雀翎，根部缀有蓝翎；镇国公、辅国公佩戴双眼孔雀翎，根部缀有蓝翎；护军统领、参领佩戴单眼孔雀翎，根部缀有蓝翎；护军校佩戴染蓝的鹭鸶翎，这大概就是今天所说的蓝翎。我在京师的店铺中得到一本顺治初年无名氏所画的画册，画中的人物都穿着本朝衣冠。其中佩戴花翎和蓝翎的人，全都没有玉石制成的翎管；蓝翎像花翎一样呈绿色，但没有眼状纹，也不像现在这样呈乌黑色。凉帽用片金作帽里，不是如今的全红帽里，这与《会典》所载四品以上官员的凉帽使用片金里相合。帽子上没有顶戴。妇人的袍[OCR疑字]也都像男装，袍子长、[OCR疑字]短，不像现在袍[OCR疑字]齐平。各种事情都关系到学问；即使是我朝的冠服，历经如今二百数十年，如果没有这本画册加以互相考证，也无法完全了解。又考察：顶戴的区别始于雍正五年。当时二品、三品官都戴花珊瑚顶，到雍正八年，才改为三品官戴蓝宝石顶。

译◎宋代丘浚：宋代丘浚是黟县人，官至殿中丞，因为读《易》而领悟《损》《益》二卦能够通晓数理，知道未来的兴衰。他曾对家人说：“我的寿命终止于九九。”后来果然活到八十一岁去世（见《明一统志》，本朝萧氏《氏姓谱》中也只记载了这几句话）。考《江南通志》记载：“丘浚，天圣年间进士，任句容令，历任官职至殿中丞。他有很多政绩，曾上《感事》百篇，往往讥刺权贵。执政大臣请求杀掉他，仁宗说：‘狂妄之人的话，圣人也会择取其中的道理。古代有郇谟在市场哭泣，他大概就是这一类人吧？’”等等。根据这些记载，丘浚的品行和学问一定有远超常人的地方，可惜他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明代丘琼山的姓名与他恰好相同，难道不是无意中的暗合吗？（尤其是尤展成《明艺文志》误把丘浚所撰的《牡丹荣辱志》当作明代丘琼山所作，《四库存目》中对此加以讥刺。） ◎西湖：雍正二年六月，福建、浙江总督满保和浙江巡抚黄叔琳上疏说：“杭州城地处省会，城郭附近的县，仁和县在东北，钱塘县在西南。从仁和向东延伸，就是海宁三县，数万顷田地全靠省城上下两塘河的水灌溉。而两河的水源，都是由西湖流注而来。西湖位于省城以西，汇聚南北各山的水，汇合七十二泉的水源，蓄积成为湖。《旧志》说：湖周围三十余里，湖水从涌金门流入城中，曲折回环，分别从钱塘门、武林门、艮山门流出。从艮山门流出的水进入上塘河，经临平到达海宁。从钱塘门流出的水经过三闸到松木场、桃花港，与从武林门流出的水共同注入响水闸。湖墅、支河以及古荡、西溪沿山十八里一带的田地，都依靠它受益；多余的水流入下塘河，仁和北乡以及钱塘县下八乡实际上都受到它的荫惠。这就是西湖水源流入、流出的大致情况。唐代白居易所说‘每放湖水一寸，可灌溉田地十五顷；每蓄满一次，可灌溉五十顷。如果及时蓄水和泄水，那么湖边千顷田地就可以不遭遇饥荒年份’，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然而，西湖之所以灌溉范围广大，是因为湖界直接连接山脚，沿湖各山的水能够畅通流入湖中，没有受到堵塞。一方面，在山水流来的重要入口，都设置小闸，以阻挡浮沙，使它们不能淤塞；另一方面，在上塘河五十里外临平镇的西南面有东湖，就是古代的临平湖，用来蓄水。所以水来有源，水去有归，水量充盈深广，不会有干涸枯竭的忧患，也不会有泛滥的危险。这样，西湖、上河和东湖的利害，实际上是相互关联、彼此为表里的。自明末以来，各个闸门废坏，沙土大多淤积，后来又把淤积的地方一并听任佃户占种，于是山与湖隔绝，西湖的水源不能充足。上河淤浅，东湖堵塞，水就没有容纳之处，西湖的水流也不能蓄存。水源和水流都受到损害，西湖的灌溉之利便逐渐减弱；三县的田地，干旱不到二十天，就担心枯槁，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如今我皇上日夜忧劳，凡是有利于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放在圣心上，何况开挖疏浚水利，关系重大。（臣）等奉命详细谨慎地查勘，谨依《西湖旧志》记载：湖周三十余里中，先前被百姓占作田地和荡地、于康熙三年丈量编入鱼鳞图册的，共计四百四十二亩有余；每年共征粮银二十两七钱有余，共征粮米一十五石五斗有余；田埂内种植桑树、柏树，共一万九千三百零三株；在荡内栽荷、蓄鱼等项的经营之家，每年约收租息银三百四十四两有余。另外，尚未丈量编入鱼鳞图册的，共计二百一十八亩。若按额定征收数额计算，每年也只有银十余两、米七石余斗；田埂内种植桑树、柏树，共八千四百二十七株；在荡内栽荷、蓄鱼等项的经营之家，每年约收租息银一百二十三两有余。这些田地原本属于官湖，后来逐渐被百姓占据。那些横亘堵塞湖心的，固然妨碍水道；即使距离湖面较远的，也都阻遏水源。何况每年向官府缴纳的只有银三十余两、米二十余石，即使百姓从中得到的利益，每年也不过花息银四百九十三两有余。