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偶存卷上

译执笔的方法，必须把笔管放在大拇指中节的前面，不可放在中节正中，以便运转；必须处在动与静之间【书法中所说的“招大指”，大致是让笔在指端活动，顺意时便能腾跃顿挫，生动的意趣由此产生。如果放在中节正中，手掌就像握住枢轴，常常不能自由转动，必然妨碍回旋之处，多形成棱角，笔就死了，哪里还谈得上字的生动呢】。食指应略微充实中指，同时帮助用力，手指自然就有力【世俗多用单指包住笔管；单钩时肘臂贴纸，力量不足而没有神气，便显得拘束而不舒展。一定要用两指包住笔管，大致是收拢中指、并拢食指来辅助它。虽说要使两指齐整，也不必强行牵扯得完全平齐，还要有自在的意味，才合乎所谓“双苞而实指”。两指包住，笔就牢固；牢固便能用力挥运而劲利。手指齐整，执笔就充实；充实，筋力就均匀平和】。又让无名指抵在前面；三指所执的笔管，还要用小指抵住无名指的前面【虽然主要依靠大拇指、中指、食指用力，也必须五指共同执笔】。要使掌心虚空，如同握着鸡蛋【拳头和手指填塞掌心，就会截断力量和气势；掌心空虚，运用、转侧才容易圆顺】。使手腕平正，平正而挺起；凡是下笔写点、画、波、撇、屈曲等笔画，都必须用全身的力量把它们送出去【古人重视悬腕，就是因为可以用尽力量；写大字、小字都采用这种方法】。如果把手掌贴在桌面上，手指就会黏在纸上，始终无法掌握力量的轻重，便会失去准则。因为手腕能够挺起，就会觉得它有弹性；手腕有弹性，笔锋就一定端正；笔锋端正，四面的气势就完整。执笔虽要有力，却不可使它过紧，以致转运不能自由【大体说来，执笔过紧一定滞涩；现在既然把笔放在大拇指关节前面，略紧而侧向前方，又必须使松紧合宜，不可一味紧握，因为握得越紧，运用时就越滞涩，所以如此】。总的要求是，执笔虽紧，运笔必须灵活；不可只用手指运笔，应当用手腕运笔。因此，执笔在手，但手不主导运转；运笔在腕，但腕不负责执笔。执笔虽要求沉重稳定，使用时却要轻便灵活。然而轻要能沉着，便要能涩行；这种方法以藏锋为主。如果不能涩行，险劲的气势就无法产生。至于过分轻浮而不能沉着，就会成为浮滑；浮滑就显得俗气【明代徐渭《论执管法》；按语说，这实际上本于唐代韩方明《授笔要诀》】。执笔的方法，称为“执使”。“执”是执持笔锋，“使”是运用。因此孙过庭有“执、使、转、用”的方法。姜尧章说：“执，是指执笔的浅深、长短；使，是指纵横、牵掣；转，是指钩环、盘纡；用，是指点画的向背【明代张绅《论执笔法》】。书法开始于自然；自然确立之后，阴阳便产生了；阴阳产生之后，形势便显现出来。藏住笔锋的起头，收住笔锋的末尾，力量贯注在字的内部；下笔用力，笔画的肌肤才会美丽。所以说：气势来到时不可阻止，气势离去时不可拦截。只有笔锋柔软，奇异的变化才会产生。凡是落笔结字，上部都要覆盖下部，下部用来承接上部，使形势彼此递相映带，不要使气势相背。转笔应当左右回顾，不要使笔画的交接处孤立暴露。藏锋写横画时，笔锋出入的痕迹，要想向左先向右；到了回向左边时也是这样。藏住起笔，笔画要圆；落纸时要使笔心经常在笔画中间运行。收住笔画末尾，笔势尽时要用力收束。疾速的气势产生于撇、啄之中，也在于用力紧快地趯笔。掠笔在于使笔锋峻利而迅疾挑出。涩行的气势在于紧快而有战动地行笔。横画如鱼鳞，是勒笔的法则【蔡邕《九势》】如果在软纸上写字，就用强笔；如果在硬纸上写字，就用弱笔。纸笔强弱不相称，笔锋就会跌宕而不能入纸。凡写字贵在沉着安静，使意念先行于笔锋之前，字形随后留在心中。尚未开始时，构思已经完成。下笔仍不可急，所以必须迟缓。为什么？笔如同将军，所以必须迟缓。重在心意，又想要迅疾，不宜迟缓。为什么？心意如箭锋，箭不宜迟缓；迟缓了，射中目标也不能穿入。每次写字都应当十分快中有五分慢，十分曲中有五分直，十分藏锋中有五分出锋，十分起笔中有五分伏笔，这样才可以称为书法。如果直笔急速牵引包裹，暂时看起来像字，长久品味便没有力量。仍须使笔锋蘸墨不过三分，不可浸得太深，以免笔毫软弱无力。墨与松节一起研磨，长久不动，反而越好【王羲之《笔论》】先认识这个字，书写时才能得到它的神韵。平素与它相违，必定难以描摹。临摹字帖最有功效，因为可以取得字的精神。字形在纸上，笔法在手中，笔意在心里。每一笔都要有生意，分间布白要小心安排，落笔时却要大胆【《翰林粹言》】拿笔在手，就必须运用意念，不可胡乱落下一笔。一笔刚落，就要设想第二笔应当怎样与它配合、怎样下笔【同上】想写署书，先要设想一个字的整体结构；构思妥当后再拿笔。落下中间的笔画时，要设想全字的整体；落左边的笔画，意念要放在右边；落右边的笔画，意念要放在左边；上下也是如此【明代赵宦光《论书》】法度形成以后，字形各有统摄关系。一个字统摄两个字，两个字统摄三个字，这样便统摄一行；一行统摄两行，两行统摄三行，这样便统摄一幅纸。凡是这些，都是学习书法的人应当知道的【唐代张敬元《论书》】初学书法，先不要写大字。纵向看来，善于运用笔力的字多骨，不善于运用笔力的字多肉。骨多而能防止肉弱的，称为筋书；肉多而能防止骨露的，称为墨猪。力量充足、筋力丰满的是高境界；没有力量、没有筋力的是弊病【卫夫人《笔阵图》】用笔应当像印章压入印泥，又像锥子划过沙地，使笔锋藏在笔画中，书写才沉着有力。