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史卷一

译汉代韩明府修建孔子庙礼器碑，才剥蚀了十一字，保存下来的部分仍有锋芒，文字尤其高古，还可以阅读。难道神奇之物本来就有鬼神呵护吗？它的字画之妙，非笔力、非人工所能达到，古雅无比，前所未有。仿佛得到神功，并非由人力造成。所谓星流电转、纤细得超过头发，还不足以形容它。汉代各碑的结体和构思，都可以大致相似，唯独此碑如同银河，只能远望而不能接近。韩明府名勑，字叔节。欧阳永叔说，书传中没有以“勑”作为名字的。秦代制度规定，天子的命令称为“勑”；汉代沿用秦法，当时臣下难道敢把“勑”作为自己的名字吗？因此他认为“勑”就是“敕”。详见《广川书跋》，只是其中意思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我再加以说明。韩明府自己命名为“勑”，字从力，本义与劳赉的声音相通，也写作“徕徕来”；回答勤劳叫作“劳”，抚慰到来叫作“勑”，表示有节制，所以字为叔节。把“勑”当作“敕”是错误的。“敕”从攴、束声，意思是告诫；攴是轻击，也有束缚之义，所以成为敕命的“敕”。又有在攴旁加束的字，读音是策马的马鞭。“束”如果读作刺，那么“敕”从攴、束，声音又与木旁另生、支持的字相通，和攴不同；这四个字容易混淆，所以详细写明。然而，欧阳永叔说没有人以“勑”为名，也属于臆测。因为我记得一件事：我刚才说石碑历经千年仍能保存，应当是鬼神在呵护它。有一位宪使曾在鲁地任职，我把这块碑的情况告诉他；宪使命曲阜县令设法取得几份拓本，用印章钤在手板上，回复说曲阜诸生大闹，石碑已经碎成[原文“薤粉”疑有讹误]，所取的是我家收藏的拓本，以应付命令。我为神迹永远断绝、后死之人不能参与这篇古文而深感悲痛；每次展开玩赏，都抚几叹息。后来又有从阙里来的人，说石碑巍然无恙，便拿出拓本给我看。唉，天下万事像这样没有凭据；然而这也足以令人高兴。汉鲁相史伯时供祀孔子庙碑 看这块碑与《置卒史碑》大致相同，由此知道汉代制度中，郡国守相的奏章虽然不能直接送达天子，仍可以上书尚书府；如今一切都增设格限制，不得施行自己的意志，所以古今不能相比。鲁相史晨处在东汉末期，仍然能够上书请求祭祀孔子，直到府库空竭、寺院都腾空，前来观看礼仪的共有九百七十人，也真是盛大啊！如今怎么可能再有这样的盛况呢？分法又典雅，超逸，可以作为百代的楷模，也不是后世所能赶上的。汉鲁相史伯时供祀孔子庙后碑 汉代史伯时祭祀孔子，有前后两块碑。前碑记载史晨的姓氏、爵位和乡里，说他在建宁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任，于是选择吉日拜谒孔子，随即整修禋祀，并停止向百姓征收钱财；后碑记载史晨亲自拿出钱和家中粮食来供给禋祀，于建宁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上报尚书。此时副奏涉及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农，大概古代有重大事务，司徒、司空共同通报并议论；史晨没有因为这是涉及供食的小节而轻忽，必定上报尚书，请示天子，也算贤能了。汉鲁相乙瑛置孔子庙卒史碑 这是汉代鲁相乙瑛上书司徒吴雄、司空赵戒的府署，请求设置孔子庙百石卒史一人，掌管礼器和庙祀之事。元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壬寅，吴雄、赵戒奏请准许。雒阳宫依照乙瑛的意见，又下诏选拔能够奉行弘扬先圣礼制、为宗族所归依的人。当桓帝时，吴雄、赵戒等人还知道这样尊崇圣人。起初，赵戒博学通经，弹劾奏报贪婪残暴之人，不避让贵戚；后来与儿子赵坚一起陷入[原文“防”字疑误]，不能始终坚持原来的主张，终于导致倾覆。这样的人真能算尊崇圣人吗？考察史书，元嘉年号只到二年，碑上却称三年三月，大概是这一年五月才改元为永兴。章怀认为赵戒字志伯，碑上写作意伯，赵明诚怀疑是为了避桓帝的讳，似乎有道理。此碑就是今天的公文，又典雅简质，读起来更加高古超逸。魏代取代汉代，便不能没有小小变化；六朝发展到极致，极致之后又回归，所以唐代接近古风。评论者大多另有说法，是因为他们在分法上的见解还不够深入。