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史卷二

译唐代褚遂良书写的《同州倅廨圣教序》。同州褚遂良书写的《圣教序》记，内容与慈恩寺的大小略同，但同州本多骨力，慈恩本多韵致，仿佛出自两个人之手。同州本又有坠石惊电般的气势。后面说：“龙朔三年癸亥六月二十三日建立。大唐褚遂良书写。”碑在同州倅廨，又不称“臣”，这也与慈恩本不同。褚公永徽元年庚戌出任同州刺史，三年回朝，六年贬为潭州；显庆二年贬到爱州，三年戊午死于贬所。到龙朔癸亥年，他死去已经六年了，怎么还能重新书写此事？难道两块碑都不是亲手写在石上的？褚公去世后，同州人不能承受对故乡先贤的思念，又摹刻到官署中，实际是记载建立的年月，起初并不考虑褚公是否还在世。两地字迹不同，是因为摹写的人不同。古人临摹《兰亭》，出于欧阳率更的，楷法便胜；出于褚河南的，行书笔法便胜。这一定是学习褚遂良的人摹写慈恩本，学习欧阳询的人摹写同州本，所以各自具备一种气骨风韵。虽然我惭愧没有鉴赏家的眼力，却私下想起张汤穷鼠的故事，这难道会超过此事吗？元美先生对此有所怀疑，只恨不能把他从九泉之下唤起同他说明。唐代褚遂良书写的《雁塔圣教序记》。褚河南楷书《圣教序记》，关中有两种：一种在同州倅廨，一种在长安慈恩寺。在慈恩寺的，序和记都是他自己写的，两块碑嵌在雁塔门东西两旁，雕刻得极其精致。我曾亲手摹写碑文，笔法如轻云细雾，若有若无，所谓瑶台青琐、窗映春林、婵娟美女、美盛得不胜罗绮，确实如此。序文后面说：“永徽四年癸丑十二月十日建立，尚书右仆射、上柱国、河南郡开国公、臣褚遂良书写。” 这是褚遂良从同州召回以后所写；笔署中称“臣”，是因为这不是奉敕书写御制文章。唐代《王清源忠嗣碑》。《清源碑》由元载撰文，王缙书写。王清源不只是忠勇敢战，他谋划石堡、预料禄山，都有深远谋略和预见，不是一名普通将领所能具备的见识。只是被李林甫憎恨，暗中让人诬告他。明皇没有察觉，判处他死刑；如果不是哥舒翰用官爵为他赎罪，几乎就不能免死。然而他最终还是被贬死了。史书称他善于谋划国事，却不善于为自身打算，是这样吗？元载是王清源女儿的丈夫。他的笔力庸常冗弱，本来就如此。为什么不说李林甫排挤陷害王清源的事呢？王缙的书法苍老，虽然藏锋收敛姿态，却又打开了宋人率直书风的门户。史书称王忠嗣是华州郑县人，碑上却称他是华阴人。碑立在州城西三十里、赤水道南；再往南的高原，就是他的坟墓。我还赶得上在碑下铺毡观看，碑体颇为高大隆起，雕琢追刻的精妙，不是今天的人所能相比。碑侧刻有水兽，更加奇异怪伟，使人越发遥想唐人的绘画遗迹，不觉神采飞扬。万历年间，渭南崔令君邦亮忽然把它迁置到县城西面的道路北边，不知是什么缘故。唐代《少林寺碑》。这块碑的上方刻着太宗还是秦王时征讨王世充、移告少林寺住持及军民的檄文。开头有玄宗所书的七个八分大字，称为“太宗文皇帝御书”。以文皇帝天资卓越，即使军书往来奔驰，也没有闲暇亲手写楷书。如今看它的用笔轻佻凡近，既不像文皇帝的笔法，而且“世民”二字独大，又写成行草；一看便觉得奇伟不凡，确实像李密初见秦王时的情形。由此才知道，这篇檄文一定出自掌书记之手，而秦王只亲自写了姓名。否则，为什么唯独另写成行草，与檄文中的字不相类呢？难道玄宗想彰明先祖遗迹，偶然误导了群臣，而默默无闻地始终没有人纠正吗？