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石经考异》，（清）杭世骏撰。钦定《四库全书》。史部第十四。《石经考异》。目录类第二。金石类。提要。臣等谨案：《石经考异》二卷，是本朝杭世骏所撰。杭世骏字大宗，号堇浦，仁和人。乾隆丙辰年，他被召试博学鸿词科，授官翰林院编修。这部书认为顾炎武《石经考》有采集不完备、辨正不明白的地方，于是加以纠正错误、补充缺漏，编成二卷。上卷列出十五个专题，题目是“延熹五经”“书碑姓氏”“书丹不止蔡邕”“三字一字”“正始石经非邯郸淳书”“魏文帝典论”“汉魏碑目”“隋书经籍志正误”“鸿都学非太学”“魏太武无刻石经事”“顾考脱落北齐二条”“唐艺文志所载石经与隋志不同”“唐石台孝经”“唐石经”“张参五经文字”。下卷列出三个专题，题目是“蜀石经”“宋开封石经”“宋高宗御书石经考证”，都极其精审核实。书前有厉鹗、全祖望、符元嘉三篇序文。厉鹗在序中称赞说：关于五经、六经、七经的考定，关于一字、三字的判定，关于二十五碑、四十八碑的辨析，关于堂东、堂西的差异，关于由洛阳进入邺地、由汴京进入燕地的分别，关于考证鸿都门学并非太学、魏石经并非邯郸淳所书，这些都直接揭开了千古以来的蒙昧和滞塞。他又引用何休《公羊传注》来证明汉石经是一字本，引用孔颖达《左传疏》来证明魏石经是三字本，以补充杭世骏尚未涉及的地方。全祖望的序文也引用《魏略》《晋书》《隋志》，证明邯郸淳并非对石经毫无功劳；又引用《魏书》中崔浩、高允的传记，证明魏太武帝时并非没有建立石经之事，和杭世骏的说法可以互相参照。汪祚、赵信、符曾等人也各自发表见解，互相订正，现一并列在书中。这是汇集几个人的力量，参照综合而编成的，并不只是依据一个人的见闻。它比顾炎武所考察的更为周密，也是有原因的。不过，尤袤《遂初堂书目》所记载的成都石刻，称《论语》九经以及《孟子》《尔雅》，比晁公武、曾惇所记少了一经，这也应当加以辨正。杭世骏却偶然遗漏而没有记载，这正是遗漏眼前事物的例子，也足以看出考证之难。乾隆四十六年正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石经考异》原序。六经自从遭遇秦火，有的藏在屋壁中，有的置于山崖间，大义和精微的言论几乎中断。汉朝兴起后，搜集散失的篇章，使中断的经典重新接续起来，但脱漏和错讹往往存在。刘向、刘歆父子先后校订，伏无忌、刘騊駼、马融、班固等人后来又加以校订。后来博士考试分甲、乙科，争论名次高下，甚至有人行贿来确定兰台漆书经文的字形，以便符合自己的文章。于是熹平四年，诏令诸儒校正五经文字，中郎蔡邕书写丹本并刻在石上，立于太学门外。这就是石经的起源。此后魏正始、唐开成、孟蜀广政、宋至和、嘉祐、绍兴年间，都仿照此前的规制来树立典范。欧阳修《集古录》所收集的金石文字最为广博，却唯独遗漏了唐石经，没有记载。赵德甫《金石录》、洪景伯《隶续》所记载的汉石经，也只是残缺遗存的文字。晁子止取唐、蜀石经本和后唐长兴年间的雕版本互相校勘，撰成《石经考异》，但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本朝昆山亭林顾氏撰写《石经考》一篇，把汉代以后石经的异同和始末都详尽保存下来，可以说是补救了前人的遗缺。我的朋友杭君堇浦又补充顾氏的遗缺，并且更加详尽；其中还参照各种辨论，例如五经、六经、七经的考定，一字、三字的判定，二十五碑、四十八碑的辨析，堂东、堂西的差异，由洛阳进入邺地、由汴京进入燕地的分别，以及地理位置的考辨。他驳正了鸿都门学并非太学、魏石经并非邯郸淳所书的说法，直接揭开千古以来的蒙昧和滞塞，明亮得如同揭开白日，畅快得如同春冰消释。