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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馆阁校勘欧阳修上书说：“自从元昊反叛以来，三十万军队在西边吃粮已经两年了，又有十四五万乡兵不耕种而自行供养，自古以来百姓未曾见过四五十万军队连年依赖国家供给而国力却不困乏的情况。军队的作用在于进攻和防守，但都凭借财用作为强弱的依据。我认为疏通漕运、尽用地力、通商贾这三项措施并行，那么财用充足，军队就可以长久地防守和进攻，任凭皇上驱使。恭敬地献上三件有利的事情：第一是疏通漕运。汉、唐定都长安，天下的物资都可以运到西边。隋朝将关东的粮食运到渭南，但仍有三门的险阻。自从唐代裴耀卿在三门东西设置粮仓，开辟十八里山路作为陆运，以避开险阻，每年运输二三百万石。刘晏遵循裴耀卿的路径，全部漕运江淮的米粮来充实关西。如今江淮的米粮每年运入汴京的有六百万石，如果能分出一二百万石供给关西，疏浚治理汴渠使运输不受阻碍，然后按照裴耀卿的足迹，不畏惧十几里陆运的劳苦，那么河运畅通而物资可以运到，以缓解关西的困境，这是水运的好处。汉高祖从南阳进入武关，我曾到南阳询问那条路，说从邓州西北到永兴六七百里，小商贩常常走这条路。如今如果能探求并疏通它，沿汉水十二州的物资都漕运并暂存南阳，用轻便的车马设置十五六个驿站接力运入关内。前日陛下赏赐禁帑钱十万以供给西边使用，但路途遥远超过一年还没到，哪里比得上比较南阳旁边的郡县，估量其道路里程进入武关直到京师，远近相等的都让它们输送到关西？京师如果有不足，就用禁帑拿出赏赐给有关部门的来代替并充实使用，这是陆运的好处。第二是尽用地力。从京城以西没有开垦的土地不知有多少，如今河东、河北、关西的乡兵，这些还有用处。如果是京东西的，平时不足以防备盗贼，而水旱灾害恰好足以造成灾难。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京西向来贫瘠的地方，没有山泽的富饶，百姓只依靠努力耕种。如今三人的家庭有一人，五人的家庭有两人，成为游手好闲的人，总共十八九个州，往少了说，还有四五万人不耕种而吃饭。如果能驱使他们耕种那些废弃的土地，官府借给他们种子，每年的收成与他们平分，像对待百姓的法度那样，那么百姓愿意耕种的就会很多。况且乡兵本来就是农民，登记成为士兵，就抛弃了他们的职业。如今趁着他们离开农业不久，还可以驱使他们回到田间，使他们不能成群游荡饮酒赌博，成为父兄的祸患，这是百姓的愿望。第三是通商贾，兴办利益广泛而上面难以独占，必须与下面共享，然后流通而不滞涩。如今议论的人正想夺取商贾的利益，全部归于公家而独占，所以每改变一次法度，一年之间，损失数百万。这是想要独占反而造成损失。如今国家的利益，多的就是茶和盐。茶自从变法以来，商贾不再有一年的损失，几年都无法弥补，各地堆积腐烂抛弃并焚烧。议论的人屡次说三说的方法便利，如果能恢复它，使商贾有利而通行，那么上下就济助了。解池的盐，堆积如山，如今应该暂时降低价格，先下命令说：‘三年后将恢复旧价’，那么贪图利益的人就会争先恐后地凑集。茶，生长在山中而无穷尽；盐，出自水中而不枯竭。这两样东西之所以贵重，是因为能资助国家的钱币。如今不分散而堆积，这是爱惜腐朽的土壤，有什么用处呢？”

巴蜀江浙发生饥荒

第二年春天，派遣翰林学士王尧臣等十六人分路视察安抚。

表彰隐士

这一年，赐永兴军草泽高怿号安业处士，后来偶尔有未被录用的。

辛巳，庆历元年春，正月，元昊请求讲和。

元昊派遣塞门寨主高延德回到延州，让他拜见知州范仲淹，约定讲和。范仲淹没有上报朝廷，于是自己写信给元昊，晓谕祸福。于是韩琦听说后，对人说：“这是知道我打算大举进攻，而采取缓和兵势的计策，不然就是松懈我的边防，又将入侵。”当时走马承受崔宣也上奏贼人请求讲和的事，皇上对辅臣说：“贼人多诡计，想松懈我的军队罢了。”于是下诏各路加强防备。

二月入侵渭州

韩琦命令任福等在好水川抵御，战败，任福及耿传、桑怿、王珪、吴英等都战死，将佐军士死者六千多人。起初，夏竦命令尹洙赶往延州，与范仲淹商议出兵，而范仲淹坚持之前的奏章。夏竦又上言：“两路协力，还恐怕不能挫败敌人，而范仲淹却以牵制为名，只想委派泾原的军队来试探贼人，正落入贼人的计策。”下诏将夏竦的奏章给范仲淹看。庞籍也说：“我估计朝廷议论认为屯兵已久，耗费国力，想决定攻取，或者暂时裁减冗兵，只留精锐在边境，那么数量少而费用宽裕，然后趁隙大举进攻，或许有万全之策。”陕西经略判官田况也说：“两路大举进攻，必然招致大悔，不可行的有七点。”请求召集大臣定议，只命令严备边防，不必先有轻举妄动，于是停止出兵。到这时，元昊入侵，韩琦直接赶往镇戎军，出兵一万八千人，召环庆副总管任福到泾原商议军务，派将领去击贼。泾原驻泊桑怿作为先锋，钤辖朱观及都监吴英、王珪跟随，将作监丞耿传参赞行营军事。韩琦授予方略，命令合并兵力合势，从怀远城赶往得胜寨，出现在贼人后面，不可战就占据险要

译设下伏兵，等待敌军返回时攻击他们。王福违背了约定，自己率领几十名轻骑兵奔赴怀远城，在张家堡南面与贼军交战，斩首数百人。贼军假装败退，赵怿率领骑兵追击，王福跟在后面，傍晚时驻扎在好水川。种谔和种观驻扎在笼洛川，两地隔着山相距五里，约定第二天在川口会师，不让贼军逃脱。侦察兵传回消息说贼军兵力少，所以王福等人全力追击，不知道这是贼军的诱敌之计。路途遥远，粮草接济不上，于是力战而死。当时元昊倾全国之力入侵，而王福所统领的都是平时未曾安抚过的士兵，临战才接受命令，军法制度没有建立，后来又分兵追逐战利品，所以导致惨败。事情上奏朝廷，皇上哀叹悼念，都给予不同程度的追赠官职。王福战败后，范仲淹立即上奏章自我弹劾，孙沔等人请求削去范仲淹的官职。恰逢夏竦上奏说：“范仲淹曾经用文书告诫王福不要贪利轻进，皇上知道王福违背节制而导致失败，罪责不全在范仲淹。”皇上亲自下诏安慰他，不久剥夺了范仲淹的使臣职权，调任秦州知州。

译任福兵败，喜好议论的人大多归咎于他导致军队覆没。陕西经略判官尹洙写了一篇《悯忠》说：“世人谋划自身利益真是周密啊！山外之战，众将领以力战而死，事实清楚明白不可欺瞒。有人归咎他们失算，且不赞同他们的死法。忠义，是世人所推崇的；死，是人难以做到的，以极难守的节操，背负极高的名声。如果赞同他们，那就应当效仿他们去死。何必谋划自身利益呢！善于谋划自身的人，就会非议他们因丧兵而挫伤军威，即使他们死了也不赞同，然后享受富贵，保全自身，问心无愧，为自身打算，难道不周密吗？敌寇在边境，军队在行军，想必定要活着以保全功劳，这很难啊！”唉！丧失军队以致取死，难道是众将领的本心吗？也不过是不幸罢了。治理国家的人，不要让那些谋划自身的人最终侥幸免死，看重忠义，不幸时，守节之士就会受到鼓励。又写了一篇《辨诬》说：“山外之战，耿传战死在阵前，有人诬陷说：‘耿传督促众将领轻敌冒进，致使突然遭遇大敌，是耿传招致的祸患。’后来得到耿传给众将领的书信，告诫他们要持重，担心被敌人引诱，这难道是督促众将领前进吗？宋朝兴起八十年，文官死于军事的，有的因为守城的责任，有的不幸遭遇祸患，他们为义而死是一样的。至于像耿传这样，面对大敌不畏惧，与骁勇雄健的将士争着献出生命，像耿传这样的人，也很少。可悲啊！计谋既然不被采用，又后于别人战死，还免不了被诬陷，难道是喜欢标新立异吗？难道是厌恶忠诚吗？”

招募京东西等九路宣毅军

京东西、河东、河北、江淮、荆浙、福建九路的大州设两营、水州设一营，作为就地取粮的禁军，合计十万余人。

知院张方平上言说这样不方便，认为去年初下达敕命，点选差派强壮弓手的时候，民间喧哗纷纷都说，此时点选差派虽然以强壮弓手为名，实际上是想淘汰补充军籍。敕令防备屡次下达，再三叮咛，晓谕朝廷点选差派的意图，只要各守乡里，必定不起征戍。郡县多方安抚，百姓仍然猜疑喧哗。等到经历去年冬天教习，随即放归乡里从事本业，私下议论方才稍微安定，然而名字在弓手名册的人，平时心中恐惧不安，每听说一个使者出行州县，就相互煽动，说是要来调发。现在这道命令忽然下达，果然如所预料，命令不再可信。一共两次上疏都没有得到回复。

京师雨药

夏五月严格铜钱出境的法令

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

宋庠被罢免

在此之前，吕夷简当权，同僚不敢参与政事，只是应诺在纸尾签名而已。宋庠担任参知政事，多次与他争论，吕夷简不高兴。皇上对宋庠颇为厚待，吕夷简忌恨他，巧妙寻找陷害宋庠的方法却没有得逞。等到范仲淹擅自给元昊送信，又烧毁了他的回信，吕夷简从容地对宋庠说：“人臣没有外交，范仲淹怎么敢这样？”宋庠认为吕夷简确实深怪范仲淹，改天在皇上面前议论这件事，宋庠急忙请求斩杀范仲淹。枢密副使杜衍极力说不可，宋庠认为吕夷简必定帮助自己，而吕夷简始终没有一句话。皇上问吕夷简，吕夷简慢慢说：“杜衍的话是对的，只可以轻责罢了。”皇上听从了，宋庠于是仓皇失措。议论的人喧哗纷纷，都归咎宋庠，然而不知道实际上是吕夷简出卖了他，于是被罢免。

任命富弼知制诰

起初，内侍刘从愿的妻子遂国夫人王氏因罪被剥夺封号，到现在恢复封号，富弼缴还词头，封号命令于是停止。唐代制度，只有给事中能够封还诏书，而舍人缴还词头，大概从富弼开始。

六月任命范雍知永兴军

起初，任命夏竦判永兴军，又任命陈执中知永兴军。等到两人分出去巡视边境，而统领府中事务，还像原来一样，于是又让范雍守京兆。于是，一个府有三个太守，官吏奔走趋奉，往来不胜其扰，自古以来未曾有过。范雍死于庆历六年，谥号叫忠献。范雍治理崇尚宽恕，喜欢谋划但很少成功，然而了解人，喜欢推荐士人，后来很多到了公卿之位。守延安时，狄青担任小校，因犯法应当斩首，范雍宽恕了他。

下诏西边严密防备

起初，陕西经略判官田况上奏军事防备十四件事，大致说：内库的积蓄，祖宗本来是为了用兵。臣希望朝廷发放内库的财物，招募陕西、河东强壮的百姓五七万人，屯驻鄜延、环庆、泾原三路。刚到防备秋高马肥之时，就用各路的弓手分守城寨，而参用正规军队，每路达到五六万人，军气自然振奋。如果说招募百姓则众人心不安，增加边戍则费用不足，这是遵循常规的说法。况且出财选拔招募，不同于点选差派，必定有乐意被任用的人。又说：好水川之战，任福担任大将，不能指挥，却亲自率领一队人当前锋抵挡猛烈攻势，势穷而陷落，忠义虽然可悯，然而他的才能只够一个士兵之用。想要纠正这个弊端，在于提高大将的权力。比如葛怀敏担任鄜延总管，张亢担任钤辖，竟然平级文书往来，举动都平等相待。韩琦、范仲淹担任经略副使，葛怀敏见他们礼仪非常傲慢，上下姑息迁就，三军效法什么呢？又说：贼将伊哷、刚朗、凌裕、凌且之徒，分领厢主军队，都靠近汉界，出入随从不过一二人。如果能够暗中招募死士，刺穿胸膛击碎头颅，除去贼人的手足，只要朝廷不惜美官重禄，那么功业难道难图吗？又说：环庆属户未经残破，如果安抚驾驭有方，可以得到精兵数万。请求用养活一万人一年的费用作为招抚的资具，

译这样就没有不成功的。向来隶属的户民贩卖青盐、白盐以谋取厚利，如今全部禁止，使他们没有赖以生存的资源。太宗朝时，郑文宝建议禁止白盐以困住边贼，可以不战而使敌人屈服，下诏规定购买白盐的人一律处死，相关的法令纪律非常多。内属的一万多帐落归附李继迁，朝廷派钱若水乘驿车前往视察，于是恢复旧制，戎人开始归附。现在如果放宽盐禁，那么隶属的户民没有不能得到所需的，况且国家通过嘉勒斯赉引诱他们为我所用，赏赐帛二万匹，催促他们出兵，最终却没有实际的回报。招抚隶属的户民，难道不比那样好吗？又说：李元昊侵犯边境以来，淮上的士兵踊跃争先，但他们的请领供给却比不上东军的下级士兵，如果特别优待发放，或者确定南郊祭祀的赏赐惯例以激励他们的心，那么建立功勋就不会落后于东军了。又说：戍守边境的士兵，军额高的没有比得上龙卫军的，听说有不能披甲上马的，何况骁胜、云武两支骑兵之类，拉弓不过五六斗，请求秘密增加步兵而减少骑兵，用一名骑兵的费用可以供养两名步兵。又放宽买马的烦扰，避害趋利，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又说：西贼到达各寨时不出战，都按军法处置，假使赵奢、李牧、周亚夫在今天受命，必定获罪了。现在如果遇到贼寇大举到来，暂且坚守营垒防守，贼寇如果不众多且怯懦不追击，一并诛杀他们。又说：任福在庆州时，蕃汉信服，一旦调任泾原，恰好遇到贼寇到来，将校都不认识，形势不得不陷入困境。现在请求各路将佐，没有重大变故不得轻易调动，希望以此要求他们取得成功。又说：中原的器具，不是戎狄能比得上的，现在贼寇的铠甲都是冷锻而成，坚硬光滑明亮，强劲的弩箭不能射入，难道是中原的技巧不如一个小羌吗？是因为他们专精而精细，我们怠慢而粗略的缘故。现在请求下令各地，全部让工匠用冷砧打造纯钢的铠甲和箭头，发往沿边各地。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译陕西体量安抚使王尧臣上言：“陕西军队共有二十万，分驻在四路，但能作战的只有十万。贼军每次从一路入侵，兵力常常是官军的数倍，所以三次入侵三次获胜。泾原路最为要害，请求增兵三万人，一万驻屯泾州以控制关中，两万驻屯渭州以制约山外。又在环庆、秦州各增兵一万人，这样贼军就不敢轻易出动侵犯营寨了。”又说韩琦、范仲淹都忠义智勇，不应当把他们安置在闲散之地。又请求联络边塞下属的羌人，让他们自己率领部队出境打击生户，以削弱贼军势力。又宋庠先前请求修筑函谷关的楼橹，关中地区非常惊恐，王尧臣极力陈述不可行，于是皇帝下诏拆毁。

秋季七月，设置万胜军，共二十个指挥，从神勇、宣武、虎翼军中在营者选拔组成。起初名叫神捷军，后来改名为万胜军。

元昊侵犯边境，先包围麟州，随即攻陷宁远寨，寨主王世亶等人战死。又进攻府州，未能攻克。包围丰州一个多月，城池陷落，知州王余庆等人战死。朝廷派遣张元管理麟府路军马，收拢军队攻击贼军，大败贼军。然而贼军从此攻城掠野不停。当时军校张岊等人作战，屡立战功，振奋全军，但最终都没有显贵的官职。

八月，搜括河北的马匹。沿边七州军免除搜括。

九月，命令河东铸造大铁钱，这是采纳范雍的请求。起初，命令陕西使用铁钱，不久，连同河东也使用铁钱。

增加江湖路盐酒的价格，于是每年增加赋税三十万六千多缗。

恢复义仓。自从乾德初年设置义仓，不久就废止了。明道三年，下诏恢复，没有成功。景祐年间，王琪上疏，引用隋唐旧例，请求恢复设置，并命令五等以上户，按正税的二成，输纳一升，储存起来。事情下达给有关部门，议论者多有不同意见，于是停止。到这时，王琪又上疏提出这个建议，皇帝采纳了。不久众议纷纷，认为不便，于是下诏只命令上三等户输纳粮食，不久又废止了。

冬季十月，修筑河北城池。

罢免都部署，分四路设置使职，兼任经略安抚招讨使，以知秦州韩琦、知渭州王沿、知庆州范仲淹、知延州庞籍分别统领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的军务。在此之前，夏竦、陈执中共同节制陕西，议论多不相合，又久无战功。知谏院张方平上言：“夏竦作为四路统帅，空耗国力在边境驻守已经三年，军队只出不战，出战就导致失败；贼军只不入侵，入侵就大肆残杀。哪有统领大军，以至于全军覆没、将领被杀，却说我不知道？这哪里还需要统帅呢！”于是调夏竦判河东，陈执中知陕州，将陕西分为四路，让韩琦等人统领。

起初，元昊反叛，暗中诱骗属羌作为援助。环庆酋长六百多人，约定为贼军做向导。后来虽然自首暴露，仍然心怀去留不定。范仲淹到任后，立即奏请巡视边境，用诏书犒赏各羌人，检阅他们的人马，与他们订立条约。各羌人接受命令，心悦诚服，从此开始为汉人所用。

庆州西北有寨，位于复桥川口，深深处在贼军腹地。范仲淹在那里筑城，皇帝下诏赐名大顺。与白豹、金汤都截然屹立，环庆的寇盗就减少了。

当时延州金明等寨及五龙川已被攻破陷落，边民被焚掠几乎殆尽。庞籍到州后修治，戍卒十余万没有壁垒，散居城中，畏惧庞籍没有敢逃跑的。金明西北有桥子谷，是贼军出入的险要通道。庞籍于是命令指挥使狄青率领一万多人，在谷旁筑招安寨，击退贼军数万人。招募百姓耕种，获得粮食以救济军队。又袭击夺取承平寨，又筑龙安寨，全部夺取贼军占据的旧地。总共筑城十一座。

设置陕西营田务，仍然命令总管转运使兼领营田使。

十一月，设置泾原弓弩手，设置强人弓弩手共十个指挥，这是采纳部署司的请求。

铸造铁钱，命令江、饶、池三州，总共铸造三百万缗，以准备陕西边境的费用。

下诏允许延州招纳元昊。在此之前，知谏院张方平上言：“元昊为寇，虽然曾经得逞，但断绝俸禄赏赐，禁止关市贸易。现在贼军中一尺布值钱数百，据此揣测贼军，怎能不困窘？只是他们的势力还不能自行沟通，应当趁着郊祀赦免的机会特别显示招抚之意。”希望陛下考虑实行。皇帝阅览后非常高兴。张方平到中书省，见到吕夷简，吕夷简也说：“舍人有此言论，是国家的福气。”右正言吴育也曾上言：“天下长久安定，人情玩忽习以为常，有议论边防的，就说是生事。夏州长久有人往来中国，窥见朝廷有因循守旧的趋势，于是发动奸谋。希望陛下召见大臣，讨论缺失的政事，修习节约用度、爱护百姓的常道，寻求调兵练将的方法，那么一方的小警报，就不值得忧虑了。”皇帝嘉奖采纳。吴育接着又上疏说：“圣人对待外臣，只是羁縻而已。何况夷狄的本性，喜欢生事剽悍急迫，因而假装逃跑，导致王师武夫贪功，或者陷入欺诈的圈套。现在应当坚壁清野，以挫败他们的锋芒，然后慢慢观察他们的形势。”当时群臣争着说小丑可以立即诛灭，吴育独自进言：“元昊名义上是藩臣，他的尺赋斗租不进入官府，穷漠之外，服从叛变不常，况且已经僭越车服，夸示酋豪，势必不能自行削弱。应当援引建国初期江南的旧例，稍微改变他的名号，可以顺抚而收服他。”

第二年，正月，范

译范仲淹也上奏说：“自从西夏侵犯边境以来，主张进攻的人说防守会显示软弱，主张防守的人说进攻会招致祸患。现在臣仔细思考，才知道进攻有利有弊，防守有安有危。大概进攻那些遥远的敌人，危害必定到来；进攻那些邻近的敌人，利益必定随之而来。用本地士兵防守则安定，用东方士兵防守则危险。现在看到赦令中说，如果对方没有骚动，那么我方就不去侵掠。臣希望朝廷在防守防备之外，再准备进攻的策略。宁可有准备而不实施，怎么能实施却没有准备呢？自古以来，兵马精锐强悍，是西夏的长处；金银丝绸丰富，是中原王朝所有的。礼义不能感化他们，武力不能征服他们，那么就应当利用我方所有的，去战胜对方所长的。臣以前任越州知州时，每年征收的税绢有三千万，倘若用来引诱西夏，这是花费一个郡的收入，却消除了天下的祸患。”皇帝下诏让陕西各路帅司参酌商议。

译丙寅年举行郊祀。

十二月，设置陕西防塞军。

除了现有充任保毅、强壮、弓箭手的人员外，另外设置一支军队，每年进行一次检阅，边境有警讯时调集，就供给他们粮饷，不让他们离开本路。后来韩琦上奏罢免了这支军队。

确定资政殿学士的员额。

大学士二员，由被罢免的旧宰相担任；学士三员，是听从梁适的请求设立的。

庆历二年春正月，恢复京师榷盐法。

这是采纳三司使姚仲孙的建议。自从元昊反叛，军费开支不足，于是允许边境地区用草料粮食入中，给予券引前往京师榷货务，接受钱或金银入中，其他货物则用池盐偿还。因此，羽毛、筋角之类的一切物品，都用盐来交换。狡猾的商人贪婪成性，与官吏勾结作弊，虚耗池盐，无法计算。盐价更加低廉，商贩不愿经营。于是姚仲孙与范宗杰担任制置解盐使，前往筹划。诏令恢复京师榷盐法，凡是商人以虚报估价领取券引以及已经领取盐但尚未出售的，都计算价值，补足亏欠官府的款项。内地州军的民间盐，全部收归官府，设置盐场加价出售。再次禁止永兴军等十一州通商，由官府自行运输，由衙前主管。仍然禁止私盐进入蜀地，在永兴、凤翔设置折博务，允许人们用钱或蜀地货物换取盐，运往蜀中销售。

二月，下诏北边严密防备。

知保州王果说：“听说契丹与元昊相互勾结，打算兴兵，请求预先做好准备。”这就是原因。

设置两河义勇、陕西保捷等军。

下诏河北各州的强壮，从三月以后都到州里检阅习练。委派知州挑选其中强壮有力的人，刺手都编入义勇军。不愿意的释放，但保留名册以备守城修缮城池之用。从此强壮军逐渐废弛。诏令刚下达，人心惶惶。于是下诏河北转运使李昭述去安抚，他每天行走几里路，开导晓谕父老，众人这才安定下来。

过了一个月，又下诏河东选拔乡弓手，有武勇的不刺面编为义勇指挥，陕西弓手刺面编为保捷指挥。

不久又下诏刺环庆路保毅强兵编入军队，当时知渭州王防也请求刺本路弓箭手三万人编入军队，朝廷听从了。

冬十一月，听从韩琦的请求，刺陕西秦凤路义勇编为保捷军，共一百八十五个指挥。秦州既已刺保捷，又增收保毅三千人，各州保毅军总共六千五百余人，编为三十一个指挥。而河北、河东、陕西选拔强壮、抄录民丁编为义勇，河北总共十八万九千人，河东总共七万七千人，陕西到治平初年总共十五万六千人。

亲自殿试举人。

赐杨寘以下四百余人及第、出身不等。杨寘初试在国子监，礼部考试都是第一。等到这时，皇上亲临殿廷，见到姓名，喜形于色，说：“是杨寘啊。”公卿相互庆贺，认为是得到了人才。后来杨寘最终没有做官就去世了。在此之前，知制诰富弼说：“省试有两个长处，殿试有三个短处。唐武后时才开始有殿试，这有什么值得效法的？请求从今以后只让南省放榜，如果担心恩惠归于有司，那就应当引到殿庭，然后赐第，那就与殿试没有区别了。”下诏罢免殿试，而学士王尧臣等多人议论说这败坏了旧制，于是下诏暂且像以前一样。

契丹使者来要求割让关南土地。

契丹派遣其臣萧英、刘六符来要求石晋所割让的瓦桥关十县，他们的国书大略说：“李元昊对北朝是甥舅之亲，如果有罪应当讨伐，为什么不派一个使者回报？况且修筑长堤，填塞隘路，放掉塘水，增添边军，已经滋长了猜疑，担心破坏信义和睦。如果思念长久的友好，共同消除疑虑，把晋阳旧日依附的地区，关南原来割让的县，现在归还我国，共同使百姓安康。”起初有涿州进士梁济世，曾经在辽帐下主管文书，一天得罪后归顺宋朝，说他们将有割地的请求。又知雄州杜推序也先得到这件事上报。到这时皇上拿出国书给辅臣看，脸色都不动。刘六符也怀疑国书的内容事先泄露了。

当时朝廷历选可以出使的人，任命知制诰富弼为接伴使。富弼入宫在便殿对答，叩头说：“君主忧虑臣子受辱，臣子不敢吝惜自己的生命。”皇上为之动容。北使入境，派遣使者慰劳。萧英借口脚病不拜，富弼说：“我曾经出使北方，卧病在车中，听到命令就起来。使者到了而你不起来，这是什么礼节？”萧英惊觉地起来拜见。富弼观察他的心思，认为他们先违背盟约，害怕事变，于是与他开诚布公地说话，希望以此探知他们的实情。两人于是没有隐瞒，对富弼说：“事情可以答应，就答应；不可以，就用其他事情搪塞，不要失去旧日的友好。”由此朝廷完全知道了他们的实情。当时中丞贾昌朝担任馆伴使，刘六符对贾昌朝说：“塘泺是做什么用的？一根芦苇可以渡河，投鞭可以填平。不然决开堤坝，十万土袋就可以形成道路了。”皇上拿这件事问知制诰王拱辰，回答说：“军事崇尚诡诈，他们如果有阴谋，不应该与他们谈论，这只是刘六符的夸口罢了。设置险阻守卫国家，先王不废弃，这是祖宗用来限制敌骑的方法。”当时朝议打算答应宗室女嫁给他们的儿子，或者增加岁赐，只有富弼认为答应婚事不可行，于是任命富弼为枢密直学士，他推辞不接受。

夏四月，商议节省冗费。

当时西边的战事没有停止，财用更加匮乏。张方平屡次请求选派官员与三司核算国家每年的收支数量，以收入决定支出，参究利害的根本，铲除因循的弊端。大略说现在聚集军队在边境，调发逐渐扩大，依赖常规收入则财力不够，增加

译如果横征暴敛，百姓就难以承受。要解救这种两难的急迫局面，关键在于陛下亲自带头做表率，只要每件事都能做到节制适度罢了。又说：减少开支这件事，如果由下级议论上级，在体制上就不顺当；如果由上级带头率下，在名义上就正当。于是皇帝下诏让内侍用先帝和先圣初年的账籍，来比较近年宫中用度的增减，对外则命令中丞贾昌朝、谏官田况、张方平等人会同三司商议。商议者随即削减了皇后、宗室、郊祀妇女赏赐的一半。又下诏皇后及妃嫔的进奉、乾元节的回赐暂时停止。于是皇后和妃嫔各自上缴俸钱来资助军费，宗室中刺史以上的人也缴纳公使钱的一半。荆王赵元俨全部缴纳公使钱，皇帝下诏将其中一半发还给他。

译富弼出使契丹，回信的大意说：“元昊狡诈狂妄，僭越称帝，先前商议讨伐铲除，已经曾回复过。修筑堤坝，开垦沼泽，是因为雨水泛滥，应当加强修缮防备；召集士兵民夫，本是边防大臣的常规职责，彼此有什么可怀疑的？突然兴起索取土地的要求，完全不符合盟书的约定。”当时宰相吕夷简独揽大权，人们不敢违抗，富弼多次冒犯他，又弹劾驳斥他所偏袒的人，官吏们更加怨恨富弼，想借机治富弼的罪。于是集贤校理欧阳修援引颜真卿出使李希烈的事例，上奏请求留下富弼，皇上没有回复，而富弼接受使命毫不推辞，由供备使张茂实担任副使。

起初，辽国的国书上说：“太宗发动无名之师，直抵燕蓟，当时没有人知道如何回答。王拱辰独自请求单独进言说：‘河东的战事，本意是诛讨僭越伪政权，契丹派遣使者到行在，表示诚意。不久却侵犯石岭关，暗中借兵扰乱我们。’太宗愤怒于他们的反复无常，平定李继元后，就下令北征，怎么能说是无名之师呢？”皇上高兴地说：“事情的始末原来是这样的。”于是告诉执政大臣说：“如果不是王拱辰详细知晓旧例，最终很难回答。”

起初，刘六符来的时候，皇上命令沔北都转运使李昭述修筑澶州城墙，而以治理堤防为名，调集士兵和农夫八万人。刘六符经过那里，以为真的是在治理堤防。等到他回去时，城墙已经建成，刘六符非常惊骇。

下诏让三馆官员议论政事，仍然允许他们请求面圣。于是，集贤校理欧阳修上疏，大意说：自古以来，君王治理天下，虽然有忧虑勤勉之心，却不知道治理的关键，那么心思越劳累，事情越违背常理；虽然有采纳谏言的明智，却没有坚决执行的果断，那么言论越多，听信越迷惑。又说：当今最缺乏的，不过是没有士兵、没有将领、没有财用、没有抵御戎狄的方法、没有可以任用的大臣罢了。而我认为现在这些都有。国家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原地区狭小，士兵百姓不多，只是因为善于使用，所以不觉得少，哪里像如今太平盛世，拥有天下的富强，人口众多物资丰盛，是建国初期的十倍，所以我敢说：有士兵，有将领，有财用，有抵御戎狄的防备，有可以任用的大臣。然而陛下都不能加以使用，是因为朝廷有三大弊端。哪三大弊端？一是不谨慎号令，二是不明确赏罚，三是不追究功效实绩。言语多变就不守信，命令频繁更改就难以服从。现在发布命令之初，不加以审慎，执行不久，接着又更改，用不守信的言语，难以服从的命令，所以每当有处置事务时，州县知道朝廷不是一定的命令，官吏们就互相说：“暂且不要执行，不久必定会更改。”或者说：“按礼仪下发，大概应付一下指挥。”早晚之间，果然又变了，这是不谨慎号令的弊端。古今用人之法，不过是赏罚而已。然而奖赏波及无功之人，那么恩惠不足以劝勉；惩罚失于有罪之人，那么威严不足以使人畏惧。即使有人，也无法使用了。用兵以来，在赏罚方面，是非不分。大将无功却依旧居官，偏将畏缩懦弱逗留，按法都应当斩首，有的暂时贬官却很快升迁，有的不贬官却依旧任职，这就是所说的奖赏不足以劝勉，惩罚不足以使人畏惧。像这样想要用人，怎么可能呢？这是不明确赏罚的弊端。用兵以来，处置事务不少，但大多有名无实。新兵多是老弱胆小之人，兵额空多，可用的少。各地多次操练，又没有训练整齐精熟的技艺，这是有征召士兵的虚名，而没有得到士兵的实效；有教导士兵的虚名，而没有训练士兵的实效。各州制造的器械，数量不少。制作之时，已经劳苦民力，运输搬运，长久苦于道路，然而铁刃不锋利，筋胶不牢固，长短大小大多不符合标准，这又有器械的虚名，而没有器械的实用。用草率的办法，训练老弱的士兵，拿着钝折不堪的器械，百战百败，道理上不容怀疑，临事才醒悟，怎么来得及呢？所以事情无论大小，全都马虎草率。这是不追究功效实绩的弊端。万事不可能全部说完，请先说其中重要的五件事。第一是士兵。我听说进攻别人的谋略，不靠力量用兵，斗智不斗多。前代用兵的人，兵多的常常失败，兵少的常常胜利。何况对于外域，尤其难以力争，只可以计谋取胜。所以善于用兵的人，以少为多；不善于用兵的人，虽多愈少。现在沿边的士兵，不下七八十万，然而训练不精，又有老弱虚报数十人，不当一人用。这是七八十万的士兵，得不到七八万人的作用。如果精心训练，去掉老弱，七八十万可以得到四五十万。现在不考虑实效，只务求增加数量，耗费国家百姓，拖延时日。贼寇虽然未到，天下已经困乏。第二是将领。我听说古语，将相没有特定的出身，所以有的出自士兵，有的出自奴仆，有的出自盗贼。只有能不拘一格地任用他们，才成为名将。现在求将的心意虽然迫切，但选将的途径太狭窄。希望革除旧弊，奋发精心寻求豪杰之士，不必限制于低位；有谋略的人，不必用弓马测试；山林中的豪杰，不必轻视他们的贫贱。陛下以非常之礼对待人，人臣也将以非常之效报效国家，又何必担心没有将领呢？第三是财用。我又听说，善于治病的人必定医治受病之处，善于救弊的人必定堵塞产生弊端的根源。现在天下财用困乏，弊端在哪里？起源于用兵而费用巨大。从前汉武帝喜好穷兵黩武，用尽累

译世间的财物。当时在单于台炫耀兵力，不过十八万人，尚且能困竭国家的财力。何况如今七八十万军队，连续四年不解散，所以耗尽天地所产，竭尽百姓的血汗，而费用仍不充足。现在即使有智者，物资无法增加，计策也无从施展了。只有削减冗兵的虚耗，训练精兵迅速作战，功成之后撤兵，自然就充足了。

第四点说的是防御戎狄的策略。我又听说兵法说：“上等的用兵是挫败敌人的谋略，其次是破坏敌人的外交。”北国与我国通好，仅四十年，不敢轻举妄动。现在突然发动狂妄的谋略，其意图有所指向。大概是因为看到我国屡次被元昊打败，所以各自起了贪心，等待时机而动罢了。现在督促激励各位将领，挑选兵马，迅速进入西界，只要能痛击元昊贼寇一阵，那么我军威势大振，而他们的计谋就受挫了。这就是所谓的上等用兵挫败敌人的谋略。现在议论的人都知道西北想要合并两国的力量，窥伺我的河北、陕西。如果让两国同时进犯，就难以凭借力量支撑。现在如果我先击败一国，那么他们的势力减半，不能独自发动，这就是兵法所说的破坏敌人的外交。如果失去这个时机，而让两国先来，那么我们就没有防备了。

第五点说的是可以任用的臣子。现在文武常规选任的官员，充满朝廷，遍布天下。其中并非都有材智之人。陛下总揽处理万机的大事，既然没有空闲完全了解这些人，固然不能亲自进用贤能而斥退不肖。执政大臣动辄遵循旧例，又不敢进用贤能而斥退不肖。审官院、吏部、三班院的职责，只是掌管文书簿册和差遣任命而已，又不敢越级进用贤能而斥退不肖。这样上自天子，下至有关部门，没有一个人能够进用贤能而斥退不肖。所以贤愚混杂，侥幸之人得以容身。现在议论的人有的说以举子转官为进用贤能，犯罪就罢黜为斥退不肖。这是不知道弊端之深啊。大凡善恶之人，各自以同类相聚。所以喜好贪污的人，各自举荐贪浊之人；喜好财利的人，各自举荐谋求私利之人；性格平庸懦弱的人，各自举荐无才之人；坚守廉洁节操的人，才举荐公正干练之人。朝廷不问是非，只看到举荐的人数足够，就给予升官，那么公正干练的人进用了，贪浊的人也进用了，无才的人也进用了。混淆到如此地步，就可以作为进用贤能的方法吗？现在罢黜责罚官吏，哪里有澄清纠察的法度呢？只有犯赃的人，因为百姓论告申诉才能罢黜罢了。那些既玩弄法律条文而求取财贿的人，也是强悍狡猾的官吏。政事必定由他们主导，所以即使诛剥豪强，尚且或许不及贫弱。至于无才之人，不能主持事务，众多胥吏共同奸诈欺骗，那么百姓无论贫富，一时都受其害。以此而言，那么赃吏与无才之人危害相等。现在赃吏因事自己败露的，十个人中不去掉一两个。至于无才之人，上下都知道却不问，宽纵容许奸邪。弊端如此，就可以作为斥退不肖的方法吗？贤能不肖既然没有区别，那么适宜官职虽然多，却没有人可以任用。我希望陛下明确赏罚，责求功绩实效，那么有才无才都陈列在面前了。所以我说不这五点都有弊端，陛下不能任用，是因为有弊端啊。

译升大名府为北京，任命程琳担任知府并兼任留守。起初，景祐年间，范仲淹任开封知府，建议修筑洛阳城，以应对紧急危难。等到契丹将要违背盟约，议论朝政的人请求听从范仲淹的建议。吕夷简说敌人畏惧强者而欺侮弱者，如果急忙修筑洛阳城，无法显示我们的威严，必定助长敌人的气势。景德年间的战事，如果不是皇帝亲自渡河，敌人就不会轻易屈服。应当在在大名建立都城，显示将要亲自征讨，以挫败敌人的计谋。诏书下达后，范仲淹又说这只能虚张声势罢了，不足以依赖。修筑洛阳城的计划既然停止，他又请求迅速修缮京城。议论的人大多附和范仲淹的意见。吕夷简说：这是囊瓦修筑郢城的计策，假如让敌人渡过黄河并固守京师，天下就危险了。所以防御设施应当在河北，最终建立了北京，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正确的。范仲淹的奏疏大略说：我听说天有九重门，天帝居住在九重天，因此王者效法上天设置险阻，来安定万国。有人说京城是王者居住的地方，高城深池，恐怕有失体统。我听说后唐末年，契丹率领四十万大军护送石敬瑭入朝，而京城没有防备，闵宗于是灭亡。石晋时期，叛臣张彦泽引契丹侵犯宫阙，而京城没有防备，少主于是陷落。这是没有防备而灭亡，怎么能说是有失体统呢？至于西京洛阳，是帝王的宅邸，太祖营建修缮，大概意在子孙，内外山河险要，呼应东京的形势，连接关陕的地理优势。又河阳占据大河的险要，处在河东的枢纽，作为西京的北门。又长安自古是兴起王业的首都，天下的胜地，都希望朝廷留意，委派才谋出众的重臣，预先做好准备，天下就幸运了。契丹既然达成盟约，范仲淹又上疏，认为朝廷没有修缮东京却先修缮北都，我认为东京是根本，北都是枝叶。如果将要巡幸，我认为有五点值得忧虑。近代外族成为京师的祸患有多次了，不能不大力防备。

将京东路分为东西两路，任命青州知州陈执中、郓州知州张观兼任安抚使。当时契丹虽然互通使节，但征召的军队开始大量聚集在幽州，所以河北、京东地区更加加强防备。

任命王德用判定州，兼任三路都部署。王德用每天教习士兵战斗，不久，士兵勇猛都可以使用。契丹派人来侦察，有人请求逮捕他们，王德用说：“他们得到实情回去报告，这是不用战斗就使敌人屈服。”第二天在郊外大规模检阅军队，于是下令准备干粮，听从我的鼓声，看我的旗帜指向哪里。侦察的人回去报告，北边认为宋军将要大规模入侵。于是又商议和谈，军队才解散。

重申严禁销金令，从宫廷开始。

秋七月，任命吕夷简兼任判枢密院，章得象、晏殊兼任枢密使，晏殊仍然加授平章事。

起初，富弼建议宰相兼任枢密使。皇上说：“军国事务，应当全部归中书省。枢密院不是古代官职，但还不打算立即废除，所以只让中书省共同商议枢密院事务。”等到张方平请求废除枢密院，皇上于是采纳富弼的建议，而有这道命令。议论的人认为“判”的名称太重，吕夷简也不敢接受。不久又恢复“使”的名称。

富弼再次出使契丹。

在此之前，富弼到达契丹，与北人反复辩论，极力拒绝他们割地的意图。等到见到辽主宗真，富弼说：“两国君主，父子相继友好，将近四十年，一旦要求割地，为什么呢？”宗真说：“南朝违背盟约，堵塞雁门，增加塘水，修治城墙，登记民兵，意图是什么？群臣请求出兵，我制止了他们，所以派遣使者要求土地罢了。”富弼说：“北朝忘记章圣皇帝的大恩德了吗？澶渊之战，如果听从众将领的话，北军没有一个人能逃脱。况且与中国通好，那么君主独占利益，而臣下无所获；如果用兵，那么利益归于臣下，而君主承受祸患。所以想要用兵的人，都是为了自身谋划，不是国家计策。”宗真惊讶地说：“为什么呢？”富弼说：“晋末帝时，中国疆域狭小，上下离叛，所以契丹全军独自攻克。虽然掠夺的金币充满大臣的家，但壮士健马死伤大半，这是谁承担祸患？现在中国疆域万里，精兵百万，号令严明，内外一心。北朝想要用兵，能保证一定胜利吗？回答说不能。”富弼说：“胜负不可知，假使一定胜利，损失的士兵马匹，是群臣承担呢？还是君主承担呢？如果通好不绝，岁币全部归于君主，臣下所得只是每年一两个奉命出使的人，群臣有什么利益？”宗真大悟，点头赞同了很久。富弼又说：“堵塞雁门，是为了防备元昊；塘水始于何承矩，事情在通好之前。地势低洼水聚集，形势不得不增加城墙，都是修缮旧制，民兵也是补充缺额罢了，不是违背盟约。”晋高祖用卢龙一道贿赂契丹，周世宗又攻取关南，都是不同朝代的事情。宋朝兴起已经九十年，如果各自寻求不同朝代的故地，难道对北朝有利吗？现在主上命令使臣有话说：“我说我为祖宗守国，一定不敢把土地给别人。北朝想要的，不过是贪图租赋罢了。我不愿意因为争夺土地多杀两朝百姓，所以委屈自己增加岁币来代替租赋。如果一定想要得到土地，这是志在破坏盟约，借以此为借口罢了。我也怎么能独自避免用兵呢？澶渊之盟，天地鬼神难道可以欺骗吗？”宗真感悟，于是想要求婚。富弼回答：“婚姻容易产生嫌隙，不如岁币长久。本朝长公主嫁妆不过十万缗，哪里比得上岁币无穷的利益？”宗真说：“而且

译回去吧，再来时应当选择一件事作为报答，适宜随即带着誓书前来。”弼返回后，复命再次与张茂实一同前往聘问，皇帝下诏让弼起草答诏及誓书。弼请求在誓书中增加三件事：不要广泛开辟池塘淀泊，不要增加屯驻的骑兵，不要收容接纳叛逃者，并将副本交给随行中使。拿着誓书追到武彊交给辽使时，宰相吕夷简对此感到忌惮。弼私下考虑到这三件事，此前与辽国约定，万一文书词句有差异，就无法回报使命，于是秘密打开查看，果然如他所料，随即上奏陈述此事。先派遣属官蔡挺快马加鞭向执政官禀报，皇上急忙召他当面应对。弼将礼物托付给张茂实，自己快马加鞭赶到京城，傍晚时分入宫觐见。一夜之间修改誓书后出发。弼初次奉命出使，一个女儿出生时突然去世，这时又生下一个男孩，他都不知道，收到家书也不拆开，烧掉说：“只会扰乱人心。”

译八月，防备制科武举。

钱明逸在制举考试中入选，他是钱易的儿子。

契丹使者与富弼一同前来修好。

富弼到达契丹，契丹主宗真一心想要增加岁币，说：“南朝给我的书信，应当用‘献’字，否则就用‘纳’字。”富弼争辩说不可。宗真说：“给我丰厚的财物，已经是害怕我了，还吝惜这几个字做什么？我率领军队南下，难道不会祸害你的国家吗？”富弼说：“皇帝兼爱南北的百姓，不忍心让他们遭受刀兵之祸，所以委屈自己增加岁币，怎么能说是害怕？如果不得已动用武力，应当以理直理曲来决定胜负，这不是使臣所担忧的。”宗真说：“不要固执，古代也有这样的先例。”富弼说：“自古以来只有唐高祖向突厥借兵，所以臣服侍奉它，当时赠送的物品或许称为‘献’或‘纳’，那就不清楚了。后来颉利被太宗擒获，难道还有这种礼节吗？他们知道不可强求，于是留下增加岁币的誓书，又派刘六符和耶律仁先带着他们的誓书来要求使用‘献’或‘纳’字，直到朝廷。”富弼上奏说：“臣昨天极力驳斥他们，他们的气势已经受挫，可以不答应，他们没有什么作为的。”当时契丹的誓书上说：“来书说圣章皇帝与昭圣皇帝的誓书，每年用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来资助军旅费用。现在因为两朝和睦，已经三十年了，关南的县邑本朝继承守卫已久，惭愧难以依从，每年再增加绢十万匹、银十万两。恭敬地认为两位圣人的威灵在天，顾念我们继承大统，各自应当遵奉，共同遵循大体，不要介意小的嫌疑。其余依照景德、统和两朝的誓书。”于是每年增加岁币二十万，而朝廷的国书最终使用了“纳”字，富弼争辩没能成功。

不久任命富弼为翰林学士，富弼极力推辞不接受。他向皇上陈述说：“增加金帛与北方和好，不是臣的本意。只是因为朝廷正在讨伐元昊，无暇与他们较量，所以不敢以死力争罢了。我有什么功劳，却敢接受赏赐呢？”希望陛下更加修习武备，不忘国耻，最终推辞不接受任命。辽国既然再次修好，有人嫉妒富弼功高，胡乱指责其他事情，诬陷富弼奉命出使不力，请求在闹市斩首。皇上虽然没有听从，但富弼内心非常恐惧，所以每次升迁官职都极力推辞。当时契丹实际上顾惜盟约友好，特意用虚张声势来动摇中国。中国正被西夏的战争困扰，宰相吕夷简等人坚持不够坚定，答应给予的过于优厚。他们既然每年得到金帛五十万，于是刻碑记功，提拔刘六符为显官。

当时有识之士想用金帛利诱契丹去攻打元昊，中丞贾昌朝说：“契丹答应我们并且有功，那么要求回报就没有穷尽，而且这是把我们卖给元昊。以前尚结赞想帮助唐朝讨伐朱泚，而陆贽认为不可，后来才知道吐蕃暗中与朱泚勾结，现在怎么知道契丹的计谋不是出于这种想法呢？”于是上言说：“太祖刚拥有天下，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势力强盛，全部收回他们的权力，为万世谋利。等到太宗所任命的将帅，大多攀附旧臣，但仍然秉承既定策略，所向披靡都有战功。从此以后，军队不再振作。西羌叛乱，匆忙选择将领，士兵没有平时训练，作战必定失败，这是削弱藩镇权力的弊端。而且亲近旧友恩宠幸臣已经担任军职的人，一出任就是将帅，平时不懂军事，却一下子把十万士兵的性命托付给他们，让平庸的人驱使他们走向死地，这是任用亲近旧友恩宠幸臣的弊端。我认为镇守藩镇的人应当不要频繁更换，掌管军队的官员应当授予有功之人，像杨崇勋、李昭亮这类人，都是恩宠幸臣，还在边境任职，应当迅速选择人来替代他们，这是补救弊端的开端。我请求再次陈述当今防备边境的六件事：第一是驾驭将帅，现在每次任命将帅，赏赐金帛数以万计，却没有感激喜悦的人，因为这是按惯例应当得到的。用兵的时候，必须超出常规，然后才能打动他们的心。又陕西四路的主将不能专断号令，所以行动必定失败，请求现在任命将帅去除猜疑，推行恩意，爵位赏赐威严刑罚，能够便宜行事，副将以下不听命令的，按军法论处，管理赋税都可以使用。第二是恢复土兵，河东河北的强壮兵已经制定了法令，每乡为一军，选择其中有才能的人，登记姓名，而陕西的弓箭手贪图招募的钱粮，大多刺字成为士兵，现在应当恢复他们的田地，安定他们的房屋，让他们努力耕种拼命作战，出外为边境所用。第三是训练营卒，太祖下令各军，吃不到肉，穿不到丝绸，后来披甲戴盔冒着风霜，没有不是一个顶一百的，现在营卒骄横懒惰，临敌没有勇气，而且兵器不精良，应当按时训练他们，使上下互相救援，命令说：‘失去一个队长就斩全队’，何必担心众人不为所用呢？第四是控制戎狄，契丹近年兼用燕人治理国家，建立官职完全同于中原，元昊占据河南各郡，实行赏罚，善于用人，像嘉勒斯赉、敏珠黙、赫藏、舒刻、女真、高丽、新罗等地过去都通好中国，现在被两国隔绝，可以招募人前往出使，引诱他们来朝拜，那么两国必定怀疑各国而为防备，那么势力就分散了。第五是安抚蕃部，请求让沿边的知州都带有安抚蕃部的名义，务必招集选择那些族众强盛而有功劳的人，作为酋长，像河东折氏、高氏那样，或许可以作为藩篱。第六是明确侦察，现在西鄙侦察事务所给的不过几千钱，只是大致访问边境道听途说的传言，敷衍塞责罢了。进入九死一生的地方，探索机会，没有重赂厚赏，肯自我效命吗？希望借鉴太祖任用将帅的制度，边境城市的财物用度全部委托给使者，招募死士作为侦察，而望敌知来，免除陷兵之耻。”奏书呈上，大多被采用。

闰月

译元昊侵犯边境，葛怀敏等人战死。在此之前，元昊扬言要入侵，王防命令葛怀敏等人率领军队抵御，到达瓦亭寨时，葛怀敏与各位将领分兵驻守镇戎城。赵珣对葛怀敏说：“敌人远道而来，应当速战速决，应当扼住敌人的退路，固守镇戎城，以便粮道畅通。”葛怀敏不听，命令各位将领分四路奔赴定州寨。敌人毁坏桥梁切断他们的退路，从四面围困他们。葛怀敏突围逃跑，走到长城时，壕沟道路已被切断，于是他和曹莫等十四人，全都遇害。其余军队九千四百多人，战马六百多匹，全部落入敌手。当时韩质等人率领数千军队，保卫莲花堡；刘湛等人率领一千军队，保卫向家峡，都没有前往救援。于是敌人长驱直入抵达渭州，方圆六七百里，焚烧房屋，屠杀抢掠居民后离去。邠州、泾州以东，都加固营垒自我防守。当时天色阴暗了十天，人心悲愤沮丧。范仲淹亲自率领庆州军队前来救援，泾州知州滕宗谅大量准备牛肉美酒，撤去桥梁。于是士兵们感动奋起，边境百姓稍微安定。皇上听说后，高兴地说：“我本来就知道范仲淹可以任用。”自从刘平在延州战败，任福在镇戎战败，葛怀敏在渭州战败，敌人的声势更加震动。然而他们之所以还能退回巢穴，是因为鄜延路驻兵六万八千，环庆路五万，泾源路七万，秦凤路二万七千，有所牵制的缘故。

译冬季十月，下诏抚恤阵亡的将校，

将其中无依无靠的女眷收养在宫中。

在此之前，王仁屿担任归峡等州都巡检使，在与蛮族贼寇作战时阵亡。他的儿子请求追赠官职，中书省认为时间久远，对施行此事有所顾虑。皇上说：“死在刀箭之下，是人所难以做到的，怎么可以因为时间久远就有限制呢？”于是加赠王仁屿为崇仪使。建州观察使康继英语请将在南郊祭祀时所增加的恩赏，回赠给祖父康再遇一个官职，皇上认为康再遇是死于国事的臣子，仍然给予优厚的追赠。

十一月，恢复都部署兼招讨等使的职位。

任命范仲淹和韩琦知延州，庞籍一并统领。韩琦、范仲淹在泾州开设府署，文彦博统帅秦凤路，滕宗谅统帅环庆路，张亢统帅泾原路，这都是听从范仲淹的请求。皇上因为泾原路遭受损伤，打算任命文彦博为滑州知州，调范仲淹到泾原路，派遣内侍传达旨意。范仲淹谢恩说：“泾原路是重地，臣不足以独自担当这一路，希望与韩琦共同经略。”

起初，王尧臣安抚陕西回来，请求先防备泾原路。当时韩琦因为好水川兵败，被贬到秦州；范仲淹也因为擅自回复元昊的书信，被降职到耀州。王尧臣说：“这两个人，都忠义智勇，不应当把他们安置在闲散之地。”等到葛怀敏兵败，皇上才想起他的话，重新任命这两人为统帅，实际上是从王尧臣的建议开始的。到了这时，王尧臣又说：“现在韩琦、范仲淹既然总领四路，那么四路应当听从他们的节制。而还带有经略使名号的有九人，应该一并罢免。”滕宗谅也为此进言，于是各路统帅，罢免兼任副使的职务。

任命孙复为国子监直讲。

孙复隐居在泰山，研习《春秋》，著《尊王发微》。郡中石介以下的人都以他为师。石介既然成为学官，对人说：“孙先生不是隐居的人。”于是范仲淹、富弼都说孙复有经术，所以有了这道任命。孙复担任直讲，共六年，在嘉祐二年冬天去世。孙复治《春秋》，不被传注所迷惑，他的言论简明，明辨诸侯大夫的功过罪责，用来考察时世的盛衰，从而推知王道治乱，多得经文的本义。孙复厌恶胡瑗的为人，在太学时常常互相回避。胡瑗治经不如孙复，但他教养诸生方面超过孙复。

九朝编年备要卷十一

<史部,编年类,九朝编年备>

钦定四库全书

九朝编年备要卷十二 宋陈均撰

仁宗皇帝【起癸未，庆历三年，止甲申，庆历四年】

癸未，庆历三年春正月，设置德顺军。

在渭州笼竿城建立，这是听从王尧臣的建议。王尧臣再次安抚陕西，回来上奏说：“鄜延、环庆，那里的地势都险固易守，只有泾原路是戎人冲要之地。现在在泾州设置帅府，确实符合事理机宜。”于是论述抵御戎人的策略：其一，镇戎军连接贼界西北，有三川、定川、刘璠等寨，都是汉萧关故地。朝廷如果认为葛怀敏的失败，各寨不足以抵御，就作为弃地，那么镇戎军就成为孤垒了。其二，渭州笼竿、羊牧隆城、靖边、得胜四寨，对内是渭州的屏障，对外是秦陇的襟带，请求建置为军，选择路分都监一员，知军专门提举四寨。其三，原州西边有路通向环州，与敏珠、默藏等族相接，必须选择武臣知环、原二州，互相作为表里，以便招抚蕃部。其四，仪州城才四五里大，三分军民，二分在外，假如贼寇到来，居民必定遭受大肆掠夺，也应当预先防备。其五，泾州虽然是次边，但是沿着泾河大川，道路平易，正对贼骑冲要，这实在是近里控扼的要会。那张村直入州路，应当营建关栅，或者挖掘长堑，以遏制奔冲。一路事势如此，希望下达给韩琦、范仲淹相度施行。听从了他的建议。

起初，曹玮开拓山外之地，设置笼竿等四寨，招募弓箭手，给予田地让他们耕战自守。后来将帅失去安抚驾驭，渐渐侵夺他们的利益，众人怨恨愤怒，于是劫持德胜寨主姚贵，关闭城门叛变。王尧臣恰好经过边境，写信射入城中，晓谕祸福，并且发兵讨伐。官吏告诉王尧臣说：“您奉命出使并且要回去向天子报告，姚贵叛变不是您的公事。”王尧臣说：“姚贵是土豪，颇得士心，但起初并非叛变的人，现在不趁他未稳定迅速招降，以后必定生事，成为朝廷的祸患。”姚贵果然出降，王尧臣为他申明约束，如同曹玮的旧例，然后回去。

录唐狄仁杰后

元昊请求纳款

起初，元昊党中有伊哷、刚朗、凌裕、勒且三个人，都有材谋。刚朗凌就是旺荣。亲信用事，当时边臣大多想用计谋离间他们。恰逢刚朗凌命令朗默特、善沁、玛囊等三个人到知青涧城种世衡处请降，以款待我军。种世衡知道这是诈降，说：“不如借此作为离间之计。”让他监管商税。有个僧人王光信，矫健勇猛善于射箭，熟悉那里的山川道路。种世衡曾经让他做向导，奏请补授官职，改名为嵩。种世衡用蜡书送给刚朗凌，派人说朗默特等已经到了，朝廷知道王嵩有向汉之心，任命为夏州节度使，旌节已经到了，催促他归附。用枣子缀成画圈来喻意。刚朗凌得到书信非常恐惧，从所治理的地方抓走王嵩回到元昊那里。元昊颇为怀疑他有二心，已经不能让他回到治理的地方，并且囚禁王嵩。计策于是派遣李文贵带着刚朗凌的防备报告种世衡，并且说：

译不明白您遗书的意思，难道是想要通好讲和吗？”世衡向庞籍禀报，庞籍怀疑这是诈术，将李文贵留在青涧城数月。贼人果然大举入侵，在定川打败了怀敏。庞籍于是从青涧城召李文贵前来，向他晓谕祸福逆顺的道理，放他回去复命。元昊得到回信，便放出王嵩，对他礼遇非常优厚，让王嵩与李文贵再次带着伊哷、旺荣的书信前来。恰逢朝廷厌倦战争，并且商议招抚怀柔，让庞籍回信，而称旺荣为太尉。庞籍说：“太尉是三公，不是陪臣所能称的。如果让旺荣担任，那么元昊就不可能称臣了。”现在他的书信中自称宁令或谟，宁令都是番中的官称，在道义上没有嫌疑。到这时，元昊派遣伪官贺从朂与李文贵一同前来，自称“男邦泥定国乌珠朗霄”，上书信称“父大宋皇帝”。庞籍不敢将此上报。贺从朂说：“儿子侍奉父亲，就像臣子侍奉君主一样。如果能到达京师，天子不允许，就再回去商议。”庞籍上奏说：“敌人如今言辞礼节逐渐顺从，一定有改事中原之心，请派遣使者一同前往申述晓谕。”于是命令梁适前往延州与元昊定议。范仲淹、韩琦说：“元昊如果大言过望，坚持不改僭越称号的请求，那么有三件事不能答应；如果言辞卑下、礼物丰厚，顺从乌珠的称呼，也有三件大事需要防备。”朝廷认为他的名分尚未端正，派遣著作佐郎邵良佐与贺从朂前往元昊的国家重新商议。

译集贤校理余靖说：“挫败北方契丹的锐气，折损西方羌人的锋芒，不如不与他们讲和，这才是最得体的防御策略。”又说：“如果迫不得已要给予财物，必须设立‘料钱’、‘公使’等名目，让将领把灵州、盐州、宁夏划为两镇，这样赏赐比过去加倍，而君臣的名分却没有改变。”如果为了迅速达成和议而屈从于名分上的让步，那么天下人都会以此为耻，即使强兵驻守边境，也只会丧失士气罢了。

李元昊不久派遣使者同良佐前来，所提出的要求共有十一项。其中想要称“男”而不称“臣”，仍然坚持以前的主张。盐铁判官任颛担任馆伴，一切都用大义加以驳斥，同良佐理屈词穷而离去。朝廷命令张子奭作为报聘的使者。这年冬天，李元昊又派遣他的臣子张延寿等人相继前来。当时李元昊已经称臣，但仍然想要自行买卖，以及用青盐与中国通商，增加每年的赏赐到三十万。诏令只允许设置互市进行贸易，增加赏赐五万。这些提议都是任颛所上的。

起初，右正言孙甫说：“与西夏议和有四种危害：契丹曾经派人晓谕李元昊，让他臣服中国，现在他必定倚仗功劳，这是第一；边防准备再次松懈，这是第二；李元昊得以专心力量来制服嘉勒斯赉，这是第三；朝廷起初打算改革以挽救弊端，现在如果苟且求和又恢复安逸，这是第四。希望陛下仔细考虑。”到了这时，孙甫又说：“现在尤其在于预先选择将帅。选择将帅的方法，没有别的，在于责成大臣罢了。从前周世宗因为秦凤的叛乱，命令宰相王溥选择将帅，于是得到向拱，成功之后世宗对王溥说：‘平定秦凤，是你的功劳。’大概自古以来良将大多由辅政大臣推荐任用。去年定川的失败，陛下忧愤未止，大臣却说这是怀敏没有才能造成的，而边防事务不足以烦劳圣上挂念，这实在是欺骗君主的言论。况且西夏作为边患已经数年，大臣不能选拔良将，等到失败了，就说将帅没有才能，来苟且免除自己的过错，这难道不是欺骗君主的言论吗？责成大臣的方法不可改变，沿袭以前的过失，现在陕西的兵官只有种世衡、狄青、王信有才能、勇敢，可以作战可以防守，其余昏暗懦弱、阴险贪婪的人，大臣不能说不知道。如果不知道，凭什么共同谋划国家大事？既然知道却更换安置，只在于迅速。而议论的人有人说秦州有嘉勒斯赉的援助，贼人必定不敢入侵，这又是非常不了解事机的。嘉勒斯赉自从被曹玮打败，难道没有怨恨之心？近年朝廷授予他节制使的职位，图谋李元昊，接受命令以来没有一丝毫的效果。上个月李元昊攻破辖戬，而嘉勒斯赉不敢出兵救援，既然不敢救援他的儿子，何况能为秦州提供援助呢？只有朝廷谨慎选择将帅而深入谋划。”

二月，设立四门学【以士人和平民的子弟作为生员】

三月，吕夷简被罢免，守司徒，同议军国大事。在此之前，吕夷简多次请求罢免陕西转运使孙沔，孙沔上奏说：“祖宗拥有天下，将近八十年，不曾因为言论而废黜人。景祐以前，法纪纲常还没有严重废弛，还有感激进言的人士。看现在的政治，令人痛哭流涕，没有一个人替陛下说话，这是因为宰相多忌刻而不任用正直的人。”吕夷简在中书省二十年，三次担任宰相，言论被听从，计谋被实行。有宋一朝得到君主信任的只有他一人而已，不知道用什么来报答陛下。吕夷简认为四方已经安宁，百事已经端正，想要借病默默离去，没有一句话启发开导圣上之心，分辨贤与不肖。即使用尽南山的竹子，也不足以写尽他的罪过。如果他推荐贤才，符合公议，即使开始时失误，最终也能得到好处，还可以宽恕天下万世的指责。如果苟且容身不补救以前的过错，把柔顺容易控制的人提拔为心腹，把奸诈可以驱使的人保护为羽翼，把谄媚奸佞当作君子，把平庸懦弱当作长者，让他们在朝廷台阁任职，上迷惑圣明，下害百姓。这是张禹不仅生于汉代，而李林甫又出现在今天了。在于陛下明察罢了。奏书呈上，皇上没有加罪，议论的人喜欢他的直率。到了这时，吕夷简因为久病请求离去，皇上曾经剪下胡须赐给他和药。不久有了这道命令。

增加谏官的员额

任命王素、欧阳修知谏院，余靖任右正言。谏院供职时，陕西军队疲惫，京东西路盗贼兴起。吕夷简被罢相后，皇上于是想要改革天下的弊端，所以增加谏官的员额，任命王素等人担任。不久，蔡襄写诗祝贺王素等人，言语多有劝勉激励。王素等人把这首诗奏上，于是任命蔡襄知谏院。当时称他们为“四谏”。

夏四月，任命韩琦、范仲淹为枢密副使。

任命郑戬为陕西四路都部署兼招讨等使，来代替他们。韩琦、范仲淹因为西边的战事没有安宁，一共五次推辞不被允许，然后才上路。

富弼说天下的人都认为朝廷进用大臣常在这个时候，太平不难实现。然而西夏寇患没有消灭，也需要借助人才。如果两人都来，恐怕会缺事。众人的议论都希望召他们来，一名安排在朝廷内部，一名就地授予副枢的任命，并且让他们在边境内外呼应，事情没有不成功的。以我的愚见，也认为这个说法很恰当。不久，谏官欧阳修也说：韩琦、范仲淹长期在陕西，熟悉边防事务，是朝廷亲信委任的人。况且两位大臣的才识不同于常人，他们所谈所见的事情不同于常规。陛下最应该加意询问，希望时常驾临便殿，特别召见韩琦等人从容询问，让他们尽情陈述西边的事务，应该怎样处置。

杜衍任枢密使

起初，以枢密使的职位召夏竦从蔡州前来。台谏交相上章议论夏竦在陕西畏缩懦弱、苟且敷衍，李元昊曾经在边塞张贴榜文，得到夏竦的首级，赏钱三千，作为

译贼人轻视朝廷，竟到了这种地步。恰逢曹竦抵达京城，进言反对的人越来越多。王拱辰当面向皇帝极力劝谏，皇帝没有醒悟，急忙起身，王拱辰拉住皇帝的衣襟，把话说完。前后进言的人共上了十八道奏疏，皇帝这才罢免曹竦，让他返回原驻地，而任用吕衍代替他。

译王尧臣担任三司使。

尧臣刚接受任命，对皇上说：“如今国家和百姓都处于困弊之中，关键在于陛下如何任用臣下，请允许我自行选择僚属。”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尧臣征召张昷之、杜杞等十余人担任副使、判官。后来果然以明辨政务著称。这一年，尧臣统计了陕西、河北、河东三路在未用兵之前以及用兵之后每年的钱帛粮草收支数额：宝元元年未用兵时，陕西收入一千九百七十万，支出二千一百五十万；河北收入二千一十万，支出一千八百一十万；河东收入一千三十万，支出八百五十万。用兵之后，陕西收入三千三百九十万，支出三千三百六十万；河北收入二千七百四十万，支出二千五百五十万；河东收入一千一百七十万，支出一千三百万。又统计了京师的收支：宝元元年收入一千九百五十万，支出二千八百八十万。这一年举行郊祀，所以收支数额比常年要多。庆历二年收入二千九百二十万，支出二千六百一十万，都有零数。

当时入内都知张永和建议征收民间租赁房屋税的十分之三来补助军费，尧臣入朝应对说：“这是衰败世道的做法，会招致怨恨并离间百姓，唐德宗因此导致了朱泚之乱。”盐铁副使杜潍畏惧张永合，附和他的说法，尧臣上奏罢免了杜潍，议论才确定下来。

尧臣担任三司使，共三年，前任三司使借用了内藏库数百万钱，尧臣都查核账目归还了，而军国费用仍然充足有余。益州、梓州、利州三路转运使，都请求增加盐井的赋税，尧臣认为皇上的恩德未曾惠及边远之人，反而谋取厚利，正好足以招致怨恨，请求取消这一措施。

吕夷简退休回家。

这是蔡襄议论他的结果。不久加封司徒，退休。起初，吕夷简罢免宰相后，以枢密使的身份被召还，夏竦随即取代了他。因为杜衍同时被进用，富弼、韩琦、范仲淹在两府任职，欧阳修等人担任谏官。于是国子监直讲石介高兴地说：“这是盛德之事，歌颂是我的职责，怎么能停止呢？”于是作了《庆历圣德诗》，大略说：“皇帝兴起大业，严肃地说：‘我有大业，实在依赖辅佐。你（指王旦）得到象殊般厚重，谨防机密，仍然辅佐我，笙镛和谐。昌朝是儒者，学问广博，你辅助两位宰相，各种业绩都井然有序。’又说：‘只有仲淹和富弼，一个刚直一个契合，上天确实赐给我，我怎敢忽视？’‘说杜衍，你来了，你给予我黄发老臣，于是统领枢密院，兵政没有败坏。我早认识韩琦，韩琦有奇骨，可以托付大事，敦厚如韩勃。’又说：‘只有欧阳修和余靖，在朝廷上正直，素来是宰相之后，内心纯洁，都担任谏官，正色在列。众贤被进用，像茅草一样被拔起；大奸被去除，像鸡距一样脱落。’我盼望太平，日子不超过十天。”诗中称颂的多是当时的名臣，其中所说的“大奸”大概是指夏竦。诗作出来后，孙复说：“你的灾祸从此开始了。”当时范仲淹、韩琦正好从陕西回朝，途中得到这首诗，范仲淹拍着大腿对韩琦说：“被这种怪人坏事。”韩琦说：“天下事不能这样，这样必定坏事。”当时石介出入大臣之门，颇招宾客参与政事，人多指指点点，石介心中不安，请求外调任濮州通判，还未赴任就去世了。

后来皇上对辅臣说：“自古以来小人多结党营私，也有君子结党吗？”范仲淹回答说：“臣在边疆时，看见好战的人自成一党，而怯战的人也自成一党，在朝廷上邪正两党也是这样，只看圣心如何明察罢了。如果结党行善，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夏竦怨恨石介，而范仲淹等人都是欧阳修一向厚待的好友。欧阳修议论政事一意直行，不因形迹嫌疑而顾避。夏竦于是和他的党羽制造党论，把杜衍、范仲淹和欧阳修目为党人。欧阳修于是作《朋党论》呈上，大略说：“朋党的说法，自古就有，只希望君主能辨别君子和小人罢了。又说：‘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小人所喜好的是利禄，所贪图的是财货。当他们同利的时候，暂时互相结党引以为朋的，是虚伪的。等到他们见利而争先，或者利尽而交疏，就反而互相贼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全。所以臣说小人没有朋党，他们暂时结为朋党的，是虚伪的。君子则不然，所坚守的是道义，所实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修身，就同道而互相有益；用这些来事国，就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这是君子的朋党。所以作为君主，只应当退去小人的伪朋，任用君子的真朋，那么天下就治理好了。’又说：‘《尚书》说：“商纣有臣亿万，只有亿万颗心；周武王有臣三千，只有一颗心。”亿万人各自不同心，可以说没有朋党了，而商纣因此灭亡；三千人只有一颗心，可以说有大朋党了，而周因此兴盛。大概君子的朋党虽然多也不厌烦，就是这个道理。’于是制造党论的人，厌恶欧阳修揭露他们的情状，就派内侍蓝元震秘密上疏说：‘范仲淹、欧阳修、尹洙、虞靖，前几天蔡襄称他们为四贤，被斥退不久，又回来了。四人得志，于是引蔡襄为同列，把爵禄作为私惠，胶固朋党，转相汲引，不出三二年，布满要路，那么误朝迷国，谁敢说话？’皇上最终不相信。

五月丁卯朔日发生日食。

忻州发生大地震。

译命令转运使和提刑官同时兼任按察使

译采纳了欧阳修的意见，仍然下诏要求每年详细上报官吏的优劣情况以便朝廷知晓，负责监管刑狱的官员虽然不带有使职名号，也按照这个标准执行。

修建钦天坛

在此之前，大旱之后降下甘霖，辅政大臣向皇帝祝贺。皇上说：“上天长久不降雨，将危害百姓的农田，我每次都是焚香向上天祈祷。昨晚在寝殿中，忽然听到雷声，我急忙起身穿戴好衣冠，露天站立在殿阶下。不一会儿雨就来了，衣服都被淋湿。过了一会儿雨停了，我再次拜谢，才敢登上台阶。从此还希望枯萎的禾苗能够得救。”章得象说：“如果不是陛下至诚，怎么能让上天如此回应呢？”皇上说：“近来本想下诏罪己，撤去音乐、减少膳食，又担心这接近于崇尚虚名，不如早晚精心秘密祈祷为好。”于是命令在皇宫内修建祭坛，命名为“钦天”。

在武成王庙设立武学

沂州士兵王伦叛乱，朝廷讨伐并平定了他

王伦杀死了巡检使朱进，想要侵犯青州，没能进入，于是转而掠夺淮南地区，所到之处没有人敢抵挡。这年秋天，在和州抓获王伦，将他斩首。

欧阳修进言说：近来四方盗贼逐渐增多，可以说是心腹之患。如今沂州军贼王伦，经过楚、泰等州时，骑兵连绵，旗帜飞扬，如同进入无人之境，而巡检、县尉反而向盗贼投降，被夺走衣甲器械，都受到约束后归还给盗贼。假如王伦周游江海之上，向南掠夺福建、广东而切断大岭，向西进入巴峡而窥视西蜀，杀害官吏，占据城邑，谁来抵御呢？这可以说是心腹的大忧患。为当今谋划，必须先严厉法令。法令严厉，人们就知道有所畏惧，自然会趋向于攻击盗贼。请求从今以后，盗贼经过的州县中，凡是被夺走衣甲的官吏，一律追夺官职并勒令停职，巡检、县尉则削除名籍。如果盗贼进入州城而不能捕获，知州也勒令停职，都监、监押则削除名籍。如果盗贼发生而朝廷另外派人捕获，该辖区的巡检、县尉仍要承担全部火种未能捕获的罪责。下诏送枢密院执行。余靖也请求严格制定督捕盗贼的赏罚等法令，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六月下诏让各路分条陈述茶盐等的利弊

下诏说：“议论的人大多说天下的茶、盐、矾、铁、铜、银矿冶有遗留的利益，我害怕开启搜刮刻薄的政治，曾经压制而不宣布。然而还担心有过度索取而伤害百姓的情况，转运使要告知所属官吏，分条上报利弊让朝廷知晓。起初议论想要放宽茶盐的禁令，以及减少商税。不久范仲淹认为茶盐商税的收入，只是分减商贾的利益，本来对商贾没有很大的害处。如今国家用度没有节省，每年的收入不可缺乏，既然不从山泽及商贾那里获取，必定要从农民那里获取。与其伤害农民，哪里比得上从商贾那里获取呢？如今谋划，不如节省国家用度。国家用度有余，应当先宽缓赋役，然后才涉及商贾。放宽禁令不是应当首先做的。”这个议论于是停止。

秋七月，下诏让两府官员请求当面对奏【允许非固定时间请求当面对奏】

确定文武臣僚解官持丧的制度

下诏：从今以后三司副使以上，不担任边防重任而遭遇父母丧事的人，都听从在官任上守完丧期。武臣不担任边防而愿意解官守丧的人，也听从他们的意愿。嘉祐四年九月，下诏带阁门祗候使臣、内殿崇班以上、太子率府副率及正刺史以上，遭遇父母丧事，都听从解官行服。宗室解官，仍然供给全额俸禄。

罢免陕西内地营田

听从了韩琦的意见。韩琦说兴置营田，本意是帮助边防以宽缓民力。除了沿边有空闲肥沃土地可以开垦外，那些靠近内地的州县官吏不能体会朝廷的意思，将多年贫瘠无人请求租种逃亡的田地，强迫邻近人户分种，或者命令缴纳租税。因为人户自从用兵以来被科派劳役疲惫不堪，以至于自己的产业尚且多荒废，实在没有余力再顾及营田。他们所出的租税多是虚报缴纳，请求陕西内地州军的营田全部废除。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范仲淹宣抚陕西

在此之前，谏官欧阳修等人进言说：“范仲淹有宰辅的才能，不应当局限在兵府，希望罢免王举正，让范仲淹代替他。”皇上听从了他的请求，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范仲淹说：“执政大臣可以通过谏官而获得吗？”坚决推辞不接受任命。富弼直接拿着诰命呈献给皇上，口头陈述坚决回避的原因，于是请求补任外官，不被允许。范仲淹既然推辞参知政事，愿意与韩琦轮流出行边防，于是将西边的事务托付给他。而范仲淹又说：“河东也应当防备。”任师中曾经镇守并州，皇上就命令他出使河东，两人留在京师，事先移文给两路。范仲淹又请求近臣一同出使，每件事商议后再行动，希望没有差错失误。下诏任命田况为副使。

八月下诏让谏官每天参加内朝

听从知制诰田况的请求。田况说：唐代两省从谏议大夫到拾遗补阙，共二十人。每当宰相奏事，谏官跟随进入，有所缺失，即时规劝纠正，都是中书门下的属官。如今谏议大夫没有恢复职业，从司谏、正言、知谏院，都是补遗的职务，而朝廷都责成他们进言如同大夫的职责。然而地势不亲近，位序不端正，在朝廷中与众人相同。我之前在谏院，每听闻一件事，都要从各处采集询问，等到议论陈述，有时就过时了。加上王素、欧阳修、蔡襄都以其他官职知谏院，居于两省的职位，而不能参与其列，在情理上不便。下诏送两制详细审定，奏请希望今后比照龙图阁及修起居注的例子，让他们每天参加内朝。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田况曾经奏事论及政体，皇上颇为以好名为非，意在遵循旧常。田况退朝后著论，呈献给皇上，

译略说：“名声是由实际德行产生的，不是单纯喜好就能自然得到的。尧、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君主，并不是喜好名声的人，但他们宏大的名声和美好的德行，像日月一样显著，不能丝毫昏暗，是因为有实际德行才这样的。”又说：“陛下如果振作刚健的意志，明察事理并果断决断，就会有英明睿智的名声；施行威严的法令，震慑奸邪之人，就会有神勇威武的名声；斥责奢侈浪费，革除不良风俗，就会有崇尚节俭的名声；澄清冗杂滥官，减轻赋税征收，就会有广施恩爱的名声；喜欢诚实正直，厌恶阿谀奉承，就会有采纳谏言的名声；致力于询问咨询，打通阻塞蒙蔽，就会有勤于政事的名声；要求功绩实效，抑制侥幸得志，就会有追求治世的名声。现在陛下全都反对这些而不去做，那么天下人还有什么指望呢？”况且圣贤的道理，叫做名教；忠义的道义，叫做名节。这是群臣和儒生用来尊崇辅佐朝廷、维系人伦纲纪的根本。陛下如果顺从这种反对的态度，那么教化就会衰败，节义就会废弃，那些卑鄙无耻之徒会争相进用，而劝善惩恶的方法就无法实行了，这难道是圣王率领臣下的本意吗？

译当时蝗灾和水灾接连发生，皇上责备自身并引咎自责，亲自向道佛祈祷，并遍祭群神。况且又有人说导致灾祸的原因，是由于徭役赋税繁重而百姓愁苦怨恨。徭役赋税繁重，是因为国家财政日益窘迫。国家财政日益窘迫，是因为冗兵日益繁多。如今士兵超过百万，比起先朝几乎增加了三倍。陕西、河北、河东三路，民力耗损疲惫，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不必多说了。江淮地区的豆麦已经收获，但官府责令百姓缴纳钱物，导致粮价大跌。其他各种摊派征收多得无法计算，中等财产以下的家庭往往断绝粮食。百姓如此愁苦，却没听说陛下与两府大臣商议救济的办法，反而想用一炉香、几块祝祷牌来搪塞上天的谴责。臣之所以不得已进言，正是出于此。国家供养士兵，上等的是作战，下等的是服役。如果连这些都承担不了，就是吃闲饭的冗员。如今各路宣毅、广捷等军队，其中孱弱的人很多，大的不能作战，小的不能服役。各地只图广泛招募，以邀取赏赐，哪里还顾念国家的利害呢？应当分别派遣干练的官员去筛选各路宣毅、广捷等士兵，不能作战的一律降为厢军，不能服役的一律裁撤停职。议论的人一定会说：“士兵骄横已久，恐怕会导致动乱。”这种考虑事情太疏忽了。往年韩琦裁减边防士兵一万多人，难道听说有作乱的吗？如今天下财用不足以供养冗兵，尚且还顾惜不舍，不思考救治弊端的根本。臣私下为此担忧。

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

起初，富弼因为奉命出使，贾昌朝因为作为馆伴有功，富弼被任命为枢密副使，贾昌朝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富弼极力推辞，上奏表明心意坚决，于是改命富弼为翰林侍读学士。到了这时，再次任命富弼，富弼仍然坚决推辞。恰逢元昊派使者辞行，群臣在紫宸殿门列班，皇上等待富弼排列在枢密院班列，并且坐下，才派宰相告知说：“这是朝廷特意任用，不是因为出使北方的缘故。”富弼不得已，才接受任命。知谏院蔡襄进言：“已经派遣范仲淹宣抚陕西，又任命他为参知政事，还没有巡边的日子。私下认为西夏派遣使者入朝，言辞傲慢，必定没有可以顺从的道理。推究其狡诈之心，本来就没有求和的意思。朝廷既然罢免了使者，形势上必须用兵。边将虽然很多，不如朝廷抽调重臣去统领他们。重臣之中，没有比范仲淹亲自前往更合适的。希望在西夏使者未出发之前，尽早派遣他巡边，不要因延误时机而失去大计。”

韩琦宣抚陕西

在此之前，范仲淹、任师中分路宣抚，过了一个月都没有出发。韩琦说：“贼人恐怕乘怒侵犯边境，应当迅速派遣范仲淹。”河东的方壮，可以备用来奔走效力；任师中是资深老臣，不必劳烦前往。于是下诏让韩琦代替范仲淹，任师中最终没有出发。韩琦到达陕西后，恰逢当年大饥荒，群盗在商州、虢州郊外啸聚。张海、郭貌、山党、君子、范三等人作为首领，而光化军叛卒邵兴也聚集众人作乱。韩琦派遣属官授予方略，全部讨平，关中地区于是安定。这一年大旱，河中、同州、华州等十几个州的饥民相继向东迁徙。韩琦选派官员分别前往州县，打开省仓来赈济。蒲州、华州、同州三州救活了一百五十四万余人，其他州县也差不多。又挑选禁军中不能征战的一万二千人，予以裁撤停职。这年冬天，召韩琦回朝。

