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云题跋卷一

译这块碑在嘉靖二十四年因地震毁坏，因此世间流传的拓本非常少。从前我在京城商丘宋兰晖检讨的书斋里，看到过暏漫堂冢宰所收藏的宋拓本，就是王征君山史得到的郭允伯本，文字非常完整，只有末行缺一两个字。兰晖收藏古物极为丰富，所有藏品都因事情而送给别人，唯独这块碑特别爱惜，不忍送出。我想向兰晖借来临摹，他吝惜不肯。去年秋天我客居广陵，西唐高山人送给我一本双钩本，我得到后非常高兴，于是专心精摹这一本。徐浩《古迹记》认为此碑是蔡中郎所书。汉碑大多不记载书写者姓名，徐浩的话一定有所依据，也许可以相信。碑末正好写着派遣书佐郭香察书的款记，世人于是便认为是郭香所书。顾天山说：“大概一人买得这块石头，另一人负责察看其书法，也就是察看、校验别人的作品，并不是郭香书写的。”但我认为，郭香只是书佐，怎么敢察看蔡中郎的书法呢？所谓“察书”，就像今天所说的“校书”。当时因为特别看重中郎的书法，所以刻碑时又派一人校勘它是否符合原作。正因为珍重，才记载了这一款记；并且把刻石始末以及丞掾等人的姓名全部刻载下来，这是汉碑中从未有过的。朱竹垞先生称它为汉隶第一，这话是可信的。《曹全碑》《曹全碑》出土于万历年间，如今在西安府郃阳县。大概是曹全任郃阳令时，三老、故吏等人为他所刻，用来记载功绩的。我国居京城时，得到最初断裂的拓本五份，把其中四份分送给朋友，独自留下了一份。碑文正文完整无缺，只有碑阴缺一两个字。碑阴共有五十七人，顾苓《汉碑目》只说有五十六人，大概是因为处士岐茂标列在碑阴上方的拓本，偶然没有包括进去，所以只认为有五十六人。汉隶有三种：一种古雅，《西岳华山庙碑》就是；一种方正整齐，《娄寿碑》就是；一种清秀瘦劲，《曹全碑》就是。《西岳华山庙碑》和《娄寿碑》的石刻已经亡佚，只有《曹全碑》完整无缺。这三块碑既足以概括汉隶，又都是汉碑中极少见的作品，所以我临摹的只限于这三碑。郑女器的隶书当时极有名望，说到底只是学到了《曹全碑》这一块碑而已。世人道听途说，看到女器的书法竟认为如同蔡伯喈再生；一旦看到方正整齐的字形，便把它看作唐隶而加以厌弃。实际上，汉隶和唐隶的体貌虽然不同，源流却出自一处。关键应当以古朴劲健、沉着深厚为根本；笔力沉着深厚到了极点，才可以透入骨髓。等到一切杂质都去尽，清虚之气自然显现，才能达到超脱的境界。因此学习《曹全碑》，正应当从沉着深厚上求取。不能做到沉着深厚，只是描摹头角外形，从来没有能写成《曹全碑》的。女器作书，大多用软弱的笔锋描摹它的形貌，对于《曹全碑》也只得到皮毛而已。我曾经说过：欧阳询、褚遂良的书法从隶书而来，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从篆书而出。古人写字必定有原本，《曹全碑》就是褚公的原本。如今看《圣教序》，难道有一笔不像《曹全碑》吗？仔细体会，就会发现古人的每一点、每一画都有依据，这才知道下笔不能草率。钟太傅《荐季直表》钟太傅《荐季直表》，自唐代以来从未听说过。宋代博学雅正、喜爱古物的人，即使黄伯思也没有见到它。到了至元九年，分湖陆行直才得到此帖，并请郑明德、袁仲长为它题记。至明代弘治、正德年间，题跋接连不断，于是《荐季直表》便成为无上太古的第一名迹。嘉靖年间它归于锡山华氏，刻入《真赏斋帖》。后来被大吏胁迫取走，献给分宜严相国。严氏败亡后，此帖没收入内廷，后来又流落民间，被王弇州得到。辗转迁徙，到康熙年间落入真定梁相国手中。雍正三年，双峰年太保入朝觐见，返回时经过真定，此卷便归了年氏。没过几年年氏败亡，此帖又被没收。老友蒋拙存在秦中见到真迹，精心摹写，十分自得，认为是自己一生中第一件难得的遭遇。我没有见过真迹，只根据《真赏斋帖》本摹写，后来因为不满意而毁掉。如今重新精心摹写这一版本，似乎稍微领会了太傅的笔意。太傅的《贺捷表》幽深多变，奇绝一世。这篇表在《贺捷表》之后，笔意更加精微，也更加淡雅古朴。大概是他晚年融会贯通、脱去雕琢，杂质全部消尽，才有这样的清虚真味。祝京兆把它指认为《焦季直荐》，是误认了“荐”字为“焦”字，实在不值得一笑。考察《魏志》：武帝建安四年，派刘备追击袁绍，刘备到了邳地，便杀死徐州刺史，起兵驻屯沛地。建安五年春，曹公亲自率军东征，击败刘备，这就是表文所说的“王师破贼关东”。武帝一共三次改元，只有建安年号历时二十五年；武帝征讨刘备是在建安五年，所以表文说“建安之初”。八月，袁绍进军逼近官渡，曹公与袁绍相持数月，军队少、粮食尽，士卒疲惫，曹公对运粮的人说：“再过十五天我就替你们击败袁绍，不再劳烦你们了。”这就是表文所说的“三军馈饷，朝不及夕”。曹公击败袁绍是在延津、官渡之间，但这些地方都在许都以东；又因为东征刘备后转战向北，所以概括地说是“破贼关东”。《魏志》没有称说运粮人的姓名，应该是因为史书的笔法来不及记载；按照表文所说，此人应当就是季直。表文末署名称“司徒东武亭侯”。考察《钟繇传》，钟繇因为劝说李傕、郭汜等人的功劳，被授为御史中丞，升任侍中、尚书仆射，封东武亭侯。不久，曹操上表让钟繇以侍中的身份代理司隶校尉；曹公征讨关中时，得到钟繇作为辅佐，便上表任命他为前军师。魏国初建时，钟繇任大理，升任相国。文帝即位后，改任廷尉，封崇高乡侯，又升任太尉，转封平阳乡侯。曹操、曹丕两朝始终，钟繇从未担任司徒，这件事令人疑惑，无法考明。史书往往有错误而不合事实，这里也可能是史书记错了，但还不能确定。