它们对官府和百姓的利益都很小，而对三县民田造成的损害，实际上远不止数万。如今承蒙圣恩，体恤民生，修复水利，应当仰请圣上施行仁恩，免除粮额，按照西湖旧有界址全部清理出来归还湖面，除去堵塞，疏通水源，以留下万世无穷的利益。以前种植的桑树、柏树等，可以移栽到附近堤岸，也可以移栽到其他地方，以便取得花息，一切听凭百姓方便。至于现存湖址二十二里四分有余，合计里外湖面一万一千三百一十五亩有余，其中淤浅、硬沙、葑滩共三千一百二十二亩，应当把浅涸处挑深，把淤塞处疏浚，铲除葑草，恢复原有湖址，使湖水流通。其次序是先疏浚里湖，后疏浚外湖；先挖坚硬的土，后挖淤积的葑滩。深浅则有的五六尺，有的三四尺，分别根据湖面的地势来挑挖疏浚。淤泥和葑草则雇用小船搬运，堆筑在各处旧堤上，使堤岸加宽加高，以巩固堤基。保护方面，则沿堤打桩编竹，不让淤泥坍塌到湖中。里湖各座桥都修建闸门，随时启闭，不让沙土流入湖内。任用人员方面，则命盐驿道会同府、县佐贰官，诚心办理。工程费用方面，则命布政使会同盐驿道，把府、县原先估算的数额重新丈量查勘，核实节省后造册详细报送抚臣核明，具题请旨，酌量动用海塘捐监银两，于今年秋收后开工。抚臣就近随时察看督促，工程完成后，立即交给盐驿道每年查看管理，使西湖永远不致淤塞。这样，西湖的水就不必担心干涸，而仁、钱、海三县的民田也能防备旱涝，亿万百姓将永远受益，对国家财政和百姓生计确实大有补益。这篇奏疏全部载在《西湖志》中。谨按：乾隆二十二年，又奉谕旨，不许民间侵占湖面；经疆臣亲自查勘测量后，把侵占开垦和淤浅的滩地逐段勘察清楚，分别视其是否妨碍水道，酌情办理。

译统计展复小有天园以西、一天山脚下、金沙港庙后、锦带桥内湖、钱塘门以南、清波门西首长桥等处，共清理出妨碍水道的淤滩约一里多，全部刨挖后归入湖中。已经形成田地的，一概免于刨挖；小民栽荷养鱼的荡地，只允许用竹箔拦隔，以保持水道畅通，不许私自筑土埂，给日后侵占开垦制造借口。其中，把小有天园门前圈占的水荡清理出来，修筑马头；又在柳浪闻莺处，把即将开挖圈占的土方筑成一道堤，长一百余丈，直到涌金门马头，用来作为界限。其余弯曲不齐的地方，全部裁直，把淤滩开挖疏浚，使水道深而畅通。现在实测湖面已有二十一里二分，比从前清理出了多于一里。湖的四面都立石永远禁止侵占。不许再行侵占。每年责令地方官丈量检查一次，如有越界侵占，立即押令刨除废弃，并按条例治罪。所有免于清理的田亩、地荡，分别酌量征收租税，解送盐驿道储存，作为每年修缮西湖的费用。清理出来的堤岸，全部按照苏堤的式样，沿岸栽种柳树，以杜绝小民侵占。乾隆二十七年，又经委员丈量查验后上奏。由此可见，两朝圣人恩德深厚，像天地覆盖承载万物一样，时时挂念百姓的疾苦；使湖水长久流通，确实是东南地区赖以获利的事情。自从兵火以来，名胜之地化为灰烬，有心治理水利的人，应当能够加以修复，使它恢复原来的景观。◎玉户开种。《后汉书·襄楷传》记载，襄楷上给桓帝的奏疏说：“从前宫崇所献的神书，专门以奉行天地、顺应五行为根本，也有使国家兴盛、子孙繁衍的办法；其文字容易明白，与经典相互参证，但顺帝没有实行。”章怀太子注说：“《太平经典·兴帝王篇》说：”有人问：“如今为什么生子的人少了？”天师说：“你问得好！只是施行的方法没有掌握它的意义罢了。假如让施行者对方想要生子，就打开她的玉户，把种子施放在里面，这就像春天把种子播在地里一样，十次施行十次都能相应而生。若施行不在适宜的时候，就像十月把作物种在地里，十次施行十次都全部死亡，本来就没有能生长的。真人若想进一步知道其中确切的道理，如今没有孩子的女子，即使每天在其中施行一百次，仍然不会生育。没有得到适宜生长的地方，就像这样。因此古代的圣贤不随意把种子施放在不能生长的地方，这叫作种子灭亡，耗尽精气却什么也生成不了。如今太平之气到来，有些人仍不能生子，反而断绝天地传续后代的根本，使国家人口减少。”等等。按语：所谓打开她的玉户、把种子施放在其中，这些话已经近于淫秽；至于说没有孩子的女子每天施放一百次仍不能生育，又说没有得到适合生育的地方，又说圣贤不随意把种子施放在不能生长的地方，那么试问怎样才能得到适合生育的地方？” 怎样才能得到不应随意施放的地方？这是何等的事情，却想让君主去实行它？岂不是几乎要讲授容成氏的房中术了吗？况且襄楷的奏疏一处说“陛下的嗜好欲望不能戒除”，又一处说“陛下宠幸淫荡女子和艳丽妇人，搜尽天下美色”。既然把嗜欲、淫艳视为应当戒除的事情，却又劝桓帝阅读宫崇的书，说它可以使子嗣增多，这究竟对不对呢？襄楷熟习天文阴阳，逐条陈述天象，使桓帝因此恐惧而修身反省，这还可以；但又夹杂不合经典的言论，那就真是妖妄荒诞了。◎双双。《春秋·宣公五年》：“冬天，齐国的高固和子叔姬来了。”《左传》说：“这是冬天来归还马匹。”《公羊传》说：“大概是因为他们成双成对地一同到来吧？”孔颖达说：“按礼法本应派使者前往，不应亲自前往，所以《春秋》经文和传文都详细记载这件事，用来表示讥刺。”