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云题跋卷二
唐僧怀仁集王右军书圣教序古良常王氏秘玩《圣教序》有明内府故物，天下行书第二，吾家法书第一。嘉靖间初归顾汝和中舍，有文五峰两跋；继归王酉室吏部，有文待诏、唐解元等跋。明季为孟津王觉斯所收，后归卞令之少司冦。司冦殁，家业中落，遂为吾友夏光禄金辂所得。康熙后壬寅秋八月，光禄病，持以质药，遂以白金百二十铢易之。碑凡一千九百有二字，剥蚀者七，微损者六，搨时糢糊及裱工剪损，余以金笔补之者又七，凡二十字，余皆完好无阙。赞曰：右军为书，凌今轹古；圣教一出，剧迹咸聚，仰配兰亭，有目共覩。维此宋本，圣教之冠，幽光油然，生香不断，数千百年，神明呵防，以及于余，罔有尘汚。亦愿寸灵黙持此帖，授受得所，永絶灰劫。即如仆身，享此帖焉，于万斯年。宣和书谱载：怀仁书二《圣教》居首。题语云：《圣教序》有二本，一褚遂良书，一则僧怀仁集羲之诸行字所成也。二本皆为后学宗楷，学羲之书者，必自怀仁始。黄长睿《东观余论》云：书苑言，唐文皇制《圣教序》时，都城诸释诿宏福寺，怀仁集右军行书勒石，累年方就，右军剧迹咸萃其中。今观碑中字，与右军遗帖所有者，纤微克肖，书苑之説信然。然近世翰林侍书辈多学此碑，学弗能至，了无髙韵，因是目其书为院体。由唐呉通微昆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学弗能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尝俗也。二书之推重如此。自唐以来，士林甚重此碑，匪直兴福寺、隆阐法师等碑为显效其体，即李北海、张司直、苏武功亦皆从此夺胎，自有院体之目。于是光熖遂杀，以故宋元以来，黄、米诸巨手皆弗道，乃独《宣和书谱》、黄长睿始为吐气耳。至有明宏正间，士大夫始复重此碑，购求一本，往往倾囊倒箧，以为难得，虽已断者购之，犹数十金。葢至于今，二三百余年，而《圣教》石刻遂至断阙剥蚀，几于无字可。寻矣，此本榻法精良，古香满纸，字画芒铩，纤毫毕具。自余在京时十余年，所见宋搨圣教凡百十本，未有及此者，信圣教中絶品也。按刘轲《大遍觉法师碑》：「▯奘俗姓陈氏，河南缑氏人，年十三出家于洛。隋季依髙祖于晋阳，贞观三年往游西域，得大乗等经六百五十七部。十九年还京师，勅就宏福寺翻译。二十年进所翻经表，请题序，序成于庆福殿，令宏文馆学士上官仪对羣僚读之。二十二年夏，髙宗又御制述圣记。十二月始自内出。髙宗咸亨三年建碑。自贞观廿二年至咸亨三年，凡歴二十五年，搜罗移搨，不知费几许工夫，几许心力，乃得完正。其前唯定武兰亭，文皇所刻自大内者，渊浑肃穆，风力少胜，其他一切右军石刻无与匹者。葢当时右军墨迹尽归内府，收藏既富，摹搨复工，冠冕艺林，模楷百代，有以也。」怀仁集圣教，以兰亭为主，而辅以官奴，其余增损裁成，悉以为准，故一一中规中矩，为千古行书之宗。董宗伯据舍利塔碑欵有「习右军书」之语，以为集之为习，正合，定为怀仁自运。窃谓怀仁若果能作如此书，便当逺出欧褚诸公上，不应寂寂无闻。乃观戏鸿所刻怀仁书两种，笔弱韵微，比于圣教，譬若珷玞之于美玉，不可同年而语矣。又况碑中字有相同者，有合成者，有拆开者，非出钩摹，必不能纤微惟肖如此。评者遂谓如许右军剧迹咸萃其中，不知右军之在唐初，犹文董之于今日，虽集十圣教，亦无不足。若以今日观右军论，故宜尔矣。圣教序不知断自何时，仆在京师，尝于闽中许氏借观赵文敏临本，凡断处字皆阙，则知自元以前葢已断矣。断者不足，言其未断者的为宋搨无疑也。余见未断本以百数，唯髙平杨氏、静海髙氏、北平胡氏、呉门缪氏所藏，铓铩宛然，足为圣教甲观。然比之此本，则如珷玞之于美玉矣。右军书登无上神品，圣教序为右军书中无上神品，此搨又圣教中无上神品。余家藏古搨三十余种，以此为长，行则随行，倦则作枕，从我所好玩而老焉。平生志愿足矣。欵称奉勅润色，乃润色经文，非润色其字也。当时既勅元奘就宏福寺翻译，遂下诏令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甫、杜正伦看阅，随事润色。葢恐译经时文义或有未安，故特勅于志宁等润色之。唐代事佛最谨，佛典特为矜重，故宰相必带译经润色使衔。至宋初犹因之未改。盲人不解此义，遂谓右军书法一坏于怀仁之钩摹，二坏于于志宁等之润色，岂不可笑。
译唐代僧人怀仁集王右军书《圣教序》。古良常王氏秘藏珍玩的《圣教序》，是明代内府的旧藏，天下行书中排名第二，我家法书中排名第一。嘉靖年间最初归顾汝和中舍所有，有文五峰的两篇跋语；后来归王酉室吏部所有，有文待诏、唐解元等人的跋语。明朝末年被孟津王觉斯收藏，后来归卞令之少司寇所有。少司寇去世后，家业衰落，于是被我的朋友夏光禄金辂所得。康熙以后壬寅年秋八月，光禄生病，拿它去抵押买药，我便用白金一百二十铢换得了它。碑上共一千九百零二字，剥蚀的七字，稍有损伤的六字，拓印时模糊以及装裱工剪损的，我用金笔补写的又有七字，共二十字；其余都完好无缺。赞语说：右军书法凌驾当今，超越古人；《圣教序》一出，最精妙的笔迹都汇聚其中，仰可与《兰亭序》相配，凡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见。只有这部宋本，是《圣教序》中最优秀的；幽深的光彩油然而生，古雅的香气不断散发。经过数千百年，仍有神明呵护，直到我这里，没有受到一点尘污。也愿我这点灵魂默默护持此帖，使它传授交接都能遇到合适的人，永远断绝灰劫。即使像我这样的人，能够享有此帖，也足以延续万年。——《宣和书谱》记载：怀仁所书的两种《圣教》，以此为首。题语说：《圣教序》有两个本子，一个是褚遂良所书，另一个是僧人怀仁集取王羲之的各种行书字迹编成的。这两个本子都被后来的学书者奉为楷模，学习羲之书法的人，一定要从怀仁本开始。黄长睿《东观余论》说：《书苑》中说，唐文皇撰写《圣教序》时，京城各寺的僧人推举怀仁；怀仁集取右军行书刻在石上，经过多年才完成，右军最精妙的笔迹都汇聚在其中。如今观看碑中字迹，与右军遗留下来的法帖相比，细微之处都极其相似，《书苑》的说法确实可信。然而近世翰林侍书一类人多学习这块碑，学不到它的境界，完全没有高雅韵致，因此把他们的书法称为“院体”。唐代吴通微兄弟已经有这种称呼，所以如今士大夫中欣赏此碑的人很少。但学不到境界，是因为学书者自己流于庸俗，碑中字迹本身从未庸俗。这两部书受到推重，就是如此。自唐代以来，士林非常看重此碑，不只是兴福寺、隆阐法师等碑明显仿效它的书体，就是李北海、张司直、苏武功也都从这里脱胎而出，自从有了“院体”这个名称，声势于是渐渐衰落。因此宋、元以来，黄庭坚、米芾等大书家都不再谈论它，只有《宣和书谱》和黄长睿开始替它伸张声誉。到了明代弘治、正德年间，士大夫才重新重视此碑，寻购一本，往往倾尽钱财和箱笼中的收藏来换取，虽是已经断裂的本子，买价仍达数十金。到如今，已经过了二三百多年，《圣教序》的石刻终于断裂残缺、剥蚀严重，几乎到了没有字可寻的地步【原文“无字可。寻矣”疑有脱误】。这一拓本拓法精良，古雅的气息充满纸面，字的锋芒和笔画细节都完整具备。我在京城十多年间，所见宋拓《圣教序》一百十多本，没有一本能赶上它，确实是《圣教序》中的极品。根据刘轲《大遍觉法师碑》记载：“玄奘俗姓陈，河南缑氏人，十三岁在洛阳出家。隋朝末年，他在晋阳依从高祖；贞观三年到西域游历，得到大乘等经六百五十七部。贞观十九年回到京城，皇帝下诏让他到宏福寺翻译经书。贞观二十年，他上表呈进所翻译的经书，请求撰写序文；序文在庆福殿写成，皇帝命宏文馆学士上官仪当着群臣宣读。贞观二十二年夏，高宗又亲自撰写《述圣记》。十二月，才开始从宫中传出。高宗咸亨三年建立此碑。从贞观二十二年到咸亨三年，共经历二十五年；搜集、摹写、转拓，不知耗费了多少工夫、多少心力，才得到完整正确的本子。在它以前，只有定武《兰亭序》以及文皇帝亲自在内府刻成的本子，深厚肃穆，风力稍胜于它；其他一切右军石刻都没有能够与它相比的。