译钟繇《贺捷表》唐人摹写的钟太傅《贺捷表》后面列有署名官衔，是开元五年题写的。袁昂评论钟繇的书法有十二种出人意外的巧妙。这篇表用笔时而端正、时而偏侧，自然超脱于常规之外，与世间流传的版本不同，确实可以说幽深无边、古雅有余。钟繇的隶意并没有完全消除。此外，钟繇书法中最接近隶书的作品，欧阳修《集古录》说表文有“戎路兼行，履险冒寒”。曹公在建安二十四年冬驻军摩陂，曹仁、徐晃击败关羽以后，未曾说过“履险冒寒”这样的话，这一点令人怀疑。表文又说“关羽已被矢刃”。据《三国志》，关羽在樊城包围曹仁，被曹仁击败后逃走，后来被吴兵在沮地斩杀，与这份帖文不同。考察《魏志》，这一年十月曹操从汉中返回洛阳，孙权上书请求出兵讨伐关羽，曹军驻扎摩陂，到正月才返回。曹操原本想在十月返回洛阳，因为孙权请求讨伐关羽，于是直到正月才回来。表文所说的“履险冒寒”，指的就是这件事。这年闰十月，曹仁、徐晃击败关羽，使其逃走；十二月孙权才杀死关羽。表文所说“关羽已被矢刃”，是说关羽已经被曹仁等人击败，是庆贺他们击败关羽，不是庆贺他们杀死关羽。《魏志》又说，这年九月相国钟繇被免职，所以十月《贺捷表》中有“臣以无任，不获扈从”的话，而后面的署名只写“南蕃东武亭侯”，不称太傅。“蕃”字按《集韵》读蒲麋切，是地名。《前汉地理志》的注释说它是邾国，把它读作“蕃镇”的“蕃”是错误的。这些内容都本于黄长睿《东观余论》，因为原文词语繁多而没有能够全部说明，所以我再加以阐述。魏钟繇《调元表》世间流传的钟太傅表，有《荐季直表》《力命表》《贺捷表》《宣示表》四篇，都是极其显赫、很有名的作品。这篇《调元表》，宋代的《潭帖》《绛帖》等帖中都有。可是《潭帖》是根据唐代贞观年间的摹本刻成的，尤其是真正的作品。太傅把隶书改为楷书，但他的书法仍然具备隶书的法度。欣赏这篇作品，更能相信这一点。吴天玺纪功碑 吴天玺元年纪功碑，现今在江宁府学，原来在城南天禧寺门外。宋元祐六年，转运使胡宗师把它移置到漕台后圃，不知何时又移入学中。碑石正面宽、两旁窄，文字环绕四面，而两旁各空出一面。一石分三段：第一段每行五字，共二十一行；第二段每行六字，共十五行；第三段每行二字，共九行。碑已断裂，无法通读。现存完整字一百九十一个，残缺一半的二十二个，共二百一十三字。考《吴志》：天册元年，吴郡上言掘地得到银玺，长一尺、宽三分，上面刻有年月字，于是大赦，改元为天玺元年。又在临平湖开湖时，于湖边得到石函，函中有一块青白色小石，长四寸、宽二寸多，上面刻成“皇帝”二字。秋八月，历阳山的石上纹理形成文字，共二十字，说：“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又吴兴阳羡山有空石，长十多丈，名为石室；当地上表称为大瑞，于是改元大赦，以第二年为天纪元年。总计孙皓在位十六年，共八次改元，宣称符瑞的事情接连不断。然而没有几年，王濬便攻入吴国，吴国随即灭亡。上天降下神谶，果真有什么作用吗？不修治人事却喜好谈论符瑞，这件事足以作为鲜明的警戒。此碑书法锋利峻厉、奇特峭拔，在秦汉书法之外另成一体。不过它是篆书的变体，褚河南《圣教序》的题额实际上就是学习此碑。董广川认为它本于汉隶，黄长睿认为它像篆又像隶，字势雄伟；到了杨东里，竟然把它看作八分书；朱竹垞也认为它处在篆隶之间。这些人都不能真正了解皇象。至于关中郭引伯，认为它像牛鬼蛇神，直斥为“牛腹书”，尤其荒诞可笑。古人的篆法，各种字体形体不同，数不胜数；小篆只是其中通行的一体。这块碑必定是古代已有这种写法，皇象加以仿效，也正如《夏承碑》在隶书中另创一体一样。距离古代已经很远，见闻浅薄，却把自己不能理解的东西拿来指责古人，不也太过分了吗？《金陵琐事》说这是苏建所书，顾起元认为碑文是东观令华覈所作，都不知道依据何在。考《宣和书谱》说：皇象，字休明，广陵人，官做到侍中，擅长八分、篆书和草书。起初向杜度学习，写章草，文采而不浮华，质朴而不粗野，沉着而畅快。世人以书圣称呼他。晋代葛洪说：“吴地善于书法的人，有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都是一时的杰出人物。”