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纪事本末卷一

译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漳州百姓陈桂龙起兵，福建都元帅旺扎勒图等将他击退。陈桂龙和他的侄子陈吊眼拥有数万人，驻扎在高安砦，占据那里。朝廷命旺扎勒图和副帅高兴讨伐他们。当时建宁的贼寇黄华势力尤其猖獗，旺扎勒图先率兵进逼他的境地，黄华惊惧，请求投降。旺扎勒图上奏任命黄华为副元帅，凡是军队行动都向他咨询。陈桂龙等凭借高处据险防守，没有人敢进攻。高兴命人捆着柴薪送到半山，随后丢下柴薪逃走，像这样持续了六天，诱使他们把箭和石头全都用尽，才点燃柴薪焚烧山寨，斩首两万级。陈桂龙逃走进入畬洞。至元十九年夏四月，陈桂龙投降。当初，陈桂龙逃走后，陈吊眼仍拥兵自守，连续五十多个砦尚未攻下。高兴等击败并斩杀了他，陈桂龙等于是率领党羽前来投降。诏令把陈桂龙流放到边地。十二月，擒获福州叛贼林天成，在市中杀戮示众。至元二十年三月，广州新会的林桂方、赵良钤等聚集一万多人，号称“罗平国”，使用“延康”年号，被擒获。九月，象山县海盗尤宗祖等聚众在海上抢掠，哈喇台等招降他们，共九千五百九十二人，海道因此安宁。冬十月，建宁路总管黄华再次反叛，聚集十万人，号称“头陀军”，使用“宋祥兴”年号，攻破崇安、浦城等县，又进攻建宁，诏令史弼等率兵迅速攻击。黄华败逃后自焚，其余党羽全部溃散。至元二十一年二月，漳州盗贼起兵，邕州、宾州、梧州、韶州、衡州的百姓黄大成等相继作乱，命湖南宣慰使色勒敏率兵讨伐。诏令把宋朝宗室以及出仕为官的大臣迁往内地。当时荆湖、闽广之间战事兴起，没有安宁的年份；有人说居住在江南的宋朝宗室想要反叛，朝廷便派使者去逮捕他们。宿卫士谔尔根萨里说：“江南刚刚平定，百姓疑虑尚未消除，并没有听说宋朝宗室反叛。郡县官说了就相信一个人的浮言，便去捕捉攻击他们，恐怕会使人人都感到不安。”皇帝醒悟过来，召回使者，所以有了这道诏令。十一月，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云丹密实擒获海盗黎德，并招降余党一百三十三人，就在当地诛杀黎德以示众。把黎德的弟弟黎浩以及伪招讨吴兴等人戴上囚枷押送京师。至元二十二年二月，广东宣慰使云丹密实讨伐潮州、惠州两州盗贼郭逢贵等四十五寨，招降百姓一万多户、士兵三千六百一十人。他请求把擒获的郭逢贵等人带入朝廷，当面陈述有关事宜，诏令准许。秋七月，到达京师，说山寨投降的有一百五十多处。皇帝问：“是交战以后投降，还是一招降就投降？”他回答说：“那些首先拒绝抵抗的头领，我已经将他们磔杀了，这些人都是招降来的。”于是又说，先前大军经过之后，从来没有安抚治理当地百姓，州县官员又没有到任，所以盗贼各自占据土地，互相攻杀，百姓逐渐减少。现在应当选择贤能的官吏前去治理，皇帝听从了。二十三年春正月，西州赵和尚自称是宋福王、广王的儿子，欺骗百姓图谋作乱，被处死。八月，婺州永康县百姓陈巽四等图谋反叛，被处死。十一月，诏令商议平息盗贼。僧格伊苏特穆尔说：“江南归附已经十年，盗贼至今没有肃清，应当下诏规定期限招抚和捕捉，并把安抚聚集百姓的责任交给州县官吏；不能做到的就罢黜。”叶季说：“我在漳州十年，详细知道那里的情况，大体上是军官贪图利益、与盗贼勾结，所以尤其难以平息。应当命令各地镇守军官一律三年调任一次，也许可以革除这一弊病。” 皇帝全部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诏令江西行省平章呼图克特穆尔督促捕捉广东等地的盗贼。至元二十五年夏四月，广东百姓董贤举、浙江百姓杨镇龙和柳世英、循州百姓钟明亮，各自拥众一万多人，相继起兵，都号称“大老”。钟明亮的势力尤其猖獗，诏令派江西行省丞相蒙固岱、行枢密院副使云丹密实，调发四省军队讨伐他们。钟明亮多次投降又再次反叛。不久，福建按察使王恽上疏说：“福建有郡县五十多处，连绵的山地直达大海，实在是边远险要地区。自从平定宋朝以来，官吏残暴虐待百姓，所以愚民往往聚众作乱。朝廷派兵讨伐，又造成践踏破坏，这很不符合一视同仁的原则。何况福建归附的民户有将近百万，黄华叛乱时十户中已经损失了四五户。如今钟明亮的势力又比黄华更强，难道可以把他看作普通的草寇吗？应当选派精兵，明确号令，用计谋擒取他；否则祸患不会停止。”御史大夫伊噜勒也说：“江南盗贼兴起的地方共有四百多处，应当选派将领讨伐。”皇帝说：“云丹密实屡次以捷报传来，蒙固岱已经出发，你不必以此为忧。” 至元二十六年夏四月，禁止江南百姓携带弓箭，违犯者登记入册编为士兵。五月，钟明亮率领一万八千五百七十三人前来投降。六月，云丹密实请求任命投降的盗贼钟明亮为循州知州，宋士贤为梅州判官，丘应祥等十八人为县尹、巡尉，皇帝不准许，命钟明亮、丘应祥一同赴京。冬十月，云丹密实把丘应祥、董贤举押送到京师。丙戌日，钟明亮再次反叛，率一万人进攻梅州；江罗等率八千人进攻漳州；韶州、雄州等地二十多处盗贼也都起兵响应，声势大为扩张。诏令云丹密实再与福建、江西行省合兵讨伐，并且告诫云丹密实说：“钟明亮既已投降，朕命你遣送他赴京，而你故意拖延不发，才造成这次变乱。从今以后，投降的盗贼应立即遣送。”这个月，婺州盗贼叶万五率一万人进攻武义县，杀死一名千户。江淮省平章布琳济达率兵讨伐。十一月，漳州盗贼陈机察等八千人进攻龙岩，俘获千户张武义，并与枫林盗贼会合，福建行省军队将其大败。陈机察、邱大老、张顺等率党羽投降，行省请求将他们斩首以警戒众人，事情交枢密院商议。范文虎说：“盗贼固然应当斩杀，但既已投降却又杀掉他们，凭什么向人表示信用？应当一并押送赴京。”皇帝听从了。

译至元二十七年春正月，江西盗贼华大老、黄大老等抢掠乐昌等郡，行枢密院将其讨平。三月，建昌盗贼邱元等号称“大老”，聚集一千多人抢掠南丰等郡；太平县盗贼叶大五聚集一百多人进犯宁国，都被擒获斩杀。五月，云丹密实与江西行省管如德合兵讨伐钟明亮，诏令把钟明亮捆绑押送到京城。管如德扣留钟明亮等人不遣送，钟明亮又率众进犯赣州。六月，徽州绩溪盗贼胡发、饶必成，杭州盗贼唐珍，建平盗贼王静照，芜湖盗贼徐汝安、孙惟俊等都被处死。十一月，江淮行省平章布琳济达说：“福建盗贼已经平定，只有浙东一地处在边远险恶之地，是凶恶盗贼的巢穴。”当初，巴延等在各路设置军队镇守，大概是根据土地的重要程度来确定兵力多少。后来蒙固岱改变了这种办法，现在应当恢复原制，分派三万户分别戍守。扬州、建康、镇江三城横跨控制长江，人口众多，应当设置七个万户府；杭州行省各司、府库所在地，应当设置四个万户府；沿海和沿江的二十二处要害地方，应增加战舰，分兵操练水战方法，皇帝听从了。这个月，兴化路仙游盗贼朱三十五进犯青山，处州青田盗贼刘甲乙等聚集一万多人进犯温州、平阳。至元二十八年秋七月，派遣哈克伞统兵讨平江南盗贼。至元二十九年春正月，诏令江南因躲避战乱而离开家业的人恢复原业。九月，治书侍御史裴居安说：“云丹密实遇到盗贼时，盗贼刚起来却不立即出兵，等盗贼离去后才牵连诛杀平民。”诏令御史台和中书省派官员共同审问此事。至元三十年二月，江西行院云丹密实说：“江南豪强大族大多包庇藏匿盗贼，应当诛杀为首的人，其余人迁往内地县份。”皇帝听从了。成宗元贞二年冬十月，赣州百姓刘六十聚集一万多人，建立名号。朝廷派将领讨伐他，许多将领却观望不前。盗贼的势力更加壮大，江南行省左丞董士选请求亲自前往。他进军到兴国，距离盗贼营地一百里，命将校分兵驻守各地，把所有煽动作乱的人依法处置，又诛杀那些替盗贼包藏财物的奸民。于是百姓争相出来效力，不到几天，刘六十便被擒获，其余党羽全部散去。事情平定后，董士选派使者上奏，只请求罢黜几个贪赃官吏，完全没有提到破贼之事。当时人称赞他不夸耀功劳。北方边境诸王的叛乱【纳延、海都、都勒□】

译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夏四月，诸王纳延反叛。纳延是烈祖第五子伯勒格特的曾孙、伊苏布哈的孙子、广宁王卓多的次子。当初，纳延派使者征调东道军队，皇帝告诫诸王罗垒特穆尔不要擅自发兵。有人报告纳延反叛，皇帝派巴延前去察看。巴延装载了许多皮衣进入纳延境内，常常把它们送给驿站人员。到达后，纳延图谋捉拿他，巴延察觉，和随从快步逃出，分三路逃走。驿站人员因为得到皮衣，争相献出健马，于是巴延得以脱身，骑马飞驰回来报告情况。到这时，纳延正式反叛。当时西北诸王多想跟从他，皇帝对此忧虑。宿卫使阿实克布哈说：“这不如先安抚安定诸王，然后再奉行上天的讨伐，这样叛贼的势力自然会孤立。”皇帝说：“好，你试着替朕去办。”于是他向北方诸王游说。纳延问：“大王听说纳延反叛了吗？”答：“听说了。”纳延问：“大王知道纳延已经派使者自行归顺了吗？”答：“不知道。”又说：“听说大王等人都想在外部响应纳延，如今纳延既然已经自行归顺，就只剩大王与主上抗拒了。大王为什么不去见皇上，说明情况，以求万全之计呢？” 纳延答应了他。于是诸王的谋划才得以解除。皇帝于是商议亲自讨伐纳延。五月，派额森传旨，告谕北京等处宣慰司：凡是隶属于纳延部下的人，禁止他们往来，不许骑马、携带弓箭。当时将校中有许多人是纳延部下，或是他的亲近之人，他们相向驻马交谈，往往放下武器不战。皇帝对此很忧虑。浙西道儒学提举叶李秘密上奏说：“用兵贵在出奇制胜，不在兵多；面对敌人，应当用计谋取胜。他们既然都是亲近之人，谁肯尽力作战？这样只会白白耗费陛下的粮饷，以及四方转运的劳力。臣请求命汉军列阵在前，稍作交战后，再联合大军截断他们的后路，以此表示要拼死作战。他们曾经轻视我们，必定不会设防；我们用大军击败他们，就没有不能取胜的道理。”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下诏命左丞李庭等率领汉军，按照汉法作战。六月，皇帝到达实喇图噜一带，纳延的党羽金嘉努、塔布台聚集号称十万的军队，进逼皇帝的车驾。皇帝亲自指挥各军包围他们，纳延坚守营垒不出战。司农卿特尔格说：“他们人多我们人少，应当用疑兵使他们退却。”于是皇帝张开车盖，坐在胡床上，特尔格进献酒，塔布台按兵不敢前进。李庭说：“他们今晚一定会逃走。”于是带领一千多名壮士，抱着火炮，夜里进入敌军阵地；火炮发射后，敌军果然自行溃散。皇帝问：“你怎么知道？”李庭说：“塔布台的军队虽然很多，但没有纪律；他们看见皇帝的车驾停驻在这里却不交战，一定怀疑后面还有大军接应，因此我知道他们必然会逃走。”于是皇帝命李庭统领汉军，命伊实特穆尔统领蒙古军，一同进攻。纳延战败逃走，官军追上并将他擒获。秋七月，纳延的党羽、诸王齐都尔侵犯咸平，辽东宣慰使托尔楚派使者骑驿马飞驰报告。皇帝命他率领一万军队，与皇子阿雅噶齐共同防御。当时，女真硕达勒达的官民都同纳延勾结。托尔楚抛下妻子儿女，只带部下十二名骑兵，直抵建州；建州距离咸平一千五百里。他在那里与纳延的党羽达春巴图鲁等交战，双方都中了流箭。后来得知其党羽特尔格彻尔等想要袭击皇子，托尔楚便带领一千多人护送皇子渡过辽水，亲自同纳延的军队交战，边转战边前进；他射中敌方首领特尔格岱，箭从口中射入，从颈部穿出，特尔格岱坠马而死。随后军队驻扎在懿州，懿州一千多名老幼在道路两旁焚香罗拜，哭着说：“如果不是宣慰公，我们这些人就没有一个能留下后代了。”托尔楚说：“今天的事情，上赖皇帝的洪福，下赖将士们的力量，我有什么功劳呢？”他又向北追击纳延的残余党羽直到金山，交战取胜。皇帝嘉奖他的功劳，赐给他明珠和虎符，任命他充任蒙古军万户。二十五年春正月，诸王海都侵犯边境。海都是太宗的孙子、哈沙大王的儿子。他的家族世代居住在北方，自定宗以来，天天寻衅用兵。至元初年，他就已经有了叛乱的意图。朝廷商议想要讨伐他。皇帝说：“朕念及宗室之情，只应当用恩德来安抚他。你们选择一个谨慎周密、足以担当大事的人，前去出使。”左右近臣推荐平阳马步改达噜噶齐特里克。于是皇帝召见特里克，他的应答符合皇帝的旨意。皇帝赞赏他的机敏善辩，说：“这件事非这个人不可。不过，他必须先到巴图蒙克特黙王那里，和他一起商议事情，然后再去出使。”又派两人作为他的副使。特里克接受使命后，想直接进入海都的境内，察看海都的虚实，然后再同诸王商议。副使不同意。特里克说：“我亲自接受了密旨，违抗它就应当被处死。”副使害怕了，只好听从他。到达海都那里后，海都每天召集宗亲饮宴，准备伺机谋害特里克。特里克厉声斥责他们说：“姑且吃饭，不要让话脱口而出，彼此牵连成为罪过。”海都惊愕地说：“真直率啊！”酒喝到一半，特里克请求衣服来助兴。海都赞赏他的雄辩，正要脱下衣服送给他；海都的妃子阻止了他，拿出三袭皮衣交给特里克。海都于是对部属说：“作为使者，就应当这样。”并厚重地赠送礼物让他离去。特里克于是到了巴图蒙克特默王那里，把事情详细告诉他。故王说：“祖宗有训示：叛乱者人人都可以诛杀。如果他们不接受通好，就发兵执行上天的惩罚。我在外部响应并将他们剿灭，有什么不可以的？”特里克回来后，把全部事情报告给皇帝，并且说：“海都的军队人数多而且精锐，不宜迅速交战。他们来时就坚守营垒等待，他们离去就不要追赶。只要自己的防守坚固，就没有忧患了。”皇帝非常赞同，命令把海都赠送的、全部用金饰装饰的皮衣收藏起来，在朝会时应当穿着，以此表示。此年，诏令封皇子诺木罕为北平王，率诸王军队镇守，并让安图主持行省院事务。不久海都反叛，皇帝大规模检阅军队，准备讨伐他。先命户部尚书锡巴尔出使海都，告谕他停止用兵，设置驿站前来朝见。锡巴尔到达海都那里，传达诏旨，海都听从命令。海都退军设置驿站以后，丞相安图的军队已经先攻克和尔和特默王的部众，全部缴获了他们的辎重。海都害怕，准备逃走，对锡巴尔说：“我杀你并不困难，只是想到我父亲曾经向你受学，请你回去把安图的事情报告皇帝，这不是我的罪过。”锡巴尔将此事报告皇帝。皇帝说：“你说得对。”

译不久，任命锡巴尔为中书右丞，参与议论政事，并把宗王的女儿布琳章公主嫁给他。第二年，又派他出使告谕海都，并且说：“如果你不听从，我能调动诸王的藩卫军吗？”海都以害怕被杀为理由推辞，不敢前来。海都再次进犯边境，巴图约苏图迎击，战死。夏四月，诏令皇孙特穆尔巡行边境。纳延的余党和和尔果斯、哈坦等仍在进攻掠夺边郡，尚未平定。诏令皇孙特穆尔向北安抚各军，并进军讨伐他们。都指挥图图尔哈击败和尔果斯，章伊拉衮返回到哈拉衮山，夜间渡过格勒勒，再次击败哈坦的军队，完全收取辽左各部，设置东路万户府。至元二十六年二月，哈坦的军队进犯壶卢口，开元路治中乌云雅勒呼格出战，接连击败他们。六月庚申日，诸王奈曼岱在托果尔河击败哈坦军。辛巳日，海都进犯边境，图图尔哈跟随皇孙晋王征讨海都，抵达杭海岭时，敌军先占据险要，各军失利，只有图图尔哈率本军直冲上前奋力作战，护卫晋王杀出重围。追击的骑兵大批到来，于是选精锐设伏等待，敌寇不敢逼近。海都军到达和林，宣慰使奇卜、同知奈曼岱、副使巴噶塔喇都起兵响应海都。刘哈喇巴图尔趁机逃回。秋七月，皇帝亲自率军讨伐海都，到达北部边境，召见图图尔哈，慰劳告谕他说：“从前太祖与臣下共同患难，曾饮班珠尔河的水来记载功劳；今天的事情，难道会愧对前人吗？你要努力。” 至元二十七年二月，哈坦进犯辽东、海阳。五月，进犯开元。平章政事哲尔特穆尔率军在乌法交战，将其大败。至元二十九年冬十月，诸王穆尔特穆尔依附海都反叛，诏令巴延讨伐。到达额森呼图克岭时，那里已经被穆尔特穆尔占据，箭如雨下。巴延率先登山冲入敌阵，各军望见后争相奋勇，大败敌军。穆尔特穆尔挺身逃走，命苏克特们德尔等追击。巴延的军队返回，夜间到达布色图，突然遇到伏兵，巴延坚守营垒不动。天亮后才率军撤离，巴延带轻骑追到巴奇尔，正好苏克特们德尔等也赶到，于是夹击敌军，斩首二千多级。军中俘获间谍锡都，士兵想杀掉他，巴延不允许，反而厚加赏赐，派他带信告谕穆尔特穆尔祸福利害。穆尔特穆尔得到书信后感动流泪，率领部众前来投降。至元三十年三月，征括各路马匹。当时海都入侵，诏令群臣商议防备的办法。枢密院李廷建议再次征括天下马匹，共得到十一万匹。六月，诏令皇孙特穆尔到北部边境安抚军队，召回巴延，以伊实特穆尔代替他。当时有人诬陷巴延长久驻守北部边境，与海都交好，因此一直只是保守，没有取得一点战果。诏令皇孙特穆尔接受皇太子宝，安抚他的军队，由太傅伊实特穆尔辅佐同行。召巴延居住在大同，等待后续命令。伊实特穆尔还没有走到三个驿站，海都的军队又来了。巴延派人对伊实特穆尔说：“您暂且停留，等我消灭这些敌寇回来，也还不晚。”于是与海都军交战，一边作战一边退却，共七天。诸将认为他怯懦，愤怒地说：“如果果真害怕交战，为什么不把军队交给太傅？”巴延说：“海都孤军深入，进入我国境内；迎击他，他就会逃走，诱使他深入，然后一战擒获。诸位一定想要速战，如果让海都逃掉，谁来承担责任？”诸将说：“请让我们承担。”于是回军将海都击败。海都果然逃脱，于是召伊实特穆尔到军中，把印信交给他后离去。成宗大德元年冬十月，奇彻都指挥使成格勒攻破巴林之地，回来后又攻击海都军，将其击败使之逃走。巴林之地当时被海都占据。成格勒在金山率军进攻，海都的将领达朗台隔着达噜噶河驻军，砍伐树木在河岸设置栅栏来保护自己，士兵都下马跪坐，拿着弓箭等待。成格勒奋力率军奔驰攻击，大败敌军，全部缴获其人员、马匹、营帐。返回后驻扎在阿噜河，又遇到海都的援将巴拜。成格勒指挥军队渡河，逼迫巴拜，巴拜败逃，仅以身免。十二月，驸马齐尔济苏遇到敌寇，战败阵亡。这年秋天，诸王将帅共同商议边防事务，都说：“敌人往年冬天不出兵，暂且可以在边境休兵。”奇尔济苏却特别严格地整军等待。冬天，敌军果然大举到来，奇尔济苏三战三胜，乘胜追击北逃的敌军，战马跌倒，被敌军擒获。敌军诱使他投降，他不屈服；又想把女儿嫁给他，奇尔济苏毅然说：“我是天子的女婿，没有天子的命令，怎么可以再次娶妻？”最终不屈而死。大德三年十二月，命令皇帝的兄长之子哈尚镇守漠北。哈尚是皇帝兄长达尔玛巴拉的长子。皇帝认为宁远王库库楚统领北部边境军队时怠于防备，命令哈尚立即到军中代替他。大德四年八月，哈尚与海都军在呼巴哩交战，将其击败。大德五年九月，海都与都勒斡各部大举入侵。哈尚亲自督率成格勒等五军合击，大败敌军。阿实克射中都勒斡的膝盖，都勒斡号叫着逃走。海都没有达到目的，率军退回。不久也死了。大德七年秋七月，都勒斡派使者投降。都勒斡战败后，聚集部属和海都的儿子，谋划派使者请求诏命。使者到达后，伊彻察喇会同诸王将帅商议说：“都勒斡请求投降，按理应当等待皇上的命令。但一来一回要经过两个月，恐怕会错失时机。”于是派马乌赫哩前去回复。派出之后，才把此事报告皇帝。皇帝嘉奖他，诏令谨慎整饬军士，安置驿站传递，以便等待。从此，诸王中反叛的人相继前来归顺。武宗至大元年十二月，伊彻察喇进攻彻伯尔各部，将其平定。伊彻察喇说：“在边境的诸王，向来没有悔改的心；假如各部合谋，一定会成为国家的祸患。请安抚都勒斡的儿子科绰，并把各部归降的人安置在金山以南，派军队在山北屯田。即使他们另有图谋，我们已经控制了他们的腹心地区。”皇帝称好，催促军队进攻。彻伯尔等果然想投奔科绰，但科绰不接纳他们，于是相继前来投降，漠北全部平定。至大三年三月，赐给诸王彻伯尔布帛。当初，世祖因为海都反叛，诏令把海都分地所出五户丝积存为布帛，等待他来投降后赐给他。到这时，他的儿子彻伯尔归降，尚书省大臣请求把这些布帛赐给他。皇帝说：“世祖的谋划考虑得如此深远。等诸王朝会、按次序受赏完毕后，你们详细说明这件事的缘故，然后再给他，使他知道惭愧。” 高丽的臣属。