浚师按：高固以威势逼迫而求婚，记作迎娶叔姬，是讥刺他本来不应迎娶却迎娶了。记载“和子叔姬来”，是讥刺他们本来不应来却来了。所谓成双成对地到来，不过是说高固为什么要和妻子一同来呢；这与《左传》所说“来归还马匹”四字，都是在言外寄托讥讽，措辞极其明显。可是唐代徐彦的疏却说：“旧说双双这种鸟，一个身体有两个头，尾部有雌雄，随意交配，常常不分离，所以用来作比喻。”这大概是因为何休注说“成双同行，成对而来，像鸟兽一样”，于是附会出来的说法。然而旧说究竟出自什么人，徐彦并没有明确说明。考察《山海经》，其中说：“南海之外，赤水以西，流沙以东，有三只青色的兽并在一起，名叫双双。”郭璞注说：“意思是身体合为一体。这就是《公羊传》所说的‘双双而俱至’。” 徐彦所依据的就是这些说法。然而《山海经》的记载与徐彦的说法并不相同，拿它来解释经文，实在荒唐奇怪到了极点。本朝刘逢禄、凌曙都精通《公羊传》，对于这类地方却一句驳正的话也没有，这是为什么呢？刘安世说：“读《春秋》的人，认为《公羊》《穀梁》《左氏》三家都不可信；其实并不是三家不可信，而是那些不善于解释经书的人使人产生了不信任。”苏轼说何休是《公羊传》的罪人，我认为徐彦也是何休的罪人。（按：星家把心星衍说为狐，《二十八宿真形图》中说心星有雌雄两种形体。《异物志》说：“灵狸一个身体，自身就是夫妇，所以能够迷惑人。”《山海经》说：“有一种鸟，形状像乌鸦，身有五彩而带红色纹理，名叫奇▯余▯，自身具备雌雄，吃了它就不会生恶疮。有一种鸟，形状像雌雉，身有五彩纹理，自身具备雌雄，名叫象蛇。”又说：“▯爰之山有一种兽，形状像狸而有长毛，名叫类，自身具备雌雄。”又《唐韵》注说：“有一种鸟名叫炎▯离▯，能够自身具备雌雄。”又《物理小识》说：“《庄子》注说类自身具备雌雄，就像佛经所说的半变一样。” 如今广东出产一种兽，我曾亲眼见过它，全身长着斑纹毛，名叫不求人，自身具备阴阳，恐怕就是灵狸。天下如此广大，什么东西没有呢？把它记载下来，以扩大奇异见闻。如果解释经书时拿这些来作证，污辱圣人的著作，哪里能够数得清罪过呢？因此谈论双双时，顺便把它附记在这里。）

译◎八蜡。《礼记·郊特牲》说：“蜡祭时，以先啬为主神，并祭祀司啬。祭祀百种作物，是为了报答农事的功劳。祭享农神，以及邮、表、▯▯、禽兽，这是仁德达到极点、义理尽到极致的表现。古代的君子，对于凡是为自己效力的事物，都一定报答它。迎请猫，是因为猫吃田鼠；迎请虎，是因为虎吃田野里的猪。把它们迎来加以祭祀。祭祀堤防和水沟，是为了报答它们所起的作用。”《黄氏日钞》说：“八蜡：一是先啬，二是司啬，三是农，四是邮表▯▯，五是猫，六是虎，七是坊，八是水庸。”山阴陆氏把它读作“祭坊与水，庸事也”。其中的“庸”，是指如“民功曰庸”的“庸”。按：徐师曾说郑氏删去百种而增加昆虫（郑玄注中并没有这句话）。方氏也删去百种，把猫、虎分为两项；张子采用百种，并把它排列在末尾，认为学者不相信经文而相信注说；若定为先啬一、司啬二、百种三、农四、邮表▯▯五、猫虎六、坊七、水庸八，似乎也说得通。然而依我看来，孔颖达疏说：“邮，是像邮亭、屋宇一类的处所；表，是田边；▯▯，是指与井边相连的▯▯。”这样看来，邮、表、▯▯实际上是三件事。“古代的君子”以下几句，是进一步说明上文各项祭祀的意义；坊与水庸似乎已经包括在表、▯▯之内。不如把主啬列为第一，司啬列为第二，百种列为第三，农列为第四，邮列为第五，表列为第六，▯▯列为第七，禽兽列为第八，这样较为公平允当。孔颖达的疏不是说过吗？“禽兽就是下文猫、虎一类。”那么，凡是帮助农田消除祸害的，都包括在内了。如今如果只把猫、虎合为一项，或者把猫、虎分为两项，那么“禽兽”二字就没有着落了。王白田认为《集说》仍然记载旧说而不采用张子的说法，是错误的；近人俞荫甫引用《周礼·大司乐》注，说禽兽所包括的范围很广，却不敢明确断定禽兽就是八祭之一，这些说法似乎都没有深入体会“古之君子”这一段。总的说来，蜡祭这件事，古今一直没有定论。乾隆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奉上谕：“国家崇尚报答神明的典礼，明白地洁祭并开始荐献，考订议论都很周详。凡是有关祭祀典礼的，各种神灵都按等级得到祭祀。比如雩祭等礼，关系到农桑，近来又恢复议行。有应当举行的礼仪就不废止，都是为了百姓。近年以来，诸位臣工常常请求举行蜡祭，朕追念旧制，斟酌古今，认为其中有些问题应当慎重详察。考察大蜡之礼，起源于伊耆氏，夏、商、周三代沿袭它，用来报答万物成熟的功劳。它虽然见于《诗经》，在《礼记》《周官》中记载得很详细，但古代制度年代久远，传文和注释又互相错杂，很难折中裁定。所谓八蜡，有的把昆虫列入其中，后来的儒者认为昆虫会危害庄稼，不应当与之一起祭祀。《月令》说：“向天宗祈求丰年，这就是蜡祭。”注说：“日月星辰就是所祭祀的对象。”这样看来，又不是八种神灵。