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下

译庆历年间，强盗张海横行数路，将要经过高邮。知军晁仲约估计无法抵挡，便告诉军中的富民拿出金帛，买牛买酒，让人迎接慰劳张海，并且送给他丰厚的财物。张海高兴地直接离去，没有施加暴行。事情传到朝廷，朝廷大为震怒。当时范文正公在政府任职，富郑公在枢府任职。郑公主张杀掉晁仲约以严明法令，范公则想宽赦他，两人在皇帝面前争论。富公说：“盗贼公开横行，守臣不能作战，也不能守城，反而让百姓凑钱送给盗贼，这是按法律应当处死的。若不杀他，郡县以后就再没有肯守城的人了。我听说高邮百姓痛恨他，想吃他的肉，不能释放他。”范公说：“郡县的兵器装备足以作战和防守，遇到盗贼却不抵御，反而贿赂他们，这是法律所应诛杀的。如今高邮没有兵力和武器，虽然按道义说，仲约应当尽力作战防守，但事情有可以宽恕之处，杀了他恐怕不合立法本意。百姓的心情是，能够凑出财物而免遭杀戮抢掠，按理一定会感到高兴；所谓想吃他的肉，是传话的人夸大了。”仁宗释然，听从了范公的意见，仲约因此免于一死。不久，富公愤怒地说：“如今最大的忧患是法律得不到执行，正想整顿法令，却被多方阻挠，靠什么整肃众人？”范公私下告诉他说：“自祖宗以来，从来没有轻易杀害臣下，这是盛大的德政，为什么要轻易破坏它呢？” “况且我和您如今都在这里，同僚之间有几个人和我们同心？即使皇上的心意也还没有确定，却轻易引导君主诛杀臣下；将来一旦杀戮成了习惯，即使我们这些人也不敢保证自身安全了。”富公始终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后来两人的处境都感到不安，范公出任陕西按察使，富公出任河北按察使；范公于是自己请求镇守边境。富公从河北回来，到了国都城门，却不许入城。他猜不透朝廷的意图，整夜徘徊不能入睡，绕着床叹息说：“范六丈真是圣人啊！” 京城举人张彦泽侍奉温成皇后的母亲，私自制作告身，事情败露后，由陈升之审讯。案件牵连到温成皇后的母亲以及公卿之家，升之不敢彻底追究。案件已经审理完毕，朝臣杜枢请求重新记录审问，朝廷驳回了他的请求。皇帝特地下旨不再录问，杀了彦泽，舆论认为这是冤屈。不久，张尧佐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御史中丞包拯说这一任命不当，事情没有决定，便让百官留下来列班争论。杜枢也在班列中，出班问道：“枢密院想听听中丞说了什么事情，然后才敢让百官留下吗？”有人把实际情况告诉了他。杜枢说：“凭这件事让枢密院留下，可以。”人们更加赞赏他。宋公序先前也参与过张彦泽的案件，痛恨杜枢的奏议，说小臣不应越过职权妄加议论，于是被降职为监江宁酒税，不久便死了。有见识的人为他感到悲哀。宋公序任参知政事时，仁宗很宠信他。许公主持国政，憎恨公序，暗中想要扳倒他，却找不到要领。范希文在延安时，擅自烧毁元昊的国书，又以私人书信答复元昊。事情传到朝廷，诸公商议此事，许公错误地认为这是绝对不可容忍的事，公序相信了他，急忙在皇帝面前请求斩杀范公。许公又慢慢为范公解救。公序仓促之间失措，接连因其他事情被罢免离职。范氏直到今天还记恨他。富郑公、韩魏公同在中书，郑公的母亲已经年老。有一天谈到旧例，说宰相中有人在服丧期间被起复，出来处理政事。魏公说：“这不是朝廷的盛事。”后来郑公为母亲服丧，朝廷多次起复他。他上章三次辞谢，并在贴黄中说：“我在中书任职时，曾经同韩琦谈过此事，明确认为不应当起复。”魏公说：“我只是据实说话，没料到你竟把它当作怨言。”从此两人渐渐产生了隔阂。