译世祖至元十七年，开始在高丽设置驿站。当初，太祖十一年，契丹人禄格率领九万多人逃入高丽，攻下江东城，占据那里。太祖派哈齐、济扎兰等率兵前往高丽，帮助攻打禄格，消灭禄格，并告谕高丽每年输送贡赋。高丽不久进献地方物产表示感谢。至元十六年，因讨伐女真之事告谕高丽，高丽开始奉表祝贺，多次派使者到元朝。正好使者被盗贼杀死，于是双方关系断绝。太宗三年，命萨里台率兵进攻高丽，高丽人洪福源迎接并投降。萨里台派洪福源到王京，招降高丽国王王■〈日育攵〉■〈日育攵〉；王■〈日育攵〉■〈日育攵〉派弟弟侹请求和议，萨里台答应了。设置京、府、县，派七十二名达鲁花赤监督，于是撤军。太宗四年，王■〈日育攵〉■〈日育攵〉杀尽朝廷设置的官员而反叛，朝廷再次派萨里台率兵前往；萨里台到王京南部攻打处仁城时，被流箭射中而死。军队返回后，王■〈日育攵〉■〈日育攵〉也上表谢罪。从此以后，高丽时而反叛、时而服从，反复不定。宪宗八年，朝廷总共四次派将领征讨高丽，攻下了十四座城。宪宗末年，王■〈日育攵〉■〈日育攵〉派他的世子倎入朝。到世祖中统元年，王■〈日育攵〉■〈日育攵〉去世，朝廷命倎回国，封他为高丽国王，派军队护送他回去，并赦免高丽境内的罪过。中统二年，倎改名为植，派世子愖奉表报告。中统五年，植亲自入朝。至元三年，皇帝想与日本通好，告谕高丽说，高丽与日本是邻国，应当作为向导。至元五年，植派弟弟淐入朝，皇帝认为植欺骗蒙蔽，淐到后当面列举植的事情，严厉责备他；皇帝特意派使者诏谕植，责令他供应军需、制造战舰，帮助攻打宋朝和日本。植又派大臣来朝。至元六年，植上表奏报诛杀权臣金俊等人，又派世子愖入朝。愖到达后，奏报高丽臣下擅自废黜植、拥立植的弟弟安庆公淐为王的事情，皇帝诏令派鄂尔多斯布哈、李谔等到高丽详细查问。不久，诏令授予愖特进上柱国的官衔，率领三千军队回国解救国家危难。皇帝认为植、淐的废立，是植的臣子林衍所为，诏令植、淐、林衍等一同到京师当面陈述实情；先派军队压迫边境，如果他们不来就及时进讨。不久，高丽统领崔坦等因为林衍作乱，带着西京五十多座城的百姓归附。诏令枢密院商议征讨高丽的事情。当初，马亨认为高丽本是箕子受封之地，汉、晋两代都曾设置郡县；如今虽然来朝，其内心难以测度，不如整顿军队，借道攻打日本为名，乘势袭击高丽，将它定为郡县。马希骥也说：“如今高丽是古代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合并而成的大国，相当于藩镇；权力分散就容易控制，诸侯强盛就难以控制。我考察他们州城中军队和百姓的多少，可以把它分为两部分，分开治理这个国家，使权力相当、势力相等，让他们互相牵制，这样慢慢商议好的办法，也容易安排处理。”商议都没有决定，正好使者到达高丽，植接受诏令恢复王位，不久亲自到京师朝见。至元七年，因为高丽西京归属元朝，改置东宁府，以慈悲岭划定边界。蒙固图任安抚使，佩带虎符，率兵戍守高丽西部边境；仍然诏谕高丽的官员、军民，说明这是为了讨伐林衍。当时植再次入朝，朝廷派军队护送植回国，命令将帅严格约束士兵，不得有所侵犯。正好林衍死去，林衍的党羽又拥立承化侯为王，逃入珍岛。大军进至王京西面的关城，派人收捕林衍的妻子儿女，植进入旧京居住。这一年又诏令植派遣使者与日本通好。至元八年，诸将大败珍岛的盗贼，平定了那里。至元十年，植多次说国家小、土地狭窄，近年又连遭荒歉，百姓和军队请求驻扎东京。诏令在北京边界营建驻地，又命东京路运送二万石米赈济。至元十一年，植去世，世子愖继承爵位，改名为睶，娶皇女和塔拉奇尔默色为妻。至元十四年，征东元帅府上奏，高丽侍中金方庆暗中豢养死士，藏匿铠甲兵器，制造战舰，积存粮饷，图谋作乱。捕获金方庆等人审查，查明属实，已经把他们流放到海岛。然而高丽亲近归附，民心尚未安定，可以征发征讨日本后返回的士卒二千七百人，设置长吏，在忠清、全罗等地屯驻，镇抚当地百姓，并且命令士卒准备牛畜和耒耜，实行屯田计划。皇帝听从了。至元十九年，睶上奏说：“日本侵犯我国沿海的郡邑，烧毁房屋，掠走子女，请调发库哩特穆尔部下蒙古军五百人戍守金州。”皇帝听从了。至元二十年，设置征东行中书省，由高丽国王睶与安塔哈共同主持事务。至元二十八年，高丽发生饥荒，诏令发给粮米十万斛赈济。成宗大德元年，封高丽国王昛为逸寿王【睶此前改名】，任命世子謜为高丽王，这是依从高丽的请求。大德二年，中书省大臣奏报：“謜有罪，应当废黜；重新让他的父亲昛为王。” 大德三年，昛派使者入朝进贡。丞相等人说：“昛在国内僭越比拟，行为违法；謜年少，擅自杀害无辜，请求下诏告诫整饬。”皇帝听从了。正好哈克伞出使高丽回来，说昛不能使众人服从，朝廷应当派官员与他共同治理。于是重新设置征东行省，命库哩济苏为高丽行省平章事。大德五年，再次罢免行省官员。这一年，昛去世，儿子謜重新即位。謜去世，儿子焘继位。焘去世，弟弟暠继位。对日本用兵。

译世祖至元十七年五月，召范文虎商议征讨日本。日本是古代的倭奴国，在东海以东。此前，至元元年，因为高丽人赵彝等说日本国可以通交，朝廷选择可以出使的人。至元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赫德持虎符，充任国信使，礼部侍郎殷弘为副使，带着国书出使日本。国书说：“大蒙古皇帝致书日本国王：朕认为，自古以来小国的君主，疆土彼此相接，尚且致力于讲求信义、修睦友好，何况我祖宗承受上天的明命，全部拥有中原地区，远方异域畏惧威势、感怀恩德的国家，多得无法尽数。朕即位之初，想到高丽无辜百姓长期困于兵戈，便下令停止战争，归还他们的疆域；高丽君臣感恩戴德前来朝见，欢悦得如同父子，想来贵国君臣也已经知道了。高丽是朕东方的藩属，日本与高丽非常接近；日本建国以来也不时与中国往来，到了朕这一代，却没有一个使者来通报修好。我还担心贵国对此了解不清楚，所以特意派使者宣告朕的意旨，希望从今以后互通问候、结成友好，彼此亲近和睦。”赫德等人取道高丽，高丽国王王植奉皇帝命令，派臣子宋君裴、金赞等为诏使向导前往日本，但没有到达便返回。至元四年六月，皇帝认为王植用言辞推托，命令使者空手返回；又派赫德等到高丽告谕王植，把出使日本的事情交给他，限定一定要取得日本方面的要领。王植认为海道险阻，不可使天朝使者受辱，于九月派臣子潘阜等带着国书前往日本，停留六个月，仍未能取得要领而返回。至元五年九月，命赫德再次携书出使；到达对马岛后，日本拒绝接纳，赫德等人便擒获塔二郎、弥二郎二人返回。至元六年六月，命高丽送还被擒的人，并让中书省用公文告谕高丽，但高丽没有答复。十二月，又命秘书监赵良弼前往。赵良弼将要出发时，请求确定与日本国王相见的礼仪；朝廷商议认为与日本上下之间的名分尚未确定，没有可以遵循的礼数，皇帝听从了。至元七年十二月，诏令告谕高丽国王植，护送赵良弼前往，务必使他到达。至元八年六月，日本通事曹介升等上奏：“高丽绕远路引导国使，另有快捷道路；如果得到顺风，半天就可以到达。若使臣前往，我们不敢一同去；如果大军进征，我们愿意充当向导。”皇帝说：“这样看来，应当考虑这件事。”九月，高丽国王植派通事徐称引导赵良弼到达日本。日本这才派弥四郎前来朝见，皇帝设宴慰劳后送他回去。九年二月，良弼派书状官张铎说：“去年九月，我和日本弥四郎等人到达他们的大宰府西面。”守护所的守将说：“从前曾被高丽欺骗，多次说上国将来讨伐，哪里料到皇帝爱护生灵、厌恶杀戮，先派使者带着玺书来宣示？不过王京距离这里还很远，希望先派人随奉使回去报告。”良弼于是派张铎同日本使者二十六人到京师求见。皇帝怀疑这是日本国主派来的，说守护所的人是在欺诈。下诏询问姚枢、许衡等人，众人都说：“确实如圣上所料，他们害怕我军进攻，所以派这些人来窥探我们的强弱罢了。”应当向他们显示宽仁，而且不应允许他们入朝觐见。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这月，高丽王植又写信晓谕日本，命令它一定要同大朝通好，最终没有得到答复。十年六月，良弼再次出使日本，到达大宰府后回来。十一年三月，命经略使锡都察球尔等率千料舟、巴图鲁轻疾舟、汲水三舟各三百艘，士卒一万五千人，约定七月征讨日本。冬十月，军队进入日本并击败日本军队，但官军队伍不整，又用尽了箭，只掠夺四境后返回。十二年二月，派礼部侍郎杜世忠等出使日本，再次送去书信，也没有得到答复。十四年，日本派商人带着黄金来换取铜钱，朝廷答应了。十七年二月，日本杀死国信使杜世忠等人。征东元帅锡都察球尔请求亲自统帅军队前往征讨日本，朝廷商议后暂且把这件事缓一缓。这月，皇帝召范文虎商议征讨日本的方略，随即下诏征集先前愿意从军的人和张世杰的溃军前往征讨日本。九月，发兵十万人，命范文虎统率，赐给右丞察球尔所率征日新附军钞币和铠甲。十二月，高丽国王睶率兵一万人、战船九百艘征讨日本。皇帝下诏给察球尔等人发放战具、高丽铠甲和战袄，并晓谕各位将领：军队经过高丽时，不得扰害高丽百姓。十八年春正月，召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勒哈、右丞范文虎等人赴朝廷，授予征讨方略。二月，各位将领入朝辞行，皇帝告诫说：“起初因为那个国家的使者前来，所以朝廷也派使者前往。后来他们扣留我国使者不让回来，因此才让你们进行这次出征。朕听汉人说：‘夺取别人的国家，是想得到那里的百姓。若把那里的人全杀了，徒然得到土地，又有什么用？’还有一件事，朕担心你们彼此不和。假如那个国家的使者到来，和你们有所商议，你们应当同心协力，像出自一张嘴那样回答他。”六月，阿勒哈去世，诏令由左丞安塔哈代替他。八月，范文虎等人损失军队后逃回，上奏说：“起初到达日本，想进攻大宰府，暴风破坏了船只，但仍想商议作战。万户厉德彪、招讨王国佐等人不听节制，擅自逃走。本省战后余军返回合浦，遣散后回到各自乡里。不久，败兵在阊归，说官军六月入海，七月到达平壶岛，又转移到五龙山。八月一日，风暴破坏船只。五日，文虎等将领各自挑选坚固完好的船乘坐，抛弃十多万士卒在山下。众人商议推举张百户为主帅，正砍伐树木制造船只，准备返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七日，日本人前来交战，官军几乎全部战死，剩下的二三万人被日本人俘虏。九月，官军到达八角岛，蒙古人、高丽人和汉人全部被杀；日本人称亲附军为唐人，不杀他们而把他们当作奴隶，阊归等人就是这样。大概是因为行省官员商议事情时彼此不能相互统属，所以全都抛弃军队逃回。过了很久，莫青、吴万五也逃了回来。这次战役，十万人中能够回来的人只有三人。”十一月，下令在高丽国金州等地设置镇边万户府，以控制日本。高丽国王请求修缮海滨城防，日本不答应。十二月，撤销日本行中书省。

译二十年春正月，发五卫军二万人征讨日本。下诏在察罕诺尔买粮，用来供给军匠。三月，命安塔哈担任日本行省丞相，与彻尔特穆尔、刘二巴图鲁大规模招募士兵、制造船只，征讨日本。中丞崔彧说：“江南盗贼接连兴起，都是因为招募水手、制造海船，百姓无法安生。征讨日本的事应暂且停止。江南四省应办理军需，应当根据百姓的力量，不要强行征取。凡是当地没有出产的物品，给付物价和征取民物时，都必须按实际价值办理。招募水手，应当听从他们自己的意愿。等到百姓的气力稍稍恢复、我们的力量大体准备好，过二三年再向东征讨也不晚。”皇帝没有采纳。二十一年春正月，派王积翁带诏书出使日本，从庆元取海道航行。皇帝因为日本风俗崇尚佛教，命补陀僧如智一同前往。船上有人不愿意出行，便共同谋划杀死王积翁。二十二年十一月，下令从江淮漕运米一百万石，走海路储存在高丽的合浦，又命东京和高丽各储米十万石，准备征讨日本。约定各路军队于第二年三月依次出发，在合浦会合。这月，又赦免囚徒，在他们脸上刺字，并招募宋朝时贩卖私盐的军人和熟悉海道的人充任水工，用来征讨日本。二十三年春正月，下诏停止征讨日本，因为当时正商议讨伐安南。此前，朝廷设立征东行省，下令各处制造海船，集中漕船，招募水手，储备粮饷。有关官府借征敛之机大肆牟取私利。吏部尚书刘宣上奏说：“近来商议再次兴兵征讨日本，这场战事若不停息，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近来索多建议讨伐占城，哈雅建议征讨交址，短短三数年间，官民受到严重扰乱，盗贼像刺猬一样纷纷兴起。况且交址只是小国，亲王率兵深入，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大将战死。何况日本隔着万里海洋，不是交址、占城两国可比；万一战事不利，援兵怎么能够飞渡海洋到达呢？”皇帝采纳了他的话，于是下诏停止征讨日本。成宗大德元年，江浙省官员伊逊岱尔请求出兵日本，皇帝说：“现在还不是时候，朕慢慢考虑这件事。” 三年，派僧人宁一山加封妙慈弘济太师，随商船出使日本，日本最终没有来朝。八年夏四月，设置千户所，驻守定海，以防每年到来的倭船。十年夏四月，倭商有庆等人抵达庆元进行贸易，献上金制铠甲，命江浙行省收存。征讨占城、安南。

译世祖至元十九年六月，下诏发兵讨伐占城。起初，朝廷认为占城已经归附，便派索多到该国设置行省，安抚治理。王子补的倚仗险固不肯服从，凡是经过其国的使臣，都被拘捕。皇帝大怒，决定进兵讨伐，调发淮、浙、福建、湖广军五千人，海船一百艘、战船二千五百艘，命索多统率出征。二十年春正月，索多攻打占城，击败占城军，进入其国。王子逃入山谷，后来派他的臣子宝脱秃花阳请求归顺，以此来使军队松懈。他又暗中杀死进入其地的使臣皇甫杰等一百多人。索多等人过了很久才察觉这是欺诈，于是派兵进攻，辗转交战到木城下面，因道路险隘而不敢前进。贼军从侧面截断归路，官军拼死作战才得以突围。索多等人于是谋划撤军。二十一年二月，命安塔哈发兵一万五千人、船二百艘征讨占城。船只不足，命江西省增补。秋七月，下诏命镇南王托欢征讨占城，与左丞李恒前往会合。索多的军队一同进发，又因为安南与占城合谋，命军队借道安南，并征取安南的粮饷供军使用。十二月，托欢的军队驻扎在安南，安南王陈日烜说，从他的国家到占城水陆都不便利，于是派兵分道在边境上拒守。二十二年五月，托欢的军队攻击陈日烜，将其击败并赶走，随即进入他的城池后返回。日烜派兵追赶，索多、李恒战死。起初，托欢多次写信给日烜，想借道通过，日烜始终不答应，并进一步修造兵船，准备迎战。托欢乘机把木筏捆成桥，渡过富良江，在北面同日烜大战，击败了他。日烜逃走，不知去向。他的弟弟益稷率领部属来投降。托欢召集各将商议，交人拒绝迎战，官军虽然多次败散，但交人的援兵越来越多。官军遭受疫病，死伤也很多。占城始终无法到达，于是谋划撤兵。交人追击袭扰，李恒中了毒箭，到思明后去世。索多的军队同托欢相距二百多里，托欢军已经返回，索多还不知道，急忙赶往托欢的营地。交人在干满江拦截，索多奋力作战而死。秋七月，枢密院说：镇南王统率的征讨交址军队，长期作战，力量疲惫，请发蒙古军一千人、汉军新附四千人，交由镇南王节制，用来征讨安南。皇帝采纳了这一请求。又任命唐古特为荆湖行省左丞。唐古特请求让征讨安南的军队回家休息，诏令让镇南王处理此事。二十三年春正月，下诏因为陈益稷自行脱离安南来归，封他为安南国王，并命镇南王托欢、左丞相阿尔哈雅平定他的国家，率兵护送益稷回国。当时湖南宣慰司上奏说：“连年征讨日本、出兵占城，百姓疲惫困顿，转运输送和赋役十分繁重，贫民卖掉子女来应役，行动之间，利害不止一端。况且安南已经派使臣奉表称藩，如果接受它的请求来使百姓的力量得到恢复，这是最好的办法。如果不得已，就应当宽减百姓的赋税，积聚粮饷，修缮铠甲兵器，等到来年天时稍微有利时再大举进兵，也不晚。”恰逢吏部尚书刘宣也这样说，皇帝认为他们的请求正确，命令军队返回，把益稷安置在鄂州。二十四年春正月，又下诏命托欢督率右丞程鹏飞、参知政事樊楫等进攻安南。鹏飞和樊楫等分兵三路，水陆并进，共交战十七次，都取得胜利，于是深入安南境内。安南王日烜弃城逃到海上。二十五年二月，托欢又派兵在海上追赶陈日烜，不知他逃到了哪里。右丞相阿巴齐说：“贼人抛弃巢穴远远逃走，是想等我们疲惫后乘机袭击。将士都是北方人，春夏交替之时，瘴疠将要发生；如果不能擒获贼人，粮饷又将耗尽，我们不能长久坚持。”当时日烜又派使者请求投降，用来迷惑官军。各将领相信了他的话，过了很久日烜仍不投降，反而聚集军队占据海口。阿巴齐率众进攻，将士大多染病，无法前进。各蛮部又反叛，已经夺取的险要关隘全都失守，于是谋划撤军。日烜又聚集三十万散兵，在东关防守，阻断托欢的归路。各军边战边行，每天交战数十合。贼人凭借险要地势突然放箭，毒箭使将士生疮。樊楫、阿巴齐都在作战中战死。前军齐都尔奋勇乘势进击，交人稍稍退却。托欢从小路赶回。日烜不久派使者入朝，进贡金人来赎自己的罪过。皇帝认为托欢无功而还，命他出镇扬州，终身不许入朝觐见。二十八年冬十月，派礼部尚书张立道出使安南，征召安南王入朝。起初，托欢等人回来后，皇帝一直对安南不满，想再次讨伐它。适逢日烜去世，他的儿子日燇继承王位。博果密说：“他们不过是山海之间的小夷，用天威压临他们，难道不会震恐吗？野兽走投无路就会咬人，这是形势造成的。现在如果派使者去晓谕他们，他们应当没有不奉命的。”于是因为张立道曾出使安南并立有功劳，又派他前往征召安南王入朝。二十九年九月，又派吏部尚书梁曾、编修陈孚出使安南，征召安南王入朝。当时因为张立道已经回来，而日燇没有前来，所以特地下诏派他们前往征召。三十年八月，安南派使者入贡，诏令把他们安置在江陵，又商议发兵讨伐安南。起初，梁曾等人到达安南时，该国有三座城门，日燇想从旁门出来迎接诏书，梁曾写信责备他，双方往返争辩三次，日燇最终从中门出行，梁曾又委婉劝他入朝。日燇不听，派他的臣子陶子奇同梁曾前来进贡。梁曾呈上自己同日燇辩论的书信，皇帝非常高兴，脱下衣服赐给他。朝廷大臣认为日燇始终不肯入朝，于是把陶子奇拘留在江陵，命刘国杰与诸王伊勒吉岱等整顿军队、聚集粮食，再次商议讨伐安南。十二月，平章政事伊克黙色、史弼、高兴等人因征讨安南没有功劳而回来，各自被杖责并加以羞辱，仍没收他们家产的三分之一。三十一年五月，停止征讨安南的军事行动，释放安南使者回国。当时皇帝去世，皇孙特穆尔即位，因此有这道诏令。征讨西南夷【缅、八百媳妇、金齿】。

译世祖至元十九年二月，商议征讨缅国。此前，至元八年，大理善阐等路宣慰司派奇塔特因出使缅国，招降缅王，使其归附。缅国使者博诣到京师，皇帝又派使者下诏晓谕缅王。十四年，云南省官员说缅王没有投降之心，派去的使者也没有回来，形势上必须用兵。皇帝没有批准。不久，云南都元帅尼雅斯拉鼎率兵进入缅国边境，逐渐招降当地民众，因为天气炎热而退兵。到这时，他上奏说缅国的地形险要都已亲自看在眼中，可以进攻。皇帝很高兴，于是任命塔布为右丞、伊苏德济为参政，命诸王桑阿克达尔统督各军，再次前往进攻缅国。二十年十一月，桑阿克达尔等人分路进攻缅国，攻取江头城，命都元帅袁世安驻守。又派使者下诏晓谕缅王，缅王不回应，也不接受议和。因为建都大公城是缅王的巢穴，于是水陆并进，攻取了该城。二十一年春正月，建都王乌蒙、金齿以及西南夷十二部都投降了。起初，各国受缅国控制，想投降却未能实现。到这时，因为缅国城池已经被攻取，于是全都前来投降。夏四月，呼图克特穆尔征讨缅国的军队被贼军冲散击溃，诏令调发思、播、田、杨两家军队援助他。二十四年春正月，缅国开始平定，于是确定每年进贡当地特产。二十九年八月，派蒙果勒黙色率军征讨八百媳妇国。成宗元贞二年十二月，设置彻尔军民总管府。云南行省官员说：“大彻尔的土地同八百媳妇犬牙交错。现在大彻尔的胡念已经投降，小彻尔又占据险要之地，彼此多有杀掠。胡念派他的弟弟胡伦请求另外设置一个机构，选择熟悉蛮夷情况的人担任首领，招致他们来归附，把那里作为进讨的根据地。”皇帝采纳了。大德四年五月，征讨缅国。起初，缅人僧哥伦作乱，缅王逮捕他的哥哥阿散哥也，不久又释放了他。阿散哥也于是率领党羽，把缅王囚禁在猪圈里，并乘机杀死了他。缅王的次子逃到京师申诉，诏令派色辰额哷等率行省军二千人讨伐阿散哥也。十二月，派云南行省左丞刘深率兵进攻八百媳妇旺扎勒。刘深借机进言，劝皇帝说：“世祖以神武统一天下，功业足以覆盖万世。如今陛下继承大统，却还没有建立功业来彰显盛德。西南夷有八百媳妇，尚未奉行正朔，请允许我前往征讨。”哈喇哈逊说：“山岭中的小夷，远隔万里，可以派使者晓谕，让他们自己前来，不必远道劳烦军队。”皇帝不听，最终发兵二万人，命刘深和哈喇岱等人统率前往。御史中丞董士遐也说：“不应轻信一个人的妄言，而把百万生灵置于死地。”皇帝变了脸色说：“事情已经决定，你不要再说了。”挥手让他出去。五年夏四月，调云南军征讨八百媳妇。五月，云南土官宋隆济反叛。当时刘深等人取道顺元，远道冒着烟瘴前进，还没有交战，士卒已经死了十分之七八。驱使百姓运送粮饷，在溪谷之间，一个人背着八斗粮，通常还要几个人帮助，走几十天才能送到，死者也有数十万人。朝廷内外一片骚动。刘深又命云南征调百姓供应粮饷，并胁迫水西土官的妻子蛇节，索取黄金三千两、马三千匹。宋隆济于是欺骗部众说：“官军征发你们，你们将全都被剪发、刺面，充当士兵；本人死在战场，妻子儿女也会被俘虏。”众人被他的话迷惑，于是反叛。六月，宋隆济率苗、獠、紫江各蛮四千人攻打杨黄寨，杀人掠物很多。隆济进攻贵州，知州张怀德奋力作战，战败而死。宋隆济于是把刘深围困在穷谷之中，梁王库库的军队前来救援，贼军稍稍退却。八月，派色辰额哷等人的军队讨伐金齿各蛮部。当时征讨缅国的军队返回，被金齿阻截，士卒大多战死。金齿的土地同八百媳妇相连，各蛮部互相仿效，不缴纳税赋，贼人又杀害官吏，所以一并征讨。九月，诛杀高庆、察罕布哈，免除色辰额哷的官职，降为庶人。起初，色辰额哷等人的军队进攻阿散哥也，没有取胜，退兵回来，却说贼人早晚就会投降。高庆等人接受了他的贿赂，首先提出撤军的打算，因此没有功劳。诏令派官员审问此事，查明色辰额哷以下将校接受贿赂的情状。诏令诛杀高庆和察罕布哈，色辰额哷等人遇到赦免，被削夺官爵，降为庶人。十一月，派刘国杰率军讨伐宋隆济和蛇节。当时刘深的军队战败，皇帝才开始后悔没有采纳哈喇哈逊和董士选的意见，于是派刘国杰、杨赛音布哈等率四川、云南、湖广军队分路进讨各蛮部，另下令让梁王率兵援助。军中的机密事务全由刘国杰裁决。六年春正月，宋隆济多次进攻贵州，始终没有攻下；刘深等人粮食用尽，道路又被阻断，无法通行，于是率兵返回。隆济又率众拦截，军队丢弃辎重，士卒几乎全部被杀伤。南台御史中丞陈天祥上书劝谏说：“八百媳妇只是荒远边地的小夷，攻取它不足以获利，不攻取它也不足以造成危害。然而刘深欺骗君上、蒙蔽下属，远道劳师动众，经过八番后纵横恣意妄为，中途发生变故，到处都叛乱。他既不能平定祸乱，反而被作乱的众人制服，粮食吃尽，计谋穷尽，仓皇退走，损失军队十之八九，丢弃土地一千多里。朝廷再次调发四省军队，派刘二巴图总督，湖南、湖北大规模征发运粮民夫，人数达到二十多万。何况正值农忙时节，驱使这些愁苦的人往返数千里，其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等到文从政的败兵说，西南各夷都处在重山叠岭之间，陡涧深林之中，狭窄险隘处只能容一人一骑通过，上面像登天一样高，下面像进入井中一样深。贼人如果凭借险要地势拦截袭击，我军即使人数众多，也无从施展；或者各蛮部远远据守险隘，拖疲我军，使军队不能前进，旁边又没有可以掠取的东西，将领和士卒不经交战就会陷入困境。况且自从征讨倭国、占城、□缅等蛮夷以来，近三十年不曾得到一尺土地、一个百姓的利益，计算所耗费的财力，哪里说得尽呢？”