檄文下方就是少林寺碑，由崔珪撰文并书写。王元美说，懿公年轻时就以文才负有声名，号称“霹雳手”。这是崔珪父亲崔琰之的事。崔琰之任同州司户参军时，年纪很轻，不主持曹署事务。同州刺史李崇义内心轻视他，积压了数百件公案，责备他并催促他裁断。崔琰之命令属吏接连送来纸笔，供他省察裁决，一天之内全部处理完毕，取舍都合乎情理，文辞笔力强劲精妙。李崇义惊叹说：“你为什么一直隐藏自己的才能，反而成就了我的过失呢？”从此名声震动全州，号称“霹雳手”。他的儿子崔珪官至

译吏部尚书，曾经进谏停止营造玉真金仙观，当时称许他长于铺陈论述。碑文又繁杂芜乱，书法颇有褚河南的劲健俊秀，却没有“窗映春林”那样的情致。唐代《嵩阳观碑》。《嵩阳观碑》是徐浩用分书书写、李林甫撰述的。观中道士孙太冲为唐明皇炼丹炼到九转，因此作了这篇颂文。从前如秦始皇、汉武帝，都一心希求仙术。然而徐市带着三千童男女出海，害怕被诛杀而不敢回来；文成、五利二人最终都遭到大诛杀。唐明皇却还为孙太冲修建道观、树立碑石，始终没有醒悟。这大概是被李林甫这样的奸佞小人蛊惑了。李林甫本来不值得一提，侍中的分书却法度简约肃穆，没有堕入明皇那种华丽艳媚的习气。他本应当用书法进谏，却反而替他书写碑文，也算是不幸地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评论者说子敬、元常是异代的同道好友，这就像说孔门弟子已经登堂、得以入门窥见堂内一样，实在过分了。唐代段行琛碑 唐代段行琛，字行琛，是忠烈公段秀实的父亲。段行琛死于天宝九载，碑立于大历十四年，已经相隔三十多年了。当时段忠烈任四镇、北庭、泾原、郑颍诸州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御史大夫、张掖郡王，所以才开始立碑，以光耀他的父亲。张增书写碑文，李同题写篆额，却没有署撰文人的姓名，似乎也太草率了。碑在汧阳县段忠烈的故里，至今还完整，可以读。碑上称夫人为乐平狄氏，说她刚到下寿之年便已先行去世。长子段祥颖，次子段秀成，幼子段同颖，这样看来，段忠烈同母兄弟共有四人，可以补充史传的缺漏。张增的书法疏放纵逸，不合书法格调，欧阳询、虞世南的风范已经荡然无存了。唐人的行楷、八分书都远远超过六代，只有这块碑颓然放纵，已经接近宋元时期了。唐代周公祠灵泉碑 凤翔府岐山县凤栖乡的周公祠旧有泉水，后来长久干涸。大中年间，泉水忽然从地下涌出，崔观察使珙上奏了这件事。这也不过是水旱灾异中常见的事情罢了，唐宣宗却亲手下诏褒奖嘉许。即使还能见到下霁，史书仍然把没有再次施行仁恩，明明白白地作为宣宗的短处加以批评。如今这样的事情哪里还可能见到呢？碑上刻有奏状、手诏和谢表，笔势萧散，有褚遂良的意味。后来所书的年月和官衔，又很像柳公权，仿佛出自两个人之手。唐代景龙观钟铭 景龙观是唐中宗所建。唐睿宗又为它炼铜铸钟，并撰铭文。中宗是一个在清醒和睡梦之间、连昏晓都分不清的人。睿宗以临淄王的身份侥幸登上帝位，正当清浊二气重现于世、牝鸡司晨而淫乱污秽之时，天地竟不想恢复政权，反而再次察看局势。东宫几乎酿成太平公主之乱，他也是一个对雷霆般的祸患充耳不闻的人。还铸钟做什么呢？现在钟在西安钟楼，我曾亲手摹写过它的铭文。