由于编缀用力，思考又精审，足以剖析细微、审察异同；他不只是顾氏的诤友，还可以上接晁氏的重大补益，留给后来求学的人。书写成后，堇浦请我为它作序。我读完后感叹道：“著书实在太难了！”范晔、杨衒之、魏收、魏征等人的著作，都误把汉石经说成三字本。堇浦援引各种书籍，才知道一字本属于汉代，三字本属于魏代。请允许我为堇浦再立一条旁证，可以吗？《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齐侯在野井向鲁昭公吊丧，哭过以后，把人作为菑。何休注说：“菑，是周代的矮墙。” 如今太学辟雍作“侧”字。《儒林传》说何休精心研究六经，当时的儒生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太尉陈蕃征召他，让他参与政事。陈蕃失败后，何休才撰写《公羊解诂》，深思专研，十七年没有窥视门户。考察陈蕃死于灵帝建宁元年，再过七年就是熹平四年，石经才开始建立。当时何休注解《公羊传》尚未完成，那么辟雍所写的“侧”字，毫无疑问就是石经中的隶书字形。赵氏《金石录》也说：“世间流传的经书与汉石经不同的地方，有数百字。”这就是蔡邕石经一字本的旁证。《左传》隐公元年记载：“仲子的手上有文，是鲁夫人的标志。”孔颖达《正义》说：“唐叔的手上也有文字，写作‘虞’。隶书兴起于秦末，手上的文字必定不是隶书。石经中的古文，鲁字写作〔缺字〕，虞字写作〔缺字〕，手上的文字或许与它们相似。”考察《晋书·卫恒传》说：“魏正始年间建立古篆、隶书三字石经。”《唐书·艺文志》有“三字石经《左传》古篆书十二卷”，《正义》所引用的是古文的一种字体，这正是正始石经三字本的旁证。我厉鹗才疏学浅，不足以参与校勘之事，只姑且用这些话回复堇浦，或许可以表示我对这部书的支持。雍正十三年，岁次旃蒙单阏，相月二十五日，钱唐厉鹗作序。

译我的朋友杭君堇浦编纂《石经考异》一卷，是因为惋惜昭德晁氏的书已经散佚，因而替亭林顾氏拾补遗缺。自六朝直到今天，古文日益剥落衰败，并不一定是由于水火盗贼，往往是坐视它在风尘俗吏手中消亡，例如冯熙、常伯夫之流；而一两个爱好古典的儒者，还要辗转委曲地在片文只字之间寻找它，难道不是格外可悲吗？其中还有一些内容曾经同堇浦讨论过，我私下考察认为：熹平石经开始于蔡邕等人，后来由邯郸淳修订；正始石经也出自邯郸淳，而嵇康等人以它为宗法。鱼豢《魏儒宗传》的序文说：“黄初元年以后，新王才开始清除太学中的灰烬，补修旧石碑的残缺。当时邯郸淳正以博士给事中任职，所以补正熹平隶字旧刻的，就是邯郸淳。”卫恒《四体书势》说：“魏初传授古文书法的人，全都出自邯郸淳。”正始年间所建立的石经，反而失去了邯郸淳的法则；邯郸淳除了补正熹平隶字以外，另用壁中书写成一部底本，成为正始石经的祖本。《晋书·赵至传》说：“到洛阳游学于太学，遇到嵇康书写石经。”嵇绍也说：“先父在太学书写石经古文。” 这就是正始年间的事情。那么，邯郸石经向上承接熹平石经，正是《隋志》把一字本误认为魏刻的错误来源；它向下开启正始石经，正是《范书》把三字本误认为汉刻的错误来源。杨衒之所说的《江式》，大体上也都是因此而误。何况黄初年间所补的，并不只是旧碑的残缺损坏，还有在熹平石经之外增加的内容。《隋书·五代史志》记载“一字石经”：《周易》一卷，《尚书》六卷，《鲁诗》六卷，《仪礼》九卷，《春秋》一卷，《公羊传》九卷，《论语》一卷；又引用梁代书目，记有一字本《郑氏尚书》八卷、《毛诗》六卷，用来比较熹平五经的篇目，并不相合。那些增加的内容又出自谁人之手呢？如此说来，邯郸氏在石经方面的功劳也很大。至于魏明帝刊刻《典论》，事情发生在太和四年，《隋志》也称为“一字石经《典论》”，这又属于黄初以后、正始以前；而郦道元说六块碑附在正始四十八块石碑之后，岂不又是错误吗？