如今刘纂、岑伯然等人的书迹都已经不能再见，只有皇象的书迹还存留一二件。这幅字如同蛰伏的龙蝮突然跃起，惊警、曲折、腾跃，每一笔纵横都自然天成。拿它同江瑶、蝤蛑相比，确实是美味中的珍品；但也不能多吃，恐怕会引发风气。这块碑也是如此，学习它如果不能成功，就会堕入邪道，这一点不可不知道。皇象《急就章》。秦兼并天下后，丞相李斯作《苍颉篇》，中车府令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汉朝兴起后，司马相如作《凡将篇》，这些书如今都不再流传于世，只有黄门令史游的《急就篇》还存在。颜师古的序中记载，还有皇象、钟繇、卫夫人、王羲之等人所书的版本，如今也很少有存本。宋代叶梦得的《石林集》还记载皇象、索靖两家的书迹，如今民间流传的也已经寥寥无几。海宁陈氏《玉烟堂》所刻的本子，没有署明是谁所书；细看它的笔法，与官帖中所载皇象《文武帖》完全相同。叶梦得所说的“规模简古，气象沉远，还有蔡邕、钟繇用笔的意味”，大概近于此本。幼安的书法秀美劲健，因此应当另成一格。章草自唐代以后没有人能够精工书写，而皇象的书迹尤其少，所以我专心临摹，来给后世看。王右军《乐毅论》。这是官奴大令的小楷。当年右军暗中站在他身后，牵着他的笔不让它脱离，因此写成此帖给他看。由于出自家庭训诫，笔法端正谨严，是右军楷书遗迹中的第一品。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命冯承素等人双钩摹写六本，分别赐给长孙无忌等人。到宋代末年，只剩下高绅学士家一件“海”字不全的本子。明代末年，收藏家才有两件唐摹本：一件是贞观六年褚遂良奉诏审定的，另一件是新安吴用卿收藏的。诸本后来在涿鹿冯伯衡家，端正谨严有余，却很缺少高妙的气概。只有吴氏本笔势精妙，似柔和而刚劲，似谨严而洒脱。邢子愿所说的“既纯且绵，也温润而战栗”，确实说中了它。宋代僧人希白《潭帖》所刻的本子，与我家郁冈本、吴氏本、清余两刻，可以说都是极其精妙、极其肖似的。我临摹此帖的风骨力量，也正不比它们差。

译王右军《黄庭经》。武进唐荆川先生收藏着右军父子的小楷两种，大令《十三行》如今还在唐家。他的六世孙、蓟门宗伯唐球图守护着它们，不是深好古物而且有鉴识的人，他不会拿出来给人看。《黄庭经》过去被庄大云襄所得；云襄去世后，他的儿子留相贫困，不能保存，于是拿它向人抵押换米。汪生中立替我赎取，寄到京师，后来便归我所有。细看它的笔法柔和闲适、萧散自然，神韵高雅华美，远远不同于世俗流传的本子，应当是天下《黄庭经》的第一品。我临摹它，总共换了好几张纸，才拿给稻儿看；他应该能知道我这一番苦心。王右军《曹娥碑》。《孝女曹娥碑》的墨迹，元文宗曾赐给鉴书博士柯九思。上面有宋高宗的题跋，只说：“晋代贤人所书《曹娥碑》，没有署名说是右军。”但文待诏称这是越州石氏所刻，古雅纯朴，不失右军的笔意，于是又把它认作右军所书。直到现在仍没有定论。我曾经说，今天讨论晋唐小楷，只需问它好不好，不必辨别真伪。几千年来，经过千次临写、百次摹刻，辗转传刻，不仅精神和笔法完全丧失，连它的形制也全部改变了。因此，要从唐人的碑碣中寻找大楷，即使只剩断裂剥蚀的残迹，只要还有保存，也仍能看见唐人的本来面目。若要从今天这类刻帖中寻找晋人的小楷，就像腐木受潮膨胀一样，完全没有高雅韵味，哪里只是得不到晋人风貌，连宋人的也得不到了。像这块碑，实在不必一定认定为右军所书；但只要像宋代越州石氏本那样古雅纯朴，即使把它认作右军所书也可以。《曹娥碑》别本。这个本子与元本的字迹不同，文字也略有差异，不知道是谁摹写的；有人把它认作李北海所书，我对此怀疑，不敢相信。元本严肃整饬，这个本子纵逸奔放，所以才有李北海的说法。然而晋人的小楷到了今天，百件中没有一件是真的；只要不失古法，便足以供人喜爱玩赏，实在不必硬要指定某一个人来作为证明。这个本子二十年前我曾在毗陵市上见过，因为贫穷没能得到。去年九月，我又在同年程午桥太史那里见到它，仿佛遇见故人，于是借来摹写了一本。《兰亭》二十种。金华王袆说：《兰亭》自唐代以后分为两派：一派出自褚河南，称为唐本；一派出自欧阳率更，称为定武本。定武本原来只有一块石，到了宋室南渡以后，士大夫家各有一刻，于是多得无法考查。褚本当时摹拓得很多，流传最广，所以古本和今刻往往各不相同。自从欧、褚两派盛行以后，赵模、冯承素等人的摹本便都衰微了。我根据所见到的本子，欧阳一派得到八种，褚遂良一派得到九种，欧、褚两派以外的别派得到三种。这样，《兰亭》的变化大致已经收尽，于是用宣德笺，精心摹写镌刻，合成一卷，给儿子稻孙看。按照我这样学习，便是承顺父母意志的孝子了。所临摹的各种本子，排列如下。定武真本。《兰亭》的摹拓始于隋代开皇年间。唐文皇看到了摹拓本，寻求真迹，真迹于是出现；他命朝廷大臣临摹，分赐给诸王和大臣，从中选出最逼真的欧阳本，刻石安置在宫禁之中，这就是所谓定武本。