罢武学

既然设立了武学，而议论的人认为古代名将如诸葛亮、羊祜、杜预、裴度等，难道曾经专门学习孙武、吴起吗？设立武学没有意义，于是罢免了它。

九月桂阳蛮寇边

河南提刑杨畋招募士兵讨伐他们，平定了六个峒。

命辅臣条奏急务

皇上既然提拔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每次进见必定以天下太平来责问他们，多次让他们条陈奏报当世的政务。范仲淹对人说：“皇上任用我到了极点，但事情有先后次序，况且在长期安定中革除弊端，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皇上再次赐下手诏又说：“近来因为内外的人望，破格任用你们，现在韩琦暂往陕西，范仲淹、富弼应当与宰相章得象尽心为国事，不要有所顾虑回避。当世的急务有可以建议阐明的，全部为我陈述。”随后又打开天章阁召见对答，赐座，提供笔墨纸砚，让他们当面陈述。范仲淹、富弼都惶恐地离开座位，退下后列奏十件事：一是明黜陟，文武官员不论劳逸，贤能与否一律按年限升迁，这不是尧舜考核政绩的方法，请求两府官员除非有大功大善不升迁。内外官员必须在职满三年，在京各衙门非保举选差者，必须总共满五年才能考核升迁。二是抑侥幸，任子法弊端导致冗滥日益增加，请求废除少卿监以上官员在乾元节的恩泽，正郎以下及监司边任官员必须在职两年才能荫庇子弟，大臣不得推荐子弟担任馆阁职务。三是精贡举，进士考词赋，诸科考墨义不考察经行，请求各路州军学都设置教授，取士科目进士先考论后考诗赋，诸科兼通经义发解的不封卷首，参考品行无缺者以名字上报。四是择官长，刺史县令按资历升迁，大多不得其人，请求委托两府先选转运使、提点刑狱、大州知州，其次委托两制、三司、御史台、开封府官员，各路监司举荐知州，知州举荐知县，限制人数，以举荐人多的从中书省选任。五是均公田，外官职田不均，吏俸薄不能安于廉洁，请求平均其收入而分级供给。六是厚农桑，臣在苏州任职时，检查簿籍，一州的田地系出税的有三万四千顷，中等年成的利润

译每亩收获米二石到三石，总计产出米七百余万石。东南地区每年上缴朝廷的数额为六百万石，这仅仅是一个州所产出的数量。臣询问访问高龄老人，他们说：“从前两浙地区尚未归属朝廷时，苏州有营田军四个都，共七八千人，专门负责农田事务，疏导河道、修筑堤坝以减轻水患。当时民间用五十文钱就能买一石白米。如今江浙地区的圩田和池塘大多毁坏废弃，所以官府向百姓强制收购粮食，京东西路各地积水成灾。请求每年预先下达指令给各路，让官吏和百姓陈述农田的利弊，选派官员治理，另外制定鼓励督促的法令以减少漕运负担。”

第七项是修武备。军队聚集在京城，财力无法供给，请求参照府兵制的办法，招募京城周边地区的五万强壮男子作为卫士，以辅助正规军。在农闲时进行战事训练，节省供养的费用。京城周边地区有了成法，那么各道都可以推行。

第八项是减徭役。人口减少而官吏数量不减，这是百姓深受困苦的原因。请求将户数较少的县邑改为镇，合并州的两个机构为一，职官的白直由州兵供给，那些不应受徭役的人全部回归农业。

第九项是覃恩信。每三年赦免一次，免除拖欠的赋税，但各地却废止搁置皇上的恩旨，请求对违抗者严厉依法处置。每次赦免后另外派遣使者巡视检查应当执行的事项。

第十项是重命令。各部门建立法度，草率颁布施行，随即又修改。请求先委任负责政事的大臣参议可以长久实行的法令，删去繁琐冗杂的内容，裁定为制敕颁布施行。

随后范仲淹又因为辽国和西夏暗中相互勾结，从契丹得到燕蓟以北，拓跋氏得到灵夏以西，中间的豪杰都为他们所用。他们的文书法令大致与中国相同，而精锐士兵和骁勇将领更是他们的长处，我们尚且把他们当作强敌对待，或许可以抵御。于是另外制定了两条计策，以上各项大概都以杜绝侥幸、去除积弊为根本。以及想要逐渐更换不称职的监司，让他们澄清淘汰所属的官吏，他的言论就是这样。而皇上正信任范仲淹，全部采纳了他的建议，应当制定为法令的都通过诏书统一颁布。只有府兵制一项，辅臣们共同认为不可行，于是停止。

译任命章得象监修国史，兼任译经润文使。

从此，译经润文使的任命需降下麻制，并列入官衔之中。

冬季十月，光化军发生兵变，朝廷出兵讨伐并平定了叛乱。

选拔严正的监司官员。

任命张昷之、王素、沈邈分别为河北、淮南京东路的都转运按察使，这是采纳了范仲淹、富弼等人的建议。在此之前，范仲淹等人请求下诏由中书、枢密院共同选拔转运按察使，一旦选得合适的人选，就委托各路自行选择知州，知州自行选择知县。于是，张昷之等人首先被选入此职。

当时任命髙易简、祖无择、王鼎、宋绶、杨亿分别出使各路，不久又选拔京朝官刘纬、周沆、李上交、高惟几、梁戢、张固、王绰、王罕见、曹颖叔担任此职。

谏官欧阳修也请求差遣按察使纠察年老、患病、贪污、无才这四类人，一并加以澄清淘汰。并且说：“天下的事务，积弊已经很多，想要事事变革，则力量不能周全，且烦扰难以施行；想要逐渐整顿，则弊病已极，而不能迅速见效。如果希望用工少、获利大、惠及百姓快且事务公正，那么不如精选十多位明干朝臣，分赴天下，全面登记官吏的才能与否，坐着决定升降，如我之前所陈述的那样，然后才可以。”

淮南过去将两税折变获得数十万缗的盈余，王素到任后废除了这一做法，每年的财政预算也能完成。王素不曾因为细微的小事揭发官吏，起初好像对政事疏阔，但他布置的耳目非常广泛，偶尔有被按察的人，都是罪证确凿、依法必得，所以人人好像王素坐在家里监视他们，没有人敢做坏事。

宋仁宗又任命李绚为京西转运按察使，当时范雍知河南府，王举正知许州，任师中知陈洲，任布知河阳，都是两府的老臣，李绚都以无才为由奏请罢免他们。

范仲淹选拔监司时，拿着官员名册查看无才的监司，每看到一个姓名，就用笔勾掉。富弼说：“一笔勾掉，很容易，哪里知道这一家会痛哭呢？”范仲淹说：“一家痛哭，哪里比得上一路百姓痛哭呢？”于是全部罢免了他们。

宋仁宗又任用杜杞为广西转运按察使。

恢复转运判官一职。

制定升迁官阶的条例。

采用范仲淹所上十事中的第一条，即明确黜陟。诏书大略说：两府臣僚，没有功勋德行和善状，不得在非规定时间进升官阶；被罢免者不得以转官带职为例。两省以上官员，过去四年升迁一次官职，现在详细列出履历听候裁决。京朝官在磨勘年限内，有无劳绩及举荐人数，取旨朝官必须三年没有私罪，且有五位监司或清望官担保，才能升迁为员外郎。举荐人数不足，增加两年才能升迁为郎中；少卿监也是如此。升迁为大卿监、谏议大夫不作为常例，全部听候裁决。监管物务的官员进入亲民官，其次为通判、知州，都用举荐人数不足，不得擅自申报升迁。

修筑水洛城。

起初，德顺军西南二百里有座城叫水洛，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环绕城池杂居着数万帐氐族人，又有水运银铜的利益。曹玮在秦州时，曾经经营未能成功。后来静边寨主刘沪秘密派人劝说城主多斯曩，让他内附。恰逢陕西都部署郑戬巡视边疆，刘沪于是召多斯曩前来，献出水洛城，给予公地作为属户。郑戬说：“如果就地筑城，可以获得蕃兵三五万人，共同抵御西贼。”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郑戬立即命令刘沪带兵前往接受土地，到达后氐族人心中生变，聚集数万士兵包围他们。刘沪的军队才一千多人，前后数百里没有援军。刘沪坐在胡床上，指挥进退，一战氐族人就溃败，追击逃兵到石门，都叩头请降。于是全部驱使他们归附麾下，以打通秦州、渭州的道路。枢密副使韩琦说：“臣宣抚陕西到泾原，听说修筑水洛城颇为不便。大概它的工程以百万计算，又需要三四千士兵守卫，耗费如此巨大，只求一日打通秦渭援兵。况且刘沪等人进军小蕃，又怎能阻挡？”即使没有水洛的援助，官军自然可以往来。于是下诏罢免郑戬四路都部署，改任永兴军知军。而郑戬又极力陈述筑城的便利，命令刘沪、董士廉督役如故。知渭州的尹洙也认为不便，召刘沪、董士廉回来，不听。尹洙发怒，于是派副都部署狄青将刘沪、董士廉戴枷送交德顺军监狱，氐众惊扰，收集积聚的物资，杀害官吏百姓作乱。郑戬在朝廷力争，于是命令盐铁副使鱼周询与郑戬考察利害。到达后，氐众拜访鱼周询，愿意协助工役。鱼周询赞同郑戬的意见，于是再次任命刘沪为寨主并筑城。刘沪因违抗本路主帅命令，诏书降一级官阶，而董士廉也被罚金。

后来董士廉到朝廷申诉，尹洙任渭州知州时，用公使钱贿赂部将及私自借贷，诏书派御史刘湜在渭州就地审问。刘湜迎合宰相心意，颇加附会重法，尹洙最终获罪被贬。刘湜回朝后，提拔为知杂御史，不久任命为盐铁副使。尹洙后来与孙甫相遇，两人都喜欢辩论，对榻交谈几天，无所不谈，而尹洙不曾一言提及刘湜。孙甫问说：“刘湜是想置师鲁于死地的人，而师鲁不曾一言提及他，为什么呢？”尹洙说：“我与刘湜本来没有不满，他迎合当时宰相心意，想害我，是刘湜不能自立罢了，我有什么怨恨刘湜的呢？”孙甫因此深深佩服他的见识气量。

十一月，上清宫发生火灾【诏书规定，将宫地作为禁军营】

制定馆职的条例。

这是采用范仲淹所上十事中的第二条，即抑制侥幸。诏书规定两府及大两省官员，不得请求子弟担任馆职及读书之类。进士上三

译人，一任回进，文召试补之，复监察御史里行。

译任命李京、包拯担任此职，这两人是中丞王拱辰推荐的。景祐初年，设置殿中侍御史里行、监察御史里行共四人，不久后长期空缺未予补授，于是下诏以两人为定额。李京曾担任魏县知县，奉行法律严正，官吏感到不便，想以奇异之事陷害李京，于是相继逃跑离去。监司果然议论以苛刻为由罢黜他，知府任布说：“这样正好落入官吏的计谋。”李京因此得以幸免。包拯，合肥人，以孝顺父母闻名。曾担任天长县知县，有控告偷割牛舌的人，包拯让他回去，宰杀那牛卖掉它。不久又有告发杀牛的人，包拯说：“为什么割了某家的牛舌，却又去告发？”盗贼惊恐伏法。调任端州知州，该州每年进贡端砚，前任知州借进贡之名往往索取十倍数量来馈赠权贵，包拯命令制作的人只够进贡的数量，任期届满不拿一方端砚回家。

改革荫补制度

也采用范仲淹所上的十项建议，其中第二项是抑制侥幸得官。诏书大意说：现在的荫补推恩，广泛惠及疏远的宗室和年幼者，都得以做官，现制定为法令，使嫡长子优先录用，以厚待继承人的体制；旁系子孙限制年龄，以明确入官的慎重。设立考核的等级，建立保任的条例。宰相、使相旧例荫补儿子为将作监丞，期亲（伯叔父、兄弟、姑姊妹、子女）为太祝、奉礼郎，参知政事、枢密使的儿子为太祝、奉礼郎，期亲为校书郎，仆射、尚书、三司使、翰林学士至枢密直学士、丞郎的儿子为校书郎，或正字，期亲为寺监主簿。现在儿子及期亲尊长如旧例，其余亲属只补试衔。龙图阁直学士至知杂御史的儿子为寺丞、主簿，期亲为试衔，只有长子如旧例，其余亲属只补试衔。郎中、省府推判官、馆职，旧例郊祀恩荫允许推荐荫补，那些曾因贪污抵罪复官至郎中及员外郎任职的，只荫补一个儿子。凡是选人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遇到郊祀恩荫限定半年内赴吏部，向尚书省投状参加论、赋、经义、律文的考试，及格者放选，不及格者守选。三次考试不及格但有京朝官三人保任的，补授偏远地区的判司、簿尉。京官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赴国子监参加法律考试，如选人中格者调任官职。武臣使相、枢密使、宣徽使、节度使的儿子为供奉官，期亲为侍禁，统军至内客省使的儿子为侍禁，期亲为殿直，客省使至閤门使的儿子为殿直，期亲为奉职，刺史至诸房副承旨的儿子为奉职，期亲借职的儿子及期亲尊长如旧例，其余亲属中参班的，在军头司考试弓弩，三班院考试书算、《六韬》、《孙吴》义理，中格且兼通弓弩，或考试武艺且兼通书算的，都列为优等，补授边疆职务。武艺出众且回答详尽完备的列为异等，引见听候旨意。长子不限年龄，其余子孙年龄超过十五岁，弟侄年龄超过二十岁才得以荫补。从此荫补之恩有所削减，然而还没有完全杜绝。

限制职田

这是采用范仲淹等人所上的十项建议，其中第五项是均分公田。从大藩长吏二十顷，到簿尉、监当，各有差别。从此人有定制，土地有定限，官吏因职田抵罪的，比以前稍微稀少了。

五星同出东方【司天监说：预示中国大安】

十二月将南京府学改为国子监

禁止进献祥瑞

这个月，澧州进献瑞木，上面有文字说“太平之道”。谏官欧阳修说：“现在西羌叛逆未平，祸患在前；北边骄横悖逆潜伏的祸患在后。一个祸患未减，一个祸患已萌生。加上西边泸戎，南边湖岭，凡是与西夷连接的，没有一处无事。而且内部百姓困苦疲敝，盗贼纵横。昨天京西、陕西出兵八九千人，追捕数百人的盗贼，不能一时剿灭，只是勉强使其溃散，然而却在别处集结。现在张海虽然死了，而达州军贼已数百人，又杀害使臣，其势力不小。兴州又奏报八九千人，州县惶恐，如何存济？以臣看来，乃是四海骚动，万物失所，实在未见太平之象。臣听说天道贵在诚信，示人不欺。臣不敢远引他事，只用今年内的事来验证。去年夏秋之间，太白星经天，数月不灭，金木相掩，近在端门。考察星象占卜，都是天下大兵将起的征兆。哪有才出现大兵之象，又出现太平之字的？一年之内，前后截然不同。星象附着于天，异象不虚出，应当戒惧，常合修省。而草木万物，变化无常，不可信赖。臣又想，如果木文不假，实是天生，则也有深意。大概其文字只说“太平之道”，其意可推知。自古帝王的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则太平，失其道則危乱。臣看现在，只见其失，未见其得。愿陛下忧勤万务，举贤纳善，像近日一样，不生安逸，则两三年内逐渐期望修治。如果以前贼张海等稍衰，便认为后贼不足忧；以近京得雪，便认为天下大丰收；见北边不举兵，便认为必无事；见西贼通使，便认为可罢兵。指望太平渐生安逸，则这瑞木乃是误事的妖木罢了。”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诸祥瑞不许进献。

皇祐三年，无为军进献芝草。皇上说：“朕以丰年为瑞，贤臣为宝，至于草树木鱼虫之异，哪里值得崇尚呢？”下诏退回。知军茹孝标特免罪，并告诫天下：“从今以后不得

译听说。”

河北下赤雪，河东发生地震。

译凡是连续五六天不停止，孙甫上疏说：赤雪是红色的灾异，是君主政令宽缓的应验。晋朝太康年间，河阴降下赤雪，当时武帝怠慢政事，在后宫荒淫宴乐，每次接见臣下，大多谈论日常琐事，不涉及治国长远的大计，所以招致赤雪这种怪异现象，最终导致晋朝动乱。地震是阴气过盛的表现，阴的象征是臣子、后宫、戎狄，这三者不可过于强盛，强盛了阴气就会发生变异而动荡。唐高宗原本封在晋地，等到即位后，晋州连年地震，宰相张行成说：恐怕是女宠干政，大臣阴谋，应当在祸患未萌发时就加以控制。后来武昭仪专横恣意，几乎改变了唐朝的国运，天地的灾异变化，本来就不会凭空应验。现在陛下要补救政令宽缓的过失，不如自己掌握威权赏罚，时常做出英明决断，来震慑奸邪之人；要补救阴气过盛的变异，不如对外谨慎军事防备，对内控制后宫，这才是顺应天意的实际行动。孙甫又说：景福内库，是祖宗积累经费的剩余，用来防备非常时期的使用。近年各路征收的物资，大多进入内库。从前唐朝设置琼林、大盈两个库，大抵供给宴饮奢侈之用，杨炎、陆贽请求废除它们。现在景福库的积蓄，很像唐朝的两个库，而且后宫的人数，臣下虽然不知道，但听说三司统计吃俸禄的人有一千多。最近听说染院染绫非常紧急，以备宫中支用，而左藏库所积存的红罗去年冬天已经断绝，其他物品也类似这样，那么虚浮的耗费就可以知道了。希望陛下裁减节省这些开支，立刻就能感动人心，以消除灾祸谴责。皇上说：使用物资在有关部门，朕遗憾不知道罢了。

甲申日，庆历四年春正月，宜州蛮人欧希范反叛，朝廷讨伐平定了他。这年夏天，任命杜杞为广西转运按察兼安抚使，催促他在明年讨伐平定叛乱。杜杞诱杀欧希范以及投降的人六百多人。

宝元初年，朝廷出兵讨伐安化叛乱的蛮人。杜杞当时任横州知州，说横州是邕、钦、廉三郡的咽喉，可以屯兵应援三郡，希望选择熟悉岭南事务的文臣作为牧守，让他们经略边防事务。于是执政大臣请求任用杜杞。谏官余靖说：“朝廷蓄养贤能俊杰，应当像百姓家积蓄财货，平时先有筹划，到紧急时才能发挥效用。自从去年以来，陕西举荐知州开始任用杜杞，三司选择判官又任用杜杞，京西多盗贼又任用杜杞，现在蛮人作乱又任用杜杞，都是坐席还没坐暖就调离，这是让杜杞有奔波劳命之苦，朝廷有缺乏贤才的叹息。像这样的体制，实在可惜。现在两年之内，寻求贤能俊杰，只知道有一个杜杞，为什么视听不广博，向天下显示狭隘呢？假如别的路再有贼盗，难道又要调移杜杞，岂不是被四方取笑吗？”每次看到大臣谋划事务，在太平无事时，悠闲安逸，好像不值得忧虑；等到一方有警报，就仓促调动变更，好像向来不经心。而且去年冬天，两府大臣共同选拔各路转运使，田瑜任广西转运使，梁载任判官，必定认为他们才能出众。现在蛮地刚有动静，还没看到田瑜等人如何处置，有什么利害，就已经怀疑他们，这种选拔人才的方法，是不自信啊。开始如果不知道，那么就像不用他们。只如最近派遣王丝去河南安抚，等到他奏报不符合事理，才知那人不可委任，识人不明，危害不小。希望陛下敕谕两府大臣，广泛思考博采天下贤才，以应对万般事务，不要使临事仓促，有缺乏人才的叹息，那么就是社稷的福气。

二月，赈济陕西饥荒【拿出内库银三万两】

罢免陕西都部署，恢复分路设置使职【听从韩琦的建议】

开设经筵

皇上驾临迎阳门，召见辅佐大臣观看图画，都是前世帝王的遗迹，可以作为规劝警戒的，于是命令天章阁侍讲曾公亮、丁度，翰林院侍读学士王洙等人讲读，过了几个时辰才结束。

自从元昊反叛，罢免了进讲崇政殿说书的赵师民。宝元二年，赵师民上书陈述十五件事，大略说：辅相的根本，在于进用贤能退斥愚昧，不可让浮躁之徒因迎合依附而获进，清静素朴之人因被隔绝而遭废黜。又说：将帅战败，也担心陛下驾驭将领的方法未尽完善。又说：现在的近侍，是将来的宰辅，应当向老臣谋划，考察他们笃实的品行。又说：用兵以来，官吏的才能尤其稀少，严厉督责以为善治，催促赋税征收以为能事，表面上有抚慰养育的名义，内里实行苛刻的实际，有的捆绑疲弱的百姓作为军卒，接受招募的赏赐，有的放纵奸吏借公赋之名，逞行搜刮的欲望。又说：将领之臣，偏私左右而暴虐吏士，不体恤衣食，不修缮器械，举天下之众，困于小夷，是因为这个缘故。又说：从前晁错上书建议招募百姓迁徙到边境，现在靠近边塞数千里而农民将近百万，只担心教养驯服驾驭的方法未尽完善，人力耗尽，国用衰减，有边民而不能善加利用。如果懂得积聚的方法，充分发挥纵容驾驭的能力，比起远戍的士兵、新招募的卒兵，他们的才勇难道只是加倍吗？又说：谏官御史不致力于规劝纠正，专门从事窥探察访，挑剔细微的过错，揭发隐秘的私事，难道诤臣都不是合适的人选，所以咨询的道理不恰当吗？又说：帝王治理经典与平民不同，不只是玩味空泛的文字、占据古语，天下无事，崇尚文治的治理在此时体现，天下有事，经略武备的图谋在此时产生。现在边疆小有事务，臣等不再进见已经两年了，如果不足以奉答大问，那么屏退斥责也不值得可惜，认为先王的遗留典籍，故人的陈篇旧作，可

译认为在太平无事之时讲学，不足以辅佐大有作为的世道，臣下愚昧地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又说：唐德宗是中等才能的君主，因为在下达罪己诏时谦逊于京畿地区，天下人都知道唐朝中兴；而近来的诏书下达前，先自我称颂赞美，遇到灾祸过失又加以文过饰非，士大夫和百姓中有见识的人难道没有讥笑吗？担任起草诏令的臣子并非都是阿谀奉承，而是习惯使然罢了。（臣子）连续写了千余字，又撰写《劝讲箴》进献。到了这时才再次任命（臣子）讲读经史。皇上曾经对公亮等人说：“你们都是资深博学的儒者，多有阐发发明，我即使在盛夏酷暑也不曾疲倦，只是担心你们劳累罢了。”丁度进言说：“自古帝王在位时间久了，不是在内被声色迷惑，就是在外穷兵黩武，陛下即位三十年，勤勉致力于圣人之学，即使是尧舜的聪明才智也不过如此。”于是叩头称谢。

译三月，下诏令州县设立学校，重新制定科举法规。

这是采用范仲淹等人所上奏的十项建议，其中第三项就是“精贡举”。范仲淹意图恢复古制以鼓励学习，多次进言兴办学校，根本在于推行务实的政风，于是皇帝下诏让近臣商议。于是翰林学士宋祁等人共同上奏说：“如今教育不根本于学校，士人不考察于乡里，就无法核实名实。有关部门用声律病忌来束缚士人，学者专门致力于记忆背诵，不足以尽揽人才。”臣等参考各种说法，选择适合当今的，不如让士人都定居本地并在学校中受教，那么求学的人就会修饬行为了。先考策论，那么擅长文辞的人就会留心治乱之道；简化程式，那么学识广博的人就能得以施展；问经书大义，那么手持经书的人就不会只专注于记忆背诵。于是下诏州县设立学校，由本路使者选拔所属官员担任教授，如果不足，就从乡里中有道德学问的人中选取。士人必须在学三百天，才允许参加秋试。以前曾经参加过考试的，只需一百天。在州里考试的，让考生互相担保。有隐瞒身份、犯刑、品行亏缺、冒名等禁令。考试分三场：先考策论，其次考论，最后考诗赋，综合考核来决定取舍，而废除帖经、墨义。士人通晓经术，愿意回答经义大义的，试十道题，可以作为永久的制度。起初，保宁军推官胡瑗在湖州教授学生，科条细致完备，学生们信任喜爱他，如同对待子弟。至此，朝廷下诏湖州取用他的方法，定为学令。

这年冬天，下诏取消在学日数的限制。因为余靖进言：“扩大校舍，是为了接待有志之士；取消日数限制，是为了宽待贫寒之人。”有人说范仲淹既然被罢免，而执政大臣的意见都不同，所以有此诏令。

赐给近臣御书

在迩英阁，拿出御书十三轴，共三十五件事。第一件是遵祖宗训，到第三十五件是一善可求，小瑕不废。大体都是叙述皇上思念祖宗，下思政治，安危成败，忠邪善恶等事项，以及《危竿论》一篇。皇上看着学士丁度等人说：“朕在读书闲暇时，选取臣僚上言及进对的事目中可以施行于政治的，书写下来分赐给你们。”丁度以及天章阁侍讲曾公亮、杨安国、杨安国、王洙等人，拜受恩赐后，请求解释其中的含义，皇上允许了。随后丁度等人上呈《答迩英圣问》一卷，皇上看完整篇，指出其中重要的六件事，交给中书、枢密院执行。回答圣问的，就是所解释的三十五件事。其序言大略说：“自古追求治道的君主，实行这几件事，在于明察、威严、果断罢了。明察就不迷惑，威严就善于持柄，果断就能施行，总括这三者守住而不丢失。不是圣人谁能做到？”唐宪宗留心各种政务，宰相陈说政事要点，必定说：“你们既然为我说了，就应当实行，不要只是空谈而已。”李绛回答说：“知道并不难，实行才难。臣等也希望陛下每天与辅佐大臣举而行之，不要让唐代的君臣独擅前代的美名。”

皇上曾经对辅臣说：“朕每次让讲读官在面前阐述经义，未曾让他们有所忌讳回避。近来讲解《诗经》国风，多刺讥乱世之事，很值得作为鉴戒。”章得象回答说：“陛下留心六经，能远鉴前代兴亡的痕迹，这确实是图治的关键。”

皇祐四年夏，宫内拿出欹器，给讲读官丁度等人看。起初，太宗曾制作此器，真宗著论，皇上作后述。

江淮两浙旱灾

夏四月，将锡庆院改为太学，不久又罢免。

判国子监王拱辰等人说：“最好的教育始于京师，汉代太学有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多室，学生三万人。唐代学舍也有一千二百间。如今国子监才二百间，不足以容纳学者。请求将锡庆院改为太学。”皇上听从了。过了来年春天，因为三司说，重新建造锡庆院，财力匮乏费用多，而北使锡宴的地方不可缺少，下诏另择地点。

泸夷侵犯边境

五月忻州地震【有声如雷】

幸国子监

拜谒文宣王，旧仪是揖让，皇上特别再拜；其次到武成王庙，都不是常规礼仪。

元昊再次称臣

自号夏国主，再次派遣他的臣子尹兴则、杨守素来商议事情。谏官余靖说：“景德年间，契丹举国深入，先帝与他们对阵河上，只以三十万物资通和。如今元昊解仇，物资竟达到二十六万。况且元昊信中写他的名字，虽然顺从言辞却很悖逆，自称通和之事并非他的本心。如今给予物资虽多，岂敢撤除防备？又契丹听说元昊得到物资的数量，难道不会生心？凡是元昊所求，不应全部答应，只应仔细审察。”在此之前，枢密副使韩琦、参知政事范仲淹都向皇上进呈四篇策论说：“元昊在定川之战，作伪诏诱骗边人，想要平定关中。大概是因为汉地多叛人陷于穷漠，必定以符秦、元魏的事游说元昊，让他侵取汉地，而用汉人守卫，那么富贵就可以如他的意愿。于是知道不仅元昊志在侵汉，实在是汉地的叛人为贼谋划。如今的防备，应当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务，试着画一言之。其一：元昊屡次乘战胜，却随即请求通顺，所获的是大利，所屈的是虚称。国家以生灵为念，不可不接受，这是和策的得当。其二：久守之计，则不如蓄养土兵。大概他们熟悉山川而习于战斗，比起东兵，功效加倍。然而沿边土兵数量少，应当增加招置。如果有靠近内地的土兵愿意改守边寨的

译（前文省略），随即迁移百姓的居所并使之团聚，这是防守方面的得当之处。第三点说：元昊的巢穴实在位于河东地区，黄河以外的军队怯懦且很少作战，只有横山一带的兵马精锐勇猛，习惯于战斗，与汉地边界相邻，每次入侵必定作为前锋。请求在鄜延、环庆、泾原三路各自组建三军，观察敌人的空隙，让这三军互相在横山一带进行掠夺。元昊如果失去了横山的优势，可以说是断掉了他的右臂，这是攻防方面的得当之处。第四点说：臣等既然已经陈述了三种防守策略，又担忧北方边境，请求朝廷大力推行七件事来防备大患：一是周密地筹划经营；二是再次商议屯驻军队；三是专门选拔将领；四是加紧训练作战；五是训练义勇军；六是修筑京城的外城；七是周密制定讨伐的谋略。”

其中第二点论述再次商议屯驻军队，认为自古以来真定府、定州、高阳关分为三路，其所辖的兵马并不十分整齐，有的州兵马却隶属于两路，又不清楚本路将来在何处控制扼守，需要多少重兵，又在何处只适宜固守，需要屯驻多少兵马，以及三路互相应援的次序，必须派遣亲近的大臣前往那里周密筹划经营，才可以预先确定法规制度，临时才不会出差错。

第四点论述加紧训练作战，认为如今河北登记的义勇军，虽然大约遵循唐代府兵的法规制度，三个季节务农，一个季节训练作战，然而没有设立府卫的官员，法规制度无法推行，号令不统一，必须另外选拔能够治理军队的知县、县令，并增加将校，使每个人都了解军中的法规，应对敌人时可以使用，这才是强兵制胜的根本。

第六点论述修筑京城外城，认为后唐因为缺乏防备，契丹一举就直接攻陷京城，契丹的心意至今骄横傲慢，况且边境城池坚固而难以攻打，京城平坦而没有防备，北方戎狄一旦兴兵，必定谋划深入内地，我们因为京城没有防备，必定催促河北的重兵与他们奋力作战，他们作战如果获胜，就会更加无所顾忌，直接趋向澶渊。如果京城坚固，就告诫河北的军队不要与他们交战，他们得不到交战的机会，就没有乘势的气势，想要谋划深入，前面有坚固的城池，后面有重兵，必定会受挫而自行退却，退却时如果不坚决，那么拦截他们、攻击他们，都是可以的。所以修筑京城，不仅仅是抵御寇贼，实在是用来挫败敌人深入内地的谋略。这一天，范仲淹、富弼在皇帝面前陈述意见达数刻之久，才退下。

谏官余靖说：“我听说大臣提出建议，其中有修筑京城、设置府兵两件事。考虑到朝廷的议论，天下人都注视着，帝王的言行，是万世的法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举措不可轻率，事情的细微关键，不可不重视，难以在开始时与人共同谋划，是人的常情。我希望陛下深思远虑，以安定百姓为根本。我请求详细陈述这两件事，希望陛下选择是否可行。我听说西夏贼人僭越称号的初期，宋郊请求修筑函谷关，当时关中地区动荡不安，人们说朝廷抛弃关西而独自防守。如今无故修筑京城，这是舍弃天下的大局，而采取据守城池自保的策略，四方听到这个消息，难道不会动摇吗？强弱之势，正在于此。没有外敌而修筑城墙，是《春秋》所讥讽的，防守依靠四方蛮夷，道义上不是这样的。又前年因为边境的警报，河北各路挑选乡兵，天下百万农夫都失去了生计，北方边境的侮辱书信也随之而来，这是乡兵的好处还没有聚集，却先招致了祸害。况且如今对北方的贿赂已经很丰厚，与西夏的友好关系已经讲和，虽然知道信誓不能突然保证，但哀鸣的百姓都盼望安宁，而京城之下先自行扰乱，根本不安宁，四方还有什么指望呢？过去魏侯依仗险要，吴起认为他失言；周宣王清点百姓，山甫说这有害于政事。只有这两件事，都是古今所警戒的，也是安危所起的根源。希望陛下舍弃这两条计策，另外商议长远的谋划。”这两条计策最终没有实行。

译当时范仲淹受命主持西部边防事务，富弼主持北部边防事务。富弼分条上奏河北守御的十二条策略。大致内容是：

第一条：河北三十六州军，沿边、次边以及北京、雄州、霸州、冀州、祁州、保州、瀛州、莫州、沧州、镇州、定州这十一州，广信等七军，北平一座寨，总共十九座城池，都是要害之地。定州作为右臂，沧州作为左臂，瀛州作为腹心，北京作为头角。这四座城池是河朔地区的屏障。其余十五座城池如同手指脚趾和四肢，是受这四座城池调遣的。瀛州、定州、沧州各设置一名统帅，北京设置一名大帅，其余十五座城池分别隶属于定、瀛、沧三路，挑选善于用兵的将领镇守。总共动用三十万兵力，分别部署在十九座城池。左边战败则右边救援，纵向失守则横向支援。这十九城之外的十七座城池不再部署正规军，只依靠本郡的乡兵坚守，不让他们出战。

第二条：十九座州军寨在河朔地区尤为要害，请求选派地方长官，并让他们长期在任。

第三条：除了上述十九座州军寨的地方长官选派人才长期任职外，其余大小文武官员，以及十九座州军长官以下的人员，都请求诏令各路监司和统帅大臣举荐充任，或者委托枢密院、三班审官、铨选部门选择。

第四条：储备军粮，根据驻守边境的军队应当留下的数量，将驻泊屯驻、就地取粮的各军分屯在河南等州，遇到紧急警报时发符征召，不到一个月就可以到达。又在黄河沿岸设置粮仓，支取河南百姓的税赋以及从江淮漕运来的粮食充实其中，也足以缓解河朔地区百姓的匮乏困苦。

第五条：河北号称拥有精锐士兵，每当敌人入侵，只害怕北方的士兵。臣愿意从进入河北开始招募土著人为禁军，每一指挥（编制单位）就替代南方的一指挥归营，不出几年三十万兵力就全是北方士兵。又训练他们精锐勇敢，那么匈奴自然应当畏惧臣服。

第六条：北国的风俗，看重亲率，以近亲担任名王将相，来治理国事，掌握兵权并信任他们。所以他们看待中原王朝用人也像自己国家一样。燕王的威名在北国显赫，燕蓟地区的小孩夜里啼哭，大人就说：“八大王来了！”于是小孩就停止啼哭。每当牵牛马渡河抵御而未能前进时，又说：“一定是八大王在河里。”他们畏惧到了这种地步。北国使者每次见到南朝使者，没有不询问王安好吗以及所在之地的。今年燕王去世，有识之士也为此担忧，说燕王在世时北国重视朝廷，燕王去世后北国轻视朝廷了。臣希望陛下选择宗室中年长、通晓书籍、明白道理、了解人事的几个人封为王，在几千里内的州县可以藩屏王室，对外可以威示四方夷狄，这是治理国家的急务。

御防第一条：北国只害怕边境的士兵，每当听说用南方士兵替换进入内地，北人大喜。希望从今以后，如果北国入侵，沿边土兵只在本处，不再命令部署司抽调转移。如果各处的土兵还少，就用南方士兵加以补充。

第二条：如果他们坚守盟约不动，就不先发制人，只使用臣上篇中屯兵的方法足以固守。万一他们违背盟约入侵，使用臣的策略可以转祸为福，施展志向发泄愤恨。怎么陈述呢？现在敌人如果入侵边境，一定从广信向西而来。敌骑刚进入，诏令沿边州军坚守壁垒，表示不能出战。敌兵一定不顾忌而前进，将要到达镇定，也坚守壁垒，敌人一定轻视我们而松懈。于是命令广信、安肃、保州三座城池打开壁垒会合军队，张扬声势但不与敌人交战。敌人一定分兵防备，随后命令镇定也关闭壁垒不与敌人交战。敌人既然前后受敌，一定不敢长驱直入向南。于是我们急忙从沧州取海上路，用几千艘船派出三万轻兵趋向平州，进入符家寨口，那么距离燕蓟就很近了。雄州霸州之间，就是景德年间敌骑东归的道路。又派出两万精兵直抵燕京，会同沧州军队捣毁他们的腹心，破坏他们的积聚。敌人看到两路兵马入侵，不知道怎么办了。燕地既然混乱，入侵的人一定想回家，又被王师纠缠而不能顺利离去。于是趁他们向背不定之际，让沿边三城及镇定军队合击，一定大破他们。追击逃兵直到燕地，将敌骑全部驱逐过山后，用军队守住居庸关、古北口、松亭关、符家寨，那么敌骑就没有再向南的。趁他们妄动，可以一举收复全部燕地，拔除几个郡陷入异族的族群，平定累朝切骨之恨。臣自认为没有遗漏的策略了。如果陛下谨慎慎重不想这样做，就请在敌人入侵之后，在西山下屯驻重兵。敌人虽然有所掠夺，但向东无路，进退不得。于是用十九座城池的军队分布掩击，一定使他们退败。敌人势力既然在议和上屈服，那么长久来说也是制服匈奴的下策。

第三条：结交燕蓟的豪杰，让他们作为内应。

第四条：招纳高丽，让他们有牵制和后顾之忧。

第五条：镇定西山有十余条谷口，全部通往北界山后的道路。景德以前，溪涧陡峭狭窄，林木阻塞，所以敌骑很少从这条路进入。现在听说契丹从山后砍伐林木，开凿道路，直抵西山的汉界，现在往来通畅可以行军。应当得到廉洁干练谨慎周密的人暗中前往筹划，如何屯戍，如何抵御，事先确定好以等待他们来犯。

第六条：祁州深州旧时不是重要郡县，驻兵最少，城墙低矮简陋，应当加高加广，以防备攻击逼迫。

第七条：汉唐以前，匈奴入侵，大都是从由上郡、雁门、代州、定襄等路。大概因为中原王朝占据全部燕地，有险要可守；自从石晋割让燕蓟给契丹，中原王朝没有险要可守，所以敌骑直接出

译燕地以南，不再设防定襄等路。如今朝廷如果关注河朔地区的边郡，有防备则敌人无法进入，必须从其他道路前来，或者虽然可以入侵，只需以定襄等路作为防御。这些守御的十二条防线和十三条措施，是臣在庚辰、壬午年奉命出使契丹时，在河北往返十余次，询问沿边的土豪以及内地的父老，广泛采集并参酌比较而得到的，非常详细。恳请陛下让两府官员共同商议，可行的就迅速施行，不可行的就互相质询并加以纠正。又说：只希望解除臣的机密职务，让我掌管河朔地区一个重要的郡县，得以用我笨拙但勤勉的方式经营边防事务，或许可以稍微减轻陛下对北方的忧虑。奏疏总共数千字。弼在奏疏中所指的八大王，是指燕王元俨，他是太宗的儿子，在这一年春天去世，谥号为恭肃。

译六月，开宝寺塔发生火灾。

修起居注余靖上疏说：“五行占卜，本是灾异变化，应当戒慎恐惧以回应天意。却听说有诏令将旧时埋藏的舍利迎入宫中，路上传言舍利在内庭出现光怪现象，私下担心奸巧谄媚之人会将其推说为灵异之事，再次谋求营造佛塔。臣听说帝王之道，能够勤俭修德，都能得到人心，那么即使处于危险境地，后来也必定能安定渡过。近来自从西陲用兵，国家财政空虚枯竭，百姓没有储蓄，十户人家有九户空荡。陛下如果不体恤百姓疾苦，大肆从事无谓的耗费，来供奉佛教祈求福报，这不是天下人所期望的。如果说舍利经过火烧而不坏，那是因为它原本埋在土中，火无法触及；如果说舍利能发出光怪，必定有神佛依附，这是荒谬的言论。况且一座塔不能自卫，被大火烧毁，何况借它的福报来庇护百姓呢？过去梁武帝建造长干塔时，舍利也常有光芒，等到台城败亡时，怎么能带来福报？何况外族军校都高呼舍利入宫，这种不避讳的言论尤其可恶。”

范仲淹宣抚陕西、河东。

起初范仲淹因为触犯吕夷简，被放逐了几年，士大夫们指责二人的是非曲直，互相指责为朋党。等到陕西用兵，天子因为范仲淹是士人望所归，提拔任用他防守边境。等到吕夷简罢免，召范仲淹回朝，倚重他来治理政务，朝廷内外都期望他的功业。而范仲淹也感激皇上的眷顾，以天下为己任，于是与富弼日夜谋划，想要振兴太平盛世。然而规划宏大，议论的人认为难以实行。等到按察使多有举荐弹劾，人心不安。荫补子弟的恩惠淡薄，考核升迁的法令严密，侥幸求官的人感到不便，于是诽谤诋毁渐渐增多，而朋党的议论更加不可化解。然而范仲淹、富弼坚守所议定的政策不变。在此之前石介上奏记给富弼，责备他实行伊尹、周公那样的事。夏竦怨恨石介排斥自己，又想要借此倾覆富弼等人，于是让女奴暗中模仿石介的笔迹，久了模仿得像，于是将伊尹、周公改为伊尹、霍光，并伪造石介为富弼撰写废立皇帝的诏书草稿，流言飞语上报朝廷。皇上虽然不相信，但范仲淹、富弼开始恐惧，不敢在朝廷安心任职，都请求外放。考察西北边境的事务还未允许，恰好有边境奏报，范仲淹于是请求出行，于是有了这道任命。

当时范仲淹怀疑契丹入侵，想要大量发兵防备。杜衍说契丹必定不会来，军队不可随意出动。范仲淹在皇上面前争论，诋毁杜衍，言语非常激烈。范仲淹曾经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杜衍，杜衍不因此怨恨。退朝后，范仲淹仍然力争。韩琦说：“如果这样，那么韩琦应当请求出行，不需要朝廷一人一马。”范仲淹发怒，再次请求面圣，首先奏报韩琦的话。然而军队最终没有出动，范仲淹也不认为韩琦违逆自己。起初，范仲淹外放时，经过郑州，于是拜见吕夷简，问什么事突然外放。范仲淹回答说暂时前往经略安抚两路，事情完毕就回来。吕夷简说：“您这次出行正是踏入危机，难道还能再入朝吗？”范仲淹没有理解他的防备之意。

京城干旱蝗灾。

皇上对辅政大臣说：“正值年成干旱而飞蝗更加严重，百姓有什么罪而遭受此祸？默默祈祷上帝，愿意将罪责归于我这渺小之身。”章得象回答说：“臣等不能辅助治理宣扬教化，导致灾祸降临百姓，并且给陛下带来忧虑。现在圣上说到这些，必定能以上感动天心。”谏官余靖等人说：“臣等看到陛下因为灾异屡次出现，飞蝗为害，自责引咎，向天地宗庙社稷祈祷，不让灾殃波及万方。臣等私下认为灾异的到来，实在由于人事，政治缺失，感动天地。现在陛下既然有引咎的言论，已经传达给天地神灵了。恳请陛下务必践行其言，务必实行其行，践行言行真实的关键，不如专门听从决断，掌握威权，号令取信于人，恩泽施及下层，那么灾异就会消除而和气就会产生。”

秋七月，宗室赵德文封为东平王。

起初采用富弼的建议，依次封拜宗室为郡王、国公的共十人。因为赵德文辈分尊贵，而且贤能，仿效汉代东平王刘苍的先例，封为东平王。

契丹来告发讨伐元昊。

说：“元昊辜负中原王朝，应当诛杀。现在将率领军队逼近贼寇边境，如果元昊请求称臣，希望不要急于答应。实际上是以接纳契丹降人为由讨伐他，借中原王朝的名义罢了。”皇上将契丹来书以及朝廷复书宣示，承制丁度学士、王尧臣、吴育、御史中丞宋祁、知杂御史王拱辰、沈邈等人，说：“来书大意认为元昊不顺从朝廷，于是乘隙兴兵，担心深入之后却归顺朝廷，请求拒绝而不接纳。现在复书就说：‘对于元昊在道理上难以拒绝’，这是得到新归附的小羌人，违背长久和睦的强敌，不如以大义两者都保全。臣认为应当下诏对元昊说：‘昨天允许再次结盟，是因为契丹有书信来说，他们是甥舅之亲，于是商议接纳。现在却知道国内引诱契丹边民，亏损事奉大国的体统，违背接纳归顺的本意，应当必须重新顺从契丹，早日消除嫌隙，那么誓书封册就可以施行。’仍然请求在回复契丹的信中说：‘已经下诏给元昊，如果执迷不悟不复归顺，那么断绝关系也不晚。’这样那么在西方人那里没有断绝关系的过错，在北方边境没有结怨的开端。”于是复书大致说：“听说亲率军队径直逼近贼寇边境，如果因为元昊对北朝失去事奉大国的体统，那么自然应当问罪；如果因为对本朝拖延效忠顺从的缘故，那么不必烦劳出兵。况且延州近日奏报，元昊已经派遣杨宗素携带誓文进入边界，如果不依照最初的约定，那么还可以阻止返回；如果完全遵奉，那么凭什么拒绝呢？”于是任命右正言余靖作为报使。

宗真亲自到达夏国边境，各自占据山险严阵以待。曩霄

译捧着酒杯为他祝寿，奏响盛大的音乐，折断箭矢作为盟誓。等到宴会结束，契丹在夜里派兵劫持曩霄，反而被曩霄打败。曩霄放他们离去。韩琦说：“如今朝廷如果就认为天下太平，那么将来会有三大祸患；如果考虑到长远的利益，那么将来会有一大好处。羌人虽然暂时称臣，但每年索要丰厚的财物。况且契丹势力向来强大，而西夏人尚且敢与他们抗衡。如果让他们的国家充实起来，我们的边防稍微松懈，他们必定会窥探图谋关中地区，这是第一大忧。契丹向西讨伐未能得逞，又看到朝廷封册曩霄，心里一定不高兴。将来或许会破坏盟约，这是第二大忧。今年送给契丹五十万，送给西夏二十五万，这些钱财都是从百姓身上搜刮，日益剥削。如果不幸接连遭遇水旱灾害，那么祸患就会从内部产生，这是第三大忧。契丹倚仗强盛想要吞并西夏，反而被打败，恐怕从此两国交战不会停止。如果能够训练将领士兵，积蓄财物，坐等两国的疲弊，那么幽州、冀州、灵州、夏州等地，可以一举图取，这是第一大利。陕西四路虽然罢免了招讨使，但边防不可松懈，请求挑选亲近的大臣担任主帅，授予他们重大责任，让他们经营一方。另外各路去年招募设置的宣毅兵，将近十一万人，请求除了河东、河北之外，京东西、淮浙、江、湖、福建等路，每指挥可减少三百人作为定额。”皇上全部采纳了他的建议。

译八月，保州发生军乱，朝廷讨伐并平定了它。

真定府、定州路安抚使田况派遣李昭亮招降叛军，投降的有两千多人。那些参与谋逆的四百多人，田况全部掌握了他们的姓名，命令杨怀敏率兵入城，将他们全部坑杀。其余的人全部分配到其他各州。宣抚使富弼担心他们再次生变，与都转运使欧阳修在内黄相遇，半夜屏退左右，谋划让各州在同一天诛杀这些人。欧阳修说：“灾祸没有比杀害已经投降的人更大的了，何况是被胁迫跟随的人呢？既然这不是朝廷的命令，各州中只要有一个不听从，引发的变故就不小。”富弼醒悟，于是停止了这个计划。

富弼宣抚河北。

富弼请求外放以避开夏竦的诽谤。

任命欧阳修为河北转运按察使。

皇帝当面告诫欧阳修说：“不要做久居官职的打算，有事只管陈述。”欧阳修回答说：“谏官才可以风闻言事，如今我在外任使职，事情有所指涉就会犯越职的罪过。”皇帝说：“事情如果适宜上闻，不可以用内外职分不同为借口。”

第二年，欧阳修上奏说：“先前接到密令，让我谋划本路的利弊，暗中为边防做准备，而我的本职部门不能参与机密事务，这并不是想要侵夺边防大臣的权力。大概是因为调度军需储备，必须衡量宽缓与紧急；考察监察将吏，应当知道是否得当。希望请求参与听闻机密，皇帝同意了。”欧阳修又说：“北国最近在边界首处，增建城寨，又侵占了地界，朝廷没有明确严厉的指令，让边防大臣据理争辩。我私下揣测朝廷的意思，一定是认为争辩恐怕有引发事端的担忧，这是考虑过度而计策失误了。”我又看到朝廷有畏惧敌人的神色，而没有忧虑敌人的心思。忧虑与畏惧，名称相近但意思不同：忧虑，是深思熟虑而不敢暂时忘记；畏惧，是临事惊慌困惑而不知所措。如今边防事务，处置大多失去时机，是因为畏惧敌人的意思太深了。如果能够察明敌人的强弱形势，掌握其虚实真情，那么目前的事情，确实不值得畏惧；而将来的祸患，却很有值得忧虑的。为什么不忧虑那深深值得忧虑的，反而畏惧那不值得畏惧的呢？自从国家在西边边境受困，用兵时常担心北方戎狄合谋，乘虚而动。等到看到两国交恶而互相攻打，议论的人都说这是中国的福气。如果庆幸他们互相攻打是我的福气，那么不幸让他们化解仇怨而重新联合，难道不是我的祸患吗？我认为北国昨天之所以败给元昊，也是因为他们长久不用兵，突然作战而遇到强敌罢了。听说他们自从战败以来，君臣恐惧，日夜谋划商议，挑选招募丁壮，简选招募甲兵，处处开设训练检阅的场所，家家统计粮食马匹的数量。凭借他们天生骁勇的习俗，加上日夜训练的勤奋，那么他们的强大就难以抵挡了。如今他们国家虽然还没有出现人才，但大抵治理国家的人，长久没有战事则人才难以显现；因为用兵则将领自然涌现。让他们交战频繁，而谋臣猛将争相施展才能并涌现，那么夹山的一次败仗，警示了他们四十年的因循守旧，改变骄傲之心为愤慨之志，转化懒惰的士兵为精锐的军队，因为屡次作战而得到骁勇的将领。这是北国的福气，不是中国的福气。这就是我所说的将来的祸患。然而两国形势不会长久互相攻打，一两年间如果不能互相吞并，就一定会重新联合。假如北国驱使新励练的强兵，没有西夏人的后患，而向南窥视河北，这又是将来的大祸患。我虽然不知道朝廷如何看待河北，但就本路的事情来说，拿今年与去年相比，就可以看出来。去年以前，河北官吏无论大小，都能推举有才能的人而选择能干的，急于用人，好像来不及一样，只是担心事情失去计策罢了。自从今年春天以来，任命逐渐遵循旧弊，凡是干练敏捷的官吏、熟悉北方事务的人，推举留任奏请，一百个中没有一个被批准的。这不仅使得有才能的臣子和能干的官吏不被勉励而懈怠，也足以看出朝廷不忧虑河北的事情能否办好。至于废除沿边长期任职的制度，而调任刘贻孙，让王世文担任冀州，李中吉担任广信，王中庸担任保州，刘忠顺担任邢州。像这几个人，在闲散慢速的州军尚且担心败坏政事，何况在边防要害的职位上呢？然而我认为为国家计策的人，如果不以北方事务为忧虑，又如此怯懦畏惧；既然说畏惧了，那么在用人之际，却又好像忽视而不忧虑，这是我所不明白的。事情的利害，激烈急切地陈述，那么议论的人认为太过分；言语不激烈急切，那么听的人或许没有动心，这自古以来被认为是困难的。何况尚未显现的事情，虽然说必然，而敢希望完全相信吗？希望陛下留意听取采纳，不因人的缘故而废弃言论，或许能竭尽我的愚昧无知，稍微补益万一。起初，欧阳修有个外甥张氏，小时候在欧阳修家抚养，嫁给了欧阳修的侄子欧阳晟，后来与仆人通奸，事情败露在开封府审讯。欧阳修一向因为直言切谏，触犯权贵，权贵们争相说坏话，想要倾覆欧阳修。皇帝下诏让户部判官苏安世与宦官共同审理，最终辨明了她的冤屈。欧阳修最终因为张氏用资财购买田地立在自己名下的罪名，被贬为滁州知州。苏安世被贬去监管泰州税收。

下诏告诫按察使不要苛刻。

这是听从刘湜、包拯的话。朝廷已经下达敕令约束，详细记载了台官所上的言论。欧阳修上奏认为：“我自从听到下达这个约束，日夜惊叹。私下思考国家正处于多事难了的时候，正是责成人们施展效力的时候。奖赏他们还怕不竭力，怀疑他们谁肯尽心？昨天大选各路按察使之初，两府聚集商议数日，完全打破常规，不按次序用人。内外一致，都认为是一时的极佳选择。凡是被选中的人，也自负其材业，长久无人知晓，常患无处施展。一旦忽然接到选用，各人想着宣扬力量争取施展所长，不仅想要报答朝廷，难道不更希望进用？怎么可以顿时成为欺罔，便徇私……”

译私情？用人之道，自古以来就难以把握。能够确立主张，尚且可能遭到阻挠，何况产生过多的猜疑，使他们各自心存戒备，怎么能成就大事呢？请求陛下防范，命令两府召见向台谏进言的人到中书省，询问他们是何地之人，是否因挟带私愤而诬告，如果有迹象可查，请求交付有关部门辨明。如果确实没有这样的人，那就是胡说。那最近颁布的诏令，请求收回，不要使各地自行挫伤按察使的权力，反而让贪赃枉法、年老昏庸的官吏感到痛快。

译诏令不要将辅政大臣所推荐的人充任台谏官。

九月，吕夷简去世。

皇上接见辅政大臣，流着泪说：“哪里还能得到像吕夷简那样忧国忘身的人呢？”追赠他为太师、中书令，谥号文靖。

自从皇上初即位，太后临朝听政十多年，朝廷内外没有隔阂，天下太平无事，吕夷简的功劳最多。后来元昊反叛，四方长久没有用兵，军队出战屡次失败，契丹趁机派遣使者索取关南土地，很依赖吕夷简的谋划，选当时有名的臣子去回复契丹，经略西夏，两个边境才得以安宁。然而他招募万胜军，混杂市井小人，轻浮脆弱不能胜任战斗；任用宗室填补环卫官职，骤然增加俸禄赏赐，又增加给契丹的岁贡金帛二十万，当时没有深入考虑这些。到了后世，费用巨大而无法停止。吕夷简掌握国家大权时间最长，虽然多次被言官诋毁，但皇上对他的眷顾倚重没有衰减，他所排斥的士人很快又被收用，也没有最终废弃。他对于天下大事，进退伸缩，举动都有权术。死后最终配享太庙，成为当世的名相。

起初王旦认为吕夷简奇特，对王曾说：“你应当好好与他交往。”最终吕夷简与王曾并居相位，后来王曾家请求皇上御笔题写墓碑，皇上因此悲伤地思念吕夷简，写下“怀忠之碑”四个字赐给他。

晏殊被罢免。

晏殊刚入朝为相，提拔欧阳修等人做谏官。不久苦于他们议论事情烦琐频繁，有时当面驳斥他们。等到欧阳修出使河北，谏官上奏请求留下欧阳修，皇上不答应。孙甫、蔡襄于是进言：章懿皇后生下圣上，成为天下君主，而晏殊曾经受诏撰写章懿皇后的墓志铭，隐瞒不说。又上奏议论晏殊役使官兵整治租赁房屋以谋取利益，因此获罪被罢免。然而晏殊因为章献太后正临朝听政，不敢直言斥责，而所役使的官兵本是辅政大臣惯例应当借用的，当时的人认为这不是晏殊的罪过。

任命杜衍为平章事兼枢密使。

杜衍致力于裁减侥幸得官的人，每当有内降恩旨，大多搁置不执行。积累诏令达到十几份，就呈给皇上。皇上曾经诏谕谏官欧阳修说：“外人知道杜衍封还内降恩旨吗？凡是有人求取干谒我，每次用杜衍不同意来告知他们而停止的，比他所封还的还多。”

冬十月，蔡襄被罢免。

蔡襄被罢免后任福州知州，蔡襄与孙甫都议论陈执中不可执政，皇上不听从，于是两人都请求外调，蔡襄因为父母年老请求回到家乡任职，而孙甫出使契丹还没有回来。

蔡襄任福州知州时，推荐进士周希孟为本州教授。福建士人多好学，但专门用诗赋来应付科举。蔡襄得到周希孟，专门用经术传授学者，达到几百人。蔡襄亲自到学舍，拿着经书讲问，为诸生表率。延见处士陈烈，以师礼尊敬他。陈襄、郑穆学问品行著称，蔡襄都屈尊对待他们。福建风俗重视丧事，他们供奉佛像，聚会宾客以尽力丰盛奢侈为孝。甚至有亲人去世不举哀哭泣，一定要破产置办齐全后才敢发丧。蔡襄下令禁止，至于巫觋治病、蛊毒杀人之类，都严厉断绝。子弟中有不听从教令的，列举他们的行为，作五戒来训诫他们。等到蔡襄离任，福建人为他立德政碑。

蔡襄擅长书法，皇上尤其喜爱。御制李用和碑文，诏令蔡襄书写。后来温成皇后父亲清河郡王碑文，皇上又命蔡襄书写。蔡襄推辞说：“这是待诏的职务。”最终没有奉诏。

十一月，审理进奏院案件，罢黜苏舜钦等人。

监进奏院刘巽，集贤校理苏舜钦被除名勒停；史官检讨王洙等人降职处分有差别。先前杜衍、范仲淹、富弼等人共同执政，多引用当时闻名的人，想要改革各种事务。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人不习惯他们的做法，而苏舜钦、范仲淹所推荐的人，他的妻子又是杜衍的女儿。苏舜钦年轻能写文章，议论稍侵扰权贵。恰逢进奏院祭祀神灵，苏舜钦依照前例，用卖旧纸的公款，召来妓女，摆酒席宴请宾客。侍讲王洙，修注吕臻，館职刁约、章岷、江休复、宋敏感求、王益柔等人参与。而王益柔被杜衍所知遇，有人说王益柔曾经戏作傲歌。于是王拱辰暗示他的下属鱼周询等人弹劾苏舜钦卖旧纸得钱，请下属吏员宴饮，借此危困杜衍。下交开封府审理此事，王拱辰于是说苏舜钦放肆狂率，诋毁玩弄先圣，实在有害教化。苏舜钦、刘巽都因自盗获罪，被除名。王洙等人都获罪，被逐出。世人认为处罚过重，而王拱辰等人正自我欣喜说：“我们一举网罗尽了。”案件发生，枢密副使韩琦对皇上说：“昨天听说宦官拿着文书符节抓捕馆职非常紧急，众人听闻纷纷惊骇。苏舜钦等人只是一次醉饱的过错，只可以交给有关部门处理，何至于此？陛下圣德素来仁厚，独自这样做为什么呢？”皇上后悔的神色显露在脸上。自从范仲淹等人出使，进谗言的人更加深入，而王益柔也是范仲淹所推荐。王拱辰既弹劾宋祁、张方平，又极力进言王益柔作傲歌，罪当诛杀，大概想通过王益柔来连累范仲淹。章得象没有表示可否，贾昌朝暗中支持王拱辰等人的意见。等到辅政大臣进言禀报，韩琦独自说：“王益柔少年狂语，何足深究？天下大事本来不少，近臣与国家休戚与共，置这些不说，而攻击一个王益柔，这意图有所在，不只是因为傲歌，可见。”皇上醒悟，稍微宽恕他们。当时两府合班奏事，韩琦必定尽言，事情虽然属于中书，韩琦也对皇上陈述实情，同僚尤其不高兴。皇上独自赏识他说：“韩琦性情直率。”

诏令告诫朋党苛刻。

大略说：“朕听说至治之世，元凯共朝，不结朋党，

译风气为何如此盛行？我日昃才进食，磨砺意志，希望能达到上古那样的治理水平，然而太平年间的弊端却日益浇薄，人们互相防备，热衷于结交游说，家中充满激烈的指责攻讦，更有依附权贵以博取名声的人，甚至暗中招揽贿赂，表面上却假托推荐贤才。此外，那些奉命巡视的按察使，肆意施行苛刻手段，罗织罪名，上奏审讯时纵横恣意，以此来加重刑罚，多判死罪。

译壬午日在郊外举行祭祀。

十二月，册封元昊为夏国国王。

每年赐予银、绢、茶、帛共二十五万五千单位，元昊进献誓表，朝廷便用誓诏回复他。约定元昊称臣，遵奉宋朝正朔，将所赐的敕书改为诏书，且不直呼其名。在保安军和高平寨设置互市，只是不使用青盐。

种世衡去世。

环州与原州之间有敏珠、宻藏、康诺尔三个部落，势力最大。其北面有两条河流相通，西部边界宣抚使范仲淹商议修筑古细腰城，以切断他们的道路，命令种世衡及原州知州蒋偕负责此事。种世衡当时正卧病在环州，檄文到达，他立即率领部下甲士昼夜施工。城建成时，种世衡去世。种世衡善于安抚士卒，获得他们的效死之力，在边境数年，积蓄粮草、流通货物，所到之处不麻烦官府增兵增粮。等到他去世，青涧和环州的百姓都画像祭祀他。当时蒋偕又修筑堡垒尚未完成，却被敏珠、宻藏设伏袭击，蒋偕从小路逃回渭州，在庭院下请罪求死。经略使王素宽恕了他的罪过，让他完成工程以赎罪。蒋偕最终完成了工程，并将他们的首领斩首示众。

种世衡在环州时，属羌中有个叫牛努额的，向来强悍，不曾出来拜见州官，听说种世衡到来，便到郊外迎接。种世衡与他约定，第二天将到他帐中慰劳部落。当晚雪深三尺，左右说：“牛努额凶险狡诈不可信，而且道路险峻不可通行。”种世衡说：“我正要用诚信结交各族胡人，能失约吗？”于是冒雪前往。到达后，牛努额还在睡觉，种世衡踢醒他，牛努额大惊说：“我世代居住在这山里，汉族官员没有敢来的，您完全不怀疑我吗？”率领部落的人罗列跪拜，都感激信服。

种世衡又教当地人练习射箭，以辅助官军。官吏百姓有谋划某事、推辞某事的，一定让他们射箭，根据射中与否来决定取舍。因过失获罪的人，也用这种方式获得赎罪。官吏、农民、工匠、商人无不乐于射箭。因此沿边各城，唯独环州不要求增兵，不麻烦增加粮饷，而军威自然振奋。西夏人听说属羌不可诱骗，当地人都善于射箭，便不再把环州放在心上。

《九朝编年备要》卷十二

<史部,编年类,《九朝编年备要》>

钦定四库全书

《九朝编年备要》卷十三 宋陈均撰

仁宗皇帝【起乙酉庆历五年，止戊子庆历八年】

乙酉庆历五年春正月，孙甫被罢免。

任邓州知州时，蔡襄也因父母年老出任福州知州。杜衍说：“谏官无故外调终究不是好事。”并且请求恢复原职，皇上批准了。杜衍退朝后写下圣上的话语，参知政事陈执中说：“我起初没听说杜衍害怕。”于是烧掉了它。议论的人认为杜衍应当等到第二天详细上奏，不应当立刻烧掉那封信。

重新设置言事御史。

任命梅挚、李京担任此职。唐代制度，御史不专门负责言事，所以天禧初年，才开始设置言事御史六员。其后很久不再任命，至此因谏官员额不足，重新任命。

杜衍被罢免。

出任兖州知州，范仲淹任邠州知州，富弼任郓州知州。起初，范仲淹、富弼出任宣抚使，攻击他们的人越来越多。二人在朝中所施行的措施，也稍受阻碍。只有杜衍在皇帝左右支持他们，皇帝颇受迷惑。范仲淹也自己请求罢免政事，皇帝想听从他的请求。章得象说：“范仲淹向来有虚名，现在一请求就罢免，天下人会认为陛下轻易贬退贤臣，不如暂且下诏不允。如果范仲淹随即上表谢恩，那就是挟诈要挟君主，才可以罢免他。”皇帝听从了。范仲淹果然奉表谢恩，皇帝更加相信章得象的话。于是富弼出使回来，到达近畿，右正言钱明逸迎合章得象的意图，说富弼更张纲纪，纷扰国家法度，凡是所推荐的，多挟带朋党。又说范仲淹受命宣抚，听说诏书警戒朋党，心中恐惧，仍然请求罢免政事，任邠州知州，是想巩固自己的职位。陈执中趁机诬陷杜衍庇护二人，所以一并贬黜他们。学士承旨丁度起草制书，指责他们结为朋党，杜衍任宰相仅一百二十天，都被罢免。

任命贾昌朝为平章事，兼枢密使；任命王贻永为枢密使。

任命宋庠为参知政事，吴育、庞籍为枢密副使。皇帝问章得象：“谁可以替代范仲淹？”章得象推荐宋祁，而他的哥哥宋庠曾执政，皇帝素来属意于他。于是任用宋庠。不久吴育上言说：“如今边境事务刚刚安定，朝廷采取休养生息的策略，还不足以依赖它来求得安宁。议论的人一定说夷狄互相攻伐，是中国之利。我认为不是这样。两国连年用兵，士兵战马更加熟练，一国侥幸获胜，则气焰骄横而势力猖獗，另起贪求，必然导致生事。正当日夜勤勉，以前事为戒，以后事为念，告诫两府，讲求长久备边的策略。”夷狄听到这些，可以在祸患未萌发时消除它。庞籍上言：“陕西用兵，公私困乏，请求合并裁减官员，撤退靠近边塞的军队，在内地屯驻，以节省边防费用。”

二月派遣内侍裁汰各路军队。

京东东路、京西路、淮南、两浙、荆湖、福建路的各州，宣毅军超过三百人的，不得再招募。

废除京朝官保任叙迁法。

听从御史刘元瑜的请求。起初，考核升迁的法令，从朝官到郎中、少卿、监，必须有望官五人担保，才能升迁。刘元瑜认为这正好助长奔走竞争，不是用来培养士人廉洁羞耻之心的方法，所以废除它。

康定初年，刘元瑜曾说：“范仲淹因无罪被贬，既然恢复天章阁待制，应当在皇帝左右。”尹洙、余靖、欧阳修都因朋党被斥逐，这是小人厌恶正直、丑化公正。等到

译范仲淹处境危急，元瑜便迎合得象、陈执中的心意来排挤他。元瑜又说：“先前任命夏竦为枢密使，几位谏官搜罗他过去的过错，将他召到京城后罢免了他的职务。”从此，元瑜把进退大臣当作自己的责任，把揭发别人的隐私当作忠诚正直。官员考核保举的制度，实际上是范仲淹所建立的。范仲淹既已被贬斥，所以元瑜急忙上奏请求废除这一制度。

译废除防止越级补官的年限规定，是采纳了余靖的请求。对于防止越级补选的选人，酌情考核后授予官职。庆历三年的相关条令，不再执行。

三月，赏赐孝子李访粮食和布帛。李访父母去世后，他在墓旁搭建庐舍守孝。有老虎伤害旁人，却不靠近李访的庐舍。又有数百只白鸟飞集在墓上。皇帝下诏赏赐李访粮食十石，布帛十匹。并命令州县经常慰问他。

韩琦被罢免。韩琦从枢密副使出任扬州知州时，董士廉上书议论水洛城的事情，辅政大臣大多支持他，韩琦心中不安，请求外放，所以有了这道任命。不久，欧阳修从河北上疏说：“如今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相继被罢免，天下人都知道他们是可堪重用的人才，却没听说他们有可被罢免的罪过。自古以来小人陷害好人，见识短浅，想要广泛排斥良善之人，就指责他们结为朋党；想要动摇大臣的地位，就诬陷他们专权。大概是因为罢免一个好人，而其他好人还在，这对小人来说并非有利；想要全部罢免他们，但好人很少有过错，难以一一寻找瑕疵，只有指责他们结为朋党，才能全部驱逐。至于自古以来大臣受到君主知遇而蒙受信任，就很难用其他事情动摇他们，只有专权是君主所厌恶的，才可以借此倾覆他们。正直之士在朝廷，众邪之所忌惮；谋臣不被任用，是敌国的福气。如今这四人一旦罢免，使得众邪在内互相庆贺，四夷在外互相庆贺，臣因此为陛下感到惋惜。”从此，主张党论的人更加忌惮他们。

恢复科举旧制。知制诰杨察说先前更改的法令不便，认为诗赋的声律病犯容易考核，论策空泛难以知晓，请求恢复使用诗赋墨义如同旧制，皇帝听从了。八年夏天，下诏说科举考试的旧条例都是先朝所定，应当一概不要更改，这是听从礼部的请求。四年，宋祁所定的新制没有实行。

废除纳粮补官的制度。夏四月丁亥初一，发生日食。天色昏暗看不见太阳，近臣称贺。御史李京上奏说：“陛下因为上天的警戒，恐惧修省，所以日食应当发生时却被阴云遮蔽。然而臣还有话要说：自从宝元初年，定襄发生地震，到现在十年不止，难道不是边境有窥伺中原的意图吗？时节已是孟夏，却打雷不发声，难道不是政令不取信于人吗？臣希望陛下更加防备边境，谨慎发布命令，以在灾祸未形成时消除它。另外，尚美人被弃置在外馆多年，近来又被召入宫中。苗继宗凭借平庸之才担任府界提点刑狱，也应当割舍对帷簿之内的宠爱，谨慎名位器物的分配，以辅助修养德行。”

章得象被罢免。章得象在中书省任职八年，畏惧远离名声权势，宗族亲戚一概压制不提拔，但也无所建树。到了这时，有臣子进言，章得象也屡次请求离职，出任陈州知州。

任命陈执中为平章事，五月，罢免转运判官。以上封事的人，大多说陈执中争强好胜、苛刻严厉的缘故。任期未满的，允许任职到期满。

秋九月，设置南京留守司御史台。

广州、荆南府、岳州发生地震。冬十月，将章献明肃皇后和章懿皇后的神位附祭于太庙。

章惠皇后仍在奉慈庙单独受祭如故。去年冬天，判太常寺吕公绰上言说：“《诗经》称庄姜、宣姜都以谥号跟随丈夫。自汉代以来，皇后的谥号大多冠以帝号，否则就参用同一个字。先帝在位时，特别给两位皇后上谥号为庄怀、庄穆。等到给真宗章圣皇帝上谥号时，就应当追正她们的谥号。”下诏给真宗五位皇后上谥号为：“章怀”、“章穆”、“章献明肃”、“章懿”、“章惠”。

大赦天下。起初议论的人请求施恩，百官暂且给予优厚赏赐，军政大臣吴育说：“没有事情却开启侥幸之门，谁替陛下提出这个请求？治他的罪。”不久，皇帝对辅政大臣说：“外人怨恨执政大臣，应当防止喧哗。”吴育说：“这一定是建议的人想要动摇圣上的听闻，希望不要担忧。臣既然以身许国，怕什么呢？”皇帝曾经派遣中使察视山东的盗贼，回来报告说：“盗贼不值得忧虑，但有人说兖州的杜衍、郓州的富弼，山东尤其尊重爱护他们，这才是可忧的。”皇帝想要将这两人调任到淮南，吴育说：“盗贼确实不值得忧虑，然而小人趁势倾覆大臣，不是国家的福气。”议论于是搁置。

转运使不再兼任按察使。当时执政大臣阻挠改变范仲淹、富弼所推行的事务，所以趁着大赦，认为他们的做法烦扰无益于事体，予以罢免。七年夏天，下诏说：“先前京东转运使薛绅，任用吏部孔宗旦等四人，作为耳目，搜集郡县的细微过错，以滋生刑狱，当时号称‘四瞪’。先前江东转运使杨纮，判官王绰，提点刑狱王鼎，都崇尚苛刻明察，当时号称‘三虎’。这难道符合朕忠厚爱人的心意吗？”除了杨纮先前已降职为衡州知州，薛绅等人全部降职贬黜，从今以后不得再任用为监司。这三个人都是范仲淹等人所选拔任用的。杨纮是杨亿的弟弟，起初江东发生饥荒，杨纮打开义仓来赈济，对郡吏说：“国家设立义仓本来是为了防备荒年，现在必须等到荒年才打开，人将要饿死了。”然而他驾驭下属严厉，常说违法的人不可宽贷，如果在某一郡县肆意贪婪残暴，害了千万家良民，不如除掉他，只是不利于一家罢了。听到的人望风离去，有的到了任期也不敢上任。王绰先前担任刑部详覆官，有个叫廖均的人挟持当权者的权势洗脱罪责，中书省沿袭旧例送交刑部，官员属吏没有敢违背的，王绰独自认为敕令一定而旧例有出入，如今废除敕令使用旧例，不是主管官员所敢听闻的。执政大臣虽然深深厌恶他，但最终不能使他屈服。选拔他通判雄州，修筑城池

译（城墙）长久毁坏，守将担心违背与契丹签订的誓书，李绰坚持修筑，工程既已开工，契丹果然前来责问，李绰用之前的理由答复，并拖延使者，等到使者返回时工程已经结束，北方人也再不敢追问。杜衍、富弼特别称赞他的才能。后来傅惟防担任江东转运使，皇上告诫他不要效仿“三虎”的所作所为。

译畋猎杨村

自从真宗皇帝东封泰山以来，朝廷不再举行校猎。在此之前，直集贤院李东之进言：“讲习武备不可废弃。”于是皇帝下诏讨论详定其制度。到了这时，在杨村进行狩猎，将所获猎物快马加鞭进献到太庙。

初次向夏国颁行历法，宰相免除兼任枢密使。

这是听从了贾昌朝、陈执中的请求，皇帝下诏枢密院：凡是各郡国的机要事务，依旧与宰相共同商议。不久，枢密院又请求从今以后，对于管军臣僚的任免、极边地区长官以下、钤辖以上官员的进退，都与宰相共同商议。皇帝听从了。

十一月宴请宗室

在崇政殿、迩英阁讲解《诗经·角弓》篇，皇上说：“周幽王不亲近九族，以至于亡国。”杨安国回答说：“冬至这一天，陛下亲自宴请宗室，人人加以抚慰，难道不是广布骨肉之间的恩爱吗？”皇上又说：“《尚书》记载‘九族和睦，协调百姓’，这是帝尧盛德的体现，我非常仰慕。”

下诏查访石介的死活

知郓州富弼、知青州张存一并罢免安抚使，邠州范仲淹罢免四路安抚使改任知邓州，以边境事务安宁、盗贼衰止为借口，实际上是因为有人进谗言说石介谋反，富弼将率领一路兵马响应他，范仲淹先前也借口生病请求解除边境职务，所以罢免他们。当时有滁州狂人孔直温谋反被杀，搜查他家得到石介的书信。当时石介已经死了，宣徽南院使夏竦对石介怨恨极深，说石介诈死，是富弼派遣石介约定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马作为内应，于是请求发掘石介的棺材来验尸。皇帝下诏到京东地区查访石介的死活。杜衍在兖州，召集官员属下来验证石介之事，告诉他们，众人不敢回答。掌书记龚鼎臣说：“石介平生正直诚信，我愿意以全族担保他必定已死。”杜衍惊恐地掏出怀中奏稿给他们看，说：“老夫已经担保石介了，你年轻见到正义必定去做，哪里可以限量呢？”提点刑狱吕居简也说：“如果发掘棺材是空的而石介果然向北逃跑，即使诛杀他的妻儿也不足以显出酷烈；如果不是这样，国家无故剖开人的坟墓，拿什么昭示后世呢？况且石介死了，必定有亲族门生会葬以及棺敛之人，如果召来询问没有异说，就让他们立下军令状担保，也足以应付诏命了。”于是数百人联合立状担保石介已死。吕居简是吕夷简的弟弟。当时又得到孔直温遗留的讲学先生孙复的诗，孙复也因此获罪贬为防州监税，而石介的子弟被监管在其他州，很久之后才得以返回。

国朝会要编成

由王洙编修，从建隆年间到庆历四年，共一百五十卷。这一年书编成。

丙戌，庆历六年春二月，青州发生地震。三月辛巳初一，发生日食。登州发生地震。

岠嵎山崩塌，从此地震不停。每次地震都有如雷的声音。

亲自考试举人

赐予贾黯以下及诸科八百余人及第出身，等级不同。起初，刘敞考中第一，学士王尧臣担任编排官，因为亲属嫌疑自行回避，于是将刘敞降为第三。

夏五月，京城下冰雹并发生地震。减免邛州盐税。

一百万缗钱，增加梓州、利州、夔州四路的盐税，这是官府所依赖的供给。然而井盐水源有时涌出，有时微弱，而征收的税额依旧。负责此事的人大多以增税为能事，朝廷深切爱护百姓，多次减免。直到下达赦书，也每每提及此事。

裁减陕西边防军

派遣户部副使夏安期前往陕西购买马匹并商议削减边防费用。夏安期上奏裁减吏员，以及裁汰边防军中不能服役的五万人。这年秋天，三司使王拱辰上言：“太祖时军队二十万，太宗时十八万，章圣时四十万如今竟然翻倍。军队在于精干不在于众多，冗员坐吃闲饭，不是好计策。”三司虽然总管大计，但事务实际在外，请求各道帅臣都承担其责任。于是任命判大名府夏竦知并州，郑戬知永兴军，程琳兼任本路计置粮草。

六月有流星从营室星南边出现

大如酒杯，光芒照亮地面，隐约听到声音。占卜说：“主兵灾。”皇上对辅臣说：“上天谴责告诫，人主思虑恐惧而修德，也如同人主知道臣下的过错，先示以戒饬，使得他们能够自新而不陷于罪过。”贾昌朝等人再次拜谢。

下诏贡举每年考试制科

仍然必须由大臣论荐，不得自我举荐。起初，参政吴育担任学士时，推荐唐询为御史。等到贾昌朝执政，与唐询也有亲属嫌疑，吴育多次对贾昌朝说唐询按旧例应当罢免御史。贾昌朝想留用唐询不得，便让他知庐州。凡是外调的官员，都允许朝辞，唯独唐询不这样。等到唐询入见中丞张方平，张方平便上奏留用唐询，吴育争辩不能成功。唐询因此怨恨吴育，而依附贾昌朝。贾昌朝向来不喜欢吴育，而唐询迎合他的意图。当时皇上多次称赞近年制科得到人才，认为吴育贤能。唐询说：“自古灾异出现就选拔贤良，现在六科都不采用公卿荐引，而特别看进士的期限。凡是应考此科的人，至自称曰贤良、曰茂异。我认为习染浇薄浮华，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可以全部罢免。”唐询意在排挤吴育，不在于制科。皇上削去他的名字交给中书，吴育上奏说：“汉代选拔贤良，从晁错开始，晁错不是因灾异被举荐。”皇上认为吴育的话有理，因此不废除制科。皇上于是告知辅臣说：“他上言请求从内批施行，现在才知道是欺罔。”吴育说：“人臣言论涉及机密，想要将功德归于君主，或者入告谋略，成就国家之美，这类可以削去名字交给外面。制科是天下公选废置，岂能暗中阻挠？想要从皇上那里施行，希望公布姓名弹劾他，以明国法。”吴育弟媳是故驸马都尉李遵勗的妹妹，有六个儿子而寡居，唐询又上奏吴育弟媳久寡，不让她改嫁，想以此依附李氏自我进身。而唐询最终

译因此朝廷罢免了御史。秋季七月，任命李璋为西上阁门副使。

译皇上对宰臣说：“前日任命李用和的儿子李璋为阁门副使，这次李珣又请求担任通事舍人，我已经告诫他说：‘朝廷的爵位俸禄是与天下人共享的，如果外戚之家兄弟接连补官升迁，假如我依从他们的意愿，那又该如何对待那些有功勋的老臣呢？’”天圣年间，驸马都尉柴宗庆请求担任使相，王曾说：“将相的职位，岂能容许私下请托，于是告诫柴宗庆不要侥幸谋求。”

八月，制定制科和武举的法规。

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太常博士钱彦远考中第四等，提拔为祠部员外郎，担任润州知州。钱彦远是钱易的儿子，钱明逸的哥哥。宋朝建立以来，父子兄弟都考中制科的，只有钱氏一家。武举共录取四十多人，后来大理寺丞冯维师上奏，武举应以防护能力作为去留标准，以弓马技艺作为高低评判。

伊水、洛水泛滥。

当时登州地震不止，又有三千棵巨大的树木漂浮出海。皇上对辅臣说：“山东连年地震，又有巨木漂浮出海，应当防备未然的变故。请下达命令给登州，严格整顿武备。”当时伊水、洛水又暴涨，冲毁百姓房屋；浙江堤防溃决，海水涌入台州。于是御史梅挚引用《洪范》上奏灾异警戒说：“君王反省一年的政事，是说君王统领群吏如同统领四季，如果有不顺就反省自己的职责。如今春天发生日食，夏天发生地震，秋天发生水灾，一年之内灾异涉及三个季节。这是上天因为陛下反省职责不够而发出的告诫。陛下应当自责修身修德，以挽回上天的眷顾，使阴气不能胜过阳气，那么灾异就会衰少了。”

冬十一月，下诏捕剿湖南蛮寇。

起初，蛮族首领唐和侵犯桂阳监，湖南地区骚动，军队不得安宁。皇上曾任命户部判官崔峄为体量安抚使，前往商议招抚捕剿。过了两天，接着桂阳监知州朱守信上奏说：“唐和为盗长久未能平定的原因，是朝廷不允许彻底讨伐的缘故。”现在衡州监酒黄士元愿意率领敢战之士两千，引导当地土兵两百人去捕剿他们。敌人势穷就会归附，下诏采纳他的建议。于是大规模发兵讨伐，众人果然恐惧，逃入郴州，经由山路转而侵犯英州、韶州。下诏督促捕剿。到了第二年五月，唐和到广南转运司请求投降。下诏命湖南钤辖杨畋前往共同告谕他。杨畋约定贼人出山接受田地成为百姓，而转运使想授予他们官职，让他们交纳人质后返回。杨畋说：“贼人劫掠攻击湖广地区七年，所杀人数不可胜计。现在让他们带着充足的资财占据山洞，其势力不久必定再次作乱。”贼人果然再次出动，杨畋立即率领军队奔赴岭外，经历春夏共十五次战斗，贼人才溃败。

