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云题跋卷四

译苏东坡说，鲁公的书法筋骨细劲而深入骨中，像秋鹰一样。这件《乞米帖》正是真所谓筋骨细劲而深入骨中的作品。它与《争坐书》所论相同，所以应当是同时所作。《宝晋英光集》说，此帖挑、踢笔画太多，没有平淡自然的趣味，笔气郁结，不够舒畅，是在旅舍中写的。我认为它与《争坐》相同，都圆润劲健而古朴淡雅，具有行笔自如、得意自在的妙处。与《鹿脯》《马病》相比，确实是不同支流而同一源头。宝晋妄自评论高下，恐怕不是公平的说法。至于他说鲁公学习褚遂良，可以说是深知鲁公；但把李太保说成李光颜，就只值得一笑了。颜鲁公给李大夫索取米、鹿脯、马病等物的帖。《宝晋英光集》把李太保认作李光颜，说穆宗初年李光颜加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时鲁公任刑部尚书，光颜的名位还很低，不可能骤然称为太保。如今考察《李光弼传》，说代宗即位时任命李光弼为太子太保，正是在广德二年，那么这里的“太保”确定是李光弼无疑。李光弼是国家元老，竭力辅佐王室，与鲁公属于同一类人物；鲁公向李光弼索取米、鹿脯，当然不嫌烦扰。又考察可知，这几件帖都应当作于广德二年，或者在永泰元年，与《争坐》帖大致前后相接。因为永泰二年二月，鲁公便被贬为峡州别驾，不可能再称刑部尚书。颜鲁公《刘中使帖》这件帖与《裴将军书》完全相同。鲁公忠义的气概出于天性，所以不知不觉间神色飞动到这种程度。李希烈这个丑恶的奴才，竟想使铁一样坚硬的人屈服，实在可恨可惜。张丑《清河书画舫》说：“颜真卿大字《瀛洲帖》是宋代宣和御府的旧藏，元初收藏在张可兴家，后来有王芝、鲜于枢等六人的题跋，乔篑成题写了名款。嘉靖壬辰年归于锡山华中甫，文征仲为它作跋。后来归项氏于檇李，康熙年间锡山秦公子树沣在京师见到它。”又说：“字大如手掌，纵横遒劲古朴，令人惊叹得几乎要下拜。”如今董氏《戏鸿堂》所刻本，字形稍小，王芝以下诸人的跋也都没有了。《戏鸿堂》所刻本既拙劣，又草率，不再用心经营，竟到了这种地步。如今没有见过其他刻本，只能依据《戏鸿堂》本临摹，实在不知道是否符合原作。颜鲁公《论坐书稿》鲁公《论坐书稿》共有七纸。北宋时收藏在长安安师文家中，兄弟分割家产时，把前四纸作为一份，后三纸和《鹿脯帖》作为一份，于是分成了两部分。黄山谷从安师文那里借到后三纸，于是又合为一件。苏东坡称它下笔信手自然，动辄显出姿态，比鲁公其他书法尤其奇特。黄山谷也说它奇伟秀拔，兼具魏晋、隋唐以来的风流气骨。米元章说，《争坐位帖》是颜书第一，字势相连，奇异飞动，出人意外，大概因为当时义愤勃发，心思不在书法上，所以天真灿然，自然合乎规矩法度。长安摹刻的石碑虽已泐损，但剥蚀之余，风骨没有减弱，不像《戏鸿堂》刻本那样草率荒疏，整体神韵尽失。我从小就特别喜爱这件书法，几十年来临写了一百多本，在不拘泥于固定路径之外，往往也有契合之处。这个本子尤其令人满意，神气到来时，和我自己作草书没有区别。学习鲁公的书法，必须使尽全身气力；到了无处可用力的地方，才显现出自然的法则。鲁公的《争坐位帖》，气格应当同《兰亭序》并立。但《兰亭序》清和醇粹，风韵宜人，学习起来容易；一旦真正着手，却不允许人轻易写成。若不是整束精神，心神明净如初升的太阳，就没有一笔能够写对。《争坐》奇特古朴而豪放纵逸，学习起来困难；一旦掌握，便随意挥洒，无论写到哪里都无不合宜。这也是两位书法家骨格之所以不同的地方。这是鲁公写给郭英乂的信。郭英乂任尚书右仆射，封定襄郡王，骄横傲慢而奢侈放纵，暗中侍奉元戎鱼朝恩，以巩固自己的权势。当时郭子仪在长安大败吐蕃，朝臣感激他的功劳，便为他兴建道观作为屏障。郭英乂排挤八座尚书，使他们处在鱼朝恩之下，鲁公写信批评纠正这件事。年谱认为此信作于代宗广德二年。