宋室南渡以后，各家都刻了一块石头，真本和摹本混淆不分，所以朱子有“聚讼”的讥评。我来到京师将近十年，所见宋拓本几十卷，都是南宋时的重刻本，只有程孟阳、张朴村收藏的是本真本子。虽然剥蚀已经很多，但反复研玩，妙处不可穷尽：字中有韵，字外有神，肥润却不腻滞，清秀却不浮薄，变化而不轻佻，庄重而不呆滞。唐文皇所说的“烟气飞散、雾气凝结，形状像断了却又相连，凤凰飞舞、蛟龙盘曲，笔迹看似奇特却反而端正”，只有这个本子具备。我临摹其他卷本，往往一下笔就能写得相近；唯独这个本子，我总共换了五张纸，仍然不能像它的仿佛神韵。定武本确实是天下的妙品。唐文皇得到辨才和尚的真迹后，命欧阳询、褚遂良二位公卿摹写，赐给诸王和大臣。既然说是双钩摹写，就不应当出现欧、褚之间这样大的差异。我反复玩味定武正本，才知道欧阳询和褚遂良的格调法度虽然不同，源流却是一致的。我曾经评论，《兰亭》有定武本，就像十二律中有黄钟；虽然各种声律彼此增减而形成变化，却终究没有能超过黄钟的。仔细研究定武本，才知道昆仑山是万水各流的源头；褚河南的精妙笔法尚且被它盖过，东阳本以下的都只是它的支流。后来壬寅九月十四日，我从俨斋大司农那里借看赵子固的《落水兰亭》，才知道孟阳、朴村所藏的还不是真正的定武本；然而要再向上求取，已经无路可攀了。我把玩了一整天，恍惚惆怅了很久。东阳本。宋理宗收藏的一百一十七种本子中，有一种汇集了十三刻：第一刻是旧梅华，另十二刻是新梅华。如今东阳何氏本的石头裂成三号三段，世人所称的梅华本就是它，只是不知道哪一段属于新梅华、哪一段属于旧梅华。我的朋友淳安人方楘如文辀说，他曾到东阳，亲眼见过这块石头，石质坚硬如玉，字里填着金色。何氏子孙各自执有一片，到冬至举行祠祭，祭毕便把各片合在一处，拓印几本流传，珍重到了这种程度。我认为这个刻本是南宋定武本的重刻本，绝不是原石。定武本完全具备右军笔法的精妙，仍然只是一个妙处没有穷尽；这个本子却只有一种欧阳法，除此之外一无所剩，那还谈得上其他妙处吗？辨别定武本，正应当在这一点上具有眼力。同年洪瞻仁任江西泰和县令时，得到杨东里先生收藏的四种本子。第一种是郑清之家本，大概就是重新摹刻松圆老人九字损本的那一种；第二种就是何氏本，但当时还没有断裂，想取得它却没有办法，因此为此惆怅不已。国学本。国学本，明初从天师庵土中出土，比定武本短二寸左右，字也略小而瘦。然而它的精神、意态光彩焕发，动人心魄，远胜东阳本。如今它在大成殿东庑，我曾亲自到它下面拓了几张纸，仔细玩味笔意，常常会不时流露出赵法，确定是吴兴亲手摹写的。后来看到周锡圭为上党本所作的跋语，正好与我的心意相合，我高兴得拍掌。杨东里也认为国学本是吴兴所摹写的，与我所见完全相合，我对此非常快意。上党本。明代熹宗在位时，上党长治县令耉海从县治东侧的土中得到这块石头。它的笔法圆润劲健，风神清爽明朗，大概也是南宋的佳刻。确实是定武本的后代，周锡圭称赞它说：“水流云行，鸾翔凤翥。”确实如此。玉枕本。

译玉枕《兰亭》有三种本子。第一种，《太清楼帖》序中说：唐文皇让率更令用楷法摹写《兰亭》，藏在枕头中，名为玉枕《兰亭》。第二种，是宋徽宗政和年间修建洛阳宫殿时，内臣看见后面有役夫用小石头做枕头，石上有刻画，仔细看竟是《兰亭序》，只剩几十个字。第三种，则是秋壑命廖莹中借灯影缩小，刻在灵璧石上的本子。如今洛阳宫本已经看不到了，率更本和秋壑本还各有存本。从前我在淮南，向朋友周白民借到玉枕宋本，它与秋壑本高低大小相同，但行列比较宽，字也较为清秀瘦劲，难道就是率更本吗？又据金华王袆《玉枕》跋说：河南首先把它缩成小本，有人说率更也曾这样做过。如今这个本子清和淡荡，正与定武本完全相合，不像褚河南本，所以还是应当把它认作率更本为正。我过去用油笺摹得一本，带到京师，想到再也难以得到，便要重新精心摹写，收藏在箱笥里。贾秋壑玉枕本。文待诏说：“贾氏所刻有两块石头，字画大小都相同。一块有‘秋壑珍玩’印章，刻的是‘右军作立象而鬈心’；另一块刻右军坐着手执书卷的形象，左边有贾似道的小印。难道是当时得到率更的遗墨，于是刻成一块石头？借灯影缩小的，又是另一块石头吗？”我所见闽中萧氏收藏的石头，就是右军坐着手执书卷的那一块，所谓福州本。此石过去在金坛，我曾亲手拓过几张纸，如今被有势力的人家收藏，已经不容易再得到了。新安汪博山说：他收藏着立象宋本，尤其精妙，只是一直没有机会看到。宝应乔分夫有一卷，与秋壑本略有不同，疑心是立象本，但失去了那个形象，无法考察辨证，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南宋重刻定武本。这个本子是淮安同年程有怀所收藏的，“防”字、“阙亭”字、“羣”字都不完整。大概也是南宋重刻的定武本，但纯粹使用秃笔，所以与定武本又略有不同。赵吴兴所说的“右军写《兰亭》时已经用退笔”，可以从这里得到证明。