废除河北榷盐。

这是采纳三司使张方平的建议。河北沧州、滨州的盐税九千多石，用来供给一路。自开宝年间以来，听任商人贸易，官府征收其税，每年收入十五万缗钱。在此之前，三司使王拱辰建议，全部实行两州盐的专卖以独占其利，而议论者认为不可，并且说商人贩盐与所经过的州县勾结为弊，所征收的税十不占一二。请求敕令州县按十分之一征税，听任商人到州县贩卖并缴纳税钱，每年可得到七十多万缗钱。三司上奏采纳他的建议，皇上说：“让百姓突然吃贵盐，难道是我的本意吗！”于是三司重新制定专卖法，但仍未平息。张方平见到皇上问：“河北再次实行盐专卖是为什么？”皇上说：“刚开始立法，不是再次实行。”张方平说：“周世宗实行河北盐专卖，违犯者立即处死。世宗北伐，父老拦路哭泣诉说，愿意将盐税均摊到两税中而解除禁令，现在的两税盐钱就是如此，难道不是再次实行专卖吗？”皇上说：“你告诉宰相，立即废除它。”张方平说：“法令虽然尚未下达，百姓已经知道了，应当直接用手诏废除它，不能由有关部门发出。”皇上非常高兴，命令张方平撰写手诏下达。河朔父老相继在澶州拜迎，举行佛老法会七天以报答皇上的恩德，并且在北京刻写诏书，父老经过下面必定叩首致敬。嘉祐三年冬，下诏免除河北各州坊郭客户干食盐钱。

畋猎韩村。

这次狩猎，卫士来不及整理就回来了。等到夜里，有野鸡死在殿中。到了第二年三月，下诏将要再次出猎，劝谏的人很多。御史何剡的话尤其恳切。直到编修官王畴，也陈述十件事来劝谏，于是下诏停止狩猎。在此之前，学士宋祁提举诸司库务，推荐王畴干练能当公事。当时有宦官一同提举，王畴在中书省推辞说：“翰林院的前辈，我不应该这样做。然而以朝臣的身份被宦官指使，我确实感到羞耻。”

丁亥，庆历七年春，正月，杜衍退休。

杜衍当时任兖州知州，年纪刚七十岁，在元旦上表，愿意归还印信绶带，以太子少师的身份退休。议论者说，前宰相一上奏章就获得批准，以三少之职退休，都不符合旧例。大概是宰相贾昌朝一向不喜欢杜衍，而压制他。

三月大旱，下诏宽恤。

下诏寻求宽恤民力的事情，听任官吏通过驿站上报。将副本呈报给转运司，利害关系明确的可以专门执行。

寻求直言。

允许内外臣僚指陈当世切务实策，封条上奏。诏书大意说：“我认为灾异的到来，回应不会凭空发生。大概是因为我不聪敏不明达，从而触怒上帝。与其降下疾病给百姓，不如将灾祸转移给我。”起初命令学士起草诏书，皇上认为未能完全表达罪己的意思，重新改为这道诏书。皇上在太乙宫祈祷降雨，当时烈日炎炎，皇上却撤去车盖不乘坐。等到回来时大雨倾盆。

贾昌朝罢免，任命夏竦为枢密使。

起初

译参知政事吴育遇事敢于直言，多次与宰相贾昌朝发生争议，连上前目睹的人都吓得变了脸色。吴育于是请求说：“臣所请求的是履行职责，只是力量不足，希望罢免我的职务。”庆历六年八月，朝廷命令吴育与枢密使丁度互换职务。贾昌朝与吴育仍然多次争论不止，议论的人大多认为贾昌朝理亏。当时正逢久旱无雨，贾昌朝便引用汉代因灾异而罢免三公的旧例，请求罢免自己的职务。而御史中丞高若讷也为此进言，所以贾昌朝被外放担任大名府知府。吴育改任给事中，范仲淹被命令担任梓州知州。朝廷召用夏竦和韩琦，起初召夏竦为宰相，韩琦为枢密副使。谏官和御史进言说，大臣和睦则政事才能兴起，夏竦与陈执中向来政见不合，不能让他们共事。过了三天，于是更改任命诏书，让韩琦任参知政事，高若讷任枢密副使。夏竦起初以节度使身份担任大名府知府，诏书规定以原官职充任使职。按照旧例，文臣从节度使升任枢密使的，必须交还节度使印信恢复原官，唯独夏竦不这样。贾昌朝离职后，陈执中等人又因旱灾请求罢免，于是各自降官一级，但继续辅佐朝政。范仲淹、丁度担任枢密副使时，曾言及周世宗招募骁勇健壮的士兵，有早晨还是群盗，晚上就充当宿卫的情况。宋太祖检阅猛士，充实骑兵部队，请求挑选河北、河东、陕西就地取粮的马军，以补充禁军的空缺，因此编写了《庆历兵录》五卷呈献上去。

译夏六月，设立北京留守司。秋八月，赏赐隐士孔某粮食和布帛。孔某是孔子第四十六代孙，隐居在汝州龙兴县的龙山，性格孤高纯洁，喜欢读书，有田地数百亩，缴纳赋税。他曾经作为乡里的表率，遇到荒年，就分出剩余的粮食周济不足的人，从不计较自己有无。听到别人的善行，就像出自自己一样高兴，一举一动必定遵循礼法。他居住地周围百里之内，人人都爱慕他。看见官员在路上，就整理衣襟避让。安葬父母时，在墓旁结庐守孝三年，睡在破棺中，每天只吃一溢米，墙壁间长出几十株紫芝。州府因他践行道义而闻名，所以有这次赏赐。

设立天章阁直学士。

职位在龙图阁直学士之下。

河北分为四路。九月建造广亲宅。

广秦王居住，因此下此命令。

冬十月，孟州、许州发生地震。十一月戊戌日，举行郊祀。贝州士兵王则造反。

王则是宣毅军士兵，起初用妖术迷惑众人，与德州、齐州等地的妖党约定，在正月初一切断澶州的浮桥，扰乱河北。恰逢他的同党怀揣刀刃带着书信拜见北京留守贾昌朝，被捕，所以提前起事。抓获知州张得一，将他囚禁。通判董元亨呵斥贼人，遇害。王则僭称东平王，建国号为安阳，改年号为德圣。旗帜号令，都假借佛教名义。起初，北京指使马遂听说王则叛乱，到贾昌朝处请求攻打贼人。贾昌朝于是派他拿着榜文进城招降，没有回应。马遂掐住王则的喉咙，攻击他，被贼人所害。马遂是开封人，后来追赠官职，录用他的五个儿子。张得一因投降贼人，被处死示众。赵学究的女儿容貌出众，贼人派人劫持她，想娶她为妻。女子日夜哭骂，求死。贼人派人看守她。女子知道无法逃脱，就欺骗说：“一定要娶我，应该按礼节聘娶。”贼人相信了，让她回家准备礼节来迎娶。女子哭着与家人诀别，到了贼营就在轿中自缢身亡。

戊子日，庆历八年春正月，文彦博宣抚河北。闰正月，讨伐王则，平定叛乱。

王则尚未平定，皇上为此担忧，文彦博请求前往，于是任命他。起初，任命明镐宣抚，夏竦厌恶明镐的奏报，多在中间阻挠，唯恐他成功。到这时，文彦博请求根据实际情况行事，皇上允许。文彦博挑选壮士，通过地道进入城中，攻打贼人，抓获王则送往京城，在街市上肢解。王则叛乱共六十五天，失败。后来将贝州改为恩州。王则叛乱时，田京担任提点刑狱，从城上缒绳下到南关，进入骁捷营，安抚士兵，保州振武兵焚烧民居，想响应贼人，田京抓捕斩杀他们，才安定下来。因此，在外地的二十六指挥营兵，都慑服不叛。州城南关居民众多，与城中相等，得以不被贼人防范，田京有力。田京督促士兵攻城很用力，贼人将田京的妻子儿女绑在城上，逼迫他喊话：“不要急于攻城，城中将要屠杀我们了！”田京呵斥各军加紧进攻，射箭仰射，杀死他的家人四人。贼人知道田京无所顾忌，于是牵走他的妻子儿女。到这时，因未能预先察觉贼人，降职监管永州税收，御史说田京失察贼人，罪过较轻而忘记家庭为国家，在道义上为重，不应贬官，于是调任通判兖州，不久改任知江阴军。

任命文彦博为平章事，禁卫叛卒伏诛。

这天晚上，从政殿亲从卒颜秀等四人谋划作乱，翻墙进入禁中，焚烧宫帘，砍伤内侍手臂，都被宿卫兵诛杀，最终不知他们的始谋。统领皇城司杨景宗等五人都被定罪流放，只有杨怀敏降职，统领内都知职务如故。进言的人认为枢密使夏竦勾结杨怀敏，偏袒他。

三月诏令近臣议论时政。

甲寅日，皇上驾临龙图阁、天章阁，赐给辅臣手诏，大略说：“近来西部边境防御戒备，天下骚动，常规赋税增加，经费不足。加上太平日久，仕进途径多，人员超过职位，政事泛滥，官员多而空缺少。又地方官很少听到政绩最优的奏报，将帅难以称职。西北多事，真假难测。献奇谈怪论空话的人多，陈述长久实效的人少。想解决这些事务，不知从何下手，全部为朕除去。”又诏令翰林学士、三司使、知开封府、御史中说：“想听到朕自身的缺失，左右朋党奸邪，中外险诈，州郡暴虐，法令不便民的，以及朝廷机密事务，全部陈述。”都给予笔纸，令当场回答。当时宰相陈执中不学无术，夏竦为皇上谋划让大臣当面陈述，夏竦的意思实际是想困住陈执中。于是陈执中坚决推辞，而参知政事宋庠说：“两汉应对询问，本来是为了延请岩穴草野之士，现在位居政府，却把自己比作诸生，不是尊崇朝廷的做法。”请求到中书省合议条奏，于是允许两府回去后上奏。议论的人认为宋庠懂得大体。这天，翰林学士张方平退朝后，恰逢锁院起草诏书，张方平

就条陈所问，半夜与诏书一起上奏说：“康定、庆历年间，朝廷商议招募民兵，提升厢军充任禁军。臣当时任谏官，屡次上章疏，极力陈述其害。直到今天，事势如此。臣昨天在三司统计天下财用出入的账籍，以及建隆以来的兵数，请求朝廷迅速图谋商议。大概太祖蓄兵不超过十五万人，太宗朝不过四十万人，真宗备御西北，兵籍颇增。祥符以后，除去招募排斥疲老以减冗食，直到宝元，共四十年，天下可谓久安。先前因为西夏违抗命令，宰相不是合适的人，担心危害

译不深入，事情就失去了先机，于是导致大乱。陕西、河北、京东、京西，增置保捷军一百八十五指挥，武卫军七十四指挥，宣毅军一百六十四指挥，又在江湖、淮浙、福建各路，增添宣毅军一百二十四指挥，总共内外增置禁军约四十二万余人，连同三朝旧兵，将近八九十万人。那些乡军、义勇、州郡厢军以及各军的小分、半分、剩员等，不在这个数目之内。军人日益增多，农民日益减少，三边税赋供养不足，招募商人运送粮草，就在京城偿还钱帛，抬高则例价格，通常是三倍。对外则搜刮各道的物资，对内则侵用内库的财物，重赏聚敛之人，低价设立卖官的命令，只求迎合眼前的急务，不为长久考虑。这些冗兵，不仅困竭天下的财用，而且将成为天下的祸端。如果不早作打算，以后就来不及了。大约四千余员，现在六千五百余员。臣查核学士院两省以上官员，景祐年间四十余员，现在六十余员。臣担任御史中丞，将本防班簿进行核算，景祐年间京朝官不及二千八百员。臣主管流内铨，选取责成在铨选的人，最终不知确切数目，大约三个人守一个空缺，粗略估计万余人。十年之间所增加的官员数量如此，如果再过五七年，那将怎么办？每年入仕的途径，侥幸攀附日益滋生，新例不可胜数。澄清源头、培植根本，在于陛下的命令罢了。请求命令中书、枢密院各自列出逐年各类入仕的名目及人数，选取其中侥幸弊滥尤其严重的，逐类另立科条，稍加裁减。”又说：“先朝以前，即使是将相大臣家的子孙，还有很多白衣未仕的人。现在自从少监以上，就每年任命一人，不也太过分了吗？祖宗之时，文武官不设立磨勘年限，不规定升迁次序，有才能名实的人，有时从下位就被超擢；无才能名实的人，有守着一个官职十余年不调动的，担任监当、知县或通判、知州，有的甚至数任不得升迁。所以当时人们都自我勉励，如果没有劳绩，知道不能晋升。自祥符之后，朝廷的议论更加遵循宽大，所以规定从监当入知县、知县入通判、通判处知州，都以两任为限，又守及三年，就例行得到磨勘。先朝实行这一制度，人们开始知道恩德，未见有弊端。到现在岁月久远，习以为常，都认为本分应该得到，无论贤与不贤，都不知道什么值得劝勉。希望陛下稍微改革这一制度，那些应当磨勘叙迁的人，必须有劳绩可褒奖，或者朝廷特敕选择官员保任的，就给予转迁；如果没有劳绩，又不因保任的，再增加年限考核。那保任的方法，不应当一律，必须选择清望有才识的人，就命令他们举荐。这样，就是委托执政臣举荐清望官，委托清望官举荐亲民官，官职有空缺，随员数命令举荐，又足以显示圣恩急求人才、爱护百姓的意思了。至于将帅之人，尤其在于驾驭得法，仍然应当长久任职。祖宗任用李汉超、郭进、贺惟忠、李谦渑、姚内斌、董遵诲、侯赟、杨家将等，远的二十年，近的也有八九年，赋予他们事权，忽略细故，不被谗言离间，轻易不调动他们，只责求他们的成效罢了，又不给予高官，常让他们志向有所未满，不怠于为善。现在却不是这样，武臣指着边郡称为边任，借作为发迹之地，历任边任的人曾无寸劳薄效，不几年径直升到横行刺史、防御团、廉察，能修饰厨传、熟于人事的，就认为是人才，而又移换改易，地形山川来不及了解，军员士伍来不及认识，吏民土俗来不及熟悉，又离开了。希望陛下鉴察祖宗故事，重爵赏以等待功劳，责久任以观察能效，这也是驾驭将帅的一节。臣愚钝不达治道，根据诏问所及，谨以近事上对。那诏问所不及的，也不敢僭越轻易陈述。皇上阅览奏章惊异，第二天早晨又赐手札询问诏问所不及的。方平当天又上对说：现在圣心，昨天因为保州、恩州的变故无常，是以河北为意吗？自唐天宝之后，河北兵素以骄悍自处，又北面连接戎狄，朝廷每多姑息，实在难以处置，想要选择军校以严整他们，则他们的迁补都不在本营，不像在京及诸道可以转员移易。想要拣选上京，别补军分，则子弟姻亲蔓连根固，乐土重迁，不像在京及诸道可以选募转徙。想要升迁军分以利动他们，则衣粮素厚，难以再行增给。臣曾查核河朔厢禁军仅二十万人，禁军占五分之四，然而体问其中疲老不任征役的很多。如果朝廷密谕安抚部署及转运使、提点刑狱官，此后一切暂且停止招填，令依常例随时拣选放还，频繁作番次拣选，少作人数放停，使他们由此而不知，不得泄露。朝廷几年后，稍稍团并，据所缺指挥，发在京禁军到各州驻扎，使他们的势力足以与土兵相制，大概可以置于安定。现在圣心，因为昨天卫士震惊宫省，难道没有以亲卫为意吗？臣按《周官》虎贲士掌管守卫王宫，

译都是士人。赵国左师触詟将他的儿子托付给太后，希望填补黑衣卫士的空缺来保卫王宫，这是因为王宫的卫士兼用卿大夫的子弟。秦汉以来担任宿卫的士兵，不仅选拔材勇武之人，必定选取驯服诚实、健壮愿顺的人，因为他们接近尊贵者，不能不审慎。国家初年遵循周朝制度，设置诸班直作为爪牙之士，隶属于殿前司，又设置亲从官隶属于皇城司，其宿卫的法度，殿外则交替设置庐帐轮班防守，殿内则专门使用亲从，他们是最亲近的士兵。然而招募设置的法度与古代不同，都是懈怠防备而没有根基的人，无处容身的人才来应募，前者发生变故，最终生出意外。臣担心应当有办法来创立惩戒的措施。如果在诸班直中选拔那些年老资历深的，以及东西下班、殿侍中有门第家业的，还有各军中为国死难者的孤儿中稍有才能胜任兵役的，严格建立保举委任的法度，选拔一千人来充任殿内的卫士，仍然让他们隶属于皇城司，命令枢密院、殿前司制定选拔逮捕的格式、每年轮换的法度，任期届满就优厚升迁，愿意留下的让皇城司保举任用，确实是健壮愿顺、谨慎良善的就允许留下。至于考核功过的标准、训练的方法、居住的制度、发放给养的条例，就请由朝廷裁定商议。臣听说太祖训练整顿各军法制非常严格，军人不得穿黑色衣服，只允许穿粗布短衣，其制度衣长不得超过膝盖，哪有红色紫色的衣服？葱韭不得进入军营，哪知道鱼肉的味道？每次请领月粮时，军营在城西的就在城东支取，军营在城东的就在城西发放，不许雇车，必须让他们自己背负，用劳役来使他们听从命令、禁止违令，军士也足以自给，现在却不同了。臣曾经入朝，看见各军将领随从的士兵，一律穿着新紫罗衫，红罗袍肚，白绫裤，丝鞋带，青纱帽，拖着长长的绅带，鲜艳华丽耀眼，他们的服装稍微破旧，就已经在众人面前感到羞耻了。一顶青纱帽，市价一千钱，至于衫裤，大概一个士兵的服装，不止一万钱。现在的上四军，请领的给养比其他军队最为优厚，然而每月领取一千钱，只够买一顶帽子罢了。估计所戴的帽子，每年需要两顶，补染服装，必须鲜亮整洁，那么其他各项费用大概也与此相当。计算他们所受的俸禄，不够一个人的费用，如果有妻子儿女，怎能不挨饿受冻？妻子儿女既然不免挨饿受冻，小人的情态，怎能不归怨于上级？这就是军心容易动摇的原因。至于常规的特支条例，就对照料钱勘请朝廷，一次特支，在京城大约用去三十万贯钱，等到进入军人手中，何足为用？这是朝廷不胜其困，军中却毫无益处。导致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习惯于奢侈浪费的弊端。希望陛下在清闲之余，试着召见军帅，如此询问他们，就可以秘密命令他们条陈，用什么方法可以革除今日的奢靡，用什么道理可以恢复昔日的朴素。如果将帅能自我节约，以身作则率领他们，那么军人或许可以存活救济了。臣私下认为陛下登基至今，将近三十年，非常盛大的事迹，之所以能感动天地，深入人心，是因为陛下至仁至慈，厚待百姓，好生恶杀，急于深究故纵的罪过，宽纵赦免处罚，哀怜怜悯各类诉讼，只忧虑刑罚不当。近来因为贝贼挟持妖术作乱，朝廷又追劾李昙的案件，张存等人按例遭受重罚，州郡乘风揭发妖事，至于诵经供佛，符咒禁术，全都遭到逮捕拘系，蔓延到平民，难道没有奸人乘机制造疑似之事，或者挟带仇怨，互相攀引，在拷打之下，何求不得？臣看见判审刑院奏报按察七十多道，其中二十多道是妖事，虽然最近朝廷下达命令，严加制止，但恐怕官吏以李昙为鉴戒，不再使用平恕之心。臣听说赏罚就像风，人情就像草，风吹草上，草必然倒下，人情随着赏罚而改变。臣惋惜陛下三十年的盛大功德，毁于一旦，宝元之后，国家多事，边境骚乱，人事纷纭，灾异屡现，内外受任的官员，很少显出政绩，推究人事，形势可忧。圣心焦劳，敬畏谨慎，日复一日，直到如今安宁，全靠陛下至仁至慈的德行，所以能感动天地，深入人心。为何轻易使用刑狱，以危害天下，招致戾气，以加速民怨呢？凡是臣所陈述的，确实是当今紧要的事务，但都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罢了。至于天下大势，臣请为陛下陈述。臣观察古今治乱的变化，不在其他，只在于上下之势的离合而已。上下之势合，事无大不成；上下之势力，事无小不败。近年来，朝廷颇引轻浮险恶之人，布置在言路，违背正道谋求名誉，利口为贤，天下承风，靡然改变。又外人议论，辗转缘饰，沽名钓誉仿效，惟恐不及，败坏雅正风俗，遂成险薄。内则言事官，外按察官，多揭发人闺门暧昧，年岁深远，屡经赦宥之事。而且各色小人乃至吏胥童仆，观时得逞，敢于冒犯上级，创造词说，朝廷便行，济以爱憎，何事不为？所以自将相以下至于卿大夫士，惴惴不安，没有泰然自安的。一动一为，辄说恐怕招致人言，互相姑息，专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谤咎，哪有空闲展布心体，为国立事呢？臣私下详察圣意，难道希望人情风俗如此吗？只是因其由来渐

译罢了。从上到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如果上下之间的形势像这样隔绝阻碍，那么又有谁能与陛下同心同德，进行深谋远虑呢？既然没有同心同德的人，也没有深谋远虑的士人，那么天下的事务，怎么能够达到治理呢？希望陛下深切留意，务必在于沟通上下的情况。想要上下的情况融洽，在于审慎地听取和接受罢了。皇上阅览奏章后更加认为他与众不同，写下“文儒”二字赐给他，方平任龙图阁学士。宋祁说：“君主不果断，这就叫做招致祸乱。”《春秋》记载。

译霜降而不伤害豆类，是因为天威暂时废弛，所以不能杀死它们；小草尚且如此，君主若不决断，就不能制服臣下。又说与贤人谋划却由不肖之人决断，重视选拔大臣却轻视任用他们，不图谋大事却急于处理小事，这叫做三种祸患。其主旨在于加强君主的威势，辨别邪正，急于处理首要事务，都切中当时的弊端。知永兴军叶清臣听说皇帝下诏询问当时的急务，于是分条回答：“陛下想要平息争名逐利之风，这取决于中书省。如果宰相裁抑争名逐利之徒，那么风俗就会淳厚，人们知道知足；如果宰相任用奸佞小人，那么贪婪营求、冒进的人就会激起颓败的风气。过去有职在管理仓库的人，每天奔走于当时宰相的门庭，进去就搜集街谈巷议来作为耳目，出来就窃取朝廷的谋略议论来惊动同辈，一旦都被提拔担任职司以酬谢他们的效劳。近来人士竞相追随这种风气，出入权贵之家，当时有三尸五鬼的称号，于是授予馆职，或安置在省曹。况且台谏官是天子的耳目，现在却都成为宰相的爪牙。宰相所厌恶的人，就指出其细微的瑕疵，公开进行攻击；宰相所喜欢的人，就跟随唱和，为他引荐。中书省的政令不公平，赏罚不恰当，他们就闭口结舌，未曾敢说话。君主细微的过错，或者宫中的小事，他们就极力言说过当，以此作为揭发直谏，任职未满一年，升迁已经超越常规等级。宋禧担任御史，劝陛下在宫中养狗设荆棘作为守卫，削弱朝廷体制，却被提拔为谏官。王逵所到之处苛刻暴虐，只因为是宰相的故旧而不按常规越级提拔，这样是助长争名逐利之风。”其他所列的利害关系很多。癸亥日，皇帝亲临迎阳门，召见知制诰、待制、台谏官员，大致说：“我想听到朝政的得失，兵农的要务，边防的预备，将帅的能力与否，财赋的利害，钱法的对错，以及防微杜渐的措施。”

夏季四月，册封谅祚为夏国主。

夏主曩霄一共娶了七个妻子，第五个是伊呼氏裕勒且，是侄女，生了宁凌格。曩霄因为宁凌格相貌像自己，特别喜爱他，立为太子。后来裕勒且想要内附宋朝，事情败露，曩霄灭了她全家。伊呼氏申诉说：“我的兄弟无罪却被杀。”曩霄悔恨，寻访得到裕勒且的妻子摩藏氏，与她私通。摩藏氏怀孕后，就出家为尼。第七个是玛伊克氏，起初想纳为宁凌格的妻子，曩霄见她美丽，自己娶了她，号称新皇后。宁凌格愤恨而杀死曩霄，没死，割掉他的鼻子后离开，藏在黄芦罗滂家，被罗滂所杀。曩霄在这一年正月，因为鼻子伤口而死，遗命立他的堂弟图格。罗滂说：“夏国自有国家以来，父亲死后儿子继承，现在摩藏尼幸运地生了儿子，足以作为继承人，于是给摩藏尼伪称太后。”曩霄死后，谅祚出生。到这时，谅祚出生刚三个月，将领们不知道，议论的人说可以趁这个时候，都用节度使的名义任命将领，让他们各自统领所属部队，可以分散削弱他们的势力，希望断绝后患。判延州程琳说：“趁人之丧，不是用来显示给夷狄的，不如趁机安抚他们。”有人请求趁隙出兵，知庆州孙沔也说：“讨伐丧事不符合中国的体制。”皇上认为他们的话好，于是催促有关部门举行册封礼。然而议论的人颇惋惜失去了机会。谅祚的母亲摩藏氏，既与李守贵私通，又与巴克实齐都尔私通。不久，李守贵发怒，一并杀了他们。罗滂灭了李守贵全族，后来把女儿嫁给谅祚。谅祚更加长大而骄横，心里忌恨摩藏和罗滂专权，而且与罗滂儿子的妻子梁氏私通。梁氏密告罗滂将要叛乱，谅祚于是与左右起兵诛杀罗滂，灭了他全族，杀了妻子臧氏，因为梁氏忠于自己，于是娶她为妻。谅祚性情狂妄无常，有时经过酋豪大家，就私通他们的妇女，酋豪大多怨恨。接纳叛人景询，亲近并任用他，任命为枢密使。抛弃蕃礼，采用汉制。嘉祐六年，上书说仰慕中国的衣冠，下诏允许。秉常即位后，又请求采用蕃仪。

河北四路各设置安抚使。

由知大名府、真定府、瀛州、定州的人兼任。起初，明镐率领各州军队，平恩州只有定州军队邀功求赏，发出怨言，几乎要在城下闹事。等到韩琦知定州，韩琦一向听说这件事，认为定州军队不治理，将发生叛乱。到了之后，就用军法裁处他们，考察那些特别横行不可教化的，揪着头发斩首示众。士兵死在攻围中的，抚恤赏赐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孤儿让他们继承衣粮。恩威既已确立，就仿照古代兵法制作方圆锐三种阵型，指派偏将每日每月教习。因此定州军队精锐整齐，号称可用，冠绝河朔。京城派遣龙猛卒戍守保州，在路上偷取别人的衣服鞋子，或者吃完饭不给钱，直到定州就留下不遣返，说：“保州是极边之地，曾经有叛乱者，怎么可以混杂骄兵去戍守？”换用平时训练好的几百人前往，而留下的士兵不到一个月，也都遵守军法，不敢犯法。当年大饥荒，打开粮仓赈济，救活饥民数百万。三年秋天，诏书褒奖赞美，增加官阶再次任职。邻近城池旁路刺探他的政事作为法则，人们看待中山，隐然成为雄镇，声威震动北方。

五月设置观文殿学士。

去年秋天改文明殿学士为紫宸殿学士，议论的人说紫宸不能作为官称，于是改旧延恩殿为观文殿，仍然命令紫宸殿学士丁度兼任。

夏竦被罢免，以宋庠为枢密使。

庞籍参知政事，议论的人已经多次论说夏竦奸邪，恰逢京城同日无云而打雷五次，皇上正坐在便殿，急忙召翰林学士张方平到，对他说：“夏竦奸邪以

译导致天象变异如此严重，应赶快起草诏书将他贬出朝廷。”方平请求撰写驳斥的诏辞，皇上心意随即消解，说：“暂且以均衡劳逸为由，任命他吧。”皇祐三年秋天，赐予竦谥号“文献”，知制诰王洙应当起草诏书，却将诏目封还，说：“臣下不应当与禧祖拥有相同的谥号。”于是改谥号为“文正”。同知礼院司马光进言：“谥号中最美好的莫过于文正，竦是什么人竟能得到这个谥号？”判考功刘敞进言：“拟定谥号是主管部门的职责，竦奸诈邪恶而陛下却以‘正’字赐谥，不符合法度，而且侵犯了臣下的职权。”司马光再次上疏，于是皇帝下诏改谥号为“文庄”。

译六月，黄河在澶州决口。章得象去世，皇帝亲临吊唁。

太常寺认为对于退休官员没有亲临祭奠的礼仪，皇帝特意为他祭奠。

秋七月，停止铸造陕西铁钱。

前月刚下令陕西以大铜钱一枚当小铜钱三枚，小铁钱三枚当铜钱一枚；至此，连同河东的小铁钱也按陕西的标准使用。嘉祐元年，相当于陕西小铁钱流通的第四年，因为盗铸的人很多，下诏陕西的大铜钱和铁钱都当普通铜钱的两枚。

冬十月，美人张氏进封为贵妃。

起初，卫士发生变乱时，美人有护卫仪仗的功劳，夏竦倡议想要尊崇并特殊对待美人，同知谏院王贽于是说贼寇的根本起源于皇后宫阁前，请求追究这件事，希望动摇中宫的地位，暗中为美人铺路。御史何剡入朝觐见，皇帝把王贽的话告诉何剡，何剡说：“这是奸人的阴谋，不可不审慎。”皇帝醒悟，事情于是作罢。然而美人最终凭借护卫仪仗的功劳，进封为妃位。本朝任命妃子应当举行册封拜见仪式，而翰林学士宋祁却进呈诰命，贵妃愤怒，拿起诰命掷在地上，宋祁因此被削去官职，出任许州知州。贵妃于是举行了册封礼仪。宋祁起初也怀疑进呈诰命不对，因为李淑通晓典故而向他询问，李淑心里知道这是错误，却让他进呈，宋祁果然获罪，议论的人更加厌恶李淑的阴险。皇帝曾经问翰林侍读学士张锡关于治国的道理，张锡回答说：“节制嗜好欲望，是修养自身的根本；减少刑罚，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当时贵妃正受宠幸，张锡以此讽谏皇帝，皇帝改变脸色说：“你的话很好。”

解除陕西盐禁。

任命范祥为陕西提刑兼制置解盐使，推行他的方法。原来禁止私盐的地区，全部允许通商。盐进入蜀地的，也放任不管。仍然罢免边境地区通过缴纳粮草换取盐钞的办法，全部留在货物务，用钱币充实京城，完全免除运送物资的劳役。又因为边境靠近青盐产地，奸人私自将青盐带入关塞，侵夺利益扰乱法纪，于是提高青盐的价格，招募人缴纳粮草换取盐钞。所收入的盐池，由官府自行售卖，禁止私人销售，严厉禁止青盐。后来实行几年，狡猾的商人和贪婪的商人没有侥幸获利的机会，关中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公私都感到便利。

十一月，制作“皇帝钦崇国祀”宝玺。

起初，真宗朝刻制了“昭受干符”宝玺。后来宫中大火焚毁，至此命令陈执中书写并刻制。

十二月，实行四说法。

河北边境地区缴纳粮草换取盐钞改为实行四说法。起初盐铁判官董沔说，太宗时北伐燕蓟、西讨吴夏，以至于真宗朝两国未和，用兵数十年，然而国库依然充实，是因为实行三说法入中（缴纳粮草换取盐钞）的方法。现在国家用度不足，难道不是废除了三说法吗？请求依旧实行。于是三司说，自从实行钱法、货物务以来，去年收入一百一十九万缗，支出二百七十六万缗，入不敷出，恐怕无法供给，请求按照董沔的建议。而旧法每一百贯支出现钱三十贯、香药象牙三十贯、茶引四十贯，至此加上南盐作为四说法，每一百贯在京支出现钱三十贯、香药十五贯，在外支南盐十五贯、茶四十贯，于是下诏实行。起初只限于河北边境，内地未曾请求，就按照康定诏书办理。从此三说法、四说法在河北并行。

这一年，河北、京东、京西大水。

发生大饥荒，人吃人。下诏拿出三司的钱帛赈济。流入京东的流民不可胜数。青州知州富弼选择辖区内丰收的五州，劝谕百姓拿出粮食，得到十五万斛，加上官府的粮仓，随所在地方储存。选择公私房屋十余万间，分散安置流民，以便取水取柴。官吏中包括前资官、待补缺官、寄居官，都供给他们的俸禄，让他们在流民聚集的地方，选择老弱的人供给粮食。山林河泊的利益有可以获取来维持生计的，听任流民获取，其主人不得禁止。官吏都记录他们的功劳，约定上奏，请求日后让他们依次在朝廷受赏。每隔五天就派人用酒肉粮食慰劳他们，人人都尽力。流民死者为他们修筑大墓安葬，称为丛冢，自己写文章祭奠。等到流民将要恢复生计，又分别按远近发放粮食，总共救活五十多万人。招募为兵的又有一万多人。皇帝听说后，派使者慰劳，就地提升他的官职。富弼说：“救灾是地方长官的职责。”推辞不接受。在此之前救灾的人，都将百姓聚集在城郭中，煮粥给他们吃，饥民聚集导致疾病瘟疫，以及互相践踏死亡，或者等待几天不吃东西得到粥，都僵卧倒下，名义上是救人而实际上是杀人。富弼所立的方法简便周全，天下传为法则。当时郓州知州刘防也开仓赈济饥荒，百姓赖以保全活命的很多，盗贼减少停止。赐书褒奖。

九朝编年备要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九朝编年备要卷十四 宋陈均撰

仁宗皇帝【起己丑皇祐元年，止癸已皇祐五年】

己丑，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初一，发生日食。张士逊去世，皇帝亲临吊唁。

第二天，皇帝对辅臣说：“昨天有人说庚戌日是我的本命日，我因为与师臣的旧情，不避讳。”文彦博说：“唐太宗在辰日哭张公谨，陛下远远超过了他。”在碑首篆书“旧德”二字。

二月，彗星出现在虚宿。

早晨出现在东方，指向西南，经过紫微垣，到达娄宿，共一百一十四天后消失。

征求直言，实行考核监司法。

转运使副官任期届满，派遣两制臣僚考核，分上中下六等。嘉祐二年，命令翰林承旨孙汴、中丞张升考核各路转运、提刑的政绩。

六年，颁布新定的转运使、副使、提点刑狱课绩院条制。

译泸州蛮人侵犯边境，皇帝下诏让近臣陈述备战边防的策略。

当时契丹在靠近边塞的地方聚集军队，皇帝在便殿询问近臣关于边防的准备情况。三司使叶清臣上奏回答说：“陛下在位二十八年，不曾有一天空闲安逸，而契丹连年成为祸患，难道是因为将相大臣不得其人，不能为陛下宣扬威德而使他们心怀畏惧吗？”

庆历初年，刘六符前来，执政大臣没有计策，只是略微挫败了他们的奸诈阴谋，却导致远方送来二十万物资，财物永远匮乏，百姓的血汗用来填补他们的欲望。现在皇帝下诏询问北使来到朝廷，以向西讨伐为名，如果有要求，该如何回答？我听说誓书上所载，彼此没有要求，况且讨伐元昊多年，契丹难道有丝毫的帮助吗？现在他们出兵，就要求我们援助，违背条约太严重了。如果让辩士判断是非曲直，关键在于一战，对外打破他们的阴谋，难道他们不害怕屈服吗？如果他们肆意侵略，正值河朔地区遭受灾害之后，野外没有房屋，我们坚守壁垒自守，他们能长久停留吗？然后设伏出奇兵截击首尾，如果不能擒获，也会大败。

皇帝下诏询问辅佐皇帝的人才、方面之才，以及统领偏裨将领谁可以任用？我认为不担心没有人，担心的是有人而不能任用。现在辅佐皇帝的人才没有比富弼、范仲淹、夏竦、郑�更好的；方面之才没有比韩琦、田况、刘涣、孙沔更好的；统领则王德用、庞籍；偏裨则狄青、范金、蒋楷、张亢、劉贻孙、王德基，都是合适的人选。而威御绥宁，夏竦、郑戬尤其擅长。

皇帝下诏说朔方地区遭受灾害，军储缺乏，这是三司失策，转运使不尽职，不是一天的事了。如施昌言正想办事，一与贾昌朝意见不合，就被调离，军储怎么能不缺乏？先朝设置内帑，本来是为了防备非常之事，现在因为掌管者的吝啬，自己区分彼此，紧急时不以此为备，那么我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了。至于粮食难以转运，不如让豪民因过错而得以入粟以免杖笞，一定能迅速办理。

皇帝下诏询问战马缺乏，有什么办法可以充足？我之前在三司，曾陈述监牧的弊端，占用良田九万顷，每年花费钱百万缗，天闲的马匹才三四万，紧急时有征调，一个都不能用。现在不如在河北、河东、陕西、京东五路赋马，上户一匹，中户两匹，每户共一匹马，养马者免除一个丁役，那么坐致战马二十万，并不困难。当时户部副使包拯也回答了西北形势、山川险要以及事先选士、积谷的方法。

译三月，叶清臣被罢免。

罢免三司使职务，外放担任河阳知州。起初，河北转运使在军粮储备上失算，叶清臣从汴京漕运七十多万石米供给他们。又请求调拨大名府的军费来辅助边境采买粮食，但贾昌朝违背诏令不听从。叶清臣坚持争辩，并上疏列举贾昌朝防备护卫不力、有臣不忠之嫌。宰相想要调和双方，于是调任贾昌朝判郑州，而叶清臣得到了这个任命。叶清臣天性爽朗豪迈，遇事敢于行动，奏对时毫不屈服。郭承祐的妻子是华王赵元偁的女儿，封郡主并享有俸禄。等到郭承祐担任殿前副都指挥使，妻子因为没有加封，请求增加每月的俸禄。叶清臣坚持上奏认为不可，皇上说：“郭承祐统领军队，妻子又是诸王的女儿，应当优待她。”叶清臣说：“这终究是侥幸之得。”于是卷起奏章放在怀中不再呈递。叶清臣到达河阳后，不久就去世了。

四年秋天，贾昌朝守母丧期满，以使者兼宰相的身份入朝觐见，被召到迩英阁讲解《乾》卦。皇上说：“将相侍奉讲解，是天下的盛事。”贾昌朝叩头谢恩。不久任命他知许州。

亲自考试举人

赐冯京等四百九十多人及第出身，等级有所不同。

夏五月，皇上幸临后苑观看收割麦子

在宝政殿观看，对辅臣说：“我新建这座宫殿，不想种植花卉，而是每年种麦，希望知道农事的不易。”

六月，初次设置观文殿大学士

让祥源观使贾昌朝担任，仍命他判都督府，朝会时排在尚书门下省班列中，参照其仪仗器物，并下诏如果不是曾经担任过宰相的人，不得授予此职。

秋八月，陈执中被罢免

在此之前，黄河决口，百姓流离失所，灾异现象屡次出现，陈执中没有什么建树和明言，只是延接占卜相术之士，言官屡次攻击他，至此他以脚病为由辞位，被罢免离去。

任命宋庠同平章事

宋庠担任宰相，儒雅且熟悉旧例，自从最初执政，遇事就分别是非可否，因此被斥退，等到再次被任用，就随波逐流以求自安。然而他天性忠厚，曾说：“怀疑别人欺诈而自恃聪明，伤害别人而自矜才华，我终身不做这样的事。”

举行制科和武举考试

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殿中丞吴奎考中第四等。武举考中三十七人。

九月，岭南蛮族侬智高侵犯边境

邕州西南有广源州，虽然号称邕管羁縻州，实际上却服役于交趾。起初，傥犹州知州侬全福被交趾俘虏，他的妻子阿侬嫁给商人，生了侬智高，因此冒用侬姓。原本在雷火峒，很久之后，又与其母出来占据傥犹州，建国号为大历。交趾攻下该地，抓获侬智高，赦免他的罪过，让他担任广源州知州。居住四年间，怨恨交趾，袭击占据安德州，僭越自称南天王，改元景瑞。至此侵犯邕州，下诏江南、福建发兵捕捉他。

罢免武举 冬十二月，裁减各路士兵

当时天下苦于士兵冗杂，于是文彦博与枢密院庞籍共同商议裁减士兵。议论的人纷纷认为不可，皇上对此产生疑虑。文彦博与庞籍共同上奏说：“公私极度困窘，正是由于士兵冗杂，如果真有祸患，我们二人请求死罪。”皇上心意这才决断。于是裁减陕西保捷军以及各路老弱士兵为民的六万人，减少一半口粮的二万人。又下诏减少陕西驻扎在内地的士兵，以充实边境费用。

庚寅日，皇祐二年春正月，实行入中对贴法。

自从庆历年末，河北实行四说盐法，盐税占其一，而边境的草料粮食都虚估数倍，盐钞到达京师，反而被富商压制。八百斤盐，旧时售价十万钱，至此只卖六万钱。商人又以低价估算接受盐钞，取盐不再交钱，京师国库更加匮乏。于是下诏王尧臣等人会同三司核算近年天下财赋的数目。王尧臣等人请求商人再次向京师交钱，法律视旧时交钱数稍增加给予盐，并且并入边境交纳。先前得到盐钞接受盐的人，河东、陕西交纳草料粮食折合钱十万，只给盐值七万。河北又减少六万五千，并且令向京师交纳钱十万，才允许兼给，称为对贴。于是向京师交钱稍微恢复如旧。

夏六月，确定举主名额

在此之前，京师提刑张易官满即将离任，一并举荐县令十六人。皇上怀疑他有请托行为，于是下诏监司根据所管辖州的多少来裁定。其后又增加县令举主至三人。大概是官员冗杂逐渐达到极点，保荐之法起初粗略而后详细。

秋九月辛亥日，在明堂举行大飨礼，三位圣祖一同配享。

下诏说：本朝三年亲自郊祀，就合祭天地祖宗并配享，而百神从祀。现在祭祀明堂，而礼官所定，祭天不祭地，配坐不配祖宗，不符合三朝的制度。况且将郊祀改为大飨，是为了为民祈福，应当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一同配享，而五帝、神州、地祇也灌献之。日月、河海诸神，全都像圜丘一样从祀。于是对辅臣说：礼不是天降地出的，是顺着人情罢了。现在礼官拘泥于儒生的旧传，舍弃三朝的成法，不是我昭示孝道、安抚百姓的做法。

在此之前，内出手诏：“明堂礼毕，不得上尊号。”文彦博等人坚决请求，皇上不听从。

在此之前，宋庠建议今年应当郊祀，而冬至在晦日，沿用建隆年的旧例，应当有所避讳，因此请求在季秋于明堂大享。下诏听从。皇上对辅臣说：“明堂是布政的宫殿，是天子的路寝，现在的大庆殿就是。”况且明堂最初已经在此合祀天地，于是以大庆殿为明堂。又下诏祭祀明堂应当尽物，以遵循典礼。自从车驾服御诸物，命令有司裁减精简。

宋

译祁进献《明堂通议》两篇。祁在自序中略述道：“向上采撷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广泛搜集汉唐的文献，对于礼仪中过度的地方予以折减，对于学说中谬误的地方予以纠正，以符合开宝年间一统天下的典制，姑且辅助陛下夜间勤政读书的需要。又奉诏御撰《明堂八曲》及太常乐章，并将文舞改名为‘右文’，将化俗武舞改名为‘成功睿德’。”

译于是百官都晋升了官阶。起初，韩琦商议大赦恩泽，参知政事高若讷说：“官员冗滥已经很久了，没有用来节制停止的措施，现在又开启这个先例，为什么呢？”韩琦不听从。等到韩琦随侍皇帝在景灵宫住宿，有人传报赦免的言语，百官晋升官阶，御史彭思永急忙上奏说不应当滥施恩泽。当时三司使张尧佐觊觎执政之位，内侍王守忠谋求担任节度使，彭思永率领同僚进言。有人说：“应当等待命令下达。”彭思永说：“宁可事先进言，让自己获罪，也不能让命令发出后过错归于朝廷。”于是独自上奏说：“外戚掌握政权，宦官专权用事，不是宗庙社稷的福分。”皇帝发怒，下诏责问他是从谁那里得知这些情况的。谏院御史吴奎进言：“御史允许根据传闻议论政事，如果追究核实主使者的姓名，那么以后就没有人敢把情况告知了，这是朝廷自己遮蔽耳目。”中丞郭劝也说：“彭思永进献忠诚，不应当深加罪责。”张尧佐、王守忠的请求于是被搁置，而彭思永被罢免御史职务，出任宣州知州。

命令韩琦等人编修《大享明堂记》。第二年二月，呈献给皇帝。在此之前，资政殿学士、杭州知州范仲淹进言：“祭祀明堂是久已荒废的礼制，应当召请元老旧德陪同在朝廷。”于是下诏从南京起用太子太保杜衍，从西京起用太子少傅任布陪同祭祀，并且在都亭驿准备帷帐等待他们。不久两人都因为年老多病极力推辞没有到来，于是赐给他们衣带、器物、钱币。从此以后每逢重大典礼，前两府退休的人通常都有诏书召请。然而也没有到任的。

申明并严加执行内降执奏法

下诏规定内降的指挥，允许执奏驳回，敢于借此请托的人，由台谏官检举。在此之前，皇帝告知辅臣：“可以在赦文中禁止内降，希望澄清积久的弊病。”辅臣等人说：“载入赦文，恐怕不能完全体现圣意。”于是另外下达这道诏书。

至和元年，又下诏内侍传达宣谕，命令都知司用札子报告，接受的人要复奏。景祐五年，又下诏今后臣僚在内侍省、御药院、内东门进呈文书的，命令各处申报文书，再次取旨。谏官韩绛曾经趁对答时说：“天子的权柄，不可以下移，应当偶尔出自英明的决断。”皇帝说：“我本来不害怕自己做出处置，所担心的是如果不合情理，而有司奉行，那么祸害已经加在百姓身上了，所以先让大臣们深思熟虑，然后才施行。”韩绛又说：“有个叫林献可的人，派遣他的儿子写信诋毁我，大多斥责朝廷内外大臣的过失，我不敢不报告。”皇帝说：“我不愿意留在宫中，恐怕开启阴险攻讦的道路，只是烧掉它。”

冬天闰十一月设置详定大乐局

下诏中书门下召集两制官员和太常寺官员在秘阁设置局署详定大乐。翰林学士王尧臣请求任命天章阁待制赵师民参与详定，并且请求借高若讷所校勘的十五等古尺，都听从了。起用退休的胡瑗为国子监直讲，共同商议大乐。又召见益州进士房庶授予校书郎。宋祁曾经呈上房庶所著《乐书补亡》两篇，既然召赴京城，房庶自己说曾经得到古本《汉书·律历志》说：“度量起源于黄钟的长度，用子谷黑黍中等的黍粒，一黍的宽度，积一千二百黍的宽度，度量九十分黄钟的长度，一为一分。”现在的文本脱漏了“起积一千二百黍”八个字，所以自前世以来累黍为尺来制定律管，这是律生于尺，尺并非起源于黄钟。况且《汉书·律历志》“一为一分”的意思，大概是九十分之一，后儒误以为一黍为一分，这种方法是不对的。应当用黑黍中等的黍粒一千二百粒填入管中，黍粒填满得到九十分作为黄钟的长度九寸，加一作为一尺，那么律就确定了。直秘阁范镇赞同他的说法，于是说：“李照用纵黍累尺，管空直径三分，容纳黍粒一千七百三十；胡瑗用横黍累尺，管容纳黍粒一千二百，而空直径三分四厘六毫。这都是以尺生律，不符合古法。现在房庶所说将一千二百黍填入管中作为黄钟的长度，就取三分作为空直径，那么就没有容纳不合的误差，比较前两种说法更为确定。”大概累黍为尺开始错误于《隋书》，当时议论的人因为它的容纳不合，弃而不用。等到隋朝平定陈朝得到古乐器，高祖听到后感叹说：“这是华夏旧声。”于是传用下来。唐代的祖孝孙、张文收号称知音，也不能改造尺律，只是效法隋代的古乐，制定声乐器具。朝廷长久以来因为钟律未正，屡次下诏书广泛征求群议，希望有所收获。现在房庶所说以律生尺，确实是众论所不及的，请按照他的方法试造尺律，再用古器参考，应当能得到真正的标准。于是下诏王洙与范镇同在修制所，按照房庶的说法制造律尺，龠的直径三分，周长九分，长九十分，龠的直径九分，深一寸，尺起源于黄钟的长度，加十分而律容纳一千二百黍。起初，房庶说太常乐比古乐高五律，比照律管才下三律作为现在所用的，黍不是古书上所说的一稃二米的黍。尺比横黍所累的要长一寸四分。房庶又说古时有五音而现在没有正徵音，国家以火德称王，徵属火。不应当缺失。现在用旋相五音相生法得到徵音。又说《尚书》同律度量衡，用来统一风俗。现在太常、教坊、钧容以及天下州县的音乐，各自制定律管，不符合书同律的意义。况且古代帝王巡狩方岳，用来考核礼乐的异同，用来施行诛赏。认为应当颁布律格，从京师到州县，不允许擅自不同。有擅自抬高或降低的，加以论罪。皇帝召见辅臣，看到房庶所进献的

译关于律尺和龠，又命令房庶自己陈述他的方法，于是询问关于律吕旋相为宫的事，让他绘制图表进献。他的论述是用五正二变来配合五音，交替相生，推演而成八十四调。旧法是将宫、商、角、徵、羽五音依次配合七声，然后加上变宫、变徵二声来补足。房庶推演旋相为宫的方法，认为五行相克的说法是不对的，应当把变徵改为变羽，把“变”改为“闰”，随着音律添加，那么十二个月各自以其律为宫，五行相生，终始无穷。皇帝下诏将他的图表送到详定所。房庶又论述吹律以听军声的事，认为用五行的逆顺可以预知吉凶，先儒的说法太简略了。这时胡瑗等人制定乐律已有定论，只是推恩将他外放去镇守。房庶向执政大臣上书说：现在律和尺之所以得不到真实的标准，是因为用累积黍粒来制作。用累积黍粒来制作，是史书中的脱漏文字。古人难道会把难以理解、不合道理的方法写在史书中，来迷惑后世吗？大概不是这样。容易理解且必然符合，房庶的方法才是对的。现在房庶自己陈述他的方法，依照古法以律来起尺，其长度、内径和容量与一千二百黍的数量，没有不符合的。如果真像房庶所说，这就是最真实的方法。况且黄钟的容积是一千二百黍，积实分为八百一十。用算法中的圆积法计算，那么内径三分，周长九分，长九十分，积实八百一十分，这是古律。律体本来就是用圆积法计算的。现在用方积法，那么内径三分四厘六毫，比古法大了。所以周长十分三厘八毫，而其长度只有七十六分二厘，积实也是八百一十分。律体本来不是方的，用方积法是错误的。其内径三分，周长九分，长九十分，积實八百一十分，不是从外部得来的，都是从律中产生的。以一黍起于九十尺，与一千二百黍起于律，都取自于黍。现在议论的人只在律上说是凭空求取分数，这也是不对的。其内径三分，周长九分，长九十份，积实八百一十分，是从律中产生的；与内径三分四厘六毫，周长十分三厘八毫，长七十六分二厘，是从尺中产生的，古今方法的疏密比较，其不同显而易见，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如果认为工匠工作已久再改为新法，那么拖延岁月，耗费费用更加广泛，这也不是朝廷制作的本意。那些拖延岁月且耗费广泛的情况，是因为做事不敏捷。现在房庶说太常乐没有姑洗、夹钟、太蔟等几律，即使让它们的律与他的说法相应，钟磬每编才更换几枚，因循旧制而规划新法，敏捷地去做，那么十天一个月的功夫就够了。又怎么会拖延岁月且耗费广泛呢？执政大臣没有听从。

译仁宗四年冬天，知制诰王洙等人进献关于新乐的议论，认为钟磬都不符合古制，于是再次命令朝廷大臣详细审定，并任命参知政事刘沆、梁适监督议论，但参与议论的人各自固守自己的习惯，很久不能决断，于是命令各家各自制作钟律来进献。五年九月，皇帝亲自去视察，提拔了胡瑗、阮逸等人的官职，而议论的人认为黄钟是万事的根本，所以尺、量、权衡都从黄钟开始。到了隋朝用累黍的方法定尺，从而制定律管的容量，最终不能符合古制。等到平定陈国得到古乐，就使用了它。唐朝兴起，依据它的声音来制定音乐，它的乐器没有法式，但它的声音还没有失去古意。五代的音乐，大乐沦丧散失，王朴开始用尺来定律，但声音和乐器都失去了古意。所以宋太祖担忧它的声音太高，特意降低了一个律，到这时又降低了一半。然而太常乐比唐乐的声音更高，五律比现在的燕乐高三律。皇帝虽然在制作上勤劳，没能得到恰当的标准，有关部门错在以尺来生律。

史臣蒲宗孟、李清臣说：世人称太常乐为雅乐，却从未在宴饮享乐时使用，难道是因为正声不好听吗？音乐，是使人快乐的东西，它的道理虽然精妙难知，至于演奏它使人喜悦平和，这不需要懂音乐的人才能做到。我曾经私下观察太常乐，它的乐悬、钟磬、埙篪、搏拊等乐器，以及舞队的羽籥、干戚等制度，大概都效法古代了。建立振作起来演奏，听的人不知道这是音乐，看的人也感到厌倦。难道所谓的古乐声音真的像这样吗？孔子厌恶郑声，担心它扰乱雅乐，“扰乱”的意思，是似是而非。孟子也说：“现在的音乐和古代的音乐一样。”现在太常乐独自与教坊乐声音截然不同，为什么呢？从前李照、胡瑗、阮逸改铸钟磐，处士徐复嘲笑他们说：“圣人寄托声音于器物，不能追求声音而更改器物，这能用吗？”李照、胡瑗、阮逸制作很久，最终没有成功。蜀人房庶也深入驳斥他们的错误，因此著书论述古乐与今乐的根本和末节相差不远。他的大意认为：上古时代质朴，乐器和声音朴素；后世稍有变化，有了金石钟磬；后人把它改为方响，丝竹琴箫；后世又变为筝笛匏笙，聚集斗埙土，变为瓯革麻料，敲击为鼓木柷敔，贯穿为板。这八音对于世人很方便，而不通达的人指着庙乐镈钟镈磬宫悬作为正声，一概称胡部卤部为淫声，却不知道大车起源于椎轮，龙船生于落叶，它的变化就是这样。古代用俎豆进食，后世改为杯盂；古代用簟席求安，后世改为榻桉。即使圣人再生，也不能舍弃杯盂榻桉而恢复俎豆簟席的质朴。那么八音的乐器，难道与此不同吗？孔子说：“放逐郑声，郑声淫荡，意思是它的器物不如古代吗？也是厌恶它的声音变化罢了。”试着让懂音乐的人用现在的器物寄托古代的声音，去掉其晦涩靡曼而归于中和雅正，那么感动人心，引导和气，不说是治世之音吗？那么世人所说的雅乐，未必像古代，而教坊所演奏的，难道全是淫声吗？几个人纷纷改制钟律，而房庶的议论独自如此，所以连缀他的话，保存下来等待知音。

当时知谏院范镇上书论述音乐大致说：“陛下制定音乐三年，有关部门的议论纷纷不能决断，大概是因为不认识根本而争论末节。音乐，是和气，发出和气的是声音，而声音生于无形。古人用有形的东西传达它的法式，然后无形的声音得以产生，和气可以引导。有形的东西，是秬黍、律、尺、龠、鬴、斛、算数、权衡、钟、磬。这十种必须相合然后才得当，而现在都相违背。查考《诗经》：‘降下嘉种，是秬是秠。’许慎说：‘秠，一稃二米。’现在的秬黍都是一米，律尺龠鬴斛的形制都与古代不同。算法则用方法算圆分，又权衡起于黍而黍不真。臣本来就知道无形的声音不可得知。议论的人认为当今应当先政令，而礼乐不是急务，这是臣所困惑的。假使有关部门统一礼乐的议论，肯定正确的，否定错误的，陛下亲自决断，对于政令不是更大吗？从前汉代诸儒议论盐铁，后世还流传《盐铁论》。现在制定雅乐，希望命令有关部门人人各自议论，合为一书，那么谁不竭尽自己的力量？请求暂时罢免详定、修制两个局，等到真黍到来，然后制定音乐，那么必定得到最恰当的结果，而没有多余的耗费。”诏书送交详定所。范镇的学说自认为得到古法，然而集贤校理司马光多次与他辩论驳难，认为不合。世上少有懂律钟音乐的人，最终不能辨别他们的对错。

诏令后妃家不得除授二府官职

起初，庆历年间，谏官余靖进言，张尧佐亲属联姻后宫，不宜担任要职。到这时，谏官吴奎又进言，郭承祐凭借旧恩担任宣徽使，以前任应天府知府，所作所为多不守法，诏书剥夺郭承祐宣徽使职务，于是有了这道命令。

当时尧臣担任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运宫使，又加授郡牧、制置使，又赐予尧佐两个儿子出身。于是知谏院包拯等人进言：“陛下即位将近三十年，没有失道败德的事情。自从五六年来，提拔任用尧佐，群臣都私下议论认为过错不在陛下，而在女谒近习和执政大臣。大概女谒近习知

译陛下继承人尚未确立，既然对某人有所偏爱，众人无不暗中趋向依附。执政大臣不能以道义进谏规劝，反而阿谀顺从，将高官要职委任给尧佐，只怕不能让他满意。况且在下诏任命的那天，太阳昏暗不明，天象出现灾异。希望陛下以大义决断，立即命令追回成命；如果实在不得已，宣徽使或节度使，选择其中一个授予他。这样就能符合天地之道，顺应人心了。」中丞王举正说：「尧佐凭借妃子娘家的关系，一天之内兼任四个使职，使得贤能的士大夫没有勉励效法的榜样。」皇上没有答复。王举正后来与御史唐介以及台谏官员联合上奏，请求中丞留在百官班列中当廷争辩。皇上下诏制止。皇上说：「进言的人说尧佐不能担任执政，应当给予他优厚的官爵，现在他们的言论反复无常，我终究不想给进言的人定罪。」枢密副使梁适说：「台谏官员议论政事，是他们的职责。尧佐兼任四个使职确实过分，恐怕这样做并不能保全他。」于是罢免了尧佐宣徽使、景灵宫使两个职务。

译秀州发生地震，

声音如同雷鸣。

十二月颁布家庙制度。

本朝士大夫没有世袭爵位，所以不建立家庙，而在居室中按四季祭祀。庆历初年，虽然赦书允许设立家庙，但主管部门未能推演阐述先代典制。至此，宋庠进言说：“礼官既然不讲求，私家凭什么擅自设立？”于是下令主管部门详细审定。学士承旨王尧臣等人审定：平章事以上设立四庙，尚书、节度使以上设立三庙，其余官员在寝宫祭祀。凡是获准设立家庙的，允许嫡系子孙继承祭祀以主持祭礼。至此，颁布了这一制度，但议论者意见不一，最终未能实行。

三司呈上《会计录》。

三司使田况参照《景德会计录》，认为当今财赋收入多于景德年间，但每年的支出又多于收入，于是撰写《皇祐会计录》呈上。

这年正月，命令近臣会同三司校核财赋收支数目。王尧臣等人以庆历、皇祐总共四年，所有财赋收支，参酌其增减情况。皇祐元年收入一亿一千余万，而支出没有剩余。到四年春天，书成呈上。诏令交给三司，取一年的平均数作为定式。

英宗治平年间，韩绛呈上《会计录》，内外年收入一亿一千余万，支出一亿二千余万，各路积蓄一亿万，而京师不包括在内。当时兵员数量略有减少，在籍的士兵仍有百十六万，而宗室吏员相比皇祐年间大约增加了十分之三。

河北发大水。

诏令免除其租税，并拿出内藏库钱四千万缗，绢四十万匹，下发到本路就地购买粮草。诏令告诫安抚使、转运使不得用物资布帛苛扰民间。并且告诉宰相执政说：“朕在宫中不妄用一分钱，只用来宽减百姓赋税，哪里可惜费用呢？”

辛卯日，皇祐三年春正月，淮南分为东西两路。二月，恢复入中法，实行见钱法。

自从三说、四说、二法并行，不到几年间，茶法再次败坏，草料粮食的价格，大抵虚估占了十分之八，券到了京师，被南方商人压制，北方商人无利可图，三司对此感到忧虑，请求实行贴直法，每券价值十万，相比市价三千，加倍为六千，再投入钱四万四千，贴补为五万，给予茶值十万，诏令又减少钱一万，然而也不足以平衡其价值，入中的人减少，公私都受到很大损害，知定州韩琦对此进言，下交三司商议，三司上奏，自从改法至今，总共获得谷物二百二十八万石，草料五十六万围，而耗费缗钱一千二百九十五万，茶、盐、香药，民用有限，现在散在民间，既多，积压不能售出，价格日益降低，榷货务税收不过五百万缗，其利害关系显而易见，请求恢复实行见钱法，诏令听从其请求，并且一律沿用景祐三年的约束，又担心好事者横加议论，于是诏令从今以后议论的人，都必须彻底了解其道理，审慎判断是否可施用，如果事情已经上报，而查验询问没有事实依据的，处以重罚。

当时戍守的士兵多苦于粮食不足，陕西转运使李参看到百姓缺乏，趁时令自行估量谷物麦子的收成，预先借给官钱，麦子熟了则偿还，称为青苗钱。几年间军粮常常有余，后来的青苗法都取自于此。朝廷担忧入中法每年费用增加扩大，李参请求在边郡使用飞钱以平价购买粮食，暂时停止入中法。这是李参离开省部，榷货钱以千万计。

三月宋庠被罢免。

任河南府知府，因为言官弹劾他不约束子弟，在政府中没有建树。

治平三年，去世，谥号元宪。英宗为其碑文题字说：“忠规懿范”。

夏四月任命曾公亮为翰林学士。

曾公亮自从担任集贤校理郎，参与经筵十余年，皇上每次都厚待他。等到升任学士，管理三班，曾公亮将前后所有条目全部取出，放在座位旁边，依据这些来处理事务，老吏都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后来任职的人最终没能改变。

五月设置河渠司。

设在三司。

六月探望大长公主的病。

齐国大长公主去世，从后妃以下都前往问候，进见拜礼使用家人礼仪。皇上亲自舔舐公主的眼睛，左右的人都感动哭泣，皇上也悲痛至极。

秋七月确定太学生员名额。

旧制，二百人，如果不能凑足人数，以一百人为限。

再次任用孔氏担任仙源县知县。

诏令说“任用孔氏担任知县近来废止不实行，应当恢复旧制”。

治平初年，再次听从京东提刑王纲的请求，不任用孔氏，以重视养育百姓的官员。

更改乐名。

叫做大安。

黄河在大名府决口。

在馆陶郭固口命令堵塞。

罢免调离十六位州长吏。

皇上对辅臣说：“近日职司上报长吏不理政事的情况很多。长吏是百姓的性命，能不重视吗？应当选择其中严重的罢免，轻微的调换。”

杨景宗曾经请求担任郡守，皇上说：“景宗是章惠太后的弟弟，难道不念及他吗？但他贪婪暴戾的本性，年老后更加严重，不能让他担任郡守。”

减少丁米。

减少郴州、永州等州共十万余石。

这年冬天，减少漳州、泉州、兴化军的丁米，主户减少三分之一，客户减少一半。

八月京东、淮浙等七路饥荒。

派遣李兑等四人去考察安抚，又任用武臣作为副手。当时七路饥荒，长吏大多不是合适的人选，又加上转运使肆意苛扰，百姓无法生活。皇上于是命令中书选择使者去巡视。谏官吴奎进言：“近年以来，水不润下，盗贼横行，都是阴气过盛所致。帝王的美德，没有比进用贤人、斥退

译我不才。如今陛下知道贤能之人却不能提拔，知道不贤之人却不能罢免，再加上宫内宠幸之人骄横放纵，亲近的侍从左右干扰政事，外族强悍傲慢，防范奸邪的措施互相掣肘，阴气如此旺盛，难道不会招致重大的灾异吗？况且朝廷的过失，往往在于太平无事的时候，因循守旧而不作为，等到发生变故之后，才惊慌失措、狼狈不堪。朝廷内外的臣僚平时提出一项防范措施，举荐一位官员，即使有可取之处，都被压制而不采纳，反而加以诬陷，说他们是制造事端。比如河东、河北的盗贼，路上的行人都已经传布开了，而大臣却不把它当作一回事，直到通判被劫持、巡检受伤，这才在几个路之间惊慌失措，频繁更换官员，用重赏来招募人员，这难道不是太晚了吗？将来可能会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发生，希望陛下能够留意。”

译当时大理寺上奏说：“信州有百姓抢劫米粮并打伤主人的，按法律应当处死。”皇上对辅政大臣说：“因为饥饿而抢劫百姓，值得怜悯；盗窃并伤害主人，难以宽恕。虽然如此，平民百姓无知，终究是因为饥饿的缘故，于是免除了他的死罪。”

罢免冯道曾孙舜卿的官职

冯道的曾孙舜卿呈上冯道生前获得的二十道官诰，请求朝廷收录。皇上对辅政大臣说：“冯道在四个朝代做宰相，却苟且偷生、贪图俸禄，没有值得表彰的节操。他所呈上的官诰，全部退还给他。”

九月为夏竦成服

夏竦去世，死讯传到朝廷。皇上对辅政大臣说：“夏竦曾经侍奉东宫，我内心怜悯悲伤。如果按照礼官选定的日子，那是在盛大宴会之后，怎么能先奏乐享乐而后举哀呢？”于是命令在甲子日，在苑中为夏竦成服。

赐侍讲筵官坐

侍读官在侍讲读时，应当站立侍奉，其余人都赐坐。

冬十月解除解盐禁令

起初，范祥提议解盐通商，议论的人争着认为不对。朝廷考察认为可行，委托范祥推行，而御史知杂何剡又对此提出意见，派遣户部使包拯急速视察，回来报告说实行起来很方便。到了这时，磨勘司李徽之仍然认为不方便，驿站召范祥到来，与三司共同商议，都认为范祥的建议是对的，下诏听从他的建议。于是三司使田况请求长期任用范祥以专管此事，就地提拔范祥为转运使以宠信他。范祥起初说每年收入缗钱可达二百三十万，这一年收入二百二十万，第二年二百十五万，庆历六年增加六十八万，七年增加二十万。又以前每年支出〇货务的缗钱，庆历年间有时六百四十万，有时四百八十万，至此〇货务的钱不再支出。此后每年收入虽然增减不固定，到五年还达到一百七十八万。

唐介被贬

在此之前，张尧佐再次被任命为宣徽使，殿中侍御史里行唐谓同僚说：“这是想给张尧佐宣徽使的职位而借河阳的名义罢了。”争辩此事，未被听从，自我弹劾也没有回复。唐介又说：“平章事文彦博，以前镇守蜀地，用间金奇锦，通过宦官献给后宫，得以成为执政。在甘陵讨伐贼寇，凭借明镐的功劳，于是窃据相位。前几天张尧佐的任命，我当面接受谕旨，才知道出自中书拟进。大概是文彦博显摆重用张尧佐，暗中勾结贵妃，陷皇帝有私幸后宫的名声，而为自己谋取荣身之计。”文彦博以前请求外任，谏官吴奎观望挟持奸邪，说他的才能不可听任，引退离去。因此文彦博专权，威福由自己决定，即使有过错，人们也不敢议论。希望赐予斥退罢免，用富弼代替他。皇上非常愤怒，退回奏章不看，说：“将要贬谪你了。”唐介慢慢读完，又说：“愚臣忠愤所激，即使下油锅也不躲避。”皇上在座位上召见二府大臣观看，说：“唐介议论事情不足以责备，至于说文彦博凭借妃嫔进用，这是什么话呢？”枢密副使梁适呵斥唐介下殿，命令舍人起草诏书，贬唐介为春州别驾。修记注蔡襄、中丞举正都说唐介贬谪太重，皇上也心中后悔，敕令朝堂晓谕百官，于是对辅政大臣说：“唐介有母亲，迁徙到方便的地方，然后迁徙唐介为英州别驾，派遣中使护送他。”又取回他的奏章呈入。唐介从此正直的名声传遍天下。御史知杂陈升之上奏章说：“为国家像唐介这样的人很少，现在把他投到瘴疠之地，我担心进言的人闭口不言了。”第二年正月，迁徙唐介监管郴州酒税。

文彦博罢官

外任知许州，有人说张尧封是文彦博父亲的门客。文彦博知益州，贵妃有力。于是借风行文彦博织灯笼锦进献，贵妃穿着它。皇上惊愕环顾说：“从哪里得到这个？”贵妃正色说：“文彦博所织的。”文彦博与妾父有旧交，然而妾怎么能使他？只是因为陛下的缘故罢了。皇上高兴，从此心意属意文彦博。等到成为参知政事，明镐讨伐王则没有攻克，皇上非常担忧。对贵妃说：“大臣没有一个人替国家办事，天天上殿有什么益处？”贵妃秘密让人告诉文彦博。第二天，文彦博入朝应对，请求亲自前往破贼。皇上大喜。文彦博知恩州十几天，贼寇果然平定。就在军中拜相。议论的人说文彦博凭借明镐取得成功，他得到宰相之位是靠贵妃的力量。唐介被任用后，深深诋毁文彦博。即使因罪被贬，文彦博也拿出事情的有无，最终没有辩明。

以庞籍为平章事 吴奎罢官

从知谏院，外任知密州。知谏院包拯说：“唐介弹劾大臣，并且一并中伤吴奎，请求暂且留下吴奎供职言职。”皇上说：“唐介说吴奎，包拯都暗中勾结文彦博。”现在看这个奏章，不是诬蔑。于是对宰臣说：“谏官、御史，一定要用忠厚淳直、通晓世务、明晓治体的人，来革除浮华废弛的弊端。”宰相既然承蒙圣谕，从此凡是诏举台职，一定载入上语敕中。

壬辰 皇祐四年春三月 包拯罢官

从知谏院，外任为河北都转运使。包拯在谏院，多次议论大臣，斥退权幸，请求罢免河北屯兵，分散到河南各郡。遇到警报就出发，如果戍兵不能迅速减少，就训练义勇以镇守边境防备。虽然少量供给粮食，每年不当屯兵一个月的费用。一个州的赋税可供给义勇十八万。事情最终没有实行。

夏四月 侬智高陷邕、横等州

在此之前，侬智高再次进贡金函书，请求内属。知邕州陈珙上报，没有回复。当时邕州庭院中有白气，而江水泛滥，司户孔宗旦认为是兵象，推测侬智高必定反叛，写信告诉陈珙，不听。侬智高既然没有得到请求

译（黄）日与交趾结为仇敌，且独占山泽之利，于是招纳亡命之徒，拿出破旧衣物交换粮食，欺骗众人说：“洞中饥荒，部落离散，所以邕州不设防备。”智髙便与广州进士黄师宓及其党羽，日夜谋划入侵。一天夜里焚烧他们的巢穴，欺骗众人说：“平生积蓄，如今被天火烧毁，没有用来维持生计的东西，穷困到了极点，应当防备邕州，占据广州称王，否则就会战死。”当月，率领五千部众，沿江东下，攻破邕州横江寨，知州张日新等人战死，邕州都监张立被俘，司户孔宗旦骂贼而死，张珙以下皆遇害。于是智髙在州内伪建大南国，僭称仁惠皇帝，改年号为启历，赦免境内囚犯。黄师宓等人皆使用中原官职名称，进而攻陷横、贵、龚、藤、梧等州，封康、端二州，只有封州守臣曹觐、康州守臣赵师旦、监押马贵战死。其他各州守臣张仲、李植、江滋、丁宝臣等都逃跑了。

译觐，是修古兄长的儿子。修古没有儿子，便让觐继承他的家业。觐死后，朝廷录用他的儿子，并且让他的弟弟现担任建安县的县丞。任职期满，修古的妻子又请求另外收养继承人。总共三次注籍，现都担任建州的官员。

庆历年间，蛮族曾经入侵。邕州知州卢革写信给安抚使杜杞，说岭南以外的小郡，地理位置相近的可以酌情合并，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蛮族入侵时，能够共同抵御。

围广州

前两天，有报告紧急军情的人，知州仲简认为是谎报，把他囚禁起来，并下令说：“再说贼兵到来的就斩首。”因此百姓没有做准备。等到贼兵到来，才命令百姓入城，百姓争着把金银贝壳送给守门人，请求先进入城门，踩踏而死的人很多，其余的都依附了贼兵，贼兵的势力更加嚣张。广惠等州提举捉贼的武日宣，惠州巡检魏成宪在城下拦截攻击贼兵，都战死了。

范仲淹去世

范仲淹内心刚强，外表温和，执政忠厚，所到之处都有恩德，邠州、庆州的百姓，都为他画像建立生祠。他去世时，百姓哭他像哭父亲一样，谥号文正，皇上在碑首篆书“褒贤”二字。

起初，群盗在淮南抢劫，将要经过高邮，知军晁仲约劝告富人拿出金银布帛，准备牛肉美酒，前去迎接盗贼，盗贼高兴，直接离去，没有作恶。事情被朝廷知道，富弼提议诛杀晁仲约以正法纪，范仲淹想要宽恕他，两人在皇上面前争论，皇上最终听从了范仲淹的话。不久富弼非常愤怒，对范仲淹说：“现在担忧的是法律不能执行，法律执行却多方阻挠，拿什么来整顿众人？”范仲淹秘密告诉他：“祖宗以来，不曾轻易杀害臣下。如果轻易劝谏君主诛杀臣下，将来手滑，即使我们这些人也不敢自保。”富弼始终不以为然。后来两人相继出使，富弼从河北回来，到达京城城门，不允许进入，无法揣测皇上的心意，直到夜里彷徨不能入睡，绕着床叹息说：“范六丈，是圣人啊。”

六月任命狄青为枢密副使

中丞王举正说：“狄青出身行伍，担任执政官是本朝没有的，恐怕四方轻视朝廷。”左司谏贾黯也说：“建国初期武臣中有功勋的，不可胜数，然而没听说有从行伍登上帷幄的，现在不可以有。”四方夷人听到这件事，有轻视中原的心，这是一；小人无知，一致趋向他，动摇人心，这是二；大臣将耻于与他同列，这是三；不遵守祖宗的成规，而自比五代乱政，这是四；狄青虽然才勇，没听说有破敌的功劳，失去驾驭之术，这是五。都不能改变皇上的决定。

秋七月侬智高逃跑

起初，魏瓘任广州知州，修筑城墙，凿井蓄水，制作大弩作为守备。到了这时，侬智高用云梯、土山攻城非常紧急，又切断流水，但土地坚硬井水不竭，弩箭发射就命中，命中就洞穿溃散。侬智高力量耗尽，当时知英州苏缄招募壮勇数千人赴难，驻扎在邉渡村，扼住他的归路，抓获黄师宓的父亲防御使示众。又番禺县令萧注也招募土丁及海上强壮三千余人，与侬智高的军队格斗，焚烧他的战舰。当天发出县门援兵及百姓拿着牛肉美酒草料粮食相继入城，城中才开始有生机。当时转运使王罕正前往潮州商议盐务，知广州仲简招募人把信放在脚间，暗中要挟王罕，王罕得到信就急忙返回。走到惠州，州的恶少趁人不宁，相率为盗，田野惊扰。王罕入城安抚，到郊外拦截王罕求救防的数千人。王罕慰谕他们说：“已经召兵，走到这里了。”但实际上不知道防备从哪里出来。于是想起他父亲曾说：“遇到事情有疑虑，应当谋划于老者。老者未必智慧过人，只是经历世事久了。”于是派遣左右选择可以交谈的父老数十人，召问他们。父老说：“某属各有佃客，少的数家，多的数十家，想随乡村自召集，家有兵器者，愿意授予他们使互相保聚。”王罕说：“有佃客的计策这样得到了，没有佃客怎么办？我有办法处理这个。”当时王罕所到的村有耆长三人，人有壮丁五七个到十个，圈定他们。于是召耆长令发田民增壮丁，每人各二百。又召尉亦令发里民增弓兵二千。巳时下令约定申时集合，有榜文招募有才伎方略者都听任自效，许诺有功大的赏以官，次等的赏以金帛。不久得到数千人，阅试可用，尤其好的作为大甲头，次等的作为小甲头，约定让他们领众而耆长所发的久不到者。当时有一妇人诉仆人夺她的钗珥且污辱她，王罕斩首示众说：“这是耆长发为壮丁不肯去的。”又得到抢劫者十八人，都斩首示众如初。于是百姓相传惊动，到申时，耆长三人得壮丁六百，尉得到弩手二千都集合。王罕使十人为小甲，置小甲头，一百人为大甲，置大甲头及副主管，取库绢染绯为大小旗帜授予他们。得到牛羊数千，令户出汤割革为盾形，在汤中柔化，每块革削竹签十六，夹穿之以木为鼻。使他们持以自蔽，又斩枯竹数千，削尖其首，使他们持以为兵。得到公私弓矢刀枪，都以授予百姓，约定令备守田里，于是安定。于是檄文告境内及傍州县，都按此执行。数日，众人大集，威望于是振作。州的恶少年都已编入行伍，不得再动。外的其他盗贼也不敢发作。王罕在其中选锐士，得三千人。又选锐卒魁梧有材伎者，得数十人。

译用一百四十艘船装载他们，竖起旗帜，演奏音乐，顺流驶向广州。还没到达时，有跟随的士兵进言说：“广州的南门距离水边还有一百多步，敌兵在旁边，如果我们的军队冲向城门，敌人如果来攻击我们，一定会混乱。”于是让士兵都登上岸，砍伐树木做成鹿角（防御工事），得到几千个。到达后，让跟随的士兵中身材魁梧且有才能技艺的人先拿着鹿角登上岸，向上连接到南门。不一会儿，堆积的高度有几尺。侬智高竖起黄伞，率领众人前来观看，相距只有二三十步，看到已经设置了鹿角，于是没有发动攻击。余靖慢慢地调动军队演奏音乐，打开南门进入。于是蔬菜、柴草和食物开始流通，人心稍微安定，更加修缮守备。侬智高知道无法攻克，总共围困了五十七天才解围离去。从清远渡过江，带着妇女演奏音乐而行。攻打贺州，没有攻克。张忠、杨逵、李贵在白旧路口、龙岫峒拦截攻击他们，都战死了。攻陷昭州，钤辖李正隆战死在那里。又在太平埸袭击杀死了蒋偕。

译八月，任命孙沔为广南安抚使，内侍石全斌担任副职。

起初，任命孙沔担任秦州知州，他入朝觐见。皇上用秦州的事务勉励他，孙沔回答说：“臣虽然年老，但秦州的事务不值得让陛下担忧，陛下应当为岭南的局势忧虑。”臣观察贼寇的势力正在扩张，官军早晚会有败绩。奏章刚呈上，张忠等人战败的消息就传来了，皇上听到南方战事，确实如孙沔所预料。当时已经命令余靖经制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的盗贼，于是任命孙沔为湖南、江西安抚使。孙沔认为南方军队接连被贼寇打败，士气沮丧不可用，请求增派骑兵，并且增选副将二十人，向武库请求精良铠甲五千副。参知政事梁适反驳孙沔说：“不要惊慌失措。”孙沔说：“以前正是因为没有防备才导致这种局面，现在指望限期消灭贼寇，不能靠侥幸取胜，难道是想显示镇静吗？如果实际防备不到位而表面上装作镇静，这是走向危亡的道路。”过了两天，催促孙沔出发，只给了他七百士兵。孙沔担心贼寇渡过岭南向北进犯，于是发文给湖南、江西说：“大军即将到达，你们修缮营垒，多准备犒劳军队的物资。”贼寇怀疑不敢再次侵犯。孙沔走到鼎州，又有诏书加任他为广南东路、广南西路安抚使。

九月，命令狄青讨伐侬智高。

皇上已经任命了孙沔、余靖，但仍然为此担忧。于是狄青上表请求出征。狄青入朝对答，自己说：“臣出身行伍，不靠打仗无法报效国家，希望能得到数百名蕃落骑兵，再增加禁军，牵制贼寇首领将其押解到朝廷。”皇上认为他的话豪壮，于是任命狄青为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地区、经制广南盗贼事务，入内都知任守忠担任副职。知谏院李广进言：“唐朝政治败坏，因为宦官观察军容，导致主将受到牵制，这不值得效法。”于是罢免了任守忠。狄青认为贼寇善于利用高地和险要地形，步兵力量不能抵挡，所以每次作战都失败。希望能得到西边蕃落士兵跟随自己。有人说南方不适合骑兵作战。高若讷说：“蕃落士兵善于射箭，能忍受艰苦，上下山如同在平地，在瘴气未发作时，快速奔驰攻破他们，这是必胜的方法。”狄青最终使用骑兵打败了贼寇。