考察行状可知，鲁公在肃宗宝应元年加授上柱国，广德元年加授金紫光禄大夫。这年十月，吐蕃进犯长安，皇帝前往陕州，郭子仪击退吐蕃。十二月，皇帝返回京师，任命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使。广德二年正月，任命鲁公检校刑部尚书；三月，进封鲁郡开国公。看鲁公自署官衔以及称鱼朝恩为军容使，都与年谱相合，由此可知此信正当作于广德二年十一月。因为第二年夏天，剑南节度使严武去世，郭英乂前往接替他，便不再在京城了。顾宁人《金石文字记》不知道此信的年代，把它列在严武的书信之后，大概是没有深入考察。据米氏《书史》说，《争坐帖》是唐代畿县狱案的草稿，写在熟纸上；其中的小字是写在行间的补注，还在行下空白的纸边横写文字，与刻本不同。石刻只粗略保存了大概内容。袁清容文集说，《争坐》真迹曾由京兆安师文刻石流传于世。吴中复任永兴守时，认为安氏石刻没有充分表现笔法，于是又重新摹刻。如今这两种本子世人都没有见过，所见的只有关中刻本。按照米氏所说，行列已经不是只粗略保存大概内容，不知道真迹的妙处究竟如何，实在令人神往。又不知道安氏、吴氏所刻本与今天的关中本相比又如何。有人说，如今的关中本就是安氏所刻，也不知道是否如此。苏东坡最初见到安氏完整帖本的手拓本几十件；袁清容从东平王氏那里得到一本，丝毫没有失真，旁边还盖有眉阳苏氏和赵郡苏轼的印记。米海岳年轻时也临过一本，接缝处有元章戏笔字印，后来也被袁清容得到。三十年前，我在金坛于氏青莲社见到一本，笔法很像米元章，与关中本不同，怀疑就是袁氏所藏的刻石本；氊蜡精妙，确定是古拓本，可惜没有借来临摹，实在令人惆怅。苏东坡所藏本我没有见过，附记在这里，也可以由此知道苏轼书法对于鲁公书法，用力精勤到了这种程度，所以他一下笔便往往能够契合鲁公。颜鲁公《祭侄季明稿》

译鲁公的三篇稿本都很奇特，而《祭侄稿》尤其奇绝。原来泉明奉鲁公之命，到洛阳河北寻找颜杲卿、颜季明的尸体，杲卿只找到一只脚，季明只找到一颗头。鲁公痛惜他们的忠义，面对残缺的遗体，悲哀思念突然迸发，所以情绪萦回郁结而愤怒，和着鲜血迸出眼泪，完全没有意识到笔锋所到之处，顿挫纵横，一泻千里，于是成为千古绝唱。想来当时祭奠兄长杲卿时，也自然有一篇稿本，其中雄奇绝异之处正不逊色于此，可惜今天没有流传下来。明代末年，这件墨迹收藏在吴太学用卿家所刻的《余清帖》中，是《祭侄稿》刻本中的第一等。有人说《停云馆》本是米芾临摹的，并非鲁公真笔。平生我喜爱临摹鲁公三稿，不只是喜爱它的书法，还因为它能够激发人的忠孝之思，所以提笔濡墨时，常常觉得腕下仿佛有鲁公的神采到来。所谓古钗、屋漏痕、峻拔一角、潜虚半股等方法，那些不可传授的妙处，自然会在笔墨之间彼此契合，实在不足挂齿。颜鲁公《告伯父稿》黄山谷老人评论《争坐书》，还认为它比不上《祭濠州刺史》的妙处，因为后者只有一纸半，却兼备真书、行书、草书的笔法。弇州山人说：“这件帖与《祭季明侄稿》的笔法相同，但顿挫郁勃稍稍逊于它；然而风神焕发，则《祭季明侄稿》似乎又稍稍不如它。”考察《江村高氏销夏录》，这篇稿本当时还在人间，我没有见过。所见的只有《淳熙续帖》和我家《郁冈帖》的刻本，笔力柔弱，完全不符合鲁公的风骨。我参酌《论坐》《祭侄》两篇稿本的笔意临摹它，只是不知道最终是否真的与真迹相合。考察留元刚年谱，乾元元年，鲁公五十岁。三月，授任蒲州刺史。此前，颜杲卿的妻子、妹妹、儿女以及泉明的儿子，都被叛贼拘禁，流落在河北。到了这一年，鲁公派泉明去寻找他们。九月，得到侄子季明的头颅和棺材。所以《祭侄季明文》中有“携尔首榇及兹同还”的话。不久又被酷吏唐旻诬陷，十月改任饶州刺史。于是到东京拜扫，把亲属遗骨带回京城。等到全家受到追赠时，便在濠州祭告伯父。伯父濠州名叫元孙，是颜杲卿的父亲，世人称为“祭伯”的，并不是这个人。祭侄时鲁公任蒲州刺史，所以署名官衔称蒲州刺史；告伯时已经改任饶州刺史。