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韩绛又言：“天子之柄，不可下移，事当间出睿断。”仁皇帝曰：“朕不惮，自有处分，深恐未中于理，有司奉行，则其害已加于人，故每欲先尽大臣之虑而行之。”呜呼！与世主事无细大当否，类出手敕，用压外庭公议者，异矣。嘉▯二年秋，北虏求仁皇帝御容。议者虑有厌胜之术，帝曰：“吾待虏厚，必不然。”遣御史中丞张▯遗之，虏主盛仪卫亲出迎，一见惊肃，再拜。语其下曰：“真圣主也。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捧盖，为一都虞候耳。”其畏服如此。嘉▯中，将修东华门。太史言：“太岁在东，不可犯。”仁皇帝批其奏曰：“东家之西，乃西家之东。西家之东，乃东家之西。太岁果何在？其兴工勿忌。”仁皇帝以嘉▯七年十二月丙申幸天章阁，召两府、两制、台谏等观三朝御书。置酒赋诗于群玉殿。庚子，再幸天章阁，召两府以下观瑞物十三种。一、瑞石，文曰“赵二十一帝”；二、瑞石，文曰“真君王万岁”；三、瑞木，曰“大运宋”，隐起成文；四、七星珠；五、金山，重二十余斤；六、丹砂山，重十余斤；七、马蹄金；八、软石；九、白石乳花；十、瑞木，左右异色；十一、瑞竹，一节有二弦并生其中；十二、龙卵，有紫斑而小；十三、凤卵，色白而大。观太宗真宗御集，面书飞白，命翰林学士王▯题姓名遍赐之。又幸群玉殿置酒作乐，亲谕以前日之燕草创，故再为之，无惜尽醉。独召宰相韩琦至榻前，酌鹿胎酒一大杯，琦一举而尽。各以金盘贮香药，分赐之。明年三月，帝升遐。故韩琦《哀册文）云：“因惊前会之非常，似与群臣而叙别”也。仁皇帝崩，遣使讣于契丹，燕境之人无远近皆聚哭。虏主执使者手号恸曰：“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其后北朝葬仁皇帝所赐御衣，严事之，如其祖宗陵墓云。真宗时皇嗣未生，以绿车旄节迎濮安懿王，养之禁中。至仁宗生，用箫韶部乐送还邸。后仁宗亦以皇嗣未生，用真宗故事，选近属得英宗，养禁中，以至嗣位。英盖濮王第十三子，殆天意也。文思院奉上之私，无物不具。宣仁后同听政九年，不取一物。呜呼，贤哉！上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至南都，筮日即帝位。昭慈太后遣内侍官邵成章以乘舆服御来，有一道冠，非人间之制，成章捧以奉上曰：“太母令奏殿下，祖宗以来，退朝燕闲不裹巾，只戴道冠。自神宗始易以巾，非旧制也。愿殿下即位后，退朝燕闲，只戴此冠，庶几如祖宗时气象。”上流涕受之。《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明太祖之外，止有三昭三穆而已。前代帝王于太祖未正东向之时，大率所祀不过六。初，英宗即位，▯仁宗而迁僖祖；至神宗即位，▯英宗，复还僖祖而迁顺祖。司马文正公、范文忠公皆言：“僖祖当迁，太祖当正东向之位。”最后孙观文固言：“汉高祖得天下，与商周异，故太上皇不得为始祖。光武之兴，亦不敢尊舂陵。今国家据南面之尊，享四海九州之奉者，皆太祖之所授也，不当以僖祖替其祀，请以太祖为始祖，而为僖祖立庙，如周人别祀姜▯原之礼，▯袷之日奉祧东向，此韩愈所谓祖以孙尊，孙以祖屈之意也。”丞相韩魏公读之，叹曰：“此议足以传不朽矣！”王荆公薄礼学，又喜为异，独以为不然。三公之议格不行，今太祖犹未正东向之位云。