这是因为当时右军墨迹全都归入内府，收藏既丰富，摹拓又精工，成为艺林冠冕、百代楷模，是有原因的。” 怀仁集成《圣教序》，以《兰亭序》为主要依据，又以《官奴帖》作为辅助；其余字形的增减裁取，也全都以此为准，所以每一个字都合乎规矩，是千古行书的宗师。董宗伯根据《舍利塔碑》款识中“习右军书”这句话，认为“集”就是学习，正好相合，便断定是怀仁亲自运笔书写的。我私下认为，怀仁如果真能写出这样的书法，就应当远远超过欧阳询、褚遂良等人，不应当默默无闻。可是看《戏鸿堂帖》所刻的两种怀仁书法，笔力软弱、韵致微薄，同《圣教序》相比，就像珷玞之于美玉，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何况碑中字迹有些是相同的，有些是合成的，有些是拆开的；如果不是出于钩摹，就不可能做到这样细微而逼真。评论者于是说，许多右军最精妙的笔迹都汇聚在其中，却不知道右军在唐初，就如同文徵明、董其昌在今日一样，即使集成十部《圣教序》，也不会有所不足。若站在今天来评价右军，当然应当如此。《圣教序》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断裂。我在京城时，曾从福建许氏那里借看赵文敏临摹的本子，凡是断裂处，字都缺失了，由此可知元代以前大概就已经断裂了。残断本不足以说明问题；可以确定，未断裂的本子就是宋拓无疑。我见过未断本有数百本，只有高平杨氏、静海高氏、北平胡氏、吴门缪氏所收藏的几本，锋芒笔画依然宛然，足以作为《圣教序》的第一等本子。然而与这一部相比，就像珷玞之于美玉一样。右军的书法登上无上神品，《圣教序》是右军书法中的无上神品，而这一拓本又是《圣教序》中的无上神品。我家收藏古拓本三十多种，以这一部为最上乘；行走时就随身带着，疲倦时就拿来作枕头，按照自己的爱好把玩它直到老去。平生的志愿也就满足了。款识所说的“奉敕润色”，是润色经文，并不是润色书法。当时既然下诏令玄奘到宏福寺翻译经书，便又下诏让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甫、杜正伦等人阅读审校，随事加以润色。这大概是担心翻译经书时文义有不妥之处，所以特意下诏让于志宁等人润色。唐代奉佛最为谨慎，对佛典尤其重视，因此宰相必定兼任译经润色使。到宋初仍沿用这一制度，没有改变。盲目之人不懂这个意思，竟说右军书法一次坏在怀仁的钩摹，二次坏在于志宁等人的润色，难道不可笑吗？
集右军书为碑者，自唐以来不可一二数。若呉文断碑、绛州夫子庙碑、周孝侯碑，皆絶有名于时。唯呉文碑风力遒隽，为不失右军手意，余者皆不足观。然呉碑虽摹搨至精，而严谨有余，风度不足。比于圣教，则气象之大小相悬千里矣。当时去右军未逺，真迹捆萃极于天府，又得怀仁妙手，积二十余年之工，宜其直入神解，足称右军嫡嗣。下此相去滋逺，但从石本摹取，辗转移搨，愈逺而愈失真矣。郭引伯称圣教谓较定武兰亭相去千里，不免推许太过。定武瘦不賸骨，肥不賸肉，和明肃括，无美不臻，为右军石刻第一。圣教风神朗畅，过于定武，然所以不及定武者，正在此矣。此中消息，未可明言，非心解人，未易窥此秘者。至于南宋兰亭诸刻，以及淳化大观，方之圣教，譬犹髙曾之视子孙，尊卑阔絶，不敢仰视矣。定武兰亭，因山谷老人一语，遂自宋至今，珍逾拱璧。圣教以有院体之目，终宋之世，无齿及者。然定武名重当时，至万方氊蜡，千手覆刻，了乏形似。当南宋时，石已毁废，不可究诘。圣教序至今岿然，犹在闗中。天假院体一语，为千载留神迹，嘉惠后学，泃不可谓不幸。然自明以来，锤击之声，昼夜不絶，行且剥落，殆尽为今日之定武兰亭矣。慨念神迹日湮，得此墨王，焉敢不倍加珍重？兰亭覆刻，南宋以来，多至数千；圣教才数十种耳。然兰亭虽转相摹仿，数百年来，人皆珍之。独圣教覆本，了乏胜趣，良由兰亭千载矜重，摹刻时不敢苟且，故至今无下搨。圣教则唯贾人率意重刻，为衣食资，既乏胜情，又鲜妙手，所以笔趣顿置，了不足观。又兰亭定武本存于世者絶少，但得旧搨，便交相矜尚。圣教宋本往往多在人间，虽有佳刻，亦不为重，况刻又不佳乎？圣教真伪，至难辨鉴。赏家多以「深」字「水」傍作两啄者，目为原本。然吾见覆本多矣，其「水」傍作两啄者，亦不少。以此定真伪，究不足据。惟佛道崇虚，「道」字首二笔中断，遍检覆刻，皆絶无有。以此为定，百无一失。要之，此亦只为初学者立法耳。看得熟时，便一展卷如别黑白，正不俟研同索异始能识别也。往在京时，客有持宋经生书《圣教序》来者，末有《圣教后记》载有▯奘求序表、谢序表及文皇两手勅其序▯奘颠末，与刘轲所撰《大遍觉法师碑》不异，辄命蒋生师渊録之。已而又谓师渊：「若以此仿怀仁之集右军书，以丽《圣教》之后，亦足为翰墨一竒。」师渊于是博搜遍考，竭两月移搨之力乃就。时余方患赤眼，连绵数载未得临写。及眼病少已，而余改官吏部，朝夕承事乾清门，又不暇以为。然辄以笔砚携入官署，但有一隙便精意作数十字，积力久之乃以成册，携之而南。过淮隂，程生莼江、茘江以为得未曾有，遂为余勒石而攫墨本以去。还念前劳，不忍遽舍，附记于后。要之，亦一段胜事矣。氊蜡之法，宋时最精。往见俨斋大司农家所藏《大观帖》数本，墨光如鉴，古香满纸，叹为帖中墨王，唯余此本足相妃匹。屈指平生所见宋搨古帖，不下千种，皆无有及此者。曩年刻得米老《西园雅集记》，自以宣徳镜光牋、小华山人龙柱墨，穷日之力，氊搨六十余次，自意致精，及较此搨，尚觉墨色浅淡，即其他更不足论已。旧史《▯奘传》▯奘年五十六，以显庆六年卒。显庆六年，即龙朔元年也。由龙朔元年上推五十六，当生于隋炀帝大业二年。刘轲《三藏法师塔铭》则云：▯奘十三出家，显庆五年二月五日卒，年六十九。由显庆五年上推六十九，当生于隋文帝开皇十二年。以仁寿四年出家，唐髙祖武徳元年乃从髙祖于晋阳。太宗贞观三年，自请于帝往游西域，于时年三十八。歴十七年，以贞观十九年还京师，年五十四。又十五年，当髙宗显庆五年，年六十九，卒于故玉华宫肃成院。其徒令检以三藏传记，请为塔铭，比于史书，故当无误可据。若据史书五十六年之语，则十三出家当在髙祖武徳元年，与其所称大业末出家者，自相矛盾矣。文皇之序降于贞观廿二年八月。文皇以是年二月幸玉华宫，十月乃还，则此序自玉华宫出也。又塔铭称天皇大帝居春宫，以廿二年夏六月制述圣记，则亦当以八月同降自玉华宫，故于述圣记之末总而记之曰贞观廿二年八月三日内出也。
译集取右军书法刻成碑的，自唐代以来多得无法一一计数。像吴文断碑、绛州夫子庙碑、周孝侯碑，都在当时极有名声。只有吴文碑风骨劲健秀逸，还没有失去右军亲笔的意趣；其余的都不值得观看。然而吴碑虽然摹拓精细，却严谨有余而风度不足。与《圣教序》相比，气象大小相差千里。当时距离右军的时代还不远，真迹大量汇聚于天府，又有怀仁这样的高手，积累二十多年的功力，当然能够直接进入神妙境界，足以称为右军的嫡传后嗣。再往下的作品与它相距越来越远，只能从石刻本上摹取，辗转传拓，越传越远，也就越失去真实面貌。郭引伯称《圣教序》比定武《兰亭序》相差千里，未免推许定武《兰亭序》过分了。定武本瘦不剩骨，肥不剩肉，平和而严肃整饬，各种美处无不具备，是右军石刻中的第一。论风神，《圣教序》明朗流畅，超过定武本；但它之所以不如定武本，恰恰就在这里。其中的微妙之处，不可以明白说出；不是内心真正领会的人，很难窥见这个秘密。至于南宋《兰亭序》的各种刻本，以及《淳化阁帖》《大观帖》，拿来同《圣教序》相比，就像高祖父看待子孙，尊卑相差悬殊，根本不敢抬头仰视。定武《兰亭序》因为山谷老人一句话，从宋代直到今天，珍贵得超过拱璧。《圣教序》由于被冠以“院体”的称呼，整个宋代都没有人把它放在眼里。然而定武本当时名声虽重，后来却被四面八方用毡蜡摹拓，又被千百人翻刻，已经完全失去形似。南宋时石碑已经毁坏废弃，无法查考。《圣教序》至今仍巍然存在，还在关中。上天借“院体”这个说法，使神迹留存千年，嘉惠后学，实在不能说不是幸运。然而自明代以来，锤击声昼夜不停，碑石将要剥落殆尽，恐怕很快就会成为今天的定武《兰亭序》了。想到神迹日渐湮没，得到这件“墨王”，哪里敢不加倍珍重？