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经考异卷下

译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石经·周易》《周易指略例》共十一卷，是伪蜀广政辛亥年孙逢吉书写的。《说卦》“干健也”以下有韩康伯注，《略例》有邢璹注，这是与国子监本不同的地方。用蜀中印本校对邢璹注的《略例》，不同之处又有一百多字，详细考察它们的意义，似乎是石经本有误而没有其他版本可以订正，姑且两种本子都保存。【赵希弁附记说：《周易》十卷，经注共六万六千八百四十四字，将仕郎、守国子助教臣杨钧，朝议郎、守国子毛诗博士、柱国臣孙逢吉书写。曾惇《石刻铺叙》说：《周易》四册十二卷，另有《略例》一卷，正经二万四千五十二字，注四万二千七百九十二字，广政十四年辛亥仲夏刻石。】《尚书》十三卷，是伪蜀周德贞书写的。经文中的“祥”字都缺少笔画，也缺少“民”字一类的字，大概是孟氏尚未背叛唐朝时刻印的。用国子监本校对，其中《禹贡》写作“土梦作乂”，把“土梦”二字倒置了；《盘庚》的“若网在纲”，都写成“网”字。沈括《梦溪笔谈》说，某处作“土梦作乂”；宋太宗时得到古本，于是改正为“纲”作“网”，不知道究竟哪一种是对的。【附志说：经文、注文和序共八万一千九百四十四字，由将仕郎、试秘书郎臣周德贞书写，镌玉册官陈德超镌刻。石刻铺叙说：《尚书》四册，正经二万六千二百八十六字，注文四万八千九百八十二字。】《毛诗》二十卷，由伪蜀张绍文书写，和《礼记》同时刻石。【附志说：经文、注文共一十四万六千七百四十字，由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张绍文书写。石刻铺叙说：《毛诗》八册，正经四万一千二十一字，注文十万五千七百一十九字，镌刻工匠张延族。】《周礼》十二卷，由伪蜀孙朋吉书写，以监本校正其注文，有的多、有的缺、有的不同，达到数千处。【附志说：《周礼》十卷，经文、注文共一十六万三千一百零三字，由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孙朋吉书写。石刻铺叙说：《周礼》九册，正经五万五百零八字，注文十一万一千五百九十五字。】《仪礼》十七卷，缺，文献通考没有记载。【附志说：经文、注文共一十六万五百七十三字，由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张绍文书写。石刻铺叙说：《仪礼》八册十六卷，正经五万二千八百零二字，注文七万七千八百九十一字。】《礼记》二十卷，由伪蜀张绍文书写，没有记载年月；经文中没有避讳，当是孟知祥僭位以后刻成的。开头用《月令》，题作“御删定”，大概是唐明皇；注文署林甫等，大概是李林甫。其余篇章次序仍旧。【附志说：经文、注文共十九万六千七百五十一字。石刻铺叙说：《礼记》十册，正经九万八千五百四十五字，注文十万六千四十九字。】《左氏传》三十卷，没有题写书写者的姓氏，也没有年月。考察文字，其中不避唐讳和本朝讳，却避“祥”字，当是孟知祥僭位以后刻石的。【附志说：经文、注文和序共三十四万五千八百四十四字。石刻铺叙说：《左氏传》二十八册，序一千六百一十七字，经传十九万七千二百六十五字，注文十四万六千九百六十二字。蜀地刻本只刻到十七卷为止。】《公羊传》十二卷，皇朝田况在皇祐初年任知成都时刻石。