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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周显德年间，太祖任殿前都点检，功业日益隆盛，但谦逊下士更加厉害，许多老将和大校都归心于他，连宰相王溥也暗中向他表示忠诚。如今的淮南都园，就是王溥献上的。只有范质忠于周室，起初没有依附任何人。等到世宗去世，北方边境上奏契丹入侵。太祖带兵出征抵抗，走到陈桥时，军队发生叛变。太祖进入城中后，韩通率亲卫在宫阙之下作战，战败而死。太祖登上正阳门眺望城中，发现各军还没有归附，于是脱下铠甲前往政事堂。当时早朝尚未结束，已经听到了变乱的消息。范质下殿抓住王溥的手说：“仓促派遣将领，这是我们这些人的罪过。”他的手指甲掐进王溥手中，几乎掐出血来，王溥默然无语。等到进宫见太祖时，范质说：“先帝把太尉当作儿子抚养，如今尸身还没有冷，怎么能这样做？”太宗性情仁厚，眼泪流满了脸。然而范质知道事情已经无法阻止，便说：“事情已经这样了，不要过于仓促。自古帝王有禅让的礼仪，现在可以实行。太尉既然按照礼仪接受禅让，就应当像侍奉母亲一样侍奉太后，像抚养儿子一样抚养少主，千万不要辜负先帝过去的恩德。”太祖拭泪答应，然后率领百官完成禅让之礼。由此太祖十分敬重范质，仍让他担任宰相多年。直到范质在世时，太后和少主都平安无事。因此太祖、太宗每次谈到贤相，总是把范质列为首位。楚王元佐是太宗的长子，本将被立为继承人，却坚决推辞不肯接受，想立太祖的儿子为继承人，因此最终被废黜。所以当时人们认为他狂妄，实际上他并不是狂妄。景德年间，契丹南下放牧。真宗采用寇莱公的计策，亲自统率六军渡河，刚一交战就杀死了契丹的一名贵将。契丹有求和的意图，朝廷知道后，派供奉官曹利用到军中出使。曹利用在军中见到契丹太后，她正与蕃将韩德让偶然一起坐在骆驼车上；曹利用坐在车下，接受他们供给的食物，共同商议和议之事。曹利用答应每年赠送银绢三十万疋两。曹利用出发时，当面请示应当赠给契丹多少，皇上说：“如果实在不得已，即使一百万也可以。”等他回来时，皇上正在帷宫中进食，尚未召见他，便派内侍询问答应赠送多少。曹利用说：“这是机密之事，应当当面奏报。”皇上又派人询问，他说：“姑且说个大概吧。”曹利用始终不肯明说，只把三根手指放在脸颊旁。内侍进去禀报：“三根手指放在脸颊旁，难道不是三百万吗？”皇上失声说：“太多了！”随即又说：“姑且把事情办成也可以。”帷宫的帷帐很薄，曹利用能够听见这句话。等他入内朝见，皇上急忙询问数目，曹利用多次称罪，说：“臣答应的银绢太多了。”皇上问：“是多少？”他说：“三十万。”皇上不觉大为喜悦。因此曹利用所受的赏赐格外优厚。然而当时朝廷舆论都认为三十万过于优厚，只有宰相毕士安说：“如果不是这样，契丹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和议恐怕不能长久。” 众人还是不认为这话正确。然而从景德年间到现在将近一百年，自古以来汉族与蕃族之间的和好从未有过这样长久的，毕公的话最终被事实证明是对的。契丹接受盟约后回去，寇公常常流露出自我夸耀的神色，即使皇上也以此为得意。王钦若对此深感忧虑。一天，他从容地对皇上说：“这不过是《春秋》所说的城下之盟，诸侯尚且以此为耻，而陛下却把它当作功劳，臣私下不赞同。”真宗脸色忧愁，很不高兴，说：“那该怎么办？”王钦若料想皇上厌恶战争，便故意说：“陛下如果用兵夺取幽、燕，才可以洗刷耻辱。”皇上说：“黄河以北的百姓刚刚免于战争灾祸，我怎么能做这种事？你再想一个次一等的办法。”王钦若说：“只有封禅泰山，才能镇服海内，向夷狄夸示威德。然而自古封禅，必须有上天降下的稀世罕见、无与伦比的祥瑞，之后才能举行。”不久他又说：“天降祥瑞哪里能够预先得到？前代大概也有凭借人力制造的，只要君主深信并尊崇奉行，把它明白昭示天下，就和天降祥瑞没有区别了。”皇上过了很久才答应。不过当时王旦正任宰相，皇上心里顾忌他，说：“王旦不会不同意吧？”