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译●卷三 东坡先生传述《禹贡》中“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的话说：“关于三江的解释，古今都没有说清楚，我根据自己的见闻考察它。自豫章以下流入彭蠡湖，向东直到大海，这是南江；从蜀地岷山流到九江、彭蠡湖而入海，这是中江；从蟠冢山导出漾水，向东流成为汉水，经过三ㄛ、大别山流入长江，汇聚成彭蠡湖而入海，这是北江。这三条江，在彭蠡湖以上是两条，在夏口以上是三条；长江、汉水在夏口汇合，与豫章之江一同汇入彭蠡湖，于是三条合为一条，经过秣陵、京口流入大海，就不再是三条了。然而《禹贡》仍然保留三江的名称，称为‘北江’、‘中江’，是为了区别它们的水味。大概这三条水的性质彼此不相混合，长江虽然汇合，水味却各不相同，所以直到今天还有三泠之说。古今都称说唐代陆羽懂得辨别水味，三泠之水混杂在一起也不能欺骗他，这不是虚妄的说法。我又根据《禹贡》的文字考察，发现它们正好相合。《禹贡》叙述汉水时说：‘从蟠冢山导出漾水，向东流成为汉水，又向东流成为沧浪之水，经过三ㄛ，到达大别山，向南流入长江，向东汇聚成彭蠡湖，向东流成为北江，流入大海。’ 汉水既然已经流入长江，并且汇聚成彭蠡湖了，怎么还能再分出一条北江流入大海呢？可知这里是根据水味来区分的。禹叙述江水时说：“岷山导出长江，向东分出一条支流叫沱水；又向东流到澧水，经过九江，流到东陵；再向东曲折北流，在汇水处会合；向东成为中江，流入大海。”长江既已同汉水汇合，又汇聚成彭蠡湖，怎么能再自行分出一条中江流入大海呢？可知这里也是根据水味来区分的。汉水是北江，岷山流出的长江是中江，那么豫章的长江就是南江，不说也可以知道了。禹根据水味来区分，确实如此吗？回答说：“济水已经流入黄河，却又溢出成为荥水。”禹如果不根据水味区分，又怎么知道荥水是济水呢？尧治理洪水以前，东南一带都是海，哪里还会有吴越呢！等到彭蠡湖蓄积成湖，三江流入大海，吴越才开始有可以居住的土地；水所汇聚的地方，只有震泽罢了。所以说：“三江已经流入，震泽才平定。”孔安国认为：“长江从彭蠡湖分成三支，流入震泽的叫北江，再流入大海。”这就疏漏了。大概孔安国不曾南游，只是按照经文凭自己的意思推测，不知道三江距离震泽非常遥远，绝无流入震泽的道理；而且震泽的大小，也绝不可能容纳三江。班固说：“南江从会稽郡吴县南面流入大海；中江从丹阳郡芜湖县以西流出，向东到会稽郡阳羡县以东流入大海；北江从会稽郡毗陵县北面向东流入大海。”会稽、丹阳一带或许确实有这三条江，但它们都是东南方向分出的支流小水，是自行分流后入海的，并不是《禹贡》所说的从彭蠡湖流出的中江、北江。人们只是看见《禹贡》中有中江、北江的名称，却不知道一条江水分成三股，汇流而水味各异，于是杂取支流中的一条小水来凑足三江之数。[原文“鼓杂取”疑为讹字，含义不确定。]假如这三条就是三江，那么再加上如今从京口入海的江水，就成了四条江。京口的江水与这三条相比，犹如田间小沟和小渠；禹为什么偏偏遗漏大江而列举小水呢？”世人说，先生论三江是根据水味来区分的，这是自孔子删定《尚书》以来学者都不知道的道理。然而我读《唐史》，看到唐高宗问许敬宗：“《尚书》说‘浮于济漯’，如今济水和漯水根本不相连接，为什么这样说？”许敬宗回答：“夏禹疏导[原文‘氵允’字疑误]水，向东流成为济水，流入黄河。如今从漯水流到[原文‘氵昴’字疑误]而流入黄河，水从这里[原文‘γ地’字疑误]经过黄河向南流出，成为荥水；又[原文‘γ’字疑误]流到曹、濮，水从地下散出，汇合后向东流，汶水从南面流入，这就是所谓‘溢出成为荥水，向东流出到陶丘，又向东同汶水会合’。” 古代五行各有专门的官职，掌管水利的官员不失职，就能够辨别水的味道和颜色。水潜入地下又重新涌出，汇合后又重新分流，这些情况都能辨认出来。”大概江水、河水是根据味道来区分的，许敬宗已经先说过了！东坡先生没有把这件事表彰出来，是嫌许敬宗的姓名玷污史册罢了。王弼注释说：“‘鼎折断了足，打翻了公爵的食物，形状湿润，凶险。’这是说沾湿的形状。”大概王弼不知道古本《易经》中“形”写作“刑”，“渥”写作[原文“屋刂”字形疑误，音注作“屋”]，所以《新唐书·元载赞》中也使用“刑[原文‘屋刂’字疑误]”，《周礼》中也有“[原文‘屋刂’字疑误]诛”的说法。《尚书》以尧、舜开篇，《诗经》以周文王开篇，《春秋》以鲁隐公开篇，《史记·世家》以吴泰伯开篇，《史记·列传》以伯夷开篇，这是把谦让作为德行，意义实在太大了！孔子称赞周公、称赞召公，却不称赞太公。颜子如果得到职位，就会辅佐尧、舜、文王；孟子如果得到职位，就会辅佐商汤、周武王。韩退之《[原文“▯里操”书名疑似OCR错误]》说：“臣的罪过应当诛杀啊，天王圣明。”这是懂得文王心意的话。过去孟子想要谈论周礼，却担心没有相关典籍。如今《周礼》最后出现，其中混杂了许多六国时期的事情；大体说来，它主张繁琐地祭祀、搜刮财物、设置冗官、扰害百姓，这些内容可以用于文章，不能落实到实际事务中。先儒认为它是六国阴谋家的书，这就错了。晁伯以为《周礼》是刘更生为新室所作的书，说：“《诗经》《尚书》只称四岳，新室称五岳，《周礼》也称五岳，类似这样的例子不止一处，我很是怀疑它。”后来我得到司马文正公的《日记》，其中记载他上书反对青苗法。皇帝说：“这就是《周礼》泉府的职掌，是周公的法令。”司马光回答：“陛下如果容许臣不避忌讳，臣才敢冒死进言。从前刘歆采用这种办法来辅佐王莽，使农民和商人失去生计，在道路和市场上哭泣，最终丧失天下；怎么足以作为圣朝的法令呢？况且王莽向百姓放贷钱财，使他们经营本业，计算所得利息，每十份取一份。与今天相比，每年收取四分利息，尚且还算轻的。” 皇帝说：“王莽夺取天下，本来就不是用正当手段。”司马光回答：“王莽夺取天下虽然不是用正当手段，然而他承接的是汉家完整而富足的基业；假如他不变更法令、征收利息，不因此结怨于百姓，也许还不至于灭亡。”这就是文正公的意思，也认为《周礼》中有许多新室时期的事情。自从王荆公借它来文饰自己的政事以后，便把它全部认为是周公的著作，学者再也不敢议论了。

译孔子回答众弟子关于孝的问题，不过说一两句话；到了曾子，却特意为他著成经文。又说：“夫子的文章，可以听闻；至于人性和天道，就无法听闻了。”孔子告诉曾子时，还说过“我的道是用一个根本原则贯穿一切”。大概颜渊死后，孔子所要传授的人，只有曾子一个。孔子去世后，子夏、子游、子张因为有若的相貌像孔子，想用侍奉孔子的方式侍奉有若，只有曾子不同意，说：“经过江汉的洗濯、秋日的曝晒，洁白明亮到极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超过的了。”他的卓越见识也不是其他弟子所能达到的，只是他没有列入四科之中，世人颇为疑惑。有人说，颜渊等十人都和孔子一同被困于陈、蔡，曾子因为孝敬父母而没有离开父母，所以不在其中；有人说，孔子的弟子中曾子年纪最小，比孔子小四十六岁。《论语》记载曾子去世，那么《论语》无疑是从曾子的弟子子思一类人那里流传出来的。曾子曾经和他的弟子急切地记录孔子称许颜渊等人的话，曾子称朋友时都用字；至于孔子称说曾子的话，他自然没有记录。如果真是孔子说的，就会直呼其名。当时的分类是：德行方面有颜回、闵损、冉耕、冉雍；言语方面有宰予、端木赐；政事方面有冉求、仲由；文学方面有言偃、卜商。这大概是《论语》记事的规则：老师对弟子说话时就直呼其名；弟子回答老师时，即使谈到朋友也直呼其名；弟子彼此称呼时则使用字。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若说在陈、蔡受困时，孔子忧虑生死，想把这些人表彰给后世，所以采用《春秋》的笔法，用文字褒扬他们，那么“颜回多么贤德啊”、“赐啊，可以同你谈论《诗》了”、“言偃说得对”、“冉雍可以让他面南而坐、治理国家”，难道不都是褒扬吗？杨朱主张“为我”，超过了义；墨子主张兼爱，超过了仁。仁义方面的偏失，孟子尚且把他们当作夷狄对待，加以斥责，丝毫不宽贷。当时还有庄子，著书以来，尧、舜以下的人没有一个不被他毁谤，尤其对孔子的毁谤更厉害；诗、书、礼、乐、刑名、度数，全都认为可以废弃。他背叛道统、危害教化，不是杨朱、墨子二人所能相比的。庄子是蒙地人，孟子是邹地人，两地又彼此相邻，他们却都像没有听说过对方、像对方根本不存在一样，这是为什么呢？只有善于学习的人才能辨别其中的道理。如果说庄子确实是在诋毁孔子，那么这不仅是不懂庄子，也是不了解孟子啊！孔子说：“君主要像君主，臣下要像臣下；君主不像君主，臣下不像臣下。”这是讲道理。孟子则说：“君主把臣下看作手足，臣下就会把君主看作腹心；君主把臣下看作犬马，臣下就会把君主看作普通人；君主把臣下看作泥土草芥，臣下就会把君主看作仇敌。”大概孔子不忍心说出来的话，孟子全都说尽了。孟子说：“走得慢一些，落在年长者后面，这叫作弟；走得很快，赶在年长者前面，这叫作不弟。”元丰末年，下诏让孟子配享孔子庙，他巍然戴着冠冕，坐在颜子之后；曾子的老师坐在席位下方，子思的老师站在廊下。这难道只是走在年长者前面吗？假如孟子有神灵，他难道肯违背自己一生所说的话吗？一定不敢享受这种祭祀。老莱子听说穆公想任用子思为相，便问：“如果你侍奉君主，将凭什么去做呢？”子思说：“顺从我的本性，用道来侍奉君主，这样就不会有死亡的忧患。”老莱子说：“不行。顺从你的本性，是因为你的性情清正刚烈，傲视不肖之人；况且又说没有死亡的忧患，这不是做人臣的道理。”子思说：“不肖之人，本来就是人所应当傲视的。侍奉君主时，如果道能够实行、言语能够被听取，就可以有死亡的忧患；如果道不能实行、言语不能被听取，也就不能侍奉君主，所以说没有死亡的忧患。”老莱子说：“你没见过牙齿吗？虽然坚固，最终还是会互相磨损。舌头柔软顺从，最终却不会损坏。”子思说：“我不敢做舌头，所以不能侍奉君主。”我读子思的著作，知道孟轲的刚烈，本来是有老师传授的。司马文正公《太玄说》的大意说：“扬子云真是大儒啊！孔子去世以后，懂得圣人之道的，除了子云还能是谁？孟子和荀子几乎都不足以同他相比，更何况其他人呢！看《太玄》这部书，明处极尽人事，幽处穷尽神理；大则包罗宇宙，小则深入毛发；把天地人的道理合为一体。概括它的根本，向人显示万物所由产生的根源；它孕育万物，同时又作为万物之母。它像大地一样，任人践履却永远不能穷尽；像大海一样，任人舀取却永远不能枯竭。大概天下的道理，即使有善于阐发的，也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点。考察混沌元气初始形成的时候，《太玄》已经产生；观察当今时代，《太玄》并非没有施行；推究到天地终结之时，《太玄》也不会消亡；叩问万物的情状，它没有遗漏；用鬼神的形态来测度它，它没有违背；拿《六经》的言语来概括它，它也不相悖。即使圣人重新降生，看到《太玄》，也一定会释然叹息，认为它得到了自己的心意。由此可知，《太玄》是用来赞助《易经》的，并不是另写一部书来同《易经》争胜。”我认为文正公把诚实和谦逊作为求学的根本；如果扬子《太玄》没有可取之处，他肯说这样的话吗？程伊川认为《太玄》是赞助《易经》的，这不对。伊川的门人认为文正公不懂先天之学，也不对。

译●卷四。司马文正公作《文中子补传》说：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是河东龙门人。他的六代祖先王玄则在宋朝做官，历任太仆、国子博士；他的兄长王玄谟凭将帅才略显名，而王玄则凭儒术升进。王玄则生王焕，王焕生王蚪。齐高帝将要接受宋朝禅让时，杀了袁粲，王蚪因此向北投奔魏国。魏孝文帝非常看重他，他屡次升官，做到并州刺史，封晋阳公，谥号穆，王氏家族从此开始在黄河、汾水之间定居。王蚪生王彦，官至同州刺史。王彦生王杰，官至济州刺史，封安唐公，谥号献。王杰生王隆，字伯高。隋开皇初年，他以国子博士身份待诏云龙门。隋文帝曾从容地问王隆：“我算是什么样的君主？”王隆说：“陛下聪明神武，这是得自上天；发布号令、施行政令，却不能完全考察古代制度。虽然具备尧、舜那样的资质，最终还是会因不学习而成为负累。”皇帝沉默了一会儿，说：“先生，您就是我的陆贾。您拿什么来教导我？”王隆于是撰写《兴衰要论》七篇，上奏给皇帝。皇帝虽然称赞写得好，却也没有真正通晓其中的道理。王隆历任昌乐、猗氏、铜川令，后来弃官回乡，教授学生，死在家中。王隆生王通。自王玄则以来，世代传承儒业。王通幼年聪慧好学，向东海李育学习《尚书》，向会稽夏[原文“▯”字疑误]学习《诗经》，向河东关朗学习《礼》，向北平霍汲学习《乐》，向族父仲华学习《易》。仁寿三年，王通开始行冠礼，向西进入长安，献上《太平十二策》。皇帝召见他，对他的才学感到惊叹赞美，但不能采用他的主张，于是让他罢归。不久又征召他；隋炀帝即位后，又征召他；他都称病不去，专门以教授学生为业，从远方来拜师的弟子很多。于是他撰写《礼论》二十五篇、《乐论》二十篇、《续书》一百五十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五十篇、《赞易》七十篇，称为《王氏六经》。司徒杨素看重他的才华和品行，劝他出仕。王通说：“汾水转弯的地方，有先人的破旧房屋，足以遮蔽风雨；有少量田地，足以煮粥度日。希望明公端正自身来治理天下，使时令和顺、年成丰收，那么我所受到的恩赐已经很多了，不愿意出仕。”有人在杨素面前诬陷王通说：“他其实是在轻慢您，您为什么还敬重他呢？”杨素把这话拿来问王通，王通说：“如果您可以被轻慢，那么就是我的收获；如果您不可以被轻慢，那么就是我的过失。得失在我，和您有什么关系呢！”杨素仍像从前一样对待他。右武候大将军贺若弼曾给王通演示射箭，箭箭命中。王通说：“技艺真美啊。君子先立志于道、据守于德、依循于仁，然后才可以游习各种技艺。” 贺若弼不高兴地离开了。王通对门人说：“这个人自负而固执，很难免于当今世上的祸患了。”纳言苏威喜欢收藏古代器物，王通说：“从前爱好古物的人聚集的是道，今天爱好古物的人聚集的是物。”太学博士刘炫来问《易经》。王通说：“圣人对于《易经》，一生都不能穷尽，何况我们这些人呢！”有个叫仲长子光的人，隐居在河边小洲。他曾说：“身处险境而运用奇谋，不如居于平地而无为。”王通认为这话说得对，说：“名声越消退，德行越增长；自身越退让，道越进步，这个人算是懂得了。”王通读到刘孝标的《绝交论》，说：“可惜啊，举出任公来作为例子，却反而毁坏了任公；任公不能说是知人。”读到《辨命论》，说：“人事被废弃了。”弟子薛收问：“施恩而不损害义，节俭而不伤害礼，怎么样？”王通说：“这是汉文帝难以做到的事。废除肉刑会损害义，适当减省是可以的；穿用细致的黑色丝织衣服会伤害礼，取其中道则可以。”王孝逸说：“天下人都争夺利益而抛弃义，应当怎么办？”王通说：“舍弃人们所争夺的，取得人们所抛弃的，不就是君子吗？”有人问怎样看待人的善恶。王通说：“知道他善，就称扬他；知道他不善，就当面告诉他；我从来不曾同这样的人长久交往。” 贾琼问如何止息毁谤。王通说：“不要争辩。”又问如何止息怨恨，王通说：“不要争斗。”所以他的乡人都受到感化，变得不再争斗。贾琼问与众人相处的道理。王通说：“彼此相同不能损害正道，彼此不同不能伤害事物。古代有道的人，内心不失去真实，外在不违背世俗，所以能够保全自己。”贾琼请求断绝人事往来。王通说：“不可以。”贾琼说：“那么应该怎样？”王通说：“庄重地对待来往之人，以诚信回应他们；来的人不要拒绝，离去的人不要追赶，沉静自持，这样就可以了。”王通称赞姚义善于交往。有人说他过于简略，王通说：“这正是他能够善于交往的原因。”又问他是否宽广，王通说：“宽广却不泛滥，这又正是他能够做到的原因。”王通又对薛收说：“善于接待小人，对远者不疏远，对近者不亲昵，神态安闲自持。”王通曾说：“封禅不是古代的制度，大概是秦、汉奢侈的欲望吧？”又说：“周公的智慧真深厚啊！使家族安定，是为了使天下安定；有我这样的贤臣，是为了使百姓得到厚待。”又说：“轻易得到快乐的人必定多有悲哀，轻易施舍的人必定喜好夺取。”又说：“没有赦免的国家，其刑罚必定公平；重重征收赋税的国家，其财物必定贫乏。”又说：“廉洁的人常常因无所求而快乐，贪婪的人常常忧虑不满足。” 又说：“我没有见过遭受诽谤却高兴、听到赞誉反而恐惧的人。”又说：“昏昧地谈论财利，是夷狄的道路。”又说：“身处近处却能认识远方，处在今天却能知道古代，大概只有学习才能做到吧？”又说：“轻率地接受赞誉、随意毁谤别人，喜好憎恶、崇尚愤怒，这就是小人。”又说：“听到诽谤就发怒，是进谗言的阶梯；见到赞誉就高兴，是谄媚的媒介。断绝阶梯，去掉媒介，谗言和佞媚就会远离。”王通称赞北山的黄公善于治病：先调理饮食起居，然后才使用针灸和药物。他称赞汾阴侯生善于占筮，说他“先处理人事，然后再看爻象”。大业十年，尚书省征召王通为蜀郡司户；十一年，又以著作郎、国子博士的职务征召他，他都没有前往。十四年，王通病死在家中。门人给他谥号文中子。他有两个儿子，名叫福郊、福[原文“▯”字疑误]；两个弟弟，名叫凝、绩。评论说：这些内容都是根据王通的世家记载以及《中说》所说的。王玄谟在宋朝做到开府仪同三司。王绩以及福[原文“▯”字疑误]的儿子[原文“π、θ”疑为人名OCR错误]、勃，都因为擅长文章而在唐代著名，各自有列传。我私下认为，先王的《六经》已经多得学不完，又为什么还要续写呢？续写的内容难道能超出《六经》之外吗？如果超出了，那就不是经书了；如果没有超出却还要续写，那就是多余，又有什么益处呢？

译有人说：“那是商、周以前的事，这是汉、魏以来的事。”回答说：“汉、魏以来，司马迁、班固一类的人，已经记载得很详细了。”何必等到续写经书以后，后人才知道这件事呢？一定是喜欢夸大而欺骗愚人吧！那么，那些不愚蠢的人，谁肯听从他呢？如今他的《六经》都已经亡佚，只有《中说》还保存着；《中说》也是出自他家。虽然说是门人薛收、姚义所记录的，但我看这部书，私下怀疑唐朝兴起以后，凝和福▯等人，依照当时的事实，加以附会增饰而成。为什么这样说呢？书中所称的朋友、门人，都是隋、唐之际的将相名臣，如苏威、杨素、贺若弼、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杜如晦、王▯、魏征、陈叔达、薛收等人；考察旧史，没有一个人提到王通的名和字。《隋史》是唐初编成的，也未曾在《儒林》《隐逸》之中记载他的姓名，难道这些人都是忘记老师、抛弃旧交的人吗？为什么只有他家把王通说成名扬当世的圣人，而外人却全都不知道呢？福▯又说：“凝任监察御史时，弹劾侯君集有谋反的迹象，太宗不相信他，只把他贬为姑苏令。大夫杜淹上奏说凝直言而无罪，长孙无忌与侯君集交好，因此和杜淹有嫌隙，王氏兄弟都受到压制而不能任用。当时陈叔达正在编撰《隋史》，害怕长孙无忌，所以没有为文中子立传。” 考察陈叔达此前任宰相，与长孙无忌的职位和权力相当，他为什么要害怕长孙无忌呢？况且竟抹去自己老师的姓名，使他在世上默默无闻吗？魏征实际上总领《隋史》的编修，即使陈叔达委曲回避权势，魏征难道会听从他吗？这就是我怀疑此事的原因。又，杜淹在贞观二年去世，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定高昌回来后才入狱，因此产生怨恨不满；贞观十七年谋反，被诛杀。这是前后差错、最明显的不实之处。比如通回答李靖关于圣人之道的问题说：“没有所由，也就不能到达那里；这就是道的方向。一定要做到无所到达吗？”他又回答魏征，说圣人有忧虑疑惧；退下来后却对董常说圣人没有忧虑疑惧。他说：“把内心和外在行迹分割开来，已经很久了，这都是流入佛教、老庄之学的说法。圣人之道，开始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进而使万邦安定、百姓和睦、天地感通、万物遂成，功业施于当时，法则流传后世，怎么能说它无所到达呢？圣人的作为，都发自至诚，然后功业遍及四海；至诚是内心，功业是外在行迹，为什么要把二者分开呢？”按照通所说的，岂不是圣人故意作伪来欺骗天下吗？这怎么可以呢？他又说：“佛也是圣人，是西方的教法；在中国就成为泥滞之说。” 他又说：“《诗》《书》兴盛而秦朝灭亡，并不是孔子的罪过。虚无玄理盛行而晋室动乱，并不是老子、庄子的罪过。斋戒修行盛行而梁国灭亡，并不是释迦牟尼的罪过。”如果真是圣人之道，那么推广到南海也应当适用，推广到北海也应当适用，怎么会有能在西方实行、却不能在中国实行的道理呢？如果不是圣人之道，那么它在中国成为泥滞之说，难道到了西方就不成为泥滞之说吗？秦朝焚烧《诗》《书》，所以灭亡；假使《诗》《书》的道理在秦朝兴盛，怎么会灭亡呢？老子、庄子崇尚虚无而轻视礼法，所以王衍、阮籍等人乘着这种风气加以鼓吹，粉饰言论，放纵情欲，以至于九州覆没；释迦牟尼宣扬前生因果，抛弃当今的仁义，所以梁武帝承袭这种流弊而信奉它，严行斋戒，放松政令刑法，以至于百姓陷于涂炭。最初倡导这些说法的人，不是这两家的罪过又是谁的罪过呢？这些都是不合于圣人的议论。唐代的文学之士，传述这部书、宣扬其中道理的，大概很少，只有李翱把它同《太公家教》相比，到了司空图、皮日休才开始重视它。宋朝兴起后，柳开、孙何振兴并推广它，于是盛行于世，甚至有人真的认为文中子可以继承孔子，成为圣人。我读他的书，设想他的为人，确实是好学而笃行的儒者；可惜他对自己的期许太高，他的子弟又把他称誉得过分，反而使后世的人不敢相信他。我担心世人讥笑他僭越，从而损害他的美德，所以选取他的事迹中合乎情理、所说又切合实际的部分，写在篇中，用来补足《隋书》的缺漏。传记写成后，文正公问我：“你祖父康节认为他怎么样？”康节称赞说：“小人没有可取之处，当世已经被弃置；君子即使有过失，万世之后仍会受到讥议。记录他的长处，舍弃他的短处，君子就有可归依之处；因为他的短处而舍弃他的长处，君子就几乎不存在了。可惜仲淹啊，寿命不长吗？并不是不废弃错误，而是瑕疵不能遮盖美玉。虽然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大概也是圣人的一类吧！”文正从此多次谈到文中子，所以又特意把这些话写入《通鉴》的相关文字中。然而，文正怀疑书中所说的朋友、门人都是隋、唐之际的将相名臣，如苏威、杨素、贺若弼、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杜如晦、王▯、魏征、陈叔达、薛收等人，却没有一个人提到王通的名和字；又怀疑他的子弟把他称誉得过分；又怀疑唐代文学之士中传述他的书、宣扬他的道理的大概很少，只有李翱把它同《太公家教》相比，到了司空图、皮日休才开始重视它。我得到唐代文人刘禹锡的话，说隋朝诸儒中，只有王通能够阐明王道；他隐居在白牛谷，来他门下求学的，都是天下的俊杰。他在家著书，去世后，谥号为“文中子”。这样看来，苏威等人确实是他的朋友、门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并不是他的子弟称誉过分，这也毫无疑问；不只是司空图、皮日休重视他的书，这同样毫无疑问。刘禹锡的话，难道是文正偶然没有看见吗？文正所作的传，康节所作的赞，都没有流传于世，所以我特意把它们表彰出来。程伊川也说：“文中子的格言，前面没有荀卿、扬雄可以相比。” 我家旧藏司马文正公用隶书写的《无为赞》。考察他的传记和家集，其中没有这篇文字，只说：“研究黄帝、老子之学的人，认为心如死灰、形如枯木就是无为。迂叟认为不是这样，作《无为赞》说：‘用正来治理内心，用静来保全自身，进退合乎义，得失听凭命运。守道在于自己，成功则听命于上天；有所作为反而会失败，不如顺其自然。’”章子厚在丞相府中，回头对座客说：“延安帅章质夫因为筑城，在地下挖出一段大竹根，已有一半变成了石头。西边自古没有竹子，这也是一件奇异的事。”座客都没有说话，唯独先人说：“天地把南方转成北方的情形已经有过多少次了，您难道认为今天的延安就是自天地开辟以来才成为西边的吗？”子厚长叹说：“先生这是观察事物的学问啊。”大概章子厚早年曾出于康节门下。

译张籍《祭退之》诗说：“《鲁论》的注释还没有完成，手迹如今已经模糊不清。”这说明韩退之曾经作过《论语》的传注，只是没有完成。现在世间流传的解释，例如“宰予昼寝”，把“昼”写成“画”字；“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把“三月”写成“音”字；“浴乎沂”，把“浴”写成“沿”字，浅陋到了极点，程伊川却都采用了，这是为什么呢？又如“子畏于匡，颜渊后。曰：‘吾以尔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其中“死”字本来有自己的意义。伊川的门人却改作：“子在，回何敢先？”学者大多不服从这种改法。吕汲公将要升任秘书丞时，请求把授予自己的官职改换成给母亲的封邑，朝廷同意了。朝廷内外都认为这是美事，只有刘敞，字原父，说：“按礼制，父亲是士，儿子是大夫，父亲下葬时用士的礼制，祭祀时用大夫的礼制。这是因为不敢凭自己的尊贵来加于亲人之上。如今您的举动固然孝顺，但在礼制上似乎有违背，怎么办呢？况且依法本来还不应当封邑，这也不是尊崇母亲的办法。”吕公听说后，感叹佩服，自认为比不上他，终身敬重原父的学问。楚州人徐积有孝行，苏轼等人特别敬重礼遇他。起初，徐积向胡瑗学习。胡瑗的门人很多，有一天却单独召见徐积，在中堂设饭款待他，两个女子侍立在旁。徐积问胡瑗：“如果有门人问我是否见到了侍女，我将怎样回答？”胡瑗说：“不要预先安排。”徐积听到这句话，忽然大有省悟，他的学问据说顿时有了进步。子张对高宗服谅阴三年的问题感到疑惑，子思不听从儿子为出嫁的母亲服丧，子游认为应当为同母异父的兄弟服大功，子夏认为应当服齐衰；孔子去世后，门人对服丧制度也有疑惑。洙水、泗水一带，亲自跟随孔子学习礼制的人尚且如此。所以，三年之丧，郑玄说是二十七个月，王肃说是二十五个月。改葬时的丧服，郑玄说服缌麻三个月，王肃说葬毕即除服。继母改嫁，郑玄说一律服丧，王肃说只有继子曾由她继承并抚养，才为她服丧。对于没有丧服的殇，郑玄说儿子服丧一个月，哭祭一天；王肃说以哭祭的天数来代替服丧的月份。诸儒的议论纷纷，不能一致。大概挚虞因此长叹，我把这些话表彰出来，是为了显示后世大多忌讳谈论丧礼，而丧礼又极其容易失传、难以说明。

译●卷五　唐以前的文字还没有刻印，大多是抄本。齐朝衡阳王萧钧亲手用小楷抄写《五经》，放在巾箱中。巾箱本《五经》由此开始。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求下令让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刷出售。朝廷同意了。即使在极其动乱的时代，经籍的流传也非常广。我曾祖父遗留下来的书，都是长兴年间的刻本，在战火之后散失殆尽，只剩下一部《仪礼》。世间传说王氏的《元经》、薛氏的《传》、关子明的《易》《李卫公问对》，都是阮逸仿作的。阮逸曾经把私人稿本拿给苏明允看。晁以道说：“阮逸的才智和辩才无人能敌，他仿作《元经》等书，想用来欺骗世人一时，并不困难。”我认为，阮逸后来被仇家告发，说他有“立太山石，枯上林柳”的句子，遭到编造罪名、窜逐，直到死去，难道也是冥冥中的惩罚吗？《说文》说：“姓，是人所由出生的标志。”古代神圣的人物，他们的母亲感应上天而生下他们，所以“姓”字从“女”。此外，古代的姚、妫、姬、姜等姓，也都从“女”旁，其中的意义非常奇异，典籍难以详细说明。伊川的学说以诚敬为根本。他解释“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说：“震动之大，没有比雷更大的，所以用雷来说明。‘震惊百里’，说的是它的威势传得很远。人表达诚敬，没有比祭祀更明显的了。匕是用来承载鼎中食物并升到俎上的，鬯是用来灌地以使神灵降临的。正当斟鬯灌地以求神、进献牲畜祈求神享用之时，竭尽自己的诚敬之心，即使雷震的威势，也不能使他恐惧而失去操守。所以说‘不丧匕鬯’。面对大震大惧而能够安定、不使自己失常的，只有诚敬罢了。”诚敬的道理最好，所以我特意把它表彰出来。伊川解释“纳约自牖”说：“‘约’，是用来进言并与君主结交的办法；‘自牖’，是从君主明白的地方入手；窗户，是沟通内外的象征。臣下凭忠信和善道来感动君主的心，一定要从君主明白的地方入手，才能进入他的内心。人的内心有被遮蔽的地方，也有能够通达的地方；被遮蔽的地方就是昏暗之处，能够通达的地方就是明亮之处。顺着他明白的地方来劝告他，就容易了。自古能够劝谏君主的人，没有不依据君主所明白的地方，张子房劝汉高祖就是这样。汉高祖因为戚姬的缘故，准备改立太子，这是他被遮蔽的地方；群臣争相劝阻的人很多。嫡庶长幼的次序并不是不明白，只是他既然被遮蔽而不能察觉，又有什么办法呢？四位老人，汉高祖一向知道他们贤能并且尊重他们；这正是他没有被遮蔽的明白之心。因此顺着他明白的地方谈到这件事，他就像翻手一样立即醒悟。况且四位老人的力量，哪里比得上张子房、周昌、叔孙通？然而他不听从那些人而听从这四位老人，原因就在于接近他被遮蔽的地方和接近他明白的地方有所不同。”我不讨论这是否符合《易》的本义，但从道理上说是好的，所以把它表彰出来。古代《易》的篇次是：《卦爻》第一，《彖》第二，《象》第三，《文言》第四，《系辞》第五，《说卦》第六，《序卦》第七，《杂卦》第八。它们的次序并没有彼此混杂。前代儒者说，费直专门用《彖》《象》《文言》来参照解释《易》的卦爻；如今把《彖》《象》《文言》放入各卦之下，是从费氏开始的。孔颖达又说，王辅嗣的意思是，《象》本来就是解释经文的，应当和经文相互接近，因此把各爻的《象》辞分别附在相应的卦下。看来，古代的《易》先被费氏弄乱，后来又被王氏弄乱了。我家收藏着祖父康节亲手抄写的《百源易》，那确实是古《易》。百源在苏门山下，是康节读《易》的地方，过去的秘阁中也有一本。程伊川说：“‘黄裳元吉’，说的是妇人处在尊贵的位置，女娲氏、武氏就是这样。这是非同寻常的变故，不可明说，所以有‘黄裳元吉’的戒语。像武氏这样的变故，确实如此。女娲不见于《尚书》，假如真有炼五色石补天的事情，也不能算变故。为什么不说汉代的吕氏，难道她不是变故吗？”苏仲虎却说：“伊川在元▯年间因获罪被逐，所以作这种解释，用来诋毁垂帘听政的政治。”我不敢认为这是对的。“那黍长得多么茂盛，那稷已经长出了苗。”王氏解释说：“看见的是黍，却说成是稷，这是因为忧愁而昏乱。”程氏解释说：“那黍，是我所说的稷的苗。”比较前代儒者平易明白的解释，王氏的说法本来就是穿凿附会。《尚书·伊训》说：“成汤去世后，太甲元年。”文意十分严密，看不出简册断裂缺失的痕迹。孟子却说：“成汤之后，外丙在位二年，仲壬在位四年，才开始是太甲。”如果果真如此，那么伊尹从成汤以来辅佐了四代君主，为什么在成汤、太甲时期记载政事和措施有如此大的变化，而在外丙、仲壬时期却完全没有记载一件事呢？按照历法考察，如果在成汤之后增加这六年，到今天计算起来，就会多出年数而不相符合。司马迁、皇甫谧、刘歆、班固，又都因采用孟子的说法而错了。只有孔安国遵守本家的传说而不改变。至于《诗》《书》以外孔子没有说过的事，我不敢知道。苏轼《书上清宫碑》说：“道家这一流派，根本在黄帝、老子。它以清静无为为宗旨，以虚明之心应对万物为作用，以节俭不争为行为准则；这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的说法相合，不过如此而已。”谢显道亲眼见过程伊川诵读这几句话，认为这是古今谈论仁德的说法中，最有精妙道理的。我在宫中任职并掌管秘阁时，陈莹中的几个儿子拿出陈莹中答复杨中立、辨论伊川不谈先天之学的书信，于是又拿出我过去见到的伊川堂弟程颍所抄出的伊川著作，满满一轴，并在卷末跋语中一定劝人熟读王介甫的《易》说之类的话。学习伊川之学的人说：“我们老师的《易》学，哪里值得谈论王氏？”众人哗然不服，想让我反驳他们。我想再和他们辩论时，却找不到当年程颍所抄出的伊川著作了。近来我任眉山太守，有个姓程的学生拿出伊川在晚年被贬涪陵时写给他外祖父金堂谢君的信，信中仍然劝他学习《易》应当从王介甫开始。我把它记录下来，将给从前因不相信我而对待我的人看。‘颐启：上月月底，吴斋郎送到书信，我随即让人转递回复，估计半个月才能送达。冬天天寒，遥想您近来安好；寄居之处很快成了客舍，每日都在延颈盼望，才知道停留和行动都十分郁闷。来年春天江水安稳时，等到有了授职，如果能来访一次就很好了。只说要到忠、涪之间探望亲人，这一定不会让人怀疑。颐和小儿都很安好，来年春天本来想写《春秋》方面的文章，因为没有这本书，所以未能写成；不过先完成《论语》《孟子》或《礼记》的文章。《春秋》的大义有几十条，明白如日星，不容忘记；只是恐怕年老后精神衰退，对细微的义例有所遗漏，请推官用心寻究。’

译“以后见面时再详细告诉您，如同往年所说的，许止、蔡般等书中关于葬礼的内容就是这样。如果想研究《易》，先寻找《易》本身加以诵习，使它熟练；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的文字，使其融会贯通，其他人的《易》说没有可取之处，只是白费功夫。年纪也已经大了，应当急切努力。宋相见之间，千百珍重爱护。十一月初九日，颐启，知县推官。” 《春秋》记载鲁文公毁坏泉台。《公羊传》讥讽说：“先君修建它，而自己却毁掉它，还不如不要居住在那里。”靖康初年，朝政一开始，便把宣和年间修建的离宫别苑全部毁掉，这是宰相不学无术的举动，并不是皇上的意思。康节亲手抄写的《易》《书》《诗》《春秋》，字迹端正刚劲，没有一处错误。胄子中贤能的人，应当谨慎收藏，不要使它废失。范淳甫内翰在迩英殿讲解《礼》，讲到“比拟人必须根据其所属的类别”时，说：“先儒认为，把君主比作君主一类的人，把臣子比作臣子一类的人，这只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相同罢了。像桀、纣，都是人君，如果把人比作桀、纣，那个人一定不肯接受。孔子、颜回，都是平民，如果把人比作孔子、颜回，那个人一定不敢接受。”苏轼深深赞叹他掌握了劝讲的体要。程伊川的《易传》，还没有讨论得失，只是把它拿出来，不过是措辞罢了。所以说它浅近鄙陋，但也仍然是措辞。康节在世时，对于先天之《易》，并不是不问也不说；后来伊川门下的人多次把它说成是妄说。我过去曾根据陈莹中的《报杨中立游定夫书》略加辨析，现在一并列在下面，留给有知识、有修养的君子。陈莹中的《答杨中立游定夫书》说：“康节说：‘先天图，是心法。’图虽然没有文字，我终日谈论它，却从来没有离开这个道理。所以他的诗说：‘我的身处在天地之后，我的心却处在天地之前。天地由我而产生，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值得说的呢？’他又说：‘推究已经发生的事情是顺，预知将要发生的事情是逆。’这一节话是直接解释先天图的含义，就像逆推四时那样。那么，先天之学以心为根本，至于经世致用，不过是康节学问的余事罢了。世俗之学从文字中寻求《易》，甚至谈到《皇极》时，有人把它当作考察数术的书。康节的诗说：‘自从三次断绝了编联竹简的绳子，已经十二年没有读书。俯仰之间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任凭别人毁谤说我是神仙。’当时与康节同时代的人把他看作神仙，后来的人把他的书称为考数之书，这些都不是康节所介意的。至于他的内心，只是致力于三圣罢了。《观物》说：‘从《震》开始到《艮》结束的一节，说明文王的八卦；“天地定位”这一节，说明伏羲的八卦。’大概先天之学，本于伏羲而在文王那里完备。所以他的诗说：‘天地定位，《否》《泰》相反而同类；山泽之气相通，《咸》《损》显现其义。雷与风相互迫近，《恒》《益》由此开始取义；水与火相互交射，《既济》《未济》由此而成。四象相互交错，形成十六种情况；八卦相互推荡，形成六十四卦。’八卦，是《易》的小成；六十四卦，是《易》的大成。把伏羲、文王的事业汇集起来而完成它的，除了孔子还会是谁呢？康节曾说，孟子从来没有说过一个“易”字，但《易》的道理却存在于他的思想中，只是能看出这一点的人很少。他又说，人能够运用《易》，才算懂得《易》；像孟子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善于运用《易》的人。至于《易》所说的“穷困就会发生变化，变化就会通达，通达就能长久”，所以圣人运用《易》，是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加以防范，使困穷发生变化而通达。至于暑热到了极点，变化而成为寒冷；寒冷到了极点，变化而成为暑热，这只是事物自行变化、自行通达罢了。如果困穷能够自行变化、自行通达，又何必依赖圣人呢？孔子赞述《易》，却不是要同《易》争胜；孟子运用《易》，却不曾明说到《易》。这就是所谓贤者能够认识大道，他距离圣人运用《易》的境界已经不远了。然而，有人非议《太玄》，说它是盖酱瓿的书；又有人把孟子列入已经成圣的行列。以私人的议论损害公义，都是别有用意；要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加以防范，难道还会缺少这样的人吗！” ▯只看见他们的书，却想窥测他们的内心，这样做究竟对不对呢？

译●卷六：论先天《八卦》的方位与《系辞》不同。▯私下认为，康节先生之所以辨析伏羲、文王的《易》，就是为了说明这一点。伏羲的《易》中，乾在南、坤在北；从乾开始向左排列，巽向右排列，兑在东方，离属阳。若按“起于震、终于艮”的次序，则离在上、坎在下，震在东、兑在西，这与先天八卦的方位本来就不同。乾、坤、屯、蒙的次序，与乾、履、大有、大壮的次序也不同。乾、坤、屯、蒙的次序，是孔子作《序卦》来教导天下人的，其中的文辞和义理，可以玩味并加以学习。乾、履、大有、大壮的次序，文王没有说明其中的意义，后来的学者又根据什么来学习它呢？虽然没有可以依据的义理，但若是在心中有所领悟，心里的声音不足以阐发其中的奥妙，心中的图画不足以表现其中的精妙；一旦陷入语言文字，先天之《易》就隐没了。寻求隐秘的人，难道还会缺少吗？背离义理而追求数术，是文王所忧虑的，所以他本来就关闭了这道门，不让它显露出来。孔子继承文王的志意，使隐微之处显明、幽深之处得到阐发，始终以仁义为本，默默成就其道而不明言；圣人的教化就是这样，纯洁、精微而深远，可以说达到极致了。后来的学者还有舍弃经文而取纬书、违背大道而轻慢正经的人，京房一类人就是这样。康节说：“研究事物的道理，不可以勉强贯通。勉强求通，就会失去事理而陷入迷误。《皇极》这部书，是不可以勉强求通的。失去事理的人，舍弃仁义而迷恋小道，背离对未来事物的正确认识而受私情驱使；像这样来取法《皇极》，文正把它关闭起来，并不是与康节存有不同的心意。大概伏羲、文王的《易》，是一而又不一；文王、康节的学问，相同而又不同。帝王所处的时代不同，开合的意义各异，但《易》之所以成为《易》，从来没有两种。所谓伏羲的《八卦》和文王的《八卦》，从来不能说完全不同，也不能说完全相同。说一说二，说异说同，都是在求取《易》的真实情状罢了。▯私下认为事情应当如此，但对于真实情状究竟怎样，也不敢认为一定如此，还必须当面请教，才能作出决定。承蒙告知，《系辞》论述解释各爻时，没有涉及象数，难道这是得意而忘象，正是孔子的学问吗？这句话已经说尽《易》的要旨了。至于日月星辰、气候的说法，我还没有深入考察。不过，以爻对应时令，既然出自《系辞》；而关于历法和天象的两句话，又记载在《尧典》中。《月令》所记载的，都是节气时令；火星、昴星等，可以用来辨别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辰星不聚于房宿’，就可以知道日期推算有误。《春秋》记载日食的数量，后世历法和天象推算十次中能符合七八次，已经被称为精密了。” 所以，离、坎的上下位置以及乾、坤的南北方位，在《六经》中恐怕都可以考察到，并不只是《易》中有。孔子说：“寒冷过去，暑热就到来；暑热过去，寒冷就到来；寒暑相互推移，一年便由此形成。”一年不可能自行形成，必定有形成一年的方法；一年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来确定四时，这就是形成一年的方法。治理历法、辨明时令，是先王最大的政务，用《嗣征》来考察，就可以看出来了。至于君王只在岁终省察政事，而形成一年的方法交给有司掌管；有司失职，必定诛杀，不能赦免，不像其他罪过还可以宽宥。圣人怎么会有不这样做的呢？正是依靠这种方法把时令授给百姓，怎敢不敬慎呢！然而圣人的文章，上经天文、下理地理；经文出自上层，而纬书掌握在有司手中。上面考察，下面遵守，百姓所依赖的时令，都不可以不敬慎。考察、阅览并配合运用的说法，本来都出自纬书，是历法所采用、也是有司应当学习的。康节说：“洛下闳只懂得历法，只有扬子云既懂历法，又懂历法的道理。《易》中属于先天的部分，难道不就是历法的道理吗？”文正读《太玄说》时说：“用鬼神的情状来测度它而不违背，用《六经》的书来概括它而不悖逆。” 即使圣人重新活过来，看见《太玄》也一定会释然一笑，认为它已经获得了自己的心法。由此才知道，《太玄》是用来赞助、阐明《易》的，并不是另作一部书来同《易》争胜。”他又说：“打猎的人，用网捕获猎物和用箭射获猎物，有什么不同呢？《易》像网，《太玄》像箭。既然已经张设了网，为什么不能让射箭的人来帮助它呢？”他又说：“孔子去世以后，懂得圣人之道的，除了扬子还有谁呢？孟子、荀子几乎都不足以与他相比，何况其他人呢？”▯见识浅陋，起初根本不懂《太玄》，曾经轻率地议论它，妄加评判它的是非。自从听到康节的话，才开始从历法的道理中探求扬子云；后来看到文正的评论，才知道《太玄》不可不学，只是自己还茫然没有入门的途径，尚且苦于其中的文字难以识读，更何况想要仓促测知它的深奥呢？文正自己说：“我寻求它多年，才得以看到；读了几十遍，参照前后内容，才稍稍窥见它的大概。然后长叹一声放下书，感叹子云真是一位大儒啊！”凡是文正的学问，以诚实为主，以谦逊自守；他得到十分、百分别只说一二。对于《太玄》，如果不是亲自读到、看到，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我起初没有听到这些，却轻率地议论子云的书，妄加评论它的是非，内心的惭愧和惆怅，哪里说得尽呢！” 不要在事情将要成功时抛弃旧日的错误，也不要让最初的学习在平地上受到拖累；希望能够推究过去而不再留恋，积累新的所得而使学问日益兴盛。还要依靠先觉的大君子，允许我停留在这里，并帮助我继续前进。我所论说的康节之学，恐怕并不是这样。康节的诗说：“自从三次断绝了编联竹简的绳子，已经十二年没有读书。俯仰之间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任凭别人毁谤说我是神仙。”连神仙的说法他尚且不接受，怎么可以认为他的学问是数学呢？康节说：“先天之学，是心法。”既然如此，他的学问在心中；有人大概想在心外观察吉凶祸福，所以把《皇极》当作考察数术的书罢了。听说康节从来没有把《皇极》拿来告诉别人，所以他的学说没有流传下来。既然已经有《八卦》，可以用来窥察、玩味；顺从正道就吉利，违背正道就有灾祸，又何必再到《皇极》这部书中寻求吉凶呢？因此，谏大夫陈公莹中论述康节先天之学的书，是替杨中立、游定夫写的。大谏公与康节并没有交往；我父亲曾向他请教，因为大谏公的请求，曾经把遗书的副本带回来。当时国家有大盗占据显要职位，事情还没有揭发，大谏公用言辞刺责他，反而因此获罪；此后没有人敢再接着说，大盗的威势从此更加显盛，最终发展到祸乱天下。世人把大谏公的明察比作汉代何武、唐代郭子仪、本朝吕献可、苏明允。有人怀疑大谏公能够预知未来如同神明，也是出自康节的书，那是不对的。大谏公被罢废之后，才开始研究康节之学；凭借他英伟出众的资质和超凡高深的见识，才写出了像这封书这样的文章。

译杨中立、游定夫都出自伊川门下，对于他们在先达中的次序我还不详细了解，所以不知道他们的学问。明道、伊川拜见康节时，作诗说：“先先相与宴西街，小子亲携几杖来。”他们恭敬到这种程度。张横渠与伊川的关系，就像诸父一辈。横渠拜见康节时，尚且要在床下行拜礼。我还记得王母夫人谈到伊川时，总是说“程二秀才”之类的话。大概在康节隐居而谢绝征聘的时候，伊川年纪还小，尚未为世人所知。我很早就见过伊川，又同伊川的族弟程颖友善。程颖知道喜爱《大学》，伊川在族人中唯独同他谈《易》；我曾经从程颖那里得到一通书信，是伊川的手迹。信中说：“学习《易》的人，只要取王辅嗣、胡先生、王荆公的说法来读，就没有别的事情了。”如今伊川的《易传》流行于世，它的大旨可以看见；研究他学问的人，若突然把大谏公所谓伏羲《八卦》的说法告诉他，他一定会惊骇。康节平时尚且不把这些话告诉别人，我哪里敢说伊川有所不知呢？近来的妄人，拿出数十上百条杂书，假托为伊川的说法，意图造成前无古人的声势，借以抬高自己的老师。像司马文正、张横渠都斥责这种说法未达到极致；但如果只把康节看作数学家，又怎么知道所谓的“数”，不是伊川所称许的雅正之言呢？” 难道中立、定夫也被这种说法迷惑了吗？大谏公已经反复而深刻地论述过这件事了。先父的告诫是：张巡、许远同样都是忠义之士，但两家的子弟才智低下，不能明白两位父亲的志向，后来反而互相诋毁，使两位父亲在后世受到损害，所以韩退之也一并加以贬斥。凡是借托伊川的说法来议论我家学问的人，如果是子孙，就可以不必答复辨明。我任史官时，大谏公的第二个儿子陈正也任尚书郎；他还因为世交家世的缘故，厚待我。他详细地把大谏公平生的言论告诉我，又拿出这封书，让我在下面撰写论述。我不肖，不懂得大父的学问；但其中渊源不可诬蔑的地方，我也曾听闻过。不过我的话还有不敢全部说尽的地方，仍然遵守先父的遗训。” 我的先友周全伯的嫡母去世，后来生母也去世了，他疑惑应该穿什么丧服、设置什么灵位。全伯是程伊川的女婿，伊川尚且不能决定，于是先父向司马文正公请教。文正公说：“承蒙您来问：有人正在服嫡母之丧，而生母去世了，不知道应当穿什么丧服、依什么礼制设置灵位。查《杂记》说：‘有三年之丧，已经练祭而戴练冠的，就用大功丧服的麻绖来替换它。’又说：‘正在服父丧时，如果丧服期未满而母亲去世，那么除去父丧时，穿除丧之服；事情办完后，再恢复丧服。即使是诸父、兄弟的丧事，如果恰逢父丧期间，除去诸父、兄弟的丧服时，也都穿除去该丧的丧服，事情办完后，再恢复原来的丧服。’这说明先有一场丧事、后来又遭遇另一场丧事的，都应当另外穿相应的丧服。曾子又问：‘同时有两场丧事，该怎么办？哪一场先办，哪一场后办？’孔子说：‘下葬时，先办理较轻的丧事，后办理较重的丧事；举行奠祭和虞祭时，先办理较重的丧事，后办理较轻的丧事。’这是说在同一个月遭遇两场丧事的情况。如今的律令规定，嫡母、继母、慈母、养母与生母适用同一条例，都应服齐衰三年。儿子对于母亲，嫡母与庶母虽然身份不同，但感情没有厚薄之别，本来应当穿同样的丧服。不过《丧服小记》说：‘妾附葬于妾的祖姑。’这大概是因为妾与女君的尊卑差别极大，所以把灵位设置在另一个地方也是可以的。礼是大事，先贤尚且不敢轻率议论，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哪里敢贸然替人作决定？姑且依据所听闻的情况答复，还望您斟酌采纳，那就很幸运了。”我认为文正公对于礼的见解，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所以特意把它刊列出来。近年洛阳张氏掘地得到十多块石碑，上面刻有汉代蔡伯喈用隶书书写的《尚书》《礼记》《论语》，现在都已经残坏缺损。《论语》中有许多字还可以辨认，每一段话必定能在别处找到出处；到了十多段，就说总共有若干章。例如“早晨得知道理，即使晚上死去也可以”；例如“凤凰啊凤凰！为什么你的德行衰落了呢”；例如“拿着车的人是谁的儿子？子路说：是孔丘。那人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他知道渡口在哪里”；又如“放下他的手杖而耕作”等语句。这些都与今世流传的版本不同。《尚书》中的“肆高宗飨国百年”，今世版本作“肆高宗享国五十有九年”，差异尤其大。当初，熹平四年，蔡伯喈因为经书受到穿凿附会和谬误传写的影响，与马日磾等人依据先前的学说加以考订校正，亲自把文字书写在石碑上，立在洛阳太学门下；前来摹写的人每天有上千辆车，堵塞了宽阔的街道。到了隋开皇六年，把这些石碑迁到长安；碑上的文字已经剥落磨损，无法辨认。隋文帝下诏询问刘焯、刘炫，刘焯能够驳倒众人纷起的说法，因此遭到飞章弹劾。我认为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审定《诗》《书》的篇册，到汉代熹平年间，经过六百多年，已经有很多讹误散失。从熹平到隋开皇，又经过四百多年；从开皇到当今，又经过五百多年，其中的讹误散失难道还数得清吗？”}], 蔡伯喈、刘焯、刘炫，都被称为一时极有学问的儒者。蔡伯喈这样说，刘焯、刘炫也这样说，应当是可信的。考察《隋史》，既然说这些石碑已经迁到长安，为什么如今又有从洛阳出土的呢？