睿宗御制的铭文和书法，又古雅拙朴；在唐代以前，它是兼有楷法、篆法和分书笔意的。可惜没有留下姓名。它的源流出自兴和年间李仲璇所书的《修孔子庙碑》，又用雅正的风格加以调和，因此更加高胜。我收藏金石文字数百种，除去彝器上的款识，只有这一件可以称为金文了。唐代柳尚书公绰武侯祠碑 《诸葛武侯祠记》是裴晋公度任职时，柳尚书公绰在武相李元衡幕府中撰写并书写的。公绰是柳公权的兄长。米元章评论说他的书法胜过弟弟，然而已经没有柳公权那种含蓄蕴藉、风流俊逸的意味；虽然挥洒得十分纵逸，和柳诚悬相比，精密雅致方面仍然不如。他与老颠张旭那种纠结盘曲、雄奇杰出的格调和力量，确实有相合之处。但柳公绰端正，米芾偏奇，这又是唐宋书法的区别。碑至今还完好得像新的一样，难道是忠武侯的神灵在呵护它吗？可惜碑文无法写出诸葛武侯如游龙般神奇莫测的妙处，最终还是归于端正规范。古人说忠武侯像龙一样无可比拟，我认为只有太史公的文章、王右军的书法像他。遗憾不能替他把那种神奇变化写在碑上，使观看的人称快。唐代碧落碑

译绛州《碧落碑》的掌故，《尚书故实》说，是陈惟玉书写唐高祖之子韩王元嘉的四个儿子为先妃所制的碑文。《洛中纪异录》说，李谌为母亲房太妃追荐，塑像完成后，忽然来了两个道士，说天下能写篆书、撰作文章的人是李听所为；于是封闭门户三天才打开，两个道士已经化作两只白鸽飞走了，而篆文宛然留在塑像背后。王元美说，这件事虽然荒诞妄诞，然而李阳冰观览此碑七天也舍不得离去，学习它十二年仍不能达到其中的妙处，难道这种书法只是陈惟玉一类小人物能够辨识的吗？我把这些记下，等待有见识的人判断。我认为篆书在三代已经达到极高境界，往下到秦代便断绝了。世间传说的三代遗迹都属于伪作，只有岐阳石鼓古文和彝器款识是真迹；即使字形笔画不一定全能辨认，但古雅无比，远非后世可及，远望便能分辨。唯独这块碑以怪异深奥来惑人，因为难以理解，所以才有封门化鸽的说法；但它模拟图画形象，结体和用意杂乱无章。它高明之处不能远追上古，低劣之处已经堕入近代恶俗，像村学究教小孩子故意写险怪的字，庸俗可厌，确定是陈惟玉一类人的书法无疑。唐人连八分书都尚且不能达到极致，何况古篆呢？后人被传闻中的奇异故事震慑，茫然不能辨别，于是不敢轻易加以评论驳斥。不知道李阳冰仰慕并学习它这件事，难道是因为他盲目无知吗？这一定是错误的传说，哪里足以据此作出定论呢？释文虽然不是最好的，反而还没有失去唐人的气格，只是写得潦草衰颓，不配这块碑石，也没有什么值得深入议论的。只是遗憾不能让王元美从九泉之下复生，和他上下评议这件事，因此一直感到惘然。如今天尊像上的字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所见的是另一块刻石，是为了应付拓碑者而刻的。王元美原本说得正确；这块另刻的碑才题名为《碧落》。李肇说是碧落观，李汉说碑文终于“碧落”二字；如今碑文完整可读，并不是以“碧落”二字结尾，而是开元年间才改名为龙兴寺，最初的名称确实是碧落观，那么李肇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唐代代国公主碑 代国长公主是唐睿宗的第四个女儿，名华，字花婉。她于开元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去世，下嫁郑万钧。