王钦若说：“臣可以把圣意告诉王旦，他应当不会不同意。”于是乘机向王旦说明此事，王旦勉强同意了。然而皇上的心意仍未完全决定，没有人适合和他筹划这件事。另一天傍晚，皇上来到秘阁，只有杜镐正在值宿。皇上突然问他：“古人所说的黄河出图、洛水出书，究竟是怎么回事？”杜镐是老儒生，猜不透皇上的意旨，敷衍回答说：“这是圣人借助神异之道来设置教化罢了。”这话正好与皇上的想法相合，皇上由此下定决心。于是召王旦到宫中饮酒，兴致非常高，赐给他一樽酒，说：“这酒极好，回去和妻子儿女一起喝。”王旦回去打开酒樽，里面竟然是珍珠。从此以后，对于天书、封禅等事情，王旦不再提出异议。当时王旦任宰相，才干有过人之处，但到了这件事上却不能据理力争，议论者因此轻视他。大概王旦的为人类似冯道，都是堂堂的宰相之才。冯道不幸生在乱世，在生死关头不能自立；王旦侍奉真宗，言语能够被采纳，谏诤能够被听从，安于权势地位，最终也不能以正道自终，和冯道有什么不同呢？大中祥符末年，每逢举行大礼，总要捧着天书出行，王旦任天书使，常常忧闷不乐。皇帝刚即位时，李沆任宰相，王旦任参知政事。李沆把各地水旱灾害和盗贼之事上奏，王旦认为这些都是小事，不值得烦扰皇上的听闻。李沆说：“君主年轻，应当让他知道四方的艰难；否则血气正旺，如果不留意声色犬马，就会兴起土木、甲兵、祷祠等事情。我年老了，来不及看到这种后果，这将是参政您日后的忧患。”等到王旦亲眼看到王钦若、丁谓等人的所作所为时，想进谏却已经同他们一起做了这些事，想离职而皇上又待他优厚，舍不得离开，于是叹道：“李文靖真是圣人啊。”王旦病重时，想削发出家，死后以僧人装束入殓。他一向与杨大年交好，死后他的几个儿子想照办，杨大年认为不可以，于是制止了他们。他虽然以富贵终其一生，实际上却没有实现自己的志向。真宗刚即位时，李沆任宰相。皇帝一向敬重李沆，曾问治国之道应当先做什么，李沆说：“不要任用轻浮浅薄、刚入仕便喜欢生事的人，这是最应当先做的。”皇帝问这些人是谁。李沆说：“像梅询、曾致尧等人就是。”皇帝深以为然。因此在真宗一生之中，这几个人始终没有得到进用。当时梅询、曾致尧都以才名自负。曾经让曾致尧作为温仲舒的副使前往陕西安抚，曾致尧在閤门上奏章议论温仲舒，说温仲舒不值得同他共事，轻浮锐进的一派人无不称快。然而李沆在中书并不高兴，于是改用别人担任温仲舒的副使，罢免了曾致尧。因此从真宗时期直到仁宗初年，朝廷多能得到稳重厚道的人才，这是李沆的力量所致。

译真宗临朝执政多年，朝廷内外没有忧患，和群臣闲谈时，有人劝他用声色歌舞自我娱乐。王文正公生性俭朴节约，原本没有姬妾侍从。他家中有两个直省官负责管理钱财，皇上派内东门司召来这两个人，责令他们限期替相公买妾，并赐银三千两。两人回去把这件事告诉王公，王公并不高兴，但难以违逆皇上的旨意，于是听任他们办理。大概王公从这时起才开始衰弱，过了几年便去世。起初，沈伦家破败后，他的子孙出卖银器；这些银器都是钱塘钱氏过去赠给中朝将相的东西，如花篮、火筒之类，并非普通人家所有。直省官与沈氏商议，只用银钱买下，详细告诉了王公。王公皱眉说：“我家要这些东西做什么？”后来姬妾已经置办齐全，王公便叫来两人询问：“从前沈氏的那些器物还在不在，能不能找到？”两人道歉说：“先前我们私下用银钱买下了，现在还在。”王公很高兴，使用起来就像本来拥有它们一样。声色对人的改变竟然如此之大！张公安道镇守金陵时，有一个直省官从南方替任回来，把这件事完整地告诉了他。大中祥符末年，王沂公任知制诰，在朝廷中的声望日益加重。一天，他到中书省，见到王文正公。王公问：“你认识吕夷简吗？”王沂公说：“不认识。”退下后便去访察。吕公当时任太常博士、滨州通判，很多人都称赞他的才干。另一天，王沂公又见到王文正公，王公仍像上次一样询问。王沂公说：“您上次提到这个人，我退下后就去访察了。”于是把听到的情况详细告诉王公。王文正公说：“这个人将来会和舍人一起执掌宰相之权。”王沂公说：“您凭什么知道？”王公说：“我也不认识他，只是从他的奏请看出来的。”