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经考异卷上

译《后汉书·蔡邕传》和《张驯传》都说，蔡邕等上奏请求校正六经文字；但《灵帝纪》说诏令诸儒校正五经文字，《儒林传序》说诏令诸儒校定五经并刻在石碑上，《卢植传》说当时开始建立太学，刻石经来校正五经文字，《李巡传》说于是向皇帝陈述，由皇帝和诸儒共同把五经文字刻在石上。考察《蔡邕传》的注引《洛阳记》，也只有《尚书》《周易》《公羊传》《礼记》《论语》。晋代羊欣《笔法》、魏代郦道元《水经注》也只说五经。我认为，熹平四年蔡邕等上奏请求校定的是六经，到光和六年书写丹本并立石时却只有五经〔杨慎把光和六年当作初刻，把熹平四年当作再刻，赵崡《石墨镌华》沿用了这一说法；这两人都忘记了光和在熹平之后，可以说是颠倒错乱了〕。鄞县全祖望说：“孔氏《春秋正义》认为，汉初为经书作传、作训的人，所写的传训都与经文分开流传，所以石经书写《公羊传》时并没有经文。考察《隋志》另有一字本《春秋》一卷，列在《公羊传》九卷之外，应当是黄初年间邯郸淳书写来补充的。” 江都汪祚说，《中郎传》和《张驯传》都说校定六经，而《本纪》《儒林传》只说五经。《隋志》则有七经。考察当时所谓五经，是《易》《尚书》《礼记》《春秋》，再加上《论语》，唯独没有《诗经》。古代从未有把这些称为五经的说法。我私下认为，蔡邕等上奏校定六经，大概是在五经之外增加《论语》，成为六经。蔡邕在光和元年因上书论事被斥逐，来不及把《诗经》写刻在石上，于是停了下来。共同办事的虽然还有杨赐等人，但刊刻、校定和裁正，实际上出自蔡邕。因此六年刻石告成，最终没有《诗经》。等到《隋志》中有一字本《鲁诗》，谢山认为是黄初年间补刻的，这一看法是正确的。书写碑石的姓名。《蔡邕传》说，蔡邕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扬等人上奏，请求校正六经文字〔堂溪典见《延笃传》注，马日磾见《孔融传》注，张驯见《儒林传》，韩说、单扬见《方术传》〕。洪适《隶释》所收石经《论语》残碑末尾一行说：“诏书与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孙表、黄伯思。”《东观余论》所收石经《公羊》残碑，末尾说：“溪典，谏议大夫臣马日磾、臣赵〔缺字〕，议郎臣刘弘，郎中臣张文、臣苏陵、臣傅桢杂。”其中“溪”字上部残缺，应当是堂溪典。根据这两块碑考证，当时上奏请求校正的只有蔡邕等七人；到后来立石时，又有左立、孙表、赵〔缺字〕等人参加。范晔的史书只是记载得简略罢了。书写丹本的不只是蔡邕。《蔡邕传》和《水经注》都说，蔡邕亲自把文字书写在石上，让工匠镌刻。《洛阳伽蓝记》也说，三种字体的石经，是汉代右中郎将蔡邕书写的遗迹。《隋书·经籍志》也说，后汉镌刻七经，写在石碑上，全都是蔡邕所书。董逌《广川书跋》却说，石经并不全是蔡邕书写的，像马日磾等人也共同完成了它。洪适《隶释》说，如今保存的各经字体各不相同；蔡邕虽然擅长分别字体、精于隶书，又兼备各种书体，但文字数量太多，恐怕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我私下认为其中一定还有同时执笔书写的人。张演《石经跋》说，如今六经字体不一，应当说明当时书写丹本的人也不只是蔡邕。三字本与一字本。《儒林传序》说：诏令各位儒生校正、审定五经文字，刊刻在石碑上，采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以便相互参照校验。《伽蓝记》也说，汉代国子学堂前有三种字体的石经二十五碑，碑的正反两面都刻有文字，书写《春秋》《尚书》两部经典，采用篆书、科斗文、隶书三种字体。后魏《崔光传》说，崔光任国子祭酒时，请求命博士李郁等人补写汉代所立三字石经的残缺部分。