译●卷七 唐高祖起兵于晋阳，都是秦王世民的谋划。高祖对世民说：“事情成功后，天下都是你的功劳，应当立你为太子。”将领和属官也这样请求。世民多次推辞。太子建成沉溺于酒色、游猎，齐王元吉又有许多过失，而世民的功名日益显赫。建成内心不安，便与元吉共同谋害世民，各自招引、培植党羽。高祖晚年宠爱的妃嫔很多，小王将近二十人；她们的母亲争相结交各位长子，以求自保。建成、元吉曲意奉承各位妃嫔，谄媚、奉送财物，无所不用，以求取悦高祖。有人说，建成、元吉曾向张婕妤、尹德妃进谗言。世民却不这样做。因此妃嫔们争相称誉建成、元吉，而诋毁世民。世民平定洛阳后，妃嫔们私下向他索取珍宝财物，并替亲属求官。世民说：“珍宝财物都已经登记上报，官职应当授予贤能而有功的人。”没有答应。淮南安王神通有功，世民给了他数十顷田地。张婕妤的父亲借婕妤之势想夺取这些田地，神通执持秦王的命令，不肯交出。双方因此结怨。尹德妃的父亲阿鼠强横，殴打秦王府属官杜如晦，打断他一根手指，还说：“你是什么人！经过我家门口竟敢不下车。” 德妃反过来上奏，说杜如晦一家受到秦王左右的欺凌。高祖积累怒气，多次责备世民。世民极力为自己辩解，高祖始终不相信。世民每次在宫中侍宴，想到太穆皇后早逝，不能亲眼见到高祖拥有天下，有时便抽泣流泪。高祖看见后很不高兴，妃嫔们便暗中共同诬陷世民说：“天下幸而没有战事，陛下年事已高，只应当尽情享乐，秦王却独自哭泣流泪，正是憎恨我们。陛下万岁之后，我们母子一定不会被秦王容纳。”于是彼此哭泣。又说：“皇太子仁慈孝顺，陛下把我们母子托付给他，他一定能保全我们。”高祖因此悲伤。从此更加疏远世民，而日益亲近建成、元吉。元吉劝建成除掉世民，说：“等他入朝时，我亲手杀了他。”世民随高祖到元吉府第，元吉把护军宇文宝埋伏在寝室内，想刺杀世民，但没有成功。高祖到仁智宫时，建成留守，世民、元吉随行。建成命元吉前去刺杀世民，说：“安危成败的谋划，就决定在今年。”建成又派郎将氽朱焕、校尉桥公山把铠甲送给庆州都督杨文干，让他起兵，想使内外互相响应。氽朱焕、桥公山告发了这件事，杨文干于是反叛。高祖非常愤怒，把建成囚禁在帐下，只给他吃麦饭。高祖对世民说：“杨文干反叛，事情牵连到建成，恐怕响应他的人很多，你应当亲自前往平定；回来后，我立你为太子。我不能仿效隋文帝亲自杀死自己的儿子，只应封建成为蜀王。蜀地军队弱小，将来不能对你构成威胁，你夺取它很容易。”元吉和妃嫔们轮流替建成求情，封德彝也替他设法解脱，高祖的心意于是改变了，只责备他们兄弟不和，把罪过归给太子中允王▯、右卫率韦挺、天策兵曹参军杜淹，并将他们流放到▯州。高祖在城南校猎，命建成、世民、元吉奔驰射猎，比试胜负。建成有一匹胡马，肥壮却喜欢突然蹶倒，便把它交给世民说：“这匹马非常骏逸，能跃过数丈宽的山涧，你擅长骑马，试着骑它。”世民骑着它追赶鹿，马突然蹶倒，世民跳到几步之外站立起来；马起身后，他又骑上去，像这样连续三次。他回头对宇文士及说：“他想借此让我被杀，人的死生难道不是命中注定的吗？”建成听说后，反而让妃嫔们向高祖进谗说：“秦王自己说：‘我有天命，正应当成为天下的君主，哪里会白白送死！’” 高祖大怒，先召见建成、元吉，随后召世民入宫，责备他说：“天子自有天命，不是靠智谋和力量可以求得的。你求取它为什么这样急呢？”世民摘下帽子叩头，请求交给司法官审查验证。高祖的怒气没有消解，恰好有关官署上奏突厥入侵。高祖于是改变脸色，慰劳勉励世民，命他戴好帽子、穿好衣带，与他商议突厥之事。高祖每当有寇盗，便总是命世民征讨。事情平定以后，对他的猜疑和嫌恶更加严重。建成夜里召世民饮酒，趁机给他下毒。世民突然心痛，吐血数升。淮南安王神通扶他回到西宫。高祖问世民的病情，下令说秦王平素不能饮酒，从今以后不得再夜间饮酒。于是对世民说：“首先谋划大事、削平天下，都是你的功劳。我想立你为继承人，你坚决推辞；况且建成年长，做继承人已经很久，我不忍心夺走他的地位。看你们兄弟的情形，似乎不能相容；同处京城，一定会发生争斗。我应当派你建立行台，居住在洛阳，陕州以东的地区都由你主持，并且命你建置天子的旌旗，仿照汉代梁孝王的旧例。”世民流泪推辞。建成、元吉共同谋划：秦王如果到了洛阳，拥有土地和军队，就不能再制服他；不如把他留在长安，那样他就只是一个普通人，要除掉他很容易。于是秘密命令几个人上密封奏章，说秦王左右听说要去洛阳，没有不欢喜跳跃的；观察他们的志向，恐怕秦王不会再回来。又有皇帝近幸之人，各自拿利害关系劝说高祖，这件事又被搁置了。建成、元吉和后宫妃嫔日夜诬陷世民，高祖相信了他们，准备加罪于世民。陈叔达竭力进谏，这才停止。元吉请求杀掉世民，高祖说：“他有平定天下的功劳，罪状又没有明白显著，拿什么作为杀他的理由？”秦王府的属官都忧惧不安，不知该怎么办。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嫌隙已经形成，一旦祸乱的机关暗中发动，哪里只是秦王府和朝廷血流遍地，实在是国家的忧患。不如劝秦王实行周公诛管、蔡的事情，以安定家国。存亡的关键，间隔不容一发，正在今天。”无忌说：“我早就想到了，只是不敢说。如今应当把这件事告诉秦王。”于是入内向世民进言。世民召房玄龄谋划此事，玄龄说：“大王的功劳在于天下，应当承继大业；今天的忧患危机，正是上天在帮助您，您不要疑虑。”他又和府属杜如晦一起劝世民诛杀建成、元吉。元吉因为秦王府有许多骁勇将领，便诬陷尉迟敬德，使他被下诏关进诏狱。世民替他分辩，他才勉强免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译元吉又诬陷程知节，使他出任康州刺史。知节对世民说：“大王的股肱和羽翼都已经被铲除了，您自身怎么能够长久保全！”建成对元吉说：“秦王府中值得害怕的智谋之士，只有房玄龄、杜如晦。”于是也都诬陷并驱逐了他们。恰逢元吉将要北伐，请求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一同出征，又挑选检阅秦王帐下的精锐士卒。王蛭秘密告诉世民：“建成对元吉说：‘我和秦王在昆明池为你饯行，让壮士在帐下刺杀秦王，对外就说是突然死亡。尉迟敬德等人，你要把他们全部坑杀。’”世民把王蛭的话告诉长孙无忌等人，长孙无忌等劝世民先行筹划对付他们。世民叹息说：“骨肉相残，是古今最大的罪恶。我确实知道灾祸就在早晚之间，想等他们先发动，然后再以义讨伐他们，不也可以吗？”尉迟敬德说：“人之常情，谁不爱惜生命？如今众人愿意拼死奉事大王，这是上天授予您的机会。祸乱的机关即将发动，大王却仍安然不把它当作忧患；大王即使自己轻视生命，又把国家和宗庙怎么办？大王如果不采纳我的话，我将逃身草泽，不能再留在大王左右，和您一起遭受杀戮。”无忌说：“如果不听从敬德的话，事情现在就要失败了。敬德一定不会再属于大王，我也应当跟随他离去。”世民说：“我的话也不能完全抛弃，您再想想办法。”府中僚属又说：“元吉凶狠暴戾，最终也不会甘心侍奉建成。听薛实说：‘元吉的名字合起来就是“唐”字，应当主持唐朝的祭祀。’元吉高兴地说：‘只要除掉秦王，夺取东宫就像翻手一样容易。’他和建成的谋划还没有成功，却已经存有夺取建成地位的心思。心怀叛乱的人没有满足，什么事做不出来！如果让这两个人得逞，恐怕天下就不再归唐所有了，怎么能因为顾惜匹夫之节而忘掉国家大计呢？”恰逢太白星经过天中，傅奕秘密上奏：“太白星出现在秦地分野，秦王应当拥有天下。”高祖把这份奏状交给世民。世民于是秘密上奏说：“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又说：“臣对兄弟没有丝毫亏负，如今他们想杀臣，似乎是替王世充、窦建德报仇。臣现在含冤而死，将永远与君主、父母分离；魂归地下，实在羞于见到那些贼人。”高祖看完奏章，惊愕不已，答复说：“明天应当审问此事，你应当早些入朝参见。”第二天，世民于是诛杀了建成、元吉。有人曾评论史官称赞唐太宗说：“若论功德可与商汤、周武王相比，他确实有这些地方；若与周成王、周康王相比，甚至还有超过之处。” 何庶几说：“孙谏议起初径直把他认为圣人，苏东坡则认为能够听从劝谏就接近圣人。”像建成那样庸碌而固执，元吉那样凶狠暴戾，如果让他们得以害死太宗，那么唐朝的宗庙社稷就可以立即灭亡。谁还能在隋朝遗民经历战乱、兵刃之苦以后保全他们，使唐朝传续三百年之久呢？所以刘▯句、欧阳文忠所撰的史书，对于诛杀建成、元吉一事都不加非议。▯句又说：“正当高祖任用谗言之时，建成嫉妒功臣之日，如果只顾除掉畏僵，谁还顾得上国家分崩？变故一旦兴起，间隔不容一发，正害怕有毁巢之祸，哪里还顾得上尺布之谣呢？”这大概是一代人共同认可的公论。只有范内相纯夫撰写《唐鉴》，认为太宗诛杀建成、元吉，与周公诛杀管叔、蔡叔不同。他说：“管叔、蔡叔在国中散布流言，使周公陷于危险，离间王室，得罪天下，所以诛杀他们。不是周公私自诛杀他们，而是天下人都应当诛杀他们。周公怎么能把这当成自己的私事呢！”我认为不是这样。周公关系到周朝的存亡，难道能比太宗关系到唐朝的存亡更重大吗？管叔、蔡叔只是散布流言来危害周公，周公有权诛杀他们。建成、元吉已经毒害太宗；如果不死，还要披甲埋伏士兵，日日夜夜惴惴不安地准备发动，这与管叔、蔡叔危害周公不同，难道太宗独独没有权力诛杀他们吗！管叔、蔡叔危害周公，尚且得罪天下；建成、元吉谋害太宗，难道反而不能得罪天下吗？隋朝遗民把自己的性命寄托在太宗身上，应当比周人把性命寄托在周公身上更加深切。凭周公的威灵，本来不是管叔、蔡叔所能危害的；即使不幸遭到危害，作为周朝辅佐者的召公以下仍然还有其他人，王室哪里会忧虑被离间？如果建成、元吉得以害死太宗，唐朝也会随之灭亡，这就不只是离间王室而已，太宗难道还能把诛杀他们当作自己的私事吗？纯夫又说：“立儿子应当立年长的，不应当看功劳。建成虽然没有功劳，是太子；太宗虽然有功劳，是藩王。”我也认为不是这样。古公舍弃长子泰伯，立季历为太子；文王舍弃长子伯邑考，立武王为太子。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是因为贤能，那么最贤能的也没有谁能超过太宗；他的大功大德感通天地，不必等到古公、文王那样明智，即使极其愚昧、地位最低的人，也知道他应当拥有天下。高祖被后宫迷惑而不能明察，衰老昏聩、荒谬悖乱，哪里说得尽呢！所以我特意详细列出建成、元吉谋害太宗的事情，以说明太宗的谋划出于不得已，实际上是与天下人共同诛伐他们；这与周公诛杀管叔、蔡叔的道义相比，完全正当而无愧，以此反驳纯夫的说法，留给真正懂得正确言论的君子。汉高祖正宠幸戚姬时，周昌曾在宴饮时入内奏事，这说明周昌能够见到戚姬。又汉高祖想废掉太子，周昌在朝廷上争辩，吕后在东厢房侧耳听见；她见周昌跪下谢罪等事，这说明吕后能够见到周昌。又文帝到灞陵，让慎夫人弹瑟，自己倚着瑟唱歌，并回头对群臣说话；群臣都得以见到慎夫人。又有一次文帝到上林苑，皇后、慎夫人随行。袁盎把慎夫人的座位向后引开，慎夫人生气，不肯就座，文帝也愤怒起身。袁盎于是上前进言等事，这说明袁盎也能见到皇后、慎夫人。汉代宫禁的法令，竟然不像后世那样严格。司马迁叙述三千年的史事，用了五十万字；班固叙述二百年的史事，用了八十万字。晋代张辅就是据此评论二人著作的优劣。蔡邕把“致远恐泥”说成是孔子的话。李固把“其进锐者其退速”说成是老子的话。杜甫把东方朔割肉说成发生在社日，把褒姒、妲己说成分别属于夏、商，都是援引材料时的错误。《前汉书·叙传》说：“对外广布于四方荒远之地。”考察《尚书》原文是“对外迫近四海”，“博”字是错误的。《魏书·高堂隆传》说：“因此采用大简。”考察《诗经》原文是“因此采用大谏”，“简”字是错误的。《后汉书·方术传》中的“怀协道艺”，应当作“怀挟道艺”的“挟”字。《胡广传》中的“议者剥异”，应当作“议者驳异”的“驳”字。《朱浮传》中的“保宥生人”，应当作“保佑生人”的“佑”字。“王允乳药求死”，应当作“王允茹药求死”的“茹”字。史官在这些地方没有加以订正，类似的情况不止一处。

译汉高祖的父亲是太上皇，《前史》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后史·章帝纪》说：“在万年祭祀太上皇”，注文说：“名▯▯（原注：它官反），又名执嘉。”《高后纪》记载：高祖的母亲称昭灵后。戾太子这个称号并不是美谥，宣帝把它加给自己的祖父。我认为，太子的死是令人悲哀的，与幽王、厉王的恶行不同，也不同于孟子所说的“即使孝子慈孙也不能改变”的情形。古人轻视庶出所生的儿子。孙坚有五个儿子，《吴史》记载了其其。仁是庶出，所以没有记载。因此《陈武赞》说：“子表是将门的支庶，却能同嫡子并驾齐驱，才能超群出众，这不是很值得称美吗！”然而田婴有四十个儿子，而出身于贱妾的儿子田文最贤能，所以立他为太子；这就是孟尝君。贾谊的奏疏说：“生时成为明帝，死后成为明神，使顾成之庙得以称为太宗。”又说：“万年之后，把帝位传给年老的母亲和弱小的儿子，将使国家不得安宁。”当时文帝还健在，并不是没有猜忌之心，只是反而为他提前安排了座席。像武帝因为厌恶某种做法而说：“难道是因为我不实行这种道理吗！”又因为马瘦而说：“难道是因为我不骑这匹马吗！”于是都杀了主管此事的人；其中已经有了间隙。如今的章奏不应当这样称名。赵广汉，按照《国史会要》的记载，是本朝广汉的后代。●卷八 宪宗元和十四年，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进入宫禁之中，韩愈因为进谏而被贬逐。元和十五年，发生了陈弘志之祸。懿宗咸通十四年，又把佛骨迎入宫禁，进谏的人以宪宗的事作为警戒。懿宗说：“我活着能够见到它，死也没有遗憾。”没过几个月，懿宗驾崩。后来把佛骨送回法门寺。韩愈进谏时说“自从奉佛以来，享年并不长久”，真是说中了要害。后汉胡广去世后，他过去的属吏，从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到身穿▯▯的人，有数百人。董翊因被举荐为孝廉而任须昌令，听说自己的举主将要去世，便弃官离去。唐代杜审言受到崔融的知遇，崔融死后，杜审言为他服缌麻。裴估和郑余庆交情深厚，裴佶死后，郑余庆为他穿丧服行服。这种礼制已经废弃很久了。近来张乐全去世，苏东坡按照唐人的礼制穿丧服，坐在丧主的位置上，服缌麻三个月。苏东坡去世后，张文潜因为坐着举哀、实行服丧礼而获罪。《新唐史》说：“韩退之，是邓州南阳人。”《史记》说：“白起攻打南阳。”徐广注释说：“这里的南阳，是河内郡的修武。”那么韩退之就是修武人。把他说成邓州人，是错误的。《西汉书·于定国传》说：“东海有一位孝妇，奉养婆婆十分谨慎。丈夫死后没有儿子，她不肯改嫁。婆婆不想拖累儿媳，便自缢而死。婆婆的女儿诬告儿媳杀害母亲，官府于是歪曲事实结成这起案件。于定国为她争辩，太守不听，他便抱着完整的案卷，在府门上哭泣，以有病为由离职。太守最终还是杀了孝妇，郡中连续三年干旱。后来太守调任，定国才把这件事申明清楚，于是杀牛祭祀孝妇，天降大雨，年成丰收。”《东汉书·孟尝传》说：“上虞有一位寡妇，奉养婆婆十分谨慎。婆婆因年老长寿而寿终，但丈夫的妹妹诬告寡妇用毒药杀死婆婆，官府最终判定她有罪。孟尝说她是冤枉的，太守不听，他便在府门外悲哀哭泣，以有病为由离去。太守杀了寡妇，郡中连续两年干旱。后来太守调任，孟尝详细陈述她的冤情，于是惩处诬告的女子，并到寡妇坟上祭祀；天降大雨，庄稼于是成熟。”这两件事十分相似，范晔的书成书较晚，却一句话也没有提到，为什么呢？唐代宗诛杀元载以后，想把他的党羽韩会等人全部杀掉。吴凑苦苦进谏，才使韩会等只被降职流放到远州。韩会是韩退之的哥哥。韩退之说哥哥遭受谗言陷害，奉诏南迁。考察韩会获罪的原因，并不是遭受谗言陷害。柳子厚也说：“韩会善于清谈，名声最高，因此得到的恩宠很多。” 难道士人能够因为清高，反而被元载玷污吗？近来王钅至撰写《韩会补传》，也没有写出韩会结党依附元载的事情，这些都不是实录。班固曾经醉后辱骂洛阳县令种

译竞。到窦宪败亡时，种竞收捕窦宪的宾客，班固也在其中，最终死在狱中。班固撰写《汉书》尚未完成，皇帝下诏让班固的妹妹、曹世叔的妻子曹昭续写完成（原注：一作“绪”，下同）。这就是所谓的曹大家。华峤评论班固说：“排斥节义，否定正直，不把杀身成仁看作美德。”我认为华峤的话说得很中肯。这样看来，班固依附窦宪而死，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悲伤的了。班固撰写《汉史》，缺点在于畏惧司马迁：从汉武帝以前的内容来看，对于司马迁的措辞，他不敢轻易改动。比如《项羽传》，只是把司马迁所记高祖的事移到《高祖本纪》中罢了。其他列传也都是这样。司马迁的书中记载某人时，曾说“他对某人来说，如今已经做了大官”。距离班固的时代已经过去二百年，班固记载这个人时，也都说“他的儿子某某，如今已经做了大官”。这也是由于畏惧司马迁而造成的缺失。司马迁编写历代史人物表，撰写《食货》等志，也曾记载历代人物；班固撰写《汉史》的表、志，同样记载历代人物，这也是由于畏惧司马迁而造成的缺失。班固既然知道畏惧司马迁，那么按照《汉书》的体例，从汉武帝以后直到汉平帝，接续完成史书是可以的；但在措辞上重复司马迁的内容却是不可以的。孔子作经，使后世读《易》的人，即使没有《春秋》；读《书》的人，即使没有《诗》，也能读懂。《易》《书》《诗》《春秋》各有分工的这种方法，班固本来并不知道。只有韩退之撰写《王仲舒碑》后，又撰写《王仲舒志》；苏子瞻撰写《司马君实行政状》后，又撰写《司马君实碑》。事情相同而措辞各不相同，这才差不多可以说是懂得了这种方法。前蜀刘禅在魏景元五年三月投降，第二年十二月，魏灭亡。后蜀王衍在唐同光三年十一月投降，第二年三月被诛杀；四月，庄宗死于郭从谦发动的变乱。两位君主都因仓促投降而遭受失国之祸，大概彼此相似。然而王衍不值得称道；刘禅如果稍微收用他先人的旧臣，采纳他们遗留下来的策略，正值中原改朝换代之际，魏国一定还不能窥伺蜀地。大概谯周的罪过，已经上达于天了。路岩被贬到新州，死在杨叔死时所用的榻上，见《资治通鉴》。刘挚被贬到新州，死在蔡确死过的房间里，见王巩《杂记》。这两件事非常相似，令人惊骇。蜀郡男子路建等人停止诉讼，惭愧退去，用这件事来应合周文王使虞、芮两国停止争讼的故事，以讨好王莽。蜀地人阿谀逢迎，竟还有比《剧秦美新》更厉害的。王莽命令全国不得有复名，又派使者暗示单于改为一个名字。东汉的士大夫以操守相互推重，遇到王莽的事情一定会吐唾沫鄙弃；可是直到王莽一生结束，他们仍谨慎遵守只用一个名字的法令，这是什么原因呢？魏安厘王向孔子的六世孙子顺询问天下的高士。子顺说：“世上没有这样的人。退一步说，可以算作次一等的，大概是鲁仲连吧？”魏王说：“鲁仲连是勉强做出来的，并不是出于本性自然。”子顺说：“人人都是勉强做出来的，勉强去做而不停，才会成为君子。勉强去做而不改变，久而久之习惯与本性合一；本性养成以后，就变得自然了。”按照子顺的说法，这就是孟轲所谓“尧、舜是出于本性，汤、武是反复修养而达到的，五霸是假借仁义，长期假借而不归还，怎么知道那不是他们真正拥有的呢”的说法。涑水先生说得好：“所谓假借，是指形式上具备而实质上不相随。形式具备而实质不相随，国家尚且不能保全，何况能够称霸呢？”东坡先生说：“假借与本性，根本上就不同。哪里还要讨论归还与不归还呢？即使长期假借而不归还，仍然不是他真正拥有的。” 我每次诵读“勉强做出来的，并不是出于本性自然”这两句话，都要长叹三声。当初，曹参被征召离开时，嘱咐他的继任者说：“把齐国的狱讼和市政托付给你，千万不要扰乱它们。”第五伦主管长安市政，公平、廉洁、正直，没有奸邪枉曲。程伊川说：“如今的人治理狱讼而不治理市政。所以我做官时，对这两项政务不敢不尽力。

译”

译起初，回纥的风俗质朴厚重，君臣之间的等级差别很小，所以众人的意志专一，强劲勇健而无人能敌。自从对唐朝有功以后，唐朝给予的赏赐丰厚。登里可汗开始自尊自大，修筑宫室居住，妇女也有涂脂画眉、穿着文绣衣物的装饰，使中原因此耗费空虚，虏人的风俗也随之败坏。又如耶律德光践踏并占有中原土地，临死时，他的母亲仍然不哭，只抚摸着他的尸体说：“等我国中的人和牲畜恢复原状以后，再安葬你。”大概所谓华夷之别，是上天所决定的；如果有人反过来违背这一点，就不是他的福气。李绅的族侄李虞，把李绅秘密议论李逢吉的奏疏全部告诉李逢吉，因此李绅被李逢吉陷害。吕晦叔的族侄吕嘉问，先把吕晦叔打算弹劾王介甫的奏疏告诉王介甫，因此吕晦叔被王介甫排斥。由此更知道不肖的子弟，历代都不缺少。陈叔宝不行正道，杨广亲自擒获了他。陈叔宝死后，谥号为炀。后来杨广更加凶恶地不行正道，死后也谥号为炀。唐朝的旧例是：天下有冤屈的人，准许到太宗昭陵下哭诉。汉高祖入关后，与百姓约定法令三章，全部废除秦朝苛刻的法令。唐高祖进入长安后，与百姓约定法令十二条，全部废除隋朝暴虐的禁令。太史公说：“子贡在七十名弟子中最富有，使孔子的名声传播于天下，是子贡前后奔走促成的。”我认为不是这样。太史公既然遭受了刑罚，在《报益州刺史任安书》中说：“家里贫穷，财物不足以自我赎罪。”难道他是对照子贡的富有而有所感慨吗？像孔子这样圣明的人，难道还需要借助财富吗？秦孝文王葬在寿陵，夏太后的儿子庄襄王葬在芷阳，所以夏太后单独葬在杜县以东。她说：“向东可以望见我的儿子，向西可以望见我的丈夫，百年以后，我墓旁应当有万户人家。”汉代韩信家境贫寒，母亲死后没有钱安葬，于是外出寻找高燥的土地，要求旁边能够安置万户人家。颜师古注说：“这是说他有远大的志向。”却不知道韩信实际上本来就是采用了夏太后的话。有人对我说，懂得地理学的人说：“最为平整的地势，平坦开阔。”大概这套方法自古就有了。王浚讨伐吴国时，在益州制造大船，长一百二十步，可容纳二千人。船上用木材筑成城墙，建起楼橹，开有四门，船背上还可以让马奔驰往来。木屑顺江漂流而下，吴国建干太守吾彦捞取漂来的木屑，把这些事报告给吴主。我的看法是：古代八尺为一步，一百二十步就是九十六丈。江山没有今昔的差别，如今蜀江曲折，山峡各不相同，即使盛夏洪水暴涨，难道也能回转停泊九十六丈长的船吗？到了冬天江水变浅，水势仿佛可以涉渡，普通船只经过滩碛，尚且要几天不能前进；而王浚在咸宁五年十一月从益州顺江而下，绝对不可信。再说，建平如今是夔州，距离益州路程还有几千里；木屑漂满江面，难道近处不被蜀人捞取，反而远处被吴人得到吗？这不过是史臣夸张的说法罢了。像“血流得可以漂起舂米的杵”这样的事情，孟子本来就不相信。萧道成诛杀苍梧王以后，王敬则亲手拿起白纱帽戴到萧道成头上，让他立即即位。沈攸之召集各军主将说：“我奉太后的命令，在都城以南起兵；大事如果成功，大家一起戴白纱帽。”大概从晋、宋、齐、梁以来，只有君主可以戴白纱帽。我家中有范琼所画的梁武帝画像，梁武帝也戴着白纱帽。梁武帝因为荧惑星进入南斗星宿，光着脚走下殿堂，以此禳解“荧惑星进入南斗，天子下殿奔走”的谶语。后来听说魏主向西逃走，惭愧地说：“虏人也应验天象吗？”在那个时候，虏人已经占据中原全部土地，怎么会不应验天象呢？突厥本来是西方地位低下的族种，姓阿史那氏，居住在金山南面，替柔然铸造铁器。到其首领土门时，才开始强大起来。他多次侵扰魏国西部边境，魏丞相泰派遣酒泉胡人安诺▯陀出使突厥，他的国人高兴地说：“大国的使者来了，我们的国家要兴盛了。”后来突厥倚仗势力欺凌中原，唐高祖甚至以臣下身份事奉它，最终被唐太宗消灭。我认为，上天起初并没有夷夏之分；至于盛衰、阴阳、治乱的变化规律，在古今都可以验证，没有不如此的。羊祜的外甥王衍跟随羊祜讨论政事，言辞非常雄辩。羊祜不回答，王衍恼怒地拂袖离去。羊祜回头对其他宾客说：“王夷甫凭借盛大名声身居高官，然而伤害风俗、败坏教化的，正是这个人。”又在讨伐步阐的战役中，羊祜想按军法斩杀王戎，所以王戎、王衍对羊祜积怨，并诋毁他。当时人编成话说：“二王掌权，羊公没有德行。”后来王衍更加崇尚空谈，轻视名分和礼法，有见识的人都为此忧虑。王戎却特别赞同这种做法，终于导致夷狄砍伐残害中原的灾祸。王衍本人也未能幸免。羊公认识王衍，和吕献可认识王荆公相似；认识王戎，则和张九龄认识安禄山相似。唉，真贤明啊！北齐刘炫，字光伯。当时朝廷征求散佚的书籍，他于是伪造了一百多卷书，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等，抄录后送给官府，取得赏赐便离开了。后来有人控告他，朝廷原本赦免他，只降一等处理，免除死刑。如今有一部《连山易》，意义非常浅薄，难道是刘炫伪造的书吗？齐朝著作郎祖埏，有文学才华，擅长多种技艺，但粗疏放纵，没有操守。他曾经在宴会中丢失金叵罗，后来却在祖埏的发髻上找到了。近世把叵罗解释为洗，假如果真是洗，怎么能把它放在发髻上呢？不知道叵罗究竟是什么东西。汉代韩信擒获李左车后，向他询问平定齐国的策略；周代宇文邕攻破晋阳、擒获高延宗后，向他询问攻取邺城的策略。这两个人都先推辞，然后才回答，而且全都按照对方所说的去做。这两件事非常相似，难道兵法本来就应当这样吗？唐朝郑元▯出使突厥，劝说颉利说：“唐朝和突厥风俗不同，突厥即使得到唐朝土地，也不能居住。如今劫掠所得的东西都归入国人之手，对可汗有什么好处？不如回军，重新修好和亲关系；这样可以免去长途跋涉的劳苦，坐享金币，而且这些金币全都进入可汗的府库。这和抛弃兄弟世代积累的欢乐、结下子孙无穷的怨恨相比，哪一种更好呢？”颉利很高兴，带领数十万精锐骑兵回去了。郑元▯自义宁以来，五次出使突厥，几次险些丧命。本朝庆历二年，北方敌虏以重兵压境，想得到关南十县，形势不可预测。富韩公出任回报使，对虏主说：“北朝与中国通好，人主就独享其中的利益，而臣下没有什么可以从中取利；如果用兵，利益就归臣下，而人主承担祸患，所以北朝的臣下争相劝说用兵。这都是为他们自身打算，不是国家的计策。”虏主惊问：“这是什么意思？”富公说：“晋高祖欺骗上天、背叛君主，向北方求援；末帝昏乱，神灵和人心都抛弃了他。当时中原狭小，上下离心背叛，所以契丹全军独自取胜。虽然虏获的金币充满了各位臣子的家中，但壮士和健马也大半死亡。

译那么，谁来承担这些祸患呢？如今中国疆域万里，各地精兵以百万计，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想要用兵，能保证自己一定胜利吗？”虏主说：“不能。”富公说：“胜负还不能确定；即使他们取胜，损失的士兵和战马，是群臣承担，还是人主承担？如果不断绝通好，每年的币帛全都归人主所有，臣下所得的只有一年一两名出使者的利益，群臣还有什么可获利的呢？”虏主恍然大悟，长时间点头称是。这也是郑元▯的主张。像富公这样的人，终身不把这件事自认为功劳；有时有人当面称赞他出使虏国的事情，富公一定变色退避，并不感到高兴。东坡为《显忠尚德之碑》作跋，开头就写富公出使虏国的事情，如今天下人都在诵读这篇文章，但这并不是富公的本意。太史令傅奕上疏请求废除佛法，说：“佛教使人不忠不孝，剃发而向君主和父母行礼；游手好闲、白吃饭，改变服色来逃避租赋；虚构三涂，错误宣扬六道，恐吓愚民，欺骗庸人。”又说：“人的生死寿夭取决于自然，刑罚、恩德、威严、福泽取决于人主；贫富贵贱，是功业所招致的。但愚蠢的和尚都假称这些是由佛决定的。”又说：“从羲农以来直到汉朝，都没有佛法，君主英明、臣下忠诚，国运长久、年寿永远。汉明帝开始供奉胡人的神，到苻坚、石勒时，羌胡扰乱中原，君主庸弱、臣下奸佞，国运短促、政治暴虐。”等等。韩退之在《论佛骨》奏疏中说：“从伏羲到周文王、周武王时，都还没有佛法，但人的寿命多达百岁，也有超过百岁的。佛法传入中国以后，帝王奉事它，寿命却不能延长；梁武帝奉事佛法最为恭谨，而国家却大乱。”宪宗得到这份奏疏后大怒，将要对韩愈施加极刑，说：“韩愈说我奉佛过分，这还可以容忍；至于说东汉奉佛以后，帝王都因此早夭，为什么这样乖谬刺耳呢？”我认为韩愈的话，大概是扩充发挥了傅奕的话，所以把它列举出来。

译●卷九 唐高宗说：“隋炀帝拒绝劝谏而灭亡，我常常把这件事作为警戒，虚心寻求劝谏。但为什么没有人来进谏呢？”李▯说：“陛下所做的事情全都完美，群臣没有什么可以进谏的。”我认为，高宗立太宗的才人武氏为皇后，是被李▯“陛下的家事何必询问外人”这句话诱导的。他又对高宗说“陛下所做的事情完美无缺，没有什么可谏”。太宗把李▯留给高宗，是没有识人的眼光。突厥默啜从武则天时期起就成为中国的祸患。朝廷为此废寝忘食，倾尽天下的力量也不能战胜他。郝灵筌取得了默啜的首级，自认为建立了旷世功劳。当时宋璟任宰相，因为天子喜好武功，担心投机取巧的人争相产生侥幸求功之心，便极力压低对他的赏赐。过了一年，才授予他郎将之职。郝灵筌痛哭而死。当初，熙宁、元丰年间，西羌大首领鬼章青宜结成为边境祸患，多次击败官军。种宗悬挂旌节作为赏赐，悬赏捉拿他却未能成功。到元祐年间，种谊活捉并押送他回来，吕汲公任宰相，种谊只升迁一级，担任西上阁门使而已，这也是宋璟的用意。李▯、许敬宗在高宗立武后时，李林甫在玄宗废太子时，都是凭借“陛下的家事何必询问外人”这一句话而使事情定了下来。唉，奸人的言论，总是从当代君主的爱好进入，因此必然相同。高祖增加赏赐给萧何二千户，因为萧何曾在服徭役去咸阳时，独自送钱给他二百。光武把珍宝、衣服、钱帛赏赐给冯异，用来报答他在仓促逃难时于芜蒌亭送来的豆粥和在滹沱河送来的麦饭。这两位帝王对待两位臣子的情形非常相似，可以说他们是旧交了。高祖命令项籍的旧臣都取名为“籍”，只有郑君不奉诏，于是高祖把所有取名“籍”的人都授为大夫，却驱逐了郑君。刘裕秘密写信招降司马休之府中的录事韩延之，韩延之不屈服，因为刘裕父亲名叫翘、字显宗，于是韩延之改字为“显宗”，给儿子取名“翘”，以表示不臣服于刘氏。像郑君、韩延之这样的人，才可以谈论侍奉君主的道义。汉宣帝刚即位时，拜谒高祖庙，霍光作为骖乘随行，宣帝内心严肃畏惧他，好像背上有芒刺一样。唐宣宗刚即位时，李德裕奉上册书，宣宗问身边的人：“刚才靠近我的，不是太尉吗？他每次回头看我，都使我毛发悚然。”世人说霍氏的灾祸萌发于担任骖乘，李氏的灾祸起因于奉上册书。所以说，威势震慑君主的人，君主不会容留。两位公的情况非常相似。李匡威的忌日，王镕到他的府第吊唁，李匡威穿着素服、内穿铠甲出来接见。唐朝末年，武人遇到忌日，尚且还穿素服接受吊唁。张芸叟曾说过安信之的话，以前在《唐野史》一书中见过，书中记载了两件事：第一，明皇被李辅国杀害，肃宗知道他的阴谋，却不能制止。没过几天，李辅国被雷震死。第二，甘露之变发生时，北司正在逮捕王涯。卢仝恰好在座，也一并被捕。卢仝申辩说：“我是山人。”北司斥责他说：“山人为什么要来见宰相？”卢仝无言以对，北司怀疑他参与了谋划。从王涯以下的人，全都把头发反绑在柱子上，钉住手脚，然后行刑。卢仝没有头发，北司便命人在他脑后再加一根钉子，人们认为这是“添丁”的谶语。秦始皇兼并天下，焚毁六经，销毁五兵，废弃古代文治武功的制度，自行建立一统的制度；他本来是大商人吕不韦的儿子。曹操凭借奸雄的资质，匡正大汉，又有余力使官职世袭；他本来是夏侯氏的儿子。晋元帝渡过长江建立东晋，国祚还延续了一百年；他本来是小吏牛氏的儿子。上天所要兴起的人，有些事情是无法预知的。《晋史》记载：刘聪在位时，有盗墓者挖掘汉文帝的霸陵、汉宣帝的杜陵和薄太后的陵墓，得到很多金帛。朝廷因为用度不足，下诏收取其中的剩余财物，以充实府库。从汉代到晋代已经四五百年，陵墓中的丝帛难道不会腐坏吗？应当说只有金玉还可能保存。又有苏公替韩魏公论说薄葬时说：“汉文帝葬在霸陵，墓中木材不改换原来的排列，收藏其中没有金玉，天下人都认为他圣明，后世安稳得如泰山。”这也不对。牛僧孺任伊阙县尉时参加贤良方正科考试，严厉抨击当时政治的弊病。宰相李吉甫嫉恨他，向宪宗哭诉，认为考官不公，于是罢免了牛僧孺。考官是白乐天，因此牛僧孺和白乐天一同被李吉甫父子憎恨。我认为牛、李两党的对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嘉祐年间，苏子由参加制策考试，皇帝从禁省出来，他历数朝政的缺失，毫不回避，甚至说宰相不贤，希望得到娄师德、郝处俊那样的人来任用。宰相魏公赶紧以国士之礼对待他，不但不嫉妒他。唉，他比李吉甫贤明得多了！司马文正公起初撰写《历代论》，论到曹操时说：“这是从盗贼手中夺取天下，并不是从汉室手中取得天下。”富弼怀疑这句话，向邵雍询问，认为这说法不对。我家还保存着《康节答文忠书》的副本，当时或许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司马文正公；如今《资治通鉴·魏语》下篇中，已经没有这段议论了。太史公向南登上庐山，观看大禹疏导九江的遗迹，于是到达会稽太湟，登上姑苏山，眺望五湖；向西遥望蜀地的岷山和离堆，于是撰写了《河渠书》。吴、蜀的水称为江，秦地的水称为河；其中记载江、淮等水，不应一概称为河，大概是因为太史公是秦地人。《汉史·萧何传》先说百姓上书，称萧何强行以低价买下百姓的田地和住宅数千处；后来又说萧何买田宅一定选择偏僻贫穷的地方，建造住宅也不修筑高墙大屋，并说：“使后世的贤人以我的俭朴为榜样；不贤的人，也不要让势家夺去这些田宅。”前后这样反复，实在不可信。汉高祖[“▯”字疑误]侮辱别人，像骂奴仆一样辱骂诸侯和群臣。唯独对张良，必定称字“子房”，不敢直呼其名。高祖假装出游云梦，捆绑韩信，把他押在后车上。韩信叹息说“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意思是：如果像子房那样抛弃人间事务，跟随赤松子游历，高祖又怎么能加害他呢？所以司马迁把这件事完整写了下来，班固却删去了后两句，这是没有理解淮阴侯韩信的叹息。

译汉高祖离开成皋，向东渡过黄河，只有滕公跟随。张耳、韩信的军队驻扎在修武。高祖到达后，住进驿舍。第二天早晨，他自称是汉王的使者，骑马驰入赵军营垒。张耳、韩信还没有起床，他就直接进入卧室，夺取了二人的印信和兵符，指挥召集各位将领，重新安排他们的职位。韩信、张耳起床后，才知道高祖来了，大为惊骇。高祖夺取二人的军队后，便命张耳负责守卫赵地，任命韩信为相国。汉文帝任命刘礼统率灞上军，徐厉统率棘门军，周亚夫统率细柳营。皇帝亲自慰劳军队。到灞上、棘门的军营时，皇帝径直驰入，大将以下的军官都骑马出来迎送。到细柳军营时，军士和官吏都披着铠甲，磨利兵器，张满弓弩，手持拉满的弓弦。皇帝的先导到达后，不能进入营门。先导说：“皇帝将要到了！”军门都尉说：“军中只听将军的命令，不听皇帝的诏令。”过了一会儿，皇帝到达，仍然不能进入。于是皇帝派使者手持符节传诏给将军说：“我要来慰劳军队。”周亚夫才传令打开营门。守门军士请求皇帝的车马减速，说：“将军有约定，军中不许纵马奔驰。”于是皇帝按住缰绳缓慢前行。到达中军营帐时，将军周亚夫作揖说：“披甲戴盔的将士不能行跪拜礼，请允许我以军礼拜见。”皇帝因此改变了神色，俯身扶着车前横木表示敬意。皇帝派人致意说：“皇帝恭敬地慰劳将军。”礼仪完成后便离去。皇帝说：“唉，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刚才灞上、棘门的军队，简直像儿戏一样。”我认为韩信很会治军，皇帝到来他却不知道；皇帝一到就进入他的卧室，夺走印信和兵符，这说明他完全可以被袭击并俘虏。他的军纪严整，远不如周亚夫。两汉的士人，前有张子房，后有诸葛孔明，都有洙泗大儒那样的气象。张子房已经辞让齐地三万户的封赏，又把相国之位让给萧何，还从容地同他谈论了许多天下大事。太史公说得好：“在帷幄之中运筹谋划，在无形之中取得胜利。”张子房谋划这些事情，不求显名，不靠勇力建立功勋；把困难的事情从容易处着手，把大的事业从细微处做起，可以说这句话已经把他的特点完全概括了。刘玄德临死前嘱托孔明说：“你的才干胜过曹丕十倍，嗣子如果可以辅佐，就辅佐他；如果他没有才干，你可以自行取代他。”大概刘玄德已经知道刘禅不贤，而他的志向是把天下百姓从涂炭中拯救出来；如今不幸将死，除了孔明没有别人能够做到，所以这是他的真心话，也就是尧、舜、禹相传的事情。孙盛是什么人，竟随意把这说成是扰乱国政的遗命，又说这是权术，哪里配同他谈论刘玄德和孔明呢！东坡先生说，孔明的《出师表》可以和《伊训》《说命》相互辉映。我认为它也像周公《鸱鸮》那首挽救祸乱的诗。所以他说：“希望陛下把讨伐贼寇、兴复汉室的功业托付给我；如果不能成功，就治我的罪，用来告慰先帝的英灵。”假使孔明是为刘玄德出兵，必定不会说这样的话。后来军中把孔明去世的消息报告上来，蜀人请求发丧却不被允许，请求立祠祭祀又不被允许，直到在野外举行祭祀，互相吊唁哭泣，这是为什么呢？假使孔明不死，也不能保证刘禅能够同他始终相处。崔瑗家中贫穷，连一儋粮食也没有，当时的人都为他的亲族而叹息，所以李固听到他的名声便表示敬意。然而杜乔担任八使时，却要以贪赃之罪弹劾崔瑗。士人想要避免谗毁诽谤，实在困难啊！王阳的车马极其鲜明华美，崔瑗的宾客有丰盛的酒食，但这两位都是清正自守、守节自持的士人。因此评论人物，应当考察他的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宋神宗厌恶《后汉书》中范晔的姓名，想要重新修撰一部后汉史。他寻找《东观汉记》，很久也没有找到；后来高丽把这部书的抄本随同某位医官送来进献，但神宗已经去世了。到元祐年间，高丽使者说明了事情经过，朝廷向书省询问，却没有人知道。那名医官已经死去，后来在他家中找到这部书，收藏在内府秘阁。我曾在吕汲公家抄写过一部，也在战火中丢失了。还有一次我在长安任宫长，有人说杜民家有《江表传》《英雄志》，我于是把这件事告诉外台，朝廷立即派官员去取，杜民惊惧，仓促间把书烧掉了。世上如今已经没有这三部书了。尧、舜禅让的事情，尚且还有被囚禁、死于荒野等骇人听闻的说法，只是依靠孔子，才没有使完整的史书失传。何况那些假借尧、舜的名义来主张禅让的人，想让臣下和君主都保全自身，实在很难。唯独汉献帝从初平元年庚午即位，到延康元年庚子把帝位让给魏王曹丕，实际在位三十年。曹丕尊奉汉献帝为山阳公，食邑万户，地位在诸侯王之上；上奏事情不称臣，接受诏书不行拜礼，使用天子的车服祭祀天地、宗庙、祖先和腊祭，一切都按照汉朝制度。黄初七年丙午，曹丕去世，曹睿即位。青龙二年甲寅，山阳公去世，这时距离他让位已经十四年。曹睿改变服色，率领群臣尽情哀哭，派使者吊祭，监督办理丧事，谥为孝献皇帝。诏册说，曹睿称：“用汉天子的礼仪安葬于禅陵。”五年以后，曹睿去世，齐王曹芳即位，四年后被废。高贵乡公曹髦即位，在位五年去世。陈留王曹奂即位。景元元年庚辰，山阳公夫人去世，曹奂亲临华林园，派使者持符节追谥为献穆皇后。到下葬时，车服制度都按照汉朝旧例。又过四年，陈留王把帝位让给晋。可见魏对汉帝及其后代的尊奉，始终同魏国相终始。看看晋朝以后那些被称为禅让的事情，难道不都是盛大的德行吗？史臣不懂这个道理，还要贬低曹丕，说他没有宽宏博大的气度，因此我特意把这件事表彰并写出来。上柱国窦毅娶周武帝的姐姐襄阳公主为妻。她的女儿听说隋朝杨坚接受周静帝的禅让，便从堂上跳下，抚胸长叹说：“只恨我不是男子，不能挽救外祖家的灾祸。”窦毅和公主捂住她的嘴说：“你不要胡说，会使我们全族被诛。”窦毅因此认为她非同寻常，把她嫁给唐公李渊，这就是太穆皇后，实际生下了太宗，最终能够消灭隋朝。丹阳陶弘景博学多才，擅长各种技艺，喜欢养生之术。他在齐朝任奉朝请，后来弃官隐居茅山。梁武帝早年就同他交游，对他的恩遇礼敬极其深厚，每次收到他的书信，都焚香后才接受。梁武帝多次亲笔下诏召请他，他却不肯出山。朝廷遇到吉凶、征讨等大事，一定先向他咨询，一个月中常有几次使者往来，人们称他为“山中宰相”。他将死时作诗说：“王衍任意放诞，何晏坐谈空理。哪里料到昭阳殿，竟变成了单于的宫殿。”当时天下士人仍然崇尚西晋的风气，争相谈论玄理，所以陶弘景这样说。大概放诞而空谈玄理，就会废弃礼法；礼法一旦废弃，就会变成夷狄。古今的变化，有些是必然如此的，陶弘景这话确实说得有见识。