译去年西征和如今这次行动，与此有什么不同？请求及早治罪刘深。”于是下达明确诏书招抚晓谕他们，他们一定会自行归顺，不必远道劳烦王师，同小丑争一时的胜负。就今天的情势而言，应当把军队驻扎在边境附近，多购买军粮，对内安定，对外巩固，逐渐使他们服从；这才是王者之师，是万全获利的办法。如果认为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想停止又不能停止，也应当详细审察成败，计算确定后再行动。那些蛮部都是乌合之众，一定不可能长久同心协力抵抗我们；只是逼迫他们，他们就会互相救援，宽缓对待他们，他们就会彼此猜疑。应当用计使他们互相仇恨，等他们出现可以乘机利用的裂隙，再慢慢命令各路军队同时进攻；服从的用仁德安抚，抵抗的用武力威慑，恩威并用，功业才可以成就。如果再舍弃恩德而一味使用威势，重蹈覆辙，恐怕将来的祸患会比今天更加严重。”皇帝没有答复。二月，罢免刘深等人的官职。当时乌撒、乌蒙、东川、芒部以及武定、威楚、普安各蛮部，借口输送供应劳苦繁重，乘机起兵，攻打掠夺州县，焚烧堡寨。派伊苏岱尔等率兵同刘国杰会合讨伐他们，但当时刘国杰正讨伐顺元蛮部，来不及会合。伊苏岱尔等率军分路并进，逐一平定了他们。七年三月，因为征讨八百媳妇损失军队，诛杀刘深；杖责哈喇岱，罢免郑佑。云南征缅分省时，有关官员适逢赦令，商议释放刘深以免其罪。哈喇哈逊说：“刘深为求虚名而首先挑起事端，损失军队、辱没国家，这不是寻常罪行可比的；不杀他就无法向天下谢罪。”于是诛杀了刘深。夏四月，刘国杰在墨特川击败宋隆济、蛇节。最初平定战事时，刘国杰的军队从播州境内出发，遇到贼军，交战失利，于是命令士兵每人拿一面盾牌，并把盾牌钉在地上，等两军交锋时就丢下盾牌，假装逃跑。贼军果然追赶，战马遇到盾牌全都跌倒。刘国杰击鼓呐喊，乘势追击，贼军大败。不久，残余贼军又聚集起来，要求交战。刘国杰不答应。几天后，命杨赛音布哈分兵先行，大军随后跟进，贼军溃败，官军乘胜追击败军一千里，杀死、俘获的无法计算，最终在墨特川击破贼军。蛇节投降后被诛杀。宋隆济逃走，不久被他的侄子宋阿重擒获献上，处死。其余党羽相继被平定。成宗至大二年十一月，八百媳妇和大小彻里各蛮部作乱，诏令派云南右丞色济固尔威前往招抚晓谕他们。等到色济固尔威到达后，被贼人收买，又任意进行攻掠，最终战败回来。阿哈玛特、僧格的奸邪。

译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平章政事阿哈玛特上奏清理计算江淮钱粮，诬陷行省平章阿勒巴、右丞雅克特穆尔、左丞崔斌，将他们杀死。阿哈玛特是回纥人，因为善于谈论财利而受到皇帝宠信。中统三年，开始设置左右部，统领各项事务，任命阿哈玛特掌管其事，同时兼任诸路转运使，专门管理财赋。阿哈玛特想每件事都由自己专门上奏，不经过中书省。当时张文谦在政府任职，极力说分掌财用，古代本来就有这样的道理；中书省不参与，难道要由天子亲自办理吗？于是这件事停止了。第二年，阿哈玛特因为河南钧州、徐州等州都有铁冶，请求兴办鼓铸之利，于是括取三千户，兴办冶炼，每年输送铁一百三万七十斤。至元元年，又因为太原百姓煮制小盐，越境贩卖，百姓贪图价格低廉，争相购买食用，解盐因此卖不出去，每年盐课收入只剩七千五百两，于是请求每年增加五千两，不论各类军人和百姓，均摊征收。皇帝认为阿哈玛特有才干，于是撤销左右部，将事务归还中书省，破格任命阿哈玛特为平章事。六年，新设宪台，阿哈玛特担心宪台揭发自己的奸邪，于是对皇帝说：“各路分别负责各项事务，钱粮交给转运司，如果必须依法惩治他们，事情怎么能够办成呢？” 请撤销御史台和各道提刑司。”廉希宪说：“设置御史台，内则纠举弹劾奸邪，外则察看异常，访求百姓疾苦，对国家政务的补益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像阿哈玛特所说的那样，难道一定要让上下官员专横放纵、公开贪婪暴虐，然后事情才能办成吗？”阿哈玛特无言以对，于是此事作罢。当时皇帝急于谋求使国家富足，看到阿哈玛特办事时常有成效，又多次同史天泽争辩，史天泽常常屈服，皇帝因此更加惊异他的才干，专门委任他，凡是他说的没有不听从的。阿哈玛特更加横行无忌。起初，朝廷制定铨选制度，吏部拟定官员的资历品级，呈报尚书省，尚书省再咨报中书省，然后上奏皇帝。阿哈玛特提拔任用私人，不经过吏部拟定，也不咨报中书省，安图因此提出意见。皇帝询问阿哈玛特，阿哈玛特说：“事情无论大小，都交给我办理；我所任用的人，应当由我自己选择。”安图于是请求从今以后，只有重大刑狱和升迁上路总管才交给宰执，其余全都交给阿哈玛特。皇帝采纳了。阿哈玛特又请求恢复原来的职权条文，下令各路括取户口，增加太原盐课，把一千锭作为定额。十五年，又上奏请求设置江西榷茶运司以及各路转运盐使司、宣课提举司、宣课司，官吏多达五百多人。崔斌上奏说江南官员冗多，杭州土地广大、百姓众多，阿哈玛特沉溺于私情偏爱，因此任用了他那不成器的儿子玛苏库。而且阿哈玛特先前亲自陈述请求免除子弟的任职，如今自己担任平章，儿子和侄子却有的任参政，有的任尚书，有的掌管将作监、会同馆，一家人全都处在要职上，有损公道。皇帝认为崔斌说得对，命令贬黜玛苏库等人，但始终没有把这件事当作阿哈玛特的罪过。不久，淮西宣慰使昂吉尔入朝，也以官员冗多为由提出意见。于是下诏将江西省并入福建，撤销榷茶营田司，归入本道；撤销宣慰司，将漕运司归入行省。到这时，崔斌升任江淮行省左丞。阿哈玛特痛恨崔斌损害自己，于是上奏清理计算江淮行省钱粮，诬陷崔斌与阿勒巴等人盗窃官粮四十万，并擅自更换任命官员八百多人。命都事刘正等人前往审理，未能办结，又派参政张澍等人共同审理，最终把崔斌等人置于死地。崔斌有文学才华，通晓政治方术，曾辅佐阿尔哈雅攻取荆湖广海，多次建立大功，救活了许多人。太子听说崔斌被杀，正在吃饭时扔下筷子，悲痛地派使者去阻止，但已经来不及了。天下人都为崔斌感到冤屈。十八年闰八月，括取江南户口和税课。当时京兆等路每年的税课已经从一万九千锭增加到五万四千锭，阿哈玛特仍认为没有达到实数，想要核查，皇帝察觉这是不对的，便制止了。十九年三月，益都千户王着在宫阙之下杀死阿哈玛特。王着因见人心对阿哈玛特愤怒怨恨，阿哈玛特又暗中铸造大铜锤，同妖人高和尚谋划袭击杀死阿哈玛特。当时皇太子跟随皇帝前往上都，阿哈玛特留守京师。王着认为太子一向厌恶阿哈玛特的奸邪，于是派两个西僧到中书省，谎称皇太子回到京师要举行佛事。省中官员对此有疑心，当时高觿、张九思都在宫中值宿，便盘问那两个僧人；二人仓皇失言，于是被抓起来审讯，但不肯承认。到了中午，王着又假传太子命令，让枢密副使张易发兵，夜间到东宫会合。张易没有察觉，立即带兵前往。高觿问究竟是为了什么，张易附在他耳边说：“太子回来要诛杀左丞相。”随后省中派使者出迎，全部被假太子杀死，假太子夺取他们的马匹，从建德门进入。夜里二更到达东宫前，王着勒马呼喊，让省官到面前来，责骂阿哈玛特几句话，随即把他牵走，用袖中藏着的铜锤砸碎他的脑袋，当场打死。接着又呼叫郝祯，把他杀死，囚禁右丞相张惠。于是高觿、张九思打开宫门大喊：“这是贼人！”命令卫士赶快捉拿他们。留守布敦拿着棍棒，将骑马者打落，其他人四散溃逃，多数被擒获。高和尚逃走，只有王着挺身而出，请求把自己囚禁起来。当时皇帝在察罕诺尔，听到此事后，立即派和尔果斯等人回来讨伐作乱者，在高梁河擒获高和尚，于是将高和尚、王着、张易一同斩首示众。王着临刑时大声说：“王着为天下除害，如今要死了。将来一定有人为我记载这件事。”又因为张易跟随王着作乱，准备把张易的首级传示四方。张九思说：“张易应变不周详，这一点可以有；但如果以同谋论罪，就是过分了。请求免除传示首级。”皇帝听从了。王恽说：“王着受到大义激发，舍弃一己之身为天下除害。事情败露后，他没有逃走，反而自行捆绑到官府认罪，直到临死，气势也没有丝毫挫折，把死亡看得如同回家一样，确实是杀身成名、死而无悔的人。若按照《春秋》诛杀乱臣贼子的法义来衡量，不因他的义举而给予肯定，可以吗？”四月，下诏将阿哈玛特的尸体戮尸示众，于是彻底追究他的党羽。阿哈玛特死后，皇帝仍未完全知道他的奸邪，等到询问枢密副使博啰，才全部得知他的罪恶，于是大怒说：“王着杀他，确实是对的。”命令挖开坟墓、剖开棺材，在通玄门外戮尸，并放狗吞食。四民聚集观看，都称快。抄没他的家产时，发现箱子里藏着两张人皮，询问此事，他的妾说：“每次诅咒时，就把神像放在上面，又用两幅帛画出披甲骑兵围守的形状，帷帐宫殿中的兵士全都张弓持刀，刀锋向内，显现出有图谋不轨的样子。”

译于是连同他的儿子库克新等四人一并诛杀。不久，命令中书省把他的党羽全部罢免贬黜，其中从中书省和各部淘汰的官员有七百一十人。四人被罢免后，他所滥设的官府有二百多所。又因为郝祯、耿仁结党作恶尤其严重，命令剖开郝祯的棺材，戮尸示众，把耿仁投入狱中并诛杀。起初，阿哈玛特想诬陷杀死秦长卿、刘仲泽、伊克莽、多卜丹三人，兵部尚书张雄飞坚持认为不可。阿哈玛特派人利诱他说：“如果你确实能杀掉这三人，就任命你为参政。”雄飞说：“杀人来求取高官，我不能这样做。”阿哈玛特大怒，把他调任澧州安抚使。张雄飞害怕迁任御史中丞，主持行御史台事务。阿哈玛特担心他的儿子库克新担任江淮右丞后，张雄飞不会容纳他，于是改任张雄飞为陕西按察使；还未出发，阿哈玛特就死了。召回张雄飞，任命为参知政事。库克新被捕后，命廷臣共同审问。库克新逐一指着宰执说：“你们曾经收受我家的钱，怎么能审问我？”张雄飞说：“我曾经收受过吗？”库克新说：“唯独您没有。”张雄飞说：“既然如此，就应当由我来审问你了。”于是库克新认罪伏法。二十一年十一月，任命安图为右丞相，卢世荣为右丞，史枢为左丞，萨勒迪、黙色、廉希恕一同任参知政事。起初，阿哈玛特专权执政，卢世荣靠行贿取得进用，任江西榷茶运使，后来因罪被罢免。阿哈玛特死后，朝廷大臣都忌讳谈论财利，没有人能迎合皇帝的心意。总制院使僧格推荐卢世荣有使国家富足的才能，皇帝召来询问，回答符合旨意，便命他同中书省在朝廷上辩论准备实行的政策。右丞相和尔果斯等人都因为意见不合而被罢免离职，因此安图又任右丞相，卢世荣任右丞，史枢等人也都是卢世荣推荐的。卢世荣进入中书省后，当天就奉诏治理钞法的弊病，自称有增加财源的办法，采用他的办法，赋税可以增加一倍而百姓不受扰害。翰林学士董文用对他说：“这些钱是从右丞相家里取来，还是从百姓那里取来？如果取自右丞相家，我就不知道；如果取自百姓，那就有话说了。牧羊人每年通常剪两次羊毛，如今牧人每天剪羊毛献给主人，主人当然高兴于得到的羊毛多；但是羊没有办法躲避寒冷和炎热，最终死了、羊也没有了，还能得到羊毛吗？百姓的财力是有限的，右丞相将要把它全部取尽，难道不会有每天剪羊毛造成的祸患吗？”卢世荣无法回答。御史中丞崔彧也极力说卢世荣不可任宰相，皇帝大怒，把崔彧交给司法官吏，想依法治罪，不久又罢免了他。所谓钞法，是中统二年，王文统请求铸造中统元宝交钞，从十文到二贯文，共十等，不限使用年月，在各路通行，赋税都可以收取，名为交钞法。二十二年二月，设置规措所。起初，卢世荣说天下每年税课钞九十万余锭，若由臣筹划经营，不从百姓身上征取，也可以增加到三百万锭。事情还没有实行，朝廷内外已经议论反对，请求同御史台、枢密院当面商议，皇帝同意在自己面前实行。皇帝说：“不必这样，你只管说。”卢世荣于是说：“自王文统以后，钞法虚弱败坏已经很久，应当括取铜来铸钱，并制造绫券，同钞一起流通。泉州、杭州两州应设置市舶转运司，给百姓钱，让商人向各番国官府经营，官府取七成利息，百姓取三成。各路虽然设置常平仓，但名存实亡，应当取得权豪所占有的铁冶，铸造成器物出售，用所得利息储粮平价出售，这样可以平抑物价并获取厚利。民间酒课太轻，应由官府发放钞币，实行古代榷酤法，同时禁止百姓私自酿酒售酒。一石米收取十贯钞，可以得到二十倍的收益。国家凭借军队取得天下，不依赖运送粮食，只需要羊和马；应当在上都、隆兴等路购买币帛交换羊马，选择蒙古人放牧，每年收取羊马的皮、毛、筋、角、酥、酪等物资，拿其中十分之二给牧人，马匹用来准备军务，羊用来充作赏赐。”皇帝认为这些意见都好，于是实行。到这时，卢世荣请求设置规措所，以善于经商的人担任该所官吏。皇帝说：“这是担任什么职务？”卢世荣说：“只是筹划钱粮罢了。”皇帝同意了。卢世荣又说：“天下那些能够筹划运转钱粮的人，都是阿哈玛特任用的，如今全都因为贪污滥用而被排斥出去。我想从中选择可以使用的人来任用，只怕有人说我徇私而获罪。”皇帝说：“何必考虑这些，只管使用其中可用的人。”于是提拔任用了很多人。三月，设置真定等路宣慰司兼都转运司，掌管税课事务。卢世荣请求在真定、济南、太原、甘肃、江西、江淮、湖广等地设置宣慰司兼都转运司，以治理税课；又严格制定条例，禁止各司阻挠，并派宣德王好礼兼任浙西宣慰使。皇帝说：“人们多说宣德王好礼有恶行。”卢世荣说：“他自己陈述能够每年办理钞币七十多万锭，所以任用了他。”四月，监察御史陈天祥弹劾中书右丞卢世荣的罪恶。卢世荣任中书省官员几个月，倚仗皇帝专门委任，肆意妄为、毫无顾忌，轻视丞相。左司郎中周戭因议事时稍微表示赞成或反对，卢世荣便诬陷他阻挠诏旨，入朝上奏，请求杖责一百后斩首。朝廷震恐，没有人敢说话。到这时，陈天祥上疏说：“卢世荣起初任江西榷茶转运使，多次犯下贪赃罪，动辄数万计；如今竟然不改，狂妄悖逆更加严重。虽然身处丞相属官之列，实际上却专擅大政，任意实行苛刻政策，大肆搜刮征求，想在一年之内取得十年积蓄。考察他的所作所为……” 与他所说的不相符。他起初说能使钞法恢复旧制，结果钞币如今更加贬值；起初说能使百物自行降价，结果物价如今更加昂贵；起初说不向百姓征取，却能使课程增加三百万锭，如今却逼迫各路官府，虚增其数。他所做的一切，动辄扰害百姓。假如不及早加以改革，等到他自行败亡，就像蛀虫虽自行消灭，根本的病患却已经很深了。奏疏传到朝廷，诏令丞相以下官员共同审问他的罪行。此时卢世荣、天祥都前往上都。于是御史中丞阿拉克特穆尔等将卢世荣所招认的罪状上奏。世荣在皇帝面前一一认罪服辩。诏令安图与各省大臣商议：卢世荣所做应该停止的就停止，应该更改的就更改；他所任用的人，确实无罪的，由朕亲自裁决。九月，废止榷酤。起初，民间的酒听任自行酿造，每米一石，官府征收钞一贯。卢世荣用官钞五万锭创立榷酤法，每米一石征钞十贯，比旧制增加十倍。到这时废止该法，听任百姓自行酿造。十一月，卢世荣被处死。世荣起初因进献生财之策而得到任用，太子很不以为然，说：“钱财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怎么能每年都取得充足呢？”僧格一向支持世荣，听到太子的话，默然不敢营救。到这时，世荣终于因罪被杀。

译当时皇帝年事已高，南台御史有人上书请求皇帝禅位，台臣把他的奏章藏起来，不敢上报。阿哈玛特的党羽特济格克实克等人请求收取各官府的案卷，彻底核查天下的钱粮，想借此揭发太子和大臣的过失。都事尚文说：“这是想使上面的皇帝陷入危境，使下面的大臣受到牵连，他们的谋划很奸邪。”于是他告诉御史大夫和丞相，让他们先入朝进言，以挫败那些人的阴谋。皇帝震怒说：“你们难道没有罪吗？”丞相进言说：“臣等无处逃避罪责，只是这些人名列刑书，却发动这样的举动，实际上只是动摇人心罢了。”太子听到此事，竟因忧惧而去世。二十三年秋七月，免去左丞相翁吉喇特、平章政事阿必实克的官职，这是听从总制使院僧格的意见。僧格为人狡猾强横，喜欢谈论财利，皇帝非常喜欢他。卢世荣被杀后，僧格便有了担任大任的意图，曾经命人列出省臣姓名进呈。皇帝说：“安图、郭佑、杨居寛等人都仍任原职；翁吉喇特等另行议处，并选任可以代替他们的人上报。”于是免去了他们的官职。从此朝廷中凡有建置，人才的任用和黜退，僧格全都参与其中。二十四年闰二月，重新设置尚书省，任命僧格、特穆尔同为平章政事，谔尔根萨里为右丞，叶李为左丞，马绍为参知政事。当时敏珠尔、多卜丹说：“自从制国用使司改为尚书省以来，颇有成效，如今仍以分设两省为宜。”诏令同意。安图进谏说：“臣的力量不能挽回大势，只请求不要任用僧格，另选贤能之人，或许还不至于残害百姓、误国误事。”皇帝不听。三月，推行至元钞。僧格认为交钞和中统元宝已经流通很久，物价上涨而钞币贬值，于是建议重新铸造至元钞，面额从一贯到五十文，共十一等；每一贯至元钞折合中统钞五贯文。十一月，任命僧格为尚书右丞相，谔尔根萨里为平章政事，叶李为右丞，马绍为左丞。起初，僧格奉诏核查中书省亏欠的钞六十余锭，参知政事杨居寛略作辩解，认为自己实际掌管的是铨选，钱粮并非自己的专职。僧格大怒，命左右侍从掌掴他的脸，于是杨居寛和郭佑都牵连认罪。事情上报后，皇帝命丞相安图共同商议，说：“这些人狡猾，不要让他们将来以受到胁迫审问、被诬陷认罪为借口。” 因此郭佑、杨居寛都被判处弃市，他们的家产和家人全都被籍没，实在冤屈。当时江宁县达鲁花赤吴德愤怒地说：“尚书省如今核查中书省，毫不留情；将来中书省反过来核查尚书省，你难道就不会死吗？”有人把这话告诉僧格，僧格立即逮捕吴德并将他杀死。不久，皇帝问翰林诸臣：“让丞相兼领尚书省事务，汉、唐有这种制度吗？”众人都说：“有。”左丞叶李却立即说：“从前省臣不能做到的事，僧格都能办成，应该任命他为丞相。”于是授予僧格尚书右丞相之职，提升叶李为右丞。二十二年冬十月，派遣使者核查各路的钱粮。起初，僧格摘取六部官员，委派他们核查各官府仓库的财物钱粮；后来又认为他们不能专任其事，于是设置征理司主管此事。当时理算的办法实行后，凡是涉及仓库钱粮的人没有不破产的；到了轮换任期的时候，人人都弃家逃避。僧格又说，湖广的钱粮已经责令平章约苏穆尔偿还，其他各省欺骗盗取的情况一定更多，请求派参知政事锡都等十二人，核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六省亏损的钱粮数目，并派兵保护他们出行，诏令全部同意。十一月，树立僧格德政碑。当时天下骚动不安，江淮尤其严重，谗佞之徒还在暗中劝请立碑颂扬僧格的德行。皇帝说：“百姓想立就让他们立，并且告诉僧格，让他高兴。”碑建成后，树立在尚书省前，题名为《王公辅政之碑》。当时董文用任御史中丞，唯独不依附僧格。僧格派人暗示董文用歌颂自己的功德，董文用不回答。僧格又亲自对董文用说：“百官都在丞相府领取俸食了。”董文用仍不回答。正逢朔方用兵，征求财物更加急迫，董文用说：“百姓已经危急了，外患尚未消除，内部却伤害国家根本，丞相应当思考这件事。” 于是董文用拿着各郡国上报的盗贼名册，对僧格说：“百姓并不是不想过安乐生活，只是急迫的法令和暴虐的征敛到了这种地步。御史台正是用来挽救时政不及之处的，丞相应当设法帮助它，不应当压制它。”僧格更加怨恨董文用，每天挑摘御史台的事务向皇帝进谗，说董文用愚直傲慢、阻挠法令，想治他的罪。皇帝说：“那是他的御史职责，有什么罪呢？” 二十六年十二月，绍兴路总管府判官白絜矩说：“宋朝宗室居住在江南，不合适，应全部迁往京师。”僧格将此事上报，提拔白絜矩为尚书省舍人，派他前往江南，清查兼并户，并带同宋朝宗室到京师。不久，江淮行省说：“江南百姓正苦于增加课税和括马之役，如今采取这项举措必然会使人心动摇，应该暂且停止。”皇帝听从了。当时僧格专权，法令苛刻急迫，四方骚动。程巨夫入朝，上疏说：“臣听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选择丞相更重要的；宰相的职责，没有比举荐贤能更重要的。如果不把举贤作为急务，而只把增加财货作为心愿，就不是为君上树立德行、为臣下和百姓谋利的意思。过去汉文帝拿决狱和钱粮询问丞相，周勃不能回答，陈平进言说：‘陛下问决狱，应责问廷尉；问钱粮，应责问治粟内史。’宰相对上调理阴阳，对下使万物各得其宜，对外镇抚四夷，对内使百姓亲附。观察这些话，就可以知道宰相的职责了。如今权奸掌权，设置尚书省核查钱粮，把剥削百姓作为要务，所任用的多是贪婪逐利之人，江南盗贼暗中兴起，确实是由此造成的。” 臣私下认为，应当整顿尚书省的政务，削弱行省的权力，罢免专门谈论财利的官员，实行抚恤百姓的措施，这对国家有利。”僧格大怒，将程巨夫羁留在京师，不让他离开，并上奏请求杀掉他，前后上奏六次，皇帝都不准许。