英宗皇帝是濮王的第十三个儿子，所以原濮王宫称他为“十三使”；他的母亲是仙游县君任氏。有人说，他小时候父亲和兄长并不把他算作子弟中的一员。仁宗晚年没有儿子，派内夫人到濮宫挑选诸子，想把他们养在禁中。英宗起初没有被选中，挑选的人没有一个合适。天色已晚，内夫人将要登车时，英宗匍匐在屏风之间，被她看见。内夫人惊讶地说：“只有这个孩子可以。”众人都笑了，只有内夫人认为他非同寻常，把他抱上车，于是养在慈圣殿中。当时宣仁皇后是慈圣的外甥女，也由慈圣抚养。英宗稍稍长大后，准备让他入宫侍奉。仁宗说：“这是皇后的近亲，应该区别对待；十三使长大后，可以把皇后的女儿嫁给他。”慈圣听从了，后来终于成婚。英宗在藩邸时，恭敬节俭、喜好学习，以礼对待师友，很有声誉。嘉祐末年，仁宗身体不适，大臣商议从宗室中选立儿子。仁宗勉强听从众议，立他为皇子。然而身边的近臣和亲信中有很多人不高兴。英宗忧惧不安，推辞躲避了很久。等到仁宗去世，英宗即位，因为忧惧而患上心病。大臣商议请求慈圣太后垂帘听政。英宗病情严重时，常说出不恭敬的话，太后对此很不高兴。有些大臣当初没有参与立皇子的事情，暗中提出废立皇帝的计划；只有宰相韩琦坚定不变，参知政事欧阳修也极力支持他的主张。有一次在帘前奏事，慈圣抽泣流泪，详细说出英宗不恭敬的情状。韩琦说：“这是疾病造成的。病好了，一定不会这样。儿子生病，做母亲的难道不能容忍他吗？”慈圣心中不高兴，说：“皇亲们都笑话太后想在旧涡里寻找兔子。”听到这话的人都惊恐不安，纷纷退后几步站着，只有韩琦不动，说：“太后不要胡思乱想。”过了一会儿，欧阳修才上前说：“太后侍奉仁宗几十年，仁厚圣明的德行显著于天下。妇人的性情，很少有不嫉妒猜忌的；温成的宠爱，太后都能宽裕地容纳，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如今在母子之间，反而不能忍受了吗？”太后说：“能让各位知道这些，就很好了。”欧阳修说：“这件事哪里只是我们知道，朝廷内外没有不知道的。”太后的神色稍稍缓和，欧阳修又上前说：“仁宗在位时间很长，恩德深入人心，人人信服，所以他一旦去世，天下都秉承遗诏，奉戴嗣君，没有一个人敢提出异议。如今太后只是一个妇人，我们也不过是五六个书生，举足之间就想制造事变；如果不是仁宗的遗意，天下谁肯听从？”太后沉默了很久，事情才结束。几天后，太后单独召见英宗，英宗说：“太后待我没有恩德。” 欧阳修说：“自古以来，圣明的帝王并不少，然而唯独称颂舜是大孝，难道其他人全都不孝吗？父母慈爱而子女孝顺，这是寻常的事，不值得特别称道；只有父母不慈爱而子女仍不失孝道，才值得称颂。如今只是陛下侍奉太后还没有做到极致罢了，父母哪里会有不慈爱的呢？”英宗大悟，从此不再谈论太后的短处。熙宁年间，欧阳公退居颍上，苏辙前去拜见他，闲谈时说到这件事，欧阳公说：“古人所说的社稷之臣，韩公接近这种人。过去皇上在颍邸时，正当人心怀疑有二心，韩公招来记室王陶，让他暗中劝导英宗竭尽全力侍奉慈圣。王陶采用了这个意见，按照侍奉家中尊长的礼节行事，亲自侍奉慈圣的几筵，进献饮食。慈圣因此对英宗归心，大计才得以确定。”

译至和三年，仁宗开始身体不适，皇嗣还没有确定。宰相文、富、韩三公正在商议应当立谁，参知政事王公尧臣的弟弟王正臣曾任宗室说书官，知道十三使贤能，便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诸公原来也知道十三使，于是议定此事，起草奏章，正要上奏，仁宗的病却好转了，于是停止上奏，尧臣私下把奏本收藏起来。两年后，韩公主持国政，群臣接连请求选立宗室子弟，于是决定立十三使为皇子。仁宗去世后，皇子即位；朝廷奖赏定策之功，以韩公为首。