赵吴兴临本。赵文敏喜欢临摹《兰亭》，一生总共临了几百本。我所见到的真迹，只有独孤收藏的《定武》正本，后面有文敏十三条跋语。跋语中有一卷临本，其中的字画与如今《快雪帖》中所刻的相同，但古今相差极远。同年缪二文子那里还收藏着俞紫芝所临的一卷，也极为佳妙，可惜被他的弟弟武子带到南方去了，不能借来摹写，令我神往不已。子昂一生的功力全在《兰亭》上，所以他临写的本子独能得到其中的精髓；但也免不了偶尔纵逸，流露出自己的笔法。以上八种属于欧阳一派。颍上本。《兰亭》有两派，一派是欧阳询，一派是褚遂良。欧阳一派只有定武本，褚氏一派首推颍上本。董宗伯认为颍上本是米芾临写的，我恐怕未必如此。米芾虽然是超群出众的天才，但在清和广大、韵致风度这一方面，理应远远逊于前代贤人。若不是褚河南的精妙笔法，哪里能达到这种境界？我过去初次拓印时，觉得它比现在的本子肥厚较少，尤其精妙。五年前被我的朋友方贞观取走，至今仍为此惋惜。褚河南的摹本最多，但没有哪一种能超过这个本子。李伯时说：“柔和闲适，萧散自然，风流天成，不是靠学习功力能够达到的，只有这个本子具备。” 米氏袖珍本。米元章得到褚遂良摹写的黄绢真迹，面对紫金浮玉，把它裁成袖珍本，装成一卷，就是这个本子。它先前由苏太简收藏，在天圣丙寅年装裱，并盖有“忠孝之家”的印记。后来归米氏收藏，被鉴定为褚遂良摹写真迹中的第一品。明代景泰年间，它归吴中陈祭酒缉熙收藏。陈缉熙喜欢双钩摹写，于是拓印了几本，以假乱真，又把宋元各家的跋语分别缀上，以便牟利。明代末年，董宗伯得到一本，后面有范文正、王尧臣、米元章父子等人的跋语；他以五百缗向海宁陈氏抵押，抽走“盛”字以下六行，共三十五字，用来表示自己一定会收回它。后来事情终于没有办成，所以《玉烟堂》所刻的本子便缺了六行。海宁查氏重新摹刻了一块石头，用其他本子补上了这六行。《兰亭》虽然不是真迹，但刻本仍然秀美清丽，确实是当时刻本中值得观赏的一种。洛阳宫本。唐文皇把褚遂良摹写的本子赐给高士廉；在洛阳宫前有御书两行，后面有“臣褚遂良”四个小字署款。与褚河南的其他本子相比，笔法没有不同，但风神又另具一格。过去收藏在涿鹿冯相国家，后来刻入《快雪帖》中，格调韵致清朗，自然是近代刻本中值得观赏的佳品。婺女本。这是宋丞相游景仁收藏的一百种本子之一，开头缺少“永”字，后面有“贞观八年褚遂良摹”七个大字的题款。大概当时奉命摹拓、进呈御览的本子之外，必定还有自己临写的别本进呈。唯恐不像，便拘谨地摹仿，法度胜过意趣；自己临写时则心情闲适、手法敏捷，意趣胜过法度。这个卷本另有超出法度的意趣，格调韵致也略有不同。题款用大字书写，又不称“臣”，一定是褚遂良自己临写的别本。张界奴本。这也是褚氏摹本，与颍上本相比，尤其沉雄而纵逸。明代神宗年间，新安吴太学用卿收藏，并刻入《余清帖》中，可惜刻工不精，完全没有神采。总之，褚公的笔法精妙，所以不是凡庸之手所能抹杀的。张界奴本在历经沧桑后归入真定梁相国手中，刻入《秋碧堂帖》；其摹拓工夫颇胜吴氏本。我从昆圃黄奉常那里见过它，可惜没有办法拓得。神龙本。《▯瑚网》说：“《禊帖》在唐贞观年间原有两本：一本收入昭陵，另一本在神龙年间被太平公主借出摹拓，后来便失传了。我得到的毘陵董侍御玉虬所藏宋本，前面有神龙小玺，后面有褚氏印章，摹拓方法精良，纸张和墨色都很古，比其他本高出一半，字也都较大，气势极其纵逸。郭天锡称它书法遒劲飘逸，墨色鲜艳焕发，奇丽超绝，令人心惊目眩，确实不是虚夸的话。从前我在毘陵，见到新安汪氏收藏的褚氏摹写黄绢真迹，与此本完全相同。因为我特别喜爱它，后来竟被奴仆偷走，终于不知下落，真可惜啊。” 良常于氏收藏本 这是我同邑于氏收藏的本子。因为向来痛惜“夫文”六字为双钩本所缺，第九行便由董文敏用红笺补写。江上笪在辛跋中把它定为定武本之前的本子，这是不对的；它其实是神龙褚本。仔细考察笔法，没有一处不相合，只有缺少六字双钩这一点不同。广陵李都谏的书信说：“我作为于氏的馆甥，这本帖已经收藏四代了。”如今他的曾孙建侯带到京师，我便向他借来摹写；后来已经被有势力的人买走，再也看不到了，遗憾至极。

译近来见到宋丞相游景仁收藏的一本，六字双钩，与于氏本相同，但更加清晰明朗，富有神采。大概就是于氏本中较好的一本，只是索价过高，无法得到，真可惜，真可惜。米元章临摹本 这是我家损庵先生收藏的十种宋本之一，中间缺少七个字，不知道是谁摹写的。笔法清润圆转、飞动流丽，尤其超绝。若不是褚公亲自书写，就是米老临摹的。仔细玩味其中的波、戈、趯、磔等笔势，虽然极其自然，却终究自有奇异诡变之处，因此还是应当以米老临本为正确判断。宋高宗临摹本 陆放翁《老学庵笔记》说：“史丞相说，高庙曾经临写《兰亭》，赐给寿皇在建邸时使用。后来上面有批字说：‘可以照此临写五百本。’由此可见，当时两宫勤奋好学到了这种程度。这一本是高宗临写后赐给向子諲的，行距较宽，字也更加秀美丰腴。