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云题防卷三

译褚河南《同州圣教序》褚河南的《圣教序》有三个本子：行书一本，楷书两本。行书立石时由怀仁集成王右军书法；当时距今二十多年，是宋道君瘦金书的祖本，如今已经亡佚。只有两件楷书还在，一件在雁塔，一件在同州。雁塔本是原本；同州本则是褚河南去世以后，好事者因为河南曾任同州刺史，所以把雁塔本重新刻在一块石上，以表明甘棠遗爱、永不忘怀的意义。考察《旧唐书》，褚遂良在永徽六年进谏立武昭仪为皇后，被贬为潭州都督；显庆二年转任桂州都督，不久又被贬为爱州刺史，第二年死于爱州。到龙朔三年，距离褚遂良去世已经五年，显然是后人覆刻的。我的曾经把两本逐字对校，结体没有不同，只有笔法粗细不同，应当是覆刻者失真造成的。王元美怀疑是褚遂良曾经书写，到了这时才摹拓上石。郭引伯怀疑两碑都不是褚公亲手所书，褚公死后，学习褚书的人摹刻雁塔本，学习欧书的人摹刻同州本，所以各自具备一种气骨风韵。赵子函又说同州本胜过雁塔本，这些都是梦话。看后面的款识，只记载立碑的年月，不称官爵。至于“大唐褚遂良书在同州倅府”这十一字，根本没有再摹写褚遂良的书法。古人质朴直率，明白表示这个本子是覆刻；可是观看它的人都没有察觉，横生出许多无谓的议论，实在令人发笑。我得到万历年间的旧本，模糊得没有办法看。后来在京师，汪退谷送给我一本新捶拓本，毡蜡都很好，字也尤其清楚，比旧捶拓本好十倍。问退谷，他说曾经到同州，亲自替碑洗刷，并搭亭子遮盖它；由此才知道唐人的碑碣，如果得到好事者用心精意保护、捶拓，毡蜡本都可以比旧拓本好十倍。只是遗憾陕西人用劣质烟墨和粗纸草率捶拓出售，把它作为衣食的资用，因而把原本全部污损了。退谷又说，碑中文字的刻法都是直下到底，笔画全是方的，深深得到了汉人的笔意。然而刻法既然精妙到这种程度，流传下来的摹本反而失真到如此地步，是什么原因呢？”

译褚河南《倪宽赞》我曾在京师见过褚公《倪宽赞》的墨迹，它用笔的妙处，都像拙存所说的那样；但如果说两件《圣教序》不如它沉着，恐怕并不正确。这件作品的沉着容易看见，那两件作品的沉着却难以寻求；正因为力量透入纸背，所以能够离开纸面一寸仍见笔力，这种沉着到了极点、达到超绝境界，才是真正的沉着。拙存还没有看到这一层，所以我特意写在后面，给我的拙存再下一剂针砭。附录拙存题跋说：“恭寿先生曾见过褚公《倪宽赞》的墨迹，背临了一本给我看，姿态舒展婉约。我收手拱视，赞叹它奇妙绝伦。向西到关中后，我也有幸看到真迹，于是尽心摹写。大体上，横画起笔用重笔取势，收笔处轻圆而意态充足，钩都藏锋。像垂露、波磔这样的笔画，则用尽全力直出，像刀削一样，不让笔势轻扬拖沓，也多用燥墨。至于点画，带有隶书意味；有的细如丝发却不显得软弱，有的肥厚似肉却胜在不滞，应当推为褚河南第一奇迹。只是还不知道两块《圣教序》的墨本又怎样？似乎它们飞动的地方太多，反而不如这件沉着。” 褚河南《倪宽赞》墨迹，原为苍岩梁相国所收藏，黄文献揭伯斯以下的七篇题跋都已经亡佚，想来是先被拙劣的工匠剪去了。古人论作书，第一要人品高，第二要师法古人，第三要用力劲健。贞观年间，褚遂良任谏议大夫兼起居注，唐太宗曾问他说：“朕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你也记载吗？”他回答说：“守道不如守职，我的职责在于记载，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必须书写。”正因为具有这种正直明亮的风节，所以他的书法外露柔和闲雅，内里含有刚劲。评论者只把它看作瑶台、青琐、春林、罗绮，不过是只看外表的议论。书法以人的品格为根本，没有这个根本而只仿效他的书法，即使笔法完全相似，也不过像优孟穿戴衣冠模仿人罢了。学习他的书法而能得到他所以这样书写的根本，这才是善于学习古人。中间刮去了五个字，其中三个是“宏”，两个是“玄”。“玄”是宋朝始祖的讳，“宏”是宋宣祖的讳。去年八月九日，是稻儿的生日，我把颜鲁公亲自书写的《告》送给他。今年八月九日，又把褚中令的《倪宽赞》送给他，使两件作品合成一卷，装在颜鲁公《告》的前面。两位公都是唐室的忠臣，足以作为后人的法则；而且褚中令的世次先于颜公，所以这样编排。褚河南《文皇哀册》《文皇哀册》，米虎儿认为是褚河南所书，乔篑成只认为是唐人所书；自宋濂以来，都像米虎儿那样鉴定，再没有不同的说法。考察评论《河南书》的人说，它像瑶台仙女，美丽得不能用罗绮来比拟；这篇哀册笔势回旋、仪态从容，洒脱而含蓄，有超尘脱俗的姿态，若不是褚河南，不可能这样。观察它的笔法，为什么又如此神似米芾？米芾的书法出自褚河南，难道米元章曾经仿效褚河南，而米虎儿于是题作褚河南，以迷惑鉴赏者吗？我提出这个说法，虽然不敢马上把它定为结论，但总之自有我的见解；后世如果有能理解的人，决不会认为我的话荒谬。褚河南《随清娱墓志铭》褚河南这篇铭文，完全以《兰亭》为祖本；当时奉诏摹拓《兰亭》，其中褚河南摹拓得最多，所以笔意自然流露成这样。我在辛卯年秋天于江宁承恩寺前得到宋本，这是我家郁冈祖本；不久被陈姓人陈潜岂取走，如今我依据郁冈本追摹它的意趣来临写。魏栖梧《善才寺碑》《魏栖梧此碑》是涿鹿冯相国所收藏的，题作“褚河南”。从前我曾借来观赏十多天，因为它偏僻难得，无法考证；但按照碑文的意义，不能没有疑问，于是写在后面说：前面的款识写着“河南褚遂良”。