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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十四 《金石史》目录，类二〔金石类〕提要 臣等恭谨考察：《金石史》二卷，由明代郭宗昌撰写。郭宗昌字允伯，华州人。他一生喜欢谈论金石文字，所居住的沚园在白崖湖上，常常建造一座亭子，柱子、础石和[原文“墄▯”，字形有误]上都有款识、铭文和赞语，亲手书写并刻下，整整三十年仍未完成，大概是个迂僻而喜好奇异的士人。他与同时代的盩厔人赵崡都以搜集、考订古代碑刻为事。赵崡著有《石墨镌华》，郭宗昌也著有此书，但书中所记只有五十种，仅及赵书的五分之一。上卷起于周代，止于隋唐；下卷只记唐碑二十多种而已。其中夹杂一篇宋代绛州夫子庙记，大概是仿照原来《集古目录》不按时代编排的体例吧？他论述石鼓文时，主张董逌《广川书跋》的说法，根据《左传》断定石鼓文为成王所作，已经是好奇求异了。又说以石为鼓没有什么意义，石头又不像鼓的形状，于是改称为岐阳石古文，这就更加乖僻了。他论峄山碑的一条，引唐代封演的话，说碑石是曹操推倒的，又说拓跋焘也把它推倒了，问一块石头怎么会两次被推倒，等等。考察封演《闻见记》说：“秦始皇刻石，李斯书写小篆；后来北魏太武帝登山，派人把它推倒。” 其中没有曹操推倒它的话，大概郭宗昌所看到的版本偶然脱去了“太”字，因而误读成魏武帝，于是错误地说它两次被推倒。他引用材料疏漏错乱，也不足以作为依据。不过郭宗昌和赵崡都以评论书法为主，不太考究史事，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看他论述衡岳碑、比干墓铜盘铭、季礼碑、天发神谶碑、碧落碑等条目，都明确指出它们是伪作，颇为合乎道理。他说怀仁集《圣教序》胜过定武《兰亭》，大概出于乡里私心，自夸关中所有之物，不能作为定论，所以后来孙承泽对此很不满意。不过孙承泽撰写《庚子销夏记》时，评论各碑，实际上多采用此书中的话，可见也并没有完全废弃郭宗昌的说法。只是他喜欢说大话，希望以惊骇世俗来求取名声，这是明末山人以诡谲荒诞博取名声的惯用伎俩，置之不论也就可以了。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原序 我们华州的郭允伯先生，凭借出众的才华，却遭逢命运不济。我把他比作郭有道，钦佩他的品德，也惋惜他的遭遇。先生出生时与我的父亲同年，是忘年之交；我与他的情谊最为深厚，常常手持酒杯谈论文章，连续昼夜不息。甲申之乱后我失去家产，独自居住在东村；先生则住在郭南的幽篁之中。我们同样遭受患难，彼此救助，见面尤其频繁，即使豺狼和冰雪也不能阻隔，因此我知道先生没有一处不胜过我。先生明达而善于剖析事理，精通博物和制器，[原文“天巧”语义不明]；书法精妙工善，议论深广通达，著述深奥，谈论艺术的人都把他的意见作为折中标准。至于持守礼法、端正风俗，士大夫大多尊奉他，可以说是贤者了。辛卯年仲冬，我分别进入京城。壬辰年初夏，听说先生去世，痛哭了几日几夜，回去到他家中吊唁，又到墓前哭泣；于是向他的家人询问遗书，小阮能够把它收藏起来，只有《金石史》已经亡失，这使我更加悲痛。甲午年我又进京，跟户部张尔唯饮酒，谈到《金石史》亡失一事，张公说：“我能够保存它，赶快拿来让我看看。”于是得到一部[原文“习见本”疑有讹误]。唉！这就是允伯的遗作啊，既高兴又悲伤。八月八日，我亲手抄录二十八[原文“二十八功”疑有讹误]，终于使人虽亡而事业显著，不朽之处就在这里。读这部书的人，不要认为此书就足以穷尽地表现允伯；即使由我为此书作序，也不能完全说尽允伯，而从这部书中也可以认识允伯了。甲午年十月十一日，刘泽溥作序。

