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荒活民书卷上

译】，八是减省丧礼，九是收藏乐器不奏乐【蕃读为藩，是说收藏乐器而不演奏】，十是多办婚事，十一是寻访被废弃的神祀而重新修祭，十二是清除盗贼。

董煟说：「《周礼》中救荒的办法，把散发财物救济、减轻赋税征收放在首位。如今的郡县，专门催办财赋征收，却讳言灾害损伤。州县的官员中，有压制百姓申诉灾情的；负责勘查的官员中，有不敢如实上报灾情比例的。这并非他们不懂得古人救活百姓的用意，只是迫于上级各部门的征收催逼，没有闲暇顾及考虑罢了。然而心中真正以百姓和社稷为念的人，怎能忍心毫无对策地坐视不理呢！」

遇到大灾荒、大瘟疫，就命令各诸侯国迁移百姓、调剂财物、开放山泽禁令、减免劳役、减轻赋税、放宽刑罚。董煟说：「谨按注释说：大荒，是指严重的灾年；大札，是指严重的瘟疫。迁移百姓，是躲避灾害到物价便宜的地方去。其中有坚守职责不能迁移的官员，就把粮食运送给他们。」谷梁传中记载周王迁移百姓、运送粮食的举措，正符合《周礼》救荒的遗意。而孟子不认可这种做法，并非不认可这件事本身，只是讥讽那些平日无事时不能施行仁政的君主，只知道归罪于年成不好罢了。

遗人官掌管国家囤积储备的物资，用来施行恩惠；乡里的储备物资，用来救济困厄；门关的储备物资，用来供养老人孤儿；郊里的储备物资，用来接待宾客；野鄙的储备物资，用来供给旅客；县都的储备物资，用来应对荒年。

董煟说：「如今的义仓确实得到了遗人官囤积储备的遗意，然而分散储存在乡里、郊野、县都之间，所以能惠及的地方均匀普遍。近年来义仓专门集中输送到州县，一旦遇到灾荒歉收，村落就无法普遍受惠了。如今就算有仁德之君在上位，又怎能保证不会再有人仿照这种做法而去执行呢？」

国家没有九年的储蓄，叫做不足；没有六年的储蓄，叫做危急；没有三年的储蓄，叫做国家已经不成其为国家了。耕种三年，必定要有一年的粮食储备；耕种九年，必定要有三年的粮食储备。以三十年作通盘计算，即使遇到旱涝之灾，百姓也不会面有饥色。这样以后天子进食，每天才能奏乐佐餐。

董煟说：「古人所说九年储蓄的说法，大概是统计全国百姓共同的储备情况，本来并非单指国家仓库丰实而已。后代人忘记了古代典籍中周密考虑的用意，先王爱护百姓的心意，所积蓄的粮食储备，只计算国库仓廪，不知道国家富足而百姓贫穷，那祸患来得会更快。如今州县有常平仓，有义仓，朝廷各路又有封桩米谷，至于大军仓、丰储仓、州仓、县仓，都还不算在内。只是赋税征收繁重，民间实在没有什么积蓄罢了。然而官府所储备的粮食，又各有主管部门看守而不敢动用，日渐积压变成灰尘朽烂。何不也讲求古人荒年互通财物的道理呢？」

周宣王承接厉王留下的祸乱，内心怀有拨乱反正的志向，遇到灾害就心生恐惧，反省自身、修养德行，想要消除灾祸。《诗经》说：「上天降下丧乱，饥荒接连而至，没有神灵不去祭祀，没有舍不得用的牺牲。」又说：「没有人不去周济，没有灾情不能平息。」

董煟说：「『没有神灵不去祭祀，没有舍不得用的牺牲』，解说的人认为这是为了安慰人心。然而向山川祈祷祭祀，自古就有，也可见古人忧虑戒惧之深切。至于『没有人不去周济，没有灾情不能平息』，若非当时确实有实实在在的恩惠施及百姓，又怎能做到这样呢？」

《月令》记载，季春三月，天子布施德惠，命令有关官员打开仓廪，赏赐贫穷之人，赈济匮乏断绝生计的百姓。

董煟说：「古人赈济发放粮食，多在季春三月进行。大概因为此时蚕丝小麦还未收获，正应当施行恩惠，并非只有在饥荒发生时才施行赈济罢了。」

隐公六年，京师来告知饥荒，鲁隐公为此向宋、卫、齐、郑请求购粮，这是合乎礼制的。庄公二十八年冬天，发生饥荒，臧孙辰到齐国请求购粮，这也是合乎礼制的。

董煟说：「春秋时期，诸侯窃占土地、擅自分封，然而同盟的国家之间，仍然存在互相救助患难、分担灾害的道义，从未曾阻止对方来购粮的。如今的郡县，不明白这个本源大义，却不许粮食下河运输、出境流通，回头看看春秋列国的做法，实在应当感到惭愧啊。」

《国语》记载：鲁国发生饥荒，臧文仲对鲁庄公说：「与四方邻国结成援助，与诸

译侯建立信义，再用姻亲关系加以巩固，用盟誓加以申明，这本是国家应对艰难危急的准备；铸造名贵的礼器，收藏珍宝财物，这本是用来应对百姓困病之时的准备。如今国家已经陷入困境了，您何不用名贵的礼器去向齐国请求购粮？」于是就带着鬯圭、玉磬到齐国报告灾情、请求购粮，说：「用我们不丰厚的先君遗留的礼器，冒昧地禀告我国粮食匮乏，恳请您救助我们这困顿的国家。」

董煟说：「饥荒之年，古人即使是鬯圭玉磬这样的宝物，也都不敢吝惜，还用来请求购粮。如今常平仓、义仓，本来就是用来防备饥荒的，皇家内库的积蓄，除了军旅征战之用外，本来也是用来支应荒年的，如果吝啬而不肯拿出来使用，那确实是没有考察古人的做法了。」

僖公十二年冬天，晋国接连遭遇饥荒，派人到秦国请求购粮。百里奚说：「天灾流行，各国轮流都会遇到，救助灾害、体恤邻国，这是正道。」施行正道会有福报，秦国于是运送粮食到晋国，从雍地到绛地船只相继不绝，这次行动被称为「泛舟之役」。僖公十四年，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请求购粮，晋国人不给。僖公十五年，晋侯与秦伯在韩地交战，晋侯被俘获。《左传》说：「晋国饥荒时，秦国运粮给它；秦国饥荒时，晋国却拒绝供粮。」所以秦伯才征伐晋国。董煟说：「《春秋》对诸侯从来没有用『获』字记载的先例，而经文却记载『获晋侯』，这是对晋侯的贬斥和否定。」春秋时代，王道虽然衰微得如同一线尚存，但只是一次拒绝供粮，孔子就予以严厉谴责。本朝历代圣君视百姓如受伤之人一般加以爱护，屡次颁下诏令，不许各路阻止粮食流通，违者以违反制度论处；然而近来官府各自只顾自己辖区的百姓，动辄违背朝廷的旨意，这都是讲求救荒之道还不够透彻的缘故啊。」

僖公二十一年夏天，发生大旱，鲁国想要焚烧巫师和跛足的巫尫来求雨。臧文仲说：「这不是防备旱灾的办法。修缮城郭，减省饮食，节约用度，致力农事，劝导富人分粮救济穷人，使有无相互周济，这才是应当致力去做的事。」

董煟说：「有无相互周济，真是救荒的良法。如今州县各自只顾自己辖区的百姓，官府各自只顾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都不肯互相通融。异地的储备，也不体恤邻近州县的困境，真是可悲啊！」