褚遂良是钱塘人，封河南郡公，并不是河南人，这是第一个可疑之处。《旧唐书》说，褚遂良在永徽元年出任同州刺史，永徽三年征召拜为吏部尚书，显庆三年死于爱州；到神龙改元时，褚遂良已经死了四十八年，这是第二个可疑之处。中宗即位后建元神龙，才两年就改为景龙，并没有景龙十一年，这是第三个可疑之处。武后称制后，距离褚遂良去世已有二十七年，当时还没有“则天”这个称号，这是第四个可疑之处。碑上说律师在“大唐七年九月五日”去世，只说“大唐”而不注明是哪一年；后面又有“元开震惊”等语，“元开”二字在文义上不相连接，疑心是“开元”。当时作伪的人也知道开元年号与褚遂良不相合，所以避开这个年号，故意把字错乱了，这是第五个可疑之处。由此看来，这块碑决不是褚河南所书。然而它的笔法轻盈秀润，确实使人觉得字里生金、行间润玉，极像褚河南；而且“渊”字、“世”字都有避讳缺笔，确实是唐人中学习褚书的人所写。后来好事者因为它的笔迹像褚书，又没有仔细考察时代先后和事情始末，只窜取碑上的字拼凑成文，并割裂其他碑中的褚氏款识，以便牟利出售。不然，像碑中这些不相合的地方，即使过了千百年，稍微识字的人也不应错到这种程度，何况唐人，更何况褚河南本人呢？现在把这块碑同《圣教序》印本比较，虽然笔法相似，但《圣教序》的秀润中含有严肃整饬的意味，这块碑却过于放纵飘逸。我因为它世间少有，所以特意仍按旧样临写了一本，并作了这样的辨伪。涿鹿相国极力推重此碑，认为是褚河南所书，只是见过一两次，未曾深入考察罢了。后来在雍正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我读赵明诚《金石录》第五卷目录，看到“九百八十六，唐文荡律师碑”下注明“卢涣撰，魏栖梧正书，开元十三年十月”，才知道这块碑果然不是褚公所书，我以前的疑问一一都对了。于是改题为《魏栖梧善才寺碑》，十年的疑团一天之间冰释，实在非常快意。褚河南《高士赞》。这块褚河南的碑世人从未见过。我在康熙辛卯年秋天从金陵前辈何义门、徐鲁南两位先生那里得到它，他们见到后都感叹世所罕见，于是把它收藏在箱笥中，至今将近二十年了。今天阴雨天，我独自坐在北窗下临写这一本，用来排遣烦闷。我认为《善才寺碑》不是褚公所书，怀疑是后人集取褚书拼成的。等到读了赵氏《金石录》，才知道果然是魏栖梧所书。我私下认为，这块碑也应当是同样的情况：笔力短促软弱，没有褚公那种悬崖撒手、纵横自如的意趣，风格气势又比《善才寺碑》低下。不只是永徽二年辛亥误把甲寅写成可见其谬误这一点而已。义门、鲁南一见便深为赞许，只是还没有时间深入考察罢了。唐朝散大夫陆柬之书。陆司议是虞永兴的外甥，冯具区却认为他是颜平原的外甥，实在令人不禁一笑。陆柬之年轻时学习舅父虞世南，晚年才转而取法王羲之、王献之。张怀瓘说，初看时未必能察觉，深入研究后才显出精妙，这一点在此可以看出。这首五言《兰亭诗》大概是临摹王右军的；据□泽卿《兰亭博议》，此帖前面还曾有临摹右军《兰亭序》的作品，可惜没有流传下来。这件书迹开创了米芾书风的先声。唐萧瑀书。萧太保的书迹，只有《淳熙秘阁续帖》中保存着这样一首诗。笔力丰腴而强健，卷轴的气韵充盈流溢于笔端。史书称他喜爱经术，善于作文，可是他的诗意却转为薄弱，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唐初的风气尚未开通，即使喜爱经术的人也不能不受到时代的局限吗？我因为他的书迹特别少见，所以全心临写它。至于那首诗，本来就不值得记录。

译唐孙思邈书。孙思邈是华原人，品格高洁，不能用荣华利禄来羁累他；朝廷征召他也不肯起身，享寿一百多岁，真是神仙中人。这两行字见于《秘阁续法帖》中，想来他的风采超然，有尘世之外的情致。魏晋以来的书法规范到了他手中，全都不受拘束，真是旷世绝伦。王方庆《万岁通天进帖》。唐代摹写的《万岁通天进帖》，如今收藏在…… 武英殿从前在史馆时，我值班入直，常常能够看到它。它用白麻纸双钩廓填，精妙得完全像一笔直接写成，没有一丝钩摹痕迹，真是绝品。这一卷在明代嘉靖年间曾由锡山华氏收藏，勒石于真赏斋，摹搨精良，是明代刻帖中的第一品。文氏停云馆本、我宗郁冈斋本，都从华氏本翻刻，远远比不上它。江阴沈凡民在二十年前把火前初本赠给我，我便带了进来。我把它同殿廷收藏的墨迹仔细校对，丝毫没有差失。如今面对《真赏斋帖》，临写这一卷就像面对真迹一样，细心摹取其中的神韵。据《唐朝叙录》记载，神功元年五月，皇上对凤阁侍郎王方庆说：“你家收藏的书法很多，应当有王右军的遗迹。”王方庆奏道：“臣十代以前的再从伯祖王羲之的书迹，原先有四十多纸，贞观十二年，太宗搜求先臣的书迹，已经全部进献，只有一卷现在还在。今天进献臣的十一代祖王导、十代祖王洽、九代祖王珣、八代祖王昙首、七代祖王僧绰、六代祖王仲宝、五代祖王骞、高祖王规、曾祖王褒，以及九代以前的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王献之以下二十八人的书迹，共十卷，一并进献。”皇上对王方庆说：“这是你家世代守护的东西，夺取它是不仁义的。”于是命善于书法的人把它们廓填成卷，又命王方庆用楷书题写二十八人的官职和世系，在武成殿设置九宾让人观看，同时把墨迹卷还给王方庆，并命中书舍人崔融编成《宝章集》，记叙这件事，又把文集赐给王方庆。当时人们认为这是荣耀，所以窦臮《述书赋》中有“顺天经而永保先业，从人欲而不顾兼金”的句子。