至于说蜡祭是聚集万物、逐一求取它们前来享受祭祀，那么神灵的数量就非常多，更难确定。况且蜡祭与腊祭的冠服各不相同，有人说腊就是蜡，有人说先蜡祭而后腊祭；这样看来，古代制度已经无法考察，始终没有确定的标准。至于后世，自汉代举行腊祭而不举行蜡祭，这种礼仪已经湮没。魏、晋以来直到唐、宋，时而举行，时而停止；有的沉溺于五行学说，甚至把天帝、人帝以及龙、麟、朱鸟都列入，祭位多达一百九十二座，议论者认为这距离先王的礼制已经相差太远。苏轼说：“迎猫，就是让猫充当尸；迎虎，就是让虎充当尸。”这近似倡优所作的戏谑。因此子贡观看蜡祭时说，一个国家的人都像发狂一样，因为这种习俗沿袭日久，行迹很像嬉戏。大概在南郊举行祭祀，已经不合古代制度；而蜡祭在四郊，则只有在顺应收成、庆祝丰收时才开始举行。这样加以衡量区别，内容纷杂琐碎，在义理上有所违背，在礼制上也不够周备，对神灵来说更显得亵渎。自元、明以来停止这一典礼，确实有难以举行的原因。何况蜡祭所祭的诸神，如先啬、司啬、日月、星辰、山林、川泽，如今都已经分别在各自的坛庙祭祀，原有的典章文献并没有缺失。即使民间在秋收以后停止农事、祭祀神灵以报答神恩，大体上也是借用了蜡祭遗留下来的意思，以尽乡里欢聚和和乐的情感；其中仍有吹豳鼓、击鼓的遗风，也都听任民间方便，从未禁止。因此，蜡祭本来就是在民间实行的，只是农夫聚集在一起，夹杂嬉戏，各自遵循本乡的风俗，起初并不要求他们遵守仪式文辞。如果朝廷议定祭祀，洁净斋戒、恭敬祭享，就必须严肃整齐，怎么会有一个国家的人都像发狂一样的说法呢？由此可知，这种祭祀即使在古代也是乡里相沿的旧俗，哪里可以把它确定为郊庙典礼呢？如果认为它只有祈求而没有报答，那么春天正月祈求谷物丰收，冬天又在圜兵举行祭祀，《礼记》说郊祭是隆重报答上天，又说万物都本源于天，隆重报本，怎么能说只有祈求而没有报答呢？何况春秋两季都荐献馨香，并且尊崇社稷；班固所说为天下祈求福祉、报答功德的礼仪，都记载在陈祥道的著作中，所谓大社、国社，也包含农民报答神恩的意义。如今社稷坛春秋两季举行祭祀，祈求和报答的礼仪已经完备。至于义理上近于重复、事情上又涉及不合经典的地方，即使交给礼部诸臣，也很难议定。因此，诸位臣子只是拘泥于古制，大多没有深入考察，所以特意降下这道旨意，使大家共同知晓。钦此！”恭敬地把这道谕旨读了一遍，儒生们纷纷提出的那些说法，也就可以不攻自破了。◎▯瓦瓦。《大清会典》规定，只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的府第才可以使用筒瓦。谨按：“筒”应当作“▯”，读音相同。宋太祖赵匡胤曾命有关官员为▯州防御使郭进修建府第，所有庭院厅堂都使用▯瓦。有关官员说，只有亲王、公主才可以使用这种瓦。皇帝大怒说：“郭进扼守西山超过十年，使我没有北顾之忧。我看郭进难道还比不上我的儿女吗？赶快去督促工役，不要胡说！”皇帝如此特别宠信将帅的事例，大多类似这样。王世懋《闽部疏》又说：“泉州、漳州一带烧山土制瓦，瓦都是黄色的，当地人认为海风能够把瓦吹走，便上奏请求使用▯瓦，居民的房屋都俨然像黄色屋顶。”如今粤东民居也因为害怕海风，多有使用▯瓦的，只是不敢用黄色罢了。粤地房屋过去一向覆盖蒲草，自唐代李齐物和杨于陵任节度使以后，才开始教百姓烧制陶瓦，以防备火灾。” ◎二分明月。徐凝诗说：“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元代萨雁门《寄李溉之》诗说：“天下三分秋月色，二分多在水心亭。”李溉名为▯，是济南人，所居住的地方在大明湖上，把湖中泥土聚积起来筑成亭子，可以环绕观览大明湖的胜景，给它取名叫“天心水面”。这样看来，济南也有“二分明月”的典故了。

译◎《梦观集》。我从海船商人那里买到《梦观集》六卷，由释如兰编次。按：梦观禅师名守仁，是富阳人，开始在四明延庆寺出家得名，后来住持灵隐寺。洪武十五年，被征召授予僧录司右讲经，很受尊敬礼遇。经过三次考核，升任右善世。母亲去世，朝廷赐给他镪钱办理殡葬。洪武二十四年，主持天禧寺，去世。方正学先生为他的诗集作序说：“五谷是用来解除饥饿的，水是用来解渴的。人人都知道五谷的作用比水重要，却不知道没有水，五谷就不能成熟；从养育生物的功用来说，水反而比五谷更为急迫。有水而没有谷物，那么鸟兽的毛血、草木的皮实，或许还可以用来治疗和养生；但没有水的地方，从来没有能够长久存在而不死亡的。文章和道也是这样。天下人都知道道比文章珍贵，难道知道没有文章，道就无从寄托，而文章有时比道更为急迫吗？周代衰微以来，老子、庄子等诸子阐发他们的学说，著书的人数以百计；只有佛教传入中国稍晚，但它的学说最为奇特。它宏大奇诡、深奥玄妙，是老子、庄子所不能比的。然而世上的学者常常喜欢阅读诸子的书，至于佛教的学说，除了特别笃信爱好的人，大多置之不理。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诸子的文章足以使人喜悦，所以人们尤其喜欢它们吗？