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俨山外集卷二十）

译凡是门匾上的题字，各有需要避讳忌讳的地方。字形、字音和点画之间所招致的吉凶，也不能说完全是无稽之谈。我们乡县衙门前过去有四座高楼，楼上横架着用来栖放更鼓的设施，都称为鼓楼。嘉靖初年，被飓风吹折。当时莆田人郑洛书启范任县令，用绰楔替代它。我为他题写“百里弦歌”四个字。后来启范被召回去，便改成“东南壮观”。从此以后，县里的僚属都缺少清白声誉，只有常应文汝实还算如此。常应文是我的同年，也是守徳的儿子。他因办理民事而离任，使我想起正徳壬申年秋天，我以翰林编修身份出使淮地，经过我们府时，陈威民望任知府，把谯楼上的匾额更新为“壮观”二字。同知王卿是陜西人，颇有意按照知府的意思题字，愤然对我说：“为什么叫作‘壮观’？按照我们西边人的说法，这可是赃官啊。”我们相视一笑。我返回时，从饶州到富阳，陆路经过萧山，进入绍兴，在家中拜访吏部尚书海日公王先生。先生名华，字徳辉，是辛丑年状元，新建伯守仁的父亲，也是我乡试时的座主。当时广东人梁乔任知府，王先生陪我进入府衙去拜访他。梁乔恰好外出，王先生握着我的手登上越王台，观看兰亭石刻，回来经过厅堂，指着匾额上“牧爱”二字，笑着对我说：“往年戚编修澜文湍回来时，曾对当时的知府说：‘这块匾完全可以撤掉。’我从下面仰头看它，原来是‘收受’二字啊。”这话似乎含有讥讽之意。我心想，这正可以对照我们这里的“壮观”，都是一个字音对应另一个字形。如今街市之中，凡是人家大门正对道路的，必定立一块碑，题作“石敢当”，大概是用来压胜避邪的说法。俗语讥讽做事忽略草率，有一句说：“走马看石碑。” “右取富”这句话，我昨天和方伯戴鲁溪通信时，在路上遇到南浦驿的驿丞，偶然命他说：“有从京师来的使客，可以访求一本《七政历》。”驿丞于是写成“漆正录”，到处寻找这本书。我们相互拍掌笑道：“‘漆正录’正好可以和‘右取富’相配。”这也是字音相同而字形讹变，偶然记下此事，用来增添雅谑。甲午闰二月六日，我和众人在都司一同为诏使饯行。戴、陆两位方伯和我一同出席。申时，看见五色云彩出现在太阳上方，形状像飞翔的凤凰，羽毛一簇簇的，文彩灿烂，俨然像垂下翅膀回头的形状。到了都司厅堂，和三司诸位官员还在一同观看，云彩才散去。第二天，都司刘永昌从浙江调往四川，路过豫章。我在浙江任职时曾与他共事。他一见面就问我：“先生昨夜曾观察昴宿吗？有一颗星侵犯了它，那是什么星？”我说：“应当是金星，昨夜没有等候观察它。”当天晚上我们在滕王阁饮酒，天气晴朗，星月明亮，果然是太白侵犯昴宿，但它离开得很快，已经距昴宿六七寸多了。不过它的光芒仍然灿烂而有气势，应当是边疆战事取得了捷报。” 朝廷必须先有《关雎》《麟趾》所体现的意旨，然后才可以施行《周官》的法度；士大夫必须先有浴沂风雩般的情趣，然后才可以收到整饬纲纪、振兴文章的治理效果。永乐四年，朝廷听从解缙的请求，召回礼部尚书郑赐，命令他选拔通晓典籍的人，分赴各地搜求考察遗失的书籍。太祖高皇帝在壬辰年六月起兵，乙未年攻克太平，首先任用陶安。到己亥年，召胡翰、戴良等儒士到省中，每天命二人进讲经史。庚子年夏，设置儒学提举司，任命宋濂为提举，派世子接受经学教育。癸卯年五月，设置礼贤馆，用来安置陶安、夏煜、刘基、章溢、宋濂、苏伯衡等人。太祖倾心于文儒之士，统一天下的气象已经逐渐显现出来了。在此以前，丙申年，中山武宁王攻下镇江，得到徐从龙，太祖非常高兴，立即命朱文正带着白金和彩绸前往聘请。徐从龙和妻子陈氏一同前来，太祖亲自到龙湾迎接他们入城。当时太祖住在富民陈彩帛家，于是邀请徐从龙来，两人把心里话全都说了出来，没有任何隐瞒。后来太祖把元朝旧御史台改为府，让徐从龙住在西华门外，无论事情大小都同他商议，常常用竹板相互问答，关系十分亲密，左右侍从都不能理解其中的内容。太祖最后称他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每年徐从龙生日，太祖和世子都赠送礼物，有时还亲自到他家与他宴饮。后来徐从龙的儿子徐泽去世，他请求告假回镇江，太祖出城相送，与他握手道别。这年冬天，徐从龙也病逝了，享年七十多岁。