窦臮解释“说”字说：“众辞与，从乑，自声，音切为其兾。”岳珂的跋文说窦泉、倦翁误了。此帖原有二十八人，如今只剩六人，十帖已经亡失，亡失的共有二十二帖。这十帖中，王僧防以下的两帖，书帖还在，但题署已经失去；《尊体安和帖》究竟是谁所书，竟然无从知道。据董广川《宝章集》跋文说，当时王方庆所集的书迹大小不同、次序参差，不能像梳齿一样整齐排列，只能按照各自的高下、宽窄编成卷轴。后来这些书迹散落在人间，才又分别被一一寻得。《淳化阁帖》中所收的书帖已经有杂出之本；这是编集者在元符年间，秘阁又把至道以后、直到绍圣年间购得的书迹摹刻上石，并将《宝章集》全部刻入的缘故。所以董广川根据《宝章集》所刻的本子，取出《淳化秘阁帖》中的两帖标出，另编为一帖，题名《宝章集》。可惜我没有见过这个集子，无法知道它究竟是哪一帖。以后如果能得到《宝章集》的旧本，再把《淳化秘阁帖》本全部摹出，以恢复二十八人的旧貌，那也将是非常痛快的事。

译李怀琳仿写《绝交书》。李怀琳所仿写的《绝交书》，与王右军相比，笔势更加纵逸。然而它没有失去右军的法度；其中的纵逸，是时代风气造成的，而纵逸却不失法度，则是学习功力达到的结果。右军以后，草书的种子没有灭绝，正是依靠了这件作品。张彦远说：从前嵇叔夜亲自写了几纸《绝交书》，有人拿王右军的几帖书迹来交换，他可惜没有答应，因此嵇叔夜本来是有自己的书迹的。后来题跋的两行中有“晋右军”三字，不知是谁写的，于是又把这件作品看作右军所书。等到读窦臮《述书赋》，其中说：“于是有怀琳，他的笔迹疏放，借用别人的姓氏，作出自己的形态。”所以黄伯思、汤容庵诸位先生都依据这句话，认定是怀琳仿写的作品，直到今天也没有异议。然而怀琳生于唐代，不应当有梁天监三年写成的款识；难道是怀琳仿写此作时连后面的款识也一并仿写了吗？这一点无法明确。世人既然都把它认作怀琳的书迹，我也姑且沿用旧说，暂且写下这些话，用来保存这个疑问。孙过庭《书谱》。王右军以后，便没有真正的草书了；即使王大令亲自接受庭训，也已经不再是他父亲门下的境界。张旭、怀素以后，奔放逸宕又过了头，所谓像受惊的蛇、奔走的虺，笔势冲入门户；又像急雨旋风、声响满堂，终究免不了永远堕入另一种趣味。孙过庭说，王献之以下的人，没有不鼓动用力、刻意标举而形成体势的；内在功力不足，便在外表上张扬，这不只是时代下降、风气转变造成的。我谈论草书，认为必须心气和平，把笔势收束在法度之中，使每一波、每一磔都没有不坚实端正的，这样才不失去右军的尺度；稍微多一点纵逸，就会违背规矩、改乱法度，丑恶的道路纷纷出现。米芾讥评张旭、怀素，说他们的字只可以悬挂在酒肆里，并不是过分的评论。隋唐以来，只有怀素以外的永禅师《千字文》和孙过庭《书谱》得到了草书的正道；虽然变化不及右军，但格律严谨，没有鼓努惊奔的姿态，还可以看见蔡邕的遗风。孙过庭说：“草书的种子已经灭绝了。”我从前在天津见过《书谱》真迹，圆劲古雅，远远超过停云馆本。我又稍稍参照右军《十七帖》的笔法临写这一卷，其中有缺失的地方，用武进横野洲郑氏本补足，于是《书谱》便完整了。世上流传的孙过庭草书有几种，《千字文》和《景福殿赋》都过于妍媚，不值得记录，只有《书谱》在当时很有名。从前我在武进见到横野洲郑氏本，神采清朗、韵味古雅，是《书谱》石刻中的第一品。后来见到真迹，虽然字形没有不同，但精神完全不一样。不知道当年的刻本为什么竟会有这样的差异？难道另外还有一个本子吗？也可能是后人临摹，所以有所不同。卷首题作《书谱》卷上，后面的文字说：“撰成六篇，分为两卷。”所谓六篇，想来就是他的《书谱》正文，如今已经亡佚了。现在保存的只不过是他的序论罢了。然而书法的精微奥妙，也已经在其中阐发得差不多了。学习者只要在这里谦逊用心地探求，即使原来没有找到入门之处的人，也可能很少再有找不到门径的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各自得到王右军书法的一种体貌，只有孙过庭行止进退都没有失去尺寸，所谓形体具备而规模较小，尚未达到更高一层。然而欧阳询、虞世南诸公处在唐文皇盛极一时的时候，君臣相互唱和，声名和声誉都很畅达；孙过庭稍晚于虞世南、褚遂良，等到他的学问书艺已经成就，文皇却已经驾崩了。他因此名声在欧、虞之下，难道是他的学问书艺突然不及他们吗？只是所遇的幸运与不幸，其中自有命数罢了。然而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它们的光彩和价值哪里会随着时代而增减？《书谱》一卷直到今天仍与《庙堂碑》《醴泉铭》等碑并驾齐驱、争相称先。到了这里，我才觉得时运失去了权衡，事物本身自有真实的价值。唐文皇评论王右军，说他的书法如烟气飞散、雾气凝结，形势将要断开却又重新相连；如凤凰飞翔、蛟龙盘曲，笔迹看似奇特却反而归于端正。正如春夏秋冬随时令而变换，所以不激烈、不偏随，变化自然充足，风格法度自然高远。若有意追求变化，反而不能真正变化。元章说张旭是俗人，扰乱古法，只能惊动凡夫，真正有见识的人自会明白。怀素平淡，成就还不到极致，虽有天然之美，却受到时代风气压制，不能达到高古境界。孙过庭距离右军不远，张旭、怀素尚未兴起，他遵守绳墨尺度，步步追随而没有丝毫偏离，所以右军的风流还没有完全断绝，犹如日时中有闰月，虽然不在正常节令之中，却自然得到温暖清凉的正当状态。从这里寻求右军书法，才可以找到门径而进入。