汉华山碑 新丰人郭香察书写《西岳华山庙碑》，它的结体和运笔构思，是汉代隶书中雄壮伟健的一种。篆书向隶书分化尚未完成时，有些字的笔画丰厚胜过古今，于是成为隋唐书法的先导，“山”“子”等字就是这样。我家在华山以南，近百年前有客人来访时，碑石已经毁坏，唯独这一纸拓本仍然巍然存在。如同鲁灵光殿的遗迹，和岳色一同映照在几席之间；残缺的碑文只剩一百二十多字，保存下来的字锋仍锐利如新，说它价值如拱璧、驷马，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的了。碑立于延熹年间，却有人说是王莽制度所造成的；东汉东京没有两个名字。这里的“察书”，是说监书。王莽是汉朝的贼臣，在王莽当政时，人们已经想吃他的肉、填塞他的宫室，尚且不顾这些；怎么会有世祖恢复帝位二百年后，仍然尊奉王莽制度而不改变呢？考察王莽的孙子宗因罪被处死，王莽说：“宗原来的名字是防，宗因制作而去掉二名，如今恢复为防宗。”可见在王莽时代也自有使用两个名字的人。何况只要考查旧史，使用二名的人多得数不清；这类盲说毫无根据，实在可笑。《集古录》说“集灵宫”在其他书中没有见到，只有此碑记载。董逌、黄伯思广泛引用各书加以驳正，论述更加详尽。像欧阳永叔这样的盖世学者，遗漏尚且如此，确实值得议论；但这与名字的意义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么我对这件事怎么能不加以辩明呢？这份拓本旧藏于墨庄楼，是云驹举来归还给我的。云驹博学高雅，能作诗，擅长汉隶分法；我与他格外有气味相投的雅谊。我珍爱这份拓本，也不只是因为它是一件物品。汉景君铭 《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用隶书书写，仿佛只是勉强可以刻石，并非当时的名家手笔；只是略具一种拙朴意味，而且保留了八分书的遗法。这自然是时代造成的，也谈不上佳作。如今人们不学习古法，反而认为凡是出自古人之手的作品样样都好，完全没有高下之分，却不知道三代的彝器古雅奇绝，千百年来无可匹敌；而民间铸造的鼎彝，虽也不是没有苍然的古色，但花纹和款识粗陋不堪观者很多，何况汉代的作品呢？我收藏的汉碑有数种，后来还能收到什么不得而知。依我亲眼所见，应当以韩勑《修礼器碑》为第一。我曾评论它的用笔和结体，精妙入微，仿佛得自神功，不是人为所能造作；这篇铭刻或许在时代上早于《礼器碑》，所以古朴质实似乎更胜一筹。考察此石，建于汉顺帝汉安二年，岁在青龙、敦牂；《礼器碑》建于桓帝二年，岁在涒滩。虽然相隔三帝，却只有十五年，哪里谈得上时代相差很远呢？王元美的鉴赏眼光前无古人，也说隶书法度古雅；然而在他那个时代，正因为它还不够雅，所以才会这样评论。《孔庙碑》的结体古朴超逸，又兼有八分法，反而有人说它不是最好的，这都是没有理解它。至于说益州部应当称刺史、不应称太守，碑额题作“铭”、正文称作“诔”，也都不妥当。

译东京时期的作者往往如此，这确实是句名言，所以附带记在这里。碑额上的字用小篆书写，距离秦代没有多少日子，字形却已经相差千里。我得到一枚汉代朔方守右第三铜虎符，上面的银错小篆也极像秦碑上的字，这是什么缘故呢？想来书写碑文的人既不是名家，碑额上的篆书也会如此吗？《汉司隶校尉鲁忠惠峻碑》。鲁忠惠名峻，字仲严，是山阳昌邑人。他研治《鲁诗》和严氏《春秋》，被举为孝廉，授任郎中、谒者、河内太守丞，受司徒、司空府征辟；因考核成绩优异，被举为高第，任御史、东郡顿丘令、九江太守。后来拜为议郎、太尉长史、御史中丞、司隶校尉。遭逢母亲丧事，自己请求改授议郎。服丧期满后回来，拜为屯骑校尉。因病辞去官位。熹平元年去世。门生于商等二百三十人。谥号为忠惠。鲁公的碑已经剥蚀，无法阅读。见《集古录》。书法具有峻拔古雅的八分法，只是稍微开启了魏人的门径，但终究还是汉代的风格。郑樵说是蔡中郎所书，有什么依据呢？赵明诚对此表示怀疑，确实如此。我认为私谥起源于春秋，汉代末年崇尚节义，所以这种做法还没有废止。苻秦已经违背古制，却仍然给隐逸之士加谥号。唐朝的臣子甚至还加上山林之号，用来激励贪者、惩戒争竞，难道能说这样就不使古代的良法流传吗？三品京朝官即使模棱两可、缄口不言，按资历考核至死，也都能得到美谥。外任官即使品级仅次于六卿，德行胜过伯夷、叔齐和柳下惠、惠施，只要不合时宜、不受制度防范，最终也会被格拒不用。