译钦定《四库全书》《金石史》卷一 明　郭宗昌　撰 周岐阳石古文 岐阳石古文，有人说是周宣王的猎碣，只有董氏、程氏二人以《左传》中“成王有岐阳之搜”的记载来证明它，论据都确凿有力。大意说：考察《尚书》，天子举行大规模田猎，是为了会集诸侯、施行命令，并不是平常的事情。史官不可能不记载；如果宣王在岐阳举行田猎，那么周史遗失了，列国史书也不应同时散佚，为什么后世却没有听闻？因此它应当是成王时代的遗物，这一点可以确信。他的话真像山岳耸立，不可再动摇。只是董逌学问、见识、辩才都有，却没有相应的文笔，所以不能胜任那些纠缠纷乱的论证，确切的结论反而被遮蔽了。郑樵说它是秦惠文王以后之物，欧阳修提出三种疑说，都属于盲目妄说和迷误谬论，不值得辩论。韦应物说它是文王的鼓、宣王刻写的诗，真像少君、古强之流，仿佛亲眼见过此事。又有一个叫马子卿的人，认为它是宇文周时制作的，简直像没有眼睛的人，更加可笑。像郑樵这样，又替石鼓是碑刻之说开了先河，真是千百年来的名言。至于说因为石头产自当地，所以把石头制成鼓，那是不对的。古人制作器物崇尚取法形象，不会制作没有实际意义的器物，难道只因产地所出，便苟且制作、不合规范吗？看九州贡物和《考工记》所载器物制作，没有一样不穷极精深玄妙；把石头制成鼓，究竟取的是什么意义呢？如今石鼓在太学圣庙的辟雍门左右，却没有人珍视保护，冬天常在旁边燃火取暖、抚拓，毁坏剥蚀一天比一天严重。我曾亲手抚摸它的文字，它与鼓的形状完全不像；石质坚硬如玉，所以能够长久保存。顺着石头天然的形状，略加雕琢，旋转石面刻写文字，字列有七行的，也有六行的；它与少华山前那些坚润的石头没有不同。我想当时只是因为得到美石，便把它刻好放置在田猎之处罢了。只是文字无不典雅，字形无不高雅；人民安乐，君王出游，彼此珍爱，这正是三代有道政治的长处。并不像后世竭力搜求石材，建造无穷高大的工程，雕刻龙螭，筑墙设守，妄想把名声流传久远；然而转眼之间便遭野火焚毁，哪里还能得到鬼神的呵护，保存到今天呢？可悲啊！我已经[原文“▯潢成”有缺误]，题作《周岐阳石古文断》，认为它是成王时代的遗物，而不称为石鼓，足以刊正古今的谬误。夏代衡岳赝碑 相传禹在衡岳所写的字有七十七个，位于密云峰，是杨用修得到的。张佥宪说：宋嘉定年间，何致子一游南岳，脱录其文字，刻在岳麓；杨用修又把它刻在滇地，杨时乔又刻在栖霞。杨用修还说，韩愈、刘禹锡、朱熹、张栻等人都曾寻求它而没有得到，自己得到它实在是奇异而幸运。仰慕那些贤人，希望这些说法或许是真的，众人纷纷聚集争论，把它搜求来当作奇物。我对此慨然叹息说：唉！这与远隔绝域而哭祭自己的祖先有什么不同？王元美的话说得好！他说：“铭文词句与圣人经典不相协调，类似《周冢》、 《穆天子传》中的话。”危险啊！危险啊！又 关于禹碑，我不能随众人一起悲叹或嘲笑，已经辨明它是附会伪造的，因此又考察它的文字，发现与唐代小说没有不同，于是把它一并记载在后面。