春秋时代，郑国发生饥荒，还未到小麦成熟的时候，百姓就已困苦不堪。子皮把粮食分给国人，每户一钟，因此得到了郑国百姓的拥护，所以罕氏世代掌管郑国国政，官至上卿。宋国发生饥荒，司城子罕拿出自己的粮食借贷给百姓，又让大夫们都向司城氏借贷，借贷不做记录，因此宋国没有饿死的人。晋国的叔向听说此事，说：「郑国的罕氏，宋国的乐氏，这两家大概都能保有其国家的政权吧？」董煟说：「子皮、子罕作为两国的卿大夫，本来与治理天下的人有很大差距，不知道他们的恩惠所能惠及的百姓能有多少，但上天却保佑善人，罕氏于是世代掌管郑国国政，乐氏于是在宋国世代有后人延续。这大概也就是《左传》所说的『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施行正道就会有福报』这个道理的必然体现吧。」

管仲辅佐齐桓公，通晓调节货物轻重的权术，说：「年成有丰收有歉收，所以谷价也有贵有贱。百姓粮食有余时价格就轻贱，所以君主就用低价收购囤积；百姓粮食不足时价格就昂贵，所以君主就用高价放出散发。使拥有万户人家的城邑储有万钟粮食，拥有千户人家的城邑储有千钟粮食。这样一来，大商人和囤积居奇之家就不能豪夺我的百姓了。」

董煟说：「李悝的平籴法，耿寿昌的常平仓法，其源头大概都出自于此。如今的和籴，只求获得一点小利以邀功，全然忘记了敛散粮食本是为了百姓的用意。」

哀公问有若说：「年成饥荒，国家用度不足，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何不实行十分抽一的税法呢？」哀公说：「十分抽二，我还感到不够，怎么能只抽十分之一呢？」有若说：「百姓富足了，国君怎么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国君又怎么能富足呢？」

董煟说：「圣贤救荒，大抵以宽减赋税、减轻征收为首要之务。《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

葵丘之会，第五条盟约说：「不要曲意设置堤防（损害邻国），不要阻止粮食流通。」

董煟说：「赵岐注释说：『无曲防，是说不要出于私意设置堤防禁令；无

译遏籴，是说不要阻止粮食流通给邻国。』然而当时必定已经出现了阻止粮食流通的祸患，所以齐桓公借着诸侯会盟的机会预先加以告诫。」

梁惠王说：「我对于治理国家，也算是尽心尽力了。河内发生灾荒，就把那里的百姓迁移到河东，把河东的粮食运往河内；河东发生灾荒，也是这样做。考察邻国的治理，没有像我这样用心的。可是邻国的百姓并不因此减少，我国的百姓也不因此增多，这是为什么呢？」孟子于是用王政的道理告诉他说：「如今猪狗吃着人吃的食物，君王却不知道加以制止；路上有饿死的人，君王却不知道开仓放粮。人死了，却说：『不是我的过错，是年成不好啊。』大王如果不归罪于年成，那么天下的百姓就会归附而来了。」

董煟说：「君主平日无事时横征暴敛，不能使百姓生养送死都没有遗憾。一旦遇到旱涝灾害，即便迁移百姓、运送粮食，孟子仍认为这是不懂得治国的根本啊。」

李悝为魏文侯制定平籴之法，说：「粮价过于昂贵，就会损害百姓；粮价过于低贱，就会损害农民。百姓受损就会流离失散，农民受损国家就会贫穷。所以粮价过贱与过贵，其危害是一样的。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要使百姓不受损害而农民更加勤勉。」所以遇到大丰收之年，官府就按照三分之一的比例收购粮食，留下三分之二在民间【计算百姓一年长年消费需要四百石粮食，官府收购二百石】；中等丰收之年就收购三分之二，下等丰收之年就收购三分之一，使百姓刚好够用，粮价稳定就停止收购。遇到小饥之年，就动用小丰收年份所收购的粮食；遇到中等饥荒之年，就动用中等丰收年份所收购的粮食；遇到大饥荒之年，就动用大丰收年份所收购的粮食来放粮出售。所以即便遇到饥荒水旱，粮价也不会昂贵而百姓不会流离失散，这就是取有余以补不足的道理。这个方法在魏国推行后，魏国因此富强起来。

董煟说：「如今的和籴法，其弊病在于按照固定的数额、既定的价格来收购，而且不能根据上中下等年成加以区别对待，所以百姓不乐意与官府进行这种交易。造成这种祸患的原因，是胥吏从中营私舞弊，在交纳粮食的时候，必定会横加勒索，百姓稍不满足他们的私欲，就会遭到折价赔偿的祸患，纷纷发生。所以负责收购的官员，不得不用低价、大量收购的方式，向百姓豪夺，以逃避上级的责难。像这样的收购，怎么能称得上是『和』呢？至于粮食收购之后，又不能用新粮换出陈粮，所以积压不散，化为灰尘朽烂，而民间的粮食也就越来越少了。」《汉书·食货志》说：「官吏贤良而政令得以推行，所以百姓才能依靠这种制度获得利益。」这话说得真对啊！

汉朝建立之初，承接秦朝的弊政，各路诸侯并起，百姓失去产业，发生大饥荒，一石米价高达五千钱，人吃人的惨状发生，死者超过半数。汉高祖于是下令让饥民到蜀地、汉中就食谋生。汉文帝后元六年，发生大旱和蝗灾，于是开放山林川泽的禁令，打开仓廪来救济百姓。

董煟说：「汉宣帝本始三年发生旱灾，后汉章帝元年发生旱灾，都免除了百姓的租税。汉朝救荒，大抵能够厚待百姓。」

汉景帝后元二年，下令内史所辖各郡不得用马粮喂马，违者将马没收归官府，命令服役者穿七緵粗布衣服，禁止用马来舂米。因为年成歉收，禁止天下人食用超过当年产量的粮食，减省列侯遣送封地的开支。

董煟说：「谨按《礼记·曲礼》记载：『年成歉收，粮食不登，国君进膳不祭祀牲畜的肺，马匹不喂食谷物，驰道不加以清扫修整，祭祀之事不悬挂钟磬奏乐，大夫不食用精细的粱米，士人饮酒也不奏乐助兴。』《礼记·玉藻》说：『年成收成不顺遂，国君穿着粗布衣服、以生麻束带插笏于其中，关卡桥梁不征收赋税，山林川泽开放但不征税，土木工程不兴建，大夫不得制造车马。』《谷梁传》说：『遇到大灾荒时的礼制，国君进食不能兼备两种以上的美味，台榭不加涂饰，神祇只祈祷而不举行正式祭祀。』古人救荒的政令，凡是可以有利于百姓的，没有不全部施行的。汉景帝所推行的这些措施，都得到了古人救荒的遗法，这大概就是他之所以能与汉文帝并称为贤君的原因吧？」

晁错说：「人之常情，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饥饿，一年到头不添置衣服就会寒冷。腹中饥饿得不到食物，身体寒冷得不到衣服，即便是慈爱的母亲也无法保全自己的孩子。君主又怎能因此

译保有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致力于发展农桑，减轻赋税征收，广泛积蓄储备，以充实仓廪，防备水旱灾害。所以百姓才可以被君主所拥有。珠玉金银，饥饿时不能吃，寒冷时不能穿，所以贤明的君主看重五谷而轻视金玉。

董煟说：「陆贽曾经说国家救荒，所耗费的是钱财物用，所获得的是民心。如今晁错说腹中饥饿得不到食物，即便慈爱的母亲也无法保全自己的孩子，君主又怎能因此保有他的百姓？这层意思只有陆贽真正领会到了。」