若只记录劳绩，外任官便会在内任官之下受苦；若只尊崇官体，便会使一抔黄土长久掩埋其名；若防范过严，便会使人死后没有哀悼和追念。这正是有义之士和劳苦卿士为之扼腕长叹的原因。由此可知，私谥应当恢复古制。唉，如今到哪里还能找到这样的门生和故吏呢？《汉曹景完碑》。这块碑是曹景完先前任郃阳令时，其门下掾王敞等人于中平二年刻石记功、树立的。据史书记载，建宁元年，疏勒王在打猎时被他的叔父和德杀死，和德自立为王。建宁三年，凉州刺史孟陀派遣从事任涉率领炖煌兵，又与戊巳司马曹寛、西域长史张晏率领焉耆、▯兹、车师前后部，共三万多人讨伐疏勒，攻打桢中四十天不能攻下，便撤军离去。碑文称疏勒国王杀父篡位，又称曹寛以西域戊部司马的身份讨伐疏勒，攻城野战，谋略如泉涌，威势胜过勇士；还说和德当面▯归赴死，这些都与史书记载不同。不过和德既然是杀父篡位，碑文便不应称他为王。史书所记曹寛的事，应当以碑文为正确。史书只记到光和六年，碑文却称七年三月，大概是这一年十一月才开始改元中平；按年号纪事，而月份不同，并无妨碍。这块碑在万历年间才出土于郃阳，这是刚出土时最初的拓本。只有一个“因”字缺了一半，其余笔锋锐利，没有损伤丝毫。由此可见汉人不只是治玉技艺精妙，整体都浑然天成，连所刻的字也完全看不出刀痕。以我一生所见的汉隶而论，应当以《孔庙礼器碑》为第一：神奇浑朴，好比诗歌中的西京作品；此碑则丰润充实而高雅华美，若以书法相比，《礼器碑》如同季直表，此碑则如同《兰亭序》。自髭圣一评说“钟书古朴而不今媚，长处超过规范，心中仰慕、手上追摹的只有逸少一人”，王氏于是把王羲之置于钟繇之上。我不懂书法，却自认为颇能窥见汉人的精髓。弇州通晓千古书法，却把方整、瘦劲、少情感看作汉隶的法度；这样一来，柳诚悬一类的人就可以说穷尽晋代书法了。碑阴从伯祺到正孝共五十二人，另外五人的名字无法辨认，应当是刻石时就有缺略，并非后来剥蚀造成的。书法简洁质朴，草率而不经意，又自成一体，更使人知道汉人的结体和立意错综变化、不拘形式，是后人所不能及的。《汉太山都尉孔宙碑》。汉代太山都尉孔宙，是孔融的父亲。史书写作“伷”。赵明诚、欧阳永叔、王元美都说孔宙死于延熹四年。王元美又说，延熹四年都尉官被废；延熹三年，孔融因藏匿张俭而获罪，当时孔融十六岁。孔宙去世时孔融才九岁。考察建宁二年，张俭举奏侯览，侯览诬陷张俭结党，发布诏令搜捕，这时孔融已经十七岁，不是十六岁。又考察碑文，孔宙于延熹六年正月乙未日去世，记载十分清楚。三位都是史学家，张杜为什么说是延熹四年呢？再考察孔融于建安十三年去世，享年五十六岁，那么他应当生于永兴元年癸巳，到了延熹六年癸卯，孔融正好十一岁，不是九岁。孔融以文举之才，声望关系到汉室的存亡，却横遭曹氏贼党的欺凌和毒害，天下人无不悲痛。关于他的卒年，史书不应随意写错。至于说孔融十三岁丧父，史书也自相矛盾。应当以卒年和碑文为正确依据。碑文尚存，其八分法和结体古朴超逸，实在不容易造作。王元美轻视它，是因为心中受到曹氏诸碑的影响；汉魏相距咫尺，他却立刻把它们看成相隔千里。碑文也典雅有法度，只是奇怪孔融十岁拜访李膺、声名由此大振的事，碑文竟没有记载。古人竟然朴实到这种地步。至于后世，也不知道会怎样借此加以赞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十一岁〕 因此我又记起一件事：有父亲因为儿子打官司，愤怒而死；在哭悼死者的文章中，竟还想赞誉活着的人，这是为什么呢？唉，真是奇怪啊！《汉孔季将碑》碑阴。《孔宙碑》碑阴记载门生、故吏等人的姓名，杨用修《金石古文》说有四十二人，而我从张云收到王政，反而有六十二人，这是为什么呢？洪丞相《隶释》说，亲自受业的叫弟子，传授学业的叫门生，未冠的叫门童，属吏叫故吏，登记入籍的叫故民，这些说法似乎都有确凿依据。汉碑碑阴的字多半潦草，这一块却超逸古雅，不是魏人所能比的。《金石录》说“捕巡”可以补入《姓苑》，但《姓苑》没有记载。弇州说这些姓氏如今都失传了，大概是因为偶然没有收录；其实碑阴并没有失传。我收藏有古人的名印，其中姓氏奇异的很多，都可以补充《姓苑》的遗缺，当然不只是“捕巡”一姓。《吴天发碑》。《吴天发碑》使人都被它的怪诞所震慑，起初不能不怀疑，时间久了却又相信了。不考察源流根本，就会把一寸木头看成高山，把蹄窝中的积水看成大海。