国史《艺文志》说，伪蜀刻的五经及其注文、传，世人都称赞；照这样说，不应没有《公羊传》和《谷梁传》，难道是起初有，后来散失毁坏了吗？【附志说：经文、注文共一十三万一千五百一十四字，没有题写书写者的姓氏。石刻铺叙说：《公羊传》六册，传文四万四千七百三十八字，注文七万七千三十七字。在皇祐元年己丑正月十五日完工。师臣、枢密直学士、京兆郡开国侯田况，益州路诸州水陆转运使曹颍叔，提点益州路刑狱孙长卿，以及副职和签判，都把自己的官衔镌刻在石上。成都志又说《公羊传》《谷梁传》都是田况所刻。】《谷梁传》十二卷，后来没有记载年月和书写者的姓氏。考察文字，不避唐朝和伪蜀的讳字，却避“恒”字，因此知道刻石应当在宋真宗以后；想来大概也是田况所刻。【附志说：经文、注文共八万一千六百二十字，没有题写书写者的姓氏。石刻铺叙说：《谷梁传》六册，传文四万一千八百九十字，注文三万九千七百三十字。】《论语》十卷，由伪蜀张德钧书写，避唐讳，立石应当在孟知祥尚未反叛以前。文字脱漏两个字，误写一个字；又《述而》第七“举一隅”之下有“而示之”三字，《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之上又有“我师”二字；《卫灵公》第十五把“敬其事而后其食”写作“后”，以及“食其禄”等与李鹗本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附志说：经文、注文和序共三万五千三百六十八字。由将仕郎、前守简州平泉县令、兼殿中侍御史、赐绯鱼袋张德钊书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月〕 颍川郡陈德谦镌刻文字。】石刻铺叙说：《论语》三册，序三百七十二字，正经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三字，注文一万九千四百五十四字。广政七年四月九日校勘。】《孟子》十四卷，皇朝席旦在宣和年间任知成都时刻石，放置在成都学宫。他说，伪蜀时在石上刻了六经，唯独没有《孟子》，经书因此不完备。经书由孔氏集大成，怎么会有缺失呢？这种说法本已错误，而且还有许多错字，例如把“频顣”写成“类”，这类错误多得数不清。【附志说：没有题写经文、注文共有多少字，也没有题写书写者的姓氏。】石刻铺叙说：《孟子》十二卷，宣和五年九月，帅席贡和运判彭慥开始把它凑集刻入石中，过了一年才完成，共计四册。《鲒埼亭偶记》说：晁氏自称要拾取、拟补《孟子》的遗绪，曾请求从讲筵中删去《孟子》，所以晁公武也有这种说法，这是偏颇乖谬到了极点。《礼记》《尔雅》都列入学宫，今天却偏偏对《孟子》争论不休，这是什么用心呢？孟蜀时期《孟子》七篇还没有列入经书，它不完备是应该的。宋初已经作了正义，席旦又有什么错误呢？】《孝经》一卷，缺。【附志说：经文、注文和序共四千九百八十五字，没有题写书写者的姓氏，只题作颍川郡陈德谦镌刻文字。】

译石刻铺叙说：《孝经》一册二卷，序四百三十九字，正经一千七百九十八字，注文二千七百四十八字。大概在蜀广政七年三月二日，右仆射毋昭裔用雍经石本校勘，由简州平泉县令张德钊书写。】《尔雅》三卷，缺。【附志说：由将仕郎、前守简州平泉县、今赐绯鱼袋张德钊书写，武令升镌刻，没有题写经文、注文共有多少字。】石刻铺叙说：《尔雅》一册二卷，广政七年甲辰六月，由右仆射毋昭裔置办，镌刻者为武令升。】《读书附志》说：以上石室中的十三经，大概都是孟昶时镌刻的，因此《周易》之后又有题记：“广政十四年岁次辛亥五月二十日。”