中间缺少五个字，‘朗’字的‘月’旁以及中间的两个小字也缺了。大概是临摹褚本，也属于游丞相收藏的一百本之一。” 以上九种属于褚派 冯承素本 这是冯承素的临本，其他地方我没有见过，只在我家损庵先生的《▯冈帖》中见过，笔势变化奇诡，像千丈长的游丝独自缭绕在空中，顷刻之间千变万化。有人认为是元章临写的，所以故意写得奇丽，以惊动世俗的眼光。我认为米老作书飞动有余而瘦劲不足；此卷纯是一片清刚之气，仿佛冰凝结而成。它不是欧、褚之外另成一格，绝不是米老所能达到的境界，与杨义和的《黄庭内景经》正相类似。真正有眼力的人，自然明白，不必向别人说明。下面接着说。慈谿姜氏本 慈谿姜西溟前辈得到一块旧刻《兰亭》石碑，两面都是集《圣教序》字组成的。西溟题为唐刻褚本，不对。南渡以后世俗崇尚定武本，家家刻一块石碑，几乎刻了数十、上百本；好事者便出奇创新，打破旧俗，为《兰亭》另开生面。当时怀仁集《圣教序》以《兰亭》为宗旨，极本集《兰亭》却以《圣教序》为宗旨，彼此反复仿效，距离原本越远，失真也越厉害。看它的刻法，显得特别稚嫩软弱，比《圣教》差得远。西溟爱好古物却过于偏执，强行把它推到前面，只恐怕还不能作为定论。这两本一肥一瘦，仔细玩味笔法，大体相同，所以我只保存其中较肥的一本。开皇本 这是海宁陈氏收藏的本子，字形类似定武本，但稍微肥大一些。中间接缝处，“僧”字上面有“骞”“异”两个字，这是满骞、朱异的合缝题记，定武本没有，大概就是开皇本。我临写《禊帖》，先用定武本来寻求正确规范，中间用颍上本来穷尽它的变化，最后用开皇本来还原它的本来面貌。虽然千变万化，却不脱离根本宗旨。仰慕前代贤人，仿佛亲见他们的风流；用心摹写、亲手追随，哪里能够停止呢？颍上本的变化，像定武本，但雄健厚重不如它。开皇本遒劲古朴，像定武本，但深沉浑厚不如它。广大而能化育万物，无所不包，大概只有定武本吧？以上三种属于别派 陆司议《兰亭诗》褚河南《右军书目》说：《兰亭》永和九年诗二十八行，序二十二行，共五十行。如今王右军的诗已经看不到了，流传下来的只有序。宋代淮海桑世昌的《兰亭博议》中载有陆柬之的《兰亭》本，又引用王氏《金石录》说：五言《兰亭》诗四十二行。如今陆柬之的《兰亭》也看不到了，只有五言诗还能够见到。宋代游丞相所刻的全本，和近来《戏鸿堂帖》《余清斋帖》等刻本不同；因为难得，特意临摹下来，附在《兰亭》之后。以上一种附列于此 宋理宗收集的《兰亭》已有一百十七种，丞相游景仁也得到一百种。理宗所藏的如今都已收入内府，无法见到；只有游丞相的一百种，往往散落在人间。我来到京师将近十年，所见总共有十多本，难免把个人的好恶混杂其中。实在是因为当时只在意广泛收集，没有时间加以选择的缘故。不过，虽然选择得不精细，仔细玩味笔法，也各自有令人喜爱的地方。董宗伯说：“《兰亭》没有低劣的拓本。”这确实是懂得鉴赏的人说的话。我所临的虽然只有二十种，但稍有不合意的，便立即废弃不用。总共经过一百多次更换，才开始确定下来。那些还没有见过的，暂且从略，等待日后再补。不知道与古人相比如何，但所下的功夫也可以说很勤勉了。稻孙，你要好好收藏它，不要被萧郎骗走了。这卷从戊戌年三月开始，到庚子年正月才完成，算起来当时稻孙才三岁。他还没有亲自接触笔墨纸砚，就替他筹划图书收藏，实在太早了。只是想到我的头发已经斑白成片，如果错过这次不写，后来恐怕就来不及了。并不是嫌孩子太早，而是担心我自己太迟。如今稻儿已经七岁，很能握笔，每次引笔画长线，即使长达一尺，也总是端直如绳。将来如果果真能学习父亲的书法，知道老父亲三年的辛苦，也未必会认为这是过早的安排。雍正元年夏季五月，有客人带着一方秦代玉印来，上面是九连环，子印与母印彼此相连。母印直径一寸，厚度也一样，印文是“秉万福健无极”。子印方八寸，厚度也一样，印文是“寿昌”。子母印都是覆斗纽，纽旁刻有细密的螭龙纹，颜色黄黑，精致古朴而可爱，是世间罕见的珍品，不是容易得到的。于是把它的印文钤在卷首。自从我来到京师，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所见到的定武真本共有六卷：一是涿州冯相国收藏的赵松雪十三跋本；二是昆山徐相国收藏的贾秋壑本；三是同年缪太史收藏的荣芑本；四是关中王山史收藏的宋仲温本；五是佟太保收藏的范文正公本。贾本、赵本、宋本都是五字已经磨损的本子；荣芑本虽然五字没有磨损，但拓法不精，不免像薄云笼罩太阳。范本的拓工精良，远远超过前四本，但损坏得特别严重，近乎损失了一半，都不能作为完整的欣赏本。只有华亭俨斋司农收藏的赵子固落水本，虽然也不免稍有磨损，但五字完整，拓法又较好，是定武本中的第一。坐卧在它下面，真觉得各种美都达到极致，笔锋、墨迹无不变化。只有怀仁所集的《圣教》可以说形体完备而规模稍小；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诸位，都是各自凭借接近自己的资质，只得到其中的一种风貌罢了。我把这些详细记在这里，以表明我追摹古人的用心；虽然不能仿佛古人的万分之一，但所见广博，也足以成为平生一件快事了。