我的看法是，它不过是牛腹中的文字罢了。秦汉的遗迹姑且不论，就是岐阳石和三代彝器，它们的文字虽然也奇特古奥，却都雅正有法度，何曾像牛鬼蛇神一样呢？所谓彝器，就像“彝”字所表示的恒常法则一样，不能紊乱；制作成这样的器物，就必定写成这样的文字，丝毫不会逾越。这才是古代值得崇尚之处。吴天发碑并不早于汉、秦和三代，古代疏远而明白的源流本来清楚可鉴，怎么能突然迷失源头、忘掉根本，被怪诞之说所震慑呢？黄长睿把它说成书家张汤的作品，这是在穷洞里找到老鼠，也值得称许吗？赵明诚认为它是妖异之物，他的话说得有道理啊！古篆一定应当以岐阳石为第一；至于岣嵝、坛山、比干、季札等石刻题字，都是辗转附会，绝对不可信。只要心目清明，也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译司马氏把魏作为正统，已经违背了《春秋》的大义；紫阳先生加以纠正，使将要死灭的人心重新恢复，但仍有未尽之处。汉献帝三十年是己亥，第二年改元延康，是庚子年。这一年十月，曹丕篡夺汉室，紫阳先生应当把延康写作僭号，不应删去延康年号。献帝在庚子年改元，面南临天下达一年；也就是说，曹氏父子发动篡逆、发布号令，无不借用献帝的名义。向北面称臣侍奉曹氏的也有一年，难道其称号可以删掉吗？既然按义理不能删去，那就是三十一年，从庚午开始，到庚子结束。第二年辛丑，正是昭烈帝刘备以章武年号承继统绪之年，怎么能说魏、晋之间的授受相承呢？如果讨论纪年记事，那么延康从正月到十月，应该记在汉朝名下，还是记在魏朝名下？这样混乱失当，名分不正，言语也不顺，实在不是纪载的方法。吴在壬寅年僭越称号，虽然后来魏历三年庚子年被晋灭亡，与魏始终相终，但它仍是较晚灭亡的僭国，并非正统，因此也不应讨论它僭号的先后。我所以把吴碑列在前面。《魏劝进碑》。《劝进表》有人说是钟繇所书，又有人说是梁鹄所书，但都没有依据。拿它同《魏封孔羡碑》相比，虽然没有那种矫饰、屈曲、强劲的姿态，也没有汉人雍容超逸、古雅的韵致。曹操刚刚夺取汉室权柄，书法便明显带上时代的分别，人们却一概把它看作汉隶，这是错误的。当时华歆与管幼安齐名，表文开头列华歆之名，可见他在群奸之中受到的宠信最盛；一时得意，千年之后却只留下污秽和唾骂。看看辽海的苍凉景象，哪里比得上九泉之下有知觉？难道不会羞惭得流汗吗？《魏受禅碑》。过去有人称《受禅碑》为王朗撰文、梁鹄书写、钟繇刻石，合称三绝。碑额又有颜鲁公说是钟繇所书，但不知道依据是什么，难道也是张稚圭的梦话吗？它的书法与《劝进碑》相同，虽然略微远离汉人书法，却有雍容雅正的气度，仿佛衣冠自饰，也很是矫健。过去王莽篡汉时，匈奴尚且感念汉朝恩德，不肯接受新室印信。到了曹操的碑文却称南单于及诸国都服从他，或许是出于矫诈。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曹操的奸诈就更加超过王莽了。《魏封孔羡祀孔子碑》。过去有人把王莽、曹操、司马懿的德行相提并论；但曹瞒凭神机鬼算夺取汉室权柄，假借义理树立名声，毒害之势烈如焚天，不只是超过他们而已。曹丕继承父亲的恶行，父子兄弟之间的事情已经惨酷到不忍说，更何况对待其他人呢？读《白马王诗》，更觉得千古惨痛。这在《春秋》的义理中本应受到诛责，却还想假借祭祀孔子来装饰自己吗？这块碑的书法方正削峭、缺少情感而矫硬，比起汉隶雍容和穆的气度，不只是相差千里。由书法的来源，可以知道时代风气；难道能说书法只是一种技艺吗？我曾编纂诗集，认为曹氏父子之间突然分出汉、魏，曹操应当作为汉朝的殿军，不应把魏冠在他之前，也不应附会帝号。如今看书法也是如此。《后魏鲁郡太守张君颂》。《张猛龙碑》是张猛龙任鲁郡太守时，郡人为歌颂他的功德而立的。碑文没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若以晋代书法为标准衡量，它虽然少有含蓄蕴藉，却有结体错综变化的妙处，拿来和唐代书法相比，足以摆脱一个时代方整之风的束缚，欧阳修等人简直可以进入山阴书法的堂奥了。然而这块碑却流于险峻，又没有达到晋人的境界，为什么呢？应当说，是因为它的笔法与欧阳修、颜真卿不同。至于苏轼、黄庭坚稍作变化，又进入另一种趣味；书道的艰难就是这样，但懂得其中道理的人很少。‘猛龙’二字中的‘▯’字，按反切‘呼骨切’，意思是太阳出来时的气。