晁错建议说：「如今招募天下百姓向官府缴纳粮食，缴纳者官府可以授予爵位或免除其罪责。」又说：「向郡县缴纳粮食，如果储备足以支撑一年以上，就应当及时赦免、不再征收百姓的租税。这样一来恩德就会施及万民，如果遭遇水旱灾害，百姓也不会陷入困顿匮乏。」此后上郡以西发生旱灾，于是又重新施行卖爵的法令。

董煟说：「国家赈济的奖赏制度，并非不明白清楚。缴纳五千石粮食的，授予承节郎、进士出身；缴纳四千石的，授予迪功郎；缴纳粮食的承信郎、进士，则补入上州的官学。然而近年来州县执行起来毫无章法，百姓缴纳粮食之后，所耗费的开支多种多样，所以百姓中有不愿意参与的了。」

汉武帝时，河内郡发生火灾，延烧一千余户人家。武帝派汲黯前往视察，汲黯回来报告说：「百姓家中失火，房屋相连延烧，这不值得忧虑。臣路过河南郡，见到那里贫苦百姓遭受水旱之灾的有一万多家，有的甚至父子相食。臣擅自根据实际情况，持节打开河南郡的粮仓来赈济贫民。臣请求归还符节，甘愿承担假传圣旨的罪责。」武帝认为他做得对而赦免了他。

董煟说：「古时候担当社稷重任的大臣，他们的见识和作为，本来就与庸俗的官吏不同。」汲黯当时担任谒者之职，却能够假托君命来救活百姓，如今的太守号称是治理百姓的官员，一旦遇到水旱灾害，却互相牵制观望，不敢独自决断，看看汲黯的作为，应当感到内心惭愧了。

元封元年，发生旱灾。武帝下令官员求雨。卜式说：「官吏应当只靠俸禄和赋税维持生计而已。」如今桑弘羊竟让官吏坐在市集摊位上贩卖货物谋取私利，把桑弘羊烹杀了，上天才会降雨。董煟说：「桑弘羊掌管大农之职，在京师推行平准之法，让远方原本被商贾贩运获利的货物，改由官府来征收作为赋税，把天下的货物全部笼络在官府手中，物价贵时就卖出，物价贱时就买进，使万物价格不能被哄抬炒作，百姓不必增加赋税而天下的用度却因此充裕。」当时议论此事的人还想要烹杀桑弘羊，认为他夺取了百姓的利益，伤害了天地间的和气。如今百姓的利益已经被搜刮殆尽，而那些聚敛财物的臣子，暗自想想桑弘羊「当烹」这句话，难道不感到心寒吗！

元封四年，函谷关以东流亡的百姓有二百万人，其中没有登记户籍的有四十万人。公卿商议想要把流民迁徙到边境地区。丞相石庆上书请求辞官退休。武帝下诏严厉斥责了他。

董煟说：「流民迁徙，本应当加以安抚招纳、慰劳来归的百姓，如今却想要把他们迁徙到边境，实在不是好办法。可是反而严厉斥责宰相，汉武帝在救荒的方法上考虑得实在疏漏了。本朝富弼在青州赈济救助流民，其规划筹措远远超过汉朝的做法。」

汉武帝元鼎元年下诏说：「京城地区虽然算不上丰年，但山林池泽的丰饶物产，应当与百姓共享。如今大水淹没了江南地区，眼看隆冬将至，朕担心那里的百姓因饥寒而无法生存，正打算调运巴蜀的粮食，运送到江陵，派遣博士等官员分头前往晓谕安抚。所到之处不要让官吏百姓因此加重负担，如果有能够赈济饥民、免除其困厄的，要详细列举上报朝廷。」

董煟说：「江南遭受水灾，就把巴蜀的粮食运送到江陵，做到互相通融有无，不局限于一隅之地，与近来州县强行摊派认购、限量赈济购粮相比，差别就大了。」当时正值军旅征战、宫室营建等各项劳役同时兴起，而武帝忧念百姓的心意却如此恳切，这大概就是汉武帝之所以有别于秦始皇的地方吧。

汉宣帝五凤四年，年成丰收，谷价每石低至五钱。耿寿昌建议，命令边境各郡都修筑粮仓，在粮价低贱时提高价格收购，以有利于农民；在粮价昂贵时降低价格出售，以有利于百姓。这种仓库被命名为常平仓，百姓觉得非常便利。

董煟说：「汉代的常平仓，只设置在北

译方边境；唐代的常平仓，也未能推广到江淮以南地区。本朝的常平法，遍及天下，这大概不是汉唐所能比拟的。」

汉元帝即位后，发生大水灾，齐地发生饥荒，百姓大多饿死。许多儒臣都建议应当废除盐铁专卖官署、常平仓，不要与民争利。元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将这些制度都废除了。

董煟说：「盐铁专卖可以废除，但常平仓不可以废除，只是应当加以厘革其中的弊端罢了。如今竟然一并废除，实在是错误的做法。汉元帝的过失，难道仅仅是优柔寡断吗？」

王莽当政时，南方发生大旱，命令百姓煮树木来制作乳酪，乳酪不能食用，反而造成更大的烦扰。又命令饥民挖掘凫茈（荸荠）来充饥，流亡进入函谷关的百姓有数十万人，设置了养赡院来供给他们粮食，但官吏偷盗其中的粮食，因此饿死的有十分之七八。

董煟说：「树木怎么可能煮来制作乳酪呢？王莽当政的做法竟是如此荒谬，他之所以很快败亡，也是理所当然的啊！」

后汉建武六年春，下诏说：「往年发生旱灾蝗灾，虫害成灾，百姓因此困乏，命令各郡国，凡是有存粮的，要开仓供给百姓。」永兴二年，下诏说：「五谷歉收，命令各郡国种植芜菁，以补助百姓的食粮。」

董煟说：「饥荒之年吃蕨根、煮野菜、拾橡子、采集圣米，凡是可以用来维持生命的办法，都应当因地制宜地施行，没有固定的成法。关键是居上位的人应当想办法加以通融调剂，使下面的百姓不至于遭受阻止粮食流通、抬高粮价、闭仓不卖的祸患，这才是最好的做法。」

永元五年，派遣使者分别巡行三十余郡，向贫民开仓赈济。永元六年，下诏对流民所经过的郡国，都要开仓供给。永初二年，派遣光禄大夫樊准、吕仓分别巡行冀州、兖州二地，开仓借贷粮食给流民。

董煟说：「近年来温州、台州、衢州、婺州等地的流民经过淮河一带的，接连不断地出现在道路上，冒着风雪严寒，扶老携幼，那种狼狈的情形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然而执政的官员却没有听说他们对此加以留意，最多不过是在河边渡口张贴告示，劝说、勒令流民返回原籍。他们哪里知道流民的家业已经彻底破败荡尽，归乡后也没有安身立命之路呢？回过头看看后汉时对流民所经郡国『都要开仓供给』的做法，难道不觉得惭愧吗！」

魏黄初二年，冀州发生大蝗灾，年成饥荒，派遣尚书杜畿持节打开粮仓来赈济百姓。

黄初五年，冀州发生饥荒，派遣使者打开粮仓赈济百姓。

黄初六年春，派遣使者巡行沛郡，询问民间的疾苦，对贫困的百姓予以赈济借贷。孙权赤乌三年，百姓发生饥荒，下诏派遣使者打开粮仓赈济贫民。

晋武帝泰始三年，青州、徐州、兖州发生水灾，派遣使者进行赈济抚恤。

董煟说：「君主身居九重宫阙之内，常常担忧下情不能上达，所以要派遣使者。像孙权、曹操，在开国之初，礼仪制度还比较简略，所以使者所到之处不会造成烦扰。本朝在各路设置转运使等官职，一旦遇到水旱灾害，各部门都能够将情况上报朝廷。这大概就是本朝国祚之所以能够长久、超过前代的原因吧。」