佛教的旨意大概也很深远，只可惜翻译它的人不能修饰辞句。假如把它所说的内容详细翻译出来，再让善于写文章的人翻译润色，使它的文辞和布局与诸子相当，即使阻止诸子的学说在世上流行，也是可以的。它用各种方式诱导民众，难道仅仅如此而已吗？大概懂得道却不能写文章，缺点就在于杂乱晦暗，道理无法彰显；能写文章却不懂得道，缺点就在于荒疏鄙陋，不足以建立教化。二者都通晓并且都能达到的人，不是奇异杰出的人才做不到。我游历四方，和学习佛法的人交游很多；那些以懂得道自居的人，就拼凑民间鄙俗的说法，用来欺骗蒙蔽自己的门徒，言语污秽烦琐、轻薄猥亵，近似俳优戏谑之语，却说佛道本来就应当如此，不必讲究文辞；有人认为这样不对，他们就干脆抛弃佛教而不再理会，另有一些人则雕琢华丽的语言和婉转的文辞，以求取悦于世人，我心里十分厌恶并且非难他们。人们都讥笑我不喜欢佛教，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今年我经过钱塘，遇到普福大师仁公一初，他对佛道十分熟悉；他拿出自己的文章和诗作给我看，其中立论深厚醇正，不夹杂其他学说，文辞富丽却不流于诡异。即使我们儒家中善于作文的人，大概也不能超过他。” 我喜欢和他相遇，师父也乐于同我交谈，彼此意气相投，十分和谐融洽，竟忘了来路不同、居处相距遥远。道本来就没有穷尽，文章也没有穷尽，能够阐明这个道理的，难道只有古人吗？它幽暗却不是隐晦，茫然却不是荒诞，幽深微妙却不是昏昧；试着回去寻求它，我若没有所得，那就是师父得到了。”这段叙述在《逊志斋集》中没有收录，大概是因为先生散失的文章很多。梦观曾跟随东维子（杨维桢）交游，所以《题铁崖▯余山诗后》说：“世上没有扬子云，千百年来徒然为你。”又在《铁崖挽诗》中说：“旧日门生如今还有几人，空自下车拜谒马陵坟。”从这里也可以知道他的学术渊源所在了。集中各种诗体都具有清新俊逸的风致，没有元朝末年纤巧的习气。同时代的宗泐、道衍等人，彼此唱和，气势雄壮方面逊于宗泐、道衍，但风韵超过了他们。五言诗如：“雨后山谷中，龙随意横卧；晴日树林间，鹤一同飞翔。”“山川使齐鲁显得壮阔，银河流入青州、徐州。”“烟雾笼罩的村庄人声寂静，积雪小路上虎蹄印深。”“松风吹来，客人的枕边清爽；花雨飘落，洒在僧袍上。”“画意在沧洲之外，乡愁在夕阳旁边。”“溪上云彩如千顷白雪，松涛声带来满庭秋意”；七言诗如：“云雾消散，碧海与长天没有边际；波涛撼动金山，大地仿佛要浮起来。”“百宝也不如燕石珍贵，一文钱有谁肯买越江的清波。”“人因为久病而断绝交游，士人到了成名之时，反而难以决定出仕还是退隐。”“汉室将军手持一双玉斗，郭家天马身上的花纹斑斓。”“岩中僧人扫净千峰上的月色，山鬼迎风吟啸，使万壑悲哀。”“故人的消息寄来双鱼书，游子的衣裳寄托着寸草般的思亲之心。”“瘦骆驼▯▯地跟着燕地的草，归来的战马萧萧长鸣，认得汉军的旌旗。”“谪仙般的浩然之气逼临青海，贺知章般的清风充满鉴湖。”这些诗奇特超拔，不像僧人的口吻。他和御制《安南云水僧》诗六首唱和，其中有“这次出行哪里敢推辞艰险，一叶轻舟驶出浪涛堆”的句子，御笔改成“一叶帆飞白浪堆”，改动三个字后，上句中“艰险”的意义才贯通。明代高天纵的英气，足以使梦观折服。这部集子在《四库全书》的正存目中都没有收录。朱竹▯的《明诗综》只收录如兰，却没有梦观，实在令人不解。五百多年后又在海外得到它，确实值得珍藏。◎四库装函：《四库全书》的书，每部用两片香楠木夹在上下，再用绸带捆扎，外面用香楠木匣收藏。书面都用绢制成，经部用黄色，经解用绿色，史部用红色，子部用蓝色，集部用灰色；捆扎用的带子和匣子上所刻的书名，也都按照相应的颜色。见王葑亭通政（友亮）的《双佩斋诗》注。

译◎嘉鱼：“南方有嘉鱼。”朱熹《诗经集传》注说：“有鲤鱼的体质、鳟鱼的肌肉，产于沔水以南的丙穴。”袁仁《毛诗或问》说：“《埤雅》说：嘉鱼有鳟鱼的鳞，肌肉十分鲜美。意思是说它具有鲤鱼的体质、鳟鱼的鳞片，而且肌肉很美味。”如今却把“鳞”解释成鲫鱼的鳞，把“肌”归到上文。浚师按：《大清一统志》说：“大丙山在略阳县（陕西汉中府所属）的东南方，《蜀都赋》说‘嘉鱼出于丙穴’，注释说：‘丙是地名。’《寰宇记》说：大景山、小景山二山，“景”字本来写作“丙”，唐代因避讳而改写，二山都在顺政县（顺政，唐代属山南西道，宋代属利州路，就是今天的略阳）东南七十里。山势陡峭，山崖南北相对，高一百多丈。山上石头和草木覆盖在背阴的崖壁上。山北有洞，方圆二丈多，洞中有水潜流，乡人相传为丙穴。沮水从洞口流过，有人称它为大丙水。每年春季三月上旬，有鱼从洞中跃出，相传名为嘉鱼。”《府志》说：“大丙山、小丙山二山在沔县西北八十里。”《册说》说：“大丙山在略阳县南二十里，另外丙水在褒城县西北。” 《水经注》说：“丙水向上承接丙穴，产出嘉鱼，通常在三月出洞，十月入地。洞口宽五六尺，距离平地七八尺，泉水从上悬流而下，鱼从洞下钻入水中。