只有三传到皇祐初年才完成，所以《公羊传》之后又题记：“大宋皇祐元年岁次己丑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工毕。”又题有：将仕郎、试国子四门助教、州学讲说何维翰；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州学说书黄柬；儒林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守华阳县尉、州学勾当工尚喆；朝奉郎、秘书省著作佐郎、签署节度判官厅公事、武骑尉、管勾州学。华参，奉直郎、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军州，兼管内桥道劝农事及提举渠堰，骑都尉，借绯，提举州学；解程，朝奉郎、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军州，兼管内劝农事及提举渠堰，轻车都尉，借绯，提举州学；聂世卿，提点益州路诸州军刑狱，兼本路劝农提举渠堰公事，朝奉郎、尚书比部员外郎、护军，借紫；孙长卿，益州路诸州水陆计度转运使，兼本路劝农使，朝奉郎、尚书刑部员外郎、直史馆、上骑都尉、赐绯鱼袋，借紫；曹颍叔，枢密直学士、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知益州军州事，兼管内桥道劝农使，充益利路屯驻驻泊本城兵马钤辖，提举益利路诸州军兵甲巡检贼盗公事，上骑都尉、京兆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赐紫金鱼袋；田况。《容斋续笔》说：“成都石刻的各部经书，字画也都精美谨严，只有三传到皇祐元年才完成，明显比前面的差。” 王应麟《困学纪闻》说：“后蜀石经对于高祖、太宗的讳字都缺笔不书，可见唐朝恩泽深厚。” 杨慎《丹铅录》说：“蜀刻九经最为精确。当时僭据蜀地的君主，只有孟昶有文学修养，因此蜀地没有遭受战争；又因为文士很多，所以他们制作的石经尤其精善。”朱熹《论语注》中所引用的石经，说的是孟蜀石经。石刻铺叙说：考异一册，乾道六年庚寅三月初一日，东里晁公武校勘石经与监本不同之处，写成这部书：《易》五处，《书》十处，《诗》四十七处，《周礼》四十二处，《仪礼》三十一处，《礼记》三十二处，《左传》四十六处，《公羊》二十二处，《谷梁》二十三处，《孝经》四处，《论语》八处，《尔雅》五处，《孟子》二十七处。这些都是正经的不同之处，传和注文不在内。古文《尚书》三册三卷，大概是唐天宝废除古书以前的传本，由汲郡吕大防从宋次道、王仲至家得到；元丰五年壬戌刻板，乾道六年庚寅，帅晁公武取来刻入石中，教官张大固等负责监刻。益州郡石经起始于孟蜀广政年间，选取士大夫中善于书写的人摹写丹本后刻入石中。广政七年甲辰，《孝经》《论语》《尔雅》先完成；当时晋出帝改元开运。到广政十四年辛亥，《周易》接着完成，实际上已是周太祖广顺元年。《诗》《书》及三礼没有题写年月；到了春秋三传，则在皇祐元年九月完工。当时我大宋拥有天下已经九十九年了。从蜀广政元年开始，到完成总共一百一十二年，像这样艰难才完成。又过了七十五年，到宣和五年癸卯，益州帅席贡才开始凑集并镌刻《孟子》，运判彭慥接着完成了它。乾道六年庚寅，晁公武又镌刻古文《尚书》和各经的《考略》。洪文敏公洪迈说，孟蜀所镌石经的字体清秀谨严，有贞观时期的遗风；后来续刻、补刻的经传，远远比不上以前。