译二十七年八月初一，发生日食，地面大震，武平一带最为严重。九月，武平地面再次大震，地面塌陷，黑沙水涌出，毁坏官署四百八十间，民居数不胜数，被压死、淹死和受伤的有几十万人。皇帝对此深感忧虑，当时驻跸在龙虎台，派阿哩衮、萨里召集集贤院、翰林院两院官员，询问灾害发生的原因。议论的人害怕僧格，只是泛泛引用经传和五行灾异的说法，没有人敢切中时政。当时僧格派锡都、王巨济等人核算天下钱粮，已经征收的免除百万，尚未征收的还有数千万，百姓无法生活，自杀的人接连不断；逃入山林的人，官府便派兵捕捉。于是集贤直学士赵孟俯借阿哩衮、萨里入朝向皇帝进言，说必须下诏免除这些钱粮，或许可以消除天变。皇帝听从了，诏书已经起草完毕。僧格怒道：“这一定不是皇帝的意思。”赵孟俯说：“凡是尚未征收的钱粮，那些人已经全部死亡，还能到哪里去征取？如果不及时免除，将来进言的人假如把数千万钱粮亏失的责任归咎于尚书省，难道不是给丞相造成更大的牵累吗？”僧格醒悟，于是赦免天下所欠钱粮，百姓依赖此举渐渐得到恢复。二十八年春正月，僧格和鄂尔根萨里等人因罪被免职。在此以前，皇帝曾拿叶李和留梦炎的优劣询问赵孟俯。赵孟俯回答：“留梦炎是臣父亲的朋友。这个人稳重厚道，忠实而自信，善于谋划，能够决断，有大臣的器度。叶李所读的书，臣都读过；他所知道的、所能做的，臣也都知道、也都能做。”皇帝说：“你认为留梦炎比叶李贤能吗？”留梦炎在宋朝曾是状元，官位至丞相；贾似道误国欺君时，留梦炎阿附他以求取容。叶李只是平民，却曾伏在宫阙前上书，因此比留梦炎贤能。赵孟俯退下后，对奉御彻尔说：“皇上评论贾似道误国，责备留梦炎不进言。僧格的罪行比贾似道更严重，而我们却不进言，将来凭什么推辞皇上的责问？可是像我这样疏远的臣子进言，皇上一定不会听。侍臣中读书明白义理、慷慨而有大节，又受到皇上亲信的人，没有超过您的。舍弃一天的生命，为万姓除去残暴的贼臣，这是仁者所做的事。您一定要努力。”当时皇帝在漷北打猎，彻尔趁机入内进言，言辞激烈。皇帝大怒，认为他诋毁大臣，命卫士掌掴他的脸，鲜血从口鼻涌出，倒在地上不能动弹。过了一会儿，皇帝又召他来询问，他更加有力地辩说：“臣与僧格没有仇怨，所以竭力数说他的罪行而不顾自身，正是为国家考虑。” 如果害怕圣上的怒火而不进言，那么奸臣什么时候才能除掉？百姓的祸害什么时候才能停止？”皇帝大悟，召博果密来询问。博果密回答：“僧格蒙蔽圣聪，扰乱朝政，有进言的人就诬陷并杀掉他。如今百姓失业，盗贼蜂起，祸乱将在早晚之间发生；如果不赶快杀掉他，恐怕会成为陛下的忧患。”当时朝廷中进言的人越来越多，于是诏令御史台和中书省共同辩论驳斥僧格。僧格理屈词穷，皇帝说：“僧格作恶始终已有四年，台臣难道不知道吗？知道却不说，应当获什么罪？”御史杜思敬说：“剥夺官职、追缴俸禄，只听凭皇上裁决。”于是斥退罢免了长期任职的台臣，免去僧格等人的官职。命彻尔率领三百名卫士籍没僧格的家产，所得珍宝相当于内藏的一半。阿哩衮、萨里也因连坐而被籍没财产。二月，罢除征理司。诏令下达当天，百姓互相庆贺，但各路的核查仍没有全部停止。不久，御史进言：“核查钱粮，从中统至今已经三十多年，经过阿哈玛特、僧格相继掌国，所设办法已经极其严酷，而他们的党羽公开收受贿赂，百姓无法忍受，不如罢除核查为好。”诏令同意，并命令把欠负钱粮的文书取来，集中放在一室；没有皇帝命令而偷看的人治罪。起初，僧格想杀杨居寛、郭佑，刑部尚书博果密为他们争辩而未能成功，僧格非常忌恨他，对妻子说：“将来籍没我的人，一定就是这个人。”博果密退朝用膳时，僧格责备他不入官署办事，想借机加罪于他，于是博果密以疾病为由被免职。到这时，皇帝想任用博果密为丞相，对他说：“朕错误地听信僧格，以致天下不安，如今即使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朕在你年幼时就认识你，使你学习从政，本来就是想准备今天任用你。”博果密说：“朝廷中功勋旧臣、年龄和爵位在臣之上的人还很多。如今越次任用臣，没有办法使众人信服。”皇帝说：“那么谁可以任用？”博果密说：“太子詹事旺扎勒可以。先前籍没阿哈玛特家产时，近臣所受的贿赂都有登记，唯独没有旺扎勒的名字。他又曾说僧格任丞相必定败坏国事，如今果然如他所说，因此知道他可以任用。”于是任命旺扎勒为右丞相，博果密为平章政事。三月，推倒僧格辅政碑。起初，皇帝命翰林学士阎复撰写碑文，阎复到这时已经改任廉访使，也因牵连而被免职。夏四月，中书省大臣敏珠尔丹、崔彧说：“僧格掌国四年，中外百官很少有不是靠贿赂取得官职的；他的兄弟、故旧、亲族都被授予要职和肥沃土地，唯独以欺骗蒙蔽皇帝、剥削百姓为事。应当命令两省严格加以考核，凡是加入他党羽的人，一律除名，降为平民。” 皇帝听从了。湖广平章政事约苏穆尔，是僧格妻子的党羽，尤其违法。将他逮捕押送到京师，籍没他的家产，黄金多达四千两，于是诏令将僧格关入狱中，又把约苏穆尔押回湖广处死。起初，约苏穆尔因有人进言说，湖广刚归附时，各郡县长吏、吏员和富户挨家挨户收集白银，准备输送给官府，银子已经备齐而事情却中止了；约苏穆尔随即下令责令百姓自行申报实数，派出的使者络绎不绝，随地设置监狱，株连牵引，残酷到了极点。百姓因拷打和狱中拘禁而死者遍布道路，所搜获的财物不可计数，约苏穆尔全都据为己有。使者到了永州，判官乌克逊宛曲地向他说明利害，最终没有造成骚扰。后来看到核查日益紧迫、天下骚动，约苏穆尔叹道：“百姓已经无法承受命令了！”当天便上报行省。约苏穆尔大怒说：“各郡国的钱粮没有不增加盈余的，为什么唯独永州不是这样？这不过是孙府判倚仗才辩轻慢我，赶快把他拘捕关押，我要把他置于死地。”到这时，因为僧格败亡，孙府判才得以获释。秋七月，扬州路学正李淦上言：“叶李本来只是一个受过黥刑的罪徒，刚刚受到皇上知遇，便把举荐僧格作为第一件事，导致无罪的大臣被杀被贬，派遣使者四处核查钱粮，百姓怨恨而盗贼发生，天怒而地震水灾接连出现。人人都知道这是僧格任用群小的罪过，却不知道叶李妄自举荐僧格的罪过，应该斩杀叶李以向天下谢罪。”

译召李淦到京师接受审问，李淦到达时叶李已经被免职。授予李淦江阴路教授，以表彰他的直言，并发还行台御史周祚的妻子儿女。周祚曾弹劾僧格，被流放到噶达苏，他的妻子儿女和家产被没收入官府，到这时归还给他。这月，僧格被处死。二十九年三月，杀僧格的党羽尼雅斯、拉鼎等人。起初，僧格败亡后，尼雅斯、拉鼎、摩哩锡、都王巨济等人都被逮捕下狱。到这时，御史台说，他们这些党羽比照僧格，更加任意违法；核算江南钱粮时极其酷虐，百姓被迫嫁妻卖女，灾祸牵连亲属邻里，维扬、钱塘受害最惨，无辜死亡的有五百多人，天下人没有不想吃他们的肉的。如今三人已经伏罪，请求将他们处死，以向天下谢罪。皇帝认为锡都擅长理财，想释放他，博果密极力争辩，认为不可。当天中午以前共上奏七次，最终将他们一并处死。当时敏珠尔、多卜丹请求恢复尚书省，专门统领右三部。博果密说：“阿哈玛特、僧格相继误国，自己被杀，家族被灭，前面的教训还不远，为什么又想仿效他们呢？”此事于是搁置。五月，中书省大臣说：“狂妄之人冯子振曾作诗赞誉僧格，等到僧格败亡，便告发词臣撰写碑文、引用诏谕不当。”国史院编修陈孚揭发了他的奸状。皇帝说：“词臣有什么罪？如果一定以赞誉僧格为罪，那么在朝大臣有谁没有赞誉过他？朕也曾经赞誉过他。”这月，诏令杨居寛、郭佑死得不是他们的罪，发还他们的遗体和家产。成宗元贞元年五月，省臣阿哈玛特、僧格依仗权势出卖官职，不区别贤能与否，选官制度因此败坏。于是诏令敏珠尔、多卜丹与何荣祖等人整顿纠正。《元史纪事本末》卷二 科举和学校制度 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诏令商议建立科举法，但最终没有实行。元朝自太宗攻下中原后，采用耶律楚材的建议，命朝廷大臣历行各路考试，把策论和经义、词赋分为三科，规定三天考完，每人专治一科，能够兼通的听任兼试。录取了东平杨英等若干人，他们都是一时名士。但朝廷议论时有人认为不合适，此事又中止了。至元初年，丞相史天泽、学士王鹗多次请求皇帝通过科举选取人才，皇帝诏令中书省议定程序。他们又请求依照前代建立国学，选蒙古人和各级官员的子孙一百人学习，等到学业有成后再考试任用，但都没有来得及实行。到这时，丞相和尔果斯与留梦炎等人又说：“天下学习儒术的人少，而通过刀笔吏取得官职的人多。”皇帝说：“那将怎么办？”他们回答：“只有通过贡举选取人才才合适。凡蒙古士人以及儒吏、阴阳、医术之人，都令其参加考试选举，这样他们就会专心学习了。”皇帝批准了他们的奏议。接着许衡也讨论学校和科举的办法，主张废除诗赋、重视经学，制定为新制度。恰逢和尔果斯被罢职，此事于是停止。二十四年闰二月初，设置国子监，任命耶律有尚为祭酒。起初，太宗设置总管教育国子监的官员；至元初年，任命许衡为祭酒，当时前来国子监学习的侍臣子弟才十多人。许衡离任后，教育更加废弛，学校房舍又没有修建，师生寄居在民房中。国子司业耶律有尚多次把此事上奏，朝廷才开始建立国子监，设置监官，增加并扩大弟子名额，于是任命有尚为祭酒。又设置江南各路儒学提举司，当时江南各县分别设置教谕二人。又采纳廷臣的议论，各道分别设置提举司，设置提举儒学二人，统管各路府、州、县学校祭祀和钱粮事务。不久，又听从僧格等人的意见，核查江南学田收入的盈余，储存在集贤院，用来供给有才艺的人。二十六年秋八月，开始设置回回国子学。

译二十七年春正月，诏令大臣的子弟进入国子学，设置兴文署，掌管经籍刻版以及江南学田的钱粮。二十八年春正月，命令江南各路学校和各县学校内设置小学，选取年长而稳重的人教授学生。其他先儒教化流布的地方、名贤经行过的地方，以及好事之家出钱出粮供养学校的地方，一并建立为书院。凡是由朝廷任命的儒学教师，称为教授，设置于路、府、上州和中州；由礼部、行省及宣慰司任命的，称为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设置于路、州、县和书院。成宗元贞元年三月，增设蒙古学政，由肃政廉访司统领。秋七月，诏令告诫内外各处：有兼通儒学和吏事的人，各路都要举荐。廉访司每道每年贡举二人，由省、台制定法规考试，合格者加以任用。贡举不公的，治举荐者的罪。大德八年，增加蒙古国子学生三百名，从宿卫大臣的子弟中选充。武宗至大元年，召吴澄任国子监丞。在此以前，许衡任祭酒时，学者受到激励而兴起；时间久了，逐渐失去旧有风气。吴澄到任后，学生按次序接受教授，每天太阳偏西才退学；到了闲居的房间，拿着经书前来请教疑难的人接踵而至。吴澄根据每个人的资质，反复教导他们。四年夏四月，诏令国子监：“担任师儒的人，有才干、有德行者，不拘品级选用。”起初，皇帝命李孟掌管国子学，告诫他说：“国学是人才产生的地方，卿应当多次考核诸生，勉励他们修养德行、完成学业。”皇帝又曾告诫省臣说：“从前世祖重视国学，像博果密等人都是蒙古人，却通过教育成为人才。朕如今亲自确定国子生为三百人，又增加陪堂生二十人，通晓一经的人依次补为伴读，把这些定为制度。”到这时，李孟等人说：“如今正任用儒者，但年长而有经验的人一天比一天少。四方儒士中有成材的，请提拔任用为国学、翰林、秘书、太常或儒学提举等职，使求学者有所激励。”皇帝同意了。仁宗皇庆元年二月，任命吴澄为司业。吴澄采用宋代程颢的学校奏疏、胡瑗的六学教法和朱熹《学校贡举私议》，综合制定为四条教法：第一是经学，第二是品行实践，第三是文章技艺，第四是治理事务。还没有来得及施行。吴澄又曾对学者说：朱子在探究学问方面的功夫较多，而陆子静以尊崇德性为主。探究学问如果不以德性为根本，弊病一定会偏在语言训诂的末节。因此学习必须以德性为根本，这样才差不多能够有所收获。议论者于是认为吴澄属于“陛氏之学”，并非许衡尊信朱子本来的意思。但也没有人知道朱熹、陆九渊二人的学说究竟如何。吴澄一天晚上辞职离去，有学生没有告假，便跟随他南下。不久，吴澄被授为集贤直学士，却因病没有赴任。二年冬十月，中书省大臣上言科举之事。世祖朝多次下令实行，成宗、武宗不久也曾下诏。如今不把此事上报，恐怕有人会阻挠它。选取人才的方法，经学确实是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道理，词赋却只是铺陈文辞、雕饰语句的学问。自隋、唐以来，选人专门崇尚词赋，所以士人的习气浮华。如今臣等拟定的办法，将律赋、省题诗、小赋全部不用，专门设置德行、习经两科，以此选取人才，希望能够得到真正的人才。皇帝认为正确。十一月下诏说：“我祖宗凭神武平定天下，世祖皇帝设置官署、划分职掌，征召任用儒雅之士，尊崇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地方，议定科举作为选取人才的方法，规模宏大而深远。朕以微薄之身承受大业，继承先志、办理政事，以祖训为法式。考察夏、商、周三代以来，选取人才各有科目；概括其本末，举人应以德行为首，考试技艺应以经术为先，文章辞藻次之；浮华超过实际

译，是朕所不取的。于是命令中书省斟酌古今，制定条文制度。定于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起用贤能之人充任有司考试的对象；次年二月在京师会试，中选者朕将亲自策问。”

译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各类户籍中的举人由本贯官府推举，年龄达到二十五岁以上，乡里称赞其孝悌，朋友信服其信义，且经学明白、品行修洁的人，依次诚心送往京师。有徇私滥举的人，以及应当推举却不推举的人，由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查察究治。考试程序是：蒙古、色目人第一场考经学问答五条，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中设问，使用朱氏章句集注；义理精明、文辞典雅的，录取为中选。第二场考策问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考明经经疑二问，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中出题，也使用朱氏章句集注，并以自己的意思作结，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人专治一经；《诗经》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代注疏；《春秋》允许使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使用古代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式。第二场考古赋、诏诰、章表三类中的一道；古赋、诏诰使用古体，章表兼用四六文和古体。第三场考策问一道，从经史和时务中出题，不夸饰浮华文辞，只务求直截陈述，限一千字以上。蒙古、色目人愿意参加汉人、南人科目考试并中选的，提升一个等级授官。”蒙古、色目人另列一榜，汉人、南人另列一榜。两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官阶从六品；第二名以下以及第二甲，均为正七品；第三甲均为正八品。两榜同时举行，朝廷才正式通过科举选取人才。议论者认为，达到天下太平可以很快实现；唯独集贤修撰虞集认为应当治理根本，于是趁着会议学校制度的机会，上奏说：“师道确立，贤善之人就会增多；学校是士人接受教育、直到成就德行、通达才干的地方。如今天下的学官，大多只是按照资格授予，强行置于诸生之上，称作老师罢了。主管官员不信任他们，学生也不信任他们，这对学校没有益处。这样却希望师道能够确立，可以吗？”州县小邑的士人没有见闻，父兄引导子弟时，本来没有一定要让他们求学问的真实意愿；师友交游，也没有人辨别正邪。那么所谓贤能之才，不是从天上降下、从地上产生，又怎么能有希望呢？如今的办法，不如让地方长官访求经学明白、品行修洁而有成德的人，亲自尊敬他们为老师，至诚恳切地求请他们任教；他们的德化所及，或许可以使人有所观察、感动。” 其次，应当访求操守方正而不以诡异行为惊骇世俗的人，确实遵守先儒经义和师说而不敢妄自发表奇论的人，以及为众人敬重信服而不是乡愿之徒的人，把他们延请来，每天讽诵他们的著作，使学生学习它，听入耳中、记在心里，以端正根本，这样将来也应当有所发扬。再次，应当选取乡贡进士到京师后落第返乡的人，他们议论文章技艺，仍足以使人振奋，不像那些泛泛而谈、没有根基的人。延祐七年十二月，又任命齐履谦为国子司业。起初，齐履谦与吴澄都在国学，后来离任，学校制度渐渐废弛。到这时再次任命齐履谦为司业，他便斟酌旧制，议定建立升斋积分法，每季度考核学生的学业和品行，依次升级。升入上斋后，超过两年才参加私试；文辞和义理都优秀的得一分，文辞平常而义理优秀的得半分；年终累计达到八分的列为高等，由礼部、集贤院每年选取六人贡入朝廷。皇帝同意了他的建议。二年三月，举行进士廷试，赐呼都克托里、张起岩等人进士及第和出身，等级各有不同。夏四月，在翰林院赐进士恩荣宴。又赐会试落第、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举人以从七品流官身份退休，六十岁以上的授府州教授，其余一律授山长、学正。泰定帝泰定二年闰正月，诏令说，近年公卿大夫的子弟以及普通百姓的子弟入学者很多；其中学官和生员五十多人，已经领取廪膳的二十七人，另外有助教一人、生员二十四人，也都命令发给廪膳。学校的设置在国都，凡各官署府衙所设置的译吏，都从本学选取充任。顺帝元统二年三月，诏令通过科举选取人才，国子学实行积分，学校官选取有德行、有学问的人充任。至元元年十一月，诏令废止科举。起初，彻尔特穆尔任江浙平章政事时，适逢科举，驿站请求考官，供应和张设极为盛大，他心中很不平。等到再次进入中书省，首先提出废止科举。谈论学校庄田租税可以用来供给宿卫士的衣粮时，他又借机攻击当政者。还想把太庙四时祭祀减为一年一次。于是御史吕思诚等列举他的罪状，奏章没有得到答复，而吕思诚出任广西佥事。当时废止科举的诏书已经写好但尚未盖玺。参政许有壬争辩此事。丞相巴延怒道：“是你指使台臣议论彻尔特穆尔的吗？”许有壬说：“太师提拔彻尔特穆尔进入中书省，三十名御史不怕太师，却听从有壬，难道有壬的权力比太师还大吗？”巴延的怒意稍稍消解。许有壬于是说：“如果废止科举，天下人才都会失望。”巴延说：“举子中很多人因贪赃而败露。”许有壬说：“科举尚未实行时，台中贪赃的事情多得无法计算，难道全都是举子所为吗？”巴延说：“举子中可以任用的只有参政一人。”许有壬说：“像张伯诚、马伯庸这一类人，都可以担当大事；像欧阳玄的文章，也岂是容易赶上的？”巴延说：“即使废止科举，士人中想求得美衣美食的，自然也会向学。”

译许有壬说：“做士人的起初并不是为了衣食。”巴延说：“用科举选人，确实妨碍选官制度。”许有壬说：“如今通事、知印等人，天下总共有三千三百多人；今年从四月到九月，没有官身而补授官职、接受宣命的也有七十三人；而科举一年只有三十多人。科举对选官制度果真有妨碍吗？没有。”巴延不听。第二天，宣读诏书，特意命许有壬担任班首，以此折辱他。许有壬害怕遭祸，不敢推辞。治书侍御史布哈讥讽许有壬说：“参政真可以说是过桥拆桥的人了。”许有壬认为这是奇耻大辱，称病不再出任。六年十二月，诏令恢复科举。当时科举已经停办，翰林学士承旨库库从容进言说：“古代选取人才来救济世务，必定要通过科举，怎么可以废止呢？”皇帝采纳了他的话，又下诏实行科举。国子监积分生员，每三年一次，依照科举的规定参加会试，中选者取十八名。起初，世祖攻下云南，任命赛音迪延齐为行省平章政事。当时云南风俗没有礼仪，男女往往自行配合婚姻，亲人死后便焚烧尸体，不举行丧葬祭祀，子弟中没有知道读书的人。赛音迪延齐开始教百姓行跪拜之礼，婚姻聘娶要经过媒人，死者要制作棺椁、举行奠祭；又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买经史，设置学田。后来赛音迪延齐的儿子库克新相继任职。库克新任行省右丞时，又请求在云南各路普遍建立孔子庙，选取精通经学的人担任教官，云南的文风才开始兴盛。元朝学校的兴盛，远远传播到偏远荒僻之地，也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史臣说：元朝初年，太宗刚得到中原，便采用耶律楚材的建议，以科举选取士人。世祖平定天下后，王鹗献上计策，许衡制定法令，但事情没有成功实行。到了仁宗延祐年间，才斟酌旧制加以实行，选取人才以德行为根本，考试技艺以经术为先。士人中优秀而居首、符合皇上要求的人，都文质彬彬地相继出现。然而当时做官晋升有许多途径，铨选考核没有固定制度。出身于学校的，有国子监学、蒙古字学、回回国学、医学、阴阳学；通过举荐而题名的，有遗逸、茂异、求言、进书、童子；出自宿卫勋臣之家的人，按照不次之等礼遇；在宣徽、中政等机构任用的人，作为内官而受到重视；又有荫叙按照常规的格法，超擢则有专门选用的科目；由直省侍仪等职进入官场的人，也被称为清望之职；以仓库、赋税事务任职的人，按惯例视为冗职；捕盗的人按功劳叙用，输纳粮食的人凭财产进身；至于工匠，也都列入官阶资序，车夫和奴仆也跻身官员品流；诸王、公主则以投下户加以宠待，使他们保举任用；远方夷族和边外地区，则授予长官之职，使其世袭。所有这些，大概就是所谓吏治混杂而途径繁多吧？何况儒人有岁贡的名目，吏员有补授任职的办法。称为椽吏、令史，称为书写、铨写，称为书吏、典吏，所设置的名目难以一一列举；称为省、台、院、部，称为路、府、州、县，进入仕途的门路难以计算。即使是著名的卿大夫，也常常由这些途径升入要职、获得显爵；而刀笔小吏竟至于窃取权势，玩弄法律条文。因此，铨选制度的完备、考核的精细，有随朝、外任，有省选、部选，有文官、武官，有考数，有资格，一丝一毫都不能逾越。然而有的援引旧例，有的借用资历，有的破格升迁，有的循环降调；他们任意行事、破坏法令，以公事成就私欲，如果不是最明察的人就无法看清。这些都是文书繁琐、吏治败坏造成的。郊祀议论