太祖听说后十分震惊悲痛，当时正督军来到镇江，亲自抚摸他的棺木哭悼，并命有关部门营办丧葬，救济抚恤他的家属。在各位儒臣中，始终受到太祖优厚礼遇的人，没有谁超过徐从龙。徐从龙字元之，是洛阳人，在元朝做官做到江南行台侍御史，恰逢战乱，避居镇江。《挥麈录》记载：母昭裔贫困时，常常想借阅《文选》却借不到，便发愤说：“将来如果我显贵了，一定把它雕版刊印出来，留给求学的人。”后来他做到宰相，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话。这件事同冯道刻印书版相比，究竟谁在先、谁在后呢？我往年被贬到延平，北归时住在建阳公馆。当时薛宗铠任县令，我和他在后堂轩小酌。这一年闽中下了大雪，四周山岭一片洁白，而一株芭蕉横映在白墙上，盛开着红花，名叫美人蕉。世人称王维所画的《雪蕉图》构思奇特，却不知道冒着大雪开花其实是现实中的景象。“珠光照乘”“玉价连城”似乎已经成为公认的说法，后世文人交互使用，也不妨碍名义和道理。比如枚乘说：“夜光之璧。”李太白诗说：“双珠出海底，俱是连城珍。” 朱子为《读诗记》作序时说：“现在看吕氏家塾的书，兼收并蓄各家说法，大事小事都不遗漏，融会贯通，浑然像出自一家之言；但对每一件事的训释、每一个字的意义，他没有不谨慎说明其说法来源的。至于按照自己的意见作判断，即使有时高出前人的见解之外，也总是谦逊退让，从不敢轻率议论前人。这才是真正的注释体例，后来有志于著作的人，应当反复体会。” 曾孙侯氏，四方正道全都得到施行。大夫和君子，以及众多庶士，无论身份大小，都没有不在君主面前任职效力的。因此举行燕礼并进行射礼时，既有宴饮，也有赞美。这首诗相传就是《狸首》的逸篇，内容颇为接近。元代练晦，是处州丽水县人，任松江府学教授。陈宁起初名叫陈亮，是茶陵人，官做到御史大夫，后来同胡惟庸一起被赐死。洪武二年，他以兵部尚书身份出任松江知府，执法严酷，人们称他为“陈烙铁”。

译九江德安县布政分司有一株松树，在驿站台的左边，树干粗到几个人合抱还抱不住，高度并不特别突出，但向西偏出的地方伸出一根树枝，形成伞盖状，曲折盘旋，像是人工做成的；从远处望去，又像鹊巢。当地人认为树中有茯苓，十分可爱，值得赏玩。古人说松树要生长千年才会形成伞盖状，果真如此吗？听叶子奇说：“松树有命根，遇到石头就会形成伞盖状，不一定要生长千年。”再次经过开先寺时，看到路旁有二百多株高大的松树，一条道路中树木森然，仿佛群龙腾起排列在那里；大的有几围粗，细瘦的也不低于一尺直径。相传是李后主所栽，也已经五百多年了。这些都是江西的佳木。李文达公说：“如今的士大夫不求做一个好人，只求做一个好官，风俗变成这样，大概是因为当权者造成的。为什么呢？有这样一个人，平日还没有显达时，士林都鄙视他；一旦通过求取得到一个好官职，人人都把这看作荣耀。先前鄙视他的人，如今却都敬重、喜爱他。想让人不去追求做一个好官，难了。有这样一个人，地位还没有显达时，士林都很看重他，他坚定自守，以向人求情为可耻，却未必能得到好官。至于原先被鄙视的人，一旦得到好官，众人反而敬重他；而先前被看重的人，如今反而被轻视。想让人追求做一个好人，难了。如今想改变这种风俗，在于当权者留心。如果不依据公论而得到好官的人，不改变众人先前对他的鄙视；没有得到好官却做了好人的人，不改变众人先前对他的看重，这样或许就可以了。”有人说：“恐怕还有更严重的。如今有这样一个人，追求做一个好人，因而失去了好官，众人便一起嘲笑他、鄙视他。有的人原先就不是好人，幸而得到好官，又想办法保住官位，于是凡是耸肩逢迎、谄媚陪笑、吮痈舐痔之类的事情，无所不做，众人却正好称赞他，不说他有才干，就说他善于同人相处。” 如今距离李文达去世还不到一百年，风俗已经如此，后来将会怎样呢？我说：“世道变化，确实会有这种情况；但按文达所说，宰相应当具备这样的气度。像您所说的那样，岂不是对人的责求太严苛了吗？况且君子进德修业的道理，只需看我自己如何立身罢了，哪里容得我把心思放在别人的赞扬或毁谤上呢？”于是记下这件事，用来警戒世俗。鄱阳湖边，百姓用巨大的罾网捕鱼，便在网底开一个洞，用竹篓盛鱼，再设置一个倒口的竹筒，使鱼能够进去却不能出来。上面装着辘轳，扬起网来查看有没有鱼；随着鱼逐渐被约束，刚离开水时还不停跳跃，后来又逐渐被约束着落入竹筒，筒中的水这才变得充足，而鱼却不知道死亡已经临近。