《刘芳传》也说，汉代在太学制作三字石经。《江式传》又说，蔡邕采集李斯、曹喜的书法方法，形成古今杂糅的字体。欧阳棐《集古录目》也称，石经遗留下来的文字采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共有八百二十九字。蔡邕所书石经，张舜民《画墁录》、邵伯温《闻见后录》于是根据在雒阳掘地所得的石经，认为是蔡邕的隶书。赵明诚《金石录》却又认为是蔡邕的小字八分书，并极力辨明《儒林传序》所说古文、篆书、隶书三体并不正确。黄伯思见到《公羊》残碑，也断定它是鸿都一字石经。但《唐书·艺文志》只记有蔡邕的今字石经；《论语》在唐代以隶书作为今字。张演又认为，蔡邕不可能在孔安国三百年之后仍能完整掌握三体书法；也有人说，蔡邕只是用三种字体校验经文，而在碑上书写丹书时确定采用隶书。《魏书·江式传》说，魏代邯郸淳在汉碑西面建立三字石经，碑文光彩鲜明，三种字体再次显现。拿它同《说文》校对，篆书和隶书大体相同，但古字略有差异。《水经注》和晋代卫恒传都说，魏正始年间建立了古文、篆书、隶书三字石经。只有《隋经籍志》说，魏正始年间又建立了一字石经，这一点令人怀疑有悖误。不过考察其著录，一字石经中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典论》，而三字石经只有《尚书》《春秋》，与汉代所立者不相合，所以正始石碑仍不能立即断定为三字石经。胡三省注《通鉴》又明确说三字石经是魏代所立，似乎也有道理，但顾氏独不采纳这种说法。现在特意把这些说法取来一并论述。他说：范蔚宗在世时，三体石经同熹平年间所刻石经并列在学官中，所以史书下笔时误记了这件事，后人又沿袭了这种错误；有些人没有见过石刻，也就无法考证订正。赵氏虽然认为一字石经是中郎蔡邕所书，却没有见过三体石经；欧阳氏认为三体石经是汉碑，却从未见过一字石经。近世方勺撰写《泊宅编》，记载他弟弟匋所作的石经跋文，也被范史和《隋志》迷惑，把三体石经说成汉代字体。至于《公羊》碑上有马日磾等人的姓名，他竟说世人使用的是他们校正审定的版本，所以把他们的姓名保存下来，这可以说是荒谬的论断。正始石经不是邯郸淳所书。

译《魏书·江式传》和《北史》都说，魏代陈留人邯郸淳尤其精通《仓颉篇》《尔雅》和许氏《说文》的字形字义，精研八体六书的奥理，用书法教授各位皇子，又在汉碑西面建立三字石经。卫恒《四体书势》说：“魏初传授古文的人出自邯郸淳。我祖父敬侯为他抄写《尚书》，后来拿给邯郸淳看，邯郸淳竟不能辨别。”到了正始年间建立三字石经时，字体已经转而失去邯郸淳的法度，只因称作蝌蚪文，便仿效它的形体。《水经注》直到《晋书·撰恒传》都持相同说法。胡三省还替他计算年岁说：“考察这块碑是在正始年间建立的。《汉书》说，元嘉元年，诏令尚书命邯郸淳书写《曹娥碑》，当时邯郸淳已经成年；从元嘉到正始也有九十多年。假如把三字石经说成魏碑，那么说它是邯郸淳所书就不对了。”考察鱼豢《魏略》，把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祥七人列为儒学宗师，其传记序言说：“黄初元年以后，新君才重新开始清扫太学中的灰炭，修补旧石碑的残缺。”又《邯郸淳传》说：“黄初初年任命邯郸淳为博士、给事中。邯郸淳作《投壶赋》一千多字，献给文帝，文帝认为写得精巧，赐给他帛一千匹。” 推测邯郸淳当时未必很老，也可能是黄初年间书写、正始年间刻成的，这一点仍不能确定。否则，熹平年间立石时，蔡邕、马日磾的姓名如此显著；而魏代重新刊刻时，竟然不说书写者的姓名，这就是一个缺失之处。魏文帝《典论》。《水经注》说，魏文帝把《典论》刻成六块碑，立在石经旁边。裴松之注《三国志》说：汉代西域过去曾进献火浣布，中间很久断绝，到魏初时，人们怀疑这种东西并不存在。文帝认为火的性质酷烈，不含有生命之气，便把这件事写入《典论》，说明事情并非如此，以断绝智者的疑惑。