冬十月，侬智高攻陷宾州。

守臣程东美逃跑。

又攻入邕州。

守臣宋克隆逃跑。

广西分为三路。

设置宜州、容州、邕州三路安抚都监。枢密副使王尧臣请求将广西的宜州、容州、邕州划分为三路，将融州、柳州、象州划归宜州，白州、高州、宾州、雷州、观州、郁林州、化州、滕州、梧州、龚州、琼州划归容州，钦州、宾州、廉州、横州、浔州、贵州划归邕州。遇到蛮族入侵，三路会合支郡的军队，经略安抚使驻扎在桂州，来统制全局。也增募澄海、忠敢土军，分别驻扎在全州、永州、道州，用米粮供给他们。罢免派遣北方士兵远戍，诏令狄青审议。狄青认为可行，于是实行。

十一月壬寅初一，发生日食。

十二月，追录唐颜真卿的后代。

癸巳日，皇祐五年春正月，诏令停止交趾的援兵。

这是听从狄青的请求。起初，交趾请求出兵帮助讨伐侬智高，余靖根据情况允许，并向朝廷请示。狄青上奏说：“向外国借兵，来清除内寇，这对我国没有好处。因为一个侬智高，横行践踏两广，力量不能制服，竟然借蛮夷的军队，蛮夷贪婪无义，因此引发祸乱，用什么来抵御他们？希望罢免交趾的助兵。”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

丁度去世，皇上亲临丧礼。

当时丁度担任参知政事，这天是旬休，皇上催促车驾前往祭奠。丁度性格纯朴，住在一间屋子里十多年，没有姬妾侍从。一天召集儿子们，对他们说：“王旦担任宰相十五年，他的儿子还是平民，你们应该自己努力，我不再向朝廷有所请求了。”死后谥号为文穆。

会灵观发生火灾。狄青在邕州打败侬智高。

先前，命令广西钤辖陈曙在金城驿攻击侬智高。陈曙一向没有威信，遇到贼寇后，士兵还在军营中聚众赌博，于是仓促披甲上前，导致全军覆没。王承吉等人都战死。狄青会合孙沔、余靖的军队，从桂州驻扎到宾州。狄青认为张忠、蒋偕都因轻敌而死，军心大为沮丧。事先告诫诸将不得随意与贼寇战斗，听从我的指挥。陈曙担心狄青独自立功，趁狄青未到，率领八千步兵侵犯贼寇，在昆仑关溃败。他的部下殿直袁用等都逃跑。狄青说：“军令不统一，军队所以失败。”早晨在厅堂召集诸将，作揖让陈曙起身，并召来袁用等三十二人，按照他们战败逃亡的情况，驱赶出军门斩首。孙沔、余靖互相看着感到惊愕。余靖曾经逼迫陈曙出战，于是离开席位拜谢说：“陈曙违抗军令，也是余靖节制不严的罪过。”狄青说：“舍弃文臣，军事的责任，不是他们所胜任的。”诸将都吓得大腿发抖。狄青重申军令，军中休息十天。贼寇的侦探以为军队不会立即进发。有人劝侬智高说：“骑兵利于在平地作战，应该派兵守住昆仑关，不要让官军通过险要，等到官军疲惫粮食耗尽时攻击他们，没有不胜利的。”侬智高接连获胜而轻视官军，没有采纳这个建议。第二天整顿军队，狄青率领前阵，孙沔率领次阵，余靖率领后阵，用一昼夜的时间越过昆仑关，出乎贼寇意料，在归仁铺列阵。侬智高出动全部军队列阵抵抗官军，让骁勇的士兵拿着大标枪，穿着红色衣服，远远望去像火一样，而老弱士兵在后面。狄青的阵势稍微后退，先锋将孙节战死。贼寇气势很盛，孙沔等人害怕，变了脸色。当时狄青将蕃落骑兵隐藏在后，前锋将杨遂出来挑战，杀了十几个人。狄青登上高处，亲自拿着五色旗，指挥骑兵展开左右两翼，从后面出来夹攻，左边的向右，右边的向左。不久左边的又向右，右边的又向左。副将

译曹利用派张玉率领骑兵冲出阵前，横穿敌营，贼军大败溃散。恰逢天色已晚，侬智高再次逃往邕州，官军追击五十里，斩杀数千人，擒获伪官黄师宓以下五十七人。此前，曹利用曾下令说：“不等待命令就擅自行动的，斩首。”右军将领贾逵担心贼军抢先占据高地，于是率领军队奔向山上。贼军到达后，贾逵率领部下冲下山来，击溃了贼军的阵势。贼军溃败后，贾逵到帐下请罪。曹利用拍着他的背说：“违反军令却取得了胜利，这是权宜之计，还有什么罪过呢？”侬智高在夜里焚烧城池后逃跑，经由合江口逃入大理国。天亮后，曹利用按兵不动，进入邕州城，将黄师宓等人的首级悬挂在城下示众，收缴金银布帛和马牛数以万计，收集五千具尸体，堆筑成京观。当时有一具贼尸穿着金龙衣，众人以为侬智高已经死了，想要上报朝廷。曹利用说：“怎么知道这不是诈降呢？宁可放跑侬智高，也不敢欺骗朝廷。”朝廷贪图功劳，当时瘴气迷雾昏暗闭塞，有人说贼军在上游投毒，下游饮水的人大多死亡，曹利用非常担忧。有一天，泉水在军营下涌出，汲取来喝很甘甜，众人因此得以渡过难关。民谣说“农家播种，籴家收获”，到了这时应验了。侬智高残暴地祸害一方，长达一年，官吏百姓无法忍受他的毒害。捷报传到朝廷，皇上高兴地对庞籍说：“曹利用击败贼军，都是你坚持正确意见的力量。”

译智高的母亲阿侬氏、弟弟智光、儿子继宗和继隆，被囚禁押送到京师。后来智高死在大理国，他的首级被装在匣子里送到京城，于是这些人全部被处死并陈尸示众。

任命宋祁为定州知州。

宋祁以前在成德军任职时，曾请求放宽河东、陕西对马匹的禁令，允许蕃族部落与民间百姓自行买卖马匹，百姓养马不提升户等。过了三个月，调任定州。他又上书说：“天下的根本在河北，河北的根本在镇州和定州，因为它们扼守敌人冲要，是国家的门户。”又说：“想要军队强大，没有比多储备粮食和财物更好的了；想要士兵训练有素，没有比选拔将领更好的了；想要人们乐于战斗，没有比奖赏厚重而惩罚严厉更好的了；想要敌人观望而不敢前进，没有比使镇州权重而定州强大的。”又说：“天下长久太平，马匹日益减少，臣请求多使用步兵。臣推测朝廷与敌人交战，必定不会深入敌境穷追不舍，而是驱赶敌人离开，到达边境就停止。那么不依赖马匹而步兵也可以使用。臣请求减少马匹而增加步兵。所以马匹少则骑兵精锐，步兵多则战斗力强，我能发挥步兵的长处，即使契丹马匹众多，也无用武之地。”又说：“镇州和定州本是一个整体，自从先帝以来，作为一个道，统帅专一而兵力不分散，所以定州像刺中敌人的胸膛，镇州就像夹击敌人的两胁，这是自然的形势。现在将它们分开为两个部分，明显有害的是，北边塞外山川险要之地，被分割占有。平时号令文书不能统一，敌人如果突然攻打营垒，那么彼此不互相商议，谁肯承担责任呢？”臣请求将镇州和定州合并为一个路，希望由将相大臣统领。无事时，以镇州为治所，有事则迁治所到定州，指挥部署诸将，权力统一而责任有归属，士兵没有苟且敷衍的心思，这是上等的防备策略。”又说：“河东马匹强壮，士兵习惯善于奔驰突击，与镇州、定州如同表里关系。向东经过井陉，不到百里就进入镇州、定州了。敌人如果深入，用河东的健马辅助镇州、定州的军队，出其不意，如果敌人撤退，万无一失，这是一个奇策。”又上呈《御戎七论》。

二月，再次任命狄青为枢密副使，兼任宣徽南院使。

皇上想提拔狄青为枢密使，同平章事。庞籍说：“过去曹彬平定江南，太祖只赐钱二十万缗罢了。狄青虽然有功，不如曹彬功劳大。如果以此官职赏赐，富贵到了极点。日后如果再立功，将用什么官职来赏赐他呢？”于是有了这道任命，仍然赐给宅第，并优厚提升他的儿子狄咨、狄咏等人的官职。

三月，皇上亲自考试举人。

赐予郑獬以下及诸科九百多人及第出身，等级有所不同。

将三圣像供奉到滁州和澶州。

在三个州的神御殿安奉太祖、太宗、真宗的御容。

集禧观建成。

这就是原来的会灵观，因为火灾重新建造，至此建成，于是改名为现在的名字。

夏五月，高若讷被罢免，任命狄青为枢密使。

当时凡是内降的恩旨，高若讷大多复奏不予施行。入内都知王守忠想获得节度使职位，高若讷坚持认为不可。又想让王守忠直留后，高若讷坚持反对。高若讷畏惧谨慎少有过失，但他的前导侍从殴打路人致死，御史上奏弹劾他。议论的人正认为狄青赏赐微薄，而内侍石全斌又在宫中为狄青申诉功劳，于是罢免高若讷而升迁狄青。中丞王举正极力争辩不能改变。按照旧例，罢免枢密使要降下诏书，而高若讷被罢免，只是由舍人起草诏书，于是成为惯例。

任命孙忭为御史中丞。

孙忭性情忠厚，少言质朴，没有威仪，虽然长期处于显要职位，循规蹈矩没有什么建树。等到诏令下达给谏官，韩绛上奏说孙忭不是纠察绳正的人才，不能担任风宪之职。孙忭立即亲手写疏说：“臣观察当今士人追求进取的多，廉洁退让的少，以善于谋求事功为精神，以能揭发别人为风采，敏捷善辩像小吏的人，被称为有议论；苛刻深重像酷吏的人，被称为有政事。谏官所谓的人才，莫非是指这些吗？如果是这样，臣确实不能胜任。”皇上体察他的话，催促他视事，并且任命他掌管审官院。孙忭以担任言事之职为由推辞，不应当兼任事务局，于是作罢。

征求直言。

待制以下官员允许请求面见皇帝，允许上奏密封的奏章。

秋七月，制作镇国神宝。

奉宸库有良玉，皇上不想把它作为服饰玩物。下诏说天子有八枚玉玺，于是命令参知政事梁适撰写名字，叫“镇国神宝”，并刻在上面。

闰月确定内侍员额。

内侍供奉官到黄门，以一百八十人为定额。

庞籍被罢免。

外放为郓州知州。因为议论的人指责他庇护亲戚，堂吏接受贿赂。

任命陈执中、梁适为平章事。八月，举行制科、武举考试。

赵彦若所回答的问题疏阔，被罢黜。在此之前，制举在秘阁考试的，共有十八人，有关部门只录取了赵彦若，于是他又被黜落。离去后议论的人说宰相陈执中不是通过科举晋升的，所以暗中暗示有关部门专门压制儒士，并不是赵彦若实在不能胜任。

武举五十一人，授予官职有所不同。先前诏令罢免武举，现在所提拔的都是秘阁旧经考试的人。

任命唐介为御史中丞。

此后，唐介入朝对答，皇上褒奖慰谕说：“听说你坚守节操，自从被贬谪以来，不曾有私人书信到京师。”唐介叩头谢恩，最终没有一句话为自己辩白。唐介被贬斥不到两年，又被召回。议论的人说：“天子宽容优待言事之臣，自古以来没有过。”

冬十一月丙申初一，发生日食。

龙图阁直学士知耀州赵师民上疏说：“近来太阳在正朔之日被蚀，这是天意，想要以此感动圣心。臣不是盲人史官，不懂天道，只是按照愚昧的想法来说。那个月在亥位，亥为水，水为正阴；那日

译在丙日，丙属火，火是正阳。月蚀日，是阴侵阳，下遮蔽上的象征。如今圣心慈爱仁厚、恭敬节俭，行动遵循礼制，如果不是下面的人蒙蔽上面、邪恶干扰正道，致使君主的恩惠不能下达，那又是谁的过错呢？希望陛下咨询心腹重臣以及耳目之官，其中忠诚纯正的人，与他们一起慎重选拔内外百官及州县的地方长官，使君主的恩惠能够下达，而不被群邪所遮蔽，这就是亿万百姓的幸运了。」当时著作佐郎刘义叟看到日食，心中又想到胡瑗铸造的钟口窄而声音沉闷不发扬；等到陕西铸造大钱时，他就说：「这就是所说的害金再次兴起，与周景王的占卜相同。」皇上认为他惑乱心腹之疾。又月亮进入太微垣，刘义叟说：「后宫将有丧事吗？」

译唐介陈述职事

唐介多次议论政事，于是对皇上说：“臣如果今后进言不被采纳，必定会坚持争辩，争辩得急切，或许会因此获罪被罢黜，这是臣给陛下增添负担，希望陛下准许臣解除言官职务，皇上答应了。”改任唐介为集贤院直学士，是想以此保全他。

旱灾蝗灾

当时左司谏贾黯进言：“水旱灾害，即使是尧、汤那样的圣君也无法避免。臣阅读《隋史》，看到当时设立的社仓，按时向百姓征收，储存在民间，下面足以防备凶年灾荒，上面实际上并无获利。希望效法隋朝的制度立法。”于是将他的建议下发，司农寺又下发到各路考察是否可行。认为可行的只有四路，其余各路有的说在赋税之外增加两重供输，有的说恐怕招致盗贼，有的说已有常平仓足以供给，有的说设置粮仓烦扰百姓。于是贾黯再次上奏：“各路所陈述的，大都是荒谬的议论。如果说在赋税之外增加两重供输，那么立法的本意是教导百姓储积粮食以备水旱，官府并非为了自身获利。如果说恐怕招致盗贼，那么盗贼贪图的是轻便的财物，而不是粟麦。如果说已有常平仓，那么常平仓的设置，本来是为了平抑谷价，使没有极贵极贱的伤害。况且现在国家用度颇为匮乏，积蓄不厚，近年并非没有常平仓，稍有水旱灾害百姓就流离失所、饿死街头，这说明常平仓果然不足以赈救。如果说设置粮仓敛财烦扰，那么义仓的设置本是为了百姓，应当无所畏惧。况且现在州县治理邮传驿舍都向百姓征收，难道唯独对义仓害怕烦扰？人心可以与其一起完成乐事，不可以与其谋划开端。如果臣的话值得采纳，希望决断并施行。”然而受众人议论的牵制，最终没有施行。

十一月己巳日，南郊祭祀三圣一同配享

此前已有诏令，从今以后南郊祭祀三圣一同配享。

十二月禁止转运使进献羡余

有盈余的留作本路调拨使用。此前，曾任命李中师为淮南转运使，李中师入宫辞行，皇上对他说：“近来听说各路转运使多进献羡余以谋求晋升，然而遇到灾荒，不免向百姓暴敛，这是朕所不取的，你要引以为戒。”

任命吴中复为监察御史

这是采纳了御史中丞孙忭的推荐。孙忭从未见过吴中复的面，有人问他，孙忭说：“古人以充当呈身御史为耻，现在难道推荐认识面目的台郎吗？”

《九朝编年备要》卷十四

<史部,编年类,《九朝编年备要》>

钦定四库全书

《九朝编年备要》卷十五 宋陈均撰

仁宗皇帝【起申午，至和元年止；戊戌，嘉祐三年】

甲午年，至和元年春正月，京城发生大瘟疫。

拿出犀角和药来救治百姓，其中有一支通天犀。内侍李舜卿请求留下供皇帝服用，皇上说：“朕难道会珍视异物而轻视百姓吗？”立即命令将其打碎。

追册贵妃张氏为温成皇后

起初，贵妃受封册后，宠爱日益加深，出入车马仪仗华丽，颇有些僭越皇后的装饰。曾经商议使用红伞，增加兵卫人数。有关部门以一品青盖上奏，兵卫按常规仪制。皇上遵守法度，事情无论大小，都交付外廷议论。凡是宫禁中的请托，即使已经赐准，有时也中途撤回。贵妃受宠幸少有人比，但最终没有扰乱朝政。等到她去世，皇上悲伤哀悼不止，对左右说：“从前殿庐守卫卒夜间入宫，贵妃挺身从别寝来护卫。又朕曾在宫中祈祷降雨，贵妃刺破手臂用血书写祝辞，外面都不知道。应当有所追赠褒扬。”入内押班石全彬揣测皇上心意，请求在皇仪殿用皇后礼仪治丧。众宦官都认为可以。入内都知张惟吉独自说此事必须第二天询问宰相。随后判太常寺、翰林学士承旨王拱辰，知制诰王洙等都附和石全彬的意见。宰相陈执中不能阻止，于是下诏近臣、宗室都入皇仪殿祭奠。移班〇皇上在殿东楹，特意停止视朝七天。任命参知政事刘沆为监护使，石全彬及勾当御药院刘保信为监护都监。凡是监护礼仪都由石全彬与刘沆合谋处置，而王洙等上奏施行。起初有关部门请求沿用荆王旧例，停止视朝五天。有人想再增加天数，听凭皇上裁断，于是增加到七天。殿中侍御史李景初说：“贵妃是一品，应当停止视朝三天。礼官迎合监护使，恩礼超过荆王，不可以示于天下。”御史中丞孙抃上三道奏章，请求停止追册，没有答复。

起初，赐谥号为恭德。枢密副使孙沔说：“太宗四位皇后都谥号为德，是遵循庙谥。现在‘恭德’的谥号，其法度从何而来？况且张、郭二后没听说有谥号，这虽然是礼官的失误，实在给天下留下讥讽。”于是改为现在的谥号。此前，下诏孙沔读哀册，孙沔上奏：“章穆皇后丧事直到下葬行事，都是两制官员，现在反而下诏二府大臣行事，不可以。”于是拿着哀册站在皇上面前，陈述旧例，并且说：“由臣孙沔读册，可以；由枢密使读册，不可以。”放下哀册退下，陈执中取来读之。后来商议设立忌日，孙沔又极力陈述不可以。直集殿刘敞也说：“太祖以来，孝惠、孝章、淑德、淑怀后庙四室，是陛下的母亲，尚且不设立忌日，难道可以因为私昵而改变古礼、超越礼制吗？”吕景初也极力争辩，于是罢免设立忌日。

孙抃及侍御史毋湜、殿中侍御史俞希望都请求补任外官，知杂事郭申锡请求长期告假，都是因为进言不被采纳的缘故。孙沔多次说追册温成皇后于礼制不可以，并且说：“这都是由奸臣赞成的过举。”陈执中等人非常怨恨他，孙沔不

译自安极力请求解除职务，以防被外放担任杭州知州。

内侍王守忠被加授留后之职

译按照旧例，宦官没有真正担任留后职务的。皇上因为守忠长期效劳，想授予他枢密使的职位。高若讷极力推辞，皇上没有同意，这事就作罢了。等到这时守忠病重，请求担任节度使。梁适引用旧例，说宦官没有授予真正刺史职位的，何况是节度使呢？中丞孙抃也极力争辩，于是作罢。只加授武信军留后。言官们正在议论此事。第二天，守忠去世。守忠谨慎忠厚、细致周密，所以皇上的恩宠最厚。

三月，王贻永被罢免，任命王德用为枢密使。

本朝外戚没有担任辅政大臣的，王贻永在枢密院任职十五年，性情清廉谨慎，远离权势利禄，回到府第就闭门谢客，始终没有过失。

王德用虽然已经退休，但在乾元节仍参与朝班。契丹使者对翻译说：“黑王相公难道又起用了吗？”皇上听说后，起用王德用判郑州。等到这时再次起用之初，孔道辅去世。有人对王德用说：“孔道辅是害您的人，现在死了。”王德用说：“中丞是尽他的言官职责，哪里是害我？朝廷失去一位忠臣，可惜啊。”

王德用在边疆时，皇上曾经派使者询问边疆事务，王德用说：“咸平、景德年间，赐给各位将领阵图，人们都死守战法，紧急时不互相救援，以致屡次战败。臣希望不赐给各位将领阵图，让他们能够随机应变出奇制胜，建立特殊的功绩。”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他又曾说：“兵法让士兵知道敬畏和爱戴，怯懦者变得勇敢，勇敢者不骄傲，凭借我们可以取胜，顺应敌人而战胜他们，哪里需要多说话呢！”

下诏改年号

以四月为开始，司天监说四月朔日有日食，所以改元。更换衣服避开正殿，减少膳食。

夏四月甲午朔，发生日食。在社坛用牲畜祭祀。

这天，雷雨下到申时，看到日食超过九分，宰相率领百官因为日食没有达到推算的分数，上表称贺。

祥源观发生火灾

御史吴中复在延和殿对皇上说：“近来上奏章的人多说阴阳不和，是因为大乐没有确定。而且乐声不和，自古以来就很久了。我认为水旱灾害的到来，取决于时政的得失，不是乐声招致的。”

去年郊祀时，让三位圣人一同配享。到了这时发生旱灾，学士胡宿说：“五行中火代表礼。去年火旺，今年又旱，这是郊祀并配的错误。”于是建议配享不符合古制，应该用轮流配享像当初一样。

秋七月梁适被罢免

在此之前，将任命梁适为温成皇后园陵使，梁适认为不可以，于是上奏：“本朝以来，妃嫔葬在佛寺别园，于是确定葬在奉寺。”因此与陈执中不和。御史马遵等弹劾梁适贪婪专权，他所提拔任命的人多因贿赂和亲党关系，不应该长期担任重要职位。皇上没有听从。御史吴中复又弹劾梁适奸邪，皇上说：“马遵也有奏疏，而且说唐朝天宝后治乱分界，为什么呢？”吴中复回答说：“明皇起初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为宰相，于是达到太平；天宝以后，任用李林甫、牛仙客、杨国忠为宰相，因而大坏，治乱在这里分界了。虽然威福在于君主，总之治乱在于所任用的臣子。”皇上说：“我每次进用大臣，没有不采纳天下公议的，然而知人也不容易啊。”到了这时，中丞孙抃又为此进言，罢免梁适任邓州知州。

解除马遵等人的御史职务

当时马遵等人都是御史，马遵任宣州知州，恰逢改任京东转运使，吕景初、吴中复都任通判，改任衢州、池州知州。梁适得以执政，宦官有力相助。等到马遵等人在皇上面前极力陈述他的过错，皇上身边的人有人说：“御史搜集宰相的过错，今后谁敢担任这个职位？”梁适被罢免后，身边的人想一并除去马遵等人。马遵弹劾梁适多私心，又说梁适与刘宗孟结亲，而刘宗孟与富人一起经商，下开封府查办，所说不实，都因罪被贬。知制诰蔡襄认为他们都无罪，封还诏书草稿，不起草诏书，改交给其他舍人，也没有人敢承担，于是用熟套格式降下敕令。中丞孙抃多次上疏争辩，翰林学士胡宿因召见对答，也请求留下马遵等人。退朝后又上书，都没有回复。过了明年，知制诰刘敞上言：“旧例，升迁降职都有诰命。前年因事罢黜御史吴中复，蔡襄应当起草诏书，封还诏书草稿。执政者耻于被他阻止，而且单独使用敕牒，因循习以为常，于是成为长久惯例。今后任命应当用诰辞的，请求遵循旧例。”

八月任命贾黯判流内铨

当时太平日子久了，百官的职责都有常规，乐于因循守旧，而铨选部门只是文书完备而已。贾黯起初想用风义整顿挽救这种弊端。益州推官桑泽，在蜀地三年不知道父亲去世，后来代替父亲回家，推荐他的人很多，符合资格应当升迁，正提交文书自我陈述。人们都知道他遭遇父亲丧事，岂肯为他写文书？桑泽知道不可，于是离开，发丧穿丧服，以没有家信为解释。桑泽守丧期满，请求考核，贾黯对桑泽说：“三年不与父亲通问，也有做儿子对亲人的爱吗？假如桑泽不是隐瞒丧事，也是不孝。”向朝廷陈述，桑泽获罪被废黜回家乡，终身不被录用。晋州推官李亢，起初因为捐钱得到官职，后来有私罪，默默自己引退，隐瞒所得官职，以平民身份参加乡试，考中，积累十年应当考核，于是自首陈述起初的事。贾黯认为这是法律所说的欺骗，上奏罢免他，剥夺他的考核资格。

任命刘沆同平章事

前一晚，召值班学士杨伟起草诏书，杨伟没到，又从外面召赵概起草。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值班学士因故请假

译（皇帝）下令让他们依次轮流值宿。

任命修撰起居注的官员侍奉经筵。

译听从知制诰贾黯的请求，以往迩英、延义两阁的讲读官自有记录注疏的官员，至此便罢免了。仍然下诏赐予座位在御榻的西南方，到了第二年春天，修注官石扬休说：“恐怕皇上时常有宣谕咨询访问，而座位太远不能全部听到”，于是命令站立侍奉。

九月，任命吕臻、王洙为翰林学士。

按照旧例，翰林学士设六员，当时杨察、赵概、杨伟、胡宿、欧阳修为五员，于是杨察加任承防，吕臻和王洙一并被任命，王洙是员外提拔，大概是因为迎合温成皇后的事情，宰相陈执中、刘沆喜欢他们帮助自己。

当时王洙讲解《周礼》，皇上命令绘制礼器图，至此献上。

第二年春天，吕臻因为上疏议论陈执中，被外调担任徐州知州，皇上在资善堂赐宴，仍然下诏从今以后由经筵外调的也照此例。

任命刘沆为温成皇后园陵监护使。

中丞孙抃、御史范师道、毋溱说：“宰相不应当为追封皇后典理葬事。”没有答复。又议论为皇后建陵、立庙，孙抃率领属官说：“不合礼制。”于是共同请求面见，争辩不能取胜，孙抃伏在地上不起，皇上为此改变脸色，让他们退下。

冬十月，安葬温成皇后。

知谏院范镇说：“太常寺议论温成皇后葬礼，先前称为‘温成园’，后来称为‘园陵’。宰相刘沆先前担任监护使，后来担任园陵使。如果问这些议论，都出自礼官。先前是对的，那么今天就是错的；今天是对的，那么先前就是错的。必定有一个是错误的。礼典向来确定，而议论却如此。古代法吏舞弄文法，当今礼官舞弄礼制。请求下达我的奏章询问前后异同的情况，以纠正朝廷内外的疑惑。”

定州郡选人奔丧令。十一月，吴充、鞠真卿被罢免。

吴充当时同判礼院，鞠真卿为太祝。先前议论温成皇后园庙之事，学士判太常寺王洙命令吏员用印纸行文，不经过僚属。吴充、鞠真卿立即移文开封府治吏员之罪，而知府蔡襄不接受。吴充等人坚持不放，恰逢台谏也议论此事，朝廷怀疑吴充等人煽动，所以外调吴充担任高邮军知军，鞠真卿担任淮阳军知军。御史赵抃及谏官范镇都说吴充等人无罪，没有答复。当时谏官争辩说吴充和鞠真卿不应当外补，直集贤院冯京最后上疏议论更加急切，宰相刘沆发怒，请求外调冯京担任濠州知州。皇上说“冯京有什么罪”，然而还是削去他修起居注的职务。台谏又争辩说冯京不应当夺职，请求恢复，没有答复。

知制诰刘敞说：“臣昨天听说吴充外调守郡，冯京削职，以为他们所作所为确实有过当，所说的话确实不可取，因此触犯圣意，不容宽恕。等到在延和殿奏事，当面接受宣谕，吴充乃是举职，冯京的意思也没有其他。中书厌恶他们太直率，不予包容。臣私下惊骇，不觉愤懑哽咽。自古以来，只有君主不能容纳直言，有时导致流放贬谪。臣下如今陛下慈圣好谏，宽大如此，不知中书为何不致力于顺承圣德之美，一定要排挤驱逐进言的人？”又说：“臣先前议论吴充、冯京被贬，当面接受圣谕本末。臣就说：如果这样，那就是大臣蒙蔽君主的英明，专断君主的权力，而擅自作威作福。必定恐怕感动阴阳，有地震、日食、风雾的异常。现在臣私下听说镇戎军地震，一夜三次，在臣所说的五天之内。又京城雪后昏雾多日，又多风沙，太阳黄浊，这些都是可以警戒恐惧的变异。”臣之所以预先知道必然如此，查考《五行志》说：“臣子之事虽然正当，专断必定震动，何况不正当呢？”又《尚书·洪范》“恒风若”，而京房《易传》：“臣子蒙蔽君主，则恒气兴起。”臣以此几者合之，所以知道必定有异常。

加内侍石全彬、刘保信官职。

石全彬加任观察使，刘保信任西染院使，都因为兼任监护温成皇后园陵的缘故。范镇说：“章献、章懿、章惠三位太后的安葬推恩，都没有这样的例子。”请求遣返，告知没有答复。几天后，又派遣石全彬入内。副都知刘敞认为这是滥赏，多次迁封。第二年三月去世，迁葬。刘敞为人磊落明白，博闻强记，写文章尤其敏捷丰富。在西掖时，一天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刘敞将要下值，立马却坐，一挥而就九篇制书，各得其体。遇事多有建树阐明，喜欢讥议执政，执政厌恶他，所以知制诰七年不升迁。庆历年间，学者多守注疏，刘敞作《七经小传》，开始不同于诸传的学说。后来王安石修经议，大概本于刘敞。

乙未，至和二年春正月，晏殊去世。

谥号元宪。晏殊虽然早贵但奉养清俭，善于知人，如范仲淹、孔道辅都出自他的门下，而富弼、杨察是他的女婿。皇上在碑首篆书曰“旧学”。

郭固上车战法

郭固为汾州推官，曾经制造战车。知并州韩琦说：“这是马燧的方法。”命令他携带到朝廷，试验之后，任命为卫尉丞。

三月，孔宗愿封衍圣公。

孔子第四十八代孙，起初袭封文宣公，太常博士。祖无择说：孔子后裔在汉、魏封褒成，褒尊宗圣；晋江、宋曰奉圣，后魏曰崇圣，后魏及隋、唐封邹国公。唐初曰褒圣开元中始谥孔子为文宣王，封其后为文宣公，不可。

译用祖先的谥号加在后代身上，于是下诏改封爵位并令其世代承袭。

译夏四月，确定差派衙前的办法。

废除里正衙前，依据财产多寡来差派乡户担任衙前。起初，州县的徭役都由百姓承担，且有固定的数额。如果不是民事方面的徭役，就役使厢兵。只有朝廷颁布诏令有大型工程时，才征调丁夫服役。徭役有轻重劳逸的不均，百姓有贫富强弱的不等。太平时间长久，奸诈虚伪滋生，显贵官员凭借权势占田无度，都能役使衙前；将吏得以免除里正、户长的差役，而应役的户主因繁杂的差役而困苦，甚至伪造契约将田地卖给权势之家，假借佃户的名义来逃避徭役。

到这时，知并州韩琦上言说：“百姓苦于里正衙前的差役，以至于有寡妇改嫁，亲族分居，或者把田地送给别人以摆脱上等户的差役，或者非正常地求死以成为单丁户。又每个乡被差派的疏密高低不均，富人休息有余，穷人相继败亡。”请求废除差派里正衙前，只差派乡户衙前，命令本县在各乡中第一等里挑选家产最高的人担任。于是将他的建议下达给京畿各路斟酌，都认为很方便。而知制诰韩绛、蔡襄也极力论述江南、福建里正衙前的弊端。韩绛请求实行乡户五则之法。这办法凡是差派各州军乡户衙前，依据产钱和物户从多到少登记造册排定户数，分为五等，徭役的轻重也分等级。假如第一等重役十处需要十人，就排定第一等一百户；如果有第二等五处，就排定第二等五十户，以备十次差役。那里长不再差派人。蔡襄请求依据产钱多少确定徭役轻重，于是命令韩绛及蔡襄与三司共同制定。韩绛等人议定后，共同上奏请求：“凡是差派乡户衙前，依据家产多少登记造册排定，那里长不再差派人。”于是更改法令下达三司颁布。百姓对此感到非常便利。

六月，陈执中被罢免。

出任亳州知州。在此之前，陈执中宠爱的妾张氏鞭打小婢女，小婢女被赶出外舍后死去。御史赵抃列举八件事弹劾陈执中，从此奏章上了十二次。于是皇帝下诏设置案件，命令纠察在京刑狱崔峄审理。崔峄认为陈执中因为婢女不恭敬而鞭打致死，并非张氏所杀，有诏令不再追究。中丞孙抃与其属官郭申锡、毋湜、范师道、赵�3请求联合上朝论奏。阁门说这违背了近制，皇帝下诏让他们轮流入宫应对。孙抃等人入宫应对后，极力陈述陈执中的过错罪恶，请求罢免他。退朝后又互相争论。孙抃最后请求解除宪职，补任外官以避开陈执中朋党中伤的祸患，于是得到批准。起初御史因陈执中杀婢女的事想弹劾他，皇上没有听从，而谏官起初没有论列的，御史一并代为进言。而孙抃攻击范镇尤其有力，台官都帮助他。范镇屡次上奏请求与御史辩驳，没有回复。等到御史入宫应对，又说陈执中偏私他的女子，伤害教化，不合道义。陈执中被罢免后，皇上把这事告诉范镇，范镇又进言说朝廷设置御史是为了防止邪恶，不是让他们成为邪恶的。如果像御史说的那样，那么陈执中可以诛杀；如果不然，也应当诛杀御史，并缴回前五次奏章，请求宣示执政大臣一起在朝廷辩驳。皇上没有回复，范镇因此与赵抃有了嫌隙。在此之前，范镇上言说：去年冬天多南风，今年春天多西北风，忽冷忽热，想下雨却不下雨，又有黑气遮蔽太阳，这都是人事所感应的。黑气遮蔽太阳，是阴气侵扰阳气，小人迷惑君主；想下雨却不下雨，是政事不决。陈执中担任宰相，没有生病却在家居住一百天了。陛下因为御史的话决断一个婢女的死，而想罢免宰相，如果是这样就请求迅速罢免陈执中；如果认为御史的话不对，也请求命令陈执中起来处理政事，不要让天意长久不决。忽冷忽热，是赏罚不当。邓保吉不应当担任都知，邓宣言不应当担任押班，王全彬不应当担任观察使，这是不该赏赐却赏赐了。冬天多南风，春天多西北风，都是逆气，恐怕陛下心意思虑被小人迷惑，而号令屡次变更。陛下如果想应对黑气遮蔽太阳的变故，不如远离小人，进用君子；如果想应对忽冷忽热的变故，不如追回邓保吉等人过度的恩宠，而纠正大臣的罪过；如果想应对想下雨却不下雨的变故，不如迅速决定陈执中的进退，以决断内外的疑惑；如果想应对冬天多南风、春天多西北风的变故，不如精审思虑，而不屡次变更号令。这些都是古代圣贤沟通天人的方法，不是我的主观臆说，我担任言责之官，不能沉默。

嘉祐四年，商议赐予陈执中谥号。礼官韩维说：陈执中担任宰相，后宫的丧事不能考正礼仪典制，使朝廷有非礼的举动；又在家庭内部，礼仪名分不明。请求谥号为“荣灵”。判太常寺孙抃等人说：陈执中担任小官时，因为根本大节未立，独自领先众人议论；等到在宰相职位上，公正方正庄重，有大臣的风范。请求谥号为“恭”。判考功杨南仲又请求谥号“恭襄”。皇帝下诏谥号为“恭”。韩维屡次上疏论列，认为“责难于君主，叫做恭，臣下议论陈执中正，是因为他不恭，因此请求罢免礼官，没有回复”。皇上又篆写他的碑文为“褒忠”。

任命文彦博、富弼同平章事。

起初任命富弼监修国史，于是排在旧相刘沆之上，议论的人认为这不是旧例，是由于学士承旨杨察的错误，于是贴麻改刘沆监修国史，而富弼担任集贤院大学士，文彦博与富弼同时受命。这天宣布制书，皇上派遣几个小黄门在庭院窥探，士大夫互相庆贺得到贤人。几天后，翰林学士欧阳修在殿上奏事

译皇上把具体情况都告诉了宋修，并且说：“古代寻求宰相的人，有时能在梦中得到启示，如今我任用两位宰相，众人的心意都如此一致，这难道不比梦兆占卜更贤明吗？”宋修叩头表示祝贺。

译不久，知并州庞籍经过京城，入宫对答。皇上刚任命文彦博和富弼为宰相，心中非常得意，对庞籍说：“朕任用这两位宰相，怎么样？”庞籍说：“两位大臣都是朝廷精心选拔的，陛下提拔任用他们，很符合天下人的期望。”皇上说：“确实像您说的那样。文彦博还有些私心，至于富弼，众口一词，都说他是贤相。”庞籍说：“文彦博，臣近来曾与他同在宰相府共事，详细地了解他的为人，实际上没有什么私心，只是讨厌他的人诋毁他罢了。况且他先前因被诽谤而离职，现在应当更加谨慎小心了。富弽先前担任枢密副使，没有掌握大权，朝中士大夫没有人与他结怨，所以众口称赞他。如果用爵位俸禄来树立私人恩惠，那就不是忠臣，有什么值得称贤的呢？如果完全用公议来衡量，那么先前称赞他的人将会转而诽谤他。这是陛下应当深入考察的。况且陛下既然知道两位大臣贤能而任用他们，任用他们就应当坚定地信任他们，长久地委任他们，然后才可以要求他们建立功业。如果因为一个人的话就提拔他们，不久又因为另一个人的话就怀疑他们，臣担心太平的功业就不容易很快实现了。”皇上说：“您说得对。”

皇上曾经问王素说：“高级官员中谁可以任命为宰相？”王素说：“陛下任命宰相，臣怎么敢说话？”皇上说：“暂且说说看。”王素说：“只有那些连姓名都不知道的宦官、宫妾，可以充当这个人选。”皇上怅然若失地说：“这样的话，就是富弼了。”王素再次拜谢说：“陛下得到合适的人了。”

张昪担任御史中丞。皇上曾经对执政大臣说：“张昪清廉正直，可以担任风宪之职，于是有了这道任命。”富弼刚入朝为相，欧阳修又担任翰林学士，当时号称“三得人”。

秋季七月，吴育被罢免。起初，陈执中被罢免宰相，皇上说：“谁可以代替你？”陈执中举荐吴育，皇上召他到京城，担任翰林侍读学士。到这时，吴育在宫中侍读，皇上谈到臣下毁谤和赞誉多出于爱憎，吴育说：“圣上的话要切实，这是天下的幸运。然而知道了而表现在言语上，不如考察后施行在政事上。自古以来的君主，都因为轻信谗言防范邪佞而导致混乱，明察奸邪而导致治理。至于安危的各种情况，不出爱憎两个字。通达这个道理，那么群书都不值得观看；不通达，那么博览也无益。大概君主做事，有不可不保密的，有不可不明确的。谈到军事边防的细微之处，或者事情涉及权要，这是不可不保密的。如果指出人的姓名，暗中陈述他的罪状，这是不可不明确的。如果不明确，那么奸邪就会得逞，忠正难以立足，是非无法分辨，爱憎颠倒。所以说：偏听产生奸邪，独断造成混乱。因此圣王的行事，像天地日月一样，坦然明白。提拔一个人，让天下都知道他的善；罢黜一个人，让天下都明白他的恶。那么阴险邪恶就不能为害，公正就可以立足。这是历代帝王的重要法则。”皇上更加重视他，多次想重用他，但因为谏官刘元瑜诬告他，说他在河南曾经借给百姓高利贷，过了很久才任命他担任延州知州。

八月，赦免京城及周边地区。在此之前，正月已经颁布了恩赦令。知谏院范镇说：京城及周边地区一年一次赦免，去年两次赦免，今年三次赦免。又在京城的各军队每年两次赐给钱，姑息养奸的政策，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一年一次赦免，百姓称之为热恩，因为它一定在五六月之间。奸猾的人犯了罪，指望等待赦免，何况两次、三次赦免呢？现在守卫边塞的军队有五六十万，让他们听说京城坐享赐赏，能不心动吗？请求从今以后废除所谓的一年一次赦免，以惩治奸猾，使良善得以立足；废除对士兵的特赐，以均衡内外，使百姓得以宽裕。

设置台谏章奏簿。这是听从范镇的建议。范镇说：“先朝用御宝印纸供给言事官，让他们按时奏报，以便知道言官的得失而评定优劣。”现在请求在宫中设置御史谏官奏章簿，时时省察，仍然用中书省旧时设置的簿册，详细记录他们的言行是否被采纳，每个季度抄录交付史官。诏书听从了他的建议。

九月，下溪蛮侵犯边境。辰州蛮酋下溪州刺史彭士义的儿子师宝来投奔，湖北转运使李肃之等人接纳了他，让他做向导，攻打彭士义，没有成功，从此多次入侵，诏令湖北、广西发兵讨伐，到嘉祐三年秋天，才像以前一样奉职进贡。

冬季十月，录用唐时长孙无忌的后代。十一月，在并州边境实行现钱和籴法。

设置河北都大提举便籴粮草及催促黄御河纲运的官职。起初，薛向担任虞部郎中，陈述河北和籴法的弊端，认为备边十四州，全靠度支供给，每年花费五百万缗钱，得到米粟一百六十万石，实际上只值二百万缗钱，而每年常虚费三百万缗钱落入商人囤积贩卖之家。现在应当停止边地入粟，从京城运送钱帛到河北，专门用现钱和籴。既然使用实钱，革除三说四说虚估的弊端，又必须有办法辅助，那么这个方法就可以实行。所以边谷贵时就籴澶州、魏州的粟，漕运黄御河以供给边地；新陈未交替时就散发籴价以救济百姓缺乏军粮；有余时就坐仓收籴以等待不足，使现钱流通而三种利益并举，那么河北的粮食就吃不完。三司使杨察请求采用他的说法，于是设置官职而让薛向担任。不久三司运送绢四十万匹，折合现钱七十万缗，又储备现钱及选择上等茶场，总共为一百五十万缗，储存在京城，而招募商人把钱运到并州边境，计算路途远近，增加数量来偿还，并且节省运送的费用。只有

译进入中仓的饲草和豆料，按照其价值折算，用茶叶抵偿，依照旧例执行。

十二月，修缮六塔渠。

译引导黄河水流进入横陇故道。起初皇帝下诏，从商胡决口处引黄河水注入金堤，逐渐成为河北地区的祸患。如今河渠司官员李仲昌打算约束水流进入六塔河，以缓解一时的祸患，命令两制及台谏官详细审定。学士欧阳修进言说：“臣看到集议修治黄河还没有定论，大概是因为贾昌朝想要恢复故道，李仲昌想要开凿六塔河，各自坚持一种说法，不知道谁是对的。臣愚昧地认为都不对。大抵如今黄河水势有三次决口的危险，恢复故道上游必然决口，开凿六塔河上游也必然决口，金堤下游如果不疏浚使其流入大海，那么上游也必然决口。臣认为应当选派通晓水利的臣子，到下游寻找入海的路径并加以疏浚，否则下游堵塞，最终必然导致上游决口，祸患没有止境。希望朝廷下达臣的议论，裁取其中恰当的部分。”学士承旨孙抃等人进言说：“开凿故道确实是长久之利，然而工程浩大恐怕不能成功。六塔河下游可以引导向东流去，以缓解恩州、冀州及金堤的祸患。”先前有诏书派遣使者与河北都转运使周沆商议利弊，周沆说：“近来计算堵塞黄河需要柴草一千六百万工，费用五百八十万。如今李仲昌使用柴草三百万工，费用一百万，相差如此之大，所花费的财物不允许有这样的悬殊。大概李仲昌先做小规模的计划，以求发动劳役罢了。”况且如今黄河宽度二百多步，六塔河渠才四十六步，必然不能容纳。而且横陇不水流，自从黄河改道以来淤积成高地，其西堤大致完整，东堤有的存在有的消失。前些日子六塔河水微微流通，分流黄河水十分之三，沿水百姓丧失生计的已有三万户。如果像李仲昌所说，全部黄河水向东注入，必然横溢溃决泛滥，齐州、博州、德州、棣州沿河五州的百姓都将成为鱼鳖了。如今六塔河渠一千多里，如果想要堵塞黄河使其向东流，应当先治理水流经过地方的堤坝，使其都高大厚实，仍然设置官吏士兵分守那些地方，多堆积柴草以防冲决，这才可以施行。费用浩大难以办理。朝廷最终听从了李仲昌的议论，大概是因为文彦博、富弼主张的缘故，孙抃等人也附会他们的说法。中书省进言说：“黄河自从商胡决口向北流，长久成为百姓的祸患。先前议论开凿铜城故道而堵塞商胡，担心工程浩大难以完成，打算酌情开凿六塔河，让现在的水势流入横陇旧道，听从了这个建议。”任命李璋、李仲昌、施昌言、蔡挺共同统领这项工程。当时富弼尤其主张李仲昌的议论。欧阳修又进言说：“朝廷议论开凿六塔河，朝廷内外都知道不便，却没有人陈述其利弊，为什么呢？一是畏惧大臣，二是畏惧小人，三是畏惧没有奇策。如今执政的人用心于黄河事务也很劳苦了。起初开凿故道，如今又修治六塔河，凭借执政大臣锐意主持其事，固然不是口舌可以挽回的；而李仲昌是巧言令色的小人，虽然众人共同厌恶，却被大臣所主张，想与他争论，势必难以取胜。如今进言的人说故道既然不能恢复，六塔河又不能修治，追问他们怎么办，却又没有奇策。这就是虽然知道不便，却很少肯进言的原因。况且治水本来没有奇策，所谓奇策，不是大利益就是大祸害。如果遵循常规计策，虽然没有大利益，也不会至于大祸害。如今说修治六塔河的，是奇策，然而工程不能成功，而祸害更大。说顺水势修治堤坝的，是常谈，然而没有大祸害，不知道为国家谋划的人想要选择什么呢？希望朝廷审察其利弊，早日罢免六塔河的工程，奏疏没有被采纳。

工程还没有兴起时，皇上赐诏询问澶州知州曹佾。曹佾说：“黄河决口大概是天时，不容易用人力去争胜。陛下念及河北遭受祸患，对于工程费用有什么吝惜的呢？然而决口将要合流，水流更加湍急，虽然用工像麻一样多，堆积柴草像山丘一样高，又能施展在哪里呢？以臣的看法，不如慢慢观察水势而顺势引导，这是万全的计策。”曹佾的议论与执政大臣不同，于是调任曹佾为青州知州。

醴泉观建成

就是祥源观。道观因为火灾重新建造，如今改名为醴泉观。

这一年契丹主宗真去世，儿子洪基即位

宗真这一年夏天，派遣使者带着自己的画像来进献，请求交换御容以代替相见，笃行兄弟之情。八月去世。宗真在位二十五年，谥号文成皇帝，庙号兴宗。宗真性情轻浮，曾经因为夜间宴饮，自己进入乐队，又多次变换服装进入酒肆、寺观。尤其重视佛教，僧人有正式拜为三公、三师兼任政事令的。他的臣子马保忠曾经劝谏说，臣下没有功勋劳绩，应该按次序晋升。宗真愤怒地说：“如果这样，那就是君主不能专断，难道是国家的福气吗？”马保忠惶恐不安。从此想要有升迁调动，必定先厚赏近臣以杜绝他们的进言。所以亲信察喇哈准等几十人，都被提拔担任将相。儿子洪基即位，改元清宁。

先前，日食发生在正阳之位，客星出现在昴宿。著作佐郎刘义叟说：“宗真大概要死了吧？”到这时果然应验。

李德政去世

儿子李日遵即位，加封静海节度使、交趾郡王。

丙申年，嘉祐元年，春季，正月，大赦天下

甲寅日初一，皇帝亲临大庆殿，接受朝拜。前一天晚上下大雨雪，以至于压折了药架，皇帝上疏祈祷后天气放晴。这天皇帝感染风寒，身体不适。己未日，契丹使者入宫辞行，皇帝病情发作，被人搀扶进入禁中。文彦博以皇帝的口谕告知契丹使者，在驿馆等候，仍然授予国书。文彦博与两府官员在殿阁等候，很久之后，召见副都知史志聪、邓保吉等人，询问皇帝在禁中的起居状况。史志聪等人回答说禁中之事机密，不敢泄露。文彦博愤怒，斥责他们说：“主上突然得病，关系到宗庙社稷的安危，怎么能不让宰相知道天子的起居？想干什么呢？”从今以后，病情稍有增减变化，必须一一

译看见白发，便让引到中书省，取来军令状。从此宫禁中的事情，宰相没有不知道的。庚申日，到内东门小殿问安，皇上从宫禁中大呼而出，说：“皇后与张茂则谋反。”言语极其混乱错杂，扶持皇上的宫人都跟着皇上出来，对吕公著等人说：“相公暂且为天子大赦消灾。”吕公著等人退下，才开始商议颁布赦令。张茂则是内侍，皇上向来不喜欢他，听到皇上的话，立即自缢，左右救下没有死。吕公著召来张茂则责备他说：“天子有病说胡话罢了，你为什么这么快就如此？你如果死了，让皇后怎么自处呢？”告诫让他常侍奉在皇上左右不得随意离开。皇后因此也不敢随意到皇上面前。各位公主都年幼，福康公主稍大时，已患有心脏病，起初不知道皇上生病。侍奉在皇上身边的只有十阁宫人而已。皇上既然不能处理政事，两府只是相互商议决定称诏行事。当时两府商议留在宫禁中，没有理由出发。吕公著请求用道家说法，辛酉日在大庆殿祈祷驱邪，辅臣主持祭祀事务，设帐宿在殿廊。内侍史志聪说：“不是旧例。”吕公著说：“今天难道还论旧例吗？”甲子日大赦。壬申日停止祈祷，两府才开始分批回家，不回家的各自宿在府中。知开封府王素曾经夜里敲宫门，求见执政，请求禀报事情。吕公著说：“此时宫门怎么可以夜里开？”第二天早上王素入宫禀报，有禁卒告发都虞候想要作乱。执政想要逮捕审问治罪。吕公著说：“这样就会张扬惊动众人。”于是召来殿前都知挥使许怀德问说：“都虞候某甲是什么样的人？”许怀德说：“在军职中最为良善谨慎。”吕公著说：“可以担保吗？”回答说：“可以。”吕公著说：“这个士卒一定对他有怨恨，诬陷罢了，应当立即杀了他以安定众人。”众人认为正确。当时富弼因病请假，吕公著请求刘沆在状尾签字斩于军门。吕公著起初想自己签字，王尧臣捏他的膝盖，吕公著醒悟于是请求刘沆签字。等到皇上病愈，刘沆在皇上面前谗毁吕公著说：“陛下患病时，吕公著斩杀告发谋反的人，吕公著把刘沆签字的状子呈给皇上，而皇上心意才消解。”

译夏季四月，六塔渠决口。

李仲昌等人堵塞商胡北流，使其流入六塔河，河水溢出无法容纳，再次决口，淹死民夫士兵，冲走草料，无法计算。从此朝廷只治理西堤以保卫北京和契丹国信路，不再治理东堤了。负责治理修河的官员被罢免，澶州知州施昌言、滑州知州李璋，都降职。李仲昌被编管安置到英州。当初奉诏，等待秋冬堵塞河流，却擅自违背约定，刚堵塞就决口。李仲昌因取用河材制作器物，盗窃所监管的财物，所以被重贬。在此之前，文彦博、富弼主张李仲昌的意见，不被听从。贾昌朝所说的话，贾昌朝因此怀恨。等到六塔工程失败，李仲昌等人都获罪受责。内侍刘恢前往视察黄河，回来报告说李仲昌所断的土冈叫赵征村，与国姓御名相同。人们说贾昌朝排挤执政大臣，摘取刘恢的话上奏。皇帝下诏派遣宦官设置监狱。御史李景初说事情没有根源，不出自政府，恐怕阴险邪恶之人借此中伤善良之人，于是改派御史吴中复与内侍邓守忠在澶州共同审讯。吴中复催促出行非常急切，吴中复请求面见皇帝说，担心案件起于奸臣，这不是盛世所适宜的。等到快马赶到，核对景德年间的户籍，原来赵征村确实不是御名，六塔河也没有土冈地势，只归罪于李仲昌等人。李仲昌是李垂的儿子，李垂掌管黄河事务，曾上呈导河形势书，想要分流为别道，使水流缓和而不决口。到了李仲昌反而堵塞河流，违背家学，于是被贬谪终老。吴中复当时号称铁面御史。

皇上患病时，贾昌朝暗中勾结内侍武继隆，让两位司天官在大庆殿庭院两府聚集的地方，拿着状纸直言国家不应当在北方开凿河道，导致皇上身体不安。文彦博知道他的用意，只是没有制约的办法。几天后，两人又上言，请求皇后共同听政，也是武继隆教唆的。史志聪等人将他们的状纸报告给执政大臣，文彦博看了后揣在怀里，露出喜色。同僚问他不告诉。不久召见两人质问说：“你们今天有所进言吗？”回答说：“是的。”文彦博说：“天象变异，是你们职责应当进言的，怎么能擅自干预国家大事？你们的罪应当灭族。”两人害怕，脸色大变。文彦博说：“看你们只是狂妄愚昧罢了，不想治你们的罪，从此不得再这样。”两人退下。文彦博于是将状纸展示给同僚，都愤怒地说：“奴才敢妄言，为什么不斩了他们？”文彦博说：“斩了他们事情就会暴露，使中宫不安。”众人都说：“好。”等到商议派遣司天官确定六塔在京师的方位，文彦博又派遣两人前往。武继隆说：“请留住他们。”文彦博说：“他们怎么敢擅自妄言？有人教唆他们罢了。”武继隆沉默不敢回答。两人到了六塔，担心追究前罪，于是改口说六塔在东北，不是正北，没有害处。

减少恩荫补充定额选举法

去年秋天，龙图阁直学士李东之上言：“古代官员有定额，人们没有其他奢望。现在三四年间，录取进士五百人，因为各路用兵，举人又增加录用。而其他科目只专记诵，不懂理义，也录取五百人，这是选举的途径不精纯。文武官、御史知杂、御史以上，每年任用一个儿子带职员外郎；诸司副使以上，每三年任用一个儿子。近年任子比祖宗朝多逾数倍。又如三丞以上退休者，任用一个儿子，而且退下一个老者，进用一个年轻人，非常不符合国家爱贤取士的道理。这是恩荫补充的门路太广。嫔妃侍从，宗室妻子，有邑号视品级的，都能推荐他们的弟侄。又如皇亲女婿，白身授官；而内臣之家因事奏授的很多，这是恩幸的源头没有堵塞。三省百司胥吏补官已经冗杂，而又因缘权势，全部换班行，权贵给役，明有恩例。”

于是敕令中书枢密院裁定。于是下诏现任两府及御史知杂以上，都罢免乾元节奏恩例。学士以下，每逢郊祀恩泽，允许奏请大功以上亲属；再逢郊祀恩泽，小功以下亲属。郎中带职员外郎，初逢郊诏奏请儿子或孙子；再逢郊祀奏请期亲；四逢郊祀奏请大功以下亲属。录取进士，依照皇祐四年以四百人为定额，其他科目不超过这个数。南省特奏名者罢免。有司入流，都依照吏部格例，不得序劳减年及换武。于是每年入仕的人稍微减少了。

五月京师各路大水

京师大雨，水注入安上门，门关折坏，官私房屋数万区。各路大水，河北尤其严重，派遣韩绛体量安抚河北。

六月雨坏太社太稷坛 求直言

下诏群臣实封陈述得失。于是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奏疏，大致说：“自古人君，必须有储副，所以承受宗庙的重任，而不可缺少的。陛下临御三十余年，而储副未立，这是长久缺失的典制。臣听说臣僚多以此事进言，大臣也应当进议。陛下圣意长久而未决，而庸臣愚士知道小忠而不知道大体的人，因此认为这是异事，于是产生嫌疑的议论，这是非常不思量的。伏望陛下出于圣断，选择宗室中的贤者，依照古礼文，立为儿子，未用立为储副。既可以慢慢考察他的贤否，也可以等待皇子的出生。臣又见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于是掌管枢密。起初议论者认为不可，现在三四年间，外面虽然没有见过过失，而不幸”

译（他）获得了掌握军事情报的名声。况且武臣掌管国家机密，却获取军事情报，这难道是国家的利益吗？臣先前曾有密封的奏章，其中的论述非常详细，并且指出范纯仁并非奇才，只是在当今的将领中稍微可以称道罢了。虽然他的本心并不邪恶，但不幸被军士所喜爱，臣深深担心因此使范纯仁陷入灾祸，而为朝廷制造事端。恳请暂且免除范纯仁枢密院的职务，任命他管理一个州，这样既保全了范纯仁，也为国家消除了尚未发生的祸患。

译知制诰吴奎上疏说：“陛下在位三十多年，却没有确立太子。如今的灾异，是天地祖宗启发圣意。按照礼制，大宗没有子嗣，就选择支庶中贤能的人。从昭穆辈分来说，太祖、太宗的曾孙，是陛下应当册立的，以维系天下人心。等到有了圣明的皇子，就给予他优厚的礼遇并让他退位，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希望陛下不要听信邪说，从而耽误了大事。”

侍御史李景初也说：“本朝两位宗室相继担任京兆尹，天下有所寄托期望，希望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人，让他能够在宫中问安侍奉饮食，以消除奸邪的萌芽。”或者尹【原文缺失】

不动摇国家根本，是稳固的。当时狄青每次外出，士兵们就指指点点互相夸耀。又他家狗生出角，屡次出现光怪现象。李景初多次到中书省，告诉辅政大臣，请求调出狄青。文彦博认为狄青一向忠诚谨慎，外面的言论都是小人，不值得在意。李景初说：“狄青虽然忠诚，但怎么面对众人的心思呢？”意思是说小人没有见识，或许会导致变故，大臣应当为朝廷考虑，不要牵涉乡里的私恩。知制诰刘敞也极力议论这件事。

秋七月，皇帝召见群臣应对

自从皇帝身体不适，只有二府官员能够奏事；到这时，才开始召见群臣应对。

彗星出现在紫微垣

经过七星，颜色白色，长度一丈多

八月庚戌初一，发生日食

司马光又上疏说：“拥有国家的人，政事有大小，事情有缓急。现在非常重大而紧急的，在于根本没有稳固。陛下不趁此时早早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人，让他代理储君副位，万一出现意外，能不预先防备吗？”

狄青被罢免

当时狄青躲避水灾搬家到相国寺，行动停留在殿上。京城哗然，人心渐渐怀疑。执政大臣听到后，开始害怕，用熟状（既定格式）将狄青外调去判陈州。过了明年，狄青去世，谥号武襄。狄青为人谨慎严密少言，他谋划事情必定审慎中肯符合时机才行动。军队行进整顿部伍，严明赏罚，与士兵同甘共苦。即使敌人突然侵犯，没有一个士兵敢落后或争先。所以他出征常有功绩，喜欢把功劳推给将佐。起初与孙沔破贼，谋略全出自狄青，贼人已平定。经制余下的事情，全部委托给孙沔，退让的样子好像不在意。孙沔起初佩服他的勇猛，又佩服他的为人，自认为比不上他。

任命韩琦为枢密使

当时韩琦新被任命为三司使，在路上，改任枢密院使，而召张方平从益州回来担任三司使。韩琦起初以武康节度使的身份知州，降下诏书任命为三司使。唐朝制度，节度使交还旌节，不降诏书。本朝丁谓从节度使担任参知政事，只在舍人院任命辞命。现在任命韩琦降诏书，不是旧例。

九月辛卯，在大庆殿恭敬谢恩，改元

当时皇帝病愈，因为太宗至道年间去世，厌恶那个年号，于是诏令中书省改元嘉祐。

在此之前，范镇说：“自从废除祖宗旧乐，使用新乐以来，到现在四五五年，日食、星变，冬雷、秋冰雹，风雨不时，寒暑不节，不和谐的气象，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果音乐没有感动天地就算了，音乐有所感动，那么众多异象的到来，未必不是由此引起的。”去年十二月晦日，大雨雪，大风，宫架倒塌。元旦大朝会，音乐响起而陛下发病，臣担心天意认为陛下【原文缺失】

详细情况现在再次呈上，请求下达给执政大臣参议。臣的书奏如果有可取之处，恳请暂且使用祖宗旧乐，以等待以后另行制作。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实行御史迁转的规格

范知道任常州知州，赵抃任睦州知州。在此之前，宰相刘沆进身不正，深深厌恶言事官员。于是说，自从庆历年间台谏官员掌权以来，朝廷命令发出，事情无论恰当与否，都加以议论，一定要胜诉才罢休。又专门致力于揭露人的隐私，难以辨明的事，以此中伤士大夫。执政大臣害怕他们的言论，提拔他们特别快，于是实行御史迁转的规格，满三年的授予知州。而赵抃等人又应当请求回避，范镇各自请求外补。刘沆急忙引用规格将他们调出，范师道和赵抃曾经攻击刘沆的短处。中丞张昪说，刘沆等人挟私心调出御史，请求留下赵抃和范师道，没有回复。

冬十月，解除范镇的言职

在此之前，范镇任谏院知事，因为皇帝年高而没有确立储君，不上朝几个月，说：“天下的事情，还有比这更大的吗？”立即上疏说：“太祖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太宗，这是天下的大公。周王去世后，真宗选取宗室子弟养在宫中，这是天下的大虑。希望陛下以太祖的心，实行真宗的旧例，选择宗室贤能的人，给予不同的礼遇并让他试行政事，等到有了圣明的子嗣，再遣返回府。”屡次上奏没有回复。等到彗星出现，范镇认为其占卜为急兵，又上疏说：“国家根本没有确立，如果有兵变，什么比这更紧急呢？”陛下得到臣的奏疏，不留在宫中，而交给中书省，是想让大臣奉行。臣两次到中书省，大臣都用言辞拒绝臣，这是陛下想为宗庙社稷考虑，而大臣不想。臣私下推究他们的意思，只是担心实行了而陛下中途改变主意。中途改变主意的祸患，不过于死，而国家根本没有确立，万一像天象所警告的急兵之变，那么祸患岂止一死而已呢？中途改变主意的祸患，死而无憾；急兵之变，死且有罪。希望以此示谕大臣，让他们自己选择并审慎处理。”不久，任命范镇为御史知杂，坚决推辞不接受。执政中有对范镇说：

译皇上身体不适，大臣们曾经建议过这种防范措施，现在流言已经传入宫中，实行起来非常困难。”范镇又写信给执政大臣说：“事情应当讨论它的对错，不应当询问它的难易。迅速行动就能成功，迟缓就会来不及，这就是圣贤之所以重视时机的原因。”范镇进见皇上，当面陈述了三次，范镇哭泣，皇上也哭泣，说：“我知道你忠诚，你的话是对的，应当再等两三年。”奏章总共上了十九次，等待治罪一百多天，头发都变白了。因此最终解除了言官的职务，朝廷也不能强行改变。起初，御史赵抃也因为皇上身体不适，请求确立宗室中贤能的子弟来安定人心。

译通判并州的司马光也上疏说：“皇位继承人，是天下的根本。希望陛下决断于圣明的意志，从宗室中【原文此处有缺漏】

太常博士张述在皇祐五年上疏说：“我听说宗庙社稷的重任，以确立继承人为根本。普通人拥有百金的财产，尚且能定下谋略，托付后事出于平日，何况拥有天下的人呢？建隆、干德年间的臣子，谁不愿意太祖皇帝享有万亿年的寿命？端拱、天禧年间的人，心情也是如此。然而天地运行，事物发展到极点必然变化。陛下继承三位圣君的基业，年龄四十四岁，宗庙社稷的寄托，还没有托付的人。这是我日夜忧虑的原因。认为应当默默向天地祈祷，分配恩宠给后宫六宫，如果还没有得到（继承人），那么希望选拔宗室中才能贤良的人，试用以处理机要事务，使内外都知道圣心有所归属，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至和初年，又上疏说：“我听说大人继承光明，照耀四方，离卦代表太阳，是君王的象征。两个光明相继，所以能够长久照耀。陛下统治天下将近三十年，正是太阳正当中的时候，却没有听说以离卦照耀为忧虑。大继承人如果不早确定，就会有旦夕的忧患，而留下万世的祸患。纵观前世，事情出于仓促，那么有的宫闱发号施令，有的宦官主谋，有的奸臣首议，贪图孩童幼小以长久他们的政权，希望昏暗不明以窃取他们的权力。安危的关键，发生在顷刻之间，而朝议安然自若，竟然不为此谋划，难道不危险吗？”张述前后七次上疏，最后的话尤其激烈，皇上最终没有因此罢免他。

镇在至和初年上疏说：国家通过三司征收赋税，三司责成转运使，转运使责成州，州责成县，县责成百姓。百姓竭尽全力来辅助公家，而自己用度不足，那么嗟怨之气冲犯天地，这就是水旱灾害发生的原因。希望诏令大臣考察寻求祖宗乃至天圣年间官吏与士兵以及天下赋税收入的数量，而斟酌裁减节制它们，或许国家用度有常，民力有余。陛下高枕无忧而天地的和气就达到了。起初，真宗时，内外士兵九十万，宗室吏员受禄的九千七百。宝元以后，招募士兵更加广泛，宗室繁衍，吏员每年增加，于是士兵一百二十五万，宗室吏员受禄的一万五千。景德年间，祭祀南郊，内外赏赐钱帛总共六百万；到这时飨明堂，达到一千二百万。用度不得不困窘，所以臣有这些请求。又奏称臣去年说官吏冗杂士兵众多，民力不堪，请求下达大臣整理，现在几个月没有回复。景德年间，士兵不满五十万，西备北御，沛然有余；现在士兵加倍了，却还苦于不足。士兵不在于众多，在于将领，怎么样呢？侬智高侵犯岭南，前后派遣士兵将领不知其数，都相继败逃。陛下亲自派遣狄青，而最终取胜的，是蕃落数百骑兵罢了。这说明士兵不在于众多。陛下为什么不持此说来质问想要增加士兵的大臣？臣愚昧地认为，防备契丹，不如宽待河北河东的百姓；防备灵夏，不如宽待关陕的百姓；防备云南，不如宽待两浙湖岭的百姓；防备天下，不如宽待天下的百姓。民力宽裕就知道自爱，知道自爱虽然有外患，人人可以用作士兵，用人人自爱的士兵来抵御外患，哪里去不胜利？官吏是用来养育百姓的，士兵是用来保卫百姓的。养育百姓保卫百姓的人，反而残害百姓了。而大臣不知道如何救助，臣担心朝廷的忧患不在四夷，而在冗兵与穷民。

又说周代冢宰制定国家用度，唐代宰相兼任盐铁转运使，那么宰相制定国家用度，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现在中书主管民政，枢密院主管军事，三司主管财政，彼此不相知晓，所以财政已经匮乏而枢密院增加士兵无穷，百姓已经困苦而三司索取钱财不止。中书看到百姓的困苦却不知道，让枢密院减少士兵，三司宽减钱财，制定国家用度的职权不在中书。希望让中书、枢密院通晓军事民政财政大计，与三司衡量收支，制定国家用度，那么百姓或许稍微宽裕了。然而自从天圣以来，皇上以经费为利，臣下也屡次为此进言，而有司不能秉承皇上的意思，拘泥于习俗，最终没有建树，议论的人以此为遗憾。

又说从百姓中招募士兵，那么百姓稀少；百姓稀少，那么田地荒芜；田地荒芜，那么赋役沉重；赋役沉重，那么民心离散。寓兵于民，那么百姓稠密；百姓稠密，那么田地开垦；田地开垦，那么赋役轻缓；赋役轻缓，那么民心稳固。陛下如果真的能停止招募士兵的命令，敕令大臣详细列出太祖、太宗、真宗每个朝代赋税收入多少，士兵多少，官吏多少。陛下天圣年间赋税收入多少，士兵多少，官吏多少，大约让赋税收入的数量与士兵数量、官吏数量斟酌取其中道，立为常制。以赋税收入的数量十分为率，以七分供养官兵，供给郊庙、宫省及各项费用，留三分以备水旱缓急。实行十年，才可以谈论治理，这是陛下应当留心的。

十二月刘沆罢免

出知应天府，起初，刘沆外放，御史范宗道等中丞张昪说：“天子耳目之官，进退必须由陛下决定，怎么能因为宰相发怒而斥退他们呢？希望交付有司明辨曲直。”又请求与御史一起外放，都没有回复。而御史吴中复又弹劾刘沆处理温成皇后丧事，天下人称他为刘弯，俗谓卖棺材的人为弯，那么刘沆的平日品行可知。张昪等人争论不已，总共上疏十七章。刘沆知道不能取胜，也自己请求外放。皇上因为张昪指切时事无所回避，对他说：“你孤特却能这样。”张昪

译臣说：“我学识浅陋、愚忠耿直，能仰体圣意，便是不被辜负。如今陛下的臣子中，那些贪图俸禄、结党营私的人很多，而赤诚忠心为国谋划的人很少，我私下认为陛下是孤立无援的。”皇上因此深受感动。

译任命包拯担任开封府尹。

包拯在朝廷任职刚正严厉，听到他名声的人都畏惧他。皇亲国戚和宦官因此收敛手脚。按照旧制，府吏坐在府衙大门处，先收取诉讼文书，这叫做牌司。包拯打开正门，让百姓直接走到他面前陈述是非曲直，百姓不敢欺骗他。

任命胡瑗管理太学事务。

胡瑗担任学官后，他的学生越来越多，太学甚至容纳不下，便借用旁边的官舍安置他们。礼部选拔的士人中，胡瑗的弟子常占四成或五成，他们根据才能的高低，喜欢自我修饰，衣服仪容举止，往往相似。人们遇到他们，即使不认识，都知道他们是胡瑗的弟子。于是提拔他参与经筵讲学，治理太学，依然像以前一样。

胡瑗在嘉祐四年春天退休回到海陵，学生们和朝廷官员在东门外为他饯行，当时人们认为这是荣耀的事。等到他去世，皇帝下诏赐钱助办丧事。集贤院校理钱公辅率领太学一百多名学生，在佛寺设位哭祭，又自己陈述老师去世的哀痛，请求给予两天丧假。

丁酉日，嘉祐二年春正月，杜衍去世。

谥号叫正献。杜衍患病时，自己写好了遗疏，说不要因为长久安定而忽视边防，不要因为已经富裕而轻视财政开支，以及尽早确立皇位继承人以安定人心，话语中没有涉及私事。

二州发生地震。三月，皇帝亲自考试举人。

赐予章衡等人进士及第或出身，等级有所不同。凡是参加殿试的进士，开始都免除落第。当时欧阳修担任知举官，在此之前，文人以文章奇险怪僻相标榜，钩章棘句，逐渐失去了浑厚质朴的文风。欧阳修大力革除这种弊端，以前考中高等的人都被黜落，务求文章平淡典雅切要。举子们都造谣诽谤他，然而文体从此也稍微改变了。

夏五月，西夏人侵犯边境。

管理麟府军马的郭恩战死。起初，屈野河以西的土地，西夏人多次侵占耕种。麟州知州武戡已在白草平修筑了一座堡垒，作为瞭望哨。恰逢经略使庞籍发公文命令并州通判司马光巡视边境，与武戡商议再增建两座堡垒。庞籍于是发公文命令麟州按照这个意见办理。于是郭恩以及走马承受黄道元等以巡视边境为名，前往视察，结果遭到袭击。郭恩的军队大败溃散，武戡逃回。郭恩、黄道元以及府州都监刘防都被俘虏。阵亡的军士三百多人，丢失的兵器铠甲一万七千多件。郭恩没有投降，被杀害。事情上报后，追赠他为观察使。

下诏严格执行磨勘法。

下诏文武官员过去都自行申请磨勘，有损廉洁节操，从今岁期满开始，命令审官院和三班院严格执行。

熙宁二年，下诏规定因防迁官者不跳过磨勘，从比部员外郎黄汾开始。

秋八月，举行制科考试。

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生王彰；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生夏噩。王彰未入等，夏噩入第四等。于是夏噩上奏说：“从今以后应考制科的人，听凭待制以上官员奏举，不得自行陈述。其中草野之人，允许本路转运使奏举进用，差遣不得援引旧例提拔，相比旧例也稍微抑制了一些。”

赐予各州和剂局经费。

下诏每年赐予各道节镇及各州钱款，数额不等，委托长官选派官员配药以治疗百姓疾病，设置校正医书局，命令直集贤院官员四人负责校正。

设置广惠仓。

起初，天下绝户的土地，官府自行出售。到这时，枢密使韩琦请求保留不出售，而收取其租税，另设仓库储存，用来赈济穷困的人。仍命令各路提点刑狱，专门负责年终统计，将数目上报三司。

四年，下诏给司农寺。

当时京东提点刑狱韩宗彦因为上面没有继承人，上书请求修定胎养法令，并且说：“过去汉章帝颁布此令，而继承汉室的，都是他的后裔。陛下前日下诏命令绝户田不要出售，而收取其租税，设置为广惠仓。最近听说后宫怀孕的有两位，那么报告将有皇子诞生。现在下等户中有怀孕而不能自存的，希望赐予他们粮食，那么恩德更加施及海内。大概君主致力于繁衍养育百姓，那么上天也必定昌盛繁衍他的子孙，道理本来就是这样。”韩宗彦，是韩亿之孙。

冬十月，颁布俸禄令。十二月，下诏开启岁贡举人。

进士、诸科解额减少一半，其中进士高等的恩例也加以裁减，设置明经科，罢免书举人。

确立内降关白二府的法令。

下诏学士院承接内降命令并关白中书、枢密院。在此之前，澶州报告河流损坏浮桥，几天后修复完毕，于是下诏本院降敕奖谕。中书省说官吏防守视察不谨慎，按法应当弹劾，既然命令免除弹劾，而诏书也追罢此事。

戊戌日，嘉祐三年春正月，开通永通河。

在此之前，有关部门报告至和年间大水，京师遭受水患，请求直接从城西开凿河道向北流入惠民河，分流注入鲁沟，就没有水患了。工程完成后，命名为永通河。

表彰烈女张氏的墓。

表彰她的墓，封为旌德县君，张氏是江夏百姓的妻子。乡里恶少持刀逼迫她，想与她通奸。张氏大骂道：“庸俗奴才，可以死，不可以做这种事。”以至于用刀割断自己的喉咙，还能跑着擒获那人，告诉邻里。事情上报后，特别褒奖她。

二月，任命吴及为右正言。

吴及又上疏说：“同姓的人，是国家的屏障；储君副手，是天下的根本。现在陛下的根本未立，四方无所系心。应当选择宗室中的亲近贤能之人，以备储君副手，听凭进入禁中。陛下日后有嫡嗣，就改变礼数，让他回府邸，在道义上是顺应的。”

三月，范镇任知制诰。

范镇自从罢免言官职务后，每逢有事未曾不以储嗣为言，希望感动皇帝的心。等到任知制诰入朝谢恩，又当面论述说：“陛下答应臣已经三年了，希望早日决定大计。”

译夏季四月，撤销睦亲宅的神御殿。五月，将国子监的生员名额增加到四百五十人，预备生增加一百五十人。

译六月，文彦博被罢免，以使相的身份出任河南府知府。起初，盐铁副使郭申锡奉诏巡视黄河，与河北转运使李参意见不合，便向朝廷控告李参，并声称李参曾派人携带黄河地图托付给文彦博。御史张仲玉也弹劾他们结党营私有据可查，于是皇帝下诏进行推究弹劾。然而两人所陈述的内容都不属实，张仲玉因依据传闻弹劾而免于被追究，郭申锡获罪被贬，文彦博也因此内心不安，多次请求退休，所以有了这道任命。

任命韩琦为平章事。起初，韩琦在枢密院任职时，编次整理各房的办事条例，使官吏无法借机营私舞弊。到了这时，中书省也推行了这种做法。

任命包拯为御史中丞。包拯进言说：“东宫太子之位空缺已久，天下人对此感到忧虑。群臣多次进言，但圣上的心意仍未决断。万物都有根本，而太子就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不确立，还有比这更大的祸患吗？”皇上说：“你想立谁为太子？”包拯说：“陛下问臣想立谁，这是怀疑臣啊。臣今年七十岁了，况且没有儿子，并不是为了谋求日后的福报。臣请求确立太子的原因，是为了宗庙社稷万世的大计。”皇上高兴地说：“慢慢再商议此事。”包拯又进言说：“政令不应当频繁更改。并请求裁抑内侍，削减不必要的开支，言辞大多切中要害。如果分条责成各路盐务机构，御史府得以自行举荐属官，减少一年的休假，这些建议大多被采纳施行。”

秋季七月，命令范祥负责管理解州盐务。这是听从了三司使张方平、御史中丞包拯的建议。起初，范祥因其他罪行被贬，任命京西转运使李参代替他，于是以至和元年上缴一百六十九万缗钱作为定额，根据收入计算支出，可以资助边防费用十分之八。时间久了，边境地区又允许用草料粮食抵充实际钱款，而虚高估价的弊端日益滋长，盐引的价值也随之降低，每年损失的官家课税大约百万。到了这时，再次让范祥总管盐务，范祥请求严厉禁止用草料粮食抵充钱款，对于在今己年之前发出的盐引，每张另需缴纳一千钱，然后才给予盐。他又说商人持有盐引如果在京城卖盐，都会亏损本钱，请求设置官方机构储备二十万缗钱，以等待商人到来，如果盐引和盐价低廉，则由官府代为出售，盐引六千，盐席一万，不得随意增减，以平抑市场价格，使其不能随意波动。皇帝下诏由都盐院监官负责此事，从此盐务逐渐恢复。

范祥去世，嘉祐六年，三司使包拯请求录用他的后代，说：“范祥建议疏通陕西盐法，施行十年，每年减少商货务缗钱四百万，他的功劳值得录用。”

广济河泛滥。

黄河又在长城口决堤。

八月乙亥初一，发生日食。冬季十一月，设置省减司。

命令翰林学士韩绛等人会同三司详细审定，进行裁减。从此有很多裁减节省的措施，云。

皇帝下诏三司，每年上报赋税数额，每三年进行一次核查。

设置都水监。

罢免三司河渠司，将其事务划归都水监。

九朝编年备要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九朝编年备要》卷十六 宋陈均撰

仁宗皇帝【起己亥，嘉祐四年，至癸卯，嘉祐八年】

己亥，嘉祐四年【契丹清宁五年】

春季，正月丙申初一，发生日食。在社坛使用牺牲祭祀。

去年冬天皇帝下诏，因为明年正旦发生日食，要避殿减膳，知制诰刘敞进言说：“天象虽然令人敬畏，但也应当考察古制遵循礼法，这样才恰当。按照三代的典章，日食没有预先避殿的事情。《左氏传》称避殿移时，曾子问：‘诸侯入门不能行礼的情况，日食居其一。’这是看到变故而警戒，不是提前防备。先王制定礼法，过度的如同不及，那些制定法规早于时机的与晚于时机的，都贵在适中罢了。到了这时，刘敞又进言说：‘臣先前论述提前避殿，不符合古典，未蒙省察。现在又听说派遣官员祭祀社坛，查考经书，也未见此礼。社坛是上公之神，群阴之长，所以说：‘日食就在社坛击鼓，用来责备上公退去群阴。’现在反而祭祀请求，这是屈尊天子之礼，顺从诸侯之制，压抑阳气扶持阴气，降低尊贵贬低重要，这正是日食改变的原因，不是承受天戒尊崇朝廷的意思。”右正言吴及进言说：“日食是阴阳的警戒，在人事上就是臣子欺凌君主，妻子压制丈夫，四夷侵犯中国。现在大臣没有姑息纵容的政策，不是所谓的臣子欺凌君主，过失在于陛下深沉静默临朝，使得阴邪之气没有完全屏除。后妃没有专权横行的迹象，不是所谓的妻子压制丈夫，过失在于左右亲信骄纵无节制。羌戎顺服，不是所谓的四夷侵犯中国，过失在于将帅不是合适的人选，被他们轻视。”于是进言孙沔在并州，苛刻暴虐不守法度，宴饮无度，庞籍以前在并州，轻率行动缺乏谋略，擅自兴建堡寨，屈野的败绩，是国家的深耻，孙沔最终因此被废。

二月，放宽茶禁。

嘉祐初年冬天，开始采用薛向的建议，罢免边境入中粟米，从京城运送钱帛到河北，专门用现钱和籴，只有入中草料豆料则仍然计算价值给予茶。施行不久，议论的人说运送科折烦扰居民，而且商人入钱的少，草料豆料虚高估价越来越高，茶越来越贱。皇帝下诏学士韩绛等人在三司筹划。韩绛说：“自从改法以来，边境储备充足，商旅颇为通畅，不应当轻易改变。只有运送的费用应当由官府供给，以前缴纳税绢的不得折钱，入中草料豆料不给予茶，平抑市场价格到京城，用银、钱、绢三种物品偿还。”都听从了他的说法。从此茶法不再作为边境和籴所需。

译于是通商的建议也提出来了。起初，茶法多次变更，每年的税收日渐减少，到仁宗和年间，连本带息计算，才有一百六十七万多缗。自从景祐年间，叶清臣提出通商的议案未被采纳，到这时，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职王嘉又都上书请求停止发放本钱，放任茶农自由买卖，而官府收取租钱以及在各地征收的茶税，都归入货务，用来偿还边境购粮的费用。淮南转运副使沈立也汇集茶法的利弊写成奏章呈上。陈述通商的利益，辅臣富弼、韩琦、曾公亮等人都决意赞同，极力向皇上陈述。去年冬天九月，命令韩绛等人在三司设立机构，派遣官员分赴六路，询问利弊。到这时他们回报说：“如果按照三司的意见办理是方便的。”于是下诏废除旧法，将三司每年的税收平均摊派给茶户，总共为六十八万多缗钱，让他们每年缴纳官府，比起以前缴纳茶叶时，他们的支出减少了一半。朝廷对此感到为难，于是削减了一半，每年缴纳三十三万八千多缗钱，称为租钱，与各路的本钱一起储存起来，以备边境购粮之用。废除了十三处山场、六处货务，只有腊茶照旧，其余的茶都在天下自由买卖了。茶禁既已松弛，议论的人认为茶户因缴纳钱款而困苦，商人利润微薄，贩卖的人很少。后来刘敞又请求恢复以前的法令，下诏选择其中的利弊加以变通。欧阳修说：“新法有五种害处，希望废除以前的法令。”当时朝廷正排斥众人的议论而推行新法，最终没有听从。等到治平年间，每年收入腊茶、散茶总共七十多万斤，茶户缴纳的租钱三十多万缗，又储存本钱四十七万多缗，而内外总共收入茶税钱四十九万多缗。史臣说：“由此可以看出茶法的得失了。”