王沂公问：“他奏请了什么事情？”王公说：“比如免除农具税等几件事。”当时王沂公自负也不浅，听到王公的话并不相信，只是姑且应答说：“好。”后来王公把吕夷简从滨州罢免，提拔为两浙刑狱提点，不久又把他安排到侍从之列。等到丁晋公失败，王沂公推荐吕夷简担任执政，最终和他一同任宰相。王沂公从容地把王文正公当年的话告诉吕夷简，二人都感叹不已，认为这是自己所不能达到的境界。后来张公安道从吕夷简那里得知此事，因此在《许公神道碑》中略略叙述了一二。真宗晚年患了风疾，自己怀疑将不起身，曾枕着宦官周怀政的大腿，与他谋划，想命令太子监国。周怀政是东宫官。他出宫后与寇准商议，于是议定册立太子、废黜刘氏、贬黜丁谓等人，并让杨亿起草诏书。杨亿私下对妻子的弟弟张演说：“几天以后，事情应当会焕然一新。”消息稍有泄露，丁谓夜里乘坐妇人的车子，与曹利用谋划此事，杀死周怀政，贬黜寇准，召杨亿到中书省。杨亿害怕得大小便失禁，脸色全无血色。丁谓一向看重杨亿，并没有加害他的意思，只慢慢说道：“我将要改任官职，烦劳您替我写一篇好的麻制诏书。”杨亿这才稍稍安定。寇准起初谋划此事时，想派使者到四方，宣示自己的意旨，诛杀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让杨亿起草诏书，派他的女婿王曙出使。王曙知道这样做不可行，极力劝止，料想必然会有祸败，便把诏书草稿藏起来，让妻子缝在夹衣里面。等到刘太后去世，朝廷正准备追论寇准过去的功劳，王曙取出那份文书，但文字已经磨灭，几乎无法重新辨认。因此追赠杨亿为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李淑替他撰写诔辞，大意说：“自从天僖末年，政权逐渐进入宫闱，能够协助元老大臣，谋议尊立储君。”大概寇准为人忠诚刚正而且自信，本来没有其他异心；然而假使让他实现志向，必定会有专横跋扈、失去众人拥护的事情，未必不会成为国家的祸患。杨文公晚年居住在阳翟，一向厚待杨玮。杨玮曾推辞参加科举，向他请求路费和粮食后再出发，杨文公命人给他一千钱。杨玮本来向杨文公索求的是足以办理事务的钱，得到这一千钱后，觉得与原本的意思很不相同，但也没有动身。杨文公仔细看了他很久，也没有再说什么。杨玮告辞离去时，杨文公命人把驴牵到台阶下。杨玮不肯骑，杨文公拍着他的背说：“你将来还没有出息时不行，今天却可以。你将来一定会做我的这个官职。”后来又借给他钱一百千。杨玮于是考中，名望和官位大体都与杨文公相等。真宗病重，已经十分危急，不能再处理政事。李迪、丁谓一同任宰相。内臣雷允恭是受宠的近臣。从刘太后以下的人都害怕他。丁谓能够被提拔任用，都是雷允恭出力的结果。雷允恭曾传达皇帝的口谕到中书省，想任命林特为枢密副使，李迪不同意，说：“任命两府大臣，必须当面接受圣旨。”第二天，李迪在皇帝面前争辩，声色俱厉。丁谓理屈，只低头鞠躬而已。丁谓退下后，李迪独自留下，递上奏札。皇帝对此都不能记住，结果两位宰相都因被授予外郡而罢相。雷允恭传达口谕到丁谓家，说中书省缺人，暂时留下丁谓处理事务。丁谓因此进入中书省值班，见到同僚后，召来堂吏向他们说明情况，并索取文书查阅。第二天，他和各位大臣一同上朝奏事，皇帝也没有说话。众人退下后，他独自留下。出来时，经过学士院，问院吏今天是哪位学士值班。院吏回答：“刘学士筠。”丁谓叫刘筠出来，口头传达圣旨，命丁谓恢复宰相职位，可以起草麻制。刘筠说：“任命宰相必须当面得到圣旨，今天一定会有召见，之后才可以起草麻制。”丁谓无可奈何。另一天再次奏事时，他又稍稍停留，退下后经过学士院，又问今天谁值班。院吏回答：“钱学士惟演。”丁谓又把圣旨告诉钱惟演，钱惟演立即照办。丁谓恢复宰相职位后，就逐出李公及其党羽，正直之士因此几乎被排斥一空。他将要起草贬斥李公的制词时，宋宣献正以知制诰身份值班，请问应定什么罪名。丁谓说：“《春秋》所说的‘无将’，汉代法律所说的‘不道’，都是他的罪行。”宋宣献不得已，只好依从。制词写成后，丁谓仍嫌措辞不够切合，多处加以修改。