刚劲得像铁，柔软得像绵，必须知道这不是两种说法；圆满合乎圆规，方正合乎矩尺，也必须知道这不是两种笔法。我从《书谱》中领会到了这一点。欧阳询、褚遂良的笔锋离纸一寸，颜真卿、柳公权的笔力透过纸背，只有王右军恰好达到纸面。《礼书谱》大概差不多达到这种境界了吧？然而终究不免着纸。只是因为变化较少，所以…… 有人说：“善于学习柳下惠的人，没有比鲁男子更好的。”既然有王右军，就不能没有张旭、怀素沿着旧路、墨守成规；但若只是循涂守辙，确实不如独自开创新面貌。我说，鲁男子是守正的，柳下惠是对正道加以变化的。说善于学习柳下惠的人没有比鲁男子更好的，还可以；但能不能说善于学习鲁男子的人没有比柳下惠更好的呢？欧阳询、虞世南以来的人，都能够自行开辟新的规范，不愿再保留右军的一笔。然而他们虽然有所变化，却没有失去正道，就像王大令对于右军，不过稍微增加了一些纵逸罢了。我尚且认为他们有所不足。到了张旭、怀素，就背离规矩、改乱法度了；他们冲破右军的重重包围，想要自成一队。后来草书法度湮灭，替那些在孙过庭门下抹黑书法的人开了先路，实在是张旭、怀素的过错。笔力能够透过纸背，才可以离纸一寸。因此可知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并不是两种不同的书法。至于笔力恰好达到纸面，那必须是天工与至人的技巧相合，把天地之间中和之气凝聚汇集在指腕之间，才能得到这种境界，其中自有命数。窦臮《述书赋》讥评孙过庭，说他的书法千种字体都归于一类，一个字写一万遍都相同。我考察《书谱》，它不及右军之处，不过是变化少了一些罢了；若说它的步履完全追随山阴王羲之，那就俨然登堂入室了。看它前半部分，笔力专注谨严而直，也是在有意取法右军；正写到后面，笔势更加纵逸，韵味更加古雅。哪里只是像渴骥游龙，简直也像商代彝器、周代鼎器了。我临写《书谱》共有三卷，前两卷得到了它的专谨，却失去了它的纵逸；这一卷则连同它古雅的趣味也一并得到，完全临出了它的神韵。禅门所说的不求摆脱法度、也不被法度束缚，到这里正不是可以靠智巧争胜的了。唐《碧落碑》。

译《碧落碑》如今在绛州，是唐高祖第十一子韩王元嘉的几个儿子为追荐他们的母亲房太妃而立的。尚书《故实》说是陈惟玉所书，《洛中纪异录》却说追荐的神像完成后，忽然来了两位道士，说天下能写篆书的人中，只有李听所写；于是关上门三天才打开，神像化作两只白鹤飞走，篆文却依然清晰地留在背后。这种说法荒诞不经。一定是元嘉兄弟当时想把这件事神化来惊动众人，所以假托了这种说法。又传说李阳冰观看此碑七天不忍离去，学习了十二年仍未成功，也不足以作为依据。大概是后世浅陋的人见它的篆法奇特古朴，想压低李监来抬高此碑；实际上它只是任意雕琢，笔力凡弱，对上破坏了三代的古法，对下开启了后世的恶劣道路。李阳冰的笔法直逼李斯、李喜，像这样的碑，正不足以当得他一笑，难道他会甘愿坐卧在碑下吗？碑名叫《碧落》，李汉说它最终归于碧落，所以用“碧落”命名。如今碑文完整清楚、可以阅读，并没有以“碧落”二字作结。只有李肇所说的“碧落观”这一点说得对；碧落观到开元年间才改名为龙兴寺。碑文最初刻在天尊像背后，后来另刻在石上；如今神像已经亡失，流传下来的都是另刻的碑本。元嘉的六个儿子，碑上只列出四人。《旧唐书》称颍川王王训早死，《新唐书》又称上党公王谌早死，二者彼此不同，大概是流传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唐狄仁杰书。徐浩《古迹记》说：大足年间，武则天太后赏识纳言狄仁杰擅长书法。狄仁杰说：“臣自幼以来没有见过好的书法范本，只是依照自己的愚性书写，怎么能够写得好呢？”武则天于是从宫中拿出王羲之、王献之的真迹二十卷，派五品中使给各位宰相观看。这件《孟冬帖》是梁公狄仁杰晚年的作品，他曾见过二王书法的精妙，所以清劲挺拔、超凡入妙，具有《黄庭经》《乐毅论》的风格。梁公的功勋盖过天地，忠心贯通日月；即使他的书法并不高超，千年以后看到他的遗迹，也应当像捧持宝玉一样恭敬奉藏，何况它精妙到如此地步呢？张九龄《告》。张九龄是唐代贤相。开元二十三年正月，他与裴耀卿、李林甫同一天被任用掌权。明皇能够知道张九龄的贤能，却不能专心信任、委以重任，反而把李林甫夹杂在其中，可以说是昏昧了。不久，张九龄果然遭到贬谪，而李林甫晋爵为晋国公。君子和小人如同香草与臭草并列在一起，从来没有不被小人排挤的。君主自己造成了这种局面，小人又有什么可叹息的呢？徐季海书《朱巨川告》。米芾《书史》在《朱巨川告》后面说：“还有一篇告身，类似徐浩的书法，收藏在邑人王衷那里。”据此看来，米老只是认为它像徐浩的书法，并没有立即认定是徐浩字季海所书。到了鲜于枢，才根据《宣和书谱》断然认定是徐季海所书；董其昌于是进一步推许为徐季海真正得意的作品。实际上，和他所书的《不空和尚碑》相比，这件作品只达到了其中三四成。李阳冰《谦卦》。篆书之学衰亡，已经四百多年了。明代一朝，只有西涯李相国的笔法圆润刚健，但也不免失之肥厚。文待诏的字能够写得瘦劲，勉强可以追步赵子昂的后尘，只是风格舒缓柔弱，没有沉潜深厚、苍劲有力的意味。到了赵寒山，俗气扑面而来，已经不能接近了。我曾说过，谷口是“贼隶”，寒山是“贼篆”；世上若有真正懂得的人，一定不会把我的话当作河汉而置之不理。篆书有三项要领：一是圆，二是瘦，三是参差。圆润之中要有劲力，瘦劲之中要有丰腴，参差之中要有整齐。三者缺少任何一项，便只是奴书罢了。