译交趾侵犯边境。

亲自考核科举考生。

赐予刘煇等一百六十多人及第出身，等级不同，授官依照三年闰十二月的诏书。这是因为科举考试次数增多，曾经有诏书削减进士高等及制科入等的恩数，从此骤然显达的人很少，而所获得的人才及其风范事迹比起以前也逐渐衰退。

三月任命包拯为三司使。

起初，包拯担任御史中丞，弹劾三司使张方平低价购买豪民财产的事，张方平被罢免，于是用宋祁代替他。包拯又议论宋祁在益州宴饮过度，而且他的哥哥宋庠正在执政，不能任用。宋祁也被罢免，而由包拯代替他。于是翰林学士欧阳修又说：包拯既然排挤攻击了这两个人，不应当代替他们的职务，这就是所谓的牵牛践踏田地，夺走牛已经太过分了。包拯避让职位很久，才出来任职，不久升任枢密副使，在七年夏天去世，谥号孝肃。包拯性格刚直，而奏议公平允当，常常厌恶俗吏苛刻，所以致力于敦厚。虽然憎恶邪恶甚至到了人情所不及的地步，就推己及人实行忠恕之道，不曾以脸色言辞取悦他人，不写私人书信，亲戚故旧请求办事，一概拒绝。

夏四月登记周朝后裔。

任命柴氏的儿子为崇义公，给予田地十顷，让他奉侍周朝祭祀。

恢复银台司封驳制度。

任命何郯同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省封驳事，何郯上言：“本朝设立这个机构，实际上是代替给事中封驳的职务，请求依照王曾、王嗣宗的先例，凡是有诏敕，都由银台司从中把关。”

当时殿中丞龙昌期献上他所注解的书，赐予绯色官服及绢一百匹。何郯说龙昌期曾经诋毁周公，是异端之学，不可助长。下诏追回他的赏赐。

五月下诏宦官暂时停止进献养子。

这是开始采用吴及的建议。

起初至和元年，吴及担任审刑院详议官，上疏说：“臣冒昧推究刑法的根本，以效愚忠。私下认为前世设置肉刑，汉文帝改用鞭杖，然而人已死而鞭打未止，表面有减轻刑罚的意思，而实际上却是杀人。我们祖宗开始使用折杖法，大概是自古圣贤思虑所未到的，应当是天降祥瑞而没有享受继承后嗣的喜庆。难道是宦官太多了吗？为什么呢？肉刑有五种，第一种是宫刑。现在宦官之家，争相收养他人之子，希求爵位任命，童仆有什么罪，陷入刀锯之下，因而夭折而死。有罪而施以宫刑，前代君王都不忍心，何况无罪呢？汉永平年间，中常侍只有四人，小黄门十人罢了。唐太宗制定制度，不得超过百人。而且用近事来比较，祖宗时宦官有多少人？现在宦官有多少人？希望宦官进献养子，一切暂时停止，那么天心感应而圣上后嗣就广多了。”奏书呈上，皇上对他的言论感到惊异，想任用他为谏官，而吴及因为父亲去世离职了。

废除猜忌防范大臣的条例。

下诏：以前两制官员不许到执政私宅，执政所推荐的士人不得担任台谏官，这些法令一并废除。

命令江宁府等州官员兼任钤辖。

洪、潭、扬、庐、越、福等州都兼任本路钤辖。

六月拒绝尊号。

请求加尊号曰“大仁至治”。知谏院范师道说：“近来灾异屡次出现，而崇尚虚文，这不是用来回应上天警戒的方法。”知制诰刘敞也说：“尊号不是古制。”陛下的尊号已经尽善尽美了，再加大仁至治，不足以增加盛德的光彩。而且自从宝元以来不接受徽号，到现在二十年，为什么一旦增加虚名而损害实美？皇上说：“我的意思也认为应当如此。”奏章五次上呈都不被允许。

重申严禁关闭粮食交易的禁令。

这是听从谏官吴及的请求。吴及说：“春秋时期有请求借贷粮食的事，现在官府擅自制定关闭粮食交易的命令，这难道是陛下养育百姓的意思吗？”于是下诏各路转运使：“邻路、邻州擅自关闭粮食交易的，以违反制度论处。”

秋七月放出宫女。

先前因为月食将要结束，修缮阴教以顺应天变。放出二百多人，到现在又放出，数量与当初一样。刘氏在掖庭，通过请托徇私舞弊。御史中丞韩绛秘密上报。皇上说：“不是你说，朕不知道这件事，应当审验。”几天后，放出刘氏及其他不谨慎的人，并且下诏中书召见韩绛传达旨意。刘氏及黄氏在十阁中，尤其骄横放纵。于是连同黄氏都放出了。

八月举行制科考试。

陈舜俞、钱藻、汪辅之都进入第四等，言官认为汪辅之品行不端，罢免了他。汪辅之浮躁愤恨，于是写信讥讽富弼说：“您做宰相，只是奉行台谏的风旨罢了。”富弼无法回答。

冬十月在太庙举行大祫祭。

在此之前，皇上将要亲自举行大祫祭，下令礼官集会商议。东向之位，同判宗正寺赵良规请求确立太祖东向之位，而知太常礼院韩维认为应当依照祖宗先例，虚设东向之位。当时礼官不敢决定，于是与待制以上及台谏官共同商议说：“太祖是受命的君主，然而僖祖以下四庙在上面，所以大祫祭只排列昭穆而虚设东向之位。魏晋以来，已经使用这种礼仪。现在亲自享祭的盛大场合，应当依照旧例为宜。”下诏恭敬地依从。

礼官张洞、韩维请求让孝惠、孝章、淑德、章怀四位皇后在别庙受祭，不升入太祖庙合食，以加重其礼。下诏两制集会商议，而孙抃、胡宿、李昭述、扬安国、向传式、刘敞、王畴、郯何八人说：“查考《春秋传》：大祫祭未毁庙的祖先牌位，都升入太祖庙合食。本朝到大祫祭之日，别庙皇后牌位都升入合食，子孙遵行，不可轻易更改。”《传》说：“祭祀遵从先祖，

译就按原来的做法办理。”欧阳修、吴奎、陈升之、包拯、韩绛、唐介、卢士逊等九人说：“古代宗庙的制度，都是一位皇帝配享一位皇后。后世有因儿子显贵而追尊母亲的，才开始确立并列附祭的条文。那些不应当附祭的，又有另设别庙祭祀的做法。本朝举行禘祫大祭，却把别庙的皇后列在配享皇后的下面，这在古礼中是没有先例的。如果认为这样做已经很久了，难以更改，那么就是失礼的行为，不再纠正了。请求听从礼官的意见。”于是赵敞特意上奏说：“如今众臣不致力于推究《春秋》的法度，却只引用后世儒者怀疑近世的说法；不致力于讲求本朝的先例，却专门提倡异代难以通行的制度；不致力于顺承皇上广施孝道的心意，却轻视宗庙长久实行的礼仪。想要排斥隔绝四位皇后，使她们永远不能合祭，我私下对此感到遗憾。宗庙的礼仪，神灵的位次，怎么能让举措多次出现后悔呢？应当留在圣上心中考虑。”起初，皇上年事已高，议论的人担心皇上劳累于拜起之礼，礼官于是都提出了这个建议。皇上隐约听到了这件事，等到得到赵敞的奏章，对近臣说：“我起初认为礼仪本来应当如此，如果因为拜起感到烦劳，我还能做到，有什么可忌惮的呢？”于是下诏让别庙的四位皇后在祫祭时像以前一样，等大礼结束后再另行讨论。当时胡宿负责起草诏书，按照自己的意见来写，但从此以后也不再复议此事。

译皇帝制定合祭祖先的舞蹈名称，文舞叫“化成”，武舞叫“崇功昭德”。皇上亲自创作迎神送神的乐章，下诏让宰相富弼等人撰写。大祚到来时，采集了茨曲的曲调十八首。

提升并州为成都太原府。

韩琦在太原任职时，请求恢复并州为节度使镇，皇帝下诏让两制官员商议。翰林学士胡宿认为：“尧将阏伯迁到商丘，主管火事，所以商对应宋；星宿将实沈迁到大夏，主管水事，所以参对应晋。星宿国家受命始于商丘，君王以火德立国，而且京师正当宋的分野，而并州属于晋地。参星和商星是仇敌之星，现在想要尊崇晋地，对国家不利。”自从宋朝兴起，平定僭越伪政权，并州最后归服，太宗削减其权力，不使其列入方镇，防范了八十年。胡宿说应该依照旧制，皇上采纳了胡宿的意见。等到韩琦执政，趁着合祭赦书的颁布，最终恢复了并州的地位。胡宿又为此进言，没有回复。

减少河南百姓的丁钱和米粮。

十一月，汝南王赵允让去世。

后来追封他为濮王，谥号安懿，他担任大宗正二十年，宗族感念他的恩德，又畏惧他的威严。

将牧地租给贫民耕种。

这年年初，将各边防监及各军牧马所用的剩余田地，租给贫民耕种。

庚子日，嘉祐五年春，正月，流星坠落在东南方向。

声音如雷，同知谏院范师道上奏说：“《汉晋天文志》记载，天狗所到之处，会导致破军杀将，伏尸流血。《甘氏星经》说，天狗移动，大贼兴起。现在防备边境防盗，还没有看到贼寇到来，虽然有将帅不老，但是愚笨；士卒虽然众多，但勇猛精锐的少，夷狄可以保全。至于州郡呢？州郡可以保全，至于盗贼呢？何必有包藏祸心、伺机而动的人呢？应该选拔将帅，训练士卒，诏令天下做好准备。”皇上晚年尤其恭敬节俭，而且四方无事，范师道进言，人们称赞他耿直。

开凿二股渠。

采纳河北都转运使韩贽的建议，开凿四界首的二股渠，分流河水入金赤河。

夏四月，下诏均平赋税。

命令近臣与三司共同均平。才均平了几郡，进言的人认为不方便，于是停止。

五月，京师发生地震。

庞籍退休。

庞籍从定州被诏令召回，入朝觐见后，到中书省告诉执政官，请求退休。执政官说：“您如此康健安宁，而且皇上正厚待您，为什么要离开呢？”庞籍坚持己见。庞籍说：“如果等到体力不支，君主厌弃，然后才离开，那是迫不得已，难道能作为知止的理由吗？”于是回家闲居。前后共上了七次奏表，他的札子数不胜数，最终获准。

设置宽恤民力司。

下诏让三司设置。

不久派遣官员分路访查宽恤民力的事宜。

任命王安石为度支判官。

王安石献上万言书，极力陈述当世的政务，大略说：“陛下有恭敬节俭的德行，聪明睿智的才能，但是仁爱百姓、爱惜万物的心意没有让天下信服。又公正地对待天下而选拔辅佐宰相，托付事务而不怀疑，按理天下应该大治，而效果没有达到这样，弊病在于法度虽然繁多，但不符合先王的政令。现在距离先王的时代已经很久，想要一一修习先王的政令，即使非常愚笨，也知道很难。臣认为应当效法其精神罢了。然而现在天下的人才不足以承担所托付的任务，一路之间能胜任职责的很少，能讲求先王的精神以符合时势变化的，往往绝迹。人才不足，陛下即使想要更改，谁能胜任呢？那么现在最紧急的，在于人才罢了。先王对于人才，教育、培养、选拔、任用，都有其道。现在虽然州县有学校，但不能培养人才，太学的官员没有严格选拔，而礼乐刑政的事情，不是他们应当知道的，而用来教育他们的，只是诵读解说和考核罢了。所以即使在学校中白头到老，也不知道从政的方法。又古代教育士人以射箭为急，射箭是男子的事，既然早晚从事于此，那么能者众多，而边疆宿卫的任用都可以选择而取之。士人因为行义被乡党推崇，然后根据其才能托付以边疆宿卫的事，这就是没有忧虑的原因。现在却把边疆宿卫的任用托付给奸悍无赖的人，所以常常忧虑而不足以依赖，这是教育没有得其道。当今的俸禄大体都很微薄，州县的官吏每月所得的钱多者八九千，少者四五千，即使是仆役的供给也不窘迫于此，而想要士人不毁坏廉耻，大概是中等人也不能做到的。所以官大的交往贿赂，经营资产，官小的贩卖乞讨，无所不为。现在天下公私常以困穷为患，大概也是理财没有得其道，而有司不能估量世事的适宜而通达变化罢了。如果真的能做到，即使增加官吏的俸禄，也不足以损害经费，这是培养没有得其道。当今选拔士人，贤良方正与进士的高第者，都是公卿的选拔对象。这两科不足以成为公卿，不待讨论就可以知道，而议论的人却认为我们常以此选拔天下的士人，而公卿也常出于此，不必效法古代选拔人然后才能得到士人，这也是被事理蒙蔽了。现在完全废弃先王选拔士人的道，而驱使天下的士人去做贤良进士，固然有时能得到可以做公卿的人才，然而不贤的人，如果以此进身，也到了公卿。让不贤的人侥幸到了公卿，因而让他们推举同类，聚集在朝廷，所以多不贤的人。虽然有贤能的人，往往困于没有援助，不能实行其意愿。这都是选拔没有得其道。现在”

译选拔人才如果不遵循正确的方法，到了任用人才时，不考察其品德是否适宜，却只问其出身背景的先后；不讨论其才能是否相称，却只论其任职经历的多少。凭借文学才能入仕的人，却让他去管理财政，接着又转而让他掌管司法，再转而让他去主持礼仪。这就意味着让一个人承担百官才能具备的职责，难怪人才难以胜任了。职位上的人不称职，却依赖法律来治理国家，从古至今，没有能够治理好的。这是任用人才的方法不对。教育、培养、选拔、任用人才，只要有一项方法不对，就足以败坏天下的人才。何况这四个方面都有问题，那么在位者中少有可堪重任的人才，本来就不奇怪。臣希望陛下明诏大臣，思考如何造就天下的人才。如果人才足以胜任各种用途，那么陛下想要什么得不到，想要做什么做不成呢？臣又看到朝廷过去想要有所作为和变革，起初权衡利弊，没有不深思熟虑的。只是有一些世俗侥幸之人，不喜欢并非议它，于是朝廷就停止而不敢实行。法度一旦确立，就没有人能独自侥幸受益。陛下如果真的有意治理天下，那么臣又希望陛下果断决断罢了。

译六月，交趾侵犯边境。

都巡检宋士尧战死。

秋七月，京西路分为南北两路。

许州兼管北路，邓州兼管南路，安抚河南府，即不属于这两路的管辖。

八月，苏洵被任命为校书郎。

起初，欧阳修向朝廷进呈苏洵所著的书，韩琦认为很好，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核，苏洵又因病推辞。到这时，赵抃又推荐他，于是才就任。

苏洵在治平三年去世。起初，王安石的名声开始显赫，他的党羽倾动一时，欧阳修也对他有好感，劝苏洵与他结交。苏洵说：“我了解这个人。”写了《辨奸论》，大意说：“脸上脏了不忘洗，衣服脏了不忘洗，这是人的常情。如今却不是这样，穿着奴隶的衣服，吃着猪狗的食物，头发蓬乱、面容憔悴却谈论诗书，这难道是人的常情吗？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很少不是大奸大恶之人。”苏洵死后三年，王安石掌权，他的话果然应验了。

设置陕西估马司。

任命薛向统领。当时有诏令整顿马政，任命学士吴奎等人筹划。吴奎等人说：“养马的关键在于用人。汧水渭水之间并非没有养马，但并非只有周天子能在那里繁殖马匹；河陇之间并非没有养马，但只有张万岁能在唐代在那里繁殖马匹。这是用人的成效。然而，用人而不让他长期任职，长期任职而不让他专管其事，专管其事而不以赏罚来约束他，也不能有功。现在陕西的马价多出自解盐，又统领陕西的财赋，可以专门委托他。仍让他选择地点设置马监，增加购买西马。于是任命薛向专门统领本路的监牧及买马事务，仍在原渭州、德顺军设置买马场。而群牧使欧阳修又说：“现在的马政都沿袭唐代的制度，但马匹多少不同的原因是，唐代的牧地都与马的习性相宜。现在有的沦陷为异域，有的成为民田，请下令在河、东京西寻找草地设置马监。河北各马监有不适宜养马的，可以废除。”

罢免同提点刑狱，设置转运判官。

江南等十一路。

冬十一月，罢免内臣寄迁法。

赵概说：御药院的内臣有升官至遥领团练使的，称为暗转。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应当调出外任而特别留任的，不得累加寄迁的资历。

十二月，任命吕公弼知成都府。

吕公弼刚到任时，人们怀疑他缺乏威严和决断。恰逢营卒犯法应当受杖刑，不肯接受，说：“宁愿请剑斩首，不能受杖。”吕公弼再三劝告他不听从，于是说：“杖刑，是国家法律，不可不接受；剑斩，是你所请求的，也不违背你。”命令先杖刑然后斩首，军中肃然起敬。

辛丑年，嘉祐六年春二月，皇帝亲自考核举人。

赐予王俊民等人及第或出身，各有差别。

三月，富弼被罢免。

因母亲丧事离职。

罢免大宴。

因为富弼遭母亲丧事，同知礼院晏成裕说：“君臣之间的道义，哀乐应当相同，请求罢免春宴，以表示优待体恤大臣的心意。”皇帝立即听从。

夏四月，任命包拯为枢密副使。解除唐介等人的职务。

起初任命陈旭为枢密副使，有人说陈旭因为结交宦官史志聪、王世宁等人，所以有此任命。谏官赵抃、御史范师道、吕晦等人于是接连上奏章弹劾。皇帝把奏章给陈旭看，陈旭上奏说：“臣以前担任言官，弹劾斥责内臣如杨怀敏、何诚、用武、纪隆、刘恢等人，多因此被贬逐。现在言官却以此污蔑臣，请求交给官吏辨明。”于是居家请求罢免。皇帝亲自下诏让他出来任职。唐介等人又闭门待罪。不久又出来任职，像这样反复了数次。皇帝下诏给辅政大臣说：“凡是任命二府官员，我起初难道允许内臣参与议论吗？”唐介等人的奏章上了十七次，于是两人都被罢免。陈旭知定州，唐介知洪州，赵抃知润州，范师道知福州，吕晦知江州。起初嘉祐四年夏，范师道同知谏院，上奏说：“私下听说各阁女御因为董周育公主用御宝宣制，都升为才人，不是由中书省发出诏令，而掖庭中觊觎升迁的人很多。董周育的升迁可以，女御是什么人而升迁呢？才人的品秩既高，古代有定额。如果让各阁都升迁，就不再再有定额了。况且一个才人的俸禄，每月相当于中等户百家赋税。何况诰命发出，不由主管部门，难道是盛世的事情吗？恐怕斜封墨敕又在今天出现了。”

五月，授予颜复等人官职。

先前各路推举义学之士二十三人，到京的十六人，都住在太学。在舍人院考核论策，都赐予出身。五人推辞，不能参加考核，也以试将作监主簿任命他们。

六月壬子初一，发生日食。

起初，司天监说应当食六分之半，到这时食四分而云阴雷雨，浑仪司说不为灾。中丞王畴说：“近年日食正阳，实际上也是阴晦，群臣集班上表祝贺，很不符合陛下敬畏上天的意思。”同判礼部司马光也说：“日食京师看不见，四方必定有看见的。上天之意好像是说人君被阴邪所遮蔽，灾祸非常明显，天下都知道其忧危，而朝廷独自不知道。日食不及一分的，历官应当治罪，而群臣都想称贺，上下互相蒙蔽，下诏不要祝贺。”

富弼辞谢起复。

旧例，执政遭丧，都起复。富弼说：“兵革变乱，不可用于平世。”皇帝五次派遣使者起用他，最终不听从。

任命王安石知制诰。

去年冬天，任命王安石和司马光同修起居注，司马光五次推辞后才接受，王安石最终推辞。

译此后，复命的诏书直到七八月才下达，于是王安石径直升任知制诰，便不再辞官了。曾经有诏令规定舍人院不得申请修改任命文书，王安石说：“如果词头所批注的事情未能详尽，却又不允许申请修改，除非是大臣想偏私舞弊，否则立法不应如此。”陛下将天下大事托付给七八位大臣，其中软弱的大臣不敢为陛下坚守法度以触犯谏官、御史，强势的大臣则肆意妄为，谏官、御史也不敢触犯他们。陛下竟然听任他们所为而不加过问，哪有朝廷如此，长久而不发生动乱的呢？王安石因此与执政大臣产生矛盾。

译秋季七月，司马光入朝应对。

当时司马光兼任谏院同知，进呈了三份奏札。第一份论述君德有三：一是仁，二是明，三是武。所谓仁，不是指优柔姑息的意思。兴办教化，修明政治，养育百姓，利于万物，这才是人君的仁。所谓明，不是指烦琐苛刻、伺察细情的意思。通晓道义，识别安危，辨别贤愚，区分是非，这才是人君的明。所谓武，不是指强横暴戾的意思。只要合乎道义，就决断不疑，奸邪不能迷惑，谄媚不能动摇，这才是人君的武。所以，有仁而不明，就像拥有良田却不能耕种一样。有明而不武，就像看见田里的杂草却不能铲除一样。有武而不仁，就像知道收获却不知道播种一样。三者兼备，国家就会治理得好且强盛。缺少一项就会衰败，缺少两项就会危险，三者全缺，国家就会灭亡。自从有人类以来，这个道理就没有改变过。臣不胜区区之心，冒死直言，私下认为陛下天性慈惠，谨慎细微，礼待下属，像父亲养育子女一样爱护百姓，广泛地关爱众生，即使是古代圣王的仁德，大概也没有超过陛下的。然而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将近四十年，日夜勤勉以求达到大治，但朝廷的纲纪仍有亏缺，民间的穷苦百姓仍有怨叹。大概是群臣不贤，不能宣扬圣上的教化，还是陛下对于这三种德行，哪怕只有万分之一也有所未尽呢？臣听说《春秋传》说：“庆赏刑罚威严，称为君臣。”幸而得以最终完成起居注的撰写，每日侍奉在陛下宝座之侧。私下看见陛下推心置腹地驾驭万物，端庄静默，群臣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思有所陈述奏报，陛下不再询问利害，考察得失，一概都认可。假使陛下左右前后的股肱耳目之臣，都是忠实正直的人，那么这样就是至善了。如果出于意外，有一个奸邪之人在身边，难道能不为此寒心吗？善恶是非，如果混淆对待，不加区别。或者知道他的善却不能赏赐，知道他的恶却不能惩罚，那么善人就会日渐懈怠，恶人就会日渐被鼓励。善人懈怠，恶人被鼓励，即使有尧舜禹汤文武这样的君主，稷契伊吕周召这样的臣子，以此求取大治，也如同凿冰取火，去楚国却向北走一样。恳请陛下稍加深思，以推行天地般的至仁，廓清日月般的融光，振奋刚健的威严，善无微小而不记录，恶无细微而不诛罚，那么唐虞三代的盛世，还有什么遥远的呢？

第二份奏札论述驾驭臣下，说：臣听说达到大治的道理，没有超出这三项而已。一是任用官员，二是信守赏赐，三是必定惩罚。国家累积日月来晋升官阶，遵循资历来授予职位，又只采名声不采实际，只诛文字不诛本意。陛下如果真的能广泛选拔在下位的士人，有德行的掌管教化，有文学的等待顾问，有政治才能的担任长官，有勇略的担任将帅。有功就增加俸禄加赏，而不调动他的官职；无功就降职废弃，而另求能人；有罪就流放刑杀，而不加以宽贷。如果这样而朝廷不尊贵，万事不治理，百姓不安定，四方夷狄不服从，臣请求承受欺君之罪。

第三份奏札论述挑选军队，说务必求精不求多。只将其一份留在宫中，两份送中书省，三份送枢密院。司马光的奏疏有一千多字。不久又进言多次赦免的弊端。接着又进呈五条规谏：一是保业，二是惜时，三是远谋，四是谨微，五是务实。其中保业的大意说：天下是重器，得到它极其艰难，守住它极其艰难。王者刚开始接受天命的时候，天下的人都是我的对手，互相较量智力和武力来争夺它。智力竭尽不能抵抗，力量屈尽不能支撑，然后才肯叩头称臣。在这个时候，有智力相当的就分为二，力量相参的就分为三，越多就越分裂。如果不是智力武力首屈一指于世，那么天下就不能统一。这难道不是得到它极其艰难吗？等到继位的君主，群雄已经臣服，众心已经安定，上下分明，强弱之势悬殊，那么中等资质的人都认为子孙万世像泰山一样不可动摇。于是产生了骄惰之情。骄者玩弄兵权，穷奢极欲，不恤神怒，不知民怨，一旦涣散，四方溃败，秦隋末年就是这样。惰者沉溺宴乐安逸，考虑不到长远，善恶混杂，是非颠倒，日复一日，以至于不振作，汉唐末年就是这样。这两者或者失之于强，或者失之于弱，导致败亡是一样的。这难道不是守住它极其艰难吗？臣私下观察自周室东迁以来，王政不行，诸侯僭越，分崩离析，不可胜数。共五百五十年而统一于秦。秦暴虐使用其民，十一年而天下大乱，又八年而统一于汉。汉做天子二百零六年而失去权柄，王莽窃取，十七年而恢复为汉。更始帝不能自保，光武帝诛除僭伪，共十四年然后才能统一。又一百五十三年，董卓专权，州郡瓦解，互相吞噬，到了魏氏，海内三分。共九十一年而统一于晋。晋得到天下才二十年，惠帝昏庸愚昧，宗族构难，刘石乘隙，扰乱中原，分散为六七，聚集为二三。共二百八十八年而统一于隋。隋得到天下才二十八年，炀帝无道，九州分裂，八年而天下统一于唐，唐得到天下有一百三十年。明皇倚仗承平，荒于酒色，养痈成患，作为子孙不治之疾。于是渔阳起兵，四海横流。肃宗、代宗以后，方镇跋扈，号令不从，朝贡不至。

译名义上是君臣，实际上却是仇敌。世道衰败，到了五代时期，三纲沦丧，五常灭绝。皇帝刚戴上玉玺还没捂热，刚住进宫殿还没安定，早上建立政权晚上就败亡，就像旅店一样短暂。卑鄙混乱接连发生，战争不停，流出的血汇成河流湖泊，堆积的尸骨形成山丘。太祖皇帝接受上天的命令，挺身而出拯救天下，亲自穿上铠甲，冒着风雨，东征西讨，扫平全国。在那时候，吃饭来不及吃饱，睡觉来不及安稳，只为给子孙建立太平基业。伟大的功业尚未完成，太宗皇帝继承并承接下来，总共二百二十五年，然后大禹时代的疆域才重新混一。百姓残存的种族，才开始得以喘息。由此看来，上下共一千七百多年，天下一统的只有五百多年而已。其间时不时有小规模的祸乱，无法一一列举。国家自从平定河东以来，八十多年，内外没有战事。那么，自夏商周三代以来，治理太平的时代，没有像今天这样昌盛的。现在百姓有十金的家产，还认为是祖先经营的，辛苦身心，谨慎地守护，不敢丢失。何况承受祖先光辉美好的基业，拥有四海，传承万世，能不重视吗？能不谨慎吗？惜时略说：夏至是阳气最盛的时候，却产生了一线阴气；冬至是阴气最盛的时候，却产生了一线阳气。所以盛衰相互交替，治乱相互产生，是天地的常规，自然的定数。这在《周易》中说：“泰卦到了极点就会变成否卦，否卦到了极点就会变成泰卦，丰卦亨通适宜在日中。”孔子传述说：“太阳到了正中就会偏斜，月亮圆满就会亏缺，天地的盈虚，随着时间消长，何况是人呢？何况是鬼神呢？”因此圣人在国家隆盛的时候，警戒恐惧更加严重，所以能保持美好的名声，长久无边。远谋略说：《诗经》说：“趁着天还没有阴雨，剥取那桑皮，修补好门窗。现在这些下民，谁敢欺侮我？”孔子说：“写这首诗的人，大概懂得道理吧？能治理好他的国家，谁敢欺侮他？”“趁着天还没有阴雨，是国家闲暇没有灾害的时候；剥取那桑皮，是在隐微处求取贤才；修补好门窗，是修治整顿政治。”谨微略说：《周易》坤卦初六爻说：“踩到霜，就知道坚冰就要到了。”霜，是寒冷的开始；冰，是寒冷的极致。坤卦初六，在音律上是林钟，在历法上是建未之月，阳气正盛而阴气已经萌动，事物还未显现，所以圣人谨慎地说：“踩到霜就知道坚冰将至，是说做君主的，应当在恶行未成形时就断绝它，在祸患未形成时就杜绝它。”系辞说：“知道防备它的精神吗？君子知道细微知道显著，知道柔顺知道刚强，是万人的期望。”又说：“太宗皇帝命令王继恩讨伐蜀地，平定了叛乱。宰相请求任命他为宣徽使，太宗不允许，说：‘宣徽使地位仅次于两府，让继恩担任，这是宦官执政的开端。’宰相坚持请求，太宗发怒，严厉责备宰相，特意设置宣政使授予他。又说：‘安逸懈怠，是荒淫的基础；奇巧珍玩，是奢侈的开端；甜言蜜语，是侥幸的途径；附耳低语，是谗言贼害的门路；不珍惜名位，是僭越逼迫的源头；假借威福，是欺凌夺取的权柄。这六种情况，起初很微小，朝夕玩弄，没看到它的危害，日积月累，于是变得深固。等到知道而革除它，就要花费百倍的力气了。’务实略说：“安定国家，利于百姓，是仁的实质；保护基业，传给子孙，是孝的实质；辨别贵贱，建立纲纪，是礼的实质；调和上下，亲近远近，是乐的实质；决断是非，明确好恶，是政的实质；查究奸邪，禁止暴乱，是刑的实质；考察言论政治，试用政事，是求贤的实质；衡量才能，考核功绩，是审官的实质；询问安危，探访治乱，是纳谏的实质；选拔勇敢果断的人，练习战斗，是治兵的实质。实质不存在，即使文饰再盛美，也没有益处。”

译各路发生大水灾。

河北京畿等路。

八月举行防制科考试。

皇帝认为王介、苏轼、苏辙的言论极其恳切正直，胡宿请求罢黜他们。皇上说：“因为直言召他们入朝，怎么能因为正直而抛弃他们？”于是苏轼列入第三等，王介、苏辙列入第四等。知制诰王安石认为苏辙偏袒宰相，专门攻击君主，将他比作谷永，不肯为他撰写任命诏词。宰相韩琦说：“这个人说宰相不足以任用，想要得到娄师德、郝处俊那样的人来任用，难道还要用谷永来怀疑他吗？”不久，杨畋进见皇上说：“苏辙是我所属的人。陛下赦免他的狂直而收用他，请求宣告交付史馆记录。”皇上很高兴，听从了他的建议。

闰月任命曾公亮为同平章事，

张升为枢密使，欧阳修为参知政事，胡宿为枢密副使。胡宿既然被任用，专门以顾惜大体为说辞。听说要变革弊端，就说：“变法，是古人认为难以做到的。不致力于遵守祖宗的成法，而只是徒然纷纷扰扰，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当时韩琦为首相，法令典故方面询问曾公亮，文学方面询问欧阳修。百官奉行法律遵循道理，朝廷称颂政治清明。

冬天十月确定内侍磨勘法。

自从祖宗时期，内臣不曾通过磨勘转官，只有有功绩才升迁。景祐初年，内臣入仕三十年，累积有功勤，经过十年未曾升迁的，允许奏请旨意。大概还没有磨勘的固定制度。庆历以后，这种制度逐渐败坏，有入仕才五七年，就升迁到高品级的。两省因此制定了十年磨勘的制度。到了这时，担心他们侥幸进升，命令一并按三十年磨勘。知谏院杨畋说：“文臣经过七次升迁而内臣才开始一次磨勘，这种制度不公平。”诏令高品级以上仍然按十年磨勘，没有劳绩而曾经犯罪受徒刑的，就加倍年限。杨畋作为言事官，却把士人和宦官相比，议论的人讥笑他。

皇侄宗实辞谢起复担任知宗正寺。

皇上在位四十一年，皇位继承人没有确立，谏官御史接连上奏进言。过了很久，进言的人稍微懈怠。宰相韩琦趁间隙请求说：“皇位继承人，是天下安危所系。自古以来祸乱的发生，都是因为防备不早确立。现在陛下年纪已高，没有确立继承人，为什么不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人而确定他，为宗庙社稷做打算呢？”一天，韩琦取《孔光传》进献说：“汉成帝即位二十五年没有子嗣，立弟弟的儿子定陶王为太子。成帝是中等才能的君主，尚且能做到，何况陛下圣明呢？为什么长久不确立。”到了这时，谏官司马光又上疏，并且当面陈述这件事。而知江州吕诲也请求早立皇位继承人。不久，韩琦与曾公亮、张升、欧阳修又极力进言。皇上说：“宗室子弟自有贤智可以托付天下的人，你们不要担忧。”韩琦请求说出名字，皇上把名字告诉他。韩琦又奏道：“这是大事，希望陛下仔细考虑。”第二天又请求，皇上说：“决定了。”当时皇侄岳州团练使宗正正在为汉王服丧，于是下诏起复宗实。宗实四次上表请求服完丧期，皇上听从了他。

司马光再次进见皇上时，说：“先前进言，陛下欣然没有为难；现在寂静没有听到动静，这一定有小人从中离间。小人没有长远考虑，只想在仓促之际拥立他们所亲近的人罢了。”唐朝自从文宗以后，确立继承人都是出于左右近臣的意思，甚至有称“定策国老”、“门生天子”的。皇上深受感悟，说：“送到中书省。”司马光见到韩琦等人说：“各位如果不趁现在定下议决，异日半夜禁中出一寸纸，以某人为继承人，那么天下没有人敢违背。”韩琦等都连声答应说：“怎敢不尽力。”

这一年初次确立考课法。

治平三年，考课院说：知磁州李田两次考核在劣等，降职监管淄州盐酒税务。因考核劣等而降职，从李田开始。

壬寅日，嘉祐七年春正月，下诏南郊祭祀以太祖配享。

将温成庙改为祠殿。先前，谏官杨畋论述水灾是因为郊庙祭祀不顺，下交礼院。礼院说：“面对天地，神灵没有两个主人。唐朝垂拱年间，开始用三位祖先共同配享；到开元年间亲自祭祀，就废除了。”皇祐年间诏书：“南郊三位圣祖共同配享。”后来递相配享不久，又恢复共同配享作为定制。虽然出于孝思，但颇违背礼经。又温成在城南立庙，礼仪等同于太庙，也是有司的过失。再次下交两制商议，而王珪等人说：“祭祀天帝不可以亵渎，所以郊祀没有两个主人；亲近亲人不可以僭越，所以宗庙只祭祀祖先。现在三位皇后共同配享，想要以此来尽孝，却恰恰是亵渎了吗？后宫有宗庙，想要以此来广施恩惠，却恰恰是僭越了吗？”祭祀祖先，请求按照礼官的议决。诏令听从了他们。

二月更改江西盐法。

过去从海陵漕运盐到江湖地区，常担心盐质劣质而价格高；岭盐质量好而价格便宜。虔、汀两州百姓多偷贩岭盐，手持兵器往来，有时杀伤捕卒，就聚集成为盗贼。而江西官府出售盐，一年才百万斤，朝廷担忧这件事。先前蔡挺任南安军知军，曾经条奏利害，于是任命蔡挺为江西提刑使，去制定措施。蔡挺命令百姓自首缴纳私藏的兵器，用来供给捕卒，而命令贩卖黄鱼笼夹带盐，不足二十斤不携带兵器跟随的，只缴纳算赋而不抓捕。选派官员到淮南运新盐，严格纲吏的赏罚，把官府数额之余的盐给他们。于是官盐降价而偷贩衰息，一年增加卖盐四十多万斤，于是著为法令。

各路发生大水灾。

河北陕西等路派遣使者视察监狱。

夏天五月。

译宋神宗任命司马光继续担任谏院知院。

起初，司马光与吕公着一同被召到中书省参加策试，等到任命司马光为知制诰时，他因为文章写得不够精妙，坚决推辞，于是皇帝又任命他担任谏院知院。司马光上疏略说：“我私下认为，国家的治乱，根本在于礼制；而风俗的善恶，取决于习惯。婴儿啼哭，无论来自何方，声音都是一样的。等到他们长大，却语言不通，饮食不同，甚至有至死也无法互相理解的人。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所习染的不同罢了。因此，上行下效，叫做风化；熏陶浸染，叫做教化；沉沦颓废，叫做流俗；众心安定，叫做习俗。等到风化已经丧失，流俗已经形成，那么即使有辩才智慧，也不能晓喻；刚强坚毅，也不能制约；重赏，也不能劝勉；严刑，也不能禁止。如果不是圣人得位而统治天下，积累百年的功夫，没有人能够改变它。《周易》履卦的象辞说：‘君子以此辨别上下，安定民心。’所以天子的命令，必定能施行于平民，使天下的形势，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没有不遵从的。《诗经》说：‘勤勉啊我们的君王，纲纪四方。’这是礼的根本。从前夏、商、周三代的君王，都用礼来教化百姓，所以子孙几百年，享受上天的福禄。等到他们衰微时，即使凭借晋、楚、齐、秦的强大，也不敢暴虐轻蔑王室，难道是他们的力量不足吗？是知道天下不会顺从他们。于是他们辅佐拥戴王命，用来威慑怀柔诸侯，没有人敢不听从。之所以这样，还是庆幸先王的遗风余俗，没有在民间断绝的缘故。后来风气日益衰败淡薄，下级欺凌上级，上级废弛。晋平公的时候，鲁国的子服回出使晋国，回来对季孙意如说：‘晋国的公室将要彻底卑微了，六卿强大而奢侈傲慢，将因此把这种习惯当作常态，能不卑微吗？’后来赵、魏、韩三家终于瓜分了晋国，是因为习惯于君臣名分不明的缘故。下到汉朝，虽然不能像三代盛世君王那样，但仍然尊崇君主、贬抑臣下，崇尚名节，用道义选拔士人，用儒术教化百姓，所以王莽作乱，百姓思念刘氏而最终恢复了汉室。赤眉虽然是群盗，还立宗室来顺从百姓的愿望；王郎假托名号，燕、赵两地响应；董卓作乱，袁绍以诛杀董卓为名，州郡云集会合；曹操挟持汉献帝来号令诸侯，天下没有人能与他抗衡。曹操的心，难道不想废黜汉朝而自立吗？然而终身不敢这样做，是害怕天下人痛恨他。自从魏、晋以来，君主开始重视通才而轻视守节；臣下开始崇尚浮华而鄙薄儒术；把先王的礼制当作糟粕而不实行；把纯正坚贞的士人当作鄙陋朴实而不任用。于是风俗日益败坏，陷入苟且浅薄，背叛君主不以为耻，冒犯上级不以为非，只追随利益，不顾名节。到了唐朝衰微时，麾下将士有屠杀驱逐元帅的，朝廷不能讨伐，反而安抚他们，从行伍中提拔，授予他们兵权。起初，只是为了取悦一时的安宁；等到时间久了，那么大众习惯于见闻，认为事理当然，不认为是非礼，不认为是无义。所以在上位的人惶恐地畏惧下属，在下位的人窥伺上级。平时就用酒肉金帛，甜言蜜语、屈身讨好来互相取悦；一旦有机会，就用锋利的刀箭，狠毒的心计来互相屠杀。成功的为贤，失败的为愚，不再论尊卑的次序，是非的道理。衰败到五代，天下荡然无存，没有人知道礼义是什么了。所以国运不长久，远的十几年，近的三四年，败亡接连不断，百姓陷入苦难。等到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道天下的祸患产生于无礼，于是凭借神武聪明，亲自勤于防备，征伐刑赏决断于圣意，然后君主的气势加重而群臣慑服了。于是剪除藩镇，用法度统一，挑选文官做他们的助手，来夺取他们生杀的大权，搜刮他们金谷的财富，挑选他们麾下精锐的士兵，聚集在京城以备宿卫，控制他们的心腹，拔掉他们的爪牙，使他们不能跋扈。然后天子与诸侯的名分明确，而悖乱的根源堵塞了。于是节度使的权力归于州，镇将的权力归于县，又把天下分为十几路，各设置转运使来考察州县百官的好坏，恢复汉代部刺史的职权，使朝廷的命令必定能施行于转运使，转运使的命令必定能施行于州，州的命令必定能施行于县，县的命令必定能施行于吏民。然后上下的次序端正而纲纪建立了。于是申明军法，使从押官以上各有等级来互相统领，稍有违犯，罪都诛杀，然后行伍的政令严肃而士兵听命了。这些都是礼的大节，所以能够四征不服，没有不率领服从的，扫平九州而登上禹的足迹。到了真宗，用明德加重，继承两位圣人的志向，日夜勤勉，宣扬善政，消除恶俗，以至于今天太平百年，顽民灭绝，众心都安定。这是旷世难成的功业，陛下应当战战兢兢地守住而不丢失。我私下看见陛下有中宗的严恭，文王的小心，而大小政事多谦让不决，委托给臣下，诚然如果所委托的人常常得到忠贤，那就可以了。万一有奸邪在其中，岂不是危险得很吗！古人所谓委任而责成成功，是选择人而授予职位，琐碎的事务不亲自处理。至于爵禄废置，生杀予夺，不由自己决定，是不可以的。又说，近来因为西部边境用兵，权且设置经略安抚使，一路的军队得以便宜行事。等到西部战事平定，沿袭而不

译废置之后，河东一路总共二十二州。过去节度使的权力已经不能触及了。又将相大臣中担任州官的人，大多凭借尊贵傲慢的态度自持，转运使想要履行职事，往往遭到违抗而不被听从。又说，自从景祐年间以来，颇施行姑息纵容的政策，胥吏喧哗吵闹，驱逐中丞，辇官悖逆轻慢，废退宰相，卫士凶狠叛逆，而案件都不彻底查究。奸恶的军人辱骂三司使，认为这不属于违犯军阶的罪行，怀疑应当如何用法。朝廷虽然特别诛杀了那个人，但停止任用后最终还是又收养了他。其余那些因为一个人在道路上散布流言，就因此改变法令、推行恩惠的情况就更多了。以上这几件事，大概都不是用来让百姓习惯于上下尊卑分际的做法。朝廷是四方的表率。朝廷的政治如此，那么四方必定有更加严重的情况。于是元帅害怕偏裨将校，偏裨将校害怕下级军官，下级军官害怕士卒。奸邪怯懦的臣子，甚至有人简省军事训练，使士卒骄纵懒惰；庇护老弱病残，使军队冗杂；屈从变通法律，使士卒放纵恣意；诋毁克扣粮饷，使士卒愤恨不满。甜言蜜语、谄媚取笑，无所不至。因此士卒一致称赞他们，而把怨恨归于上级。他们既然这样做了，下面的人就效仿；他们既然说了，上面的人就听从；前面既然实行了，后面的人就沿袭。如果别人做了而自己不效仿，下面说了而上面不听从，前面实行了而后面不沿袭，那么怨恨愤怒就会聚集在他身上，祸乱就会产生。长期这样不停止，日益滋长，百姓的耳目习惯了并安于这种状况，这与唐朝末年的情形有什么不同呢？后魏孝明帝时，征西将军张彝，他的儿子张仲瑀上密封奏章，想要抑制武人参与清贵的官品。羽林、虎贲军一千多人，焚烧了张彝的宅第，杀死了张彝父子。官府逮捕了凶暴强悍的八人，斩首示众，其余的人大赦以安抚他们。怀朔镇人高欢，当时奉命出使到洛阳，看到这种情况，回去后散尽家财来结交宾客，说：“朝政如此，事情可以知道了。”于是开始有了飞扬跋扈的志向。由此看来，法纪纲常不建立，奸雄就会产生野心。祖宗苦心焦思，用来改变衰败的唐朝风俗，而陛下高枕无忧、熟视无睹，从而形成了后魏那样的风气，这是臣为陛下感到痛惜的原因。又上疏论述财利说：“当今的办法，在于根据才能任用人才并长期任职；在于培养根本源头而慢慢获取；在于减省浮泛冗杂而节省费用。”建国初期三司的副判官，专门挑选通晓钱粮的人担任，近年多任用擅长文辞的人，作为文臣晋升的途径，不论他们是否熟悉业务。又担任官职的人出入迁徙，像旅店一样频繁。臣希望精选通晓钱粮的人担任三司判官，从权作为正职。三司副使空缺，从判官中选拔；三司使空缺，从副使中选拔。长期担任三司使而有实际成效的人，增加他的官阶，使他与两府官员相同。又说，现在天下的百姓，从事农业的不超过十分之二三，而吃闲饭的常常有十分之七八，想要粮仓充实，怎么可能做到呢？又说，商人志在求利，而官府多次用一概而论的手段抛弃信用而掠夺他们，因此茶盐被抛弃，税收损耗，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又说，陛下天性恭敬节俭，而左右侍从、宗室亲戚、权贵近臣争相崇尚奢侈浪费。先朝公主在宫中，俸禄每月不超过五千钱，其余的每月供给大致仿照这个标准，现在何止增加了数十倍呢？又内藏库专门由内臣掌管，不归三司统领，多少虚实，有关部门无法得知。又财政匮乏，而宰相不担忧，认为这不是自己的职责。希望重新设置总计使，让宰相统领。共上奏疏二篇，总共八千多字。

译秋季七月，黄河在北京决口。

八月，立宗实为太子，赐名曙，不久加授齐州防御使、钜鹿郡公。

当时宗实极力推辞，对宗正赵琦说：“宗正寺的诰敕送到阁门，所以还能不接受。如果立为皇子，那么只要降下一道诏书就定局了。”皇上认为他说得对。张升进言说：“陛下怀疑他吗？”皇上说：“我有什么怀疑，是想让民心先有所归属。”张升再次拜贺。赵琦等人请求皇上写手札交给外朝施行。赵琦到中书省，召王珪起草诏书。王珪心中疑虑，请求面见皇上说：“这是大事，以后不能后悔。”皇上指着心说：“我的主意已定。”议论于是确定。

起初，皇子推辞任命。记室周孟阳问皇子说：“太尉称病，坚决卧床不起，他的用意在哪里？”皇子说：“不敢邀求福分，是为了躲避祸患。”周孟阳说：“假如请求归藩得到批准，就能没有祸患吗？”皇子拍着床榻站起来说：“我也考虑到这一点了。”于是进入内廷，良贱人口不满三十，行李萧条，只有几橱书而已。朝廷内外听到这个消息，互相庆贺。

李度任皇子位伴读，王猎说书。

九月辛亥日，在明堂举行大享之礼，奉真宗配享。

起初，礼院上言：“皇祐年间参用南郊百神的位次，不符合祭祀法度，应当依照唐制，设置昊天上帝、五方帝的位次，以真宗配享，而五人帝、五官神从祀，其余都罢去。以前曾经停止孟冬的荐享，现在明堂距离孟冬的日子还远，请求恢复荐庙。以前祖宗一起配享，现在只由真宗配享；以前地祇、神州一起祭祀，现在因为配天而也罢去，这些都是大礼中的重大变革。另外，开元、开宝两种礼制，五帝没有亲献的仪节，诏令恭敬依从执行。亲献到这时，设置昊天上帝、五方帝的位次，以真宗配献，而五人帝、五官神从祀，其余都罢除。”

赦令规定，天下寺观没有名额的特别赐名。“谏官司马光说”：我认为佛老之教对治理天下没有益处，而且聚集隐匿懒惰之人，消耗侵害良民，因此国家法令明确规定，有私自建造寺观一间以上的，听任人们告发，判处违制之罪，并且立即命令毁撤。我听说在上位的人洗涤内心，专一对待百姓，因此命令能执行禁令能禁止，没有人敢不服从。现在立法在前面禁止，却发布赦令在后面鼓励，那么国家的命令，将让百姓听从什么呢？赦令中这一条，请求不再施行，希望使号令被百姓信任，而防止懒惰之人不能作恶。

英宗治平四年正月，诏令民间先前私自建造的寺观及三十间以上的，全部保留，赐名寿圣。

冬季十月，赐予常平籴本钱。

各路共百万缗。

十二月，驾临龙图天章阁。

召见辅臣、从官、皇子、宗室、主管军事的官员观看祖宗御书，又驾临宝文阁，写飞白书分赐从臣，于是在群玉殿宴饮。不久，再次诏令从臣在天章阁观看瑞物，又在群玉殿宴饮。皇上说：“天下长久没有战事，今天的快乐与你们共同享受，应当尽情喝醉不要推辞。”又召宰臣韩琦到榻前，另外赐酒一杯。从臣喝醉直到傍晚才结束。

癸卯日，嘉祐八年春季二月，皇上身体不适。

辅臣奏事，在福宁殿西阁看到皇上使用的帐幕、垫褥都质朴暗淡破旧，皇上看着韩琦等人说：“我住在宫中，自我奉养只这样，这也是百姓的膏血，怎么能轻易耗费呢！”

赦令。

三月，赐予举人进士及第。

复试举人如常例，皇上不临殿，赐予许将以下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别。

皇上在福宁殿驾崩。

享年五十四岁，在位四十二年，谥号神文圣武明孝，庙号仁宗。皇上本性极其孝顺，天禧年间立为皇太子，哭泣多日，以至于减少膳食，认为应当出宫，不能每天侍奉帝后左右。真宗安慰他说：“这只是特别加恩罢了，没有出宫。”皇上才高兴，恢复膳食如常。即位时十三岁，临朝端庄，侍奉天地宗庙，恭敬严肃好像承受不住。有时发生灾变，一定赤脚露立祈祷。爱惜重视民力，对于宫室池台没有兴作。三司曾经想用玉清昭应宫的地作为御苑，皇上说：“我先帝的苑囿还认为宽广，可以再奢侈吗？”监修南京鸿庆宫内侍请求在本宫空地建皇帝本命殿，皇上说：“建造宫观是为了为民祈福，怎么能劳民以自我奉养呢？”遇到本命殿道场日，只命令设牌位祭祀，那么他不轻易营造膳食，由此可知。以前州郡上报雨晴之后，有的害怕获罪不敢说，致使百姓不能免除租赋，于是命令著令不追究长官的罪而免除百姓租赋。又上报水灾不实的人，有关部门请求加罪，皇上说：“这还胜过上报祥瑞吗？”吏部选人因一罪误判死罪，都终身不得升迁。陇州官吏因误判重罪，防备赦免应当原谅，皇上特别贬权州事孙济为雷州参军，判官以下的官员除名配到广南衙前州县做吏，配刺沙门岛及广南牢城，仍然诏令以孙济等人诛杀陷害无罪之人的罪，告诫天下凡是死刑有疑问以及情理可怜悯的，都令审问上报。所救活的人每年以千计。曾经告诉辅臣说：“我未曾骂人至死，何况敢滥用刑罚呢？”百姓有绝户田产，有关部门听任奏裁，皇上说：“这都是编户百姓朝夕自营的，何必贪图其入官？”诏令给予出嫁女及同居外甥。爱护养育百姓的念头，未曾稍减于心。遗制下达，

译即使身处深山穷谷，没有不奔走呼号、悲痛哀悼而不能停止的，这难道不是恩德教化涵养到了极致的表现吗？庙号称为“仁”，不也是恰当的吗？

译程颢曾说：“宋仁宗时期，北方使臣进言说：‘高丽向来臣属于北朝，近来职贡完全缺失，非常失却臣子的礼节。如今想要发兵讨伐，又听说高丽臣属于南朝。’现在来报告此事，仁宗没有回答。等到使臣将要离去时，仁宗召他上前对他说：‘刚才议论高丽的事，我思考后认为，这只是高丽王子的罪过，与百姓无关。如今既然发兵，未必能诛杀王子，况且会屠戮百姓。’北使于是理屈，无言以对，不觉汗流浃背，俯身伏在地上。回去后便停止用兵，其他什么也不说了。那兵事的情势，只看这天地般的度量，也确实有足以感化他的地方。”

魏泰记载：仁宗天性仁厚宽恕，一天早晨起床，对近臣说：“昨晚因为失眠而非常饥饿，想吃烧羊肉。侍臣说：‘为什么不降旨索取？’仁宗说：‘近来听说宫中每次有索取，外面就把它当作惯例，我实在担心从此以后每晚宰杀羊只，以备不时之需。那么时间久了，伤害的生灵就太多了。难道能不忍受一夜的饥饿，而开启无穷无尽的杀戮吗？’当时左右的人都称颂万岁，甚至有感动哭泣的人。而史官所记载的，嘉祐年间皇上诏令三司使张方平说：‘监管御厨的窦昭齐等人宴饮时，擅自杀羊羔，况且羊羔是尚未成形的生物，枉费了它的生命。曾经告诫不要杀，现在又杀，不能不惩罚，特意命令罢免职务。’他爱护万物就是这样。

陈师道记载：十阁进献蛤蜊，每枚价值一千钱，一次进献二十八枚。仁宗说：“我曾告诫你们不要奢侈浪费，如今吃一顿饭花费二十八千钱，我承受不起。”于是没有吃。

范祖禹说：“仁宗爱护百姓、体恤万物的仁德，在位四十二年，未曾有一天忘记。他的诚心所及，上达于天，下通于地。对内包括中原各国，对外包括夷狄，山川鬼神，草木没有不被感化的，这是诚意的极致。”契丹主在嘉祐年间，带着他们三代祖先的画像来请求仁宗的圣容，说：“想见您却不可得，所以来请求圣容以见到您。”后来辽国使者说：“如今在庆州崇奉，每晚宫人整理衣被，初一、十五上供食物，食物香气散尽后登台焚烧，称为烧饭。只有祭祀天和祖先时才这样做。”北方边境自从黄帝以来，一直是中原各国的祸患，从未有过侍奉中原君主的礼仪像这样隆重的。《尚书》说：“至诚的感化能感动神灵，何况是有苗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当时，皇上突然去世，皇后命令左右不得随意哭喊，收集所有的门钥匙拿到面前，给卫士穿上铠甲，宿卫完毕，才召来皇子。

夏四月初一，皇子即皇帝位。

天还没亮，皇子进入宫中，等到天亮，韩琦等人到达。皇后传达诏令，皇子即位。皇子坚决推辞了三四次，左右的人给他穿上御服，搀扶他坐到榻上。召翰林学士王珪起草诏书，百官入列，在福宁殿前。韩琦宣读遗诏，皇子即位，登上东楹，接见百官。

大赦天下。

尊皇后为皇太后。

太后将自己的宫殿命名为慈寿宫。

皇上身体不适，下诏请皇太后暂时共同听政。

皇上在柔仪殿的西室养病，太后住在东室，垂帘听政。辅政大臣每天到西室问候病情，到东室奏报政事。

司马光上疏对太后说：“章献明肃太后保佑先帝，任用贤人、斥退奸佞，对赵氏有大功。只是因为亲近任用外戚小人，背负天下人的诽谤。如今刚开始摄理大政，像王曾那样忠厚、张知白那样清纯、鲁宗道那样刚正、薛奎那样质朴直率的大臣，应当信任任用；像马季良那样鄙陋、罗崇勋那样谄媚的大臣，应当疏远。这样天下人都会信服。”又说：“赵氏安定则百姓都安定，何况曹氏呢？必定世世代代享受富贵是显而易见的。赵氏不安定，则百姓遭殃，曹氏即使想独自安定，能做到吗？”

制作皇帝恭膺天命的宝玺。

欧阳修篆写文字时，先帝受命宝与生平衣冠器物将一同下葬，所以另外制作此宝。不久学士范镇上奏，希望陛下使用先帝受命宝，以示有所传承托付天命。两制官员商议，王珪等人说：“受命宝如同过去的传国玺，应当作为天子传承的器物，不应当改作。”当时已经另外制作，王珪等人的意见被搁置未用。

立京兆郡君高氏为皇后。

她是高琼的曾孙女，母亲曹氏，是皇太后的亲姐姐。皇后四岁时，与皇上一起在宫中抚养。长大后出宫，嫁到濮王府。至此，正式立为皇后。

五月，任命富弼为枢密使，同平章事。

当时已经除丧。

皇上开始亲自处理政务。

皇上既然听政，司马光上疏说：“陛下侍奉太后孝顺谨慎，抚慰各位公主慈爱，这确实是仁孝的极致。希望陛下圣心始终如一。三年的丧期，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都是一样的。陛下虽然遵照遗诏，二十七天就脱去丧服，至于宫中的喜庆之事，都应当等到三年之后才恢复常礼。为人后者作为儿子，大概因为特别重视大宗，就应当降低小宗的地位。汉宣帝没有给卫太子史皇孙加尊号，光武帝没有给钜鹿都尉南顿君加尊号。至于哀帝、安帝、桓帝、灵帝，从旁系亲属入继大统，都进尊他们的祖父。这不足以称为孝，反而足以触犯道义、伤害礼制。希望陛下深深以此为鉴。”

六月，扩建太庙为八室。

起初，礼院请求增加庙室。观文殿学士孙抃等人认为：“七世的庙，是根据父子关系而言的，兄弟则昭穆相同，不能按世数计算。”本朝禘祫图，太祖、太宗同处昭位，

译面向南方；真宗处于穆位，面向北方。这是因为先朝考察并采用古代礼制，将其载入祭祀典章。先帝的神主附祭于太庙，请求增加为八室，以完备天子祭祀七代祖先的礼制。皇帝下诏听从了他们的建议。于是，龙图阁直学士卢士宗、天章阁侍制司马光认为：“太祖以上的神主，虽然比太祖尊贵，但亲缘关系尽了就应迁出。因为太祖尚未正式面向东方，所以只祭祀三昭三穆；一旦正式面向东方，那么合并昭穆就是七代。唐代只有明皇设立九室祭祀八代，这件事没有经典依据。现在将太祖、太宗算作一代，那么先帝神主附祭太庙，僖祖亲缘关系尽就迁到夹室，祭祀三昭三穆，这与先王的典礼以及近代的制度，没有不符合的。”皇帝再次下诏让抃等人商议。他们商议说：“从唐代到周代，太庙的制度不同，但都是七代三昭三穆，与太祖的太庙共七室，这是正确的。现在僖祖虽然不是始封之君，但终究是始祖，当前太庙的代数还未超过七代，就迁出他的神主，不符合礼制的本意。应当保留僖祖的神室，以完备七代的祭祀。”皇帝再次下诏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译停止制科考试。

赵卨等十七人将在科举考场结束后，前往秘阁参加考试。

秋季七月初一日，皇帝驾临殿廷。

起初，皇帝驾临紫宸殿，退朝后又驾临垂拱殿，辅政大臣奏报事务。自从六月以后，皇帝因患病没有驾临殿廷，到这时才首次接见群臣，群臣感动了很久。此后，逢双日皇帝驾临前殿，逢单日驾临后殿，太后则驾临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两府大臣奏报事务，如果太后心中有所疑虑，就说：“你们再商议一下，再次奏报才可以。”太后从未将已决断的事情涉及曹氏家族及内廷宦官，没有丝毫宽容借口的地方。朝廷内外呈递到两府的章奏，每天将近一百份。两府大臣考察防备、拟议处理，快的几天，慢的长达十天或一个月。等到进呈给太后，太后看一遍，就能掌握大意，没有遗忘遗漏。枢密院使富弼对副使吴奎说：“你们以记忆力强著称，能像这样吗？”吴奎说这不是自己能比得上的。皇帝起初因为忧虑猜疑而患病，举止有时改变了常规，对待宦官尤其缺少恩惠，左右侍从大多不高兴，于是共同进谗言离间，两宫之间于是产生隔阂。太后对辅政大臣曾提到这件事，韩琦因此说出危急之言，感动太后说：“我们只在外朝见到官家，内廷的保护全靠太后。如果官家失去照管，太后也未得安稳。”太后惊愕地说：“相公这是什么话，我自己会更加用心。”韩琦说：“太后照管，那么众人自然就会照管了。”同僚们吓得缩头流汗，有人对韩琦说：“不是太过分了吗？”韩琦说：“不这样做，不能离间他们。”有人传扬皇帝在禁中犯过失的事，众人颇为疑惑。韩琦说：“哪有在殿上没有说错一句话，进入宫门就犯这么多错的。”韩琦本来就不相信，传扬的人也渐渐平息。

司马光向太后和皇帝上疏说：皇帝没有太后就无法统治天下，太后没有皇帝就无法安定天下。万一有奸人涉及离间，应当立即诛杀。后来又向太后上疏说：皇帝在内是仁宗同堂兄的儿子，在外是殿下的外甥女婿。幼年时期，在宫中抚养教育，天下最亲近的关系，还有什么超过这个的呢？殿下聪明睿智，难道可以要求患病的人遵守无病时的礼节吗？又用疏文劝谏皇帝说：古代最孝顺的人，即使有不慈爱的母亲，还能使她感动欢悦。何况太后圣善的德行，闻名四方，陛下难道不想想办法来安慰她吗？

知谏院吕诲给太后上书说：“听说皇帝病未痊愈，言语有时荒谬糊涂，殿下防备到不能包容的地步。私下担心小人暗中交斗，以引发其他事情。而且说三十年保育的功劳，一朝抛弃，私下为殿下惋惜。”又用书信劝皇帝尽孝道，亲自尝药，陈述恳切周到，多是人难以说出的话。

冬季十月，将仁宗安葬在永昭陵。

起初商议大行皇帝的谥号，学士王珪说：“古代卑贱者不为尊贵者作诔文，下级不为上级作诔文，礼制规定天子称天来作诔文。想要查考典礼，先在南郊请示。”诏令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成为定制。

起初，礼院奏报批准画定日期，孟冬时节在太庙荐飨，改为祫祭。查考《春秋》，闵公即位，二十二月丧期未除，却举行吉禘，三传讥讽他。真宗在咸平二年六月除丧，到十月才举行祫祭。仁宗天圣元年四月，有关部门误算天禧旧禘的次数，在再期之内，接着举行禘祭，所以四十二年间，九次禘祭八次祫祭，惯例都太快，事情开始时出错，那么岁月相乘，无法纠正了。今年未到大祥，不可祫祭；明年不可禘祭。今年十月，请求依旧按时飨祭，听从了。

韩琦从陵下回来，太后派中使将皇帝所写的歌词以及宫中过失的事交给韩琦。韩琦面对使者焚毁了这些文件，等到进见帘前，太后呜咽流泪，详细地说：“老身几乎无处容身，必须相公做主。”韩琦说：“这是病态本来如此，病好了必定不会这样。儿子病了母亲难道不能包容吗？”太后不高兴。欧阳修接着说：“过去温成皇后骄横放纵，太后处理得从容自如，哪有母子之间反而不能容忍的呢？”太后心意稍加缓和。另一天韩琦等人进见皇帝，皇帝说：“太后待我没有恩惠。”回答说：“自古帝王唯独称舜为大孝，只有父母不慈爱而儿子不失孝道才可称颂。只怕陛下侍奉太后未至，父母难道是不慈爱的吗？”皇帝大悟，从此也不再议论太后的短处了。

十二月初，皇帝驾临经筵。

召吕公着侍讲《论语》，刘敞侍读史记。越明年夏四月，皇帝告诉内侍说：“正值白天漫长，讲读侍对尚未进食，必定劳累疲倦。从今以后，处理政务完毕，不等进食，就驾临经筵。”旧例，讲读完毕拜谢后退出。皇帝命令不必拜谢，于是成为常例。

设置宝文阁。

用来收藏仁宗御书，命学士王珪撰写记文。

治平四年，诏令将英宗御书附藏其中。

元祐四年，又诏令将神宗御集附藏其中。

九朝编年备要卷十六

<史部,编年类,九朝编年备要求>

钦定四库全书

九朝编年备要卷十七 宋陈均撰

英宗皇帝【起甲辰，治平元年，至丁未，治平四年】

甲辰，治平元年春三月，任命少卿监〇审官院。

降下土雨。

放出宫女。

夏季五月，疏浚三股河、五股河。

太后撤去帘幕。

皇帝已经康复，韩琦长久以来想请太后停止垂帘听政，曾经有一天取十余件事禀报皇帝，皇帝裁决全都恰当。韩琦立即前往东殿

译再次上奏，太后对每件事都称赞说好。李琦于是向太后请求离职，太后说：“相公怎么能请求退位？我本该住在深宫之中，每天在这里，实在不是出于自愿。”李琦便说：“前代像马皇后、邓太后那样贤德的人，尚且不免贪恋权势，如今太后能够恢复帝位，确实是马、邓二人所不及的。请问决定在哪一天撤去帘幕？”太后立刻起身，李琦随即大声命令仪鸾使撤去帘幕。帘幕落下后，还能在殿后的屏风后面隐约看见太后的衣角。

译不久，皇上给太后宫定名为慈寿。

在此之前，司马光进言说：“陛下过去在藩邸时，侍奉濮王，顺承他的脸色，极尽孝道。凡是宫中侍奉濮王的事，都委托陛下办理，没有不公正合理的。陛下侍奉太后，应当像侍奉濮王一样，然后才可以治理天下；对待天下的政务，应当像处理宫中事务一样，然后才可以。濮王是凭借恩情成为亲属，皇太后是凭借道义成为亲属。在奉养方面的谨慎，如果不特别加强，就无法取得信任。宫中的事小，天下的事大，在听取裁决方面的勤勉，如果不特别加强，就无法达到大治。”

吕诲也进言说：“陛下孝养太后的礼节，臣下无法得知。使亲人安心的道理，确实还有不足之处。为什么呢？历代圣君成就的基业，不去思考如何经营巩固；国家的大事，完全没有裁断处理。进献纳谏的言论，全部由帘帷之下决断。这是陛下自己安享清闲，而把辛劳留给圣明的太后，损害圣德，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又对太后说：“皇帝亲自治理政事，勤勉努力为民，在于圣虑，应当加以慰安。臣愚昧地认为，东殿的帘帷，适宜每五七天由皇帝临御一次。”

不久，因定防勋晋升辅臣官职，富弼推辞说：“臣听说制辞中选取嘉祐年间曾商议建立储君、推恩的事，这不过是丝发般的微小功劳，哪里值得嘉奖？现在陛下记录臣在先帝时的微小功劳，而仁宗皇太后对陛下有天地般的恩德，尚未听说如何报答，可以说是本末倒置、不思量到了极点。”再次上奏，最终皇上不听，富弼才接受。

闰月，任命唐介为御史中丞。

皇上告诉唐介说：“你在先朝有正直的名声，现在出自朕的选择，不是由左右的人进言的。”

六月，皇子赵顼封为颍王。

起初，赵顼封为淮阳郡王，出阁辞别两宫，悲伤哭泣不能自持，太后也哭泣，安慰劝告后让他离去。从此每天两次入朝，仁宗下葬以及在郊外虞祭时，赵顼看见百官在道路左侧列班，下马遥望斋宫，收起车盖步行进入，观看的人叹息。赵顼性情谦虚，眷顾礼遇官僚，对待记室韩维尤其厚待。一天，韩维侍奉赵顼坐着，内侍进献弓样靴，韩维说：“王爷哪里用得着舞靴？”赵顼命令毁掉。韩维又曾劝谏赵顼说：“皇上已经失去太后的欢心，王爷应当孝顺恭敬以弥补裂痕。”赵顼感悟，太后说：“皇子近日特别有礼。”

增设宗室学官。

当时睦亲宅、广亲宅、宗室中从率府副率以上八百余人，其中奉朝请的有四百余人，而教学的官员只有六员。于是增设讲书四员，教授五员，小学教授十二员连同原来的六员共二十七员，来分别教导他们，仍然赐诏告诫勉励他们。

起初，宗室按爵位次序就座，仍然自己作为宾主，讲官坐在主席的东角。于是睦宗院都讲吴申不肯就座，写信给大宗正，说宗室应当以亲族尊卑为次序，与讲官分宾主。大宗正不能决定，于是在内朝拿出吴申的两封信，皇上认为正确。宗室端正讲席，从吴申开始。

不久增设同知大宗正事一员，任命宗惠担任。皇上在藩邸时，很认为宗惠贤能，所以提拔任用他。

各路发生大水。

命令监司分别前往水灾的州军慰问抚恤，不久，又诏令水灾各路帅臣、监司督促责成知州、通判慰问抚恤，又分派官员体察南京等路，拿出上供米赈济宿州、亳州饥民。

秋八月，记录周朝后裔。

放逐内侍任守忠。

起初，仁宗没有子嗣，属意于圣明。任守忠在宫中建议，想要拥立昏弱之人以谋取大利。等到皇上即位，他又酝酿言论，挑拨两宫争斗。到这时，司马光、吕诲进言。皇上虽然还没有执行，一天，韩琦拿出一道空头的敕书。参政欧阳修已经写好，赵概难以决断。问欧阳修说：“怎么样？”欧阳修说：“只管写上去，韩公一定自有说法。”韩琦坐在政事堂，让任守忠站在庭下说：“你的罪当死，责罚到蕲州安置。”拿空头敕书填给他，当天押送执行。韩琦心里认为稍微迟缓，就会中途生变。

九月恢复武举。

诏令每天开设讲筵。

重阳节应当停止讲筵。吕公著、司马光进言：“先帝时没有事，常开设讲筵。近来因为圣体不安，于是在端午及冬至后盛暑、盛寒之际暂时停止数月。现在陛下初政清明，应当亲近儒雅，讲求治术。希望不惜片刻时间，每天临御讲筵。”皇上听从了。

夏人侵犯边境。

诏令派遣使者诘问。

冬十月，诏令在明堂奉仁宗配享。

旧例冬至夏至祭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享。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祭。立冬祭神州地祇，以太宗配享。孟夏祭祀感生帝，以宣祖配享。祭酒王珪等与礼官上奏议论，请求遵循周公严父之道，以仁宗配享明堂。只有知制诰钱公辅独自上奏议论说：“以周公来说，则是严父；以成王来说，则是严祖。如果是时政，那么周公祭祀，那么成王又在哪里呢？一定要严父，我将之诗是也。我太祖则是周的后稷，配享郊祀的；太宗则是周的文王，配享明堂的；真宗则是周的武王，仁宗则是周的成王。虽然有配天的功业，而没有配天的祭祀。没有听说成康因为严父的缘故，废除文王配天的祭祀而转移的。以孔子的心推度周公的志向，则是严父；以周公的心摄行成王的祭祀，则是严祖。严父严祖，其义是一致的。东汉孝明帝开始建立明堂”

译以光武帝配享，恰好符合“严父”的说法。当时世异事迁，章帝、安帝两位皇帝也没有改变这一做法。这最接近古制且符合礼法。当仁宗刚即位时，如果有人提出这种议论，那么配享上天的祭祀就常常在太祖、太宗了。希望下诏让有关部门广泛议论，使配享上天的祭祀不局限于“严父”，而“严父”的道理也不专门用于配享上天。”皇帝下诏让台谏、讲官、两制、礼院再次详细审定。学士孙抃等人一同上奏议论说：“在《易经》中，先王制作音乐来推崇德行，进献给上帝，用来配享祖先。那么祖先配享上帝，由来已久了。祖先都可以配享上帝，郊祀和明堂祭祀不能处于同一地位，不能说严父和严祖的意义是一样的。”公辅说：“没听说周朝废除了文王配享而移到武王，废除了武王配享而移到成王。六经以简易确立法度，周朝有三十六位君王，如果代代都确立严父的训诫，那么六经就成了记录事务的日历罢了，哪里体现它的简易呢？所以《易经》中配享祖先，《孝经》中尊崇父亲，历代都遵循遵守。现在一旦废黜宣祖、真宗在太庙的祭祀而不让他们配享，而仁宗功德附祭太庙之初，又压制他不能配享上帝，这都是不对的。”谏官司马光、吕诲说：“孝子的心，谁不想尊崇自己的父亲？但圣人制定礼法，不敢超越。《诗经》说：‘思念文德的后稷，能够配享上天’，又说‘我将祭祀文王于明堂’，在此之下都不见于经典了。前汉以高祖配享上天，后汉以光武帝配享明堂，如果不是建立国家、开拓疆土的人，都没有配享上天的记载。所以周朝的成王、康王，汉朝的景帝、明帝，德行功业虽然美好，但不用来配享。这是避讳祖宗啊。近世祭祀明堂，都用他们的父亲配享上帝，这是错误地解释了《孝经》的意思。景祐年间，以太祖比周朝的后稷，太宗、真宗比周朝的文王、武王。那么用真宗配享明堂，也没有违背古礼。仁宗功德虽然盛大，但不在二祧的位置。议论的人却想舍弃真宗而用仁宗配享祭祀明堂，恐怕不符合祭祀的法度。”皇帝下诏听从孙抃等人的议论。

译十一月，刺陕西义勇

韩琦上奏说：“唐代设置府兵，最为接近古制，如今的义勇军，河北防备十五万人，河东将近八万人，勇猛强悍且纯朴诚实，又有财产家底，就是唐代的府兵。陕西在西事初起时，也曾三丁选一作为弓手，后来刺字成为保捷正军。等到西夏归顺，朝廷放松防备，所存留的没有防备河北、河东、陕西的事同为一体。现在如果陕西也设置义勇，军队只刺手背，不再刺面，就不会惊骇。”诏令听从他的建议，命令徐亿等人前往，除去商、虢二州不登记，其余全部集结义勇。凡是主户家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钉选三，二十至五十岁身体强壮勇猛的人充任。每年十月轮番上京教阅，一个月后罢散。又诏令秦州成纪等六县，有购买保毅田承名额的人，全部作为义勇，总共得到十五万六千人。知谏院司马光说：“现在议论的人只奇怪陕西唯独没有义勇，不知道陕西的百姓三丁中已经有一丁充任保捷军了。古时候军队出自民间，百姓耕种桑麻所得，都用来衣食供养自家。现在既然征收农民的粮食布帛来供养军队，又登记农民的身分作为士兵，是一家承担两家的事情了。臣愚昧地认为河北、河东已经刺字的百姓，还应当放散，何况陕西未刺字的百姓呢？”皇上不听从。司马光又上奏六次，以及向中书省申诉，自我弹劾请求离职，也始终不被允许。曾经到中书省与韩琦诘问辩难，韩琦无法回答，最终没有停止。这之后十年，义勇运粮戍边，都成为常事，正如司马光所说的那样。

恢复内侍养子令

十二月，下雨夹土

以内臣为陕西诸路钤辖

王昭明等四人，命令他们体察军队情况，处理诉讼，有赏罚，就与主帅商议大事上报，各自允许每年乘驿车奏事。谏官吕诲说：“唐代出兵不利，没有不是从监军开始的。我朝因循未改，怎么又增设这个职位？像走马承受，官品很低，已经不能承受其害。现在钤辖重任，其权力与安抚使相当了，请求朝廷罢免他们，精心选择帅臣，专断军中之权。”御史傅尧俞、赵瞻都有议论，不听从。

选修起居注官

当时起居注缺官，中书省拟定集贤校理宋敏求、杨绘。皇上问：“修注选什么样的人？”辅臣回答：“近例以制科进士高等与馆职才望者。”杨绘是进士第二名，现在应当依次补任。皇上说：“修注就是知制诰，怎么可以依次补任？”命令用韩维替换杨绘，与宋敏求一起任命。

乙巳，治平二年春正月，派遣使者招募京畿、淮南兵。

司马光说：“边臣请求士兵无穷无尽，朝廷招募士兵没有停止，仓库的粮食布帛有限，百姓的膏血有尽头。臣希望断然出自圣志，罢免招募禁军训练，原有的士兵自然可以备御。”

二月罢修庆宁宫

吕公着说：“现在京畿各县及京东西、淮南饥荒，多有饿死的人，力役之事都应当暂时罢免。”听从他的建议。

司马光也说，近日修造稍多，总共九百间，皇城各门四边行廊、南薰门之类，无不重修，役使的人极多，劳费不少。又在京仓廪疏漏很多，来不及修葺，粮食布帛大有损失。古时候将要营建宫室，宗庙为先，马厩仓库为次，居室为后，现在所修缓急先后，恐怕不得当吧？又说，皇子三位所修规模奢侈宏大，不是用来纳入义方的，应大内里外屋舍非至切要的，请求罢免兴造。

蔡襄罢免

自从三司使出知杭州，皇上从濮邸立为皇子，近臣中有异议，人们怀疑是蔡襄。皇上即位，多次问蔡襄是什么样的人。一天因为他请假，变色对中书说：“三司事繁，蔡襄多在假，为什么不用他人？”韩琦为他救解，皇上心意不回。蔡襄既然请求罢免，韩琦因此质问皇上，皇上说：“内中不见文字，在庆宁宫就已经听说了。”韩琦说：“事出暧昧，更请求审察。”曾公亮、欧阳修都说疑似难明，不可以此陷害忠良。皇上说：“造谤者为什么不及他人？”于是命令蔡襄出京，用吕公弼代替他。至和初年，吕公弼为三司使，皇上在潜邸，因为赐马不好，请求换马，吕公弼不允许。到这时奏事完毕，皇上说：“朕往在宫中，卿不为朕换马。”这时已经知道卿了。又说：“卿继蔡襄为使，襄诉讼不能决，颇有多留事。”吕公弼知道皇上不悦，蔡襄回答说：“襄未尝懈怠，恐怕言者妄言罢了。”皇上更加认为吕公弼是长者。

先前，皇上让王广渊直集贤院。司马光说：“广渊好奔竞，善进取。在仁宗时私以文献陛下。为忠谨者，果真如此吗？”汉卫绾不从太子饮，景帝对待他超过其他臣子。周张美以钱谷私假世宗，世爵薄之。陛下对广渊不治其罪，而又赏之，怎么来激励臣节？不答复。

王畴死，亲临其丧

时为枢密副使

大风昼晦

赐举人第

彭汝砺以下三百六十一人，赐及第出身有差。

三月行明天历

判司天监周琮等所造也。周琮说崇

译天厯的节气比实际天象滞后，皇帝下诏让范镇等人校订其是非对错，因新书更为精密，于是赐名为《明天厯》。皇帝又下诏命翰林学士王珪为其作序。后来这部历法仍然不能使用，琮等人全都被剥夺了所升迁的官职。

译任命吕诲为御史知杂。

吕诲因为曾经进言中丞贾黯应当辞职，贾黯上奏说：“御史是君主的耳目，一时的公正言论，并非出于嫌隙怨恨，况且此人正直谨慎庄重，如果能与他共事，必定能协同辅佐。”皇帝下诏将此意告知吕诲，吕诲这才接受任命。吕诲于是进言说：“朝廷的事务，台谏官不能参与知晓，等到看到命令下达，急忙纠正其中的过失，却说：‘已经下达的命令难以追回更改’，这样执政大臣常常独自取胜，耳目之官就如同没有设置一样。”又进言说：“近日臣僚提出建议，认为先帝信任台谏太过，想要陛下纠正先帝的做法，凡事固执坚持不可，轻易推行一个错误，让一个奸邪之人进用，就在外面宣扬说：‘这是出自圣上的本心，谁敢动摇’，这是堵塞圣明的听闻，恐怕不是福气。更应当深思熟虑，已经推行的事情如果确实有不妥当，不要害怕更改。”

褒奖朱烈女之家

越州上虞县朱回的女儿，母亲早亡，由祖母抚养。年纪刚满十岁，乡里有个人与祖母争执，拿着刀想要杀祖母，全家惊慌溃散，只有朱女大声呼救，冲上前去拥抱救护祖母，祖母因此得以逃脱。朱女身中数十刀而死。事情上报朝廷，皇帝命令赐给她家米和布帛。后来会稽人为朱女在曹娥庙立像祭祀她。分宁农家女彭氏，跟随父亲进山砍柴，父亲遇到老虎，彭氏拔出刀砍杀老虎，救回父亲。事情上报朝廷，皇帝下诏赐给粟米和布帛，命令州县每年按时慰问。合肥包绶的妻子是崔氏的女儿，包绶是枢密使包拯的儿子，早亡，只有一个年幼的孩子。包拯夫妇认为崔氏不能守节，派身边的人试探她的心意。崔氏蓬头垢面，哭泣着走出堂下，见到包拯说：“活着做包家的媳妇，死了做包家的鬼，发誓没有二心。”后来年幼的孩子也死了，母亲吕氏从荆州来，引诱并想要把她嫁给同族的人，于是对她说：“丧夫守子，孩子死了，守什么呢？”崔氏说：“过去留下来，不是因为孩子，而是因为公婆的缘故。现在公公去世，婆婆年老，怎么忍心舍弃他们离去呢？”吕氏发怒，诅咒骂道：“我宁可死在这里，决不独自回去，必须你一同前往。”崔氏哭泣着说：“母亲远道而来，道义上不应该让母亲独自前往。然而到了荆山，如果以不义之事逼迫我，必定在尺组之下自尽，想要把尸体送回包家。”于是一同离开。母亲见她发誓必死，最终让她回到包家。开封民妇朱氏，家里贫穷，卖头巾、鞋袜、发簪、耳饰来供给丈夫。丈夫每天与侠少饮酒赌博，不把家事放在心上，犯罪将要被远徙。父母想要夺回她改嫁，她在一个晚上自缢而死，并且说：“趁我的丈夫还没死，让他知道我不向不义之事屈服。”