并且引用魏征、虞世南先后任秘书监时的事：每天请求选择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中善于书写的人充任书手，大概是希望字画清秀柔美，可以长久流传。因此，从经传以后，不是士大夫亲自书写的，都不题写姓氏。汉石经如今已不容易得到，爱好古物的人所收藏的只有十几片叶。蜀中又把它翻刻后刻入石中，黄长睿说，开元年间御府收藏拓本，并用“开元”二字小印加盖其上；这说明玄宗时已经很少见到，何况如今又过了六百多年呢？范成大《石经始末记》说：“石经已经记载在前面的记文中，晁子止于是作《考异》。《考异》的写作，大体上是拿监本互相参校，彼此各有得失。其中有颠倒、缺漏和讹误之处，是应当辨明订正的。不过古今字形虽然略有不同，实际上都是通用的字。”《考异》连同序文共二十一碑，都在石经堂中。席益《成都府学石经堂图籍记》说：“伪蜀广政七年，宰相毋昭裔依据雍都旧本《九经》，命平泉县令张德钊书写并刻在石上。本朝于是因礼殿祭祀孔子而建成宫，其旁设置学官，让弟子讲习传授。因此蜀帅、尚书右丞胡公宗愈在大殿东南角建堂，用来收藏石经。”

译李石《石经室诗》说：“我来登上一次石经堂，带着诸生走过两边的廊庑。诸生读经读到一半头发已经白了，问他们经书的始末，他们却闭口不答。我听说这些经书从前在中都，中郎所书的隶字就是它们的祖本。近来经过离乱已经散失，只能靠楷书本流传到蜀地。蜀地的僭位者供人洒扫维护，唯独它仍被当作盛世遗物取用。于是用严密的锁钥守护，重重关闭门户，又用环绕的高墙和深邃的屋宇保护它。把它列在学宫中难道没有用意吗？难道只是为了保存‘夏五’这样的缺文吗？大大张开明镜辨别美丑，时时敲击洪钟使音律协调。后世人不再从事丹铅校勘，至死只知道守着藤纸和楮纸。字音随口妄读，把‘霓’读错，点画差一毫便把‘鱼’‘鲁’混淆。日月当空徒然照耀，盲目而庸俗的人互相欺骗，纷纷不能看见。石经虽然古老，对你们又有什么用呢？人们竞相传播今人的东西，却不传播古人的东西。行走在这里，何况肯睁眼看一看吗？苔藓剥蚀封盖，费力支撑才能通行。坚硬的刻石仅仅免于被蠹鱼蛀食，狭窄的道路却争相成为狐狸和老鼠的住所。这里如果有邹人偶然来问，就请问他：石经究竟由谁作主？有一次我在敌门前放肆呵斥，几次面对墙壁夸耀自己的佝偻。石阶高高低低，隐藏着金槌，声音震耳，在空中散开如冰雹。蜡烟熏、煤灰染，接连装成卷轴；玉轴锦装，排列起来像一束杵。难道没有一件东西可以讨好权贵吗？几张纸才足以换取圭组。你所得的本来就这么少■〈麻外骨内〉，我又凭什么宽心击拊呢？” 一槌只造成一个字的讹误，讹误多到成千上万，又怎么数得清？石经的祸害，最大的就是这个；纵然有鬼神，又哪里能够抵御呢？回想从前我曾任博士官，在首善堂中有幸与诸位同列。我心里知道这不是世间普通的书，像云汉一样森然高耸，仿佛有百堵城墙。广阔无边的天地都是皇帝所有，怎么忍心让石经留在外府？应当立即连船驶下瞿塘，飞上三山，快得如插上羽翼。绢帛纸张的错乱和钟鼎文字的晦暗，天留下的缺口难道容许一点也不补吗？巍峨的玉帝殿位于中央，河洛分列东西，像龙虎拱卫两翼。虽然文章文献有兴有废，但皇帝既然有心，上天也一定允许。作这首诗不必仿效韩公，考订篆书，希望可以追比石鼓文。” 胡元质《蜀石经跋》说：石经历年已久，经过变故，陵谷变迁；在焚烧、剥蚀、蛀食之后，甚至有人取它作柱础、作炮石。【张演说：后周讨伐齐国时，毁碑作为炮石，不知道有什么根据。】