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译●卷二 ○建炎元年五月二日手诏。建炎元年五月二日，门下省、中书省、枢密院共同奉行圣旨：“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宗，对安定国家有大功。奸臣心怀私意，诬蔑圣明的德行，这些话写在《国史》中，用来欺骗后世。可以命国史院另行差遣官员，依据事实搜集材料，删改修订，并向天下公布。对于蔡确、蔡卞、邢恕、蔡懋，由三省请示圣旨后办理，不得再引用原来的记载。建炎元年五月一日敕令。” ○《哲宗实录》。此前，元丰七年三月举行大宴，中宴时延安郡王陪侍，王▯率领百官祝贺。到了殿上，又传谕让王与▯相见，再次分列班次，行再拜礼称谢。这年冬天，神宗对辅臣说：“明年册立太子，应当让司马光、吕公著担任师保。”神宗病危时，太后又命宦官梁惟简说：“让你的妻子缝制一件黄袍，做成十岁孩子可以穿的大小，秘密带来。”这是为皇上仓促即位预先作的准备。神宗太母之所以属意于皇上，确实是早已决定的，没有丝毫可疑之处。邢恕是个惯于倾覆危害他人的士人，年轻时曾在司马光、吕公著之间交游。蔡确得知师保一事后，想寻找可以结交他们的办法，于是同邢恕深相交结。蔡确任右仆射时，多次升迁邢恕为起居舍人。一天，蔡确派邢恕邀请后族侄子光州团练使公绘、宁州团练使公纪，他们推辞不去。第二天，蔡确又派人把他们请到东府，蔡确说：“应当去拜见邢舍人。”邢恕说：“我家有桃树开白花，可以治愈人主的疾病，这种说法出自《道藏》，希望留下来看看。”他们进入中庭，看到的是开红花的桃树。邢恕惊问：“白花在哪里？”随后拉住二人的手说：“右丞相命我来布置心腹。皇上的病还没有好转，延安郡王年幼，应当早日议定大事；岐王、嘉王都是贤明的王。”公绘等人害怕地说：“你是想给我们家招来祸患。” 他们径直离去。不久，邢恕反过来诬称太后与▯内外勾结，想舍弃延安郡王而拥立他的儿子颢，只是依靠自己以及▯、蔡确，才没有发生变故。蔡确奉命主管山陵事务时，韩缜在帘前详细陈述邢恕等人诬陷太后的经过，蔡确被召回；贤者揭露了邢恕的奸诈，他再次被贬为知随州，蔡确不久也流窜到新州。刘挚任右仆射，邢恕因结党获罪，被贬为永州监酒税。绍圣二年，任命邢恕为待制、知青州。章▯、蔡卞执政后，谋划如何向元祐旧臣发泄怨恨。他们知道邢恕为人险诈，敢于虚妄欺骗，又因刘挚等人曾贬黜自己，正想伺机逞凶，便想替蔡确报被流放荒远之地的仇恨，于是召邢恕任御史中丞。此后，邢恕日夜弹劾刘挚、梁焘、王岩叟等人谋划废立，又伪造司马光送范祖禹赴召时的书信，其中有“主上年少，国家疑惧，训导之事值得忧虑”等话，以此坐实太后属意徐王府的诽谤；又诬称高士充上书，告发王▯曾让高士充去询问他的父亲遵裕，探听太后想拥立谁；遵裕斥责并赶走他，士充于是离去；又教蔡确的儿子蔡渭进呈及甫的书信，其中有“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等话，用来指斥渭、刘挚等人有废黜皇上的谋划。▯、蔡卞制造同文馆狱，命蔡京、安▯穷尽追查。当时宦官郝随日夜在宫中制造事端、诬陷他人，迷惑左右之人；▯、蔡卞互相往来谋议，把文书送到外朝执行，并起草追废太皇太后的诏书，请皇上在灵殿宣读。钦圣献肃皇太后、钦成皇后苦苦劝求皇上，言辞十分悲切，说：“我们二人每天侍奉崇庆宫，天日在上，这种话是从哪里来的？况且皇上如果一定要执行此事，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皇上受到感动而醒悟，取来▯、蔡卞的奏章，拿到烛火旁烧掉。宫中相互庆贺，但郝随等人却不高兴。第二天，▯、蔡卞又据理力请。皇上发怒说：“你们是不想让朕进入英宗神御殿吗！”说着把他们的奏章掷到地上。