译●卷十 汉高祖戴着一顶竹皮冠从民间起兵，起初没有享受秦朝的俸禄，最终却能够铲除秦朝的暴政，把一代百姓从刀刃和陷阱之下拯救出来，安置到安乐之地。他取得天下后传给子孙，延续了四百年。他夺取天下的行为没有一件不合乎正义，即使商汤、周武王也会感到惭愧。史臣不懂这个道理，只说“斩蛇显瑞，符合火德”，实在荒谬。“太史公取贾谊《过秦》上下篇，作为《秦始皇本纪》和《陈涉世家》末尾的赞文。”班固这样说。班固在《贾谊传》中没有记载《过秦》，如今《史记·陈涉世家》文字之后却题作“褚先生曰”，这不对。王荆公非难欧阳公贬斥冯道。按冯道先后侍奉五位君主，担任宰相，如果竟然不加诛罚，史书还凭什么称为史书呢？王荆公《明妃曲》中说：“汉朝的恩情自然浅薄，胡人的恩情自然深厚，人生的快乐就在于遇到知心人。”他应当会取法冯道。韩信攻破赵国广武军后，李左车投降了他，韩信却向西面拜他为师，古今都称这是盛德之事。然而韩信既然如此尊重李左车，为什么不向高祖说明，请求尊重并任用他呢？只要问到攻燕伐齐之后的事情，就不知道李左车去了哪里，他的姓名也不再见于史书。又如韩信一向善待钟离昧，钟离昧逃亡投奔韩信，韩信待他并不薄；但有一天韩信被迫让钟离昧自刎，还拿着他的首级去见高祖。钟离昧骂他说：“您不是长者！”我恐怕前面的李左车，就像后来的钟离昧一样。韩信不能善终，也是应该的。《新唐史·南诏》中说，海岛、溪峒之间的蛮人，有些是马援南征时留下而没有杀掉的人，称为“马留人”。如今世间把猴子叫作马留，只是因为它们的形状同那些人相似。舜一年之内巡行四岳，南方多暑热，却在五月暑热时南行到衡山；北方多寒冷，却在十一月寒冷时到达常山，世人很是怀疑这件事。《汉书·郊祀志》记载，汉武帝从三月出发巡行封禅，向北到达海边的碣石，又巡行辽西，再经过北部边塞，又到达九原，五月返回甘泉；仅仅用了一百天，就行走了一万八千余里，更加荒唐。丞相掾和洽对曹操说：“天下人的才干和品德各不相同，不能只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世上有些人节俭朴素超过适度，用来要求自己尚且可以；如果以此作为衡量万物的标准，失误就会很多。如今朝廷议论官吏，看到穿新衣、乘好车的人，就说他不清廉；看到仪容不修饰、衣服皮裘破旧的人，就说他廉洁。甚至使士大夫故意弄脏衣服，藏起车舆服饰；朝廷府署的大官，有的亲自提着壶和饭食进入官署。建立教化应当以中庸为准，贵在能够长久实行。如今推崇一种人人难以承受的行为，以此排斥不同道路的人，勉强去做的人一定会疲惫困苦。古代的大教化，关键只在于通达人情罢了。凡是过分偏激怪异的行为，就容易容纳和引入虚伪。”绍兴以来，宰相赵元镇喜好伊川程氏的学说。赵元镇不认识真正的伊川学者，却反而任用妖妄之人迷惑世人；他常常拱手端坐，整天一句话也不说。有人去拜访他，他就说：“我正在思考诚敬。”那些离开正道而去作奸作伪的人，十人中有九个必定穿破衣、吃粗食，以此使自己显得污秽不堪；否则就会被斥为不肖。我担心后世受其迷惑，读到和洽这番话，所以特意表彰写出。田横远在万里之外的海岛中居住，高祖一定要他前来，否则就发兵诛杀他，田横不敢违抗。商山四皓近在商山，距离长安不到一百[“埋”字疑误]；以高祖的暴烈，张子房却说“皇上有四个人不能招致”，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四皓都是震动世人的豪杰，他们拯救天下百姓的志向，起初同高祖相同；高祖已经称帝，他们就可以隐居了。因此高祖是要保全他们，不愿屈服他们，并不是不能屈服他们。这是我的祖父康节说的。游士汝南人范滂等人并不是攻击朝政，自公卿以下都降低身份礼敬他们。太学生争相仰慕他们的风范，认为文学即将兴盛，处士又将被任用。申屠蟠独自叹息说：“从前战国时期，处士纵论政事，各国君王甚至亲自拿着扫帚为他们前导，最终却有坑杀儒生、焚烧书籍的祸患，今天的情形正是这样。”于是他在梁、砀之间断绝踪迹，靠着树木搭屋，使自己同佣工一样。住了两年，范滂等人果然遭到党锢之祸，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施刑，共有数百人。我认为桓帝、灵帝时期，国家政令从宦官手中发出；世人既然愤怒怨恨而感到不平，所以处士们起来坚持正直的议论。他们彼此互称姓名，形成了“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称号；太学中跟随他们的人甚至达到三万多人。宦官反而说：他们私下互相署名，结成朋党，共同图谋危害国家。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寓、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昱、河南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二百多人，都死在狱中。有人被流放，有人被废黜，有人被禁锢，甚至牵连七族的，又有六七百人。天下因此骚动，自古以来士大夫遭受的祸患从来没有这样严重。世人说范滂等人具备忠孝的节操，是错误的。我得到申屠蟠的事迹，认为他断然识别事物、预先防范，聪明而明智，所以特意表彰写出。大禹之后第二代就已经失去国家了，这个人是启的儿子太康。周公之后第五代就已经杀死君主了，分别是伯禽、考公、炀公、幽公；幽公的弟弟氵费杀死幽公而自立。商汤之后第一代就有太甲失去正道，伊尹把他放逐到桐宫。周武王之后第四代有昭王，王道已经衰微残缺，他向南巡行，最终死在江上；他的死没有发丧告知天下，是因为要避讳这件事。汉高祖之后第一代有吕氏之祸。唐太宗之后第一代有武氏之祸。这几个君主，难道会没有留下先人的恩泽吗？汉武帝任用杜周为廷尉，诏狱牵连逮捕达到六七万人，因相互牵连而增加的又有十多万人。唐武后审讯流放者，一天之内，万国俊杀了三百人，刘光业杀了九百人，王德寿杀了七百人。伯夷姓墨，名元，有的写作允，字公信；叔齐名智，字公达。他们是兄弟，是孤竹君的儿子。夷、齐大概是他们的谥号。（原注：出自《论语疏》、出自《春秋·少阳篇》） 《前汉书·循吏传》说：“孝宣帝自霍光去世以后，才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振奋精神治理国家，每五天听一次政事，从丞相以下的官员各自履行职务后退下。”每五天听一次政事，史臣还认为这是美事，那么孝宣帝以前的君主没有亲自阅览天下事务，也就可以知道了。

译李[“▯”字疑误]生病时，对他的弟弟弼说：“我亲眼看见房玄龄、杜如晦一生勤劳辛苦，仅仅建立了家业，却遭到不肖子孙败坏得一无所有。我的子孙，应当全部托付给你。安葬完毕后，你应当住在我的堂中，抚养孤儿幼子，谨慎地观察照料他们；其中如果有志气不正、交往不当的人，都先打死，然后再把情况报告上来。”从那以后直到去世，他再没有说过别的话。我认为李[“▯”字疑误]亲眼见过太宗经过百战取得天下的艰难，又忍着将死之身说出这样悲痛的话，首先是把自己的遗愿托付给高宗。到高宗想立太宗的才人阿武为皇后时，褚遂良、郝处信等人拼死争谏，认为绝对不可；高宗却只采用了李[“▯”字疑误]所说的“这是陛下的家事，不必询问外人”这一句话，使唐朝的宗庙社稷几乎覆亡。为什么李[“▯”字疑误]能为自己的家族筹虑，却不能为国家筹虑呢？李[“▯”字疑误]真是个鄙陋的人啊！司马文正公编修《资治通鉴》时，对他的属官范淳父说：“各史书中有诗赋等作品，如果只是为了文章本身，就可以删去。”大概司马公的意思是，真正要在天下和后世立身的人，不应只靠空洞的言辞。可是屈原因为忠诚而被废黜，直到投汨罗江而死；他所作的《离骚》，汉淮南王和太史公都说可以同日月争辉，难道是空洞的言辞吗？《资治通鉴》把屈原的事迹全部删掉，《春秋》褒奖细微的善行，《资治通鉴》却遮蔽日月般的光辉，这是为什么呢？司马公应当有深刻的见识，但我在《考异》中找不到解释。古代君主即位时称元年，表示一个统治时期从开始到结束的意思。汉武帝却增加了“建元”的年号，后来又用年号命名年份，这已经不合古制；而且他还多次更换年号。哪有君主即位称元年以后，又再次称元年的道理？唐太宗即位时称贞观元年，到二十三年结束，这比较接近古制。唐太宗因为谶语，想把宫中姓武的人全部杀掉，李淳风认为不可以，但最终还是杀了李君羡。谶语说“一位女子，身材高大，姓武”，说得如此明白。后来高宗想立太宗的才人武氏为皇后，长孙无忌、郝处信、褚遂良竭力进谏，却没有一句提到武氏的谶语。这是为什么？武氏造成的变乱，后来发展到不可言说的地步；司马文正公在《资治通鉴》中没有记载这件怪事，却偏偏记载了这条谶语。汉桓帝时，有人说：“百姓贫困，必定是因为钱币轻薄，应当重新铸造大钱。”这件事下交四府的官员和太学中善于议论政事的人讨论。我曾经议论过，国家有政事，为什么竟让太学的士人参与议论？大概是因为他们煽动舆论、左右人心，竟能造成这样的声势，所以窦武在两宫得到的赏赐，全都分给了太学诸生；陈蕃听说王甫发动变乱，带领八十多名诸生拔刀闯入；范滂借助公众舆论攻击他人，公卿都降低身份来礼待他；依附他的太学诸生有三万多人，最终酿成党锢之祸，汉朝也随之灭亡。难道这只是曹节等人的罪过吗！靖康初年，海外和国内共同扰乱中原，势力还不深。朝廷有所施行，太学诸生必定起来议论。又发动全国的人进谏并排斥大臣，击打登闻鼓，甚至把它打碎。朝廷大臣畏惧怯懦，只能拱手沉默，不敢确立任何一项措施，天下最终到了无可救治的地步。幸亏当今天子中兴，加大号令，才开始使他们畏惧震慑、败散瓦解。不然，这场祸乱不会比汉朝的党锢之祸轻。鲍宣说：“百姓有七种亡失，豪强大姓无休止地侵吞他们，这是第一种。”马援说：“大姓侵害小民，本来就是太守的职责。”然而以曹操那样的勇气，尚且说：“我先前在济南铲除残暴、清除污秽，因此被豪强怨恨，恐怕祸及家人，所以托病离职。”如今的君子，想仅仅凭礼义廉耻来制裁那些残害百姓的豪强大姓，也未免太疏阔了。蜀地对于韦皋所刻的文字，后来书写韦皋姓名的地方，一定把它刻在其中，只能勉强辨认。因此宋子京记载韦皋的事说：“蜀人思念他，见到他的遗像一定下拜；凡是刻石写有韦皋姓名的，都把文字铲去，以表示尊敬和避讳。”近来有人从西南夷得到韦皋授予旧日君长的文牒，在韦皋官位下面写着类似“皋”的字，又涂上墨，像刻石上的字一样；这大概是“皋”字的花押。那时刻石，也采用先写姓名、后写押字的制度，并不是蜀人铲去文字来表示尊讳。比如本朝韩魏公书写“花”字时写成“琦”字，又涂上墨，仍然可以辨认，也是这种字体。●卷十一　像孟子这样的大贤人，为什么还有人议论他，有的非难，有的怀疑，有的辩驳，有的贬斥？我不敢说自己知道。现将这些说法全部列在下面，请学者们加以折中判断。后汉王充有《刺孟》，近代何涉有《删孟》，文章繁多，这里不予抄录。王充的《刺孟》出自《论衡》，韩退之称赞他说“闭门潜心思考，用《论衡》来修治学问”。那么韩退之对于孟子“醇厚到了极点”的评价，也未必正确。大略取法先王，却不知道先王之道的纲领；然而才智过人、志向远大，见闻又杂博。他考察过去的旧说，创立了这种学说，称为五行，十分偏僻乖谬而没有条理，幽深隐晦而无法说明，局促简略而不能解释。他修饰这些言辞而恭敬地称许它，说：“这真是先君子的言论啊。”子思首先倡导，孟轲继而附和，世俗讲学的人仍然像昏昧的儒者一样，只是一味唯唯应诺，不知道其中的错误，于是接受并传承下来，认为仲尼、子游对后世特别厚重。这就是子思、孟轲的罪过。（以上出自《荀卿·非十二子》） 有人怀疑“伯夷狭隘，柳下惠不恭敬”，说：孟子称自己所愿学习的是孔子，那么君子的行为还有谁在孔子之前呢？孔子周游聘问七十多个国家，都因为与其道不合而离去，难道不是认为不合格的君主便不侍奉吗？孺悲想见孔子，孔子以有病为由推辞，难道不是认为不合格的朋友便不与之交往吗？阳虎在鲁国掌权，孔子不肯出仕，难道不是不愿立身于恶人的朝廷吗？阳虎掌握鲁国臣政，难道不是因为以污辱君主为羞耻吗？孔子担任委吏、乘田，难道不是不以小官为卑微吗？天下人都不了解他，他却不怨天、不责怪别人，难道不是被遗弃而不怨恨吗？饮水、弯曲手臂当枕头，却以其中为乐，难道不是身处困厄穷困而不忧愁吗？居住在乡党之间，谨慎恭敬，仿佛不善于说话，难道不是与众人相处而不失去自己的操守吗？所以，君子在国家有道时就出来做官，国家无道时就退隐；侍奉其中贤明的大夫，与其中仁爱的士人交友，这并不是狭隘。与人和谐却不盲目同意，避世而心中不忧闷，这并不是不恭敬。只要没有失去中正，即使孔子这样做，怎么能说君子不应这样做呢？又有人怀疑“陈仲子逃避兄长、离开母亲”，说：仲子认为兄长的俸禄是不义之禄，大概是说兄长不是按照正道侍奉君主而取得俸禄；认为兄长的房屋是不义之屋，大概是说兄长不是按照正道从别人那里取得财物而建成房屋。

译仲子大概曾经劝谏过他的兄长，但兄长没有采纳。仲子的想法是：我既然已经知道这些东西不合义，却还吃他的粮食、住他的房屋，这就是嘴上非议而身体享用，所以要避开他。他住在於陵，於陵的房屋和粮食，是自己织鞋、妻子纺绩所得，并不是不义。难道还要追问房屋是谁建造、粮食是谁种植的吗？他所吃的[原文“▯▯”疑为脱误]，是兄长所接受的馈赠，所以把它吐出来。难道是对母亲供养的食物就不吃，对妻子供养的食物反而吃吗？君子责备别人，应当探究事情的实情。仲子逃避兄长、离开母亲，难道是他所愿意的吗？像仲子这样的人，确实不是中行之士，但也是有所不为的狷介之士。孟子却责备他，为什么这样过分呢？又有人怀疑“孟子将要入朝见齐王”，说：孔子是圣人，定公、哀公是平庸的君主。然而定公、哀公召见孔子，孔子不等车驾备好就动身。经过君位时，脸色严肃，脚步快疾；经过空着的君位尚且不敢不恭敬，何况君主召见而自己不信任君主、转而到别处去吗？孟子学习孔子，他的道理难道不同吗？君臣之义，是人的大伦。孟子的德行，哪里比得上周公？他的年龄长幼，哪里比得上周公与成王的关系？成王年幼，周公背着他上朝接见诸侯；等成王长大后，周公归还政权，面向北方对成王稽首，敬畏地侍奉他，与侍奉文王、武王没有不同。怎么能说他有爵位，而我有德行和年长的资格，就可以怠慢他呢！有人怀疑“[原文‘▯氐｛圭黾｝’疑为人名或专名，字形有误]，处在那个职位上就不能不进言，进言而不被采用就不能不离去；自己没有官职守责，也没有进言责任，因此进退可以从容有余裕”，说：孟子居住在齐国时，齐王把他当作老师。所谓老师，就是引导人向善、救助人改正过错的人。怎么能说他“没有官职守责，也没有进言责任”呢？如果说他是因为贫穷才出仕，那么他出行时有几十辆副车，随从有几百人，依靠齐国供养，这并不是守关门、击梆子的小吏可比的。《诗经》说：“那些君子啊，不白白吃饭。”贤人的作为，应当成为百世遵循的法则。我担心后世有人凭借自己的地位来骄慢君主，实际上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却贪恋俸禄职位，都援引孟子来比拟自己，所以不得不提出疑问。有人怀疑“沈同询问是否应当讨伐燕国”，说：孟子知道燕国可以讨伐，却一定要等到能够施行仁政的人才可以讨伐它。齐国没有仁政，讨伐燕国并不是它所承担的职责。假如齐王没有向孟子谋划，孟子不预先知道也就罢了。沈同既然拿孟子的话来劝齐王讨伐燕国，而孟子的话中还包含着未曾全部说尽的意思，怎么能不告诉齐王并纠正这件事呢？军队和战争是大事，百姓的死生、国家的存亡都系于此。如果行动不合宜，百姓就会遭受残害、国家就会陷入危亡，仁者怎么忍心坐视这种荒谬的行动呢？有人怀疑“父子之间不责备对方行善”，说：《经》说：“遇到不义之事，儿子不能不向父亲争辩。”《传》说：“爱护孩子，就用合乎义理的道理教导他。”孟子却说：“父子之间不责备对方行善。”不责备对方行善，就是不劝谏、不教导，这怎么可以呢？有人怀疑“人的本性如同急流”，说：告子说：“人的本性没有善与不善的分别，就像水没有向东流还是向西流的分别一样。”这是告子的说法错误。水没有向东向西的分别，是说地势平坦。如果地势东高西低，或西高东低，难道还能够靠挖渠引导使水流向相反的方向吗？人的本性没有善与不善的分别，是说普通人。瞽叟生了舜，舜生了商均，难道是后天陶冶教化能够改变的吗？孟子说人没有不善的，这也是孟子的说法错误。丹朱、商均从小到大每天所见的都是尧、舜，却不能改变自己的恶性，难道人的本性会没有不善的吗？有人怀疑“所谓生，就是本性”，说：孟子说：“白色羽毛的白，和白雪的白相同；白雪的白，和白玉的白相同。”告子本应回答说：“颜色是相同的，本性却不同。”羽毛的性质轻，雪的性质弱，玉的性质坚硬，而告子对此也都承认了；这就是后来产生“狗牛之性与人性”争论的原因。孟子也可以说是凭辩论胜过了别人。有人怀疑“齐宣王询问卿的任用”，说：《礼》说“君主不与同姓乘同一辆车，也不与异姓乘同一辆车”，是嫌他们有逼近君主之嫌。担任卿的人，无论是贵戚、异姓还是同姓，都是臣下。做臣子的道义是：向君主进谏而君主不听，可以离去，也可以为此而死；怎么能因为贵戚的缘故，就敢改变君臣位置而居于君位呢？孟子的话错了。君主有重大过错，没有谁比得上纣王；纣王的卿士中，没有谁比王子比干、箕子、微子更亲近、更尊贵。微子离开了，箕子因此做了奴隶，比干进谏而死。孔子说商朝有三位仁人。纣王的过错如此严重，而三人的贤德如此之高，尚且不敢改变君臣位置，何况过错比不上纣王、贤德也比不上三人的君主和贵臣呢？将来如果有贵戚之臣，劝谏君主而君主不听，便废掉君主取而代之，说：“我是采用孟子的说法，并不是篡夺，而是合乎义理。”这可以吗？有人说：孟子的意图，是想用这种说法使齐王畏惧。这也不对。齐王如果听到孟子的话而害怕，就会更加猜忌、憎恨贵戚，听到进谏便诛杀他们；贵戚听到孟子的话，又会起来照着做。这样，孟子的话不能纠正骄横君主的错误，反而正好成为篡夺作乱的凭借。这可以吗？有人怀疑“可以接近的有三种情况，可以离开的有三种情况”，说：君子出仕，是为了实行自己的道，不是为了礼貌和饮食。伊尹离开商汤而投奔夏桀，夏桀难道能用礼貌迎接他吗？孔子奔波不定地周游天下，佛肸召他，他想去；公山弗扰召他，他也想去；他们难道是为了礼貌和饮食吗？是急于施行自己的道。如今孟子却说：“即使没有实行我的主张，只要迎接我的礼节周到，我就接近他；礼貌衰减了，我就离开他。”这是为了礼貌而出仕。又说：“早晨没有饭吃，晚上也没有饭吃，君主说：‘我既不能实行你的大道，也不能听从你的言论，使你在我的土地上挨饿，是我的耻辱。’给我周济，我也可以接受。”这是为了饮食而出仕。一定这样做，就不免于出卖先王之道来推销自己；古代君子出仕，大概不是这样。有人怀疑“尧、舜是出于本性而行仁义，商汤、周武王是亲身实行仁义，五霸是假借仁义”，说：所谓出于本性，是上天赋予的；所谓亲身实行，是亲自去做；所谓假借，是表面上具备而内心实际上没有。尧、舜、商汤、周武王对于仁义，都是天性具备并亲身实行的。五霸不过是勉强强行罢了。仁，是用来治理国家、使诸侯服从的。皇、帝、王、霸都使用仁，只是它们的差别在于大小、高下、远近、多寡罢了。所谓假借，是说表面上具备形式，实际上不按它实行。表面具备形式而实际上不实行，连自己的国家都不能保全，何况能够称霸呢？即使长期假借而不归还，它仍然不是自己真正拥有的。

译有人怀疑“瞽叟杀人”，说：《虞书》称赞舜的德行说：“父亲顽劣，母亲嚣张，象傲慢。舜能够用孝道使他们和谐，勤勉孝敬，使他们趋向善，而不至于作奸邪之事。”舜之所以可贵，在于他能够用孝道使亲人和谐，使他们进步，并且通过趋善来约束自己，不至于走向恶行。这样说来，舜作为儿子时，瞽叟就不会杀人。如果舜不能制止事情发生，使瞽叟到了杀人的地步；等瞽叟被司法官拘捕，舜才抛弃天下，偷偷带着他逃走，即使狂妄的人也不会这样做，难道能说舜会这样做吗？这只是街巷间的传言，大概不是孟子的说法。况且瞽叟既然已经被皋陶拘捕，舜怎么能偷走他？即使背着他逃到海边，皋陶仍然可以把他拘捕。如果说皋陶表面上依法拘捕他，实际上却放纵他，好让舜带走他，这就是君臣相互作假来欺骗天下，怎么还称得上是舜和皋陶呢？再说，舜已经做了天子，天下百姓像拥戴父母一样拥戴他；即使他想住到海边，百姓难道会听任他吗？这样看来，皋陶拘捕瞽叟，是依法行事，却使舜失去了天下；他所失去的就更多了。所以说：这只是街巷间的传言，不是孟子的说法。（以上是司马文正公《疑孟》） 孔子说：“颜回啊，他的心三个月不违背仁，其余的人只是每天或每月偶尔达到仁而已。”孔子又说：“我对于别人，诋毁谁、赞誉谁呢？如果有所赞誉，一定是经过考察的。”对于颜渊，孔子考验他已经很充分，观察他也很仔细了。孔子大概曾经默默观察他，考察了三个月之久，发现他在颠沛困顿和仓促紧急之时，没有一件事不是出于仁，因此知道他终身不会背离仁。君子观察一个人，一定要在他思虑事情时观察；但他所思虑的事情可能有虚伪，即使观察一生也未必能得到真实情况。所以经过三个月，必定会有一些情势是事先思虑不到的。虚伪与真实表面上没有不同，君子为什么却鄙弃虚伪呢？因为一旦利害临头，虚伪就会失败。孟子说：“尧、舜是出于本性，商汤、周武王是亲身实行，五霸是假借；长期假借而不归还，怎么知道它不是自己真正拥有的呢？”假借与本性在根本上已经不同，难道还要讨论它最终归还不归还吗？假如孔子观察五霸，不到一天就会作出判断，根本不必等三个月，怎么会不了解呢？孔子说：“以道为志向，以德为依据，以仁为依靠，在六艺中游习。”所谓志，是不求取、不造作，只存志于心罢了，就是孟子所说的心中不要忘记。所谓据，是说可以求取、可以实行。所谓依，是一刻也不曾离开；所谓游，是说出入其中都可以。君子以道为志向，外物就不能牵留他；而在六艺中游习，道德就会自然生长。子贡问治理政事，孔子说：“使粮食充足，使军备充足，使百姓信任政府。”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必须去掉其中一项，在这三项中先去掉什么？”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在剩下两项中先去掉什么？”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都免不了一死，但百姓没有信任就不能立足。”孟子比较礼与粮食的轻重，认为礼重而粮食轻时就去掉粮食；粮食重而礼轻时就去掉礼。对于女色也是如此。可是孔子去掉粮食而保存信任，说“自古以来人都免不了一死，百姓没有信任就不能立足”，为什么不再比较它们的轻重呢？回答说：礼和信对于粮食、女色来说，就像五谷不会杀人一样。现在有人来问：“我担心五谷会杀人，想要禁止五谷，怎么办？”一定会回答：“我宁可吃五谷而死，也不禁止它。”这就是孔子去掉粮食而保存信任的论说。现在如果回答：“选择会杀人的加以禁止，不会杀人的不要禁止。”可是五谷哪里有会杀人的呢？这就是孟子关于礼与粮食轻重的论说。礼是使人能够娶妻的条件，废弃礼而娶到妻子的情况到处都有；因为遵循礼而娶不到妻子，天下从来没有这种事。信是使人能够得到食物的条件，抛弃信而得到食物的情况到处都有；因为遵守信而得不到食物，天下从来没有这种事。如今制定法令，不遵从天下共同认可的原则，却按照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情况来打开取舍的门路，使人认为礼有时可以废弃，那么人们将各凭私意来权衡，礼的轻重哪里还会有固定的标准？按照孟子的说法，礼不久就会被废弃。有人说：舜没有告诉父母就娶妻，如果按照礼，他就不能娶妻。回答说：这是孟子所传述的说法，古代并没有这种说法。凡是关于舜的那些事情，如修筑粮仓、疏浚水井、不告知父母而娶妻，都是齐、鲁之间乡野人的传言；考察《尚书》，舜侍奉父母，大概是勤勉孝敬、谨慎防止作奸，并没有这些说法。假如不幸确实有这样的事，那也不是人情常理所能预料的。自舜以来，像瞽叟这样的人大概也有，但作为父亲而不希望儿子娶妻的，却从来没有。因此说：因为遵循礼而娶不到妻子，天下没有这种事。有人说：嫂子和小叔子不亲手递接东西，这是礼；嫂子落水却不去救，若说礼规定不能亲手递接，这可以吗？回答说：嫂子和小叔子不亲手递接，是礼；嫂子落水时用手去救，也是礼。有什么可取舍的呢？

译●卷十二　季康子向孔子询问政事，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以成就有道之人，怎么样？”孔子回答：“您治理政事，为什么要使用杀戮？您希望向善，百姓也就会向善。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到草上，草一定会倒伏。”即使尧、舜在上，也不能避免杀掉无道之人。然而君子始终不以杀人来劝说君主；尧、舜时代的百姓，只是有不幸而自己走到死路上的，我从未听说尧、舜亲自杀过人。孟子说“用使百姓生存的道理去杀百姓，即使百姓死了也不怨恨杀他的人”。假如后世的暴君和贪官污吏都说：“我是按照使人活下去的道理杀他的。”所以孔子不忍心这样说。孔子说：“富贵如果可以求得，即使是手执马鞭的下士，我也愿意去做；如果不能求得，就遵从我所喜好的。”凡是可以求取的事物，求取就能得到，不求取就得不到。仁义没有不求取便能得到的，也没有求取却得不到的，因此知道仁义是可以求取的。所以说：“仁难道离我们很远吗？我想要仁，仁就会到来。”富贵有求取却得不到的，也有不求取却得到的，因此知道富贵是不可求取的。所以说：“富贵如果可以求得，即使是手执马鞭的下士，我也愿意去做；如果不能求得，就遵从我所喜好的。”圣人对于利益，从来没有存心去求取，哪里还要问它可不可求呢？然而，如果直接告诉人们不可求取，人们仍会存有求得它的心，只是迫于圣人的话才暂时停止罢了。若是迫于圣人的话而停止，那么这种停止总有一天还会重新发生，所以要告诉他们“不可求取”[原文“不可牙求”疑有讹误]，意思是说：假如它可以求取，即使是我也将去求取，以此抬高它的门庭；本来已有门扉，却不如打开门、打开箱子给人看，明白告诉他里面什么也没有。孟子说：“饮食和男女之欲，是人的本性；但其中有命运的因素，君子不把它说成纯粹是本性。仁义是命运所赋予的，但其中也有本性的因素，君子不把它说成纯粹是命运。”君子教导人，应当依据真实情况，为什么不说它有这些因素呢？如果把饮食和男女之欲看作本性，那么它们就是可以求取并得到的，君子却禁止人们这样做；如果把仁义看作命运所决定的，那么它就是不可求取而得到的，君子却强迫人们去追求。禁止那些可以求取的，强迫追求那些不可求取的，天下还有谁能听从这种教导呢？所以说，仁义可以求取，富贵不可求取，这是确实的道理。把可以做到的说成不可以，把不可以做到的说成可以，即使圣人也办不到。子贡问：“怎样才可以称为士呢？”孔子说：“行事立身有羞耻之心，出使四方，不辱没君主的使命，这就可以称为士了。”子贡说：“请问次一等的。”孔子说：“宗族称赞他孝顺，乡党称赞他友爱兄长。”子贡说：“请问再下一等的。”孔子说：“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坚决果断，真是拘拘然的小人啊！不过，也可以算作再下一等的士了。”把轻率许下的诺言当作守信，冒险陷入患难当作果断，这本来就是孔子所轻视的。因此孟子沿袭了这一点，说：“大人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不一定件件果断。”这就不是孔子所说的大人了。大人是不轻易立下诺言，但说话从未不守信；不冒险去犯患难，但行动从未不果断。如今把“不一定守信”当作伟大，这是开启废弃信用的开端，并不是孔子所说“去掉兵器、去掉粮食”的本意。有人问子产怎样，孔子说：“是个施惠于人的人。”子产为郑国制定封疆和救恤的制度，建立[原文“谤政”疑有讹误]，铸造刑书；临死时又教太叔采用严厉的办法。他执法严酷，施政严峻，只顾有益于人的眼前利益，却没有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因此子罕、叔向都讥讽他，而孔子只认为他是施惠于人的人，不认为他达到了仁，大概是有所贬低。孟子说，子产曾经用自己的车船在溱水、洧水上摆渡百姓，“只是施惠，却不懂得治理政事”。这大概是因袭孔子的话而产生的错误。子产对于政事，整顿百姓的赋税，修缮城郭道路，并且按时修理桥梁，这就已经足够了。哪里会有亲自乘坐车船去渡人的事呢？《礼》说：“子产是百姓的母亲，能养活他们，却不能教导他们。”这又是因袭孟子的话而产生的错误。“音乐就要用《韶》的舞乐。放弃郑国的乐声，远离谄佞之人。郑声淫靡，佞人危险。”郑声的危害，与佞人的危害相同。然而孟子说“现在的音乐和古代的音乐相同”，这是为什么呢？假如孟子执政，难道会保存郑声而不加以废除吗？他说“现在的音乐和古代的音乐相同”，只不过是顺着齐王所喜爱的东西来说，以便把话说得入耳罢了。不仅这一件事如此，喜好美色、财货和勇力，是诸侯的三种弊病，而孟子都说没有害处；还说只要听从我的主张，百姓只怕大王不喜好这些。譬如医生因为药味不好入口，就把病人所嗜好的东西当作药，这可以吗？假如声色和财货能够使人称王，那么逐利也可以作为进入仁义的途径，何必单独深切规劝梁王呢？这难道不是丧失了自己的本心吗？孔子说：“人的本性彼此相近，后天的习染使人彼此相距很远。”又说：“只有上等的智慧者和下等的愚昧者不会改变。”本性可以受到扰乱，却不能被消灭；如果能够被消灭，那就不是本性了。人背离自己的本性，到了桀、纣、盗跖的程度，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然而，他们的恶行一定出自他们所喜爱或所愤怒的事物；对于他们不喜爱、不愤怒的事物，他们从未因此作恶。所以，木的本性是向上的，压制木头可以使它弯曲成车轮；但压制一旦达到极限，它从来仍然是向上的。水的本性是向下的，激荡水流可以使它喷涌上升；但激荡一旦达到极限，它从来仍然是向下的。这就是孟子所见到的道理。孟子看到了本性，却把它同善分离开来。《易》说：“一阴一阳叫作道，继承道而发展的叫作善，成就道的叫作本性。”成就道的才是本性，而善只是继承道的作用罢了，并不是本性。人的本性好比阴阳，善好比万物；万物没有不是由阴阳构成的，但若把万物当作阴阳本身，就不对了。因此，阴阳看不见、听不见，却不能说它不存在。如今因为它不是不存在，便把它指称为具体的存在，那么一切具体存在都成了物，而不是阴阳了。所以，天的第一位数为水，但水并不就是天一；地的第二位数为火，但火并不就是地二。即使是“为善”，善也不是本性；假如本性可以称为善，孔子早就这样说了。如果本性可以称为善，那么也可以称为恶。因此荀卿所说的“人性本恶”，大概产生于孟子的说法；扬雄所说的“善恶混杂”，大概又产生于荀卿和孟子二人的说法。本性既然不可以用善或恶来命名，所以孔子只说：“人的本性彼此相近，后天习染使人彼此相距很远。”如果本性本来相近，那么上等智慧者和下等愚昧者为什么不能改变呢？回答是：存在可以改变的道理，却没有可以改变的资质。至于我的弟弟子由所说的道理：从天下落下来的雨，是水；流入江河、积蓄在坑井里的，也是水；积聚成泥浆的，也还是水。指着泥浆告诉人说“这里有水的本性”，可以；但若说“我要使它澄清，让人饮用”，就不可以。这就叫作上等智慧者和下等愚昧者不可改变。苏东坡说：“我写《论语说》，同《孟子》辩论的地方有八处。”

译尧把帝位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汤，汤传给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轲；孟轲死后，这一传承就断绝了。有人问：“为什么说孔子死后传承就断绝了？”回答说：“那个孟子，名义上学习孔子，实际上却背离孔子，哪里能够传承孔子的道呢？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孔子的道，是君主要像君主，臣子要像臣子；孟子的道，却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君主。天下如果没有王道和霸道，任凭言辞虚伪而善辩的人不受诛杀，各家学说便都能推行自己的主张；孙武、吴起的智谋，苏秦、张仪的诈术，孟子的仁义，虽然源头不同，但造成天下混乱的结果却相同。《孟子》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我认为孟子是五霸的罪人。五霸率领诸侯侍奉天子，孟子却劝诸侯去做天子；只要还有人性，就一定知道这是谁顺谁逆了。孟子处在周显王时代，此后还过了一百多年，秦国就兼并了天下。唉！孟子真是残忍的人，他把周王室看得好像不存在一样。孔子说：‘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不依靠战车武力，这是管仲的力量。这样的仁德！’又说：‘管仲辅佐齐桓公，使诸侯称霸，使天下归于统一，百姓直到今天还享受他的恩惠。’ “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开了。”可是孟子说：“凭借齐国称王，就像翻一下手掌那么容易；功业却低微到这种程度。所以说，管仲，是曾西都不肯做的事。”唉！这就好比看见有人救正在争斗的人，反而嘲笑他说：“为什么不趁机把他们都杀了，还可以得到财物呢？不过，他只是救争斗的人罢了。桓公、管仲对于周王室，所救的是父祖留下的国家，而孟子却非难他们，这可怎么办呢？” 有人说：“那么汤、武也不是这样吗？”回答说：“汤、武是不得已而为之。契、相土的时候，哪里知道后来会有桀呢？后稷、公刘、古公的时候，哪里知道后来会有纣呢？他们世世代代树立德行，只是为了修养自身，并把这种德行推及国家罢了。汤、武出生时不幸遇上桀、纣，只得放逐或杀死他们，登上天下共主之位，难道这是汤、武的愿望吗？他们向上畏惧上天，向下畏惧人心，想要实现做臣子的愿望，却无法做到。按照孟子的说法，岂不是汤、武修养仁、实行义，是为了夺取桀、纣的天下吗？唉！我竟不知道仁义原来会成为篡夺天下的工具。” 《仲虺之诰》说：成汤把桀放逐到南巢，心中只有惭愧，说：“我恐怕后世会拿我作谈论我的口实。”孔子说：“《武》乐已经极其美了，却还没有极尽善。”他们顺应天意、回应人心，尚且还这样。孟子本来就是有意这样说的，他的用心究竟在哪里呢？孔子说：“周分有天下三分之二，却仍然臣服侍奉殷商。周的德行，可以说已经是最高的德行了。”又说：“有做君主、安抚百姓的大德，也有侍奉君主的小心谨慎。”《书序》说：“伊尹既已厌弃夏，就又回到亳。”孟子也说：“五次到汤那里去，五次到桀那里去的人，是伊尹。”周显王并没有听说有什么恶行，只是国势衰微罢了。他不是纣，齐、梁却不去侍奉他；他不是桀，孟子却不去投奔他。唉！孟子想要成为辅佐君王、建立帝业的人，为什么这样急躁呢？《孟子》说：“如果完全相信《尚书》，那还不如没有《尚书》。仁德之人无敌于天下，以最仁德的人讨伐最不仁德的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血流得能漂起杵呢？”回答说：这是纣一个人的恶，还是众人的恶呢？如果众人都善良而纣独自作恶，那么早就应该除掉纣了，不必等到周来讨伐。纣作为天下逃亡者的主子，使逃亡者聚集在他所庇护的深渊和薮泽中，归附他的人难道可以立即数清吗？纣存在，逃亡者就存在；纣灭亡，逃亡者又能归到哪里去呢？至于想要抵抗周军的人，又哪里能数得清呢？血流漂起杵，还不足以认为过多。有人说：周军的前队倒戈，从后面进攻商军，使商军败逃，所以荀卿说，杀人的都是商人，不是周人。既然如此，那么商人确实没有抵抗周军；回答说：如果他们都败逃了，周军又何必进攻呢？有人问：“禹把益推荐给天下。七年后，禹去世。三年的丧期结束，益到箕山的北面避让禹的儿子启。前来朝见、诉讼的人不去找益而去找启，歌颂的人不歌颂益而歌颂启，说：‘这是我们君主的儿子。’有这回事吗？”回答说：“禹难道不知道启贤能吗？既然知道，又怎么会把天下传给益呢？父亲如果连儿子都不了解，还谈什么明察呢？如果知道启贤能，天下最终会归附启，却故意谦让给他来成就自己的名声，这就是虚伪。谁会说圣人既不明察又虚伪呢？益也不是不知道启贤能，却不在禹生前辞让，偏要等禹死后才避让，以此仿效舜、禹的事迹，却最终又不能成为舜、禹，他难道不惭愧吗？益与稷、皋陶是同一类人，不应当这样做，而且我的老师孔子也没有这样说过。”有人说：“那么，舜在南河的南面避让尧的儿子，禹在阳城避让舜的儿子，又是怎么回事呢？”回答说：“尧不接受舜的谦让，舜在文祖接受了帝位；舜不接受禹的谦让，禹在神宗接受了任命，有的经历二十八年，有的经历十七年；帝位继承的次序已经落在他们身上，事情已经决定；天下人的心也已经牢固归附了，还能再避让吗？舜、禹其实从未避让。按照孟子的说法，古代的圣人都是作伪的人了。王莽握着孺子的手，流泪抽泣，又有什么值得讥笑的呢！” 有人说：“父母让舜修整粮仓，舜拆掉梯子，瞽叟放火焚烧粮仓；又让舜挖井，舜从井中出来后，瞽叟便跟着把井填埋。象说：‘谋划除掉都君舜，都是我的功劳；牛羊归父母，仓廪归父母，武器归我，琴归我，衣物归我，两位嫂嫂就让她们替我收拾住处。’象进入舜的宫室，舜正在床上弹琴。象说：‘我正忧思着你啊。’于是故作忸怩。舜说：‘这些臣民，你就替我治理吧。’有这回事吗？”回答说：“《尚书》说：‘瞽叟的儿子，父亲顽固，母亲嚣张，象傲慢；舜能够用孝使他们和谐，孜孜不倦地行善，不至于陷入奸邪。’又说：‘背负罪责，承认过错，恭敬地去见瞽叟，恭敬谨慎、整齐战栗，瞽叟也确实顺从了。’由此看来，瞽叟和象从来没有想杀害舜。假如瞽叟、象想杀舜，拿刀杀他就是了，为什么偏要让他修粮仓、挖井呢？他们也一定有所顾虑。象尚且能够考虑这些，那么所谓两位嫂嫂是尧的女儿，象难道可以夺来娶她们吗？尧有百官、牛羊和仓廪，足以供养在田野耕作的舜，却不能保护自己的女儿吗？即使女儿被夺，难道又没有官吏、士卒和刑法来惩治象吗？舜因为父母不爱自己，向上天哭泣；父母想杀他，他侥幸逃脱，却马上弹琴，怎么会这样快乐呢？这些全都是民间小巷的传说，而孟子听信得并不明辨。”

译有人说：“凭借德行施行仁政就能称王，称王不必等到拥有广大的土地；汤凭七十里土地，文王凭百里土地，都能称王。这说法怎么样？”回答说：“这都是孟子的过错。《大雅》说：‘美好的玉瓒，里面盛着黄色的鬯酒。’要达到九命，之后才赐给圭瓒和鬯酒。帝乙的时候，王季担任西伯，凭借功德获得这种赏赐；从王季开始，周就分割天下的一半而治理它了，哪里只是百里呢？《商颂》说：‘玄王契威武而有功，接受小国便使它通达，接受大国也使它通达；始终遵循正道而不逾越，于是察看已经发动的事业。相土威武显赫，海外都整齐归服。上帝的命令没有违背，一直到汤时才达到全盛。’契的时候，已经接受了大国；相土继承契的事业，入朝时担任王朝的官伯，出外时统领诸侯，威武显赫，甚至四海之外都相继服从，整齐有序；商国从相土时威势就已经行于海外了，哪里只是七十里呢？唉！孟子教导人，竟然教人不知衡量自己的力量。”有人说：“那么，仁义对人难道没有益处吗？”回答说：“怎么会没有益处呢？天子运用仁义来保有天下，诸侯运用仁义来保有国家，卿大夫运用仁义来保有宗庙，士运用仁义来保有俸禄和地位，平民运用仁义来保有田地和居所。这样使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夫妇彼此相爱、相敬，互相匡正、互相救助，和谐得如同宫商声相互应和、彩绘纹理依次排列；祸乱一天天消除，声誉一天天扩大，怎么会说它没有益处呢？” 至于怀着欲望去追逐利益，图谋非分之事，难道是仁义的本意吗？这不过是孟子的邪说，把人陷入违逆和罪恶之中罢了。” 有人说：“孟子的话，诸侯为什么不听从？是认为他迂腐空疏吗？”回答说：“迂腐空疏确实有，但也足以使人畏惧。假如孟子处在诸侯的位置上，就能凭此夺取天下；处在卿大夫的位置上，难道不能凭此夺取一个国家吗？做他的君主，岂不是很困难吗？然而滕文公曾经实行过孟子的主张。所以许行、陈相称赞他，说那是‘仁政’，说他是‘圣人’。此后便寂寂无闻，再没有听说滕侯因此取得天下。可见孟子的话终究没有得到验证。

译●卷十三 孔子同宾牟贾谈论《大武》时，说“乐声过于淫靡而涉及商纣”，这是什么意思？宾牟贾回答：“这不是《武》的乐声，是主管官员失去了传承。如果不是主管官员失传，那么就是武王的志向荒疏了。武王的志向尚且不是贪图商朝，孟子却说文王仰望王道而没有见到它，认为商朝的功业没有完全实现，是因为遗憾商朝还有贤臣。文王贪图商朝竟然这样严重，那么侍奉君主的小心谨慎又在哪里呢？难道孔子会胡乱说话吗？孔子没有胡说，是孟子诬蔑文王。”有人说：“孟子的用心，是认为天下长期积乱，诸侯都想自行称雄；如果只用侍奉周王室来劝说他们，谁会喜欢呢？所以他高举仁义的旗帜，把汤、武作为诱饵，只希望仁义之说能够迅速推行，以便拯救这些百姓罢了。”回答说：“孟子尚且不肯委屈一尺而换取伸展八尺，认为把顺从当作正道，是妇人之道；他难道会甘心屈意迎合到这种地步吗？仁义又哪里是可以迅速推销的东西呢？子哙不应当把燕国交给别人，子之也不应当从子哙那里接受燕国，这本来就说明他知道有周王室。上天要废弃一个国家，必定会像对桀、纣那样；周王室难道成了桀、纣吗？兴盛之后必有衰败，如同循环往复；圣王的后代不能没有昏乱之君，还要依靠臣子来扶助和挽救。” 天下的土地，方圆百里的国家有多少？如果家家都可以实行仁义，人人都可以成为汤、武，那么六尺高的孤儿又可以托付给谁呢？孟子自以为喜好仁义，我却知道他其实极其不仁。齐王想召见孟子，孟子却声称有病。第二天，他出门去吊丧。齐王派人问候他的病，医生来了，孟子的弟弟孟仲子请求他一定不要回家，而到朝廷去。孟子不得已，只好到景丑氏家住宿。孔子说：“君主下令召见，来不及等待车马备好就应当立即动身。”有人说：孔子当时出仕，有官职。孟子身为齐国卿大夫，难道没有官职吗？天下有三种公认的尊贵：爵位是一种，年龄是一种，德行是一种。怎么能凭借其中一种而怠慢另外两种呢？难道孔子的德行浅薄而且年龄小吗？君主对于不把他当作普通臣子的人，有两种情况：他担任尸，代替祖先受祭时，君主不把他当臣子；他担任老师时，君主也不把他当臣子。这只是说讲论道理的时候，并不是平常一直如此。君主尊重贤者，贤臣尚且应当辞让，何况可以用这种方式要求君主呢？这是孟子骄傲的习气，难怪他教诸侯违背天子。孟子说：“纣王距离武丁去世还不久，商朝旧臣世家遗留下来的风俗，流传下来的教化和良好政绩，还有保存下来的；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都是贤人，共同辅佐他，所以过了很久以后才失掉政权。天下每一尺土地，没有不是他的；天下每一个百姓，没有不是他的臣民。然而文王仍然从方圆百里的地方兴起，因此事情很难。齐国人有句话说：‘即使有智慧，也不如乘势而行；即使有锄头，也不如等待时机。’现在这个时代，实行王道就容易了。”现在的学者说：“从天子到平民，都可以实行王道。孟子劝诸侯实行王道，并不是要夺取天子的地位。”对此回答说：“只是实行王道而已吗？如果只是这样，又何必说纣王失掉天下呢？哪里还用担心良好政绩仍然存在？哪里还用害怕贤人辅佐？每一尺土地、每一个百姓都是纣王的，诸侯实行王道又有什么妨碍呢？” 齐宣王问道：“人们都说我要毁掉明堂，是真的要毁掉它吗？已经毁掉了吗？”孟子回答说：“明堂，是实行王道的君主所居的殿堂。大王如果想施行王政，就不要毁掉它。”实行王政却居住在明堂，这不是要取得天子的地位又是什么呢？君主和亲属之间的关系，不应有任何图谋，不能容纳丝毫的嫌隙；可是学者们纷纷强行替孟子辩解。又有人说，孟子只是权宜地用言语诱导诸侯，使他们走向仁义；仁义一旦推行开来，他们就会尊重君主、亲爱亲属，周王室自然就能复兴。对此回答说：“如果只说仁义而不说以王道统一天下，他们因此高兴而实行仁义，本来就知道要尊奉周王室。如果说仁义可以成就王业，他们因此高兴，就会借仁义来图谋王业，只怕得到天下还嫌太晚，哪里还会顾念周王室呢？唉！现在的学者随声附和得太厉害了，把孟子当作正确，却非难《六经》；喜爱王道，却忘了天子。我认为天下可以没有孟子，却不可以没有《六经》；可以没有王道，却不可以没有天子。因此写作《常语》，是为了端正君臣之间的道义，阐明孔子的学说，防止后世发生祸乱罢了。人们知道它，对我没有利益；人们不知道它，对我也没有损害。我只是哀叹学者迷惑，所以姑且再说这些话。”（以上是李泰伯《常语》）毁谤我，我知道；称誉我，我也知道；这究竟是对还是错呢？一定要以道为准绳来考察，违背道理的就算了。孟子，我知道他的学说中有些地方明白而确实与孔子相合，所以《常语》不得不予以称许。然而他说从商汤到武丁，贤明圣德的君主有六七位相继出现，天下长期形成的局面就难以改变，所以文王没有使王道遍及天下；齐国有方圆千里的土地，实行仁政就能称王，没有人能够抵挡；从周朝以来已经七百多年了；按照年数计算，孟子说得超过了，按当时的形势考察，却是可能的；如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能有谁呢？这实际上是在教诸侯以仁政反叛天子，是想做辅佐新王、建立新命的人。因此，《常语》不得不斥绝这些说法。天子，本来就不可背叛；《六经》也不可背叛。如果可以背叛，那么孟子的书就如同盗贼的兵器和猛虎的羽翼一样危险了。孟子首先倡导这种说法，学者们跟着附和；刘歆用《诗》《书》帮助王莽，荀文若劝曹操采用王道、霸道，这都是孟子这一派的表现。后世的君主最终不喜欢儒者，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常语》的写作，是出于不得已：我痛惜古人用这些话背叛天子，也痛惜今人又用这些话背叛《六经》。所以说：天下可以没有孟子，却不可以没有《六经》；可以没有王道，却不可以没有天子。” 这对维护名教有很大的功劳，并不是随便说说而已。（以上是陈次公《述常语》）

译孟轲确实是学习孔子的人；他背离、违背孔子的地方，《常语》批评得十分明白。世上的学者不探求其中的用意，冷漠地加以非难，这也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孔子去世一百多年后有孟轲，孟轲去世数百年后有扬雄，又过数百年后有韩愈。扬雄和韩愈都是贤人，他们推崇孟子的原因，全都写在自己的著作中。现在《常语》突然与这两个人的说法不同，学习孟轲的人感到惊疑并纷纷喧哗，当然是难免的。然而那些喧哗的人，哪里知道扬雄、韩愈尊崇孟轲的地方，《常语》也同样尊崇呢？《常语》所认为错误的，是教诸侯反叛天子，认为这不是孔子的意旨；又把‘完全相信书本，不如没有书本’的说法看作当今的祸害。所以现在的儒者往往由此破坏《六经》，《常语》难道可以不写吗？况且孟子去世已经一千多年了，起初荀卿曾经明确说明他的错误，却被扬子云压制；等到韩退之‘醇乎醇’的说法流行以后，后来的学子便尊崇并相信孟子。到了今天，孟子的学说竟然高出《六经》，如果不写《常语》，谁来彻底说明这一点？有人说：‘您的话是对的，但怎能抵挡众人的议论呢？’我说：‘只要看看自己与圣人是否一致就够了，何必在意众人的议论呢！’ 所以说：人们知道它，对我没有利益；人们不知道它，对我也没有损害。”（以上是傅野《述常语》） 桃应问孟子：“舜做天子，皋陶任士，瞽叟杀了人，那该怎么办？”孟子说：“把他逮捕起来就是了。”桃应说：“那么舜不加以禁止吗？”孟子说：“舜怎么能禁止呢？皋陶是接受了职权而办事的。”桃应说：“那么舜该怎么办？”孟子说：“偷偷背着父亲逃走，沿着海边居住，终身忧愁不安，却以此为乐而忘掉天下。”刘子说：“孟子的话，考察得细密，却没有穷尽道理；采用权宜之计，却没有穷尽义理。孝子侍奉父亲，对外已经竭尽自己的力量，对内又竭尽自己的心意，不使父亲留下不义的名声，也不使旁人有非难的说法。瞽叟让舜修补粮仓，随后放火焚烧，舜于是从下面逃出；又让舜挖井，随后填土掩埋，舜于是从旁边出去；舜到田间劳作，天天向上天号哭，恭敬谨慎，整肃战栗，瞽叟也逐渐能够顺从。《书》说：‘父亲顽固，母亲嚣张，弟弟傲慢，舜能够用孝使他们和谐，孜孜不倦，终于不至于作奸邪之事。’由此看来，舜做天子时，瞽叟一定不会杀人。孔子作《春秋》，对尊贵的人替他隐讳，对亲属替他隐讳，对贤人替他隐讳。因此，以子对父亲的关系来说就替父亲隐讳，以臣对君主的关系来说就替君主隐讳，难道只有《春秋》如此吗？即使任士的人也应当如此。所以一定要根据父子之间的亲情、君臣之间的义理来审理这件事。” 从前商鞅制定法律时，太子触犯了法律。商鞅说：太子是君主的副贰，不可以施刑，于是惩罚他的太傅和太师。商鞅制定的法律很严酷，然而仍然有可以变通的地方。由此看来，瞽叟杀人，皋陶一定不会把他逮捕。叶公子高问孔子说：‘我们乡党中有个直率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儿子便出来作证。这种做法怎么样？’孔子说：‘不可以。我们乡党中所谓正直的人与此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由此看来，瞽叟杀人，即使皋陶把他逮捕，舜也一定不会听任此事。舜难道会因为天下是自己接受来的，便反过来对待自己的父亲吗？圣人没有比舜更伟大的，天子没有比舜更尊贵的，用天下来奉养父母，没有比舜更完备的；德行是圣人，尊贵是天子，又用天下奉养父亲，却不能使父亲免受哪怕一天的祸患，这样的人就不是舜。知道圣人的德行，知道天子的尊贵，知道用天下奉养父母的完备，却不知道天子父亲的尊贵，仍然一味拘捕他，这样的人就不是皋陶。这件事实际上并没有发生罢了；如果真有这件事，哪里会达到‘偷偷背着父亲逃走，沿着海边居住’的地步？所以说，孟子的话，考察得细密，却没有穷尽道理；采用权宜之计，却没有穷尽义理。秤这种东西，单独悬挂时会偏斜，给它加上秤砣，就会转动而趋于平衡。” 在一重一轻之间，圣人要根据时势作权衡。请问什么叫权衡？回答说：皋陶并不难于舍弃士的职位，不过是失去执行刑法的机会罢了。用君臣关系来权衡，天下君臣之间的关系就必定能够确定，没有比这更高的义了。舜并不难于舍弃天子之位，不过是对法律有所隐瞒罢了。用父子关系来权衡，天下父子之间的关系就必定能够和悦，没有比这更盛大的仁了。所以善于治理政事的人，不因小事妨碍大事，不因名声损害义理，不因权术损害大道，不以卑贱的事情触犯尊贵的事情；如果委屈自身能够使天下受益，就去做；如果贬损自己的名声能够使天下安定，就去做。这样的人，大概只有舜和皋陶吧？”（以上是刘原父《明舜》） 我读韩愈的书，知道他斥责杨墨、排斥释老，以尊崇圣人的学说，他的志向十分坚定。自孟轲、扬雄去世以后，能够传承他们的学说而又醇正的，只有韩愈一人。然而他说孟轲辅佐圣明、阐明圣道的功劳不在禹之下，这也说得过分了。难道不是只赞美了后来的流传，而忘记了源头吗？尧在位的时候，洪水淹没天下，百姓深受其害。即使尧、舜这样圣明，也还忧叹不安，没有治理洪水的办法；禹于是疏导横流，把洪水排入大海，使百姓有粮食吃并安定居处。天下的祸患，非禹不能除去，这是明明白白的。即使有一百个夔，又有什么用呢？孔子的学说覆盖天地，如同陶铸日月；万物的本性、人的灵明根本，有什么不是依靠它的德性才能存在的呢？如果有一天失去它，便会连鸟兽都不如。周朝衰亡时，诡辩欺诈、暴虐强横盛行，圣人的学说只是偶然在一个时期不能施行，也如同天地昏暗、日月被蚀，是气运运行的常态，又有什么可伤感的呢？孟轲是学习圣人的人，他愤然奋起，排斥杨墨，诛斥背弃仁义的人，以尊崇周公、孔子，确实对世道有很大功劳。然而圣人的学说本来没有绝对固定的可与不可；假如当时孟轲一派不能竭力排斥杨墨，横加阻遏异端，阐明仁义来教导天下，那么圣人的教化难道就会因此废弃吗？”