唐初魏郑公首先寻访求取，也只得到十分之一，何况是今天呢？这次来到少城，从一两户旧家得到坠落的刻石，虽然有的断裂、不齐全，但残缺的圭玉和裂开的璧玉也值得珍藏。因此把它们刻在锦官西楼，希望可以补足古书的缺文而已。【《名胜志》说：成都石经石碑有数千块，胡元质、胡宗愈建堂收藏它们，名为石经堂，在府学。】宇文绍奕跋说：给事、内翰胡公把天下之事常常视为己任，推求六经的精微，并把它贯彻到日常使用中。至于屋壁中收藏的残编断刻，也一件不遗漏地收拾起来。他常感叹石经的隶书笔画最为古老，于是广泛搜求访问，汇集各家所藏，得到蔡中郎石经四千二百七十多字，用楷书释读。又得到古文、篆书、隶书三体石经遗字八百一十九个，也都刻在石上，使它们永远流传不朽。王象之《舆地碑目》说：“石刻本《九经》在成都府学。” 曹学佺《四川名胜志》说：各处刻石如今都已经不存在了，现存的只有孔门七十二弟子像，以及石刻《礼记》的几段，在合州宾馆中。吴任臣《十国春秋》说：“毋昭裔是河中龙门人，任蜀国左仆射，以太子太师致仕。他曾经考察雍都旧本《九经》，命张德钊书写，刻石于成都学宫。孙逢吉是成都人，广政年间历任官职，官至国子毛诗博士，校定石经，分刻于蜀中。孙逢吉和句中正的功劳尤其多。” 宋朝开封石经 朱翌《猗觉寮杂记》说：“本朝石经是胡恢书写的，胡恢的事迹见于沈括《笔谈》。” 杨慎《丹铅总录》说：“淳化年间刻成的石经，如今还有保存下来的。” 钱塘王延年曾考察开封石经，说：《宋史》记载，宋仁宗命秦王廷美的曾孙克继和朝臣分头用隶书书写石经。丹阳谢飶擅长隶书，适逢国子监树立石经，便召他任直讲。又据《宣和书谱》，闽人章友直精通玉箸篆法，曾和杨南仲在国子监篆写石刻。而《艺文志》中有杨仲南《五经》七十五卷，这些都是宋朝在开封树立石经的明确证据。只是唐石经在西安府，学者可以清楚考察；宋石经却竟然没有一片流传于世。我猜想，徽宗、钦宗二帝北狩时，石经全被金人携带而去。金人刘彦宗在侵宋时对完颜宗翰、完颜宗望说：“辽太宗进入汴京时，载着路车、法服和石经回去，现在也应当这样。”两位主帅接受了这些东西，这就是证据。江都汪祚在《草窗癸辛杂识》中说：汴学就是过去太学的旧址，九经石板堆积如山，一行是篆字，一行是真书。这样看来，临安灭亡时，开封的石经还存在。只是没有找到《金史》的记载可以作为证据。然而开封在元代时，不曾遭到像杨髠造成临安之祸那样的屠杀焚毁，因此石板的灭亡应当在元末。否则，明初周王府剪桐之时，那一带世代以崇尚儒雅著称，不应当还见到石经，却听说它突然消失了。宋高宗御书石经

译石刻铺的记述说：“靖康丁未年夏四月，皇宋中兴，高宗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建炎；到绍兴十三年癸亥，共十九年。金人侵扰欺凌，战乱的日子居多。高宗于是亲自执笔，书写小楷，抄写《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全套经书，又节录《礼记》中的《中庸》《儒行》《大学》《经解》《学记》五篇，以章草书写《语》《孟》，全部送到成均。九月甲子日，左仆射秦桧请求刻在石上，以颁行四方。各卷末尾都刻有秦桧的跋语。”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说：“光尧石经之阁的匾额，是孝宗皇帝亲笔题写的。淳熙四年，诏令临安府守臣赵磻老建阁，供奉安置石经，并把墨本放在阁上。”