元丰三年，初行官制，以阶易官，《爵禄新格》：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为开府仪同三司；左右仆射为特进；吏部尚书为金紫光禄大夫；五曹尚书为银青光禄大夫；左右丞为光禄大夫；六曹侍郎为正议大夫；给事中为通议大夫；左右议谏为太中大夫；秘书监为中大夫；光禄卿至少府监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农少卿为朝议；六曹郎中为朝请、朝散、朝奉大夫，凡三等；员外郎为朝请、朝散、朝奉郎，凡三等，起居舍人为朝散郎；司谏为朝奉郎；正言、太常、国子博士为承议郎；太常、秘书、殿中丞为奉议郎；太子中允、赞善大夫、中舍、洗马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为宣德郎；光禄卫尉寺、将作监丞为宗义郎；大理评事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礼郎为承奉郎；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将作监主簿为承务郎。今岁月浸远，旧官制少有知者，予故详出之。元符末，徽宗即位，皇太后垂帘同听政。诏复哲宗元▯皇后孟氏位号，自瑶华宫入居禁中。有冯▯者，论其不可曰：“上于元▯后，叔嫂也，叔无复嫂之礼。”程伊川谓先人曰：“元▯后之贤者也，论亦未为无礼。”先人曰：“不然。《礼》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皇太后于哲宗，母也；于元▯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为不可？非上以叔复嫂也。”伊川喜曰：“子得之矣。”
译韩绛又说：“天子的权柄不可向下转移，事情应当间或由陛下亲自裁断。”仁皇帝说：“朕并不畏惧，自然有处置办法；只是深怕裁断不合乎道理，一旦有关官司奉行下去，危害就已经加到百姓身上了，所以每次都想先尽量听取大臣们的意见，然后再施行。”唉！这与世上那些无论事情大小、是否恰当，都大多直接出自皇帝手敕，以压制外朝公议的君主，完全不同。嘉祐二年秋，北方的敌国请求仁皇帝的画像。议论此事的人担心他们会施行厌胜之术，皇帝说：“我厚待他们，他们一定不会这样做。”于是派御史中丞张▯送去。敌国国主带着盛大的仪仗亲自出来迎接，一见画像便惊异肃然，拜了两拜。他对属下说：“这真是圣明的君主啊！如果我生在中国，不过是替他执鞭、捧伞，做一个都虞候罢了。”他敬畏服从到这种程度。嘉祐年间，将要修建东华门。太史说：“太岁在东方，不可以触犯。”仁皇帝批示他的奏章说：“东家的西边，就是西家的东边；西家的东边，就是东家的西边。太岁究竟在哪里？动工就是了，不必忌讳。”仁皇帝在嘉祐七年十二月丙申日到天章阁，召两府、两制、台谏等官员观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御书。在群玉殿置酒赋诗。庚子日，再次到天章阁，召两府以下官员观看十三种祥瑞之物：一是瑞石，上面有“赵二十一帝”的文字；二是瑞石，上面有“真君王万岁”的文字；三是瑞木，写着“大运宋”，文字隐约凸起形成；四是七星珠；五是金山，重二十多斤；六是丹砂山，重十多斤；七是马蹄金；八是软石；九是白石乳花；十是瑞木，左右颜色不同；十一是瑞竹，一节之中同时生出两条竹弦；十二是龙卵，有紫色斑纹而且较小；十三是凤卵，颜色白而且较大。皇帝观看太宗、真宗的御集，亲自用飞白书写，命翰林学士王▯题写姓名，分别赐给众人。又到群玉殿置酒奏乐，亲自告谕说，前一天的宴会只是草草举行，所以再次举办，不必顾惜，尽情喝醉。皇帝唯独召宰相韩琦到榻前，斟给他一大杯鹿胎酒，韩琦一饮而尽。又分别用金盘盛放香药，赐给他们。第二年三月，皇帝升遐。因此韩琦《哀册文》中说：“因惊前次会面的不同寻常，仿佛是在同群臣叙别。” 仁皇帝去世后，派使者到契丹报丧，燕地的百姓无论远近都聚集哭泣。契丹国主握着使者的手放声痛哭，说：“四十二年没有见过战争了。”后来北朝将仁皇帝赐给他们的御衣下葬，对它郑重奉祀，如同对待他们祖宗的陵墓一样。真宗时皇嗣还没有出生，便用绿车旄节迎接濮安懿王，把他养在宫禁之中。后来仁宗出生，便用箫韶部的乐队把濮安懿王送回王府。