明帝即位后，下诏给三公说：“先帝过去撰写《典论》，这是可以流传不朽的格言，应当把它刻在宗庙门外，以及太学中与石经并列，使后世永远看到。”到了齐王曹芳正始元年，西域使者到来，果然进献了火浣布。于是把这篇论说刊刻抹去，天下人都因此讥笑他们。裴松之过去随征西将军到洛阳，遍览旧物，看见太学里的《典论》石碑还在，而宗庙门外没有了，询问当地老人，他们说晋初接受魏的禅让后，就使用魏代宗庙，把这块石碑移到太学，并不是两处各立一块。我私下认为这种说法不对。【愚按】《魏志》记载，明帝太和四年二月戊子日，把文帝《典论》刻石立在宗庙门外。郦道元所说文帝已经把它刻立，错了。裴松之既说这篇论说已被刊刻抹去，又说太学中的《典论》石碑还存在，《伽蓝记》也说《典论》六碑到了太和十七年仍有四块保存着。《隋经籍志》也著录一字石《经典论》一卷。想来当时所谓“刊灭”，只是删去《典论》中关于火浣布的一条，至于六块碑仍然陈列在太学，所以裴松之、杨衒之等人都能够见到。汉魏碑目。汉代建立石经，没有说明碑的数目。《洛阳记》有四十六块的说法，章怀太子就引用它作注。【注：引用《洛阳记》说：《论语》有二碑，其中二碑毁坏；应当是《论语》三碑，其中二碑毁坏，这样才合计四十六块。刘贡父《刊误》说：应当是一碑毁坏；如果是二碑毁坏，就应当说“皆毁”而已，这是刘贡父没有深入考察。】《伽蓝记》却说石经有二十五碑，蔡邕遗留下来的石碑还有十八块，其余都已残毁；这就是汉代石经的碑目。至于魏正始年间所立的石经，郦道元和杨衒之都说有四十八块，而《北齐书·文宣纪》说蔡邕石经有五十二块，大概是把汉、魏两代合在一起说，只是没有深入考察，误说成蔡邕所立。宋敏求《河南志》称石经共有七十三碑，大概是汉代二十五块、魏代四十八块；这就是关于碑数的不同说法。论及形制，朱超石给他哥哥的信说：石经文字都像碑，宽四尺，这是汉碑。《水经注》说石碑长八尺、宽四尺，这是魏碑。论及位置，《洛阳记》有西行、南行、东行的区分，石碑位于堂东的西面、南面和东面；这是汉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六枚、四十八枚、五十二枚〕 朱超石认为，石碑成排排列、彼此相接，这种说法是对的。《水经注》说碑石有四十八块，排列宽三十丈；魏文帝又刻《典论》六碑，附在它的旁边，这就是所谓立在堂西的石碑，也就是魏碑。只是谢承、范晔的著作都说石碑立在太学门外，而陆机、郦道元、杨衒之都说在讲堂前，二者略有不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八枚〕 《隋书·经籍志》订误。

译《隋书·经籍志》中关于石经的一篇记载，有几处说法互相不同。张孟奇撰写《疑耀》来不及加以辨析，亭林顾氏辨析得也不详细，所以我特意援引各书来加以考证。它说后汉镌刻七经，著录在石碑上，都是蔡邕所书。考察蔡邕等人上奏请求校正、审定六经文字，只把五经书写在石上，因此石经在汉代从来没有说过有七经。大概是因为看见一字石经中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恰好合为七经之数，便断定是汉代所刻，却不知道这同范史、《魏书·术艺传》、《水经注》《雒阳记》等书多有不合。它说后魏末年，齐神武执政，把石经从洛阳迁到邺都。考察后齐天保元年的诏书，是说文襄帝所建立的蔡邕石经五十二块，应当迁置到学馆，依次修立；那么迁往邺都一事就是文襄帝主持的，并非神武帝。只是好事归于亲人，也可以混同来说。至于它说石经走到河阳时，正遇岸崩，于是沉没水中，能够到达邺都的不到一半。考察陆机《洛阳记》，石经四部的原碑共四十六块：西行的《尚书》《周易》《公羊传》十二碑毁坏，南行的《礼记》十五碑全部崩毁，东行的《论语》二碑毁坏；那么晋代保存下来的只有十九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二枚、四十六枚、一十九枚〕 到了郦道元注《水经》的时候，正始石经有四十八块；后来后魏冯熙和常伯夫相继任州刺史，石碑被废弃、毁坏并分割使用，大多已经坍毁。