运用笔锋时，总要想让力量透过纸背【唐代褚遂良《论书》】书法必须具备神、气、骨、肉、血五者，缺少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能算成书【宋代苏轼《论书》】。字要有骨格，肌肉必须包裹筋力，筋力必须藏在肌肉之中，这样秀美滋润才会产生；章法安排要稳重而不俗气，险峻而不怪诞，苍老而不枯槁，滋润而不肥腻；变化贵在形态，不贵在刻意造作。刻意造作会产生怒气，怒气会产生怪异；贵在形态而不贵在造作，造作一多就流入描画，描画一多就流入俗气，这些都是字的弊病【宋代米芾《论书》】学习书法有两方面：一是笔法，二是字形。笔法不精，即使字写得好也仍然不好；字形不妙，即使写得熟练也仍然生硬。学习的人能够理解这一点，才可以谈论书法了【赵孟頫《论书》】心能够转动手腕，手能够转动笔，写出的字就会如合人意。古人擅长书法，没有别的奇异之处，只是能够运用笔法罢了【宋代黄庭坚《论书》】张长史说：“大字要促使它写得小，小字要舒展使它写得大。”董内直说：大字贵在结构严密；结构不严密，就会稚嫩松散而没有精神。偏旁应当字字彼此照应；一个字的美，全由偏旁凑合而成。拆开来看时，各个部分都自成一种美，这才是大字达到尽善的境界。小字贵在开阔，字内的间架应当明朗整齐；开阔如同大字的体段，也应当具备各种美【明代王宾《叙字》】

译凡是写字，应当使拙朴多于巧饰。近世少年写字，像新妇梳妆打扮，布置了百般点缀，始终没有刚烈妇人的气度【黄庭坚《论书》】学习书法，胸中必须有道义，又要用圣贤哲人的学问来扩充自己，这样书法才值得珍贵。如果内心没有准则，即使笔墨不逊于钟繇、王羲之，也只是一个俗人罢了。我曾说过：“士大夫立身处世，可以做各种事情，唯独不能流于庸俗。一旦庸俗，便无法医治【同上】。字画只是小技。然而不精心研究，内心就不能与法度相契合，怎么能够通达其中的奥妙？不长期积习，手与心就不能相互配合，怎么能够达到妙境？师法必须高远，骨力必须厚重。已经认识了它的本源，即使出于自己的心意，也会暗中与法度相合；勉强摹仿它的外迹，即使形貌相似，实质上也会相违【明代娄坚《论字画》】同一时刻写字，有时相合，有时相违；相合就流畅妩媚，相违就凋零疏散。略说其原因，各有五种：精神愉快、事务清闲，是相合之一；感念恩惠、追随知己，是相合之二；时令调和、气候润泽，是相合之三；纸墨相互发辉，是相合之四；偶然想要写字，是相合之五。心情急迫而身体滞留，是相违之一；意念违背而气势屈曲，是相违之二；风燥日炎，是相违之三；纸墨不相称，是相违之四；情绪懈怠、手力衰竭，是相违之五。相违与相合交替之时，优劣也随之不同。得到时机不如得到器具，得到器具不如得到志趣。如果五种相违同时聚集，思路就会受阻，手也会昏蒙；五种相合交相到来，精神就会融和，笔势就会流畅【唐代孙过庭《书谱》】分隶书法 后汉蔡琰叙述石室神授笔势。我的父亲创制八分时，神灵传授笔法说：“书法有两种方法：一是疾，二是涩。掌握疾、涩两种方法，书法的妙处就全了。” 晋代卫夫人的《笔阵图》说：“凶险可怕，如同八分书。” 晋代王羲之在《题笔阵图后》中说：八分书又有一种波势，称为隼尾波；钟繇的《泰山铭》和魏文帝的《受禅碑》中，已经有这种字体。写字首先必须把八分、章草的笔意引入隶字【即完全的真书】中，以激发人的意气。如果直接取用俗字，就不能首先激发意气。我年轻时学习卫夫人，曾以为已经大有成就。等到渡过长江向北，寻访名山，看到了李斯、曹喜等人的书法；又到许下，看到了钟繇、梁鹄的书法；又到洛下，看到了蔡邕《石经》的三种字体；又在堂兄王洽那里，看到了张昶的《华岳碑》。这才知道学习卫夫人的书法，只是白白浪费年月罢了，于是改变原来的师法，仍然从众多碑刻中学习。唐代张怀瓘《六体书论》论述八分书说：笔画发动，体势骨力雄健奇异；运笔威猛，投笔峻利；气势腾跃，波势飞扬；以逸宕为贵，以奇异为尚，探求神灵，寻索玄妙。可以说，蔡邕是它的祖先，张昶、皇象是它的儿子，钟繇、索靖是它的孙子。张怀瓘在《评书药石论》中说：“有知觉的生物，都希望骨肉相称，神采形貌洒脱清秀。如果筋骨承受不了脂肪肌肉，在马就是劣马，在人就是肉疾，在书法就是‘墨猪’。推究这种病态，还没有立即停止。不是医治不能改变它，只有题署和八分书可以写得肥厚严密。” 元代吾衍《三十五举》说：隶书人们认为应当写得扁平，却不知道妙处正在于不扁。笔画挑拔平直刚硬，像折断的刀头，这才是汉代隶书的体势。概括地说，就是方正劲健、古朴拙重，像斩钉截铁一样，已经完备了。隶书的法则很深奥，这里只具列其大概。元代刘有定论书说：篆书用直笔，分书用侧直笔；笔锋圆转，侧笔方峻。用笔方法虽有不同，但开始执笔并没有差别。之所以不同，不过是运笔和使用笔锋的差异变化罢了。大抵笔直直落下，笔锋常在笔画中央；想用侧笔，就稍微使笔锋偏倒，书体自然就方正了。古人学习书法，都使用直笔。王次仲等创制八分书，才开始使用侧笔的方法。明代丰道生《学书法》说：学习书法必须先学楷法，写字必须先写大字。八岁就学习大字，以颜真卿为法。十多岁才练习中楷，以欧阳询为法。中楷熟练以后，再收敛笔势写小楷，以钟繇、王羲之为法。楷书写成后，才放纵笔势写行书；行书写成后，才放纵笔势写草书。学习草书的人，先练章草，了解偏旁的来历，然后变化成为草书的极致。凡是行书、草书，都必须先写小字，之后再写大字，想使其专门取法二王，不可一下子放纵开来。学习篆书的人，也必须从楷书入手，正锋熟练以后，就容易掌握用力。