后来仁宗也因皇嗣尚未出生，沿用真宗时的旧例，从近亲中选取英宗，养在宫禁之中，直到他继承帝位。英宗大概是濮王的第十三个儿子，这或许是天意。文思院供奉皇帝的私人用品，各种物品无不齐备。宣仁皇后共同听政九年，没有取用其中一件物品。唉，真是贤明啊！皇帝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到达南都后，选定日期即皇帝位。昭慈太后派内侍官邵成章带着皇帝所用的车舆服饰器物前来，其中有一顶道冠，不是人间通常的样式。邵成章捧着它进献给皇帝说：“太母让我奏告殿下：祖宗以来，退朝后闲居时不裹头巾，只戴道冠。自神宗开始才改用头巾，并非旧制。希望殿下即位以后，退朝闲居时只戴这顶冠，这样或许可以恢复祖宗时代的气象。”皇帝流着眼泪接受了它。《王制》说：“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为七庙。”除去太祖的庙，明堂中只应有三昭三穆。前代帝王在太祖尚未确立面向东方的位置时，大多所祭祀的不过六庙。当初英宗即位，将仁宗附祭入庙，迁出僖祖；到神宗即位，将英宗附祭入庙，又恢复僖祖而迁出顺祖。司马文正公、范文忠公都说：“僖祖应当迁出，太祖应当确立面向东方的尊位。”最后孙观文坚决说：“汉高祖取得天下，与商、周的情形不同，所以太上皇不能作为始祖。光武帝兴起，也不敢尊奉舂陵。如今国家占据南面尊位、享有四海九州供奉的地位，都是太祖所传授的，不应当用僖祖代替对太祖的祭祀。请以太祖为始祖，另为僖祖建立庙宇，像周人另行祭祀姜▯原那样；在举行禘祭、祫祭的日子，让迁入祧庙的祖先面向东方受祭。这就是韩愈所说的‘祖先因孙辈而尊贵，孙辈因祖先而屈尊’的意思。”丞相韩魏公读到这段话，感叹说：“这个议论足以流传而不朽了！”王荆公轻视礼学，又喜欢标新立异，唯独认为不应该这样。三位公卿的建议被搁置而没有施行，如今太祖仍未确立面向东方的尊位。元丰三年，开始实行新的官制，以阶官取代原来的职官。《爵禄新格》规定：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为开府仪同三司；左右仆射为特进；吏部尚书为金紫光禄大夫；五曹尚书为银青光禄大夫；左右丞为光禄大夫；六曹侍郎为正议大夫；给事中为通议大夫；左右谏议为太中大夫；秘书监为中大夫；光禄卿至少府监为中散大夫；太常卿至司农少卿为朝议大夫；六曹郎中分为朝请、朝散、朝奉大夫，共三等；员外郎分为朝请、朝散、朝奉郎，共三等；起居舍人为朝散郎；司谏为朝奉郎；正言、太常博士、国子博士为承议郎；太常丞、秘书丞、殿中丞为奉议郎；太子中允、赞善大夫、中舍、洗马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为宣德郎；光禄寺、卫尉寺、将作监丞为宗义郎；大理评事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礼郎为承奉郎；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将作监主簿为承务郎。如今年代渐远，旧官制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所以我特意详细列出它。元符末年，徽宗即位，皇太后垂帘听政。下诏恢复哲宗元祐皇后孟氏的位号，让她从瑶华宫进入宫禁居住。有个叫冯▯的人，议论说这样不可以：“皇上对于元祐皇后来说，是叔叔与嫂子的关系，叔叔没有重新娶嫂子的礼法。”程伊川对先人说：“元祐皇后是贤德之人，这个议论也不能说没有礼法依据。”先人说：“不是这样。《礼》说：‘儿子非常喜欢他的妻子，但父母不喜欢，就应当休弃她。儿子不喜欢他的妻子，但父母说她善于侍奉我，那么儿子仍应行夫妇之礼。’皇太后对于哲宗，是母亲；对于元祐皇后，是婆母。母亲的命令和婆母的命令，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不是皇上以叔叔的身份重新娶嫂子。”伊川高兴地说：“你说对了。”