译成宗大德六年三月，在南郊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和五方帝，派遣左丞相哈喇哈逊主持祭祀。此前，国俗历代都有拜天的礼仪，衣冠器用都沿袭最初的制度。宪宗二年秋，才开始穿衮冕在日月山拜天。这年冬天，又采用孔子后裔孔元措的建议，合祭昊天和后土，开始大规模合奏乐舞、设置神位，以太祖、睿宗配祭。世祖中统二年夏，亲自出征北方，亲自在旧檀州西北的洒马潼祭天，将此作为礼制；皇族以外的人不得参加，一切都依照国俗。至元十二年冬，因为接受尊号，派使者预先告祭天地。朝廷命太常考察唐、宋、金的旧仪，在国都南面、丽正门东南七里筑坛，设置昊天上帝、皇地祇两行神位，行初献礼。从此以后，国家有重大典礼，都在南郊告祭并致谢。十三年夏，因平定江南，派使者告祭天地。中书省命太常议定仪式和器物，上报朝廷。诏令说：“以国礼举行祭祀。”三十一年，皇帝即位，这年夏天开始在都城南七里筑坛，派司徒谔都岱率领百官为大行皇帝请求谥号，这是在南郊告天请谥的开始。到这一年三月，才在南郊合祭昊天、皇地祇和五方帝，派遣左丞相哈喇哈逊代理祭祀，这是以代理方式祭祀天地的开始。九年二月，又确定郊祀礼仪。丞相哈喇哈逊等说：“祈求上天保佑百姓的事情，有天子亲自祭祀的三项：天、祖宗、社稷。如今宗庙和社稷每年按时由代理官员主持祭祀，祭天是国家的大事。陛下虽然还来不及亲自祭祀，也应该像祭祀宗庙、社稷一样，派官员代理祭祀。每年采用冬至这一天，有司预先准备仪仗器物，到日期时上报。”诏令下达后，翰林、集贤、太常的礼官都到中书省会集议论。议论说：“《周礼》规定冬至在圜丘祭祀，只祭昊天上帝。到西汉元始年间，才开始合祭天地。从东汉直到宋朝，一千多年间，分祭还是合祭，始终没有定论。时代既然不同，礼乐也应不同。王莽制定的制度，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如今应当遵循唐、虞、三代的典制，只祭昊天上帝。至于在方丘祭地的礼仪，继续议论后上报。”又考察《周礼》规定的坛有三层，近代增加为四层，以扩大天文从祀神位的设置。现在应当去掉一层，以符合阳数为奇数的原则。每层高八尺一寸，以符合乾卦的九九之数。坛设在丙巳方位，以趋就阳位。古代祭天时器物使用陶器、匏器，席子使用藁秸；唐、宋以后，礼乐、玉帛日益繁缛复杂。宋、金大多沿用唐代礼制，如今想加以整治完善，不是仓促之间能够全部办到的。应当取唐制加以损益后实行。后来太常又议论尊祖配天的仪式，省臣说：“自古汉人拥有天下，大都尊奉祖先来配祀上天。如今宗庙已有四时享祭，郊祭只祭天为宜。”中丞何玮说：“尊严父亲来配祀上天，是不可改变的制度。”没有听从他的意见。这一年郊祀的配位于是被省去。武宗至大二年冬十月，又议论郊祀礼。尚书省臣和太常礼官说：“郊祀是国家的大礼。如今南郊之礼已经举行但还不完备，北郊之礼还没有举行。今年冬至南郊，请以太祖圣武皇帝配享；明年夏至北郊，以世祖皇帝配祀上帝。”众人都认为这样合适。三年春正月，议论北郊从祀朝日、夕月的礼仪。博士李之绍、蒋汝砺说：“考察方丘之礼，夏代在五月，商代在六月，周代在夏至举行。方丘位于国都北面，礼神的玉用黄琮，祭牲用黄犊，币帛用黄色丝帛，配祀后稷。方坛的制度，汉代距都城四里筑坛，设四级台阶；唐代距宫城北十四里筑方坛，北角三层；宋代到徽宗时才定为两层。历代制度虽然不同，但没有超出三层的形式。如今拟采用坤数为六的说法，在都城北六里、壬地之中选择吉地，建方坛三层、四级台阶，外面设三道壝墙；仍依古制，在外壝之外把四面修得稍低，以符合泽居中央的制度。宫室、墙垣、器皿的颜色都用黄色。神州地祗以下的从祀神位，自汉以来历代制度不一，到唐代才沿用隋制，将岳、镇、海、渎、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分别按方位从祀。如今何不斟酌办理。”九月，太常礼院又下令博士考订仪式和礼器。这年十一月，在南郊举行祭祀，以太祖配享，五方帝、日、月、星辰从祀。仁宗延佑元年夏四月，太常寺又请求建立北郊，皇帝没有同意。北郊的议论于是停止了。英宗至治二年九月，诏令议论南郊祭祀之事。中书平章玛鲁、御史中丞曹立、礼部尚书张埜、学士蔡文渊、袁桷、邓文原、太常礼仪院使王纬、田天泽、博士刘致等，在都堂会集商议：第一是祭祀年限。考察前代，大多三年举行一次祭祀，天子即位已经满三年，且一向有诏旨准许。第二是神位。《周礼》说大宗伯以禋祀祭祀昊天上帝，冬至圜丘所祭的就是天皇大帝。又说用苍璧礼敬上天，注释说：这种礼是在冬至祭天，所说的是天皇大帝，他位于北极，所以称为北辰。又说北辰就是天皇耀魄宝，也称昊天上帝，也称太一帝君，因为尊贵伟大，所以有多个名称。如今考察《晋书·天文志》，中宫钩陈中有一颗星叫天皇大帝，其神名为耀魄宝；《周礼》所祭的天神明确称作昊天上帝，郑氏根据星经推求，认为就是天皇大帝。然而汉、魏以来称号又不一致：汉初称上帝、太一、皇天上帝；魏称皇皇帝天；梁称天皇大帝；只有西晋称昊天上帝，与《周礼》相合。

译唐、宋以来，坛上既设置昊天上帝为第一等神位，又有天皇大帝，其余五大帝与太一、天一等神，经典中都没有明确记载。本朝大德元年，中书省集体议定，只依《周礼》祭祀昊天上帝。至大三年，集议五帝从享，依照前代通行祭祀。第三是配位。《孝经》说：“孝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比让父亲配祀上天更大的。”又说：“郊祀后稷来配祀上天。”这就是郊祀必须有配位的原因。汉、唐以来无不如此。至大三年冬十月三日，奉诏十一月冬至合祭南郊，由太祖皇帝配享，中书省集议后请示皇帝。第四是告配礼器。《礼记》说：“鲁人将要祭祀上帝，必先在頖宫举行祭告。”注释说这是祭告后稷，因为将要让他配祀上天；祭告用牛一头。《宋会要》记载，斋戒两日后住宿于庙中告配，派官员用牺尊、豆、笾行一献礼。至大三年十一月冬至日，在天刚亮时举行仪式，初献摄太尉与太常礼仪院官员到太庙奏告，中书省集议后请示皇帝。第五是大裘冕。《周礼》说司裘掌管制作大裘，供给君王祭天时穿用；郑司农说，用黑羊皮裘服祭天，是崇尚质朴。弁师掌管天子的五种冕服，注释说：冕服本有六种，而说五种，是因为大裘所配的冕大概没有旒，所以不列入计算。《礼记·郊特牲》说：“郊祀，是迎接长日到来的祭祀；祭祀那天，君王穿衮服以象征天，戴冕，十二旒象征天的数目。”陆佃说：“礼仪不隆盛，服饰就不能完备。”这大概是说穿大裘，外面再加衮服。也就是冬至祭祀时穿大裘，外面披衮服。开元、开宝《通礼》记载，鸾驾出宫时穿衮冕；到大次后，天刚亮时改穿大裘冕出大次。《宋会要》记载，绍兴十三年，皇帝从庙前往青城，穿通天冠、绛纱袍；祭祀当天穿大裘衮冕。中书省集议采用衮冕，请示皇帝。第六是匏爵。《郊特牲》说：“郊祀时，器具使用陶器和匏器，以象征天地的本性。”注释说陶是瓦器，匏用来斟酒献祭。开元礼、开宝礼都有匏爵。大德九年，正配位使用有坫的匏爵。中书省集议正位用匏爵，配位饮福用玉爵，请示皇帝。第七是戒誓。《唐通典》引用礼经说：祭祀前十日，亲自告诫百官和宗族成员；太宰总告诫群官。唐代祭祀前七日，宋代《会要》记为十日。《纂要》说，太尉面向南，司徒任亚献、终献，一品、二品官员从祀时面向北，行礼官依次面向北。礼直官把誓文交给太尉，由太尉宣读。如今皇帝亲自举行大礼，只令礼直官管勾宣读誓文。中书省集议令管勾代替太尉宣读誓文，由刑部尚书监临。第八是散斋、致斋。礼经规定祭祀前十日，唐、宋、金都为七日：散斋四日，致斋三日。本朝亲自祭祀太庙为七日，散斋四日在别殿，致斋三日在大明殿。中书省集议依旧定为七日。第九是神席。《郊特牲》说：“莞簟以安身，蒲越、稿鞂为上等。”考察可知，蒲越、稿鞂就是神用的席子。汉代旧仪记载，高帝配祀上天时用深青色席；祭天用六种彩色的绮席，铺六层。成帝即位后，丞相衡、御史大夫谭认为天地崇尚质朴，应当都不加修饰，诏令采纳了这一意见。唐麟德二年诏令说：对自己要厚，对上天要薄，改用褥子，上帝用青色，其余各按方位使用相应颜色。宋代在席上加褥子，礼官认为不合礼。元丰元年奉诏不再设置。本朝大德九年，正位用稿秸，配位用蒲越并覆盖青色丝帛。至大三年又加青绫褥和青锦方席。中书省集议完全依照至大三年制度，在席上设置褥子，各按方位安排。第十是特牲。《郊特牲》说：“郊祀用特牲，而社稷用太牢。” 又说：“天地所用的牛，牛角像茧栗一样小。”秦代用骝驹。汉文帝祭五帝共用一头牲，汉武帝每三年祭祀一次时用太牢。光武帝采用元始年间的旧例，天地共用一头牛犊。隋代上帝与配帝用牛犊二头。唐开元年间用牛。宋代正位用青色牛犊一头，配位用太牢。本朝大德九年用青色牛犊二头、羊和猪各九头。至大三年用马，要求毛色纯正、体肥壮；正位、配位各一牲，一头鹿，十八头野猪，十八只羊。中书省集议依旧仪，神位和配位用牛犊，外面仍用马，其余都依照旧日已经实行的典礼。第十一是香鼎。大祭有三次焚香：开始冒烟是使神来享用；宗庙祭祀开始时则■〈火芮〉萧、裸鬯，就是所谓阳气的香臭通达墙屋。后世焚香大概本于此，但并非礼经的正制。至大三年用陶瓦香鼎五十个，神座设置香鼎、香盒、案各一件。中书省集议依旧仪。第十二是割牲。《周礼》说司士凡遇祭祀，率领属官割牲，陈设于俎、豆；又说诸子在大祭祀时整理六牲的肢体。《礼运》说：“把牲肉生陈于俎，把牲肉煮熟；犬、猪、牛、羊都要分割。”注释说：“所谓生陈于俎，是把牲畜分解后生陈，分成七体。” 所谓把牲肉煮熟，是将牲体分解后用热水略煮，分成二十一体；所谓分割犬、猪、牛、羊，是按骨肉的贵贱分别处理，制成多件俎上的祭肉。七体是脊、两肩、两拍、两髀；二十一体是肩、臂、臑、膞、骼、正脊、脡脊、横脊、正胁、短胁、代胁，以及肠三、胃三、拒一、肺一、祭肺三。”宋元丰三年详定礼文所说：“古代祭祀所用牲畜，有豚解，有体解。豚解分成七体，用来进献生肉；体解分成二十一体，用来进献熟肉。大概犬、猪、牛、羊要分别辨明骨肉的贵贱，分解成体后规格相同。”本朝马、牛、羊、猪、鹿都依照至大三年的割牲制度，按国礼办理；中书省集议依旧仪。第十二是大次、小次。《周礼》说掌次在君王祭祀上帝时张设毡帐。考察《唐通典》，祭祀前三日，尚舍直长在外壝东门内、道路北面设置大次，面向南。《宋会要》说，祭祀前三日，仪鸾司率属官在外壝东门内、道路北面设置大次，面向南；在午阶之东设置小次，面向西。《曲礼》说：“登上主阶而临祭祀。”正义说：“阼是主阶，天子祭祀时登上主阶办理事务，所以说践阼。”宋元丰详定礼文所说，《周礼》记宗庙没有设置小次的文字；古代君王临祭时站在阼阶，阼阶就是东阶，只有君主能够站在主阶行事。

译如今本朝太庙的仪注中，大次、小次都在西面，大概是国家崇尚右方，以西为尊。中书省集议依照祭祀宗庙的仪注，另行提出最后的议论。第一是礼神玉。《周礼》说大宗伯用禋祀祭祀昊天上帝。注释说：“禋的意思是烟。周人崇尚气味，把牲体放在柴上焚烧，使烟气的香臭散发；有时还放入玉帛。”正义说：“有时用玉帛，有时不用玉帛，这只是未定之辞。”崔氏说，天子亲自把玉帛和牲体放在柴上，并引用《诗经》“圭璧既卒”，认为这就是焚烧牲体和玉；“卒”是终了的意思，指祭神礼结束后应当收藏。正经中并没有明确焚烧玉的记载，汉武帝祭祀太一时，祭余都焚烧，却没有玉。晋代焚烧牲和币，也没有玉；唐、宋才有焚玉之制。显庆年间，许敬宗等修订旧礼，才说“郊天有四圭，就像宗庙有圭瓒一样”，并且仪式结束后收藏，不列入焚烧之中。宋政和礼制局说：“古代祭祀没有不用玉的，《周官》典瑞掌管收藏玉器，大概事情结束后就收藏，有事时取出再用，从未有焚烧、埋瘗的文字。今后大祀所用礼神玉，按时取出使用，不得焚烧、埋瘗。”皇帝听从了。焚烧是为了取得烟气的香臭并使其传播，而玉既不生烟，也没有气味，祭祀当天只应把它陈放在神座前，事情结束后就收藏。第二是饮福。《特牲馈食礼》说：“尸九次进食，亲自向主人赐福。”《少牢馈食礼》说，尸进食十一次，并向主人赐福。“嘏”有长久、盛大的意思。礼行到这里，神明已经享用祭品，隆盛的礼仪全部完成，所以在祭祀末尾接受神明所赐的长大之福。汉代以来，君主一献礼刚结束就接受嘏福。唐开元礼规定，太尉还没有登堂，皇帝就饮福。宋元丰三年改为亚献、终献行礼后，皇帝饮福受胙。本朝至治元年，亲祀宗庙的仪注也采用一献礼结束后饮福。第三是升烟。禋就是烟的意思，升烟是用来报答阳气。祭天有禋柴，就像祭地埋血、宗庙裸鬯一样。历代以来，有的先焚烧后祭祀，有的先祭祀后焚烧，都不完全恰当。祭祀当天，乐曲演奏六变后焚烧牲首，因为牲首也属阳；祭祀结束后，把爵中的酒、祭品和牲体在坛上燎烧，天子观看燎柴，柴用柏木。第四是仪注。礼经出于秦火之后，残缺脱漏，保存下来的很少。到了汉代，诸儒各执己见，后人所尊奉的只有郑康成、王子廱两家，而这两家彼此又有矛盾。唐开元礼、杜佑《通典》中的五礼大体已经完备。到了宋代，《开宝礼》以及《会要》和郊庙奉祠礼文，对其中各项加以讲明，才基本完备。金国大体依照唐、宋制度。本朝四海一家，礼乐的兴盛，正在今日。何况天子亲自举行大礼，所用仪注一定要详细考订。大德九年，中书省集体议定，应行的礼仪依照唐制。至治元年，已经有祭祀宗庙的仪注，应当取大德九年至至大三年的制度以及后来编定的新仪，参照唐制加以增删修订。侍仪司编排卤簿，太史院详细报告星位，分献官员的数目和行礼程序，以及各执事官，都应依照至大三年的仪制。亚献、终献官请示皇帝。这一年，太皇太后去世，诏令说：冬至南郊祭祀暂时可以停止。文宗至顺元年冬十月辛酉，皇帝开始穿大裘衮冕，亲自在南郊祭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享。大概自世祖统一天下以来，到这时已经历七世，南郊亲祀之礼才终于得以举行。宗庙祭祀制度

译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甲午，开始把太祖以下的神主迁入太庙。蒙古旧俗中，祭享祖宗的礼仪是割牲、献马，用蒙古巫祝致辞。皇帝即位第一年，在中书省设置神主，演奏登歌乐，派遣笔且齐斋戒后前往祭祀。笔且齐，是译语，意思是掌管书记者。第二年，听从中书省署的意见，把神主迁到圣安寺的瑞像殿。四年，诏令在燕京修建太庙。至元元年冬，将神主安奉于太庙。最初确定太庙七室制度：皇祖、皇祖妣为第一室；皇伯考、伯妣为第二室；皇考、皇妣为第三室；皇伯考、伯妣为第四室；皇伯考、伯妣为第五室；皇兄、皇后为第六室；皇兄、皇后为第七室。各室以西为上，依次向东排列。第二年冬，在太庙举行享祭，尊皇祖为太祖。第三年秋，开始制作八室神主，设置祏室。丞相安图巴延说：祖宗世次、尊谥、庙号、配享功臣、增祀四世各庙神主、七祀神位、法服、祭器等事，都应当及时确定。于是命平章政事赵璧等集体议定，谥号和庙号确定为八室：烈祖神元皇帝、皇曾祖妣宣懿皇后为第一室；太祖圣武皇帝、皇祖妣光献皇后为第二室；太宗英文皇帝、皇伯妣昭慈皇后为第三室；皇伯卓沁、皇伯妣巴图彻尔黙色为第四室；皇伯考察罕台、皇伯妣伊苏娄为第五室；皇考睿宗景襄皇帝、皇妣庄圣皇后为第六室；定宗简平皇帝、钦淑皇后为第七室；宪宗桓肃皇帝、贞节皇后为第八室。这一年把神主安奉在祏室，每年举行冬祀，依照最初的礼仪。四年，首次确定每年十二月按时进献新鲜时物。六年冬，时享结束后，又命国师僧人在太庙举行佛事七昼夜。开始制作木质金表牌位十六个，设置大榻、金椅，安奉在祏室前，这是太庙举行佛事的开始。十三年，改制为金主。太祖牌位题写“成吉思皇帝”，睿宗牌位题写“太上皇伊克诺延”，皇后都题写名讳。十四年秋，诏令在大都修建太庙。博士说：古代庙制通常是都宫分设殿堂，西汉也分别建庙；东汉洛阳因为中兴后崇尚节俭，所以七室同堂，后世于是不能改动，这不合礼制。于是绘制古今庙制图并附说明，上报皇帝。到这时，才开始在太庙举行迁奉告祭，命承旨和尔果斯、太常卿塔尔楚托果斯等，将祏室中的栗木神主八位，以及日、月、山的牌位和圣安寺的木主一并迁来，把太祖、睿宗两室的金主安奉在新庙，随即举行大享祭。拆除旧庙并将其毁掉。十八年春，博士李时衍等说：“历代庙制各不相同。想要尊崇祖宗，应当采用都宫分设殿堂的制度；想要崇尚俭约，应当采用同堂异室的制度。”尚书段诺海和太常礼官奏报说：“起初议定七庙，除正殿、寝殿、正门、东西门已经建成外，东西六庙不必再造，其余依太常寺新图建造。”于是形成前庙后寝、庙分七室的格局。二十一年三月，太庙正殿建成，安奉神主。三十年冬十月，把明孝太子神主附祀于太庙。此前，皇太子珍戬去世。太常博士议论说：“前代太子去世后，梁武帝给统谥号昭明，齐武帝给长懋谥号文惠，唐宪宗给宁谥号惠昭，金世宗给允恭谥号宣孝。又另建庙宇奉祀神主，按照中祀办理。”于是谥为明孝太子，制作神主用金。到这时，将其附祀于太庙。后来追尊帝号，庙号为裕宗。成宗大德元年制定制度，享祀太庙增加使用马。十一年，武宗即位，追尊皇考为皇帝，庙号顺宗。太祖室居中，睿宗居西第一室，世祖居西第二室，裕宗居西第三室，顺宗居东第一室，成宗居东第二室。武宗至大二年正月，因接受尊号，恭敬地到太庙谢祭，这是亲自祭祀太庙的开始。十二月，亲自享祀太庙，奉上玉册、玉宝，给太祖圣武皇帝加上尊谥“法天启运”，给光献皇后加谥“翼圣”，给睿宗景襄皇帝加谥“仁圣”，给庄圣皇后加谥“显懿”。旧制度中，金表神主用木匣贮藏在两旁，从此神主都铸金制作，采用金表神主的制度。英宗至治元年正月，开始在四个孟月按时享祀，并亲自祭祀太庙。在此以前，延祐七年冬十月，皇帝命太常礼官与中书、翰林、集贤等官员议定亲祀礼制，说：“这是追念远祖、报答根本的道理，不要因为朕劳累而有所减损。”一切都遵照典礼。十一月，皇帝亲自到太庙谢祭，备有法驾，穿衮冕行礼。到仁宗室时，皇帝总是抽泣流泪，左右侍从没有不受感动的。到这时，于是实行四孟月亲自享祀的礼仪，并对群臣说：“朕继承祖宗的重大基业，早晚都恭敬戒惧，没有办法报答相称。每年只有四次祭祀，却让别人代行，不能表达先人如在眼前的诚意，实在心中不安。从今以后，每年一定亲自祭祀，直到朕终身。”五月，中书省臣和礼官上言：“前代太庙室数多少各不相同。晋代兄弟同为一室，正室增加到十四间，东西各一间。唐代有九庙，后来增加到十一室。宋代增加到十八室，东西夹室各一间，用来收藏祧主。如今太庙虽然分为八室，但兄弟同属一世，实际上只有六世。世祖所建太庙采用前庙后寝的制度，往年寝殿发生火灾，请把现在的殿作为寝殿，另建前殿十五间，中间三间连通作为一室，用来奉祀太祖神主，其余依次分为各室，这样或许情理和礼制都合宜。”