《兰亭序》的翻刻本，自南宋以来多达数千种；《圣教序》才有几十种。然而《兰亭序》虽然被辗转摹仿，几百年来人们都珍视它。唯独《圣教序》的翻刻本完全缺乏优胜的趣味，实在是因为《兰亭序》千年来受到珍重，摹刻时不敢草率，所以直到今天也没有低劣的拓本。《圣教序》则只有商人任意重刻，作为谋生的资本，既缺少高妙的情致，又少有技艺精湛的人，所以笔墨情趣顿时丧失，完全不值得观看。又因为流传于世的定武《兰亭序》本极少，只要得到旧拓本，人们便互相夸耀推重。《圣教序》的宋本往往还有很多流在人间，即使有佳刻，也不受重视，更何况刻得不好呢？《圣教序》的真伪，极难辨别鉴定。鉴赏家多认为“深”字的“水”旁写成两个撇点的，便是原本。然而我见过许多翻刻本，其中“水”旁写成两个撇点的也不少。以此来判断真伪，终究不足为凭。只有因为佛道崇尚虚空，“道”字开头的两笔中间断开，这种写法遍查翻刻本都绝无仅有。用这一点来判定，百无一失。总之，这也只是给初学者立下的辨别方法罢了。看得熟练之后，一展开卷轴便能像辨别黑白一样看出真伪，根本不必等到仔细研究异同之后才能识别。从前在京城时，有客人拿着宋代经生书写的《圣教序》来，末尾有《圣教后记》，记载玄奘请求撰序的表文、谢序表，以及文皇帝亲笔写的两道诏令，叙述玄奘始末，与刘轲撰写的《大遍觉法师碑》没有不同。我立即命蒋生师渊把它抄录下来。不久又对师渊说：“如果用这篇文字仿照怀仁集取右军书法的办法，续在《圣教序》后面，也足以成为翰墨中的一件奇事。”师渊于是广泛搜集、遍加考订，用了两个月摹拓的工夫才完成。当时我正患红眼病，连续多年不能临写。等眼病稍微痊愈，而我又改任吏部官职，早晚在乾清门供职，也没有空闲来做这件事。但我总是把笔砚带进官署，只要有一点空闲，就专心写几十个字，长久积累功力，终于装订成册，带着它南行。经过淮阴时，程生莼江、荔江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作品，于是替我刻在石上，并抢去墨本带走。回头想到此前的辛劳，不忍心立即舍弃，便把这些情况附记在后面。总之，这也算是一段美事了。用毡蜡摹拓的方法，宋代最为精良。从前我见过俨斋大司农家收藏的几部《大观帖》，墨光像镜子一样明亮，古雅气息充满纸面，叹为帖中“墨王”；只有我这一本足以与它相匹敌。屈指计算平生所见的宋拓古帖，不下千种，都没有能够赶上这一部的。前些年刻得米老《西园雅集记》时，我特意用宣德镜光笺和小华山人龙柱墨，耗费整日的工夫，用毡蜡摹拓六十多次，自以为已经精到；等到拿来同这部拓本比较，仍觉得墨色浅淡，其他拓本更不值得一提了。旧史《玄奘传》说，玄奘五十六岁，于显庆六年去世。显庆六年就是龙朔元年。由龙朔元年向上推五十六年，应当生于隋炀帝大业二年。刘轲《三藏法师塔铭》却说：玄奘十三岁出家，显庆五年二月五日去世，享年六十九岁。由显庆五年向上推六十九年，应当生于隋文帝开皇十二年。玄奘在仁寿四年出家，唐高祖武德元年才在晋阳依从高祖。太宗贞观三年，他亲自向皇帝请求前往西域游历，当时三十八岁。经过十七年，于贞观十九年回到京城，五十四岁。再过十五年，到高宗显庆五年，六十九岁，在旧玉华宫肃成院去世。他的弟子令检拿三藏传记请求撰写塔铭，和史书相比较，因此应当没有错误，可以据此为准。如果依据史书中“五十六岁”的说法，那么玄奘十三岁出家就应当在高祖武德元年，这与传记所说在大业末年出家相互矛盾。文皇帝的序在贞观二十二年八月颁下。文皇帝当年二月前往玉华宫，十月才返回，那么这篇序就是从玉华宫颁出的。塔铭又说天皇大帝居于春宫，于贞观二十二年夏六月撰写《述圣记》，那么这篇序也应当在八月一同从玉华宫颁下，所以在《述圣记》的末尾总记说：“贞观二十二年八月三日从宫中颁出。”
又本传显庆元年奉勅润色经文者凡六人，碑只五人，无杜正伦。本传又有助加翻译三人，碑亦无之，当由史误。序记虽皆有总，将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译布中夏之语。然当贞观时所翻经论尚未就，惟《西域记》十二卷先成。文皇及髙宗先作记序，赐之。显庆初乃更令于志宁等详加润色，踵而成之耳。翻经润色皆由奉勅集书，则怀仁所自为，故自贞观廿二年至咸亨三年，歴二十五年乃成，不称奉勅也。后记不知出自何人手，葢亦唐人所作，宋经生所书。余以康熙六十年见自京师，中有▯奘求序表、谢序表及文皇两勅皆世所未有。因属蒋生师渊，仿怀仁例集右军书，经年乃就。及余司封吏部，官居多暇，乃临一本以之，而南过淮隂程生莼江，取以勒石，乃更临一本藏之。王右军快雪帖右军《快雪帖》，米老所收与赵魏公所跋各是一本，虽字迹相同，要之定非一帖，不独赵本下有「君倩」二字为可证其非是也。又董思白言，《快雪帖》相传为右军正书，此在真行之间，米亦有此论，则《快雪帖》已有三本矣。果据何者是乎？正书旧有以《霜寒帖》误作《快雪》之语，可不复论。米、赵两本，必有唐人双钩一本，以其廓填精妙，不可辨识，故米、赵二公据以为真耳。王右军裹鲊帖裹鲊帖乃右军晚年书，笔力沈劲，独最他帖。故薛绍彭赞有「右军为书暮年更妙，裹鲊一出众帖咸少之」语。真迹在北平孙少宰承泽家，刻石知止阁。又雍正二年承事乾清门竹斋佟太保示余赵文敏所临三本：一欵「子昂」，二欵「松雪道人」，三帖皆精妙，几可夺真。遂发兴以孙氏所刻真迹临得一纸，以赵本临得三纸。三年夏，京师霖雨，公事毕，一步不能出，杂取旧纸以意书之，聊用破闷，凡二百许纸。四年南还，于扬州凃氏借观宝晋宋本，后刻薛绍彭赞及米元章札，极精妙，又临一纸。余于裹鲊帖爱之深而学之笃如此，既自笑而行，自喜也。帖凡一十八字，致君上玩其笔法，当是今字。朱竹垞释作「一一」作一十九字，误也。十八字凡五句：「裹鲊味佳」句，「今致君」句，「所须可示」句，「勿难」句，「当以语虞令」句。言裹鲊味致佳，今以致君。若复须此，可更示我，勿欲之而不言也。难当如忿，斯难之难，去声。当以语虞令者，言不特我致君，并当以语上虞令，亦致君也。古人短札，古雅简到，乃如此。若出今人手，不知费如许纸笔矣。王大令洛神十三行此梁谿安氏所藏唐摹墨迹，卲曾训别以油笺摹得一纸。余从京师见之，离方遯圆，不守绳墨，而自作胜概，全得禊序妙处。定从子敬真本勾取得之。唐人为法度所窘，不能及也。或者目为褚公所临，褚公天材超越，其摹禊序可谓具体而微。及其自运，则但有右军之一体尔。此本变化诡异，意在法外。谓褚公所摹，则可谓；褚公所临，则不可。十三行传本不一，要未有能及此者。此有天工，正未可以人力争也。今安氏真本久已失去，余仅从卲本摹之。
王大令论谢太傅表大令此表世罕传本，唯卞司冦所刻帖中有之。当时唐搨本在其家，曾于京师瞥得一见，忽便持去，心甚恨之。今对刻帖追摹一本，亦略得其意。王大令桓山残碑大令桓山碑，止存六字。潘驸马跋以为桓温破姚襄是也。晋穆帝永和十二年秋八月，桓温破姚襄于伊水，遂至洛。时晋偏安江左，桓温此举中原有克复之机，功莫大焉。树碑颂之，固其宜也。索靖月仪章李嗣真曰：「靖有月仪三章，观其趣尚，大为遒竦。米元章谓月仪不能佳，只唐人耳，无晋人气格。董广川所得十一章，称其笔画劲密，他人不能睥睨，殆唐人临写近似。黄长睿亦以月仪为赝物。余窃以月仪为幼安真迹者，固非以为唐人书者，亦过。观其文字卑靡，殆齐梁间人所为。即其书虽乏晋人澹古风韵，亦无唐人方幅气习，亦应出齐梁间人手。余曾见齐梁碑刻数十种，笔法峭劲，形貌虽不同，精神正与此合。以其近似靖书，故目以为靖耳。」