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说：高宗亲笔书写六经，曾经把它赐给国子监，又把石刻本赐给各地学校。皇上亲自执笔，稍感疲倦就命宪圣继续书写，直到今天仍没有人能够辨别【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说：宪圣慈烈吴太后读书万卷，书法尤其超过常人】。《万历杭州府志》说：正德十二年，巡按监察御史宋廷佐发文命令知府留志淑，把仁和县学的石经迁到戟门外两侧，并把理宗《道统十三赞》安置在尊经阁下。大学士丹徒人杨一清撰文记述说：“监察御史、朝郡人宋君廷佐奉命巡按治理浙江，公务之余，曾经寻找所谓石经，听说它在仁和县学，于是前去查看，发现大多被丢弃在瓦砾之中。宋君说：‘唉！这本是南宋太学中的旧物，为什么倾弃到这种地步呢？’于是拜访杭州府知府、晋江人留君志淑，询问其中缘故。留君查阅志书典籍，原来宋高宗初次渡江，定都临安后，就下诏建立学校，培养士人。绍兴二年，亲笔书写《易》《书》《诗》《春秋》《论》《孟》《中庸》《儒行》等篇，刻在学校的石上。京兆尹赵磻老建造尊经阁，用来收藏这些石刻。绍兴二十四年，又刻制宣圣以及颜、曾以下七十二位贤人的赞文，并把李伯时过去绘制的画像也都刻在石上，置于学校。理宗绍定五年，又把所制的伏羲以来道统赞刻成石碑，附在这些石经的末尾。宋朝灭亡，学校废弃，元代西僧杨琏真伽谋划把这些石碑运走，用来建寺塔地基，幸亏廉访经历申屠致远出力阻止，才没有实行，但也只保存了一半。后来学校改为西湖书院，各种残碑确实还在那里。本朝洪武十二年，就在书院旧址建立仁和县学。宣德二年，巡按御史、海虞人吴公讷感慨石经残缺，嘱托知府卢王润加以搜集，得到完整的刻石和一些断裂、毁坏的石碑，分别排列在其中。天顺三年，在现在的地方改建县学，这些石碑也全部随之迁去。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宋君说：‘年代久远而废毁，事物的规律本来如此；只是这种盛大的典章，如果废弃后没有人使它兴复，那也是有原因的。难道不是因为郡里专门尊崇郡学吗？在这里任职的人，每逢朔望到孔庙拜谒，春秋举行释奠礼，也只知道有郡学；县里虽然有学校，却大都没有人到那里去。’于是，他知道所谓石经的情况后，便加以修葺，并发文命令府中把这些石碑迁置到府学。又嘱托留君主持此事，命通判、咸宁人乔迁监督工程。于是把画像迁到尊经阁下，用砖砌筑。石经以及表忠观的各块碑石，则迁到棂星门北面两侧，用周围的廊屋覆盖。砖已砌好，结构也已坚固；屋舍的数量，左边二十二楹，右边也是二十二楹。石碑的数量是：画像十五块，赞文八块，《易》二块，《书》七块，《诗》十块，《春秋》四十八块，《论》《孟》《中庸》十九块，表忠观诸碑十四块。工程完成后，留君写信恭敬地请使者转交，并请我撰写记文。他感慨地说：‘经书存在于世间，就像太阳照耀天空、水流经大地一样，并不凭借具体形器。’”而能够与天地同样长久存在。只是秦代焚书、汉代凿刻之后，经书文献的传续已经微弱得像一根线；遇到非同寻常的变故，有时会出乎意料之外，肩负保存斯文责任的人，不能不忧虑把它寄托在坚贞的石头上，使它流传无穷，这也是维护世道人心的打算。汉代中郎的笔迹已经看不到了，唐代长安石经与临安石经，实在可以前后相媲美。如今长安的石经旧物还安然存在，而仁和县学却独自被弃置到这种地步，凡是在这里做官、在这里读书的人，难道不都应当承担责任吗？高宗作为君主，报复仇恨、平定乱局，惭愧之处很多。