到元丰末年，尧臣的儿子同老上书，把原来的奏本缴进朝廷。当时诸公中只有文公、富公还在，都退居洛阳养老。适逢文公入朝协助郊祀，神宗询问他此事，文公详细奏明原委，神宗很高兴。因此当时的诸公，按例都受到奖赏。但韩氏诸子不愿分割这份功劳，不停地加以辨解；文公被罢去平章重事的职务，也是因此造成的。然而，英宗的声誉传布于诸公，起初是由于尧臣；而英宗成为皇子、继承皇位，则韩公的力量不可抹杀。韩魏公任用郭逵签书枢密院事，众人多不服气。魏公对人说：“并不是不知道郭逵声望轻、资历浅，而是英宗想把李端愿安置在西府，常说西府应当任用一个武人。我知道端愿为人倾险邪僻，所以用郭逵来代替他。”有人说：“不是这样。英宗想任用张安道，知道他不依附自己，便故意说西府很久没有任用武臣了，应当恢复旧例。皇上追问这个人选，他无法回答，于是才任用了郭逵。” 治平年间，韩魏公建议在陕西刺选义勇。每三名成年男子抽取一人，每人发给购买弓箭的钱二贯文省，总共得到二十多万人；深山穷谷中也没有能够逃脱的人。民情惊扰不安，而军队的纪律又松弛粗疏，最终不能使用，白白耗费了数目不可计算的官钱，却没有人敢说它不对。司马君实时任谏官，极力陈说此事不便，拿着札子来到中书堂。魏公说：“用兵贵在先造声势、后讲实际。如今谅祚的势力正强悍，如果让他听说陕西突然增加二十万兵力，难道不会震惊畏惧吗？”君实说：“军队使用先造声势，是因为实际上没有兵力，只能在一天之内欺骗敌人；稍微拖延，敌人就会知道实情，声势便不能再用了。如今我们虽然增加二十万兵，但实际上不能使用，不过十天，西人就会知道全部详情，不会再害怕了。”魏公无法回答，又说：“您只是看到庆历年间陕西乡兵起初只在手背上刺字，后来全都刺在脸上，充作正规军，所以担心今天又会这样。如今已经下发诏令榜文同百姓约定，永远不把他们充作军队、派往边境。”君实说：“朝廷屡次失信，民间都担心这件事，不敢把诏令榜文当作可信；即使是我，也免不了怀疑。”魏公说：“我在这里，您不用担心这句话不能兑现。” 君实说：“我终究不敢相信，只怕相公自己也不能保证这件事。”魏公发怒说：“您为什么这样轻视我？”君实说：“相公长久坐在这里当然可以这样说；万一您离职退居藩镇，换了别人来这里，凭借相公已经办成的这些兵，一转眼就可以派他们运粮、戍守边境了。”魏公沉默了，最终也没有因此停止此事。后来不到十年，义勇运粮戍守边境成了惯例，完全如君实所说。等到君实做宰相时，商议改革役法，事情有许多不便；我的兄长子瞻参与此事，持论十分强硬，君实不能忍受。子瞻慢慢说：“过去我亲眼见到相公说，您曾经同韩魏公谈义勇时，没有一句话是迁就他的；今天您做了宰相，却不能容忍我说一句话，难道忘了从前的事情吗？”君实虽然停止争论，实际上却不高兴。不久，子瞻最终被罢去役局的职务。台官蒋之奇用浮泛的言语弹劾欧阳公，英宗不听，蒋之奇于是跪伏在地不起身。皇上回头问左右近臣，他为什么这么久不起身。蒋之奇仰头说：“这就是所谓的伏蒲。”皇帝第二天把这件事告诉大臣，京城里传开后都把它当作笑话。元祐年间，蔡确因弟弟蔡硕的事情获罪，被贬为安州知州，写了《甑山公》等诗，言辞中有所讥刺指责。谏官把这件事说了出来，朝廷没有立即决定。我的兄长子瞻当时正要出任杭州知州，秘密上奏说：“如果把蔡确置之不问，那么对于皇帝以孝治天下来说就不够；如果不稍微加以宽免，那么对于太皇太后的宽政来说也有所损害。我私下认为，皇帝应当下诏彻底追究，太皇太后特意加以宽赦；蔡确如果稍知义理，就应当咬断舌头自杀。”太皇太后深以为然。兄长已经出城，太皇太后当时还多次派中使赐给他茶、药等物。然而文臣仍坚持不放过蔡确，蔡确最终被迁往南方的新州，当时议论此事的人都认为用法过于严酷。