郑道昭、崔光都上表请求清点查阅、修补缀合，这些事都见于他们各自的本传。孝静帝武定四年才迁到邺都；文宣帝受禅、孝昭帝即位时，都命令国子监陈列它们，当时称有五十二块。这样看来，迁往邺都的行动中如果有沉没毁坏，也应当发生在文宣帝、孝昭帝时期；既然当时见存的碑没有缺失，所谓“不到一半”，难道不是记载者说得过分了吗？它又说到隋开皇六年，再从邺都运入长安，安置在秘书内省。考察《后周宣帝纪》，大象元年曾下诏把邺城石经迁到洛阳；那么开皇初年石经仍在洛阳，或许是从洛阳转运到长安罢了。如果说是从邺都直接运入，难道大象年间的迁移会是没有这回事吗？遍查各史，一件事情的始末，互相抵牾之处实在很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八枚、五十二枚〕 鸿都学不是太学。张怀瓘《书断》、黄伯思《东观余论》、晁公武《石经考异》都说：“鸿都一字石经并不是石经。”考察后汉灵帝本纪：“光和元年，开始设置鸿都门学生。”《蔡邕传》说：“起初，皇帝爱好学习，亲自撰作《皇羲篇》五十章，于是召引各位能写文章辞赋的学生。起初大多是以经学招来，后来凡是擅长尺牍以及精于书写鸟篆的人，也都加以召引，于是达到几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次招引品行不端、趋附权势的人，都在鸿都门下等待诏命。阳球传说：“授任尚书令后，上奏请求罢除鸿都文学，说：‘我恭敬地听说，有诏令命中尚方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画像并立赞文，用来劝勉学习。’又说：‘如今太学、东观已经足以宣扬阐明圣人的教化，希望罢除鸿都的选举，以消除天下人的讥谤。’考察《水经注》说：‘谷水又向东流经开阳门南面，又向东流经国子太学。’那么太学在开阳门附近，同鸿都相距很远。只是令人奇怪的是，当时在鸿都门下待诏的人，如师宜官、梁鹄，八分书法都是一时最为杰出的人物，为什么光和六年立石时不让他们书写经文呢？” 由此才知道，这两个人只是在虫篆一类的小技艺上特别精工。五经是用来纠正天下文字讹误以及偏旁增减的，推想并非一两个普通儒生所能弄清，所以说：“蔡邕亲自书写丹书，再让工匠镌刻，确实是慎重对待这件事。” 全祖望《鲒埼亭偶记》说：“北魏江式的表文说，蔡邕在太学刻石；后来设置鸿都，各地进献篆书，没有能超过蔡邕的。因此鸿都确实不是太学，同时也可以看出师宜官等人全都不如蔡邕。蔡邕因为弹劾鸿都学生而获罪，却说石经出自鸿都，实在是大错。” 魏太武帝没有刻石经之事。《南齐书·魏虏传》说：佛狸在城西三里刻石，把五经和魏国国记书写在邺都，取石虎文石屋的基石六十块，都是长一丈多，用来充当刻石材料。考察魏收撰写《后魏书》，全都依据拓跋氏一朝的国史；像邓渊、李彪等人所撰的史书，即使记载泰常、太和两次到雒阳观看石经，也还大书特书。如果有刻写五经石经的事情，怎么会不夸张地记载呢？萧子显生长在江左，不过是从传闻中听来，这件事不足为据，是很明显的。何况神武帝掌政时，假如平城已经有太武帝石经，又怎么会再从雒阳迁来三字石经？即使迁来三字石经，也应当说它同太武帝所刻石经并列，只是略去不说，难道真是魏收的疏漏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十枚〕 顾氏考证时遗漏了北齐的两条材料。《北齐书·孝昭纪》记载：皇建元年下诏说：“文襄帝运来的石经，应当立即陈列在学馆中。”考证时只列载了《文宣纪·天保元年》的一条。《北史·陆卬传》说：“陆卬的儿子陆久，对五经最为精熟，馆中人称他为‘石经’。”【又，当时他在文林馆待诏。】考证时只列载了《后魏书·刘芳传》的一条。【刘芳、陆卬的事不足以证明石经，但考察当时的称谓，便知道偏旁和字音的读法不可不慎重。】《唐艺文志》所记载的石经，同《隋志》不同。