史籀、石鼓，任心运笔而不逾越法度，是篆书中的圣品。李斯、李阳冰的精妙遗迹都已沦没断绝，直到唐代李少温，上承孔氏笔意，下接李斯法度，篆书之学才因此重新兴起。《谦卦》尤其是奇绝之作，运笔如蚕吐丝，骨力如绵里裹铁。舒元舆所说的“如虫蚀鸟行，如隔壁见铁石，如龙池中惊动鲜鱼，鳞甲都在活动”，在这里都可以看见。坛山石刻，是继承它的作品。三十年来，我一望见它就惊惧，不敢下笔。今年新正，我收敛心神闭门静修，每天临摹几个字，竭尽半个月的力量，才完成了这一卷。对于李少温“残雪滴溜”的妙处，我颇有相契之处。只恨不能使李少温从九泉之下复生，亲自向他请教、求其订正。李阳冰《缙云城隍庙碑》。《缙云城隍庙碑》是李阳冰著名的书迹。欧阳修认为，与李阳冰其他篆书相比，它尤其奇特瘦劲。赵子函也说：“瘦细而伟劲，飞动如神。”只是世间流传的拓本非常少。今年春正月，江阴老友沈凡民经过我的九峰精舍，说他收藏到一本。我急忙向他借来观看，见其疏朗瘦劲、圆润刚健，果然在《三坟》《先茔》等碑之上。我的同宗止言曾说，他精心临摹了一本，连毫发都酷似原作。我便以止言的本子为底本临摹它。五天没有下雨。“日”字写成□。“日”字的篆法源自 ○，是象形字。□，古音为“三切”。字形从“口”中含“一”，象征口中含着食物。把“日”写成“甘”，是错误的。“巅”字上面没有“山”。《诗经》说“首阳之颠”，把“颠”字上面加“山”，是俗字。“山”又应当写作□，现在写作□。这其实是“耑”“岂”等字的上部，也是错误的。李阳冰《慧山听松》二篆字。据《锡山志》记载：慧山寺有一张石床，在殿前月台下面，长约五尺，宽和厚都是长的一半；上面平整，可以供人仰卧，因此称为“石床”。石床顶部的一侧有“听松”两个篆字，传说是唐代李阳冰所书，字迹苍劲温润而有古意，确实不是李阳冰不能写成。唐代皮日休的诗“殿前日暮高风起，松子声声打石床”说的就是它。雍正六年三月，我带领志同道合的人前往拓取这两个字，当时观看的人像围墙一样密集，大概是因为它长期被尘土埋没，没有人经过时替它拂拭，突然看见有人捶拓，所以都惊叹为一件盛事。右边有楷书题跋十多行，因年代久远而磨蚀，已经不能再辨认，我的惆怅忧闷实在没有停止。李阳冰残存的字。以上是李阳冰残存的两种字迹，载于《淳熙续法帖》中。李阳冰的篆书直追李斯、李阳冰；但在唐代时就已经残缺不全、次序散乱，难以多得。像《淳熙续法帖》这样最著名的刻本，其中这二十六个字却不如李阳冰其他碑刻和法帖中的字，很多是传摹而失去了真貌，即使古刻也不能避免这种情况，实在令人叹息。

译唐代经生所书《灵飞经》。《灵飞经》自宋、元以来并不著名，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才开始闻名于世。董思白非常喜爱这件书迹，把它看作钟繇的作品；每当想要书写《法华经》，总要凝神观看许久之后才下笔。我考察它后面的题跋，其中称自己是“大洞三景弟子玉真长公主”；但钟繇一生从未有过这个名号，由此可知它不是钟繇所书。我得到唐代经生所书的《弥底部论》三卷，在淮阴所得；它与这部经的字形、笔法没有丝毫差异，因此不是钟繇所书是毫无疑问的。又如传为钟繇书写的《杨厯碑》，称义子钟绍京铭并书；钟绍京是当时的官员杨思勗的父亲。钟繇身为宰相，却迎合宦官，甚至把杨思勗的父亲当作义父，实在鄙陋。即使果真出自钟繇之手，我尚且要删去这些附会，何况确定不是他的作品呢？董思白地位高、名声重，却凭自己的意思题署，误传了一百多年，竟没有人敢提出异议，所以我特意纠正这个讹误。唐明皇《纪泰山铭》。唐代人的隶书大多崇尚方正整齐，这与汉代的书法法度不同。只有徐季海的《嵩阳观碑》和唐明皇的《纪泰山铭》，得到了汉人的遗意。《孝经注》肉重而骨柔，比不上它们。唐明皇在开元十三年九月禁止上奏祥瑞，可以说很懂得治理国家。然而还不到几个月，突然就有了封禅泰山的举动，前后判若两人。奢侈之心一旦萌发，终于酿成天宝年间的祸乱。《诗经》说：“看那雨雪，开始先落下霰。”封禅泰山这一举动，大概使唐朝治乱的关键从此决定了。虽然铭文中未尝不是战战兢兢地提到前人的功业、忧虑后来的祸患，但心念一动，便逐渐猖獗，再也无法挽救。所谓丝毫的问题不治理，就会接连发展成斧柄之患；君子因此认为，最重要的是谨慎对待事物初发的苗头。当时张说首先提出这个建议，引导皇帝走向奢侈。假如姚崇、宋璟执掌国政，必定不会有这次封禅。用人一旦不当，国家的兴衰就会因此决定，怎么能不慎重呢？碑在泰山山顶，是皇帝亲自撰写、亲自书写的，字大如手掌，直接在山崖上刻石；大概自汉代以来，碑碣的雄伟壮观还没有能超过它的。从前我在京城时，新建裘鲁青送给我一本，是他亲手剪帖装成的卷册，我喜爱把玩，舍不得放下。下部模糊了一百多个字，应当是年代久远、受到水土侵蚀，也可能是被樵夫牧童撞击损伤了。王元美认为，是拓工怕冷，点燃篝火把碑烧残了。我私下认为，泰山高而寒冷，冬天绝不可能拓取，必定没有点篝火烧残的道理。碑旁有苏丞相颋的《东封颂》，闽人林防却盗用朱子的“忠孝防节”四个大字作为自己的书迹，刻在上面，以致造成损坏。庸俗之人妄想留下名字，只是白白招来千古的讥笑辱骂，可恨，可恨。唐明皇批答裴耀卿等人的奏状。据《唐史》记载，开元二十二年冬十二月，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斩杀契丹主屈烈和可突汗。皇上赞美张守珪的功劳，想任命他为宰相。张九龄进谏加以阻止。