行状和《新史》又都说他封为丹阳开国子，而两篇稿本中鲁公亲自署名都称开国侯，这是记载上的错误，应当以鲁公亲自署名为准。颜鲁公《奉命帖》《唐史》记载，德宗建中四年，李希烈攻陷汝州，卢杞建议派鲁公前往宣慰。第二年，李希烈僭越称伪号，向鲁公询问礼仪制度，鲁公不肯屈服。八月，李希烈在蔡州把鲁公勒死。鲁公有一件从汝州转往蔡州的帖，我没有见过。鲁公被幽禁在汝州、蔡州一带共三年，几乎多次死去。他安于义命，始终没有改变。等到进入龙兴寺时，自知必死，于是写下遗表，又亲自写墓志。这件帖所谓“只因忠勤，没有回转的念头，内心悲痛，始终不改”，大概就是他当时写下来表明心志的话。有人或许议论鲁公已经年过七十，却不肯退休，难以说是明智。当时唐王室祸乱相接，几乎没有一天安宁；又有李林甫、卢杞相继任宰相，朝廷内外的形势危急得像重叠的蛋一样。鲁公作为侍奉唐朝五十年的旧臣，不忍坐视国家灭亡，宁愿以身殉国；他的心志行迹，实在可以同日月争辉。又有人议论鲁公没有死在李希烈僭号之时，却最终被李希烈杀害，认为替鲁公惋惜。李希烈攻陷汝州、僭号等行为本来就是反叛。鲁公没有死在僭号之时，与没有死在汝州陷落之日是同一个道理，难道能说鲁公在这时还存有苟且偷生、畏惧死亡的念头吗？只要一天不死，也许朝廷能够恢复，他还可以保全自身有所作为，这一点尚不可知。况且，建议派遣鲁公的人是杞；从杞派遣鲁公的人是德宗。把宗社的柱石之臣投入叛乱贼人之手，这是鲁公之死，也是君主和宰相害死了他。《纲目》特意大书“颜真卿为李希烈所杀”，这是归罪于君主和宰相。据《留元纲年谱》记载：鲁公生于景龙元年己酉，至贞元元年乙丑，已有七十七岁。因为亮的行状也说，贞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李希烈派景臻等人在龙兴寺杀害鲁公，鲁公享年七十七岁。令狐峘的神道碑却说，今上兴元二年八月三日，鲁公身赴危难而死；但碑末又说是在贞元初年遇害。旧史说兴元元年八月三日杀死颜真卿，却又说他享年七十岁，这些都与《纲目》不合。旧史如此，而新史没有记载年月。考察鲁公有一帖《自汝移蔡帖》，说：“贞元元年正月五日，真卿自汝移蔡。”这是天意啊！上天的昭明，难道可以不作为凭证吗？有唐一代的德行，就这样永远不朽了。十九日写下这段话时，鲁公的亲笔最为确切可靠，应当以贞元元年八月李希烈在龙兴寺杀害鲁公、鲁公享年七十七岁为准。至于有的说八月二十四日，有的说八月三日，就不必再深究了。卞氏收藏的伪造鲁公法帖 卞令之少司寇收藏了鲁公的《自江淮帖》。我把它同刘太冲、蔡明远的《寒食》等帖仔细对勘，发现字字都相同，于是知道这是好事者集取鲁公的字，用双钩法拼成的。至于他所收藏的《湖州帖》，笔法浮泛蔓弱，力量不足，也属于好事者仿照颜真卿面貌制作，以便出售获利。颜真卿的书法即使率意写草书，也没有不沉着遒劲、力入骨髓的；这件书法却完全不是这样，因此断定不是鲁公所书。我的这个判断看似妄断，实际上有精于鉴定的根据，并非虚妄。我担心后来学习的人有的不能辨别，所以姑且再写下来，附在《寒食帖》之后。怀素法帖 怀素的草书，以《小字千丈》最为上乘，因为用力谨严，仍没有失去晋人的法度。其次是《藏真帖》《律公帖》三帖，笔势飞动而瘦劲，天然之趣灿然，虽然比《千文》稍显放纵，但谨严的意味仍然存在，雄正之气并不缺乏。至于《自叙帖》，就更加纵逸了，游丝般的笔画连绵不断，也少有顿挫转折，因此便在《藏真》《律公》之下。然而笔画瘦劲而精神清朗，在狂放纵逸之中还保有严肃简括的意味。下至《圣母帖》，虽然规模取法大令，姿态丰饶，但字体肥厚、笔画圆浑，失去了清远高旷的气息和旧有法度。除此之外，现今流传的《苦笋帖》真迹，也应当处在《藏真》《律公》之间，其余都不足挂齿。怀素《藏真帖》《圣母帖》怀素法师的书法出自王献之，却比王献之更加纵逸。概括地说，他超过王献之之处，也正是他的不足之处。凡是刻意向外张扬的，都是内在不足而凭借气势凌人的表现。即使是王献之，尚且不能没有遗憾，何况在他之下的人呢？这两帖是怀素一生中最好的作品，而《藏真帖》尤其清峭挺拔、超凡脱俗。若以王羲之的法度来衡量，确实不免如前面所说。总之，它如天马脱离羁绊，游丝独自飘袅，因此自然神奇可爱。唐李绅告身