洞口朝向丙方，所以叫丙穴，水向下流入褒水。”《寰宇记》说：“丙水源出褒城县西北的牛头山。”《舆地纪胜》说：“大丙水源出黄崖岭下。”《明统志》说：“水在沔县北八十里。”据此看来，今天谈论丙穴，应当说在陕西，不应当说在蜀地。广东肇庆府的首县是高要，也产嘉鱼，《一统志》没有记载。《岭表录异》说：“嘉鱼的形状像鳟鱼。”《广东通志》说：“它的头像老鼠，鳞片中含有脂肪，用猪油烤它，光亮如珠。”《岭南杂记》说：“它是鱼类中的第一品，广东其他鱼都没有味道；这种鱼出自石穴，大概吃乳状的水，所以肥美。”《广东新语》说：“农历十月初冬大雾开始出现时，嘉鱼才出来，必定出现在端溪、高峡之间。它的习性洁净，不进入浑浊的水流。它曾居住在石岩中，吃苔藓、饮乳水来养活自己；霜寒江清、潮汐不到时，才出洞呼吸雪水。” 在广东中部的大湘峡、小湘峡一带（大湘峡、小湘峡都属于高要县），嘉鱼十月出穴，三月入穴；如果西江水还没有上涨，那么到了四五月它还没有入穴。《粤中见闻》说：“四会地方（属肇庆府）的白荡，有一种鳞片柔细、甲壳肥厚、像水晶一样的鱼，也叫嘉鱼。”《虞衡志》说：“梧州火山的嘉鱼形状像小鲥鱼，都与高峡出产的嘉鱼不同。”详见《高要志》。《云南记》说：“雅州丙穴出产嘉鱼。”大概嘉鱼并非只产于一个地方，而对“丙穴”的解释，有人认为是丙日，有人认为是地名，有人认为是洞口朝向丙方，直到现在也没有定论。高峡出产的嘉鱼，颜色洁白如玉，肉也肥嫩，入口像豆腐一样。但美味虽美味，只是不耐咀嚼罢了。浚师又按：《诗经·九罭》说“鳟鱼鲂鱼”，传说：“是大鱼。”《尔雅》注说：“鳟鱼像蹲子鱼，眼睛红。‘鳟’音同‘蹲’，上声。”《毛诗陆疏广要》说：“鳟鱼像鲲鱼，但鳞片比鲲鱼细，眼睛红，有许多细纹，是鱼中味美的。”《埤雅》把嘉鱼的鳞片比作鳟鱼鳞，颇为不错误。至于鲫鱼，颜色黑，身体短，腹部大，脊背隆起，与嘉鱼完全不像。至于朱熹所引用的文字，山阴陆氏也引用过，只说：“鲤鱼的体质、鳟鱼的鳞片，肌肉鲜美。”其中并没有“鲫”字。它的原文其实出自任豫的《益州记》，见于《文选》注。袁氏驳斥晦翁时只知道陆佃的《埤雅》，同样失于没有考察。◎凌廉使先世父《蔗余偶笔》说：“王子安的《滕王阁序》、范文正的《岳阳楼记》，都是胜地配高文，使江山增色。我朝凌泉庄廉使、翁覃溪阁学所书的《序》，张文敏所书的《记》，也都刻在屏风上，确实是三绝。”浚师按：“汪师苕太宰（由敦）的《松泉诗集》中有《题凌观察课耕祷雨二图》绝句说：‘东边田间西边陌，田亩纵横；布谷鸟声中，长官巡视而行。谁知道廉使威严如霜，老幼扛着锄头笑着迎接。’‘珠帘般秀美的诗句，银钩般遒劲的笔法；这件胜事流传在杰阁之中。砚池中还飞出甘霖，不必再作文章来仿效坡公。’第二首就是指刻有《序》的屏风。廉使名讳▯寿，康熙癸巳年中举人，由内阁侍读升任御史，巡按北直，出任陕西粮道、江西按察使。他擅长书法，直逼晋人，诗文也各有师法。兵火之后，保存下来的东西很少了。道光壬寅年，浚师在县城，往来于公署之间。绮园姑丈（树藻）是廉使的玄孙。案头有一方廉使旧日镌刻的“凤阁侍读”印章，是昌化血沁石，光泽温润如玉。有一天他拿来见赐给我，又附送廉使在江西自行烧制的鸡雏待饲酒杯四件。如今所称的凌磁，质地晶莹洁白，鸡的花冠、金色爪子都神采奕奕，俨然像瓯香馆的设色画。我把它们珍藏在箱笼中，视之不亚于金玉。” 乙卯年进京时，唯独忘了把这个箱子带出来，竟然被贼毁掉了。直到今天想起这件事，仍然感到愤懑。后来浚师冒充侍读，曾经仿制廉使的印章，托栩斋镌刻；但石料既不好，篆刻技法更远远比不上原印。我县自国初以来担任侍读的官员，廉使以后，只有浚师接任。我私下感叹，姑丈把这些东西赐给我时，似乎预先成了一个小小的征兆。真奇异啊！

译◎蒙古、吉林风土：高宗纯皇帝《御制诗》二集，有《蒙古》《吉林土风杂咏》各十二首。写蒙古时，咨询考察部落的风俗；写吉林时，恭敬追念兴京的旧规。每首都因事命题，分别写有简短序言，并不只是供吟咏、备考证而已。诗作大多不全文刊载，这里恭敬抄录它们的题目，使乡里的读书人不能看到并诵读全集的，也知道我国使之臣服的地方，以及我国开创基业的地区，不仅远远超过刘邦、李渊，而且还超过了豳、岐。蒙古诗题第一首是《乳筒》，序说：“用兽皮制成，底部平坦、下部宽大，上部稍尖，把乳汁挤入其中，取用和携带都很方便。”第二首是《荒田》，序说：“农业生产不是蒙古的本业。如今太平日久，所到之处多依山开田，播种以后就四处游牧、射猎，秋收时才回来；除草、松土等农事技术，都是不讲究的，俗话称作‘靠天田’。”第三首是《鄂博》，序说：“蒙古不修建祠庙，山川之神显著灵验的地方，就堆石头形成山丘或坟冢，悬挂布帛来祈祷；报答神灵、举行赛会时，就竖立木头作为标志，叫作鄂博，经过的人没有敢冒犯的。”第四首是《革囊》，序说：“用皮革制成，代替筐、▯、罂、盎等器具，食物无论大小都能装入；出行汲水时有时用它储水，渡过河流时就夹在肘间，冲过急流渡河。” 