其中写道皇帝在面前争辩时“遭受这场震惊，以至于病势沉重”，这是丁谓所改定的。后来丁谓被贬到朱崖，宋宣献仍掌管诏令，就替他起草制词说：“‘无将’的戒条，在鲁国经书中写得很明白；以‘不道’论罪，也难逃汉代法律的惩罚。”天下人都为此感到痛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丁谓把李公逐到衡州后，派中使带着诏书赐给他，却没有说明这样做的原因。李公听说后想要自杀，他的儿子柬之救下了他，才得以免死。丁谓又借大规模贬逐的机会，把王钦若、丁度等人都贬到远方。当时王沂公任参知政事，对此不平，说：“处罚太重了。”丁谓盯着他看了很久，说：“恐怕居停主人的处境也不能幸免吧。”王沂公惊恐不安，于是暗中谋划除掉丁谓。

译内侍雷允恭曾大力帮助丁谓，丁谓非常感激他。山陵之事发生后，许多宦官都借机请求到外地任职，只有雷允恭被留下，没有派遣出去。他亲自向太后请求，太后始终不答应。雷允恭哭着说：“臣受到先帝的知遇，地位并不在别人之后，却唯独不能在陵墓上效力，冒昧请求治我的罪。”太后说：“我并不是舍不得派遣你，只是你年轻而且受宠，从未任过外官，如今官品已经很高，较低的差遣难以匹配你；如果给你较高的职名，因为你不懂法令条文，擅自有所举动，反而会成为你的祸患。”雷允恭哭着不停请求，于是太后任命他为都监。雷允恭奔驰到陵墓所在地，司天邢中和对他说：现在这座山陵上方百步之处，按风水法则有利于子孙，类似汝州秦王的坟墓。雷允恭说：“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在那里修建？”邢中和说：“恐怕地下有石头或水。”雷允恭说：“先帝只有皇上一个儿子，没有其他儿子；如果果真像秦王坟那样，为什么不用那里？”邢中和说：“山陵之事重大，反复勘察复核，动辄要经过很长时间，恐怕赶不上七月的期限。”邢中和又说：“只要把陵穴移到上面的穴位，我骑马进宫去见太后说明，哪里会有不答应的？”雷允恭一向尊贵蛮横，没有人敢违抗他，于是立即改在上面的穴位开挖。等到雷允恭入宫向太后禀告时，太后说：“这是大事，怎么能这样轻率地处理？”雷允恭说：“如果能使先帝多有子孙，又有什么舍不得的呢？”太后心里并不认为这样做对，说：“你出去和山陵使商议可不可以。”雷允恭见到丁谓，把事情的缘由全部告诉他。丁谓也知道这样做不对，但又不愿意违逆雷允恭，只是连声答应而已。雷允恭没有得到丁谓明确的答复，便入宫奏告太后说：“山陵使也没有不同意见了。”后来上面的陵穴果然有石头，石头下面全是水。王沂公把这件事的全部情况都弄清楚了，认为雷允恭擅自改变陵地，意图不善，想上奏揭发，却一直找不到机会。他对同僚说：“他没有儿子，想让弟弟的儿子过继给自己，明天奏事完毕后，我稍微留下来把这件事奏明。”丁谓并没有对此产生怀疑。太后听说后大惊，立即命令派官员审查弹劾这件事，丁谓却不知道。等他知道后，便在太后面前申诉，过了很久，内侍卷起帘子说：“相公是在和谁说话？皇上起驾已经很久了。”丁谓知道太后的意志不可挽回，便用笏板叩头后退下。丁谓获罪后，山陵最终还是改在下面的穴位修建。大概丁谓被治罪，是因为他想庇护雷允恭，不忍心揭破雷允恭的妄为。然而他的邪恶谋略深远，掌握权位多年，内心不可测；即使王沂公用计倾覆了他，天下公议也不认为王沂公做错了。内臣张怀忠是刘太后宫阁下的亲信，庆历年间任监书库，曾把这件事告诉张安道。章献太后垂帘听政时，有个叫方仲弓的人上书，请求按照武氏的旧例建立刘氏宗庙。章献太后看了他的奏疏，说：“我不做这种辜负祖宗的事。”便把奏疏撕碎，扔到地上。仁宗在旁边，说：“这也是出于忠孝，应当有所表彰。”于是任命方仲弓为开封司录。章献太后去世后，方仲弓被贬为汀州司马。程琳也曾提出过同样的请求，只是人们不知道罢了。仁宗有一天在迩英殿对讲官说：“程琳的心术和行为不忠，他在章献太后临朝时曾请求建立刘氏宗庙，还献上七庙图。”当时王洙任侍读，听到了这番话。仁宗性情宽厚，程琳最终做到宰相，大概是因为仁宗没有长期记恨他。