译公垂是唐武宗时的宰相。因为他身材短小而精悍，所以世人称他为“短李”。会昌二年，他由淮南节度使被授为中书门下平章事，这就是他的告身。公垂分司东都，历任河南尹，所以告身中有“河南神明”等语。他任河南尹时，施政刚强严厉，恶少都远远逃避，因此告身中有“方严寡徒，豪黠屏迹”等语。他大概也是当时有才干的宰相。然而威严刚烈过度，陷入刻薄暴虐，以至于冤杀江都尉吴湘。他死后，最终因吴湘的冤案获罪，子孙也不振作，这本来就是应得的结果。史书称“进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告身没有令文”，又称“封赵郡公，告身却只如旧封赞皇县开国男”，恐怕是史书记载有误。李北海《少林寺戒坛铭》李北海的书法本来取法王献之，却更加豪迈飞动，姿态也超过了王献之。这篇《少林寺戒坛铭》，在分毫之间腾现出飞动于天渊的气势，在李北海的碑刻中应当排在第一。末尾又有“伏灵芝刻”几字，这是李北海亲自镌刻的，记载托名之事；这是当时极为珍重的作品，尤其值得珍藏。二十年前我在淮阴程氏那里见过一本；雍正四年，又从老友蒋拙存的行箧中得到一本。我一生所购买的，就只有这一件。唐歙州刺史叶慧明碑 考察叶慧明是叶法善的父亲。叶法善三代都是道士，掌握摄养和占卜之术。睿宗即位后，称说叶法善有防卫辅佐之功，因此授叶法善为鸿胪卿，封越国公，又追赠他的父亲为歙州刺史。碑中所谓“有开必先，大启圣猷”，说的就是这件事。撰文和书写碑文者的姓名都已磨灭。隶书笔势清瘦，颇像《御史台精舍碑》，不符合东汉的笔法。然而我所厌恶的当今隶书，正是因为不能得到汉人的风骨，只是徒然袭取他们的形貌罢了。这块碑的风骨爽利劲健，正可喜在它不同于汉人而另树一面旗帜，何必一定公然沿袭，弄得千人一面呢？赵德甫《金石录》第五卷目录中说：“叶慧明碑”，下面注着：“韩择木撰写，并书八分。”如今这块碑的八分书颇像韩择木，但前面的款识记载撰文者为“江夏李”，书写碑文者为“国子监太学生明”，可见是两个人，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况且“江夏李”三字还保存着，由此断定不是韩择木撰写的。书写碑文者的姓名都已磨灭，但赵德甫既然误把两个人当成一个人，又怎么知道所谓韩择木不是一时率意而误书的人呢？唐李商隐书《月赋》率更的书法大多崇尚修长，行书尤其如此。义山这件书法出自率更一脉，但比率更还更加修长，甚至超过法度。自魏晋以来，没有人写出过这样的书法。义山为人极其跌宕不羁，不能用礼法来约束，他的书法也同样如此。我在这里姑且为书法中增添一种特殊的审美风貌。杨少师《神仙起居法》右边是杨景度书写的《神仙起居法》八行真迹，收藏在范一斋总制家中，是他先祖大司马公遗留下来的。从前我在京城时，林笏斋拿出来给我看，我摹写了一本，并把虎儿、高宗、商、左山的三篇题跋也一并摹下；此外还有留丞相、文待诏的两篇题跋，当时来不及摹写。杨景度在宋代很有名，黄山谷推许他为“散僧入圣”，说是颜鲁公之后的第一人。我私下认为，杨景度的书法险峻劲健有余，却少有明朗和悦、舒畅开阔的气息。大概因为他生逢乱世，气质习性纤狭偏侧，没有闲暇仰观前代圣贤的典范，只凭自己的资质所接近的境界和笔力所能达到的范围，走入了狭小的一路，所以只能用“散僧入圣”来比拟。至于典谟训诰、清庙明堂那种气象，他却从未具备。后来王荆公完全学习他的书法，难怪会受到紫阳先生的呵斥。杨景度的书法流传很少，我只根据所见真迹姑且临写，以备存录五代时期的书法。至于《步虚词》的意趣，我实在不喜欢，所以不再临写。