隋文帝开皇三年，设置常平仓。粟米可储藏九年，米可储藏五年。地势低湿之地，粟米可储藏五年，米可储藏三年。这些都写入了法令之中。

董煟说：「如今的常平仓、义仓，大多储藏米而很少储藏粟，所以积压日久不能动用，就化为灰尘朽烂，不只是运输调拨方面的弊端而已。近来有臣僚上奏，担心立法过于严苛，而上下之间被虚文所蒙蔽而造成危害，请求命令州县各自具报现存常平仓钱米的实际数目，与提举司派遣官员共同盘点核查。从今以后，不许挪作他用，同时赦免以往挪用调拨的罪责，这样或许在紧急关头，才不至于误事。」这个说法似乎是可行的。

唐太宗对王珪说：「开皇十四年发生大旱，隋文帝不许开仓赈济，而是命令百姓到山东就食谋生。等到隋朝末年，天下的储备积蓄足够供应五十年之用。隋炀帝仗恃着国家的富饶，奢侈之心毫无节制，最终导致亡国。储备粮食只要足以防备荒年就够了，其余的又有什么用处呢！」

董煟说：「储蓄财物藏于民间是上策，藏于官府次之，积蓄却不加以动用的又是其中最下策的做法。唐太宗责怪隋文帝积聚粮食，反而助长了隋炀帝的奢侈之心，由此可知太宗的规模宏远，不喜好聚敛财物。近世救荒，主管官吏鄙陋吝啬，不敢尽数拿出常平

译仓的粮食，至于丰储仓、广惠仓等仓库，又往往长久不加动用，化为灰尘朽烂，实在是没有真正领会唐太宗的用意啊。」

关中地区发生旱灾饥荒，百姓大多卖儿卖女来维持衣食，唐太宗下诏拿出皇家府库的金银布帛来赎回这些孩子，归还给他们的父母。又下诏说因为去年久雨成灾，今年又逢旱灾蝗灾，特赦免天下罪犯。诏书大略说：「如果能使百姓丰衣足食、天下太平安定，即便把灾祸转移到我自身，以保全天下万国，这也是我所愿意的。」太宗心甘情愿毫不吝惜，所到之处都降下甘霖，百姓非常喜悦。

董煟说：「为王者以得到民心为根本，凡是这些举动，都足以赢得百姓的欢心。唐太宗真可以说是世所罕见的至治明君啊！」

京畿地区发生蝗灾，太宗进入御苑之中，看见蝗虫，捡起几只，祝祷说：「百姓靠谷物维持生命，而你们却吃掉它，宁可你们来吃我的肺肝。」举起手想要把蝗虫吞下去，身边侍从劝谏说：「这是有害的东西，恐怕吃了会生病。」太宗说：「我是为百姓承受灾祸，又怎能躲避疾病呢？」于是就把蝗虫吞了下去，这一年蝗灾竟没有酿成大的灾害。

董煟说：「唐太宗心怀爱民之念，看他说『我是为百姓承受灾祸，又怎能躲避疾病』这句话，可知他爱护百姓的心意是如此真切，也难怪他这一念之诚感通上天，蝗灾竟不能造成大的危害了。」

唐太宗设置义仓、常平仓，用来防备灾荒。唐高宗以后，逐渐挪用义仓的粮食来补充其他开支。到神龙年间，几乎耗尽。唐玄宗即位后，又重新设置义仓。此后第五琦请求命令天下常平仓都设置仓库，用来储备本钱。唐德宗时，赵赞又进言说：「自从战乱兴起以来，常平仓废弃已将近三十年，遇到灾荒时耗散无度，饿死相食的惨状，多得无法一一记载。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在两京设置常平仓，虽然屡逢雨水稀少，但米价并未飞涨，可以推广这个做法到全国各地。」唐德宗采纳了他的建议。

董煟说：「常平和籴用以救荒，确实是良好的政策。然而曾经考察唐宪宗即位之初，有关部门因为当年丰收，请求在京畿地区推行和籴。当时官府按户分摊，督促限期缴纳，稍有延误就用鞭挞等手段加以逼迫，其严酷程度甚至超过了正常的赋税征收，名义上叫做和籴，实际上是危害百姓。如今推行和籴的人，能不以此为鉴戒来防范这种弊端吗？」

大历二年秋天久雨成灾，损害了庄稼，渭南县令刘澡上奏称本县境内的禾苗独独没有受损。唐代宗说：「久雨普降天下，怎么可能唯独渭南没有受灾？」于是又命令御史朱敖前往查验，发现损失禾苗三千余顷。代宗叹息说：「县令是治理百姓的官员，庄稼没有受损尚且应当据实上报，何况是有损失却谎报无损，这样的不仁之举怎么可以做呢？」于是将刘澡贬为南浦县尉。

董煟说：「唐代宗这番话，真正体现了君主应有的胸怀。然而如今的县令，谁没有爱民之心呢？只是一旦遇到灾荒歉收，县里的力量本来就难以应付支撑了。而上级官府责令赈济救助，各种申报纷至沓来，耗费和骚扰不一而足。又有一些巡查的使者出没无常，随行的胥吏借机敲诈勒索，一旦稍不满足他们的私欲，就会无端生出事端。由此层层摊派、层层解送催办，就越发难以办成救灾之事了。如今必须由上级官员先洞察这些弊端，上下齐心协力，切实体恤百姓的疾苦才行。」

贞元十四年发生旱灾，百姓请求蠲免租税。京兆尹韩皋担心府库的钱粮已经空虚，上奏说不敢答应。实际上此事后来被朝廷得知，韩皋因此被贬为抚州司马。

董煟说：「遭遇旱灾理应予以赈济抚恤，倘若不蠲免租税，那么催缴赋税的压力日益逼近，百姓必然会心生反乱之念，其祸患将有难以预料的后果。」韩皋因此被贬官，真是理所应当啊！

元和年间，南方发生旱灾饥荒，唐宪宗派遣使者前往赈济抚恤，临行之时，宪宗告诫使者说：「朕在宫中每用一匹布帛，都要计算它的数目，唯独用来赈济抚恤百姓时则从不计较所花费的数目，你们应当体会这层用意。」

董煟说：「《尚书·洪范》说：『天子是百姓的父母，因而成为天下的君王。』既然称作百姓的父母，就应当以百姓为念。唐宪宗说：『唯独赈济抚恤百姓，则从不计较所花费的数目。』这不仅体现了作为人君应有的胸怀，也正与《洪范

译》中『父母』这层含义相符合。」

唐宪宗元和七年，宪宗对宰相们说：「你们屡次说淮南地区去年发生水旱灾害，最近有御史从那边回来，说灾情并不严重。」李绛回答说：「那是御史想要奉承谄媚以讨陛下的欢心罢了。」宪宗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民间有灾害，理应立即予以救助，怎么可以再有所怀疑呢？」当即下令迅速蠲免那里的租税。

董煟说：「陆贽论述江淮水旱灾情时曾说：『世俗之人大多喜欢阿谀奉承，揣摩君主想听的话，就夸大其词地陈述；揣度君主不愿听到的事，就把事情说得很轻微。』这番话正与李绛所说的相符合。」