到了第二年，裴耀卿等人上奏，请求将此事宣付史馆，刻碑作颂。皇上却回头表示不许。难道是因为听见了张九龄的话，所以特意加以收敛抑制吗？当时杨氏还没有兴起，皇帝的心志也没有动摇，所以还能够因张九龄的一句话而不把功劳据为己有。如此看来，这就是开元之治所以盛大的原因，而大臣对于国家的益处，其功劳也很大。奏状上列有三个人的署名，董氏《戏鸿帖》根据奏状末尾“臣耀卿上状”的话，擅自断定此帖只是裴耀卿所书，这是凭臆测作出的结论。唐代自太宗崇尚书法以来，当时无论大小臣工，没有不会书写的。这篇奏状兼有《乐毅论》和《内景经》的长处，而且尤其接近《内景经》，何必要出自专门书家？凭这一件作品，就足以名重一世了。《戏鸿帖》刻本也是依据《淳熙续帖》，但字形大小不同，开头一行脱失了五个字，不知道当年依据的是什么，草率到这种程度，实在无法理解。明皇批答的末尾有“桓山之颂复在于兹”这句话，看见的人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据考，王大令有《桓山之颂》，梁天福元年，洛阳修筑城墙时发现了它；碑已经裂损不全，只剩下“桓山颂献之铭”六个字，刻在《绛帖》中，可以据此考见。明皇的书法出自王大令，而《桓山碑》尤其是他所仰慕取法的对象。从前我见到他《孝经》的批答，认为它极像《桓山碑》；如今见到这篇批答，更加相信明皇的行书确实出自《桓山》，每一点每一拂都没有不像的地方。当时《桓山碑》已经不再完整，这篇书迹却极其相似，所以明皇不觉沾沾自喜，认为“桓山之颂又在这里了”。《汝帖》中的唐初四家。宋代王宷，字辅道，任汝州守时，从各类法帖中杂取篆书、隶书、行书、楷书，编成十二卷。大多是凑集残缺断片，首尾不完整，所以黄长睿极力贬斥它。只有第十卷所收唐初四家，首尾完整，值得观赏。这一卷的毡蜡也最为古老，与宋代渡江以后所刻的诸帖相比，圆润刚劲而富有神采，确实值得珍藏玩赏。唐代李德裕写给表弟的信。文饶的宰相功业很有可观之处，只是威势权力太盛，以至于皇帝说出“看见我时连毛发都森然竖起”这样的话，他不能得到善终也是应该的。等到他被贬到崖州，又不能安于命运、安顿自己，于是忧郁苦闷，不能自我排遣，竟落到这种地步。不久便死在贬所，实在是他自己造成的，又能责怪谁呢？苏东坡被贬到儋耳，仍然长啸高歌、怡然自得，最终使自身和声名都得以保全，竟然以长寿终老。唉！难道他不是被贬斥的人吗？颜鲁公《中兴颂》。有唐一代的碑版，颜鲁公所书最多，大都以雄厚取胜。唯独《中兴颂》和《宋广平》两碑，笔势流畅酣畅而顿挫分明，神态超出字形之外；临写的人正不可掉以轻心。我写这件作品，起初还崇尚雄健爽快，等到仔细玩味原刻，才知道先前自矜之意太强，就像子路初次见孔子，还没有登堂入室成为正式弟子。智慧超过老师，才可以说是得到了精髓。凡是临摹古人，都必须使自己再透过一步、另翻一局，才能真正相合。所谓善于学习柳下惠的人，没有比鲁男子更好的了。我临写这块碑，正是因为还差一分，才算透过了一步。处世之中如果有真正懂得的人，一定会与我的这番话相契。

译颜鲁公《宋广平碑》及碑侧题记。颜真卿的书法大多以深沉雄健、痛快淋漓为工，唯独《宋广平碑》曲折舒展、旷达洒脱，以韵致风度取胜。苏东坡、米元章都说颜书出自褚遂良，这块碑尤其显出这一点，仿佛整体都呈现出来了。碑侧题记并没有刻意求工，但在规矩法度之外另具高妙趣味，尤其是颜书中第一等的合作之作。大概前碑直接进入神品，而碑侧题记更进入逸品。史书称宋璟刚正超过姚崇，唐玄宗一向尊敬而又畏惧他；凭宋璟的忠直而由颜鲁公为他立碑，两人的人品没有差别，再加上颜书，堪称三绝。然而宋璟因刚正而得以善终，颜鲁公却正因刚正被卢杞忌恨，最终被排挤致死；两人的遭遇是幸还是不幸，大概有天意在其中。君臣之间能够相遇相合的艰难，也可以由此看出。按年谱，颜公在大历三年任抚州刺史，当时六十岁。大历七年九月任湖州刺史，碑正文也写作“大历七年九月除湖州刺史”，大概撰写碑文时还没有得到湖州任命。又过六年，即大历十三年，颜公由刑部尚书改任吏部尚书，当时七十岁，才有碑侧题记。此前颜公在天宝八载升任殿中侍御史，当时宋公的第四子宋浑任中丞，被御史吉温诬陷，贬到贺州，想请皇帝撰写碑文，因此此事中止。大历五年十二月，宋公第七子宋华的儿子宋俨，因为颜公曾经做过中丞的属官，于是请求皇帝下诏立碑。过了两年，颜公到东京任职的任命书到了，但本人尚未到任，居闲而有很多空暇，才开始为他书写碑文。等到任湖州刺史，又写了碑侧题记，但还没有来得及刻成，宋公第八子宋衡又被贬到沙州。到了大历十二年十一月，宋衡从吐蕃回朝，第二年春天颜公才继续书写并刻成。自大历二年至十三年，总共经过九年，碑才完成。大概宋广平为人，是颜鲁公特别敬重的人，所以对他的碑文不怕详细书写，深入考察直到完备，没有遗漏才停止。宋公如果不是能够坚持天下的大义、辅佐唐朝中兴，哪里会有这种功劳留在国家、名声流传古今？这实在是他自己造成的，难道是侥幸吗？按《新史·宰相世系表》，宋公有八个儿子，与颜碑相同；《旧史》只记载了六个，没有再记宋延。碑文把八个儿子都记载了，却只说宋公有七个儿子，并非因为笔误，大概是宋复先于父亲去世，所以碑侧也称第三子宋浑，而不称第四子宋复。然而碑文又称第八子宋衡；宋公实际上有八个儿子，活着的只有七个，按名次计算是八个，按实际存活计算是七个。但是宋公的八个儿子都因贪赃、私通、淫秽等事败坏了家门，宋广平的家风教化已经没有存留者；名义上有八个儿子，实际上终于…… 没有后代，自古以来著名大臣往往如此。