同文馆之狱又追捕后殿御药官张士良，用刀锯、鼎镬等刑具威胁他，却一无所获。恰逢又出现星变，皇上下诏说：“朕遵循祖宗的遗志，从未诛杀大臣，现在释放他们，不再追究。”邢恕只是因为在进取仕途方面受挫，便极力编造言论，向执政者寻仇来逞快。正好▯、蔡卞掌权，凶恶的品德相互汇合；如果不施行这种不利于他们的谋划，就没有办法激怒人主。废黜、侮辱的祸患，几乎上及君主和亲属，他们竟然毫不顾忌；这样看来，对臣下之家又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追究这些谗言的源头，正是开启祸乱的根本，即使是江充、息夫躬，也没有什么能超过他们的了。皇上尤其善于识别人，能清楚看见是非邪正，以此照临朝廷内外百官，使任何隐情都无法逃遁。正如他说嘉问、居后这些后辈确实不可任用；如果把邢恕留在朝廷，安排周秩进入言路，必然没有安定的道理，这些话都切中奸邪隐蔽之处。御史中丞傅尧俞、谏议大夫梁焘、范祖禹、右正言刘安世、殿中侍御史朱光庭连续上章弹劾蔡确，称他的怨恨诽谤悖逆无道，是人臣所不忍听闻的。考察蔡确与章▯、黄履、邢恕在元丰末年结为死党，自称圣主即位，自己都有定策之功。蔡确所表现出的桀骜、狠毒、刚愎，没有任何畏惧顾忌；如果不尽早辨明事实，消除天下人的疑惑，恐怕年深日久，邪说就会得以流行，离间两宫，损伤慈亲与孝道。于是太皇太后驾临延和殿，宣谕三省、枢密院大臣说：“皇帝是神宗的长子，儿子继承父亲的事业，这是当然的名分。此前神宗服药已经很久，曾因宰执入宫应对，我把皇子所写的佛经拿给他们看。当时众人之中，只有首相王▯因而奏称延安郡王应当立为皇太子，其余人都没有说话。蔡确有什么定策之功！如果以后他再来欺骗上下，难道不是朝廷的祸害吗？”于是责授蔡确为英州别驾，安置于新州，仍给驿马，发遣前往。▯、黄履、邢恕也都获罪。曾任丞相的布亲手记录：三省采用叶祖洽的意见，追贬王▯为昌化军司户参军，并追夺赐第、遗表恩例以及子孙等方面的恩典，按照刘挚等人的诏令办理。再次入对时，还没来得及奏报政事，皇上突然宣谕说：“王▯在先帝患病时持两端，又召遵裕的儿子来商议事情。当时黄履曾经写奏章论列此事，后来在同列大臣的敦促下，才说皇上自己已有儿子。”布说：“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只是多次听章▯、邢恕等人说起大概，不知道黄履的章疏还在不在？”皇上说：“在。”布等人听说宫中并没有这篇章疏，原来黄履曾在绍圣初年抄录进奏。于是三省又命黄履抄录私人稿件，作为证据。

译这一天，又听说蔡渭上书，说文及甫在元祐年间曾写信给邢恕说：“刘挚、傅尧俞、梁焘这些人有伊尹、霍光之类的行迹。”又说：“这些人都不愿意让我的父亲鹰扬。”还说：“他们一定要把我这个微末之身置于称心如意的地位才肯罢休。”邢恕曾把这封信给蔡确看。三省召邢恕来询问是否属实，邢恕于是上缴奏报。诏令蔡京、安▯根究。信中把傅尧俞称为“粉”，把梁焘称为“昆”，大概是用箕子来作比喻。所谓“鹰扬”，指的是他的父亲。文及甫说：“这些人不喜欢我的父亲，所以不敢妄自进取；所谓伊尹、霍光的话，是诋毁攻击之辞。至于‘微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执政者认为其中有指斥之处。”我把这些话问夔，夔说这些人确实有这种心思。我说：有心思就必须有事迹。夔说：没有事迹就没有事情。冲说：这件事可大可小。意思是，如果“微躬”是文及甫自称，那就没有别的含义了。然而元祐年间的人自我分成两党，彼此诋毁攻击竟到了这种地步，真是奇怪。邢恕与蔡确相互勾结，更加令人震惊。梁焘死后，我对子中说：“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再竭力陈奏了。”子中说：“不是这样，你所陈述的其他事情，有益处的不止一件，也不是白白提出的。”