不过，蔡确过去从小臣被提拔任用，每次升迁都是因为审理狱讼而受到奖赏，众人认为这是善恶报应，不可抹杀。孙和甫当时在枢院，我偶然见到他，问起新州的事情，便把听到的情况告诉了他。和甫说：“我确实在西府亲眼见过神宗晚年，因为事情没有成功而面对朝廷长叹息，想召司马君实来任用。当时王禹玉、蔡持正都在宰相职位上，两人相互看着，脸色都变了。禹玉不知道如何应对，持正暗中商议，想在西部边境深入敌境，掠取敌人的巢穴，认为这个计划如果实行，就一定不会再召君实；即使召他，他也不会来。” 从此以后，西边的军队出兵讨伐，夷人和汉人都遭受祸害，死者无法计数；新州的命运，也就是由此招致的报应。大概自从西边用兵以来，神宗常常坚持浅攻的主张，即使有胜有负，也还不至于造成大规模杀伤。至于西边的将帅，熟悉军事，都没有谁肯主张深入敌境。如果不是禹玉、持正没有担任过地方官、不熟悉边境事务，也没有人敢提出这个主张。新州的祸乱，实际上就是由此造成的。

译曹玮镇守秦州时，秦州以西设立了文盈关。关隘所在之处，是最为重要的险要；关隘左右都是蕃人的习俗地区。曹玮用恩德和信用来结交他们，他们全都愿意为他效力，所以秦州每年出兵，只是为了守卫文盈关而已。秦州所防守的地方既少，那么州兵即使不多，也足够使用，粮草还可以自给。从那以后，统帅和官员都沿袭旧规，没有改变，也没有增加。文盈以西九十里，称作张小哥族，又叫张遵。过去与邻近部族有仇怨，而本部落的兵马衰弱，常常请求把土地纳入秦州管辖，前后几任统帅都以难以守卫为由不答应。等到范翔担任陕漕、代理知秦州时，便答应了他们，发兵在那里筑城，建在古渭州。城池建成后，知州刘渔和秦州的商人以及居民二千余家都住在城中，范翔也亲自到了那里，设宴犒劳这个部族。蕃人相约出兵截杀刘渔、范翔等人，范翔等人隐约知道了他们的密谋，犒劳他们的那天，傍晚便返回文盈。第二天蕃兵发动袭击，找不到范翔，便在途中筑城，截杀商人和修城的士兵、百姓，共五六十人。道路被隔断，贼兵盘踞在中间，粮道断绝，城中没有食物。朝廷派张昪知秦州，刘涣、郭恩率兵苦战，攻破了中途的贼城。朝廷仍然不能放弃古渭，于是只是停止把它设为州，设置寨主、监酒二人，每一季轮换一名将领带兵防守，并让张氏世代承袭蕃巡检之职。然而从文盈到古渭有九十里，其间只有一条通路，路旁就是边界壕沟。秦州每年拨付、转运省税来供应古渭；秦州一旦缺粮，就用高价买粮，从此秦州开始困窘了。张氏既然与蕃族不和，仇视秦州的军队每天向秦州驻扎，秦州本应当与张氏共同承担患难；这对张氏有利，而秦州实际上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近来几年担心古渭孤立危急，于是命郭迳修筑治理平等寨，以打通秦州和古渭，招抚蕃族，把他们献出的寨中土地设置为弓箭手屯驻地。古渭孤立隔绝的祸患于是消除了，但蕃族被招抚殆尽后，所招来的弓箭手却都是游荡无业之人，对事情没有益处。秦州亲自与李氏相邻，驻屯的军队更加分散，粮草更加减少，与曹玮的旧制度完全不同。有一位王安石郎中，是秦州白石人，他的说法就是这样。我后来见到李师中待制，向他询问此事，他的意见与王安石相同。李师中在秦州时，曾请求把蕃部土地上所筑的堡寨交给蕃族守卫，却在曹玮旧日修筑的寨堡中分驻重兵，用来控制蕃部。李师中说：如今寨栅既多，驻军分散而势力薄弱，反而受到蕃部控制；如果只把土地和寨堡交给蕃部，却让边境以内的寨栅兵力保持完整强盛，那么蕃部就会畏惧威势而为我所用，其中的利弊非常明显。但这件事还没来得及实行，李师中就被贬离任了。王安石又说：秦州曹玮旧城非常小，自从韩魏公、文潞公担任统帅，各自增筑一面城墙，如今城池比旧日扩大了一倍，但遇到紧急情况却难以守卫。