咸通十年，陕地百姓诉说遭遇旱灾，观察使崔碣指着庭院中的树木说：「这树还有叶子，哪里有什么旱灾？」于是杖责了申诉的百姓，百姓因此愤怒，发动叛乱，驱逐了崔碣。

董煟说：「遭遇水旱灾害，却不知道以百姓为念，其祸患必定会达到这样的地步。《尚书》说：『臣子对上要辅助君主成就德政，对下要为百姓谋福利。』像崔碣这样的官员，就完全失去了作为臣子应有的为民之道，又怎能懂得辅助君主成就德政的道理呢！」

唐懿宗时，淮北地区发生大水灾，赋税征收无法办理，人人都心生叛乱之念。等到庞勋起兵反叛，归附他的人多达六七万，从函谷关以东一直到海边。当时又逢大旱，冬季的蔬菜都枯死殆尽，贫苦百姓只能用蓬草籽当作面粉，用槐树叶当作腌菜充饥。乾符年间发生大旱，山东地区发生饥荒，宦官田令孜担任神策军中尉，倚仗权势专断朝政，督促征收赋税愈发急迫。王仙芝、黄巢等人趁机起兵，天下于是大乱。公私财力都陷入枯竭，唐昭宗在凤翔时被叛军包围，城中出现人吃人的惨状，父亲甚至吃了自己的儿子，天子也只能以粥果腹。六宫嫔妃以及宗室大多因饥饿而死，唐朝的国祚也因此灭亡了。董煟说：唐太宗在位时，贞观元年遭遇饥荒，二年遭遇蝗灾，三年遭遇大水，太宗忧虑勤勉地加以抚恤救济，到贞观四年时米价已降至每斗四五钱。由此看来，可知唐末广明年间的祸乱，虽然是起因于长期饥荒的余波，但也是因为在上位者缺乏忧念百姓的心意所致。大概天下并非有水旱灾害本身值得忧虑，而是没有防备水旱灾害的准备，才是真正值得忧惧的事情。

同光三年，发生大水灾，黄河两岸的百姓四处流徙。后唐庄宗与皇后正在打猎游玩，这时天降大雪，将士们又冻又饿。宰相请求拿出府库的物资来供给军队，皇后不答应。宰相在延英殿上论及此事，皇后当时就在屏风后面，侧耳倾听着。于是拿出自己的梳妆用具以及皇子满喜放在皇帝面前，说：「各地诸侯进贡赏赐给宫中的物品已经用尽了，宫中只剩下这些东西了，请把这些拿去变卖来供给军队吧。」等到赵在礼发动叛乱时，朝廷才拿出府库物资来赏赐将士。士兵们背着这些赏赐哭诉说：「我的妻儿已经饿死了，得到这些东西又有什么用呢？」皇帝说：「刚刚得到魏王的战报，平定蜀地缴获了黄金白银五十万两，将全部赏赐给你们。」士兵们说：「给得太晚了，就算得到也不会心生感激了。」

董煟说：「我曾经考察周代关于财用的制度，设有内府来接受财物的储藏，设有职内之官来掌管财物的支用，按理说本来完全可以用来满足君主一人的私欲。然而天子没有私人的储藏，王后也没有可以随意挪用的财物，这是因为由冡宰统一掌管、节制财用的缘故。年成荒歉、百姓贫乏时，就可以权衡变通，或是减轻赋税，或是散发财物，都可以通融调剂、以有余补不足。天子征收赋税财物，只是用来作为天下公用的物资，而并非用来满足自己一人私欲的。自从汉代以来，人们把私人财藏归

译这是设立在少府之下的机构，专门供皇帝私人使用，后世沿袭下来就成了皇帝的私产。于是百姓虽然上告说困苦不堪，皇帝却不加体恤。天下已经贫困，而君主一人独富。凡是内库所积蓄的财物，想要拿出一尺布、一斗粟来周济百姓，都觉得像丘山一样沉重难舍。这种弊病流传到极点，就出现了像庄宗那样的下场，怎能不引以为鉴呢！

本朝建隆元年，派户部郎中沈伦出使吴越，回来上奏说："扬州、泗州饥民饿死的很多，郡中军用储粮还有一百多万斛，可以借贷给百姓，等到秋天再收取新粮偿还。"主管官员反对沈伦，说："如今拿军用储粮去赈济饥民，如果年年闹饥荒，收不回来，谁来承担这个罪责？"皇帝拿这个诘难沈伦，沈伦说："国家用仓廪存粮救济百姓，自然会招来和乐之气而带来丰年，哪里还会再有水旱灾害呢？"皇帝当即下令拿出仓中存粮借贷给百姓。

译董煟说："圣明君主的所作所为，其英明的谋略、睿智的决断，自然有超出常人意料之处。恭敬地观察太祖皇帝不为众议所惑，调运军中储粮以救济民众饥荒，真正做到了通融物资余缺，用陈粮换新粮的方法。"

干德元年夏四月，下诏各州长官视察百姓田地，旱情严重的就免除他们的租税，不等上报朝廷再行处理。

董煟说："一年之中的灾变，旱灾伤害是最容易知晓的。经历一段时间不下雨，谁不知道是旱灾？发生旱灾就命令长官上报朝廷，然后再免除租税，何必等待批复？我看当今州县，有的遇到灾伤，还要两次派官员前去查勘核实，使百姓先受到骚扰之苦，然后才酌情减免租税的数额，所得到的好处几乎抵不上耗费的成本。应当把干德年间的诏令作为法则。"

至道二年，下诏官仓调拨粮食数十万石，借贷给京畿及内郡百姓作种子。有关官员上言，请求酌量留存一部分供应国家马匹。太宗说："百姓田地没有种子，就不能充分利用地力，姑且用尽仓廪储粮来供给他们，国家的马匹用草料喂养就可以了。"

董煟说："马厩失火，孔子退朝回来，说：'伤人了吗？'不问马的情况。"孟子说："马厩里有肥壮的马，百姓面带饥色，田野里有饿死的人，这就是率领野兽来吃人。"圣人看重人而轻视物就是这样。饥荒之年，怎能忍心把粮食供给马匹呢？

祥符年间，澶州上奏说："百姓诉说水旱灾害，田地在二十亩以下、请求免除租税的，受灾不多，希望不要受理他们的诉求。"真宗说："像这样的贫民，田地少的往往得不到照顾。朕因灾害而免除租税，正是为了贫民下户，怎能以田地多少来设定限度呢？只是担心各州不明白这个意思，应当普遍告诫他们。"

董煟说："自从井田制度败坏，兼并土地的做法盛行，贫民下户极多，而中等财产的人家又是赈济借贷所顾及不到的，一旦遇到水旱灾害，便毫无防备、狼狈不堪，只有流离失所、饿死路边罢了。如今真宗因灾害免除租税，正是为了贫民下户，这难道不是圣明的谋略深远宏大、清楚看到民间疾苦吗？"

大中祥符年间下诏，江淮转运司每年留存上供米五千石，用来防备饥年赈济。

董煟说："祖宗的时候，上供的米粮，尚且每年截留，用来防备赈济，那么常平仓、义仓的储粮就不应吝惜，这是可以知道的。既然如此，祥符年间的诏令，难道不应当端正拜受而大书特书吗？"