学习八分书的人，先学篆书，篆书熟练后，才学习八分书，这样才有古意。童子到了二十四、二十五岁，应当学习八分书；方法是先大后小，应当取法唐明皇《泰山碑铭》【书本身并不古，却可以作为法则；初学者所以记载它】，北海《相景君碑》，洪都石经，以及《堂邑令费凤碑阴论分隶》。唐代张怀瓘《十体书断》说：八分书，是秦代羽人、上谷王次仲创作的。赞语说：仙客遗留下来的典范，灵秀的姿态卓然超出；奋力劈斫，笔势扬波；外表如金、内质如玉；像龙腾虎踞一样，气势并非只有一种；像横握长戈一样，气概雄健洒脱；楷法的妙处，在于华美与质实兼备。宋代范成大论书说：“汉人写隶书，虽然不能说都工整或拙劣，但都有笔势和腕力。他们的法度比后世真书、行书更加严谨，神采、精神和气度鲜明灿然，从中可以想见用笔用墨的路径。” 元代郝经论书说：“汉代的隶法，蔡中郎的作品已经无法看到了。现存的只有魏太傅钟繇的书迹。钟繇是沉着刚毅、威严厚重的人，所以他的书法劲健锋利、方正厚重，如同刻画宝剑、堆叠鼎器，斩截峻绝而深险。他又变化为楷书，后世也无法赶上。” 宋代黄伯思论书说：“篆法的败坏，始于李监；草法的弊病，始于张长史；八分书的流俗，始于韩择木。这些人的书法并非不工巧，但缺少古人的源流，使庸俗之士在书法家门前攀木求进，造成的祸患最深。篆书的方整稳重、草书的颠逸放纵、八分书的纤细妍丽，学习者很容易达到，但天生的气势就丧失了。他们看到钟繇、蔡邕的遗文，见到汉代的碑刻，看到王羲之、王献之的遗迹，难道不会稍稍减损这种做法吗？这话只能对有见识的人说。”

译论述隶书、分书、楷书的起源。许慎《说文序》说：“秦代的书体有八种：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汉书·艺文志》说：“汉代的书体有六种：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书、虫书。”《后汉书·儒林传》说：“古文、篆、隶三种书体。”可见汉代以前并没有楷书和八分的名称。晋代卫恒《四体书势》才说：“隶书，是篆书的快捷写法。”上谷王次仲开始创制楷法，楷法在这里才见于记载，这就是把隶书指作楷书。后魏江式《书表》说：“蔡邕采纳李斯、曹喜的法则，形成古今杂合的形体，奉诏在太学立石碑，刻载五经，题写楷法，大多是蔡邕的书迹，又没有另外说是创作隶书。”而后世流传的蔡邕石经全是隶字，难道不是把隶书直接指作楷书吗？八分书则最早见于蔡文姬《石室书势》。唐代元度《唐人十体书论》也说：“王次仲开始创作八分楷法”，意思是说具有楷法。大概所谓楷，就是法则、式样、模范。《礼记·儒行》说：“今世实行它，后世把它作为楷模。” 王次仲的分书、隶书可以作为后世的楷模，所以有时以“楷”命名隶书，有时以“分”命名，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另有一种楷书。后来便直接以“楷”命名隶书，但隶书与今天的楷书实际上同出一源。我曾说，李斯小篆如传世的《峄山碑》，整齐庄重，笔画调匀，与今天的楷书本来就相差很远。程邈减省篆书而成为隶书，构思得便捷简约，像今天的楷书，却没有波偃、挑剔等笔势。吾衍说，汉代款识字就是这样。考察《淳化法帖》中收录的程邈几十个字，虽然出自王著临摹，但宋太宗平素有意搜集传世的程邈书迹，必定是历代内府留存传下来的，不是王著凭意想创作的。自古推尊程邈为隶书之祖，却不说他创作楷书，而这里只保存这几十个字，足以说明楷书与隶书原本没有分别。到了汉代才开始有波偃、挑剔，今天流传的石刻上清楚可见；然而如北海《景君碑》、 《衡方碑》、《鲁峻碑》、《张迁碑》、《武荣碑》等，虽然已经开始采用挑法，但方整板重、迟缓厚重，仍保留古意；《韩勑碑》、《孔宙碑》、《孔彪碑》、《孔褒碑》、《曹全碑》等，则姿态妍媚、横逸纵放，大小长短全凭心意，直接开启了今天楷书的法门。流传日久，逐渐失去根本；从魏代到晋代，钟繇、王羲之以后，专门追求姿态妍媚以取悦世人，妍美工巧，形态万千，见到的人无不喜爱。于是楷法兴盛，所谓古隶书便仿佛自成一种书体了。间或有人刻碑，仍沿用旧制写隶书；当时还没有“真书”“楷书”的名称，仍然统称为隶书而已【卫恒说“开始创作楷法”，原本指的是隶书。赵明诚说：“东魏大觉寺碑，韩毅亲自题为隶书，大概就是今天的楷书。”】到了唐代，便直接把楷书称为隶书，而另把八分称为隶书。贞观元年下诏，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到隶馆学习书法【出自《唐书·百官志》】。唐代五体书为：古文、大篆、小篆、八分、隶书【出自《唐六典》】。张怀瓘《十体书断》列为：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隶书【怀瓘《六体书论》说：“隶书，字字都端正，称为真书”】、行书、章草、飞白、草书。唐代元度《十体书》列为：古文、大篆、八分、小篆、飞白、倒薤、散隶、悬针、鸟书、垂露，都把八分和隶书分作两种。这些说法都是把隶书当作楷书，把八分当作古隶书。怀瓘又说：“八分，是小篆的快捷写法；隶书，也是八分的快捷写法。”汉代陈遵擅长隶书，给人的尺牍都被视为珍宝。此后钟繇、王羲之各自把这种书法造诣发挥到极致。许昌两块碑，传说是钟繇所书，其实是隶体。