王沂公任宰相时，兼任玉清昭应宫使，玉清昭应宫被焚毁后他才罢任，吕许公主持国政。当时太后临朝，仁宗还年幼，吕许公能够运用智谋使两宫和睦，没有一点嫌隙。吕许公去世后，仁宗正在处理朝政，悲痛哭了很久，回头对左右大臣说：“吕夷简死了，还有谁能办理大事呢！”到举行哀悼时，仁宗哭得极其悲痛，于是把祭奠所用的器皿全部赐给吕许公家。张公安道当时代理太常卿，亲眼看见了这件事。后来奉诏撰写《许公神道碑》，吕许公家想在碑文中写两宫和睦相处的事情，张安道在皇帝面前询问其真假，皇帝不高兴，说：“我不能再记得这件事了。”过了很久才说：“明肃章献太后曾亲口说，她梦见周王佑——真宗的儿子，早年夭折——来告诉她，他将投生到荆王宫中。当时允初刚出生。允初是荆王的小儿子，就是所谓的‘五相公’。太后想把他接入宫中抚养，吕夷简争论阻止，这才作罢。”皇帝所说既然如此，那么许公确实是有功劳的。章献皇后去世后，吕公按照太后的遗命，册立杨太妃为皇太后，并且恢复垂帘听政，士大夫大多不高兴。御史中丞蔡齐准备让百官留在朝班中争论此事，后来才停止。许公叹息说：“蔡中丞不了解我的心，我难道愿意这样做吗！仁宗正年轻，宫禁中的事情没有人主持。”后来盛美人等人肆意蛮横地争宠，谁也拿她们没有办法，许公的用意或许就在这里。然而君主既然已经成年，母后还听政，本来就不是国家的正常制度。即使有时能够整顿宫禁，垂帘听政以后，外戚掌权，又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古今母后临朝听政，像宣仁太后那样专心奉行帝室之事、不为自己谋划的，大概从来没有过。章献太后去世后，有人怀疑章懿太后的丧葬之事。仁宗派李用和打开她的墓葬查看，容貌仍然像活着一样。使者骑马飞驰入宫奏报，仁宗在章献太后的神御前焚香哭泣着说：“从今以后，大娘娘平生的事情都清楚了。”仁宗称刘氏为大娘娘，称杨氏为小娘娘。章懿太后去世时，李淑主持护送安葬，晏殊撰写墓志铭，只说她生了一个女儿，女儿早年去世，没有儿子。仁宗对此十分怨恨。等到亲自处理政事后，宫中拿出墓志铭给宰相们看，说：“先后生育了朕，晏殊作为侍从，怎么会不知道？却说她只生了一个公主，而且公主也没有养大，这是什么意思？”吕文靖说：“晏殊当然有罪，不过宫禁中的事情秘密，臣身为宰相，当时虽然略知一二，却不能知道详情；晏殊没有查清楚，按理说也有可能。然而当章献太后临朝时，如果明确说先后实际上生育了圣上，这件事能安稳吗？”皇帝沉默了很久，命令晏殊出任金陵留守。第二天又认为处罚太远，改任南郡留守。像许公这样保全大臣，真是宰相啊！他有这样的后代，确实应当如此。后来晏殊任宰相，八王病重，皇帝亲自前去探问。八王说：“叔父很久没有见到官家了，不知道如今谁任宰相？”皇帝说：“晏殊。”八王说：“这个人的名字出现在图谶中，为什么还任用他？”皇帝回宫后查阅图谶，发现其中有关于成败的话，又想起墓志铭的事情，想重重贬黜晏殊。宋祁任学士，应当起草白麻制，便出面争论。于是晏殊被降两级官阶，出任颍州知州，制词说：“大肆置办产业来增加财产，多次役使士兵来谋求利益。”用别的罪名来治他的罪。晏殊得以免受更重的责罚，是宋祁出力的结果。

译李文定和吕文靖一同任宰相。李公正直而疏略，吕公机巧而缜密。李公曾经提出某项谋划，吕公察觉那不是李公能够独自想到的，便问别人：“李门下有谁替他出谋划策？”回答说：“李公没有别的宾客，只有他的儿子柬之；他考虑事情超过他的父亲。”吕公于是对李公说：“公子的柬之，才干可以任用，应当授予他职务。”李公谦逊地说不敢当。吕公说：“进用人才是我吕夷简的事情，您不要过问。”随即上奏任命柬之为两浙提刑，李公父子都没有察觉其中的用意，反而都高兴地接受了任命。两位宰相在内心已经不和，李公在皇帝面前请求离职。皇帝惊讶地询问原因。李公奏道：“我年老多病，不能忍受夷简轻慢欺凌。”并把事情的缘由详细奏明。皇帝召吕公来当面质问他。当时燕王权势显赫，曾替某位门生请求官职，两位宰相共同商议答应了。后来吕公恰好请假，李公写了奏书给他，过了很久便忘了实际情况，反而说吕公独自偏袒燕王府。