译本传又说，显庆元年奉诏润色经文的共有六人，碑文只列五人，没有杜正伦。本传又说有三人协助翻译，碑文中也没有他们，应当是史书记载有误。序文和记文虽然都概括说玄奘将三藏要文六百五十七部翻译传播到中原，但在贞观年间所翻译的经论还没有完成，只有《西域记》十二卷先行完成。文皇帝和高宗先后撰写记文、序文，赐给玄奘。显庆初年，才又命于志宁等人详细加以润色，随后完成罢了。翻译经书和润色经文都由奉诏集书完成，因此怀仁是自行集字；所以从贞观二十二年到咸亨三年，经历二十五年才完成，不能称作“奉敕”。后记不知出自谁人之手，大概也是唐人所作，由宋代经生书写。我在康熙六十年从京城得到它，其中有玄奘请求撰序的表文、谢序表以及文皇帝的两道诏令，都是世上从未见过的。因此我托付蒋生师渊，仿照怀仁集字的方式集取右军书法，经过一年才完成。等我主持吏部事务，官署中较为空闲，便临摹了一本带在身上，向南经过淮阴时，程生莼江取去刻在石上，于是我又临摹了一本收藏起来。王右军《快雪帖》。右军《快雪帖》，米老收藏的本子和赵魏公题跋的本子各是一本，虽然字迹相同，但总的说来一定不是同一帖；不只是赵本下方有“君倩”二字，可以证明它不是同一本。董思白又说，《快雪帖》相传是右军的正书，而这一帖介于真书和行书之间，米老也有这种说法，那么《快雪帖》已经有三个本子了。究竟应当以哪一个为真呢？过去有人把《霜寒帖》误作《快雪帖》，这件事可以不再讨论。米、赵两本，必定有一部唐人的双钩本，因为廓填精妙，无法辨识真伪，所以米、赵二公都据此把它当作真迹。王右军《裹鲊帖》。《裹鲊帖》是右军王羲之晚年的书迹，笔力沉着遒劲，尤其胜过他的其他法帖。所以薛绍彭称赞说：“右军写字到了晚年更加精妙，《裹鲊帖》一出，其他法帖都显得逊色了。”真迹在北平孙少宰孙承泽家，刻石藏于知止阁。雍正二年，承事乾清门的竹斋佟太保给我看赵文敏所临的三本：一本署名“子昂”，一本署名“松雪道人”，三帖都精妙，几乎可以乱真。于是我兴致大发，依据孙氏所刻的真迹临写一纸，又依据赵氏临本写了三纸。雍正三年夏天，京师连日大雨，公事办完后，一步也不能出门，我杂取旧纸，随意临写，姑且用来排遣烦闷，总共写了二百多纸。雍正四年南归，在扬州向凃氏借观宝晋斋所藏的宋本，后面刻有薛绍彭的赞和米元章的札，极其精妙，于是又临写了一纸。我对《裹鲊帖》喜爱深切、学习勤苦，到了这种程度，既不免自嘲，却又自得其乐。此帖共十八字，给君上观赏它的笔法，应当是“今”字。朱竹垞解释为“一一”，因而作十九字，这是错误的。十八字共分五句：“裹鲊味佳”一句，“今致君”一句，“所须可示”一句，“勿难”一句，“当以语虞令”一句。意思是说：裹鲊味道很好，现在把它送给您。如果还需要这种东西，可以再告诉我；不要想要它却不说。 “难”应当读作如“忿”字的声调，即“难”字读去声。“当以语虞令”的意思是，不只是我送给您，还应当把这件事告诉上虞令，也就是把裹鲊送给您。古人的短札，古雅简约，能够简练到这种程度。若出自今人之手，不知要耗费多少纸笔了。王大令《洛神十三行》。这是梁谿安氏收藏的唐摹墨迹，卲曾训另外用油笺摹写了一纸。我在京师看到它，笔势离方遁圆，不拘守规矩，却自成高妙境界，完全得到了《禊序》的精妙之处。它一定是从王子敬的真迹勾摹出来的。唐人受法度拘束，不能达到这种境界。有人把它看作褚公所临；褚公天资超凡，他所摹写的《禊序》可以说形神兼备而规模略具。至于他自己运笔创作，则只有右军的一种体势罢了。这一本变化诡奇，意趣在法度之外。说是褚公所摹，可以这样说；说是褚公所临，则不可以。流传的《十三行》版本不止一个，但还没有能赶上这一版的。这其中有天工之妙，实在不是人力可以争胜的。如今安氏真本早已失传，我只能依据卲本摹写。王大令《论谢太傅表》。王大令这篇表文，世上很少有传本，只有卞司寇所刻的法帖中保存着它。当时唐搨本在卞氏家中，我曾在京师偶然看见一眼，随即被拿走，心里非常遗憾。现在对着刻帖追摹了一本，也略微体会到它的意趣。王大令《桓山残碑》。王大令的《桓山碑》只剩下六个字。潘驸马在跋文中认为，这是桓温击破姚襄的纪功碑。晋穆帝永和十二年秋八月，桓温在伊水击破姚襄，于是进至洛阳。当时晋朝偏安江左，桓温此举使中原有了收复的机会，功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立碑颂扬他，本来就是适宜的。索靖《月仪章》。李嗣真说：“索靖有《月仪》三章，观察它的情趣和气势，非常遒劲峻拔。米元章认为《月仪》写得不好，只像唐人作品，没有晋人的气格。董广川得到十一章，称赞它的笔画劲健紧密，别人无法与之相比，大概是唐人的临写近似本。黄长睿也把《月仪》看作赝品。我私下认为，把《月仪》说成幼安索靖的真迹，固然不对；把它说成唐人书法，也同样过头。看它的文字卑弱靡俗，大概是齐梁时期的人所作。即使它的书法缺少晋人淡雅古朴的风韵，也没有唐人方整拘谨的习气，也应当出自齐梁人的手笔。我曾见过齐梁碑刻几十种，笔法峭劲，虽然形貌不同，精神却正与此相合。因为它近似索靖的书法，所以才题名为索靖作品罢了。”
杨义和内景经右临本晋杨羲字义和《黄素》《黄庭》真迹，曩为呉郡韩敬堂宗伯所藏，吾家损庵先生借摹入《郁冈帖》。康熙丙申三月，余得自京师，辛丑五月以赠吾友江西裘鲁青者也。按陶隠居《真诰》《翼真检》云：「晋哀帝兴宁二年，太嵗甲子，紫虚元君上真司命南岳魏夫人下降丹阳句曲山，以上清真经授弟子琅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杨义，使作▯字写出，以传防军长史句容许穆并弟三思上计掾二▯许，又更起写脩行得道。」宋徽宗题为王羲之书黄。长睿《东观余论》云：逸少以晋穆帝升平五年卒，是在嵗之辛酉，后二年为哀帝兴宁二年甲子，始降《黄庭》于世，安得逸少豫书之？故米芾以为六朝人书，赵孟頫直目为杨羲书。吾家损庵亦云：若非杨君始写之本，即是许掾重书。然究不能定为何氏之作。按《真诰》云：三君手迹，杨书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细。大较虽祖效郄法，笔力规矩，并于二王。掾书乃学杨，而字体劲利，偏善写经。长史章草乃能，而正书古拙，故不写经也。今此经字体闲旷，飘飘有仙气，与二许劲利古拙者不合。隠居所谓「不古不今，乃正得之」，定当为义和书。《述书赋》称其「方圜自我，结搆遗名，如舟楫之不系，混宠辱以若惊」。故董其昌大书正名曰「晋上清真人杨羲，字义和书」，以神仙之迹，不系时代，直置右军之前，推重可谓至矣。独惜其未勒全文耳。曩真迹在余处时，曾嘱蒋生师渊摹一本，今以摹本追拟真迹临之，知褚登善书法渊源于此，大是有防尔。梁瘗鹤铭图【以今现存字图之】江隂真宰丹阳外仙尉【夆】山真君真侣瘗尔 亠洪流前固臿，爽垲势掩，华亭爰集。唯髣髴事亦防 厥土唯宁波荡相此胎禽 芈表留山之下，仙家石旌事，蒃铭不朽，词曰未遂吾羽 也乃 以▯黄朱上白董广川书跋载南阳张嶨字子厚所记瘗鹤铭，计其完书葢九行，行之全者率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预焉。余按，既首尾不预，则叙三行，铭四行，仅七行耳。九字葢误。今如张所记，以二十五字为准，第一行阙二十字，第二行阙一十六字，第三行末原文短二字，仅阙九字，第四行阙一十七字，第五行阙一十三字，第六行阙一十六字，第七行原文六字，今存四字，仅阙二字。总计存字八十，阙字八十有九，共一百六十有九字。要之，此亦只按其位次约畧计之，当时就石书铭字之疎密葢不可知，究未可据以为定也。