我所传的《宣示表》《贺捷表》《力命表》等表章，全是楷书。王羲之则一个隶体字也没有留下可供观看，却说二人各自把书法造诣发挥到极致，这难道不是“隶书即楷书”的明确证据吗？宋代周越、郑昂所列八体与怀瓘相同，只删去了籀文、章草。范度则约略归为篆、八分、真、行、草五体，并说：“书体虽然有五种，流派只有三类：篆书统摄科斗、玉箸、垂露、薤叶以及大小篆等；隶书统摄王羲之、王献之、钟繇、庾翼、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以及真书、草书一类；八分则取法于篆书和隶书之间。”这样看来，宋代也把隶书称为楷书。看梦英《篆书千字文》，袁正己在字下用楷书作注，而梦英自己题为隶书，也可以作为证明。总的说来：唐代以前，隶书、楷书合为一体；唐代以后，隶书【即今天的楷书】与八分【即古隶书】分为两种。宋代也沿袭这一说法，所以赵明诚有讥刺欧阳修“误把八分当作隶书”的话。我认为，凡是后汉、魏、晋时期的碑，不妨仍按原名称作隶书；而唐代以后的碑，实在应当称作八分，不应仍称隶书。近来顾宁人《金石文字记》把汉碑全都称作八分，而以楷书为正书，用来加以区别。只怕仍然走上欧阳修的错误道路罢了。

译论述汉代、唐代分书与隶书的异同。关于八分的说法并不一致。有人说，把隶书割取八分，把篆书割取二分，再把八分割取二分；这是世间传说的蔡琰的话。但在蔡琰本传和其他记载中都看不到，恐怕不足以作为依据。王愔说：王次仲开始把古文写得方正宽广，减少波势，用隶字创作楷法，字形方正而有八分之意，说的是具有楷模。张怀瓘驳斥说：如果以方正宽广为标准，那么篆书、籀文中本来就有；说改变古体而成为方正，不知道他究竟指什么。郭忠恕说：书法有八体，蔡邕以隶书创作八分体，大概是在八体之后又产生了这种方法，称作八分，这种说法更加牵强。张怀瓘说：楷、隶最初创制时，大体形制相同；大概因为年代久远，逐渐像“八”字那样分散，又称为八分。郭忠恕也有“都像八字的形势”和“有偃波”的说法。我认为，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至于“八分”二字，秦、汉谈论书法的人都没有提到；也只有世间流传的蔡琰叙述石室神授笔势时说：“我父亲创作八分时，神灵传授了笔法，八分最早见于这里。”继此之后，晋代成公绥【晋武帝泰始年间人】《隶书体》说：“八分采用玺书法，特别美好而有不同的制作。”刘劭【晋成帝咸康年间人】《飞白书势》说：“鸟、鱼、龙、蛇、龟、兽、仙人、蛟脚、偃波、楷、隶、八分。” 卫夫人《笔阵图》却说：“凶险可怕，如八分书。”王逸少在《笔阵图后》也说：“八分还有一波，称为隼尾波。”又说：“首先必须把八分、章草的笔意引入隶字【这里指楷字】之中，以启发人的意趣。”又说：“有的像散隶，有的接近八分，有的横画像八分而起笔像篆书、籀文。”从此以后谈论八分的人纷纷出现，但最终没有人把隶碑称为八分，大概因为当时隶书刚刚变化成为楷书，还没有把楷书另行区分出来，所以总称为隶书。到了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的书法特别盛行，于是把楷书称为隶书，把古隶称为八分，而且把八分列为五体之一，隶书和八分便截然分成两种。这样一来，称汉碑时仍说汉隶，称唐碑时仍说八分，似乎汉唐相隔遥远、互不承袭。实际上，汉隶就是唐八分，唐八分就是汉隶，起初并没有两样。如今看唐代流传的唐明皇《泰山孝经》以及梁升卿、史惟则、蔡有邻、韩择木等人的石刻，哪里曾与汉碑有很大差别呢？只不过汉碑多古拙质朴，唐碑则日益趋向光润；汉碑多错杂，唐碑则专门追求整齐；汉碑多简便如真书，唐碑则偏增笔画而形成变化的体式，所以在神情气韵之间大不相同罢了。至于它们的外貌和体格，本来不过是优孟所穿的衣冠那样相似罢了。可是后人妄自产生议论，必定要把它们分成两种。《宣和书谱》说唐代改变方正宽广的形体而形成波势。唐代哪里没有方正宽广，汉代哪里没有波势呢？郭忠恕说蔡邕以隶书创作八分体，这样一来就是先有隶书、后有八分；可是他又说小篆散开而产生八分，八分破散而产生隶书，这样一来又是先有八分、后有隶书，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洪适则说东汉时分书、隶书已经兼有；如今汉碑都还存在，试问哪一块碑是隶书，哪一块碑是分书？洪适将依据什么措辞呢？吾衍《字源七辨》把秦隶、八分、汉隶分为三种，还说秦隶、八分都是没有挑法的隶书。秦隶没有实物可见，凭什么知道呢？既然都说没有挑法，又凭什么区别是秦隶还是八分？至于把石经和汉人的各种碑称为汉隶，这又说它们与秦隶同名而实际不同；又说是八分，实在是支离牵强，毫无定见。陶宗仪说建初年间以隶书作为楷书的根本，同一种书有两个名称；钟繇、王羲之改变体势，楷书、隶书才开始分开，这话是对的。可是他又讥刺隋唐以来古法全部废弃，指称把八分叫作隶书的人是错误的。把八分称作隶书，不过是按照它的本源来称呼罢了，有什么可非难的呢【欧阳修《集古录》只把汉碑都称作汉隶】？他又说汉代有隶、分，唐代有分、楷，却不知道是根据什么而放纵这种臆说。