它的名字险怪而不雅驯，六朝诗歌的滥觞也有这种情况，大概不只是书法如此。《后魏兖州刺史李仲璇修孔子庙碑》。李仲璇在《东魏世家》所说的中原纷乱之时，还知道尊崇孔子，能够修缮孔庙。此前宫牛阻挡险要之地，他又能凭借威势和恩惠使人归顺。史书称他所历任的职位都以清廉勤勉著称，可见他兼有文才和武略。碑文没有写明书写者的姓名，仍保留着古意。虽然笔力强劲骏利，却像一边偏着脸骄傲嘶鸣，又像异族行揖礼，姿态很不寻常。江式《书表》说：“大魏承接百王的末世，风气改变，文字也随之变化；篆书形体错乱，隶书体势失真。俗学的鄙陋习气，又加以虚妄造作，凭主观臆想把正常字形当成疑误，在当时炫耀迷惑。”这不只是要纠正偏旁，正是为了批评这类书法而发。唐代景龙观钟铭的源流就出自这里，只是稍加调和，使之驯雅，便胜过此碑。《后周华岳碑》。我曾经经过金天祠，总要放眼观看前代的碑版。汉碑没有一块保存下来，只有后周《华岳碑》像鲁灵光殿一样，巍然立在古柏之下。我亲手摩挲碑文，觉得制作精雅，通达明晰如同明镜。碑文由万纽于瑾撰写，赵文渊用隶书书写。于瑾曾经撰写碑颂数十万字，但这篇文章实在没有什么可观之处。文渊任周朝书学博士，书迹在当时很受推重。宇文泰当时命人刊定六体；后来江陵书写《景福寺碑》，梁主称许他，又因题写匾榜的功劳增加封邑、授任郡守，不能说他没有受到知遇。然而碑上的字完全违背古法，浅陋鄙俗，看一眼就令人作呕，却名震一时，这是什么缘故呢？窦臮《述书赋》说：“文深仰慕前代踪迹；至于师法子敬，仿佛要登龙门。有宋齐的外貌，却没有孔簿的内心。”窦臮避唐代讳字，所以把文渊写作“文深”。当时人说文深师法右军，孝逸师法大令。平定梁朝以后，王褒进入北方，满朝贵胄都以王褒为师，只有这两个人承继二王书法。二王已经不在，文渊以古隶著称，难道只擅长行书、草书和楷书吗？那么他本来就不应当不熟悉八分法吧？江式论书法说：“大魏承接百王的末世，继承五运的余绪；世代更替、风气转移，文字也随之改变，篆书形体错谬，隶书体势失真。俗学的鄙陋习气，又加以虚妄造作，凭主观臆想把正常字形当成疑误，在当时炫耀迷惑。”这段话说的是字形和偏旁的主观妄改，更何况结体呢？由此可知，唐代隶书虽然涉及丰润艳丽，结体却仍然有复古之意。然而文渊的隶书体势险怪庸俗，不合规范，难道不就是所谓“俗学鄙习、炫惑于时”吗？唉，作者不受赏识，受赏识的人又不创作，实在令人遗憾。我所以把它揭示出来，是给那些只凭耳食之谈判断书法的人看的。《隋智永千字文》。

译永禅师的真书、草书《千字文》，宋代时在关中刻成，精工之极，已经没有什么遗憾。楷书法则已经登峰造极，像山阴的正觉禅师进入入定状态，面貌如同死人。从此以后精神遨游变化，草书如同苦行头陀，无论行走、行动、坐卧，都不失戒律；但有时突然写出一个字，马上又落入俗格，这是为什么呢？斯陀含虽名为往来，实际上并没有往来，由此可知声闻乘初果尚且不容易证得。宋代杨大年说：“敕令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次韵。”这里的“敕”本来是梁代的字，传抄时才出现错误。那时帝王的命令还没有称作“敕”，直到唐高宗显庆年间，才说“不经过凤阁鸾台，不得称敕”，于是“敕”这一称呼才开始出现。既然如此，不知道这只是高宗一朝的旧事，杨大年为什么就概括为前代都如此呢？例如梁代萧子云的启文说：“臣萧子云奉敕令使臣书写《千字文》。”这又怎么解释呢？况且从汉代以来称作“敕”的例子很多，来不及一一列举。仅如唐太宗《九成宫醴泉铭》中称“奉敕撰”“奉敕书”，就不止一处，而且都在高宗以前；杨大年的说法实在是瞎说，不值得辨析。只是董逌也遵从杨大年的说法，说这里是误字，为什么呢？况且“敕”“梁”二字完全不像，怎么会误写呢？宋人解释经书，不能随意妄加改窜，放肆地编造曲解；这还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件罢了。《唐孔子庙堂碑》。唐代书法把欧阳询、虞世南并称；但张怀瓘说，欧阳询像狂将军，深入敌阵时有时会失利；虞世南像外交使者，精心选择言辞，很少有失误。又说虞世南刚柔兼济而含蓄于内，欧阳询筋骨毕露于外；君子应当藏有才器，因此虞世南本来更为优胜。至于说欧阳询如秀岭危峰、处处突起，那就不对了。欧、虞固然可以并称，如今只保存一块《庙堂碑》，而且已经经过五代翻刻，神采风貌尚且如此，最初刻本又不知会怎样呢？贞观四年碑成后进呈御览，唐太宗赐给欧阳询右将军、会稽内史的印章，那是逸少曾经佩带的印，当时已经受到文皇帝的重视，何况今天呢？