译杨义和《内景经》。右边这一本，是临写晋代杨羲、字义和的《黄素》《黄庭》真迹的本子。从前为吴郡韩敬堂宗伯收藏，我家损庵先生借来摹写，收入《郁冈帖》。康熙丙申年三月，我从京师得到它；辛丑年五月，把它赠给我的朋友江西裘鲁青。考查陶隐居《真诰》《翼真检》说：“晋哀帝兴宁二年，太岁甲子，紫虚元君、上真司命、南岳魏夫人降临丹阳句曲山，把《上清真经》授给弟子琅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杨羲，让他用隶字写出，传给防军长史、句容人许穆，以及他的弟弟三思、上计掾二许，又重新起笔书写，以求修行得道。”宋徽宗题作王羲之书写的《黄庭》。长睿《东观余论》说：王逸少在晋穆帝升平五年去世，那一年是辛酉；两年以后才是哀帝兴宁二年甲子，《黄庭》这时才降示于世，怎么能说是王逸少预先写成的呢？所以米芾认为这是六朝人的书法，赵孟頫则直接题为杨羲所书。我家损庵也说：如果不是杨君最初写的本子，就是许掾重新书写的本子。然而终究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人的作品。考查《真诰》说：三人的手迹中，杨羲写得最好，不古不今，能大能小。大体上虽然祖法郗氏，笔力和规矩都与二王相近。许掾的书法是学习杨羲的，但字体劲利，尤其擅长写经。长史擅长章草，正书却古拙，所以不写经。如今这部经的字体闲适疏宕，飘然具有仙气，与两位许氏的劲利古拙不相符合。陶隐居所谓“不古不今”，正是说中了它，所以一定是义和所书。《述书赋》称赞他“方圆任我，结体超越名迹，如船舟不受系缚，把荣辱混同而心若受惊”。因此董其昌大书题名为“晋上清真人杨羲，字义和书”，认为这是神仙的遗迹，不受时代限制，直接置于右军之前，推重可谓达到极点了。只是可惜它没有把全文刻下来。从前真迹在我这里时，我曾嘱托蒋师渊摹写一本。如今我依据摹本追摹真迹，才知道褚遂良的书法渊源就在这里，真是大有根据了。梁代《瘗鹤铭》图【按照现在保存的字迹绘图】。江阴真宰。丹阳外仙尉。【夆】山真君。真侣把你埋葬。 亠 洪流前面本来坚固，地势高爽平整，华亭于是聚集。只隐约可见，事情也微 那土地只有宁静而无波荡。观察这只仙鹤 芈表留下。在山的下面，是仙家的石碑，镌刻铭文永垂不朽，铭文说：没有实现我的飞翔 也于是 用玄黄。朱。上白。董广川的书跋记载，南阳张嶨、字子厚所记《瘗鹤铭》，按推算完整的碑文大概有九行，每一整行通常二十五字，但首尾不计在内。我考察后认为，既然首尾不计，那么叙文三行、铭文四行，就只有七行；所谓九行大概是错误的。现在依照张氏的记载，以每行二十五字为标准：第一行缺二十字，第二行缺十六字，第三行末尾原文少二字，只缺九字，第四行缺十七字，第五行缺十三字，第六行缺十六字，第七行原文六字，如今保存四字，只缺二字。总计保存完整字八十个，缺字八十九个，共一百六十九字。总之，这也只是按照字的排列位置大略推算；当初在石上书刻铭文时，字的疏密大概无法知道，终究不能据此作为定论。
瘗鹤铭考瘗鹤铭》旧在焦山西南观音庵下滨海崩崖乱石间，春夏水涨，石没不可搨，秋冬水落，始可摹取。康熙壬辰冬，陈沧洲使君闲居京口，徙置山上。千年古迹，久淹于蛟宫鼍穴者，一旦复出人间。然存字无几，又前人考证亦复互有同异。今以出水所存字为准，其已经剥蚀转相传疑者，各以次具列，疑以存疑，葢其慎也。文左行题名一行，譔书名号一行，序三行，铭四行，后欵三行，凡一十二行。原文就崖书石，故其行之疎密，字之多寡大小，俱不整齐。又嵗久磨灭，不可知其字数。宋邵资政以来诸公，以意考证，次为全文，究竟是非莫辨，皆所谓不知而作，吾无取也。原石凡四凷，左第一凷二行全，字四半字二；中上一凷六行全，字二十五半字四；中下一凷三行全，字十六半字一；右一凷三行全，字十一半字二。原刻凡六十有五字，左下一凷宋人补刻三行全，字十四半字一，凡一十五字。今共存全字七十，半字十，凡八十字。第一行前人考次大书《瘗鹤铭》三字，稍偏左，旁注有序二字，凡五字。张力臣本“鹤”字犹存，今全阙。第二行，前人考次，华阳真逸譔《上皇山樵书》凡十字，分两截，低四五字书。张力臣本犹存「譔」字、「上皇」字，今唯「上」字全，「皇」字存上半。序三行，前人考次，互有同异，不可定其字数。第一行，金山经▯本，鹤寿不知其纪，下阙一字。邵资政张子厚本，壬辰嵗得于华，下阙一字。张力臣本，上半原刻犹存，“嵗得于华”四字，下半宋人补刻犹存，“亭甲午嵗化于朱方天其十字”。今本上四字，“华”字未阙，下十字止存一“朱”字。第二行，卲资政张子厚本，“未遂吾翔”下阙一字，“奚夺”下阙一字。金山经庋本，“奚夺”下有“余仙鹤”三字。张力臣本，中上石犹存，“未遂吾翔”四字，下半宋人补刻犹存，“之遽也乃裹以▯黄之币藏于兹”十三字。今本上四字，“翔”字不全，下十三字止存“也乃以▯黄”五字。第三行，卲资政张子厚本，“仙家无”下阙四字。辍耕録作“仙家无隠”，金山经庋本并无“仙家”二字，竟作“故立石旌事”。今“仙家”二字现存，经庋本误。又邵资政张子厚本，“我下竹头”字不全，下邵作“故立石旌事篆铭不朽”，张作“旌其事”。今“旌事篆铭”四字现存，张本误。张力臣本，中上石犹存，“山之下仙家”五字，下半宋人补刻犹存，“故立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十一字。今本上五字如旧，下少“故立”二字，仅存九字耳。铭四行，前人考次异同，尤多不可究诘。金山经庋本更颠倒错乱，不足论。第一行相此胎禽四字现存，邵资政本作「相彼胎禽」，误。又邵资政、张子厚本「浮丘」下阙二字，「言尔」下阙五字，「去鼓」下阙一字，「表留」下阙二字。辍耕録「浮丘」着经下作「乃征前事」，我传尔铭，余欲无言，尔其藏灵。陈氏玉烟堂本作「乃征前事出于上真」，余欲无言，纪尔嵗辰，俱不足据。张力臣本中上石犹存「相此胎禽」浮丘六字，下半犹存「华表留形义」五字。今本上半止有五字，无「丘」字，下半「华」字不全，止存「留表」二字。第二行邵资政、张子厚本「解化」下阙五字，「厂」字不全，下又阙五字。张本作阙一字，「微」▯下邵张本俱有「尔将何之」。解化六字，辍耕録竟作「解化唯宁」。今「唯宁」上「厥土」字现存，辍耕録误。金山经庋本「微防」下有「西竹法里宰耳嵗辰鸣语」。解化「浮丘去莘左取曹国右割荆门」六句，不唯臆造无据，并与原石地位多寡亦迥不相符。而张力臣以「左取曹国」四字补「右割荆门」上，汪退谷以「西竹法里」四字补「厥土唯宁」上，皆属臆造，不足据。张力臣本中上石犹存「唯髣髴事亦微」六字，下半犹存「厥土唯宁后荡」六字。今本上半「微」字不全，余如旧。第三行石本「洪流」二字现存，邵资政作「洪波」误。「扃石」下邵张本俱作五字不全，又阙八字。金山经庋本作「我欲无言尔也何明」，辍耕録作「右割荆门歴下华亭」皆不足据。玉烟堂本作「未下华亭」亦无考。今石本「华亭」上「爽垲势掩」四字现存，知邵张诸本之皆误也。汪退谷以「左取曹国右割荆门山隂爽垲」十二字为原石定位，亦是臆説。辍耕録以「爰集」作「奚集」乃笔误，不足辨。张力臣本中上石犹存「洪流前固重」五字，下半犹存「爽垲势掩华亭爰集」八字。今本上半存「洪流前固」四字，「重」字不全，下半如旧。第四行邵资政、张子厚本「瘗尔」下阙两字，注云或但止于此，未可知。金山经庋辍耕録诸本，皆有作“铭”二字。按文义，此当是至经庋本作“铭”，下有宜直视之。唯将进宁二句，荒谬尤甚。张力臣本止存“真侣瘗尔”四字耳。“尔”字不全，今本同。
译《瘗鹤铭考》。《瘗鹤铭》旧时在焦山西南观音庵下面、临海的崩崖乱石之间。春夏水涨，石碑被水淹没，无法拓印；秋冬水落，才可以摹拓。康熙壬辰年冬天，陈沧洲使君闲居京口，把它迁置到山上。千年的古迹，长期淹没在蛟宫鼍穴之中，一旦重新出现在人世间。然而保存下来的字已经不多，前人的考证也彼此有同有异。现在以出水后保存的字迹为准，那些已经剥蚀、辗转传抄而产生疑问的字，各按次序列出；有疑问的姑且保留疑问，大概是出于谨慎。碑文左边有题名一行，撰书名号一行，序文三行，铭文四行，后款三行，共十二行。原文是在崖壁上直接书写刻石，所以各行的疏密、字数以及字体大小，都不整齐。又因年代久远而磨灭，无法知道原有字数。自宋代邵资政以来，诸公凭自己的意思考证，编次成全文，究竟谁是谁非无法辨明，都是所谓“不知道却强作解释”，我不取这种做法。原石共四块：左边第一块完整保存两行，有完整字四个、半字二个；中上第一块完整保存六行，有完整字二十五个、半字四个；中下第一块完整保存三行，有完整字十六个、半字一个；右边一块完整保存三行，有完整字十一个、半字二个。原刻共有六十五字，左下第一块由宋人补刻，完整保存三行，有完整字十四个、半字一个，共十五字。现在合计保存完整字七十个、半字十个，共八十字。第一行，前人考订后大书《瘗鹤铭》三字，位置略偏左，旁边注有“序”二字，共五字。张力臣本“鹤”字尚存，如今完全缺失。第二行，前人考订为“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共十字，分成两截书写，后四五字的位置较低。张力臣本还保存“撰”字和“上皇”二字，如今只有“上”字完整，“皇”字只保存上半部。