吕公把案牍证据奏给皇帝，李公惭愧害怕，请求待罪，于是被免去职务。后来王沂公长期在外，心里想重新被任用。宋宣献任参知政事，和吕公关系很好，便替王沂公对吕公说：“孝先想恢复宰相职位，您能容纳他吗？”吕公答应了。宋宣献说：“考先的资历在您之上，你们之间的交情也不浅；既然确实答应了，就应当善待他，不应像对待复古那样。”吕公笑着表示同意。宋宣献说：“您已经位居昭文馆大学士，孝先回来后，把他安排在集贤院就可以了。”吕公说：“不必这样，我即使稍微居于他之下，又有什么妨碍！”于是上奏说王曾有意重新入朝，皇帝答应了。吕公又说希望让王曾担任首相，皇帝不同意，只答应让他任亚相。于是皇帝派宋宣献询问王沂公是否同意，王沂公没有选择，只得答应。王沂公到任后，吕公专断决策，办事一点也不退让，两人又不和。王公再次在皇帝面前请求离职，皇帝询问原因，他的回答和李公当初离职时的意思一样。皇帝再三追问，他才说：“夷简处理政事，多半靠收受贿赂办成，我不能把所有事情都记清；王博文从陈州入京任开封知府时，所收受的有三千缗。”皇帝大惊，又召吕公当面责问。吕公请求交给有关官署审理，于是交给御史中丞范讽查办。审查推究后没有发现这件事，王公便请罪并请求离职。原来吕公的族侄昌龄因为没有得到任用而怨恨吕公，当时有人说武臣王博古曾向吕公行贿，昌龄误把王博古说成了王博文；王公没有仔细核实，就把这件事上奏了。皇帝大怒，于是任命王公为郓州知州，吕公也以节钺身份出任许州知州。参知政事宋宣献、蔡文忠也都被罢免。李公、王公虽然因为疏略和短处而离开职位，但天下人直到今天仍称许他们是正直之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章郇公虽然是闽人，但为人厚道稳重。他年轻时，有个善于看相、能看出人贵贱的人，章公的父亲带着兄弟们去让他相面。相者说：“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将来会大贵。”章公走到相者面前后又离开了，不再询问；章公的弟弟却不停地跟着相者。父亲问：“您所说的贵人是谁？”相者说：“刚才离开的人就是。”后来章公以侍郎身份任参知政事，吕许公鄙视他的为人。宋宣献当时任尚书、枢密副使，许公就让他任参知政事，想借此压制章公。章公的亲友都劝他主动辞职，章公不听。过了很久，宋宣献去世，章公才请求避让职位。许公对此深感惭愧，便向仁宗说明，挽留章公，不让他离开。许公去世后，章公于是主持政务。晏元献、杜祁公、范文正、富郑公相继掌权，章公默默无为。然而这几个人相继离去后，章公仍然照常任宰相，最后以年老为由辞去职位退下，大概他也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张公安道曾对我说：“治理国家的关键，很少有人能够知道。老子说：‘道不是用来使百姓明白，而是要使他们愚朴。’本朝自真宗以前，朝廷尊严，天下人的私人议论不能流行，那些好奇求新、喜欢惹事的人，不敢用事情来摇撼朝廷。所以天下士人只知道写诗赋来取得科举功名，不知道其他事情。俗话说：‘水到鱼行。’既然已经授予他们官职，就不必担心他们不懂政事。过去那些著名的宰相，都是用这种办法驾驭下属。王文正公任宰相时，南省考试题目是《当仁不让于师赋》。当时贾边、李迪在科场中都很有名，等到公布名次时，贾边、李迪却都没有被录取。考试官取来他们的文章查看，李迪是因为押韵失误，贾边是因为把‘师’解释为众人，与注疏不同，便特别上奏请求让他们参加御试。王文正公议论说：李迪押韵失误，只是因为审题不够仔细；如果舍弃注疏而提出不同的说法，就不能轻易允许，恐怕从今以后士子放纵不羁，没有可遵循的标准。于是录取李迪，黜退贾边。当时朝廷的议论大多如此。仁宗初年，王沂公、吕许公仍然坚持这种观点。自从设置六科以来，士人中才智出众的，都争相议论国政的长处和短处。两位公卿罢职后，那些锋芒毕露的士人渐渐得以进用，逐渐提出奇特的言论来摇撼朝廷，朝廷往往因此动摇。