译《唐怀仁集王逸少书圣教序》。《书苑》说：“唐文皇帝制作《圣教序》时，都城的僧人〔原文“诿”疑误〕到弘福寺，怀仁汇集王右军的书法刻在石上，历经多年才完成。王逸少的精妙笔迹，全都汇聚在其中。”考察贞观二十二年，高宗还在春宫时，撰述了《圣记》。到高宗咸亨三年，才开始建立此碑，已经相隔二十八年了。那么这块碑不是文皇帝所刻，难道是怀仁集字的吗？还是从贞观年间到咸亨年间，才刻上石头的吗？黄长睿说：“我所见到的王右军遗帖，和碑上的字纤细之处都极其相像。”如今王右军的遗迹日渐散失，眼下再也没有这样的东西可以看了，保存下来的只有这块石碑，而它又将趋于湮没；感叹追念神妙的笔迹，怎能不产生深远的思念！长睿又说：“当时翰林侍书一类的人，大多学习这种书法，却完全没有高雅的韵致，于是有了‘院本体’这个名称。”当时的士大夫大多不欣赏它，大概是学习者的境界达不到；自来碑上的字并没有变得庸俗。由此才知道，只有本来具有这种境界，才能写得相似。如果内心根本没有这种境界，就像南越与北辕一样，距离反而越来越远。因此我记得曾在一本旧拓本上题道：“《圣教序》如同青霄中的仙阙，只能远望，不能到达。”由此才知道，翰林侍书一类的人，正如李少君设置的机巧殿屋：虽然悬空的足可以凌云，绣带飘扬，容貌秀美，但与仙女又有什么关系呢？长睿真是千古以来懂得书法真意的人；即使勉强想学习，又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吗？只恨不能把他从九泉之下唤起，与他相对击掌大笑一场。又。王右军的书法登上无上的神品之列，从古到今都光彩灿然，本来不必再谈论了。至于《圣教序》，是王右军石刻中的第一品，与定武《兰亭》的各类刻本相比，差距远在千里之外。然而如今碑在长安，人人都可以拓取，低贱的容易得到，珍贵的反而难以获得，所以人们不知道珍爱它。不知道它实在足以作为楷模，百代以来都可称为山阴王氏的嫡传。文皇帝是宏文之主，又有圣明睿智从旁启发，兼且精于临池之学；高宗又大体能够继承它。当时拓摹的工匠，理应没有谁能超过这里。而且当时王右军残存的纸张墨迹，全都收入宫廷，从真迹上拓出，摹刻的手艺也极其精妙。称它为山阴嫡传，难道是虚妄的吗？考察王右军的这些笔迹流传在人间，哪里只有千万份？经过传拓而失去真貌，肉眼无法辨别，于是使其他刻本竟敢狡猾地冒充嫡传。而这块碑如今只不过成为拓工早晚谋生的工具，敲击声昼夜不停，不久也会剥落殆尽了。感叹追念神妙的笔迹，却无可奈何，只能姑且自我解嘲说：逸少的恩惠，难道仅仅施给蕺山的老妇人吗？又。集王字《圣教序》和《古诗十九首》，如同青霄中的仙阙，只能远望，不能到达。评论者说，偏旁的拼合、大小的安排以及伸展收缩，是集字之书本来无法避免的；难道要因此责怪它吗？这件拓本是季安氏家藏之物，已有一百多年。虽然经历了断缺，笔锋的棱角还保存着。如今关中所得几十年前的拓本，已经如同得到半块玉璧，补上它的缺断，便动辄冒充价值连城。肉眼看见这本真正的拓本，反而加以嘲笑。周鼎、康觚这样的古物，怎能不为之郁结？特意命家童凌偃，依照松谈阁的装潢式样装裱成册，归还给季安。希望他好好珍藏，不要用肉眼去看待它。又。集字之书并不是从《圣教序》才开始的。比如章帝的《千文》等书迹，都是集字之作，只不过仅仅列入能品。唯独怀仁处在文皇帝宏文盛运之时，又正逢王右军真迹大量汇集，才能够拼合、伸展和收缩，最终进入神解之境。难道天地间的精英之气不愿意立即湮没吗？它确实足以作为百代的楷模，《兰亭》《淳化》《大观》都远远在它之下。然而观赏者不懂得“译义”，只看见碑后有润色的字，便说经过怀仁之手后，又由于志宁、许敬宗、来济、薛元超、李义府等人润色，不免失去真貌，这实在可笑。因此我特意把“译义”完整记载在这里，为这部书洗清诬谤。考察唐代宰相的衔带中有“译经润文使”，到宋代仍未改变。显庆元年，玄奘法师在大慈恩寺翻译梵文经典，薛元超、李义府询问古来的译义师。玄奘回答说：苻坚时由昙摩瞿翻译，中书侍郎赵整执笔；姚兴时由鸠摩罗什翻译，安城侯姚嵩执笔；贞观年间由波罗颇那翻译，左仆射令郡王孝恭、太子詹事杜正伦、太府萧景等人负责校阅。