宋高宗临摹《兰亭》这是宋思陵临摹的本子，拿它与颍上本比较，没有丝毫差异，大概就是临摹颍上本的。颍上本缺二十七字，这一本只缺五字。后面有思陵的御押；思陵排行第九，而御押署为“五”，大概取《易》“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的九五之意。从前我在京师向俨斋大司农公借到一本宋本，初看以为是颍上本；看到后面的御押，才知道是思陵临摹的，于是谢绝一切人事，摹下了它。宋代游丞相景仁收藏《兰亭》一百卷，其中有一卷是思陵临摹后赐给向子諲的。它的行列比定武本字距宽，也极其圆润舒展，大概是思陵自己运笔写成的本子。这一卷笔笔取法褚公，不只是形似，连他的神韵也完全得到。我曾说，颍上本是褚遂良摹写《禊帖》的第一；这一卷又是思陵临摹颍上本中的第一。眼力高明的人一定能理解我这句话。米芾临摹《兰亭》这是米芾所摹的本子，也是老友拙存从秦中得到的。黄文献公说，它的形貌不必与原本完全相同，却没有丝毫差异；衡山说，应当在牝牡骊黄之外去求其神韵。董文敏公则说，它完全没有本色，却与褚遂良摹本相近，乍一看以为是贞观时期的作品。三位先生的看法竟然如此不同。我昨天临摹褚本，断定是米芾所作；今天临摹米本，更加相信这个判断没有错。大概他临摹褚本时，心意在于褚遂良，而不是拘拘追求形似，所以神完气足，没有什么不像。反倒是细密拘谨地摹仿，失去了自由流动的趣味，因而觉得没有达到神似。因为前者是意趣胜过法度，后者则是法度胜过意趣。这一点只有精于书法的老手才能知道，不是懂得其中奥妙的人，难以看出这句话的含义。米元章《颜鲁公碑阴》老米书写《鲁公碑阴》，就是学习颜鲁公的《宋广平碑》，深沉劲健而秀丽挺拔，在米芾的书法中别具一种风格。它与黄山谷的《夷齐庙碑》完全不是两位老先生的本来面貌，所以一并记在这里。我曾见过颜鲁公碑阴的墨迹，超妙入神，比刻本的笔力强十倍。我反复追摹，仍不能及其万分之一。由此更加相信古人的神妙没有固定范围，不是后人所能仿佛追望的。以前自以为良好的见解，实在更加惭愧。

译鲁公被卢杞所忌恨，派往李希烈处，在汝州、蔡州被幽禁将近三年，始终不屈而死；他的义烈，真可以同日月争辉。米元章痛惜他的死，于是写下他已经成仙离去的话，以抒发愤懑之情，用意本来是善良的；但我却认为这极大地违背了鲁公的心志。李希烈派人给鲁公送去绞索时，伪造的诏防传到，鲁公神色不变，慢慢询问诏防从哪一天来到京师；等来人说是从李希烈那里来，他才说：“这个贼！”可见他的志向操守早已坚定，哪里还会有苟且求生的念头？考察鲁公一生，他颇为沉溺于老子、佛教，平时有时跟随陶八八学习神仙之术，也未必不可能。到了他出使李希烈那里，一进一出，动辄以义和天命使自己心安；大概平日所做的神仙之事，到此时已经全都视为浮云了。即使他果真能够成仙离去，我还要替他隐讳此事，以成全他的志节，何况按照事理这本来绝无可能呢？米元章不懂大义，竟把没有根据的小说大书特书、刻入碑中，诬蔑前代贤人，可以说是荒谬了。至于他的书法深沉遒劲，则正是我从前所说的学习鲁公《宋广平碑》的地方。恐怕后人喜爱他的书法，误信他的说法，所以不能不加以辨正。米元章《蜀素》真迹 《蜀素卷》是吴郡邵氏在庆历甲申年制作的；过了二十五年，到熙宁戊申年，邵子中才在卷尾题跋。又过了二十年，到元祐戊辰年，米元章才为它书写。计算从甲申年开始制作到戊辰年，中间共经过四十五年，邵子中装裱收藏，对它格外珍重。到了米元章自称腕中有王羲之之鬼，于是就不再谦让了。此卷明代末年为吴用卿收藏，董文敏用多件名迹将它换得。戏鸿堂所刻的本子，先据摹本刻入石中，所以字迹各小了一分左右。从前我在京师向俨斋大司农借来观赏，它的风神秀拔，姿态如仙，绝世无双，比戏鸿堂本好万倍。它是米芾行书中的第一流作品，我展玩十天仍舍不得放手。回来后追摹它的意趣，临写了这一卷。米芾用蜀素，我用吴绫，而且行数恰好相合，不多不少。难道其中也有某种定数吗？米芾书写此卷时，自称腕中有羲之之鬼；我临写此卷时，也自称腕中有元章之鬼了。《圣教序》本来就有“院体”这个名称，所以整个宋代都没有人称道它。然而苏轼、米芾等人往往暗中采用它的笔法，而米芾尤其多。只是他一生从未说起过一个字，正所谓“鸳鸯绣了从教看，不把金针度与人”。这一卷实际上笔笔都来自《圣教序》，我临写它时，恍然有所领会，所以特意指出来，不让千百年后的人再被古人欺骗，这也是一件快意之事。