序文三行，前人的考订彼此有同有异，无法确定字数。第一行，金山经庋本作“鹤寿不知其纪”，下缺一字；邵资政张子厚本作“壬辰岁得于华”，下缺一字。张力臣本上半部原刻还保存“岁得于华”四字，下半部宋人补刻还保存“亭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十字。今本上半部四字中，“华”字没有缺失；下半部十字只保存一个“朱”字。第二行，邵资政张子厚本作“未遂吾翔”，下缺一字；“奚夺”下缺一字。金山经庋本“奚夺”下面有“余仙鹤”三字。张力臣本中上部石刻还保存“未遂吾翔”四字，下半部宋人补刻还保存“之遽也乃裹以玄黄之币藏于兹”十三字。今本上半部四字中，“翔”字不完整；下半部十三字只保存“也乃以玄黄”五字。第三行，邵资政张子厚本“仙家无”下面缺四字。《辍耕录》作“仙家无隐”；金山经庋本连“仙家”二字也没有，竟作“故立石旌事”。如今“仙家”二字仍然存在，说明经庋本是错误的。邵资政张子厚本又作“我下竹头”，字迹不完整；邵本下面作“故立石旌事篆铭不朽”，张本作“旌其事”。如今“旌事篆铭”四字仍然存在，张本是错误的。张力臣本中上部石刻还保存“山之下仙家”五字，下半部宋人补刻还保存“故立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十一字。今本上半部五字如旧，下半部少了“故立”二字，只保存九字。铭文四行，前人的考订异同尤其多，很多地方无法考究。金山经庋本更加颠倒错乱，不值得讨论。第一行“相此胎禽”四字现存，邵资政本作“相彼胎禽”，错误。又邵资政、张子厚本在“浮丘”下面缺二字，在“言尔”下面缺五字，在“去鼓”下面缺一字，在“表留”下面缺二字。《辍耕录》在“浮丘”之后接“乃征前事”，又作“我传尔铭，余欲无言，尔其藏灵”。陈氏玉烟堂本作“乃征前事出于上真，余欲无言，纪尔岁辰”，这些都不足为据。张力臣本中上部石刻还保存“相此胎禽”以及“浮丘”六字，下半部还保存“华表留形义”五字。今本上半部只有五字，缺“丘”字；下半部“华”字不完整，只保存“留表”二字。第二行，邵资政、张子厚本在“解化”下面缺五字，“厂”字不完整，下面又缺五字。张本作缺一字；“微”字下面，邵、张两本都有“尔将何之”。“解化”六字，《辍耕录》竟作“解化唯宁”。如今“唯宁”上面的“厥土”二字仍然存在，说明《辍耕录》错误。金山经庋本在“微防”下面有“西竹法里宰耳岁辰鸣语”。“解化浮丘去莘左取曹国右割荆门”六句，不仅是凭空臆造、没有根据，而且与原石的行位和字数也完全不相符。张力臣用“左取曹国”四字补在“右割荆门”上面，汪退谷用“西竹法里”四字补在“厥土唯宁”上面，都属于臆造，不足为据。张力臣本中上部石刻还保存“唯髣髴事亦微”六字，下半部还保存“厥土唯宁后荡”六字。今本上半部“微”字不完整，其余如旧。第三行，石本“洪流”二字现存，邵资政作“洪波”，错误。“扃石”下面，邵、张二本都作五字而不完整，下面又缺八字。金山经庋本作“我欲无言尔也何明”，《辍耕录》作“右割荆门历下华亭”，都不足为据。玉烟堂本作“未下华亭”，也无从考查。如今石本“华亭”上面的“爽垲势掩”四字现存，由此知道邵、张各本都错了。汪退谷把“左取曹国右割荆门山阴爽垲”十二字作为原石的位置，也只是臆说。《辍耕录》把“爰集”写作“奚集”，这是笔误，不值得辨析。张力臣本中上部石刻还保存“洪流前固重”五字，下半部还保存“爽垲势掩华亭爰集”八字。今本上半部保存“洪流前固”四字，“重”字不完整；下半部如旧。第四行，邵资政、张子厚本在“瘗尔”下面缺两个字，并注说或许到这里就结束了，无法知道。金山经庋本和《辍耕录》诸本都有作“铭”二字的。按文义，这里应当就是经庋本所作的“铭”字，下面还有“宜直视之”。至于“将进宁”二句，荒谬尤其严重。张力臣本只保存“真侣瘗尔”四字，“尔”字不完整；今本相同。
后欵邵资政张子厚本止丹阳真宰四字注不知其次今石三行现存第一行首二字不全下存征君二字第二行丹阳外仙尉五字第三行江隂真宰四字皆全则知邵张皆凭搨本流传未尝亲见石刻故不知其次至金山经庋以仙作僲真宰下多立石二字陈本因之而于夆山征君上作上皇山樵人逸少书八字尤谬妄可笑葢縁润州图经以为王右军书故妄意增入耳黄山谷以瘗鹤铭为右军书其书遗教经后云顷见京口断崖中瘗鹤铭大字右军书其胜处乃不可名貌又云瘗鹤铭断为右军书使人不疑欧薛顔柳书最为端劲然才得瘗鹤铭髣髴唯鲁公宋开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间苏子美诗亦有山隂不见换鹅经京口新传瘗鹤铭之句皆以此为右军书唯黄长睿东观余论云王逸少以晋惠帝大安二年癸亥嵗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嵗卒则成帝咸和九年甲午逸少方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嵗年四十九始去防稽而闲居不应三十二年已自称真逸董广川亦云其时未尝至朱方华阳又非其郡邑所望不得以此为称以是考之此铭决非右军书明矣欧阳永叔初谓此铭是顾况书，云“华阳真逸”乃顾况道号，铭其所自作，又云“不敢”，遂以为况。以碑无年月，不知何时，疑前后有人同斯号者也。董广川云，顾况卒于贞元末，当元和七年为壬辰，九年为甲午，良已不及。若上推壬辰为天宝十一载，况尚儿稚，其号“华阳子”，葢自贞元以后皆不合于此。余于崖上得唐人诗，诗在贞观中，已刻铭后，则铭之刻非顾况时可知。据此，则欧阳以为顾况者决非也。黄长睿断然以此铭为陶隠居书，云审定文格，殊类陶宏景。陶宏景自称华阳隠居，今曰真逸者，葢其别号。又其着《真诰》，但云己卯，而不着年名，其他书亦尔。今此铭壬辰嵗、甲午嵗，亦不书年名，此又可证：壬辰者，梁天监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隠居以天监七年东游海岳，权驻防稽。永嘉十一年始还茅山，十四年乙未嵗，其弟子周之良仙去，为之作传，则十一年、十三年正在华阳矣。马子巗、陶九成皆以长睿之説为然。然余按前欵云：“华阳真逸譔《上皇山樵书》”，则隠居乃譔文之人，不得遽以为隠居所书，又可知矣。汪退谷中允云：「书譔姓氏本无可考，既非右军，亦非宏景，即华阳真逸与华阳隠居偶同道号，亦秖可悬拟为宏景之文，不当直定为宏景之书。其书者固自称为上皇山樵，何从知其姓氏？而一时道流皆各自别衔，如真宰、仙尉、征君，即铭辞所谓真侣是也。诸君并髙世慕道，匿迹逃名，更安可强指其人？」退谷此论，信可谓老眼无花，直举数百载聚讼，一笔扫尽。当时此铭就石作书，行之疎密，字之大小，且不能齐一，即其为书未必匠意可知。又石理麄顽，刻时恐未能尽善，兼之千载以来，水汩石泐，不免锋頽颖秃，非复当时旧观。自欧阳公、黄山谷盛称之，于是鹤铭声价比于兰亭，遂至诸家刻舟求劔，殆同聚讼。窃谓此铭当时既不着年号，又不列姓名，深自晦匿，不欲稍见，葢不唯处乱世之末流，匿迹逃名，唯恐不密，而诸君之髙世慕道，鸿飞防防，其所矜尚，葢已可知。又安从得其姓氏？即果得之，亦迥非诸公之志。况百千聚讼，究属茫昧，竟不如疑以传疑，犹为得其本来也。至其书法虽已剥蚀，然萧疎淡逺，固是神仙之迹。退谷所谓「字体寛绰，具古▯锋棱虽刓，精光莹着，分两正得」，或者推许太过，竟谓笔法之妙可为书家冠冕，殆过也。黄长睿言：「石顽难刻，且为水泐，故字无锋颖，若拙笔书者然。昧者从而仿之，深可一笑。」可谓知言者矣。此铭旧在焦山下崖，江流乱石间，非俟霜降水涸，布席仰卧，即不可搨，故人间难得。近日沧洲使君拽致山上，搨之为易，然正恐自此以后无鹤铭矣。沧洲为功于鹤铭甚大，其为害于鹤铭亦复不小。余恐其非久即毁，以雍正六年秋七月，特遣从事孙龙往焦山搨一本，并沧洲新刻石亦搨以来，行将手自装界书跋于后，以垂永久。铭后题识：唐有王瓒诗，宋陆放翁题名。瓒诗在铭侧小石，放翁题在未至铭数十步。崖上皆未及搨，他日舟至焦山，定当手自搨之。又润城蒋亦厪于北固，得米老题字云：「仲宣法芝，米芾元祐辛未孟夏观山樵书，凡十有六字，亦左行字，类鹤铭，乃从来未有者。」老友蒋拙存以一纸赠余，特附列铭后，以为絶观。