诏令说：“玄奘所翻译的经论既然是新的文义，很应该让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黄门侍郎薛元超，侍郎李义府、杜正伦审阅，随事加以润色。” 由此看来，这岂只是没有损害王右军的真迹，也可以看出古人重视佛教经典到了这样的程度！所以特意把它记载下来。世人尚未弄清“释典”一语，便随意加以贬低驳斥，这就像眼睛没有看见罪案，却判决了别人的刑狱。又。这是一本尚未断裂的旧拓本，也是武关所产的构皮纸，坚韧与柔和相得益彰，纸质虚松平和而能受墨，是秦地的产品。帘纹如同织成，纸色像隃麋墨一样黑。年代久了，纸张已经入理；其中有许多补字，特意挑出列举，以免引起《兰亭》那样的争讼。‘弘福寺’的‘福’字缺失，因为‘苍生罪而还福’一句，补入‘福’字。‘晋右将军’的‘将’字缺失，因为‘将日月而无穷’一句，补入‘将’字。‘大教然’的‘然’字缺失，因为‘然而天地’一句，补入‘然’字。‘晦影归真’的‘真’字缺失，因为‘以受真教于上贤’一句，补入‘真’字。‘智通无累’的‘通’字缺失，因为‘以通神甸’一句，补入‘通’字。‘非莲性自洁’的‘非’字缺失，因为‘以习俗而是非’一句，补入‘非’字。‘桂质本贞’的‘贞’字缺失，因为‘幼怀贞敏’一句，补入‘贞’字。‘将日月而无穷’中的‘日’字有误，因为‘即说呪曰’一句，补入‘曰’字。‘斯福遐敷’的‘斯’字缺失，因为‘以为斯记’一句，补入‘斯’字。‘皇帝在春宫’的‘皇’字缺失，因为‘我皇福臻’一句，补入‘皇’字。‘赴感应身’的‘感’字缺失，因为‘感恳诚’一句，补入‘感’字。‘重昏之夜’的‘重’字缺失，因为‘诚重劳轻’一句，补入‘重’字。‘火宅之朝’的‘火’字缺失，因为‘火宅之干焰’一句，补入‘火’字。‘幽闇而恒明’的‘而’字缺失，因为‘日月而恒明’一句，补入‘而’字。‘忽见来书’的‘忽’字缺失，因为‘忽得来书’一句，补入‘忽’字。‘度一切苦’的‘苦’字缺失，因为‘除一切苦’一句，补入‘苦’字。‘无意识界’中第二个‘无’字没有写出，因为下文有‘亦无无明’，补入‘无’字。‘苦集灭道’的‘灭’字有误，因为‘不增不减’，补入‘减’字。总共割补十八个字，逐一指出次序，真是极其明白。至于断裂的文字，共有三十三处反复，竟没有一处缺字，也很奇异。我平生所见的旧拓本有几十本，只有仲宗王孙先世收藏的那本是第一。我曾经为它写过一篇考辨，已经二十多年了，仍然记得它的锋芒棱角。这一本仿佛还胜过它。仲宗的伯仲兄弟共有十人，全都精于研习、博通古物，自命要传之后世，在青门结社，并分给我一半席位。若不是这一道的冠盖人物便不让进入，所以鉴赏能够如此精到。《金石史》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金石史》卷二。明代郭宗昌撰写。唐代《大雅集王右军书吴将军碑》。这块碑已经破碎，完全没有碑的形状了。我亲手摹写碑文，只剩下一二十个字，全文已经无法读懂；还保存着“弘福寺僧大雅集右军书为大将军吴文立”等字，又有“开元九年”几个字。仿佛有神鬼在护卫，连姓名、年代也没有残缺一处，实在奇异。碑上的字极像《圣教序》，只是大雅、怀仁都已经分别归于人世和天界，又怎么能够比较优劣呢？这块石碑是万历年间王文学尧惠游览西安府城隍时看见的，他立即告诉郡守，把它迁置到泮宫。我听说我家有一块道碑，曾被一个儒生在下面铺设毡子，长久啸歌欣赏；一夜之间便不知去向，追寻也毫无踪迹。如今刻着恶道的碑隐藏无踪，始终没有传给后人，与城中的泥土灰烬有什么不同？尧惠从我这里得到它，却没有把它私藏为己有，使王右军的遗迹失而复存，真是贤德啊！唐代《九成宫醴泉铭》。赵子固说，率更令所书《化度寺碑》和《醴泉铭》，是楷法中的第一；我说，只是唐代楷书中的第一罢了。不过《化度寺碑》已经毁坏，《醴泉铭》也不是旧貌。先正奉在八十年前向我的外祖父确山公请求得到一本，是一百年前的东西。确山公姓东，家世显赫，在关中居首；他嗜好图籍，即使是残断的墨迹和破纸，也珍藏在箱笥中而不舍弃，所以古代碑版最为丰富。我在立志求学的年龄便特别喜爱它。万历年间，我托赵常吉鉴定并装裱，勉强可以称为善本，笔锋棱角还在，但剥蚀得简缺瘦弱，不能完全符合我的心意。后来经过渭南，宗伯元象先生拿出一本给我看，说是朱汝脩的旧物。