译祝京兆书法 别人写一千张纸，往往大体相同；唯独祝京兆每张纸都各具姿态，每个字都有不同的气势，一生没有相同的作品。我推许祝京兆的书法为有明第一，正是因为这一点。然而他的书法往往纵逸之处多，严肃简括之处少，难免给那些沿门学习、只会依样涂抹的人开了先路；这就是祝京兆的弊病。这一卷在圆润秀美之中含有严肃简括的意味，纵横驰骋而不失规矩，是祝京兆书法中的绝作。即使在刻意锤炼的地方，也有一两笔随意之笔，不免带有他本来的习气。总之，确实是祝京兆的得意之作。我见过祝京兆的书法多达一百件，这一卷理当列为第一。篆书《谦卦》《家人卦》以谦卑自我约束，以威严整治家庭。因此，修身齐家的道理就完备了，天下治理的原则也就获得了。自从世间教化衰微，道德法则息灭，整饬自身没有约束，约束家庭没有准则，把放纵任性当作高明，把防范怠慢当作和顺，任心意所欲而行，去了就不回头，失身乱伦，一定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诗经》说：“看那雨雪，先聚集起来的是霰。起初不谨慎，渐渐就会毁坏。难道可以不警戒吗？”我选取这两个卦，并不是为了书写本身，而是要给整饬自身、约束家庭提供戒惧。之所以使用篆书，是因为事物的道理本来明白，不敢擅自更改。伊川说：“写字必须用敬，篆书的法度尤其严密。哪怕一根毛发般细小的地方有所疏忽，整体就全都废了。”懂得这个道理，才可以谈论学习。全都准依小篆，变化自然会产生；至于长短参差、俯仰错落，都合于法度，这也可以成为守礼而自得的一种途径。圆润和明，是仁；符合规矩，是礼；布置分布整齐严谨，是义；变化流动而不固定，是智；遵守准则而有恒，是信。五种德行都具备了，拿来施行，无论做什么都恰当。这就不只是治理自身和家庭了。由此进一步领悟书法，那么行书、楷书、草书、章草，就如同在宽阔大道上驰骋一样容易。我论说书法时，认为若有意追求变化，就不是真正能够变化。少温书写《谦卦》的“谦”字，几十个字兼用大小篆，仍然不够；又把“▯”当作“谦”，虽然每个字各有不同的字体，却终究免不了有意求变，所以变化用尽便走到了穷途。彩云高悬霄汉，造化自然肖似万物；它之所以万古不同，正是因为无心于变化。写字只要顺应时势舒卷，自然就变化完备了，何必研究相同、比较不同，逐字安排推求，然后才算变化呢？至于字的结构，最忌四方整齐；长短大小各有姿态，应顺着它的自然形态与之俯仰，一正一偏，错综变化都掌握在手中，这样才能尽情表现万物的情状。少温《谦卦》中“征”“四”等字，必定要把它们扩写得很大，也不免留下刻意排比的痕迹。我写这件作品，全部采用小篆字，不追求变化；然而笔锋所到之处，随着兴致和意趣自然变化，写成后再看，自然没有一个字相同。拿它请教真正懂得书法的人，不知他会怎样评价我呢？十种《千字文》据董广川的书中记载，梁武帝得到王羲之遗书，命殷铁石拓取一千字，每字一张纸，杂乱破碎而没有次序，于是命周兴嗣编成押韵的文章。据说文章完成时，周兴嗣一夜之间须发全白，自称心力都耗尽在这篇文章上。梁武帝非常重视，诏令萧子云书写进呈。如今萧子云的本子世上已经不再流传，只有隋代僧人智永所写的真书、草书《千字文》八百本，分送江东各寺，到今天仅存一两本。宋代大观年间薛嗣昌所刻的本子，声名显赫，世人所传的“铁门限”就是它。唐代以来，著名书家大多因为各字不同、各种书体完备，可以显示自己的笔力，所以书写《千字文》的人多得无法一一计算。然而智永只写了真书、草书两种，赵子昂、文徵明也只写了篆、隶、行、楷四种。