仁宗刚即位，干兴元年十二月，因京城谷价飞涨，拿出常平仓的米，分成十四处，减价出售来救济贫民。庆历元年十一月，因京城谷价猛涨，调出仓廪一百万石，减价出售来救济贫民。四年正月，下诏陕西谷价飞涨，命令转运司拿出常平仓米，减价救济贫民。皇祐三年十二月癸巳，下诏说："天下常平仓，都应依照原来购买的价格出售以救济贫民，不得收取余利来求取恩赏。"董煟说："从前苏轼论述救荒的大计，全在于广泛出售常平仓的粮食。如果趁百姓缺粮困难之际，就实行减价出售，平抑市场米价，那么人人都能受到恩惠，也可以免除流离迁徙的灾难。除此之外再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果挨家挨户分米，在街头拦人施粥，终究无法解救饥荒。分发赈济的好处所能惠及的范围狭窄，不如出售平价粮所能惠及的范围广大。"看到这里就知道苏轼所论述的，真正得到了祖宗遗留下来的用意，只是应当在村落中推行，那就更加尽善尽美了。

仁宗曾经说："前些年江南遭遇饥荒，借贷给百姓种子和粮食数十万斛，而且多次延缓征收，然而转运使督促索要不止，百姓贫困无力偿还。前不久派使者去安抚百姓，才把这件事上报，不然的话民间的疾苦就无从上达。应当全部免除这些债务。"

董煟说："李沆担任宰相，每次上奏应对，常常谈论四方水旱盗贼之事。范仲淹担任江淮宣抚使，看见百姓用蝗虫和野菜煮着吃，当天就拿来上奏皇帝御览，请求

译向六宫展示。这不仅是下面的情况应当上达，也确实是宰相的职责所应当做的。"

天禧元年四月，濮州侯日成上奏说："本州富民储蓄的粮食不少，近来不断哄抬粮价，请求派遣使臣与通判一起检查防范，逐户核实数目，酌量留下一年的费用之外，依照祥符八年秋天的做法，每斛加收十五文钱，其余全部命令他们出售，用来救济贫民。"朝廷下诏说："只依照前后敕令加以防范，劝说诱导他们出售，其余的不得施行，担心会扰民。"

董煟说："富民有粮食，本来就想出售换钱，官府一旦逼迫他们，就更加隐藏起来，必须要有办法使他们拿出粮食来。这个办法是什么？我在《劝分抑价篇》中论述得很详细了。既然如此，祖宗不听从侯日成的上言，是真正懂得大局。"

天圣七年闰二月，下诏河北转运司："契丹的流民，命令分别送往唐、邓、襄、汝各州，用闲置的田地安置他们，并且命令所经过的地方每天给每人二升米。"当初，河北转运司上言说："契丹发生大饥荒，百姓流亡越过边界。"仁宗对辅政大臣说："即使是境外的百姓，都是朕的子民啊，可以赈济救助他们。"因此下达了这道诏令。董煟说："境外的百姓，一旦遇到饥荒，流亡越过边界，仁宗尚且赈济救助他们，圣明的度量如此宽广，何况是同一路同一郡的百姓，作为地方长官的，怎能不加以留意呢？"

天圣七年六月，河北发大水，冲毁了澶州浮桥。七月，任命三司刑部郎中钟离瑾担任河北安抚使，并且下诏命令钟离瑾所到之处，调拨官仓存粮来赈济贫民。那些被淹的家庭，如果现存三口人，给钱二千；不足三口的减半。淹死而无力收殓的，由官府代为埋葬。已经检查核放税赋之外的，允许就近向官府缴纳，暂时停止州县的摊派。凡是被水淹的仓库营垒，赶紧修缮完好。地势低洼的，迁到高地。因水灾损失的官府物资，先予以拨发。仓库监所丢失官马的，不再加以治罪，只是命令追究查明原因。所属官吏贪婪暴虐不能体恤安抚百姓的，上奏弹劾。现在关押在狱的囚犯，委托地方长官从轻发落。有关防备边境事务、民间疾苦的情况，全部详细谋划上报。

董煟说："祖宗救灾，不仅仅是旱灾祈祷、免除租税而已。凡是大水突然到来，冲毁百姓房屋，浸湿官府仓廪，其赈济安抚的谋划方法，更加详尽周全，真可以端正拜受作为楷模啊。"

庆历四年二月，派遣内侍携带奉宸库银三万两，前往陕西购买谷麦，用来救济饥民。

董煟说："水旱灾害发生之前，用常平仓赈济出售，用义仓赈济施舍。估计不够的话，就预先请领度牒，向丰收的地方借调内库的钱，循环购买出售，用来救济饥民。祖宗从未曾吝惜过。如今做地方长官的不知道这些典故，只是按等第强行摊派，让百姓拿出粮食来赈济出售。不知道饥荒之年，中等财产的人家自己都供给不足，怎么能有余粮来赈济出售呢！"

庆历七年，因干旱而避居偏殿，下诏中外官员指出陈述当今急切的事务。又下诏说："罪过是由朕招致的，百姓实在有什么过失呢？与其把罪过降加到别人身上，不如把灾祸降到朕身上。"辛丑日，祈雨，烈日下推却伞盖，不肯乘车。这一年，江东发生大饥荒，转运使杨某开仓赈济。官吏想要设防限制，杨某对官吏说："国家设置义仓，本来就是为了防备荒年，现在如果设防而不开仓，百姓将要饿死。"皇上听说后，就褒奖了他。

董煟说："杨逸担任光州刺史，连年荒歉，用仓中粮食赈济，有关官员为难他。杨逸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因此获罪，也是我心甘情愿的。'韩韶担任赢县县长，其他县的流民进入本县境内，韩韶听说后，就开仓赈济救助，掌管仓库的人与他争执。韩韶说：'我救活了流离失所的百姓，因此而获罪，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祖宗每逢水旱灾害，忧虑恐惧

译到这种地步，如今杨某不等设防措施而开仓赈济，确实得到了这两位古人的用心啊。"

仁宗每次看到天下有奏报灾害损伤的，各州郡一定加以存问抚恤。嘉祐年间，河北发生蝗灾水灾，当时霸州文水县不依照编敕的规定告示灾情，百姓上诉，而本州没有及时派官员检查视察，转运使为此上奏。皇上说："朝廷的政令，寄托于郡县；郡县的政令，寄托于地方长官。地方官员，是最亲近百姓的。百姓没有灾害损伤，尚且应当存问抚恤，何况有灾害损伤却不加以管理，这难道是有心体恤百姓吗？"主簿赵师锡罚铜九斤，司户晁舜之、录事参军周约、判官冯泌各罚铜八斤，通判王嘉锡罚铜七斤，知县雷守臣调离原职。皇上对身边的人说："之所以一定要执行处罚，是想让天下官吏知道朝廷体恤百姓的心意。"

董煟说："祖宗时候，州县发生灾害损伤，不及时派官员检查踏勘，即使是主簿、司户这样的小官，姓名也要上呈朝廷。以致劳动皇上责罚，可见下情没有壅塞。圣明的君主留意饥民，就是这样的啊。"

熙宁年间，皇上因为长期干旱而忧虑之色显现于面容，每次辅政大臣觐见，皇上未尝不叹息恳切悲切，把保甲、方田等事全部废止，认为发挥地力也是救荒的紧急事务，应当立即施行。王安石说："水旱是常见的现象，尧、汤都不能免除。陛下即位以来，连年丰收，如今的旱灾，只应当更加修明人事来应对天灾，不值得让陛下忧虑。"皇上说："这难道是小事吗，朕如今之所以感到恐惧，正是因为人事有所未修明啊。"于是中书省列条上奏，请求免除减轻租税、赈济抚恤百姓。

董煟说："神宗皇帝每逢水旱灾害，忧虑之色显现于面容。以至于说：'这难道是小事吗'？圣明君主忧虑百姓，真是诚恳笃实到如此地步。国家怎么能不长久呢！"