译皇帝听从了。三年六月，议定太庙夹室。当时太庙夹室还没有确定制度，诏令台院礼官议定。博士议论说：“考察《尔雅》说：‘房屋有东西厢房的叫庙。’注释说：‘夹室前堂的礼制相同。’又说：‘西夹室面向南。’注释说：‘西厢就是夹室。’这就是东西夹室的正文。贾公彦说：‘房屋有东西厢房的叫庙，夹室都在序内。’这样看来，夹室就像今天的耳房一类。然而它的具体制度却没有听说。东晋太庙正室十六间，东西储室各一间，共十八间。所谓储室，难道不是夹室吗？唐代贞观旧事中，迁庙神主收藏在夹室，西壁南北三间。宋哲宗也曾在东夹室安奉神主，后来虽增加建造一室，夹室仍旧。这样看来，唐、宋夹室与各室的制度没有大的差别。五帝不沿袭同一种音乐，三王不沿袭同一种礼制。如今的庙制都不合古制，只是暂时权宜之计，应当取现在太庙十五间中的南北六间、东西二间，参照唐代南北三间的制度，砌到栋梁处分成三间，墙壁涂红泥，按照东西序列，面向南开门，依照如今室门的制度；前面留空，仿照厢房，这就是所谓夹室前堂。虽然不能完全符合古制，但对当今事务是合宜的。”皇帝听从了。泰定帝泰定元年正月，安奉仁宗及慈圣皇后的神主。在此以前，盗贼进入太庙，盗走仁宗和皇后的金主，命令重新制作。到这时安奉完毕，太常礼官因守卫失职而议定不同等级的罪责。四月，重新确定太庙各室次序。起初，博士刘致提出建议：周制规定天子七庙，三昭三穆；昭位于东，穆位于西，用来区别父子亲疏的次序，使其不致混乱。本朝采用唐、宋制度，确定为九世，于是旧庙八室实际上只有六世，昭穆不分，父子并列而坐，不符合礼经。新庙制度为十五间，东西二间为夹室。既然太祖室居中，就不能依照唐、宋制度，只应按昭穆排列：父为昭，子为穆。这样睿宗应居太祖东面，作为昭的第一世；世祖居西，作为穆的第一世；裕宗居东，作为昭的第二世。兄弟共为一世，因此成宗、顺宗、显宗三室都应居西，作为穆的第二世；武宗、仁宗二室都应居东，作为昭的第三世。昭位的后代居左，穆位的后代居右；西面以左为上，东面以右为上。这样昭穆分明，整齐有序，不违背礼经，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若按照历朝确定的制度，依照室次迁入新庙安奉，那么显宗就会排在顺宗之上，顺宗排在成宗之上。从礼制来说，春秋时鲁闵公没有儿子，庶兄僖公代为君主；僖公的儿子文公于是把僖公的位次排在闵公之上，史书称为逆祀。后来定公纠正次序，记载说“从祀先公”；但僖公毕竟是曾经在位的君主，尚且不能居于先君之上，何况从未正式即位的人呢？国家虽然说以右为尊，但古人所崇尚的有时在左、有时在右，原本没有固定制度。古人以右为社稷、左为祖宗，国家宗庙也在东方，难道建宗庙的方位已经依据礼经，而宗庙的昭穆反而不符合礼经吗？到这时，中书省臣把刘致的议论上报说：太祖皇帝居中面向南，睿宗、世祖、裕宗依次附祀于西室，顺宗、成宗、武宗、仁宗依次附祀于东室。如今议论者说，国家建太庙遵循古制，古人崇尚左方，如今尊贵者居右，稍有屈抑，不是用来昭示后世的办法。太祖居中面向南，睿宗应附祀于左边第一室，世祖附祀于右边第一室，裕宗在睿宗室的左边附祀。显宗、顺宗、成宗是兄弟，应依次附祀在世祖室的右边。武宗、仁宗也是兄弟，应依次附祀在裕宗室的左边。英宗附祀在成宗室的右边。我们认为这个议论比较正确。谨绘制各室次序图献上，请陛下裁决。”皇帝听从了。文宗天历元年，诏令毁去显宗室。顺帝元统二年十月，开始议论让珍格皇后配享武宗。当时三朝皇后升祔之事尚未决定，巴延向太常博士逯鲁曾询问。逯鲁曾说：“先帝在位时，既然因为珍格皇后没有儿子而没有为她立主，如今应当立谁呢，是明宗的母亲，还是文宗的母亲？”回答说：“珍格皇后在武宗朝时，已经接受皇后宝册。那么文宗、明宗的两位母亲都是妾。如今因为珍格皇后没有儿子，就不为她立主，却把妾的母亲当作正位，这是臣子废弃先君的皇后，是儿子追封先父的妾，按礼制不可。过去燕王慕容垂即位后，追废自己的母后，改立生母为皇后，让她配享先王，被万世耻笑，难道还应重蹈他的错误吗？”集贤学士陈颢一向憎恶逯鲁曾，于是说：“唐太宗曾册立曹王王明的母亲为皇后，这也是两个皇后，为什么不可以？”逯鲁曾说：“尧的母亲是帝喾的庶妃，尧即位为帝后，也没有听说册立她为皇后并让她配享帝喾。皇上是大元天子，难道不效法尧、舜，反而效法唐太宗吗？”众人都信服他的议论，巴延也认为他说得对，于是让珍格皇后配享武宗。至元六年，诏令毁去文宗室。至正三年冬十月，皇帝亲自祭祀太庙。皇帝行礼到宁宗室时，问道：“朕是宁宗的哥哥，按道理应当下拜吗？”太常博士刘闻回答：“宁宗虽然是弟弟，但他做皇帝时，陛下是臣子。春秋时鲁僖公、闵公是兄弟，闵公先做君主，在宗庙祭祀时，没有听说僖公可以不拜。陛下应当下拜。”于是皇帝下拜。考察元世祖宗庙事务的始末及其沿革，大致就是这样。凡遇大祭祀，尤其看重马潼。将要举行祭祀时，命太仆司挏马官把供奉的马乳交来，用皮囊装盛送到。马牲既与三牲一同陈列在俎上，割牲献祭的祭品又与笾豆一同设置。将要祭奠牲盘、酹祭马乳时，蒙古大祝到第一座，呼告帝后神讳，说明祭祀的年月日、牲品和斋品，致上祝辞；然后依次到各列室，也照此办理。礼仪结束后，把割牲祭奠剩下的食物撒在南棂星门外，称为“抛撒茶饭”。这是按照国礼行事，尤其是所重视的礼节。律令的制定【补】

译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夏五月，颁行《至元新格》。元初还没有法令制度，各官署审理狱讼，沿用金朝律法，颇为严酷刻薄。右丞何荣祖世代以任吏为业，熟悉律令，于是把公规、治民、御盗、理财等十件事编成一部书，名叫《至元新格》，上呈皇帝。皇帝命令刻板颁行，使各官署遵守。后来王晖上奏政事书，首先说应当议定宪章以统一政体：“法律，是辅助治理的工具，一天缺少它都不可以。君主在上掌握它，永远作为成法；官吏在下承行它，遵守作为定式；百姓明白法律，就容易躲避而难以触犯。像周代的三典、汉代的九章，就是这样。如今国家拥有天下六十多年，大大小小的法律还没有定论。内有宪台，是天子的执法机关；外有廉司、州郡的执法官，都是掌管审理的官员，却没有可以遵守的法律，就像有医生却没有药一样。至于评定刑罚、议论断案，临时施行处理，难免有斟酌拟定不同的差异，彼此轻重不一。臣愚以为，应当把历朝圣训和中统以来通行的条格集中议定，参照使用，同百姓重新开始。这样法律没有两套，轻重恰当，官吏知道遵守的标准，百姓知道应当躲避的行为，天下就能得到治理。” 皇帝说：“好。” 成宗大德三年春二月，命令何荣祖重新制定律令。何荣祖上书说：“臣所制定的有三十多条，其中一条包含三四件事。”皇帝说：“古今情况不同，不必沿袭旧制，只取适合当今的。”于是召集元老大臣共同听取。还没有颁行，何荣祖就去世了。后来郑介夫上言：“律法，是至公至大的确定制度。皋陶任士官时，明确规定五刑；穆王训诫文书中说刑罚条目有三千条，纲目分明，秩序井然。所以百官奉行法律，各自知道应当遵守的范围，不敢逾越；百姓看待法律，各自知道应当躲避的行为，不敢触犯。自三代以后，国家建立政事，必定把刑书放在首位。纵观古今，从来没有没有法律而能长期立国的。如今天下奉行的只有可以援引的成例，没有可以遵守的成法，官吏因而得以借机欺罔。比如甲、乙互相争讼，甲有势力就援引这一条例，乙有势力就援引另一条例；甲乙双方势力都用尽，就没有办法判定是非，只能迁延调动、拖延岁月，名叫撒放，使天下百姓糊里糊涂、像狼回顾、像鹿惊骇，不知道遵循什么。开始犯的罪，不知道最后怎样判决，这就是把人陷入刑罚。想要强迫他们不犯罪，能够做到吗？” 内而省、部，外而郡守，抄写的格例多达几十册，遇到事情难以裁决，就查找旧例；有时旧例中没有记载，便临时议定处理办法，这就是百官不知道应当遵守什么。民间根据自己听到、看到的诏旨条令，杂采分类编印成册，称为《断例条章》《仕民要览》，各家都收藏一本作为准则。试着查阅二十年间的条例，同三十年前的相比，有一半已经不能使用；再把十年间的条例同二十年前的相比，又有一半不能实行。这就是百姓不知道应当躲避什么。孔子说：‘刑罚不适当，百姓就无所措手足。’如今号令不固定，简直像儿戏：有的一年之内前后不同，有的诏旨刚下达，随即就消失，于是民间有‘一紧二慢三休’的歌谣。上面没有治国的原则，下面没有可以遵守的法律，没听说这样可以建立国家的。京都是四方取法的地方，法律尚且不能实行，何况京都之外呢？如往年禁酒，私自酿酒的人却比比皆是，酒更加淡薄，价格更加昂贵，百姓更加困苦。又如禁杀牛，私自宰牛的人反而更多，京城之下十家有八家如此。又如奸盗杀人，本来一定不能赦免，却每年放出图噜木，因此人心轻视犯法。又如婚姻聘财，明明有官户、庶民高低不同的折钞条例，如今嫁女的人却重视财钱，品官和富人有的索取七十锭，市民、庶民之家不少于……二三十锭，还要索取表里头面、羊酒等物，和估价出卖人口没有区别。又如买卖田宅，旧有先亲后邻的规定，如今百姓的产业大多归于权势之家，即使是亲属和邻居，也不能据理占有；告到官府，又没有力量争辩，产业落在豪强之家，最终就归他们所有。由这几件事推断，天下的情况大致可以知道了。如今主管官员总把刑名案件看得很重，对婚姻、田产、钱债却几乎不加察看，却不知道百姓蒙受冤屈、上面又无处申诉，正是开启官吏受贿之路。审理囚犯、判决案件时，官员每次到郡邑，只准备成案，照旧例办理，作出一两项判决，便认为尽到了职责，却不知道大辟以下的刑名公事还有很多。路、县官吏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每当听说上司官员到来，就把囚徒保释候审；审录完毕后，又重新收押，这都是没有法律造成的弊病。再加上衙门纷杂，事务不能归于一处，十个牧人放牧九只羊，反而没有人知道听从谁。普天之下，凡属土地之内，都是君王的百姓，怎么可以每家自行处理政事、每个人各自建立一个国家？如今正宫位下自行设立中政院，匠人自行隶属金玉府，校尉自行归拱卫司，军人自行隶属枢密院，诸王位下各自有宗正府、内史府；僧人归宣政院，道士归道教所；又有宣徽院、徽政院、都护府、白云宗所管辖户计的各司，头目遍布天下，各自统领，彼此不相统摄。凡有公事诉讼，都必须相互约会办理；有时一件事涉及三四个衙门，动辄半年只是空自往来文书，不能会齐一次；有时指日对问，各司所管又相互隐瞒包庇，拖到一年两年，事情仍不能断绝，于是强者欺凌弱者，多数暴虐少数，尊贵者压制卑贱者。没有法律造成的弊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从前先帝时，曾命令修订律法，还没有成书；近来议定大德律，所任用的人不合适，错误尤其多。如今应当在台阁、省、部之内，选择通晓经术、明白治国体要、熟悉时务的人，斟酌古今律文，参照先帝建元以来的制诏、命令，并采纳南北不同风土的适宜情况，修订成一代的法令典章，使主管官署有所遵守，使百姓知道畏惧和躲避，使国家有固定的法令，官吏不敢欺侮，永远成为确定制度，造福子孙万世。各色衙门和投下的头目，除管理钱粮、营造之外，无论大小诉讼，只要涉及约会，都一律令主管官署归并审理，这样或许能使政令归于一体，案件不再久拖不决，可以说是成就万物的简要办法、实现太平的重要道路。” 仁宗皇庆元年三月，诏令把格例条文中有关风俗纲纪的内容分类汇集成书，名为《风宪纪纲》。英宗至治二年十一月，御史李端说：“世祖以来制定的制度，应当著录为法令，使官吏不能作奸，审理案件的人有所遵守。”皇帝听从了。

译三年二月，命完颜纳丹、曹伯启等编纂历朝格例，并加以增删，共制定条文三千五百三十九条，名为《大元通制》，颁行天下。这部书的大纲有三类：一是诏制，二是条格，三是断例。诏制共九十四条，条格共一千一百五十二条，断例共七百一十七条。五刑的名目中，五十七至七十刑称为笞刑，六十七至一百七刑称为杖刑。徒刑的年数与杖数相互配合，作为加减刑罚的标准；盐徒、盗贼判决后还要加戴镣铐；流刑则把南人迁往辽阳以北地区，把北人迁往南方湖广一带。死刑有斩刑而没有绞刑，罪恶极重者，又有凌迟处死之法。曹伯启又说：“五刑是刑罚分为五个等级。如今黥刑、杖刑、徒刑，把人役使到千里之外，百人中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这实际上是一个人身受五种刑罚，并不是五种刑罚分别施加于不同的人。”法律本应改正，丞相虽然认为他说得对，最终却没有实行。漕运【河渠海运】世祖至元十七年二月，疏浚并打通通州的运河。十九年十二月，开始实行海运。起初，朝廷从江南取得粮食，有时从浙西渡江进入淮河，再沿黄河逆流到中滦，转由陆路运输到淇门，进入御河运到京师；有时从利津河，或由胶莱河入海，劳费很大却没有成效。起初，宋朝末年有个叫朱清的海盗，曾经是富家雇佣的杀人犯，因逃亡而进入海岛；他和同伙张瑄乘船在海上抢掠，对海道的曲折情况十分熟悉。不久，二人接受招安，成为防海义民。巴颜平定宋朝时，派朱清等人装载宋朝府库中的各种物品，由海道运入京师，授予他们金符和千户之职。二人于是说海运可以开通，朝廷便命总管罗璧和张瑄等人制造平底船六十艘，运粮四万六千余石，由海道进入京师。但海运刚开始实行时，在沿山寻找■〈山奥〉处、等待风信方面屡屡失时，经过一年才到达。朝廷还不了解海运的利益，仍然开通旧有的运输路线。于是设置京畿、江淮两个都漕运司，各自设置分司来督促纲运。二十年又恢复海运。这一年采用王积翁的建议，命阿巴齐等人广泛开挖新河。但新河必须等待潮水才能航行，船只多有损坏，百姓也深受其苦。蒙固岱说海运的船只都能到达，于是停止开挖新河，重新办理海运。设置两个万户府，以朱清为中万户，张瑄为千户，蒙固岱为万户府达噜噶齐。不久，又把新河的军士、水手和船只分派到扬州、平滦两地运粮。命三省在济州河制造船二千艘运输粮食，可见当时仍未专门依靠海道。二十四年，开始设置行泉府司，专门掌管海运；又增设两个万户府，总共为四府。这一年，便停止从东平河运粮。二十五年，在内外分别设置两个漕运司，命外面的漕运司在河西务设置机构，负责接运海运粮食。十六年，开挖会通河。采纳寿张县尹韩仲晖等人的建议，开河以沟通运输道路。从项城县的安山渠开始，向西南经寿张西北到东昌，又向西北到临清，引汶水通到御河，全长二百五十余里。中间修建闸三十一座，按时蓄水和泄水。河道完工后，渠官张礼、孙某等说：开通魏博的渠道，沟通江淮的漕运，这是古代从未听说过的事。诏令赐名为会通河。丘浚说：“我考察会通河这个名称，最早见于这里。但当时河道刚开，河岸狭窄、水浅，不能承载重船，每年运输不过数十万石，不能像海运那样多。因此，整个元朝时期海运始终没有停止。明朝初年，会通河的旧河道仍然存在；如今济宁城内的闸，洪武三年晓谕往来船只不得挤塞的碑石仍在北岸，这些都可以作为考证。二十四年，原武发生河决，洪水漫过安山湖，会通河于是淤塞，

译往来者全都从陆路到德州再下河。我太宗皇帝开始营造北京，永乐初年，运粮从江入淮，从淮入黄河，运到阳武，再征发山西、河南两处的丁夫由陆路运到卫辉，转入御河水运到北京。后来，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因州中丁夫递运困难，请求开通会通旧河。朝廷命工部尚书宋礼征发十余万丁夫，疏浚开凿以恢复旧河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纯从汴城北面的金龙口开挖黄河旧河道，分水向下通到鱼台县塌场口，以增加漕河水量。十年，宋尚书请求由会通河通行漕运，十三年才停止海运而专门办理河运。第二年，平江伯陈瑄又请求疏浚淮安安庄闸一带的沙河，从淮河以北沿河设置浅铺，修筑牵路，栽种柳树，开凿井泉。” “从此漕运制度畅通便利，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臣认为，运输东南粮食来充实京师，在汉、唐、宋三代都是如此。然而汉、唐的都城在关中，宋朝的都城在汴梁，它们所利用的漕运河道，都是顺应天地自然的形势；中间虽然有时稍微借助人力，却不像会通河这样，是前代没有而元人开始创设的，并不是因循旧有河道。元人开凿此河却没有取得很大的成效，使用它也没有得到最大的利益。到了本朝，又进一步修治并扩大它。前元每年运输不过数十万石，而今天最盛时的数量超过四百万石，大约增加了十倍。”“过去宋人评论汴水，认为大禹疏浚开凿，隋炀帝开挖疏通，最终都为宋人所利用，便认为这是上天的意旨。唉！从夏到隋、从隋到宋，中间经历的朝代不止一个；如果说天意专门在于宋朝，臣不敢这样断定。至于元人开凿这条河，河道建成后却没有完全用来沟通漕运，大概是上天借助元人的力量来供本朝使用。这个意旨难道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吗！” 二十七年五月，省臣马之贞说：“连日大雨冲塌河岸，河道淤浅，应当加以修治疏浚。”奏请拨出已经停止输运的站户三千人，专门供此役使用，并让他们采伐木材、石料等以供工程使用。每年委派都水监的一名官员巡视，同时督促工程。把闸改用石料建造，并按照缓急确定先后次序。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二十八年，把海运四府合并为一个都漕运府，这是采纳朱清、张瑄的请求。只命朱清、张瑄二人掌管此事；他们的属官有千户、百户等，分为各翼，督促每年的运输。二十九年，开通通惠河，任命郭守敬掌管都水监事务。起初，郭守敬提出水利方面十一件事，其中一件是想引导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水，经过双塔、榆河，引一亩、玉泉等水入城，汇集到积水潭，再向东转而向南流入旧河，每十里设置一座闸，按时蓄水、泄水。皇帝称好，又恢复设置都水监，命郭守敬掌管。丞相以下都亲自拿着畚箕、铁锹为工程倡导；设置水闸的地方，往往在地下挖出旧时的砖木，人们都佩服他的见识。过了一年工程完工，从此免除了都城百姓陆路牵挽运输的劳苦，公私都感到便利。皇帝从上都回来，经过积水潭，看到船只遮蔽水面，非常高兴，赐名为通惠河。丘浚说：“我考察，通州到都城陆路牵挽，只有五十里而已。但元人开凿的河道总长一百六十四里，其中设置闸坝共二十处，所花费用大概也不少。何况如今废弃毁坏已久，庆丰以东的各闸虽然还在，但河流淤浅，通行漕运很困难。而且积水潭就是今天的海子，在都城内禁城的北面；漕船聚集以后没有停泊的地方，还要分流进入大内，然后向南流出。闸门的开闭、蓄水和泄水，不是外人能够专门掌管的。进言的人往往提出建议，想恢复元人的旧制度，但也没有看到这样做最终确实便利

译。” 成宗大德五年，因为畿内每年发生饥荒，增加第二年的海运粮食为一百二十万石。八年，增加海运米为一百四十五万石。

译十年，中书省奏道：“通常每年海运粮食一百四十五万石，如今江浙年成歉收，不能达到这个数目，请仍按旧例，由湖广、江西输送五十万石，并且都通过海道运到京师。”朝廷同意了。武宗至大四年，派官员到江浙商议海运事务。当时江东宁国、池、饶、建康等地运输粮食，大都命海船从扬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有许多石矶、流沙和涨水，粮船每年都有损坏。湖广、江西的粮食运到真州后，停泊并装入海船；海船船体大而船底小，也不适合江水航行。于是把嘉兴、松江的秋粮，以及江淮、江浙财赋府每年办理的粮食，全部用来充作海运漕粮。到这时，海运的来源就广泛了。在此以前，江浙省臣说：“从前朱清、张瑄海运米粮，每年从四五十万石到一百一十万石。当时船多粮少，费用还算均平。近几年赋税横征，漕户困苦贫乏，有的甚至逃亡。今年要运输三百万石，漕船不够。”于是派人在浙东、福建等地和雇船只，引起百姓骚动。本省左丞沙布迪音说：“他的弟弟哈齐勒以及玛哈木丹徳尔、澉浦杨家等人都有船，而且深知漕运事务，请任命他们为海道运粮都漕万户府的官员。各自用自己的力量运输，官粮万户、千户都依照军官的例子世袭；宽待抚恤漕户，增加雇佣费用，也许能够取得成效。”尚书省把此事上报，请任命玛哈木丹徳尔为遥授右丞、海外诸畨宣慰使都元帅，掌管海道运粮都漕运万户府事务。设置千户所十处，每所设置达噜噶齐、千户等官，全部听从了这一建议。仁宗延祐二年二月，省臣说：江南行省起运各种物资，经会通河运到都城，很多超过期限仍未到达。追问原因，都说会通河刚开时，只允许百五十料船通行；近来有权势的人以及富商大贾贪图货物利益，制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的船，在这条河中航行，以致阻塞往来船只。现在应当在沽头、临清两处各设置一座小石闸，禁止二百料以上的船只进入河道，违犯者治罪。顺帝至正二年春正月，开挖京师的金口河。当时中书参议博啰特穆尔、都水傅佐建议：从通州南面的高丽庄起，长一百十余里，开挖一条新河，深五丈、宽十五丈，引西山金口的水向东流，汇入御河，接引海运进入大都城内交纳。当时托克托任中书右丞相，奏请施行。朝廷大臣多说不可，托克托排斥众议，一定要实行。左丞许有壬于是分条陈述利弊，说：“成宗大德二年，浑河发水，成为百姓的祸害。大都路都水监把金口下游的闸板关闭。五年间浑河水势浩大，郭太史担心冲毁田、薛二村南北两座城，又把金口以上的河道用砂石和杂土全部堵塞。文宗至顺初年，因为都水监郭道寿说金口引水可以通到京城和通州，利益无穷，便命工部官员、河道提举司和当地耆老共同查看；他们都说水流经过两座城之间，有许多阻塞。又有卢沟河，从桥到汇流处，一向没有渔船上下，这正是不能行船的明证。而且通州距离京城四十里，卢沟河只二十里，如果可以行船，当时为什么不在卢沟河设置码头？” “各种事情都可以就近便利办理，却偏偏要在四十里外的通州开河吗？而且西山水势高峻，金朝灭亡时水流在都城北面流入旷野，即使冲决造成灾害也较轻；现在水流在都城西南，情况与过去不同。这种水性本来就湍急，如果再遇夏秋霖雨，水势上涨泛滥，不能保证没有危险。宗庙社稷所在的地方，岂能把希望寄托在万一的侥幸上？再说地形高低悬殊，如果不设置水闸，必然导致水流散失、河道浅涩；如果设置水闸来节制水流，沙泥混浊，必然造成淤塞，每年每月都要专门派人淘洗，这将永无穷尽。况且郭太史修建通惠河时，为什么不用这股水，却远取白浮的水引入都城，来供闸坝使用？大概是因为白浮水清澈，而这股水混浊不能使用。”这项建议刚提出，消息就传到外面，众人异口同声地认为不可。若说为了成就大功就不必同众人商议，众人的意见也不值得听取，那就是商鞅、王安石的做法，在当今不应这样。建议上奏后，托克托最终没有采纳。工程动工四个月便完工，开闸放入金口水后，水流湍急，沙泥堵塞，船不能通行。而且开挖时毁坏百姓房屋和坟墓，役夫死伤很多，费用也极其巨大，最终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不久，御史纠弹检举，建议开河的博啰特穆尔、傅佐都被处死。这一年，命江浙行省和中正院财赋总管府拨出赐给各人、寺观的粮食，全部起运，最后只得到二百六十万石。等到汝颕发动叛乱，湖广、江右相继陷落；方国珍、张士诚又割据浙东、浙西地区，贡赋无法运送，海运船只也不能到达京师。至正十九年，派巴延特穆尔到江浙征收海运粮，诏令张士诚输送粮食，方国珍准备船只。两个叛贼彼此猜疑，巴延特穆尔和行省丞相多方开导劝说，他们才听从命令，得到粮食十一万石。三年后，又派官员前往征收，他们抗命而不给。起初，海运航线从平江刘家港入海，经过扬州路通州海门县的黄连沙头、万里长滩，驶入大洋，沿山隩航行，到达淮安路盐城县；经过西海州、海宁府东海县、密州、胶州界，过一个多月才到达成山。计算水程，从上海到杨村马头，共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后来朱清、张瑄等人说这条路线险恶，又开辟新航道：从刘家港驶入大洋到撑脚沙，转过沙觜到三沙洋子江，经过大洪，又经过万里长滩，驶入大洋到青水洋，再经过黑水洋越过成山，经过刘岛到芝罘，驶入莱州大洋到达界河口，这条路线稍微直一些。最后殷明略又开辟新航道，从刘家港入海到崇明州三沙驶入大洋，向东行进入黑水大洋，到成山后转向西到刘家岛，又到登州沙门岛，在莱州大洋进入界河。