译《唐书·艺文志》说：今字石经《易·彖》三卷【与《七录》相合，《隋志》作一卷】；今字石经《尚书》本五卷【《隋志》作六卷】；今字石经郑玄《尚书》八卷；三字石经《尚书》古篆三卷【与《七录》相同，《隋志》没有；《七录》作十三卷，《隋志》又作九卷、五卷】；今字石经《毛诗》三卷【《隋志》作《鲁诗》六卷，《七录》作《毛诗》二卷】；今字石经《仪礼》四卷【《隋志》作九卷】；三字石经《左传》古篆书十三卷【《七录》作十二卷，《隋志》作三卷】；今字石经《左传经》十卷【《隋志》作一字《春秋》一卷】；今字石经《公羊传》九卷【与《隋志》相同】；蔡邕今字石经《论语》二卷【与《七录》相同，《隋志》作一卷】。只有《典论》没有著录。这里所说的“今字”，就是一字。仁和人赵信说：《公羊》《谷梁》都没有正经，所以邯郸淳书写《春秋正经》一卷来补足。唐代《艺文志》所说的今字石经《左传经》十卷，就是这部书。因为它只书写正经而不连同《左传》，所以称作《左传经》，实际上并没有《左传》。其中的“十卷”是一卷的讹误，正经不应有十卷。石经《毛诗》在梁代已经亡佚，怎么能到唐代又出现？恐怕是《鲁诗》的讹误。唐代石台《孝经》。陈振孙《书录解题》说：“唐明皇《孝经》注一卷，最初在太学刻石，采用御笔八分书。末尾有国子祭酒李齐古所上奏表以及皇帝的答诏，并且列具宰相等人的名衔。实际刻于天宝四载，称为石台《孝经》。干道年间，蔡洸任镇江知府，把这个版本交给教授沈必豫、熊克，让他们在学宫刻石。” 唐代石经。

译《唐文粹》中李阳冰论述古篆，主张刻石并书写六经，建立在明堂，作为不可更改的经典，称作《大唐石经》，使百代以后的人也没有可以增损的地方。这一主张在当时虽然没有实行，但已经为郑覃等人开了先例。朱彝尊《唐国子学石经跋》说：“唐国子学的石刻九经中，《易》九卷，共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七字；《书》十三卷，共二万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诗》二十卷，共四万八百四十八字；《周官礼》十卷，共四万九千五百十六字；《仪礼》十七卷，共五万七千一百十一字；《礼小戴记》二十卷，共九万八千九百九十四字；《春秋左氏传》三十卷，共十九万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公羊氏传》十卷，共四万四千七百四十八字；《谷梁氏传》十卷，共四万二千八十九字；《孝经》一卷，共二千□百□十三字；《论语》十卷，共一万六千五百九字；《尔雅》二卷，共一万七百九十一字。”开成二年，由都检校官、银青光禄大夫、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判国子祭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清宫使、兼修国史、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郑覃考订并刻石，这就是原本。新旧《唐书》记载，郑覃奏请起居郎、集贤殿学士周墀，水部员外郎、集贤殿直学士崔球，监察御史张次宗，礼部员外郎孔温业四人校定。又据《册府元龟》记载，文宗命率更令韩泉充任详定官，而刻在石上的题名者有：四门馆明经艾居晦、陈玠，另有文学馆明经一人姓名不详；将仕郎、守润州句容县尉段绛；将仕郎、守秘书省正字柏暠；将仕郎、守四门助教陈庄；士朝议郎、知沔王友、上柱国、赐绯鱼袋唐元度；朝议郎、守国子毛诗博士、上柱国章师道；朝散大夫、守国子司业、骑都尉、赐绯鱼袋杨敬之，加上郑覃共十人。可是国史所记的人员没有题名，题名上有的人国史又没有记载，实在无法解释。