天道实在无法知道，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可惜吗！宋公有名而无字，新、旧史书都这样记载。颜碑也同样缺载。宋公是唐朝的名臣，他的孙子请颜鲁公为他立碑。而且碑完成时距离宋公去世不过三十五年，连他的字都已经无法考知，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考察碑文与史书的不同之处：碑文称宋公的父亲为元抚，追赠户部尚书；《旧史》写作追赠邢州刺史。碑文说“很快授任朝散大夫”，新、旧史都没有这句话。碑文说“中宗将要巡幸西京，深感北方边境之事，于是兼任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新史》只说“诏令宋璟暂代检校并州长史”，不称“将幸西京”。碑文说“开元四年升任吏部兼黄门监，开元五年又兼任侍中”，《旧史》则说“官名改易为侍中”。碑文说“开元十三年皇帝巡幸东都”，新、旧史都写作“开元十二年”；《新史》又说“东巡泰山”，不说“皇帝巡幸东都”，与《旧史》和碑文更加不同。碑文说“开元二十一年上表请求退休”，新、旧史都写作“开元二十年”。碑文说“这一年皇帝巡幸洛阳”，《旧史》写作“开元二十二年皇帝巡幸东都”。这些都足以证明史书有误。宋广平的功勋事业与日月同辉，威名冠绝天下。颜碑的文字与典籍相互印证，书法又与篆籀相匹敌，清楚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却仍然有如此多的异同。碑侧题记所记载的三件事，都与宋公关系重大，而新、旧史书全都遗漏了它们。这实在令人无法理解。此外，碑文与文集还有不同之处：碑文说“梦见大鸟衔着书飞来，吐入宋公口中又将它吞下”，文集作“吞之”；碑文说“认为奇异而召回”，文集作“后来认为奇异而召回”；碑文说“贵近之臣不宜同执政互通问候”，文集作“不宜同执法官相互交通”；碑文说“宋公实际上辅佐了奇谋”，文集作“那一谋略”；碑文说“中宗将要巡幸西京”，文集作“元宗将要巡幸西蜀”；碑文说“又任洛州长史”，文集作“很快入朝任洛州长史”；碑文说“东宫有大功，主上怎么能有异议”，文集在“大功”下多出“宗庙社稷的主人”六字；碑文说“兼黄门监、监修国史”，文集少了一个“监”字；碑文说“开元五年又兼任侍中”，文集作“改称侍中”；碑文说“第二年皇帝巡幸洛阳”，文集没有“驾”字；碑文说“因为我的话而免除他”，文集没有“言”字；碑文说“母亲宠爱儿子而有所区别”，文集作“母亲宠爱儿子”；碑文说“手诏优遂”，文集作“优许”；碑文说“跟随宋公而死”，文集作“追随宋公而死”。另外，都穆《金薤琳琅》说：“建立一个言论，天下便倚赖而安定”，碑文作“一阳”；如今碑上正确作“一言”。“想要优游自处以求免祸”，碑文作“优游乡里”，如今碑上正确作“自免”；“左右震悚”，碑文作“天后震悚”，如今碑上作“左右震悚”；“敕使驰救他”，碑文作“驰赦”，如今碑上正确作“驰救”；“宋公盛气诘问他”，碑文作“盛色”，如今碑上正确作“盛气”；“皇帝巡幸洛阳”，碑文作“驾达东都”，如今作“洛阳”；“幸”字和“阳”字还依稀可见；“驰道险隘，行不得前”，碑文作“驰道险隘，车骑不得前”，如今碑上正确作“驰道险隘，行不前”；“敕令宋公复查”，碑文没有“敕”字，如今碑上确实有“敕”字；“丧葬由官府供给”，碑文作“器葬”，如今碑上作“丧葬”；“戊寅岁五月”，碑文没有“岁”字，如今碑上确实有“岁”字；“义形于言色”，碑文作“颜色”，如今碑上正确作“言色”；“已经迁往邺城”，碑文把“迁”写作“还”，如今碑上正确作“迁”。都穆所说的这些地方都与原碑不合。考察此碑，宋宁宗五年范致君另刻了一块石碑；都穆所见的一定是范致君的别刻本，却因为他所见的错误而反过来怀疑原碑正确，无端自己制造疮痍，实在可笑。

译颜碑说：“开元十三年皇帝巡幸东都，任命宋公为西京留守。”新、旧史本传都记在开元十二年。第二年皇帝东巡泰山，从东都出发。大概皇帝在开元十二年十一月巡幸东都，开元十三年十月将要封禅泰山，于是从东都出发。碑文大概想要简约叙述，所以只说“皇帝巡幸东都”。《纲目》记载宋公在开元四年十二月任西京留守；考察这一年皇帝从未巡幸东都，也就没有任命留守的必要。或者是因为第二年将要巡幸东都，所以先任命宋公为留守吗？又，宋公按照年龄请求退休，碑文记在开元二十一年。新、旧史本传都记在开元二十年，但《旧史·元宗纪》仍记在开元二十一年前后，彼此自相矛盾。宋公始终是右丞相，《纲目》错误地写成左丞相。新、旧史及本传记载，宋公在开元十七年拜任右丞相，《纲目》却遗漏而不记载，这些都是疏忽。《竹云题跋》卷三。〈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竹云题跋》〉 钦定《四库全书》《竹云题跋》卷四 吏科给事中王澍撰写 颜鲁公《东方朔画像赞》魏晋以来，书法家大多以秀美劲健来取得姿态，以欹侧来取得气势。唯独到了鲁公，不卖弄技巧，不追求媚态，不趋向简便，也不回避重复，遵守规矩法度，却独自守着拙朴，专门选择艰难的写法。像《家庙碑》《元静碑》等，都是他晚年极其谨严精练的作品。这块碑写于天宝十三载，距离贞元元年七十七年；鲁公被李希烈杀害时，距离此年还有三十二年，因此这是他四十五岁时所作，正是壮年书法，所以精神光彩焕发，时时流露姿态，却没有失去清远的意味。