嘉州娼家女郝节娥，母亲强迫她继承娼妓的职业，百般凌虐，最终不能改变她的志向，她自投江中而死。

从乾兴到治平五十年间，义烈妇女见于史书的有十几人，而蒙受朝廷褒奖颂扬的，只有朱娥、张氏、彭氏而已。贝州的赵氏，不屈服于贼寇，义节尤其显著，但有关部门没有上报，史官遗漏了，那么其他埋没而不流传的，大概也有吧。

夏四月，下诏商议崇奉濮王的典礼

元年五月，宰相韩琦等人上奏，请求下达给有关部门商议濮安懿王以及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源县君任氏应当举行的典礼。皇帝下诏说必须在大祥之后商议。到这时进呈，于是有这道诏书。翰林学士王珪等人互相看着不敢先发言，知谏院司马光独自奋笔立议，大致说：“作为别人的后嗣就成为别人的儿子，不敢再顾念自己的私亲。秦汉以来，有从旁支入承大统，推尊自己的父母为帝后的，都被当时的人非议，被后世讥笑，不敢引为圣朝的法则。我认为濮王应当尊以高官大爵，称皇伯而不称名。”贾黯的议论也相同。王珪命令官吏以司马光的手稿为案。议论上呈，欧阳修认为自古以来没有把生父改称为伯的，王珪等人说不是这样。中书省上奏：“汉孝宣帝、光武帝都称父亲为皇考。”太后听说后，亲手写信诘问责备辅政大臣不应当议论称皇考。皇帝下诏说如听说集议，议论不一，应当暂时停止议论，应当命令有关部门广泛寻求典故，务必符合礼经。判太常寺范镇率领礼官上言：“陛下既然以仁宗为父，又以濮王为父，这个议论不恰当。详细列出《仪礼》及汉儒的议论，魏明帝诏书为五篇上奏。”于是台官自中丞贾黯以下各自有奏章。知杂吕诲也说：“陛下入继大统，都是先帝的恩德，应当遵从王珪等人的议论作为定论。”封濮安懿王大国诸夫人的典礼称是。奏章都留在宫中不答复。司马光又上言说：“伏见先前诏令群臣议论濮安懿王应当举行的典礼，王珪等二十多人都认为应当依据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两次集议，没有一个人有不同意见，而政府的意思却独独想要尊濮王为皇考，巧饰言辞，误惑圣听。政府说《仪礼》本文五服年月敕都说：‘作为别人的后嗣为他父母服丧的不称为父母’，不知道如何立文，这是政府欺罔。天下这么大，说他们都不懂文理吗？又说汉宣帝、光武帝都称他们的父亲为皇考。臣查考宣帝继承昭帝之后，以孙子继承祖父，所以尊他的父亲为皇考，而不敢尊他的祖父为皇祖，是因为与昭帝的昭穆相同。光武帝起于布衣，诛灭王莽，冒着箭石得到天下，名为中兴，其实是创业，虽然自立七庙，尚且不算太过，何况只称皇考，他的谦损很严重了。现在陛下亲为仁宗之子，以

译继承大业，传书上说：“国家不能有两个君主，家庭不能有两个尊长。”如果再把濮王尊称为皇考，那么将仁宗置于何地呢？

译五月，下诏规定皇子及皇室旁支亲属不得授予师傅官职。

当时册封皇子，一并任命检校师傅中丞贾黯，认为儿子担任父亲的老师，实在有不安之处，所以有此诏令。

六月，亲自提拔御史。

任命范纯仁为殿中侍御史，吕大防为监御史里行。近来的制度，御史职位空缺时，就命令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知杂事依次推荐，举荐两人而由皇帝亲自选择一人担任。到这时空缺两个职位，举荐的人选尚未上报，宫内直接传出范纯仁、吕大防的名字并任命了他们。

秋七月，下诏减少皇帝车驾服饰的开支。

诏书说：“凡是郊祀宗庙用来供奉天地祖宗的，应当依照旧例。至于皇帝车驾服饰的费用，务必加以削减。德宁公主将要下嫁，她的嫁妆减少康国长公主的三分之一。”

富弼被罢免。

因患病请求罢免，奏章上了二十多次，从枢密院调出担任河阳判官。

放出宫女。

贾昌朝去世，亲临吊唁。

谥号为文元。御笔亲书碑文曰：“大儒元老之碑。”贾昌朝在侍从之位时，是名臣；等到执政后，不被善人赞同，大家都认为他结党。宫女宦官多次被言官攻击。

八月发大水。

毁坏官私房屋，漂没人民牲畜财产，不可胜数。

征求直言。

下诏让内外官员密封奏章议论政事。司马光上疏，大略说：“陛下即位以来，灾异很多。太阳出现黑子，江淮的水，有时泛滥有时干涸。去年夏天连绵阴雨，进入秋天不停止。京畿东南十多个州，房屋沉入深渊，浮草栖息在树梢。老弱流离失所，饿死在道路。许昌、颍州之间，堆积的尸体成为山丘。今年夏天瘟疫大作，蔓延数千里。秋天还没收获，暴雨大至。都城之内，道路需要乘筏，官府民居几乎全部淹没。死于压溺的人，不可胜计。陛下怎么能不侧身恐惧，思考导致这些的原因呢？”又说：“当陛下刚得病时，外面传言太后在灵柩前叩头祈求，额头都磕伤了，难道能说不是慈爱之心吗？不幸被小人离间，致使两宫之间产生隔阂。况且先帝从众人中提拔陛下，立为太子，只把一位皇后、几位公主托付给陛下。而灵柩还在殡，已经失去了太后的欢心。几位长公主，幽居在闲宫，很少得以省视。这是陛下失去人心的开始。”又说：“各种奏请，不肯决断；知道人贤能不能举荐，知道人不肖不能罢免；知道事情不对不能改正，知道事情正确不能听从。或者没有才能却骤然进用，或者有罪却得到宽恕。这是天下人重重失望的原因。”又说：“台谏，是天子的耳目，他们有所进言，应当用圣意考察其是非，不应一概交给大臣。”

起初，皇帝下诏责备自己并征求言论，学士起草诏书，有大臣思念天变的语句，皇帝夜间批出：“说淫雨成灾，专门告诫不德，命令更改其语句。”

知荆州郑獬上疏说：“陛下发布明诏征求忠言，不知道是打算实际采用呢？还是应付旧例来粉饰呢？如果只是粉饰，固然无可非议；如果一定要实际采用，臣认为应当选派官员在便殿值班，从容地逐条讲论，可行的实行，不可行的罢免。”

拒绝尊号。

司马光说：“陛下将要在南郊举行祭祀，群臣沿袭旧例，请求加上尊号。近来暴雨成灾，深切应当抑制减损，以回应上天的谴责，请求拒绝而不接受。”吕诲也为此进言，皇帝嘉许并采纳。群臣共上五次表章，皇帝都不允许。

设置陕西北城兵。

九月，太常因革礼成。

这是欧阳修等人编纂的。

举行制科武举。

任命范百禄为秘书丞，李清臣为著作佐郎范百禄是范镇的侄子。范百禄的策论说：“《五行传》说：‘简化宗庙，废除祭祀，那么水就不能润泽向下。’鲁庄公把桓公庙的柱子漆成红色，又雕刻它的椽子，以示夸大。上天应验而发大水。装饰不符合典制，尚且不轻视其先君，其变化尚且如此，何况现在朝廷公开宣称，想要做两统二父的举动？简化宗庙的，难道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当时大雨连绵，灾异屡次出现，议论的人多归咎于濮邸之议。将要廷试时，有人对李清臣说应当以“简化宗庙，水不润泽向下”为证据，这样就一定符合题意了。李清臣说：“这是汉代儒生的说法，我不能知道。民间难道没有疾苦可以列举吗？”于是说：“天地之大，好比人的腹心，有所攻塞，那么五官就不安宁。百姓，是天地的腹心；日月星辰，是天地的五官。善于制止灾异的，制止百姓的疾苦罢了。”欧阳修认为他的文章奇特，认为像苏轼的文章。等到试文送到中书省，尚未拆封，欧阳修迎上前说：“考官不把李清臣列为第一，就是错误的。”拆封查看，果然第一。武举录取六人。

冬十月，下雨发大水。

任命邵必知谏院。

在此之前，吕诲说：台谏，是人主的耳目。臣观察天圣、景祐年间，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员，后来虽然减少，也不下十数员。现在御史台空缺中丞、御史五员，出差的人，奏章上了十次，回复罢免八九次。谏官司马光调任其他职务，范尧俞出使北方，诤臣已经如同被废置。自古言路壅塞，没有像今天这样的。

十一月壬午日，举行郊祀。

在此之前，久雨阴晦。等到车驾前往青城，中途放晴，人心大为喜悦。旧例，亲自祭祀，皇帝将要登上版位，祠官都回班向上。侍臣跪读

译册文，读到皇帝的名字时，（臣下）就起身。到了这时，下诏不要退回班列，也不要起身。当时吕公着代理太仆卿，参与陪乘，向皇上进言：“仁宗亲自祭祀时，撤去黄道而登上虚设的小次，不进入其中。”皇上都沿用了这些做法。

译关于宗室女子婚嫁的法度

起初，娶宗室女子为妻的文官，由主婚官负责询问，不再经由内侍省。

元祐六年，下诏规定娶宗室女子而获得官职的人，最高只到朝请大夫、皇城使。

丙午日，治平三年春正月，范镇被罢免

知陈州韩琦请求离职，范镇在翰林院，在批答中写道：“周公不去鲁国，是想让天下统一吗？”皇上认为范镇不应当引用圣人来比拟宰相，想要罢免他的内廷职务，范镇于是请求外放，于是有了这道任命。有人说：“范镇因为议论濮王追崇之事违背了欧阳修的意思，欧阳修向皇上进言，范镇用对待周公的态度对待韩琦，就是用对待幼主的态度对待陛下。”范镇因此被外放。

确立濮王园庙

任命宗朴为濮国公，奉祀濮王。在此之前，太后亲手写信说：“濮安懿王、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逰县君任氏，可以让皇帝称她们为父母，尊奉濮王为濮安懿皇，谯国、襄国仙逰都称为皇后。”皇上颁布手诏说：“称父母的礼仪，我恭敬地遵循慈训；追崇的典制，哪里容易恰当？而且我想把陵墓改为园寝，在园寝建立庙宇。皇太后已经赐允，仍然改封宗朴。”侍读吕公着进言说：“称父母的说法，沿袭的是汉史皇孙的旧例。史皇孙就是宣帝所生，父亲宣帝作为昭帝的后嗣，因此是兄长的孙子远远继承祖父的统绪，没有两个父亲的嫌疑，所以暂且称父母。后来既然确立了谥号，只称悼园。现在陛下以旁支继承大统，建立园庙，让王子在濮王那里承继祭祀，没有断绝父亲之义，对仁宗也没有两个父亲的嫌疑，可以说是兼顾了亲情。但‘皇’字既难以确立称谓，而且义理也不安，请求停止罢免。”没有回复。皇上曾经把称父母的议论向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王猎求证，王猎认为不可以。皇上说：“王猎平时对我很厚道，也应当这样吗？”回答说：“臣蒙受王猎恩惠深厚，所以不敢用非礼的名号加在王猎身上作为报答。”

解除吕诲等人的言官职务

御史吕诲任蕲州知州，范纯仁任安州通判，吕大防任休宁县知县。吕诲多次上疏请求依照王珪等人的意见，早日确定濮安懿王追崇的典礼，都没有回复。请求免除台谏职务，也没有回复。于是弹劾韩琦专权导谀，大略说：韩琦请求议论濮王典礼，再次下达两制，采用汉宣帝、光武帝二帝的旧例，想要称皇考，本来不是陛下的意思，都是韩琦导谀的过错。永昭陵的土还没干，玉几上的遗音还在，内心已经改变，说上天可以欺骗吗？言官辩论半年没有决断，韩琦仍然坚持错误，不改正，能叫忠诚吗？又与范纯仁、吕大防等人联合上奏议论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先开启邪说，妄引经据，想要用不正的名号连累濮王，使陛下陷入过举的讥讽。韩琦掩饰错误，傅防，曾公亮、赵概在政府中备位充数，苟且依违，恳请下欧阳修于大理寺，以及纠正韩琦等人的罪过。不久又弹劾欧阳修不止，并且说：欧阳修博识古今，精习文史，明明知道师丹的议论是正确的，董宏的说法是邪僻的，利益诱惑了他的内心，神灵夺去了他的明鉴。虞主刚祔庙，陵土还没干，就听到越礼的言论，想要遵循衰世的踪迹，致使陛下对外失去四海臣民的心，对内违背左右卿士的议论。推究欧阳修的罪过，怎么能赦免？中书也用札子自我辩解，大略说：皇伯的称呼，考察经史都没有依据，是没有根据的臆说。谨按《仪礼·丧服记》说：为别人做后嗣的人，为他的亲生父母服齐衰一年，称为降服，是为了表明服制可以降等，但父母的名称不可改变。为别人做后嗣的人，既然把所后的人当作父亲了，圣人又保留他亲生父母的称呼，不是曲意迎合的意思。大概自从有天地以来，没有没有父亲而生的儿子。既然有父亲而生，就不能忌讳他的亲生父亲。没有儿子的人得以让宗族的人做后嗣，这是礼法所允许的，但怎么能没有父亲而生的儿子来做后嗣呢？这是圣人不忌讳没有儿子的人立别人的儿子做后嗣的原因，也不忌讳做后嗣的人有亲生父亲，大概是不欺骗上天，不诬蔑人。吕诲等人议论不停，缴纳诰敕，在家等待治罪。皇上用御宝封好诰敕，派遣内侍催促吕诲等人赴台任职。吕诲等人因为所说的话不被采用，虽然接受诏敕，仍然在家等待治罪。等到太后降下手书，吕诲等人又上奏说：大概首先议论的人想要改变这件事，从外面制约内部，苟且逃避深责，使天下怨谤归于君主，现在又转移到母后，况且濮王封大国，典礼最终缺失，先前有权罢的旨意，后有暂且想要的言论，传到四夷又有谁敢相信？在园寝立庙，都不适宜。嗣子袭封，在礼法上是允许的，想要请求再次赐命讲求，以期达到最恰当。如果不归罪于首先议论的人，天下疑惑，没有人能解开。范纯仁又独自上奏说：“皇太后自从撤帘之后，未曾参与外朝政事，哪里应当再降诏？现在有所建置，大概是政府臣僚苟且想要遂非掩过，不考虑朝廷祸乱的根源。况且三代未曾有母后诏令施于朝廷的，秦汉以来，才参与少主的政事。从此权臣想要做非常之事，必定假借母后的诏令来实行他的意志，往往出于胁迫，而天下最终不知道事由权臣。现在陛下以长君临御已经四年，万机之务出自宸断。濮王典礼，陛下自可采纳公议而行，何必用母后的命令，施于长君的朝廷呢？”韩琦看到范纯仁的奏章，对同僚说：“韩琦与范仲淹恩如兄弟，看待范纯仁如子侄，竟然忍

译“就这样互相攻击吗？”这一天，阁门两次传达诏书，命令吕诲等人赴御史台任职。吕诲等人又多次上奏，请求惩治首先发起邪说议论的大臣，详细陈述当今的事体与汉宣帝时期不同。当时太子与皇孙都死在外面，因为地处郊外的缘故，称为戾园、悼园。汉宣帝即位八年之后，有关部门进言说：“父亲是士人，儿子是天子，用天子的礼仪祭祀父亲，这是指尧、舜、禹、汤、周文王、汉高祖这些受命开国的君主，而不是指继承统绪的后继者。皇考的庙和悼园应当毁弃不再修缮，于是听从了他们的请求。”如今濮王陪葬在熙陵，区分了子孙的次序，奉邑的守卫都已经严密完备。如果一定要另外设立园寝，增加扩建制度，就应当改换占卜重新迁移他的灵柩，这不仅与熙陵隔绝，也与商王的礼制分别。考虑到这些典礼，似乎有不安妥之处。汉悼皇只有一个儿子，就是宣帝，虽然继承了大宗，但没有断绝小宗的祭祀，所以设立寝庙，不算过分。议论的人还说：“考庙和悼园应当毁弃不再修缮，大概是祭祀不超越界限，应当专心于昭帝。”又说：“我们本来认为欧阳修首先发起邪谋，怀疑误导圣上之心，得罪祖宗，没有可以赦免的道理。韩琦与内臣内外勾结，矫托欺瞒，以迷惑朝廷内外，作为臣子不忠，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又说太后手书中称亲的意思，大概是沿用汉宣帝的旧例，想要施行于现在，这与中书省所建立的皇考之议大体相互依存，这就难免陷入两个统绪、两个父亲的过失。所以议论纷纷，都说太后手书不是出于慈寿的本意，都是建议的大臣迷惑交结，成就他们的阴谋，想要掩盖自己的恶行，而堵住进言者的口。陛下亲自接受仁宗的诏命，作为人子，所以先帝遗诏多方宣告，称陛下为皇太子，即皇帝位，四方夷狄和中原各国没有不详细听说的。却又称濮王为亲，那么先帝治命的诏书就不施行，而陛下继承统绪的道义就不专一。况且太后与政府大臣共同接受先帝的托付，言语还在耳边，昭陵的泥土还没有干，仅仅因为一两个奸臣的计谋，就忘记而不顾，使两宫陷入有过错的境地，让四方夷狄疑惑先帝的遗诏，怀疑陛下的举措不当，把歌颂拥戴之心变为忠愤不平之气，能不痛心吗！万一狡猾的寇贼奸民用先帝遗诏来质问，那么执政大臣将用什么言辞来回答呢？那么称亲的礼仪，哪里可以轻易使用？首先提议的大臣，怎么能不诛杀！我们在家等待治罪，屡次蒙受诏旨催促令我们任职，而惶恐不敢接受命令，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皇上又命令中书省下发札子催促他们起复到御史台任职，吕诲等人退还札子，连同前后所上的七份奏状申报中书省，坚决辞谢御史台的职务。中书省进呈皇上，皇上问应当如何处理？韩琦回答说：“我们如果有罪，应当留在御史台；如果认为我们无罪，就请取圣旨。”皇上犹豫了很久，于是命令他们离开御史台。随后说：“不应该责罚得太重。”

译按照旧例，知杂御史离职，都有诰命。当时知制诰韩维当值，兼管封驳。执政大臣担心韩维不起草诰命以及封驳敕命，于是直接把敕命送到吕诲等人家中。韩维说：“罢黜御史，关系到国家政体，却不让有关部门知晓，纲纪的败坏，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请求追回吕诲等人的敕命，让臣得以陈述议论，以端正官方法度。”司马光、吕公着都极力劝谏，皇上都不听从。后来吕诲等人撰写《濮议》，引用《丧服记》说：“为别人做后嗣的人，为他的亲生父母服丧，所穿的是齐衰一期的丧服，这叫做降服。亲情不可降低，降低的是外在的服饰罢了，丧服就是这样。一定要降低，是为了显示有所屈从。因为他承受大宗的重任，尊崇祖先而为之屈从。在这里屈从是为了在那里伸张。”活着没有比父母更重要的，却为之屈从，是为了显示承受大宗的人也很重要。这是用道义来制约的。父子之间的伦理，是天性。用大义来对待，可以降低外在的服饰，但基于至仁，就不能断绝天性，断绝仁道而灭绝天理，这是不仁的人或许不会做的。所以圣人制定丧服为降服，三年丧期定为一年，但不隐没父母的名称，以此表明丧服可以降等而名称不可隐没。这是用仁爱来保存的。又说：“现在议论的人想因为做后嗣的缘故，让人一下子回头看父母就像不曾生养自己一样，断绝得太过分了。如果真让他们断绝，不符合人情。如果迫于道义而假装断绝，这是仁义教人虚伪。”所议论的大致内容如此。

二月，任命苏轼直史馆。

皇上在藩邸时，听说苏轼的名声，想召他入翰林院担任知制诰。韩琦说：“苏轼是远大的器量，在朝廷培养他，使天下人敬畏仰慕归服。现在突然重用他，人们未必都认同。”皇上说：“让他修撰起居注可以吗？”韩琦说：“起居注与知制诰相近，不如召他参加馆职考试。”皇上说：“不知道他能不能胜任，所以考试。如果苏轼不能胜任吗？”韩琦不同意，于是考试后任命了他。后来，欧阳修把这事告诉苏轼，苏轼说：“韩公对待我的方式，是君子用道德来爱护人。”

三月，彗星出现在西方。

庚申日早晨，出现在室宿，本体大如月亮，长约七尺。辛巳日黄昏，出现在昴宿，像太白金星，长一丈五尺。壬午日在毕宿出现彗星，像月亮，到五月消失。

解除傅尧俞等人的言官职务。

谏官傅尧俞任和州知州，御史赵鼎、赵瞻任淄州、汾州通判。傅尧俞、赵鼎、赵瞻出使契丹回来，因为曾经与吕诲议论濮王的事，在家待罪。皇上多次晓谕挽留傅尧俞等人，他们最终请求离职。所以外放司马光也说：“臣与傅尧俞等六人共同议论濮王典礼，现在傅尧俞等六人都已外放，只有臣还留在朝廷。天下人一定会认为臣顾惜禄位，请求尽早罢免。”

庞籍加封节度使。

去年，嘉勒斯赉去世，庞籍继承职位，他的弟弟辖戬、摩珍、嘉勒各自拥兵占据城邑，于是唃氏的领地分为三部分。

夏四月，任命郭逵同签书枢密院。

同签书枢密院从此开始。知制诰邵必说：“郭逵是武夫，不能放在朝廷，希望扣留诰敕，仔细商议。”皇上不听从。有人因此责怪韩琦，韩琦说：“我也知道郭逵声望轻，按照旧例西府应当用一名武臣。”皇上想任命李端愿，我知道李端愿奸邪，所以用郭逵来抵挡。或者皇上本意是用张方平，韩琦知道张方平不依附自己，随意说：“西府很久不用武臣，应当恢复旧例。”郭逵被任用后，谏官、御史接连上奏章议论，皇上不答复。

秋八月，吕公着被罢免。

从侍讲外放任蔡州知州，吕公着曾经说濮安懿王不应当称亲，以及请求追回吕诲等人的敕命，皇上不听从，他就称病请求外放。皇上说：“学士，是我所看重的，怎么能轻易离职？”在家住了百日，皇上派内侍到他家晓谕勉励，并且告诫内侍说：“吕公着刚直，应当慢慢开导晓谕，不要太逼迫。”又让吕公着的哥哥吕公弼劝他。吕公着起来就职，才几个月，又上奏章请求外放，所以有这个任命。

九月壬子日初一，发生日食。

禁止销金。

皇城司曾经逮捕穿销金衣的人，送给开封府推官窦卞。窦卞上殿请求审理此案，有人以内廷为由进言，皇上怀疑他。窦卞说：“真宗禁止销金，从后宫开始。”皇上说：“对，文王在妻子身上施行刑罚，推广到兄弟，用来治理家邦，正是说的这个。”下诏按照窦卞的请求办理。

京朝官以上磨勘确定。

皇上感慨地想改革天下的弊端，当时正忧虑官员冗杂，议论的人都说是因为三年一次磨勘，晋升很快，稍微迁升就到达高位，所以获得晋升的人多。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待制以上，六年磨勘，到谏议大夫为止；京朝官四年磨勘，前行郎中为止。少卿监以七十人为定员，有空缺就补充。那些提拔任用以及有功的人，都不使用这个规定。

西夏人侵犯边境。

环庆安抚经略蔡挺斥候明确知道谅祚将要入侵，就分兵屯驻要害。因为大顺城坚固难破，不增加兵力；柔远城地势险恶，张玊带兵守卫。谅祚率领数万步骑兵包围大顺三天，蕃官赵明与官兵合击他们。蔡挺又派强弩手列阵在壕沟外，向下射箭，谅祚中箭，中途退去。转而攻打柔远，张玊命令三千人夜间出击扰乱贼营，贼军于是惊溃。谅祚退守金汤，扬言再发十万骑兵重新围攻大顺。恰逢朝廷发放岁赐，鄜延安抚经略陆铣只留下不给，谅

译祚果然非常沮丧，于是回复说边吏擅自兴兵，将要去诛杀他们。

译冬季十月，下诏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

礼部上奏，规定进士录取名额为三百人，明经及其他各科的录取人数不得超过这个数目。

任命签书郭逵为陕西宣抚使，

判渭州。皇上说：“只是让他担任枢密院的职务，前往地方则赋予重权。自从吕余庆以参知政事的身份知成都府后，此后担任执政官的人就没有再出镇藩镇的。到了郭逵，才开始以签书枢密院事的身份出镇。”

命令宰相和执政官举荐馆阁职事官

各五人。在此之前，皇上对中书省说：“水灾成灾，议论政事的人说罪责在于不能进用贤才，这是为什么呢？”欧阳修说：“近年来进用贤才的途径狭窄。”皇上说：“情况是怎样的？”欧阳修说：“过去进入馆阁有三条途径，现在堵塞了两条。”皇上说：“哪三条途径？”欧阳修说：“进士高科是一条，大臣荐举是一条，因差遣惯例除授是一条。往年进士五人以上的都可以参加馆职考试，第一名的人不到十年就能升到辅相之位，现在第一名的人要经过两任官职才能参加考试，而第二名以下的人不再复试，这是高科之路被堵塞了。往年大臣荐举的人立即召试，现在只让他们登记在册，等到有空缺时才考试，这是荐举之路被堵塞了。只有因差遣惯例除授的人，一半是资历老迈、年老多病的人，这就是我所说的进贤之路狭窄的原因。”皇上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所以有了这道命令。韩琦、曾公亮、赵概等人举荐了蔡延庆等共二十人，都命令召试。宰相认为人多难以安排，皇上说：“既然委托你们举荐，如果他们是贤才，难道还担心人多吗？”先召试蔡延庆等十人，其余的等到以后。士人认为登上台阁、升任禁从官是显贵的官职，而不以官职升迁的快慢为荣或滞，所以有这样的说法：“宁愿登瀛洲（指入馆阁）也不做卿，宁愿抱椠（指在馆阁校书）也不做监。”

十一月皇上身体不适。

十二月，立皇子颍王赵顼为皇太子。

在此之前，皇上长期服药，韩琦等人询问起居情况，退下后，颍王忧虑的神色表现在脸上，看着韩琦说：“怎么办？”韩琦说：“希望大王不要离开皇上左右，这是人子的职责。”韩琦说：“不是因为这个。”颍王感悟，不久皇上病情加重，韩琦又上奏说：“陛下很久不上朝，内外忧虑惶恐，应该早日立太子。”皇上点头同意，韩琦请求皇上亲自书写命令，皇上于是写道：“立大大王为皇太子。”韩琦说：“一定是颍王，烦请皇上重新书写。”皇上于是批写：“颍王顼。”韩琦立即召学士起草诏书，学士张方平到榻前禀命，皇上靠着几案说了几句话，张方平听不清楚，张方平于是递上笔，皇上写下“明日降制立某为皇太子”十个字，所写的名字不太清楚，张方平又请皇上再写“颍王”二字，又写了“大大王”三字，张方平退下后起草诏书。皇上既然采纳了辅臣的建议立皇太子，于是感慨流泪，文彦博退下后对韩琦说：“看到皇上的脸色了吗？人生到了这个地步，即使是父子也不能不感动。”

大赦天下。

这一年契丹改国号为大辽。

当时是咸熙二年。熙宁八年，改元；庆元丰八年，改元；安绍圣二年，改元寿昌。

丁未日，治平四年春季，正月初一，大风沙。

赐予私自建造的寺观名称。

下诏民间以前私自建造的寺观及达到三十间的，全部保留，赐名寿圣。

皇上在福宁殿驾崩。

享年三十八岁，在位五年，谥号宪文肃武宣孝，庙号英宗。皇上在潜邸时，以孝顺闻名，闭门读书，整天不曾宴饮嬉戏，服饰用品节俭朴素如同儒者。待人温和恭顺，唯恐伤害别人。教授虽然早晚相见，一定穿着朝服，说：“教授是我的老师，怎么敢不行礼。”濮安懿王去世，把所穿的玩物分给诸子，皇上所得的全部给了王府旧人。宗室有人借金带，用铜带归还，主管官吏告诉皇上，皇上说：“这真是我的带子，接受它。”曾经命令殿侍卖犀带，价值三十万，丢失了，于是不再追究。诸王想要请求迁宫，迫于合奏，皇上谦逊推辞以求免除，私下对左右说：“不通过正当途径得到贫贱，不可离去；不通过正当途径求取爵禄，可以吗？”吴充担任吴王宫教授，当时进献宫室六箴，仁宗把它展示给大宗正司，写在屏风上，观看以自我警戒。受诏担任皇子，推辞多达十余次。等到被召见，告诫舍人：“好好看守我的住所，如果有合适的继承人，我就回去了。”刚即位时，执政官奏事，一定询问朝廷旧例如何，在古代应当如何。命令近臣一定用官职称呼而不直呼其名，大臣从容进言，皇上说：“朕即使在宫中命令小臣，也不曾直呼其名。”郊祀演习礼仪，尚书惯例赐酒食，有郎官醉饱呕吐，被御史弹劾，皇上特别下令免罪，说：“失仪是轻罚，让士大夫因为酒食获罪，难以见面了。”

皇太子即皇帝位。

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

后宫命名为庆寿。

皇后为皇太后。

后宫命名为宝慈。

二月皇上开始亲自处理政务。

起初，御紫宸殿，退下后，御延和殿视事。韩维上疏说：“天下大事，不可仓促行事。人君施政，自有次序，只有更加谨慎庄重。”

立夫人向氏为皇后。

是故相向敏中的孙女。皇上为皇子时，纳她为妃，封安国夫人。

下诏公主遵守妇道。

下诏尚帝女者不得超越辈分升尊行，公主行见公婆之礼。神宗熙宁九年，中书省说：“治平四年诏，陈国公

译主上降下诏书约定，不举行升行以及拜见公婆的礼仪。命令韩国大长公主下嫁钱景臻，她拜见公婆的礼仪，请求依照此例。”神宗说：“大长公主，我在宫中每次见到她都必须行拜礼，即使是皇太后也按姑嫂之礼相待，她的仪制不能与我的各位妹妹等同，应当只依照兖国公主下嫁时的礼仪。”

译三月，彭思永、蒋之奇被罢免。

彭思永由中丞出任黄州知州，蒋之奇由御史出任道州酒税监。朝廷舆论因濮王追封尊崇之事，憎恨欧阳修，想要攻击他。恰逢欧阳修妻子的堂弟薛良孺被弹劾，欧阳修说不能因为自己是臣子就宽恕薛良孺，薛良孺因此怨恨欧阳修，于是诬陷欧阳修有帷薄不修之事，事情牵连到欧阳修长子之妻吴氏。刘瑾是欧阳修的仇家，于是散布诽谤言论。彭思永听说后，将此事告诉蒋之奇。蒋之奇弹劾欧阳修，请求在闹市处死。皇上怀疑并非如此，蒋之奇引彭思永作证，彭思永也协助蒋之奇说欧阳修应当贬谪流放。皇上将蒋之奇、彭思永的奏章交给枢密院。欧阳修上奏章说：“蒋之奇诬陷欺骗我的，我如果真有此事，就是犯下天下最大的罪恶；如果我没有此事，就是遭受天下最大的冤屈。犯下大恶而不诛杀，遭受至冤而不昭雪，那么就会连累圣明的政治，其体统问题不小。请求下诏公正的大臣为我辨明审理，并且责问蒋之奇所说的话是从哪里得到的。”皇上起初诱使欧阳修秘密询问孙思恭，孙思恭解救辩白，皇上醒悟，又取来蒋之奇、彭思永的奏章，连同欧阳修的奏章一起交给中书省。命令彭思永、蒋之奇分析详细传达人的姓名上报。蒋之奇说从彭思永那里得知，彭思永说出于风闻。皇上又批交中书省说：“朝廷稍有缺失，所以允许传议闻奏，哪有致使他人犯大恶可以风闻为托辞的？命令彭思永等详细列出传达人的姓名，连同所听闻的缘由依据上报。”彭思永于是说：“偶然将所听闻的事告诉蒋之奇，然而模糊没有实据，常告诫蒋之奇不要说。”蒋之奇也上奏：“此事我只从彭思永那里得知。”所以彭思永、蒋之奇都被罢黜。手诏告知欧阳修：“事理既然明白，不要顾虑以前的言论。”

赐举人及第

许安世以下三百零五人，赐予及第出身，等级有差别。

欧阳修被罢免

出任亳州知州，彭思永等人罢免御史后，苏耆、吴申的言论仍然不止，欧阳修也三次上表请求罢免的缘故。起初，英宗因疾病没有亲政，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欧阳修与两三位大臣主持国家议论。此前执政者多优柔寡断，不辨明是非，欧阳修必定一一列举说：“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于是怨恨欧阳修的人很多。英宗曾经称赞欧阳修性格正直不避怨恨，欧阳修也曾诵读故相王曾的话说：“恩惠想归于自己，怨恨让谁来承担？”出任地方长官后，连续上六表请求退休，不被允许。

任用吴奎为参知政事

皇上起初想任用吴奎为宰相，有人陈述陈升之有辅佐拥立陛下的功劳。皇上说：“吴奎辅佐拥立先帝，于是越级任用他。”吴奎入宫谢恩，于是说：“仁宗的本意只在于先帝，更没有其他选择。这是天地的恩德，不可忘记。”追封尊崇濮王之事，确实牵涉私意。皇上说：“这是被欧阳修所误导。”吴奎回答说：“韩琦在此事上也失去人心。”另一天吴奎进言：“陛下在推诚以顺应天意，天意没有别的，合乎人心而已。如果至诚感通万物，万物没有不以至诚回应上面的，自然感召和气。”又说：“帝王的职责，只在判别忠邪。其余庶务，各有主管部门，只不让小人害君子。君子常居要职近臣，那么国家就治理好了。”

闰月更改馆职考试法

旧制考诗赋，起初命令考论，这是听从吴申的请求。

征求直言

不久命令张方平、司马光详定后上报。

任用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

起初，王安石守丧期满，诏令赴京，称病请求分司。皇上对辅臣说：“王安石历经先帝一朝不起用，有人说他不恭敬，现在召他又不来，真是病吗？”曾公亮说：“王安石真是辅相之才，一定不欺骗。”吴奎说：“臣曾与王安石同领郡牧，备见其迂阔，恐怕万一，任用他必乱纪纲。”皇上未省悟吴奎的话，吴奎重说，于是有此任命。又说王安石必辞，等到诏书到，就诣府视事。有人说：“曾公亮推荐王安石，大概是为了倾覆韩琦。”

申诏二府参议边事

同知谏院滕甫说：“中书、枢密院议论边事，多不合。赵明与西夏人作战，中书赏功，而枢密院降约束。郭逵修堡，枢密院方诘问，而中书已下褒语。越守大事也，安危所系。愿敕令大臣，凡有战守，除主帅议定，然后下达命令，依照庆历旧例参议。”

任用吕公著、司马光为翰林学士

当时，都任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以不能写四六文辞谢，皇上说：“如两汉制诏也可以。”司马光说：“本朝政事不可以。”皇上派内侍强令司马光受诏，司马光拜而不受。诏书将诰命放在司马光怀中，司马光不得已才接受。于是司马光上疏论述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勇；治国之要三：曰用人，曰信赏，必罚。并且说：“臣曾以此六事侍奉仁宗，其后献给英宗，现在又献给陛下。诚以臣平生为学所得至精至要的，尽在于此。愿陛下不要以为迂阔而加以省察。”

夏四月，王陶被罢免

由中丞出任陈州知州，先前召知渭州郭逵还任枢密，王陶奏用达非先帝意外，则是韩琦荐引，内则高居简纳赂，皇上说事于先朝义实难处，王陶言既不行，即以不赴文德殿压常参班，弹劾韩琦等，略曰忽千官瞻视之庭，蔑如房阃，艰再拜表仪之礼，重若丘山，韩琦与曾公亮待罪，皇上命翰林

译学士司马光担任御史中丞，与王陶互换职务，司马光又回答说：“言官的职位是人们所畏惧的，我不敢推辞，只是王陶弹劾宰相不押班的事尚未实行，王陶就被罢免职务，那么御史中丞这个职位我就不能再担任了，请求等到丞相押班接受诏令后，再让我任职。”皇上准许了他的请求。当时司马光担任御史中丞的诰命已经进入中书省，而王陶担任学士的任命，中书省拿着它不发布。参知政事吴奎、赵概坚决请求将王陶贬黜到外地，皇上不答应，又请求任命他为群牧使，皇上答应了。不久皇上批旨交给中书省，任命王陶为翰林学士，吴奎立即上奏说：“近来寒暑失调，暴雨屡次出现，应时的雨水缺乏或过多，螟虫、螣蛇滋生，过错不在别人，只有王陶一人而已。王陶倚仗旧日的恩宠，排挤抑制正直善良的人，韩琦、曾公亮不押班的事，大概是长期以来沿袭下来的，并非始于这两位大臣，现在如果又实行内批指挥，任命王陶为翰林学士，这是美好的升迁，况且会让天下人认为陛下是什么样的君主呢？唐德宗怀疑大臣，信任众多小人，陆贽以正直之道直言进谏，等到被斥逐，裴延龄等人凭借琐碎狡诈被当作心腹，天下至今称德宗为最昏庸的君主。王陶不被贬黜，陛下无法要求大臣施展抱负，臣违背制度，应当符合正典刑罚。”于是吴奎在家卧病请求罢免，皇上将吴奎的奏章密封给王陶看，王陶又上奏弹劾吴奎听从宰相欺骗天子等六项罪名，吴奎申辩说：“按照旧例，御史因为言事在家待罪，降旨不允，有时宣召入台，没有罢免如此迅速的。”请求留下王陶供职，并上疏弹劾吴奎有无君之心，皇上亲手写信催促知制诰邵元进入翰林学士的诰命，邵元于是说：“御史的职分在于纠察弹劾，阴阳不和，过错在执政大臣，吴奎所说的颠倒了。”到这时皇上批旨交给中书省，王陶、吴申过分诋毁大臣，王陶知陈州，吴申罚铜四十斤，吴奎位居执政而弹劾御史中丞，以手诏作为内批，三天不发布，任命吴奎知青州，司马光上奏说：“外面的议论都认为吴奎不应当被罢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吴奎的名望一向重于王陶，希望收回青州任命吴奎的诰命。”皇上留下吴奎在政府，曾公亮也请求留下吴奎再次担任参知政事，吴奎恢复职位后，邵元再次为此进言，皇上说：“这没有其他原因，是想起用坚卧的人罢了。”坚卧指的是韩琦。当初建立东宫，英宗命令任命蔡抗为詹事，韩琦因此推荐王陶、文彦博，认为韩琦何不只用蔡抗，韩琦不听从。等到韩琦被王陶攻击，文彦博对韩琦说：“还记得任命詹事时的事吗？”韩琦非常惭愧地说：“见识事情太晚，确实应该受辱。”

译免除漳州、同州等地的贡品

皇上拿出各州进贡物品的名目和数量，自漳州的山姜、花藕等已不再进贡，同州的榅桲两千颗，总共四十二州七十种物品，担心这些贡品耗费民力，下诏免除。

任命司马光为御史中丞

在此之前，司马光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因为他请求挽留吴奎，皇上不高兴，告知在阁门守候，皇上又收回任命三天，才交付中书省。司马光随即弹劾掌管御药院的高居简，说他资质奸邪，善于逢迎谄媚，长期担任近侍职务，罪恶很多。皇上说：“安葬先帝入庙完毕后，自然会让他离开。”司马光说：“后宫小臣，何必讲究陵墓祭祀的先后次序？舜帝放逐四凶，不算不忠；仁宗贬谪丁谓，不算不孝。高居简狡猾胆大，不仅离间君臣关系，恐怕陛下母子、兄弟、夫妻之间都将不得安宁。”司马光接着又多次上章弹劾他，并且说：“臣与高居简难以同时留任，请求罢免臣的中丞职务，外放为郡守。”一天，司马光再次请求在殿阶下当面陈述，皇上说：“他已经来了。”吕公弼说：“司马光今天必定要决定去留，陛下想留高居简就驱逐司马光，想留司马光就驱逐高居简。”高居简是内臣，司马光是御史中丞，陛下选择其中重要的一方。皇上任命高居简为供备库使，不久又任用王中正、李舜举掌管御药院。司马光上奏说：“王中正一向听说奸猾，颇好揽权，现在让他担任要职，这是去掉一个高居简，又得到一个高居简。请求让他补任外官。”皇上不听。

五月，设置宝文阁学士、直学士、待制。

任命翰林学士吕公着为知制诰，邵必为同知谏院，傅卞担任此职。

六月，任命赵抃为知谏院

赵抃上疏说：任用道德之士，重视辅佐大臣，辨别邪正，去除奢侈之心，信守号令，公平赏罚，谨慎防备以备不测，不要频繁赦免，宽容谏诤，共十件事。又说：吕诲、傅尧俞、范纯仁、吕太防、赵瞻、赵鼎、马默，都是刚直敢言的人，长期被贬斥不复用。又论述五种费用，即宫掖、宗室、滥兵、冗员、土木工程之费，大多被采纳。按旧例，近臣从成都回来将受重用，必须由省府大臣进言。皇上说：“任用赵抃为谏官，是依靠他的言论。如果真想任用他，有什么妨碍？”等到赵抃谢恩时，皇上对他说：“听说你单人匹马进入蜀地，只带一琴一鹤随行，施政简易，也符合这种风格吗？”

商议差役法

在此之前，韩绛说：“听说京东地区有父子两个丁口将要充当衙前役的，父亲告诉儿子说：‘我应当求死，让你们免于冻饿。’于是自缢而死。又听说江南有人嫁出祖母及老母分家居住以逃避徭役的，又有将田产卖给官户，田地归不服役之家，而徭役却加倍加在同等人家身上的。”御史中丞司马光也说：“自从废除里正，设置乡户衙前，而民户更加困苦沉重，以至于破家。希望咨询谋划遍及天下，让百姓休养生息。”于是下诏各路详细列举差役的利弊，役法的议论从此开始。

设置陕西内臣钤辖

秋七月，下诏明堂祭祀以英宗配享

宇文之邵退休

在此之前，之邵担任曲水县令，年成饥荒，转运司以轻薄绢的高价，让县里配卖，之邵认为不可，违背转运司的意旨，被罢官回家。接着又上书言事，没有回复，于是退休，隐居十五年而死。司马光说：“我听说，志向不能实行，就把禄位看得像锱铢一样轻微；道义不同，就把富贵看得像土芥一样微不足道。”在之邵身上我看到了这一点。

八月，京师地震

皇上对辅臣说：“地震，是什么征兆？”曾公亮说：“天裂，是阳气不足；地震，是阴气有余。”皇上说：“谁是阴？”曾公亮说：“臣子是君主的阴；儿子是父亲的阴；小人是君子的阴，都应该引以为戒。”吴奎说：“只是小人势力盛大罢了。”皇上不高兴。

安葬英宗于永厚陵

九月，将英宗神主附祭于太庙，将僖祖神主迁出

以及文懿皇后，在此之前礼院说，依据嘉祐诏书，确定太庙七世八室的制度，请求将大行皇帝神主附祭于八室，僖祖文懿皇后神主依照唐代旧例，迁出藏于西夹室，以待禘祫大祭，自仁宗以上至顺祖，依次升迁，下诏恭敬遵从。

追录周朝后裔

任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

皇上对吴奎说：“王安石真是翰林学士啊。”吴奎说：“王安石的文章品行确实高超，超出众人。”皇上说：“处理事务如何？”吴奎说：“恐怕迂阔。”皇上不相信这话。

任命张方平为参知政事

司马光说：“张方平文章之外，更没有别的长处，奸邪贪婪卑鄙，众所周知，所以仁宗不任用他。”皇上说：“有什么实事？”司马光说：“请说臣亲眼所见的。”皇上变脸色说：“每次任命官员，众人议论纷纷，不是朝廷好事。”司马光说：“这却是好事。知人，帝尧都感到困难，何况陛下呢？陛下新即位，万一任用了一个奸邪之人，台谏不言，陛下从哪里知道？”

司马光仍任翰林学士

兼任侍读学士，司马光说：臣昨天议论张方平，没有蒙受施行。如果臣所说的是对的，那么张方平应当罢免政事；如果不对，那么臣应当远贬，怎么适宜再升迁美职？不敢只接受新任命。吕公着也封驳说：议论的人说司马光因为议论新任命的大臣，所以有这个任命。臣职责在封驳，不敢下达。皇上亲手写诏书告知司马光：换你任翰林学士，又兼任劝讲，是想要朝夕讨论，以规劝弥补过失

译空缺。如果因为言事之罪处罚你，难道还会再升迁你到美好的职位吗？可以立即接受任命诏书。吕公着之所以封还诏书，大概是不了解此意，等当面应对时自然会明白防备之意。于是取来诏书交给司马光，司马光请求先上殿，然后接受诏书。皇上命令先接受诏书，然后登殿应对。司马光又上奏说：臣愚昧昏暗，担心连累吕公着。皇上亲手批注交给吕公着：可以一天后前来应对，以消除你的疑虑。

译漳泉潮等州发生地震。

冬季十月，开设经筵。

侍讲王安石因为讲解《礼记·杂记》中的错误之处，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下诏不再讲解。

按旧例，讲官可以坐着。自从孙奭担任侍讲以来，因为仁宗崇尚防范，便跨着案几站着听讲。于是有人请求站立讲解，议论的人不认为这样合适。

第二年夏天，侍讲吕公着、王安石请求依照旧制，下诏让太常寺商议。韩维等人认为应当依照天禧年间的旧制。龚鼎臣说：“侍臣面见天子应对顾问，不可以安坐。”皇上下诏听从龚鼎臣的意见。

御制《资治通鉴》序

起初，英宗命令司马光编纂历代君臣的事迹，司马光认为纪传体的文字烦琐冗多，于是约略从战国到秦二世，仿照《左传》的体例写成一部编年史，名叫《通志》，呈献给英宗。英宗喜欢这本书，命令司马光继续编写。司马光请求任用刘恕、赵君锡、范祖禹一同修撰，后来赵君锡因为父亲去世守丧没有赴任，命令刘攽代替他。司马光每修完一代，就呈献给皇上。到了这时，皇上赐予书名，并且亲自撰写序言。

种谔收复绥州

威明山归降，初夏，谅祚强迫迁徙横山的种氏部落到兴州。有个叫威明山的人，因为众人不乐意，率领所统辖的横山部族内附宋朝。种谔当时任青涧城知州，不等上报，就从小路传递蜡封书信，并且说趁着这个机会可以收复河南之地。鄜延经略使陆诜对此感到为难，只有转运使薛向支持种谔。司马光上疏极力劝谏，认为横山的人众，如果能够战胜谅祚，这是消灭了一个谅祚，又产生了一个谅祚；如果不能战胜，必定会率领众人突破边塞，不知道用什么来应对他们。文彦博也说谅祚称臣进贡，如果趁机夺取他的土地没有名义。皇上不听，派遣种谔和薛向去迎接他们。

夺取绥州，总共花费六十万贯。西方用兵，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谅祚将要发兵报复，西边都警戒起来。皇上于是任命韩琦判永兴军，兼任陕西府五路经略安抚使，亲手写诏书催促他整理行装。韩琦立即上奏说：“薛向起初提议招诱横山一带的蕃族，不久种谔擅自夺取绥州，环庆路的李肃之率领七千人破坏荡平族帐，泾原路的蔡挺又想让环庆路直接奔赴兴灵，肆意妄为，招致夷狄的怨恨。我引路并不困难，只是需要禀承朝廷的既定谋划。”韩琦不久到达长安，有诏书让他考察绥州是可以放弃还是可以坚守，上报朝廷。不久西夏人诱杀了保安军知军杨定和都巡检使侍其臻等人，韩琦立即上奏说：“如果这样，那么绥州就不能放弃了。”并且说：“西夏贼人诱害沿边的知军和巡检，不接收诏书匣子，祝贺登极、正旦的使者不再越过边界，这是不再顾惜和好。现在朝廷已经接纳了威明山等投降的人几万人，如果全部安置在近处的城里寨中居住，不仅没有地方可以安置，他们也不一定愿意与本族的下层人户分开居住。况且绥州现在已经修好了城池，如果让威明山等人占据它，自然会合力抵御。谅祚万一将来不能安抚而失去它，也不关系国家边境的利害，而谅祚所损失的却很多。”谅祚几次战败，国内饥荒困顿，将要求和，而谅祚死了，儿子秉常即位，请求派遣使者报告哀丧。韩琦于是上奏说：“既然遇到这种变故，尤其不是放弃城池的时候。”文彦博和吕公弼以中途改变主意为耻，督促放弃城池像当初一样。韩琦分条陈述不停，皇上派遣使者带着诏书询问韩琦利害。韩琦又详细上奏，于是下诏保留绥州按照韩琦的意见。过了熙宁二年十月，改为绥德城，不再用两个寨来交换。

第二年二月，种谔因为擅自兴兵，被剥夺四个官职，安置在随州。

史臣说：祖宗致力于广施恩德，不致力于广拓土地。当初打开井门，不分昼夜不嫌紧急。向北放弃幽都，向西捐弃朔方。四方夷狄左衽，无不依赖。从建隆初年到治平末年，总共一百零四年，凡是地理沿革，没有大的增减。熙宁开始致力于开拓，还没等到改元，种谔先夺取绥州，韩绛接着夺取银州，王韶夺取熙河，章惇夺取懿洽，谢景温夺取徽诚，熊本夺取南平，郭逵夺取广源，最后李宪夺取兰州，沈括夺取葭芦等四个寨。虽然曾经把河东边界七百里土地乞求给辽人，而王安石的议论，大概是说：“想要夺取它，宁可暂时给予它。”等到元祐年间改变政令，把葭芦等四个寨全部赐给西夏人，而分划边界久久不能确定。绍圣年间于是停止分划，督促各路各自趁着形势攻讨，进筑从三年秋天直到元符二年冬天，凡是陕西河东建立州一、军二、关三、城九、寨二十八、堡十，又夺取青唐、邈川、宁塞、龙支等城市，武节赫然显现了。建中靖国年间全部归还吐蕃故土，稍微缓解民力。崇宁年间急切改变前议，专门以继承绍述为事，蔡京开始任用童贯、王厚，又夺取湟、鄯、廓三州二十多个垒，陶节夫、钟传、邢恕、胡宗师、曾孝序之徒，又互相凿空架虚，驰骋于元符封域之外。直到重和年间，已经建立靖夏、制戎、制羌三城，虽然西夏人渐渐衰弱，而我国民力也疲敝，西边事务粗略安定，北边事务接踵而起。大概自从崇宁以来，梓、益、夔、黔、广西、荆湖南北相继效仿，扩张土宇，很少有安宁的年份。凡是所建立的州军关城寨堡，纷然杂陈几乎不可胜数。最后建立燕山、云中两路，刚满三年，而祸变突然发生，中原动荡，所以开拓边疆不可以不慎重啊。

十一月增加转对官员

下诏因为星变地震，起居注每日增加，转对官员二人，命令他们极力议论时政得失。

十二月下诏因为

译因囚犯死于狱中而判定官吏的罪责。

皇帝下诏令天下，根据囚犯死亡人数的多少，来判定官吏的罪责。

详细制定了相关法令。

译严监司长吏的选拔

皇上曾经说：“朕看到祖宗历经百战才统一天下，如今却把一个州的百姓性命托付给一个平庸的人，朕常常为此痛心疾首。”

韩琦主持朝政时，任命的监司中有时有不适合的人选，崔公孺说：“担任陶冶教化百姓职务的人，应当以效法自然造化作为用心。自然造化认为蛇、虎是危害人的动物，所以把蛇安置在沼泽，把虎安置在山林。现在把它们放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让它们危害百姓，可以吗？”崔公孺是谏议大夫崔立的儿子，韩琦的妻弟。

《九朝编年备要》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九朝编年备要》卷十八 宋陈均撰

神宗皇帝【从戊申年，即熙宁元年，到庚戌年，即熙宁三年】

戊申年，即熙宁元年，春季正月甲戌日初一，发生日食。

制定掩埋尸骨的法令

下诏让州县在春季开始检视暴露的尸骨，发给钱款用于安葬和祭祀。

恢复武臣兼任提点刑狱公事

任命唐介为参知政事

执政大臣在待漏院值班，按照旧例只有宰相审阅文书，同僚未曾参与知晓。唐介对曾公亮说：“我忝列政府职位，而文书都不让我知晓，皇上如果询问，我拿什么话回答？”曾公亮于是和他一起审阅，后来成为惯例。

增加太学生名额

起初是二百人；到这时，又增加一百人。不久下诏以九百人为定额。

二月进读《资治通鉴》

司马光进读三页，读完，皇上命令改读六国纵横捭阖的事。皇上说：“张仪、苏秦凭借三寸不烂之舌，竟然能如此吗？”司马光说：“张仪、苏秦的纵横之术，虚浮不实，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这就是所说的巧言令色颠覆国家的人。”

三月潭州下雨落下毛发

夏季四月王安石入宫应对

王安石新近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下诏让他越级入宫应对。皇上说：“当今治理国家应当以什么为先？”王安石说：“以选择治国方略为先。”皇上问：“唐太宗怎么样？”王安石回答说：“陛下应当以尧舜为效法的榜样。唐太宗见识不远，所作所为不完全符合先王之道，只是趁着隋朝混乱，子孙又都昏庸邪恶，所以唯独被称颂。尧舜的作为极其简约而不烦琐，极其重要而不迂腐，极其容易而不困难。只是末世学者不能通晓，常认为高不可及，不知道圣人治理世界制定法规，是以中等资质的人为标准的。”皇上说：“你可以对我提出高标准严要求，我自视渺小，恐怕无法符合你的心意，你可以尽心辅佐我，希望共同达到这个境界。”王安石又说：“希望陛下以讲习学问为要务。”

六月录用唐魏征、狄仁杰的后代

这年冬天录用段秀实的后代

下诏兴修水利

黄河在恩州、冀州等地决口

七月再次泛滥，瀛州随即派遣使者赈济借贷。都水监丞宋昌言与内侍程昰请求考察六塔旧河口的情况，合并两股水流引导向东流，然后堵塞北流。起初，商胡决口，黄河从魏州以北到恩州、冀州，经干宁流入大海，这称为北流。嘉祐八年，黄河在魏州的第六埽泛滥，于是分为两股，从魏州、恩州向东到德州、沧州，流入大海，这称为东流。于是任命翰林学士司马光同内侍张茂则前往考察。第二年，司马光入宫应对，最终采用宋昌言的建议，在两股水流的西侧设置上约，迫使水流向东。司马光又说：“等到东流逐渐加深，北流逐渐变浅，就堵塞北流。我担心官吏看到东流已经占了四成，急于看到成效，就立刻堵塞北流，而不知道两股分流在十里之内，相距尚近，地势东高西低。如果黄河水流全部向东，一旦遇到大水，水势又会向西合流进入北流，那么东流就会断绝。或者在沧州、德州堤防未建成之处决口横流，虽然消除了西路的祸患，却危害东路，这不是防备之道。应当专门防备上约及两股水流的堤岸。如果今年东流增加两成，那么从此以后河势向东，近的在两三年，远的在四五年，等到达到八成以上，河流冲刷已经宽阔，沧州、德州的堤防已经坚固，自然北流日渐减少，可以闭塞。两路都没有祸患了。”

秋季七月在筚篥筑城

起初，秦州的生户被谅祚劫持向西迁徙，有空地百里，名叫筚篥。知州马仲甫请求筑城并开垦耕种，韩琦采纳了他的建议。枢密院对此感到为难。韩琦上奏：“历来鄜延、环庆、泾原等路沿边，惯例都是用城寨保护熟户，使各部落知道有家业，就可以互为表里，号称藩篱的坚固。我又看到泾原路原州有敏珠、密藏、康诺尔等部落，因为居住地势险要，屡次杀害官军。庆历年间，范仲淹于是在这三个部落的北部与西夏交界的地方，修筑设置靖安、绥宁两个寨，丰库、辟勒、多城两个堡。敏珠等三个部落于是不敢作乱，听从调遣。现在请求筑城筚篥，不是喜欢生事，而是想趁着西夏人尚未恢复和好的间隙筑城，希望可以长久。如果担心粮草问题，筚篥既已筑城，那么秦川、三阳、伏羌、永宁、来远、宁远等寨就在里面，可以均匀抽调减少往那里屯驻的军队，更有新设置的酒税场课利相辅相成供给。现在绘制沿边城塞与西夏交界的地图进呈，请求再与二府大臣斟酌是否可行。”下诏听从。

拒绝尊号

司马光入值，于是进言加尊号的礼仪，不是先王的良法，起源于唐武则天、中宗时期，于是成为旧例，沿袭至今。陛下即位不久，又在守丧期间，似乎不适宜接受。手诏赐给司马光说：“朕正因为淫雨、地震，天威显著，每天担心倾覆祸患。如果

译承受这样崇高的名号，我深感羞愧无地。况且我正处于守丧期间，你可以妥善地拟好回绝的言辞。”从此以后，他终身不再接受尊号。

译任命陈升之主持枢密院。

陈升之就是陈旭。因为避讳，他以字行世。当时吕公弼担任枢密使，韩绛、邵亢担任副使。枢密院同时设置使和副使，主持院务始于此时。

实行纳粮补官的法令。

拿出将作监主簿、助教的告敕七十道，交给河北安抚司招募人纳粮。不久又赐予河东空名的敕诰，后来没有全部记录。

开始出售度牒。

知谏院钱公辅说：“祠部遇到年成饥荒、黄河决口，就出售度牒来救济急用，请求从今以后裁减圣节恩赐，以限制剃度僧人的冗滥。”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出售度牒始于此时。从嘉祐到治平年间，总共十三年，发放了七万八千多道。熙宁初年到八年九月，发放了八万九千多道。

京城和河朔地区发生大地震。

京城地震了三次，八月京城又震了两次，十一月再次震动。九月，英州地震，声音像打雷一样，十一月再次震动。

发生大水灾。

八月孙觉被罢免。

孙觉出任越州通判时，枢密副使邵亢在位没有补益，孙觉作为谏官，弹劾邵亢没有才能，并上疏弹劾中丞滕甫贪污邪恶，没有得到回复。邵亢称病辞官，皇帝宽容地接受了。孙觉又推荐陈升之代替邵亢，下诏认为孙觉不应牵涉大臣，将其降职。孙辩说：“谏官虽然职位低微，但也参与谋划王事、决断国政、举荐宰相，在君臣之间直言贤与不肖，由来已久了。况且去年有被罚金处罚的御史，现在又有被贬官的，谏官于是请求外调。”皇帝起初告诉执政大臣降孙觉的官职但保留原差遣，执政大臣说：“谏官有外调，没有降职的道理。”皇帝说：“只给他降职，他自己也待不住。”

重新实行崇天历。

因为七月望日夜，月亮在东方发生食相，与明天历不符，周琮等都因推算验证失误获罪，被剥夺官职，于是下诏重新制定新历。

九月封太祖的后代。

起初，下诏中书门下考察艺祖（太祖）的子孙，选取关系亲近且辈分尊贵的一人，裂土封王，让他参与郊庙的从献祭祀，世代不绝。恰逢韩琦从长安入京朝见，于是说：“主持祭祀和从献，都是太子的事，现在忽然选择一人让他参与郊庙从献，难道不会让天下人疑惧惊骇吗？”皇帝醒悟，于是罢免了从献的计划。命词中只说遵循仁宗庆历四年的旧例，封赵德芳的后代，赵从式被封为安定郡王。他是太祖的曾孙。

裁减冗滥的恩赐。

第二年十二月再次下诏裁减。

黄河南北分设监牧使。

任命刘航、崔合符担任此职，专门隶属于枢密院，不隶属于群牧制置司的各监牧田。大体上都宽缓松弛，被私人买占。所以议论的人争相请求收回其余的资产，来补助草料粮食。言利的人乘势而上，开始以增加赋税收入为务。二年，下诏清查河南非监牧司总牧地旧籍六万八百余顷，而现在籍册只有五万五千余顷，都隐匿在民间。从此请求将牧田赋税给百姓的人纷纷出现，而各监牧不久就被废除了。

这一年天下应在的马总共十五万三千多匹。

冬十一月丁亥日郊祀。

起初，治平年间，南郊费用七百多万，到这时费用九百多万。曾公亮等人推辞郊祀赏赐，皇帝问司马光怎么样。司马光回答说：“臣已经有奏状，请求减半。”皇帝说：“减半没有益处，大臣既然恳切推辞，不如全部听从他们。”司马光说：“请求全部缴纳的是臣下的志向；赐给他们一半的是君主的恩德。”几天后，司马光与王珪、王安石一同进呈郊祀赏赐的札子。司马光说：“如今国家用度不足，灾害接连发生，节省冗费，应当从亲近的人开始，听从他们比较合适。”王安石说：“国家富有四海，大臣郊祀赏赐所费几何？吝惜而不给，不足以富国，恐怕损伤国家体统。从前常衮推辞膳食，当时议论认为常衮自知不能胜任而推辞职位，现在两府大臣推辞郊祀赏赐，正与此相同。况且国家用度不足，不是当今的急务。”司马光说：“常衮推辞俸禄，尚且知道廉洁羞耻，比起那些固守职位贪恋俸禄的人，不是好得多吗？国家自从真宗末年，用度不足，近年尤其严重，怎么能说不是急务？”王安石说：“国家用度不足，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罢了。”司马光说：“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横征暴敛，来耗尽百姓的财富。”王安石说：“这不是善于理财的人。善于理财的人，百姓不增加赋税而国家用度充足。”司马光说：“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言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只有这么多，不在民间就在公家，这话怎么能当作真实？”皇帝说：“我与司马光意见相同，暂且以不允答复他们。”这一天，王安石当值起草批复，大致说：“如今人口日益繁多，赋税收入不少，理财的道理，大概有值得思考的。不图谋这个，而姑且致力于自我减损，只损伤国家体统，不符合我的心意。”曾公亮于是不敢再推辞。

在此之前，司马光登对时说：“国家用度不足，是因为用度太奢侈，赏赐不节制，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队不严肃。”于是命令司马光及中丞滕甫裁定。

十二月确立内降覆奏法。

下诏中批降下的命令必须覆奏。

十年九月，又下诏凡是传宣中批及面得旨事，没有法度的，中书密院覆奏。如果不是合理的祈求恩赐，有罪求免的，奏劾他们。

制造神臂弓。

百姓李宏所献，其实是弩，射程一百四十步，制成后，赐名神臂弓。

已酉年，熙宁二年春二月，任命富弼同平章事。

当时富弼因为脚病未能

译入宫觐见时，有人趁间隙在皇帝面前谈论灾异现象，声称这都是天意注定，并非人为所致。弼听后叹息道：“君主所畏惧的只有上天，如果不畏惧上天，什么事做不出来呢？距离动乱灭亡就不远了！这一定是奸臣想要推行邪说，所以先引导皇上无所畏惧，使得辅佐劝谏的大臣再也无法发挥作用。”随即呈上数千字的奏疏。不久再次入宫觐见，又说：“臣听说朝廷内外的政事逐渐有所变更，这一定是小人在向陛下进献邪说。大体上小人只有制造事端、兴风作浪，才能在中间谋取私利。如果朝廷保持清静无为，政事遵循常法，小人还有什么可图谋的呢？”皇帝改变脸色，认真听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他又说：“如今所提拔任用的多是刻薄浅陋的小才，小才虽然自己觉得可喜，但危害政事、败坏风俗最为严重，恐怕需要提拔任用淳厚笃实的人。”

译去年夏天，富弼从河阳调任汝州判官，皇帝下诏召他入朝觐见。皇上命令他不必行跪拜礼，坐着从容交谈，向他询问治国之道。富弼认为皇上急于有所作为，回答说：“君主的喜好和厌恶不能让臣下窥测，如果可以被窥测，奸邪之人就能迎合防备您的心意。”皇上称赞他说得好。皇上又询问北方边境的事务，富弼说：“陛下在位才二十年，还不可以谈论用兵，也不应该重赏边境的战功，恐怕会招致生事。一旦战争爆发，所牵系的祸福不是小事。”皇上沉默了很久。皇上又问应当先做什么，富弼说：“使天下富足安定是首要之事。”皇上认为他说得好，任命他为集禧观使。富弼恳切推辞，请求前往汝州赴任，皇上不允许。富弼又说：“臣去年秋天在河阳时，已经听说臣入朝觐见后会被任命为观使，如今觐见没几天，果然有集禧观使的任命。又听说任命观使只是皇上的心意，暂且想留住臣，等到过了皇上的生日，就任命臣为宰相。这种说法极为流传，臣起初还不深信。如今罢免汝州职务，任命为集禧观使，这件事已经应验，那么后来的事怎么敢断定是谣言呢？《易经》说：‘君主不机密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机密就会失去自身，机密的事情不保密就会害成大事。’前代君臣因为不谨慎保密而败坏事情的情况很多，希望陛下留心谨慎保密，像天高地厚那样不可窥见，这才是国家体制和君主之道的极致。臣年老多病且无才能，不涉及利害，暂且请求放臣去汝州任职，〇得以安好，无论在内朝还是外朝，最终都请求任用。”皇上于是听从富弼去汝州。

皇上刚即位时，富弼在河阳，上疏论述君子和小人，大致说：“从古以来，君子常常少数，小人常常多数。君主探听选拔之际，得到合适的人常常少，得不到合适的人常常多。得到合适的人少，所以好事常常不足；得不到合适的人多，所以坏事常常有余。”又说：“君子只坚守道义，不计较自身的进退。被任用就进身施行道义，不被任用就退隐而没有烦闷。小人却不是这样，只趋向利益。如果被正道压制，自身不能进身，就忧愁不肯罢休，千方百计，不顾名节，钻营投机，得到进身之后才罢休。”又说：“况且君子常常被小人战胜，所以从古以来，太平盛世少而乱世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又说：“君子和小人并立于朝廷，实在难以辨别。大概小人外表修饰言辞，使谈论道理不亚于君子，但他的内心以及他所做的行为，却像水火那样不同。”臣认为：“帝王都没有具体的职事，只有辨别君子和小人，才是帝王的职事。然而千官百职，难道都要烦劳帝王去辨别吗？只要精心选拔任用天下大事，所谓的大臣，不超过十几个人，不让一个小人参与其间，那么千官百职委托给大臣，分别选拔他们，进而逐渐推广到天下州县的官吏，就没有不得到合适的人了。即使想要作乱，也不可能了。”

王安石任参知政事

皇上召见王安石应对说：“富弼、曾公亮与你协力，富弼听说你肯承担责任，也非常高兴。然而必须不要产生嫌疑。我起初也想从容地任命你，发觉近日人心对你极有想要制造事端来倾覆动摇的，所以急切想要你就职。我常认为吕诲忠诚正直，近来也诋毁你。赵抃、唐介都以言论抵塞，你问我曾公亮，他也说确实有这种情况。你暂且与我合力改变这种风气，暂且不知道你施政以什么为先？”王安石回答说：“改变风俗、端正法度，是当今最紧急的事务。”皇上认为他说得对。起初，皇上问孙固说：“王安石可以做宰相吗？”孙固说：“王安石的文章品行很高，作为侍从官进献意见，是合适的人选。宰相自有气度，王安石为人缺少包容，恐怕不可以。”王安石既然执政，士大夫向来看重他的名声，认为太平盛世可以立刻实现，即使是司马光也以此期望他。吕诲任御史中丞，将要去觐见，司马光任学士侍讲，也将前往资善堂，相遇并行，司马光私下问说：“今天说什么事？”吕诲说：“袖中的弹劾奏章，是针对新参知政事的。”司马光说：“介甫任命下达之日，众人高兴得到合适的人，为什么要弹劾他？”吕诲严肃地说：“君实也说这样的话吗？”王安石喜欢固执偏见，喜欢别人阿谀自己，听他的言论则美好，施行于实际则疏漏，作为侍从官则可以，登上政府高位则天下必然遭受他的弊端。话没说完，阁门官催促列班，司马光退下，整天思考，得不到他的说法。不久，士大夫间流传他的奏疏，司马光往往怀疑他太过分了。

起初，治平年间，邵雍与客人散步在天津桥上，听到杜鹃鸟的叫声，神色凄惨不快乐。客人问其原因，邵雍说：“杜鹃鸟，洛阳过去没有，现在刚到，有所预示。”客人说：“为什么呢？”邵雍说：“不出两年，皇上任用南方士人为宰相，大量引荐南方人，专门致力于变更天下制度，从此多事了。”客人说：“听到杜鹃鸟叫，怎么知道这些？”邵雍说：“天下将要太平，地气从北向南；将要动乱，从南向北。现在南方地气到了。禽鸟飞类，是先得地气的。《春秋》记载‘六只鹢鸟退飞，鸲鹆来筑巢’，是地气使然的。”到这时，邵雍的话果然应验了。

创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商议施行新法

任命陈升之、王安石主管此事。起初，王安石说：“从前周朝设置泉府官，用来抑制兼并，均衡救济贫困，变通天下的财物。后世只有桑弘羊、刘晏大致符合这个意思，学者不能推明先王的法意，反而认为君主不应当与百姓争利。现在想要理财，就应当修明泉府的法度，来收回利权。”又说：“人才难得，也难以了解。现在让十个人

译治理财政，其中如果出现一两件失败的事，不同的议论就会趁机兴起。我认为，尧帝与群臣共同推举一人去治理水患，尚且不能没有失败的事，何况所推举任用的不止一人，怎么能没有失误呢？应当计算利益与祸害的多少，而不被不同的议论所迷惑。皇上说：“因为有一人办事失败就废弃原本的计划，这就是事情很少能成功的原因。”

译不久，任命吕惠卿、苏辙担任条例司检详文字。王安石多与吕惠卿谋划，人们称王安石为孔子，吕惠卿为颜回。王安石想要推行青苗法，苏辙说：“拿钱借贷给百姓，在收支之际，官吏会借此营私舞弊。钱到了百姓手中，即使是良民也不免胡乱使用；等到他们还钱时，即使是富户也不免超过期限，恐怕鞭打责罚必然要用，州县官吏将不胜其烦了。”

九月，命令李常、吕惠卿编修中书条例。起初，王安石说编修条例在于选择人才。皇上说：“现在馆阁的职官中，没有足以参与修定法度的人，只有吕惠卿才能高超。我曾问吕公着，为什么不举荐吕惠卿担任御史？吕公着说：‘吕惠卿奸邪，不可任用。’我看吕惠卿议论政事，极有条理。”王安石说：“吕惠卿的学术，岂止是今人少有比得上，前代的儒者也不易与他相比。能够举用先王之道并加以实行的，臣只见到吕惠卿一人。他的才能日后必定被陛下所用。人们说他奸邪，是因为吕惠卿因所负有的才名而很少屈从降意，因此多被人诋毁。”皇上说：“如果内心有所亏欠，又怎肯做奸邪之事？”皇上于是同意任用吕惠卿。到这时，便与李常一同被任命。

这年夏天，枢密院也请求将本院文书中，凡是关系到祖宗以来法制且可长久施行的，删选编次成书，皇上听从了，并赐名为《经武要略》。

三月，册封秉常为夏国主。

夏国主谅祚于去年三月去世，其子秉常即位，派使者来报告丧事。皇上派遣韩缜去质问，来使薛宗道因杀伤杨定以及掳掠熟户、不派使者祝贺即位、降诏不予承认等事。薛宗道说李崇贵等人已被禁锢，朝廷防备一旦拘送，以及陈述夏国主秉常母子悔过的意思。皇上命令韩缜传达旨意，担心国主年幼，未能约束沿边蕃部，日后或许再来侵犯。估计他们亲任事权的只有三五人，打算由朝廷授予官职，并在每年的赏赐中割出五万充作俸禄，以及等到李崇贵到来，才可以举行册封之礼。命令韩缜记录副本交给薛宗道，并用诏书赐给秉常，并且说“其余事项让薛宗道宣谕”。这年冬天，秉常派遣使者罗重进来进言：“皇上正以孝道治理天下，为何反而教唆夏国的臣子背叛他们的君主？”朝廷于是罢免了分赐酋豪的提议，只命令归还塞门、安远两座寨子，并归还绥州。罗重进总共三次往返商议，才上表听从。于是赐给秉常诏书大略说：“夏国既然再次修好职贡，归还塞门、安远两座寨子，请求另进誓文，永远遵守臣属之礼，应当谨守信用誓言，不要侵扰边境，以免重蹈悔恨。至于顺汉、西蕃，也不得擅自侵掠。”誓表到达之日，就派遣使者封册，并将绥州归还，每年的赏赐如旧。不久，陈升之请求筑城绥州，韩琦也不愿废弃此事，于是搁置了秉常上誓表的事，只赐给他誓诏。

夏四月，黄河决口。

地震。

大旱。

下诏因为大河决溢，地震相继发生，正值夏季大旱，于是避殿减膳，取消同天节上寿令，群臣勉力修好本职，以图修复。

唐介去世，皇上亲临他的灵柩。

唐介生病，皇上亲自前往慰问，为他流泪。到这时，皇上亲自祭奠，赠谥号忠肃。起初，皇上想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曾公亮推荐了他。唐介说：“王安石好学但拘泥古法，议论迂阔，如果让他执政，必定多有变更，从而扰乱天下。”退朝后告诫曾公亮说：“日后王安石果然被任用，天下困扰，各位应当自己知道。”

在此之前，执政官进呈除授官员的名册，过了几天，皇上才说：“我问王安石认为可行。”唐介说：“臣常听陛下宣谕某事，问王安石认为不可，未能施行，这样那么执政官有什么用？认为臣没有才能，应当先罢免。”这话传开，恐怕不合体制。王安石已经执政，上奏说：“中书处分事务用札子，都说奉圣旨，其中不合理的，十次中常有八九次，不如让中书自行出牒，不必称圣旨。”唐介说：“太宗时，寇准用札子提升冯拯的官职，不当，冯拯申诉。太宗说：‘前代中书有堂牒指挥，是权臣借此威福天下。’太宗朝，赵普为相，堂的帖子重于敕命，不久命令削去。现在又设置札子，与堂帖有何不同？”王安石不想称圣旨，那就是政令不从天子出。皇上说：“太宗制定此事极恰当。”等到王安石议论杀人伤者允许自首，唐介多次在皇上面前与王安石争论，皇上支持王安石的话，唐介愤闷，背上生疽而死。

下诏听从臣下言说缺失。

下诏各路封事，休假日也一并上报。又下诏侍从官各自极力言说，皇上自身的过失以及朝廷政事的缺失。

派遣使者考察农田水利赋役。

听从三司条例司的请求，刘晏、谢卿、才王、广访、侯叔献、程颢、卢秉、王弼、曾伉八人充任使者。侯叔献不久与杨及提举淤田，引水灌溉畿县、澶州之间，每年毁坏百姓的田舍，而朝廷不知道。六年秋天，下诏赐给两人田地各十顷。九年冬天，罢免淤田司。

五月，确定县令考绩法。

分为上中下三等。

六月，吕诲被罢免。

从中丞出任邓州知州，因为他议论王安石。吕诲说：“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只有任用舍弃关系到时世的兴衰。”王安石外表显示朴实野性，内心藏着巧诈，骄横傲慢对待皇上，阴险毒害万物。臣略述他的十件事：

译嘉祐年间，因为开封府争夺鹌鹑的公事，不应当御史台催促谢恩，态度倨傲不恭，这是第一点。王安石每次升迁小官职，都谦让推辞不止，等到任命为翰林学士，却没听说他坚决推辞。先帝在朝时，他有隐居山林独自往来的念头；陛下即位后，他却有在金銮殿侍从左右的快乐。见利忘义，好名嗜进，这是第二点。王安石在经筵讲学时，极力请求坐着讲解，将要使万乘之尊的皇帝屈尊，自己处于师长的尊贵地位，不识君臣上下的分别，这是第三点。王安石自从担任宰相，留在朝中进言，多请求皇帝御批，从中间以下，用来堵塞别人的议论。如果是好事就归功于自己，如果有过错就归咎于君主，这是第四点。许遵错误地判决谋杀公事，他极力主张，妻子谋杀丈夫，用案问减等来定罪，挟持私情破坏法律，徇私利报私怨，这是第五点。王安石进入翰林院，没听说他推荐人才，首先率领同僚称赞吕惠卿的才能，朝廷给予状元般的恩例，他还说太薄。主持考试确定的试卷不够优秀，于是遭受中伤，卖弄权谋威福，无所不至，这是第六点。宰相十几天不处理政事，自行决定官员的任免，罢黜驱逐近臣，原本都是不依附自己的人，妄言这都是出于圣意，作威作福，惊动朝廷，这是第七点。与唐介争论谋杀的刑名，众人非议王安石而赞同唐介，唐介致力于维护大体，不能用口舌取胜，愤懑发作疽病而死，奏对时强词夺理，欺凌同僚，这是第八点。章辟光进言，让岐王迁居外地，离间亲王的罪过，本来就不容诛杀，有防止送往中书省正罪的意图，王安石坚决拒绝不从，这是第九点。设置三司条例司，兼任统领兵权财权，又举荐三个人负责，八个人巡视，臣没看到好处，先看到危害，这是第十点。皇上两次降下手诏教诲，吕诲议论不止，于是被补任外州，不久以谏议大夫的身份退休。吕诲请求退休时，进言说：“臣本来没有旧疾，偶然遇到医生用药不当，不知道脉象有虚实，阴阳有逆顺，诊视有标本，治疗有先后，胡乱投药，全凭心意，指尖之差，祸延四肢，渐渐形成风痹，于是行走艰难，不仅畏惧跋涉之苦，又将担忧心腹之患，形势已经到了这一步，能怎么办呢？”虽然一身的祸患，不足以深深忧虑，但那九族的说法，实在令人担忧。这是用身体疾病来比喻朝政。过了四年五月去世，病重时，亲手写信嘱托司马光写墓志铭，司马光前往探望，到达时他眼睛快要闭上，司马光喊道：“还有什么要嘱托的吗？”吕诲睁大眼睛勉强看着，说：“天下事还可以有所作为，君实你要努力啊。”

译秋季七月乙丑朔日，发生日食。

因阴云遮蔽，日食的程度不及原本奏报的分数，宰臣上表祝贺。

废除义仓。

推行均输法。

设立淮浙、江、湖六路的均输法，任命发运使薛向统领此事。赏赐内藏库钱五百万缗、米三百万石。在此之前，三司条例司上言说：各路上供的物资每年都有定额，年成丰收时本可以多征收，却不敢多取；年成歉收时，供给艰难，却不敢短缺。远方有加倍的赋税输送，京城却有半价抛售的现象。等到遇到军国重大开支时，便搜刮殆尽，几乎不留储备。朝廷百物的需求，大多向不产出的地方索取，在非时季要求供应。富商大贾趁着公私紧急之际，因而得以独揽操纵物价、聚敛散发的权力。臣认为发运使实际上总领六路的收支，应当借给他钱货，在经费不足时调度使用，全面掌握各路的有无而互相调剂。凡是上供的物资，都允许从价高的地方转移到价低的地方，用近处的货物替换远处的货物。预先知道京城仓库常备的物品，可以酌情蓄积购买，以等待朝廷命令，从而调控物资的有无，那么国家用度就可以充足，百姓财力也不会匮乏了。皇上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八月，贬谪刘琦、钱顗。

刘琦任侍御史，钱顗任里行，上言说：陛下任用王安石，不到半年，内外人心纷纷不安。大概是因为他专断肆意，轻视法度，而完全没有忌惮之心。陛下将王安石安置在政府，必定是想使时世达到唐尧虞舜那样的境界，使治理达到周成王、周康王那样的盛世。如今王安石反而用管仲、商鞅权诈的手段，战国纵横的言论，来取悦陛下。陛下立刻相信他的话，侵夺三司的财利权力，开设局署设置官员，引荐三人议事，任用八人分头执行。所辟用的如吕惠卿、王子韶、卢秉、王汝之徒，难道能通晓钱粮事务，周知天下的利源吗？又引荐薛向担任发运使，兼领均输的职务。如果真如诏书所说，从价高的地方转移到价低的地方，用近处替换远处，固然没有害处。然而如果让小人当权，任凭他们变更，即使有所收入，也不免夺取商贾的利益。商贾既然不再流通，那么各路的税收就会亏损缺失，这是预先防备国家的常规收入，拿什么来供给经费呢？官府贩卖难以售出的货物，难免强行摊派给百姓，以获取价值。货物既然积压，难以迅速售出，那么必定会有变卖田产、破败家业来应付限期的人，不然就会施加淫刑滥罚了。加上薛向多用耳目，刺探州县的短长，从而胁迫他们，使他们承担聚敛非道的行为。去年许遵妄议谋杀自首按问的法律，朝廷委托王安石与司马光定夺。司马光秉持公道，请求沿用旧法；王安石则坚持偏见，而确立新议。等到韩维再次裁定，也都附和王安石的法律。又命令密院一同商议文彦博所定的方案，既然符合公道。陛下将众人所议，委托富弼审阅。富弼因病请假，不等他出来，朝廷就执行了王安石所定的方案。实在是因为同僚畏惧他的强势，陛下被他的辩才迷惑，才到了这一步。小人章辟光妄献岐王迁居外地的议论，吕诲请求斥逐王安石，百般阻挠，吕诲最终被贬谪。按旧例，如果昭文馆在休假，集贤院尚且不敢专断执行圣旨，哪里知道王安石傲视同僚，旁若无人，爱憎予夺，全由自己决定。皇上阅览奏疏说：“这都是挟带私情，不是竭尽节义来补益时事的人。”于是贬谪刘琦监管处州盐酒税，钱顗监管衢州酒税。当时台官刘述也因议论王安石而出任江州知州。