李允则镇守雄州，以有智谋著称，世人中有很多能讲述他事迹的人。我在北都任职时，父老对我说：李允则从雄州入朝奏事，经过魏州。魏州的守臣是寇莱公，他对允则说：‘听说你在雄州，宴会特别盛大，能不能替老夫办一个小宴会？’允则说：‘我正要入朝奏事，不敢停留，回来时再听从您的吩咐。’等他回来，莱公设宴款待他，帷帐、器皿、饮食、歌妓乐队，各种物品都极其华美奢侈，意在压过他。宴会结束后，莱公对允则说：‘你答应替我办宴会，明天可以吗？’允则连声答应。寇公回头对左右说：‘歌妓乐队照今天这样，不要设置百戏；帷帐、床榻留下，借给他使用。’允则说：‘歌妓乐队、百戏都照今天这样，其他东西只要大致准备齐全就可以。’第二天一看，他的帷帐全是蜀锦绣制的，床榻全是吴、越的漆器制作的，其他物品也都相称，寇公已经惊愕不已。等百戏艺人进来，允则说：‘恐怕外面还有杂伎。’便派人把他们召来。原来是京师的精巧艺人，来到的有一百几十人。寇公看了大吃一惊，派人暗中察看，才知道床榻都已拆卸，裹在毡毯中快马运来，杂伎艺人还换上商人的服装混进来。第二天，寇公把允则推荐给朝廷，极力称赞他的才能。雄州的属官责怪他，说：‘莱公最爱争强好胜，你为什么要用这种办法胜过他呢？’ 允则说：‘我不是为了夸耀，而是向他展示行军出没的巧妙罢了。’我后来在齐州任职，允则的孙子昭敍担任兵马都监，我试着向他询问这件遗事。昭敍说：‘雄州的间谍常常报告，契丹内部的重要官员有时派人到京师制作茶笼和燎炉。允则也派人按两倍的价钱给他们制作，精细巧妙得没有丝毫差别，而且提前送到，随后带到榷场，让许多茶酒卒夸耀它的精巧，使蕃商到处观看。这样过了三四天，等知道蕃官制作的器物已经超过了他，才把自己的器物收起来，不再拿出来。契丹内部相互传说，说允则贿赂了那名蕃官，恐怕会发生奸诈变故；蕃官无法为自己辩白，于是被杀了。’ 庆历年间，閤门使张亢知高阳关，契丹正派遣使者前来索取各种东西，边境一带都很惊慌。张亢每次派遣间谍，都重重赏赐金帛，从不吝惜。有一天，他在偏僻处坐着，一名弟子行首进来，说：‘希望屏退旁人，我有事禀告。’张亢慢慢地骂了他很久。那人说：‘我所禀告的是机密之事。’仍不肯离去。张亢于是屏退旁人，问道：‘閤使把钱看得像粪土，为什么？’张亢说：‘与你有什么关系？’那人说：‘閤使所赏赐的人不是合适的人，像我这样的人才值得赏赐。’张亢又骂了他很久。那人说：‘我不是在和閤使开玩笑。我有一个外甥女，我从小教她歌舞，她非常美丽，被契丹骑兵掳走了。如今幸得契丹主宠爱，日夜住在帐中，将相都侍奉她。现在她派人来买东西，閤使若善于和她结交，契丹内部的真实情况就会了如指掌。’张亢问：‘她要买什么东西？’那人说：‘某位大王要娶女婿，需要紫竹鞭，閤使所用的那根就可以给她。其余要买的东西不止这一件。’张亢全都答应了。从此以后，契丹内部的动静必定有人报告。那时边城经常有警报，每次悬挂警戒塔灯，费用都非常大，只有高阳关没有这种情况。

译富公知青州时，年成丰收，而河朔地区发生大饥荒，百姓向东流亡。富公认为，过去救济饥民，大多把他们集中到州县；人一多，仓廪无法供应，只能分发粥饭，欺骗和弊端百出，因此很多人饿死，尸体散发的气味弥漫，疫病也随之发生，居住当地的人也因此患病死亡。当时正值春季，田野里有青莱，富公在交通要道张贴告示，命令饥民分散进入村落，使富户不能独占陂泽的利益，并按等级出米来供给他们。百姓敬重富公的命令，粮米大量积聚，于是分别派遣闲居的官员主持这件事。又询问是否有精干的官吏，招募百姓中曾经做过吏胥、走隶的人，给他们双倍的食物，让他们负责文书、给纳、守御等事务。借用百姓的仓库来储粮，选择地点设置粮场，挖沟作为界限。与流民约定每三天发放一次，粮食出入的详细手续，完全按照官府的办法办理。