译船只航行时如果遇到适宜的风信，从浙西到京师不过十天而已，比此前两条路线都便利。可是风涛难以预测，粮船漂流沉没的事情没有一年不存在，间或还有船只损坏而丢弃粮食的情况。但与漕河运输的费用相比，海运所得到的利益大概更多。每年运输的数量如下：至元二十年四万六千五十石，运到四万二千一百七十二石；二十一年二十九万五百石，运到二十七万五千六百一十石；二十二年一十万石，运到九万七百七十一石；二十三年五十七万八千五百二十石，运到四十三万三千九百五十石；二十四年三十万石，运到二十九万七千五百四十六石；二十五年四十万石，运到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五十五石；二十六年九十三万五千石，运到九十一万九千九百四十三石；二十七年一百九十五万五千石，运到一百五十一万二千八百五十六石；二十八年二百五十三万七千二百五十石，运到二百二十八万一千六百一十五石。二十九年一百四十万七千四百石，运到一百三十六万一千五百一十三石；三十年九十万八千石，运到八十八万七千五百九十一石；三十一年五十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运到五十万三千五百三十四石；元贞元年三十四万五百石；二年三十四万五百石，运到三十三万七千二十六石；大德元年六十五万八千三百石，运到六十四万八千一百三十六石；二年七十四万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运到七十万五千九百五十四石；三年七十九万四千五百石；四年七十九万五千五百石，运到七十八万八千九百一十八石；五年七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八石，运到七十六万九千六百五十石；六年一百三十八万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运到一百三十二万九千一百四十八石；七年一百六十五万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运到一百六十二万八千五百八石；八年一百六十七万二千九百九石，运到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三百一十三石；九年一百八十四万三千三石，运到一百七十九万五千三百四十七石；十年一百八十万八千一百九十九石，运到一百七十九万七千七十八石；十一年一百六十六万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运到一百六十四万四千六百七十九石；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万一百四十八石，运到一百二十万二千五百三石；二年二百四十六万四千二百四石，运到二百三十八万六千三百石；三年二百九十二万六千五百三十二石，运到二百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十三石；四年二百八十七万三千二百一十二石，运到二百七十七万三千二百六十六石；皇庆元年二百八万三千五百五石，运到二百六万七千六百七十二石。二年二百三十一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运到二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八十五石；延祐元年二百四十万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运到二百三十五万六千六百六石；二年二百四十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运到二百四十二万二千五百五石；三年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运到二百四十三万七千七百四十一石；四年二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四十五石，运到二百三十六万八千一百一十九石；五年二百五十五万二千七百一十四石，运到二百五十四万三千六百一十一石；六年三百二万一千五百八十五石，运到二百九十八万六千一十七石；七年三百二十六万四千六石，运到三百二十四万七千九百二十八石；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万八千七百六十五石，运到三百二十三万八千七百六十五石；二年三百二十五万一千一百四十石，运到三百二十四万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三年二百八十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六石，运到二百七十九万八千六百一十三石；泰定元年二百八万七千二百三十一石，运到二百七万七千二百七十八石；二年二百六十七万一千一百八十四石，运到二百六十三万七千五十一石；三年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运到三百三十五万一千三百六十二石；四年三百一十五万二千八百二十石，运到三百一十三万七千五百三十二石；天历元年三百二十五万五千二百二十石，运到三百二十一万五千四百二十四石；二年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石，运到三百三十四万三百六石。

译史臣说：“元朝定都燕地，距离江南极其遥远，而各官署、府库事务繁多，卫士和编民人数众多，无不依靠江南供给。自从巴延献上海运的策略，江南粮食分为春、夏两次运输。运到京师的粮食，每年多达三百余万石。百姓没有牵挽运输的劳苦，国家有丰富的储备，这难道不是一代的良法吗？”丘浚说：“我考察海运之法，秦朝已经有了，唐人也曾转运东吴的粳稻来供给幽燕，但只是用于边方供给而已。用海运来充足国用，则始于元朝。史书称，船只遇到适宜的风信时，从浙西到京师不过十天。虽然有风涛漂流沉没的忧患，但与河漕的费用相比，所得大概更多，所以整个元朝海运没有废止。本朝洪武三十年海运粮食七十万石供应辽东军饷，永乐初年海运七十万石到北京。到十三年会通河畅通便利，才停止海运。我考察《元史·食货志》评论海运时说：‘百姓没有牵挽运输的劳苦，国家有丰富的储备，是一代的良法。’又说：‘海运与河漕相比，所得大概更多。’撰写《元史》的人都是明朝初年的史臣，他们都在前朝时期生长，亲眼见过海运的利益，所说的话并非没有根据。” 臣私下认为，自古漕运所经过的道路有三种：陆路、河道和海道。河漕与陆运相比，费用可以节省十分之三、四；海运与陆运相比，费用可以节省十分之七、八。河漕虽然免除了陆路运输，却仍然需要人力牵挽；海运虽然有漂流沉没的祸患，却节省了牵挽的劳苦，比较利弊，大体也相当。如今漕河畅通便利，每年的运输都能充足积聚，本来不必依赖海运。然而善于谋划国事的人，常常在事情尚未发生以前就考虑意外的忧患。现在国家无事之时，应当寻找元人的海运旧道，另外开通一条海运路线，与河漕并行。江西、湖广、江东的粮食照旧走河运，而浙西、浙东临海一带则由海道运输，使人们熟悉海道。将来某一天漕运河道稍有阻塞，这边的粮食不能来，那边的粮食可以来，这也是考虑忧患、预先防备的长远办法。” 治理黄河【附载追溯黄河源流】

译世祖至元三十三年十月，黄河在开封祥符、陈留、杞、太康、通许、鄢陵、扶沟、洧川、尉氏、阳武、延津、中牟、原武、睦州十五处决口，征调二十余万民夫，分头修筑堤防。二十五年五月，黄河在汴梁决口，太康、通许、杞三县以及陈、颍二州都受到水灾。成宗元贞元年七月，黄河在■〈木巳〉县蒲口决口。在此以前，黄河曾在汴梁决口，征发三万丁夫堵塞。到这时，蒲口又决口，于是命廉访使尚文察看地势，谋划长远有利的办法。尚文说：“长河从西方绵延万里而来，水势湍急凶猛。流到盟津以下，地势平坦、土质疏松，河道迁徙不定。失去大禹所开的旧河道，成为中原的祸患，不知已有几千几百年了。自古治理黄河，措施恰当，就用力少而水患来得迟；措施失当，就用力多而水患来得快。这是不可改变的定论。如今从陈留到睢，东西一百多里，南岸旧河口有十一个，已经堵塞的两个，自然干涸的六个，仍然通水的三个。河岸比水面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旧堤，水面比田地高三四尺，或与田地高低相等。大体上南岸比北岸高约八九尺，那么堤岸怎么能不毁坏，河水怎么能不向北流呢？蒲口如今决口一千多步，水势迅疾向东，沿着黄河旧河道流二百里，到归德横堤下面又汇入正流。如果强行堵塞，势必上游再决、下游再溃，工程不可能成功。按现在的情况，黄河以西的郡县应当顺应水性，向远处修筑长堤来防御泛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归德、徐、邳的百姓应当躲避冲决溃堤的地方，听任他们选择安全便利之处居住。遭受水患的人家，应当酌情在河南退滩地内拨给田亩，作为他们永久的产业。以后其他地方发生河决，也照此办理，这也是暂时救治水患的良策。”蒲口不堵塞时，时任黄河以北郡县和山东宪部争相说，若不堵塞，河北的桑田将全部变成鱼鳖之地；认为堵塞有利，皇帝听从了他们。此后蒲口再次决口，堵塞工程年年不断，而河水向北流入河中，恢复旧有河道，最终果然如尚文所说。二年七月，汴梁等地下大雨，黄河决口，归德数县的田地、房屋和庄稼被水冲毁，诏令免除一年田租，派尚书诺海、御史刘赓等人堵塞决口，从蒲口开始施工，共修筑七十六处。大德十年正月，征发河南百姓十万人，修筑黄河堤防。武宗至大二年七月，黄河在归德决口，又在封丘决口。仁宗皇庆二年六月，黄河在陈州、亳州、雎州三州决口，开封、陈留等县被水淹没，百姓的田地和房屋也被淹没。泰定帝泰定二年二月，因为黄河屡次决口，在汴梁设置行都水监，仿照古代方法做好防护，又命沿河各州县的正官都兼任知河防事。五月，黄河在汴梁泛滥。七月，黄河在阳武决口，冲毁百姓房屋一万二千五百余家。不久又冲毁乐利堤，征发六万四千丁夫修筑。三年四月，修整夏津、阳武的河堤三十三处，役使丁夫七千五百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万四千人〕 顺帝至元元年十二月，黄河在封丘决口。至正四年正月，黄河在曹州决口，征发一万五千八百丁夫修筑堤防。这一月，黄河又在汴梁决口。五月，下大霖雨，黄河泛滥，平地水深二丈，白茅堤、金堤决口，曹、濮、济、兖都遭受灾害。十月，商议修整黄河、淮河的堤堰。五年七月，黄河在济阴决口。八年二月，在郓城设置行都水监，任命贾鲁为大监。贾鲁修治河道，察看地形，详细掌握险要之处，绘图上奏两项方案：第一，建议修筑北堤，以控制横向溃决，这样用工较少；第二，建议疏通和堵塞同时进行，引导黄河向东流，使它恢复旧河道，所需工程量是前一方案的数倍。恰逢贾鲁调任中书右司郎中，方案没有实行。九年正月，设置山东、河南等处行都水监，专门治理黄河水患。五月，白茅河向东流入沛县，于是形成大片水浸区域。十一年四月，开挖黄河旧河道。起初黄河决口，丞相托克托召集群臣在朝廷上议论，众说纷纭。贾鲁再次申述先前的主张，认为必须堵塞北河、疏通南河，使黄河恢复旧河道；这样工程不会大规模兴办，水患也不能消除。于是派工部尚书成遵和大司农图噜巡视河道，商议疏通、堵塞的办法，报告朝廷。成遵等从济、濮、汴、梁、大名一带行走数千里，挖井测量地势高低，测量河岸以查究水的深浅，广泛听取舆论，认为黄河旧道绝对不能恢复，并且说：‘山东连年饥荒，百姓无法生活；如果在这里聚集二十万人，恐怕日后的忧患将比黄河水患更加严重。’当时托克托已经先接受贾鲁的意见，听到成遵等人的议论后大怒，说：‘你认为百姓将要反叛吗？’从辰时到酉时，双方反复辩论，但始终不能使托克托接受意见。第二天，执政官对成遵说：‘修河的工程，丞相的意见已经决定，而且已经有人承担责任，你不要多说，请提出一个两可的方案。’成遵说：‘手腕可以砍断，意见不能改变。’于是把成遵调出任河间盐运使。诏令开挖黄河旧道，命贾鲁以工部尚书身份充任河防使，征发河南、河北军民十七万人，从黄陵冈向南直到白茅，分别在黄固、哈济等口放水，又从黄陵向西到杨清村，使河水汇入旧道，全长二百八十里。工程兴起后，共经过五个月，各处埽工和堤防建成，黄河恢复旧道。朝廷破格授予贾鲁集贤大学士，赐给金带、银币。诏令赐托克托世袭达尔罕的称号，以淮安路作为他的食邑，命人建立河平碑。其他都水监和有关官员，也都根据功劳分别升迁、奖赏。在此以前，河南、河北流传童谣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等到贾鲁治理黄河，果然在黄陵冈发现一尊只有一只眼的石人，而汝颕的军队也起兵了。当时命翰林学士承旨欧阳玄撰写河平碑。碑文完成后，欧阳玄又认为司马迁、班固记载河渠沟洫，只记载治水的原则，没有说明具体方法，使后世负责工程的人没有可以考察取信的依据，于是向贾鲁询问方法，又询问过往行人，查考官府文书，撰写《至正河防记》，希望让后世遭遇水患的人能够按照它来查找办法。他说：‘治理河道的方法总称为治河，具体有疏、浚、塞三种，三者不同。分散河水的流势，顺势加以引导，叫作疏；除去河中的淤积，使河道加深，叫作浚；抑制河水的暴涨，顺势加以阻挡，叫作塞。疏和浚的区别有四种：一是生地，二是故道，三是河身，四是减水河。生地有直有弯，顺着直势开凿，就容易完成。’

译“故道有高有低，把高处削平，使其趋向低处；高低相互衔接，这样高处不会壅塞，低处不会积水，因为要防止壅塞导致溃决、积水导致淤塞。所谓河身，是说水虽然能够通行，但河道本身有宽有窄；窄处难以容纳水流，水势会泛滥凶猛，所以要按规划拓宽窄处；宽处难以修筑河岸，河岸容易崩塌，所以要按规划防护宽处。所谓减水河，是水流放纵时用来控制它的狂势，水流冲突时用来削弱它的怒势。治理堤防的方法总称为筑堤，有创筑、修筑、补筑等名称；有刺水堤、截河堤、护岸堤、缕水堤、石船堤。治理埽工的方法总称为治埽，有岸埽、水埽；有龙尾、栏头、马头等埽。修筑埽台以及制作埽卷、牵制、埋挂的方法，有使用土、石、铁、草、木、木桩、绳索等办法。堵塞河道的方法总称为塞河，有缺口、豁口、龙口。缺口，是已经形成水道的决口；豁口，是过去常被水冲开的缺口，水退时缺口低于堤岸，水涨时就从缺口溢出；龙口，是水流汇合之处，即新河流入旧河道的汇流处。此外不能全部写尽，下面按照工程施工的次序依次叙述。疏浚旧河道，深浅、宽窄各不相同，贯通全长二百八十里一百五十四步有余。” “工程从白茅开始，全长一百八十二里；接着从黄陵冈到南白茅，开挖生地十里，河口初开时宽一百八十步，深二丈二尺；以下河道宽度停定为一百步，高低不等，折算平均深二丈。所谓‘及泉曰停，曰折’，是采用古代算术方法，根据这一段推知另一段，了解地势的高低，再折算取平均值。南白茅到刘庄村，接入旧河道十里，折算平均开挖宽八十步，深九尺。刘庄到专固，一百二里二百八十步，折算平均宽六十步，深五尺。专固到黄固，开挖生地八里，地面宽一百步，河底宽九十步，折算深一丈五尺。黄固到哈济口，长五十一里八十步，折算平均开挖宽六十步，深五尺。于是治理凹里减水河，全长九十八里一百五十四步。凹里减水河口的生地长三里四十步，地面宽六十步，河底宽四十步，深一丈四尺。从凹里生地以下，旧河身到张赞店，长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游三十六里开挖宽二十步，深五尺；中段三十五里开挖宽二十八步，深五尺；“下游十里二百四十步，开挖宽二十六步，深五尺。张赞店到杨青村，接入旧河道，开挖生地十三里六十步，地面宽六十步，河底宽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堵塞专固的缺口，修筑三重堤，并补筑凹里减水河河南岸的豁口，贯通全长二十里三百十七步。其中新筑河口前第一重西堤，南北长三百三十步，顶宽二十五步，底宽三十三步，栽设桩橛，用土牛、草、芦苇和杂梢混合填实，高一丈三尺。堤前设置龙尾大埽。所谓龙尾，是砍伐大树，连同枝梢捆在堤旁，随着水流上下摆动，用来冲破啮岸的波浪。修筑第二重正堤，并补修两端旧堤，总长十一里三百步。缺口正堤长四里，两道堤相接，旧堤设置木桩堵闭。河身长一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芦苇、枝梢和土混合修筑，底宽三十步，修筑高度二丈。岸上的土工堤长三里二百十五步有余，高度、宽度不等，平均高一丈五尺。补筑旧堤长七里三百步，表里各加厚七步，低处增加六尺，计算高一丈。“修筑第三重东后堤，并接连修治旧堤，高度、宽度不等，总长八里。补筑凹里减水河南岸的四处豁口，设置木桩，混合使用木、草、土，长四十七步。于是堵塞黄陵冈整条河道，在水中和岸上修筑堤防，长三十六里一百三十六步。其中修筑刺水大堤两道，长十四里七十步；其西面又修筑刺水大堤一道，长十二里一百三十步。里面新筑岸上土堤，西北从李八宅西堤起，东南到旧河岸，长十里一百五十步，顶部宽四步，底部宽三倍于顶部，高一丈五尺。又从旧河岸修筑到入水堤，长四百二十步，底宽三十步，顶部按六分之一逐渐收窄。接着修筑入水西岸的埽堤，同时修筑西埽；夏人的水工从灵武征调而来。修筑东埽，则征调汉人水工，来自京畿附近。其方法是用竹子编成笼络，里面填满小石；每个埽大小不等，用直径一寸左右的蒲苇绵腰索横向铺设，宽可以达到一二十步，长可以达到二三十步。又用直径三寸或四寸、长二百余尺的曳埽索绳横向交错铺设。再用竹、苇、麻、苘制成大绳，长三百尺，作为管心索；把绵腰索的末端系在管心索上，再把数千束、最多一万余束草均匀铺厚在绵腰索上，捆扎固定。” 用数千名丁夫踩实泥土，推卷土稍高一些，便让两名水工站在上面，把土咬住固定；众人一齐用力举起，用大小推梯把土卷推成埽，埽的高低长短不一，大的高二丈，小的也不低于一丈多。又用大索，有时五根接成一条，转运到河边。挑选强健的丁夫，拿着管心索，顺着埽站立踩压；有时把它挂在台中的铁猫或大木桩上，逐渐放入水中。后来挖地成渠，把管心索陷入渠中，用散草厚厚覆盖，再用土筑实，上面覆土；又用土牛、杂草和小埽，根据土的多少、厚薄和先后，适宜地修叠成埽台，务必使上下牵制严密、坚固牢靠，彼此形成掎角之势，使埽不摇动。白天人力不足，就用火光接着施工。堆筑完毕，再采用前面的方法，卷埽压在先下的埽上。根据水的深浅决定埽的厚薄，最多叠到四埽为止。两埽之间放置竹络，高二丈或三丈，周围四丈五尺，里面装满小石。土牛装满后，用竹缆系住；两旁连同埽密密打下大桩，再把竹络上的大竹腰索系在桩上。东西两道埽以及中间竹络的上面，都用草土等筑成埽台，约长五十步或一百步。

译再次下埽时，就把长八百尺或五百尺的一两根竹索或麻索交错夹杂使用；其余管心索之间，等埽沉入水中以后，其余管心索仍按前法埋挂，同时把管心长索放到五七十步以外，用铁猫或大桩拖住系牢。把连续数日下入的埽全部束缚好后，再用草土等物整体修筑成堤。又把龙尾大埽密密挂在护堤大桩上，以分散、折转水势。这道堤长二百七十步，北面宽四十二步，中部宽五十五步，南面宽四十二步，从顶部到堤脚总高三丈八尺。截断河流的大堤高宽不一，长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位于黄陵北岸的，长十里四十一步。在岸上筑土堤，西北起于东西向的旧堤，东南到河口，长七里九十七步，顶部宽六步，堤脚宽度为顶部两倍多二步，高一丈有五尺。接着修入水中，使用土牛、小埽，并按情况调配草土的多少、厚薄，适宜地修叠；下竹络、安大桩，系龙尾埽，也按前面两道堤的方法办理。只是修叠埽台时，增加使用白阑小石；连同埽上以及前游修筑的一段长一百余步的埽堤，直抵龙口稍北的栏头。三道埽并行，埽大堤的宽度与刺水两堤不同；把前面所列的四埽用管索连接，筑成一道大堤，长二百八十步，北面宽一百一十步。由顶部至水面高一丈有五尺，由水面至泽腹高二丈五尺，总高三丈五尺。中流宽八十步，由顶部至水面高一丈有五尺，由水面至泽腹高五丈五尺，总高七丈，都是新筑的。又筑横截水流的堤：一道东起北面的截河大堤，西端连接西面的刺水大堤；另一道东起中间的刺水大堤，西端抵达西面的刺水大堤，总长二里四十三步，顶部宽四步，堤脚为顶部的三倍，高一丈有二尺。修筑黄陵南岸，长九里一百六十步；其中先筑岸上的堤，东北起于新补的白茅旧堤，西南到旧河口，高宽不一，长八里二百五十步，然后入水修筑石船大堤。于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沿着旧河道水流察看先前修筑的北岸西、中两道刺水堤和截河堤，仍然短小，约束水势的能力还不足；决口处水势很大，南北宽四百余步，中流深三丈余。又加上秋季涨水，原河道的水占总水量十分之八，两河争流；靠近旧河口处，水冲刷北岸向北流，回旋湍急，难以下埽，而且埽下行有时迟缓，恐怕水全都涌入决口，使原河道淤塞，前功尽弃。鲁于是精心思考阻水使其流入旧河道的方法。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列大船二十七艘，前后用大桅或长桩连接，再用大麻索、竹绳绞缚连接成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绳缠绕船身上下，使其牢固不可破。随后在上游用铁猫把它们沉入水中，又用长七八百尺的竹绳系在两岸的大桩上，每根绳有时拴住两艘船，有时拴住三艘船，使它们不能顺流而下。船腹中略铺散草，装满小石，用合子板钉牢；又把埽密密铺在合子板上，有时铺两层，有时铺三层，再用大麻索紧紧捆缚。又在桅杆上横绑三道横木，各端都用绳维系；用竹子编成的笆夹杂草石，竖立在桅杆前，约长一丈多，称为“水帘桅”；再用木材支撑，使帘子不倒。然后选取灵活的水工，每船各两人，手持斧凿站在船头船尾；岸上击鼓为号，鼓声一响便同时凿船。不一会儿船身破穴进水，一同沉没，挡住决口汹涌的河水。旧河道的水猛然增加，于是重新加设水帘，随后再次铺设小埽、归土牛、白阑，长短相杂，并用草土等物随宜填筑接续。石船下沉到坚实地面，露出水面的基础和堤脚逐渐增高，又卷筑大埽压在上面。前面的船势稍稍稳定后，随即采用前面的方法沉下其余船只，以完成后续工程。无论昼夜百刻，役夫分班轮换，十分劳苦，没有片刻间断。船堤之后，三道草埽一齐施工，中间放置装石的竹络，并在埽中打桩系缆；四道埽和竹络，都依照修筑北面截水堤的方法，只是中流水深数丈，所用物资很多，工程量很大，是其他堤的数倍。船堤距离北岸才三四十步，水势逼近东河，水流湍急如从天上冲下，深浅难以测量。于是先卷下大埽，约高二丈的，有时四道，有时五道，刚刚露出水面；修到距河口一二十步时，用工尤其困难。靠近龙口，水声喧闹而猛烈，水势震撼埽基，使其下陷、裂开、倾斜倒塌，转眼间又被冲远。原来在旁观看的人都吓得两腿发抖，众人议论纷纷，都认为难以合龙；然而形势不允许停止。鲁神色不变，迅速想出办法，调集官吏和工徒十余万人，每天加以奖励和劝勉，言辞恳切周到，众人都感动奋发，赶赴工程。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龙口终于合拢，决河断流，旧河道恢复通水。又在堤前连续卷筑栏头埽，每道一条，多的有三道或四道；前埽露出水面的管心和大索，系在前埽所压的后面栏头埽上；后埽的管心和大索，也系在小埽所压的前面栏头埽上，使前后彼此羁绊，以固定其力量。又在相交的索上以及两埽之间压上土石，白阑、土牛和草土各占一半，厚薄多少根据形势安排。埽堤完成后，又从南岸修筑一道堤，抵达已经封闭的龙口，长二百七十步。船堤共四道，采用农家场圃中称为“辘轴”的器具，在石中凿孔立木，像梳齿一样排列，埋在前埽旁边；每一步设置一个辘轴，在其后贯以横木；又凿石，穿入直径二寸多的麻索，系在横木上，密密挂上龙尾大埽，使夏秋的洪水、冬春的凌■〈▯渒〉不能肆意冲击堤岸。此堤连接北岸截河大堤，长二百七十步，南面宽一百二十步，顶部至水面高一丈有七尺，水面至泽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宽八十步，顶部至水面高一丈有五尺，水面至泽腹高五丈五尺，总高七丈四尺。南岸有护堤埽一道，总长一百三十步；南岸护岸马头埽三道，总长九十五步。修筑北岸堤防，高宽不一，总长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白茅河口至板城补筑旧堤，长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贤村等处，高宽不一，长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