译假如圣人的学说遭受杨墨的危害便就此衰微，那也不过是一家之言的小道说法，又哪里配称为万世不变的法则呢？孟轲即使想要扩大他的教化，天下难道会因此随之兴盛吗？由此可见，圣人的学说不会因为一个人而废弃，也不会因为一个人而兴盛，这是明明白白的。后来嬴政肆意施虐，焚烧有关书籍，堵塞传播学说的道路，使天下人的耳目愚昧，不能通晓孔氏学说；他的危害远远超过杨墨。然而汉朝兴起以后，孔氏的学说像雷声震动四海之内，难道又是因为孟轲的辩说才得以施行的吗？所以说：称誉它不能增加什么，毁谤它也不能减少什么，这是因为它的道理博大。后世的儒者，如果有人能够立言著书，振兴传播孔氏的风教，阐发说明孔氏学说的旨意，也就可以了。如果说要随着它废弃便使它兴盛，因它闭塞便使它通行，难道不是说得过分了吗？我认为杨墨造成的祸害，不如洪水；然而洪水为害九年，非禹不能平治。孔氏的学说虽然受到侵害毁谤，也不是因为孟轲才更加尊贵。假如它的兴盛取决于孟轲的称誉和毁谤，那就不能称为孔氏的学说；即使圣人复生，也一定不会这样说。”（以上是张俞《论韩愈称孟子功不在禹下》） 舜三十岁时出生，三十岁时被征召任用，在位五十年，巡视四方时去世。□《谥法》说：‘接受禅让并取得成功叫作舜，仁慈圣明、盛大光明叫作舜。’《白虎通》说：‘舜，就是恭顺的样子，说的是他能够推行并信守尧的道统。’孔安国说：‘舜三十岁时出生，三十岁时被征召任用，在位期间服丧三年，其中一年计入三十岁之数；做天子五十年，总共活了一百一十二岁。’考察《书》称：‘帝于是去世，百姓像父母去世一样服丧，三年之中，四海停止一切音乐。’这是说百姓思念尧的德行，同时说明舜虽然接受了终极政权，却命令天下为尧服丧三年，如同继承世袭帝位的礼制，所以在‘去世’下面连贯说出这些话。下文说‘正月初一，舜到文祖庙’。这是说尧去世过了一年，舜到文祖庙举行即位、更改年号。孟轲没有通晓这段话的意思，认为服丧三年结束以后，舜才到文祖庙，于是错误地称孔子说：舜已经做了天子，又率领天下诸侯为尧服三年丧，这是同时有两个天子了。如果真是这样，就应当在服丧结束的那个月到宗庙，不应当在‘正月初一’举行。逾年改元，是《春秋》的通常法则，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孟轲又说，尧、舜、禹去世，三年丧期结束后，舜、禹、益都避让他们的儿子，然后才登上帝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二岁、正元日、元日〕 况且舜在正月初一到文祖庙接受尧传下的政权，这时已经二十八年了，怎么会容许一直到服丧结束、政权还未确定时，才把帝位让给尧的儿子呢？孔安国沿袭孟轲的错误，于是说舜服完尧的丧三年后，将要亲自处理政务，又到文祖庙去。周朝衰落时，杨墨的学说盛行，孟子排斥并驳斥它们，可以说是醇正了。他在讨论经义、说明世事方面，见识和谋略往往短浅、局促而乖谬；浅陋的儒者喜爱他文字简洁、意思浅显，纷纷推崇，实在值得鄙视和嘲笑。司马迁说：‘舜三十岁时，尧举用他；五十岁时代理天子的政事；五十八岁时尧去世；六十一岁时取代尧登上帝位；三十九年后去世。’这也是采用孟轲旧有的说法。郑玄说：‘舜生三十，是说他出生三十年；征庸三十，是说他经历三十年的考察试用；在位五十年，巡视四方时去世，是说他代理帝位直到去世共五十年，舜享年一百一十岁。’（以上是刘道原《资治通鉴外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岁〕 臣听说《春秋》尊奉一个王统的法则，用来端正天下的根本；它与《礼》中尊奉唯一至尊的原则，没有两样，宗旨实际上相同。大概国家对于君主，家庭对于父亲，学者对于孔子，都应当专一而不能有两个中心。因此，圣明的君王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大儒推阐孔氏学说，压抑罢黜百家。如今国家五十年来，对于孔子的学说却有时以两种学说并立，不能专一。有人把义理归于老庄，又设置科目让《孟子》与《六经》并列，这与古代罢黜百家、专门彰明孔氏《六经》的做法相比，不是很奇怪吗？此前，学官罢黜孔子所作的《春秋》，却表彰伪杂的《周礼》，并把《孟子》与孔子并列。学者发表言论，以《孟子》作为折中标准，却忽略《论语》，这是可以考察到的事实。如今皇太子刚开始跟随外傅学习时，适逢有关官员讲授《孝经》并诵读《孟子》；这是因为《孟子》不应当排在《论语》之前。如果把《孟子》排在《论语》之前，难道是用来教导皇太子那种天资超越世人的美德，并把他引向专一的德行的吗？臣私下愚昧地认为，应当讲授《孝经》而诵读《论语》；等到《孝经》讲完后，再讲已经讲过的《论语》，那么皇太子进入德行之门也就容易了。” 有时隔一天读《尔雅》，用来显示文字训诂的本源，说明天地万物名称与实际的对应关系。先儒说《尔雅》本来是周公训导成王的书，确实不是虚妄之说。臣在流落、衰老、暮年之时，承蒙圣明君主一时特别的恩宠，从太子左谕德升任詹事；如果心中有所主张，就不敢因为担心得罪而有所隐瞒。臣私下估量，这番话一经提出，必定会遭受世俗不浅的诬陷和诽谤。臣所依仗、因而能够安心的，是陛下圣明宽宏的气度，能够洞察关系万代的细微道理，而不被世俗所迷惑。再三想到，太子是天下的根本，而天下根本又建立在孔子的《六经》之上，那么宗庙社稷流传下来的光辉，不也十分伟大吗？臣凭狂妄鄙陋的独见之言，冒犯天子的威严，实在惶恐至极，恭候治罪。（以上是晁以道《奏审皇太子读〈孟子〉》）

译●卷十四。陈叔易说：‘王荆公得到东坡《表忠观碑》的底本，回头对座客说：“像什么人的文章？”又自问自答说：“像司马迁。”又问：“像司马迁哪一类文章？”又回答：“像《三王世家》。”’我认为不是这样。司马迁死后，他的书中已经亡佚了《景帝纪》《武帝纪》二《纪》、《礼书》、《乐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龟策传》和《三王世家》。到元、成时期，有一位褚先生补作了《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当时人认为他的文字鄙陋，失去了司马迁原本的意旨。王荆公难道不知道这一点，却把今天的《三王世家》当作司马迁的书吗？至于议论者大多认为司马迁怨恨武帝，所以在《本纪》中只记载渡海求神仙、到大宛取得良马、用兵以及祭祀等事情，认为这是在诽谤武帝，也是不对的。” 子由说：‘子瞻读书，有些内容是要同别人谈论的，有些内容是不与别人谈论的。不与别人谈论的，就拿来和我苏辙谈，并说我苏辙能够理解。’世人称说苏氏的文章出自《檀弓》，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柳子厚说：“淮水、济水的清澈，即使有像秋毫那样微小的玷污，本来算不上什么毛病；可是万一让离娄这样的明眼人眯着眼去看，还不如完全没有玷污时看得痛快。”我认为，文章才气横溢、前无古人的人，更应当同时牢记这句话。柳子厚又说：“向北到晋地，向西到豳地，向东到吴地尽头，向南到楚、越交界处，其中以山水著名而设州的地方数以百计，永州最为美好。”他用精妙的语言开头，写出值得游览的地方，读来令人[疑字：▯]然产生超脱尘世的想法。然而子厚又说：“永州在楚地的最南边，地貌与越地相似。我烦闷时就出游，出游又常常害怕；走到野外，便有蝮蛇、毒虫和大蜂，抬头看天空，低头看地面，每走一步都劳累疲倦；靠近水边，就害怕射工、沙虱含着怒气暗中发作，射中人的形体，动不动就形成疮疣。”子厚先前所记的黄溪、西山、钴铒潭、袁家渴，难道果真值得快乐吗？为什么说法这样不同呢？东坡《江行唱和集·序》说：“从前写文章的人，并不是有意去写才写得好，而是内在情感不能不写出来，因而写得好。山川有云气，草木有果实，内里充盈旺盛而显露在外，即使想不表现出来，难道做得到吗？所以我写文章很多，从来不敢存心要去创作。” 当时东坡年方弱冠，还没有考中进士，但他在文章中表现出的才华已经这样高了。因此黄门说：“先生在文章上的成就，是从天赋中得到的。” 欧阳公对曾子固说：“王介甫的文章，应当再开阔些，不要刻意造作词语，也不要模拟前人。”又说：“孟子的文章、韩愈的文章虽然高明，也不一定要像他们。”他对梅圣俞说：“读苏轼的文章，不知不觉汗都出来了，痛快啊！我这个老头应当让开道路，让他领先我一头。”又说：“苏轼所说的快乐，正是修养所得的深厚境界，没想到后生已经通达了这个道理。”欧阳公起初所接受的两位名家的见解，已经不同了。韩愈写文章，并不完全采用《诗经》《尚书》的话。例如《田弘正先庙碑》说：“从前鲁僖公能够遵循他的祖先伯禽的功业，周天子于是命令他的史臣克创作《[篇名疑误：▯]》《[篇名疑误：▯必]》《泮》《[篇名疑误：▯]》这些诗，使它们在鲁国宗庙中奏唱，以借助鲁国的神灵。”他采用《诗经》文字的方法就是这样。又如《前进士上宰相书》，用二百多字解释《菁菁者莪》，大概是早年所作。柳子厚在先友父亲的墓碑上记述其先友，本来只要说明他父亲虽然没有显达，但所交游的都是天下杰出的人和贤士，列出他们的姓名、官爵，顺便附带写出他们的长处，也就可以了。为什么反而还要加以讥刺、指责，丝毫不宽容呢？这是因为当时子厚被贬在永州，又丧了母亲，为自己安葬母亲却不能回去而感伤。他的困厄可以说非常严重了，但他轻慢人、喜欢讥评议论仍然达到这种程度。那么，他在任尚书郎时的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韩愈所说的“不自贵重”，大概就是说他的资质如此吧。柳子厚《段太尉逸事状》说：“解下佩刀，挑选一个年老而身体蜷曲的人牵马，来到郭[人名疑误：▯]门下。身穿铠甲的人出来，太尉一边笑一边进去说：‘我把我的脑袋带来了。’”宋景文修撰《新唐书》说“我带着脑袋来了”，删去一个“吾”字，便不成话了。说“我带着脑袋来”，究竟是谁的脑袋呢？曾子固的文章，可以称得上名家了。然而欧阳公说：广文馆的曾生，在礼部奏名之前已经是我的门生了。欧阳公示给吴孝宗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我起初见到曾子，文章当时也只是这样。像昆仑山倾泻黄河，浩瀚漫溢充满百川。加以疏导决流，使它沿着正道运行，逐渐收拢横溢的波澜。东海知道归向哪里，认清道路后到达那里并不困难。”这就是说，子固在文章上遇到欧阳公，才知道归向何处。而曾子固在《祭欧阳公文》中自己说：“我愚直而不聪敏，早年承蒙您振拔洗濯；我的言语取法于您的教诲，我的行为取法于您的表率。”曾子开在欧阳公去世以后，写曾子固的行状，却说：“宋朝兴起八十多年，天下太平无事，杰出人才间或出现。欧阳文忠公显赫地特然崛起，成为学者的宗师。曾公稍后出现，于是与文忠公齐名。”我认为这说得过分美好了。张籍《哭韩退之》诗说：“从此以后的求学者，有的把他称作韩、张。” 韩愈说，像张籍、[人名疑误：▯]这一类人，学者称为韩门弟子，并不称作“韩、张”。苏东坡说：“文忠去世，已经十八年了。士人百姓所归附的对象，离散之后各自以为贤能。因此我感到害怕，每天登门向先生求教。”这是有道理的啊！曾子开评论他哥哥曾子固的文章说：“上下驰骋，越写越新；读的人不一定能够理解，理解的人也不一定能够说明。大概是天赋独到，仿佛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即使学问完备、精心思考，也未必能够达到。”又说：“语言浅近而意旨深远，即使《诗经》《尚书》的作品，也未必远远超过它。”苏子由评论他哥哥苏子瞻的文章说：“遇到事情而写作，诗、骚、铭、记，书、檄、论、撰，大多都超过常人。”又说：“小时候喜爱读书，老了仍不厌倦；自己说比不上晋人，但对于唐代的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仿佛接近他们。”曾子开的话类似夸大，子由的话务求谦逊，后世应当以东坡、南丰的文章来辨别。文章使用助字，柳子厚只评论是否恰当，并不评论重复与否。《檀弓》说：“南宫纟舀的妻子的姑母去世。”韩愈也说：“我还不到四十岁，视力已经模糊，头发已经苍白，牙齿也在松动。” 近来六一、文安、东坡三位先生懂得这一点。愚溪惋惜杨诲使用《庄子》的文字太多，反而损害了文章的正气。东坡很早就从《庄子》中领会了写文章的方法，所以在诗文中多使用《庄子》的语句。

译读司马子长的文章，茫然觉得它似乎同所叙述的事情相互违背。例如他说“百姓安居乐业，即使年纪六七十岁的老人，也从不到市井去，游荡嬉戏得像小孩一样”，这同《律书》有什么关系呢？《伯夷列传》开头说：“我登上箕山，山上有许由的坟墓。”这用意究竟在哪里？下面又使用“富贵如果可以求得，即使是手执马鞭的人，我也愿意去做”“天气寒冷以后才知道松柏最后凋零”等语句。实在很不相类；这大概正是他文章宏大、深厚、高古的原因吧！看看其他人拘谨局促，一步也不敢超出所叙事实之外，胆识和智慧实在太浅薄了；只有杜子美写诗，似乎与他相像。鲁直拿晁载之的《闵吾庐赋》去问东坡怎么样，东坡答信说：“晁君的骚体辞章，仔细看很是奇丽，难道真是他家多有奇异才子吗！不过其中有一点小问题，希望鲁直逐渐加以规劝。凡是写文章，应当致力于使它平和；平和充足以后有余力，才流溢为奇特怪异，这大概是出于不得已。晁君喜好奇异，似乎太早了。不过不能直接这样说，并不是要替他隐瞒，而是怕损伤他勇往直前的气势；应当作为朋友之间讲求磨砺的话来说才行。”我认为，这是写文章的妙诀，学习写作的人不可不知道，所以把它特别提出。东坡考中制科时，王荆公问吕申公：“你看过苏轼的制策吗？”申公称赞它。荆公说：“完全像战国时期的文章，如果安石做考官，一定黜退它。”所以荆公后来修撰《英宗实录》时，说苏明允具有战国纵横家的学问。老苏公说：“学者在文章中使用引证，就像打官司时使用引证一样。既然引用一个人的话已经能够说明事情，就应当停止；如果一个人还不能说明完整，才可以再引用别人。” 宋玉《招魂》说，东南西北四方之外的地方都凶恶得不能托身，想让屈大夫回到修门附近。当时屈大夫还没有死。韩退之《罗池词》说：“北方的人啊，说侯爷的是非。千秋万岁啊，侯爷不要违背我们。”当时柳仪曹已经死了；如果说国内的人对侯爷有的认为是对、有的认为是错，韩公的话还没有说出来，不如说罗池一带的人将亲近侯爷，千万年奉祀不忘。唉，退之悲悼柳仪曹，比宋玉悲悼屈大夫还要深。《英宗实录》说：“苏洵去世，他的儿子苏轼辞去所赐的银绢，请求追赠官职，所以追赠苏洵为光禄寺丞。”这同欧阳公《苏洵墓志铭》所说的“天子听说后哀悼他，特意追赠光禄寺丞”不同。有人说《实录》是王荆公所写的。书中又说苏洵的《机论》以及制策文章非常优美，但大体都是谈兵谋、权术、利害和机变的言论。大概苏明允在世时，荆公的名声已经很盛，唯独苏明允没有见到他，于是写《辨奸论》来讥刺他，所以荆公对此不高兴。《楚辞》一类文章，只有屈原达到了极高境界。宋玉亲眼见过屈原，尚且不能得到他的仿佛，何况比宋玉更差的人呢？只有韩退之的《罗池词》可以同屈原并驾齐驱。东坡说“鲜于子骏的作品，追得上古代的屈原”，这是朋友过分夸奖了。至于晁无咎所编的《续离骚》，都不是这样。韩退之的文章取法于经书，柳子厚的文章取法于史书；欧阳公的文章平和之气多，英发之气少；苏公的文章英发之气多，平和之气少。苏叔党对叶少蕴说：“东坡先生起初想写《志林》一百篇，刚完成十二篇，先生就病了，可惜啊！先生胸中难道还有比‘武王不是圣人’这一论说更伟大的见解吗？” 我客居长安时，蓝田的水冲坏了一座墓，得到韩退之亲自书写的《薛助教志》碑石。拿来同印本校对，差别很大。印本作“挟一矢”，碑石本作“指一矢”，这是更精妙的语句。又有人在城中掘地得到一块狭小的青石，上面刻着《瘗破砚铭》。长安又得到韩退之的《李元宾墓铭》，由段季展书写；同印本校对，碑石本没有“友人博陵崔弘礼卖马，葬在国都东门外七里”的事情。印本《铭》说“完了，元宾啊！你的文章高出当世，品行超过古人，最终究竟是为什么呢”，碑石本却作“心意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更加赞叹碑石本的语句精妙。欧阳公以来喜好韩氏学问的人，都没有见过这些文字。李汉对于韩退之，不称他为女婿，而称为门人，说：“退之的诗文，是我所编次的。”例如《[篇名疑误：革华]传》，原本似乎并不存在。赵璘《因话录》说：“《才命论》中称张燕公，《[篇名疑误：革华]传》中称韩文公，《老牛歌》中称白侍郎，《佛骨诗》中称郑司徒，这些都是后人伪造的；它们的文辞极其浅陋，那么《[篇名疑误：革华]传》不是退之所作，就很明显了。”我认为，凡是李汉没有收入、而今天列在《昌黎外集》中的作品，都值得怀疑。例如柳子厚说：退之寄信来，见于《送元生序》，其中没有斥责佛教。又如刘梦得说：韩愈对柳子厚说：“你知道关于天的学说吗？我来为你说说关于天的学说。”如此等等。又说，柳子厚去世后，退之写信来吊唁说：“悲哀啊！像这样的人竟然没有得到善终。我曾评论他的文章雄健深厚高雅刚劲，像司马子长，崔骃、蔡邕都不值得多说。”又韩退之自己说：“我给李贺写信，劝李贺参加进士考试。”如今这些言论和书信都没有流传下来，可见李汉遗漏的东西也很多。司马迁的父亲名谈，所以《史记》中避开“谈”字，把“赵谈”改作“赵同”。范晔的父亲名泰，于是把“郭泰”“郑泰”改作“郭太”“郑太”。杜甫的父亲名闲，所以诗中不用“闲”字；诗句“邻家闲不违”，古本作“邻家问不违”；“曾闪朱旗北斗闲”，古本作“曾闪朱旗北斗殷”。李翱的父亲名楚今，所以他所写的文章都把“今”改作“兹”。唯独韩退之因为李贺写《讳辩》，援引言征的话来论证，韩退之的父亲名仲卿，他在文章中却不避讳。曹志是曹植的儿子，他的奏章说“干不植强”，并不避讳父亲的名字。吕岱是吴国臣子，他的文章说“功以权成”，也不避讳君主的名字。

译樊宗师的文章很怪异，韩退之只是取其不重复因袭前人这一点，说他有《魁纪公》三十卷、《樊子》三十卷、《春秋集传》十五卷，以及表、笺、状、策、书、序、传、纪、记、志、说、论、赞、铭二百九十一篇，旅途中遇到的事物以及器物、里巷等杂铭二百二十篇，赋十篇，诗七百一十九篇。他评论说：“多吗？古人从来没有过这样多。”又说：“然而一定要出自自己，不因袭前人的一句一字，又是多么困难啊！”又说：“在这种写作方法上继承发展，可以说达到了这种方法的极致。”所谓“未有”“难”“极”，只是特别取其不相因袭，并不是直接认为他的文章优美。所以他在《铭》中说：“只有古人写词必定出自自己，后世降等而不能做到的，就抄袭盗窃。后来的人都指责前代名公彼此因袭，从汉代直到今天，使用的都是同一套。”这大概是在斥责班固以下相互因袭的人；韩退之对文章的许可，吝惜到这种程度。●卷十五：王勃《滕王阁记》中“落霞孤鹜”这一句，当时的人都共同称赞，欧阳公却认为它近于俳谐，值得鄙薄。然而“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乐极悲来，识盈虚之有数”，其中所记的意义也很深远。大概王勃是文中子的孙子，家世还尊崇他的学问，只是当时的人不知道罢了。东坡《报江季恭书》说：“《非国语》这部书，我私下认为它不对，只是没有空闲写文章论述罢了。柳子的学问，大多把礼乐看成空虚的器物，把天与人看成彼此不能相知，如此等等。虽然内容很多，大都属于这一类。这就是所谓小人无所忌惮。至于《时令》《断刑》《正符》，也都不正确。”我认为，求学的人不可不知道这一点。曹植《七启》说“吃芳莲巢中的龟”，张协《七命》说“吃丹穴中的雏鸡”，都是极其丰盛的食物；但这两种东西似乎都不适合拿来充当厨房中的食材。有人问东坡：云龙山人张天骥，不过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乡村人罢了。您却替他写《放鹤亭记》，把他比作古代的隐士，又赠给他诗，其中有“脱身声利中，道德自濯澡”的句子，未免过分了。东坡笑着说：“不过是铺席子罢了。”东坡门下，稍微地位高一些的人都不敢这样说；像禽聪、蜜殊这一类人，都只是铺席子中的东西。东坡对于古人，只替陶渊明、杜子美、李太白、韩退之、柳子厚写过诗。南华请他写柳子厚的《六祖大鉴禅师碑》，南华又想请他写刘梦得的碑文，他便推辞了。吕微仲丞相写《法云秀和尚碑》，丞相想得到东坡书写碑石，却不敢亲自开口，托外甥王谠转达。东坡先要来稿子仔细观看，便说：“我来书写。”大概是因为微仲的文章本来就很好。曾子固起初任太平州司户。太守张伯玉是前辈人物。欧阳公、王荆公等名士都共同称赞子固的文章。张伯玉却完全不在意，问子固说：“我正要建造六经阁，你替它写一篇记。”子固一共誊写了六七稿，始终不合张伯玉的心意，于是张伯玉对他说：“我自己来写。”他在纸上写道：“六经阁，诸子百家的书都在其中。”却不写尊崇经书之类的话。子固这才非常敬畏佩服，更加自我勉励于学问了。长安人安信之的儿子安允对我说：“过去收藏有韩退之家集第二十六、第二十七两卷，是用茧纸端正书写的，其中有韩退之亲自修改订定的字。后来被张浮休取走了。” 欧阳公对苏明允说：“我读过的文士文章很多，唯独喜爱尹师鲁、石守道的文章，但心里仍觉得有不足；如今看了您的文章，我的心意满足了。”唉！欧阳公的满足，是孔子的通达，是杜子美的无所遗憾，也是韩退之所说的境界。李[人名疑误：伸攵]季常是苏子容丞相的外孙，他对我说：东坡从儋耳回来，船停在京口时，子容刚去世，东坡已经病了，便派苏叔党前来吊唁，自己写了《饭僧文》。文中说，他在熙宁初年陪同苏子容在文德殿下任职，已经是三位舍人的首位；到元祐年间，又在苏子容任职迩英阁以前相继任职，成为“五学士”之首。虽然苏子容的高远行迹和凌厉气节不敢说能与东坡相同，但在出仕和退处等大体方面，没有什么特别惭愧的。第二天，季常和子容的几个孙子前去致谢，东坡侧身躺着，哭得流泪，不能起身。李义山《樊南四六集》载：《为郑州天水公言甘露事表》说：“宰臣王涯等人，有的长久享受显贵荣耀，有的越级受到委任；还没有来得及思考改制作法，就不可以把权力交给他们；等到铺陈奏报之时，虚伪已经显露；到了伏藏之际，又牵涉震惊。”如此等等。当时北司愤怒不平，甚至诬陷并杀害宰相，气势仍没有停止；文宗只是为王涯等人流泪，却不敢替他们申辩。义山这篇表说“只是想要改作，还没有交给他们权力”，单独说明他们没有谋反的迹象，也真是困难了。司马文正公去世后，范蜀公取苏翰林所作的《行状》撰写墓志，并在后面系上铭文；翰林应当把铭文书写在石碑上，但认为这不符合《春秋》笔法含蓄委婉的义旨，便替公休谏议说：“轼不是不愿意书写，只是恐怕这对三家都没有好处。”于是就改换了铭文。蜀公的铭文世上没有流传下来，所以我特意把它抄录出来。铭文说：“上天生育这些百姓，于是为他们建立君主。君主不能独自治理天下，于是上天又赐给他臣子。有忠臣，也有奸邪；有正直的，也有倾侧的。天意仿佛在说，要等待时机而生。光明盛大的我大宋，承受着神器的重任；预卜国祚万亿年，天下统一。然而到了熙宁初年，奸邪小人放纵淫乱，结党朋比，闭塞视听，壅蔽言路，于是对黎民百姓肆意愚弄，使人民无法安生，天下骚动不宁。险陂、忄佥猾之人彼此唱和，异口同声；说上天没有什么可畏惧的，说众人没有什么可听从的，说祖宗没有什么可效法的，竟敢胡言乱语，毫不恭敬。赫赫有威的神宗皇帝，洞察其中的情形，于是放逐、斥退奸邪，远离谄佞，投弃凶恶之徒；诛除钮蠹毒害之人，才又重新任用公。可是神宗突然抛弃万国，未能完成这件事。二圣继承帝位，谋划政事并辅佐朝廷，于是说：这个时候，非公不可。召公来到洛京，以虚心和至诚相待。公到京师后，早晨询问政务，晚上又来咨询。公既然在位，朝廷内外都十分欢喜。大家相信他的话将会实现，拭目以待。” 他每天亲自处理万机，勤劳于各种事务；为忧虑国家而竭尽心力，连梦中都想着这些事。还不到一个月，他就救济溺水者，解救饥渴者；事情无论大小，全都探究其根本和始末。兴利除害，赏赐一定兑现，惩罚一定执行；辨别贤能与不肖，就像分清黑白一样。年高德劭者、贤哲俊杰，没有一个被遗落在野外；罪大恶极的人，毫不犹豫地除去。无论远近，众人都像风吹草倒一样响应。反复考察、核验，名声和实际相称。上天为什么这样不仁，夺去了我的良臣？上天实在没有宽恕之心，夺去了我的良辅。唉，完了，难道竟不能把他留下吗！山岳可以拔起，但公的意气坚定不可改变；江汉可以枯竭，但公的正直言论深广有力，不可阻遏。唉，公啊，时机已经得到，道义也已经推行，志向也已经伸展，可寿命却止于此处。悲哀啊！”

译欧阳公一生敬重并推崇韩退之，在学问见解上也没有丝毫不同。韩退之作《处州孔子庙碑》，说：“从天子直到郡邑的守长，能够普遍得到祭祀、遍及天下的，只有社稷和孔子。然而，社祭祀土地，稷祭祀谷物，勾龙、弃只是陪享，并不是专门的主祭对象；而且它们的祭位所在之处，不建屋宇，只筑坛而已，哪里像孔子那样按照帝王的礼仪来奉祀，巍然端坐在正座上，以门人为配享？从天子以下的人，都面向北跪拜，进献祭品，进退之间诚敬有礼，礼仪如同亲自面对弟子一样。勾龙、弃凭功劳，孔子凭德行，本来就各有次第啊！自古以来，有许多人凭功劳和德行取得相应地位，却不能享有常祀；勾龙、弃和孔子都没有取得相应地位，却能够享有常祀，而事情没有谁像孔子这样盛大。所谓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谁能像夫子这样贤明，远远超过尧、舜，说的就是这种效验吗？”永叔作《谷城县夫子庙记》，却说：“后世的人只看到官府为夫子建立祠庙，州县无不祭祀他，便认为夫子的尊崇因此更加盛大。更有甚者竟说，夫子生前虽没有取得相应地位，死后却有所享受，并以此作为夫子的荣耀；又说这是有德之人的报偿，即使尧、舜也比不上。这是多么荒谬的论调啊！” 这就是说，欧阳公认为韩退之的说法是荒谬的。眉山老苏先生居住乡里、尚未被世人知晓时，雷简夫太简任雅州知州，唯独赏识他，便写信把他推荐给韩忠献、张文定、欧阳文忠三位公，三公都很欣赏信中的话。三公都是从太简那里开始知道先生的。后来东坡、颖滨却只提到忠献、文定、文忠，而不提太简，这是为什么呢？我任雅州官职时，得到太简推荐先生的书信，曾经拿这件事询问先生的曾孙子符、仲虎，他们也说不清楚。简夫是长安人，以“遗才”受命任官；他的文章也很奇特，《国史》中有他的传记。《上韩忠献书》说：“简夫启：去年我在长安时，多次收到您的奏记；后来进入蜀地，因为道路遥远，往来颇为疏懒。敬请您体察宽宥我如此，不知您在名都处理事务是否安适，睡眠饮食怎样。简夫从前与尹师鲁分别后，不幸直到他去世也未能再见，因此平日常常遗憾，认为天下后来的年轻人中，再没有可以和我讨论当世事情的人。没想到我竟在荒僻的郡城任职，地处西南极远之处，而向东距离眉州还有几百里。一天，眉州人苏洵带着几篇文章，不远千里来访。我读了他的《洪范论》，知道他有辅佐帝王的才干；读《史论》，看出他有司马迁那样的史笔；读《权书》十篇，都是讥刺时弊；《审势》《审敌》《审备》三篇，表现出他深切忧虑天下的心情。唉！师鲁不能复生，还有谁能和苏洵抗衡呢？简夫自念道义没有显著，职位又很低，自己的话不被当时的人信任看重，没有办法彰显苏洵的才迹。于是立即告诉他说：像您的文章，将来一定会得到韩公的知遇，这样就决不会被埋没了。只是又想到简夫身处偏远，隔着藩镇，职守所在，不能携笏板、挽衣袖，快步指点着在案几间痛快地阅读苏洵的文章，使您的亲耳听闻得到开豁，只能郁郁不乐而已。苏洵年过四十，少言少笑，淳厚谨慎，爱好礼法，不随便交游；也曾被荐举为茂才，但没有考中，如今已经无意于此。近来张益州安道推荐他担任成都学官，还没有得到答复。正好今年春天他将带两个儿子入都，打算参加秋试；幸好他要向东去，简夫便约定他闲暇时，让他亲自袖带所作文章，求见您，希望您加以奖掖提拔，那么这个人和这些文章，就不能算没有遇到知音了。”《上张文定书》说：“简夫启：简夫近来看到眉州苏洵所著的文章，其中像《洪范论》，真是辅佐帝王的才具；《史论》，真是优秀史家的才具。他哪里只是西南的秀才，实在是天下的奇才。简直使人想要把珍珠和灵芝磨碎，亲自拿着刀箸，喂饱他的肚子，又怕其他食物会伤害他。” “暂且不说我对他的爱护到了这种程度，只奇怪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文章投给明公。问他原因，他后来回答说：‘苏洵已经出自张公门下了。又承蒙张公推荐，想让他代替黄柬担任郡学官。苏洵想到既然已经出自张公门下，也就不推辞了。’简夫听了很高兴。我私下估量，明公举荐苏洵的意思，恐怕不止是想让他担任一个学官；苏洵所期待于明公的，也不止是一个学官，只是双方各自有所等待罢了。又听说明公的推荐，过了好几个月还没有下达，朝廷又因为惯例而加以检核，执政者有所吝惜，没有特别通达此事。即使明公再三申说，也恐怕一次上奏还没有得到答复，怎么能让这样的人年近五十，还迟迟奔波在道路上呢？从前萧昕推荐张镐说：任用他，他就是帝王的老师；不任用他，他不过是幽谷中的一个老人罢了。希望明公推荐苏洵的奏状，做到第二次、第三次，直到获准才停止，这或许才是帮助苏洵得到任用的权力。”《上欧阳内翰书》说：“简夫启：简夫前些年在待诏公车府任职，因故人苏子美才得以拜见您的风采；您从不疏远、遗弃我，允许我参与议论。不到两三年，您就受到圣上破格的知遇，于是能够凭借笔和舌头进退天下士大夫。士大夫不知道刑罚有什么可怕、奖赏有什么可喜、生存有什么可求、死亡有什么可避，却知道您的笔舌令人畏惧。” 简夫没有在这个时候竭尽平生之力，谨慎地依附在您的门下，却正好投身军旅之间，或因疾病退居旧日隐居之处，所以足迹没有到达您的门庭，书信也没有通到您的左右，已经十多年了。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大概是有原因的。您的官职一天比一天显贵，过去用来议论天下士大夫进退的权力，如今又加上了官位的分量，因此您一句话说出来，九鼎也不足以比它更重。简夫被时代弃置，使自己只能和庸俗官吏并列，在外任官职碌碌无为，多受诽谤而少有赞誉；正当世人看待他的话轻如鸿毛时，所以他的姓名没有被您记住。别人不重视他，难道简夫反而肯让自己被轻视吗？正等待着退居田野、与公卿断绝往来以后，才敢用一封短笺询问守门吏，诉说故旧之情。如今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心愿，事情却已经有足以夺去这个机会的变化了。伏望看到眉州人苏洵，年过四十，少言少笑，淳厚谨慎，爱好礼法，不随便交游；曾经撰写《六经》《洪范》等《论》十篇，为后世着想。张益州一见他的文章，赞叹说：‘司马迁已经死了，除了您，我还能和谁相交呢？’简夫也对他说：‘活着时，您就是辅佐帝王的才具。’

译唉！要把苏洵从贫贱之中提拔出来，简夫做不到；不过，这件事也不能责怪简夫。如果明知苏洵却不把他告诉别人，那么简夫就有罪了。因此不敢坚持原来的顾虑，冒昧把苏洵的声名告知您。敬想您职任翰林，以文章和忠义作为天下人的师表，苏洵将来是困穷还是显达，应当由您来决定。从前苏洵和您互不相知，天下人不会因此责怪您；如今您读到简夫的书信，已经把这件事传达到您面前，而苏洵又将向东到京师拜见您，从今以后，天下人将要因为苏洵而牵累您了。”陈希亮，字公弼，是天性刚正的人。嘉▯年间，他任凤翔府知府。东坡刚被选拔为制科，任签书判官事，属吏称他为“苏贤良”。公弼发怒说：“府里的判官，怎么能称贤良？”于是杖责那个属吏，不予理会；有人求见东坡，也不能进去。因此东坡作《客次假寐》诗说：“虽然没有性命之忧，姑且再忍耐片刻。”又作《九日独不预府宴登真兴寺阁》诗说：“想起弟弟，遗恨像云一样不散；遥望故乡，思乡之心像雨一样难以放晴。”他难受到了这种程度。又据《东坡诗案》记载：东坡任凤翔府签判时，因为中元节没有到知府厅堂，罚铜八斤，这也是公弼所办理的案件。东坡撰写《府斋醮祷祈》等几篇短文，公弼一定用墨涂改、重新订定，如此往返多次。后来东坡替公弼写《凌虚台记》，其中说：“东面是秦穆公祈年的橐泉，南面是汉武帝的长杨、五柞，北面是隋代的仁寿宫、唐代的九成宫；计算它们一时的盛大宏伟、奇异华丽、坚固不可动摇之处，难道只是百倍于这座台而已吗？然而几代以后，想寻求它们仿佛的遗迹，只剩破瓦颓垣，再没有什么留存；已经变成禾黍、荆棘、丘墟和田亩了，何况是这座台呢？台尚且不能依靠自身长久存在，何况人的得失，本来就是忽然而来、忽然而去的事呢？有的人想借此向世人夸耀而自我满足，那就错了。”公弼看了后笑着说：“我亲自对待苏明允，尚且像对待自己的侄子；某人对待我，尚且像对待自己的孙子。平日故意不以言辞神色表示亲近，是因为他年轻而突然获得大名，担心他自满而不能承受，难道竟是不喜欢我吗？”一个字也没有改，立即命人刻在石上。后来公弼接受其他州送来的酒，因贪赃获罪，受挫受辱，抑郁以至濒死。有人说，欧阳公对公弼曲折对待东坡一事有所遗憾，并不只是因为公弼与东坡相遇时态度冷淡。公弼的儿子忄造季常，居住在黄州的岐亭，仰慕朱家、郭解的为人，乡里的侠士都归附他。元丰初年，东坡被贬到黄州，执政者怀疑公弼因东坡而获罪败亡，便把这件事交给季常处理，认为季常会甘心报复。然而东坡和季常相处得非常融洽，所以东坡特意替公弼作传，甚至把他比作汲黯，说：“我在凤翔任官，实际跟随公弼共事了两年。当时我年轻气盛，愚昧而缺乏阅历，多次和公弼争论，以至于表现在言语和脸色上，后来就后悔了。”崔德符戏谑地对我说：“果真像元丰年间执政者所怀疑的那样，东坡所说的‘后悔’，难道是佛教忏悔的那个‘悔’吗？” 晏公不喜欢欧阳公，所以欧阳公分镇任职时所作的叙谢文中有这样的话：“我出入您的门馆，不能说相交不旧；我受到您的恩遇知许，也不能说不深；然而我的足迹没有到达宾客的台阶，书信问候也没有通到您的身边。这难道不是因为我漂泊的资质，距离越远关系越疏；孤独笨拙的内心，容易感到危险而多有畏惧吗？一行动常常获罪，一举动往往连累别人。所以退隐藏身，并不只是为了使自己方便；偶然承蒙上天的幸运，得以请求任郡守之职。询问老人的思念之情，流传的风气还没有远去；仰望大国作为屏障，彼此接壤而相互交往。”晏公得到这篇文章后，当着宾客的面说了十几句话，交给掌书史的人撰写回信。宾客说：“欧阳公有文章声名，这篇答复似乎太草率了。”晏公说：“这是答复一位在我主持科举时录取的门生，已经算过分了。”

译●卷十六欧阳公《乞致仕表》说：“让他解下官印，离开官府，乘车返回故乡；披着皮裘，披散头发，逍遥度过将尽的岁月；凿井耕田，歌咏太平时代的快乐。”有宾客当面赞叹这篇文章工整精致而又平淡。欧阳公说：“还不如老苏秀才：‘有田一廛，足以供养自己。年过五十，还要再求什么呢？’”这大概是苏明允谢官笺中的话，欧阳公喜爱它，至今还没有忘记。我见过司马文正亲手抄写欧阳公的《青州不▯秋料青苗钱放罪谢表》，其中有“告诫小人不要一意坚持错误，希望君子能够改正过失”两句话。文正是喜欢它写得工整，还是认为“遂非”“改过”这两个说法不妥呢？像文正竭力抨击青苗等事，在《免枢近出帅长安谢表》中却说：“即使再次失去职位、危及自身，终究也不会以损害百姓、危害国家为忧。” 本朝的四六文，以刘筠、杨大年为一种体制，必须严格遵守四字句、六字句的格律，所以称为“四六”。然而它的弊病是大多像俳谐语，令人鄙薄。欧阳公非常憎恶这种文体，说：“当今世人所说的四六文，不是我所喜爱的。年轻时做进士，不能免于写它；自从考中进士以后便弃而不作；在西京担任三位宰相的幕僚，按职分本应撰写，也不肯写。”例如欧阳公的四六文说：“在下面制造谣言的人，起初就像含着沙子射击影子，只希望暗中击中人；在朝廷公开宣扬的人，于是放肆发出猫头鹰般的恶声，谁听见了不会捂住耳朵？”俳谐之语因此有了改变。到了苏东坡写四六文，例如说：“大禹治理兖州的原野，经过十三年才使它平定；汉代修筑宣防宫，经过三十多年才告完成。洪水刚决口时，是主管官吏失去了防备，并不是天意；等到洪水重新平定，大概是上天帮助有德之人，并不是人的功劳。”苏东坡用力像挽引天河来洗涤它，偶对骈俪中那种极其恶劣的气息一扫而空，而四六文原有的法式也随之消失了。梅圣俞撰写《碧云霞应昭陵》时，朝廷大臣中只有杜祁公、富郑公、韩魏公、欧阳公没有受到贬斥，其余人全都讥讽诋毁他，毫不避讳。书序说：“碧云霞，是一匹御马。庄宪太后临朝听政时，把它赐给荆王；荆王厌恶它的旋毛。太后知道后说：‘旋毛难道能害人吗？我不相信。’于是把它留下，供皇上御用，列为御马中的第一等。因为它嘴唇上的肉呈碧色，像霞片一样，所以称为碧云霞。世人把旋毛当作丑相，这匹马却因旋毛而显贵；即使显贵了，它的疾病能够去除吗？唉！”范文正公也在被诋毁之列。因为范文正公地位卑微时，曾经同中书吏人范仲尹交结，因此使范仲尹家破人亡；范文正公显贵以后，却完全没有收纳救济他。王钅至性之不服，认为这是魏泰假托梅圣俞之名写成的。性之在《范仲尹墓志》的跋文中说：“近来襄阳人魏泰，科举考试不得志，喜欢假造他人的著作，如《志怪集》《括异志》《倦游录》，全都假托武人张师正之名；又不能抑制自己，写出姓名，撰作《东轩笔录》，全都凭个人的好恶诬蔑前人。最后他又作《碧云霞》，假托梅圣俞之名，毁谤甚至牵连范文正公，天下人于是惊骇而不服。” “况且范文正公与欧阳公、梅公同在朝廷任职，志同道合，怎么会有不同的议论？只不过梅圣俞的子孙不显达，所以魏泰挟借梅圣俞的声望来欺骗世人罢了。现在我抄录杨辟所作的《范仲尹墓志》，希望人们多少能够知道魏泰颠倒是非的事实竟到了这种地步。这样一来，魏泰其余那些极力诬蔑的人，也都可以迎刃而解；他的说法难道还可以全部相信吗？我还来得及认识魏泰，最详细地知道他的来历，所以要把事实张扬说明，使百世以后范文正公不再蒙受他的谬说。”颍人王钅至性之题。我认为并不是这样，也在后面写道：“性之的用意真美好啊！假使范公不蒙受这种谬说，圣俞也就不失为君子了。然而圣俞早年结交诸公，声名可以相提并论，唯独困穷衰老而不能振作，内心不可能没有躁急。他的《闻范公讣诗》说：‘一出任职便多次调任郡守，人人都盼望得到酒壶。世俗人情实在难以学习，向来没有写奏记请托。贫贱时常安于本分，身居崇高地位却不懂得阿谀。虽然与您的门馆相隔，我仍和众人一起哭泣。’做了郡守却要用酒来讨人欢心，喜欢别人写奏记请托，接受阿谀奉承，这难道是谈论范公的方式吗？圣俞的想法，难道真有不足之处吗？如果他撰写的关于文公灯笼锦的事情，确实又同《书窜》诗相合。那么，我这篇记载实际上就是出自圣俞本人。”}], 有个童子问我东坡《梅花诗》中的“玉奴终不负东昏”是什么意思。我查考《南史》：齐东昏侯的妃子潘玉儿，有倾国之色。牛僧孺《周秦行记》记载：“薄太后说：牛秀才远道而来，谁来陪伴他？潘妃推辞说：东昏侯因为玉儿而亡国身死，我不打算辜负他。”注释说：“玉儿，是妃子的字。”东坡正是用这个故事，只是把“玉儿”写成了“玉奴”，错了。又如《过岐亭陈季常诗》说：“不见卢怀慎，▯壶似▯鸭。”查《卢氏杂记》：郑余庆约客人吃饭，告诫厨房把腐烂的燕肉煮好，去毛时不要扭断脖子。客人吃的是▯鹅鸭。饭菜摆好后，每人面前各放一枚▯壶芦。因此，诗中说“▯壶似▯鸭”的人是郑余庆，不是卢怀慎，也错了。又如《送子由出疆诗》说：“忆昔庚寅降屈原，旋看蜡风戏僧虔。”查《南史》：王昙首在家中聚会，听任子孙们做游戏，僧达跳到地上装老虎。僧虔连续叠掷十二枚博棋而不使它掉下来。僧绰用蜡烛制作凤凰。因此，用蜡凤凰做游戏的是僧绰，不是僧虔，也错了。又如《和徐积诗》说：“杀鸡未肯邀季路，裹饭应须问子来。”

译查《庄子》：子舆和子桑是朋友，连续下了十天大雨。子舆说：“子桑大概病了！”于是包着饭去给他吃。因此，包饭去看望人的人是子舆，不是子来，也错了。又如《谢黄师是送酒诗》说：“偶逢元放觅柱杖，不觉麴生来坐隅。”查《左慈元放传》，没有拄杖饮酒的故事。查《抱朴子·列仙传》：孔元方每次饮酒，都把拄杖竖在地上靠着，自己倒转身体，头朝下、脚朝上。因此，拄杖饮酒的故事是孔元方，不是左元放，也错了。又如《和李邦直诗》说：“恨无杨子一区宅，懒卧元龙百尺楼。”查陈登，字元龙：许汜和刘备在刘表那里，刘表与刘备共同谈论天下人物。许汜说：“陈元龙是纵横湖海的人物，豪气至今不减。”刘备问许汜：“你难道没有遇到什么事吗？”许汜说：“过去经过下邳时见到元龙，元龙没有一点宾主相待的意思，长久不和我说话，自己上大床躺下，却让我睡在下床。”刘备说：“您有国士的名声，如今天下大乱，却没有拯救天下的志向，只知道置田买屋，说出来的话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这正是元龙所忌讳的，他怎么会愿意和您说话？假如我是小人，我就要睡在百尺高楼上，让您睡在地上，哪里只是上下床之间的差别呢？” 刘表大笑。因此，百尺楼说的是刘备，不是元龙，也错了。又如《豆粥诗》说：“湿薪破灶自燎衣，饥寒顿解刘文叔。”查《汉史》：王郎起兵后，光武帝从蓟县向东南奔驰，到了南宫县，遇上大风雨，便把车赶进道路旁的空屋里。冯异抱来柴薪，邓禹生火，光武帝对着灶火烘衣服。冯异进献的是麦饭，不是豆粥；至于芜蒌亭喝豆粥的故事，又没有湿柴、破灶和烘衣服等情节，因此这句也错了。又如《和刘景文听琵琶诗》说：“犹胜江左狂灵运，共斗东昏百草须。”查唐代《刘梦得嘉话》：晋代谢灵运胡须长得很美，临刑时把胡须剃下，施给南海祇洹寺的维摩诘塑像作胡须。寺里的人十分珍惜，起初没有丝毫损坏。到唐中宗时，安乐公主在端午节斗百草，为了搜集更多物品，命人用驿马飞速取来，又怕被别人得到，便把其余的东西全扔掉了。因此，拿灵运的胡须斗百草的是唐代安乐公主，不是齐东昏侯，也错了。又如《会猎诗》说：“不向如皋闲射雉，归来何以得卿卿。”查《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贾大夫娶了一个美丽的妻子，驾车带她到如皋去射雉，并且射中了。杜预注说：“是为妻子驾车到皋泽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日〕 因此，“如”应当解释为“到、往”，不是地名，也错了。又如《海市诗》说：“潮阳太守南迁归，喜见石廪堆祝融。”查韩退之《谒衡岳诗》说：“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廪腾掷堆祝融。”又说：“窜逐蛮夷幸不死。”所以诗人认为这是韩退之从潮阳被贬归来时所作。其实他没有弄清楚：韩退之先被贬为阳山县令，后来又调任江陵府掾，曾弃舟沿湘水而行，前往观看衡岳。因此说“潮阳太守南迁归”，也是错的。《诗经·周颂》说“大姒嗣徽音”，意思是大姒继承了大任的美德；大任对于大姒来说是婆婆，所以这里有继承的意义。《司马文正行状》说“二圣嗣位”。哲宗对于神宗是儿子，说“嗣位”可以；宣仁后对于神宗是母亲，说“嗣位”就不可以，也错了。又如《二疏赞》说：“孝宣中兴，以法驭人。杀盖韩杨，盖三良臣。先生怜之，振袂脱屣。使知区区，不足骄士。”所谓“三良臣”，指盖宽饶、韩延寿、杨恽。诗意是说，孝宣帝杀了这三个人，所以二疏便离职而去。查《汉史》：孝宣帝地节三年，疏广任皇太子太傅，他的侄子疏受任少傅；到元康四年，两人都以生病为由辞职离去。又过了两年，即神爵二年九月，司隶校尉盖宽饶被交给有关官员审理，因而自杀。又过了三年，即五凤元年十二月，左冯翊韩延寿被弃市处死。又过了一年，即五凤二年十二月，平通侯杨恽被腰斩。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二疏辞职离去之后。因此，说二疏因为这三人被杀而离去，也错了。佛经说：“太阳和月亮高高悬挂，盲人却看不见。”《日喻》说：“眇者不识日。”眇眼的人还能看见，并不是盲人；说他不认识太阳，也错了。又有一篇序文说：“谢自然想渡海求师，有人告诉她：蓬莱隔着三万里弱水，无法到达。天台有司马子微，住在赤城，名列绛阙，可以前去跟从他；自然后来能够回去向子微求教，白日飞升成仙。”查司马子微在开元十五年死于王屋山，谢自然生于大历五年，到贞元十年才仙去；这就是说，子微死后四十三年，谢自然才出生。竟然说“自然向子微求道”，也是错的。东坡这样的人，难道还会被天下后世信奉吗？我回答说：“东坡即使错误累积到成百上千，天下后世仍然会信奉他。”童子又说：“既然有这种话，那么凡是读书人的错误也都可以被原谅了。”我说：“你又不是东坡，怎么能这样呢？” 程文简公的父亲程元白，官职只做到县令；因为文简公显贵，才追赠太师，本来没有什么可记载的。欧阳公后来为他撰写神道碑，竟写了九百多字，世人都认为很难得。韩忠献公的曾祖父韩惟古没有做过官，因为忠献公显贵，才追赠太保，更没有什么可记载的。李邦直后来为他撰写神道碑，竟写了三百多字，而且文章中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世人尤其认为难得。吕献可因追尊濮园一事攻击欧阳公，说：“具官某，首先提出邪说，妄自援引经书作证，用违背正道的办法取悦君主，以眼前的小利辜负先帝。”这样的奏章共有十四篇，全部记载在吕献可的奏议中。司马文正作序时，却首先载录欧阳公的《谏臣论》，认为那是诚实的言论。司马文正的意思，难道是认为吕献可已经把欧阳公所写的谏臣之事全部做到了，使欧阳公不能再有所怨恨吗？还是认为欧阳公只是能说，而吕献可实际上能够做到呢？否则，吕献可既然排斥欧阳公为邪说，怎么反而采用欧阳公的论说来为吕献可的奏章作序，又把它称为诚实的言论呢？欧阳公晚年写了一部《濮议》，专门同吕献可等人争辩，却把过错全归到吕献可身上，未免太过分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四章〕