吏胥所在之处，手写的书信和酒肉的馈赠每天不断送来，人人都欢喜拥戴富公，为他尽力。等到麦子成熟，便给每人发放路粮，遣送他们回去，饿死的人很少，把他们合葬在丛冢中。其中有些强壮、能够充任禁卒的人，招募到数千人，在他们身上刺下“指挥”二字，上奏请求把他们拨充各军。当时朝廷中有人与富公不和，压下这件事不予上报，众人都替富公担忧。富公接连上奏章恳切请求，并且等待治罪，于是才得到答复。从此以后，天下各地安置流民，大多以青州的做法为准。侬智高从邕州战败后逃奔南诏，西南夷人听说此事，扬言侬智高将借南诏的军队进入蜀地。当时知成都程戡正好被罢免离任，转运使高良夫代理知成都，得到报告后非常恐慌，发檄文通知所属各郡，劝百姓迁入城郭，并命令各县增加弓手。蜀人很久没有见过战争，十分恐惧，纷纷骚动，等待动乱。文潞公担任长安统帅，知道两蜀没有武备，便用车辆把关中的武器铠甲运入蜀地，蜀人更加恐惧。朝廷派张安道出任成都统帅，他在途中看见所运输的关中武器铠甲，便命令运到哪里就在哪里交纳，并且停止增加弓手。蜀人听说后全都安定下来，回到田地。富公慢慢询问侦察得来的侬智高将要入蜀的消息，原来是雅州一名蕃牙郎、号称任判官的人制造的。于是把他召到成都，责问他竟敢用虚假声势动摇两蜀的情形，准备将他斩首示众。任判官震恐认罪，请求把全家几十口关在雅州狱中，自己亲自进入蕃地，彻底追问侬智高的真实去向；如果一个月还不能回来，就请把全家都杀掉。富公过了很久才答应。任判官如期回来，得到一封小云南的书信，说侬智高到了南诏，又图谋作乱，被南诏杀死；富公于是释放任判官，并上奏报告了这件事。当初邕州获胜时，朝廷不知道侬智高已经逃亡，所以没有完全奖赏战功；到这时，才下令追加奖赏将领和官吏。参知政事钱若水年轻时在嵩山佛寺读书，有一个童子每天来骚扰他，禁止也没有用。童子的师父说：‘这是农家子弟。这座寺院是他家建的。昨天他父亲担任衙校，家破人亡，几乎死尽，临死时把这个孩子托付给我。我怜悯他年幼，不忍心禁止他。’钱若水说：‘既然如此，试着把经书教给他。’没过几天，他就把寺中所有经书几乎都背诵完了，随后离去，不知道去了哪里。钱若水显贵以后，负责宗室的葬事，抬轿的人有若干名，将要住宿时，常常少了其中一人；出发时，那个人又会回来。钱若水觉得奇怪，查验之后，发现正是从前的那个童子。钱若水说：‘原来你在这里！你究竟是什么人？’童子回答：‘世上像我这样的人很多，只是您不知道罢了。暂且别管我，我吃完东西还会再出现。’把他放在那里后，他便跑进人群中，再也认不出来了。庆历年间，西羌正盛，天下动荡不安，仁宗为此忧虑。余杭人徐复，是一位高人，广泛通晓数术。皇帝下诏召见他，亲自临朝询问。徐复说：‘如今的气运，类似唐德宗居于奉天的时候。’皇帝惊问：‘怎么会严重到这种地步？’徐复说：‘虽然如此，但君主的德行不同，陛下不必深深忧虑。’皇帝问其中的原因。徐复说：‘德宗性情猜忌刻薄，喜好功名利禄，想用军队使天下屈服，他的德行与凶险的气运相遇，所以奔逃而失去国都，仅仅得以免于灭亡。陛下恭谨节俭、仁慈宽恕，不难委屈自己、容纳他人；西羌的变乱起于元昊，陛下不得已才应对，虽然战争接连不断，但神灵和人们都知道这不是陛下的本意。虽然时运与德宗相同，但德行与他不同，气运即使凶险，也不能造成什么后果，很快就会平定。’皇帝称赞说好，想授予他官职；徐复不愿接受，于是赐给他处士的称号，让他回去。徐复年轻时学习六壬，听说州里有一名和尚善于起课。有一个州里的衙校偶然向他询问，和尚说：‘大凶，按术数推断应当死在市上。’衙校说：‘我幸好没有别的事情，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和尚说：‘你回到家，夜漏将要上时，有一位异姓亲属来敲门；还没有坐稳，外面有两匹马互相踢打，不能分开。