朝廷政务的深浅虚实，既然可以被人探知，那么喜欢求名、喜欢惹事的人就兴盛起来了。许公虽然重新担任宰相，却不能守住过去的旧规矩，心里虽然不喜欢，也随着风气改变而改变了。起初，范讽、孔道辅、范仲淹三人凭才能成为其中的首要人物。后来许公被罢相，晏元献主持政务，富郑公从西都留守入朝任参知政事，非常痛恨许公，请求多设置谏官，以扩大皇帝听取意见的渠道。皇帝正倾向于采纳他的意见，晏公又大力帮助他，于是任用欧阳修、余靖、蔡襄、孙沔等人一同担任谏官。谏官的势力从此日益横行。富郑公仍然屈身礼待士人来求取声誉，宰相们相继形成这种风气。皇帝把谦虚看作贤德，臣下却把骄傲放诞看作高明，于是私人议论终于压倒了朝廷，朝廷的威势也就轻了。”可是我认为，张公的议论只得到了一面而没有得到另一面，只是看见当今朝廷威势太轻，所以思念过去的威重，却不知道威重的弊端。大臣肆意做违法横暴的事，而下面没有办法撼动他们，这种危害也不小。假使在丁晋公当政时，台谏官的言论一定都被听取，那就会像仁宗中期一样，丁晋公的败局早已形成了！至于许公，如果不是各位大臣一同攻击他的短处，他造成的危害也一定会更大。可见朝廷威势的轻重并不在于这一点。如果确实能让正直的人居于上位，对待万事都没有私心，所作所为又恰当，下面的人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朝廷的威势自然就重了，哪里在于一定要让下面的人不能议论呢？下面的实情不能上达，这也是君主深重的忧患。正确的就听从，不正确的就违背，这难道会损害朝廷的威重吗？西汉初年，专门任用绛侯、灌婴一类有功之臣和列侯，不能说他们不贤明，却使贾谊、董仲舒都老死而未能被任用。事情一偏就会产生祸害，所以说张公只得到一面而没有得到另一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译范文正公忠诚正直，虽然喜欢建立功名，却不结成朋党。早年排斥吕许公，在建立事业方面很勇敢；他的门徒因此受到影响，矫饰激烈，过于刚直，范公自己也不喜欢。范公从越州回朝后，出任西部镇守，担心许公不替他创造条件，就无法取得成功，于是写信责备自己，解除仇怨后离开。后来他以参知政事身份安抚陕西，许公年老后居住在郑州，两人在路上相遇。范文正亲自经历过中书省的事务，知道办事的艰难，只说了一些悔过的话，于是许公欣然同他交谈了一整天。许公问他为什么急着离开朝廷，范文正说想筹划整治西部事务。许公说：“筹划整治西部事务，没有比留在朝廷更方便的。”范文正听后十分惊愕。所以欧阳公撰写《文正神道碑》时，说两位公在晚年欢然相得，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后来的年轻人不了解情况，都责怪欧阳公。我听张公这样说，才相信了这件事。卷下 宝元初年，元昊创制文字和法令，因此自称“吾祖”，并开始听说他傲慢无礼地书写国书，朝廷对此十分愤怒。张邓公担任宰相后，立即商议断绝和约、问罪元昊。当时西部边防松弛、戒备废弛已经很久，人人都不懂军事，有见识的人为此忧虑。吴春卿当时任谏官，上奏说：“夷狄不懂礼义，应暂且不要同他们计较，答应他们所要求的事情；这样他们将没有借口发动事变。然后暗中命令边臣秘密修整战备，使一两年间战守的计划得以建立。这样，元昊即使想要胡作非为，也不能造成严重危害。”奏章送入后，邓公笑道：“人们说吴舍人心神失常，果然如此。”不久和议彻底破裂，元昊入侵，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几年后，元昊力量耗尽而请求和议，朝廷每年增加赠送的财物，并且仍然改称他为“兀卒”，朝廷最终也没有追究。世人于是认为春卿的话是正确的。元昊叛乱后，陕西设置四路，各置帅臣。夏英公竦任总帅，住在长安，不亲临边境，把精兵勇将留在自己麾下，四路军队的战守和调动都由他决定。由于距离边境太远，他既不能及时处理事务；后来四路军队战败失利，惩罚也始终没有追究到总帅。