译孔子自己说比不上颜回，曹孟德《祭桥玄文》中也这样说。东坡《醉白堂记》中同样这样说。宋元王二年，江使派神龟出使黄河，到了泉阳，渔人豫苴撒网把它捕获了。神龟托梦给宋元王，梦中见到一个男子，脖子伸得很长，头也很长，穿着黑色绣衣，乘坐有帷幔的车，等等。这些事见于《史记·龟策列传》。韩退之《孟东野失子诗》说：“东野夜得梦，有夫玄衣巾。”实际上就是用了这个故事。东坡被贬到黄州以后，京城里广泛流传说他白日飞升成仙。神宗听说后，对左丞蒲宗孟叹息惋惜了很久。所以东坡的谢表中说：“疾病连年不断，人人都传说臣已经死了；饥寒接连而来，臣自己也厌恶余生。”曾南丰读欧阳公《书锦堂记》中“来治于相”和《真州东园记》中“泛以画舫之舟”两句话，都认为是文章的毛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丈〕 ●卷十七 嘉祐六年三月，仁皇帝到后苑，召集宰执、侍从、台谏、馆阁以下的官员赏花、钓鱼。酒宴进行到中段时，皇帝赋诗：“晴旭晖晖花尽开，氤氲花气好风来。游丝胃絮萦行仗，堕蕊飘香入酒杯。鱼跃纹波时泼刺，莺流深树久徘徊。青春朝野方无事，故许欢游近侍陪。”宰相韩琦、枢密曾公亮、参政张▯、孙▯、副枢欧阳修、陈旭以下的官员都作诗唱和，皇帝唯独称赏韩琦“轻阴阁雨迎天步，寒色留春送寿杯”这两句。当时翰林学士承旨宋祁因病长期请假在家，第二天作和诗进献，皇帝看后已经感到惆怅。没过几天宋祁就去世了，皇帝更加震惊悲悼。真宗曾问杨大年：“你见过《比红儿诗》吗？”杨大年没有答上来。他每次向子孙谈起这件事，都以为遗憾。后来，他的几个孙子在相国寺庭院中出售的杂旧书里找到了这部诗。原来唐末罗虬、罗邺、罗隐兄弟三人都有文才，当时号称“三罗”。罗虬考中进士后，任职于坊州。那里有个营妓，小字红儿，先前被郡将宠爱，别人不敢接近；罗虬也喜欢她，郡将不能容忍，罗虬便弃官离去，但仍没有忘记红儿。他把红儿比拟为各种美好的事物，作《比红儿诗》一百首。事情见于《摭言》，《太平广记》中也略有记载；不知杨大年当时为什么不知道。嘉祐年间，侍从官交相推荐国子博士梅尧臣，认为他应当进入馆阁。仁皇帝说：“能够写出‘一见天颜万人喜，却回宫路乐声长’的人，不就是他吗？”原来皇帝曾到景灵宫，梅尧臣作了一首诗，有人把诗传入宫中，皇帝很喜欢这两句。皇帝召他考试并赐给等级，最终他却没有进入馆阁便去世了。兖州东面有一处漏泽，每年夏季多次下雨时，积水漫无边际；到了秋分以后，水中发出像雷一样的声响，一夜之间水便全部干涸。起初无法测知其中的原因，后来发现奇石林立，有人在石头下面寻找，找到洞穴，水就是从这里流入的。李卫公平泉庄有一块石头，刻字说“漏泽”，又在石头前修了一座亭子，题名为“鲁石”。有诗说：“鲁客持相赠，琼壤乃不如。”说的就是兖州漏泽的石头。《国史补》记载：“韩退之喜欢寻求奇异之事，曾和客人登上华山的绝顶，后来估计无法返回，便发狂痛哭，幸亏华阴县令设法把他救了下来。”有人说没有这件事。我读韩退之《答张彻诗》：“洛邑得休告，华山穷绝陉。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日驾此回辖，金神所司刑。泉绅拖修白，石剑攒高青。磴苏达拳▯，梯飙▯伶俜。悔狂已咋齿，垂诫仍镌铭。”由此看来，可以相信《国史补》并没有胡说。韩退之出使镇州时，作《题寿阳驿》说：“风光欲动别长安，春半边城特地寒。不见园花并巷柳，马头唯有月团团。”《镇州归》又作诗说：“别来杨柳街头树，摆撼春风只欲飞。还喜小园桃李在，留花不发待郎归。”孙子阳对我说：“近来寿阳驿翻修地面，发现了刻着这两首诗的石碑。唐人的题跋说：‘退之有倩桃、风柳两个歌妓，归途中听说风柳已经离去，所以写下这些诗句。’后来张籍《祭退之诗》说‘乃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筝’，难道不是指这两个人吗？”钱昭度有《食梨诗》说：“西南片月充肠冷，二八飞泉绕齿寒。”我读《乐府解题》，其中《井谜》说：“二八三八，飞泉仰流。”原来二八、三八合起来是五八，五八就是四十；四十就是“井”字。黄鲁直的诗说：“山椒欲雨好云气，湖面迎风生水纹。”汪彦章仿照他的体式写道：“野田无雨出龟兆，湖水得风生▯纹。”从前宋景文问晏元献：“刘梦得‘壤西春水▯纹生’这句中，‘生’字应当怎样解释？”晏元献说：“如果解释为‘产生于▯纹’，意思不通，应当用生熟的‘生’。”宋景文听后叹服，认为这是精妙的说法。如今汪彦章用“生”来对“出”，那就是生长的“生”了。难道他没有听说过晏元献的说法吗？王元之是济州人，七八岁时就已经能写文章。毕文简公任郡中从事时，才知道有这个孩子，便问他家靠什么谋生，得知是磨面，于是让他作《磨诗》。王元之不假思索地对道：“但存心里正，无愁眼下迟。若人轻着力，便是转身时。”文简公非常惊奇，把他留在子弟中讲学。一天，太守宴席上出了一句诗：“鹦鹉能言争似凤。”在座客人都没有人能对出下句。文简公把这句话写在屏风上，王元之在下面写道：“蜘蛛虽巧不如蚕。”文简公叹息说：“这是治理国家的人才啊！”于是给他置办衣冠，称他为小友。后来文简公做到宰相时，王元之已经掌管诏令文书了。唐代主持贡举的人有一首诗说：“梧桐叶落井亭阴，钅巢闭朱门试院深。尝是昔年辛苦地，不将今日负初心。”后来有人为落第者改作五言诗来讥刺他。（原注：出自《岚斋记》）我曾见南唐李侯撩起衣襟，在宫人庆奴的扇子上题诗说：“风情渐老见春羞，到处销魂感旧游。多谢长条似相识，强垂烟态拂人头。” 唐代荆州每次发解送举人，大多不能考中，因此称为“天荒”。后来刘蜕舍人在荆州发解后考中，便称为“破天荒”。东坡曾作诗两句，赠给琼州进士姜唐佐：“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用的就是这件事。他在诗后题道：“等你考中后，我当续写后两句。”后来姜唐佐从广州随计吏赴京，路过许昌，去见颍滨时，东坡已经去世；姜唐佐和颍滨相对流泪，颍滨替他补足这首诗：“生长茅间有异方，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目长。”

译李士宁是蓬州人，有奇异的方术，就是王荆公所说“李生坦荡荡，所见实奇哉”的那个人。熙宁年间，宗室世居之事牵连到李士宁。吕惠卿当初背叛王荆公，想罗织罪名加害李士宁，以此牵连王荆公。神宗察觉了这件事，立即重新任用王荆公为宰相。王荆公平生喜欢辞去官职，到这时却不再推辞。从金陵昼夜兼程赶来以后，吕惠卿被罢免，李士宁只被处以编管。起初，李士宁赠给王荆公的诗，大多完整地采用古人的句子。王荆公问他原因，他说：“只要意思到了就可以采用，不一定都要自己创作。”王荆公又问：“古人有这样的作诗规则吗？”李士宁笑着说：“《孝经》是孔子作的，每一章都必定引用古诗。孔子难道不会自己作诗吗？这也就是所谓意思到了就可以采用，不一定都要自己创作。”王荆公非常赞同。后来他辞去相位，迁居观音院，在墙上题写薛能、陆龟蒙的两首诗：“江上悠悠不见人，十年一觉梦中身。殷勤为解丁香结，放出枝头自在春。蜡屐寻苔认旧踪，隔溪遥见夕阳春。当年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这就是采用李士宁的体式。后来他又大量集取古人诗句，如《胡笳曲》之类，不止一种；《夫子曳杖之歌》中有“泰山其颓，哲人其萎”的话。唐天宝年间，长安下雨时树木结冰，宁王去世，民谣说：“冬天树木结冰，达官贵人害怕。”熙宁年间，京城下雨时树木又结了冰，华山的阜头谷也崩塌了，崩塌绵延数千丈、深达百丈，压死了七个村庄的人。当时王荆公担任宰相，改变、扰乱常规制度，征收赋税、搜刮财利，有见识的人都替他感到危险。恰逢韩魏公去世，王荆公写挽诗说：“早就听说树木结冰，达官贵人害怕；山岳崩塌，果然见到哲人凋萎。”于是把这两句用来指韩魏公。潘▯老说：“花朵垂落在黄莺栖息的枝梢，溪水喧响，水獭追逐着鱼。”其中“妥”读作“堕”，是为了押韵。▯老不知道秦地的读音，把“落”读作“妥”的上声，就像说“雨妥”“花妥”之类。杜少陵是秦地人。唐代诗人有一种借用字面相对而不拘声韵的律诗对法，例如“床头有两瓮地黄酒，架上有一封天子书”，又如“三个人像鼎的三足一样坐着，一夜之间不停地摇头吟诗”，以及“必须想让青女沾染，官职还在辅佐子男”等句，都是这种情况。有人嫌这种写法不押韵，例如杜子美“因为有我，才有枸杞；对着你养的鸡栖息，又能怎么办呢”，又如“频频饮酒使你出汗，怀念着你，想要报答你如珠的恩情”。杜牧之“当时舆论认为朱云年少，后世的声名却像白日一样高悬”，也用了这种对法。“经书传到白马寺，僧人在赤乌年间来到。”这是唐代僧人灵澈的话，苏东坡《海会殿上梁文》全文采用了这两句。陶渊明《读山海经》诗说：“刑天没有活到千岁。”这大概是校本的错误，原文应是“刑天舞干戚”。考察《山海经》，海中有一种兽名叫刑天，每次从水中出来，必定口衔干戚起舞。王荆公在中山月下散步，蒋颖叔任发运使，经过那里，传呼声非常张扬尊贵，王荆公心里很不高兴。蒋颖叔喜欢谈禅，王荆公有诗说：“奇怪的是传呼声竟破坏了风景，却不知道这位禅客夜里前来相访。”考察李义山《杂纂》的“杀风景门”，“月下传呼”这一条用的就是这件事。《唐史》记载：中和四年六月，时溥把黄巢的首级送到行在，这件事是假的。东西二都的旧人相传，黄巢其实没有死；他被尚让逼迫得十分急迫，陷入太山的狼虎谷，于是自行剃发做了和尚，得以逃脱，前往投奔河南尹张全义，而张全义原来也是黄巢的同党。双方都不敢相认，只为他建造南禅寺让他居住。我多次到南禅寺，看到墙上画着的和尚，就是黄巢。他的相貌不超过普通人，只有眼睛正直而细长，像蛇眼，这是不同之处。老人说：还有一幅旧日的写真绢本更加奇异，黄巢曾在上面题诗说：“还记得当年在草地上飞驰，脱下铁衣，尽换成僧衣。天津桥上没有人认出我，独自倚着栏杆观看落日余晖。”这是李易初取走的。庆历年间，翰林侍读学士李淑任郑州知州，题写周少主陵诗说：“挥动农具、牵车而来，傍晚的鼓声催促着；哪里知道门外倒戈的人已经回来。荒坟和断裂的田埂才有三尺高，却硬说房陵带着半副仪仗来了。”当时皇上命李淑撰写《陈文惠公尧佐墓铭》，李淑写道：“尧佐喜欢写小诗，偶尔有奇特的句子”，并且有“▯愎弗咸”等语。陈氏子弟请求删去这些话，李淑已经把文章先行奏报给皇上，不能改易。陈氏子弟因此怨恨他，把李淑的《周陵诗》刻在石碑上，指责“倒戈”一词是诽谤。皇上也认为艺祖赵匡胤是顺应天意、顺从人心取得天下，并不是以逼迫、征伐取得天下，于是削去李淑的学士职衔。李淑上奏章辨析《尚书》的意思，说那是纣王的前军自行倒戈，反过来攻打纣王，并不是武王倒戈。皇上知道李淑精通经学，仍像以前一样对待他。宋代内翰祁公说：“白公说‘家门大了，嫌甜酒不够；才华高了，反而笑小诗浅陋’。这说的莫非就是献臣吗？”献臣是李淑的字。他写文章尤其古雅深奥，有樊宗师的文体。《王羲之传》记载：“山阴的道士喜欢养鹅，王羲之前去观看，心里非常喜欢，想得到那些鹅。道士说：‘你替我抄写《道德经》，我就把整群鹅都送给你。’王羲之欣然写完，把鹅装进笼子带走。”李太白《送贺监诗》却说：“鉴湖的水刚刚泛起春波，狂放的游子乘船归去，兴致非常高。山阴道士如果见到王羲之，他应当会抄写《黄庭经》来换白鹅。”世人把王羲之抄写《黄庭经》换鹅的说法流传下来，又是承袭了太白的错误。李太白《侠客行》说：“事情办完便拂衣离去，把自己的身影和姓名深深隐藏起来。”元微之《侠客行》说：“侠客不怕死，只怕事情办不成；事情办成后，却不肯隐藏姓名。”有人说，两首诗同样歌咏侠客，意义却如此不同。我认为不是这样。太白歌咏的是不肯接受报答的侠客，就像朱家终身不让季布与自己相见；微之歌咏的是希望后世知道自己名声的侠客，就像聂政的姐姐担心弟弟的贤名最终泯灭，因而以死来彰显它。少陵诗中“陶冶性情靠什么东西保存”，出自颜之推的话：“至于陶冶性情，从容地进行讽谏，体会其中的滋味，也是一件快乐的事。”又如少陵“悲叹你随着燕雀漂泊，做着微薄的官职奔走于风尘”，出自陈胜与人一起受雇耕作时说的话。又如少陵“登上君王的白玉堂，侍奉君王于金华省”，出自班固自述：“当时皇上正致力于学习，郑宽中、张禹早晚入金华殿讲说《尚书》《论语》。”又如少陵“露天的井栏冻得像银床”，出自《晋书·乐志·淮南篇》：“后园凿井，以银制成井床；用金瓶和白色丝绢汲取寒冷的水浆。”又如少陵“春水上涨，坐在船上仿佛在天上”，出自沈云卿：“船仿佛坐在天上，人在镜中行走；船仿佛驶向天上，鱼像悬在镜中。”有人据此谈论少陵诗歌的精妙。我认为少陵之所以能独立于千载诗人之上，并不只是因为有所取法；《三百篇》的创作，究竟又取法于什么呢？

译●卷十八。欧阳公常常吟诵李太白“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这两句，说：“杜子美没有说到这一层。”我认为，如果按照子美律诗的格律来要求，“青天外”难道可以同“白鹭洲”相对吗？韩退之的《石鼓诗》，体制仿效了杜子美的《八分歌》。“伏羲、神农离我们已经很久了，整个世上很少再有人保持真实纯朴！鲁国的老先生孔子忙忙碌碌，努力弥补修整，使世道恢复淳厚。凤凰和神鸟虽然没有出现，礼乐却暂时焕然一新。洙水、泗水一带停止了微弱的声响，漂泊流离一直延续到狂暴的秦朝。《诗经》《尚书》又有什么罪过，一旦之间竟化成灰尘。区区几位老先生，为了这件事确实殷勤尽力。可是到了后世，为什么六经竟没有一个亲近的人？整天驾车奔驰而去，却没有看见有人来问津。若再不痛快地饮酒，就白白辜负了头上的葛巾。只是遗憾其中有许多谬误，希望您应当宽恕醉中的人。”过去我和苏仲虎在清溪真觉僧房相会，有人拿出东坡抄写的陶渊明这首诗。仲虎说：“我的祖父生平喜爱抄写这首诗，我在士人朋友之间多次见过它。”我说：“伏羲、神农出现在上古，所说的是无人强作安排而任其自然；再往后才有文字传承，但事情多半虚假而不真实。孔子特意加以弥补修整，使天下后世都说那是圣人而不敢议论，他的功德从尧、舜以来一直流传，他的贤能难道不是远远超过前人吗？至于汲郡魏襄王墓中得到的竹简文字，陶渊明当然也没有废弃不谈。东坡议论武王不是圣人，连听到这话的人都已经惊骇而不肯信服；他们哪里能和我们讨论陶渊明这首诗的深意呢？”仲虎不知不觉站起身说：“陶渊明真令人敬畏！所以他反而说自己是在醉中胡言乱语，请求别人宽恕。” 刘中原父比欧阳公稍晚出仕，两人同为昭陵侍臣；他们的学问和文章，势均力敌，却彼此相处融洽。欧阳公喜爱韩退之的文章，全部能够背诵，中原父开玩笑称他为“韩文究”。他常开玩笑说：“永叔对于韩文，有公开取用的，有暗中取用的；暗中取用的数不清，公开取用的还大致数得出来。”永叔《赠僧》说：“韩子也曾说过，收起头发，戴上冠巾。”这就是韩退之《送僧澄观》的“我想收起头发，戴上冠巾”，难道不是公开取用吗？永叔《聚星堂燕集》说：“退之曾经说过，青蒿依倚着高大的松树。”这就是退之《醉留孟东野》的“自己惭愧像青蒿依倚高松”，难道不是公开取用吗？欧阳公认为韩退之“读《墨子》，认为儒墨并不相互施用，不足以成为孔子、墨子”，是背叛正道。中原父笑说：“永叔这也无妨碍侍奉君主的事情。” 杜子美《饮中八仙歌》中说：“左相每天兴致一来就花费万钱，饮酒如长鲸吸尽百川，举杯饮酒，乐于称颂圣人。”其中“世贤”二字几乎无法解释。有人说“世”字应当是“避”字，是抄本的错误。左相就是李适之，他有正直的声望；右相李林甫奸诈邪恶，李适之在议论政事时多次与他意见不同，后来被迫辞职。他有诗说：“避开贤者，刚刚罢去宰相；喜欢圣人之酒，姑且举杯。试问门前的宾客，今天还有几个人来？”子美所谓“举杯饮酒，乐于称颂圣人，称说避开贤者”，正是使用了李适之诗中的话。韩退之和孟东野合写的《斗鸡联句》中有“神奇的铁槌使朱亥困顿”一句。古本作“袖中铁槌”，用的是《史记》中朱亥把四十斤重的铁槌藏在衣袖中，击杀晋鄙的故事。韩熙载蓄养了数百名歌妓和乐工，俸禄收入被歌妓们争相夺取而耗尽，最终贫困到没有办法供给生活。到了晚上，他就穿着破旧的衣服和鞋子，装作盲人，背着一张独弦琴，跟随各房歌妓演唱击鼓，乞求饮食。东坡《谢元长老衲裙诗》说：“想教他到歌姬院中乞食，所以特意给他一件云山旧衲衣。”用的就是这件事。然而我唯独不能理解东坡的意思。古乐府说：“藁砧如今在哪里？山上又有一座山。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大刀头？破镜飞上了天空。”所谓“藁砧”，就是铁，借此询问丈夫在哪里；“山上又有一座山”是把两个“山”字重叠，合成“出”字，表示丈夫出去了；“什么时候见到大刀头”，刀头有环，表示什么时候回来；“破镜飞上天空”，表示月亮过半时丈夫回来。像李义山“徒然看着小垂手，怎忍询问大刀头”，宋子京“曾经托鲤鱼传书问归期，莫让残月耽误刀头”，都使用了这个典故。杜子美《赠韦左丞诗》说：“私下效法贡公为王阳高兴，却难以甘心像原宪那样贫穷。”关于“原宪贫”的出处不止一个；“贡公喜”的注释引用“王阳入仕，贡禹弹冠”的故事，事情虽然相合，却没有“贡公喜”这三个字。我读刘孝标《广绝交论》，看到其中说：“王阳登上仕途，贡公就高兴。”这才是“贡公喜”的出处。杜子美说：“青翠的竹笋迎着船长出来，日日都有江鱼送入菜肴。”后来得到的古本中，“日日”写作“白白”。这样不仅在句式上非常工整，构思和意味也不同。张籍《老将诗》说：“卫青没有失败是由于上天眷顾，李广没有功劳是因为命运多舛。”古人传诵这两句，认为是佳句。考察《汉书》，“天幸”二字说的是霍去病，不是卫青。《汉书音义》说“数”读作“朔”，那么它也不能同“天”字相对。杜子美《赠高适诗》说：“从卑微的主簿、县尉职位中脱身出来，才开始同鞭打和楚毒告别。”退之《赠张功曹诗》说：“判司这种卑微官职不值得说，仍免不了在尘埃之间受鞭打。”杜牧之《寄侄阿宜诗》说：“一句话说得不合适就要治罪，鞭打使身体布满疮痕。”大概唐代的参军、主簿、县尉，有罪就要施加鞭打惩罚，就像如今的胥吏一样。高子勉亲自听山谷这样说。我起初怀疑不是这样，后来读《唐史》，才知道代宗命刘晏考察所属官员的善恶：刺史有罪，五品以上的弹劾治罪，六品以下杖打完毕后上奏；参军、主簿、县尉更不值得一提。杜审言，字必简，是杜子美的祖父。景龙初年，他任国子监主簿，和韦承庆的《山庄诗》唱和，作了五首：“小路转过险峻的山峰，满眼青碧；桥斜斜地横着，残缺的岸边形成阻碍。玉泉水使酒味发生变化，石髓使粳米饭更添香气。系住雾气的青枝柔弱，牵引着风的紫藤蔓长。还说游乐时光太少，另向后面的池塘去游赏。”“堆积的山石倚在轩前，悬空的泉水飞过窗牖。鹿衔着食物走过歌妓的席边，幼鹤拖着儿童的衣服。园中的果子还难以全部品尝，池中的莲花也没有摘尽。卷起帘子先等待月亮，应该是在醉中归来。”“带着琴绕过碧纱，挥笔嬉弄青霞。杜若是幽林中的草，芙蓉是曲折池沼里的花。宴饮游乐成为山野之客，山川形胜使人得到山居之家的情趣。往往留下仙人的脚步，登山攀援时太阳已经容易西斜。”“城中兴起了野外的兴致，到世外寻求早春花木。心情悬系在朱绂官服所寄托的期望上，意气被赤城山的游览触动。海燕在书阁筑巢，山鸡在彩绘的楼阁起舞。雨后清幽之意更浓，也更晚了，我们一同坐在北岩的幽静处。”“奇异的景物应当留待日后欣赏，而幽深高远之处正在此时。大地背靠八条水道，山峰像九座山一样令人疑惑。池水安静，鱼儿格外自在；人闲适了，鸟儿仿佛也要欺近。青溪留下了惜别的兴致，还要同白云相约。”品味这些诗句的句法，就知道杜子美的诗是有所承继的。

译舒州峰顶寺有李太白题写的诗：“夜里住宿在峰顶寺，举手可以摸到星辰。不敢大声说话，恐怕惊动天上的人。”曾子山最初见到这首诗。它没有收入诗集，也恐怕是李太白年轻时所作。《国史》中先祖父《康节传》说：“与常秩一同被召见，某最终没有起用，实在是褒奖啊。”所以先祖父下葬时，门生的挽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如果地下遇到常处士，他应当会嘲笑你送来官职。” 古今诗人写诗，常常会使用自己熟悉的景物和相近的熟语。鲍明远说：“从前像鞴上的鹰，如今像笼中的猿”；杜子美说：“从前像放纵在深谷中的鱼，如今像丧家之犬”；王荆公说：“从前像向下击打三只鹘的拳势，如今像倒拖九头牛的尾巴。”李太白说：“从沙墩到梁苑，有二十五座长亭”；杜牧之说：“故乡相隔七十五座长亭。”《选诗》说：“流动的水波留恋旧日的水浦，飘行的云朵思念故山”；太白说：“水忽然留恋从前的水浦，云还归向旧日的山。”嵇叔夜说：“把性命交给命运，任凭去留”；陶渊明说：“为什么不放下心怀，任凭去留。”方干说：“蝉拖着残声飞过另一枝”；苏子美说：“山蝉带着声响穿过稀疏的窗户。”韦应物说：“野外渡口无人，船自横在那里”；寇莱公说：“野外的水面没有人渡过，孤舟整天横着。”王元之说：“谪居之后想要避世，多病而厌恶浮生”；莱公说：“忧愁太多而害怕秋夜，疾病久了而厌恶人生。”唐人说：“人心胜过潮水，送行一直送过浔阳”；梅圣俞说：“寒潮像特意来送行，却不肯越过湓城。”元之说：“烧尽残灰才分辨出五色，拨尽寒沙才看见金子”；圣俞说：“用力敲打顽石，才遇到玉；把寒沙全部拨尽，才看见金子。”杜子美说：“坐下来饮用贤人的酒，关上门听长者的车声”；荆公说：“屋里有贤人的酒，门前停着许多长者的车。”唐人说：“万井之间的里巷人家都禁止用火，九原上的松柏自然升起烟雾”；圣俞说：“千家万户都禁止用火，九野之上自然升起烟雾。”刘梦得说：“药物的药性，得病后才熟悉”；于鹄说：“疾病多了，才熟悉药性。”唐人说：“船行中流看见树影，两岸听到钟声”；张▯说：“中流看见树影，两岸听到钟声。”这些名士，难道是彼此剽窃诗句吗？杜祁公《齿落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即使牙齿脱落，胡须还在，仍可饶舌；天气寒冷时，嘴唇也不会因为牙齿亡失而受损。”当时他已经八十岁，警策有力竟然还如此。李太白诗中“我醉了，想睡觉，你可以离去”，是陶潜的话。杜子美“使君自有妇”，是《昭明文选》中《罗敷诗》的话。“泥污了后土，什么时候才干”，是宋玉《九辩》中的话。杜子美说：“无风，云从塞外涌出；不夜，月光照临关塞。”王子韶说：“无风”是山谷的名称，“不夜”是城的名称。他曾亲自到过那里。又如李义山《锦瑟诗》中的“庄生清晨的梦境迷失在蝴蝶之中，望帝把春日的心事寄托给杜鹃”，“庄生”“望帝”都是瑟曲中的古曲名。杜子美用“郑李”来对“文章”，用“严仆射”来对“望乡台”，用“春苜蓿”来对“霍嫖姚”，用“正冠”来对“吹帽”。他又说：“台阶前曾经受到宠爱的仙鹤”，这是“鹤乘轩”的典故。《左氏传》注说：“轩，是大夫乘坐的车。”这里不是“轩墀”的“轩”字，有人认为这是毛病，只有懂诗的人才能辨别。杜子美《饮中八仙歌》说：“贺知章骑马像坐船”，又说“天子召他来，他却不上船”，用两个“船”字押韵；说“汝阳王喝到三斗才去朝见天子”，又说“抬头以白眼望着青天”，用两个“天”字押韵；说“苏晋长久斋戒坐在绣佛前”，又说“洁白如玉树临风前”，又说“脱帽露出头顶，位于王公面前”，用三个“前”字押韵；说“眼睛昏花，掉进井里在水底睡觉”，又说“长安街市上的酒家里睡觉”，用两个“眠”字押韵。《牵牛织女诗》说：“蜘蛛丝呈现出小人的姿态，弯曲地缀在瓜果之间”；又说“防身行动像合乎律令，竭尽力量织布于织机中”，用两个“中”字押韵。李太白《高阳歌》说：“鸬鹚勺，鹦鹉杯；人生百年合计三万六千日，一天必须倾饮三百杯。”用两个“杯”字押韵。《庐山谣》说：“影子落在前湖，映出青黛色的光；金阙前面敞开着，两座山峰高长。”又说：“翠色山影和红霞映照着朝阳，鸟儿飞不到吴江的尽头。”使用了两个“长”字押韵。韩退之《李花诗》说：“夏天用冰盘进献碧绿脆嫩的果实，斥退它而不食用，反倒为它的花感到惭愧。”又说：“谁把平地堆成万堆白雪，剪裁雕刻成这连天的花朵。”使用了两个“花”字押韵。《双鸟诗》说：“两只鸟各自闭上嘴，万象都含在口中。”又说：“百舌鸟从前声音很多，从此以后常常低着头。”使用了两个“头”字押韵。《示爽诗》说：“冬夜难道不长吗？一直到天亮灯烛还燃着。”又说：“这次来南北相距很近，乡里邻居依旧如此。”使用了两个“然”字押韵。《猛虎行》说：“猛虎死了也不推辞，只是为先前的所作所为感到惭愧。”又说：“亲戚故旧尚且不能保全，谁还会相信你所做的事？”使用了两个“为”字押韵。子美、太白、退之在诗歌方面已经没有遗憾了，大概自有他们各自的体制吧。杜子美的诗中，以“将军只数霍嫖姚”对“苑马总归春苜蓿”，“嫖姚”二字按照格律应当读作仄声。又说“杖藜妨跃马，不是故离群”，“离”字按照格律应当读平声。《汉书音义》说：“嫖姚二字都读去声，音同‘鳔鹞’。”《檀弓》说“离群索居”，《释文》认为“离”字读去声，反切为力智，音同“利”。退之说“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确实是有道理的。王荆公用“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这句话，轻视韩退之。然而退之的咏雪诗又有：“喜深将策试，惊密仰檐窥”；又有：“气严当酒暖，洒急听窗知”。荆公咏雪则说：“借问火城将策试，何如云屋听窗知。”完全用了退之的句子。摒弃古人的陈旧言辞就认为不对，使用古人的陈旧言辞却认为对吗？

译东坡《与陈传道书》说：“知道传道每天作一首诗，很好。这种技艺即使才华很高的人，如果不是非常熟练，也不能写得精工。”大概这是梅圣俞的方法。韩少师又说：“梅圣俞学习作诗时，想把赋写得极其工巧，写《挑灯杖子诗》还作了几十首。”李邯郸的孙子李亨仲说：“我家有梅圣俞诗的善本，世上流传的本子，大多是欧阳公删去其中最好的部分后形成的，恐怕是嫉妒他的才名会超过自己。”我认为欧阳公在谏官任上时，颇为诋毁邯郸公，因此亨仲的话恐怕不实。然而曾仲成说：“欧阳公有‘韩盂于文词，两雄力相当。盂穷苦累累，韩富浩穰穰。郊死不为岛，圣俞发其藏’等句。圣俞对苏子美说：‘永叔自己想作韩退之，却勉强把我当作孟郊。’这虽然是戏言，也似乎流露出不平之意。” ●卷十九 晁以道说：“王荆公和宋次道同任群牧司判官。宋次道家中有很多唐人诗集，荆公把这些诗集全部拿来，选择好的诗，在上面夹签作记号，命令吏人抄录。吏人厌烦长诗文字太多，就把荆公所选长诗的签子移到没有选中的短诗上。荆公性情疏忽，不再逐一查看，于是普通人把许多诗集按照荆公的取舍来对待，结果全都废弃了。如今世上所谓王荆公编定的《唐百家诗选》，其实是群牧司的吏人编定的。” 宋子京罢任成都知府后，按照旧例本应担任执政，但他还没有到任，宰相便把两地的职位按次序安排，全部让别人担任。子京听到消息后很惆怅，有“梁园赋罢相如至，宣室厘残贾谊归”的诗句。言官又弹劾说蜀地百姓不能安于他的奢侈，于是他只被任命为郑州知州，遥望国都城门却不得进入；过了很久，才再次担任翰林承旨。不久，传来他在成都去世的不幸讣告，士民在他的祠堂前哭泣的有几千人。这样看来，说“蜀人不能安于他的奢侈”是诬陷。宰相就是韩魏公，言官就是包孝肃。然而子京先前有“碧云漫有三年信，明月长为两地愁”的句子，最终却没有到两地任职，悲愤而死，世人认为这是谶语。吕申公统率维扬时，东坡从黄冈调往汝海，经过那里，前去拜见他。申公设酒款待，却整天没有和东坡交谈一句。东坡昏昏睡去，歌女唱道：“夜寒斗觉罗衣薄。”东坡惊醒，小声说：“夜来走却罗医博。”歌女们都躲起来偷笑。酒宴结束后，东坡到后园中散步，走到更深时坐下，便拿起几案上的笔墨，在歌女的团扇上题写：“雨叶风枝晓自匀，绿阴青子静无尘。闲吟绕屋扶疏句，须信渊明是可人。”申公看见后也没有说话。韩魏公和宋尚书一同参加中书省试，考试题目是赋《琬圭》。宋公长叹说：“我老了，难道还要和韩家的小郎君一起应试吗！”这是因为宋公的文章名声已经很显著，而韩公是凭从官子弟的身份考中二名之一，但当时世人还没有完全知道这一点。有人把这话告诉韩公，韩公便惭愧地推辞说：“我哪里敢奢望赶上宋公，这次考试一定会落第。”后来韩公的试卷列为第一，宋公反而排在他下面。后来韩公镇守中山，建造阅古堂，宋公作词称赞说：“听说中山很好，韩家有阅古堂。图画中画着名将名相，碑石上刻着优美文章。”韩公看见后很不高兴。王荆公刚开始执掌政事时，对客人惆怅地说：“我老了只想依附僧人。”客人说：“情势紧急时就临时抱佛脚。”荆公微笑说：“‘投老欲依僧’是古人的完整句子。”客人说：“‘急则抱佛脚’也是完整的俗语。不过上面说‘投’，下面说‘脚’，难道不是确切的对偶吗？”荆公于是大笑。苏仲虎说：有人拿澄心纸来求东坡题写。东坡让仲虎取来京师印本《东坡集》，把其中的诗朗诵给他听，东坡便照着书写。写到“边城岁莫多风雪，强压香醪与君别”时，东坡停笔，怒视仲虎说：“你竟然说是‘香醪’。”仲虎惊恐不安，过了很久，才发现印本把“春醪”误作了“香醪”。刘梦得作《九日诗》时想用“糕”字，因为《五经》中没有这个字，便停止下来不再写作。宋子京认为不对。因此子京《九日食糕》中有诗句说：“飙馆轻霜拂曙袍，糗餐花饮斗分曹。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世豪。”这遂成为古今绝唱。“糗饵粉蜜”是糕类食品，见于《周礼》。“诗豪”是白乐天对梦得的称呼。李太白《僧伽歌》说：“这位僧人本来住在南天竺，为了佛法而作为头陀来到这个国家。”又说：“可叹我漂泊在江淮已经很久，很少遇到真正的僧人来讲说空与有。”当时僧伽已经在淮泗一带显名了。在豪杰中能识别郭子仪，在隐逸中能识别司马子微，在佛教僧人中能识别僧伽，那么太白也真是非同寻常的人了！白乐天《长恨歌》中有“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灯未成眠”的句子，难道兴庆宫中夜里不点蜡油，要唐明皇亲自挑灯吗？这是书生的见识，实在可笑。元和年间，处士唐衢善于哭泣，听到白乐天被贬，便总是大哭。唐衢后来去世，乐天有诗说：“何时应当到你的坟前，还给你一捧眼泪。” 晁以道问我：“梅二的诗和黄九相比怎么样？”我说：“鲁直的诗写到人们喜爱的地方，圣俞的诗写到人们不喜爱的地方。”晁以道听后笑了起来。柑和橘这两种东西，《草木书》分别各列一条。安定郡王用黄柑酿酒，称作“洞庭春色”。东坡的赋，全都使用了有关橘的典故。难道是因为橘这一条下说：它的种类有朱柑、乳柑、黄柑、石柑吗？柑本来没有什么典故，取名“洞庭春色”的，其实也是橘。欧阳公作诗推重韩退之，不推重杜子美。刘中原父常常不同意。欧阳公说：“子美‘老夫清晨梳白头，玄都道士来相访’这样的句子，带有俗气，退之决不会这样说。”中原父说：“这也不过和退之‘昔在四门馆，晨有僧来谒’这样的句子相类似罢了。”欧阳公赞赏中原父的辩论，只是一笑。南方人把象牙称作“白暗”，把犀角称作“黑暗”。少陵诗说：“黑暗通蛮货”，用的就是方言。李太白诗说：“昔作芙蓉花，今为断肠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按：陶弘景《仙方注》说：“断肠草不可食用，它的花很美，名叫芙蓉。” 李习之、韩退之、孟东野三人都很有才。习之在文章方面，是退之所敬重的人；退之和东野唱和酬答，名声压倒一时，唯独习之没有诗作，退之却不议论他。尹师鲁、欧阳永叔、梅圣俞三人也很有才。师鲁在文章方面，是永叔所敬重的人；永叔和圣俞唱和酬答，名声压倒一时，唯独师鲁没有诗作，永叔却不议论他。习之、师鲁对于诗歌，是认为不值得作，还是不能作呢？夔峡的人在每年正月，十人、百人结成一组，在田野间摆设牲畜和酒。随后众人拿起兵器大声喧闹，把这称作“养乌鬼”（原注：读去声）。老人们说：这里靠近乌蛮的战场，乌蛮常常给人带来祸害，所以用这种方式来禳解。沈存中怀疑少陵“家家养乌鬼”说的就是这种事。给诗作注的人却说“鸬鹚是乌鬼的别名”。我往来夔峡之间，向当地人询问，正如存中所说，鸬鹚也没有别名。

译华州齐云楼有唐昭宗的词：“哪里才能得到英雄，把我迎回大内之中。”蒲中鹳鹊楼有唐太宗的诗：“从前骑着一匹马来到这里，如今乘坐六龙车回来。”其中英伟而又凄怨的气概，为什么祖孙二人竟如此不同！东坡为董毅夫作长短句，其中有“文君婿知否？笑君卑辱”二句，是奇特的说法。“文君婿”就像说“虞姬婿”一样。如今刻本的刻工不知道这一点，有的擅自改作“文君细知否”，实在可笑。东坡写送别李公择的长短句说：“凭借飞去的魂魄招来楚些，我思念你的地方，也正是你思念我的地方。”这与退之《与孟东野书》中“根据我思念您的心，就知道您正在远远地思念我”的意思相同。宋子京在翰林院任职时，同院有李献臣等六位学士。一天，张贵妃的词头下达，众人商议举行告庭之礼，尚未决定，子京便立即拟制上奏。贵妃大怒，把制书摔在地上说：“哪个学士竟敢轻视人！”子京于是出任安州知州，写了一首咏燕子的长短句，其中有“因为衔泥污锦衣，垂下珠帘不敢归”的句子。有人把它传入宫中，仁皇帝看后叹息了一声，不久便召他回翰林院任职。“箫声呜咽，秦娥从梦中醒来，秦楼上空只剩月光。秦楼上空的月光，年年映照柳色，灞陵总让人因送别而伤感。乐游原上正值清秋时节，咸阳古道上音信断绝。音信断绝，只有西风残阳，照着汉家的陵墓宫阙。”这是李太白的词。我曾在秋天于咸阳宝钗楼上为客人饯行，汉代各陵墓笼罩在晚照之中，有人歌唱这首词，满座之人都凄然不乐，宴席就这样结束了。夔州营妓为喻迪孺敲击铜盘，歌唱刘尚书的《竹枝词》九解，仍然具有当时含蓄深婉、曲折动人的艳丽情致，其他歌妓都不能做到。迪孺说：“欧阳詹曾为并州歌妓作诗：‘高城已不见，况乃城中人。’如今她的家人仍以歌妓为业，而欧阳詹的诗原本也还在。这个歌妓家在夔州，她的先人一定曾侍奉刘尚书，所以唯独她能传唱当时的声调。” “仙女就是董双成，在桂殿中夜凉时吹奏玉笙；曲子终了，她却从天宫离去，千家万户空对着明月。银河中的仙女，玉石般炼成的容颜，云▯往往来到人间；九霄之上有路可通，却去后不留踪迹；袅袅的天风吹动着佩环。”这是李太尉文饶所作《迎神》《送神》两支曲子。我游历秦地时，那里还有能够婉转歌唱这两曲的人，有人把它们合成一曲，却说是李太白所作，这是不对的。程叔微说：“伊川听到有人吟诵晏叔原‘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这首长短句，笑着说：‘这是鬼说的话啊。’”他的意思其实也是在欣赏这首词。程家、晏家三家之间有连带关系。晏叔原是临淄公的幼子。他在颍昌府许田镇任监镇官时，亲手抄写自己创作的长短句，送给府帅韩少师。韩少师回信说：“得到一卷新词，看来您的才华有余而德行不足。希望郎君舍弃有余的才华，用来补足不足的德行，这正是门下老吏的期望。”一名监镇官，竟敢在饮酒之间创作长短句，拿给本道大帅看；以大帅的威严，仍然把门生对郎君的忠告之意全部表达出来；这在叔原是非常豪放，在韩公则是非常有德。我曾见过东坡的一张字帖，上面写道：“王十六秀才送给我一串拍板，以为我有歌女，却不知道我并没有。不过它也有用处，可以陪傅大士唱《金刚经》。”他的书法奇特飘逸，好像要飞动起来。鲁直在下面用小楷写道：“这串拍板如果送给朝云，让她歌唱您所作的《满庭芳》，也不坏。不过朝云如今已经成了惠州的泥土。”我认为韩退之和张籍在笔墨交往之间，也没有这样的一段风流韵事。东坡《赤壁词》中“灰飞烟灭”这句，也是《圆觉经》里的佛语。

译●卷二十 仁皇帝问王懿敏素：“大臣中，谁可以任命来办理宰相的事务？”懿敏说：“臣下哪里敢说。”皇帝说：“姑且说说看。”懿敏说：“只有那些连宦官和宫妾都不知道姓名的人，才可以列入人选。”皇帝神情忧闷，过了一会儿说：“只有富弼可以。”懿敏下拜说：“陛下得到人才了。”后来在朝廷上宣布任命富公为宰相，士大夫都举笏相互庆贺，有人暗中把这件事报告给皇帝，皇帝更加高兴，说：“我这次选拔贤才，胜过求梦占卜了。” 神宗问：“周世宗这个人怎么样？”冯公京说：“世宗的威势胜过德行，所以享有国祚不长。”王荆公说：“世宗去世时，远近的人都哀悼仰慕他，并不是没有德行。”荆公一向凭借强词辩说胜过同列，却不知道冯公的回答原来是太祖的说法，见于《三朝宝训》。王荆公刚开始参与政事时，把朝廷看得如同无人。一日争论新法，他怒视众位大臣说：“你们只是因为坐着不读书罢了。”赵清献也参与政事，唯独反驳他说：“您的话错了。像皋陶、夔、后稷、契那样的时代，有什么书可以读呢？”荆公默然无言。宪成李公任杭州知州后，不举行游宴。一天遇到下雪，他命人赶快准备饮酒之具，郡中僚属未免以为要举行歌舞盛会，于是李公便到孤山拜访林和靖，和他清谈共赏雪景。又规定除饮食以外，不买任何东西。到离任时，只买了一部《白乐天集》。傅献简公说：“司马文正公竭力推辞枢密院和近侍方面的职位，我曾劝他，说主上的眷顾非同寻常，得到这个职位或许可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如果主张不能实行，再离开也可以。”司马公神色严肃地说：“古今以来，被这种名位诱惑而亏损丧失名节的人很多。”最终还是辞谢，没有接受。文潞公说：“司马君实的操行，真应当到古人中去寻找了。” 傅献简和杜祁公得到两篇从未见过的石刻文字，都超过一千字，各自抄录一篇。杜祁公读了两遍，献简读了一遍，便能背诵下来，一个字也没有差错；当时杜祁公已经年过七十，光禄丞赵枢正在座上亲眼看见这件事。韩魏公、文潞公先后镇守北门。韩魏公任职时，朝城县令杖打一个守把士兵，才打了两下，士兵便不断悖逆辱骂，县令把他送到府中。韩公问士兵：“你确实违抗县令吗？”士兵说：“确实。”韩公说：“你是禁军士兵，既然在县里服役，就有等级身份。”随即在解送状上判处斩首，押赴市曹执行，神态从容平和，和平常一样。众人看到他投下判笔，才知道事情非同寻常。文潞公任职时，又有外县送来一个士兵，所犯与前一个相同。文公震怒，询问虚实。士兵如实回答。文公也在解送状上判处斩首，并把判笔扔下。二位公的气度不同：魏公认为是那人自己犯法，自己并不因此发怒；潞公禀性雄豪，不能容忍奸恶。刘器之为韩▯所说。东坡只用一个字评论张文定，说：“大。”他解释说：“只有天是最大的，只有尧能够效法天；天下没有一天会没有士人。然而仁宗在位时，唯独士人特别多，是因为他的器量广大。贾谊感叹德行微薄，知道凤凰不会降临；怜悯沟渠狭小平常，知道吞舟的大鱼无法容纳；他悲伤当时没有这样广大的人来容纳自己。天下是大的器物，如果不是力量足以兼容万人，谁能把它举起来？如果不是仁宗的器量广大，谁能容纳天下这些杰出人才呢？”世人都认为这是知晓事理的言论。神宗曾问文定是否认识王安石，文定说：“安石把我看作祖父一辈的人。我见到他的祖父时，安石还没有长出头发，穿着短褐布衣，身上长满疮疥，做洒扫杂役，只是一个苍头小童。”因此荆公也畏惧他的器量广大，不敢同他争辩。《日录》中把前代诸公全都诋毁了一遍，唯独对文定没有讥刺。” 刘器之说：“我跟随司马公五年，只从他那里听到一个字：诚。请问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他就说：‘诚是天道，思求诚是人道，达到这两种道的极致，二者就是一回事。’我又问实行它应当怎样用力？司马公高兴地说：‘问得很好，我从来不随便对人说这些。我起初认为这很容易，退下来以后，私下检查自己每天的行为和言语，发现相互牵制、彼此矛盾的地方很多。努力实行了七年之后才做到，从此言语和行为一致，表里相应，遇到事情也能坦然自若、从容有余地了。’” 有人问刘器之：“三代以后，论宰相的学术，只有司马文正公一人而已。”刘器之说：“他的学术固然如此；但若论宰相的才能，能够谋划周旋、治理天下的，我还不敢认为他是第一。大概元祐年间的大臣，大多德行有余而才智不足。先父也说过：司马公所说的‘只有大人才能纠正君心的错误’，如果由御史大夫、谏大夫在殿中执掌法度，在经筵中劝导讲说，那么任用这样的人，前代就没有可比的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一人〕 赵清献公每逢生日所做的事情，夜里一定穿戴好衣冠，焚香露天祭告，九拜并拱手向天祷告；凡是不能向天告知的事情，他就不敢去做。张尧封跟随孙明复先生在南京学习，他的女儿常在孙明复身边服侍。张尧封死后，他的女儿进入禁中成为贵妃，受到的宠爱和礼遇最为优厚。她多次派使者向孙明复送礼，孙明复始终闭门拒绝，直到终身如此。庆历年间，富郑公、韩魏公都在年轻时执掌政权，很热衷于兴办事业。章郇公位居丞相，整天默默无言，像是不会说话。有人问郇公：“富公、韩公做事很勇猛，您认为怎么样？”郇公说：“就像看见小孩子蹦跳嬉戏，不能呵斥阻止，只等他们撞到墙壁后自己退回来罢了。他们正跳得起劲时，势头很难遏制。”后来富公、韩公经过岁月磨炼、经历忧患，才知道天下的事情不能随意更改扰乱。而王荆公年轻气盛，刚强不屈，没有人能与他抗衡，把祖宗的典章制度全都变更扰乱了。富、韩二公无法挽救制止，只好离去，这才感叹郇公的话是正确的。唐代制度规定：只有给事中可以封还皇帝的制书。康定年间，皇帝内降诏令，追夺刘从德的妻子王氏原有的遂国夫人封号。富公、韩公任知制诰时，封还了这份诏书的词头。知制诰，就是今天的中书舍人。中书舍人封还词头，从富公开始。王氏是犍为人，起初因为是后族而出入禁中，她的父亲蒙正，据说就是从这件事开始与禁中相通以谋取奸利的。吕申公说：“唯独皇帝的宠爱是不能依靠的。” 王荆公住在半山时，让一个老兵正在汲水、扫地，只要合乎他的心意，就不住口地称赞他；忽然那老兵不小心碰到了灯架，王荆公便大怒，认为他不用心，把他赶走了。参寥当时也在座，私下对另一位客人说：“王公因为自己的喜怒而任用或斥退一个老兵，就像在朝廷上因为自己的喜怒而任用或斥退士大夫一样。” 王荆公一生与曾南丰以道义相互交往。神宗问曾南丰：“你最早与王安石交往，王安石是怎样的人？”曾南丰说：“安石的文章、学问和品行义理，不比扬雄差，只因为吝啬，所以不如扬雄。”神宗立即说：“安石轻视富贵，并不吝啬。”曾南丰说：“臣所说的吝啬，是指安石勇于有所作为，却吝于改正过错。”神宗点头表示赞同。