熙宁年间，京师长期干旱，下诏征求直言，诏书大意说："朕在听取纳谏方面，是否有不合理的地方呢？诉讼案件是否有违背实情的呢？赋税征收是否失去节制呢？忠诚的谋略正直的言论，是否被压抑而无法上达？而阿谀奉承、蒙蔽君主以谋求私利的人是否很多呢？"诏令一出，人心大为喜悦，这一天就下雨了。

董煟说："谨按，当时韩维担任知制诰，京师干旱。皇上说：'上天长久不下雨，朕日夜焦虑劳心，怎么办？'韩维说：'陛下忧虑体恤灾害损伤，减少膳食、避居偏殿，这是遵循旧有的成例，恐怕不足以应对天变。'《尚书》说：'只有先纠正君王，才能纠正国家大事。'近日京畿各县督促索取青苗钱十分急迫，往往用鞭打的方式强迫索取，以至于砍伐桑树当柴薪来换钱。旱灾伤害之际，百姓又遭受这样的痛苦。希望陛下亲自反省，宁可有过错而爱护百姓，也不要有过错而伤害百姓啊。'神宗感悟，于是下达了诏令。"

熙宁七年正月，河阳灾害损伤，常平仓赈济的粮食不足，请求再调拨省仓的粮食，皇上下诏赐予常平仓谷物一万石，兴修水利，来赈济饥民。六月，下诏常平仓司，卫州封存桩管的粮食四万九千余石，借贷给共城、获嘉等三县中等缺粮的农户。

董煟说："用常平谷一万石兴修水利，来救济饥民，这是用工程徭役来救荒的方法啊。凶年饥荒之年，上等富户力量雄厚，可以不至于挨饿；下等贫户得到赈济，大致可以免于饥饿。只有中等的农户，力量既不够，赈济又顾及不到，最为狼狈。如今用数万石粮食借贷给中等农户，国家救荒，如此符合人情啊。"

熙宁八年正月下诏说："正当农忙时节，雨雪相当充足，流民所在之处，命令州县晓谕青壮年愿意各自返回家乡的人，一并听从担保结伴，经所属官府发给粮食，每一段路程每人发给米豆一升，儿童减半，妇女依此办理。州县不得随意强行驱逐。"董煟说："近年江浙一带流亡迁徙的百姓经过淮河一带的，络绎

译不绝，等到了当地又流离失所，后悔想回去却没有办法，忧愁而死的不可胜数。既然如此，熙宁年间的诏令，州县应当效法作为准则。"

熙宁八年三月，皇上批示："沂州、淮阳军灾害损伤特别严重，百姓不仅缺粮，农户也缺乏谷种，农事几乎荒废，粮食收成绝望，聚集起来做盗贼的人很多，实在值得怜悯。如果不优厚地加以赈济抚恤，恐怕会转而结成党羽，难以擒获捕捉，反而使良民陷溺其中，投入死地。可以赶快商议赈济抚恤的办法。"于是下诏京东路转运提举司，调拨常平钱、省仓米等，发放给孤苦贫困的农户，听任派遣等待补缺的官员就到村中，依照施舍的惯例赈济。路上饿死无人认领的，由官府收殓埋葬。董煟说："凶年饥荒之年，平民百姓得到钱，也可以杂用来购置其他东西，来充饥果腹。"神宗下诏调拨常平钱并省仓米等，依次发放。大概是担心米粮供给不足而接续用钱来补充，真正得到了救荒的灵活办法。然而国家所损失的是财物钱粮，而所得到的是人心。陆贽的言论，只有神宗真正领会了。

政和七年九月，亲手下诏各州县禁止阻碍粮食流通，以私占境内粮食，实在有失惠养百姓的本意。从今以后有违犯的，一定处罚绝不赦免。

董煟说："嘉祐四年下诏各路转运司，凡是邻近路发生灾害损伤而擅自封闭粮食流通的，以违反制度论罪。到这时又有这道诏令，不是州县不能奉行，大概是俗吏见识浅薄的人多啊。"

建炎二年七月十九日，皇上御批："大水、飞蝗为害最严重的地方，任由百姓自己陈述，州县监司依次核实上奏，酌量轻重给予免除租税。"

董煟说："水旱检查放税，只是免除田租而已。如今御批想要一并免除租税，正合乎唐代人免除调赋的用意。高宗，真是中兴的圣明君主啊！"

绍兴年间，福建帅臣上奏请求安排措置拯救赈济的事务。高宗说："拯救赈济是为了贫民，近世的拯救赈济只顾及城郭市井之内，而乡村偏远的地方从未顾及到。必须命令安排措置州下达到县，县下达到乡，即使是幽僻偏远的地方，也要分别委派官员，一定要亲自到场、亲自督办，那么贫民才能真正沾受实惠。"

董煟说："赈济应当顾及乡村，我曾在义仓一节中论述得很详细了。然而曾听说蜀道发生盗乱，临汝侯嘲笑罗研说：'你是蜀人，为什么这样以祸乱为乐呢？'罗研说：'蜀中一百家算作一村，有粮食吃的不过几家，贫困窘迫的人十之八九，束手无策的官吏十之二三。假使各家能有五只母鸡、一头母猪，床上有百钱，甑中有几升麦饭，即使苏秦张仪在前面巧言游说，韩信白起在后面按剑威逼，也不能让一个人去做盗贼。大概赈济顾及不到村落，其弊病就是这样。'高宗谈论拯救赈济，说幽僻偏远之处，也要分别委派官员，一定要亲自到场、亲自督办。这就是所说的不出家门就能周知天下的道理吧？"

绍兴年间，户部尚书韩仲通请求把上供米余下的数目每年积存一百万石，另外用仓廪储存，遇到水旱灾害就用来资助军粮及减少购买。称为"丰储仓"。下诏批准。皇上说："所储存的粮食遇到水旱灾害确实有所补益，不是小事啊。"董煟说："丰储仓乃是上供之外剩余的粮食，本来就是防备水旱灾害、资助军粮罢了，后代掌管国家财用的人，倘若遇到水旱灾害，能不明白设立此仓的本意吗？"

绍兴二十八年，平江、绍兴、湖州、秀州各地遭受水灾，想要免除下等农户积欠的赋税。宰相执政官拟定命令户部核算，是否会损害每年的财政收支，皇上说："只命令核算数目，便于从内库拨款偿还。朕平时没有胡乱的花费，所积蓄的本来就是想用来防备水旱灾害的。这本来就是民间的钱，却用于民间，又有什么可惜的呢？"

董煟说："帝王以天下为家，不把私人的库藏放在心上啊。高宗拨发内库的钱，免除受水灾的下等农户所积欠

译的赋税，并且说：'这本来就是民间的钱，却用于民间，又有什么可惜的呢？'真是帝王的度量啊！"

绍兴戊寅年，户部侍郎赵令衿请求把州县义仓的陈米出售。右仆射沈该等人说："义仓的米按法律不应该出售购买，恐怕会失去预备的作用。"皇上说："各郡自然有米的数目，如果酌量出售十分之三，积存下所得的价钱，第二年再购回来，又有什么损失呢？"

董煟说："义仓本来是民间寄存的粮食，按法律不应当出售换钱，只是太陈旧腐烂了就不能吃。高宗命令积存下所得价钱，第二年再购回，与如今出售换钱移作他用的做法有所不同了。"