译汉魏碑考。前代遗留下来的金石文字，往往足以补充史家的缺漏。从前欧阳修、赵明诚、洪景伯、杨用修、都元敬、赵子函、王元美等人，已经辨析得很详细了，只是没有人谈到书法。我很爱好分书、隶书，因为所经历见闻很少，搜集的范围狭窄，只就平时偶尔看到的稍加品评鉴定，拿来给同好者看，或许其中有可取之处。那些只是经我看过、却没有成为我所有的，一概不再谈论。汉《北海相景君碑》【并碑阴】。顺帝汉安二年八月。碑现在在济宁州儒学，我所收藏的汉碑就是从这块开始的。碑额篆书题为“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十二字，分为两行；碑文十七行，每行三十二字。碑中有孔洞，在第八字下面；孔洞所在处，三行各缺两字。“明府”和“乱曰”都另起一行，字体颇长，挑笔稍微接近今天的柳叶篆，不完全写成钩趯隶书。释文缺二十七字，我的本子又缺三十二字，但大体文义还可以读懂。赵子函说残缺后已经不能成文，这是为什么呢？唯独碑额题为“铭”，文辞却称“诔”，弇州讥讽其不妥，确实如此。碑阴共有三列，第三列姓名下面又写着“服丧三年者”，共八十七人。末尾两行是四言句，共十八句，叙述立碑的意旨。字比碑文稍小，却更加遒劲而有韵致。碑文中“□枭□”字，即“鸱”字。看下文“低佪”，“低”字写作“▯”，可见隶书释文把它释作“鸮”是不对的。又有“孝子憉▯▯”字，字书中没有，应当参照鼎文的“▯▯”字；隶书释文说借作“拂”，取辅助、辅弼之义，字书中也没有，这些字都应当补入字书。汉碑中有很多孔文字，相关记载和论述十分详细，不再赘述。汉代所立《孔庙卒史孔龢碑》。桓帝永兴元年六月。碑现在在孔庙，没有碑额。碑文十八行，每行四十字。第八行“制曰高”三字中，“高”字高出一字的位置，下面空出数个字的位置，写着“司徒公河南”十二字。第九行“雒阳宫”下面空出数个字的位置，写着“司空公蜀郡”十二字。碑文这些地方都与上文不相连接。刘太乙说：“因为有空缺，所以把文字刻在这里。”确实如此。杨用修、都元敬抄录全文，却都遗漏了这些内容，难道是没有见到拓本吗？考察史书，元嘉三年五月改元为永兴；碑文一处写“元嘉三年三月”，另一处写“永兴元年六月”，实际上是同一年的事情。字体特别雄伟，如同戴冠着衣、佩玉的人，令人肃然起敬。近来郑簠常常喜欢临摹它。汉韩勑造《孔庙礼器碑》【并碑阴】。桓帝永寿二年。碑现在在孔庙，没有碑额。碑文十三行，每行三十六字。第八行的“皇”字高出一字的位置。《隶辨》误把它列作第三行；末尾记载韩君的姓名，下面接着是捐钱者的八个姓氏。碑文说：“又征发颜氏以及官氏在县邑中的徭役，以尊崇孔子的心意。”其中“繇”与“徭”相同，“繇发”应当连读。《隶辨》把“发”归入下一句，也不对。字的挑趯处极其丰厚，但笔画颇细，与《卒史碑》差别很大。赵子函说二者没有区别，难怪刘太乙要讥讽他。《隶释》说：“碑阴共有一百六十二人，如今都完整。” 汉郎中郑固碑。桓帝延熹元年。碑现在在济宁州儒学，碑额篆书题为“汉故郎中郑君之碑”八字，分为两行，中间有孔洞。碑文十五行，每行二十九字。碑已从中间断裂，如今保存的上半截缺十九字，下半截缺十字。刘太乙说上半截缺十八字，是错误的。笔法坚劲遒紧，可惜剥蚀已经非常严重。各家都没有说此碑有碑阴，刘太乙误把北海《景君碑》的碑阴移到这里，可惜来不及写信，让弟弟啸云予以订正。汉泰山都尉孔宙碑。《》桓帝延熹七年。此碑如今在孔庙，碑额上篆书题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十字，碑文十四行，每行二十八字。首行题作“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铭”，《隶释》解释说：凡是有碑额的汉碑，首行就接着写入正文；没有碑额的，有的把题字写在碑前，既然已经篆刻在上面，又在碑首另行标明，只有这块碑是这样。此碑字比其他碑特别大，规整齐整，一笔不苟，但姿态自然纵横流动；有卒史的雄健，却没有那种板滞厚重；化去了韩勑书法的方整格局，却保留了它的清劲真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一流作品。后来曹全碑、孔宙碑，都是从此碑脱胎而来的。碑阴全无文字。汉卫尉卿衡方碑，灵帝建宁元年九月。此碑如今在汶上县，碑额用八分书题“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十字，分作两行，字是凸起的。碑额下面有孔，碑文二十三行，每行三十六字，字大如孔宙碑，但笔画粗硬，转折顿挫沉重浑浊，这是石质太粗、刻工不精造成的。仔细玩味，其中遒劲灵秀的意味确实还在。至于“修阶”“贡名”等字，防字都同上字相连，这是其他碑中没有的。“防”“鴈”“防癀”三字都从“疒”，也没有道理。汉执金吾丞武荣碑。此碑如今在济宁州儒学，碑额用八分书题“汉故执金吾丞武君之碑”十字，分作两行，字是凸起的，极其秀逸可爱。碑文十行，每行三十一字，漫漶得很厉害，《隶释》已经缺十九字，今本又缺八十字，所以文意有很多地方无法读通，字形也受到拘束，不很工整，比碑额差得远。碑文没有记载年月，其中说“遭孝桓忧悲，▯疾陨”，应当在建宁初年，所以列在这里。汉《史晨飨孔庙前后两碑》，灵帝建宁二年。两碑如今都在孔庙，没有碑额。前碑碑文十七行，每行三十六字。“两尚书”以及“朝廷”都另起一行，“并别起时”以下的话写在“尚书”下方，空三字；“昔在仲尼”也另起一行。后碑十四行，每行三十五字。“时长史及史君飨后”，以及“史君念孔渎，又勅渎井，假夫子冡五处”，都另起一行。从“史君飨后”到末字，字比前碑稍大。大概补墙、疏通沟渠、设立市集、种植梓树、设置守吏，是按次序逐项办理的，并非同一时间完成，所以前后两碑的字大小不同。然而两碑都是同一个人的手笔。两碑的字都修整严密，法度森然，好像程不识的军队行列整齐严明，令人凛然不敢侵犯。它们的品格应当在卒史韩勑之上。汉淳于长夏承碑，灵帝建宁三年。