译王荆公晚年喜欢谈论文字。客人问：“‘羁’字为什么从‘西’？”王荆公认为西方在方位上主杀伐，反复说了几百句话还不停。有人说：“‘霸’字从‘雨’，不是从‘西’。”王荆公随即回答：“那就像及时雨滋润万物一样。”他的学问专门务求穿凿附会，像这样没有定论的说法很多。比如《三经义》颁行给学官几年以后，他又列举其中错误的地方，上奏请求改掉；与古人悬之日月、不可刊改的学说相比，这难道不是误导学者吗？” 有人向皇帝诬陷胡宿说：“‘宿’字的名义应当读去声，他却按入声称呼；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怎么能担任词臣？”皇帝把这话问胡宿。胡宿说：“臣的名字取归宿之‘宿’，不是星宿之‘宿’。”诬陷他的人又说：“如果取归宿之义，为什么字是拱辰呢？”因此胡宿后来改字为武平。王荆公的儿子｛▯万｝写《荆公画像赞》说：“历代圣人留下的教诲，参差不一；汇集它们的大成，光耀胜过仲尼。”这是把他的父亲尊为圣人，认为超过孔子了。｛▯万｝死后，王荆公写诗哭悼他说：“一天之内凤凰飞去了，千年栋梁摧折了。”这是把自己的儿子比作孔子。父子彼此把对方视为圣人，可以说是毫无顾忌了。杨大年任翰林学士时，恰逢礼部主持考试天下士人。一天，他召集同乡中等待考试的人，有人说：“学士一定掌管文柄，希望预先得到您的教导。”杨大年变了脸色，拂袖而入，只说了一句：“于休哉！”杨大年后来果然主持贡举。凡是程文中使用“于休哉”的，都被录取了。但当时在座的客人有一半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所以没有使用。苏轼在翰苑任职时，傍晚宫中使者来宣召，他已经半醉，急忙汲水漱口，心情稍稍舒畅后，进入内东门小殿应对。帘中传出任命名单：吕公著任司空、平章军国重事，吕大防、范纯仁任左右仆射。苏轼接受诏命后，宣仁后说：“学士前年担任什么官？”苏轼说：“臣前年任汝州团练副使。”又问：“现在担任什么官？”答：“臣现在待罪于翰林学士之职。”又问：“怎么突然到了这个地步？”答：“承蒙太皇太后陛下知遇。”宣仁后说：“这不关老身的事。”苏轼说：“承蒙皇帝陛下知遇。”宣仁后说：“也不关官家的事。”苏轼说：“难道是出于大臣的推荐？”宣仁后说：“也不关大臣们的事。”苏轼惊讶地说：“臣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也不敢通过其他途径取得进用。”宣仁后说：“我很久以来就想让学士知道，这是神宗皇帝的意思。” 神宗皇帝吃饭时停下了匙箸，看着文字，宫人私下相互说：一定是苏轼写的。皇帝常常说：‘奇才，奇才！’只是还没来得及进用这位学士，皇帝就升仙了。”苏轼不觉放声哭泣，宣仁后也与皇帝一起流泪，左右侍从都哭了；过了一会儿，宣仁后命他就座，赐给他茶。宣仁后又说：“学士一定要尽心侍奉官家，以报答先帝。”苏轼下拜，宫中撤下御前的金莲烛，送他回翰林院。这些话是苏轼对王巩说的。苏轼先被贬到黄州，熙宁年间的执政者妄称陈季常是苏轼的同乡，任侠好斗，家在黄州的岐亭，与人有世代仇怨；后来苏轼又被贬到惠州，绍圣年间的执政者妄称程之才与苏轼的妻子有旧怨，便借任命程之才为宪节使的机会，让他去报仇泄愤。然而陈季常、程之才与苏轼相处得都非常融洽。刘器之在元祐初年与苏轼同朝为官。苏轼勇于主持正义，有时因此做得过分，刘器之就一定用典故来约束他。苏轼甚至发怒说：“到哪里去找一件农具，把一个‘刘正言’拖来？他知道这么多典故。”有人把这话告诉刘器之，他说：“子瞻本来就是我所敬畏的人；但如果他倚仗才华，想要改变扰乱典章常法，那就不可以。”当时朝中又有句话说：“闽蜀同风，腹中有虫。”这是因为“闽”“蜀”二字都从“虫”。苏轼在众人聚集的场合变了脸色，说：“书上说‘选立贤能的人不拘一格’，怎么能这样说！”刘器之说：“我起初没有听到这句话。不过所谓‘选立贤能的人不拘一格’，必须是贤者才可以；如果是中等以下的人，大多受土地风俗影响，怎么能不因地域习俗而改变？”苏轼默然无言。到了元符末年，苏轼、刘器之分别从岭海回来，在路上相遇，这才重新欢洽交往。刘器之对人说：“浮华和豪习全都去掉了，已经不是从前的子瞻了。”苏轼则说：“器之是个铁石心肠的人。” 司马丞相在任上去世，程伊川主持丧事，专门采用古礼。将要举行明堂祭祀时，苏轼从任所前来吊唁，程伊川阻止他说：“您正要参与吉礼，这不符合‘哭则不歌’的义理，不能进去。”苏轼不顾阻拦而进入，说：“我只听说‘哭则不歌’，没听说‘歌则不哭’。”程伊川无法驳倒他的辩论。晁以道对我说：他曾亲自问苏轼：“先生的《易传》，应当流传万世。”苏轼说：“我还遗憾自己不懂数学。” 李伸攵说：苏轼从海外回来，到达毗陵时正患暑病，戴着小冠，披着半臂，坐在船中。运河两岸有上千万人跟随观看他。苏轼回头对同船的客人说：“不要把我看死了吧？”人们爱戴仰慕他到了这种程度。苏轼在钱塘时，《答刘道原书》中说：“道原想要刻印《七史》，当然很好；当时新学的经义解释纷纷而来，日夜摹刻都忙不过来，哪里还有力量做这件事？近来我看见京师的经义题目：‘国异政，家殊俗’，国为什么说‘异’，家为什么说‘殊’？又有‘其善丧厥善’，其中‘其’和‘厥’有什么不同？又说《易·观》卦本来是‘老鹳’，《诗·大雅》《小雅》本来是‘老瞄’，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实在令人痛心惊骇。”当时正值熙宁初年，正氏之学竟然务求穿凿附会到了这种地步。安世于八日入朝应对，皇太后对他的眷顾和问候十分优厚。太皇太后首先谈到先父，悲伤了很久，说：“像司马相公这样尽心为朝廷办事的人，怎么还能再得到呢？君臣之间这样的情谊，值得记载，值得记载。”我过去收藏过谏大夫刘安世、刘器之写给司马公的《报司马公休书》一纸，内容就是上面所说的。既然值得记载，所以记下来了。●卷二十一：赵肯堂亲眼见到鲁直晚年把苏轼的画像悬挂在室内，每天早晨起床都穿戴好衣冠，焚香，恭敬地作揖行礼。有人拿他们二人的声名相提并论来询问，鲁直便离开座位，惊惶避让，说：“庭坚仰望东坡，只是他的门弟子罢了，怎么敢扰乱尊卑次序呢？”如今江西的君子称“苏黄”，并不是鲁直本人的意思。

译苏轼任扬州长官时，曾巩罢任州学教授，经过真州，见到吕惠卿。吕惠卿问：“苏轼是怎样的人？”曾巩说：“是聪明人。”吕惠卿发怒说：“尧聪明，舜聪明吗？大禹聪明吗？”曾巩说：“虽然不是三人的那种聪明，也确实是聪明人。”吕惠卿问：“苏轼向谁学习？”曾巩说：“学习孟子。”吕惠卿更加愤怒，站起来说：“怎么说得这样不合常理？”曾巩说：“孟子认为‘百姓最重要，社稷次之’，我正是因此知道苏公学习孟子。”吕惠卿默然无言。李定亲自审理苏轼的案件时，形势已经无法改变。一天，他在崇政殿门外对同僚说：“苏轼真是奇才。”众人都不敢回答。他又说：“苏轼二三十年前所作的诗文，引用经史典故，随问随答，没有一个字错误，真是天下的奇才啊。”他长久叹息。可见世间的公论，即使到了彼此仇恨的地步，也无法改变。王彦霖《系年录》记载：元祐六年三月，《神宗实录》修成。著作郎黄庭坚被任命为起居舍人，苏子由不高兴，说：“任命庭坚那天，我任尚书右丞，却没有预先听说这件事。”不久，中书后省封还了词头，命令停止执行。子由的不高兴，是不满吕丞相专断吗？还是不喜欢庭坚呢？庭坚字鲁直，早年出自东坡门下，有人说他后来想自立门户、成一家之言，因此两人似乎渐渐失和了。范文正公任京兆尹时，因议论吕申公而被贬为饶州知州；欧阳公任馆职时，因为写信责备谏官不进言，也被贬为夷陵县令。不久，吕申公也被罢免。后来欧阳公撰写《文正神道碑》，说：“吕公再次任相，公也重新起用，于是二人欣然相约，共同竭力办理国事。天下人都因此更加赞美他们。”范文正的儿子尧夫认为不是这样，便据理与欧阳公争辩；争辩不成，就亲自删去“欣然”“共同竭力”等文字。欧阳公很不高兴，对苏明允说：“《范公碑》被他的子弟擅自在碑本上改动文字，真让人痛恨。”《文正墓志》则是富公撰写的文章。此前，富公从欧阳公任平章政事时起，曾写信给他说，大意是：“一般写文章，其中如果有涉及明确说明善恶、可以用来劝善惩恶的内容，就一定应当把措辞说得明白，使善恶清楚显现，让作恶的人稍微知道戒惧，让行善的人稍微受到鼓励，这也是文章的作用。怎么能学习圣人写《春秋》，故意写得隐晦幽深、含蓄委婉，使后人传述、作注还不能通晓，再一层层作疏也仍不能穷尽，以至于形成各种说法、解释、训释和议论，经过一千多年，学者至今仍不能完全贯通明白呢？” 我认为像《春秋》这样的著作，只有圣人可以写；圣人以下的人都不能写，即使写了，后世也不会再相信。学者如果能够概括《春秋》的大义，建立褒贬的法则和条例，善就褒扬，恶就贬斥；如果确实有不得已而必须避讳的地方，稍微含蓄一些也可以，但不应使后人在一千多年里都不知道它的意思。如果善行不能得到鼓励，恶行不能受到警戒，那么文字还有什么用呢？既然已经把事情写下来，而作恶者自己不知戒惧，行善者自己也得不到鼓励，这是人的罪过；对于文字本身又有什么过错呢？我常常忧虑如今的人写文章没有任何发明，只是一味模棱两可、含糊应付罢了。人要行善本来就不容易，有的遭受诬陷毁谤，有的被放逐斥退，有的穷困寒饿，甚至被诛杀、灭族；而执笔写作的人只求自己方便，不替他们彰显事实，实在是有罪的人。作恶的人必定使用奸谋巧诈、行贿结党，多方设法逃避刑戮；何况他们逃避的不只是刑戮，甚至使子子孙孙长久享受余荫，这可以说是极大的幸运了。执笔者又害怕他们，不敢写出他们的罪恶，于是恶人更加作恶，而善人常常受到压制，不能振作。君子被小人战胜、压抑，损失的不过是俸禄和官位。只有这三四寸长的竹管笔，凭着笔端褒善贬恶，使善人尊贵，使恶人卑贱，使善人得以生存，使恶人受到惩罚；这件事必须从我开始，不能再有所畏惧而闭口不言，使自己不能畅快。我从前撰写《希文墓志》，大体上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只遗憾有这种意思却没有足够的言辞；但我自己也认为，希文的善行稍微彰显了，奸人的恶行稍微暴露了。如今永叔也说：‘胸中有想说的话，实在应当无所回避，清楚明白地写出来，发泄忠义之士的愤懑，不也是一件痛快的事吗！’这似乎也认为我的说法是对的。然而我的说法，是公正地判断是非，并不是要额外加罪于恶人；比如《希文墓志》中所斥责的奸人，都有事实依据，全是天下人已经听闻知晓的，并不是凭空创意如此。那些人的几位子弟都拥有权位，他们一定会大肆制造谤议，但我决不会因此顾虑。起初，宝元、庆历年间，范公、富公、欧阳公是天下正论的发源。范公去世后，富公、欧阳公曾相约把这些事情写下来。欧阳公后来却又不这样做了，为什么呢？我读富公的信读到汗流浃背，还认为《春秋》那样的诛贬都不够痛快。唉，真是可怕啊！” 英宗刚即位时，韩魏公任宰相，富郑公任枢密使。一日，韩公拟定几名因策划拥立有功、应当升官的人选。富公说：“先帝把神器交给陛下，这些人有什么功劳可以记载？”韩公面有惭愧之色。后来韩公出任长安主帅，把这件事告诉范尧夫，说：“我韩琦就是害怕那个富相公啊。” 登州有个妇人阿云，谋杀丈夫后自首。知州许遵认为，法律规定因犯其他罪而造成杀伤，并自首的，可以免除作为原因的那项罪，仍按故意杀伤的法律定罪；而诏令又规定，有人因涉嫌犯罪被捕，招认后可以减等，那么就应当按照审讯追问、准备上报的办法办理。许遵认为，谋杀是杀人的原因；既然对作为原因的罪自首，就应当依例减免。此事交给百官议论。大概斗殴杀人、抢劫杀人，斗殴和抢劫是杀人的原因，所以经过审问、准备上报时，可以因为自首而减免；但谋划后杀人，谋划并不是杀人的原因，所以不能减免。司马文正公议论说：“杀伤罪中本来就有两种，轻重不同。用心筹划，想尽各种巧诈，趁人不备而杀伤的，叫作‘谋’；任凭性情直接行事，完全不加顾虑，公然杀害人的，叫作‘故’。谋杀罪更重，故意杀伤罪稍轻。如今这个人因为犯了别的罪，导致杀伤他人；虽然因自首可以免除作为原因的那项罪，但杀伤并不属于自首可以免除的范围。如果按谋杀论处，就太重；如果按斗杀论处，又太轻，所以斟酌取中，令其按故意杀伤的法律定罪。若许遵要把‘谋’与‘杀’分成两件事，那么‘故’与‘杀’也同样是两件事。况且法律说可以免除作为原因的罪，劫囚、掠人等案件都是如此。”

译既然已经有谋划犯罪的原因，又杀伤了人，所以劫掠一事可以自首，而杀伤之罪不能原宥。如果平常谋划并非为了杀人，那么应当有什么罪可以自首而免除呢？由此可知，“谋”字只是因为“杀”字而产生的文辞，不能另行作为谋划所导致的罪名。假如把斗殴杀人和谋划杀人都看作谋划所导致的罪，依照故意杀伤罪的法律办理，那么斗殴致伤者自首，反而会加罪一等。”从廷尉以下的官员，都嫉恨许遵的妄议，附和司马文正公的主张。王荆公不懂法律，却喜欢议论法律，也喜欢故意与别人不同，唯独支持许遵的主张。廷尉以下的官员争辩不过他，最终还是按照原来的意见减免了罪责。到了王荆公任宰相时，谋杀罪于是开始立案审问。旧法规定，第一次审问不承认，后来即使自己承认，也都不得再作为立案审问的依据。当时想扩大这类案件，即使多次审问仍不承认，也作为立案审问，天下人都非难这种做法。到了司马文正公任宰相时，制定法律规定：各州军判处大辟之刑的案件，如果罪犯的情理没有值得怜悯之处，刑名也没有疑虑，却敢上奏朝廷的，一律命刑部举劾驳正，重行朝廷典刑，不得援引成例破坏法条。祖宗以来，只有罪情值得怜悯或案情有疑虑的大辟案件，才可以上奏请朝廷裁决；如果既不可怜悯，又无疑虑，那就是有关官司妄加审判，企图侥幸宽纵，难道符合除掉暴恶、安定善良的用意吗？司马文正公主张用大辟来制止大辟，这才是正确的法律。王荆公却姑息罪恶，使奸邪滋长，这是不合法的。到了绍圣年间以后，又重新实行王荆公的法律，杀人者才开始不被处死。我曾经认为，后汉张敏的议论可以作为万世遵行的法则。他说：“孔子留下经典，皋陶制定法律，推究他们的本意，都是想禁止百姓做坏事。有人认为依照平等的法律应当先论处生路，臣愚昧地认为，天地万物的本性中，只有人最为尊贵；杀人者处死，这是三代共同的制度。如今想急于使杀人者活命，反而会开辟杀人的道路；一个人不死，天下就会受到祸害。《礼记》说：‘使一人获利而使百人受害，人们就会离开城郭。’春天生长、秋天杀伐，是天道的常规。春天有一种植物枯死，就会成为灾异；秋天有一种植物开花，就会成为异常。君王承受天地之道，顺应四时，效法圣人，只须遵从经典和法令罢了。”这大概与司马文正公的主张相合。苏黄门起初嫉恨许遵的判决，后来又说：“许遵的子孙大多显贵，难道只是因为他使一个人活下来，天理就不会遗弃他吗？”这话也不对。假使胡乱使杀人者活命可以算作阴德，那么被杀者的冤屈，难道不也会成为阴间的惩罚吗？韩魏公从外地上奏章，逐条列举王荆公新法祸害天下的情形，神宗有所感悟，告诉执政大臣赶快废除它。王荆公当时正在休假，请求分司任职。赵清献公参与执掌政事，说：“想等王安石出来，让他自己废除。”王荆公出来以后，上疏驳斥韩魏公的奏章，坚持自己的法律更加坚决，最终导致天下败乱。有见识的人因此对赵清献公留下遗憾。先父曾说，熙宁、元丰年间，司马文正公、范忠宣公先后任西都留台，我都曾跟随他们交游。到了元祐初年，司马文正公起任宰相，范忠宣公起任枢密使，我见到他们时，他们的谈吐、言语和衣着器用，都与在西都时一样；只是范忠宣公脸色非常润泽，司马文正公仍然清苦，没有一点改变。我由此看出，范忠宣公内心难道还把名位当作快乐吗？我曾见司马文正公亲笔写的一帖文字：“我司马光五六岁时，玩青胡桃，姐姐想替我剥皮，却剥不开。姐姐离开后，一个婢女用热水把皮剥掉。姐姐回来，问是谁剥的胡桃皮。我说：‘是我自己剥的。’先父正好看见，呵斥我说：‘小孩子怎么能说谎？’司马光从此不敢说谎。”后来，司马公把诚实的学问传授给刘器之，说：“要从不说谎开始。” 苏东坡书写司马公神道碑，也说：“论说司马公的德行，至于感动人心、震动天地，真是巍巍盛大。但概括起来，不过两个字：一是诚，一是一。” 韩忠献公、宋景文公一同被召试并考中。王德用加领平章事，按惯例应当向他致谢，韩、宋二公说了些自谦才疏学浅的话。王德用说：“我也曾看过你们的程文，确实空疏；年轻人更应当广泛求学问道。”二人大为难堪。宋景文甚至说：“我们这些人见到一个老衙官，这是在接受侮辱。”后来二人都成就了大名，而王德用已经去世，韩忠献公对宋景文说：“王公虽然是武人，却还有前辈激励、成就后学的用意，这一点不能忘记。”这件事是我从李先仲那里听来的，李先仲说自己是王公的外孙。文潞公本来姓敬，他的曾祖父为了避石晋高祖的名讳，改姓文。到了后汉，又恢复姓敬。进入本朝后，他的祖父为了避翼祖的名讳，又改姓文。起初，敬氏避讳时各取字的一半，有的改为文氏，有的改为苟氏。然而“敬”字从“著”（原注：己力切，音棘），并不是“苟”字；从“支”，也不是“文”字，所以两者都不是它的一半。苏东坡被贬到黄州以后，神宗十分思念他，曾对宰相王▯、蔡确说：“国史极其重要，可以命苏轼来完成。”王▯面有难色。神宗又说：“苏轼不行，就暂且用曾巩。”曾巩任检讨官时，先呈上《太祖总论》，已经不合神宗的心意，不久便被罢免。东坡从黄岗迁往汝坟，乘船经过金陵，在钟山见到王荆公，两人留连宴饮交谈，王荆公说：“子瞻应当重新撰写《三国书》。”东坡推辞说：“我已经老了，希望推举刘道原来代替我。” 元丰末年，司马文正公编成《资治通鉴》，进呈给皇帝。丞相王▯、蔡确进见皇帝，问书写得怎么样。皇帝说：“应当稍微降旨颁出，不可长久留在宫中。”又赞叹说：“远远胜过荀悦的《汉纪》。”退朝后，中使把这部书送到政事堂，每一页的缝合处都盖上睿思殿宝章。睿思殿，是皇帝在禁中读书的地方。舍人王震等人在中书省，跟随丞相来观看，丞相笑着说：“你们不要靠近禁脔。”这是借指皇帝所珍爱、看重的东西。

译●卷二十二 熙宁年间，边境官吏报告北虏将要入侵。朝廷急忙派遣中贵人征调两河百姓的车辆，作为战备，百姓大为惊扰。从宰执以下，认为此事不便而纷纷进言，朝廷都不理会。当时沈括存中任记注官。一天，他侍立在御座旁，皇帝回头问：“你知道征籍车辆的事吗？”沈括说：“不知道。车辆将用来做什么？”皇帝说：“北虏凭借马多取胜，只有车辆可以抵挡他们。”沈括说：“胡人来时，百姓的父子、坟墓、田地和房屋都要丢弃，哪里还有空闲顾惜车辆呢？朝廷暂且登记车辆的数量而不立即征取，又有什么妨害？”皇帝高兴地说：“你说得有道理。为什么议论这件事的人如此纷纷扰扰？”沈括说：“用车辆作战的好处，见于历代记载。巫臣教吴国以车战，吴国于是称霸中原；李靖使用偏箱鹿角车，擒获了颉利。我只是有一件事不明白：古人所说的轻车，是兵车，车上五人驾御，转折灵活，适合轻便迅速；如今民间的锱车，笨重粗陋，用牛来牵引，一天走不了三十里，稍微遇到雨雪，连一步也前进不了，所以民间称它为太平车。它或许可以用于没有战事的日子，恐怕在战场上不能使用。”皇帝更加高兴，说：“没有人像你这样替朕分析这件事，应当再考虑。” 第二天，朝廷就停止征籍百姓的车辆。执政大臣问沈括：“你用了什么办法，只谈了几句话，就使皇帝停止了这件事；皇帝还很赞赏你关于太平车的说法。”沈括说：“圣明的君主可以用道理说服，不能用言语争辩；如果车辆确实可用，我哪里敢说它不行。”沈括不久升任知制诰。司马文正公在洛阳修史时，伊川先生程颐字正叔还是平民，年纪也还小，有时来见司马公。如今伊川的学者因为《文正斋记》中有“正叔”二字，便认为这是伊川的字，这是不对的；楚王讨论建中年号时，字正叔的是另一个人。然而后来伊川受到文正公推荐，进入禁中担任劝讲，不久又被罢去。此前，刘莘老议论说：“纷纷的议论之所以使人怀疑程颐，只是因为有人说，自古以来的先生、处士都窃取虚名，对实际任用没有益处。像程颐这样，不过是凭迂腐空疏的学问，向君主邀取身价罢了。天下守节重义的人，乐于讲道而不出仕，像程颐这一类人也不少；只是他们没有得到皇上的援引，所以没有被听闻罢了。”刘莘老又根据程颐推辞爵命的话说：“前朝召举布衣的旧例和文书都还存在，这是程颐自己想成为种放，却又急于获得台谏、侍从之职，不能不加以审察。圣人自有中道，超过它就会偏颇；天下自有常理，背离它就会混乱。伏望陛下审察真伪，慎重对待名器。”等等。孔文仲议论说：程颐在经筵任意专横，拜访权势，凭口舌制造混乱，以报答恩惠、报复仇怨，致使市井之间把他看作五鬼之首；他还曾让程颐帮助贾易弹劾吕陶，以及制定荒谬的学制，连儿童都讥笑鄙视。等等。孔文仲又说：“程颐污浊卑下、阴险巧诈，平素没有乡里的德行；在经筵陈说时，专横放肆而忘记身份，遍访贵臣，逐一拜访台谏官员，应该放归田里，以示典刑。”等等。刘器之议论说：“程颐、欧阳▯、毕仲游、杨国宝、孙朴交结执政大臣的子弟，士大夫之间称他们为五鬼。”他又说：“进言的人一定说，五鬼这个称号出自流俗、没有根据的话，哪里足以作为凭据？臣也有话可以反驳这种说法。如今士大夫没有不出入权势之家，难道都应当得到鬼的称号吗？只是因为他们阴险邪曲、暗中潜伏，进身又不遵循正道，所以程颐等五人独自遭受恶名。孔子说：‘我对于别人，诋毁谁，赞誉谁？如果有所赞誉，那一定是有所考验。’大概人的毁誉，必须用事实来验证。如今众人的议论指斥这五个人，可以说是诋毁了；然而推究考察他们的行迹，其中也有些人言并非诬陷。臣请求逐一陈述这些说法；至于程颐，则先因罪被罢免。”等等。苏子瞻上奏说：“臣一向憎恶程颐的奸邪，已经表现在言语和脸色上。由于程颐教唆引导孔文仲，使孔文仲按私意议论政事，后来被孔文仲上奏，程颐于是获罪。”等等。后来苏子瞻任礼部尚书，把伊川所制定的学制取来，几乎全部贬斥讥讽了一遍。像苏子瞻、刘莘老、孔文仲、刘器之，都是世间的君子，可是他们对伊川先生的看法竟然如此不同；到了斥责党人、实行党禁时，他们又一同陷入祸患之中。可悲啊！我任校书郎时，曾问赵丞相元镇说：“张天觉是最先制造元祐党籍之人的人。靖康初年，他与范文正、司马文正一同被追赠官爵，天下人已经非难此事。您亲自负责辨别邪正，既然没能追改此事，反而又给他谥号文忠，这样岂不是与蔡公齐、富公弼同等了吗？”元镇惆怅地说：“蜀人勾涛在从班中交游谈论，有关官员不肖，不能执法罢了。”我看出他面有悔意，也就不再说了。某公在章献明肃后临朝垂帘听政时，秘密进献《唐武氏七庙图》，章献后愤怒地把它扔到地上，说：“我不做辜负祖宗的事。”仁皇帝替他解围说：“某公只是想尽忠罢了。”章献后去世以后，仁皇帝常说：“某公的心术行为不好。”后来某公竟然被授予平章事。大概是仁皇帝德行盛大、气度宽宏，不计较旧日的仇怨。某公死后，某公为他撰写碑志，极力称赞他，天下人便再也没有谁知道这件事了。听说某公得到润笔费帛五千端。王冀公很久以来一直受到真宗特别的宠爱。晚年任宰辅时，某州发生妖狱，把朝廷内外士大夫与妖人往来唱和的诗歌全部上报，其中有“左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王钦若”这样的句子。真宗当面斥责王冀公，王冀公辩解了好几次，真宗始终不接受；王冀公于是叩头说：“臣的官职是工部尚书，怎么敢擅自增加到左仆射？这个道理非常明白，而圣意始终不能理解，别无他因，大概是臣的福分已经尽了。”最终他因这件事被罢免。范直方《诵忠宣答德孺论边事书》说：“大辂同柴车争相奔驰，明珠同瓦砾相互碰撞；君子同小人较量力量，中国同夷狄较量胜负，不只是无法取胜，也是不值得取胜；即使取胜，也不是正确的事。”唉，这是多么盛大的德行和见识啊！范文正公说：“我每天遇到夜晚就寝时，便自己计算一天饮食供养的费用和所做的事情；如果供养自己的费用同所做的事情相称，就会鼾声大作，安稳熟睡；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整夜都不能安睡，第二天一定要设法使二者相称。” 赵韩王未显达时，曾请求把唐太宗的遗骨葬在昭陵之下。吕汲公任长安主帅时，醴泉的百姓分居各处，争夺唐明皇的头骨，告到府衙，说：“得到它的人就会富贵兴盛。”吕汲公把头骨取来，葬在泰陵之下。

译卢多逊被贬往南方，经过大庾岭时，在一户小人家歇脚。那家的老妇人很会说话，卢多逊详细询问她。老妇人说：“我原是中州的仕宦家族，有个儿子也逐渐显贵，却被宰相卢多逊挟私报复，远远贬逐，直到死去。卢多逊内心怀着毒害之意，专门触犯法律禁令；我留在这岭上等候他的罪过。”卢多逊当时行装十分贫窭，老妇人本来就不认识他，他便仓皇躲开了。苏子由被贬到雷州，不准占用官舍，于是租住百姓的房屋。章子厚又说他强行夺取民居，下令本州追查百姓并治罪，直到拿出租赁契券，事实十分清楚，才停止此事。不到一两年，子厚也被贬到雷州，同样向百姓询问房屋。百姓说：“先前苏公来时，章丞相差点毁了我家；如今不能再租给你了。”他们就是这样互相报复。钱▯德基对我说：“我的家族先生经历唐末、五代，在吴越拥有这样的基业，却顺从侍奉中原，不敢仿效其他霸府僭越称制，恭敬地等待真正的君主出现，立即把户籍版图归还给职方氏。因此自本朝以来，学士大夫都以忠孝称誉我家，没有一个人非议。到了欧阳公，才说：‘得到封落星石为落星山的制书，知道吴越也曾改年号为宝正，这些都已经记载在史书中了。’欧阳公又在《归田录》中记载，思公的子弟一年四五次偷取欧阳公的珊瑚笔格，只是幸亏欧阳公用钱把它赎回。如果确有此事，那些子弟也太不肖了。”思公任洛阳尹时，欧阳公在他属下任职，思公特别把他当作国士来对待，难道是子弟中有人与欧阳公不和吗？李王煜以太平兴国三年七月七日为生日，钱王ㄈ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为生日，二人都获赐器物和钱帛，前来侍奉的中使在宴席结束后突然死亡。两件事都见于《国史》。周世宗得到李氏写给契丹、请求援助的蜡书，以此为名义攻下淮甸；艺祖得到孟氏与太原结交的蜡书，以此为名义攻下蜀地。这两件事完全相同。汉、唐时期的宦官可以说已经极其兴盛了，然而官位还没有达到师保。到了一个刘钅长，宦官有七千多人，才开始有人担任师保。艺祖既然捆缚了钅长，便把他的祸患作为永久的鉴戒；内侍不许超过供奉官的品级，又把钅长的宫殿一概命名为龙德。张侍中耆遗言要求厚葬，晏丞相殊遗言要求薄葬，二人都葬在阳翟。元祐年间，两人的坟墓同时被盗掘。侍中的墓穴中金玉犀珠塞满其中，盗墓者无法靠近他的棺木，所得财物已经多得无法承负，便都排列着行礼离开了。丞相的墓穴中只有几十件瓦器，盗墓者因劳而无所得而愤怒，砍开棺木取出金带，结果也是木制的，于是用斧头把他的尸骨砍碎。厚葬反而免祸，薄葬反而招祸，杨王孙的主张实在考虑不周。蜀地靖恭先生杨汇，字源澈，资质耿介清白，生长在偏远地方，却能全面通晓朝廷旧事以及学士大夫的谱牒。对于中原的士人，除范端明景仁、内翰纯夫、尚书苏子瞻、门下侍郎子由以外，他都不加评论。他闭门居住在偏僻街巷中，著书赋诗，没有人知道他；只有我的先父曾向朝廷推荐他说：“成都府布衣杨汇，学问品行非常高尚，志向节操十分坚苦；对于本朝典礼、旧家氏族、奇字异书，没有不知道的。他闭门居住在简陋的巷子里，似乎打算终身如此。如今正是崇尚廉耻、招徕遗逸之士的时候，像杨汇这样的人被弃置在偏远之地，实在可惜。伏望朝廷特别加以聘召。”朝廷也没有答复。杨汇最终死在偏僻街巷中，藏书有万签，古代金石刻本超过六一堂《集古录》中所收藏的数量。我校勘中秘书时，偶尔把这件事告诉信安郡王孟仁仲。一天，信安郡王陪侍皇帝宴饮，谈到靖恭先生的事情，皇帝为此叹息了一声，准备下诏允许他的家人把书籍和金石刻本送来进呈，恰逢我以病请辞离去。后来先生的儿子知道了这件事，便把他父亲的书籍和金石刻本全部拿去，投献给一位部刺史，说：“皇上很久以来想得到这些东西，您能否替我用它们换取一个官职？” 部刺史知道他不肖，便欺骗他说：“可以。”私下把书籍占为己有，只留下几壶酒浆给他。欧阳公在政府任职时，寄给颍州处士常秩一首诗说：“笑死汝阴的常处士，十年来骑马听早朝的鸡鸣。”欧阳公将要退休，又寄给常秩一首诗说：“幸亏有东邻的常处士，披着蓑衣、戴着斗笠陪我春天锄地。”原来欧阳公先前任颍州知州时，在百姓中发现常秩，非常喜欢他。直到欧阳公退休归来，每次接待宾客，都一定换回隐士原来的服装。常秩已经接受了王荆公的征召，只有欧阳公上朝时穿着朝服来见他，常秩因此感到惭愧。常秩入朝后极力阿谀奉承，于是升为次对。早年他写了几十卷《春秋学》，自视甚高；因为王荆公不喜欢《春秋》，他也闭口不谈，把自己的书藏起来不拿出来。正好两河遭遇灾年，皇帝下诏说青苗钱暂时停止征收。王平甫戏弄常秩说：“您的《春秋》，也暂时停止刊行了。”后来神宗逐渐厌恶常秩，荆公也鄙视他。常秩失去操守，闷闷不乐，像得了狂易病一样。有人说他自杀而死，荆公还在他的墓上作表文，大概就是因为他失节的缘故。

译●卷二十三：我过去从司马氏那里得到文正公在熙宁年间辞去枢密院职务、出任长安方面长官时亲手写的密疏稿。文正公不久自行免职，从此绝口不再谈论天下大事。这篇奏疏没有收入《传家集》。奏疏说：“臣才干不济，远在群臣之下；预见不如吕诲，公正刚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于直言不如苏轼、孔文仲，果断勇决不如范镇。吕诲在安石刚开始参与政事时，就指斥安石为奸邪，认为他一定会败坏、扰乱天下；臣当时认为安石不过是不明事理而且刚愎自用罢了，不至于像吕诲所说的那样。如今看来，安石援引亲信党羽，占据重要职位，排挤异己以巩固自己的权势和宠信，常常自以为是地暗中赞成陛下从内廷发出手诏，来决定外朝的政事，使天下的威福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而诽谤议论却全都归到陛下身上，臣这才知道自己的先见之明远不如吕诲。范纯仁和程颢都一向同安石交厚，安石把他们从众多官员中提拔出来，破格置于清要之职；纯仁和程颢看到安石的所作所为，不敢顾念私交而废弃公议，极力指陈他的缺失。臣与安石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乡里不同，取舍也不同；臣与安石平素交往疏远，安石平素待臣冷淡，只因为曾多次同朝为官，臣内心一直眷恋，不忍轻易断绝关系并公开指出他的过错，因循拖延到了今天。这是臣没有辜负安石，却辜负了陛下，臣远不如范纯仁和程颢。” 臣充任两制官，历事三朝；从国家大义说是君臣，从恩情说又如骨肉。臣看见安石专权，放纵他的狂妄愚昧，使天下百姓遭受荼毒之苦，使宗庙社稷面临像堆叠的蛋那样危险的局势；臣却畏缩怯懦、爱惜自身，没有及早替陛下把这件事分明说清楚。苏轼和孔文仲都是被疏远的低级臣僚，却敢于不顾陛下雷霆般的威严和安石狼虎般的愤怒，上书和应试对策，指陈安石的过失，即使丢官获罪也毫不顾虑；这一点臣远不如苏轼和孔文仲。人之常情，谁不贪恋富贵、留恋俸禄？范镇看到安石诱导迷惑陛下，把阿谀奉承说成忠诚，把忠诚说成阿谀，把正确说成错误，把错误说成正确，愤懑难平，便上奏极力指陈，因而自己请求退休，甘愿承受丑诋，闭门居家；臣却顾惜俸禄官位，为妻子儿女打算，忍受羞耻，仍然居于方面重镇，这一点臣远不如范镇。臣听说，处在那个职位上的人就必须忧虑那职位的事务，享受那份俸禄的人就必须承担由此而来的祸患；如果不是这样，就是窃取职位和俸禄。臣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曾经受教于君子，不忍使自身做出窃取职位俸禄的行为。如今陛下只相信安石的话，安石认为贤能的就是贤能，认为愚昧的就是愚昧，认为正确的就是正确，认为错误的就是错误；谄媚依附安石的人，称为忠良；攻击诘难安石的人，称为进谗作恶。臣的才干见识本来就是安石认为愚昧的，臣的议论本来就是安石认为错误的，今天所说的话，也正是陛下所说的谗邪之言。伏望圣恩裁定臣的罪责。如果臣的罪与范镇相同，就请依照范镇的先例退休；如果罪过重于范镇，那么或流放或诛杀，臣都不敢逃避。请陛下裁决。” 司马文正公说：“吕献可的先见之明，我比不上。”我担心后世只得到他的话而不知道事情的经过，会产生疑惑。有文正公的门下士、谏大夫刘安世器之所作《书范景仁传后》，其中的话可以相信，所以把它抄录在下面：“熙宁年间，王介甫刚开始参与大政，神宗正振作精神谋求治理。有一天，紫宸殿早朝，二府奏事完毕，时间已经很晚，按惯例把言事官隔在中廊，等皇帝进去更衣后再出来，依次引导他们上前。当时吕献可任御史中丞，司马文正公任翰林学士、侍读于迩英阁，正要前往经筵，在庭院中相遇。文正公悄悄问道：‘今天请求进见，准备谈什么事？’献可举起手说：‘袖中所藏的弹劾奏章，是弹劾新任参政王介甫的。’文正公惊愕地说：‘凭王介甫的文学、品行和才能，任命下达时，众人都为得到人才而高兴，为什么突然要弹劾他？’献可神色严肃地说：‘安石虽然有一时的声名，也得到皇上的信任，但喜欢固执邪见，不通晓人情，轻率相信自己的判断而难以改变，喜欢别人奉承自己；听他说时觉得很美好，实行起来却很疏阔。如果让他任侍从，也许还可以容忍；把他置于宰辅之位，天下一定会遭受他的祸害。’文正公说：‘我一向同您以心相交，既然有想法，就不敢不全部说出来。’ ‘今天所议论的事，还没有看出他有不善的迹象，似乎伤于仓促；或者您另有奏疏，希望先呈上去，暂且搁置这件事，再加以筹划考虑，可以吗？’献可说：‘皇上刚刚继承帝位，年纪还轻，早晚同他谋议的只有两三个执政大臣罢了。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会败坏国事。这正是心腹之患，治疗还唯恐来不及，难道可以拖延吗？’话还没有说完，阁门的官吏高声催促他们入班，于是两人便快步出去了。文正公从经筵退下后，默默坐在玉堂中，整天思考这件事，却没有想出反驳的理由。不久，士大夫之间渐渐有人传说他的奏疏，往往私下交谈议论，讥笑他做得太过分。没过多久，听说中书设置了三司条例司，平日出入介甫门下、谄媚逢迎而急于求进的士人，全都被征召为属吏，早晚在一起谋划，以治理天下为自己的责任，务求变更祖宗的法令，搜刮百姓财物来充实国用，妄自援引古书，掩盖其残酷剥削的实质；辅弼大臣提出异议也不能使他们改变，台谏官和侍从官极力争辩也不能夺回局面，郡县的监司如果执行时稍微违背他们的意旨，谴责贬斥随即而来，于是百姓骚动不安。这以后，前一天议论此事的人才开始惭愧、敬佩和叹服，认为自己远远比不上献可；而献可最终也因为这件事，被调出京城任邓州知州。唉！行为邪僻而又固执，言语虚伪而又善辩，记诵丑事却很广博，顺从错误却文饰得很漂亮，只有孔子才能识别这种人，即使有子贡那样的智慧也有不知道的地方。当时介甫从小官一直做到禁从，他的学问、品行和声名迅速显著于天下，士大夫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都说介甫不用则已，一旦任用，就一定能够兴起太平。唯独献可不这样认为。不久考察他的所作所为，最终果然像献可预料的那样。如果不是明智而不受迷惑，超出世俗之见，怎么能达到这样的程度？《易》说：‘懂得事物将要发生的微妙征兆，大概就接近神明了吧！’所谓‘几’，就是事物发动时细微的征兆，是吉凶将要显现的先兆。献可具有这种能力。文正公退居洛阳后，每次谈论当世人物，必定说：‘吕献可的先见之明、范景仁的勇决，都是我所不及的；我内心确实敬服他们。’所以他撰写《景仁传》。大概范景仁的勇决，是得到文正公为他作传后才显明的。献可的墓志文虽然也是文正公亲手写成的，但只记载他一生的大节，对于他们互相辩难的话却不愿详细记载，因此献可的先见之明，世上没有人知道。我曾跟随文正公学习，亲耳听到他的说法，害怕贤者的正论和远见最终湮没而没有流传，所以写下蜀公的传记，留给喜爱善行的君子。”

译绍圣以来，权臣以继承、述行神宗之政为借口进行变法，必定先要抬高王荆公。蔡氏甚至把荆公奉为圣人。天下的正论只要贬低荆公，他们就说：“这不是贬低荆公，而是在诋毁神宗，是不忠于继承、述行神宗之政。”正论全被废弃，钩党之祸牢固得无法解脱，仁人君子知道这必将成为后日的灾祸，而且灾祸的猛烈程度不可抵挡，却没有办法挽救。陈莹中流着眼泪问谏大夫刘安世器之：“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器之亲自接受过司马文正公的学问，胆略和智慧超过常人，说：“如果不从神宗下手，不从荆公下手，就无法挽救。”因此莹中反过来疏列蔡氏所编《荆公日录》中诋毁神宗的言语，称为《尊尧集》。他的用意是：皇上心中如果对荆公产生不平之意，蔡氏就可以受到攻击，正论就可以重新出现，钩党之祸就可以解除，后日的灾祸就可以挽救。莹中因此事获罪，被流放，最终至死。正论最终没有重新出现，钩党之祸最终没有解除，后日的灾祸最终无法挽救，这是天意。我读到他的书而悲伤，又担心后世有人不能了解莹中的本意，只把它看作是辟斥荆公、诋毁神宗的文字，所以特意把这件事完整说明。《尊尧集》的文字很繁多，这里不全部记载，只记它的序文说：‘臣听说先王所谓道德，不过是性命的道理罢了。’ ‘这就是安石所阐发的精义。有《三经》，有《字说》，有《日录》，讲的都是性命的道理。蔡卞、蹇序辰、邓洵武等人用心专一，主张推行他的学说；所谓大有作为，也不过是性命的道理罢了；所谓继承、述行先王之道，也不过是性命的道理罢了；所谓统一道德，也是要用性命的道理来使人归于一统；所谓使风俗相同，也是要用性命的道理来使风俗一致。不学习性命的道理，就称为流俗；排斥流俗，就把那个人流放；恼怒异端曲学，就把他的书烧掉。因此自从蔡卞等人掌权以来，他们所谓的国是，全都出自性命的道理，不可能动摇。臣过去在谏省上奏，曾把安石比作伊尹；伊尹是圣人，臣却把安石拿来相比，是因为臣当时仍被国是蒙蔽。臣又曾在奏章中称安石为神考的老师；神考是尧舜一样的圣主。任用安石不过九年罢了。最初任用，后来又抛弃，神考何曾始终认为安石是正确的呢？臣却称安石为神考的老师，是因为臣当时仍被国是蒙蔽。臣过去因为进言而获罪，几乎被诛杀，幸赖陛下委婉周全地保全臣，赐臣余生。臣感激流泪，时时反省，终于懂得了改过的道理。’ ‘臣所应当改正的，也不过是性命的道理罢了。孔子说：“乾道变化，各自端正其性命。”又说：“地道没有成就之功，而代代承接，终能有所完成。”性命的道理，难道还有比这更容易改变的吗？臣伏见治平年间，安石倡导这套学说时说：“道德隆盛的人，即使天子也要面向北方向他请教，并同他轮流作为宾主。”自从安石倡导这种说法以来，差不多五十年了，国是的源流，大概就从这里开始。臣听说天尊地卑，乾坤的尊卑秩序就确定了；既然确定，就不能改变。天子面南而立，公侯面北而立，这能改变吗？如今安石所说的性命之理，竟然包含让天子面向北方的礼制。天子面北侍奉他的臣下，那么臣下就要面南来接受这种礼节；对于性命的道理，臣怎么能不怀疑呢？《传》说，君主有两种情况下不把对方当臣子：对方作为祭祀的主祭者时，不把他当臣子；对方作为老师时，不把他当臣子。老师不面向北方，就是不把他当臣子的礼节；哪里有可以让天子面向北方的道理呢？汉显宗对桓荣的侍奉，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但所施行的礼节也不过是让桓荣面向东而坐罢了。若竟然让君主朝拜臣下，让父亲向儿子行拜礼，那就是齐东野人的说法、庞勋无父无君的礼制；把这种东西当作教义，难道不是扰乱名分吗？’ ‘扰乱名分的教义，哪里可以学习呢？臣既然错误地学习了这种教义，难道可以不悔恨吗？《易》说：“走得不远就能返回，不会留下悔恨，大吉。”臣对于过去的错误，难道敢只留下悔恨而不改正吗？臣从前把安石当作神考的老师，这是臣看重安石而轻视神考；臣从前把安石比作伊尹那样的圣人，这是臣把安石奉得过高而欺骗陛下。臣作为陛下的耳目之官，却妄自进献轻率虚夸的话，臣的罪恶如山丘一般高大。臣如果不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彻底同王氏断绝关系，又怎么能表明自己改过的心意呢？臣所撰写的《尊尧集》，只是为了表明臣改过的心意罢了。庄周说：“明白这个道理而面向南方，是尧作为君主；明白这个道理而面向北方，是舜作为臣子。”庄周的学说虚妄荒诞，没有实际内容，不能用来治理天下；然而在名分问题上，也不敢不严肃对待。飞蜂走蚁尚且知道上下尊卑，怎么可以让人臣自称圣人，以至于破坏名分呢？孔子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能顺当；言语不能顺当，事情就不能办成。”安石关于面向北方的说法，能说是顺当的吗？如果尊崇这种不顺当的教义，那么所要继承、述行的熙宁、元丰之事，什么时候才能办成呢？废弃国家大法而树立私门，开启攘夺之端而产生后患，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寒心的呢？臣请求为此作序说明。’ ‘从前绍圣年间，史官蔡卞专门采用王安石的《日录》来修撰神考《实录》，贬低神考而抬高安石，尊崇私家史书而压制宗庙。臣在谏省任职时，请求改修裕陵《实录》；后来在都司任职，又进呈《日录辨》。当时臣还没有看到《日录》的完整篇帙，只知道它是私史，不知道它是增饰、改造的史书。自从离开京城以来，臣一直访求这部书，偶然得到完整的编本，于是又仔细通读；虽然身在远方，也没有停止考辨。路过长沙时，曾留下转藏此书的话；等到了合浦，又写下几乎要断绝的文字。考察其中诋毁、诬陷、讥刺、戏弄的言辞，看出了蔡卞增添伪造的意图；当时仍认为安石《日录》中所记录的内容都可以凭据，蔡卞所增加的才是诬妄伪造。那时臣对《日录》的考察还不够深入，只知道它是增饰的史书，不知道它是悖逆的史书。这大概是因为臣智识昏昧迟钝，觉悟得不早。回想臣在谏省所上的奏章，直到在合浦写下的旧文，言语都违背正理，随从世俗而妄加议论，既轻视神考，又欺骗陛下。如果将来陛下因为这些话责怒臣，臣将凭什么自我辩解，岂敢不悔恨呢？《日录》说：“卿是朕的老师。”这是安石假造的神考言语。’

译‘又说：“督促责备朕，使朕有所作为。”这难道是神考亲口发出的训诫吗？既假托神考的训诫来赞美自己，又假托训诫来轻视君主。轻视君主，就是讪笑、侮辱、讥刺、鄙薄，想要抛弃名分；自我夸耀，就是骄横傲慢、凌犯君上，眼中没有祖宗。这样的言语其实很多，这里姑且举一两个例子。《日录》说：“朕自己觉得资质极其平庸，恐怕不足以有所作为；恐怕古代贤君都必须天资英迈。”这不就是假托训诫来轻视君主吗？又说：“朕愚顽鄙陋，起初什么都不懂，自从卿在翰林任职，才开始听到道德的学说，心里稍微开悟。”这不就是假托训诫来轻视君主吗？又说：“卿刚任讲筵官时，劝朕把讲学放在首位，朕当时还不知道这件事有多紧要。”这不就是假托训诫来轻视君主吗？又说：“卿大概只是因为任职已久，料定朕终究不足以有所作为，所以想离去。”这不就是假托训诫来轻视君主吗？又说：“君臣之所以成为君臣，只是外在形体罢了，正因为只是形体，所以不足以成为卿的牵累。”这不就是假托训诫来轻视君主吗？讪笑、侮辱、讥刺、鄙薄，企图抛弃名分，从这些话中就可以略见一斑了。《日录》又说：“王安石造理深邃，能看见众人所不能看见的东西。”这就是假托训诫来夸耀自己。又说：“如果王安石不是智识高远精密、不容易被流俗抵挡的天生明俊之才，就不能庇护覆盖百姓。”’ ‘这就是假托训诫来夸耀自己。又说：“卿没有私利欲望，也没有偏爱和嫌恶；不只是朕知道卿，世人也都知道。至于其他人，怎么能保证呢？”这就是假托训诫来夸耀自己。又说：“卿的才德超过众人的期望，朕知道卿处理事务绰绰有余。”这就是假托训诫来夸耀自己。骄横傲慢、凌犯君上、眼中没有祖宗，从这些话中也可以略见一斑。圣明的君主以奉祀先祖为孝，群臣以承奉君上为忠；即使明知这些话是诬造的，又有谁敢查核事实呢？这样便可以堵住众人的口，可以迷惑圣明的听闻；欺骗、胁迫的手段，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起初是留下自己请求批答的奏章，以此胁制同列；后来是写书假造训诫，以此流传给后人。诬陷胁迫臣僚邻官，又有什么值得一一细说的；但上冒君父，难道可以不加辨明吗？自从到京城以来，直到开始任参政，不记录经筵上的详细奏对，只记录七次应对中的浮夸言辞。记载神考降旨询问的内容，没有一个问题涉及三代。说神考只羡慕蜀、魏，还说神考自身不异于皋陶、伊尹。又在开始供职的那天，首先议论理财不可取，担心宣扬逐利会败坏风俗，并陈述孟子以谈利为可耻的话。凡是别人极力论说的言辞，他都掠取来当作自己的话；而他所献上的管仲、商鞅式的权术，却把过错归到先王的制度上。记载神考谦逊的话，却说：“把朕比作文王，难道不被天下后世嘲笑吗！”’