史书称他博学强记，继承帝位后守持旧章，其中也有值得嘉许的地方。理宗继承帝位，没有什么值得称道记载的地方，但他能够表彰先贤，尊崇正学，改变士人的习气，功劳也不可忽视。看他想使这些事物永垂不朽的做法，就可以知道他所保存的意义了。书法家李斯、钟繇虽然背离正道，君子仍然取用他们的长处。自欧阳询、虞世南以来，即使是残碑裂石，甚至一座宫观、一所佛寺的微小遗物，世人也把它们视若金玉而珍藏。何况这些石刻关系到文教，并不是崇尚、助长异端或沉溺于末技的人所能相比的，因此本来就值得重视。” 而且高宗的书法精美秀丽、合乎法度，把它置于名家书法之中，怎么可以抛弃呢？又听说长安的古代石刻还很多，散置各处，彼此不相统一，往往被城中百姓凿取，终于磨损灭失。宋代韩缜修缮霸桥时，督促工程很急，百姓便磨取碑石来供应，因此遭受了这两种灾祸，保存下来的就很少了。后来直接迁到西安府学，才保存至今。寺塔所带来的灾厄，大略与霸桥相同；而迁到府学的做法，其用心和行动也正相类似。虽然事物的兴废有一定规律，但振兴修整，常常取决于具体的人；一定要有儒者的心志，然后才能做到这样。其他人不仅不肯去做，也确实有无暇去做的。宋君读书而且喜爱古物，他所谋划施行的事情，都致力于关系风俗教化。留君的志向足以承接上意，才能足以济世，又在下属中承担劳苦；再加上通判乔君，所以只在一番筹划安排之间，百年来废弃坠落的事物便得以重新聚集。这当然值得记载；至于后世的人是否还会不能继承守护、保全这一成果，那就不是今天所能知道的了。正德十二年秋七月立碑。” 沈仪《两湖麈谈》说：旧日的仁和县学，是宋代岳飞的宅第。岳飞遭祸以后，宅第改为太学；元代改为西湖书院；到本朝成为县学，位于按察司以西。现在的学校，是天顺末年迁建的，原址是贡院地基。学校里有理宗御书《道统十三赞》、高宗御书《四书五经》、李龙眠所绘先圣以及七十二贤的画像，还有高宗赞文的碑刻，都是太学的旧物。正德辛未年，巡按张公承仁想把它们迁置到府学，幸亏学谕、南宁人李公璧恳切请求留存，才作罢。到了戊寅年，巡按宋公廷佐终于把它们迁走时，李公已经升任，没有人敢再出面说话了。从宋代到现在四百年，而这些碑刻现在才不再属于我们县学所有，难道也有一定的命数吗？”

译朱彝尊《杭州府学宋石经跋》说：宋高宗皇帝亲笔书写的石经，绍兴十三年，由知临安府事张征摹写并刻上石碑。淳熙四年，诏令知府赵磻老在太学建阁，题名为“光尧石经之阁”，把石经安置在阁下。洪迈、曾惇、杨冠卿、叶绍翁、李心传、陈骙、王应麟、潜说友都作了详细记载。宋朝灭亡，学校废弃，成为肃政廉访司的治所。西僧杨琏真伽在行宫旧址建造白塔，取这些石碑垒塔。杭州路廉访经历申屠致远坚决认为不可，但石碑已经损失了十分之一。元至正年间，在治所西侧建造西湖书院，用来祭祀先师，设置山长掌管书库。后来明代常熟人吴讷、干州人宋廷佐先后巡按浙江，有的用廊屋覆盖，有的用砖砌筑。崇祯末年，廊屋倒塌，于是把石碑嵌入墙壁之中。《左》《易》二书，《六诗》十二块；《礼记》过去有《学记》《经解》《中庸》《儒行》《大学》五篇，如今只剩下《中庸》的一块残石。它的南面，则有理宗大字御制序四块碑在那里。右侧是《春秋》《左氏传》四十八块碑，缺少第一卷。总计八十七块碑。这些经书虽然都不是完整本子，但书法十分精工，是研习古法的人应当收藏的。至于秦桧的一篇跋文，已经被吴讷用椎子砸碎了；其中的文字见于学士院《中兴纪事本末》，君子不予取用。《石经考异》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