把百姓陷入罪网，同这有什么不同？所以叫作法网。有些作品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但措辞有精巧和拙劣的不同。唐人说：“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可以说是痛快淋漓了，却不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沉着；又不如“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更加深沉婉转。我行经章江，经过武陵，观看江水上涨，对其中的意味颇有体会。宋朝建都北方时，每年上供的粮米有六百五十万，比我朝多二百五十万。宋朝的漕运从江淮进入汴河，颇为便利。所谓依靠东南六路供给，不知道那些地方同今天相比，地域的广狭究竟如何。如今人家池塘中养的鱼，鱼种都出自九江，叫作鱼苗，有的也称鱼秧。南到闽、广，北越过淮水、泗水，东到大海，都没有别的鱼种。大概是江河湖泊交汇之处，气候之气所聚集，每年三月上旬从水中舀取鱼苗，细得像头发一样，养在船中，逐渐长大，也有增减。鱼苗带来的利益很广，九江设置机构来征税。洪武十四年，钦差总旗王道儿等人来到府中，把渔民编入户籍，称为“涝户”。《余干新志》记载：至正十二年，彭翼在湖南起兵，派项普寿攻取饶州。吴塘人吴宏，字德广，聚集义兵将饶州收复。后来授任江南行省参知政事。至正庚子年，鄱阳院判于光攻取饶州，邓愈前去安抚他，于是向太祖通报归附之意。讨伐陈友谅时，军船停泊在康山，太祖幸临吴宏的营帐，登堂拜见吴宏的母亲，尽情欢乐后才离开。于是让吴宏代替邓愈镇守饶州。鄱阳人陈璜佩任副职，我的朋友吾松曾对我说：吴宏侍奉母亲最为孝顺。太祖从池州来，经过吴宏那里，拜见他的母亲，随即把她接回金陵，说：“她就像我的母亲一样。”吴宏舍不得母亲，于是献城投降。有人认为太祖用兵多有奇谋，这件事大概就是其中一例。《新志》虽然记载了拜见母亲的事，却把时间放在于光攻取饶州之后。陈璜佩的话应当有所依据。《新志》又说：饶州城也是吴宏修筑的，后来城池遭到攻围，吴宏一夜之间先拆毁自家的砖瓦石料，用来带头修城；各家也仿效他，不久城就修成了。这件事应当是同元朝左丞老老收复饶州时的事情吗？随手记下，作为考查参考。彭翼就是所谓的“妖彭”，至正十八年被陈友谅杀死。《俨山外集》卷二十 ●《豫章漫抄》四 （《俨山外集》卷二十一） 孔子赞美管仲的功劳，却认为他的器量不大。《春秋》记载秦国之事，却记录了穆公的誓言。即使百代以后也可以知道这些事情，本来只是圣人著述之外的余事，但他所持的论断却有许多平和宽厚的气象。宋朝灭亡后，出现了许多忠贞守节的人。评论者认为这是宋朝养士所得到的回报。当时，文山出生在吉州，叠山出生在信州，草庐出生在抚州。文山、谢枋得死去后，吴仕鲁斋居住在怀孟，容城居住在保定。鲁斋奉召出仕时，实际上经过静修；一个出仕，一个隐居，直到今天评论者仍宽恕鲁斋而责备草庐，只因为草庐曾经取得宋朝科举功名罢了。活着时以挽救时局为志，死后以彰明道义为任，这种义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静修就是中行之士，却最终不能参与斯文之事了。从前伯夷、叔齐、微子、箕子，孔子都同样称他们为仁人，难道道义并没有固定地存在于死生、出仕和隐居之间，不能只用这些来完全说明吗？郑思肖住在杭州，终身不肯面向北方，坐着看见北方人就严肃地避开。谢翱住在越地，写了《西台恸哭记》。只有子昂凭借宗室身份居住在湖州，离开科举仕途而做显贵官员，追封三代至亲，还刻石表彰说：“我有幸凭借才质敏锐而受到历代圣明君主的知遇，承受国家深厚的恩德，世世代代的子孙都不能忘记。”这同《黍离》《麦秀》的歌辞、玉马所作《洪范》的事情相比，又该怎样看呢？我一直对其中的道理感到疑惑而不能释然，等到读《道园集》时，看到其中说：“做臣子的道理只有一个，不因古今、不同朝代而改变；如果不是这样，邪曲淫乱就太严重了。” 伯生在这里说错了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