雍正四年夏天，我借道返回二泉，经过防上，好友汪君竹庐嘱托我写篆、隶、真、行、草五种《千字文》，每种写两本：一本自运，一本临古，共十种，为古今《千字文》另开新面貌。他还说将替我把它们刻在石上，于是我欣然竭尽两年之力来实现这个承诺。完成后，各本都用李少温的笔法在卷首题写篆书，字字姿态不同，不愿再保留智永法师的一笔一画，并非敢于自我标新立异而违背前人的规范，只是姑且借此为后来学习的人取新罢了。篆书第一 篆书之学在有明一代断绝了。李怀麓的篆书弊在肥厚，文徵仲的弊在柔弱，其余各家纯粹凭借绵软的力量支撑，少有能够达到精华境界的。到了赵寒山父子，俗气的韵味逼人，无法接近。篆书法度的衰落，到这里达到了极点。我曾说篆书法有三个要点：一是圆，二是瘦，三是参差。圆才能劲健，瘦才能丰腴，参差才能整齐。三者缺少一个，就是奴书罢了。《石鼓文》运笔纵横自如，随心而不逾越法度，是篆书的圣境，不敢仰望攀附。李斯、李阳冰的遗迹也同样沉沦断绝，只有李少温上追史籀，下取李斯、李阳冰，足以成为篆书法度的中正准绳。我学习它三十年，才略微得到头绪。每写一个字，都不敢以轻率的心态草草带过，必定整理衣襟，端正坐姿，专心不二，然后才敢落笔。完成这一部作品，总共花了半个月，心力耗尽疲惫不堪，才勉强完成。王阳明说，良知不是白也不是黑，而正是赤色。我所写的书法，也应当这样看待。临摹元代吴孟思所集《诅楚文》第二 元代吴睿，字孟思，是濮阳人。刘诚意称赞他的篆书笔法，说起初似乎并不经意，却处处合乎规矩法度；赵文敏、吾子行也不能超过他。我在京城时，新建的友人裘鲁青把他所辑的《诅楚千文》一卷赠给我。笔势柔软如绵，力量刚劲如铁，能够在古人法度之外另辟蹊径，同时又合乎规矩法则，变化而不失正道，是篆书中的逸品。我临写这一卷，参考采用《太公九府圜法》，笔法思路不必完全使用孟思的，只是在斟酌取舍增减之间，约有十分之一二取自孟思未传的妙处。笔墨之外，正有水乳交融的契合。前一卷以守正为主，这一卷尽情变化，把两卷合起来看，也就可以领会篆书的法则了。隶书第三 张彦远《法书要录》论隶书说：“长锋笔毫有秋风般的劲健，素朴的体势如霜色般明妍；笔势如摧折山峰、剑锋折断，又如落笔时星辰悬挂。隶书虽然由繁趋简、由难趋易，但说到用笔，必须沉着劲健、痛快淋漓，像斩钉截铁一样，然后才可以称为书法。”所以吾衍《三十五举》中有“方正劲健而古朴拙拙，像折断的刀头，这才是汉代隶书的体势”这样的话。自从郑谷口出现以来，把唐宋以来方正整齐的书写风气全都打碎，专门以汉人法度号召天下，天下人纷纷随从。每当看见方正整齐的书法，不问好坏，便立即抛弃。究竟说来，谷口的隶书只是得到汉人书体中的一种，而且用笔多半用柔弱的笔锋描摹它的形貌；与古人那种秋风般的劲健、霜色般的明妍以及星悬剑折般的妙处相比，相距实在很远。这正是所谓“取法楚国便失之偏，取法齐国也还未能得到”的情形。我对于隶书从来没有一两次认真创作过，但心里知道其中的旨趣，略微仿效西岳《华山碑》的笔法写成这篇，用来请有道者指正，也不想再陷入谷口所造成的五里迷雾之中。临写文待诏隶书第四

译有明一代，隶书前面有全室叟，后来则推重文待诏。全室承继赵文敏遗留下来的风格，写书古朴淡雅，还保有前人的风韵。文待诏专门以棱角分明、斩截利落为工，却离古法更加遥远了。我稍微用汉魏法临写文待诏的书法，使它趋于简约劲健；保留他的棱角，不用烦琐地刻意修削，自然就会深厚浑融，再向前推进一步，才恰好得到它的正处。凡是临写古人书法，都不能不懂得这个方法。楷书第五 我曾经说过，晋唐小楷经过宋元以来千遍临写、百般摹仿，不仅笔法的精妙消失了，连形貌相似之处也都失去了。只有唐人的碑刻，距离真迹只隔着一层纸，虽然已经剥蚀过半，但保存下来的部分仍然可以看见古人的妙处。我从小就非常喜爱临写欧阳率更的《醴泉铭》，得到宋代拓本后，专心临摹，经过千百遍以后，又得到《兰台道因法师碑》。