译‘议论太祖的征伐时，却说：“江南李氏什么时候理亏过？”’ 他放纵地挥洒狂躁悖谬的笔墨，把这些话全都说成是神宗皇帝的言论，假造诬蔑性的训诫、欺骗上天，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祖宗的威灵仿佛仍在，圣明君主继承和发扬先业的事业日益更新；如果不辨明假托圣训的诬妄，怎么能够平息天下人的愤怒！何况除了假托圣训以外，他肆意诋毁的地方还很多：神宗皇帝小心谨慎，他却说是“喜欢苛察细小事务”；神宗皇帝敬畏上天、减少政事，他却说是“畏缩谨慎过了头”；神宗皇帝想要革除苛细的法令，他却说是“君主处理政务琐碎”；神宗皇帝想要宽缓处理疑似案件，他却说是“陛下含糊不明”；神宗皇帝以礼相待功勋贤臣，他却说是“包容奸邪”；神宗皇帝嘉许采纳忠直之言，他却说是“不惩治小人”。他又说：“奸邪欺罔之徒，陛下能够诛杀吗？”把忠良比作李元济，把神宗皇帝比作唐宪宗，责怪神宗；还说不可以罢兵，必须取胜以后才停止。神宗皇帝遵守祖宗不杀人的戒律，以天地爱惜生灵为心，厌恶并抛弃了他的言论，对他的宠信待遇逐渐减薄，先斥逐邓绾，随后罢出王安石；到了熙宁末年，王安石从前所恼怒的人又被收用；到了元丰末年，司马光等人从前所说的话又重新受到思考。蔡卞等人不遵从神宗皇帝临终的命令，只是一心图谋自己的私利；把继承王安石的主张作为心愿，把一定实行诛杀作为职责。他向哲宗请求，哲宗不答应；又向陛下请求，陛下拒绝了他。人心归向仁德，上天辅助有德之人，于是使奸谋在内部崩溃，叛逆党羽自行暴露。蔡卞既然不敢居住在金陵，人们也不再“圣安石”，后悔追随王氏，难道只有臣一人如此吗？朝廷缙绅同心协力侍奉皇上；学校中的义士，也都认为理当如此；参加科举、具有才艺的人，谁肯仓促陈述自己所积蓄的才学？有用之士，也将先忍耐而后有所作为。改变王氏诬蔑君主的风气，合乎《春秋》尊崇君王的义理。人才济济，哪里担心没有人！何况王安石所施行的政事，事情已经过去了，如果不亲自把它写在文字中，后人怎么知道他的用心？写成这部书，是上天使我这样做的。况且王安石著书的本意，难道是想立即施行吗？蔡卞所作的安排并非没有次序，他自以为谋划周全、没有遗漏，为什么却急于传播，向远近宣示，难道不是太快了吗？既然如此，那么传播得这样快，是上天在催促它。上天保佑我宋朝而不帮助王氏，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像我从前那样，妄自推尊王安石，称他为圣人，就像把蚂蚁堆看成泰山，把马蹄下的小水洼指作大海。按照《易》的说法，既然说没有责任，鬼神也无法加以诛罚；事情已经过去，四匹马也追不回来，咬舌自责又有什么补救呢？圣人是人伦的最高境界；傲慢对待君上、扰乱人伦，难道是圣人吗？圣人是百代人的老师；教人诬妄虚伪，难道是圣人吗？孔子是集大成的圣人，尚且把不居其功作为谦逊；光武帝是拥有天下的人，仍然下诏禁止进谏。怎么可以身居臣子面向君主的北面之位，却甘愿接受子臣骄横僭越的名声呢？“▯万”所作《安石画像赞》说：“历代圣人留下的教诲，参差不齐；集聚它们的大成，光耀如仲尼。”蔡卞把这几句话大字刻写在石碑上，与“▯万”撰写的各部经义之书一同流行于世。臣从前为了应试而回答经义，分析字形、谈论经学，正当一心迎合时俗，哪里敢标新立异？如今改过自新，就从今天开始。于是取王安石《日录》编排分类，共得到六十五段，分成八门：第一是圣训，第二是论道，第三是献替，第四是理财，第五是边机，第六是论兵，第七是处己，第八是寓盲。每件事都写成评论，又分别对各门总括论述，共写成四十九篇，合并两门为一卷，加上序言共五卷。臣经历忧患之后，精力困乏衰耗，披阅文字、探求义理，十件中不到一件；又因为身处海边偏远之地而衰老浅陋，别人没有赐给我书籍，神宗皇帝的御集也无从恭敬阅览；此外，《日录》与御批《日历》《时政记》彼此抵牾、同异不一，没有文字可以考证，想校订也做不到，只能专门依据私人著述，大略区分真伪，不能完全探究其中底蕴，但也可以窥见它的大概了。臣所作的一切评论，都以继承宗庙事业为根本，以辨明圣训为首要；因为如果所继承的是王安石那一套，宗庙就得不到尊崇；如果不辨明诬妄之语，真正的圣训就无法彰显。这样又凭什么发扬神宗皇帝有所作为的心愿，凭什么顺应陛下继承先业的志向呢？如今的士人学习古道而入仕，虽然自身还没有在朝廷接受考验，心中也没有忘记进献治国之策；他们头顶上天、脚踏大地，难道忍心共同参与诬蔑吗？终日才拙心劳，却徒然附和你的虚伪，违犯古今共同的公议，触犯典籍所极力反对的事情，暗中奉行寂寞无闻之说，公开违背既定的训诫。王安石想设置四辅，神宗皇帝认为不可；神宗皇帝想建立都省，王安石认为不可。然而现在四辅已经形成，都省却被毁掉了，道路上的人为此流泪，圣明贤哲能不痛心吗？人人只责怪蔡京，哪里知道谋划其实出自蔡卞？至于宿卫的制度，他也敢于擅自更改；扰乱旧有规制，创立三卫。他采用私史中包藏祸心的计策，依据新经中穿凿附会的文字；把畏惧顾忌而不改旧制说成错误，把果断更改变易说成正确。他按照书中的说法确定计策，使他的兄长当面表示赞成；退下之后暗自高兴，蔡京还顺着他的意思而没有察觉，其他人哪里能猜测他的用心？事情过去之后回头察看，踪迹才显露出来；等到叹息痛恨，即使后悔又怎么追得回来？这些事情在私人家中尚且足以备加评论，在国家政事上怎么能这样做呢？他说塘泺未必有补益，可以决开水流来种田；又说河北最重要的是节省百姓的徭役，可以把州降为县。至于谈论江南的利弊，就说州县可以分拆；讨论军队、百姓和将领，就说应当奖赏提拔豪杰。四海本来是一家，为什么要分彼此？国家的根本法制没有比宿卫更重要的，怎么能轻率地动摇它？抛弃旧制而图谋创新，他的用意究竟在哪里？当初元祐开始改弦更张时，正是王安石去世不久；众人都只责罪吕惠卿，有的人还把王安石看作质朴粗野之人；优厚地追加赠典，是想镇定浮薄的风气。司马光的书信还完整保存着，吕惠卿的责词也仍然存在。对于身居列位的大臣严加惩罚，却曲意宽免元台。与王安石同时议论政事的人，没有一个人指出王安石的问题，他们的奏章往往言辞含糊，有的甚至牵涉裕陵。于是蔡卞以窥伺为用心，包藏祸心以待时机；润色诬蔑性的史书，增加对忠贤的污辱。凡是曾布怨恨不平的话，以及斥骂吕惠卿的言语，一概删削，意在把人牢牢笼络控制。想让众人共同撰述私史，以便实现他最大的欲望。曾布等人都落在他的计谋之中，蔡卞的计划没有一件不能实行。实在是因为议定赠典之初，没有考察其中的弊端；如果早些尊崇名分，怎么会发展到泛滥失控？司马光误国的罪过，哪里说得尽！臣听说，熙宁初年议论王安石的罪过，能够说中他内心隐情的，只有吕诲一人；

译熙宁末年议论王安石的罪过，能够说中他内心隐情的，只有吕惠卿一人。吕诲说：“大奸看起来像忠臣，大巧佞看起来像诚信之人；外表显得质朴粗野，内心却藏着机巧诈伪；骄横傲慢地对待君上，暗中残害事物。”吕惠卿说：“王安石完全抛弃平素所学，却推崇纵横家的末流术数，把它当作奇特的策略。以至于进谗诬陷、胁迫控制、蒙蔽贤能、结党护奸、转移怒气而施行凶暴、违抗命令而假传诏令、欺骗君上而要挟君主，这些恶行没有一样不具备。即使古代那些不得志而倒行逆施的人，大概也没有这样严重。平日的声望，一旦扫地，不知王安石为什么苦苦要这样做。像这样谋划自身，用来谋划国家，必定没有长远的打算；然而陛下既然认为他不可缺少，那么王安石的罪过本来就不容易说尽。”他又说：“平日里把王安石当作怎样的人来对待，王安石平日又把自己当作哪一等人来要求，谁能料到他在困窘紧急时，竟会到了这种地步。”又说：“君臣之间的防范约束，难道可以为了王安石而废弃吗？”又说：“臣所说的，都是切中他内心隐秘的地方。”臣私下认为：元祐年间的群臣，对于吕诲的话赞誉得太过，对于吕惠卿的话毁谤得太过。这两位大臣虽然志趣取向不同，但说到论述王安石的罪过、向神宗皇帝献上忠言，他们的言论是一致的。难道可以只赞誉吕诲而诋毁吕惠卿吗？偏偏诋毁吕惠卿，正是王氏势力因此更加炽盛的原因。元祐年间的偏颇，难道不值得鉴戒吗？臣私下把天下比作一条船，船身平稳就安全，偏斜就危险；臣因言获罪，最初就是因为这句话。然而臣回头看这句话，仍然像乡野之人看待水芹一样，是出于切实的爱君之心，又想把它进献给君主。从前想杀臣的人，想来也一定瞪起眼睛了。然而臣的肝脑，本来就是用来报国的东西。臣如果爱惜吝护这些身体，陛下就不能听到王安石的罪过；陛下不能听到王安石的罪过，百姓的利害就全都要受到影响。作为我宋朝的臣子，难道能不思考吗？近来天子临幸太学，拜谒宣尼，本朝旧臣竟然坐着不起身，把这尊逆像抬到这里，是蔡卞倡导的。辅臣纵容逆行而培植交情，礼官玩弄礼仪而行谄媚。僭越从宫内开始，传达到四方，万国寒心，外族讥笑。冕冠倒置而夷人侍立，这种事情典籍中从来没有；把鞋加在帽子上，凭什么给人作示范？自有中国以来，五品官如此不逊，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既然如此，只看这一尊像，就可以知道八十卷书的大概，即使不读也能明白。蔡氏、邓氏、薛氏都立了王安石的像，在家庙中祭祀，早晨拜王安石并颂道：“圣啊，圣啊！” 晚上拜王安石并颂道：“圣啊，圣啊！”国学是教化的首要之地，难道是三家的家庙吗？所以说，废弃国家的大法而树立私门，开启争夺之端而造成后患，令人寒心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尊崇君主、爱护国家的士人，谁敢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呢？辨别是非的心，人人都有。把天下人都认为错误的事情推到极点，难道还可以称作国是吗？唉，讲说先王之道，却把伤害百姓放在首位；议论周公的功劳，却把僭越天子当作礼制。伤害百姓年深日久，损害国家日益深重，僭越的言论孕育成胎，终于生出了逆像；把错误当作正确，风气和态度一天天改变，废弃正道而任凭私情，如今比过去更加严重。从前，刚开始树立国是时，让蔡京推行它；蔡京被放逐后，把这个国是转给曾布；曾布又被放逐后，把它转给蔡京。这三种所谓国是都出自蔡卞的谋划，三个大臣同样归于误国。既然如此，果真是国是吗？果真是蔡卞正确吗？如果把蔡卞所认定的正确当作正确，那么像邓绾这样用心偏邪、性情奸诈反复的人，就不应当被斥逐；如果把蔡卞所认定的正确当作正确，那么像常立这样用“百姓涂炭、国家必败”的话诋毁诬蔑神宗皇帝的人，也不应当被放逐。神宗皇帝斥逐邓绾，可以看出他后悔任用王安石的心意；哲宗放逐常立，可以看出他排斥断绝王安石的意旨。两朝皇帝威严果断的裁决，天下人都认为极其明智；陛下发扬光大这些裁决，也把除去蔡卞作为当务之急。清除旧日的污秽，确实符合人心；恩泽日益更新，上合天意。乐于顺承君主的意旨，这是缙绅所听闻的；有志之士只能在梦中奔赴宫阙表达忠诚，因为名分和身份限制而相隔疏远。那些元祐、元符年间的党籍，虽然逐渐废止松弛，但其中的人仍然没有被起用；因应诏上书获罪的人，虽然已经释放，但士人仍处于受压抑和受侮辱的境地。受压抑侮辱的人不可能再被追问，尚未被任用的人应当自行退藏；其余仍在朝廷的人，有的也不在言路。明哲之士又只求保全自身，即使有强行进言的人，也暂时没有私史可以成为攻击的空隙。只有臣因为议论私史，祸患和空隙最深，能够保全余生，全靠陛下独断。臣用来报效国家的事情，怎敢不努力呢？况且臣年老多病，确知在世不能长久；与其死后抱憾，不如生前取义。义在于舍身，志向只在于尊崇君主，所以臣所著《日录辩》，题名为《四明尊尧集》。

译●卷二十四　晁说之，字以道，他的姓名早已列在东坡先生荐举贤才的名单中。崇宁初年，他又因应诏陈述政事，被编入党籍的人，经历三十个寒暑也不予赦免。渊圣帝元年，他被起用进入西掖，掌管诏令制度；只是因为他以先辈旧学相待，才得到特殊待遇。他第一次谒见皇帝时所说的话，也陈述了陈莹中《尊尧》的意思。他说：“臣私下认为，善于观察圣明帝王成就天下事业的人，不看他的表面行迹，而看他的志向。恭敬地想，神宗皇帝巍巍伟大的功业遍及天下，谁没有看见呢？他晚年为天下和后世所作的考虑，不是见识浅陋的人容易理解和说明的。神宗皇帝刚即位时，韩琦上疏议论新法，他一再驳回。等到韩琦去世，神宗与两宫都震动哀悼，亲自撰写神道碑文，对韩琦思念不止；每次面对群臣，都称韩琦为社稷之臣。刚即位时，神宗皇帝非常想任用富弼为宰相，富弼以有病推辞，退居洛阳。富弼在洛阳多次亲自上疏，议论天下重大利害，都是大臣们不敢说的话。神宗欣然开怀采纳，赐给他亲笔手札说：‘这些话合乎义理、忠诚而且亲切，义理正直、文辞直率；如果不是心中存有爱护君主的情意、志在王室，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我怎敢不把它放在枕边，铭记在心，直到老年始终以此为戒？还希望您不要改变今天的志向，那么天灾就不难消除，太平也可以指日而待了。’” 有一次因王安石提出建议，神宗皇帝驳斥他说：“如果这样，那么富弼亲笔奏疏中所说‘老臣没有地方申诉，只能仰望屋顶暗自叹息’的情形，就要到来了。”富弼去世时，神宗皇帝亲自撰写祭文，其中说：“议论别人难以议论的事情，谋定国家大计，在朝廷策划施行，使恩泽遍及四方，别人都无法参与其中。”神宗皇帝刚即位时，又特意把颍王府旧日的书籍赐给司马光。等到司马光不愿接受枢密大臣的任命，回到洛阳修撰《资治通鉴》时，司马光每次进献书稿，神宗就命令经筵官阅读；书稿将要读完而新的进献还没有送到，便下诏催促他。熙宁年间，神宗起初还喜爱淄石砚，于是亲自挑选其中最好的赐给司马光；《资治通鉴》成书后，又赐给他带子，按照辅臣的品级数量赐给。神宗曾因蒲宗孟谈论人才而说到司马光：“其他事情先不论，只说辞去枢密使这一件事，自我即位以来，只见过这样一个人。”元丰末年，灵武战事失利，神宗皇帝在朝堂上痛哭，大臣们不敢抬头仰视。过了一会儿，他叹息说：“谁来告诉朕，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随即又自己说道：“只有吕公著多次告诉朕，用兵不是好事。”难道这不是因为吕公著在熙宁初年经常争论新法不便吗？元丰末年将要册立太子时，神宗慎重选择东宫属官，向辅弼大臣宣布，只有司马光、吕公著二人合适；这与王安石、吕惠卿有什么关系呢？神宗皇帝后来厌恶轻视代拟诏令的大臣，认为一时的文章没有用，想恢复辞赋；章▯还能够向苏轼转述皇上的恩德言辞。经筵官蔡卞更加发表恍惚飘荡的言论，皇上的心意根本不在那里；等到赵彦若担任经筵侍讲时，所说的都是忠实纯朴的话。皇上听了很高兴，于是问道：“怎么能说出这些话？”赵彦若回答：“臣是从先儒的传注中得到启发的。”皇上更加高兴。他处理政事时，韩绛因主动承认自己前些日子敷奏失误的罪过，请求下旨改正。皇上欣然叹息说：“你不坚持错误，非常好；如果是王安石，就会说这是害我的办法。”元丰末年，不得已创议户马之说，神宗低头叹息道：“在这件事上，朕对不起文彦博了。”王珪等人请求宣布恩德诏令，神宗又说：“文彦博前些年争论国家养马之事没有获胜，于是上奏说：‘陛下十年以后一定会想起臣的话。’”王珪于是奏道：“废除祖宗的马监，是王安石坚决请求实行的，本来不是陛下的意思。”皇上又叹息说：“王安石误了朕，难道只有这一件事吗？”王安石在金陵看到元丰官制施行，脸色变了，自己说：“这么大的事情，王安石竟然一点也没有参与听闻。”王安石渐渐感到皇上对他有了畏惧和疑意，于是作前后《元丰行》，用谄媚来求得保全。在这以前，王安石撰写《诗义序》，极力谄媚，皇上驳斥了它，命他另行撰写；如今施行的就是后来的那篇。神宗听说王安石贫困，命中使甘师颜赐给王安石黄金五十两。王安石喜欢故意采取诡异激烈、矫饰严厉的行为，于是把黄金施舍给定林僧舍；甘师颜因此不敢收受按惯例应得的财物，返回后把这件事详细奏报。皇上命御药院发牒给江宁府，到王安石家取回甘师颜按惯例应得的财物。王安石与吕惠卿约定，不让皇上知道一封书信的事；吕惠卿与王安石分裂结党后，竟把这封信上奏。皇上向王安石询问熙河每年的费用实数，王安石告诫王韶，不必把全部数目回答清楚；王韶背叛王安石后，也把王安石的这句话上奏了。不知自古以来，配享的大臣中，是否曾有过这样有形迹可查的事情呢？王安石没有学习孔子所作的《春秋》，却配享孔子；晚年已被神宗轻视，却又配享神宗，难道不会成为国家政事的负累吗？神宗有一天把在京师被市易务禁锢的所有保人全部释放，大约有一千人；远近听到这个消息，没有不手舞足蹈、欢喜雀跃的。神宗曾经对市易法感到怨恨，说：“百姓家中即使是非常富有的人，尚且不肯谋求小利，国家何必这样琐屑地做这种事呢？”唉，如果上天赐给神宗更多的眷顾，使他再在位几年，那么像市易法这一类的事情，他一定会亲自清除，不让后世议论纷纷，明知这是谋划所造成的，却不知道它成为圣君的负累吗？有志之士痛心疾首而不能停止，正是因为这件事。陛下在谋求治理的初期，近处应当遵奉上皇求言的诏令，远处应当完成神宗晚年的志愿，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洛阳著名公卿的园林，是天下第一。裔夷借助势力役使祝融、回禄，把它们全都夺取毁去了。我得到李格非文叔的《洛阳名园记》，读到这里不禁流下眼泪。文叔出自东坡门下，他的文章也很值得观赏，例如论说道：“天下的治乱，可以从洛阳的盛衰看出来；洛阳的盛衰，可以从园圃的兴废看出来。”他真是说中了要害啊！所以把这段话完整地抄录在这里。○富郑公园　洛阳的园池大多因袭隋唐旧制，只有富郑公园开辟得最晚，而景物却最优美。

译游人从富郑公府第向西走出探春亭，登上四景堂，那么全园的美景回头就可以尽收眼底；向南渡过通津桥，登上方流亭，望见紫筠堂后返回；向右转在花木中走一百多步，经过荫樾亭、赏幽台，到达重波轩才停下；一直向北走到土筠洞，从这里进入大片竹林。凡是称为“洞”的地方，都是把竹子架起一丈多高，引水穿过其中，并在竹架上修路。横向的洞有一个，叫土筠；纵向的洞有三个：叫水筠、石筠、榭筠。经过四洞以北，有五座亭子，错落排列在竹林中，叫丛玉、披风、猗岚、夹竹、兼山。稍向南有梅台，再向南有天光台，台子从竹木梢头伸出；沿着洞的南边向东走，还能到卧云堂。卧云堂与四景堂南北相对，左右有两座山，背后压着通流，凡是坐在这里，便可以把全园的胜景尽收眼中。郑公辞去政事回到府第后，一概谢绝宾客，在这座园子里宴饮休息将近二十年。亭台花木全都出自他的亲自经营和匠心设计，所以曲折有致、横直相间，圆转明爽而又深幽繁密，处处都有曲折幽深的意趣。○董氏西园　董氏西园的亭台花木，原本并不是按照行列和区域安排的，想来是随着景物逐年增加、逐月修葺而形成的。从南门进去，有三座前后相重的厅堂：稍向西的一座在大池中间；越过小桥，有一座高台；再向西有一座厅堂，四周环绕着竹子，中间有石芙蓉，水从花间涌出。打开轩窗，四面都非常开阔，盛夏酷热时也见不到烈日，清风忽然吹来，久久停留不去。幽静的鸟儿不时鸣叫，各自像是在夸耀自己的得意。这本来是山林中的景色，却在洛阳城中于此得到。中午沿路走到池边，池南有一座厅堂，正对着高亭。厅堂虽然不宏大，却曲折幽深，游人到了这里往往彼此失散。难道就是前代所说的“迷楼”吗？元祐年间，曾有留守喜欢在这里宴饮聚会。○董氏东园　董氏凭借财富称雄于洛阳，元丰年间，因拖欠县官的钱，所有田宅都被登记没收。城中的两座园子因此荒芜破败，无人治理，但规模仍然值得称赏。东园向北，进门有一株栝树，树围约十围，果实小得像松树的果实，却比松实更加甘美芬香。有一座厅堂可以居住，董氏兴盛时，常载着歌舞伎在这里游玩，醉得不能回去，就在这里住上几十天。南面有破败屋舍的遗址，只有流杯、寸碧两座亭子还完整。西面有大池，池中有厅堂，匾额题为“含碧”。水从四面喷流倾泻到池中，又从地下排出，所以早晚都像飞瀑一样，而池水却不满溢。洛阳人中喝醉得厉害的，登上这座厅堂往往就醒了，所以俗称它为“醒酒”。○环溪　环溪，是王开府的宅园。其中的洁华亭向南临池，池水从左右两侧向北展开，经过凉榭后又汇成大池，周围回旋如环，所以称为环溪。凉榭南面有多景楼，从那里向南望，可以看到嵩高、少室、龙门、大谷，层层山峰苍翠繁茂，全都在眼前争奇斗胜；凉榭北面有风月台，从那里向北望，可以看到隋唐的宫阙楼台，千门万户，光彩璀璨，绵延十多里；凡是左太冲花费十年心力写赋描绘的景象，都可以一眼看尽。再向西有锦厅、秀野台，园中松树、桧树和各种花木共一千株，都是晶莹别致、分列栽植的。园中还开辟水面作为岛屿，岛上可以奏乐，按时欣赏它们盛开的景色。凉榭、锦厅下面可以坐下几百人，宏大壮丽，洛阳城中没有超过它们的。○刘氏园　刘给事的园子中有凉堂，堂的高低和规模大小恰到好处，合乎人的心意。有懂得《木经》的人看后说：近世的建筑大多务求高峻挺立，所以居住者使用不便，也容易毁坏；只有这座堂正合乎法式。西面有一座台，尤其精巧，大约占地十余丈见方。楼房横列，廊庑回环缭绕，栏杆环绕相接，树木映衬着花朵，花木承托着建筑，没有一样不妍丽稳妥，洛阳人称它为“刘氏小景”。如今园子被分割为二，已经不能同其他完整园子争胜了。○丛春园　如今的门下侍郎安公从尹氏手中买下了这座园子。园中幽静寂寥，高大的树木森然耸立，桐、梓、桧、柏都排列整齐。其中的大亭叫丛春亭，高亭叫先春亭，建在[疑字：荼コ]架上，从亭子向北可以望见洛水。洛水从西面汹涌奔腾，向东流去。天津桥是用石块层层垒成的，直直地遏制水势，把水导入洪下；洪下全是大石作底，与水流相抗，水花喷涌如霜雪，声音传到几十里外。我曾在隆冬月夜登上这座亭子，听洛水的声音。过了很久，才觉得清冷的水气侵入肌骨，不能再停留，于是离去。

译●卷二十五 ○天王院花园子　洛阳的花有很多种，唯独把牡丹称为花王。所有园子都栽种牡丹，唯独这里称为“花园子”，因为这里没有其他亭台，只有几十万株牡丹。城中凡是靠花木谋生的人，全都把家业安置在这里。花期一到，就张设帐幕，排列店铺，在其中演奏管弦；城中的士女连炊烟都顾不上，纷纷来这里游赏。花期一过，这里又变成丘墟，破墙和残留的灶台彼此相望。如今牡丹一年比一年繁盛，而姚黄、魏紫等名花却越来越难得到；魏花一枝要一千钱，姚黄则没有出售的。○归仁园　归仁是坊的名称，园子占满了这一坊，广阔周长都在一里多。北面有牡丹、芍药一千株，中间有竹林一百亩，南面桃李连绵，远望无际。唐丞相牛僧孺园中的七星桧，是当年的旧树，如今归中书李侍郎所有，正在其中修建亭子。河南城方圆五十多里，城中有许多大园池，而这座园子是其中最好的。○苗帅园　节度使苗侯显贵以后，想尽览天下的佳胜之处，于是选择居处，得到河南；河南的园宅又号称最佳之处，他得到开宝年间宰相王溥的园子，于是买下了它。园子年代久远，景物都显得苍古；又尽力加以修饰，于是产生了想压倒各园的意图。园中原有七叶二树，两树相对而立，高达百尺，春夏望去像山一样，如今在它们北面新建了厅堂；竹子有一万多竿，大的粗到满二三围，疏密相间，清脆如碧玉做的椽子，如今在它们南面新建了亭子；东面有水，从伊水流来，可以浮行十石的船，如今建亭压在溪流上；有七棵大松，如今引水浇灌它们；有一池适宜种莲荷，命人修建水轩，木板伸出水面；水轩对面有桥亭。建筑制度极其雕饰奢侈，然而这样仍未能完全得到园子的妙处。宰相旧园在水的东面，被直龙图阁赵氏所得，也大规模修建宅第园林；其中稍向北的地方叫“郏[疑字]陌”，排列着七座丞相宅第。文潞公、程丞相宅第旁有池亭，但仍不能同赵韩王园相比。○赵韩王园　赵韩王的宅园，在开国初年，诏令将作营修建，它的规划和制作，大概可以同禁省相比。韩王以太师身份回到这座宅第，过了一百天就去世了。他的子孙都住在京师，很少居住这里。因此园池也一向锁闭，只是在时节更替时，任凭奴仆拿着扫帚、扛着畚箕和锄头在其中劳作而已。看来上天对于宴饮闲适之乐，总是格外吝惜，恐怕比吝惜声名爵位还要厉害。○李氏仁丰园　李卫公有《平泉花木记》，记载了一百多种花木而已。如今洛阳的良工巧匠，分别辨识红花白花，嫁接到其他树木上，同大自然争奇斗妙，所以花木一年比一年奇特而且繁多。桃、李、梅、杏、莲、菊，各有几千种；牡丹、芍药，多到几百种；又有远方的奇异花卉，如紫兰、茉莉、琼花、山茶之类，号称难以栽植，却唯独在洛阳栽种后，往往同本地土产没有差别。因此洛阳城中的园圃，花木有多到一千种的。甘露院东面的李氏园，人工修治得很精整，洛阳的花木无所不有，其中有四座相并的亭子，叫迎翠、濯缨、观清、超然。○松岛　松、柏、枞、杉、桧、栝都是美好的树木，洛阳唯独喜爱栝树而敬重松树。松岛上的松树有几百年树龄。东南角的两棵松树尤其奇特，唐代属于袁象先的园子，本朝属于李文定丞相，如今属于吴氏，已经传了三代。园中修葺了不少亭榭池沼，又在旁边栽种竹木，南面筑台，北面修堂，东北面建道院。再向东有池，池的前后各有亭子临水而立。从东面的大渠引水注入园中，清泉细流，涓涓流遍各处；其他郡县还没有这样的地方，洛阳唯独因这里的松树而得名。○东田　文潞公的东田，原来是药圃，土地低洼，位于东城，水面[疑字：イ]非常宽广，泛舟游览的人仿佛置身江湖之间。渊映、缥水两座堂，曲折地建在水中；湘肤、药圃两座堂夹在它们之间，向西距离文潞公的宅第一里多。如今潞公官至太师，年已九十岁，还时常拄杖穿鞋到这里游览。○紫金台　从东田沿城向北，便是张氏园；这里水也多，竹子也茂盛，有四座亭子。《河图志》说：“黄帝坐在玄扈台上。”郭璞说：“玄扈台在洛[疑字]。有人说，这里就是它的遗址。” ○水北胡氏二园　水北胡氏的两座园子相距十多步，位于邙山山脚，▯水从旁边流过；于是顺着岸边开凿两个土洞，深一百多尺，坚固完整，像用陶土制成的一样。洞前开有轩窗，可以临水而望；水清而浅时，水声潺潺；水流湍急时，便奔腾疾驰，都很可喜。亭榭花木大多在两个土洞的东面。凡是登高游览时感到恍惚迷离、俯身下望时觉得陡峭绝险的地方，都是天然生成、不待人工便显得巧妙的景致，洛阳只有这座园子有。只是其中亭台的名称都不值得记载，记载了反而会扰乱事实。比如从那座台上四望，可以看尽一百多里，伊水萦回、洛水缭绕吗？其中林木纷繁，云烟掩映，高楼曲榭时隐时现，即使画工竭尽心思也无法描绘，于是命名为玩月台。有一座庵在松、桧、藤、葛之间，打开旁边的窗户，台上所能看见的景物也全都陈列在眼前，于是命名为学古庵。其他名称的情况也都像这样。○大字寺园　大字寺园，是唐代白乐天的园子。白乐天说：“我在履道坊有一座宅第，五亩的住宅，十亩的园子，有一池水，有一千竿竹子。”说的就是这里。如今张氏得到其中的一半，称为会隐园，水和竹子仍在洛阳；但按照他的园图考察，凡是说某堂旁有某水、某亭旁有某树的地方，至今还存在，而那些称作堂、亭的建筑却已经一点模样也没有了。这难道是因为顺应天理而成的东西可以长久，而依靠人力建成的东西不足以凭恃吗？寺中刻有白乐天文字的碑刻还很多。○独乐园　司马公在洛阳自称迂叟，把他的园子称为独乐园。园子低矮狭小，不能同其他园子相提并论。所谓读书堂，不过是几间椽木搭成的屋子；浇花亭，更加狭小；弄水种竹轩，尤其狭小；所谓见山台，高不过一寻一丈；所谓钓鱼庵、采药圃，也只是用竹梢和蔓草特别结扎而成。司马公亲自写了记文，也有诗歌流传于世；人们之所以敬仰爱慕他，并不在于这座园子。○湖园　洛阳人说：“园圃的胜景，不能同时兼有的有六种；

译追求宏大的，往往少有幽深；人工营造胜过天然的，往往缺少闲雅古意；水泉很多的，又没有远眺之处。能够兼有这六种长处的，只有湖园而已。”我曾经游览过它，确实如此。唐代时这里是裴晋公的园子，园中有湖，湖中有洲，叫百花湖。北面有一座堂叫四并；四并堂四通八达，旁边连接着东西两条小路，那是桂堂。横截在湖右侧、突出而立的是迎晖亭。经过横池，穿过林莽，沿着曲径走，才到达梅台、知止庵。从竹径望去显得高远，登上去又显得开阔的是环翠亭。水面渺远而层层深邃，尤其以花卉繁盛著称；前面又占据池亭胜景的，是翠樾轩。大致情形就是这样。至于百花盛开时花气酣浓，白天也仿佛昏暗；青苹一动，林荫便合拢；水面平静时鱼儿跳跃、鸟声鸣叫；树叶落尽时群峰显露，虽然四季不同，景物却都很美好，那就又不是能够全部记述的了。○吕文穆园　伊水、洛水两条河，从东南分流，经过城中。其中伊水尤其清澈，园亭都喜欢得到它；如果又位于它的上游，那么春夏就没有干涸的忧患。吕文穆园在伊水上游，树木茂盛，竹子滋润，有三座亭子：一座在池中，两座在池外，桥横跨池面，把它们连接起来。洛阳还有一些园池，各有一种特别著名的景物，如大隐庄的梅花、杨侍郎园的流杯水、师子园的师子。梅花大概是早梅，香气非常浓烈；有人说，是把大庾岭的梅树移栽到这里的。流杯水虽然湍急，却不会碰撞两旁，这是它的奇异之处。师子是草石，深入地下几十丈；有人根据地势考察，认为大概是武后天枢熔化后没有完全消尽的遗物。除此之外还有嘉猷、会节、恭安、溪园，都是隋唐的官园，虽然如今已经被犁成良田，树木也砍去种桑种麻了。然而宫殿池沼以及当时聚会盛大的情景，遗留下来的风俗和老人中，还有人知道它们所在的地方，并能说出兴废的起因。游览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到万物的无常，观察时事怎样[疑字：▯]来又忽然逝去。李格非说：“洛阳处在天下中央，凭借[疑字：ゾ渑]的险阻，扼守秦地、陇地的咽喉，又是赵地、魏地往来汇集的地方，大概是四方都必争的地区。天下如果长久没有事情也就罢了，一旦有事，洛阳就先遭受兵灾。所以我说：洛阳的盛衰，是天下治乱的征兆。唐代贞观、开元年间，公卿贵戚在东都修建馆舍、排列宅第的，号称有一千多处；等到天下发生乱离，接着又经历五代的酷烈灾祸，其中的池塘竹树被兵车践踏，荒废成为丘墟；高亭大榭被烟火焚烧，化成灰烬；同唐朝一起毁灭、共同消亡的，没有一家还剩下。所以我说：园圃的兴废，是洛阳盛衰的征兆。况且天下的治乱，可以从洛阳的盛衰看出来；洛阳的盛衰，又可以从园囿的兴废看出来。那么写作《名园记》，难道是没有意义的吗？唉，公卿大夫在朝廷中步步升迁，却放纵自己只顾一己私欲，而忘记天下的治理，忽然想退下来享有这些园林，能够办得到吗？唐朝末路就是这样。”我过去游览长安时，遇到晁以道赴任成州知州，便和他一同到唐代大明宫，登上含元殿的旧址。那里大概在龙首山东麓，比平地高四十多尺，面向南方有五座门，中间一座叫丹凤门，正面对着南山，气势仿佛彼此争高下，遗址高高耸立，仍可辨认。从宫殿到宫门，南北四百多步，东西五百步，是一大片庭院；殿后远望所见，全都已被耕作成田。太液池的旧迹还剩几十顷，其中也已经耕种了。第二天，沿路跟随以道进入咸阳，到了汉代未央宫、建章宫的旧址；计算它们的繁多和宏阔，远远超过大明宫。它们兼有控制夷夏的作用，如果没有壮丽的形制，就无法显示威严，这一点确实可以相信。又过了一天，到了秦代阿房宫一座殿的台基，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所谓上面可以坐一万人，下面可以竖立五丈高的旗帜，四周修阁道环绕，直达南山外面，山顶还建有阙；同未央宫、建章宫相比，又远远不是它们所能谈论的。县令张琦说：“像周代的镐京、丰宫、灵台、明堂、辟水，地方也彼此相近；只有灵台还能辨认，高度才二十尺，宫殿则再没有遗址了。”以道长叹说：“《诗经》所说‘开始营建时不要急迫，百姓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样前来’的话，是专门把简易俭约作为美德，起初并没有说地形壮胜、国力富强；由此更加知道仁义的尊贵、道德的可贵。那些凭借险固而显得雄强的事业，都是从不足中产生的；秦、汉、唐的遗迹，反而更加令人羞愧。”我追述记录他这些话，是因为其中有值得感慨的地方，所以把它完整记下。

译●卷二十六　有位客人说：从前我罢去兖州掾曹的职务，和一两位友人到岱岳祭祀，于是登上绝顶，走了四十里，住在乡野人的屋舍里。屋前有煮药的灶，地上多有鬼箭、天麻、玄参之类的药材。约定五更初起身，各自拄着手杖向东走，仅走一二里，到了太平顶。丛林中有真庙东封坛的遗址，我们裹着粗布衣服坐下，等待日出。过了很久，星斗渐渐稀少，向东望去仿佛是一片平地，天边已经明亮，而下面仍然昏暗。又过了很久，明亮处出现几座山峰，形状像卧着的牛和车盖；星斗全都看不见了，下面仍然昏暗，起初以为太阳应当从明亮处升起。又过了很久，太阳从一片大黑暗中涌出，正是红色，腾起几十丈；升到半空的明亮处时，只有一半有光；完全升到明亮处时，整个太阳都有了光，而下面仍然昏暗。太阳渐渐升高，颜色也渐渐辨认得清楚了，估计已经到了五更三四点。经过真庙中搭帐篷住宿的地方，石头上有很多方形柱脚的凹穴；又经过龙口泉，大石上有裂缝，像龙张开嘴巴，水从里面流出；又经过天门十八盘，那里尤其高耸秀美。向北眺望青州、齐地，各座山都可以一一数清。真是天下伟大的景观。”}], 客人又说：兖州东面的曲阜城，就是鲁国，孔子的庙和住宅都在那里。庭院中有两株桧树，每株都有十几围粗；东边的一株纹理向左旋，西边的一株纹理向右旋，世代相传是孔子亲手栽种的。大殿前有一座台基，是鲁恭王毁坏孔子旧堂后的基址。城北就是孔林，其中有一座亭子，是真庙驻跸之处。西北角是孔子的墓，东北角是伯鱼的墓，正北方是子思的墓。孔氏说：商人崇尚左边，所以孔子的墓在西边。旧说武都的紫泥用来封玺，所以诏书中有“紫泥”这个名称。如今的阶州，古代就是武都，山水全都呈红色，因此泥土正是紫色；但泥土怎么能用来封印呢？应当是用它来制作印色罢了。又有人说，武都是周武王的采邑，文州、成州也是文王、成王、康王三王的采邑，都因此得名。虽然经书中没有见到这种说法，但它流传下来也很古老了。赵复又说：从前我往来丰、沛之间，对那里非常熟悉。汉高帝的住宅和卢绾的住宅相邻，如今都已经建祠祭祀。那里是一片平坦开阔的地方，山冈原野连绵曲折；寻找所谓的丰西之泽、芒砀之泽，都没有找到，也没有遗迹，和史书所记载的不相符合。蜀地号称“天险”。秦朝用十月攻取它，后唐用七十五天攻取它，本朝用六十六天攻取它。我经过武功的唐高祖住宅时，那里过去称为庆善宫，如今成了佛寺，门前朝向渭水。史书记载，唐太宗出生那天，有两条龙在门外嬉戏。就是这个地方，地势非常【原文“殊Τ仄”疑有OCR错误】。苏世长说：“我过去在武功侍奉陛下，看到他居住的住宅仅仅能够遮蔽风雨，里面有唐朝两位皇帝的彩漆塑像。”不知道是哪两位皇帝。游景叔得到一幅唐人所画的太宗像，画在屋壁上，极其奇伟，和世间流传的画本不同。天下的州名中，民间读音不正确的有两个地方。一处是处州，旧名括州，唐德宗即位后，为避讳他的名字，恰逢处士星出现在相应分野，所以改名为处州，读音为“楮”；如今民间误读成“处所”的“处”。洋州的“洋”本是汪洋的“洋”，读音为“杨”；如今民间误读成详略的“详”。上至朝廷各省，下至士大夫都这样读，没有能够纠正它的人。如今的道州，就是古代的有庳，是獠夷居住的地方，确实属于荒远之地。有人说舜对于象，是封他而不是流放他；只是象不能在自己的封国有所作为，而是让官吏治理那个国家，并向舜缴纳贡税。这些说法都是孔子没有讲过的。有庳距离舜的都城平阳，远在江湖之外万里；如果说舜想经常见到象，而象又要源源不断地前来，也实在劳苦。不过，这种说法只是出于《孟子》。韩愈说：“象作为弟弟，舜杀了他。”《通鉴外纪》把这句话记下而没有删去。夔州的古名叫朐腮。“朐”读作“蠢”，又读作“劬”；“腮”读作“如尹反”，又读作“忍”，意思是蚯蚓。直到今天，那里仍然有很多这种虫。春秋时期，当地人苦于寒热病，把这种病称为“蚯蚓瘴”。凤翔府的园中有一株枯槐，地方上的老人说：昭宗曾扶着这棵树，让朱全忠替他系袜子，环顾四周却没有人应答，所以直到今天还称作“手托槐”。沈黎是武侯驻兵的营垒，城墙还保存着，里面有武侯祠，只剩几间破屋，还杂混着其他土木神像，非常不合礼制。我任州官时，依据本书重新修建它，并刻石记载此事；又在廊下张榜，记文大多没有收入书中。榜文说：“据黎州本州县士民的申状，伏见汉大丞相武侯诸葛公，他的操守节义极其伟大，足以成为天下后世的师表，并不只是对蜀地一隅有功而已。他的庙在州城武侯城中，已经很古老了。如今就在原址上重新修建，使之更加庄严，理应有所约束，希望不要因亵渎怠慢神灵而毁坏前代的制度。谨按蜀地本书记载，大丞相的长子、侍中、尚书仆射、军师将军，名讳为瞻。本朝只要有一项善政，即使不是出自他的建议，百姓也一定欢喜地说：‘这是我们葛侯所做的啊。’百姓仰慕他到了这种程度。邓艾攻下蜀地后，派使者送信给他，说：‘如果投降，就上表封你为琅琊王。’将军斩杀使者，率领他的儿子尚，大声呼喊着拼死作战。君子说：‘对外没有辜负国家，对内没有愧对家庭，忠孝两方面都具备了。’如今大丞相的庙中，配祀这位将军。又按《汉晋春秋》记载，蜀国大丞相诸葛公南征时，有个叫孟获的夷人，豪勇强健，无人能敌，诸葛公七次擒获他，又七次释放他。” 孟获开始叹服说：‘这是您的天威啊，夷人再也不会反叛了。’如今用“天威”给诸葛公的正堂命名，并把丞相府中的属官和将佐，从镇南大将军马公忠以下十人，画像挂在堂中。又按大丞相文集记载，丞相南征时，诏书赐给他金铁钺一把、曲盖一把、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六十人。如今也都画像挂在廊下。只有唐南康王韦公皋、太尉李公德裕，过去分祀在大丞相庙庭中，因为他们各自对这一地区有功，所以得以保留；除此之外，其他一概停止。其他丛祠中妄自用土木、丹青、塑像、绘画等物供奉鬼神的，应当由州县查究举发，依法处理。以上榜文张贴在庙中，以告示后来者，不要违犯。秦州伏羌城的三都谷，是曹玮武穆和羌族首领李遵交战并战胜他的地方。羌人直到今天仍然畏惧，不敢在那里耕种，放眼望去尽是草木。武穆生于六月二十日，当地人在这一天大奏音乐，到他的庙中祭祀。” 唐昭宗被朱全忠劫持迁往洛阳，到了陕州，因为何皇后正在临产，便留在青莲佛寺的行宫中。朱全忠大怒，逼迫他们赶快启程。如今寺中有一尊坐在莲花瓣上的佛像，莲瓣上有当时宫人写的“愿皇后早降生”，墨色还像新写的一样。我的先人曾任陕州芮城县令，那里有一个村落全是李姓，大概是唐朝的遗族。唐高祖微贱时，曾经住在那里，尚有旧住宅的遗址。百姓收藏着唐高祖的诏书十多张，都是免除赋税徭役的事情，其中常说“不得欺压百姓”。我过去有抄录本，最近丢失了。

译如今归州的屈沱，是屈原的旧居。世代相传，屈原有一个姐姐，因为屈原的行为与众人不合，眼看他被流放，便抛下他独自归去，所以称为“归州”，又称“秭归”。袁崧说：“‘姊’和‘秭’在古代字义相通，这与屈原‘女【原文“Ч”字疑为OCR错误】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的话相合。” 归州有昭君村，村里人生女儿，无论美丑，都要在她们脸上施灸；白州有绿珠村，旧井还在。有人说喝了那口井的水就会生出美女，村民竟然用瓦石把井填实了。难道也是因为这两个女子的遭遇，把它看作不祥吗？浙江人说“富家为起早”，大概是说钱财多了，事情也多，不能睡到很晚。虽然是鄙俗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绍圣元年，咸阳县百姓段吉在夏日天将破晓、雨后到村落中卖粥和菜，站在某户人家的门前，脚陷入地里，得到一枚玉玺和一个玉检。玉玺方四寸，篆文像凤鸟鱼龙的形状，文字是“受命于天，既受永昌”。按《玉玺记》说，秦始皇得到卞氏的蓝田玉，把它刻成玉玺，命丞相李斯书写篆文，就是这些话。又说王莽逼迫元后交出玉玺，元后把它扔到地上，因此缺了一角；拿来验证，件件都相合。只有《玉玺记》说“玉色黄”，而这枚玉却是青苍色。大概汉高祖到霸上时，子婴乘白车在轵道投降时献上的玉玺，世世代代传承，所以称为“传国玺”。董卓迁都关中，孙坚进入洛阳，在城南井中得到它。到了梁朝朱全忠以后，才不知失落在何处。朱全忠以后，多数都城在汴、洛，如今玉玺却仍然出现在秦地。又有人说，玉玺背面还刻有“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八个字，但实际上没有。也没有记载玉检这一异事。有司把它进献上来，朝廷议论认为这是祥瑞，于是改元元符，授予段吉官职。到靖康年间国家灭亡，被敌人取走了。和氏璧见于蔺相如的言辞中；那块璧，难道可以刻成玉玺吗？宣和年间的元圭，出自王懿恪家，旧日上面有王懿恪亲笔朱书的“元圭”二字。有人把它进献上去，认为是真正的夏后氏祥瑞。后来收复燕山，又得到一件元圭，尤其奇异古老，不是前一件可以相比的。朝廷认为既然先前已经举行过隆重典礼，就不应当再次出现元圭，于是把后得的那件收藏在内库，不再追问。后来金人兴起，便把后得的元圭磨削改制成副冕服，奉献给他们的君主，前一件也被取走了。然而窦建德因为得到元圭，所以把国号定为夏。不知道这两件圭究竟是哪一代的遗物？绍圣初年，我的先人任长安府官员时，在西城汉高祖庙前一个卖汤饼的人家里，得到一只白玉盒，高一尺多，上面遍刻云气和龙凤，像是海中神山的形状，底部有饕餮纹，实在是三代的宝器。府衙上报朝廷，批示说：这是坟墓中的物品，不可以进献给皇帝；应登记后收进官库，这仍然遵循祖宗的典制。到了政和年间，我的先人再次任职长安，询问这件东西，已经不知去向了。楚氏是洛阳的旧族，其中名叫元辅的人对我说：家中收藏着一只黑水晶枕，里面有一枝半开的繁杏，是稀世之宝。当初为躲避敌人进入颍阳时，凡是祖先世代传下来的奇珍玩物全都丢弃了，唯独背着这只枕头赶路；敌势逼近后，也只得把它丢在山谷中。文序世说：潞公有一只白玉盆，直径一尺多，三只脚，是贝州被攻破时仁皇帝赐给他的；他常用来盛酒，后来据说把它放进了墓穴中。中隐王正叔说：“王仲至任长安帅时，境内有一座古墓毁坏了，里面有一件碧色大瓷器，能容一斛水；其中有一个白玉婴儿，高一尺多。器中的水一直没有耗损变坏，像刚汲来的水一样。那个玉婴儿被王仲至取走了。”