有时称作皮馄饨，大概只是俗称。”第五首是《柴车》，序说：“从山中取材，不加雕刻砍削，车轮、车辕大致具备，用牛来驾车；行走时发出嘎嘎声，像小船划行时的欸乃声。”第六首是《骨占》，序说：“烧灼羊的肩胛骨，根据裂纹征兆来窥测吉凶，就像古代用龟甲占卜。”第七首是《马竿》，序说：“小马驹还没有套上羁绊，放纵奔驰，无法捕捉，就用长竿系上绳索把它牵制过来，蒙古人最熟悉这种技艺。”第八首是《儿版》，序说：“孩子出生后还在襁褓中，就让他躺在木板上，用熟皮带束住双臂，靠在毡庐的墙边；哭时就摇动木板，迁居时就把它悬挂在▯▯装的后面。”第九首是《灰简》，序说：“削木制成两片简，用熟皮带编联起来，在中间稍微挖空，涂上油再撒上灰；写完字后擦掉，再重新撒灰使用，有古代漆书的遗风。”第十首是《竹笔》，序说：“蒙古出产毛和笔锋，却还没有扎制毛笔的方法，于是削竹削木，蘸墨写字。”第十一首是《口琴》，序说：“形制像铁钳，中间穿一根铁丝，含在牙齿之间，用手拨动铁丝发声，曲调婉转顿挫，具有筝、琵琶的韵味。”第十二首是《转经》，序说：“蒙古人奉佛极其虔诚，在木轮中贯入铁轴，使它能够转动，把梵文经典集中放在轮子中间；大的用木架支撑，用手推动，小的拿在手中摇动，旋转起来快如风。据说转动一次的功德，等同于手持经书诵读一遍。吉林诗题第一首是《威呼》，序说：“把大木头挖空做成船，船舷平直、船底圆，船头尖、船尾长；大的能容纳五六人，小的能容纳二三人。把木头两端削成桨，一个人拿着它，左右划动船桨，快速得像飞行。”第二首是《呼兰》，序说：“利用中间空的树木，把它挖通，截成独根木柱，竖在屋檐外，把炕烟引出去。上面覆盖荆条筐，旁边留空洞让烟出去，雨雪不能进入，家家都是这样。”第三首是《法喇》，序说：“像车却没有轮子，像榻却没有足，覆盖着席子像个龛，引着绳子像驾车，适合在冰雪中行走，俗称扒犁，因为底部平坦像犁。这大概只是当地人对汉语的称呼。”第四首是《斐兰》，序说：“弓箭的技巧，从儿童时就学习。小孩子用榆树、柳树做弓，叫作斐兰；削荆条、蒿秆作箭，剪雉鸡羽毛、野鸡羽毛作箭羽，叫作钮勘。”第五首是《赛斐》，序说：“古人吃饭都用匕，喝羹才用勺。当地旧俗使用木匕，长约四寸，曲柄，末端宽大，仍保留古制。”第六首是《额林》，序说：“把横板搁置在屋檐、梁栋之间，用来储放妆奁、箱箧、瓶罂等各种器具，也兼有几案、柜匣的用途。” 第七首是《施函》，序说：“砍木做成筒，顺着木材的自然形状，中间挖空来容纳物品；储水、酿酒都使用它。与那些捆铁、编篾、拼接木片制成的器具相比，天然质地更好。”第八首是《拉哈》，序说：“在土墙堵之间缀接麻草，向下垂出边缘用来施加泥灰，这是建国初年在过涧、芮鞫之间流传的旧俗。”第九首是《霞绷》，序说：“用蓬草梗作骨干，把谷糠捏成团并和上油脂涂在上面，用来代替蜡烛。点燃时发出荧荧青光，烟聚集如云，俗称糠灯。”第十首是《豁山》，序说：“夏秋之间，把腐败的苎麻、楮树纤维捣碎，放入水中浸沤，制成纤维，沥在芦帘上摊匀晒干，纸张坚韧如皮，称为豁山。凡是纸和笺，都以此为名。”第十一首是《罗丹》，序说：“是鹿的蹄腕骨。旧俗把蹄腕骨随手摊掷作为游戏，根据它仰、俯、横、侧的姿态来判定胜负。小的用獐骨，大的用鹿骨，光泽如玉；儿童和妇女围坐在一起，投掷取乐。用薄圆石击打它，就叫作帕格。”第十二首是《周斐》，序说：“桦树的用途在于树皮，厚的有一寸，把它取来建造房屋，上面覆盖作瓦，旁边用作墙壁、门和窗；质地轻，施工省力，追逐野兽时可以经常迁移。山中出产的东西多得无法全部使用。”又恭敬读到《赋板升》七言古诗一章，序说：“蒙古语中把毡庐叫作格尔，把土瓦房叫作拜牲。板升大概是拜牲的讹写。毡庐是他们的旧俗，而土瓦房则是近代才有的。内地流民来到这里，大多仍然住屋。明朝末年因此把它视为苦事，大概是因为把板升看得俨然如同害怕瓯脱一样。”谨慎地一并记下。◎“家”的读音为“姑”：《诗经·豳风》“我还没有家室”，与“上据、荼、租、<疒者>”押韵；《小雅》“恢复我的邦家”，与“上樗、居”押韵；“家”都读作“姑”。《左传·襄公四年》中，魏绛回答晋悼公，述说虞人的箴言：“武力不可重复使用，用兵不能在夏家扩张。掌管苑囿的兽臣，谨敢把这些话告诉仆夫。”其中“家”和“夫”也押韵。陆德明《经典释文》没有收载。