绍兴年间，下诏说义仓的设立，是用来防备凶荒水旱的。又说："祖宗设立义仓，用来应对水旱灾害，是最好的办法。"州县奉行没有防范，逐渐失去了本来的用意。一旦遇到水旱灾害，用什么来赈济救助呢？可以命令监司检查核实真实数目，补还被侵占挪用的部分。

董煟说："我屡次说义仓本来是民间用义举捐纳寄存在官府的，遇到凶荒水旱，就应当直接归还给百姓，不应当认作官府自己的财物，吝惜而不拿出来啊。"高宗下诏："义仓的设立，是用来防备凶荒水旱的，又命令检查核实真实数目，补还被侵占挪用的部分。"这真是伟大的君王之言啊！

孝宗乾道年间御笔："有人报告今年春天闽中缺粮，朕十分挂念此事。以前各地的赈济，多数只顾及城郭，而顾及不到乡村，很不均衡。你们要一一上奏来。"

董煟说："韩愈的诗说：'前年关中大旱，闾里多有饿死的人，我想进献短浅的策略，却没有办法到达朝廷。'聂夷中也说：'我希望君王的心，化作光明的蜡烛，不去照耀罗绮的筵席，只去照耀逃亡人家的破屋。'大概是感伤在上位的人不体恤在下的百姓。如今孝宗忧虑赈济不均衡、顾及不到村落，命令你们一一上奏来，难道还有下情不能上达的情况吗？"

乾道七年，饶州发生旱灾损伤，安排措置赈济。用本州义仓的粮食八万余石，又调拨附近州县义仓的粮食五万石，并且截留州中积存管理的上供米三万石，以及献助的米二千石，一并制定赏格劝谕上等富户拿出粮食。安排措置赈济出售，知饶州王秬上奏文书借调钱五万贯，接续购买米麦之类。得到批复后依照江州旱灾损伤的先例，也安排措置拨出本州义仓米四千余石，又截留上供米六千五百余石，劝诱上等富户认购出售米二万八千六百余石，截留赣州起运来的一万石。用于赈济购粮的本钱四万余贯，作为本钱购买粮食，又调拨本路常平米十万石，吉州、筠州等州现有起运赴建康府的米八万余石，积存管理的米六万七千余石。

董煟说：救济饥荒截留粮食，本州积存管理上供米以及借调钱购买米麦赈济出售，都是应当施行的做法。然而如果没有圣明的君主，那么这些事情大多难以协调施行。孝宗把天下百姓放在心上，毫无为难之色。既然如此，那么后世万代的君主，应当以此为法则啊。

乾道九年，下诏江淮、闽、浙一带，如果有人报告饥荒的情况，说明水利没有修治，以致失去防备旱灾的准备，朕将会依据官吏的勤惰来评定考绩优劣，各自要尽心竭力，不要重蹈后悔的覆辙。

董煟说：水利这件事，凡是农民与纳税的农户，自然知道要留心，不必等在上位的人加以劝谕之后才开始兴修。只是农夫常常担心贫穷而没有力量，纳税的农户即使资助他们，然而工程质量终究不够坚实。古人春天视察耕作而补助不足的地方，想来大概也是留意于此吧？

淳熙年间下令，征收课利钱的机构，如果经历了灾害损伤，各自依照夏秋的期限，依照放免的分数，在租税额中扣除。

董煟说："每逢歉收之年，百姓财物穷困，各种事务都要减少节省，课利钱及各种商税机构，怎么能像往常一样呢？我私下观察本朝熙宁八年，灾害损伤最为严重，放免的青苗米一百三十万石，而酒税的亏损减少也有六七十万余贯

译，这可以大概看出来。自从高宗中兴以后，陈亨伯等人建议设立经总制窠名，而大抵大多出自酒税、茶盐以及各种税赋的收入。自从绍兴三十年，臣僚建议，才开始设定定额，颁行到各路提刑司，每年按数目催缴，不容许拖欠。粮食缴纳有一定的限额，如果办理妥当有赏赐，如果违犯拖欠有处罚。自从设立定额之后，到了凶年饥荒之年，而有关官员督促办理更加严峻，百姓才开始感到痛苦。孝宗把这写入法令之中，然而州县即使遇到灾害损伤，也没有听说依此施行，大概是不知道其中的本末源流啊。"

淳熙九年，两次下达指令，各路官府不许阻碍粮食流通，多张贴文告晓谕百姓，如果有敢于违反的，命令总司觉察后上奏。

董煟说："本朝历代圣明君主，一遇到水旱灾害，都避居偏殿，减少膳食、撤去音乐，或者放出宫女，清理冤狱。这都是学到了古代圣人的用心。孝宗尤其恳切留意于此，理应享国长久，恩德留在百姓心中，即使经历千百代也不会衰竭啊。"

　　救荒活民书卷上

　　钦定四库全书

　　救荒活民书卷中

　　宋　董煟　撰

救荒的方法，不止一种，但大致有五种：用常平仓赈济出售，用义仓赈济施舍，不够的话就劝导有能力的人家分出粮食，还有禁止阻碍粮食流通，禁止哄抬物价。能够施行这五种方法，那也差不多可以应对了。至于检查旱情、减免租税、借贷种子、派遣使者、放宽禁令、出卖爵位、剃度僧人、优待农民、治理盗贼、捕捉蝗虫、和平购粮、存问抚恤流民、劝导种植大小麦、通融物资余缺、向内库借贷这类做法，又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施行。

　　常平

董煟说："常平的办法，专门为了凶年荒岁赈济出售。谷贱的时候就增加价格来购买，使不损害农民的利益；谷贵的时候就减少价格来出售，使不损害百姓的利益。称之为常平，就是这个道理。近年州县财政困窘匮乏，往往大多挪作他用。派官员核实，也不过是走走过场罢了。自从乾道年间，发放度牒一百万道，兑换筹措诸路常平钱一百万贯，而各郡县于是更多地侵占挪用。义仓之后，虽然允许用度牒安排措置和买粮食，其间也难免有强行摊派的情况。当时对此十分担忧。既然如此，那么平价购粮的办法，就不能施行了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我前面在李悝一节、后面在和籴一节论述得很详细了。只是官府购粮的时候，不可以按固定数目定价，必须根据一年是丰收、平收还是歉收，完全依照民间的实际价格，宁可每升比当时价格高一二文钱，来吸引百姓前来出售，何必担心百姓不争相出售呢？大概官府的安排措置，只是想要救济百姓的困苦，财政收入不应当计较。如果用私人理财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那就失去了设立常平仓的本意了。"

一、常平法，本来没有哪一年不购买，也没有哪一年不出售。大丰收年，购买三分之一而留存三分之二；一般丰收年，购买三分之一；小丰收年，购买十分之一。这就是没有哪一年不购买。小饥荒年，就拿出小丰收年积存的部分；中等饥荒年，就拿出中等丰收年积存的部分；大饥荒年，就拿出大丰收年积存的部分。这就是没有哪一年不出售。近来丰收年份没有购买，饥荒年份没有出售。这中间有关官员的吝惜封闭，使粮食变成尘埃，实在令人叹息。

一、常平的钱物不许挪作他用，不知道其他费用也不许挪作他用。至于用于救荒，正是应当使用的地方，如果一定要等待上报批准，那么事情就来不及了。如今遇到旱灾损伤的地方，州县应当自行统一谋划，用常平钱在丰收的地方循环购买，来救济饥民。等到事情结束之日，再用购买的本钱归还常平仓就可以了。

一、常平仓赈济出售，其弊病在于不能遍及乡村。如今委托隅官、里正监督察看，大多流于形式，没有实际的恩惠惠及百姓。应当仿效富弼在青州监督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