虽然觉得它的风骨过于外露，但毕竟同出一源而流派不同，确实是欧阳率更一脉的笔法。这个本子以率更的笔法为骨架，参入《兰亭》的笔意，使结体舒展跌宕，峻拔而不削薄，滋润而不流滑，力量充足、筋脉丰厚；这本来就是前人所珍视推崇的。临写欧阳率更楷书第六 这篇楷书千字文，大概是后人集取率更的字拼成的。董文敏不能鉴别真伪，把它刻入《戏鸿帖》中，而且摹刻得拙劣粗恶，完全没有率更亲笔的意味。我认为《醴泉铭》是率更书法的最高规范。用《醴泉铭》的笔法临写率更的书法，再临写率更书法中最好的部分，这样才对。这个本子取千字文的形制，追求《醴泉铭》的风韵，有没有契合之处，识者一定能够鉴别。行书第七 《兰亭序》和《圣教序》是行书的宗源，千百年来如同有十重铁围，没有一个人能够将它打破。即使米元章自称腕中有王羲之的鬼神，最终也不能在前人的范围之外另辟奇境。我所见到的《蜀素帖》真迹卷，是米元章一生中第一等的合意之作。然而追究它的根源，实际上每一笔都出自《圣教序》。他虽然没有说明自己的源流所自，但这一点本来是可以考查核实的。我一生学习米芾最深，对于《蜀素帖》尤其有契合之处。这一卷也仿佛从那里有所得到。临写欧阳率更行书第八 过去在京师，我曾见过率更行书《千字文》的墨迹，风骨棱角峻峭，有一种不可侵犯的神色，看完后立即卷起带走，没能摹写。丙午年春天，老友蒋拙存从秦中摹拓带回来，我不觉拍掌称快。率更的楷书法度峻拔劲利，其中又具有和润明秀的韵致，所以是唐人中的第一流。唯独他的行书不免风骨过于外露，如《吏事帖》和《千字文》，都带有本家习气。仲氏一门中的雄杰，始终还没有成为登堂入室的弟子。我用他的楷书法度和笔意临写这篇书法，使其棱角稍稍归于平淡，只取它的意趣而不沿袭它的外貌，这就是临写古人的正确方法。草书第九 右军的草书独绝千古，子敬则已经纵逸，到了颠、素，更是奔放飘逸得过了头，距离古法越来越远。孙防礼说，子敬以后，没有谁不是鼓动笔力、刻意标举而形成体势，这个论断是不可更改的。草书必须用楷书法度来书写，每一点一拂都收束到规矩之中，才是右军的正统继承者。任意逞才使气，以至于脉络兴起、血气奔涌，如夏云形成奇峰、公孙氏舞剑器那样，虽然可以说是神奇飘逸，实际上却是过度的说法。我写草书，一概以《十七帖》为宗旨，同时取法《绝交书》《谱》《淳化》等帖；既不要违背规矩而改乱法度，也不能拘守规矩而不知变化；不这样就无法达到神明之境，临写古人书法的人应当懂得这一点。临写薛道祖草书第十 宋代有苏、米等四家，各自凭借超逸的才华驰骋于艺苑。只有薛道祖墨守晋人的成法，没有丝毫逾越。虽然他的才力超群，却比不上苏、米；然而自唐代以来，能够得到晋人心法的，只有道祖一人。过去在京师，我见过他的《千字文》真迹，完全取法萧子云。料想那时子云的书迹还没有湮灭，所以他能够专心仿效。如今萧子云的书法已经无法看见，看到道祖这一卷，仍然像是中郎的虎贲。何义门前辈曾说：章草到了今天不能书写，恐怕字体资料不完备，不免任意撰写，因而获罪于书法名家。道祖这篇书法，上承钟繇、索靖，下启宋代二家，确实是萧子云的正统继承者。追究它的源流，哪一笔没有来历呢？临写皇甫明公碑后跋 古人说，唐代一朝的楷书，欧阳率更第一；率更的碑版中，《化度寺碑》和《醴泉铭》最好。这两块碑在宋代时就已经剥蚀，精美的拓本极难得到，令人产生甘甜的水井过早枯竭的感叹。世间流传的《皇甫明公碑》，用笔和结体比这两碑略逊一筹，但完整的字还多，大略保存着率更的面目。我曾见过几本旧拓本，肥而不剩肉，瘦而不剩骨，萧散爽朗、秀美滋润，与近来的拓本完全不同。世上学习这块碑的人，有的失于板滞，有的失于寒峭，都没有得到它的妙处所在。我临写这一卷，是想追取真本的精神，却惭愧自己的功力浅薄微弱，不能稍稍不同于流俗，今后还应当竭尽力量去求取，留存这一篇来自我勉励罢了。《竹云题跋》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