拿火去照看，发现其中一匹是母马，已经流产，马驹有三只脚。’ 如果出现这些情况，你一定会死；如果不出现，也就不会死。’那人回家等候，事情全都如和尚所说，非常惊惧。第二天早晨起来，他询问和尚如何才能避开灾祸。和尚说：‘我没有禳除灾祸的方法，只有远行可以稍稍化解。’他听从和尚的话，请求回乡务农，州将怜悯他，答应了。于是他准备远行，登上船后，恰好有事，必须暂时回家一趟；将要上岸时，遇到一个人，那人把他推入水中淹死。州里知道事情的原委后，认为他很可怜，审理此案，得以减轻罪名。徐复于是跟随和尚学习这种术数。和尚说：‘我的术数和你的术数没有不同，但推断它的方法是不能传授的。’徐复说：‘姑且告诉我那一课的日期和时辰，我自己推断。’和尚说：‘即使穷尽你的思虑所能达到的地方，对于你达不到的地方，我也没有办法。’徐复连续推算了好几天，把和尚所看出的情况全都推算出来，却没有看出马驹流产后有三只脚。和尚说：‘你的智慧只能到这里，不能勉强。’始终不再告诉他。

译乖崖公张咏的家在濮州，年轻时崇尚气节，喜欢喝酒。他每次游历京师，都寄居在封丘的旅店里。有一个道人与他住在相邻的房间，起初彼此并不认识，却意气相投，每天一起饮酒。临将离开时，两人又大喝一场直到醉倒。张公说：‘我和您在这里偶然相交，却不知道您是什么人，以后凭什么相识呢？’客人说：‘我是隐士，要姓名有什么用？’张公坚持追问。客人说：‘我就是神和子。以后在成都会见到您。’到了甲午年，成都发生动乱，张公担任成都守，这才对他的话感到奇异。他向西行时常常根据相貌特征寻找此人，然而当时进入蜀地，始终没有见到。后来修建天庆观，张公用家财建造了一座阁楼，题名为望仙阁，每逢有空便出去游览，到了门外就让骑从退下，步行登阁，整日安坐，希望能够遇见那名道人。这样过了两年，接替他的官员将要到任，他又登了一次望仙阁，准备就此断绝希望。天黑时，他从东廊下出来，发现一条小路，走进去，找到一个小院。堂屋四壁有许多古人的画像，他扫去尘土察看，其中有一名道人，依稀就是旅店中见到的那个人，题名为神和子。张公惆怅若有所失，原来当年所见的正是此人。考察神和子，他姓屈突，名无为，字无不为，是五代时人；他所著的书也以《神和子》为名。张安道知成都时，每天都带着一名医官随行。重阳节，请医官一起出去观看药市；五更时，市集刚刚聚合，天下起雨来，于是进入玉局观避雨。到了殿上，看见一名道人面对台阶坐着。医官上前与他交谈，互相问候完毕。道人说：‘张端明进入蜀地，至今已经是第二次了。’医官说：‘他明明只是第一次到蜀地。’道人说：‘你不知道。人的元气总量为十六两，逐渐衰老便逐渐耗损；张公耗损的元气已经超过一半了。我和他从前就相互友好，如今见到你，并不是偶然。’他解开衣襟，取出两粒药丸，说：‘一粒可以补一两元气。’医官说：‘张公虽然喜好道术，但性情谨慎稳重，恐怕不会相信。’道人说：‘所以给你两粒，正是为了这个。取一粒，和一两水银一起放进铫中，用杯子盖住，烧很久，里面会有札札的声响；揭开杯子，把松脂末投入其中，应当会出现异象。投三次，药就炼成了；按这种方法炼制的，才不是平常的药。’医官径直回去禀告张公，依照他的话试验，果然如此。每次投入松脂，火焰便在先前坐过的那座小亭处升起。投入三次后，火焰像金子一样。他把药倾出来，竟然变成了紫金。于是服下其中一粒，并让医官遍游成都，希望再次遇到那名道人。后来在孔明庙前见到了道人，又得到一粒药，但服下后也没有其他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