译这块碑依据都元敬所得的双钩旧本，已经缺四十五字，可见真本早已失传。我收藏的本子文字比较完整，把“勤约”写成“勤绍”，无疑是重刻本。但不知道是不是都元敬怀疑的后人伪作？还是根本不是这个本子，而是嘉靖年间漳川书院重刻的本子？碑文十三行，每行三十字，每字四周约一寸七八分。虽然传刻已经失真，但气势体态雄伟，不属于轻佻纤巧一路。笔画转弯处作顿住的收笔，另起一笔，像“也先已”之类的写法，确实是前所未见的。汉《博陵太守孔彪碑》，灵帝建宁四年。此碑如今在曲阜县，碑额篆书题“汉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十字，分作两行。碑文十八行，每行四十五字。格式疏朗，字特别小，秀润清逸，楚楚可爱。而且完全用楷书笔法来运笔，只略微作出波磔笔势，所谓“剑拔弩张”的意味全都没有了。我读过孔宙碑、孔宙的儿子孔褒碑以及这块碑，三碑都精妙绝伦，想来当时朝廷十分尊崇阙里孔氏子孙，不是高手便不轻易下笔。即使竹垞也说它极像曹全碑的笔法，确实如此。孔彪的名字今天还看得见，欧阳修比现在早六百多年，却说字迹磨灭得无法辨认，或许是后人因漫漶太甚而略加修整过。汉李翕《析里桥郙阁颂》，灵帝建宁五年。此碑如今在汉中略阳县。据《隶释》说：李君治理武都的桥梁道路，前后一共在三处摩崖刻石。这块《析里桥郙阁颂》的隶书碑额，另外还有几行，刻着撰文人和石工的姓名。我保存的本子没有碑额和后面几行，只存碑文十九行，每行二十七字。“太守”以及颂文中的诗另起一行。从第九行上半段“衡官椽”中“衡”字斜缺，一直到末尾，每处缺字或二三四五六字不等。洪适本原来缺四十二字，现今又缺十字。字形仿佛夏承碑，但险怪得特别厉害。看它下笔粗钝，极像乡村学堂五六岁小孩描红写成的。但仔细把玩，其中那种古朴而不求讨好的意味，自然流露在字里行间。大概摩崖刻石，书写和镌刻都比上石碑困难一倍。丙戌年我在都门任官时，向孙树峯前辈借来观览，才知道这是宛平北海孙氏的藏本。同年刘太乙认为它不足以取法，我说：茅屋土台本来就比不上雕墙高屋那样夺目，这是很自然的。汉司隶校尉鲁峻碑，灵帝熹平二年。此碑如今在济宁州儒学，碑额题“八分汉故司隶校尉忠惠父鲁君碑”十二字，碑额下面有孔，碑文十七行，每行三十二字，字体方正整齐、均匀洁净。凡是勒笔、磔笔、趯笔、挑起之处，都极为丰肥，开元年间的诸家似乎都仿效了它的字体。汉闻喜长韩仁碑，灵帝熹平四年。此碑如今在荥阳县，碑额篆书题“汉循吏故闻喜长韩仁铭”十字。太乙说：“碑上只记载当时下诏书刻石的事情，原文没有多说一个字，非常古雅。因为世上知道它的人少，所以完整记录下来。”但拿我的本子相比较，反而多出几个字，难道是太乙偶然没有仔细检查吗？字体肥厚沉重，极像鲁峻碑，只是稍微扁一些。汉豫州从事尹宙碑，灵帝熹平六年。此碑如今在鄢陵县，碑首有孔，孔位于碑首中央偏右；横向篆书题“从铭”二字。碑文十四行，每行二十七字。太乙说，因为是近来出土的，所以保存完好；字体方整浑厚沉穆，确实是汉碑中最好的作品之一。我考察碑额“从铭”二字，无法解释。碑文中有“州辟从事”的话，“二字”上面似乎还有二字，或许是四字，用来叙述他的官位，如今已经断裂剥蚀了。而且“从铭”二字与孔平齐，只剩一寸多的距离，不应当在距碑额一寸多的地方就凿出这样大的孔。汉白石神君碑，灵帝光和二年。此碑如今在元氏县，碑额篆书题“白石神君碑”五字，字是凸起的；碑文十四行，每行三十五字。《隶释》因为它的字不像汉人书体，怀疑是重刻的。但碑末有“燕元玺三年”的题名，元玺距光和已有一百七十多年，其间未必重刻。如果是元玺以后的人重刻，又一定不会连题名也一并摹刻下来。综合考察前后各碑，这类情况很多，不必过于苛求。碑末列有石工王明，与《郙阁颂》相同，这就是后世记载刻石工匠姓名的惯例。为什么太乙却说“不明白所谓石工是什么意思”呢？汉郃阳令曹全碑【并碑阴】，灵帝中平二年。此碑如今在郃阳县万▯中掘地得到，没有碑额；碑文十九行，每行四十五字。书法秀美飞动，不拘束，不急促，确实是神品。而且出土不久，运笔起止的锋芒纤毫毕露，虚心仔细观察，时间久了，呆滞肥厚、方板拘滞的一切毛病自然都可以去掉。还担心书法学问不能一天天进步吗？碑文叙述详细丰富而清楚流畅，值得诵读，在各碑中也很杰出。太乙因为其中有“夷齐”“史鱼”等话语不合伦次而讥评它，实在是责备过分了。碑阴的字稍小，也很可爱；每次翻阅，实在不会厌烦其中字样的重复。可惜这个本子的末尾一行被装潢工匠弄丢了。竹垞在康熙庚戌年访得此碑，称美它保存完好，说现今留存的汉碑没有哪一块能超过它。过了两年，我从京师买到它时，碑已经中断，原来完好的部分也已经漫漶了。如今距竹垞所说的甲子又过了一周，字迹日益漫漶，也是应该的。汉荡阴令张迁碑【并碑阴】，灵帝中平三年。此碑如今在东平州儒学，碑额篆书题“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十二字，分作两行。碑文十三行，每行四十二字。此碑也是近代才出土的，所以欧阳修、赵明诚、洪适都没有记载。我玩味它的字，颇为佳妙，可惜摹写的人技艺不高，完全没有笔法，碑阴尤其不堪。顾亭林认为“宾”字旁加“歹”是不合道理的写法，南原依据郑康成《曾子问》注加以驳斥，却不知道“奠而后辞于殡”原本未必需要改作“宾”。先儒对此多有论述，也不足以驳倒亭林。“暨分既”更是难以解释，难怪亭林怀疑是好事者摹刻的，以致讹误到这种地步。至于连它的书法也一并指责为不好，我不这样认为。南原的《隶辨》没有见到碑阴，我的本子有碑阴，共三列：第一列十九人，第二列也是十九人，第三列三人，共四十一人。末行用正书写“付礼”二字，无法解释。汉孔褒碑。