禹碑文字说：“承受帝命说：咨，辅翼佐助卿士；洲渚与登，鸟兽之门；参身于洪流，而明白地启发你；长久兴起而远行，忘却家庭，住宿在岳麓庭；智谋经营而形体劳损，内心没有不合乎时宜；前往求取平定；华岳、泰衡，宗庙神祇之事聚集；劳烦我伸展诚敬，举行禋祀；郁塞昏乱而迁徙；南方水道流通通达；衣服制度、饮食供应；万国于是安宁；逃窜舞蹈，长久奔走。”共七十七字，这难道是虞舜、唐尧时代的语言吗？唐大历年间，有人独自到了凤凰台，看见一个男子独自和一个妇人应和唱歌，声音直达云际。歌唱完毕，那人靠近察看，原来是两只兽：一只像猪，身体特别高大，毛色鲜艳而有文采；另一只像龙，体形较小，全身纯黄色。那人惊慌逃走，遇到行人，告诉了他们事情经过；众人一同前往，却寂静无物，只见地上有一束竹书。拿来查看，竹简几乎已经毁坏，文字无法辨认，只有开头用隶书写着：“地出梓桐，伪失厥众，邪去立言，灌平获诵于古，有文乍得，斯人慈心，勿用笔，冠日轮。”共三十二字。它与禹碑有什么不同？由此看来，就更能知道禹碑是赝品了。周武王赝铜盘铭 铜盘铭说：“左边是树林，右边是泉水，后面是山冈，前面是道路；万世的安宁，就以此为宝。”这似乎不是三代的语言；只是铭中文字颇像汉代淮南王旧宫中出土的古戈铭文，怎么就贸然说是武王封祭比干墓时所作，究竟有什么依据呢？所以我汇集金石古文和彝器，向前断定始于岐阳石古文，而不称它为石鼓。至于衡岳、坛山、比干、季札墓题等诸书，全都是妄自附会。小小的我不能随众人一起悲叹或嘲笑，而书法家张杜又说，李阳冰起初学习峄山碑，后来见到季札墓的文字，便改变其笔势开合，写得如龙如虎，劲健锋利而豪爽，像风行雨集。李阳冰于是从此得到了篆书笔法，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李阳冰所见的是另一本真正的书迹，并不是现在所附会的文字，所以才可笑吗？如今看李阳冰的遗迹，终究也不能超越唐人而上，那么他的笔法又是从哪里得到的呢？秦峄山铭 我收藏两种峄山铭：一种是宋淳化年间郑文宝在长安刻的，另一种是元人摹刻宋代张仲文本、在邹县重刻的。元刻不值得说，郑文宝所刻的还稍微保留了玉箸篆的遗意，笔画纤细不断，如同一线；这一点还可以意会，足以知道不是李阳冰一类人所能仿佛的。唐代封演说，峄山石是曹操推倒的。唉！秦朝虽然暴虐，铭文却质朴古雅，接近真实感情而没有修饰，符合圣人的旨意，不像贼曹瞒屠戮忠良，做鬼做蜮，接受禅让、劝进，矫诈欺罔，夺取汉家鼎器，污秽千古；他又凭什么推倒这块碑呢？又有北魏拓跋焘登上峄山，看见碑石，也派人把它推倒。一块石头为什么两次遭到推倒？难道推倒后又重新竖立起来，后来又遇到拓跋焘吗？还是本来是另一块石头呢？秦始皇凭借力量经营天下，想要威势施加万世，却转眼间被人如此嘲弄，也足以作为鉴戒了。又 这是元人又摹刻宋代张仲文本、在峄县重刻的本子；不知道张本究竟怎样，元代摹本一定不是旧本。元代刘之美所作的一篇记，更加潦草败坏，极其可笑。铭文之后才是二世诏书，把它概括说成颂扬始皇功德，是错误的。杜少陵说：“峄山的碑被野火焚烧，枣木传刻，肥厚而失去真实。”又说：“书法贵在瘦劲坚挺，才可以通达神妙。”这本刻本比关中郑文宝所刻的还要瘦，却更加失真。那么书法只要瘦硬一些，为什么就能通神呢？杜工部当时已经说传刻会失真，何况宋、元时期呢？实在令人慨叹。汉韩明府叔节修孔庙礼器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