《新唐书·选举志》说：“凡是书写学中的石经三体，期限为三年。” 王应麟《玉海》说：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命令国子监校正九经，以西京石经本抄写并刻成版，颁行天下。这是用石经本雕版印刷的开始。考察《旧唐书·褚无量传》：褚无量认为旧库中的书籍，自高宗时期起就收藏在宫中，逐渐散失，便上奏请求缮写、刊校，以弘扬经籍中遗留下来的典籍。叶梦得《石林燕语》称：柳玭《序训言》说，他在蜀地时，曾看过书肆出售的字书和小学类书籍，大多是雕版印本，那么唐代本来就已有雕版书。至于九经有雕版印本，实际始于后唐，详细考订的人是马镐、陈观、田敏。到了周广顺三年六月丁巳，判监田敏又进呈《十一经》以及《尔雅》《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的刻板，都是四门博士李鹗书写的，只有《公羊》和《前三礼》是郭嵠书写的。到了显德二年，又校勘《经典释文》三十卷并雕版印刷，命张昭、田敏详细校订，其余详见胡应麟《笔丛》。王应麟《困学纪闻》说：“唐代儒学宗师传记的序文说，文宗确定五经并将它们镌刻在石上，张参校正了讹误的文字。”考察《文粹》所收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记》说：“起初，在大历年间，名儒张参任司业，才开始详细校定五经，并书写在论堂东西两厢的墙壁上。”序文把这件事说成发生在文宗时期，是错误的。张参所校定的内容只是书写在墙壁上，并不是镌刻在石上。赵崡《石墨镌华》说：“考察六朝以前使用分书、隶书，如今的石经全都用正书，而且多采用欧阳询、虞世南的书法，因此知道它是唐人书写的。礼记开头的《月令》避‘明皇’的讳字，又避宪宗的讳，由此还可以知道它不是天宝以前的人所书写的。那么如今西安府学的石经，就是唐文宗时期的石经。它原来在务本坊，韩建修筑新城时，把它丢弃在郊野。朱梁时期，刘鄩采纳尹玉羽的请求，将它迁到原唐尚书省的西角。宋元祐年间，汲郡吕公才把它迁到现在的学校。嘉靖乙卯发生地震，石经倒塌损坏，西安府学生员王尧惠等人依据旧文，搜集其中缺失的字，另刻在小石上，立在碑旁，以便摹写补缀。又考察《唐书》说，文宗朝的石经违背师法，不值得观看；但是它的用笔虽然出自众人之手，却没有脱离欧、虞、褚、薛的书法规范，恐怕不是今人所能赶上的。只是王尧惠等人补刻的字错误很大。如今华下东生文豸家中有乙卯以前的拓本，或许可以称为善本。”以上是乔景叔的说法。朱彝尊《宋京兆府学石经跋》说：京兆府学新迁石经碑记，是宋元祐年间京兆黎持撰写文章，河南安宜之书写，负责刻镌的是长安石工安民。文中所说的汲郡吕公，是宣公吕大防的兄长。他以工部郎中、陕西转运副使的身份知陕州，又以直龙图阁的身份知秦州，名叫吕大忠。自唐代郑覃等人把九经一百六十卷刻在石壁上，天祐年间修筑新城，石经被韩建丢弃。刘鄩镇守长安时，幕僚尹玉羽请求用车把石经运入城中，刘鄩说这不是急务，尹玉羽欺骗他说：“一旦敌兵逼近城下，石经即使碎了拿来制作箭石，也足以帮助作战。”刘鄩认为有道理，于是把它迁到尚书省旧址。到了吕大忠掌管漕运时，才终于把石经全部立在学校中，黎持所撰碑记记载得很详细。尹玉羽是京兆长安人，以孝行闻名，闭门隐居。刘鄩征召他为保大军节度推官，后来在唐任光禄少卿。晋高祖召他出仕，他以年老为由推辞，退归秦中，曾撰写《自然经》五卷、《武库集》五十卷。他的著作散见于《册府元龟》中，可惜欧阳修没有为他立传，他的著作也没有流传于世。