译此碑如今在孔庙，碑额题“八分汉故口【缺一字】州从事孔君之碑”十字，残缺得非常厉害；约二十行，每行约三十字，其中有字的二十四行，其余四五行一个字也没有。开头说：“君讳褒，字文礼，是孔子第二十世孙，泰山都尉的长子。”以及“继德前叶，清和纯懿”等二十多字还可以读懂，后面都不能连成文句了。现在拾取其中笔画稍微清楚的五十多个字保存下来，没有可以考查的年月。这块碑不只是欧阳修、赵明诚、洪适诸家没有著录，近来顾亭林、南原广泛搜罗碑刻，也都没有提到它。我从行李箱中得到它，连它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虽然已经漫漶得很厉害，但确实是仅有的遗物，难道可以不把它珍藏起来吗？魏公卿上尊号碑，献帝延康元年。此碑如今在许州，碑额篆书题“魏公卿将军上尊号奏”九字。碑式记载：碑文二十二行，每行四十九字。“先王”以及“高陵两武王”“三陛下”都平阙；自“陛下即位”以后有十行刻在碑阴，两处“陛下”也平阙。《隶释》说，这是在华裔之后制作的，石质起皴剥落，字迹昏暗模糊。如今世上流传的大多只是前一段，结合碑式所说，知道后段刻在碑阴，所以前后字迹明暗残缺不同。我保存的就是前一段，与《隶释》原文相比已经缺了三分之一，后段更无法得到。魏受禅碑，文帝黄初元年。此碑也在许州，碑额篆书题“魏受禅表”四字，碑文二十二行，每行四十八字。“先皇”以及“陛下”“五皇帝”都平阙；我的本子与《隶释》原文相比，大约缺八十字。魏封孔羡碑，文帝黄初元年。此碑如今在孔庙，碑额篆书题“鲁孔子庙之碑”六字，碑文二十三行，每行四十二字。“制诏皇上”“圣皇”以及“煌煌大魏”都另起一行。曹丕的四块碑中，《大飨》碑我没有见过。《隶释》说，繁昌的两块碑本来就是同一家作品，确实如此；但它唯独极力夸赞这块碑，认为它是四碑之冠，未必正确。魏《劝进》《受禅》两碑，不仅大小、体式丝毫不差，而且气息苍古，完全没有高低变化，显然出自同一人之手，只是《受禅碑》的笔锋稍微瘦劲些。王羲之说：“到许下去看梁鹄、钟繇的书法。”颜真卿认为《受禅碑》是钟繇所书，现今虽然还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位，但应当知道不是钟繇、梁鹄这样的书家就写不出来。孔羡碑的笔画肥厚沉重，而且防作意；钩笔处尤其没有收束，如“乃可哉”等字，实在不耐看，简直开创了史惟则粗俗的一派，与前两碑大不相同。即使果真如碑后题记所说，是“陈思王撰词，梁鹄书写”，也只是梁鹄书法中最差的一种。太乙却说：“《劝进碑》苍劲，《受禅碑》方整，和孔羡碑极其相似，显然是两个人所写。”我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看出来的。自古以来评论八分书的人，都把它分为汉、唐两类。我认为八分书到汉代就停止了。孔褒碑、曹全碑都是东汉末年的作品。曹全碑秀润挺拔，本来就独占鳌头；而且是近年出土的，锋芒都还保存着，尤其可爱。孔褒碑已经极其模糊，我只保存了一百一十来个字，但它秀逸至极，实在不比曹全碑逊色。孔褒碑所处的时代距黄初不过二十多年，如今黄初三碑都还存在，但气息、体格判然如同两条道路。究其根本，当然不只是孔羡碑如此；即使《劝进碑》《受禅碑》，又何尝不是唐人书法的先声呢？这本来就是当时的时代和命运造成的。否则，宜官、钟繇、梁鹄这些人当时并立，追踪前代贤哲，难道竟然做不到吗？所以我认为，魏代恰好是开启唐代的阶段，绝不能说它继承了汉代。洪景伯的《隶释》和娄彦发的《字源》，虽然最后没有收录魏晋一两位书家，却只取汉代石刻，并不是没有见识。《分隶偶存》卷上。《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分隶偶存》。