碑上称她：摴蒲、围棋都精通其中的微妙，箜篌、阮咸隔着帘子也能随手弹奏，仿佛天授一般。虽然是在称述她心灵聪敏，实际上却违背了《诗经》中所说的女子应当没有专擅才能的礼仪。唐代君主多骄纵放肆，不能善终，确实是有原因的。碑中文字极得褚遂良的楷书法度，因此可以看出唐代弘文之治，源流有本、发展有序，不是如今世人杜撰的可笑书法。唐代凉国公主碑 《凉国碑》是唐玄宗用分书书写、苏颋撰文的。书法刚劲飘逸而匀称适度，只是比《孝经》稍逊；《孝经》已经完全脱尽六朝的习气。公主是睿宗的第六个女儿，名防，字华庄。王元美说碑上作“华庄”，史书却作“花庄”，并且不记她的名字。子函在《石墨镌华》中直接把字当作名，二人似乎都没有见过这块碑。我曾跟随堂兄到奉先游览唐代诸陵，冒着暑热登到最高处，只见群山在北面耸立，万座山峰连绵不绝，一眼望不到边，竟然分辨不出哪一座是陵墓。回来后得到几通碑，其中这块石碑卧在草丛间，字迹完好如新。当时遗憾没有带纸墨，后来派工人去拓取，却已经被当地人打倒，损坏了一半；恐怕一经采访官吏前来查取，又会受不了他们的索求和侵扰。公主起初封为仙源公主，嫁给薛稷的儿子薛伯阳；因薛稷获罪流放岭表，她又改为现在的封号，重新嫁给温彦博的曾孙温防。碑文因此不得不避讳伯阳，却不应当漏记温防。唐代实际寺隆阐禅师怀恽碑 怀恽是南阳人，姓张。唐高宗曾梦见他，召他前来，亲自授给他朱绂，他却不接受。皇帝下敕命他剃发，在西明寺出家。永昌元年，下敕召他主持实际寺。现在碑放在西安府学。都玄敬说碑上没有书写者和撰文者的姓名。王元美说僧人怀恽撰文并书写。如今碑上说：“弟子思庄恭敬地追想清美的风采，刻下这块黑色美石。”大足元年十月二十二日神迁，享年六十二岁。神龙元年，下敕追赠隆阐大法师。天宝二年癸未立碑，那么这两位评论者似乎都没有把碑读完。大概因为碑首有“怀恽及书”四字，王元美便误以为是怀恽撰书。我考察京兆府章敬寺，那里又有一个怀恽，谥号大觉禅师，是泉州同安人，姓谢。元和初年，宪宗召他住在上寺。元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示寂，塔建在灞水边，名为“大宝相塔”。碑上所说的“怀恽书”，难道就是大觉禅师吗？为什么又说“及书”呢？按天宝癸未到元和十二年丁酉，已经相隔七十五年；即使大觉禅师满一百岁，推算到天宝立碑那年，也才二十五岁。难道因为他出生较晚，所以说“及书”，是说勉强赶得上这件事吗？这书法又老练强健，不像少年人的笔力。而且大觉禅师以宗教义理闻名，并不以书法闻名。有人说“怀恽”这个名字是后人增刻的；我亲手摹写过碑文，完全看不出增刻的痕迹，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书法又刚劲峻拔，仿佛《圣教序》，没有一笔不像。但评论者又说它婉转妩媚、缠绵萦绕，没有晋人的风致，这些说法我都不能理解。唐代圭峰禅师碑 《圭峰禅师碑》由裴公美休撰文并书写，柳诚悬篆额。柳公权的书名当时震动一世，和裴休相比本来处在同一行列。裴休广泛通晓佛教教义，彻悟祖师之心，亲手书写藏经五百函，为各种经疏论著作序，本来就是身为宰官而参禅的人。他的父亲裴中明肃任越州观察使，又修建了龙兴大佛殿。此前越州僧人昙彦和许询一同造塔，尚未完成，许询便去世了。