苏东坡说，鲁公这块碑上的字，字字都临摹逸少，虽然大小不相称，但气韵确实相同。考察王羲之曾为王脩书写《东方朔画像赞》，王脩死后，他的母亲把他生平最喜爱的这件作品放入棺中，由此可知王羲之的书迹已经很久没有流传了。所以常挺认为此帖是伪作，董广川也说是后人所作，假托逸少之名以求流传。如今看鲁公的后记说：“取其字大而可以长久流传，不再计较它工巧还是拙劣，自己深深谦抑。”这明明是自己书写的；而且它的文字与王羲之所书多有不同，足以断定并不是临摹王羲之的书迹。安世凤《墨林快事》说，这块碑很早就毁坏了，东明穆先生据古代拓本重新摹刻，所以“斯立”等字有很多讹误。据此说来，这块碑如今是重刻本；然而与《文选》所载原文相比，只有“弃俗”写作“弃世”，“神交”写作“神友”而已。此外完全没有讹字，不知道安氏所说的“多有讹误”究竟是指哪一种刻本？或许他所见的是南渡以后市集上出售的覆刻本，也未可知。碑首的两块额题都是鲁公所题。【缺】安氏称这十二字古雅峻拔，连李阳冰这样的高手也比不上，未免誉过其实。这件书法方正整齐，实际上不如李阳冰。我因为鲁公的篆书、隶书极少，所以把它一并临摹了。苏东坡用墨浓得像糊一样，说墨色必须深湛如同小儿的眼睛，才算好。古人写字，没有不用浓墨的。早晨起来就磨一升左右的墨，供一天使用。实际用墨时，只取墨的精华，抛弃其中的渣滓污秽，所以墨色鲜艳焕发，气韵深厚，经过数百年仍然黑如漆，余香也不消散。到了董文敏用画家的用墨方法写字，才开始崇尚淡墨。淡墨虽然一时显得韵味冲和优美，时间久了，却会昏暗无色。总的来说，他那种自矜自得的书法，终究也没有不用浓墨的，只是观赏者没有察觉罢了。考察《旧唐书》可知，杨国忠因恼怒鲁公不依附自己，便把他调出京城，任命为平原太守。平原距离范阳不远，是安禄山的东部属地。当时安禄山谋反的征兆已经萌发，鲁公借连日阴雨为名修筑城池，清点壮丁，储备粮食，却假装召集文士，在外池泛舟，饮酒赋诗。安禄山以为他只是个书生，轻视他，于是没有防备，最终被鲁公困住。这块碑立于天宝十三载，距离安禄山反叛只有一年。鲁公却如此认真地办理这件并不紧急的事务，大字书写，深深镌刻，唯恐来不及，想来正是当时饮酒赋诗的用意：明确向安禄山表示，书生所急于做的不过如此，使安禄山以为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然后才可以谋划大计。鲁公的用意深沉曲折，竟到了这种地步。千百年后观赏这块碑的人，只知欣赏它书法精美，哪里知道鲁公有些苦心是无法明说的呢？所以我特意把这一层意思揭示出来，使观看此碑的人应当把它直接同常山太守颜杲卿击杀叛贼的笏板相提并论，不能只把它看作书法作品。颜鲁公《送蔡明远叙》这件书法坚硬刚劲如铁，而用笔时正锋、偏锋交替运用，钗脚、屋漏痕的妙处几乎全都发挥出来了。黄山谷竭力追摹，也不能得到它的仿佛。我是什么人，竟敢放笔仿效它，岂不是太不自量了吗？考察年谱，乾元二年，鲁公五十一岁；六月，他从饶州调任升州刺史，充任浙西节度使兼江宁军使。升州就是江宁郡。鲁公给蔡明远的帖中提到“来江右中止金陵”等话，由此可知此帖应当作于这一年。鲁公在前一年十月任饶州刺史，明远便跟随他任事。如今来到江右，又承蒙他运送粮饷，千里转输不绝，鲁公深深感激他，所以写了这篇序。颜鲁公《送刘太冲叙》《刘太冲帖》用碧笺书写。宋代时为唐坰收藏，他曾对儿子说给米芾听，说此帖已经同智永《千字文》、柳公权等书法作品一起下葬了，那么世间已经没有这件帖了。然而董思翁的跋又说，此帖在赵中舍士桢家中，当时还有人暗中替王诜买走的说法，难道果真是被晋卿得到，所以流传到今天吗？米芾《书史》又说，唐坰将此帖视为才华不得志的作品，只得到“无邻”九字，便把它剪掉了。如今此帖中的九字完好无缺，唯独开头缺少五字，实在无法解释。大概唐人擅长钩摹，也许另有拓本，仍不能确定。颜真卿的书法大多遒劲古朴，钗脚、屋漏的趣味时时流露在行笔之间；唯独这篇叙格外秀润有姿态，是颜书中最为宜人的作品。我在京城时曾临过一本，因为不能得其神意，便毁掉了，又重新临摹。这篇序没有记载写作年代。考察序中有“秦淮顶潮”一句，又有“溪春水”的说法，也应当作于任江宁刺史时。鲁公于乾元二年六月从饶州调任江宁，第二年二月又被召任刑部侍郎，在江宁任职只有八个月，由此可知此序与《送蔡明远叙》同时，都是乾元二年所作。序中又说“昔在平原，拒胡羯而请与从事”，可知鲁公任平原刺史抵抗安禄山时，刘太冲确实参与并有功；而旧史只称清河客李萼，没有提到太冲。若没有这篇序，太冲的一段谋略几乎就湮没在千古之后了。由此可知，此序与太冲关系很大，并不只是移赠给他而已。这篇序用碧笺书写，碧笺适合用墨，所以在颜书中格外丰腴润泽。颜鲁公《乍奉辞帖》这件帖大概就是后来给蔡明远的帖中所说的那件；“乍奉辞”就是前一帖所谓“指期斯复”。“承已过埭”就是已经过了邵伯南埭。“惘然珍重”就是所谓“行李之间，深宜尚慎”。两边的语句彼此印证，意思正相同，可以一一指明核对。大概明远对鲁公有很大的功劳，所以在他离去时，鲁公这样反复叮咛，不能自已。鲁公为人坚刚如铁，但在朋友之间却极其委婉周到，因此可知千古以来真正的君子，没有不近人情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两〕 颜鲁公《乞米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