译●卷二十七张浮休说：盗墓者夜里挖掘咸阳原上的古墓，有火光冒出来，便用剑击打它；只听见铿的一声，它坠落下来。仔细看，原来是一幅白玉帘。难道是至宝埋藏太久，想要飞走吗？把它击碎后，有宦官拿碎玉制作算筹，浮休也得到一两片。宣和殿聚集了殷、周时代的鼎、钟、尊、爵等器物数百上千种。国家灭亡后，敌人把宫禁中的物品全部取走；其中有些沉重难以搬运，便有一半投入南壁的池子中。后世的三代彝器，应当会出现在大梁的废墟中吧。主父齐贤自己说：年轻时贫困漂泊，寄居在齐、鲁的乡村。有个牧童为了找羊进入古墓，得到一个黄色的磁制小扁瓶，形制非常朴素。当时田里的豆荚刚成熟，牧童想用它来盛豆荚，刚放进去几荚，瓶子随手就满了。牧童惊讶地告诉同伴，同行的三四个孩子都试过，结果一样。路上的行人看见后，投入几文钱，瓶子随手也就满了，于是把瓶子抢走。牧童哭喊着告诉父亲，父亲正在田里筑埂，拿着锄头追赶行人，追上后双方争夺，父亲用锄头把瓶子打碎了。他还拿着碎片给齐贤看，碎片里面全是五彩绘画，画着彼此相连贯的人面，色彩像新的一样，也很奇异。齐贤把这些话告诉了王性之。近年，犍为、资官二县交界处有个名叫龙透的地方，向氏的佃户在那里耕田，忽然听见声音从地中传出，耕牛惊逃，挖出一把铜剑，长二尺多。佃户拿回家挂在牛栏上。到了夜里，剑发出光，牛栏里的牛全都惊慌。把它移到屋里，光更强了，愚民也惊恐害怕，便把它扔到门外，铜剑立即飞走了，大概是神物。士人聂椿说：向氏就是他的岳家。牛僧孺和李德裕彼此仇视，势不两立，但他们所喜爱的东西却常常相同。如今洛阳公卿园圃中的石头，刻有“奇章”的，是牛僧孺过去的旧物；刻有“平泉”的，是李德裕过去的旧物，数量大致各半。比如李邦直的归仁园，就是牛僧孺的旧宅，地下埋着几座石冢，至今还没有挖掘；平泉在凿龙的右边，那里仅仅还能辨认出位置。想寻找李德裕所记载的花木，已经被禾黍替代了。世人传说李太白的草书有几轴，其实是葛叔忱伪造的。叔忱豪放不羁，有人感叹李太白没有字画流传。叔忱偶然在僧舍中，放笔写成一轴字，题作“李太白书”，并且和僧人约定，日后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为的是让那个僧人在人前相信这确实是李太白的书法。所谓从丹徒僧舍得到的作品，其实只是说这幅字写于丹徒僧舍。如今世间流传的《法书要录》《法书苑》《墨薮》等书，把古今善于书写的人名都记全了，却都没有列出李太白的书法品第。李太白自负有王霸之略，饮酒弹琴，谈论用兵，击剑，炼丹烧金，乘云成仙而去；凡是他心中所存的志趣，没有不尽情表现出来的。若他的草书果真奇特倔强，难道反而会谦退自悔，一句话也不提吗？葛叔忱的书法远胜常人，所以能够拿这种事来戏弄天下士人。晁以道这样告诉我。大儒宋景文公的学问兼通九流，尤其精通音韵训诂，所以他所著的书使用生僻字，很多人都不认识。他曾经迎娶儿媳三天后，儿子把岳家送来的食物清单写信禀告他。他看了一遍就说：“信中错了一个字，姑且回信告诉他们！”儿子把回信拿来后，他立刻发怒说：“我嫌别人写错字，你也这样吗！”儿子惊恐万分，退到一旁，慢慢指出他所改的字：原来他用笔涂掉了“暖”字。岳家原信写的是“以食物暖女”，回信也照样写成这样。儿子更加惊恐，又慢慢追问究竟应当用哪个“暖”字。过了很久，宋景文怒声说：“从食旁，从而，再从大。”儿子退下后查检字书《博雅》，其中出现一个【原文“饣Й”字形疑误】字，注释说：“女子出嫁三日，娘家送食物慰问新妇，称为【原文“饣Й”字形疑误】女。”这才知道，俗话所说的“【原文“饣Й”字形疑误】女”，本来有自己的正字。苏轼《谢滕达道书》说：“前些日子有幸看到您所收藏的各种书籍，使后学稍微窥见了家传的秘密，实在幸运！恕先的训诂尤其接近古义。我正在研究这部书，得到它后颇有启发，承蒙厚赐，珍重得如同获得珠贝。我这个老朽不自量力，已经着手立训作传，还没有完成，将来一定替您刊行出来。古学崩坏，说起来令人伤心。”李方叔说：“苏轼每次出行，必定把声韵、音训、文字方面的书重新放进行箧中。”我认为治学的人不可以不知道这一点。陶隐居《与梁武帝启》说：“王羲之有名的墨迹，不过几种。《黄庭》《劝进》《像赞》《洛神》，不知道现在还保存着吗？”褚遂良《逸少正书目》列有《乐毅论》《黄庭经》《书赞》《墓田》《丙舍》等，共十四帖，合为五卷。《劝进》已经亡佚，《洛神》没有列入，大概是褚遂良误以为《洛神》是王献之的书，所以柳公权也这样说。褚遂良、柳公权虽然精于书法，但鉴别裁定仍然有所失误。自古所说二王以来评论书法的精妙之处，只有陶隐居是第一，并非虚言。崇宁初年，经略天都时，挖地得到一件瓦器，里面装着木简札；木简上宽下窄，长一尺多，书体是章草，有的还夹杂朱字，分别记载物品数量：缣多少匹，绵多少屯，钱、米多少，都使用章和年号。松年把这些木简写成这样，字势遒劲古朴，仿佛飞动，不是今天所收藏的书帖可以相比的。它们出自书吏之手尚且如此，正是古人所说的“札书”。见于《汉武纪》《郊祀志》的札书，就是简书中较小的一类。张浮休在《跋王君求家章草月仪》中这样说。崔【原文“▯▯”为人名OCR疑误】在淳化年间任国子监判官，通晓文字学。宋太宗问他：“李觉曾说，四皓中有一人的姓，有人说是在‘上’字上加一撇，有人说是在‘上’字上加一点，究竟读什么音？”崔【原文“▯▯”为人名OCR疑误】说：“我听说，刀字下面加字，读作擢音；两点下面加字，读作鹿音；在‘上’字上加一撇或一点，都不能成为字。”四皓中的一人，是甬里先生。我认为如今把它写成“角里”，在“上”字上加撇，是不对的。俗语说，借书给别人算一痴，还书给别人又算一痴。我常常怀疑这句话近于刻薄：借书、还书本来就是常理，为什么说是痴呢？后来看到王乐道《与钱穆四书》《出师颂书》，信封中有一段话极其精妙。古语说：借书一【原文“▯”字形疑误】，还书一【原文“▯”字形疑误】，想带两樽酒前往，知道却有例外之物，不敢带去。于是查检《说文》，“【原文“▯”字形疑误】”字读抽迟反，也读【原文“▯”字形疑误】；注释说是酒器。古人所说借书，原来是这个字，民间误认为是“痴”了。荆浩评论说：“山水画的学问，吴道子有笔力而没有墨韵，项容有墨韵而没有笔力；王维、李思训这一类人都不值得相提并论。”由此可以知道他对自己的评价。然而到了本朝，像长安的关同、营丘的李成、华原的范宽这样具有绝艺的人，荆浩又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所以本朝山水画的学问，称得上古今第一。

译本朝初年，营丘李成画山水，前无古人。后来河阳郭熙得到他的遗法。李成的儿子李觉、郭熙的儿子郭思，都任从官，广泛搜求父亲的画作，因此现在世间能见到的越来越少，也就越来越珍贵了。观看汉代李翕《王稚子高贯方墓碑》，其中刻了许多山林人物，由此才知道顾恺之、陆探微、宗处士等人还保留着古代画法的遗意。到了吴道玄，绝艺达到神妙境界，但这才开始运用巧思，而古意稍有减弱。何况在他以下的画家，这些话只能对真正懂得的人说了。画花时，赵昌着意于形似，徐熙却不着意于形似；若不是高明的画家，不能仅凭形似与否来评定画品的高下，只能分辨其格调的远近深浅。大概，那种不着意于形似的境界，就像太史公写文章、杜少陵作诗一样。只有长安的隐士王正叔认为我是懂画的人。蜀人重视孙知微的画笔，唯独苏东坡说：“不过是工匠的手艺罢了。”他的见识很高。宣和年间，朝廷派大黄门到西京大量拿出金帛购买古画，求售的人多得像集市一样；唯独在郭宣猷家取到吴生所画的一幅《剪手指甲内人图》。它的神韵远胜于苏东坡所题写的《周员外画背面欠伸内人图》好几个等级。我年轻时，曾因此作《续丽人行》。我以前在氵虽城孔宁极家，见过孔▯所编的一册《私纪》，其中说：“韩退之身材肥胖而喜欢睡觉，每次到吴家，必定要叫人准备枕头和竹席。”近来潮阳刘方明摹写了一幅唐本韩退之画像传来，果然与孔▯的记载相符，这更加说明世上流传的那幅以胡须美盛著称的画像，果然是韩熙载。晁以道说：苏东坡声望正盛时，李公麟来到，为他绘制家庙画像。后来苏东坡被贬谪南迁，李公麟在京城路上遇见苏氏两院的子弟，竟拿扇子遮住脸而不向他们作一揖，他的凉薄到了这种程度。因此晁以道鄙视他，把平日所收藏的李公麟画作全部送给了别人。郭恕先画重楼复阁，楼阁间交错重叠，时隐时现；擅长木工的人拿来核验，没有一处不符合规矩。他本人是超脱尘世的仙人，却还把这种小技艺做得如此曲折精致，这是为什么呢？我收藏南唐李侯的《阁中集》第九一卷，其中有《画目》：上品九十五种。其中《蕃王放簇帐》四幅。今人的注说：一幅在陆农师家，两幅在潘景家。《江乡春夏景山水》六幅。注说：大李将军所画；又有今人的注说：其中两幅在马粹老家。《山行摘瓜图》一幅。注说：小李将军所画；又有今人的注说：在刘忠谏家。《卢思道朔方行》一幅。注说：小李将军所画；又有今人的注说：在李伯时家。《明皇游猎图》一幅。注说：小李将军所画；又有今人的注说：在马粹老家。《奚人习马图》三幅。注说：韩干所画；又有今人的注说：其中一幅在野僧家。中品三十三种。其中《月令风俗图》四幅。今人的注说：在杨康功龙图家。《杨妃使雪衣女乱双陆图》一幅。注说：李▯所画；又有今人的注说：在王粹老家，如今已经换了主人。《竹》四幅。今人的注说：在王仲仪的儿子定国家，其中那幅着色卧枝竹一竿尤其精妙。下品一百三十九种。其中《回纹图》两幅。注说：殷嵩所画。又有今人的注说：在王仲仪家。《诗图》两幅，《叙》一篇说：楼台和人物分在画面的两边，中间是远水、红桥和小山，画的是窦滔的随从骑马迎接苏若兰，车舆和人物画得很小却很繁密，大体学习周▯，但气势和格调相差很远。《猫》一幅。注说：汀州李交所画；又有今人的注说：在刘正言家。《花而行者》一幅，小幅三幅，画得如同活的一样。后面有李伯时的《跋》说：“江南《阁中集》一卷，是从邵安简家得到的。其中的名画大多流散在士大夫家，公麟还见过它们，有朱印写着‘建业文房之印’、‘内合同印’，有墨印写着‘集贤院御书记’，外面包着回鸾墨锦，签条用的是潢经纸。”我猜现在这些注大概出自伯时，但不知道《阁中集》共有几卷？其他各卷的品目又是什么？建业文房也真是盛大啊，我每次抚摩这些画，都会叹息一番。

译卷二十八：凤翔府开元寺的大殿有九间，后壁上有吴道玄所画的壁画，内容从佛出生、修行、说法一直到灭度；山林、宫室、人物、禽兽，数千万种形象，极尽古今天下的神妙。画到佛灭度时，比丘众踊跃哭泣，都像悲痛得不能自持；即使飞鸟走兽之类，也画成号哭扑倒的样子，唯独菩萨神色淡然地站在旁边，像平常一样，完全没有悲哀忧戚的神情。难道是因为他能够穷尽生死的道理吗？称他为“画圣”，确实恰当。画上题记为开元三十年。如今凤翔被敌人占据，从前的城邑房屋都已经成为废墟了。因此我特意把这件事记述出来。古代绘画和塑像，本来是一回事。杨惠之和吴道子一同拜张僧繇为师学习绘画，杨惠之见吴道子的笔法已经达到极高境界，不甘心屈居其下，于是改去学习塑像，也成为古今第一人。唉，绘画只是一种技艺，尚且不肯稍稍低于别人，何况对于更长远、更重大的事情呢？称作“砚瓦”，是唐人的说法，并不是说把瓦做成砚台。大概是说砚台中部一定要隆起，像瓦的形状；以不积留墨汁为贵。一百多年以后，才有人认为砚面平坦而便于使用。古人用心制作一方砚台，尚且讲究到这种程度。我曾经评论砚台：端石像有德之人，往往过于厚重，或者才华不足，不能没有滞碍；歙石像俊秀之人，对人总是倾心相交，类似于失之轻浮，但遇到事情便气势生动，没有一件不使人满意。若能兼具端石和歙石的才质，就是绝品。再说清洗端石，整天多次换水，污渍最终仍不能完全除去；歙石一洗便晶莹透亮，不留墨迹，也是一件快事。唐氏论砚的文章写得很广博，但根本没有超出这些道理。石晋时期，关中有一位叫李处士的人，能够修补石砚。砚台已经破碎，交给他一两天后取回，完好得像新雕刻的一样。他的方法没有流传下来，有人认为他是异人。近世轻视书法，关于笔墨的事情大多像草草创制，尤其不挑选纸张。唐人有熟纸，也有生纸。熟纸就是所谓精美艳丽、光泽明亮的纸，制作方法不止一种；生纸若不是遇到丧事等特殊情况，通常不用。韩退之《与陈京书》说：“《送孟郊序》是用生纸写的。”意思是当时急于为自己辩解，没有工夫挑选纸张。如今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了。司马文正一生随手使用所居之地的纸；王荆公一生只用一种小竹纸。宣城陈氏家中世代传有王右军求笔帖，后世因此更加把陈氏当作制笔名家。柳公权求笔时，陈氏只送给他两枝，说：“公权善于书法，今后还会来索取，不必拒绝他。”柳公权果然拒绝了，于是陈氏多换给他普通的笔，说：“前面那两枝是右军用的笔，公权本来就不能使用。”我从王正夫父子那里得到一枝张义祖使用过的无心毫笔，锥锋长二寸左右，别人不能使用，也说这是王右军遗留下来的制笔方法。义祖名叫友正，是退传的儿子，住在昭德坊，二十多年不下楼阁，学习书法，把王右军的精妙完全探究透了；他还认为蔡君谟的书法浅近，米元章的书法狂诞，认为都不合规范，只是世上没有人了解他。至于他所使用的那种笔，实在令人叹惜。只有王正夫父子喜欢它。宋太祖攻下南唐时，所得李廷▯父子的墨，和其他俘获的物品一起交给主藏登记收存，并不认为它们珍贵。后来有关部门重新修建相国寺门楼，诏令使用黑漆，便从主藏中取出这些墨，装车供给，都是李廷▯父子的墨。到了宣和年间，即使黄金也可以得到，李氏的墨却再也得不到了。黄鲁直在几案之间取出一个小锦囊，里面有半块墨，拿给潘谷看。潘谷隔着锦囊用手一摸，就把它放在几案上，叩头说：“这是天下的珍宝啊。”把墨取出来，原来是李廷▯制作的。黄鲁直又另取出一个小锦囊，里面有一整块墨，潘谷像先前一样用手摸了摸，便叹息说：“我如今老了，已经不能制作出这样的墨了。”把墨取出来，原来是潘谷年轻时制作的。他的技艺精妙到了这种程度。已故德阳县男虞祺，字齐年，是从陵州诸生中起家的。他起初并不懂佛经，常说：“诚是天的道，思诚是人的道，达到极致时都是一样的；我只知道这些。”在苛毒地征收赋税、额外搜刮，并鞭打马牛和百姓的日子里，一次漕运经过夔州，再次漕运经过潼州，川地百姓却唯独安然无事，早晚都倚靠着他。后来他偶然患了轻病，靠着几案不说话，忽然回头对在座宾客说：“古佛都来了，我也要归去了。”男子允文站在旁边，眼泪流了下来。他又笑着说：“人如果能成为佛，难道不可以吗？”宾客觉得这不是虞君平生所说的话，走近一看，他已经去世了。第二年，才发生了更生佛的事情。陵州有个叫解逑的人，病死一昼夜后复生。他详细说：起初有个黄衣人把我带走，途中遇到故乡的少年曹生，他说：“乡里的大夫虞君主持更生之事，明天就要成为更生佛了，赶快去见他。”向前走到宫室，只见幽深昏暗的宫殿中，身穿王者冕服正坐着的，正是虞君。官吏询问解逑过去做过哪些善事，解逑诉说自己家贫无力，只到过一次瓦屋山，看见辟支佛显现的瑞相非常盛大，便获释离开。王者再次命令解逑：“回去告诉我的家人，广泛设置更生道场，诵念几位更生佛的名号，不要懈怠。”话说完，白毫光从王者身上升起，直照大观阙上黄金书写的榜额“大慈大悲，更生如来”，解逑顿时洒然醒悟。明天应当举行虞君的练祭。士人陈公璜，年仅九十岁，把这件事如实记载得十分完备。华严道人祖觉从《大涅▯经》中得到关于更生佛的说法；因为这些事有根有据，并非虚妄，虞君又不是学习佛法、说佛语的人，只是内心真诚便合于道、没有虚假，所以记载他成为更生佛的事情，确实没有疑问。此前，彭山杨舜钦使君在田间时，夜里梦见已故的前任计吏王咨，他满怀哀痛地说了些话后告辞离去，衣服后面却穿出一条牛尾。使君过去同王咨交好，惊醒了。家人的梦也相互吻合，彼此谈论还没有结束，外面便报告说一头牛生下来了；赶紧取火照看，牛仰起头流泪。唉，君子和小人的善恶差别，如同天渊一样悬殊；得到的报应也同样如此。我特意记下这件事的大略，作为世人的警戒。王子飞观文对我说：我出使三韩时，乘船渡海，每逢风涛危险，便剪下佛经投入海中，海里有异物出没争夺着把它卷走；到了投入道书时，它们却看也不看。凤翔府祁阳镇法门寺塔中，埋葬着一节佛的手指骨。唐宪宗以盛大的仪仗卫队迎入宫禁，韩吏部曾上表劝谏。塔的下层用大青石雕成芙蕖，工艺制作精巧；每一片芙蕖叶上，都刻有捐施金钱者的姓名，大概有几千人，宫女的姓名最多，如张好好、李水水之类，和慈恩寺塔砖上所刻的姓名相同。又刻有白玉象，所埋葬的佛指骨放在金莲花中，隔着琉璃水晶匣可以看见。我在宣和年间经过那里，有个老头陀说：过去塔中有很多珍宝器物，是唐代各帝王和诸王布施供佛的，全都被权势人物取走了，只剩下两只水晶兽环洗，也都是奇物。

译五台山佛光的传说由来已久。《唐穆宗实录》记载：元和十五年四月四日，河东节度使裴度上奏说：五台山佛光寺旁出现庆云，好像金仙乘着狻猊，带领他的徒众千万，从巳时一直到申时才消失。又有峨眉普贤寺，光景奇异壮美，并不比五台山差，但唐代没有听说过。李太白的峨眉山诗只说仙而不说佛；《华严经》以普贤菩萨为主，李长者《合论》说到五台山却不说峨眉山；而且山中各佛寺都没有唐代刻石文字，因此怀疑峨眉佛光是在本朝才特别兴盛的。庆历年间，齐州报告说：有个和尚名叫如因，妖言惑众，动辄声称正法一千年为一劫，像法一千年为一劫，末法一千年为一劫。如今像法已经九百六十年，只剩四十年，就是末劫，将会发生饥荒、疫病、战争等等。事情交给两街僧录司处理，僧录司上奏说：正法、像法以及三灾劫等说法，都出自《大藏经论》，并不是妖言。皇帝只是下诏天下，不要妄自把《大藏经论》拿给人看。熙宁初年，神宗又对王安石说：“有个姓千的比丘尼，曾对富弼说：世界渐渐变坏，不参与这些事情也就可以了。富弼相信了她。”但神宗也没有因此治她的罪。我曾听前代长老说，汤保衡遇到汉代张陵的事情，已经刻在资中崇寿观的石碑上。后来得到吕大临字与叔所作的《保衡传》，记载尤其详细。与叔传授横渠先生的学说，以诚和正为根本，可以相信他不会捏造此事。然而《汉史》记载，建安二十年，曹操击破张鲁，平定汉中。张鲁的祖父张陵，顺帝时客居蜀地，在鹤鸣山中学道，制作符书来迷惑百姓。接受他的道法的人，常常要拿出五斗米，当时人称他们为“米贼”。张陵的儿子张衡，张衡的儿子张鲁，父子相传授予这种法术，自称“师君”。他们的徒众称为“鬼卒”“祭酒”“理头”，大体上与黄巾相似。朝廷无法讨伐，便任命张鲁为镇夷中郎将，兼领汉宁太守。那么所谓张陵，果真是异人吗？如今道家一派奉他为祖师，这件事已无法辨明了。与叔的《汤保衡传》说：‘嘉▯末年，京城麻家巷有个聚集小学生的人叫李道。太学生汤保衡曾经同他交游。一天，保衡到李道的学舍，那里有一个道士，身材相貌魁伟，胡须奇异，说话像狂人一样，正和李道交谈。保衡见到他，觉得很奇异。他离开后，保衡问李道，李道说：“这个道士住在建隆观。他早晚常常来我这里，我却从未到过他那里；他不过是个落魄而不检点的人，你为什么问他呢？”保衡说：“我住的地方离建隆观很近，观里的道士我全都认识，却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后来保衡很想去拜访他。另一天，保衡到李道的学舍，又见到先前那个道士，问他住在哪里，他仍说住在建隆观。道士离开后，保衡暗中跟随他，进入观门走到西廊便不见了；保衡追过去寻找，再也没有见到他。于是他看见观廊墙壁上画着一个道士，正像自己见到的那个人，画上题着“张天师”。保衡心中觉得奇异。又一天，他穿戴好冠帽衣带，在李道的住处等候；李道问：“你在等什么？”保衡假装用别的话回答。这样等了三天，那个道士才从外面来，已经像昏醉了一样，却和平常一样同李道相见。保衡见他果然正是画像上的人，便出来拜见他，称道：“天师。”道士推辞躲避说：“您不要说过头的话。”李道也笑着说：“这个道士怎么能称为天师呢？”保衡再三叩请，并把自己所见的事情详细说了。道士于是说：“请你在某日到某地相会。”保衡说：“好。”按约前往后，道士见他说：“只要抬眼看太阳十天，一定会有所见，可以再到某地相会。” 保衡回去后，按照他的教导看太阳，看了很久，眼睛便不再眩晕。到了第十天，他看见太阳中有人的形状，仔细看，发现道士就在太阳中，形貌清清楚楚。保衡再次去见道士，道士问：“你看见了什么？”保衡说：“看见天师在太阳中。”道士说：“再回去继续看太阳，过了一百天还会有所见；可以再次到某地相会，千万不要泄露此事。”保衡按照教导看太阳，家人都认为他疯了，问他也不回答。过了一百多天，他竟看见自己的形体也在太阳中，和道士站在一起。保衡于是去会见道士，把情况详细告诉他。道士说：“可以教你了。”于是传授给他符箓，使他能够摄制鬼神；那个道士随后便再也不见了。保衡住在太学时，曾经死了一个幼子，每当想念他，便把他召到面前，同住的学生都能看见。有一天，保衡对朋友说：“我刚才经过西车子曲，看见一所小宅院，门前有车马，几位妇人刚下车，都没有用东西遮住头；第二个下车的妇人，年纪二十岁左右，颇有姿色。我猜她是士大夫从外地来到京城，那一定是他的妻子。我今晚想到你前面的住处小饮一番，应当把刚才见到的那个妇人召来给你看看。朋友说：“这是良家女子，你怎么可以随意召来，必定会连累我。”保衡说：“不是召来她本人，而是摄取她的生魂，姑且拿来取笑罢了。但一定要到夜里，等她睡着后才能召来；如果她像在梦中一样来到这里，只能远远观看，千万不要靠近她；一旦靠近，她的魂魄就不能回去，那个人必定会死。”于是他和朋友在傍晚出门，经过那所住宅，等了一会儿，听见门内有妇人的声音。保衡心里知道正是刚才见到的妇人，便吸取她的气息，用彩线系在她的中指上。随后来到朋友的学舍，叫仆人取酒来，和朋友面对面饮酒，又让随从去睡觉。半夜，保衡起身开门，有个妇人从外面走来，正是刚才见到的那个人；形体和人的一样，只是隐隐约约像空中的东西，声音像婴儿，见到保衡便向他行礼。保衡问她姓什么、叫什么，她详细说了自己的姓氏。她的丈夫刚好从外地罢官返回京城。她又问保衡：“这是什么地方？我刚才记得已经睡下了，没想到竟来到这里。又怀疑这是梦，但比梦境清楚得多；又怀疑自己已经死了，这里莫非是阴间吗？”保衡说：“这里也是人间，你现在就可以回去，不必忧虑。”他让她站在面前，亲切委婉地同她交谈，直到五更才让她离开。人们传说汤保衡很会召鬼。汤保衡考中进士，如今担任县令。”

译卷二十九：张君猷任湖南漕时，经过南岳，从轿子里看见道路左边有一座十分华丽的道观，匾额题作“朱陵宫”。远远望去，里面有一个穿羽衣的人站在殿上。张君猷想下轿去看，但随从骑兵已经有一半走过了。第二年再次经过那里，他寻找朱陵宫，却没有找到。当地父老说：“附近只有朱真人祠。”到了那地方，才发现原先所见朱陵宫的位置，如今只有一两间小屋，变化竟然如此。唐代吕仙人的故乡在岳阳，如今那里地名仍叫仙人村，姓吕的人还很多。艺祖赵匡胤刚接受禅让时，吕仙人从后苑中出来，留下来交谈了很久，赵匡胤解下赭袍给他穿上，仙人忽然不见了。如今岳阳的吕仙人像，羽衣下面穿着赭袍。北齐曾下令让道士剃发做沙门，宣和年间又下令让沙门戴冠做道士。古今事情的不同竟是这样。郝翁名叫允，是博陵人。年轻时替兄长出征河朔，不能忍受这种劳役，便逃走了。月夜行走在山间，十分疲惫，在一棵树下休息。忽然像有一只大鸟飞来停在树上，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穿黄衣的道士。郝允拜谢求怜，道士说：“你是郝允吗？”于是传授给他医术。晚年迁居郑圃，世人都称他为“神医”。远近的人依靠他治病而活下来的，已有四十多年。并不是有病的人他都能救活，而是他的医术精良可靠。遇到不幸而无法医治的病，他一定事先告诉病人，即使死了也不会有遗憾。他从脉象上不只知道已经得病，还能预知尚未发生的疾病和死亡；近的只差片刻，远的相隔多年，到了预言的日期时刻都没有差错。他每年还常常推测天地的六元五运，考察四方的疾病，预先告诉人们，也没有差错。皇祐年间，郝翁去世。张峋字子坚，在他的墓志中说：“夏英公患泄泻，太医都认为是中焦虚弱。” 郝翁说：‘风邪侵入胃部就会泄泻，这大概是稿本汤的适应证。’英公惊讶地说：‘我服用金石类药物不计其数，泄泻仍不停止，怎么敢喝稿本汤呢？’郝翁坚持让他服用，泄泻果然停止。太常博士杨日宣患寒病，郝翁说：‘您的脉象起始处震动而末端停息，末端震动而起始处停息，按医法这是鱼游虾戏之脉，不能医治。’没过几天便死了。州监军患忧悲思虑之病，郝翁告诉他的儿子说：‘按医法，应当出现非常惊悸的症状后才会痊愈。’当时通守李宋卿任御史，执法十分严厉，是监军内心所畏惧的人。郝翁便和监军的儿子一起去请求李宋卿。李宋卿一来询问，便斥责监军的过失，监军惊惶恐惧，出了一身汗，病就好了。殿中丞姚程腰脊疼痛，不能俯仰。郝翁说：‘这是谷气独盛所致。应当因饮食而发怒，使四肢受病，传入大小络脉，虽疼痛却没有损伤。按医法不应当用药，用药攻治反而会更加疼痛；必须一年后才能俯仰，两年后才能坐起，三年后才会痊愈。’后来过了三年果然痊愈。乡里有两个妇人，一夜之间口不能张开，像死了一样。郝翁说：‘这是血脉阻滞。不用药，听到鸡叫自然会好。’有一人行走时非常▯踔，动不动就跌倒。郝翁说：‘这是脉厥，应当治疗筋脉，用药物热敷就会舒服。’后来都应验了。士人陈尧遵的妻子生病，众医都认为是劳累损伤。郝翁说：‘赶快停用药物，这是怀孕的症状，而且先向您道贺，您将要得到一个男孩了。’后来果然如此。又有两个妇女怀孕，其中一人咽喉闭塞不能说话。郝翁说：‘胎儿的胞体增大，阻塞了经脉；等孩子出生、经脉运行通畅，就能说话了。不可用毒性药物伤害她。’分娩后，母子都平安。另有一名孕妇身体极其强健，郝翁偶然为她诊脉，说：‘母亲的气已经死了，她之所以还能活着，反而是依靠孩子的气。’到了预定日期，孩子出生而母亲死亡。郝翁所治疗的病人遍及天下一半，神奇怪异的事多得无法记载完。上面所记的，只是郑圃人共同知道的事情。郝翁有个儿子名叫怀质，完全能够继承他的学问。怀质曾经自己诊脉，对人说：‘我将会突然死亡。’过了几年，果然突然死去。郝翁读《黄帝内经》，认为王冰的传本多失去了经文的本旨，便间或用朱笔、墨笔在书下作注，世上还没有人见过。怀质死后，那部书也失传了，只有太医赵宗古从郝翁那里得到六元五运之法，曾经绘图献给朝廷，如今流传于世。无为军的医生张济，善于使用针灸，从异人那里得到秘诀。据说他能剖解人体来观察经络，因此没有什么不精通的。适逢荒年和疫病流行，发生人吃人的事，他总共诊治了一百七十人，施针后无不立即见效。比如孕妇跌倒后腹部偏向左边，针刺右手手指，腹部就恢复正常；久患脱肛，针刺头顶中心便痊愈；伤寒翻胃，连续多日呕吐，食物无法下咽，针刺眼角，立刻就能进食。这些方法都是古今方书没有记载的。陈莹中为他作了传记。药王、药上是世间著名的良医，曾经尝试草木、金石等药物，凡十万八千种，苦、酸、咸、淡、甘、辛等味道全都知道。因此是从药味入手而有所领悟，也足以说明如今医家把辨别药物称为“味”，这种说法由来已久。郑师甫说：“我曾经患脚上被手抓伤的疮，水一进入就肿痛，不能走路。有个乞丐让我把耳塞敷在伤口上，一夜之间水都流出来了，便痊愈了。” 崇宁年间，西都修建大内，担心苑中的池水容易干涸。有人说把牛骨放进池中，水就不会干。放进去后，果然如此。范时老主持这项工程，亲眼见到了这件事。吕公晋伯说：除虱的方法是，吸入北方的气，喷到笔端，在上面写“钦深渊默漆”五个字，放在床帐之间，虱子就会全部除去。吕公资性正直，不是胡乱说话的人。洛阳楚氏葬在龙门以东的尹樊村。挖井时总是找不到泉水，有个懂方术的人说：夜里用器皿盛水，观察星星多的地方，下面就有泉水。照这个方法做，果然如此。如今世俗所说的卦影，也是《易经》的象数学。比如看见“猪背着泥”“一车载着鬼”，不是象又是什么呢？不能轻易用义理来解释。我听王庆曾说：“我年轻时长期困顿贫穷，曾跟随一个头陀占卦象。卦辞说：‘必须遇到庚午才会亨通快意，一半在春天，一半在秋天。’头陀说：‘难道是你行运在庚午年，所以春秋之间稍有快意吗？’过了很久也没有应验。晚年因秦相君推荐，做到参知政事。秦相君生于庚午年，‘半春半秋’正是‘秦’字的意思。事情的奇异竟到了这种程度。” 殿中丞丘浚很懂数术。熙宁十年秋，翰林学士杨元素被贬到荆州，经过池阳时去见他。丘浚说：“明年应当改年号，我用《易经》推算，值《丰》卦当令，年号一定会用‘丰’字。”第二年果然改元为丰。汾州、晋州一带祈雨时，人们裸露上身大声呼喊，挥动手臂做反复翻手的姿势，又把水洒在经过道路的人身上，实在可笑。考察《汉书·董仲舒传》的注释，其中有“闭阴纵阳，以水洒人”的说法，大概就是这种习俗的来源。广西人喜欢吃巨蟒，每当看见巨蟒，就诵念“红娘子”三个字，蟒蛇往往不动。他们一边走一边诵念，用藤蔓把蟒蛇的头系在树上，再刺杀它。熊在山中行走几十里，各自在岩穴、树林茂密的地方有隐藏伏卧的所在，山里人称作“熊馆”。如果老虎、豹子跑出百里之外，就会迷失原来的道路。

译▯▯能够禁制水，所以水中栖息的东西不能伤害它。鸩能够作巫步禁蛇，所以敢于吃蛇。啄木鸟在树上凿洞筑巢，有人用木头把洞塞住，它能用嘴画符，木塞便自行掉出来。喜鹊知道一年中适合筑巢的方位，又有隐藏在树木中的巢，所以猛禽无法发现它。燕子筑巢时避开戊己日，因此巢不会倾塌。鹳有长水石，所以能在巢中蓄养鱼，水也不会干涸。这些鸟兽大概不只是有知觉而已。有个隐士叫刘易，住在王屋山。他看见一只蜘蛛被大黄蜂蜇伤，腹部胀得像要裂开，便赶紧到草丛间咬取芋头茎来磨擦，腹胀立即平复。于是用这个方法治疗被黄蜂蜇伤的人，疼痛马上停止。用鱼的枕骨制作器皿，人们只知道喜爱它晶莹透亮的颜色，却不知道它一遇到蛊毒就会爆裂，这一点尤其可贵。油绢纸、石灰、麦糠、马粪和粪草，都能生火。马、骡、驴属于阳类，起立时先抬前肢，治疗时用阳药；羊、牛、骆驼属于阴类，起立时先抬后肢，治疗时用阴药。因此兽医有两种。梧桐树上百鸟都不敢停留，因为要避开凤凰。古语这样说，验证后果然如此。蜀地喜欢附庸风雅的人，南归时大多带木犀花回来，种下都能成活；有的人选择嫩枝接在冬青枝上，也能成活，难道是同类吗？所谓万年枝，就是冬青。所谓玉树，就是槐树。宫苑中多有这两种树，只是特意给它们换了美名。冬青又名冻青，人们珍重它在严寒中也不改变的操守，所以司马长卿称它为女贞，难道不是为了给文君作比吗？芸草是古人用来藏书的植物，“芸香”说的就是它。把它放在书套中，书就不会被蛀；放在席子下面，就能驱除跳蚤和虱子。它的叶子像豌豆，长成小丛；到了秋天，叶上会微微发白，像沾了粉汗，南方人称它为“七里香”。大多数香草，花谢以后就没有香气，即使叶子有香气，也必须采下来凑近嗅闻才感觉得到。这种草在几十步之外就能闻到香味，从春天到秋天香气不断，很值得观赏。种柿树有七种好处：一是寿命长，二是树荫多，三是没有鸟筑巢，四是没有虫蛀，五是果实美好，六是树干根基非常牢固，七是霜后的叶子红艳。很值得观赏。榆树有两种：一种叫郎榆，一种叫姑榆；郎榆不开花。千叶黄梅花，洛阳人特别珍爱，它的香气不同于其他品种，蜀地人过去还不知道。近来在兴州、利州的山中，樵夫把它砍来当柴烧，有洛阳人认出了这种花，向当地人求取，发现那里还很多，于是开始移种送给喜爱风雅的人，如今西州到处都有了。我曾在春天经过夷陵，山中有很多红梨花，便吟诵欧阳公的诗，在花下徘徊不忍离去；近来蜀地也渐渐见到了这种花。又有人在剑州山中得到千叶杏花，洛阳《花木谱》中没有记载，也是奇异的物产。蜀地没有橄榄。有人说：司马相如的狗监所诵读的《上林赋》《喻蜀父老文》《封禅书》，王褒的《中和乐职宣布诗》《圣主得贤臣颂》，扬雄的《剧秦美新篇》，文辞都极其华美，足以取悦当时的人。张九龄的《策安禄山》、姜公辅的《论朱砒》，都是可以验证的直言，却总被抛弃而不采纳。司马相如这一类蜀地人，张九龄、姜公辅则是岭海一带的人；如果用草木的气味来比喻，就像橄榄不生在蜀地，却生在岭海一带。又如唐代李直方把贡士考试比作果实，列为：一是绿李，二是粉梨，三是樱桃，四是柑子，五是葡桃；有人推荐荔枝，说它是举荐之首。这种说法大概始于范晔：把各种香草与当时的人物相比，侯朱虚撰写《百官本草》，都只是善于说笑的戏言罢了。然而近来蜀中种橄榄往往能够成活，我自己的山园中就有几株。兰花有两种：细叶的春天开花，花少；阔叶的秋天开花，花多。黄鲁直《兰说》中说：“楚人种植兰花九畹，栽种蕙草一百亩；兰因为少而珍贵，蕙因为多而低贱。”我认为这不对。十二亩为一畹，那么九畹和一百亩其实也相等。黄鲁直又说：“一千片叶子只开一朵花而香气有余的是兰，一千片叶子开五七朵花而香气不足的是蕙。”因此把细叶的称为兰、阔叶的称为蕙，也不对。楚地人说，蕙就是如今的零陵香，又叫薰草，所谓“一薰一莸”说的就是它。唐人只称它为铃铃香，也叫铃子香，因为它的花倒挂在枝间，像小铃铛。近来有人把它附入《本草》，说产于零陵郡，也不对。《本草》中本来就有“薰草”一条，明确又称蕙草；把它说成零陵产物，是重复记载。凌霄花有毒（一本作“产于蜀地”）。有人清晨仰头看它的花，花中的露水滴入眼睛，便失明了。有人说金钱花也是这样。卷三十：政和戊戌年夏季六月，京师下了十天大雨，洪水突然暴涨，各处城墙、宫门都用土堵塞，汴河水位上涨溢出，宫殿和庙宇十分危险。宰执们在天汉桥上搭庐舍居住。一个做饼的人家早晨起来，看见有一条蛟螭伏在门外，每次都遮住自己的脸，像是羞惭害怕的样子，万人聚集观看。道士林灵素当时正凭借旁门左道掌权，说：“这是妖怪。”便把它打死了。四郊水势如江河，人们不知道水从哪里来，有见识的人已经知道这是战争的征兆。林灵素专门毁坏佛教，泗州普照王的塔庙也被废弃。洪水突然到来时，朝廷赶紧下诏给普照王加上六个字的封号；水退后又削去这些封号。先前起草诏制的舍人许翰因为措辞过分褒扬而获罪。尚书卢立之说：“宣和末年，宫禁中多次出现异常变化，其中叫作‘摧’（原注：宫内读音）的最为严重。每到深夜，常有巨人呼喊‘摧’，遇到人就一定把他撕裂。几个有胆量的宦官相约，等它出来后逼迫追赶。巨人转身逃跑，掉下一件东西，发出铿锵声。他们捡起来一看，原来是内帑收藏的铁制幞头。”赵正之说：“宫禁中旧日就有这种怪物，只是不出仙韶院；到了宣和末年，才开始到宫殿各处出现。” 宦官卢功裔说：“宣和末年，鬼车在福宁殿庭院中滴血；又有狐狸登上御座；还有内殿砖地上忽然出现积血，马上擦掉又重新出现，拆去砖头仍然出现，挖开地面也仍然出现，最后只好废弃那座宫殿。”

译李▯常说：“宣和末年，我任洛阳县尉，在西宫办理公务。夏天，宫中每天都有龙伏卧后又起来的地方，大约有几百处，起初我确实觉得奇怪。不久，金人攻入洛阳，宫殿于是被焚毁。”张浮休说：“我以前被贬到郴江，夏天住在寓所，正陪着一群孩子读书，忽然看见天边有一只船，载着人像在水面上行驶，过了很久才消失。”三峡中石壁高达千万仞，在飞鸟和悬猿都不能到达的地方，有洞穴中层层叠放着棺椁，有的大有的小，清清楚楚可以数出，峡中人称作“仙人棺椁”。考察《隋唐嘉话》，将军王果曾在峡口崖边看见一具将要坠落的棺材，把它移到平坦处，得到一段铭文：“三百年后水会漂走我，想坠落却没有坠落，遇到了王果。”如今洞穴在高峻险绝、千万仞高的石壁上。只有大禹最初开凿三峡、疏导岷山之江时，人的足迹或许能够到达那里；它不在崖边，也不止三百年。远望那些棺椁，都完好得像新的一样，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制成的，也很奇异。长安乾明寺原是唐代太庙。庭院中有一块陨石，形状像伏卧的牛，上面有四个手印、两个脚印，像印在泥上一样。当地老人说，这是武氏改朝换代那天坠落的。又有兴平一座道观中，有一块陨石，像半截圆柱，表面全是系缚的痕迹，难道真的是从空中系着落下来的吗？” 大概无法知道了。旁边还有一块石头，记载着西晋时期陨落的事情。熙宁年间，少华山崩塌，压死七个村庄的人，人数多得无法计算。在此之前，居住在洞穴中的虎豹之类全都躲避离开了，只有人不知道，于是遭受了灾祸。山在夜里崩塌，声音震动百里之外；州城距离山只有二十里，起初却听不见声音，异常竟如此。元符年间，众人住在岐山县的客舍中。第二天，有一个人失去了头颅，却没有血。官府搜捕凶手，过了一年最终也没有抓到。有人说，是侠客用飞剑击中了人，所以没有血。政和年间，河中府早宴结束后，营妓们成群走在大街上，忽然狂风骤起，飞剑布满天空，有的割断发髻，有的剪掉胡须，有的划伤面孔，但都没有死亡，也没有受重伤。有人说，这是剑侠在作戏。我亲眼见过。殿中丞丘舜元是闽地人。船行汴河时遇到生日，便把船停靠在津亭。家人斟酒为他祝寿，他忽然昏睡过去，梦见登上岸，穿过树林草丛来到一个村舍，主人准备了饮食。醒来后，他沿岸行走，所见都和梦中一样。到了那座村舍，正看见一位老翁收拾酒席，像是宾客已经散去。丘舜元询问，老翁说：“我先前在这一天死了一个儿子，只是在祭奠他。”丘舜元默然无言，知道自己前世就是老翁的儿子，便赠送厚礼后离开。欧阳公曾梦见自己变成鸲鹆，初夏清晨，在绿荫中飞翔鸣叫，感到十分快乐。刘法将要出生时，他母亲的帷帐忽然像要坠落压下来，仔细一看，上面有一条大蛇，蜿蜒盘曲，像是正在遭受痛苦。母亲非常害怕，躲到了别处。刘法出生后，再看那里，却只剩下蛇蜕。后来刘法成为将领，以贤能著称。崇宁年间兴办儒学，于是惩治那些无赖的举子；宣和年间兴办道学，于是惩治那些无赖的道士。刘法因受此牵连而被贬官。过了很久，他以节度使、检校少师的身份统率熙河。童贯把本路的精锐士兵全部调走，让他使用老弱的下军，深入敌境进行策应，结果军队陷没。童贯正上奏报捷，反而把刘法不听从节制的事报告上去，士大夫都为刘法感到冤屈。王荆公在钟山，骑着驴，傍晚时分行走在荒村中。有个蒙着头、手拿一张文书的妇人拦住王荆公说：“我有冤情要申诉。”王荆公告诉她，自己已经退居，不参与政事，应当由州县审理。妇人说：“我的冤情关系到相公，请您留下文书看一看。”王荆公无法拒绝，便叫拿药囊的老兵收下状纸。到半山园后打开一看，只是一张白纸。王荆公在当月去世。这是他的侄孙王防告诉王性之的。滕章敏公达道任青社统帅时，一天晚上召集部属聚会。酒喝到一半，教官忽然起身，说家中有急事。滕公先送他离开，座客都站在前后。滕公回来后，大家共同看见一个没有头的高大人，穿着锦袍坐在主座上。滕公和宾客都退避，不敢上前；过了一会儿，它化作黑雾散去。这是滕公亲自告诉王乐道的。近来李西美任成都帅时，有个姓陈名甲的人住在便斋。一天夜里，月色之中，有几个梳着高髻、穿着古式衣裳的妇人，在前面的花圃中谈笑，陈甲完全不理会。其中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吟诵道：“从前的衣服全都像云霞一般，不到迎仙之处就不算是家。如今的楼台全都认不出来了，只剩下古树可以记得宣华。”她又吟诵道：“细雨绵绵，梅子已经黄了；傍晚的云彩全都收尽，月光照进廊下。树荫中拿酒来喝，却不能喝醉；天下何处没有无情之事，徒然令人肝肠寸断。”忽然便不见了。如今这里的府第原是蜀宫，难道当时的宫女还留下了鬼魂吗？查考《蜀▯杌》，宣华是旧苑的名称。近来种湘任叙州太守时，拆毁客馆改建为东园。值夜的士兵共同看见一条大蛇从客馆出来，穿过西楼离去。西楼下面临着大江，估量那条蛇经过的地方，大约有十几丈长。天亮后，人们在客馆的寝室里寻找，在地上发现一个方圆一尺多的洞，挖开以后，见到大蛇盘曲的痕迹，范围大得像一间屋子；土色光滑细腻，像刚用泥涂饰过一样。难道这个异物也躲避暴虐的劳役，打洞逃走了吗？没过几天，种湘就死了。兴元府发生火灾，飞散的灰烬落在天庆观殿下的一株古柏上，柏树内部全被烧空，臭味远近都能闻到。第二天，找到几百根像羊肋骨一样的东西，原来是大蛇的骨头。帅臣杨掌武每次出门，都把这件事讲给客人看。庞孝祖说：从前我任成都茶马提举时，夏天坐在后园的厅堂上，忽然听见身后传来铁器叮当作响的声音，急忙从窗外窥看，只见一个东西从小池中出来，形状像龙，脸却像猫，拖着尾巴爬上石砌的台阶，鳞甲发出声响。不一会儿，雷雨突然大作，它便消失了。孝祖怀疑世人所画的龙全都不像这种龙。我读《华严合论》，书中说龙的种类最多，有像猫的，难道就是孝祖所见的那种吗？程致仲对我说：“近些年，《云斋小书》中记载的丹棱人李达道遇到女妖的事情，并不是妄说。致仲亲眼见过用泥金绘成的鸳鸯在云气中出入，身穿黄色衣服，奇异美丽，耀眼夺目，不是人间之物，大概是女妖所穿的衣服，留下来送给李达道的。还有，那些歌曲多是仙人的言语，这些情况《小书》还遗漏没有记载。” 李公择的儿子夷旷，宣和年间任发运司属官，傍晚到达江边的亭子。亭吏说：“先前有一个称为‘水太保’的人在这里。”夷旷派小吏前去致意。屏风里面传出话来：“太保应当避开离去。”不久，几个老少妇人传呼道：“太保来了！”所谓太保，其实只是一个十多岁的、头上扎着草角的童子。众人各自骑马离去，人和马的形状都很奇异。夷旷对此感到怀疑，派几个健壮的步卒跟踪他们。那些步卒都惊恐地回来，说：“大约在十几里之外，远远望见一个大水潭，人和马全都跳进了里面。”从前江子我曾把这件事告诉我，后来他和夷旷一同在成都任官，我询问夷旷，确实如此。

译高骈最初扩建成都外城，后来王氏、孟氏相继把它作为伪朝的都城；他们反复营造，奢侈僭越，工程用力之大，挖地一直挖到泉水。靖康年间，帅臣卢立之也增筑城墙，满一年，劳役规模很大。到了绍兴年间，连续下大雨，北墙毁坏，代理帅臣孙渥才开始动工，在几尺厚的土下发现了高骈的《石记》，上面写道：“刻好放置在建筑之中，过若干年后当会出土。”这正好与发现它的年份相合。此前屡次有大规模工程，却没有挖到它，是因为年数还没有相合。高骈喜好奇异的方术，难道也有能够预知年数的人吗？傅献简说：“王荆公出生时，有獾进入他的房间，不久便不知去向，所以他的小字叫獾郎。” 欧阳公说：“我写过《憎蝇赋》，苍蝇确实可憎；尤其受不了蚊子，它们从远处嗡嗡叫着飞来咬人。” 秦少游在东坡的座席中，有人拿他胡须多来取笑。少游说：“君子也有这么多吗？”东坡笑着说：“这是小人樊须啊。” 经筵官在资善堂会餐，东坡大力称赞河豚的美味。吕元明问它是什么滋味。东坡说：“值得为它死一次。”第二次会餐时，东坡又称赞猪肉的美味。范淳甫说：“可是它会引发风病，怎么办？”东坡笑着喊道：“淳甫诬告猪肉。”郭忠恕嘲笑聂崇义说：“靠近权贵就完全成了聋子，攀附龙颜就变成了耳聋；虽然有三只耳朵，却怎么也不能变聪明。”聂崇义说：“我不会作诗，姑且用两句话来答谢：不要笑我有三只耳朵，总胜过你怀有二心。”陈亚、蔡襄也有人这样说：“陈亚有心终究还是恶，蔡襄没有口便成了衰。”王汾、刘▯也说：“早朝时殿内还须呼唤你，寒食时原野坟头全都来拜你。”刘▯又嘲笑王觌说：“你为什么被出卖了？”王觌说：“把你卖掉还值得几个钱吗？”他们的诙谐，都值得记载。孙传师名叫孙览，有人投送诗作给他，诗中说：“恭敬地希望孙览发笑。” 传师说：“你不必嘲笑孙览，孙览正应该笑你。” 有人说：“东方虬再过三十年，就请你和西门豹作对子。”这是唐人的话。如今相州有西门豹祠，神像衣裳之间，微微露出豹尾。韩魏公看见后，笑着命人把豹尾截去。韩玉汝平生喜欢修饰厨传，吃一顿饭的食量可以抵得上几个人。他出任长安帅臣时，钱穆作《四行词》说“喜欢廉颇这样能吃饭的人”，玉汝很不高兴。又有一位贵人被称为“竞渡船”，因为他只知道争逐利益。席大光任言官时，上奏攻击他，说：“某人的别名叫‘竞渡船’，里面装着无赖的小人，外面计较着一定要争夺的微小利益。”士大夫们高兴地争相传说这件事。王荆公喜欢讲解字义，甚至形成了一种风气。刘贡父戏弄他说：“三个‘鹿’组成‘粗’，鹿还不如牛；三个‘牛’组成‘细’，牛还不如鹿。”又说：“本来应该三个牛组成‘粗’，三个鹿组成‘细’；如果难以立即改正，就想让这两个字各自暂且权发遣。”王荆公当时正在解除旧有的绳墨限制，不按通常次序任用人，常常使资历浅的低级官员突然占据要职，因为资历浅，所以都称作‘权发遣’；刘贡父也因此一并拿这件事来开玩笑。刘贡父说：“有人不认识‘斗争’二字，便写信询问乡里的先生。先生回答说：‘仄，切。’他又怀疑‘更’字，便询问，先生说：‘户，横，切。’他又怀疑‘横’字，询问，先生说：‘户，行，切。’他又怀疑‘行’字，询问，先生说：‘华，争，切。’到头来还是不知道这些字究竟读什么音。”我曾经把这件事作为笑话讲给人听。有位客人擅长反切，认为这种说法不对；但这种人也很难同他谈论。有个士人说话口吃，刘贡父嘲笑他说：“本来是周昌一类的人，又成了韩非一类的人；虽然没有扬雄那样的才华，却有邓艾那样的口吃。”这是因为周昌、韩非、扬雄、邓艾四人都说话口吃。有客人问刘贡父：“某人有没有隐秘的过错？中司将要鸣鼓进攻他。”贡父说：“中司尽管自己鸣鼓吧，老夫却难以射出暗箭。”客人笑着离去，这种诙谐算是很深厚的了。刘贡父称蔡确为“倒悬蛤蜊”，这是因为蛤蜊又叫“壳菜”。蔡确对此非常记恨。马默攻击刘贡父，戏弄侮辱没有节制，有人把这件事告诉贡父。贡父说：“既然叫马默，又何必发出驴叫？”当即写成《马默驴鸣赋》，其中有“冀北的马群都空了，黔南的技艺已经用尽”这样的警策之语，也可以说是奇才。王荆公喜好谈论财利，有个小人谄媚地说：“决开梁山泊八百里的水面，把它改造成田地，那利益就太大了。”荆公非常高兴，慢慢说道：“这个计策固然好。决开的水往哪里容纳呢？”刘贡父在座中说：“只要在旁边另挖一个八百里的湖泊，就可以容纳了。”荆公笑着作罢。我认为这件事同优旃的诙谐，以及‘把城漆了也难以做成遮荫的房子’的话相合，所以记了下来。王荆公宴请客人吃饭，突然问道：“孔子不把姜从食物中撤下，为什么？”刘贡父说：“《草木书》说：姜吃得多会损害智慧；道理不能使人明白，就用它来使人愚笨。孔子用道理教导人，所以才这样说。”荆公认为这是奇闻，十分高兴；过了很久，才明白这是在戏弄他。王荆公的学问，喜欢穿凿附会，大多像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