昙彦的老师可一百二十岁，仍然活着。岳阳王将要到越州安抚时，昙彦说：“元度来了。”当时许询已经死了三十多年，弟子们怀疑他年老昏聩；不久岳阳王果然到来，以此证明志公曾暗中显示他先前和昙彦相识。昙彦远远召唤道：“许元度来了，为什么这么晚？从前的佛塔如今仍和原来一样。”岳阳王说：“弟子是萧詧，为什么叫我许元度？”昙彦说：“我还没有通达宿命。”于是把他拉进屋里，让他席地而坐，以三昧之力加持。岳阳王忽然悟知前世造塔的事情，清清楚楚如同就在眼前，于是重新修建两座塔。众人因大殿之事请示昙彦，他说：“我的缘力还没有到，等二百年后再说。”[非衣]刻石记载了这件事。等到裴休到来，约定的时间果然没有差错，于是为他建塔。由此看来，裴公前世再次皈依佛门是有宿世因缘的，所以这块碑能够替他家族作记。可是碑文又没有精深的造诣，为什么呢？唐代不空禅师碑

译不空的梵名是阿目佉跋折罗，汉语称作不空金刚；这里只略说他的两个名字。不空碑由严郢撰文，徐浩用楷书书写。徐浩字季海，是越州人，肃宗召他授任中书舍人，官至太子少师。皇帝喜爱他的书法，使他一时受到极大宠幸。他的父亲徐峤之也擅长书法，把书法之法传给徐浩。评论者说他的书法像愤怒的狮子奋力抓石、口渴的骏马奔向泉水。袁昂又说，像南冈的士大夫，只徒然崇尚风范，免不了寒酸。如今看碑上的字，骨力充足而缺少法度，不足以同王、谢家门中的子弟交往。有人说它接近王献之，结体十分庄重，却又说它寒酸，这是什么道理？不空在陀罗尼法门中有很多灵异事迹，所以不能只说降伏泉水、澄清海水等几件事。遇到大旱时，京兆尹萧昕请他祈雨，不空念咒并画龙投入曲江，一条尺许长的白龙振动鳞片出水，身形横贯天空。萧昕鞭马疾驰，刚跑出十步，暴雨便突然降下；等到跑到永崇里，沟渠已经决口了。玄宗曾召术士罗公远一同到便殿，比试法术。殿上的石面光滑明亮，法师借罗公远的如意，忽然激怒了罗公远，他多次伸手去取却拿不到。皇帝起身，不空说：“三郎不要取，这只是影子。”于是举手给罗公远看，如意又……西蕃入侵西凉时，玄宗下诏让不空入宫诵读《仁王经》密语，神兵出现在殿庭，西凉果然上奏报告了此事。东北方云雾中出现神兵，击鼓喧噪；蕃部有金色的老鼠，竟把弓弦全都咬断；城中光明幻化不定。西凉王怒目斜视，蕃军大败奔逃。皇帝下敕令各道城楼都设置天王像，这就是开始。又有邙山中一条蛇，头部像丘陵一样大，见到不空便请求超度，随后想要使河洛地区陷入水患，以满足自己的居处。 不空为它授戒说法，并且说：“从前因为瞋怒深重而受此苦报，如今又产生忿恨，我的力量哪里能够救你？应当思考我的话。”这条蛇便舍弃此身，不到一月就死在山涧中。不空精通许多秘密法术，当时很有名声。碑文已经荒残，记载又不完整；我所见到的事迹还有很多已经遗忘，所以这里只稍加删改，附带记载在这里。唐代玄秘塔碑 《玄秘塔》是为大达法师所建，原在长乐南原，如今移到西安府学。裴休撰文，柳公权书写。裴公美休固然是身为宰官而参禅的人，但他的文章对于禅理却没有发挥，只是叙述受到君主宠遇、震动贵族群体的事情，这是什么原因呢？柳诚悬的书法虽然和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并称，仍然处在同一行列之中。米元章自负鉴赏书法有眼力，评论却颠倒错乱，仿佛一个没有眼睛的人。