范纯仁被罢免。

从同知谏院出任河中府知府，也是因为议论王安石。起初，范纯仁从陕西转运副使召还，皇上问他说：“你在陕西很久，主管漕运，必定精通边防事务，城郭、甲兵、粮储怎么样？”回答说：“城郭大致完好，甲兵大致修缮，粮储大致完备。”皇上惊讶地说：“你的才能如此，是朕所倚赖的，而职责都说‘大致’，为什么呢？”缓缓回答说：“‘大致’是未达精妙的说法，这样足够了。臣希望陛下不要在边防事务上过于用心，恐怕边防臣子观望邀功，生事与夷狄结怨，残害生灵，耗费财用，厚赏爵位，不仅成为今日眼前的祸害，又将留下他日意外的变故。”皇上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又对皇上说：“《尚书》说‘怨恨不在于明显，看不见时要图谋’，希望陛下图谋‘看不见的怨恨’。”皇上说：“什么是‘看不见的怨恨’？”范纯仁说：“就是杜牧所说的‘天下的人不敢说而敢怒’的情况。”等到担任谏官，前后上言，以休战、省事、节用、富民、进用君子、退斥小人、伸张公论为急务，以崇尚聚敛、苛刻亲近、谄媚偏听为警戒。他在君子与小人的界限上，尤其反复激切。又说：“道路遥远应当循序渐进，事情重大难以速成，人才不可骤然求得，积弊不可立刻革除。”自古人君想要事情迅速成就，必定被奸佞小人所乘，不可不察。范纯仁向来与王安石交好，至此多次言事多违背王安石。最后说薛向不可担任发运使，王安石更加不悦。刘琦被罢免，范纯仁又说刘琦不应罢免，请求迅速解除王安石的机要职务，奏章留下未下。范纯仁九次请求离职，不被允许。不久罢免谏院职务，担任起居舍人。范纯仁坚决推辞，王安石派亲信告诉范纯仁说：“已经议定授予知制诰的职务了。”范纯仁说：“这是用利益诱惑我。言论不被采用，万钟的俸禄对我有什么增益呢？”于是抄录所上奏章申送中书省说：“忽然听说今日诏命，因为刘琦等人言论多失实事，擅自离职，扰乱朝听，各罢免御史充任监当”

译臣子以尽职为忠，君主以纳谏为美。因此仁宗广开言路，先帝容纳直言，这都是陛下亲眼所见的。如今陛下继承先帝事业，思慕并继承先帝的功业，但几位执政大臣不能以正道辅佐君主，教化失去了先后次序，刑罚与奖赏违背了轻重原则。中书省隐瞒事情的始末，只导致外部议论纷纷。凡是担任谏官职责的人，怎敢不议论奏报，而掌权的大臣便摘取他们的罪过，想让他们遇事退缩，虽然这对政府来说方便安稳，但陛下将依靠谁呢？王参政专权任职，已经不了解时事，性情又轻率易轻信奸邪之人，想追求眼前的功效，忘记了旧有的原则。崇尚法令，就称赞商鞅；谈论财利，就背离孟子。轻视老成持重的人为因循守旧，抛弃公众舆论为流俗之见。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被指为不肖，符合自己心意的人就被当作贤能。推荐薛向为宏大的人才，指责吕诲为无用之人。而曾相公年高不退，气节已经亏损，且想被容纳而依随苟且。赵参政心里知道不对，但言辞辩驳不及，凡事不能尽力挽救，只听说退朝后有怨言。希望陛下平心静气，虚心听取，深为国家考虑。王安石看到后发怒，拿着它禀告皇上。皇上说：“应该给他一个好地方”，所以有了河中府的任命。

译曾公亮、赵抃收到吕纯仁的奏状，便上章自我弹劾，大致说：“在清明盛世徒居官位，难以逃脱窃取俸禄的讥讽；白发苍苍辅佐朝廷，却招致蒙蔽奸邪的诽谤。像王安石这样的人，学问广博、辩才无碍，年富力强、意气豪迈，议论刚正鄙薄古人，施政举措不肯迎合同僚党羽。致使山林中的末流学者、草野间的后生晚辈，放纵自己原有的良心，乐于附和那些异端邪说。身穿朝服位列朝班的，如果不是王安石的党羽，就被指责为庸俗官吏；头戴圆冠身处朝廷的，如果不同于王安石的学说，就被嘲笑为迂腐儒生。又说：王安石平时居家时，笔下言论如同周公、姜尚般贤明；一旦有所作为时，身心行事却像管仲、商鞅般刻薄。对待圣明的君主认为可以欺骗，看待同僚认为不可信任。做臣子如此，侍奉君主又当如何？恳请陛下特别彰显圣明的决断，彻底消除群臣的疑虑，纠正王安石过激举措的错误，以造福国家。请宽恕臣等事后进言的罪责，让我们返回乡里。”

吕纯仁起初担任襄邑县知县，当地有牧马之地，卫士放纵马匹侵害百姓，吕纯仁抓了一个人杖责了他。牧地起初不听从吕纯仁，朝廷下诏弹劾治罪。吕纯仁说：“军队需要农民供养，防备军队应当先防备侵害农民。”朝廷认为他说的对，允许牧地在县境内放牧，从吕纯仁开始。

苏辙罢免后担任河南府推官，苏辙担任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到了这时，苏辙写信给陈升之、王安石，议论派遣使者查究农田水利、徭役的弊端。又说：“发运使的职务，现在将要改为均输；常平法的制度，现在将要变为青苗法。经商的事情，曲折难行。他们收购货物时，预先支付钱款；出售货物时，延后收取货款。多方面相互接济，委曲周旋相通，加倍的利息，由此获得。现在官府收购这些货物，必须先设置官吏，费用已经很多，然后让百姓各自缴纳所有物品，不是良货不卖，没有贿赂不行。因此官府收购的价格必定昂贵，等到出售时，弊端又像以前一样。商人的利润，从哪里能得到？只是让诽谤议论沸腾，商旅不通。这均输的说法，是苏辙所不明白的。”“常平法的条令，详细完备都在，问题在于不执行。不是法律本身的弊端，一定要修明旧制，不过是在适当时候征收以利农业，在适当时候散发以利商业。现在却改变成法，掺杂青苗法，各路设置官员，号称提举，另外设立赏罚来督促亏欠。法度纷纷扰扰，何至于此？况且钱粮散布在外，防备荒年水旱，有不可预知的情况。征收则结怨于民，舍弃则官府依靠什么？这青苗法的说法，是苏辙所不明白的。”“并且请求补任外官。”皇上看了苏辙的奏状，问王安石：“苏辙和苏轼怎么样？”王安石说：“苏轼兄弟大体以纵横捭阖为事。”皇上问怎么安置苏辙，曾公亮请求由中书省直接任命差遣，所以有了这道命令。

黄河改道向东流

北流已经堵塞，黄河从它南面四十里许家港向东决口，泛滥到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的境内。

九月实行青苗法，设置常平官

起初，王安石执政后，拿出一卷书交给条例局，说：“这是青苗法，各位仔细商议。”因为检详文字苏辙极力陈述其不便而停止。不久，王广廉请求数千张度僧牒作为本钱，在陕西漕司推行，先前私下实行的青苗法，春天散发秋天征收，与王安石的意图相合。王安石于是请求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实行。不久设置河北陕西提举常平广惠仓官，任命王广廉等人担任。条例司又请求将各路常平广惠仓的钱，依照陕西青苗钱的例子，取百姓自愿预先结清，令随税缴纳斛斗，愿意领取实物或缴纳时价的，责成愿意缴纳钱款的，都听从方便，仍然派遣官员提举，听从了。当时各路常平广惠仓的钱米，计算有一千五百万贯石以上，于是又在各路推行此法。不久又诏令拿出内藏钱百万缗，增加购买河北常平谷。这年冬天，迩英阁进讲，吕惠卿说：“先王的法度，有一年一变的情况，就是《月令》季冬整顿国家典章，以等待来年的适宜，以及《周礼》正月开始和布于象魏就是这样。有数年一变的情况，就是尧舜五年修五礼，《周礼》十二年修法就是这样。有一世一变的情况，就是刑罚世轻世重就是这样。有数十世而改的情况，就是夏贡商助周彻，夏校商序周庢就是这样。有虽然百世不变的情况，就是尊尊亲亲贵贵长长，任贤使能就是这样。”前几天听司马光说：“汉惠帝、文帝、景帝都遵守萧何的法度而治理好国家，武帝改变法度而混乱，宣帝遵守法度而治理好国家，元帝改变法度而混乱。”臣认为萧何虽然约法三章，后来却变为九章，那么萧何已经不能自己遵守他的法度了。惠帝废除挟书律、三族令，文帝废除诽谤妖言、废除秘祝法，都是萧何法度中所有的，而惠帝与文帝废除了，景帝又从而因循，那么就不是遵守萧何的法度。宣帝之所以治理好国家，是因为总核名实，信赏必罚；元帝之所以混乱，是因为失于优柔牵制，知道萧望之、周堪、张猛的贤能而不能任用，知道恭、石显的邪恶而不能去除，不是因为改变萧何的法度。”皇上召司马光前来对他说：“你听到惠卿的话了吗？”司马光说：“惠卿说汉惠帝、文帝、景帝、宣帝、元帝治乱的大体是对的，他说先王的法度有一年一变、五年一变、一世一变则不对。譬如住宅，居住久了，屋瓦漏雨就整理，墙壁缺损就修补，梁柱倾倒就扶正，也可以，如果不是大坏，难道一定要全部毁坏而重新建造吗？如果想要重新建造，必须得到良匠，

译又要有好的材料，然后才能做成。现在既没有好的工匠，又没有好的材料，仅仅因为少许的遗漏缺失，就想要全部毁坏而重新建造，我担心它将无法遮蔽风雨。皇上说：“朝廷每当更改一件事，满朝上下都喧嚷反对，都说不可，却又不能指出具体哪里不便。”可以依据所听到的，“向皇上陈述说：‘发放青苗钱，这件事并不便利。’”皇上说：“听说陕西已经实行了，百姓并不以此为苦。”司马光说：“臣从陕西来的人那里听说，都说催督严厉急迫，小民受不了愁苦。”王安石说：“司马光所说的，是官吏不得其人罢了。”

译废除奉慈庙

任命发运使兼管坑冶和市舶

当时饶州江建等人按照历年定额铸造铜钱一百五十万贯，并且额外还有盈余的钱款。

不久下诏在京东、京西、淮南、两浙、江西、荆湖六路各自设置铸钱监，江西、湖南以十五万缗为定额，其余各路以十万缗为定额。又因为兴国军、睦州、衡州、舒州、鄂州、惠州既然新设了六座铸钱监，连同旧有的十六座铸钱监，水路陆路往返遥远，增加了提举防备的官员。当时各路大多致力于增加铸钱定额，下诏惠州永通、阜民监旧定额八十万，到熙宁十年增加了三十万，加上折二钱共五十万。此后衡州黎阳监每年增加折二钱共五万缗，西京阜财监每年增加市易本钱共十万缗，兴州济众监每年增加七万二千余缗，陕西三座铜钱监各每年增加五万缗。而睦州则新设神泉监，徐州则新设宝丰监，梧州因为容易获得锡铅，兴建事务繁多。有关部门日夜讲求，在内有四十多位使者分头在外经营办理，开端宏大，创设的法令新奇。有人议论说京城邸店商议设置监官，防备路深山应当实行酒禁，没收僧尼的常住财产，削减士兵官吏的俸禄，甚至有人说想要恢复肉刑，总共七千多字。苏轼不被王安石喜欢，让他暂代开封府推官，想以多事来困住他，而苏轼决断精敏，议论政事不停止。

裁定宗室恩数

诏书大略说：“宗室子弟服制疏远亲尽，有一技之长值得录用，就随其才能授予官职。至于任子令、婚姻礼仪，应当一律采用外官的制度。从此祖宗子孙的后代，世袭只有袒免亲补外官，非袒免亲免职，赐名授官。”

罢免武臣提刑

河东实行交子法

在潞州设置交子务，因为搬运铁钱劳费。第二年，漕司认为实行此法，则盐矾不畅销，损害入中粮草的计划，下诏罢免。四年，又在陕西实行，罢免市钞，有人议论其不便，罢免。七年，中书省说陕西沿边用盐钞购买粮草，有虚抬边籴的弊端，请求用交子度钱数制造。于是永兴路转运使皮公弼请求改铸折二大铁钱为本，都听从了。后来终究因为实钱少不可行，九年后罢免。

宽减赃吏法

比部郎中张仲宣犯枉法赃罪，流放贺州。皇上采纳苏颂的意见，认为他情节轻微，特免杖刑与黥面。从此杖刑黥面之法，很少施于命官了。

十二月重申失入死罪法

增置宫观官

增置三京留司御史台，同判国子祭酒及诸州宫观官，以安置卿监、监司、知州中年老不能任职的人。王安石也想以此安置持异议的人，于是下诏不限期限。

实行预买法

命令各路预先给钱和买防绢

庚戌，熙宁三年春正月，录用周、唐后代。

青苗钱禁止抑配

委派提刑察奏，敢阻遏应当请领的人，也如此。

知通进银台司范镇说青苗钱是唐末乱世之所为。苗青在田，先估其值，收敛未毕，已催促其偿还，这是盗跖之法。不久，又奏请罢免青苗钱，归还农田水利差役于州县，而召回使者。

右正言李常、孙觉说：王广渊在河北，第一等给十五贯，第二等十贯第三等五贯，第四等一贯五百，第五等一贯。又富者不愿取，贫者却想要得到，就令贫富相兼，十人为保。民间喧哗认为不便。

判相州韩琦说准转运司及提举司牒给散青苗钱须十户以上为保，三等以上为甲头等级散钱，更有余钱坊郭户愿请者，五家为一保，依青苗例支借。臣私下认为乡村自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陌，三等之上更许增数，坊郭户有抵当者依青苗支借。又乡村每保护须有物力人为甲头，虽说不敢抑配，其实官吏防备保内下户不纳，异时只责甲头代输。又严厉责成各县，若人不愿请结罪保明申报，后续差官晓谕，如果有愿请者，则干系人别作行遣，或者具申奏。官吏畏惧未免抑配上户。韩琦奏示执政说：“韩琦真是忠臣，朕起初认为可以利民，没想到害民如此。况且坊郭哪里得到青苗而使者强给。”王安石勃然变色说：“既然取情愿，则别无所用，自不再俵。既有保甲，则难以纳者自然不能请。”升之说：“只怕州县避难索之，所以抑配上户罢了。”王安石说：“抑配诚恐有之，但贬责一二人则此弊自绝。纵使州县抑配上户俵十五贯钱，又必令出二分息，那么一户所赔止三贯，因以广常平储蓄，以备荒年。比起前代科率百姓出粟为义仓，未为不善况且又不令抑配，有何所害？”皇上说：“须要尽人言。”料想文彦博、富弼也认为不可，只是腹诽。韩琦独肯来说，真是忠臣。王安石说：“事之情伪是非，若不能察，只务多纳人言，恐怕不仅常平事不可为矣。”于是称疾求分司。翰林学士司马光批答大略说：“今士论沸腾，黎民骚动，却想要

译将选拔官吏的职权交还，退居以图安逸。你这种私下的打算，固然没有遗憾，但我所期望的，将要托付给谁呢？”王安石愤怒，上奏章极力辩白。皇上将奏章封还，告知他是因为自己翻阅时有所疏漏。王安石入朝觐见，坚决请求罢免。皇上勉励安慰了很久，但皇上因曾布所奏之事产生疑虑，于是下达了这道诏书。

译当时有担任越州山阴县知县的陈舜俞，因为自行弹劾自己违反制度不散发青苗钱，被降职监管南康军税务，五年后去世。苏轼写文章哭悼他，称赞他的学术才能，兼具百人的器量，一旦遭贬斥就不再起用，士大夫无论认识与否，都深深为他悲痛。当时有个叫乐京的人，任许州长葛县知县，向提举常平官禀报，说助役法不便，让他详细陈述，又不回复，而且不肯处理县政，自己上疏请求离职。提举官弹劾他，剥夺了著作佐郎的官职，十年后才恢复官职，监管黄州酒税。元祐初年，召他赴京城，他没有到。有个叫刘蒙的人，任唐州湖阳县知县，常平使者召集各县县令，商议免役法，刘蒙认为不便，不肯参与商议，退下后条陈上奏其危害，自己投书弹劾自己离职，也被剥夺官职回乡奉养亲人，讲学直至去世。元祐初年，赐给他家布五十匹。

二月，司马光辞去枢密副使职务。

司马光上奏说：“陛下之所以任用臣，大概是察知臣狂妄直率，希望多少有些补益。如果只是为了荣耀禄位，而不能尽力拯救百姓，那就是盗窃朝廷的名位器物来私利自身，这是臣屡次违背诏命不敢接受的原因。当今出谋划策的大臣，只看见眼前的小利，不考虑长久的大害，担忧政事治理不好，不能辅佐陛下修明祖宗的法度，反而变更先王的正法；担忧财利不足，不能劝勉陛下恭敬节俭、节省用度，反而派遣聚敛之臣诛求剥削百姓。设置官职则因冗杂而增加，制定法律则因苛刻而更加苛刻，使得四海危惧，百姓骚动，还依然坚持不肯认为自己有错。”青苗法实行，像这样强制摊派，臣担心十年之后，穷人已经穷尽，富人也会变穷。不幸国家有边境警报，粮食布帛军需的费用，从哪里获取呢？况且散发青苗钱总共几千万缗，如果民力已经枯竭，又加上水旱灾害，朝廷难道能坐视百姓流亡转死而像往常一样督责吗？形势所迫只能免除，那么官府几千缗钱已经散发无法再收回了。官钱既已散发，百姓又困穷，这可以算是善政吗？先帝曾经拿出内藏库一百万缗钱资助天下常平仓作为买粮的本钱，在此之前天下常平钱粮将近一千多万贯石，如今无故散尽。日后如果想起常平的钱，想要再收集，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数目呢？至于想要按亩摊派钱款雇人充役，决开汴水种植水稻以及灌溉民田，以及排泄三十六陂的水，招募人耕种，像这类事情不可胜数，所以大小官员惊慌不安。陛下如果真的能清醒觉悟，采纳臣的话，罢免制置三司条例司，召回各路常平使者，那么臣即使交还所有官爵，只做一个太平百姓度过余生，也是很大的幸运了。如果话不被采纳，即使把我安置在枢密院和中书省，天下人只会指责我是贪图荣耀的人。不久又命令催促司马光入朝觐见，司马光说：“臣最近请求罢免制置三司条例司，召回各路常平使者没有采纳。如果臣的话确实正确，早点施行；如果臣的话确实错误，应当依法惩处，使是非不至于混淆，让臣进退有依据。”一共九次推辞，诏书收回了任命文书。

当时台谏侍从大多以进言政事为由请求离职，参知政事赵抃说：“朝廷事情有轻重，体制有大小。财利在事情上为轻，而民心得失为重。青苗使者在体制上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的任用舍弃为大。现在舍弃重的而选取轻的，失去大的而得到小的，不是宗庙社稷的福气。臣担心天下从此不安。”奏言呈入后随即请求离职，不久任杭州知州。

傅尧俞守丧期满到京城，王安石多次召见他。见面后，谈到新法。王安石对傅尧俞说：“现在议论纷纷，盼望您来很久了。”打算以宝文阁待制同知谏院的职位让他回去。傅尧俞推辞说：“新法，世人都不认为便利，确实如此，应当极力论说。”平生不敢欺骗，敢以实情相告。王安石不高兴，于是让傅尧俞同判流内铨。

三月，皇帝亲自考试举人，初次使用策论。

赐予叶祖洽以下以及各科八百多人及第出身，等级不同。旧制进士一天内兼试诗赋论，称为三题。特奏名进士只试论一道。至此废除三题，开始使用策论。第二天考试特奏名进士，也是制策。自从王安石掌权，每次称赞皇上独断专行。皇上专门信任他。于是考官苏轼出的策论题目说：“晋武帝平定吴国因独断而成功，苻坚攻打晋国因独断而灭亡。齐桓公专任管仲而称霸，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亡。事情相同而功效不同，为什么呢？”王安石看到后不高兴。叶祖洽的策论说：“祖宗多沿袭苟且简略的政令，陛下即位革新之初，初考分为三等，复考分为五等。”皇上让宰相陈升之当面宣读，把叶祖洽列为第一。苏轼于是上言：“陛下考试士子想要寻求朴实正直的人，而阿谀顺从的人却占据上等。臣私下为此悲伤，因此不胜愤懑。”拟定了进士对御试策论进呈。皇上把苏轼所对的策论给王安石看。王安石说：“苏轼才华也高，但所学不正。陛下为什么不黜退苏轼？难道因为他的才华可惜吗？譬如调教劣马，必须减少草料增加鞭打，使其驯服才可用。陛下不可不察。”

不久，外面传闻，将任命新进士为校书郎。陆佃曾经跟随王安石学习，张安国是王安石的门客。吕升卿是吕惠卿的弟弟，都是外面所指目的人。于是谏院胡宗愈说：“旧例，崇政殿说书如果未曾担任外官或不满任期者，不

译获得选举资格。昨天邢恕凭借新科进士的身份被任命为校书郎，这大概是朝廷当时还没有相关法规制度。近来听说新科进士因此奔走于权贵门下，大肆疏通关节。请求从今以后，必须经历一任官职才能被授予官职。”于是命令邢恕外放担任知县。

译孙觉、程颢被罢免。孙觉从右正言出任广德军知军，程颢从御史里行出任西京提刑。起初，曾公亮等人说开封府界散发常平钱，确实存在强迫摊派的情况，派遣孙觉去查核实情。孙觉接受命令后，又上疏推辞前往，并且说：“就像陈留县，前后多次告示百姓自愿申请借钱，最终没有一个人前来。所以京畿各县只有陈留县没有散发一分钱，由此可以看出百姓其实不愿意和官府打交道。”现在圣旨命令查核百姓是否自愿申请领取，如果存在追呼强迫摊派，那么我之前所引证的情况就显而易见了。请求免除查核青苗法的指令，希望陛下予以罢止，因此被贬黜。程颢上疏说：“天下的道理，根本在于简易，那么事情没有不成功的。舍弃简易而走向险阻，就不值得称为智慧了。如果阻挠发表公议，用卑贱欺凌尊贵，用邪曲妨害正道，即使侥幸小事有所成就，而兴利的人日益进用，崇尚道德的人日益衰微，尤其不是朝廷的福气。况且天时不顺，地震连年，我任职不才，议论无补，希望批准之前的奏疏，尽早赐予罢免斥责，因此被外放。”

设置刑法科。九月，命令判大理寺崔台符等人考核试法官，这是开始。

夏四月赐予僧牒以资助边防。秦凤路五百本，此后各种费用大多依赖于此，例如赐予本路籴米给一千本、制造景灵宫器物给一千本、修缮宫殿又给一千本，赐予广西供给军队与籴买宜州、融州军粮各二千本，河东一千本，修缮黄河堤防八百本，购买原武等地埽工物料二千五百本，修缮瀛州、定州六座粮仓之类，前后发放赐予的不可胜数，现在都不再记载。这年秋天八月，三司使吴充说：“三路屯兵费用广大，请求每年减少江淮漕运米二百万石，委托发运司兑换轻便货物二百万缗，五年大概能得到千万缗，转运到三路，让商人入粟，由提防刑狱司领取。”王安石说：“应当交给常平司，因为新法本来就是为了充实边防储备以应对缓急，应当命令发运司估量各路米价贵的折换为钱转为轻便携带的财物，储存在河东、陕西，用常平法来和籴。”诏令按照王安石的议论执行。

吕公着、张戬等人被罢免。吕公着从中丞出任颍州知州，张戬和王子韶都从御史里行出任知县。吕公着与王安石向来交好，所以被任用为中丞。不久天下苦于条例司成为百姓祸害，吕公着于是又议论条例司不便，屡次上奏不被听从。王安石认为吕公着背叛自己，怨恨他尤深。皇上对执政大臣说：“吕公着曾经说韩琦请求罢免青苗钱，被执政大臣所阻挠，将要兴起晋阳的军队，来铲除君主身边的恶人，可以让他出任颍州知州。”宋敏求应当起草诰命，王安石让他明确写出这些话。陈升之认为不可以，宋敏求只说铺陈失实，援引防备不适宜。王安石发怒，进呈修改说：“近来大臣抗章上奏，趁着便殿应对，竟然诬蔑藩镇有除去君主身边恶人的阴谋，深深惊骇我的听闻，不符合事理的真实。”有人说吕公着向来谨慎，确实没有这些话。孙觉曾经对皇上说：“现在藩镇大臣如此论列却遭到挫败阻挠，如果是唐朝五代之际，必定会有兴起晋阳军队的情况。”皇上误以为是吕公着说的。张戬和王子韶都议论青苗法不便，到这时又上疏说：“我近来请求罢免各路使者，以及王安石处事荒谬，专门从事聚敛，吕惠卿阴险浅薄奸诈，还留在君主身边。曾公亮、陈升之、赵抃虽然知道他们不对，依违不决，都有罪，请求严正诛杀等事，都没有施行。我从今以后不敢再去御史台供职。”又说：“韩绛代替陈升之统领条例司，顺从王安石，成为死党，于是参与政柄。李定邪佞谄媚，从幕僚官员提拔为台职。陛下只信任王安石，现在又让韩绛辅佐他，我岂敢爱惜生命而不说话！”王子韶请求追回孙觉、吕公着的贬谪命令，又说：“台谏正在议论青苗法，请求罢免兄长王雱管勾京东常平差遣。”先前皇上对执政大臣说：“王子韶说青苗法确实不便，但我先与此议，不敢论列，小人首鼠两端，应当贬黜他。”知杂御史陈襄也上奏王子韶奸邪反复。曾公亮请求让张戬、王子韶做通判，王安石不同意，皇上听从了王安石，于是让张戬做公安县知县，王子韶做上元县知县。张戬已经上疏到中书省力争，辞气非常严厉，曾公亮低头不回答，王安石用扇子遮着脸笑。张戬发怒说：“参政笑我，我也笑参政。参政所做的，难道只是我笑，天下谁不笑他！”陈升之劝解说：“察院不必这样。”张戬回头说：“难道相公就没有过错吗？”于是一起被外放。

任命李定为监察御史里行，罢免调任宋敏求等人的职务。李定向来与王安石交好，做秀州判官，被召到京城，拜见李常，李常问南方百姓对青苗法怎么样，李定说都便利，没有不好的。李常对他说：“现在朝廷正为此争论，你看见不要说这样的话。”李定请王安石禀报此事，说：“李定只是据实而言，怎么知道京城不能说青苗法的便利？”王安石高兴，秘密向皇上推荐，皇上想让他做知谏院。曾公亮说以前没有这个先例，坚决争辩，于是改任其他职务。宋敏求当时做知制诰，退还词头，认为御史官职，领太常博士，经过两任通判。景祐初年，因为资历相当的人少，才允许通判未满任的，然而没有从幕职官直接担任纠察职务的，我担心不符合公

译章衡上疏议论，并且以生病为由请求辞去职务，朝廷听从了他的请求。随后又命令苏颂、李大临一并缴还官职，他们反复上奏，朝廷的诏令下达了七八次，他们坚持不执行，都被罢免回到原职，于是命令代理官员修撰起居注。章衡就担任了这个职务。当时有个叫朱寿昌的人，是朱巽的儿子，母亲刘氏，在他两岁时，朱巽任长安知府，将他的母亲送嫁到民间，母子不相知达五十年。朱寿昌走遍四方寻访母亲没有结果，饮食很少享用，一提到酒肉和与人交谈就流泪，用佛教的方法灼烧手臂、点燃头顶，刺血书写佛经，希望实现自己的愿望，又弃官入秦，与家人诀别，表示找不到母亲就不回来。走到同州时，找到了母亲刘氏，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永兴军知府钱明逸上表表彰他的孝行节操，有诏令朱寿昌到京城朝见。在此之前，议论的人共同攻击李定不服母亲丧期，王安石极力支持李定，因此忌恨朱寿昌。朱寿昌此前已经两次担任郡守，到这时被削减资级，命令他任河中府通判。

译范育先后上奏七次，认定李定不服母丧，并且请求罢免他的台职。他说：“天下的罪恶，应当先惩治重大的。而李定违背母丧，没有亲情，是法律应当惩治的。现在让不孝的人，处在天子身边，我的职责在于纠察弹劾，这都不纠正，哪里有空闲管其他事？现在王安石对上欺骗天心，对下堵塞公议，朝廷虽然可以迷惑李定的心，难道能欺骗天下吗？”李定也从御史里行升迁为崇文院校书。

到了第二年正月，监察御史里行林旦说：“王安石因为李定一向出自他的门下，多方庇护，听任他不服母丧，提拔他在君主身边。我到了中书省，王安石对我说这件事出自皇上的意思。我听说古代侍奉君主的人，有善行就归功于君主。现在众人都知道仇氏是李定的母亲，只有王安石说不是；众人都认为李定不孝，只有王安石认为可以。薛昌朝也说：仇氏死在李定家，李定已经三十七岁，没有不知道的道理。现在王安石不顾是非，只想取胜，于是让朝廷之上、经筵之间，安置一个不孝的人，怎么给天下人做榜样？”于是，李定和李定一起被任命为知县。

任命谢景温为御史知杂。

王安石单独面见皇帝，问皇上说：“陛下知道今天为什么议论纷纷吗？”皇上说：“因为我任用台谏官员不当。”王安石说：“陛下对待群臣没有方法，屡次失去事机，另外设置台谏官，恐怕只是像今天这样处置，也不免议论纷纷。”于是专门任用谢景温。

五月重新设置直舍人院。

这个职位自太平兴国以来不再任命。王安石想要起草李定的诏令，所以请求设置。起初任命同修起居注陈襄，陈襄不接受，于是任命蔡延庆、王益柔担任。

罢免条例司。

把它的职权归还中书省。在此之前，文彦博等人请求罢免制置条例司，皇上说：“等群臣的议论稍息，应当罢免它。”不想立即罢免，恐怕伤害王安石的心意。罢免后，又用手写诏书告知王安石。

增设司农寺官员。

起初，条例司说常平新法应当交付司农寺，选拔官员主管，兼管农田、差役、水利。于是任命吕惠卿同判，胡宗愈兼判。不久，皇上批示命令司农寺专门主管常平、广惠仓、农田、水利、差役从今岁终要看到常平、广惠仓现有钱粮多少数目，夏秋青苗钱发放多少数目，应收多少斗斛，已纳多少，未纳多少，倚阁多少，籴到各种斗斛多少斗值多少，出籴过多少，总共收息钱多少，赈贷过多少，天下水利兴修过多少处所，役过多少人功多少，兵功多少，民功淤溉到多少顷亩，增到税赋多少数目，农田开辟到多少生荒土地，增到多少税赋，天下差役更改过多少事件宽减得多少民力。

罢免入阁仪。

王珪等人说：“入阁，是唐代双日在紫宸殿接受常朝的礼仪。唐代紫宸殿与现在相同，而唐代宣政殿就是现在的文德殿。唐代制度，天子坐朝，一定在正衙立仗；如果只在紫宸殿，就唤正衙。然而从宣政殿东西阁门进入，所以称为入阁。五代以来，废除了正衙立仗的制度。现在阁门所载的入阁仪，只是唐代常朝的礼仪，不是盛礼，不可遵行，所以罢免它。”

起初沿袭唐代旧例，百官每天到文德殿朝见，宰相押班，称为常朝。休假三天以上，在内殿起居，官员全部集合，称为横行。宰相以下应当见谢辞别的，都先到文德殿，称为过正衙。元丰四年冬，侍御史知杂事蒲中行说：“现在垂拱内殿，宰相以下已经每天参谒，而文德常朝仍然不废，极为错误。甚至横行参假以及见谢辞官，先到正衙，虽然沿袭唐代旧例，但一定要等天子御殿的日子实行才可以。有关部门失于申请，希望罢去。”诏令听从。

设置审官西院。

听从王安石的请求，诏书说：“枢密辅佐的重任，很重要。而旧制，自武臣升朝者，都选拔任命，所以三公亲自处理有司的事务。把审官院作为东院，另外设置西院，专门掌管阁门只候以上到诸司使磨勘常程差遣。”枢密使文彦博极力争辩，不听从。

秋七月调任欧阳修知蔡州。

在此之前实行青苗法，王安石认为本于周官泉府的制度。欧阳修在青州，上疏说：“田野的百姓，愚昧无知，哪里知道周官泉府是什么？只见官府放债，每钱一百文要二十文利息。所以申告虽然频繁，但不能明白。以我的愚见，一定要让天下人明白知道不是为了利益，就请求除去二分利息，只缴纳本钱。这样才是不为了利益。”原来颁布的命令：灾伤及五分以上，夏料青苗钱令于秋料送纳，秋料于次年夏送纳。我认为丰年常少，如果接连遭受两三料水旱，那么积压拖欠数多的，遇到丰熟一并催纳，那么百姓永远没有丰年了。我现在请求，遇到灾伤处人户无力送纳，或顽猾不纳的，都不支给次料钱。这样人户免积压拖欠，州县免鞭扑驱催。不许抑配人户，朝廷虽然有命令，而提举官又催促尽数散发，州县之吏也以散发

译并非全是因官吏懈怠无能所致。由此说来，道理上难以单独责备州县。臣希望今后发放青苗钱时，务必根据民户的实际需求来定，这样自然就没有强行摊派的祸患。臣已命令本路的州军，一律不得发放秋季的青苗钱，另行等待朝廷的指令。又说道：“夏季的青苗钱在春季发放，尚且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还有理由可说。如果秋季的青苗钱在五月发放，正是蚕桑和小麦成熟、百姓不缺钱用的时候，怎么能说是救济匮乏？这分明是放债取利罢了。如果冬小麦和小麦歉收，那么夏季的青苗钱尚且拖欠，怎么适宜再发放秋季的青苗钱？”根据这些理由，秋季的青苗钱可以停止发放。中书省认为曾巩擅自停止发放青苗钱，打算下发诏书问罪。王安石议论说曾巩完全不懂藩臣的本分，于是皇帝下诏赦免了他的罪责。皇上又想任用曾巩担任执政官，王安石说：“曾巩看待事情多违背常理，又喜好浮华的文人，大概是指苏轼这一类人。”皇上沉默不语，任命曾巩为太原知州，曾巩没有接受，改任蔡州知州。

译处理秀州案件，贬谪祖无择。

当时祖无择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任杭州知州，王安石因私怨暗示监司诬陷他的过失，朝廷下诏在秀州设置监狱，派遣御史王子韶逮捕并审讯他。知制诰苏颂上言：“祖无择身为近侍官员，外放掌管地方，不与旧日属吏争辩是非曲直。本朝边肃、孙沔、吕贇一同担任州官时行为不法，当时没有让他们亲自受审，只是直接贬官。如今祖无择所犯的罪过并不比这三个人严重，却让他面对监狱受审，这侮辱实在太大了！”朝廷没有回复。案件审理完毕，审讯者巧言诋毁，却查无实据，最终因借用公使酒二百小瓶送给宾客的罪名，被责罚为节度副使。天下人都认为他冤枉，从此以后，兴起诏狱的现象就多了起来。

外放苏轼。

在此之前，朝廷下诏让江淮发运使、湖北转运司核查情况。直史馆苏轼守丧期满，往返经商，等到命令李师中提供证据核查时，发现苏轼虚报冒领、差借兵卒的事实，上报朝廷。这是因为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弹劾苏轼的缘故。谢景温与王安石结为姻亲，实际上是王安石指使的，彻底追查最终一无所获。苏轼不敢自我辩白，长期被补任外官。皇上命令给他知州的差遣，中书省认为不可，拟定让他通判颍州。皇上批旨发出，改为通判杭州。

司马光请求担任许州知州，或者西京留司御史台、国子监的职务，皇上说：“朕想任用你，之前的任命你暂且接受吧。”司马光说：“臣连旧职都胜任不了，何况是晋升任用？”皇上说：“王安石一向与你交好，为何自己怀疑？”司马光说：“臣一向与王安石交好，但他执政时与我违逆抵触很多。如今违逆王安石的人，像苏轼这一类，都被毁谤他们平素的品行，用严酷的刑法来陷害，臣不敢躲避削职罢黜，只是想要保全平素的品行。臣与王安石交好，难道像吕公著那样吗？王安石起初举荐吕公著时怎么说，后来毁谤吕公著时又怎么说？同一个人，为何先前是对的而后来的却是错的？一定有不可信的地方了。”皇上又说：“苏轼不是好人，你误判了他。”鲜于侁在远方，苏轼把奏章草稿传给他，韩琦赠送白银二百两他不接受，反而贩卖盐以及苏木瓮器。司马光说：“凡是责备人应当考察实情，苏轼贩卖牟利的利益，怎么能比得上所赠送的白银呢？”王安石一向厌恶苏轼，陛下难道不知道吗？任用姻亲谢景温作为鹰犬，让他攻击苏轼，臣怎么能保全自己？不能不离开啊。况且苏轼纵然不是好人，难道不比李定贤良吗？李定不服母丧，连禽兽都不如。王安石喜欢他，竟然任用他担任台谏官，这是为什么呢？

雨雹。

西夏人侵犯边境。

在此之前，西夏派遣两万士兵侵犯绥德城，修筑八个堡垒。延州判官郭逵说：“他们气势正盛，不能与他们交战，又不能阻止他们。等他们离开后再平定他们。”西夏人修好城堡后，各留下三百人戍守。郭逵派遣将领攻打其中两个大堡垒，一天就攻克了，其余堡垒的守军逃跑了。当时西夏人又在庆州荔源堡以北修筑堡垒，名叫诺克，在境外二十里处。等到听说延州堡垒战败，也停止修筑。蕃部巡检李宗谅的驻地靠近西夏堡垒，妨害了农田耕作，于是率领一千多人与西夏人在诺克交战。庆州知州李复圭派李信去援助他，李信按兵不动。李宗谅战事不利，回奔堡垒，李信闭门不接纳。李宗谅回身作战而死。李复圭责备李信观望，李信等人率领三千士兵前往十二盘攻击西夏人。西夏人说：“我与李宗谅有仇，不与宋军交战。”李信说：“李宗谅是我熟悉的部族，射杀他。”西夏人说：“你真的想交战吗？”于是放开西翼包围他们，并且命令说：“杀士兵不要伤害将领。”朝廷听说后，命令李复圭酬谢祭祀。李复圭派遣将领攻破金汤、白芍、兰浪、萌和、市集等寨。

又派李克忠袭击金汤，西夏伏兵冲击他，李克忠撤退，西夏人于是大举入侵，攻围大顺城、柔远寨、荔源堡，兵力多的号称三十万，少的号称二十万，宋军不利，兵官高敏、郭庆战死。西夏人屯兵榆林，距离庆州四十里，游骑到达城下，陕西大为震惊。当时大顺实行坚壁清野，贼寇无处掠夺，又在上游投毒，饮水的人大多死亡，过了九天才撤退离去。

冬十月，又大举入侵，环庆各堡垒都被包围。姚兕驻守荔源堡，率领军队出城，占据险要地势，并在各山上布置疑兵，使贼寇不能分散掠夺。境内间或派出奇兵攻击他们，贼寇稍稍退却。第二天，增兵来攻非常急迫，姚兕登上高处射箭，共三百多发，都正中目标而毙命。手指磨破流血仍不停止射击，又派遣儿子姚雄率领精锐骑兵出击，姚兕亲自从城上指挥，贼寇不敢抵挡。随即向西攻击大顺城，姚兕又前往救援，城池也得以保全。

西夏人入侵，大顺城危急。下诏让延州知州郭逵出兵救援。郭逵侦察得知秉常年幼留在宥州，就派遣燕达全部攻破近边各寨，扬言要直捣空虚之地攻击宥州，共交战九次，他们的酋长都逃跑了。又派遣田守度出德靖寨，伺机拦截攻击他们。西夏人听说郭逵将要袭击宥州，急忙奔逃回去，田守度在金汤击败了他们。

八月，确立川峡、福建、广南七路的选官法规。

下诏规定，川峡、福建、广南七路的官员卸任时，迎送劳苦，让转运司制定标准，就地注官免除他们赴京选官，定为法令。

实行重禄仓法。

九月，设置中书检正官。

中书检正五房公事官一名，每房各设置检正公事官两名，都由朝官担任。

十月，任命邓绾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邓绾考中进士高等，多次升迁至宁州通判。上书说陛下得到了伊尹、吕尚那样的辅佐，青苗、免役钱等法，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希望坚守这些法令。又给王安石写信，以及颂扬王安石，

译（皇帝）非常高兴。向皇上禀报，让（他）乘坐驿车赶赴京城。到达后，皇上问：“认识王安石吗？”回答说：“不认识。”皇上说：“他是当今的古人。”又问：“认识吕惠卿吗？”回答说：“不认识。”皇上说：“他是当今的贤人。”王绾退朝后去见王安石，高兴得像老朋友一样。几天后，恰逢王安石斋戒，陈升之、冯京因为王绾熟悉边防事务，上奏任命他为宁州知州。王绾非常不满，说：“是让我回去治理州郡吗？”朝中官员有人问：“您现在应该担任什么官职？”回答说：“我不会失去馆阁的职位。”有人问：“您难道不会担任谏官吗？”王绾说：“自然也可以担任。”第二天果然有了这样的任命。王绾自从到了京城，不敢与同乡相见。同乡们都嘲笑辱骂他。王绾说：“让他们笑骂就让他们笑骂吧，好官我必须要做。”不久又任命他兼任编修中书户房条例。

译韩绛宣抚陕西

韩绛以参知政事的身份出京，吕大防担任宣抚判官。他建议说：“敌军分散驻扎，不能经常聚集。我方防守的军队有数千人，调动需要好几天，这是敌人的短处。建立营垒，排列戍守，一二万人的军队，早晚可以集合，这是我的长处。分路设置主帅，统率一路的兵将，除去防守的以外，不满两万人，这是我的短处。率领数万人，朝向一路以多击少，这是敌人的长处。过去用我的短处对抗敌人的长处，所以屡次失败。现在十路将领同时出击，趁着敌军没有集结，就进行骚扰攻击。如果敌人用大军攻击我一处，那么其他六处就牵制敌军，一处坚守壁垒，让敌军防备救援都来不及，然后招抚怀柔，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了。”不久又命令韩绛兼任宣抚河东。

曾公亮罢相

曾公亮起初推荐王安石可以大用，等到一同执政，皇上正倾向王安石，曾公亮暗中帮助他，而表面上好像不与他同心，每次派遣他的儿子曾孝宽与王安石谋划商议。王安石因此推崇尊重曾公亮，而压制韩琦。御史到中书省争论青苗法的事，曾公亮低头不回答。王安石厉声与他辩论，因此议论的人认为王安石专断，而曾公亮不与他同心。

苏轼曾经责备曾公亮不正直，曾公亮救解说：“皇上与王安石像一个人，这是天意。”然而王安石仍然认为曾公亮不全心依附自己，多次诋毁他，于是听从曾公亮罢相。

五年夏天以太傅身份退休

吕大防主持制科武举

得到吕陶、张绘、孔文仲的对策，吕大防总共写了九千多字，极力指责王安石所建立的理财训兵的说法是不对的。宋敏求将孔文仲评定为异等，皇上读孔文仲的对策，认为他的意思还流于俗见，诋毁轻视时政，恐怕不值得收录。王安石看了非常不平，于是就秘密启奏皇上御批，命令孔文仲远调单州推官本任。齐恢、孙固封存退还御批。韩维、陈荐、孙永都极力说孔文仲不该被罢黜。韩维五次上奏章，大略说：“陛下不要认为孔文仲只是一个卑贱的士人罢了，罢黜他有什么伤害？臣担心贤能俊杰因此离心，忠良因此闭口，阿谀逢迎苟合的人窥探空隙而进用，造成的祸患不小。希望改赐处分。”最终没有听从。

武举录取二十五人

司马光罢相

外放担任永兴军知军，起初皇上告诉王安石说：“听说‘三不足’的说法吗？”王安石说：“没听说。”皇上说：“陈荐说，外面的人说现在朝廷认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的法度不足守。昨天学士院进呈馆职考试，考察其问意专门指向这三件事，这是什么道理？大概考察问意是司马光所为。”司马光多次请求外放，不被允许，到这时才有永兴军的任命。

冬天十月下雨，树木结冰

陈升之罢相

因为母亲丧事离职，第二年正月，下诏起复陈升之，他请求守完丧期。五年冬天，任命陈升之为枢密使，同平章事。八年夏天，罢免担任扬州知州。元丰三年去世。陈升之深沉狡猾多计谋，善于依附迎合以获取富贵。丹阳的住宅宏大超过制度，南方人惊诧，认为前所未见，其他豪奢类似这样。

范镇退休

范镇上奏说：“臣最近举荐苏轼担任谏官、防御史弹劾上奏，又举荐孔文仲应制科，对策下达流内铨，告知命令回到本职任职。臣的缘故，上累圣德，希望免除臣退休，仍然不转官，以赎苏轼贩盐诬陷的罪过，以及孔文仲对策切直的错误。没有回复。又上奏：苏轼父亲死在京师，先帝赐给他绢一百匹、银一百两，他推辞不接受，而请求追赠父亲官职。这时韩琦也给他银三百两，欧阳修给他银二百两，都推辞不接受。苏轼的风节气节，也可以想见了。现在议论的人认为他多差遣人船贩私盐，这是严重诬陷。孔文仲对策内外都说他切直，假设有过当，也是由于小官疏远，不识忌讳。况且用直言来求取，而用直言来治罪，这是网罗天下忠直的人而投入罪网。臣私下惋惜，请求明辨苏轼没有过错，宽恕孔文仲的直言，免除臣退休。最后又上奏说：‘臣说青苗法不被听从，一可去；举荐苏轼、孔文仲不被任用，二可去；背负二可去，而加上多病早衰，怎么可以停止呢？’李定避免持服，于是就不认母亲，这是败坏人伦、违背天理。而想让他担任御史，御史台因此罢免；陈荐舍人院因此罢免；宋敏求、李大临、苏颂谏院罢免；胡宗愈、王韶上书，肆意欺骗国家，以兴起边事，失败就置之不问，反而治他的罪；帅臣李师中及御史一句话说苏轼，下七路搜求他的过错；孔文仲就派遣他回任。用这两个人比照那两个人，用这件事理比照那件事理，谁是谁非，谁得谁失？至于说青苗法，就说有见效的，难道不是每年得到缗钱数十百万吗？这钱不是出于天，不是出于地，不是出于建议者家里，一概出于百姓。百姓好比鱼，财物好比水。养育百姓而耗尽他们的财物，与养育鱼而竭尽他们的水有什么不同？请陛下裁断赦免，早点免除臣退休。”王安石看了非常愤怒，拿着他的奏疏到手颤抖，命令王益柔起草诏词，又自己修改说：“范镇以前在谏院，因为结党被攻击；晚年在翰林，因为阿谀逢迎被斥退；而每次假托议论公正，想要成就奸邪的恶行。甚至每次诬陷先帝，以掩盖他依附皇上欺骗下属的丑行，极力引荐小人，而习惯于败坏常道扰乱风俗的奸恶。查考使用典刑，确实应该流放诛杀。”

译（将他）贬谪到乡野田里，暂且表示宽宏容忍。」于是削去翰林学士的官职让他退休，凡是按规定应当享有的恩赐待遇，一概不给予他。司马光预先为吕公著撰写传记说：「吕献可的预见之明，范景仁的果敢决断，都是我比不上他们的。」

译十二月，赐予各路节操品行、才能学识之士官职。

南郊祭祀的赦免诏书中，访求有节操品行、才能学识、学术修养的人，各路监司推举刘防等二十一人响应诏令，送往舍人院进行考试，并授予他们官职。

十二月，确立更戍法。

让京东路的军队戍守河北，河北的军队戍守河东，河东和京西的军队戍守陕西，淮南的军队戍守湖北，京城及府界地区的军队戍守成都、利州、梓州路，湖北的军队戍守防路，将其他各路混杂戍守的军队遣返回原籍。

确立保甲法。

起初，皇上向王安石询问节省开支的方法，王安石回答说减少军队最为紧急。皇上于是列举陕西、河北的军队数量，王安石说：“激励三路百姓练习军事，那么军队就可以精简。”到了这时，同管勾开封府界常平仓、广惠仓的赵子几迎合王安石的心意，请求先在京城附近的县份推行保甲法。该法规定，十家组成一保，推举一人为保长；五十家组成一大保，推举一人为大保长；十个大保组成一都保，推举众人信服的两人为都保正和都保副。凡是保丁允许自备弓箭，练习武艺，每一大保轮流五人夜间巡逻。盗贼先在开封、祥符两县出现。熙宁五年秋七月，重新规定保甲的上番法。

熙宁六年秋，曾布编修完成《义勇保甲及养马条》三卷，皇帝下诏颁布。保甲仅在开封府界实行，以都保为单位设置木契，左半留存在司农寺，右半交给各县，派遣官员阅视考核。农闲时讲习武艺，都依据左半木契进行。巡检司给予厢军和禁军白直（常备值班），其余由保丁轮流上番，比照旧制军队给予三分之一的待遇，代替更替以十日为周期。遇到追捕群盗，允许抽调上下番的保丁。县尉保留弓手白直外，其余依照巡检法执行。河北、河东、陕西五路一并排定保甲，劝诱练习武艺，听候教习考核，尚未实行上番。其余各路只排定保甲，免除练习武艺。荆湖、川广地区靠近边境的州军，如果应当练习武艺，委托监司详细考量后上报。

任命韩绛、王安石为同平章事，王珪为参知政事。

韩绛在陕西，皇帝派遣使者就在军中任命他。谢景温说王珪只有浮华的文辞，担任执政难道合适吗？皇上说：“暂且容忍他。”中书省三位官员，韩绛奉命出使，遇到斋戒祭祀告假，于是没有人押班（主持班次），况且应当任用王珪。薛昌朝说：“执政关系到天下的轻重，难道只是充数吗？让王珪押班，陛下对待执政多么轻视啊？”皇上说：“两制官员中谁可以替代王珪？”薛昌朝说：“司马光，难道不比王珪贤能吗？”皇上说：“我并非不知道司马光，司马光对我轻视，难道肯为我所用吗？”薛昌朝说：“陛下为什么这样说？”皇上说：“仁宗末年，韩琦、富弼掌权，司马光当时处于谏诤侍从的位置，未曾有所回避。我任用他为枢密副使，他却不肯接受，这不是轻视我是什么？”薛昌朝说：“如今阿谀逢迎、侥幸求进的人遍布天下，司马光独自劝陛下崇尚道义而摒弃私利，不仅这样说，而且恳切辞去大任，希望以此感悟圣心。孟子与齐王谈论仁义而不涉及利益，所以齐国人没有比得上孟子的。爱王臣说群臣爱戴陛下，没有像司马光这样的。”不久，曾布被任命为检正五房公事，曾布每件事禀报王安石就立即执行。有人对曾布说应当禀报两位参政，曾布说：“丞相已经议定，何必再问？只是等待敕令发出，让他签字罢了。”

《九朝编年备要》卷十八

<史部,编年类,《九朝编年备要》>

钦定四库全书

《九朝编年备要》卷十九 宋陈均撰

神宗皇帝【起辛亥，熙宁四年，止甲壬，熙宁七年】

辛亥年，熙宁四年，辽咸熙七年

春正月，任命内侍程昉同签书外都水监丞。

都大提举黄河事务的黄御等人，同签书内侍签书是新制定的制度。

渝地夷人侵犯边境。

巡检李宗闵战死。

不久，防路转运使孙绍先、判官张诜上奏讨平夷人贼寇李承秀等人，开拓土地七百里。

出售广惠仓的田地。

作为三路及京东路常平仓的本钱，那些应当赈济的地方，就用广惠仓、常平仓所储存的粟麦供给。起初，王安石提出这个建议，曾公亮说：“佃户有的百年承佃，如同自己的产业，现在出售就会使他们失去生计。”皇上说：“只让佃户购买。”王安石说：“广惠仓的田地本是绝户田，因为设置广惠仓，才不允许出售，本来就没有百年佃户。”曾公亮说：“多年依靠这些赈济，怎么办？”皇上说：“有常平法，多年不担心没有赈济。”曾公亮说：“利益不到百倍，不改变旧法。”皇上说：“事理可行，自然没有不利。”王安石说：“利益是道义的和谐。”曾公亮说：“也有利于公家，不利于百姓的，不能称为道义。”皇上最终听从了王安石的说法。

二月，商议更改科举法。

废除诗赋、明经等各科，用经义论策考试进士。起初，王安石认为古代选拔人才，都基于学校，请求兴建学校，以效法古代。明经等各科，打算实行废除，取原来解明经的人数，增加进士。诏令两制、两省、御史台、三司、三館商议。韩维请求废除诗赋，各自学习大经，询问大义十道题，用文章解释，不必完全记忆注疏，疏通七分以上为合格。各科以大义为先，黜落不通晓的人。苏颂想要先考察士人品行而后考察文艺，去除封弥誊录的制度，直史馆。苏轼上奏议略说：得到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方法，在于责求实效。使君

译宰相有识人的明察，朝廷有求实的政令，那么胥吏小卒中未曾没有人才，何况学校贡举呢？即使沿用现在的制度，臣认为也是绰绰有余。假如君相没有识人的明察，朝廷没有求实的政令，那么公卿侍从常常担心无人可用，何况学校贡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臣认为也是不够的。时代有可行与不可行，事物有兴盛与衰废，假使三代的圣人重生在今天，他们的选举也一定有道理，何必一定要通过学校呢？况且庆历年间曾经设立学校了，天下人都认为太平盛世可以期待，直到今天只有空名尚存。现在陛下一定要寻求道德品行和才艺之士，要求完成九年大成之业，那么就要改变现在的礼制，更易现在的习俗，又应当征发民力来修建宫室，征收民财来供养太学生，设置官员、聘请老师，并且时常检举不遵从教化的人，将他们放逐到远方，徒然造成纷扰，这与庆历年间有什么不同呢？至于贡举，有人说乡试推举德行而略去文章，有人说专门选取策论而废除诗赋，有人说想要采取唐代旧例兼取声誉声望而取消糊名，有人说要改变经生朴实的学问不用帖经墨义而考核大义，这些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想要兴起德行，在于君主修身以探究事物原理，审察好恶以表率风俗。如果只是想设立科目、建立名目来选取他们，那就是教导天下人相继做伪善之事。上级以孝道选取人才，那么勇敢的人割股，怯懦的人守墓；上级以廉洁选取人才，那么乘坐破车劣马，穿粗衣吃薄食，凡是能够迎合上级心意的事情，无所不至，德行的虚伪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从文章方面来说，策论是有用的，诗赋是无益的；从政事方面来说，诗赋、策论都是无用的。虽然知道它们无用，然而自祖宗以来没有废除它们，是因为认为设法选取人才不过如此罢了。近世文章华丽没有比得上杨亿的，假使杨亿还在，那就是忠清刚直之士。通晓经学、研习古学，没有比得上孙复、石介的。假使孙复、石介还在，那就是迂阔荒诞之士。况且自唐代至今，凭借诗赋成为名臣的人不可胜数，对天下有什么亏欠，而一定要废除它呢？皇上说：“我本来就怀疑这一点。”当天召见苏轼问：“用什么来帮助我？”苏轼说：“陛下求治太急，听取言论太广，提拔人才太锐利，希望陛下安静地应对。”皇上问王安石、苏轼是什么样的人？并且说想要任用苏轼修撰中书条例。王安石知道苏轼与自己意见不同，担心皇上任用他。回答说：“苏轼与我所学及议论都不同，如果修撰中书条例，必须与我意见相同才行。像苏轼这样的人，另外用事务来考验他是可以的。”于是最终废除声律，专心经义，废除明经及诸科，建立新制如王安石的议论。进士废除诗赋，各自专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中的一经，兼治《论语》《孟子》，每次考试四场。起初本经义五道，《论语》《孟子》义各三题，其次论一道，其次时务策选取诸科解名的十分之三，增加进士名额。

译设置京畿等五路的学校。

京东西路、河东路、北陕西路，不久任命陆佃等人担任各州学官，每州拨给十顷田地作为学校经费，并设置小学教授。

八年秋天，下诏各州学官先前往学士院，考核五道大义，选取优秀通达者，选派任用。

任命司马光判西京留司御史台。

司马光当时从永兴军调任许州知州。起初，司马光在永兴军宣抚司时，请求修缮城墙，认为内地也应像边地一样，司马光上奏罢免了这一做法。又请求在长安、河中、邠州屯兵，司马光说：“每年防备没有足够的物资供应。”宣抚司向百姓摊派制造干粮、炒面，司马光认为过去曾制造过，后来没有用处，腐烂丢弃，可惜民力。又上奏：“受灾地区所欠的青苗钱，允许延缓征收的文书，所属部门不得依照司农寺的指令催缴。”诏令提举司依照司农寺指令催缴，不得施行。文书告知司马光他的意见未被采纳，他请求判西京留司御史台，没有回复。又上章说：“臣没有才能，在群臣中最为低下。先见之明不如吕诲，公正直率不如范纯仁、程颢，敢于直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敢决断不如范镇。吕诲在王安石刚开始执政时，就知道王安石是奸邪之人，认为他一定会败坏扰乱天下。范纯仁与程颢与王安石向来交好，王安石推荐他们担任清要职位，等到看到王安石的所作所为，不敢顾念私恩，废弃公议，极力陈述他的短处。苏轼上书应对策问，指出他的过失，被贬官获罪，无所顾忌。王安石迷惑陛下，把谄媚当作忠诚，把忠诚当作谄媚，把对当作错，把错当作对。范镇不胜愤懑，上章极力进言，自己请求退休，甘愿遭受丑恶诋毁，闭门居家。又说：‘陛下只相信王安石的话，王安石认为贤能就是贤能，认为愚笨就是愚笨，认为对就是对，认为错就是错。’”皇上说：“暂且不论他的话对不对，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常在身边，君主自然可以没有过错。”司马光极力推辞许州知州之职，坚决请求判留司御史台，很久才批准他的请求。司马光从此闭口不再议论新法。

三月，夏人侵犯边境。

这年春天，韩绛派遣种谔修筑啰兀城及抚宁堡，征调仓促，关陕地区骚动不安。吕公弼上言：“种谔既已修筑啰兀城，又增加堡障。如今大军杀敌俘获已多，敌人正怀着怨恨，日夜聚集军队，必定成为边境祸患。希望罢免修筑工程，专以持重防守。”没有被听从。到了这时，被夏人攻陷，啰兀也弃守不守。起初，皇上派遣户部副使张景宪等人巡视查看，张景宪接受命令就上奏说：“两座城不能坚守，臣本来不需要等到到达之后才知道。”行程未到一半，抚宁已被攻陷。到达鄜延，分条上奏路上所见，百姓憔悴，军队叹息，希望罢免徒劳的工程，废弃无用的城池，严令各将大力做好守备而已。种谔误国，请求依法惩处。又说进入鄜延界内，询问啰兀的利弊，没有一个人说有利的，请求迅速毁废。

种谔不久被贬责安置在许州，不久，又贬为贺州别驾。

疏浚漳河。

役使士兵及民夫达万人。皇上担忧财用不足。文彦博说：“要丰足财用安定百姓，必须减少事务。如漳河多年不疏浚，有什么妨碍？河水不在东边，就在西边，利害是一样的。如今征发民夫开河，只是把东边的河水移走，却挖掘西边的民田，对百姓又有什么利益？”王安石说：“如果治理使河水行于地中，则有利而无害。如果或东或西，利害是一样的。那么禹何必尽力疏浚河流沟渠，劳民确实不可轻视。然而以安逸之道役使百姓，虽然劳累也不可不尽力。”皇上笑了。

庆州兵乱讨平之。

王文谅，是夏国掌权的臣子，藏匿罗滂家的奴仆，获罪后自行归附。王安石推荐他的才能，加授阁门祗候。韩绛先前派遣王文谅出界，凡是官军斩首多夺给蕃军，甚至挖掘坟墓戮尸作为首级。邠宁广锐都虞候吴逵曾与王文谅争马，王文谅怨恨他，诬陷他夜间到都会与贼人斗殴，呼叫吴逵不到。又煽动军士，宣抚司将吴逵送往庆州监狱四十天。韩绛到庆州，将要斩吴逵，部卒喧哗，于是又送回监狱数日。贼人攻打啰兀很急，韩绛命令庆州出兵牵制。广锐两指挥谋划拥戴吴逵作乱，下雨没有发甲胄，于是停止。于是焚烧北门，大声喧哗纵容掠夺，斩关而出。林广以逆顺之说劝告，多投降者。当时吴逵已拥众出城，余党还在城下。林广晓谕投降者说：“乱首已去，你们本来不是同恶，如果听从我，不仅得以活命，而且有功劳。”于是收集得百余人，到军营激励约束，授予兵器，命令攻打城下的士兵擒杀殆尽，城于是平定。

韩绛罢官。

贬责知邓州，因为抚宁堡失守。贬责诏词说：“听用非人，违背初诏；统制无状，绥怀寡谋。暴兴征师，深入荒境，卒伍骇挠，横遭转战之伤；丁壮驱驰，重疲运饷之役。边书旁午，朝听震惊。”

后来，皇上命令张吉甫担任勾当市易，张吉甫推辞，因为现在受李璋指使，李璋正被降谪，一旦舍弃离去，道义上不安。皇上感叹说：“十户人家的小城，必有忠信之人。”张吉甫虽是小人，陈义很高，比李清臣贤良多了，可以遂其心愿。起初，李清臣担任韩绛管干机宜，逢韩绛被贬，李清臣多毁谤韩绛以自保，所以皇上轻视他。

夏四月，任命常秩为右正言。

常秩，颍川人，考进士不中，退居陋巷做学问，自得

译（他）尤其精通《春秋》。曾经说孙复的学问，不过是商鞅的法术罢了。走路超过六尺，和在道路上倾倒灰烬的人都要受罚，这太不合人情了。皇祐年间，欧阳修任扬州知州，刘敞、王回与他交往。听说陈秩住在乡里，有节操品行，偶尔也与他宴饮聚会，因此陈秩闻名。嘉祐五年，因胡宿的推荐，任命为本州教授。英宗召见他，他以生病为由推辞。到这时才有做官的意愿。两位公卿与陈秩谈论时政，陈秩认为时政是正确的，欧阳修随即驳斥他。王安石命令本郡派人船送陈秩赴京。到达京师后，住在太学，被召见应对。皇上问为什么长期不起用的原因，陈秩回答：“先帝用官职召我，所以我敢不到。陛下不用官职召我，所以我才起用。”皇上非常高兴。又问王安石、吕公着的优劣以及时政的是非，陈秩回答：“青苗法等事都符合古义。王安石通晓经义和大道，吕公着不通经义也不懂大道。欧阳修擅长浮华的文辞。”第二天就罢免了欧阳修。自从离开颍州后，每次作诗，思念颍州没有不提及的。陈秩，是吕公着极力推荐的。一旦陈秩被王安石所引诱，两人非常失望，于是不再与他相见。起初，吕惠卿、章惇等人侍奉欧阳修也很恭谨，等到欧阳修年老失势，就不再顾念。欧阳修回到颍州，又失去了陈秩，终身自责，认为是识人的错误。

译范纯仁以处士身份被破格提拔为右正言，直集贤院，兼任国子监判官，不到一年，又任宝文阁待制，兼判太常寺。其间他请假回到汝阴，皇上降诏召他回朝，两制官员降诏征召是从范纯仁开始的。在殿试放榜时，范纯仁将太学生中品行轻薄者的名单藏在袖中，每当唱到他们的名字，就请求将其黜落，像这样反复上奏了三四次。当皇帝翻阅试卷时，范纯仁又有请求，往往不被采纳。范纯仁说，他对此深感沮丧，于是请假不上朝。一天，翰林学士杨绘在宫中值班，不久有太常寺的吏员来到翰林院，杨绘曾判过太常寺，命他上前，询问他来的缘故，吏员说范纯仁请假一个多月了，还没有诏书让他复职，让他来探听消息。杨绘说：“这是禁中，岂能随意进入？我若将你治罪，连累到范纯仁，你快出去。”有人告诉范纯仁说：“台官要弹劾你私自窥探禁中。”范纯仁非常害怕，于是称病回家。不久去世，是在熙宁十年春天。

赈济河北饥荒

下诏说省仓不能大量供给，应当用常平仓、广惠仓的钱粮，监司、州县不得对百姓有所吝惜压制。皇上自从即位以来，大力修定常平法，积蓄既已丰厚，名目也不统一。有叫贷粮种子的，有叫借助赈贷的，是用利息来赈济的；有叫赈籴的，是减价卖粮来赈济的；有叫赈济的，是直接给予来赈济的。皇上曾经想把贷粮法改为赈济法，文彦博说：“贷粮法最古老，不可废除。”王安石说：“古代有赊贷取息，就是现在的借助法；古代有周济百姓艰难困厄，就是现在的赈济法。”所以最终改定了。

这年冬天，免除各路贷粮，共计米一百六十六万石，钱十一万缗，都有零数。

六月欧阳修退休

起初，欧阳修请求退休，皇上不答应。王安石说：“像这样的人，给他一个州，就败坏一个州；在朝廷，就败坏朝廷。留着有什么用？”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于是让欧阳修以观文殿大学士、太子少师的官职退休。

谏臣杨绘说：“现在旧臣告老还乡或被排挤到外地的，全都还没老。范镇六十三岁，吕诲五十八岁，欧阳修六十五岁退休；富弼六十八岁被弹劾称病，司马光、王陶都五十岁就请求闲散职务。陛下能不思考其中的缘故吗？”

欧阳修在第二年八月去世。本朝揣摩五代末流的文风，文章专以声律对偶为最高标准，如杨亿、刘筠，他们的学问渊博，然而也不能自己防止流于世俗，反而推波助澜，助长这种气势，于是争相模仿，称为昆体。欧阳修十五六岁时，在邻居墙角的破箱子里得到唐代韩愈的文集，在原本学习之后，唯独他能抛弃时俗的旧步调。这时尹洙与欧阳修都以古文倡导学者，然而尹洙才华不及欧阳修，文章于是流行于世，文体因此大变，接近西汉文风的鼎盛，是由欧阳修发起的。下诏让颍州令，将欧阳修家所撰写的《五代史》上交。

富弼因阻挠青苗法被贬判汝州

在此之前，邓绾任亳州知州，富弼责备蒙城官吏散发常平钱粮，胡乱追打县吏，又派人持札子下达各县，命令不得依照提举司的文书施行。本州签判徐公衮写信告知各县，让他们不要奉行诏令，请求彻底根治，下诏送亳州推勘。富弼的案子后来才收，判富弼奏官，近来不敷青苗钱，免除他的罪责，不在他人。又命令本州签判徐公衮等秘密与前县书题，这是臣不敢公然废置新法，又恐怕各县便行支散，各曹令他们因书信传达臣的意思，告知各县的情状非常明白，所以屡次上奏请求独自承担罪责。狱案成定，下诏削去富弼平章事的官职，任尚书左仆射，改判汝州。富弼到汝州两个月，请求在西京养病，听从了他。通判唐諲、签判徐公衮以及七县令佐都被定罪贬黜。富弼第二年三月退休。

秋七月黄河在北京决口

新堤第四、第五埽决口，漂没馆陶、永济、清阳以北地区。韩琦说：“大河泛滥，全魏处于要冲，不是通判以下官员所能预料的。”下诏将此事上报。因河水上涨，北使道路不通，拿出地图给近臣看。王安石说：“澶州埽危急，两个口可以先不问。”八月洪水溢出澶州曹村，十月溢出卫州，决开新堤二埽，下属恩、冀，贯通御河，奔涌冲击合为一体。不久命令修筑二股河上游。

杨绘刘挚被罢免

杨绘被免去御史中丞，任翰林侍讲学士；刘挚被免去监察御史里行，监衡州盐仓。第二天，让杨绘任郑州知州。起初，东明县百姓因县赋助役钱不当，相率拦住宰相自诉，共有数百家。王安石于是告诉皇上说：“知县贾蕃，是范仲淹的女婿，喜好附合流俗，不是皇上所建立的。”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命令追究东明之事。杨绘说：“东明百姓千百人到开封上诉，关于超升等第出助役钱的事，本府不接受，百姓既然无处上诉，于是闯入王安石私宅。王安石问：‘你们来知道知县吗？’都说不知道。又去御史台，臣因本台无例接收词诉，告知让他们散去。退而访问，乃是司农寺不依照各县原定户等，却以现管户口量等第，均定助役钱数，交付各县管认，另造簿籍，在农务前完成。臣私下认为凡等第升降，看民产高低，必须凭本县，本县必须凭户长里正，户长里正必须凭邻里。现在仍由司农寺先画数，令本”

译县里依据数目定下簿册，怎能使得百姓心甘情愿地服从呢？”并且陈述助役法难以推行的理由有五点。吕惠卿说：“希望陛下下达诏令，如今新法在各县未能施行，以及追究司农寺承准的是哪条制度，就擅自有升降等级。”并且陈述助役法的危害有十点。王安石向皇上进言吕惠卿不宜长期担任谏官，皇上批示贾蕃可以治他不遵行法令的罪。吕惠卿、吕公著上奏论说不止，王安石派张琥列出十条难题来诘问他们，张琥推辞不做。曾布自请去做，并且说吕惠卿、吕公著内心怀着邪僻，有所偏向和背离。诏令吕惠卿、吕公著分析说明上报。吕惠卿详细记录前后关于助役法的四篇奏疏来自我辩白，并且说曾布从海州怀仁县令转任著作郎，到现在才一年十个月，就担任知制诰。贤能的人不等待次序而举荐，是君王的善政。臣观察曾布，天下人未见他的贤能，只是凭借王安石姻亲的关系而进用掌管助役文书。把臣所说的利害之事，加上邪僻欺罔的罪名。正直的人既然称小人为邪，小人也称正直的人为邪，怎么辨别呢？况且曾布既然用有所偏向和背离来指责臣，那么必定以刚直特立自居。香草和臭草不能同放一个容器，臣愿意被远谪以清除朝廷班列。吕公著说曾布说臣中有偏向和背离，那么臣所偏向的是公，所背离的是私；所偏向的是义，所背离的是利；所偏向的是君父，所背离的是权臣。现在正在辩明助役法的利害，却无故树立偏向和背离的言论，用朋党的意思教诱天下，很令人惊骇！陛下认为臣的话是对的，那么事情就尽在前面的奏疏中；认为臣的话是错的，那么贬黜臣罢了。即使让臣再说，也不过是那所谓的十害，因此不再逐条陈述，不只是费言辞掩饰过错。大概因为风宪之官，而与有司计较是非胜负，争辩相抵，像市井之人争吵一样，岂不辱没陛下耳目之任吗！王安石说：“吕惠卿所上奏的前后反复，现在都不分析。曾布所说的道理，吕公著说所偏向的是公，所背离的是私，不知道什么算是私，于是有了这道命令。”

译起初，挚在这一年四月被免去台谏职务，还没来得及面见皇帝，就上奏说：“亳州官吏因为滞留青苗本钱，朝廷派遣官员协助核查，如今经过几个月，听说被牵连的命官及关系人非常多，于是酿成大案，令人震惊骇异。臣愚昧地认为，不按规定期限发放青苗钱，一句话就可以定论，却因此兴起诉讼不止。有关部门未能揣测朝廷的风向意图，夸大事态，牵连逮捕证人。正值酷暑之月，实在值得怜悯体恤，希望迅速下令圆满结案。”

任命王韶为秦凤沿边安抚使，商议开拓熙河地区。

吐蕃遗族中，只有嘉勒斯赉一族最为强盛，即使是西夏也畏惧他们。朝廷封他为西平王，任用他为边疆屏障，每年进贡不断。在此之前，关中地区的士人多谈论其中的利害，即使是横渠先生张载这样的贤人，年轻时也曾想招募宾客夺取此地，等到考中进士后才作罢。仁宗朝时，韩琦、富弼担任宰相，凡是主张开拓边疆的建议都不采纳。王安石被提拔重用后，王韶上呈平戎策略，说国家想要平定西夏，应当收复河湟地区。收复河湟，那么西夏就有腹背受敌的忧患。如今古渭以西，熙河、兰、鄯都是汉朝陇西等郡，董毡虽然建国其间，却不能控制各羌族，应当一并占有这些地方，以断绝西夏人的右臂，共写了数千字，通过投匦进献。皇帝下诏召见王韶询问方略，王安石认为这是奇谋，于是任命王韶为秦凤路经略司机宜，开始发动熙河之战。王韶不久上奏说：渭源城下到秦州沿河五六百里，良田未耕种的有一万顷，每顷大约需要花费三万钱，每年收成不少于三百石，扣除一百石作为人牛粮种，还剩下二百石。秦凤一路接连西夏各蕃的货物，每年价值百千万，全被商贾获取利益。想在本路设置市易司，借官钱作为本钱，仅一年的收入，也不下一二十万缗。于是任命王韶为安抚司勾当公事，又下诏秦凤路经略司借封桩钱三万，交给王韶招募人耕种，以及用本司现管的西川交子兑换货物，到沿边设置市场，与西蕃交易马匹。至此，任命王韶为安抚使兼营田市易。王韶说：处理洮河事务，只使用回易的息钱，未曾擅自耗费官本。文彦博说：工匠建造房屋，起初必定不计较费用，希望人们容易动工，等到已经动工，知道无法停止，才增加布帛。皇帝说：房屋坏了难道可以不修吗？王安石说：主管者善于计算，自有估量，难道会被工匠欺骗吗？

王雱担任崇政殿说书

王雱是王安石的儿子。为人轻捷勇猛，无所顾忌。王安石与弟弟王安国白头钻研经书，王雱在旁边偷听并下笔贯通，未满二十岁已著书数十万字。十三岁时，听到秦州士兵谈论洮河之事，感叹说：“这可以安抚并占有。”所以王安石极力支持王韶的建议。王雱考中进士后，王安石突然被提拔重用，执政官中年轻人多，王雱尤其想入选，于是与父亲谋划说：“执政官的儿子虽然不能参与政事，只有经筵可以任职。”王安石想让皇帝知道并自行任用，于是将王雱所作的三十篇策论及注释的《道德经》刻印在市上出售，于是传达给皇帝。而邓绾、曾布等人又极力推荐他，于是有了这道任命。人们认为王安石必定推辞，却完全不是这样，只是为王雱写了一份状子申报中书省，便自己接受了诏命。

八月高丽来朝贡

自从天圣八年，王询修好朝贡之后，断绝与中原往来四十多年。王询的孙子王徽继位，这就是文王。至此，才再次来朝贡。

九月辛卯日，在明堂举行盛大祭祀

西夏请求议和

请求归还绥州城，愿意依照旧约。皇帝下诏答复西夏主秉常大致说：“西夏去年秋天自行断绝与朝廷的关系，深入环庆路，杀害掠夺熟户，侵犯城寨，必须出兵讨伐。朕作为百姓的父母，急忙命令班师，不要穷兵黩武。如今国主派遣使者归顺，想要延续旧好，休兵息民，很好。所说的绥州，以前已下诏，不再交割。西夏的塞门、安远两座寨子，绥州也不归还。”十二月下诏释放西夏俘虏。第二年秋天，又下诏陕西不得侵掠西夏边境。当时西夏人已进献誓表，所以有此命令。

皇帝曾对王安石说：“楚建中说，昨天陕西用兵，总共花费缗钱七百多万，是否有此事？”王安石说：“臣也怀疑，但建中核查沈起的账簿，数目果然如此。钱、银、绢帛，共一千二百万贯匹，一路半年有余。所花费的已经如此之多，如何供应？”

增加选人的俸禄

冬十月，废止差役法，实行募役法

下诏差役扰民，予以废止，改为出钱招募人充当役使，让民户按等级缴纳钱，称为免役钱，官户、女户、单丁、未成丁不充当役使的，也按等级缴纳钱，称为助役钱，这都是吕惠卿所制定的。

皇帝驾临新东西府

去年秋天，下诏建造东西府，用来居住执政官。至此建成，于是驾临。

确立出官试法

选人及任子，都令考试断案、律令大义，或时议，才允许出官。

六年三月，下诏进士诸科都令考试律义，或断案。开始出官八年秋天，又下诏进士第一人以下都考试。起初下诏从第三人以下，才开始令考试法律。中书习学练亨甫说：“高科任签判及职官与一州之事，对于学习法律，难道适宜迟缓吗？以前考试刑法的，世人都指为俗吏。如今朝廷推恩虽然深厚，但应考的人还少。如果高科不考试，那么人们就不以此为荣了。”于是下诏全部令考试。

元丰二年夏天，令进士免试

译法

建立太学，设立三舍法。

邓绾说：“太平治理了一百多年，却从未营建太学，只是借用锡庆院西北角几十间廊屋，狭窄低湿。”下诏将锡庆院改为太学。起初，太学培养士人也没有论定选拔、升降的法度。到这时，中书省说：“刚入学的是外舍生，不限制名额；外舍生升为内舍生二百人，内舍生升为上舍生一百人。”生员各自专治一经。不久，学官焦千之、王汝翼、梁师盂、颜复、卢侗五人都被罢免。起初，苏颂的儿子苏嘉在太学，颜复曾经询问王莽、后周变法的事情，苏嘉极力论述那是错误的，因此成绩优异。苏颂秘密写信给曾布，说：“这些人互相唱和，非议毁谤时政。”曾布大怒，责备张琥说：“你身为谏官兼判监，怎能容许学官和学生非议毁谤时政而不弹劾？”于是将此事告知王安石。王安石大怒，于是驱逐了各位学官。任命李定、常秩共同判监，选用的学官如果不是执政所喜欢的人就不任用。陆佃、黎宗孟、叶涛、曾肇沈季良被选中。沈季良是王安石的妹夫；叶涛是他的侄女婿；陆佃是他的门人；曾肇是曾布的弟弟。陆佃等人夜里在王安石的斋室中传授口义，早晨到太学讲授，没有一句话出自自己。他设立三舍法，都是想援引自己的党羽罢了。

译修建中太乙宫

壬子日，熙宁五年春正月，设置京城巡逻士兵。

皇城士兵七十人，开封府散从官几十人，巡查诽谤议论时政的人，逮捕治罪。

二月赈济两浙饥荒

因为两浙发生水灾，赐给谷物十万石用来赈济，招募百姓兴修水利。

疏浚二股河

三月确立文武官员互换任职的法令

推行市易法

听从宗泽、魏继宗的请求，王安石上奏推行，在京师设置市易务。凡是货物滞销卖不出去的，平价收购；市场上想要卖给官府的，则估量其价值后收购。实行抵押取息的制度，由户部判官吕嘉问提举。赐予内藏库缗钱百万缗，京东路缗钱八十七万缗作为本金。不久将榷货务改为市易西务，下界市易务改为东务上界，将京师的商税院、杂买务、杂卖场并入其中。元丰七年，又改市易下界为榷货务。

吕嘉问和刘佐，第二年夏天，都因为市易务每年收取的利息钱有盈余，得到升迁调任。

皇上曾经问王安石说：“听说榷货务卖冰，导致百姓卖雪都卖不出去。”又说：“听说卖梳子朴材，梳子朴材就涨价；卖脂麻，脂麻就涨价。”又说：“吕嘉问年轻不熟悉事务，所用的人都是奸猾之徒，吕嘉问不能检举查察。”王安石说：“在京师，官员如果都能日夜饮食，不忘职事，又能通晓事理，像吕嘉问这样，朝廷就可以没有烦忧了。”

以内侍李宪为河北沿边安抚

勾当安抚司公事

夏五月设置通远军

下诏将古渭设置为通远军，命令王韶兼任知军。古渭，是唐代的渭州。至德年间，陷落于吐蕃。皇祐年间，才得到这块土地，皇上将要恢复河陇地区，所以命令建军，作为开拓的开端。皇上曾经说：“古渭可以建军。”王安石说：“蕃人只要见到尊贵的人种，就已经喜悦仰慕归附。如果用中原的威灵去说服他们，用道义去安抚他们，何必担心不能聚集？”听说附近的羌夷全都来到通远军，裁决是非曲直。既然全都来了，就容易形成居高临下的态势。居高临下的态势一旦形成，化为内地就不难了。

皇上不久商议授予青唐大首领俞龙珂官职，打算授予内殿崇班，并且厚加赏赐，用来鼓动其余的生羌。王安石说：“如果由朝廷奖赏提拔，那么安抚司就没有可以驱使诱导的理由了。不如让王韶等人根据事情大小授予官职赏赐，那么俞龙珂必定能发挥实际作用。”皇上说：“王韶恐怕不敢请求授予俞龙珂官职。”王安石说：“陛下下达旨意是可以的。”皇上说：“你写信说明，于是听从了王安石的提议。”下诏安抚司授予俞龙珂西头供奉官，赐姓包，改名顺。不久，王安石将王韶的信进呈，说已经开拓土地一千二百里，招附人口二千余万。然而这仅仅是众人认为的奇异功效，王韶想要为朝廷施行的，这还只是大概。料想相公也不止于此，王韶因此如此。