译◎郭元登临淮（今改为乡，属凤阳县）：郭登，字元登，是武定侯郭英的孙子。正统年间起家，因麓川之功，历任都督佥事，镇守大同，封为定襄伯。英宗复辟后，戍守甘肃。宪宗成化初年恢复爵位，成化八年去世，追赠侯爵，谥号忠武。事迹详见《明史》本传。郭登七岁就能作诗，后来成为将领，能够抚慰体恤士卒，廉洁而崇尚谋略。也先进犯京师时，郭登率领所属部队，并召集忠义之士，从雁门入援，先用蜡书飞马报奏，大略说：“敌军骑兵长驱直入，三关失去险要，贼军滞留内地，造成的祸患不可轻视。臣如今把官军和民壮全部发动起来，入京护卫宫阙；京城的军队从内部攻击，臣的军队从外部攻击，使贼军有腹背受敌的忧患，首尾不能救援的危险。”又说：“忠诚发自内心，岂敢忘记报国之心；成败在于上天，臣不辜负做臣子的节操。”奏章上呈时，贼军已经退去。郭登又上疏说：“敌人虽然退回去，离边境并不远。传报说黄河已经结冰，而且正向延绥进发，青草渐渐长出后，可能再次侵犯京城。这件事虽然未必属实，情势却也值得怀疑。”又说：“以诚意推心置腹地对待下属，空出席位寻求贤才。扩充天理、克制人欲，以成就圣学的功业；亲近君子，疏远小人，以此来收揽天下人的希望。”景帝曾下优厚的诏书加以褒奖。他曾对贪赃的官吏危害百姓深感愤怒，上疏说：“太平日子久了，人心骄纵放逸。在任官者已经没有廉耻之心，主持政务者只是一味放纵贪婪的欲望。于是酿成污浊的风气，以致边疆发生祸患。”他所说的话，完全不愧为古代的良将。我著有《联珠集》。《咏枭》一首，朱竹▯称赞它正直，并兼有张、王、韩、杜诸家的长处。浚师读到其中“哪里会有毒死人的羊叔子，可怜忧国的贾长沙”这两句时，正值时局艰难，便慨然表示愿以身许国；把它比作《小雅》，实在并不过分。李东阳只说明代武臣中能作诗的，没有超过定襄的；试取他的诗与其他登临诗比较，难道是东阳等人所能企及的吗！现在就浚师所知道的，略记在这里，以补《明史》的缺漏。郑晓的《吾学编》没有为登立传，也实在是疏忽了。◎康斋的出处。朱竹▯先生《静志居诗话》说：“龟山出仕是由于蔡氏，这还不足以成为龟山的污点。康斋由石亨荐举，对康斋又有什么损害呢！只是鹤书一到，他就急忙命弟子在迎恩之桥、彩云之山表彰恩德，建造皇华天使集庆之亭，焚烧菱角、撕裂荷叶，只怕行动不够迅速；又为石亨的族谱作跋，自称门下士，这就不是龟山在道义上所屑于做的事了。他的诗也庸俗低劣，不仅比不上白沙，就是和定山相比也远远不及。”浚师谨按：《明史·儒林列传》说：“吴与弼，字子傅，崇川人。正统年间，山西佥事何自学、御史涂谦、抚州府知府王宇都曾经上疏荐举他；景泰年间，御史陈述又荐举他，但他都没有出仕。这样看来，他对于出仕或退处，考虑得已经很周详了，为什么忽然在将近七十一岁时，听说石亨要提携自己，便欣然动身，不顾猿惊鹤怨呢？《四库提要》说：”与弼在舆论方面颇有不同看法。尹直作《琐缀录》对他尤其用力诋毁，虽然不免带有恩怨之人的说法，但他确实为石亨作过族谱跋，称‘天顺戊寅七月二十一日，门下士崇仁吴与弼拜’。看这篇文章如今载在第十二卷中，绝不是尹直窜改添入的。陈维新的序引用薛▯受到王振知遇的事来为他解说，刘世节的序又引用孔子想见佛▯的事来为他解说，但终究不能使天下人的疑问得到满足。他讲学的功夫，在《日录》中有充分体现。第一条就说乙巳年梦见孔子、文王，第二条又说梦见朱子；后来又说丙子三月初一日梦见拜访朱子，五月二十五日夜里梦见孔子的孙子奉孔子之命前来拜访；辛巳日饭后困倦而睡，梦见朱子父子来访。这还可以说是仰慕到了极点，因内心所想而产生梦中形象，从道理上说也许是有这种可能的。至于说新居种了竹子，夜里回来时，他的妻子也梦见一位老人带着两个随从，说孔夫子到这里来拜访，这岂不是他的妻子在戏弄嘲笑他，而吴与弼自己却没有察觉吗？看他所说的到处都感叹圣人难以学习，又说一心一意学习圣人，克服自己不像圣人的地方；他把自己看得如此之高，真可以说是长期借用圣人的名义而不肯归还，谁知道他未必不是这样呢？何乔远《名山藏》说：吴与弼有个弟弟嗜酒而不检点，祖父的几亩田全被夺走。吴与弼回来后，用别人赏赐给他的金钱开垦荒山下的田地，把它作为祭祀费用；他的弟弟又谋划把田卖掉。吴与弼到郡守那里控告，郡守张璜是个傲慢待人的人，便把吴与弼传到庭上。吴与弼摘下帽子，束好腰带，以平民的礼节拜见。” 张元祯听说后写信，准备把这件事告诉素王孔子，击鼓声讨他的罪过；虽然最终没有送达，但吴与弼不久就后悔了。“这段话写得委婉含蓄，所谓不直接下一句议论，却自然显出褒贬。黄宗羲《明儒学案》把康斋列为首位，竭力驳斥各种诬蔑他的说法；娄谅作《康斋行状》，竟想把他比作朱晦翁之后第一人。娄谅固然是在维护师生情谊，黄宗羲为什么也要曲意为他辩护呢？（康斋的父亲名溥，字德润，建文二年会元，官至编修；永乐初年升任修撰、国子监司业，历经二十年没有升迁，有《古崖文集》。娄谅作《康斋行状》，叙述他的父亲只说是司业，不说他的出身，难道也是因为他在革除之际有所惭愧，所以替溥隐讳吗？又按：元顺帝时，杞人范孟图谋不轨，抓住大都路儒学提举归▯，让他到北方守卫黄河口，归▯竭力拒绝，不肯服从。归▯的同乡吴炳曾经以翰林待制的身份被征召，但没有起身。贼人召他任司卯酉历，吴炳害怕，不敢推辞。当时人说：‘归▯出了锋芒，吴炳便没有光彩。’像康斋这样的人，大概也属于吴炳一类吧。吴氏怎么竟有这么多徒有虚名的士人！陈迈《敬学录》说：‘康斋接受石亨的荐举，就是所谓没有按照正道行事。’ 到了京城却三次上疏辞官，哪里比得上根本不赴任更高明呢。”如此等等。也可以说是既委婉又严厉了！●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