译从前我在淮阴，见到程太学霞起收藏的大令铜印，印文刻着九鼎，第九鼎中有“献之”两个字，精致古朴，特别绝妙。我家世系出自羲之、献之，这方印本来应当归我；但我把它藏在心里，不敢说出来。壬寅年秋天，我姑且写信请求，他却说已经赠给中州的朋友了，于是我便断了念头，不再过问。过了一年多，霞起又索回此印，寄给我。寄到那天，我这卷帖正好装裱完成，难道其中也有命数吗？于是把印钤在卷端，以记下这次幸运的相逢。定武《兰亭》定武本在汴宋时期还没有受到特别重视。黄山谷认为它没有失去王右军的遗意，从此人们才开始珍爱它。南渡以后，一本定武本索价数十、上百缗，赵彝斋甚至花五千金向卢宗迈购买了一本。押运归来到了升山，船翻落水，他大声呼喊：“《兰亭》在这里，我没有忧虑了。”于是人们便题称此帖为“落水兰亭”，题词说：“性命可以轻视，至宝必须保全。”这件临摹落水本的第七卷在华亭大司农家中，虽然字画不免稍有磨损，但与其他本相比，这一点不过像薄云笼日，还不觉得特别严重。我见到的定武正本共有七卷，以这一卷为最好。当时公务荒疏忙乱，于是嘱托老友蒋拙存，用白宋笺耗尽一天的功夫，精心摹写一本，仔细对校，丝毫没有差错，收藏在箱笥中至今已经五年了。今年三月三日，正逢修禊的时节，天色昏暗，我独自坐在北窗下，心情很是无聊，于是斋戒内心、涤除杂念，临摹这一卷，也算是修禊的一种方法。宋拓《兰亭》九字损本 这是松圆老人收藏的本子，松圆鉴定为定武正本，义门何太史也据此认为可靠。我从俨斋大司农那里得到赵子固落水《兰亭》，仔细进行校对，才知道这个本子还不是真正的定武本，而是南宋覆刻本，就是桑泽卿《兰亭博议》所说的九字损本。同年洪瞻仁任江西泰和令时，得到杨东里收藏的四种本子，以金华郑清之本为第一，正与此本相同；但气象的雄厚、笔力的古雅远远不及它。由此才知道这是郑氏的祖本，它的重摹本尚且足以超过一切本子，更何况祖帖呢？我所收藏的褚氏《兰亭》，虽然缺少真正的定武本，但此帖距离定武本其实只差一线，自然应当列为各种本子之冠。颍上《兰亭》《兰亭》从北宋直到今天都以定武本为贵，只有到了董思翁，才替思古斋本吐气，认为其他各本都出自它之下，确实是千古以来最精到的鉴定。只是他说这是米南宫摹写的，恐怕不对。从前米南宫得到褚氏摹写的黄绢本，把它裁成袖珍手卷装订成册，与此本完全相同。如今它由海宁陈氏收藏，情况清楚可考，那么这一卷确实是褚氏真迹无疑了。人们说颍上县有口井，夜里放出像彩虹一样的白光，横贯天空；县令觉得奇异，便派人探入井中，得到一块石头和六个铜罍。这个说法也颇为神怪而可喜。庚寅年秋天，我下行到吴门，何义门的屺瞻先生对我说，董氏的说法荒诞而没有根据；于是拿出杨东里的文集给我看，其中《思古斋帖》的一篇跋文说：“颍上县令某人送给我两本。当时东里已经有此帖，那么它不是到了明末才从井中出土，也就可以知道了。”米南宫称赞各种摹本，笔画转折的锋芒都完全具备，与真迹没有区别，是天下《兰亭》本中的第一；这个本子不辜负这句话。南渡以来，士大夫专门崇尚定武本，争相翻刻，终于把它掩没了。董思翁才开始把它发掘出来，于是名声大振。崇祯年间，有个县令叫张俊英，是北方的粗鄙之人，厌恶上官频繁索取，便把那块石头砸碎了，于是世间流传的本子逐渐减少。去年石林江丈从维扬来，随身带来一本，用它与新拓本比较，锋势没有不同，但一枯一润，精神大不相同，确实是思古斋第一拓本。后面有董其昌的印章，应当就是思翁收藏的本子。《容台集》所说“我家收藏的宋拓思古斋帖”，就是它。我非常喜爱，于是向江丈求得此本，并把新拓本附在它后面。江丈名之祥，字文山，号石林，是歙州人，是当今的古人。宋游丞相收藏的三种《兰亭》这三种本子，是南宋游丞相收藏的。丞相名佀，字景仁，收藏《兰亭》共有一百多种。我在京师时曾见过二十多种，这三种就是其中的三种。一本摹定武本，一本摹褚本，一本集《兰亭》字。每卷前后都用杂色笺纸装裱。上面有晋府大小印记，大概明代时曾经收入晋府。至于赵氏孟林印，应当是当时装潢时留下的款识。我所见到的游丞相《兰亭》，每卷末尾都有题记，只有这三卷没有。并且把韦奥宗所集的一百五十三字本放在前两卷之间，题写道：“前一本，是眉州寄居赵使君所刻；后一本，是带御器械韦君所刻。”韦氏是太府卿韦璞的儿子，也是显仁皇后的外家。据此可知，这两卷没有题记，实在是因为题记在另一处互相参见，并不是脱落遗失。至于最后这一集，则连题记也确实失去了，无法考察。河南摹本我见得很多，正因为纵逸过度，所以略微比定本低一层。这一卷在纵逸之中还含有严肃整饬的意味，与定武本正好不相上下，确实是南宋的佳刻。集《圣教》字《兰亭》这是南宋集《圣教序》字而成的本子，西溟前辈把它列为褚氏摹本，不对。它的刻法与西溟收藏的第二本完全相同，但其实是另一块石碑。西溟认为就是他所收藏的那一本，也不对。我在雍正丙午年三月于京师得到它，便同所藏的五种宋本一起装裱，作为《兰亭》的佳观。《竹云题跋》卷一 <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竹云题跋》>