子中又说：“入对停留了很久，众人都说，像中丞入对那样。”此前，绍圣初年，蔡确的母亲明氏曾上状称邢恕说：“梁焘曾对怀州致仕人李询说，如果不杀蔡确，徐王府怎么能够安稳方便？”这件事不久并未施行。后来因及甫、唐老的事情，蔡渭对夔说：“唐老的事情有什么值得追究的？为什么不追究梁焘？”夔于是检出明氏的状文进呈。诏令下去追问查办，并追问当初为什么询问邢恕；邢恕说是从尚朱那里得到的，于是召尚朱赴阙。尚朱所陈述的邢恕的话，说是从李询那里得到的；又下诏询问李询的状词，李询说确实听到梁焘说过这话，于是就想要查办梁焘并把他迁徙。自从去年因蔡确说文及甫曾写信给邢恕，说刘挚有伊尹、霍光之心，这是道路上的人都知道的事，于是下诏让邢恕取得及甫的书信。邢恕把此事上报，于是派蔡京、安▯设置审问公事的场所，在别试所拘押及甫审问。及甫说消息来自他的父亲彦博，但始终没有明确证据。蔡京又命及甫列举刘挚一党的人员，在皇上面前呈上，龚源、孙谔等人都被列在其中。至于及甫所说的事情，尚且不能施行。大概是说刘挚等人与陈衍等人相互勾结，怀有废立之意，因此被安置到柳州。诏令宦官张士良与陈衍一同担任御药，掌管宣仁阁中的文字；但他们的说法也没有明确证据。只是说陈衍曾预先知道第二天三省要奏报的事情，写成掌记，作为太母与执政大臣相互酬答的话；太母每次垂帘听政，只是诵读这些内容而已。又说太母病危时，陈衍对二府事务作出可或不可的决定，昼夜之间可以使用御宝，这些都出自陈衍，而没有向皇上禀报。后来这件狱事始终没有判决。及甫被安置在西京，张士良则寄居禁府司。晁待制说之撰写《邢尚书之子居实墓表》中的话说：我曾经说过，赵括年轻时喜欢谈论兵事，而他的父亲赵奢不能驳难他，并不是不能驳难，而是不愿意使他发怒。刘歆在经义上与父亲刘向意见不同，也不是为了这篇文章本身，而是汉朝与新室不能并存。至于▯夫对于尚书公来说，是因为这篇文章而不能驳难他，这是曾参对待曾点的事情，不是孔门弟子元对待曾参的事情。把这种忠诚推及自身，顾念的难道只是古代的大臣吗？唉，古人中没有长寿的，我找到了两个人：王子晋活到十五岁，便懂得圣贤治理国家、判断治乱的根本道理，并且极其明白天人关系和死生的征兆；颜子活到二十九岁，颓然处在简陋的街巷中，却有治理国家的志向，孔子把四代的礼乐告诉他，这就是所谓具备完整的规模而实际很微小。颜子果真是这样的人吗？其次又有两人：扬雄的儿子童乌，九岁时就去世了；如果他活下来，《太玄》一定能够写得更加彰明，不必等待侯芭；魏武帝的儿子仓舒，十三岁时就去世了；如果他活下来，那么汉朝的存亡虽然仍不可知，却一定不至于杀害荀文若这一类人。这样看来，▯夫寿命的长短，所关系到的事情哪里说得尽呢？黄著作庭坚的《荆江亭诗》说：“鲁地的狂士邢尚书，自称挟着太阳登上天街。敦夫如果还活着，一定会刻写这位老人，不让平地生出崎岖。”敦夫名叫居实，早逝，是尚书公的儿子。王宗丞巩在《闻见录》中记载王▯或的事情：武臣王▯或接受邢恕的教唆，下书上奏，诬称宣仁对哲宗怀有异心。邢恕又教唆蔡渭等人上书，议论元祐以及元丰末年的事情；这些书信装满一箧，全是邢恕亲笔写的，其中涂改删削的不止一处。王▯或在哲宗朝论述此事，因此获得阁门职名。他死后，他的儿子直方时常拿出邢恕的书信给亲近的人看。从元丰末年到宣仁升遐，没有不被诬陷的人，其中对王▯的诬陷尤其严重。直方死后，这些书信据说归了晁载之。江端友赞读的书说：靖康元年某月某日，诸王府赞读臣江端友冒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恭敬地看到，宣仁圣烈皇后在元丰末年垂帘听政，保佑哲宗皇帝，起用司马光为宰相，天下人心归附。九年之中，朝廷清明，海内安定，直到今天人们还称颂这段时期。她大公至正的原则、仁爱百姓和万物的心意，可以与仁宗相匹配。