译钱塘符曾说：顾亭林考察金石文字，认为开成石经《左传》的文公、宣公卷，字迹更加漫漶恶劣，其中“成”字、“城”字都缺少末笔；《谷梁传》的襄公、昭公、定公、哀公四公部分，以及《仪礼》的《士昏礼》，也都是这样。这是朱梁时期补刻的。考察宋代刘从乂、黎持的两篇记文，只说韩建、刘鄩迁移石经，却没有说补刻。然而“成”字缺少末笔，确定是梁代刻本。考察朱氏三代窃据西都、准备防御邠州和岐州时，每天都忙不过来，何况他们哪里懂得经学？当时统领佑国军的韩建，以及后来王重师、刘捍、刘鄩、康怀贞之流，也都不是能够留心于此事的人。我私下认为，迁移石经的举动全靠尹玉羽之力；而石经自韩建丢弃以来，损失一定很多，那么负责补刻的人应当就是尹玉羽，除此之外再没有别人了。张参《五经文字》。《书录解题》说：“《五经文字》三卷，唐国子司业张参撰写。大历年间刻石于长安太学。” 《崇文总目》说：张参起初奉诏任职，和儒官一起校正经典，于是取用汉代蔡邕的石经、许慎的《说文》、吕忱的《字林》、陆德明的《释文》，命孝廉生颜传经抄录、辑取其中疑难和异体文字，听取儒师的意见，确定并编成一百六十部。不是经典中出现的字，都略去而不收录。干符三年，孙毛诗博士孙自牧依据家藏本重新校勘、审定，刻字人是鱼宗会。全祖望说：“孙毛诗博士孙自牧，大概是张参的孙子。”顾氏认为应当写作“毛诗博士孙自牧”，这是错误的。张参《五经文字序》说：“共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为三卷。《说文》的体例，兼包古今。先从六经中取得要旨；有不完备的，再从《字林》中寻求。有些古体字难以辨明，众人感到惊疑困惑的，就用石经中遗留下来的字作类比来帮助判断。石经已经湮没，保存下来的很少，只能通用经典和《释文》所承袭的隶省字体加以推演，不敢专断。近代的字样大多依据四声，传写以后，偏旁逐渐丧失。现在采集《说文》《字林》各部，按类别相从，务求容易明白，不必遵循旧有次序。除非是经典文义所在，即使切合当时需要，也一概不收录。因为这是要说明经书，不是要编字书。不是通常字体而偏旁有所合适的，详细列出证据，并分别用朱字标记，使观看省察的人不至于产生过多疑惑。” 《玉海》说：大历十年，司业张参编成《五经文字》，把字按类别编排。开成年间，翰林待诏唐元度增补《九经字样》，补充张参未收的内容。晋开运末年，祭酒田敏把两书合为一编，用来考订正体、俗体和讹误。后周广顺三年六月，田敏进呈印版《九经书》《五经文字》字样各二部，共一百三十册。宋朝重和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有人说张参、唐元度所撰《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的辨析考证，书名颇有依据，但其方法本来取自蔡邕石经、许慎《说文》，应当重新加以修订，分列部类，编成新定《五经字样》，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考察《中兴书目》：《五经文字》五卷，大历十一年由司业张参撰写。序文说：皇帝下诏委任儒官考勘校订经书版本，于是命孝廉生颜传经收集疑难字和异体字，接受法师、儒师的意见，取《说文》《字林》、蔡邕石经、陆德明《释文》作为确定字形的标准，共一百六十部；凡不是经典文义所在的字，都不收录。顾氏已经对《九经字样》详细采录，唯独在考论《五经文字》时说得很简略。这两部书都依附石经而流传，都对石经有功；而且《五经文字》又是《九经字样》的来源，怎么能唯独缺少它呢？所以把这些记在这里作为补充。【《书录解题》说：《五经字样》一卷，唐沔王友、翰林待制唐元度撰写，用来补充张参没有收录的内容。考察此书与《九经字样》是两部书。】洪迈《容斋三笔》说：“书写文字有俗体，有些已经一概无法再改，例如‘冲、凉、况、减、决’五字，全都把水部写成两点水。即使士人的书信，也是这样。《玉篇》在水部中收入正体字，在两点水部的末尾也保存这些字，并且都注明是俗体，由此可知这种写法流传已久。唐代张参的《五经文字》也认为这是讹误。” 朱彝尊《五经文字跋》说：“唐大历十年，有司上奏说经典文字不统一，取舍没有标准，于是下诏命儒官校定经书版本，送交尚书省，并让国子司业张参辨析齐、鲁之音，考察古今字形，详细校定五经，书写在论堂东西两厢的墙壁上。