译稍冈至锡山县，在旧堤基础上加倍修筑，长八十五里二十步。归德府哈济口至徐州道路三百余里，修完一百零七处缺口，高宽不一，累计修筑二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刺店缕水月堤，高宽不一，长六里三十步。所用物资总计：大桩木二万七千根，榆树、柳树及杂木梢六十六万六千根；带枝梢连根的树株三千八百株；稻草、桔梗、蒲草、芦苇和杂草，按捆计七百一十三万五千余捆；竹竿六十二万五千根；芦席十有七万二千领；小石二千艘；大小不等的绳索五万七千条；沉入水中的大船一百二十艘；铁缆三十二条；铁猫三百三十四具；竹篾按斤计十有五万斤；锤石三千块；铁钻一万四千二百余件；大钉三万三千二百三十二枚。其余如木龙、蚕椽、木麦、楷扶桩、铁乂、铁吊、枝麻搭、火钩、汲水和贮水等器具，也都有确定的数量。官吏俸给、军民衣粮、工钱、医药、祭祀、赈恤、驿置、马匹，以及运输竹木、沉船、渡船、下桩等工程的费用，铁石、竹木、绳索等工匠的佣资，加上以和买方式征购民地作为河道，以及所需各种杂物的价格，总计中统钞一百八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六锭有余。鲁曾经说：“水工的工程，比土工的工程困难；中流的工程，比河滨的工程困难；堵决河口，比中流工程更加困难；北岸的工程，比南岸的工程困难。”各种物资发挥作用的情况是：草虽然极其柔软，却能柔顺地贴合水势；被水浸泡后会生泥，泥和草一同发挥作用，重量就像碇石一样；维系、夹辅堤埽，缆索所起的作用尤其大。这大概是因为鲁熟悉并深知各种事情，所以工程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效。玄说：“这次工程，朝廷不吝惜巨额费用，也不吝惜授予高爵，是为了替百姓消除祸害。托克托能够体察皇上的心意，不怕劳苦，不顾忌浮泛的议论，为国家拯救百姓。鲁能够竭尽心思，发挥智谋和技巧，凭借充沛的精神与豪壮的胆气，不惜辛劳疲惫，不怕讥讽评议，以报答君主和宰相知人善任的明察，实在应当把这些全部记载下来，使掌管史事的人有所考证。” 史臣说：“议论者往往认为，天下的动乱都是由于贾鲁治理黄河的工程劳民伤财、兴师动众造成的。他们却不知道，元朝灭亡的原因在于法纪废弛、风俗衰薄；造成动乱的因素，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即使鲁不发动这项工程，天下的动乱难道就没有别的途径发生吗？” 二十六年二月，黄河向北迁徙。在此以前，黄河在小流口决口，流到清河，毁坏百姓住宅，损伤禾稼。到这时又向北迁徙，从东明、曹、濮以下直到济宁，百姓都遭受灾害。古代没有关于黄河源头的明确记载。《禹贡》记载疏导黄河，只说从积石开始。汉朝使者张骞持节出使西域，越过玉门关，看见两条水流交汇，发源于葱岭，流向于阗，汇入盐泽，潜流千里，到积石后再次出地面。唐朝薛元鼎出使吐蕃，探访黄河源头，在穆穆哩山找到了它。但他们都历经岁月、跋涉艰难，所得不过如此。世上谈论黄河源头的人，又都以这两家的说法为依据；这些说法怪诞迂曲，实际上都不是源头的真实情况。想来汉唐时期，边远地区还没有完全臣服，道路也没有完全畅通，所以他们所走的路线常常迂回艰险，不能直接到达那里探究源头。元朝拥有天下后，近至海内、远及海外，凡人迹所到之处都设置驿站，使驿使往来如同在本国境内行走。至元十七年，命都实担任招讨使，佩金虎符，前往寻找黄河源头。都实接受诏命后，这年到达河州；河州东面六十里有宁河驿，驿站西南六十里有一座山，叫杀马关。那里林木山麓高耸险窄，越走越高；走一天到达山顶，向西去地势更加高峻，经过四个月才抵达黄河源头。这年冬天回来报告，并绘制城邑道路的位置图上报。后来翰林学士潘昂霄从都实的弟弟库库楚那里得到他的说法，撰成《河源志》。临川人朱思本又从巴尔济苏家得到帝师收藏的梵文图书，并把它译成汉文，与潘昂霄所记载的内容互有详略。现在取两家的书加以考订，有不同之处附注在下面。考察黄河源头，在土蕃朵甘思西部边境，有一百多眼泉水，水流低洼分散、漫流不定，无法逼近观看；方圆约七八十里。从高山上俯视，灿烂如排列的星星，因此称为鄂端诺尔；“鄂端”译作星宿。【思本说：黄河源头在中国西南，正西距四川马湖蛮部三千余里，西北距云南丽江宣抚司二千五百余里，西南距帝师萨斯嘉地区二千余里。水从地下涌出，像井一样，这样的水井有一百多处，向东北流一百余里，汇成大泽，名为鄂端诺尔。】众多水流奔流汇聚，行近五七里，汇成两个大湖，名为鄂楞诺尔；水流自西向东相连，彼此吞纳，走一天后曲折向东流去，形成河流，称为齐必勒河。再过两三天，有水从西南流来，名叫伊尔齐，与齐必勒河汇合。又过三四天，有水从南面流来，名叫呼兰；又有水从东南流来，名叫伊拉齐，汇流进入齐必勒河。水势渐渐增大，这才称为黄河。但水仍然清澈，人可以涉水而过。【思本说：呼兰河源出南山，那里大山峻岭绵延千里，水流五百余里，流出伊尔齐河。】

译【伊尔齐河的源头也出自南山，向西北流五百余里，才与黄河汇合。】又过一两天，河水分成八九股，名叫伊逊鄂罗木，译作“九度通”，河面宽五七里，可以让马涉过。再过四五天，水变得浑浊，当地人抱着皮囊骑马渡过。聚落用纠结的木材作成船形，以兽皮传渡，只能容纳两个人。从这里开始，两山之间的峡谷向东宽一里、二里或半里，水深无法测量。朵甘思东北有一座大雪山，名叫伊拉玛博啰；这个名字译作“腾格哩哈达”，就是昆仑山。山腹至山顶全是积雪，冬夏都不消融。当地人说，年代久远形成的冰层，在六月仍可看见。从八九股水流到昆仑山，要走二十天。【思本说：从浑水向东北流二百余里，与和啰海图河汇合。和啰海图河源出南山，水流正北偏西八百余里，与黄河汇合；又向东北流一百余里，经过玛拉噶地区；再向正北流一百余里，转而向西北流二百余里；又转向正北流一百余里，再转向东流，经过昆仑山下。番名伊拉玛博啰，这座山极其高峻，山麓绵延五百余里，河水沿山脚向东流，经萨斯嘉库济克特地区。】河水经过昆仑山南面半天路程后，又走四五天到达库济、克特两地，这两地相连；另有一处叫哈喇伯勒齐尔，是四方道路交会的冲要之地，盗寇很多，有官兵驻守。再向北走两天，河水流过那里。【思本说：黄河流经克特，与伊实巴沁河汇合；伊实巴沁河如今就是河源，源自铁豹岭以北，向正北流五百余里，与黄河汇合。】昆仑山以西人口稀少，多数地方在山南，山势都不高峻，水流也分散漫流；野兽有髦牛、野马、狼、狍、■〈羊京〉羊等。昆仑山以东山势更加高耸，地势也逐渐降低；河岸狭窄处，有些地方狐狸都可以跳跃越过。走五六天，有水从西南流来，名叫纳琳哈喇，译作细黄河。【思本说：哈喇河源自白狗岭以北，向西北流五百余里，与黄河汇合。】再走两天，有水从南面流来，名叫奇尔穆苏，两水汇流进入黄河。【思本说：哈喇河与黄河汇合后，共同向前流二百余里，经过鄂勒博站；又向西北流，经昆仑山北面二百余里，与奇尔穆苏河汇合。奇尔穆苏河源自威成以西北的岷山以北，水向北流，即古代当州境内；向正北流四百余里，转向西北流五百余里，与黄河汇合。】河水向北流，转而向西经过昆仑山北面，一直向东北流，约走半个月到达贵德州，地名必齐勒，这里才有州治和官府。贵德州隶属于吐蕃等处宣慰司，宣慰司治所在河州。又走四五天到达积石州，就是《禹贡》所说的积石。再走五天到河州安乡关。走一天到达鲁坑，再向东北走一天，洮河水从南面流来，汇入黄河。【思本说：奇尔穆苏河与黄河汇合后，又向西北流，与彭赞河汇合。彭赞河源出彭赞山西北，水向正西流七百余里，经过扎萨克达实，与黄河汇合；转向西北流三百余里，又转向东北流，经过西宁州、贵德州、马岭，共八百余里，与邈水汇合。邈水源出清唐宿军谷，向正东流五百余里，经过阿勒巴站，与黄河汇合；又向东北流，经过土桥站、古积石州、来羌城、廓州、沟米站界羌城，共五百余里，经过河州，与页彭河汇合。页彭河源出西倾山北面，水向东北流五百余里，与黄河汇合；又向东北流一百余里，经过塔布城、银川站，与湟水、浩亹河汇合。湟水源出祁连山下，向正东流一千余里，注入浩亹河。浩亹河源出删丹州南山，山下的水向东南流一百余里，注入湟水，然后与黄河汇合；又向东北流一百余里，与洮河汇合。洮河源出羊撒岭北面，向东北流，经临洮府八百余里，与黄河汇合。】又走一天到达兰州，经过北卜渡到鸣沙河，经过应吉里州，向正东走到宁夏府，再向东南走就是东胜州，隶属于大同路。从黄河发源处到汉地，南北两侧的山涧溪流和细小水流纵横贯通，多得无法计算；山地直到积石一带都只有草石，过了积石才树木茂盛。世人说黄河有九曲，那一带只有两次转折，大概就是奇尔穆苏和贵德州必齐勒两处。【思本说：洮水与黄河汇合后，又向东北流，经过达勒达地区八百余里，经过丰州西受降城，转而正东流，经过达勒达地区的古天德军、中受降城、东受降城，共七百余里；又转而正南流，经过大同路云内州、东胜州，与黑河汇合。黑河源出汉阳岭南面，水向正西流五百余里，与黄河汇合；又向正南流，经过保德州、葭州及兴州境内；又经过临州一千余里，与察纳河汇合。察纳河源出古宥州，向东南流经陕西省绥德州七百余里，与黄河汇合。又向南流三百里，与延安河源汇合。延安河源自陕西芦子关的群山之中，向南流三百余里，经过延安府，转而正东流三百里，与黄河汇合。】黄河又向南流三百里，与汾河汇合。汾河源出河东朔武州南面的群山之中，向西南流，经管州、冀宁路、汾州、霍州、晋宁路、绛州，又向西流到龙门，共一千二百余里，才与黄河汇合。黄河又向南流二百里，经过河中府，经过潼关；与太华大山绵延相接，水势不能再向南流，于是转而向东流。大体说来，黄河源头向东北流，所经过的地方都是西番地区；到兰州，共四千五百余里，才进入中国。又向东北流，经过达勒达地区二千五百余里，才进入河东境内。又向南流到河中，共一千八百余里；总计九千余里。官制的制定

译世祖中统元年四月初，制定官制。当初，太祖铁木真从北方起兵，统领自己的部众；各部落分散居住，诸事刚开始创建，设置的官职很少。以断事官为最重要的职务，地位在三公之上；丞相称作大笔，并且共同掌握兵权，左右只有万户而已。后来西域逐渐平定，才开始在各城设置达鲁花赤，负责监督治理。达鲁花赤，用汉语说就是掌印官。到攻取中原时，太宗窝阔台开始设置十路宣课司，选用儒臣任职。归附的金人，沿用他们原来的官职；如果原任行省、元帅，就授予行省、元帅之职。世祖即位后，才大规模更新制度，于是命刘秉忠、许衡斟酌古今情况，制定内外官制。总理政务的机构称为中书省，掌握兵权的机构称为枢密院，掌管官员黜陟的机构称为御史台。体制确立后，京内有寺、监、卫、府，京外有行省、行台、宣慰司、廉访司。治理百姓的行政区划有路、府、州、县。官职有固定职责，职位有固定员额，官员有固定俸禄。长官由蒙古人担任，汉人、南人作为副职。这样，一代的制度才开始完备。五月，设置十路宣抚司，设置宣抚使和副使。至元七年春正月，设置尚书省。当初商议同时建立三省，侍御史高鸣上奏说：“臣听说三省制度起于近古，其办法是由中书省发布政令，转交门下省审议；如果不合适，就驳回订正，或者封还诏书；如果议论通过，就退回交给中书省，再由中书省转交尚书省，尚书省才下达六部和各郡国。如今天下比古代更大，事务也更加繁多，即使只由一个省处理，也还会说有阻滞，何况三个省呢？而且设置许多官员，是为了避免政事失误。但只要贤能俊杰集中在一处，共同签署、参与裁决，自然可以避免政事失误，难道一定要分设不同官署、分处办公后才不会有失误吗？所以说，政务贵在得到贤才，不在于得到更多官职。不如设置一个省便利。”皇帝深深认为他说得对。九年春正月，撤销尚书省。十五年秋七月，下诏制定武官承袭制度。凡因有功而升任品秩的，原来的职务应让给其他有功之人，不得让子侄再次代替。阵亡者才可以承袭，因病去世者降一等。把总、百户年老而死的，不得承袭。把这些定为法令。十九年十二月，下诏允许御史台自行选用所属官员。起初，御史只任用汉人，到这时崔彧请求参用蒙古人。崔彧又说，御史台官员的选任只向中书省申报，难道没有偏袒结党的弊端吗？现在应当让御史台自行选任。后来江淮省的官员有想要专横放纵、又忌惮御史台监察言论的，上奏请求把行台隶属于行省，皇帝下诏让朝廷大臣共同议论。兵部尚书董文用说：“御史台好比卧虎，虽然还没有咬人，人们仍然害怕这只虎。如今它只剩下虚名，法纪尚且不能振作，如果再加以压制，那么御史台的声望就会衰败，再也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这件事不能实行。”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二十年六月，增加官吏俸禄。起初，诏令规定官吏贪赃罪法：贪赃五十贯以上的，一律判处杖刑、革职除名，终身不得叙用；一百贯以上的处死。崔彧说：“如今百官每月的俸禄不能满足赡养生活的费用，很难要求他们保持廉洁勤勉的操守，应当重新议定增加俸禄。这样，官员每月增加的俸钞只需由百姓负担，官吏不贪赃，百姓必然受益。那些因贪赃抵罪的人，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于是下诏增加内外官吏的俸禄，以十分为等级，增加发给五分。三十三年秋七月，下诏由中书省铨定省、院、台、部的官属。从中书令、左右丞相以下，各自规定员额，并对安图说：“中书省的官员，朕应当亲自选择；其余各司，都听从中书省增减。”安图说：“近来听说圣意想依靠近侍作为耳目，像臣这样办事不合法，就任凭他们举奏。如今近臣却窥伺机会援引不合资格的人，说‘某人担任某官，某人担任某职’，把已经署名的奏目交给中书省施行。铨选之法本来有固定制度，那些尤其没有先例的，我曾经废止而不实行，是担心他们的党羽有人会诋毁臣。”皇帝说：“你说得很对。以后有这样的事，不要实行。” 三十年春正月，裁汰冗官。在此以前，赵天麟上奏策略说：“臣听说，谋划设置网罗，没有比清简更好的；设置官署任用官吏，务必戒除繁多。爵，是官员的尊贵等级；阶，是官员的次序等级；品，是官员的品级次序；职，是官员所掌管的事务；位，是官员所居的职位；禄，是官员所得的供给；吏，是官员的辅佐。事情固然必须有职位才能办理，但也有因职位太多而反生事务的情况。这正是圣王重视官少而不重视官多，追求安静而不追求扰动的原因。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置官员不过百人；夏、商官员增加一倍，也仍能治理。周代分设卿的职务，各自统率所属官员。此后职位越来越多，治理却越来越赶不上古代。因此汉光武帝裁撤四百县，百姓的产业便安定；隋文帝裁撤五百部，天下政务便得以运行；都是因为设置官员不在多，而在于任用贤能；政务不在繁琐，而贵在减少事务。如今国家的制度，从王、国王、郡王、国公以下，是爵；从特进、崇进到将军、大夫、校尉、郎，是阶；从正一品到从九品，是品；掌管典章和具体事务，是职；各职所居之处，是位；各职位用来养廉的资费，是禄；各司中辅佐、办理文书的人员，是吏。这些制度也已经很详备了。然而文官、武官分为两等，内外分设各部，原本想用来谋求安定，却似乎反而难以安定。臣私下看到，京师中不急需的司、院，无用的署、局，以及随朝的台、省、院、部以下各有司，其中可以兼并却没有兼并、可以合并却没有合并的，已经不少。京畿以外的行省、随省各有司、宣慰司、廉访司、路、府、州、县、仓库、局、监等衙门，以及各衙门中的官吏，也有冗余的。武臣中，万户所统辖不足万人、千户所统辖不足千人的，也已经存在。臣认为冗官的主要弊端有三：一是选官方面的弊端，二是政事方面的弊端，三是军民方面的弊端。文武官吏的员额既然太多，到了考核任期届满、接近春秋选官之时，资格簿册纷乱，保荐文书交错纷至。有司办理文书尚且忙不过来，哪里还有空闲顾及谁确实有才、谁确实有德并加以考核呢？既然来不及考核，就只好以名册和推荐文书中陈列的内容为依据。于是杂流之人进献财货的门路被打开，最终导致官员多而空缺职位少，毫无办法。善于经营钻营的人很早就得到升迁，修养高尚的人却坐等多年、耽误岁月。

译这就是选官方面的弊端。文武官吏的员额既然太多，有应当裁决的事情却不裁决，有应当施行的事情却不施行。问他们的职务，就说“这是我的职务”；问他们为什么不办理，就说“同僚不止一个，哪里是我一个人能够独自作主的”。官员混在一起，像把竽手混在乐队中，难以辨别；接受王命后却各自安然自处。等到朝廷听说这些事，于是设立逾期不办的处罚，难道不是太严重了吗？这就是政事方面的弊端。国家任用人的途径太多，浮滥之人也能升迁，让他们到地方任职，必然不能宣扬施行政教。这样一来，苛刻剥削的痛苦、差役征发的烦扰，造成的祸害很多。这就是军民方面的弊端。三种弊端不断发生，却只是一味立法加以防范，不知道即使法律制定了，害怕法律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地生出奸诈欺骗的计谋。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明察这三种弊端：凡京师中不急需的司、院、无用的局、署，以及天下各衙门中可以裁撤的，全部裁撤；凡行省、随省各有司、宣慰司、廉访司、路、府、州、县等一切衙门，以及万户、千户所统辖人数不足规定、可以合并的，全部合并；凡省、台、院、部以下各有司的官吏，以及天下各衙门中可以减少的官吏，全部减少。然后用慎重对待名位爵禄的制度，选择人员任用；又用考察官员政绩优劣的制度，按照事理加以考核。这样，掌管选官的人就容易看清人才，也容易考核他们的成效，选官制度便会清明。临政任事的人，事务有归属，职务有专主，政绩便能完成。在下的百姓可以减少繁重劳役，免受困苦苛刻，民业便会安定。百姓是天下的根本，百姓产业安定而天下不能太平的，从来没有这种情况。”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裁省内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裁减官员六百六十九名。尚书省的恢复 武宗至大二年八月，恢复设置尚书省，以奇塔特布济克为右丞相，托克托为左丞相，三宝努约希为平章政事，本巴为右丞，孟克特穆尔为左丞，王罴为参知政事。起初，皇帝听从托克托、嘉珲、帕哈哩鼎的意见，想恢复设置尚书省，分管财用。御史台官员说：“至元年间，阿哈玛特、僧格相继设置尚书省，统管财用，事情失败后并入中书省。如今四方发生地震水灾，年成接连歉收，百姓十分困苦。如果再设置尚书省，必然增加官署，滥设官吏，这恐怕不是有益于百姓的事情。况且统管财用，关键在于任用什么人；如果只命中书省办理，也没有看出有什么不可。”皇帝说：“你们说得很对。这两个人愿意承担这件事，就暂且听任他们实行吧。”到这时，约希又和本巴谈起此事，皇帝命他们与塔斯布哈共同集议。本巴说：“过去政事的得失，都是以前中书省大臣所做的；现在想要纠正，他们害怕受到牵连，谁愿意推行？臣请求旧有事务仍归中书省，新政归尚书省。尚书省的官员，请任用奇塔特布济克、托克托等人。” 皇帝完全采纳了他的意见。塔斯布哈说：“这是大事，突然这样变更制度，请求与各位老臣再行商议。”皇帝没有听从。三宝努说：“尚书省既然已经建立，就要更新各种政务、变更钞法。所任用的官员有六十四名，其中有宿卫之士，有品秩尚未达到规定的，有尚未出仕的。这些人一向熟悉事务，既然已经任用，请不要拘泥于常例，授予他们宣敕。仍然把各行中书省改为行尚书省，把尚书省的条文规划颁示天下，胆敢阻挠的人治罪。”九月，皇帝听从约希的意见；由于钞法大为败坏，于是改造至大银钞，共十三等，每一两折合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折合黄金一钱。各路设置平准行用库，买卖金银，兑换缗钞；或者百姓拿丝绵布帛到库中交易，按照查验的当时市价给价。各处路、府、州、县设置常平仓，以调

译节物价；丰年收购粟、麦、米、谷，青黄不接时，参照当时市价减价出售，以遏制物价暴涨。禁止私下买卖金银，也禁止海船贩运金银、铜钱、丝、绵、布帛出海。尚书省说：“古代设置官员、划分职务，各自都有主管范围。如今土地广大、百姓众多，事务更加繁杂；如果让省臣总揽纲领，让各级官员各尽其职，政事哪里会有治理不好的？近来省中事务阻塞，早晚只是在文案上署名押字，政事全都废弛，天灾百姓困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从今以后，省、部的一切事务都应令其根据情况处理；大事有时需要上奏请示，得到旨意后立即施行。这样可以成就太平之治，对上顺应天道，对下安定民心。又说：国家土地广大、百姓众多，是古代所没有的；历朝历代的条例前后不一，执法的官吏任意决定轻重。请把自太祖以来施行的政令九千余条加以删削，去除繁冗，使其归于一体，编成固定制度。皇帝听从了。此时又在大都设置资国院，在山东、河南、辽阳、江淮、湖广、四川设置泉货监；在六个产铜之地设置提举司十九处，铸造名为“至大通宝”的钱，十文折合至大钱一文，与历代钱并行使用。其中当五、当三、折二等钱，也都按原来的数额使用。不久，御史说：“至大银钞刚开始流通，种类繁多，百姓尚且没有明白，又兼行铜钱，恐怕会相互妨碍。如今民间收缴铜器十分急迫，百姓很不方便，请求与省臣详细商议。” 皇帝没有答复。尚书省上奏说：“三宫内降的旨意，从前中书省上奏请求不要施行；臣等认为应当仍按旧例施行。如果对大事有害，再上奏请求停止。中书省的事务，请求全部归于臣等办理。”至元二十四年，凡宣敕也由尚书省掌管。如今臣等请求，任用人员听从尚书省，而把宣敕及省官的事务交给中书省，皇帝听从了。三年六月，下诏命尚书省右丞相托克托、左丞相三宝努总管百司和各项政务。三宝努说：“省、部官员不肯谨慎勤勉地办理公务，命令从今以后早晨集合、傍晚退下；如果有人稍有懈怠废弛，不必上报，便可酌情治罪。”已经到任的人，有的只过一两个月便以生病为由辞职，对这类人杖责罢免，不再叙用。至元四年正月，皇帝去世。皇太子撤销尚书省，托克托、三宝努、约希本、巴王罴等都被处死。当初，皇太子认为托克托等人变乱旧有制度，遗害百姓，凡是误国之人都想全部依法诛杀。延庆使杨多尔济劝谏说：“治理政事却首先崇尚杀戮，不是帝王的治理之道。”太子受到这番话的触动，特意只诛杀其中罪行最严重的人。后来御史上言：“托克托等既然已经依法处刑，但他们的党羽仍分布在各司之中，如博啰孟克、特穆尔、库哩济、苏乌玛喇等人，奸诈贪婪，危害政事。如今中书省正想任用他们为各省平章、参政等官，应当加以罢免贬黜。”于是将孟克等人流放到海南。不久又把行尚书省恢复为行中书省，各有关部门的事务重新归中书省管理。四月，撤销行用至大银钞、铜钱、资国院以及各处泉货监提举司，全部废止。凡尚书省已经发往各地的至大钞本和至大铜钞，截定日期封存，民间正在流通使用的，送到行用库兑换。杨多尔济说：“法令有便利和不便利之分，不能因为制定法令的人被废黜，连法令也一并废止。铜钱和纸币相互配合使用，是古代的做法，怎么能突然废除呢？”他的意见虽然没有被采用，但当时舆论认为他说得对。陈邦瞻说：“元朝设置尚书省，一共经历了三次，分别由阿哈玛特、僧格、托克托三人前后主持。当初他们都凭借谋求财利来迎合皇帝的心意，可见尚书省大概就是专门为理财而设置的。中书省为什么不能理财，却一定要另外设置一个尚书省与它并列呢？这是因为元朝任用勋旧之人的时

译候，他们都是新近进用的；如果让他们与勋旧同列为官，势必处在勋旧之下，无法施展志向。只有另立尚书省，中书省的权力才被夺走。权力被夺之后，诸位勋旧便束手无策，只能占着空虚的职位。这就是阿哈玛特等人的谋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