译钦定《四库全书》《竹云题跋》卷二 吏科给事中王澍撰写 王右军《十七帖》唐摹硬黄《十七帖》，在前明神宗时收藏于临邑邢太仆子愿家中。子愿亲自钩摹并刻石，来禽馆本被认为是天下《十七帖》第一。与世俗流传的本子相比，少了十五行，大概是脱落遗失。这是宋拓全本，由锡山秦氏摹写，不仅与世俗流传本有天壤之别，和唐摹本也略有不同。如“呉”写作“□”，“养”写作“□”，“不”写作“□”，“楼”写作“□”，笔法完全不同。我见过的《十七帖》不下百种，除了来禽馆刻本以外，只有这一种最好。于是取耻庵王孙赠给我的白宋笺，精心摹写一本，流传给子孙。《十七帖》多谈蜀中的事情，自古相传认为是蜀郡太守所书。黄伯思说：《淳化帖》第八卷中有《周益州送此卭竹杖帖》。在《十七帖》中也有“去年夏天您送来的卭竹杖都已经到了”一帖，由此可知，这大概是写给周益州的。周益州名抚，字道和。穆帝永和三年，桓温攻打成都，李势投降，便任命周抚为益州刺史。益州平定后，封为建成公，在任十年去世。由此可知，这二十多帖大多是写给益州刺史的；虽然未必全部如此，但总的说来，写给益州刺史的约占一半。世间又传说右军的法帖多是吊唁之辞，但这一卷只有“老妇疾笃”等一两帖，其他都没有。昭陵当时收集的右军法帖最多，通常每一丈二尺编成一卷，于是把谈论蜀地事情的帖归为一卷，再用其他内容含蓄典雅的帖补足它，遂成为右军显赫而著名的法书。因为卷首有十七个字，所以命名为《十七帖》，并不是说全卷只有十七帖。《淳化帖》中右军法帖共有三卷，伪作大约占十分之三四。元章辨别真伪，如同辨别淄水与渑水，清楚得像分辨野鸭与大雁，确实由于他的鉴识能力精湛。然而孔子到了七十岁，能够随心所欲而不越过规矩；阳货虽然相貌相似，但如果不是在匡地遇到孔子，世上没有谁不能一眼辨认出来。右军的书法虽然如凤凰飞舞、鸾鸟翱翔，实际上却处处合乎规矩。唐文皇所说“烟气飞散、雾气凝结，形状像将要断开却又相连；凤凰飞翔、蛟龙盘曲，笔迹似乎奇异却反而端正”，在《十七帖》中就可以看见。后来的人只要以此作为准绳，用来衡量《淳化帖》，真伪便可以一眼判定。何必在一波一磔之间反复推究，刻意寻找细微差别，才开始标榜自己有鉴定能力呢？草书怎样才能做到守正？圆笔合乎规，方笔合乎矩。怎样才能达到极尽变化？没有一种圆笔不合乎矩，没有一种方笔不合乎规。怎样运用力量？从规矩进入，也从规矩出来。怎样达到极尽变化？一步也不离开规矩，但每一步都能纵横收放。到了能够纵横收放的程度，才叫作随心所欲而不越过规矩，才没有超过右军。书法的变化不可强求，它的根底不过就是这一点。张旭、怀素只是与这一点稍有差异，所以永远堕入另一种情趣。王右军《王略帖》《东观余论》说：晋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温在伊水击败姚襄，于是进入洛阳。当时将要派谢尚镇守那里，但谢尚恰逢生病，未能成行。这帖中所叙述的桓公击溃羌贼，以及庆幸仁祖病势稍有好转，正是这时的事情。那时逸少离任会稽内史已经一年多，正在山水之间隐遁踪迹，按理说不应再把世务放在心上。然而这封信却感叹宣武的威略，悲叹旧都刚刚平定，忧国伤时，志向仍未停止。可见他的本心一向如此。可惜他因一腔愤懑远走，使自己的才略不能在世间发扬。如今只有这区区遗墨被后人珍视，阅览它，实在令人深深感叹。长睿这篇跋语，深得右军的心意，再没有什么可以增益的了。董氏《戏鸿堂帖》所刻的右军书法，多据曹之格《宝晋帖》摹刻上石；这帖也以曹氏本为底本，但米老的题名已经有异同，帖后杨少师等人的题识又全都脱落了。今年秋天，我到了维扬，从涂氏那里借到《宝晋帖》本，仔细临摹，收入《积书岩帖》中，用来补足《戏鸿堂帖》的缺失。这是右军的真迹，米老扶着船舷几乎要掉下去时，从韩持国那里求得的。得到后，他自己写了一篇赞，又请同道朋友分别为它作赞；一篇赞不够，还再三作赞。又特意亲自书写在后面，他珍重爱赏此帖的心意，缠绵深切到了极点，由此可以看出。世俗刻本只保存了米老、刘泾、黄诰等人的赞语，这些都没有收入。不知道后面的五篇赞也是米老所书。康熙乙丑年，我在毗陵寓居，从市面上得到一部宋拓全本，惊喜到了极点，和米老得到右军真迹时没有不同。我曾为朋友们临摹它，忽然已经二十年了，算来所临摹的数量多得无法计数，不知道与这一本相比优劣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