他说：“欧阳询像刚病愈的人，面色憔悴，举止艰辛；虞世南像修习道术而辟谷的道士，精神清明而身体疲弱；褚遂良像训练成熟的战马，举动随意，另有一种骄矜的神色；颜真卿像项羽按剑、樊哙排闼冲入，像硬弩将要张开、铁柱特立，昂然有不可侵犯的神色；柳公权像深山得道、修养已经完成的士人，神气清健，没有一点尘俗气。”唉，这和梦呓有什么不同？我认为柳公权像赵王敦剑，头戴低垂的冠，系着长缨，穿着短后衣，瞪眼说话；颜真卿像龙泉、太阿这样的宝剑，登高临深，巍巍翼翼；褚遂良像公孙大娘盛年时舞剑器，气势如波澜盛大而高举，容貌如玉、衣服如锦；欧阳询、虞世南的书法法圆法方，本来就是诸侯所佩的剑。至于只见影子而看不见光芒，难道说的是晋人的书法法度吗？唐代大智禅师碑 史惟则的书法虽然浓厚丰郁，却又缜密、流畅、舒适，筋骨并不缺少，所以丰腴而不显得肥腻。碑文所述，称得上折衷古今，能够随大小而变化，十分合乎法则而又采用汉人的笔法，这一点应当另行评论。假如因为这一点就把它完全抛弃，那么所谓“思想如泉水涌出、吐出凤凰，笔力像大海、能够吞鲸”的书法，又到哪里去施展呢？严挺之的文章也写得有条理、有体制。唐代楚金禅师碑 我曾经和人谈论诗歌，有人推崇高华的一派，贬低沉实的一派。我说：“不对，不对，怎么能因为天上的银河就废弃洪河呢？所要辨别的只是格调罢了。一旦不合格调，就会堕入恶劣的趣味。”这个道理也可以用于书法。吴通微、楚金禅师碑的书法轻灵圆转、婉转流畅，近似高华一派。拿它同颜真卿那种倔强的书法比较，反而应当取它，我又不能理解其中的原因。难道只是性情畅快的人偶然写得畅快，或者只是笔势畅快吗？藏真律公帖 怀素法师的《藏真律公三帖》，是宋代游师雄在关中刻的，因此极其精工，再没有什么遗憾。它的书法飞动遒逸，天真灿然。拿它同《圣母帖》相比，筋骨多而肉少，所以更胜一筹。孙防礼说：“偶然想要写字，正好合于书法。”这难道也是偶然落笔写成的吗？有人说这是游丝连绵的笔法，不对。所谓游丝笔，完全没有轻重、断续、离合、折旋等变化的妙处。若是意脉虽断而笔势相连，即使王羲之很少这样，王献之却往往不少。怎么能一概把它说成游丝笔而加以指责呢？看来不是这样。宋代绛州夫子庙碑 《绛州夫子庙记》是汇集王羲之的书法而成的碑，摹拓和刻工都精美雅致。与怀仁集王羲之字所成的《圣教序》相比，虽然相差千里，但还没有失去邯郸学步的姿态。只是其中忽然夹杂着一两处草书，杜撰而且不合格调，宋人的粗俗鄙陋姿态完全暴露出来了。难道是想要凌驾于王羲之之上吗？宋人多半没有自知之明，往往就是这样。唐代李元谅懋功昭德碑 李元谅本是安息国安氏，年少时被宦官骆奉先收养，便冒用骆姓，名叫元光；他勇猛果敢而且有谋略。朱泚叛乱时，他能够镇定华州，华州百姓都感激他。在他将要调任镇守陇右时，行军司马董叔经请求为他立碑，皇帝便下令树碑，又由张蒙撰文作颂。所谓“昭德懋功”，全都是真实记录。韩秀弼所写的分书刚劲峻拔、瘦硬雅正，不比“择木”逊色。正值战乱纷扰之时，这块碑仍然雕琢精工，高大巍然，不肯草率完工，也足以看出中兴的征兆。元光因功封为武康郡王，谥号庄威；李元谅是皇帝赐给他的姓名。万历初年，碑倒卧在废弃官署的草丛中，许多人在碑上大小便。永昌人石公元麟来任华州守，便把碑移置到郡衙。《金石史》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