我一看便击节惊叹，宗伯举杯对我说：“朱汝脩、赵常吉赏鉴收藏的名声传遍都城，每次经过这里，总要拿出来共同欣赏，大家都拍案惊叫，说这是天下第一本。”汝脩去世后，遗书几乎散失，我用三万钱买到了它。舍人的儿子偶然陪客人坐着，错误地指说剥蚀的地方，宗伯总是罚他喝满杯。平生所见的几十本，都在这一本之下。古人说：‘记忆书法常常像回忆良朋。’我对于名家法书也是这样。二十年间来往于胸中的记忆，颇为我寻得了几本，另有一番鉴识。最后得到这一本，只缺十四个字，雄壮伟大、瑰奇卓异，顿时恢复了旧日面貌；精致坚韧的界缕还保存着，确实是北宋之物。古人所称的“草丛里受惊的蛇，云间迸发的闪电，森然如武库中的矛戟”，都清楚可见。与宗伯那一本相比，简直光彩焕发地胜过它了。我想起从前子函撰写《石墨镌华》时，看见一本善本便拍掌惊叫，满座的人都兴奋起来。有一天他对我说：“曾经听说有一本善本竟然流入浙江，总让我扼腕叹息。”将近二十年后才得到这一本，只恨不能把诸位先生聚集在一堂，举杯拍案大叫。客人有时嘲笑我：“难道昭陵《兰亭》、敬仁《像赞》也值得这样特别喜爱吗？”于是我解释说：“我不是说过吗，这是唐代楷书中的第一。”又要让客人喝满杯，大家都大笑起来。又。人们只知道欧阳询改变了晋代书法，却不知道他的用笔和结体多从古隶中产生，所以小欧阳于是作了《批法》。即使是今天隶书的变化，也有家学的渊源。看宋拓《醴泉铭》第一行“如”“宫”二字，左边偏旁作竖笔，以正锋一画而稍微转折，便有韵致，这是汉代分书的笔法。如今反复摹拓日久，碑字渐渐减损，变得细瘦失真，终于成为一笔的意趣，完全无法考察了。所以古拓本值得珍重。唐代《道因禅师碑》。古代真迹我已经无法亲眼见到了。如今的摹拓本失去真貌，又完全没有什么可观赏的。只有古代碑版还存在。率更的碑版还有几种，而兰台只保存下一道。道因法师的碑，兰台父子齐名，号称大小欧阳。率更的楷法源出古隶，所以骨力气势通达，结体独特，位居唐代楷书第一。小欧阳很早丧父，购买寻求父亲的书迹，不惜重金，努力学习而不知疲倦，能够窥见书法的根源，所以常常作《批法》。这是书法家学相承，并不是凭空创造。唐代《赠太师鲁国孔宣公碑》。这是唐高宗封禅泰山后返回，经过曲阜祭祀孔子并赠其太师称号时所立的碑。诏令崔行功撰文，孙师范书写。当时天下的大权全都归于中宫，天子拱手而立，朝廷内外称为“二圣”。这难道真能算尊崇孔子吗？崔行功的编撰叙述虽然相当博雅详尽，却有违孔子本来的体制。司马迁赞颂孔子的话说得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然不能到达，但心中却切实向往。”从天子、王侯到中国讲说六艺的人，都以孔子作为折衷标准，可以说是至圣了。孙师范的隶书瘦硬方削，缺少情致，是魏代以后的书法法式，不是汉代的法式。反而不如开元以后那种风流含蓄的风格。唐代《述圣颂》。碑在华阴西岳庙的一所道院中，我每次经过都在碑下徘徊。这是达奚珣撰写序文，吕向撰写颂文并书写的碑。此颂是歌颂玄宗所建立的华岳碑。如今碑已经焚毁，只剩下石块，仍然高耸如山。颂文称它光辉洞达而包容万物，这些景象已经不能再看到了。至于说它“高峻如断山”，真成了碑的〔原文“防”疑误〕。又说群神分立，背负着它的下部，仿佛还保存着；如今只剩下两个字，每字直径数寸，十分奇伟飞动，恍惚如龙翔凤舞。过去吕向曾因《美人赋》进谏，几乎被处死，张说替他请求，于是授任补阙，赐银章朱绂，不能说不是受到知遇。立碑时，玄宗的奢侈之心已经萌发，又认为岳神前来迎接，颂文不可以讽谏，这是什么缘故呢？碑字的结体像褚遂良的《圣教序》，但骨气稍弱；孙过庭峭拔爽利，胜过他，所以它有所不及。评论者说欧阳询、钟繇的笔法相杂，既不像笔端流润，又略带挑剔之意，反而说筋骨干枯，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唐代《华岳精享碑》。这是前一块碑的碑阴，苏颋奉玄宗之命祈雨应验后所建立的。主簿咸廙撰文，御史刘升书写。为什么在开元年间，隶书的体势已经完全没有丰艳妖冶的习气，仍然保存着古意呢？只是取得了汉代的形质，没有取得汉代的体势；取得了汉代的形象，没有取得汉代的意趣。即使把汉人从九泉之下请起，能不拍掌赞叹吗？李休光的名字以及碑额都粗俗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