绍兴己未春，金人初许归徽宗梓宫，宰臣上陵名永固，有王钅至者言：“犯后魏明帝、后周文宣二后陵名。”下秘书省参考，如钅至言。然前汉平帝、后汉殇帝、十国刘龚同曰康陵，本朝顺祖亦曰康陵；后魏明帝、后周宣帝、唐中宗同曰定陵，本朝翼祖亦曰定陵；前汉惠帝、唐懿宗王后同曰安陵，本朝宣祖亦曰安陵；唐太宗曰昭陵，本朝仁宗曰永昭陵；后魏宣武后曰永泰陵，唐玄宗曰泰陵，本朝哲宗亦曰永泰陵；盖本朝陵名犯前代陵名者不一，祖宗以来不避也。予时为校书郎，为秘监言，具白丞相，不报。再议徽宗陵名，改永▯云。本朝《太祖》、《神宗》、《哲宗实录》，皆有二本。其更修各有自云。国初，诏有司：周文、武、成、康陵，各具衮冕掩闭，亦不免唐末、五代暴发之祸矣，汉、唐以来陵墓，不足道也。先人在元符年，奏书直宣仁后事。刑部有罪籍者，三十年不赦。晚著《辩诬》，犹三十年奏书也。国有诬谍，岂可直？先人疾病，抚其书曰：“但俱吾藏山中耳。”上圣明元年之二日，诏扬宣仁后之功，削诬谍，下有司索先人《辩诬》。先人既薨，予兄弟追怀迟虑未敢上，有司急以复命，则奏曰：“与其藏诸名山，为百世未见之书，曷若上于公朝，补一代不刊之史。”诏以《辩诬》秘著作之庭。谨按新史亦作《辩诬》一书，著得于先入《辩诬》者，每曰河南邵某云。初无先人斥一时用事者之言也。用事者之家，意予兄弟近拟一书以附国论，又诬矣。故具列上元年二日诏《哲宗实录）曾丞相以下文字，以明今日正论，不独自先人《辩诬》出云。
译绍兴己未年春，金人最初答应送还徽宗的梓宫，宰臣上奏将陵名定为永固。有个叫王钅至的人说：“这犯了后魏明帝、后周文宣帝两位皇后的陵名。”于是把此事交给秘书省查考，结果与王钅至所说相同。然而前汉平帝、后汉殇帝、十国刘龚都称康陵，本朝顺祖也称康陵；后魏明帝、后周宣帝、唐中宗都称定陵，本朝翼祖也称定陵；前汉惠帝、唐懿宗王后都称安陵，本朝宣祖也称安陵；唐太宗的陵墓称昭陵，本朝仁宗称永昭陵；后魏宣武帝皇后称永泰陵，唐玄宗称泰陵，本朝哲宗也称永泰陵。可见本朝陵名与前代陵名相同的情况并不少，祖宗以来都没有避讳。我当时任校书郎，便把这些情况告诉秘书监，详细报告给丞相，但没有得到答复。后来再次议定徽宗陵名，改为永祐。本朝《太祖实录》《神宗实录》《哲宗实录》都有两个版本。它们各自重新修订时，都有自己的说法。建国初年，诏令有关官司说：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陵墓，都还要准备衮冕来覆盖封闭，但仍然不能避免唐末、五代那样突然兴起的灾祸；至于汉、唐以来的陵墓，就更不值得说了。先人在元符年间上奏，直陈宣仁皇后的事情。刑部有罪籍的人，三十年不得赦免。他晚年撰写《辩诬》，仍然是三十年以前奏书的内容。国家如果存在诬陷之言，难道可以置之不理吗？先人病重时，抚摸着他的书说：“只管把它藏在山中罢了。”[年号原文作“上圣明”]元年二日，下诏宣扬宣仁皇后的功劳，削除诬陷之说，并交有关官司搜取先人的《辩诬》。先人已经去世，我们兄弟追念此事，迟疑而不敢进献；有关官司急于复命，于是上奏说：“与其把它藏在名山中，成为百世无人见到的书，哪里比得上献给朝廷，补成一代不可删改的史书呢？”于是下诏把《辩诬》收藏在秘著作之庭。谨按，新史也写有《辩诬》一书，其中引用先人《辩诬》的地方，常常说‘河南邵某说’。先人原本没有指斥当时执掌权势者的话。执掌权势者的家人认为我们兄弟近来仿照这部书另写了一本，以附会国论，这又是诬陷。因此我特意把元年二日诏令中《哲宗实录》记载的曾丞相以下官员的文字全部列出上奏，以说明今天的正确论断并不只是出自先人的《辩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