译钦定《四库全书》。《分隶偶存》卷下。翰林院编修万经撰。古今分隶书家姓氏。秦代程邈，字元岑，下邽人。起初任衙县狱吏，得罪秦始皇，被幽禁在云阳狱中。他苦心思考了十年，增益大小篆的方圆笔势，创作隶书三千字，把它奏给秦始皇。秦始皇认为很好，任用他为御史。采用他的字体作为隶人佐书，所以称为隶书【唐张怀瓘《书断》】。程君首先创制隶书，于是规范像丹青一样鲜明；在十等书品中列为上上品【李嗣真《书后品》】。王次仲，上谷人。年轻时就有奇异的志向，到了弱冠之年，把苍颉的旧文字改为当今的隶书。秦始皇时，政务繁多，认为次仲的文字简便有利于办事，感到奇异，便召他入朝。他三次被征召都不来，秦始皇恼怒他不恭敬，命人用槛车押送他。他在路上化成一只大鸟，从车外翻然飞去，在斯山落下一根翮，所以那里的山峰有大翮、小翮之名【郦道元《水经注》张怀瓘说：王愔说，次仲在建初年间用隶草创作楷法。萧子良说，灵帝时王次仲把隶书修饰成八分。两家都说是后汉人，但所指的两位皇帝不同。有人说后汉也有一个王次仲任上谷太守，并非上谷人。陶宗仪说：次仲与程邈同时，把隶书增广为八分。又有人说是东汉末年人，或者说有两个王次仲，这些说法都不对】。王次仲认为楷书字法局促，于是把它拉长伸展，成为八字的分势，所以称为八分【释适之《金壶记》】。上品中列十三人，王次仲列入正隶和八分书家【韦续《九品书人论》】。后汉曹喜，字仲则，扶风平陵人。章帝建初年间任秘书郎，篆书、隶书都很精工，名声传遍天下【《书断》】。曹喜的书法，如同经书论道，人们说其精妙无比【袁昂《书评》】。贾鲂是和帝时人，撰写《滂熹篇》，以《苍颉》为上篇、《训纂》为中篇、《滂熹》为下篇，合称“三仓”，都用隶书书写，隶书法度从此更加广泛【《书断》】。张昶，字文舒，是张伯英的幼弟，任黄门侍郎，尤其擅长章草，书法类似张伯英，当时人称他为“亚圣”；极精于八分，也擅长隶书【《书断》】。八分书妙品九人，张昶列其中【同上】。张昶的字文舒声望不如兄长，当时人称他为“亚圣”，确实属于上品中的中等【庾肩吾《书品》】。中上品七人，张昶列其中【《书后品》】。上品中列十三人，张昶的八分书和草书列其中【韦续《九品书人论》】。《华岳庙祠堂碑》碑文由汉代张昶创作，并亲自书写；元帝又刻入他的二十多个字。两种书法都有盛名，流传于天下【《水经注》】。蔡邕，字伯喈，是陈留郡圉县人。年轻时博学，建宁年间被授为郎中，在东观校订书籍，升任议郎。熹平四年，上奏请求校正、确定六经文字，灵帝答应了他。于是蔡邕亲自把经书抄写在册上【一作“丹”】，让工匠镌刻在碑上，立于太学门外。碑刚立起来，前来观看和摹写的人所乘的车每天有一千多辆，挤满了街道。初平元年，被授为左郎将，封为高乡侯。著有《篆势》【《后汉书》本传】。熹平四年，蔡邕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字子度，颍川人，任西鄂长】、光禄大夫杨赐【字伯献，杨震的孙子，弘农华阴人】、谏议大夫马日磾【字翁叔，马融的族子】、议郎张训【字子儁，济阴定陶人】、韩说【字叔儒，会稽山阴人】、太史令单飏【字武宣，山阳湖陆人】等人校正、确定六经文字【同上】。蔡文姬说：“我父亲创制八分书时，是神灵传授给他的笔法。”注释说：蔡邕当初进入嵩山，在石室中学习书法，得到一卷素书，书上有八角下垂锋芒的字形；他据此书写史籀、李斯的用笔形势，诵读学习三年，终于通晓其中的道理。他常常住在一间屋里不睡觉，恍惚间有一位客人到来，形状十分奇异，传授给他“九势”【《蔡邕石室神授笔势》】。蔡邕擅长篆书和隶书，采集曹喜书法以及真定宣父碑文的笔法，至今还流传于世，篆书家都以此为师【《羊欣采能书人名》】。蔡邕的书法骨力气势通达，清朗爽利，仿佛具有神奇的力量【《梁武书评》】。神品八分书只有一人，即蔡邕；他出世独立，谁敢与他并肩【《书断》】？上中品七人之中有蔡邕。蔡公各种书体中，只有《范巨卿碑》的风姿华美艳丽，古今无比【《书后品》经考按：《范巨卿碑》是魏明帝青龙三年任城县长薛君的同乡翟循等人所立；中郎蔡邕在汉献帝初平三年已经去世，嗣真却说是蔡邕所书，实在错误得厉害。至于他鉴赏文辞不精，洪适已经讥评过了】。伯喈的三种书体中，八分书和两种篆书如弯弓、流星，电光回转，纤细超过植立之势。笔势发端高峻，直达层层高山【窦臮《述书赋》】。上上品十九人中有蔡邕，擅长隶书、篆书和八分书【韦续《九品书人论》】。赵防、刘宏、张文、苏陵、傅桢、左立、孙表。史书称蔡邕亲自书写丹书，让工匠镌刻。如今保存下来的各部经书，字体各不相同。虽然蔡邕能够分书并且擅长隶书，又兼通篆书，但经文文字很多，恐怕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史书说蔡邕与堂谿典等人校正各部经书，此外还有赵防、刘宏、张文、苏陵、傅桢【《东观余论》说：石经有一块《公羊传》碑板，末尾写着：“臣赵防，议郎；臣刘宏，郎中；臣张文；臣苏陵；臣傅桢。”】、左立、孙表【《东观余论》说：《论语》末尾题写道：“诏书与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孙表。”】等几个人。我私下认为，其中一定还有同时执笔书写的人【洪适《隶释》】。仇子长【灵帝时人】书写《析里桥郙阁颂》，建宁五年，仇子长所书。名为《绋》【《天下碑隶》】。师宜官，南阳人。灵帝喜爱书法，在鸿都门征召天下擅长书法的人，来了数百人。八分书以师宜官为最高，因此他能把一个字写得直径一丈，小的则能在方寸之地写下一千字。他非常自负才能，生性爱酒，有时空着手到酒家，写在酒家的墙上来换酒钱，观看的人便聚集起来。卖酒的如果卖得多，就把墙上的字铲掉。后来他为袁术的部将钜鹿人耿球书写碑文，袁术所立的碑就是师宜官的书法【《书断》】。师宜官的书法如大鹏尚未停止飞翔，轻快地翩然飞去【《梁武书评》】。师宜官在鸿都门中最为出色，能写大字也能写小字，确实属于上品中的中品【庾肩吾《书品》】。妙品八分书九人之中有师宜官【《书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