译论堂，就是太学孔子庙西面的厢屋。” 这见于舒元舆《问国学记》。起初只是把墙壁涂上泥土，太和年间，祭酒齐皞、司业韦公肃改用坚硬的木板，选择国子监中通晓书法的人来缮写，并悬挂在堂上。礼部郎刘禹锡为此撰写了记文。当时科举考场甚至出题来考士人。《文苑英华》载有王履贞的赋，大意说：“把六经安置在屋壁上，成为群儒的龟鉴。”又说：“一人制定规范，成为京城的典范，使我朝廷光彩，与那图画不同。”推重赞美到了这种程度。这部书从泥墙上的书写变成木版，又从木版变成石刻，文字已经三次改变，恐怕不是张参亲自书写的了。依我看，唐人多专心攻习诗赋，留心经义的人很少，唯独张参奉诏与孝廉生颜传经一起，搜集疑难字和异体字，钩稽考核并作出裁决，成为士子遵循的规范，他的功劳实在不小。因此刘禹锡的记文称他为名儒，修史的人本应把他列入《儒林传》，但旧史、新史都没有提到他。考察《孟浩然集》中有《送张参明经举觐省》诗，《钱起集》中有《送张参及第还家作》，而郎官石柱题名中，张参曾列入司封员外郎之中。大概张参在开元、天宝年间考中明经，到了大历初年担任司封郎的属官，不久授任国子司业。” 如今他的姓氏只在《宰相世系表》中出现过一次，在《艺文志·小学类》中出现过一次，其他情况都不详。这是第一件缺失的史事。张参认为读书不如写书，由此推测他的书法一定很好，所以当时各位儒者把壁经奉为龟鉴；即使不能列入《儒林传》，书法家的姓氏也应当记载下来，但《书苑》《书谱》《书史》都没有提到他。这是第二件缺失的史事。壁经虽然没有保存下来，但张参所校定的《五经文字》和唐元度的《九经字样》一同刻在石上，附在《九经》之后。欧阳永叔最爱好金石文字，他在《集古录》序中说：“上自周穆王，下至秦、汉、隋、唐、五代，远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以及奇异怪诞的传说，没有一样不包括在内。”可是他独独在唐代所刻石经的著录中作了三百九十六篇跋尾，唯独这一项没有记载。这些唐代所刻的石经，欧阳永叔当时反而遗漏了摹拓本，未免类似韩愈所说的“摘取星宿，却遗漏羲和、嫦娥”了。这是第三件缺失的史事。如今各种书都有雕版本，唯独《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只有拓本，没有雕本。这是第四件缺失的史事。我想到汉、魏石经已经湮没，只有唐代开成石经本还保存着；张参的著作有幸附刻在石经上，但学者却把它束之高阁，很少有人浏览，所以特意把它详细记述下来。顾炎武《日知录》说：“唐人用《说文》《字林》来考士人。当时距离古代还不远，开元以前经文尚未改动的时候，篆书、籀书的学问，儿童从小就学习。如今西安府保存的唐睿宗所书景龙观钟，仍然带有篆书、分书的遗法。至于宋人，距离古代更加遥远，解释文字也一天比一天穿凿。大历年间，张参撰写《五经文字》，依据《说文》《字林》刊正讹误，对学者很有功劳。开成年间，唐元度增补，又撰写《九经字样》，石刻在关中【今西安府学】，向来没有版本，偶有残缺，也没有其他本子可以校证。近代有好事者刻印《九经补字》，并让诸生补足这部书的缺漏，凭主观意思行事，却不知道这部书所收的只是五经中的文字，经典中没有的字本来不收录，他们却妄自增添经书以外的字，甚至把字书中广泛博杂的训释也一并加入。我到关中后，洗刷原来的石碑，其中还有一两个可以辨认的字，明显与他们所补的不同，这才知道近来的学者不肯保留疑问，竟然如此妄自造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石〕 《石经考异》卷上 ●钦定《四库全书》《石经考异》卷下 翰林院编修杭世骏撰写 蜀石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