竹云题跋卷二<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竹云题跋>
译后款，邵资政、张子厚本只保存“丹阳真宰”四字，并注明不知其排列次序。如今石上三行仍存：第一行开头二字不完整，下面保存“征君”二字；第二行是“丹阳外仙尉”五字；第三行是“江阴真宰”四字，全部完整。由此可知，邵本、张本都是依据拓本流传，未曾亲自看过石刻，所以不知道它们的次序。至于金山经庋本，把“仙”写作“僲”，又在“真宰”下面多出“立石”二字；陈本沿袭了这一点，并且在“夆山征君”上面写成“上皇山樵人逸少书”八字，更加荒谬可笑。这大概是因为《润州图经》认为此碑是王右军所书，于是妄自增入。黄山谷把《瘗鹤铭》看作右军所书，他在《遗教经》后说：“近来看到京口断崖中的《瘗鹤铭》，大字是右军所书，它的高妙之处简直无法形容。”又说：“《瘗鹤铭》断定是右军所书，使人不得不承认：欧阳、薛、颜、柳的书法最为端庄劲健，但也只是得到《瘗鹤铭》的仿佛；只有鲁公的《宋开府碑》瘦劲健拔，可以列入前五名。”苏子美的诗也有“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新传瘗鹤铭”的句子，都是把它看作右军所书。只有黄长睿《东观余论》说，王逸少生于晋惠帝大安二年癸亥，五十九岁时于穆帝升平五年辛酉去世；那么到成帝咸和九年甲午，逸少才三十二岁；到永和七年辛亥，四十九岁时才离开会稽而闲居，不应在三十二岁时就自称“真逸”。董广川也说，当时王逸少还没有到过朱方、华阳，而且华阳也不是他的郡邑，不能用来作为称号。由此考察，这篇铭文显然不是右军所书。欧阳永叔起初认为这篇铭文是顾况所书，说“华阳真逸”是顾况的道号，铭文是他自己所作；又因为其中有“不敢”二字，便认定是顾况。后来又因碑上没有年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所刻，怀疑前后可能有不同的人使用同一个号。董广川说，顾况死于贞元末年；如果把壬辰定为元和七年、甲午定为元和九年，那么时间已经对不上。若把壬辰上推为天宝十一载，顾况当时还年幼；而他的号“华阳子”大概始于贞元以后，这些情况都与此铭不合。我在崖上得到一首唐人诗，诗作于贞观年间，已经刻在铭文之后，由此可知铭文的刻成不可能在顾况时代。据此，欧阳认为作者是顾况，肯定不对。黄长睿断定这篇铭文是陶隐居所书，说审察它的文格，特别像陶宏景。陶宏景自称“华阳隐居”，如今称“真逸”的，大概是他的别号。再者，他所著《真诰》只写“己卯”，而不写年号，其他书也如此。现在这篇铭文写“壬辰岁”“甲午岁”，也不写年号，这又可以作为证明：壬辰是梁天监十一年，甲午是十三年。陶隐居在天监七年东游海岳，暂时驻留会稽。永嘉十一年才回到茅山，十四年乙未岁，他的弟子周之良仙去，他为周之良作传，那么十一年、十三年正是在华阳。马子岩、陶九成也都认为长睿的说法正确。然而我考察铭文前一款说：“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那么隐居只是撰写文章的人，不能贸然认为是隐居亲自书写的，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汪退谷中允说：“书写者的姓氏本来就无从考察，既不是王右军，也不是陶宏景；即使‘华阳真逸’与‘华阳隐居’偶然使用相同的道号，也只能悬拟为陶宏景的文章，不应直接断定是陶宏景所书。书写者本来就自称‘上皇山樵’，又从哪里知道他的姓氏呢？而且当时的道流都各自使用别号，如真宰、仙尉、征君，就是铭文中所说的‘真侣’。诸位都崇尚高世、仰慕道术，隐藏踪迹、逃避声名，又怎么可以强行指明他们是谁呢？”退谷这番议论，确实可以说是老眼明察，没有眼花，直接把数百年来聚讼纷纭的争论一笔扫尽。当时这篇铭文是在石上直接作书，字行的疏密、字的大小，尚且不能整齐划一，可知它未必是工匠精心安排的书写。况且石质粗糙坚硬，刻的时候恐怕未能尽善；再加上千年以来水流冲刷、石面剥蚀，不免锋芒衰退、笔尖磨秃，已经不是当时的旧貌。自从欧阳公、黄山谷极力称赞它以后，鹤铭的声价便与《兰亭》相提并论，于是各家都像刻舟求剑一样拘泥考索，几乎又形成一场聚讼。我私下认为，这篇铭文当时既不写年号，又不列姓名，是深深地隐藏自己，不愿稍微显露；大概不仅是因为处在乱世末流，隐藏踪迹、逃避声名，唯恐还不够严密，而且诸位高世慕道、鸿飞冥冥，他们所珍视的东西，大概也已经可以知道了。又怎么能够从哪里得到他们的姓氏呢？即使果真得到，也完全违背诸公的志趣。何况百千种聚讼，究竟都属于昏昧不明，最终还不如以疑传疑，反而更能保存它的本来面目。至于它的书法虽然已经剥蚀，但萧疏淡远，本来就是神仙的遗迹。退谷所说“字体宽绰，具有古隶的锋棱；虽然锋棱已磨损，但精光莹然显著，分间布白恰到好处”，或者推许得太过了；竟说笔法的精妙可以成为书家之冠，恐怕也过分。黄长睿说：“石质顽硬，且被水流剥蚀，所以字没有锋颖，好像拙笔所书。昧于书法的人又跟着仿写，实在可笑。”可以说是知言了。这篇铭文过去在焦山下的崖壁上，处于江流乱石之间，不等到霜降水落，铺席仰卧在地，就无法捶拓，所以世间很难得到。近日沧洲使君把它牵引到山上，捶拓起来容易了；然而正恐怕从此以后，世上就没有真正的《鹤铭》了。沧洲对《鹤铭》的功劳非常大，对《鹤铭》的危害也同样不小。我担心它不久就会毁坏，因此在雍正六年秋七月，特意派从事孙龙前往焦山捶拓一本，并把沧洲新刻的石本也捶拓带回来，将要亲自装裱成界格，把题跋写在后面，以流传永久。铭文后的题识说：唐代有王瓒的诗，宋代有陆放翁的题名。王瓒的诗在铭文旁边的小石上，陆放翁的题名在距离铭文几十步、尚未到达铭文的地方。崖上的文字都还没有来得及捶拓，日后乘船到焦山，一定亲自捶拓它们。又有润城的蒋亦勤在北固山得到米芾的题字，说：“仲宣法芝，米芾于元祐辛未孟夏观看山樵书”，共十六字，也是左行字，类似《鹤铭》，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老友蒋拙存把一纸赠给我，我特意附列在铭文之后，作为绝妙的观赏。《竹云题跋》卷二 《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竹云题跋》
钦定四库全书竹云题防卷三吏科给事中王澍撰欧阳率更醴泉铭筋骨、血肉、精神、气脉，八者全具而后可为人。书亦犹是。俗子作书，但有血肉，都无筋骨，墨猪尔。髙手矫之而过，遂至枯朽骨立。所谓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每见为率更者，多方整枯燥，了乏生韵。不知率更风骨内柔，神明外朗，清和秀润，风韵絶人。自右军来，未有骨秀神清如率更者。《醴泉铭》乃其奉诏所作，尤是絶用意。书比于邕师《塔铭》，肃括处同，而此更朗畅矣。余为人临自南北来，凡数十本，多欲追取其风姿，不徒貌其形似。五辑多元赏知，必契余斯语。虞永兴破邪论叙虞永兴书，筋力内涵，风姿外朗，如有道之士，世人不能一毫婴之，独破邪论。序笔韵清逈，与率更为近。然自宋迄今，摹刻以百数，亡有佳者。今所见唯宋僧希白《潭帖》所刻，畧得笔意。余兹所临，亦但据《潭帖》追摹，未知究与永兴当否也。欧阳兰台道因法师碑欧禇两家书多自▯出，而率更得之尤多，故风骨遒劲，如孤峯峭壁，有不可犯之色。兰台一禀家学，作书多用此法，但时出锋棱，每以峭快斩截为工，则不免筋骨太露，乏和眀浑劲之度耳。余此书叅取率更风韵，损其圭角，出以温雅，以退为进，以离为合，乃适得其正。凡临古人书，不可不知此语。禇摹兰亭真迹右禇摹墨迹，拙存老友自秦中摹得。之后有米老诗一首，盖是寳晋斋中珍秘之物。余按禇公书，昔人称其字里金生，行间玉润，如瑶台婵娟，不胜罗绮。其所摹兰亭，动多姿态，比于定武，则欧为有道正士，而禇则絶代佳人矣。此本笔力纵横排奡，有不可控勒之势，与寻常禇本不同，疑是米老所作，托诸禇公以传者。盖风姿朗秀，禇米所同，而禇则渊静，此较飞动，时代为之，在作者亦不自意其然也。后诗寄言好事，但赏佳俗，说纷纷那有是？亦明以后生求禇者为好竒，可笑盖已畧逗端倪矣。余此语初似不经谛审，实确未知，吾拙存谓之然否？拙存曰：「当时有米临禇墨迹，絶类颍上本，此之苍浑，非漫仕所能为也。」且快然自足，「快」字禇本乃重笔牵过，至米临竟作「怏」字，不知当时何故不留心乃尔。「羣」字直乃改笔，今圣教集字似飞白亦可疑。且诸本押缝无「僧」字，米临则有之，想其临本不一。余所见二本同时，确有异同，姑存俟叅订。禇摹兰亭米老得禇摹墨迹，对紫金浮玉，裁为袖珍，每一行分作两行，为五十六行，手装成卷。今此卷尚存海宁陈宗伯家，往在京时，曽从借观，自七行“盛”字起，至九行“盛”字止，凡阙三十五字，盖董宗伯质于陈时所掣去者也。余以禇摹别本补之，其行列亦仍还二十八行之旧。米老剪碎，乃其生平恨事，余故特为补其阙。米老三防诡异飞动，余防时輙喜临之。余学米书从此起，自后每为米书，皆黙拟此三跋。笔法无不似者，辄自谓腕有元章，鬼亦可知用力深处，便举手得也。