知制诰张公安道任谏官时进言说：“自古以来，元帅没有不亲自面对敌人的；即使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也亲自进入行军作战的队伍。至于将佐战败，元帅一定要承担责任。诸葛亮任大将军时，马谡战败，诸葛亮便被降为右将军，这是古今共同认可的道理。如今夏竦安坐长安，从未面对敌人；各路军队失去法度，却一概不追究。他只有总帅的名义，没有总帅的实际。请根据四路战败的事情加以责罚，并罢免总帅，使四路帅臣各自负责战守计划；有事情涉及其他路的，就依次相互通报，酌情救援，这样处理事务才便利。”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英公被降为知别州，四路各自负责本路事务，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元昊叛乱已久，边军屡屡失败，秦地百姓困苦贫乏；各位将领又以没有功劳为耻，没有人敢提出与戎人议和。虽然夏人每次入侵总能取胜，但他们国家小、百姓贫困，也苦于征发兵丁；掳掠所得的利益抵不上损耗，而每年赐予和互市的利益又都断绝了，一匹绢的价值达到八九千钱，朝廷上下也都厌倦战争了。可是元昊悖逆傲慢已经到了极点，也很难让他归附边塞。张安道任谏官时，请求趁郊祀降下恩泽，允许各路帅臣接受元昊请求改过自新的投降，以安定西部边境的百姓。他的话说得非常好。仁宗看后大为高兴，退朝后召见许公，在政府中谈及此事，许公也高兴地说：“舍人能提出这样的意见，是国家的福气。”这一年，诏书立即颁行。此后边臣才敢接受元昊投降的文书，戎人和汉人都得以休息。仁宗以极其仁厚的态度治理天下，而许公善于审察安危大计，不徇求虚名，不贪图小利，所以正直的言论一经听到就能够采用；即使遭遇元昊叛乱，也没有丧失太平的事业，这是有原因的啊！贾昌朝刚开始任国子监直讲时，孙奭任判监。昌朝曾去拜访孙奭，孙奭没有出来，而让人把《唐书·路随、韦处厚传》给他看，说：“读完后再相见。”见面后，孙奭说：“你知道这其中的意思吗？您将来如果凭借儒术做宰相，正会像这两个人一样。”世人认为孙奭能识人。然而，他们的名声和地位虽然相似，但邪正却还不能相比。如果只论贵贱，这不过是一般相师所能判断的罢了！庆历年间，契丹使者刘六符请求和亲，贾昌朝负责接待陪同，却没有办法拒绝。此前，宗真的弟弟被称为“大弟”的人掌权，在契丹境内横行，曾借使者往来之机互通书信和财物。仁宗让昌朝对刘六符说，想趁这次使者来访答复此事。六符推辞说：“这对太后来说很好，但对我国朝廷不利。”昌朝于是说：“既然这样，如果以太子宗真的儿子来求和亲，皇帝难道能安心吗？”六符无法回答。从此以后，关于和亲的议论便大为平息。元昊尚未归顺，契丹的要求又没有止境，范文正公对此感到忧虑，请求修筑京城以防备夷狄。众人对他的主张感到疑惑，只有吕许公认为不可，说：“即使有契丹的忧患，防备也应当设置在河北，为什么要突然修筑京城来显示我们的软弱呢？假如敌人深入而我们只固守一座城，天下就会动荡了。”于是朝廷商议建立北都，趁机修缮城池、增加防守设施和兵力，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正确的。刘从德的妻子遂国夫人，是王蒙正的女儿。宝元年间，她出入内廷，有人说她得到皇上的宠幸，外面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她因此获罪，被削夺封号，停止入朝拜谒。过了很久，她又得以入宫。张公安道任谏官时，虽然多次上奏论列此事，奏章都被留在宫中，没有下发。富郑公当时任知制诰，诏制下达后又恢复遂国夫人的封号，郑公把制书的词头退还，封号的命令于是搁置。唐代制度中，只有给事中可以封还诏书；中书舍人退还词头，大概是从郑公开始的。安道见吕许公时，还认为这不合旧典，心中不高兴。两位公不相喜欢，大多都是这类事情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