至于《南齐书·魏传》说：“佛狸在城西三里刻石，书写五经及其国记。”那么，就不必因为《魏本纪》没有记载而怀疑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八枚〕 当时崔浩正领掌秘书事务，与高允等人共同撰写国记；陈留人江强〔就是江式的祖父〕进献他所辑录的经史文字，被授为中书博士。著作令史闵湛等人谄媚崔浩，请求把崔浩所注的《易》《论语》《书》《诗》颁行国内，用来替代先儒的笺注旧说；又下令崔浩注释《礼传》。他们还劝崔浩把《国记》和五经一同刻在石上。崔浩于是从邺地取来石材，其中虎纹石屋的基石六十块，用来在平城郊外坛场的东面树立碑石，役使人工三百万。后来《国记》既被毁掉，石经也没有完成。这就是本纪不记载此事，而只在崔浩、高允两传中见到它的原因。然而看崔浩奉诏书写《急就章》，竟把“汉强”改写为“代强”，以讨好他的君主，那么石经被他改乱的地方，也一定数不胜数。说他能够保存古文、传承失传的学问，未必如此。堇浦这部书之所以揭发前人的错误，是很精审的。像我所说的这些，也许可以附在书中保存，以备考查搜寻之用，那么也未必不是我偶然所得的一点见解。雍正十三年四月十六日，甬勾东全祖望作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十枚〕 顾高士亭林撰写《石经考》，对于胡身之《通鉴注》中辨析汉、魏石经的一条，遗漏而没有记载。等到他撰写《金石文字记》，便又说汉、魏石经都有三种字体。考证实在太难了！我的朋友杭君堇浦参阅考察群书，和志同道合的诸位朋友共同质证讨论，不仅前史中那些疑惑而尚未确定的问题都得到了解释，其中还有前人未曾揭示的蒙昧，也一一抉发出来。例如洪文惠公《隶释》和娄氏《汉隶释》，都把残碑上的字一概归于熹平石经，却不知道《鲁诗》是黄初年间补刻的。北魏石经则是《困学纪闻》遗漏记载的。开成年间的石碑避开朱梁的庙讳，应当是尹玉羽私自修补的。嘉祐石经在元末毁坏折断，这部书可以说纵横贯通，细微之处也没有遗漏。我过去曾读韩愈、李翱两位文公的《论语笔记》，其中有许多异体字，例如“舜有五臣”章把“妇人焉”写作“殷人”；“子路言志”章把“浴乎沂”写作“沿”，这样的例子很多，只是不能知道它们出自哪里。至于把“植其杖而芸”写作“置”，则石经中确实有这种写法。由此可知，前人解说经书的异同，往往另有根据，不能因为自己见闻浅陋就擅自发表议论。唐人并不十分崇尚经学，但明经科考试选士仍然使用石经。如今既然尊崇经学，却让历代太学用来实行文字统一治理的石经漫漶不清、没有可以取为准绳的依据，怎么可以呢？过去秀水朱检讨撰写《考经义存亡》，篇末也略微涉及历朝刻石之事；他的书刻印到《三礼》为止，《春秋》以下各篇都收藏在家中，所刻的五卷，世人无法看到。堇浦的书，一方面补足高士的遗漏，另一方面揭示检讨所珍藏的秘本，对学者通晓经书也不无小小的帮助。这样一来，后世即使有丰考功那样的人作伪，也会明白而有所畏惧。乾隆改元，岁在丙辰，七月望日后一天，钱塘符元嘉作序。钦定《四库全书》。《石经考异》卷上。翰林院编修杭世骏撰。所谓《石经考异》，是为什么要补充亭林顾氏的考证呢？这是因为各种说法互相抵牾的地方，没有比石经更多的了。史传记载不同，地志记载不同，碑刻文字不同，唐、宋、元、明各家辨证的说法也不同；顾氏有的已经叙述，却不够详细，有的虽然详细，却没有加以辨析。我特意把这些材料引来加以疏通，又因为唐开成以后有关石经的事情记载较少，所以特别加以补缀。文章虽然近于创始，义理却确实有所承接。爱好搜求古籍的学者，大概不会认为我是在剽窃他人说法吧？雍正十三年，太岁在乙卯，二月初一日，仁和杭世骏书。延熹五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