至于她竭力实行祖宗旧制，抑制断绝外戚私恩，在那个时候，无论是年高德盛的士人，还是田野中最愚昧的人，都说希望重新看见女性中的尧舜。她的功德如此巍峨，天下的歌颂又是那样广泛；却有一个邢恕编造没有根据的话作为诽谤，使后世产生疑惑，就像日月的光明被浮云遮蔽一样，臣实在痛恨不已。当初，元丰年间，高遵裕在灵武大败，被责罚为散官并安置。不久，神宗去世，哲宗继位。宰臣蔡确认为遵裕是宣仁的族叔，立即建议恢复他的官职，以取悦宣仁的心意，却不知道宣仁并不偏私自己的亲属。宣仁在帘中宣谕说：“遵裕丧失数十万军队，先帝因此受到震惊，忧闷成疾，以至于放弃天下。”

译如今先帝尸骨尚未寒，我难道忍心立刻偏私骨肉而忘记先帝吗？推恩唯独不能施及遵裕。”蔡确的谋划大为受挫。后来蔡确被贬为知安州，作诗讥讽诽谤，因此获罪贬到新州。邢恕是蔡确的心腹，恰好与遵裕的儿子士京在中山同任官职，于是借垂帘听政时没有施恩恢复遵裕官职一事来激怒他。邢恕让士京上书，说王▯曾派遵裕的儿子士充来商议策立之事，遵裕把他斥责赶走。士京庸弱懦怯，又不识字，实际上是邢恕教他写这封书。士充是疏远的小臣，平素并不认识王▯；王▯怎么可能与他商议国家大计，又怎么能随意向宫禁传递言语？况且上书时，王▯、遵裕、士充也都已经死了，还能凭什么考察追问？臣私下听说《元丰八年时政记》就是蔡确编修的，其中记载三月间策立之事非常详细，哪里曾有一句近似疑点的话！邢恕的本心，只是认为如果不显出王▯有异心，就难以把功劳归给蔡确，却不知道侮辱诬陷圣母的罪过更大。邢恕为人，不仅有识之士都认为不可取，他的儿子居实也不赞成父亲的所作所为，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章▯是排斥元祐之人的，在帘前奏事时悖逆傲慢、毫不恭敬；在都堂会议上，又用市井言语讥笑侮辱同列，他哪里是忠厚君子呢！尚且还说要竭力消除徐王觊觎皇位的诽谤；章▯与王▯、蔡确同为执政，接受先帝遗命，假如当时果真存在异心或不同意见，哪里肯再说这种话呢？这样看来，邢恕的诽谤可以说是欺骗上天了。由此，绍圣年间蔡卞独自倡议追废圣母，幸赖哲宗仁厚孝顺，没有听从他的说法。否则，必然使人神都痛恨愤怒，失去天下人心，成为后世的笑柄，到那时后悔还来得及吗？近年以来，天象变异屡次发生，祸乱频繁兴起，水灾旱灾接连不断，夷狄又在内部侮慢侵扰，怎么知道不是祖宗在天之灵对这些事情大发震怒呢？至于高氏一族，含冤抱恨，无法伸张洗雪，也足以感伤天地和气，招来灾祸，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臣私下认为，圣人的德行没有比孝敬祖庙更重要的；帝王的政务，必须首先辨明是非。陛下即位以来，任用贤能俊杰，斥退奸邪，例如追赠司马光等，已经辨明了人臣所受的诽谤，彰明了是非。然而宣仁圣烈皇后是神宗的母亲、陛下的曾祖母，背负诽谤三十多年，公卿大臣从未用一句话提及，难道不令人痛心吗？范纯仁的遗表中说，宣仁所受的诬谤没有得到辨明；如果纯仁还在朝廷，一定能够为她辨白。臣希望陛下命令有关官司，查检案牍，追究这些言语的源头，查明是谁首先发出的，证人和佐证在哪里；这样小人的真实情状就显露出来了。颁发明确的诏书，晓谕朝廷内外，使远近臣民的疑惑议论消除，像春冰遇到太阳一样完全融解，难道不是大快人心吗？然后把这件事告知宣仁和神祖的宗庙，对上可以慰藉在天之灵，对下可以解除人与神的愤怒。从前汉灵帝梦见威宗，因威宗责备宋皇后而发怒；周成王时，皇天显现威严，彰明周公的德行。由此可知，宗庙神灵所带来的祸福变化，实在十分可怕。关于宣仁的诽谤，臣认为只是陛下没有听说罢了。如果听说了却不加辨明，难道是所谓以孝教导天下吗？臣不胜区区恳切之情，请陛下裁断选择。臣端友惶恐，冒死再拜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