禇河南雁塔圣教序董广川称河南书学逸少踈瘦劲錬不减铜筩等语。此《圣教序》今在西安府南六百里慈恩寺塔下，序记分两石，东西两龛覆之。序右行，记左行。序字差小，记字差大。盖序书于永徽四年十月，记书于十二月，非一时故也。评者谓此书如瑶台青▯，窅映春林，婵娟美女，不胜罗绮。此仅得禇书之貌耳。河南连诤，立武昭仪，引义极谏，叩头流血，置笏于地曰：“还陛下笏。”此其骨干与铁石何异？宜其笔法瘦劲如铁线绾成。所谓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评者但以轻弱相拟，非知禇公者也。按《旧唐书》，公以永徽九年进封河南郡公，寻坐事出为同州刺史，三年徴拜吏部尚书。则此记序乃是同州召还后所作。其称臣者郭引伯，言以御制文，非奉勅书是也。序以十月书，衔称中书令；记以十二月书，衔改称尚书右仆射。意其代张行成为尚书右仆射，在十月后，而史不及详也。康熙己丑，余授徒常州，唐丈若营以旧本来，盖唐氏半园所藏也。记完，序阙一百三十八字，以新搨补之。壬寅，刘庶常河南自陕还京师，以一本见遗，搨法精良，墨光如漆，惟左下方有十字微损耳。余皆丝髪完好，如新刻成者。余并珍之。
译钦定《四库全书》《竹云题防》卷三 吏科给事中王澍撰 欧阳率更《醴泉铭》筋骨、血肉、精神、气脉这八者全部具备，才可以成为人。书法也一样。庸俗之人作书，只有血肉，完全没有筋骨，只是墨猪罢了。高手纠正这种弊病却又过了头，于是变成枯朽瘦骨挺立。所谓楚国丢失了，齐国也没有得到。每每见到学习率更书法的人，大多一味整齐安排，写得枯燥，完全缺少生动的韵致。他们不知道率更的风骨内在柔和，神采外在明朗，清和秀润，风韵超过常人。自王右军以来，没有人的骨力秀美、神采清明能像率更这样。《醴泉铭》是他奉诏所作，尤其用心。它与虞世南的《塔铭》相比，严肃整饬之处相同，但这篇更加明朗畅达。我替人临摹的率更书，自南北各地得到的共有几十本，大多想追取他的风姿，而不只是描摹外形相似。五辑多元赏若能知道这一点，必定会认同我的话。虞永兴《破邪论叙》虞永兴的书法，筋力蕴含于内，风姿明朗于外，像有道之士，世俗之人不能有丝毫侵扰它，只有《破邪论》如此。序文的笔韵清远高逸，与率更较为接近。然而从宋代到现在，摹刻的本子有上百种，没有好的。如今所见的，只有宋代僧人希白所刻《潭帖》本，略微得到了一些笔意。我这次临摹，也只是依据《潭帖》追摹，不知道究竟是否符合虞永兴原来的书意。欧阳兰台《道因法师碑》欧阳询、褚遂良两家的书法大多出自隶书，而率更得到隶书的成分尤其多，所以风骨遒劲，像孤峰峭壁，带有不可侵犯的气势。兰台完全承袭家学，作书多使用这种方法，但有时显露锋棱，常常以峭拔迅疾、斩截利落为工，因此不免筋骨过于外露，缺少和明浑厚、劲健含蓄的气度。我临写这本书时，参取率更的风韵，减去它的棱角，以温雅的面貌表现出来，以退为进，以离为合，这才恰好取得它的正宗神韵。凡是临摹古人的书法，不能不知道这句话。褚遂良摹写《兰亭》真迹 右边是褚遂良摹写的墨迹，老友拙存从秦中摹得。后面有米芾的一首诗，大概是宝晋斋中的珍秘之物。我考察褚公的书法，古人称赞他的字里生金、行间如玉般温润，像瑶台仙女，美丽得不能用罗绮来比拟。他所摹的《兰亭》，姿态往往很多；与定武本相比，欧阳询像有道的正士，而褚遂良则像绝代佳人。这一本笔力纵横奔放，有不可控制约束的气势，与寻常的褚本不同；我怀疑是米芾所作，假托褚公之名来流传的。大概风姿明朗秀美，是褚、米二人相同之处；但褚遂良沉静深厚，这一本更加飞动，时代使它如此，作者自己也未必意识到会写成这样。后面的诗寄语好事者，只欣赏佳美的俗态，纷纷议论，哪里有这样的道理？也明显是后来求取褚书的人好奇求异，可笑的是，诗中已经略微显露出这种端倪了。我这些话初看似乎没有经过仔细审察，实际上确实如此，不知道我的拙存是否认为正确。拙存说：“当时有米芾临摹褚遂良墨迹的本子，极像颍上本；这一件的苍劲浑厚，不是漫仕所能写成的。”而且我欣然自得地认为“快”字，褚本是用重笔带过，到米芾临本竟然写成“怏”字，不知当时为什么竟不留心到这种地步。“群”字的直笔本来是直接改写的，如今《圣教序》集字本像飞白，也很可疑。而且各本的押缝处都没有“僧”字，米芾临本却有，想来他所临的底本并不相同。我所见的两个本子同时存在，确实有异同，姑且保存下来，等待参订。褚遂良摹写《兰亭》米芾得到褚遂良摹写的墨迹，对着紫金浮玉，把它裁成袖珍本；每一行分作两行，共五十六行，亲手装成一卷。如今这卷还收藏在海宁陈宗伯家。我过去在京城时，曾借来观看，从第七行“盛”字开始，到第九行“盛”字为止，共缺三十五字，大概是董宗伯把它质押给陈氏时，被陈氏抽去的。我用褚遂良摹本的另一本补上，又把行列恢复为原来的二十八行。米芾把它剪碎，是他一生遗憾的事情，所以我特意补上它的缺失。米芾的三篇题跋诡异飞动，我每次看到都喜欢临摹。我学习米芾书法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此后每次写米芾书法，都默默构想这三篇题跋。笔法没有不像的，我总说自己的腕力中有米元章，鬼也知道，功夫下到深处，举手就能写出来。褚河南《雁塔圣教序》董广川称赞褚河南的书法学习王逸少，疏朗瘦劲、精炼有力，不减于铜筒等语。这篇《圣教序》如今在西安府南六百里的慈恩寺塔下，序和记分刻在两块石上，分别覆盖在东西两龛中。序文的字向右行，记文的字向左行。序文的字稍小，记文的字稍大。大概序文写于永徽四年十月，记文写于十二月，因为不是同一时间所写。评论者说，这篇书法像瑶台青琐，幽深地映照着春林，像美丽的女子，华美得不能用罗绮来比拟。这些话只得到褚书的外貌罢了。褚河南多次直言进谏，反对立武昭仪，引经据义极力劝谏，以至叩头流血，把笏板放在地上说：“把笏还给陛下。”他的骨干和铁石有什么不同？所以他的笔法应当瘦劲得像铁线盘结而成。所谓只有自己具备这种品格，才能写得相似。评论者只把它比作轻弱柔媚，是不了解褚公。考察《旧唐书》，褚公在永徽九年进封河南郡公，不久因获罪被外放为同州刺史，三年后被征召任命为吏部尚书。那么这篇记、序就是在他从同州召回以后所作。署名为臣的是郭引伯，说是奉御制文章，并非奉诏书写的。序文在十月书写，署衔称中书令；记文在十二月书写，署衔改称尚书右仆射。推想他是在十月以后代替张行成担任尚书右仆射，但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康熙己丑年，我在常州授徒，唐若营先生带着旧本来，大概是唐氏半园收藏的。记文完整，序文缺一百三十八字，我用新捶拓本补上。壬寅年，刘庶常从陕西回京师，送给我一本，捶拓方法精良，墨色光亮如漆，只有左下方略有十字轻微损坏。其余部分都完好得如同丝毫未损，像新刻成的一样。我把这两本都珍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