确立宗室参加科举的法令

非免除亲职者允许参加科举补授官职

九月宗室考试换授文职从令铄开始

加封赵尚宽等官职

赵尚宽任司农卿，高赋任秘书监，张恂任京西提举。在此之前，王安石说高赋兴修水利功劳很多，以前因为别人的言论被罢免，起初没有受到恩宠，想要再次考察推赏。皇上说：“好。”于是连同赵尚宽、张恂等人进呈。皇上告诉执政大臣说：“赵尚宽等人在唐州开辟田地防水，招集人户，几乎没有荒废的土地，已有成效，都加授官职，用来劝勉天下。”皇上又告诉：“人有才能，不可以把他放在闲散的地方。”于是说到汉武帝也说使用人才。王安石说：“汉武帝所看到的以及所使用的将帅，只是卫青、霍去病等人，导致天下户口减半，不能防御匈奴。”皇上说：“汉武帝自己多欲罢了。”王安石说：“多欲也不能危害政事，比如齐桓公也多欲，而谋划方略不失为霸主，是因为能用人。”皇上说：“汉武帝极其不仁，因为一匹马的欲望，劳师远征万里，封侯的七十多人，视人命如草芥，所以户口减半。”王安石说：“不仁到如此地步，不仅是人祸，阴阳的报应，又怎能逃避呢。”起初，京西有很多荒废的土地，唐州的闲田尤其多。赵尚宽知州事，于是按照图记记载，寻找召信臣的旧迹，增发士兵修复三大陂、一大渠，都灌溉田地万顷。又教百姓自己修建几十条支渠，互相浸灌。四方来的百姓，按荒地计算人口授予土地，借贷官府钱款，购买牛。等到三年，废田都变成肥沃的土地。赵尚宽在州前后共五年，增加户口万余。王安石曾经作《新田诗》来赞美他。治平初年，曾经有增加俸禄赐金的命令。

推行保马法

下诏开封府界各县保甲，愿意养马的听任，仍然用陕西所买的马选择供给。

熙宁六年，又下诏司农寺确立养马法。这年秋天，曾布修成保甲及养马法，上呈。那养马法，凡五路，义保愿意养马的，一户一匹，有财力养两匹的，听任用监牧现有的马供给，或者官府给其价值，让他自己购买，没有强制给予。府界不超过三千匹，五路不超过五千匹。在府界的，每年免除体量草二百五十束，先给钱布；在五路的，每年免除折变缘纳钱。三等以上，十户为一保；四等、五等，十户为一社，用来等待死病补偿。保甲马

译如果是私人的马，就由马主独自赔偿；如果是社户的马，就让社人分担一半的赔偿。每年审查一次马匹的肥瘦，先从京城地区颁发马匹，五路委派监司、经略司以及州县官吏来估量。于是保甲养马的制度在各地推行了。

译六月，下诏以四场考试进士。

罢免考课院。

制作京城门的铜鱼符。

王安石请求退职，皇帝不许。

在此之前，王安石请求外放东南的一个郡，皇上说：“自古以来君臣之间像您与我这样相知的人极少，我愚钝起初没有见识，自从您在翰林院才开始听到道德学说，心里才稍微开悟，您是我的师臣，坚决不许您外任。”不久，王安石又请求离去，皇上说：“您难道是认为我有猜疑之心？我自从担任制诰官时就了解您，把天下大事托付给您，像吕诲那样的人，您比吕诲更正直，我都不被迷惑，难道还有别人能迷惑我？我确实不需要这样。”王安石说：“臣不敢说去留，只是请求劳逸均等罢了。”皇上说：“周公被成王猜疑，所以逃到东方居住，等到成王不再猜疑就回来了，即使我对你有猜疑，现在既然相见就没有猜疑了。”王安石坚持请求退职，皇上坚持挽留他。王安石又上奏说阁门有禁令，不许接收王安石的文书。不久皇上又派内侍催促他进见。王安石进见皇上说：“陛下不许臣离去，臣不敢固执违抗，但臣确实有病，如果再勉强支撑半年，就不可能了，难免再次烦劳圣听。”皇上说：“我不明事理，每件事都依赖您扶持。”王安石说：“陛下因为郭逵虚妄欺骗，所以允许他辞去秦州职务，后来郭逵诬陷王韶，陛下又听从了他，郭逵知道陛下可以被欺骗，所以敢放肆制造王韶的案件，现在杜纯上奏王韶讨伐奄东的事，杜纯勘验官员在奄东之事本不相关，又擅自如此诬罔，陛下如果能洞察奸邪并依据道义决断，那么就没有人敢这样做了。”皇上说：“只是因为事情难以分辨清楚。”王安石说：“事情何尝不清楚？只是陛下不彻底追究到底，前后小人欺骗，难道没有形迹吗？只是陛下含糊不肯彻底追究，如果彻底追究到底，难道有不清楚的道理吗？”

编修条例的郭逢原进言：古代天子隆重地尊崇老师的礼仪。臣听说陛下以师臣对待王安石，而王安石在殿陛上拜伏奔走，与冗杂的僚属没有区别。希望陛下特别设立特殊的礼仪，事情一定要咨询之后才实行。又说：宰相事务无所不统，应当废除枢密院，合并归入中书省，将文武合为一途，将宰相归为一职，将兵农合一于民，这是尧舜的举措。现在王安石居于宰相的重位，朝廷有所建置，特别受制于枢密院而不参与，那么陛下任用王安石就不专一了。奏章呈上，皇上非常不高兴。有一天对王安石说：郭逢原必定轻浮狡诈。王安石说：陛下怎么知道？皇上说：看见他上书想要合并枢密院。王安石说：人才难得，像郭逢原也还懂事情，可以试用他。王安国是王安石的弟弟，常常非议他哥哥的所作所为。王安国担任西京国子监教授，颇沉迷于声色。王安石在相位，写信告诫他说：应当摒弃郑声。王安国回信说：也愿兄长远离奸佞之人。去年冬天官职期满到京师，皇上因为王安石的缘故召他应对，对王安国说：汉文帝是怎样的君主？回答说：三代以来贤明的君主。皇上说：只是可惜他没有才能建立法制。回答说：文帝从代地来平定变故于呼吸之间，恐怕没有才能的人不能这样，他专门致力于德化，一时风俗以谈论别人的过错为耻，那么文帝比有才能的人高出一等了。皇上说：王猛辅佐苻坚而命令必定执行，现在我拥有天下之大却不能使人服从，为什么呢？回答说：王猛专门教导苻坚用严刑杀人，这一定是小臣刻薄有误导陛下的人，希望专门以尧舜三代为法则，下面难道有不顺从的人吗？又问王安石执政，外面的舆论认为如何？回答说：只是遗憾聚敛太急，识人不明罢了。皇上不高兴。起初王安国被召应对，人们认为必定能得到经筵职位，因此另外没有恩命。过了很久，只任命为崇文院校书。王安国曾经极力劝谏王安石，说天下不乐意新法，都归咎于兄长，恐怕成为家祸。王安石不听。王安国在影堂哭泣说：我家门要灭亡了。又曾经责备曾布误导迷惑丞相，曾布说：你是别人的子弟，变法与你什么事？王安国勃然大怒说：丞相是我兄长，丞相的父亲就是我的父亲。丞相如果因为你们而杀身破家，连累祖先，发掘坟墓，难道与我无关吗？

恢复武学。

仁宗朝曾经建立，不久中途停止；到现在恢复设置，不久下诏学生以一百人为定额。

黄河在北京泛滥。

秋七月，起初以文臣担任都承旨。

旧例，枢密院直学士之下有都承旨、副都承旨，有枢府承旨，有诸房副承旨，又有所谓的逐房副承旨。都承旨设立于太平兴国年间，也用士人担任。后来吏员凭资历依次升迁至都承旨、副都承旨。三年秋天，皇上想重新任用士人，问王安石旧例如何。王安石说：“事情如果可行，不需要问旧例。被事物所制约的，是臣子的道理；制约事物的，是君主的道理。陛下如果问旧例有没有，这是被法律所制约了。”皇上认为他说的对，于是以东上阁门使李评担任此职。不久又以皇城使李绶担任副都承旨。到现在，李评罢免，于是以起居舍人曾孝宽担任此职，开始任用文臣。元丰年间，张诚一从副都承旨依次升迁，就又任用武臣。元祐初年，又任命文臣。元符之后，就专门任用武臣了。

闰月，命令章惇察访湖北，商议开辟梅山。

章惇当时担任中书检正官，命令他察访本路农田水利常平等事。开始商议经制南北江蛮。起初，辰州布衣张翘与

译流放之人李资到朝廷献书，说辰州的南北江是古锦州的地界，连接施州、黔州、牂牁，世代被蛮人向氏、舒氏、田氏占据。当地出产朱砂、黄蜡、水银、黄金、布匹，良田有数千顷，往来没有山川险阻。如果朝廷出兵压境，臣等二人去劝说他们，可以让他们献出土地。皇上命令惇去处理。不久，惇说招抚梅山蛮徭，让他们成为省户，他们都欢喜争着开辟道路，迎接所派遣的招抚人员。获得他们的土地，东起宁乡县司徒岭，西抵邵阳白沙寨，北界益阳四里河，南至湘乡佛子岭。

译制定内侍收养义子的法规

下诏规定，入内供奉官中，如有以私人名义收养次子并使其成为内侍的，处以斩刑。

八月设立镇洮军

王韶率军出塞，收复武胜军，将其改名为镇洮军，由秦凤路钤辖高遵裕兼任统领。王安石说：“洮州必定会成为内地，武胜军迁移后，市易务就作为都防司，占据西夏上游，足以控制其要害。”皇上命令拨付给武胜军钱物，说：“过去韩绛耗费六百万贯，却毫无成效，现在武胜军虽然也有花费，但并非胡乱浪费。”王安石说：“确实如此。”不久下诏设立市易司，赏赐钱帛五十万。

贬黜唐坰

唐坰任广州军资库监。起初，唐坰以小官身份上书，请求斩杀像韩琦那样反对青苗法的几个人，王安石很高兴，推荐了他，召他当面奏对，皇上轻视这个人，任命他为钱塘县知县。王安石想挽留他，于是让邓绾推荐他担任御史，于是任命他为太子中允。几个月后，打算任用他为谏官，又怀疑他轻浮浅薄，将来会背叛自己，于是立下名目不授予实职，只让他以原官职同知谏院，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先例。唐坰果然对王安石发怒，认为王安石轻视自己，一共上了二十道奏疏议论时事，都被扣留在宫中不发。一天，在垂拱殿举行朝见仪式时，唐坰突然叩击殿阶请求奏对，事先没有请求，殿中人都很震惊。皇上让人告诉唐坰改天再请求奏对，唐坰不肯，又让他去后殿，唐坰说：“臣要说的，请求与大臣当面辩驳。”又再三劝告防备，唐坰伏在地上不起身，于是召他升殿。唐坰走到御座前，慢慢从袖中取出一大卷文书，说：“臣所说的都是大臣不法之事，请求向陛下逐一陈述。”于是插好笏板展开奏疏目录。王安石说：“王安石进御座听奏疏。”王安石迟疑不前，唐坰斥责说：“在陛下面前尚且如此，在外面就更可想而知了。”王安石战战兢兢地向前迈步。唐坰大声宣读，共六十条，大致内容是王安石专断作威作福，曾布等人内外勾结擅权，天下人只知道畏惧王安石的威权，不再知道有陛下，文彦博、冯京知道却不说话，王珪曲意侍奉王安石，与奴仆无异，一边读一边用眼睛瞪王珪，王珪惭愧恐惧地低着头。韩绛、薛向被王安石颐指气使，与家奴无异。台官张商英是王安石的鹰犬，不是陛下的耳目。每读完一件事，就指着王安石说：“请陛下宣谕。”皇上屡次制止他，唐坰慷慨激昂如同平常，一点也不退缩畏惧。侍臣和卫士面面相觑，吓得变了脸色。读完之后，就指着座位说：“陛下如果不听我的话，就不能长久坐在这个位置上。”走下殿阶拜了两拜后退出。下诏贬他为潮州别驾。王安石说：“这人向来狂妄，不值得责备，于是有了这道命令。”

颁布方田均税法

方田法规定，以东西南北各一千步为一方，相当于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每年九月，县令、县佐分片测量土地，根据方庄的账籍，查验土地的颜色名称，区分出坡地、原野、平地、沼泽、赤淤土、黑垆土等类别，凡是各种颜色的土地测量完毕，计算其肥沃贫瘠程度，确定其颜色名称，分为五个等级，根据土地的等级确定税额。到第二年三月全部张贴公布，以昭示百姓。均税法规定，以县里的租额税数，州里将旧有的零碎数额，分摊到原税额之外，擅自增加数额的予以禁止。如果是丝线、绢帛之类的赋税，不论桑树柘树有无，只以苗亩作为定额。凡是田方的角落，堆土成峰，种植当地适宜的树木。有方帐，有庄帐，有甲帖，有据帖，分户析产、典卖、割移、官给契约，县里设置簿册，都以现在测量的土地为准。法令完备后，于是任命巨野县尉王曼为指教官，先在京东路实行，各路仿效。

起初，天下的税赋割让、迁移、逃亡、死亡等情况很多，或者不均。京西路相度差役官蔡天申进言，请求委派提举司均平税赋，并颁布给司农寺，先在河北、陕西、河东、京东实行。下诏采纳他的建议，于是司农寺开始制定方田均税法。至此颁布于天下，先在年成丰收和平坦土地的州县实行。

京西划分出河北路

九月少华山崩塌

华州知州吕大防报告：少华山前的阜头谷，山岭崩塌陷落，其下的平地，东西五里，南北十里，崩裂散开，隆起堆阜，各自高数丈，像堤岸塌陷。居民六个社，共几百户，林木房屋也没有存留的。靠山居住的百姓说：几年来，山谷上常有云气，每逢风雨，就隐隐有声音。这天傍晚，略无风雨，山上忽然雾气升起，声音逐渐变大，地面于是震动。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就发生了这场变故。下诏赐给被压死者的家属钱，贫穷的由官府负责埋葬祭祀。

淮南划分出东西路

冬十月，设置熙河路，任命王韶为经略安抚等使。

将镇洮军改为熙州，以熙河、洮、岷、逺为熙河路。当时河州的土地还没有得到。王安石禀告皇上说：“武胜军这一仗攻取，不能没有怜悯之心，但用每年互相仇杀的人数来乘除计算，结果是一样，成为属户就没有这种祸患了。”王安石又禀告皇上说：“镇洮就可以建为州，通逺、镇洮、河州的土地，或者合并割取阶州作为一路。”众人都认为阶州太远，王安石说：“不要紧，阶州也可以。”皇上说：“王韶的意思是不想立刻合并河州，恐怕伤害人心。”王安石说：“这或许是一种说法，但按我的计策更方便。”于是下诏割取河州隶属镇洮路，向河州人显示必取的决心，人心自然就会屈服，正好没有理由联合。皇上认为对，所以有了这道命令。

第二年二月，赐给本路缗钱三千万，

译用来补助边防费用。又分派秦凤路的军队，将其中六成归其管辖。总共士兵三万人，土兵一万八千人，战马六千五百匹，都还有零数。

译十一月，开辟梅山。

湖北路察访使章惇教导安抚洞蛮，开辟梅山土地，上奏获得田地二十六万余亩。不久，将梅山地区设置为安化县。

起初，张颉首先提议开辟梅山，等到章惇前往经制时，张颉当时因守丧居住在鼎州的桃源，多次向京城送信，说南江杀戮过度，无辜者占十分之八九，以至于浮尸遮蔽江面，下游百姓几个月不敢吃鱼。章惇对此感到忧虑，想要平息这种诽谤，于是说现在的成功是依据张颉的谋划，朝廷下诏赏赐绢三百匹。执政大臣仍然担心他有不同意见，防备张颉守丧期满，熙宁六年春天，于是任命张颉为江淮发运副使，并且让他顺便取道前往江淮，不敢吃鱼的诽谤于是平息。

张商英被罢免。

张商英当时担任御史，弹劾奏报察院包庇吏人任逺等十二件事，枢密使文彦博等人都不进入察院，将印信送到中书省，请求交付有关部门推究治罪，朝廷下诏责罚张商英监管荆南税收。

陕西分为六路，各自设置经略司。

永兴、鄜延、环庆、泾原、秦凤、熙河六路。

十二月，降下土雨。

癸丑日，熙宁六年春正月，恢复僖祖的太庙地位，迁出顺祖。

在此之前，中书省上言说毁弃僖祖庙位是不对的，请求下达两制官员商议。学士元绛、陈绎、许将、张琦等人说：各位儒生看到后稷、契在唐尧、虞舜之际有功，认为祖先必定有功。如果祖先必定有功，那么夏朝为什么郊祭鲧呢？所以《生民》诗的序言说尊崇祖先而不说尊崇有功之臣。认为适宜以僖祖为始祖。学士韩维说：《国语》说：“契勤劳于商十四代而后兴盛，稷勤劳于周十五代而后兴盛。”《谷梁传》说：“始封者必定为祖。”僖祖的功业未见有像稷、契那样的，却以侍奉稷、契的方式侍奉他，恐怕在古代没有依据。臣认为沿袭旧制为宜。天章阁待制孙固认为国家尊居南面，都是太祖所授予，不应当用僖祖替代他的祭祀。请求以太祖为始祖，而为僖祖立庙，如同周朝另外祭祀姜嫄的礼仪。在禘祫祭祀之日，捧出僖祖的神位面向东，这就是韩愈所说的“祖先因孙子而尊贵，孙子因祖先而谦屈”的意思。判太常寺章衡上奏：自古以来拥有天下，必定尊崇祖先。秦、汉以来，典章残缺，太庙迁次的次序，开始失去先王尊崇祖先的本意。现在适宜尊崇僖祖为始祖，而顺祖排在其次，应当迁出。这就是所说的“儿子为父亲谦屈，以确立七庙的制度”，又《礼记·大传》说：“王者禘祭其祖先所从出的帝，用其祖先配享。”解说的人认为祭祀所感应的帝，就配以始祖。请求以僖祖配享上辛日感生帝的祭祀，而罢去宣祖配享神位的资格。礼官张师颜也请求以僖祖为别庙。苏税又请求将僖祖附祭于景灵宫。皇上拿此事询问王安石，王安石说：“祖先立别庙，自古以来没有这种礼仪。姜嫄之所以有别庙，大概因为姜嫄是禖神，因为是先妣的缘故，隆重她的礼仪与歌舞都排在先祖之上。不然的话，周朝不为喾立庙而立姜嫄的庙是为什么呢？”皇上说：“好。”于是中书省采用元绛等人的意见，奉僖祖为太庙始祖，而迁出顺祖。孟夏祭祀感生帝，以僖祖配享。下诏恭敬依从，元绛等人最初的议论，是王安石所主张的。王安石原本主张以僖祖配享天帝，皇上颇为难，所以改以配享感生帝。以僖祖配享感生帝，那么章衡等人的议论也与王安石相合，因此如此。

户部侍郎致仕范镇上言：我见英宗皇帝即位，商议迁出僖祖；陛下即位，迁出僖祖。现在又恢复僖祖，迁出顺祖，那么僖祖就长久面向东而成为不迁的主位了。太祖皇帝从宋州节度使拥有天下，国号为宋，与高祖起兵于汉中国号正相同。僖祖不应当恢复。我私下见本朝大臣定谥号，都下达太常寺、尚书省，召集百官参议。现在宗庙迁出，是最重大的礼仪，而没有经过讲论。私下担心不符合祖宗的本意。请求下达太常寺、尚书省，召集百官定议。皇上没有听从。

二月，永昌陵上宫发生火灾。

王韶攻克河州。

俘获西蕃首领、河州刺史摩正的妻子儿女。起初，王韶已经打败摩正的儿子巩，命令军队凿穿露骨山，向南进入洮州边界。众将领都想进入直趋河州，王韶说：“军队到达城下，摩正必定在外面接应，四山各羌族得到气势聚集，那么大事就失败了。”于是派遣景思立攻打河州，而自己率领军队尾随摩正所在之处与他交战，打败他，斩首一千多级，俘获摩正的妻子儿女。然后到达城下，当时守城的人还以为摩正已经接应他们，后来知道不是这样，于是投降。王韶凿穿露骨山时，因为道路险峻狭窄，舍弃马匹步行的人一天才登上山顶。起初不知道军队所趋向的地方，听说后非常担忧。王安石说：“用兵如同下棋，如果一步只应对一步，那么道理上就没有可胜的；如果我一步能应对对方两三步，那么敌人就在我的计谋中了。”我料想王韶必定声言讨伐河州，而暗中军队乘隙，从洮西意想不到的道路，去攻打洮、岷没有防备的地方。不久果然如此。捷报送到京城，对王安石说：“如果没有你在内主持谋划，无法成就此事。”不久，摩正又进入河州。

亲自考试举人。

赐予余中等以下一千二百多人及第出身有差别，赐予钱三千缗作为期集费用。进士诸科旧例以甲次高低，率钱期集，贫穷的人有时向人借贷。

设置各路学官。

下诏各路选择举人最多的州军，依照五路法，各自设置教授，仍然命令中书省选举学

译官。

三月，设置经义局，任命王安石提举，训释《诗经》《尚书》《周礼》的义理。任命王安石提举，以吕惠卿、王雱一同担任修撰，新科进士余中、白衣徐禧、吴着担任检讨。在此之前，皇上告知执政大臣说：“今年省试所录取的多是知名人士，举子们都趋向于义理之学，这极为美好。”王安石说：“百姓尚且不知道义理，就不能任用他们，何况士大夫呢？”

译西夏人侵犯秦州，刘惟吉击败了他们。

封李干德

五年春天，交趾来报告，李日尊去世，他的儿子李干德继位。到了这时，于是加封册立他为交趾郡王。

夏四月甲戌初一，发生日食

因为阴云遮蔽看不见日食，王安石等人上表称贺，并且请求恢复正常的饮食，皇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设立律学

设置教授四员，公开考试学习律令的生员义题三道，学习断案的生员一道，刑名案例五件到七件；私下考试义题二道，案例一道，刑名案例五件到三件。

设立浚河司

起初，有个选人叫李公义，献上了用铁龙爪扬泥车疏浚河道的方法。内侍黄怀信认为他的方法不完善，于是另外制造了浚川杷，说这是大禹用来疏浚河道的方法。人们都知道这不可用，只有王安石相信它。到了这时，于是另外设立浚河司，任命外都水监丞范子渊为都大提举官，开凿直河，使用杷爪疏浚二股河及清水河河道。八年闰四月，赐给李公义、黄怀信田地各二十顷。李公义请求先从北京到海边检验一遍功效。这年秋天，黄河在大名府泛滥，判府文彦博上奏说黄河泛滥毁坏民田，多的地方有六十个村落、一万七千户人家，少的地方有九个村落、四千六百户人家。皇上既然免除了他们的租税，于是命令都水监责问官吏：“水灾如此严重，为什么不上报？”都水监只说沿河稍微有些水患罢了。九年，王安石离任，才开始命令实地检验，于是撤销该机构，合并为一个司，只让范子渊提举。在此之前，范子渊上奏说使用杷爪疏浚二股河，上下截夺过水势，又回归二股河，退出民田数万顷，请求推赏官吏。朝廷命令文彦博核实。文彦博上奏说：“河水浩大，不是杷爪能疏浚的。夏天泛滥秋天干涸，本来就是常理。去年八月霜降后水位下降，才露出退出的土地，这难道是疏浚的功效吗？今年杷爪未曾使用，退出的土地更多，而且所疏浚的河身全在水底，深浅本来不可知。即使是河边的愚人，都知道这没有益处。臣不敢随声附和欺骗蒙蔽。”下诏让知制诰熊本去巡视，熊本上奏如同文彦博所说。十年五月，于是命令御史蔡确与知谏院黄履定罪裁决。第二年正月，案件审结。范子渊削去一官，熊本罢职分司西京，其余获罪的人有数名。

五月泸州夷人侵犯边境

景思忠战死

命令熊本审问

熊本当时任中书检正

设立效用军

河东、鄜延、秦凤、环庆、熙河各路各以三百人为定额，泾原路以五百人为定额，根据弓弩斗力确定三等料钱，视情况高低而定。不刺手背，不设置营寨，每季初到经略司阅试，并在本军注籍。遇到边境战事，召集给予口粮，借给官马并供给草料。教习时射中的有赏，不中则减少料钱。下一季再不中，勒令停职。有战功的，按八等确定赏赐，并颁布施行于各路。

六月设立军器监

王雱说：“现在天下的甲胄弓弩数以千万计，却没有一件坚固锋利的，作为武备。我认为不如改变制造方法，将几个州所制造的集中在一起。就像现在的钱监一样，又选择懂得工艺的臣子，让他主管其职，并且招募良工作为匠师。”皇上颇为采纳王雱的说法，设立军器监，任命吕惠卿为判监。

周敦颐去世

周敦颐起初名叫周敦实，字茂叔，后来避英宗讳，改为现在的名字。起初凭借舅舅的奏请授予洪州分宁县主簿，县里有案件久不能决断，他一审讯立即辨明。部使者推荐他，任南安军司理参军。当时年纪还轻，不被太守所知。洛阳人程珦代理通判事，看他的气貌不是一般人，与他交谈知道他治学懂得大道，于是与他结为朋友，并且让两个儿子程颢、程颐前往拜师求学。等到他担任郎官，按照惯例应当举荐替代者，每次升迁授职，总是把他的名字上报。这两个儿子就是所谓的河南二先生。南安军有囚犯，按法律不应处死，转运使王逵想严加惩处。王逵苛刻，官吏没有敢与他争论的，周敦颐独自力争，王逵不听，他就放下手板，取出告身（委任状）辞去职务离去，说：“像这样还可以做官吗？杀人来讨好别人，我不做。”王逵随即感悟，囚犯因此得以不死。调任郴州及桂阳军，都有治理政绩。任南昌县知县，百姓迎喜说：“这是能辨明分宁案件的人，我们有所申诉了。”于是互相告知，没有人违背教令，大概不仅以抵罪为忧，实在以玷污善政为耻。升任合州判官，事情不经过他的手，官吏不敢决断，如果下达命令，百姓不肯服从。蜀地的贤人君子都喜欢称赞他。赵抃当时任使者，有人防备他，赵抃怀疑他。等到赵抃任防州知州，周敦颐恰好辅佐州事，赵抃仔细察看他的作为，于是握着他的手说：“差点失去您了！今天才知道周茂叔啊。”任邵州知州，新建学校来教育那里的人。熙宁初年，任广南转运判官，改任提点刑狱。在岭表时，不畏惧出入的辛劳，瘴毒的侵袭，即使是荒崖绝岛，人迹所不到的地方，也必定缓缓巡视仔细查按，务以洗雪冤屈、恩泽万物为己任。施设措置，还没来得及完全施展抱负，就病倒了，又防水侵蚀他的祖坟，于是请求任南康军知军以便回家。安葬后，上交印绶，分司南京。到了这时去世，享年五十七岁。博学力行，闻道最早，遇事刚毅果断，有古人风范。为政精密严恕，务求穷尽道理，以名节自勉，奉养自己非常节俭，俸禄全部用来周济宗族宾客朋友，家中有时没有百钱的积蓄。等到分司回家，妻子儿女餐

译粥食有时供应不足，他却坦然自若，并不放在心上。他襟怀洒脱，高雅而有高远的志趣，尤其喜爱美好的山水，遇到令人心意惬意的地方，有时便徘徊流连一整天。庐山的山脚下有一条溪流，发源于莲华峰下，汇入湓江。周敦颐祖籍道州营道濂溪，因此用“濂溪”作为自己的别号，并在溪上修建了书堂，有《太极图易说》数十篇流传于世。豫章人黄庭坚为他作序说：“周茂叔人品极高，胸襟洒脱开朗，如同光风霁月，懂得德行的人对他的言论也极为推崇。”

译秋季七月，河北地区分为东路和西路。

八月，征收免行钱。

在此之前，京城的各种物资都有行会，官府所需，都责令行会办理，下至贫民小贩，大多要赔补亏空，因此下诏让提举市易务吕嘉问和开封府司录朱谈共同详细审定各行的利弊并上报。于是，吕嘉问等人上奏说：“各行愿意缴纳免行钱，请求允许由本机构酌情裁定，作为官吏的俸禄。”皇帝批复同意。到这时，便根据各行的收入厚薄，令其缴纳钱款以充作吏禄，免除行户只应差役。从今以后，宫中买卖，都交由杂买务办理，仍然设置市司评估物价的高低，凡是内外官府想要了解物价，就从这里获取。

第二年春天，下诏听说镇定州百姓有折卖房屋木材来缴纳免行钱的，命令有关部门查访核实。皇上因此谈到役钱、市易、免行钱的扰民问题，王安石对此感到为难。

九月，设置两浙和籴仓。

这是采纳了考察两浙水利的沈括的建议。沈括说：浙江人以耕田为生，收入很广，应当制定法律来收敛和散发。

举行武举考试。

二十四人被授予沿边职务。

王韶攻克洮州、岷州等地。

王韶攻克汀州后，满沙鄂特北率领叠州、宕州各羌部胁迫青唐，想要骚扰边境，派遣高遵裕进攻并使其投降，打通了洮山道路。岷州摩琳章献城投降，进献麦子和牛以千万计，军队就地取粮，因此没有匮乏。进军岷州，于是叠州防凌扎卜、洷州古斯敦都相继听从命令。而恐珍嘉勒也率领他的部族归附，于是洮、岷、叠、宕都收复，方圆二千多里，又占据了青唐的咽喉之地，边境哨所更加扩展了。

皇上不久因为熙河役兵死亡很多，看着辅臣悲伤了很久，并且说：“这有什么不同于用政令杀人呢？”第二年春天，命令比部员外郎沈起乘驿车查访核实，仍然命令他到修筑城寨的工役处分，委派使臣按时供给饮食居住以安抚他们，另外制定奖惩办法上报。

自从开建兴河，每年花费四百万缗。七年以后，财政收支稍微可以控制，每年常费三百六十万缗。

第二年，王韶攻破西番，修筑谔城。首领摩正率领酋长八十多人到军门投降。下诏赐摩正姓赵，名思忠，命令他居住在熙州，给予田地四十顷。

冬季十月，因为熙河的战功，解下玉带，赐给王安石。

王安石率领百官上表祝贺，皇上解下自己所佩戴的玉带，赐给他。

加封王韶为资政殿学士，不久升任观文殿学士，未曾执政而被授予此职的，从王韶开始。

赈济两浙、江淮饥荒。

章惇平定懿州、洽州蛮族。

章惇说三路进兵，讨平了他们。不久在懿州设置沅州。

推行折二钱。

除了京城和府界外，各路都通行八年，后来在京城、府界也通行。元丰元年，京城、府界又停止使用。

自从王安石执政，开始废除铜禁。奸民每天销毁铜钱制作器物，边关海船不再禁止铜钱流出国外，铜钱日益损耗。八年，张方平趁机极论其危害，请求诘问王安石：“废除历代令典，一旦削去废除，他的意图究竟在哪里？”

十二月，设置中书诸房习学。

任命徐禧为中书户房习学公事。徐禧，洪州布衣，先前担任修撰经义所检讨。吕惠卿进献徐禧所写的《治防》二十四篇，皇上认为很好。王安石说：“中书检正官像章惇这类人，朝廷应当立即有差遣，以后再用别人，如果不称职，难以退让。想设置人来习学，皇上认为对。”用选人习学行检正事，从徐禧开始。

甲寅，熙宁七年春正月，熊本平定泸夷。

起初，命令熊本措置泸州清井监夷。到这时，熊本上奏安抚投降的人，得到土地二百四十里，联合归属或编为保甲。

不久，渝州獠人木斗反叛，下诏让熊本查访安抚。熊本说服贼党木斗以溱州土地来归附，得到五百里地设为四寨九堡。奏章到达，朝议想授予熊本天章阁待制。皇上说：“本的文章，朕自己知道。”等到回来，于是任命他知制诰。

二月，栋戬派遣将领侵犯边境。

河州知州景思立死之前，是栋戬将领青伊结果庄多次骚扰河州，所属蕃族袭击攻破河州采木军，杀害使臣张普等人，又写信诋毁景思立。景思立不能忍受，率领汉蕃兵六千，在踏白城进攻他们。果庄众二万余人，景思立与先锋将王宁、承李元凯战斗牺牲。贼军于是包围河州，又包围岷州，道路不通几个月。有人请求退保，总管高遵裕说：“敢议论这个的斩首！”登上西门，挑选偏将出击，贼军于是退走。不久任命高遵裕为岷州团练使，表彰他守城的功劳。

三月，旱灾。

减少两浙预买防绢。

在此之前，派遣沈括察访两浙。沈括说，皇上缺少帛的原额九十八万，民间陪补很多。后来发运司以移用为名，又增加十二万，请求罢免以宽缓民力。听从了他的建议。

辽国使者来谈论边界事务。

二年，辽国使者萧扈馆伴，王洙诘问他。平入对，皇上因此问他，回答说：“嘉祐年间归附，因此将王洙的草稿上报，曾经谈论过，朝廷详细讨论过了。”命令萧禧来争夺黄河，萧扈不能回答，记录他的条目，交给萧扈以东地界，张方之。

辽国国书大致说河东路沿边增修戍垒起铺舍侵入我国蔚、应、朔三州界内，请求毁撤另外设立界至。

译等事。禧辞别归朝，皇上当面告知三州的地界，等待派遣职官与北朝职官到当地实地查验决定。雄州外罗城如今修建已十三年，既非新建，又非近时之事。北朝既然不愿如此，便不再令其接续修筑。白沟馆驿也等待派人查验，如有新建楼阁、箭窗等，一并令其拆除。屯戍的士兵全部令其撤回。国书中也说：“倘若事情源于往昔，固然难以顺从请求；如果确实有侵越界限，何必吝惜改正。”

译求直言

翰林学士承旨韩维对皇上说：“长久不下雨，陛下日夜焦虑操劳，该怎么办？”韩维说：“希望陛下深刻自责，下诏征求直言。”又说：“近臣在京城内督促征收青苗钱非常急迫，往往鞭打百姓以凑足数额，甚至砍伐桑树当柴烧来换钱。在旱灾之际，又加重了这种困苦。动用军队，使士兵百姓处于危险之中，在荒芜夷狄之地耗费财力，朝廷处理得毫不犹豫，执行得非常迅猛。至于免除租税，宽缓拖欠的赋税，来救济愁苦的良民，却迟迟不肯施行。希望陛下自己奋起英明的决断，施行仁政超过养育百姓，这还胜过超过杀害百姓。”皇上感悟，立即命令韩维起草诏书，大致说：“从冬天到现在，旱灾肆虐，永远思考其中的罪责，不知道出于何处。难道是听取采纳意见不合道理吗？诉讼案件不依实情吗？赋税征收失去节制吗？忠言正论被阻塞不能上达，而阿谀奉承、蒙蔽圣听以谋取私利的人很多吗？为什么吉祥之气长久不显现呢？”凡是内外文武臣僚，都允许密封奏章陈述时政得失。

在此之前，天长久不下雨，河东、河北、陕西的饥民都流入京城，而京城外的饥民尤其多。监安上门福清人郑侠画成一幅图，并且上书说：“陛下南征北伐，都是以胜利凯旋的形势画图进献，料想没有一个人把天下忧苦，父母妻子不能保全，迁移困顿，惶惶不安、供给不足的惨状画图进献的。臣仔细考察安上门每天所看到的，绘成一图，百分不及其一。只要经过圣明的眼睛，也可以流泪，何况在千万里之外呢？”陛下看了臣的图，实行臣的建议，十天不下雨，请求斩臣以正欺君之罪。皇上拿出郑侠的图以及奏章给辅佐大臣看，问王安石说：“认识郑侠吗？”王安石说：“曾经跟从我学习，坚决请求辟除官位。”皇上不答应。于是便下诏让韩维、孙永体察免除行钱，曾布体察市易，又发放常平仓的粮食以及放宽商税，而青苗、免役也暂时停止催缴。郑侠又自我弹劾擅自发动马递，诏令开封府治他擅自发动马递的罪。

司马光自从判西京留司御史台，闭口不谈时事。到这时，读了诏书流泪，又陈述六件事：一是，广泛发放青苗钱，使百姓负债日益沉重，而官府却没有得到什么；二是，免除上户服役，征收下户的钱，来供养游荡无赖之人；三是，设置市易司，与小民争利，而实际上耗散官物；四是，中原没有治理好，却侵扰四方夷狄，得少失多；五是，团结保甲，教习兵器，来疲扰农民；六是，信任狂妄狡诈之人，妄兴水利，劳民费财。至于那些琐碎如米盐的小事，都不值得对陛下说。河北西路转运使刘航应诏论述时政五件事，没有回复。又说：“人君不可以有轻视天下的心，应当趁此时机有所改革，那么人心喜悦而天意也就得到了。”话语尤其恳切至深，因此极力上奏请求罢官。

天章阁待制李师中应诏说：“旱灾已经太严重，没有顺应天意的实际行动，不足以弥补天变，请求召回司马光、苏轼、苏辙放在身边，来辅佐圣德。”吕惠卿趁机摘取他的话来激怒皇上，将李师中安置在和州。

夏四月，暂时停止方田及编排保甲。这天下了雨。

下诏暂时停止受灾地区的方田编排保甲，造五等簿。

雨雹

王安石罢相

王安石执政六年，在此之前皇上侍奉太后同岐王赵颢到太皇太后宫中，太皇太后对皇上说：“我听说民间非常苦于青苗、助役钱，何不废除它？”皇上说：“这是为了利于百姓，不是苦害他们。”太皇太后说：“王安石确实有才学，怨恨他的人很多，皇上想要保全他，不如暂时让他外任，一年多后再召回来也可以。”皇上说：“群臣中只有王安石为国家担当事务。”赵颢说：“太皇太后的话是至理名言，陛下不可以不思考。”皇上怒说：“是我败坏天下吗？你自己去做。”赵颢哭着说：“何至于这样呢？”都不高兴而散去。王安石更加自以为是。一天，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又流泪对皇上说新法的不便之处，并且说：“王安石变乱天下。”皇上流泪退下，命令王安石裁减新法。王安石重新解释，才作罢。恰逢长久干旱，百姓流离失所，皇上更加怀疑新法不便，想要废除它。王安石不高兴，请求离去。皇上用手诏告诉王安石，想给他师傅的职位，留在京师而他请求离去更加坚决。皇上用手诏告诉他说：“不再想再三挽留你，已经下制书任命，任命你为江宁府知府，安心休息，以适从你的愿望。朕体察你的诚意到了极点，你应当有所报答朕。手札都保存着，不要食言，从此浩然长往吧。”

任命韩绛同平章事，吕惠卿任参知政事。

皇上赐给王安石诏书说：“韩绛想要见你一面，你心中大概有所咨询商议，你可以为我详细告诉他当今人情政事中应当紧急处理的事情。”王安石推荐韩绛代替自己，仍然让吕惠卿辅佐他。对于王安石所做的遵守不变，当时号称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吕惠卿担心内外有人说新法不便，写信遍送各路监司郡守，让他们陈述利害。又禀告皇上，下诏告诫大致说：“现在法令实行已经看到效果，而官吏有的不能奉行，朕终究不会因为官吏有的违法的缘故就改变法令，敢有不顺从的，必定惩罚没有赦免。”

〇蜀茶

起初，蜀地的茶园都是百姓两税地，不种植五谷，只

译适宜种植茶叶，赋税一律折算缴纳。等到王韶建立开拓湟州的边防，委任他进行筹划治理，于是命令李杞等人进入蜀地购买茶叶，以供应秦凤、熙河路用茶交换马匹。从此蜀茶开始实行榷茶法。起初税额总计三十万缗，等到李杞筹划设立官府机构，每年增加到四十万缗。后来李稷增加到五十万缗，元丰末年，陆师闵增加到一百万缗。

译五月，下大雨并伴有冰雹。

废除制科考试。

这是听从了吕惠卿的请求。冯京说：“自汉唐以来，豪杰之士多由此途径选拔出来。”吕惠卿说：“制科考试只限于记忆背诵，不是探究义理的学问。”又说：“进士已经考过了，防止作弊与制科防止作弊没有区别。”于是下诏废除制科。

任命吕升卿、沈季良担任崇政殿说书。

皇上曾经拿外面的事情询问王安石，王安石说：“陛下是从谁那里得知的？”皇上说：“你何必问是从谁那里得知的呢？”王安石说：“陛下与别人关系亲密，却唯独对我隐瞒，这难道是君臣间推心置腹的道理吗？”皇上说：“是从李评那里得知的。”王安石因此厌恶李评。有一天，王安石拿机密事情向皇上求证，皇上问：“是从谁那里得知的？”王安石不肯回答。皇上说：“我对你没有隐瞒，你反而对我隐瞒吗？”王安石不得已说：“是朱明之说的。”皇上因此厌恶朱明之。朱明之，是王安石的妹夫。王安石出朝后，吕惠卿想引荐朱明之担任侍讲，皇上不答应，说：“王安石还有哪个妹夫？”吕惠卿用沈季良回答，皇上随即召见沈季良，让他与吕惠卿的弟弟吕升卿一同伴讲。吕升卿向来没有学术修养，每次进讲大多舍弃经义而谈论财物粮食的利害关系，皇上有所询问他不能回答，就总是看沈季良。皇上提问诘难非常严厉，沈季良屡次理屈词穷。皇上问：“这道理是从谁那里学来的？”回答说：“从王安石那里学来的。”皇上笑着说：“难怪如此。”沈季良虽然依附王安石，但常常非议王雱、吕惠卿的所作所为，认为必定会连累王安石，王雱等人深深怨恨他，所以他不能得到很大的提拔任用。

扩建太学

建造房屋一百间，求学的人数以千计。

六月，审理台狱，将郑侠流放

编管汀州。郑侠献上了流民图，朝廷认为他狂妄，不予追究，只弹劾他擅自使用马递的罪行。郑侠又上书说：“天旱是由王安石造成的。”王安石随即罢免了吕惠卿的执政职务。郑侠又说：“吕惠卿结党营私，奸邪不正，蒙蔽圣听，只有冯京持不同意见，敢于与王安石较量，请求罢免吕惠卿，任用冯京为宰相。”并且说：“冯京以及元绛、孙永、王介这四个人，都是仁义之人。”吕惠卿大怒，向皇上报告，严厉责罚郑侠。

秋七月，实行手实法

吕惠卿上奏建议说：“免役法出钱不均，是由于账簿管理不善。现在请求实行手实法，即让每户人家如实申报其丁口、田宅的情况。”嘉祐年间敕令造册，委任县令佐责成户长及大户记录每户丁口、税产物力，分为五等。况且田野居民、耆户长，怎能完全了解人们的贫富？既然不让他们自己申报手实，就没有隐匿的责任，谁肯自己陈述？又没有奖赏条例，谁肯揭发告发？因此旧账簿不可信用。认为应当仿照手实的用意，让每户人家自行申报家业，如果有隐匿遗漏，就使用隐匿寄放产业告发奖赏的办法，或许能得到真实情况。凡是造五等簿，预先将格式示民，让百姓依照格式写成状纸，缴纳给县簿登记。根据价格高低分为五等，才确定应当缴纳的钱数。对于非日用器具、田谷而擅自隐匿遗漏的，允许告发并有奖赏，以三分之一的赃款作为奖赏。凡是田产都先确定中等价格，示民后按照百姓申报的价格计算钱数，命令实行。

起初，免役法实行，百姓根据资财缴纳钱款，当时曲阳县尉吕和卿首先考核一乡户的高下，役务的轻重，分为数等，以应合法令。定州知州李肃之非常高兴，还没来得及实行，吕和卿因忧去职。于是吕惠卿统领司农条例司，就奏请实行。

八月，曾布被罢免

自从曾布从三司使任上外放担任饶州知州，吕嘉问担任常州知州。王安石罢相时，吕惠卿把曾布所查办的提举市易吕嘉问的事情交给章惇、曾孝宽，在军器监设置监狱审讯。曾布说与章惇有嫌隙，皇上说：“有曾孝宽在，未必不公正。”案件审结，曾布最终因论断市易违法不实被罢黜。起初建立市易法时，曾布确实赞同，后来揣测皇上心意，怀疑市易法有弊病，于是急忙治吕嘉问的罪。恰逢吕惠卿与曾布有嫌隙，借此排挤曾布，而议论的人也不认为曾布做得对。曾布由王安石提拔，既得掌权，就逐渐与王安石意见不同。后来吕惠卿也背叛王安石，只有章惇始终不背离王安石。

不久任命吕嘉问提举河北便籴粮草

起初，王安石已有江宁知府的任命，张谔与吕嘉问扶着王安石哭泣，王安石慰劳他们说：“我已经向皇上推荐吕惠卿了。”两人立刻收泪感谢王安石。

设置提举保甲官

当时河东、河北、陕西三路义勇保甲，共有百万人。皇上想仿照后周八柱国法，让侍从官提举，不隶属于帅府。河北三十多万人，先集结，任命沈括、曾孝宽为提举官，统领他们。

元丰二年冬，以内侍王中正担任府界提举官。于是，王中正献出民兵保伍法，请求按时教习。诏令听从他的建议。不到一年，皇上在便殿临视检阅，因武艺出众，补入班行的有一百多人，依次赏赐金帛。将此法推行到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并设置使者如同府界一样。

九月，辽国使者来代州商议边界事务

辽国使者萧素来，派遣刘忱、吕大忠与他一起在代州商议。

三司发生火灾

烧毁房屋一千八百间，文书档案几乎全部烧尽。诏令暂且在尚书省办公，仍然诏令各路将熙宁五年的文账全部封存上报，防止有人借火灾之机做奸邪之事。

合并内外军队

在此之前，皇上对辅臣说：“祖宗的军队，通常二三年一次出征戍守，在路上相继不断，所以将领不能专擅军队，军队不为将领所用，以此来革除藩镇的弊端。太平时间既久，不能用来战备抵御契丹，契丹来商议云中地区的地界。”枢密副使蔡挺请求召

译撤回河北沿边的戍守军队，也因为边境无事，得以积蓄边防粮草，于是请求设置三十七位将领，每位将领设有正副职，将京城附近的县以及各道的军队分别分配给他们，都颁发虎符。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部署各位将领统领禁军，使得士兵熟悉他们的将领，将领训练他们的士兵，这被称为将兵。挑选经历过战阵的大使臣担任将领的副职：河北地区设第一至第十七将，府界设第十八至第二十四将，京东地区设第二十五至第三十三将，京西地区设第三十四至第三十七将，这三十七位将领所统领的屯戍等军队共计二十万人。

译不久又分别调遣鄜延、环庆、泾原、秦凤、�河五路的军队，在鄜延的有九将，在泾原的有十一将，在环庆的有八将，在秦凤的有五将，在熙河的有九将，合计为四十二将。不久又在京西路的唐州、邓州等地增设马军十三指挥，以及忠果军和上军共十二指挥。

元丰四年，又下诏将东南各路军队编组为十三将：淮东路为第一将，淮西路为第二将，浙西路为第三将，浙东路为第四将，江东路为第五将，江西路为第六将，湖北路为第七将，湖南路及潭州为第八将，全部、永州作为广西应援部队为第九将，福建路为第十将，广东路为第十一将，广西路及桂州为第十二将，邕州为第十三将。全国军队总计九十二将，而东南地区兵力在三千以下的，只设置军将统领。而鄜延等五路，还有蕃汉弓箭手，也都分别隶属于各将。

元丰六年，将熙河路的九军合并为五军。

祖宗制定军队的制度有四种，一是禁兵，将兵附属于禁兵；二是厢兵；三是民兵，乡兵、保甲隶属于民兵；四是蕃兵。禁兵，是天子的卫兵。由殿前司和侍卫司统领。其中最为亲近护卫的，称为诸班直；其次由御前忠佐、军头司、皇城司、�骐骥院统领。其余的都用来守卫京师，防备征讨戍守。那些在外地的，不是屯驻、驻泊，就是就地取粮的军队。厢兵，是各州的镇兵。各自驻守在本州治所，专门用来供役使。内部由侍卫司统领，而尚书兵部掌管其政令。从骑射到牢城，名称共有二百二十三种。熙宁年间，开始迁移合并、裁撤废除，只保留牢城来安置有罪发配的人，壮城军专门负责修治城墙，另立为一军。在外教阅的厢军，都各自有定额。那些经过教阅的，称为厢禁军。乡兵，是登记郡县乡里以及靠近边塞的百姓，以及应征募的丁壮子弟，练习武艺，备战守，有的叫义勇，有的叫弓箭社，有的叫保毅，有的叫寨户，有的叫彊人，有的叫土丁，有的叫弩手，有的叫洞丁，有的叫枪手，有的叫枪杖手，有的叫弓箭手，有的叫勇艺，名称根据各地的名称而定，统称为乡兵。熙宁以来，民兵中没有比保甲更兴盛的了，其余的多沿袭旧制。而所谓的蕃兵，是选取靠近边塞的熟户，任命他们的酋长为官，给予俸禄赏赐，从而纠合他们的部众来使用。查考元丰年间的兵籍，禁军共有六十一万，厢军共有二十二万，都有零数。

任命章惇为三司使。

章惇当时任判军器监，率领所属的役兵救火。皇上登楼询问救火的人是谁，左右的人回答是章惇。皇上很高兴，所以有了这道任命。章惇请求借用内藏库钱五百万缗，命令市易司选派能干的人前往四路入中算请盐引，以及趁低价采购粮食。下诏借给他二百万缗，不久又下诏借给他三百万缗购买陕西盐钞。

下诏保留常平钱谷。

在此之前，各路发生旱灾，有关部门不能赈济。皇上告诉辅政大臣说：“天下的常平仓，如果拿出一半散出钱款取息，另一半减价出售粮食，使两者像秤杆和秤锤那样相互依存，不能偏重一方，百姓必定会蒙受恩惠。现在有关部门只推行新法，只想散出钱款，至于常平法的旧规，没有人留意。大凡前代的法度，有可以实行的，应当谨慎遵守。现在不问利害如何，一一更改，难道合乎情理吗？”皇上批示：“各路常平钱谷，十分之一以上散给民间，如果遇到水旱灾害需要救济，以及朝廷紧急挪用，那么突然难以收回，应当迅速指令各州县防备，所管辖已支出和现存的钱数，常保留一半以外，才允许发放。那些现有拖欠未还的户，不要再发放。”

冬十月，设置三司防计司，任命韩绛提举。

明年九月罢免。

十一月己未日郊祀。

十二月恢复元积中等官职。

积中李大临、苏颂、吕大防、�逵、李师中、刘挚、唐�、钱�、孙昌龄、张�、王子韶、程�、胡宗愈、薛昌朝、林旦、�育、张商英、李周、周约、�青、李孝纯、张端、王子渊，共二十四人，有的恢复旧职，有的酌情调动，有的给予合入差遣。当时被贬降应当恢复的有四十多人。吕惠卿心里厌恶的人，就搁置不执行。胡宗愈、刘挚都因言事获罪落职外补。胡宗愈又先被责罚，至此只有刘挚恢复旧职，胡宗愈仍任苏州通判。元丰十年再次大赦，才恢复旧职。

设置熙河买马场。

共有六处运输蜀茶来购买马匹，这是听从王韶的请求。每年买马一万五千匹，接着又下诏增加为二万匹。又下诏茶税息钱也用于熙河买马，仍然罢免原渭州、德顺军的买马场。买马的旧制，只有河东、陕西、川陕而已。河东的最为重要，其后又依赖西边，在蜀地买马已经很久，但不是边军所依赖的。熙河用兵，马道阻塞八年，于是下诏知成都府蔡延庆提举戎州、黎州买马，防备威州、茂州夷人侵边，而西边的马已经到达，下诏罢免。元丰年间缺乏马匹，又设置嘉州、雅州等马场，而马都没有到达，也罢免了。大致蜀马不耐寒苦，比西北的马差得远，所买的数量，只有沈黎最多，其他如戎州、泸州等处，只留存少量马匹，而给予其价值以安抚羁縻而已。

任命王韶为枢密副使。

这是为了奖赏熙河的功劳，其后安南之战，王韶对此表示反对。

译（有人）认为（韶）贪图虚名而忘记了实际的祸患，并且谈论熙河之事，臣的本意是不耗费朝廷的钱粮就可以到达伊吾、庐甘，起初并不打算让熙河设立为路，河、岷设立为州。韶原本就是开辟边疆、开拓领土，迅速晋升到高位，却把劳师费财的责任归咎于朝廷，皇上因此不高兴，元祐十年春天，罢免了韶洪州知州的职务。

译这一年征收头子钱。

三月，下诏规定役钱每贯另外缴纳五文，擅自进行圆融的，以违反制度论处。在此之前，公家的费用有摊派给百姓的，称为圆融，数额多少出于临时决定，贪官污吏借此作奸犯科，于是全部禁止。

九朝编年备要卷十九

<史部,编年类,九朝编年备要求>

钦定四库全书

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 宋陈均撰

神宗皇帝【起乙卯，熙宁八年，止庚申，元丰二年】

乙卯熙宁八年春正月，京东路分为东路和西路。

下雨，树木结冰。

整治监狱，改窜郑侠。

起初议论保甲养马，依照《周官》丘乘的制度，而冯京不以为然。又秘阁校理王安石，见到他的兄长王安石执政，曾经当面驳斥吕惠卿。吕惠卿趁机向皇上说：“郑侠上书言说青苗、免役、流民等事，众人所共知。如果禁中有人披甲登殿辱骂，郑侠怎么知道这些？大概郑侠前后所言，都是冯京让王安石传达的。请求交付监狱彻底查办。”下诏送交御史台，又下诏邓润甫一同推究。吕惠卿议论郑侠应当处以死刑。皇上说：“郑侠所言不是为了自身，忠诚可怜，哪里应该深究其罪？”于是罢免冯京的政事，出任亳州知州。郑侠改窜英州，王安石被追夺官职放归田里。

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同平章事。

起初王安石推荐韩绛、吕惠卿代替自己。吕惠卿既已得势，担心王安石再次入朝，于是预先阻断他的途径。王安石出京后，私下书信中有说：“不要让齐年知道，以及不要让皇上知道。”的人进献给皇上。又兴起李逢案件，事情牵连李士宁。李士宁有道术，王安石居丧时与他同住数年，意图一并中伤王安石。又兴起郑侠案件，事情牵连王安石弟弟王安国，罪至追夺官职。凡是能够陷害王安石的，无所不用其智。又多次与韩绛抵触，韩绛趁机向皇上请求再次任命王安石为相。皇上听从了。吕惠卿听说王安石再次为相，十分惊讶。王安石听到任命，不再推辞。从金陵七天到达京城。

大规模阅兵。

起初唐代李靖的兵法没有全书，而零散见于《通典》。下诏中书检正官王震解释，又命令入内押班李宪、关殿前司步军二千八百人教习。皇上告诉李宪说：“黄帝开始设置八阵法，在涿鹿打败蚩尤；诸葛亮制造八阵图，桓温见到后说：‘这是常山蛇阵势’。这就是九军阵法。到隋朝韩擒虎深明此法，传授给李靖。李靖因为时久遭乱，通晓此法的人很多，所以制作六花阵来变化九军之法，使世人不能通晓。大抵八阵就是九军，九军是方阵；六花阵就是七军，七军是圆阵。大概阵法以圆为体，方阵是内圆而外方，圆阵是内外都圆。所以现在用方圆物体验证，那么方以八包一，圆以六包一，这是九军、六花的大体。六军者，左右虞候各一军，作为二虞候军；左右厢各二军，作为四厢军，与中军共为七军。八阵法者，加上前后二军，共为九军。开国以来，设置殿前马步军三帅，就是中军、前后军帅的别名，而马步军都虞候是二虞候军；天武、捧日、龙、神卫四厢是四厢军。中军帅统制九军，就是殿前都虞候专门总领中军一军的事务，其名称实际与古代九军及六花阵相符，而没有丝毫差错。朕现在采纳古代的方法，斟酌当今的适宜，叫阵叫营，本出于一种方法而已。停止时叫营，行进时叫阵，从奇正来说，那么营为正，阵为奇。于是制定八阵法，而在城南荆家陂大规模阅兵八军阵。”

实行户马法。

听从河北察访曾孝宽的建议，曾孝宽说：“庆历八年曾经下诏河北州军坊郭第三等，乡村第二等，每户养披甲马一匹，以备不时官买，请求检查施行。”下诏听从。

元丰三年春，宣徽南院使王拱辰请求在诸路实行此法。下诏因为国马未备，现在开封府界、京东西、河北、陕西、河东物力户自买马牧养。坊郭户户业及三千缗，乡村及五千缗，养马一匹，各及一倍，二匹至三匹为止，以四尺三寸以上为标准。仍命令提举司建立名册。于是各路提举司上报应当养马数量：开封府界四千六百余匹，河北东路六百余匹西路八百余匹，秦凤路六百余匹，永兴路千五百余匹，河东路三百余匹，京东路七百余匹，西路九百多匹，京西南路五百余匹，北路七百多匹。

七年，下诏京东西路保甲免除教阅，每一都保养马五十匹，每匹给十千，限定京东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数量充足，废除乡村先前以物力养马的命令，尚养户马者免除保马，于是京东西户马改为保马了。

三月辽使再次来，沈括报使。

起初，下诏刘忱等与北方人商议天池庙、黄嵬山麓土断，有明显证据可以理喻的。随后在大黄平北商议，使者指出蔚、朔、应三州分水岭土陇为边界。等到刘忱与他们巡视，没有土陇，于是只说以分水岭为边界。凡是山有分水，他们意图到时候可以欺取。相

译坚持了很久，辽国君主又派遣萧禧前来，递交书信，以沈括等人拖延不决为由进行指责。执政大臣及西上閤门副使吕大忠召集众人商议，打算答应辽国的请求，众人尚未表态。吕大忠进言说：“如果将来他们派遣魏王英弼前来，索要全部关南之地，将如何处置？”皇上沉默不语，于是命令韩缜、张诚一替代沈括等人与辽国使者商议。韩缜等人与萧禧争辩，有时直到深夜。萧禧坚持分水岭的说法不变，而且久留不肯回国。于是命令沈括前往辽国朝廷当面商议。沈括当时是巡视狱讼的御史，突然接到这个命令，宾客都替沈括担忧。沈括说：“力量不足以对抗敌人的愤怒，这才是值得忧虑的；生死祸福，不是我考虑的。”当天请求面见皇上。皇上对沈括说：“敌人的意图难以揣测，假如他们想危害使者，该怎么办？”沈括说：“臣以死承担。”皇上说：“你的忠义固然应当如此，然而你此行关系到一时的安危，你平安则边防计策就平安。礼义由中国发出，争意气对国事没有补益，千万不要这样做。”沈括随即到枢密院，查阅档案，得到契丹近年才开始商议地界的文书，指出石表长城为分界线，现在所争的是黄嵬山，相距三十多里。沈括上表陈述，皇上高兴地对沈括说：“两府不究明始末，几乎误了我的使者，把地图给萧禧看，并赐给沈括银一千两，说：‘没有你，无法驳倒边防诉讼。’”起初，皇上因为敌人贪得无厌，横逆的使者再次到来，赐给前任宰相韩琦、富弼、文彦博、曾公亮手诏，让他们详细陈述接待的要领、防备的方法，秘密上报。韩琦说：“近年朝廷行事，似乎不把大敌当作防备对象，北人见形生疑，一定认为我有收复燕地的意图，所以引用先发制人的说法，派遣使者以争论地界为名，观察我们应对的真实情况如何。导致他们怀疑的有七件事：招纳高丽是一；建立熙河路是二；在西山种植榆柳是三；创立保甲法是四；修筑河北城池是五；创立都作院、颁布弓刀新式样是六；设置河北三十七将是七。我曾深切考虑，起初为陛下谋划的人，一定说自从祖宗以来，因循苟且，治国的根本应当富强，这样就可以鞭笞四方夷狄，恢复唐朝的旧疆域，然后制定礼乐来文饰太平。所以新制每天下达，更改无常。想要攘除四方夷狄以兴起太平，却先使国家困顿动摇，众心离散怨恨，这就是为陛下起初谋划的人大错特错了。认为应当派遣使者回访，优厚地赠送礼物，详细说明朝廷以往的兴作，乃是修备的常规，难道有其他意图？像将官之类，趁机罢免，以消除他们的疑虑。陛下更加休养民力，选拔贤能任用，使天下悦服，边塞有余蓄，国库有盈余，等到他们果然有衰败混乱的迹象，然后才可以振奋威武而恢复旧疆。富弼说：近年西南用兵不息，传闻有人上平燕的计策，北国一定听说朝廷简选兵马，修缮城池，利便器械，聚集粮草，加上招致高丽，想要作为牵制，又设置河北三十七将，所以事先制造事端已经发生，争端势必不肯停止。现在横逆的使者再次到来，就要答应还是不答应？违背他们则迅速招致祸患，顺从他们则留下祸患。我认为不如全部委托边防大臣，坚持长久以来的图籍，尽力诘问。然而北国不是不知道自己理亏，大概想要生事从而兴起战事，万一入侵，事不得已，只严兵等待他们，来则抵御作战，去则防备守卫，这是自古以来中国防备边患的要领。如果就想深入敌境，实在担心万一有失，其害不小。文彦博说：中国抵御戎狄，守信为上，庆历誓书明确记载，雄州所管辖的白沟，两朝遵守已久。现在萧禧想要以雄州北亭为界，只以誓书为证，他们虽然诡词难夺正论，又事有逆顺，理有曲直。如果他们敢于萌生犯顺之意，朝廷已经严加预备了。大体上中国的军队，利在作为主人，以主人等待客人，道理上必胜。传闻陛下决意亲自征讨，事情如果这样，那就是用我们的虚声招致他们的实来。张虚声者必有疏略的忧患，作实来者必尽周密的考虑。我认为趁着现在横逆使者的到来，可以把他们怀疑我们的几件事告诉他们：凡是武备，乃是中国常事，不是想要对外兴兵征伐。向来小蕃有过的，必须问罪。如果我国两大邦交好已久，岂可轻易改变？他们因为朝廷每年给予财物才成为国计，难道没有顾忌？我更担心有迎合圣意的人，陛下不应偏听。现在又河朔连年饥荒，如果战事连绵未解，即使金汤之固也不守，事先考虑，就没有后患。曾公亮说：边境的情况，畏惧强大欺侮弱小，关键在于控制得法。请求选择臣下回访，告诉他们北国生事，中国包容的意思。至于疆界，查验既明，不可侵犯逾越，使他们的君主明白，不被邀功的臣下所迷惑，一定不敢萌生犯顺之意。况且今天的形势，与雍熙、景德年间不同，河北兵力已经加倍增加，又加上民兵及行阵训练，多出庙算，不是没有防备。有人说河北戍兵未经征讨，那么陕西、河北近有战胜之兵，自然可以调发。北人万一犯边，愿先断绝他们的岁赐，用良将劲兵临阵，他们也是自取灭亡的时候，只是定州最为控扼，如果刚进入界口，我们用重兵夹攻，没有不克的。又大河之险，可敌坚城数重，敌寇到达北岸，前不得进，后不得逃，王军仍在南岸排列强弩持守，这是必胜之势。

译夏四月，下诏举行禘祫大祭，供奉僖祖神位面向东。

罢免黄河南北的监牧机构。

这是听从都承防曾孝宽的请求，曾孝宽请求将这些土地交给百姓，用其租税作为草料费用，于是下诏只保留沙苑一个监，〇群牧司，其余八个监一并废除，将牧地的租税供给市易务作为茶本的钱，剩余部分寄存在常平司生息，用来支付购买马匹的费用。

本朝的马政，内部有骐骥两院、天驷四监、大厩二场，以及上下监。外部则在黄河南北设有十二个监，都由群牧司掌管。后来又分别设置了黄河南北两使。至此商议废除监牧，群牧制置使文彦博说这不合适，下诏让元绛、蔡确考核其利弊，上报朝廷。于是中书密院说：黄河南北十二个监，从熙宁二年至五年，出产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供骑兵使用的二百六十四匹，其余仅够配备驿站传递。而两个监牧的吏卒杂费以及所占土地的租税，每年为钱五十三万九千多缗，计算所产马匹折合钱三万六千四百多缗而已。如今三个监已废，估计九个监现存的马三万匹，如果不改变制度，就会日渐损耗。于是最终废除了它们，将其中好的马匹分〇给各监，其余的马匹都变卖。

河东马军现有马九千五百多匹，兵部请求罢免支填候，减少到五千匹，增加义勇、保甲马五千匹，共计一万匹为定额。枢密院说：保甲养马，难免强制摊派，兼恐草料饲养不及时，不善于调教驾驭，紧急时无法应用。又应当保留官马以减轻民间的数量，与中书难以长久，最终听从了兵部的建议。下诏暂且依旧支填候，教成义勇、保甲另作安排。

湖南水灾

潭、衡、道、邵四郡

施行奉元历

在此之前，下诏更改制造新历，提举司天监沈括说：“淮南人卫朴通晓历法。”召卫朴到来，卫朴说：“崇天历节气滞后于天象，明天历朔日滞后于天象。”下诏让卫朴改造，卫朴凭借自己的学问进行制作，比照明天历朔日减少二刻。至此，历法完成，沈括呈上，赐予名称奉元。

罢免耆户长壮丁

用他们的雇钱招募人承当帖职，〇保正，每上户十至三十户轮流出一丁充当保头，负责催征赋税，一税一替。保内被盗五十天未抓获，要备赏钱。窃盗不超过二千，强盗不超过五千，贫户免除缴纳。皇上说：“既然让他们出钱免役，却又让保丁催税，既对百姓失信，又保丁只应让他们习武，不可让他们做两件事。”王安石说：“保丁、户长都是由百姓担任。如今罢免差派户长、保丁催税，没有往日勾追呼集科扰的痛苦，而数年或十年以来才一次，催税不过三十多家，于人情无所痛苦。”皇上又说：“既出钱免役，又出赏钱，怎么行？”王安石说：“强盗每户出钱六十，窃盗每户出钱三十，贫乏又免除，无所痛苦。”皇上说：“利害加于天下，极宜审慎。”另一天皇上又想用役钱代替赏钱，并且说：“二百五十家共同承担责任，不对，应当让二十五家均出，宁可厚待也不伤害，这也是为了惩戒他们。”王安石请求按皇上命令施行，但不可太厚。

世居等谋反伏诛

羽林大将军世居，因与前余姚县主簿李逢等人谋图不轨，赐世居死，李逢等人伏诛。

录赵普后裔

五月雨土及黄毛

六月导汴入蔡河

以通京西之漕

颁王安石经义于学官

加王安石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惠卿、王雿、吕升卿升迁有差别。王安石辞谢所迁官职，皇上说：“卿修撰经义有功，是想用卿的道德倡导天下士大夫，所以有此任命，不必辞谢。”王安石又撰写《字说》二十四卷，学者于是传习它。从此先儒的传注全部废弃了。

王雿辞谢赏赐，皇上想最终任命他。吕惠卿认为王雿称病避宠，应当听从，于是听从了。从此王、吕之间的怨恨更深。

定嫡孙承重法

下诏五服敕增加：嫡子死无众子然后嫡孙承重，即嫡孙袭封爵位的，虽有众子仍承重。

韩琦去世

当时任相州知州，去世前一夜，大星陨落于州治，厩马都惊动。皇上听到讣告，停止朝会发哀，又命顾护其家，非常优厚。御制碑文记载其大节，篆首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谥号忠献。韩琦天资忠厚，能决断大事，言辞气度雍容，人们不见其忧喜之色。凡是所建明，只看道义如何，不私于己。轻财好施，家无余财。折节下士，无贵贱，礼遇如一。奖拔贤俊，如果公论所认可，即使素来不悦，必收用之。后世议论贤相者，必称首焉。不久下诏以配享英宗庙庭。

秋七月命韩缜如河东割地

起初，萧禧至馆中，留不肯走，必欲以分水岭为界。皇上派内侍李宪许诺，以长连城、六蕃岭为界。萧禧仍不从。王安石劝皇上说：“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于是下诏于分水岭画界，派使者持图给萧禧看，萧禧才离去。至此，命韩缜往河东割新疆给他们，凡东西失地七百里。

邵伯温说：“呜呼！祖宗故地，谁敢以尺寸不入王府图

译啊！王安石轻易地将土地割让给邻国，又建立以攻取为获取的理论，致使后世的奸臣将讨伐燕地视为神宗的遗愿，从而导致天下的动乱。王安石的罪过，难道还数得尽吗！」

译皇上曾问张方平：“祖宗防御外敌的策略，哪一种更好？”张方平说：“太祖不致力于远征，像夏州的李彛兴、灵武的冯晖、河西的折御卿，都顺从他们的部落首领，允许他们世代承袭，所以边境无事。董遵诲捍卫环州，郭进守卫西山，李汉超镇守关南，都长达十多年，优厚他们的俸禄赏赐，放宽对他们的法律约束，并且很少派遣军队。各位将领财力丰足而威令畅行，间谍侦察精细详审，官吏士兵效命，敌人入侵总是预先知道，集中兵力抵御，作战没有不胜利的，所以用十五万人获得了百万人的效用。直到太祖去世，边境不惊恐，天下安乐。等到太宗平定并州，想要接着夺取燕蓟，从此每年都有契丹的忧患。曹彬、刘廷让、傅潜等人打了数十仗，各自损失士兵十多万。又将李彛兴、冯晖的几个家族内迁，导致李继迁的变乱，三个边境都受到骚扰，朝廷才开始晚食（形容政务繁忙）。真宗初年，赵德明归顺，等到澶渊之役取胜，于是与契丹结盟，至今百姓不识兵器。祖宗的事情，大概如此，也可以作为鉴戒了。近年边境大臣提出开拓的议论，都是行险侥幸的人，想用天下的安危来赌一把，事情成功了就自身谋取利益，不成功就让陛下承担祸患，不可听从。”

八月庚寅朔日发生日食。

阴云遮蔽看不见。

发生蝗灾。

命令捕捉蝗虫，用粟米交换。

韩绛被罢免。

韩绛担任宰相，多次与吕惠卿意见不同。王安石再次拜相，议论政事更加不合。韩绛屡次称病请求罢免，至此被罢免，任许州知州。

修筑京城。

征发河北京东的士兵，以及征发监牧的卒丁来修筑。元丰元年冬天，工程完工。城墙周长五十多里，高四丈，宽五丈九尺。外城距护城河十五步，内城空出十步。命令知制诰李清臣撰写记文，刻石立于南薰门。

九月设立武举绝伦法。

冬十月吕惠卿被罢免。

王安石与吕惠卿的怨恨日益加深，吕惠卿因为王安石派遣堂吏拿着御史中丞邓绾的奏章给他看，于是上疏自我辩白，并且说王安石常说用法必须严厉，召见臣下即使有智者也不敢开口，那么事体就能统一。王安石的意图不仅仅是为了自身，为了国家也想要这样，天下就是敌人。虽然能禁止亲近的人进言，但天下人怎么办？又说：王安石每次对陛下说，怀着狐疑之心的人来防备贼人的口，持有不断之虑的人开启群枉之门。王安石却不自己通达这个道理，每天只被吕嘉问、练亨甫几个人包围了，其余人更无法进言。昨天王安石刚到，臣请求去位，陛下认为王安石没有疑虑吗？臣还认为不是这样。现在看王安石这样，却是臣兄弟纯粹没想到这一步。御史蔡承禧上奏：吕惠卿开口就欺骗君主，执笔就玩弄法律，存心就结党营私，迈步就肆意奸伪，避权畏义的士人认为他庸俗鄙陋，尽心去邪的人认为他害人害物。贪利希附的人认为他贤善，互相推举。他说谁可以侍从，谁可以监司。列举事实十余条，于是下诏让吕惠卿出任陈州知州。邓绾等人先前说吕惠卿借知华亭县张若济之手，向富民借钱买田的事，下诏派遣司农寺簿王古弹劾张若济。不久又下诏让徐禧等人与王古一起根究。邓绾说吕惠卿事情败露，请求诛杀流放，并且说四方象恭的诛杀哪里需要检阅法律？两观伪辩的杀戮无需计算赃物。蔡承禧也说吕惠卿罪恶昭著，而徐禧等人务必掩盖，于是命令浙东转运使蹇周辅前往秀州审讯此案。不久吕惠卿上疏说：周辅、邓绾是同乡，按法律有回避的妨碍，于是命令秦凤提刑李竦一同审讯。起初王安石既与吕惠卿交恶，让徐禧、王古等审理华亭狱，没有得到吕惠卿的罪证，又让周辅审理。王安石儿子王雱还担心得不到罪证，严厉责备练亨甫、吕嘉问。练亨甫、吕嘉问于是共同商议取邓绾所列举的吕惠卿罪状上报，皇上拿给王安石看。王安石谢罪说没有这回事，回家问王雱。王雱才说出实情，王安石因此自愧，多次告诉皇上请求离去。皇上对待王安石，从此心意也稍微衰落了。

元丰十年春天，案件审结。张若济因枉法贪赃，杖脊，流放沙门岛。郑膺因诡名射田，温卿因借旧任弓手钱，冲替转运使王廷老、提刑晁端彦因连累，降职处罚各有差别。郑膺是吕惠卿的舅舅，在两浙权势横行，人称郑六舅。先前，周辅及李竦一同审讯得到吕氏家族奸利的事，追查很急。恰逢邓绾败落，吕氏家人送药，药名叫做“绾出汤”，因此告诉周辅。周辅听说后，于是不再为王安石家族尽力，最后减轻吕氏家族的罪行，上报案件。

彗星出现在轸宿，大赦天下，征求直言。

下诏说：近年以来，灾异多次出现，山崩地震，旱灾接连不断。现在彗星出现在东方，变化尤其大，于是下诏内外臣僚直言朝政得失。王安石说：晋武帝五年，彗星确实出现在轸宿；十年，轸宿又有孛星。而他在位二十八年，大概天道遥远，所应当尽的是人事罢了。裨灶预言火灾，而验证后想要禳除，国侨不同意，郑国也不再发生火灾。像裨灶那样，未免荒诞，何况现在的星象家，哪里值得说呢？

富弼说：“臣近日忽然听说特别宣布大赦，出于非常之举，又听说另外降下手诏，允许中外臣僚直言朝政的缺失，士人百姓喧呼鼓舞，道路上臣再详阅手诏，乃是陛下亲笔，不是学士所作。以至累年灾异，如山崩、地

译地震、旱灾、蝗灾之类的灾异，前后都包括在内，一一归咎于自身，言辞防备（灾异）而充满哀痛，深切而明白。忠义之士读后，没有不感动哭泣的。所以灾变不久就减轻了。去年长期干旱，陛下曾经降下手诏，允许臣僚上封章议论政事，人们正感到喜悦，每天等待朝廷采取措施，不知是谁进谗言累及圣德，竟然反悔收回成命，于是天下人大失所望。如今天变更加严重，诏书的命令更加恳切，陛下必定不会再重蹈前车的错误。况且诏书中说：“朝廷的缺失，我将虚心改正”，这足以显示圣意敬畏上天、爱护百姓，已经到了极点。然而我私下听说外面的议论都说天下弊病很多，皇上大多应该不知道。我希望陛下全部采纳群臣的奏章，不遗漏疏远卑贱之人，在万机政务的闲暇，一一亲自阅览，选择那些众说相合的意见，果断而不疑惑，尽力施行，践行虚心改正的诺言，以回应天文特别重大的灾变，使恩泽遍及天下，急迫得像传递公文一样迅速，那么人心就会心悦诚服，而天道也会助顺了。如果只委任臣僚设立机构处理，恐怕会有观望隐瞒的情况，那就辜负了圣君敬畏上天、爱护百姓、不吝惜改正过错的本意了。”

译张方平说：“新法实行已经六年，事情的利弊，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尽的。人是天地的心，天地的变化，实际上是由人心造成的，所以和气不应验，灾异接连到来。看来事情一定有不符合民意的地方。法令既然不协调，事情就必须改变。如果因为害怕改变而迟疑，百姓将难以忍受，这是我为陛下痛心疾首，一夜之间多次起身的原因。”又说：“以前的大事如果有失误，不能不后悔；以后的祸患如果存在，不能不警惕。就像救火救人一样，形势不能迟缓，迟缓就来不及挽救了。”

吕公着说：“我现在所说的，并不是说今天的法令都不可行。陛下如果能广泛开启智慧，接纳正直的人，公正地听取并观察，穷尽天下的议论。事情好的，固然应当保留；那些不好的，就应当舍弃。如果确实不便，不要因为已经实行而害怕改变；言论有可取之处，不要因为意见不同而被废弃。这样就不必劳烦陛下的神明，不惊动众人的耳目，而各种事务都能有条理，百姓得以安定。百姓安定，然后才可以充实军队和粮食来抵御外侮。”又说：“子产执政的时候，一年时百姓歌颂他说：‘谁杀了子产，我愿意跟随他。’三年后又歌颂他说：‘子产如果死了，谁能继承他？’现在陛下垂衣拱手、仰赖臣下成就功业已经七年了，百姓的歌颂没有听到与七年前不同的。难道是左右的臣子蒙蔽陛下，使天下的事情不能上达听闻吗？”舜说：“在于了解人，在于安定百姓。”希望陛下以了解人、安定百姓为优先，清除污秽、推行新政，来回应上天的谴责。

废除手实法

当时奉命出使的官员到来，剖析秋毫般细微，天下人对此感到痛苦。司农寺又下令各路，如果不及时施行，就以违反制度论处。知密州苏轼不肯执行，对提举常平官说：“违反制度的罪名，如果是出自朝廷，谁敢不服从？现在出自司农寺，是擅自制定法律。”怎么办？使者惊讶地说：“暂且缓一缓。”到了这时，御史邓绾也上奏陈述其利弊，于是有了这道诏书。

十一月王安石请求退休不被允许

在此之前，王安石因病在家，皇上派遣中使慰问，从早到晚，往返十七次。太医官诊脉的情况，都让駚行亲事带着奏章进呈。病愈后，又给予十天假期。将要安定下来，又给予三天假期。又命令辅政大臣到他家中商议政事。当时有不依附新法的人，王安石想要深究他们的罪责，皇上不同意。王安石争辩说：“不这样，法令就无法推行。”皇上说：“听说民间也很苦于新法。”王安石说：“严寒酷暑，百姓还会抱怨，这难道值得防备吗？”皇上说：“难道连对严寒酷暑的抱怨也没有吗？”王安石不高兴，退下后称病。皇上派遣使者慰勉他，他才出来任职。他的党羽为王安石谋划说：“现在不任用门下士，皇上向来不喜欢的人，如果突然提拔重用，那么权力就会减轻，将有窥探人间空隙的人。”王安石听从了，皇上也高兴王安石出来任职，凡是所进呈拟任的人选，都听从，从此王安石的权力更加重要。

交趾侵犯边境，攻陷钦、廉等州，任命赵高和内侍李宪讨伐他们。在此之前，知桂州沈起、刘彛相继派遣官员进入溪洞，召集土丁组成保甲。接着命令在海滨集结水军，寓教水战，禁止州县与交趾人贸易。交趾人怀疑，大举分三路入侵，号称八万人，包围邕州。十一月攻陷钦州，到这时攻陷廉州。所攻破的城邑就在街道路口张贴布告，说所管辖地区叛逃到中国的人，官吏庇护隐藏，向桂管申诉没有回应，所以我率领军队追捕叛逃者。又说桂管防备检阅峒丁，说想要讨伐我们。又说中国实行青苗、助役之法，使百姓穷困，我现在出兵想要拯救他们。王安石愤怒，推荐赵高为安南招讨使，统领九将军进讨。李宪、燕达作为副使，王安石还亲自起草诏书晓谕他们。诏书中有这样的话：“上天显示帮助顺从者，已经预示布新之祥；人们知道侮辱灭亡者，都怀着敌忾之气。”王安石最不相信《洪范》灾异的学说，对于彗星却归咎于交趾。说正月攻陷邕州，广西都监张守节率领军队救援邕州，在昆仑关战败，死在那里。州城被围四十天，知州苏缄日夜慰劳士卒，发射神臂弓，击倒敌人、杀死众多不可胜数。敌人四面攻城，城上发射火箭焚烧他们的云梯冲车，前后杀死数万人。敌人计策已尽，想要撤退，而外援不到。恰好有教敌人用土袋填城以登城的人，城于是陷落。苏缄说：“我义不死于贼手。”于是回到州衙，命令他的家人三十六人都先死，把尸体藏在坑中，放火自焚。敌人到来寻找苏缄没有找到，杀死官吏、士卒、民丁五万余人，以一百颗头为一堆，共五百八十堆，加上钦、廉州死者大概十万人，并毁坏他们的城。起初州城被围很久，粮储已经耗尽，井泉都干涸，人饥渴时汲取沤麻的污水来喝，多患痢疾，死者相枕，而人没有叛变的意志。不久赠苏缄奉国军节度使，谥号忠勇，赐京城第一区上等田地十顷，让他的亲族七人做官，让他的儿子苏元做阁门只候，脱去丧服充任召募舟师副将，赐他在便殿对答，皇上抚谕甚至，并且说：“邕州如果不是你父亲守御，像钦、廉二州贼兵到来城破，乘胜奔突，那么宾、象、桂州都不能保全了。从前张巡、许远凭借睢阳庇护江淮，比较起来你父亲并不远远超过他们。”

按照《四朝国史》忠义传，从苏缄以下到吴革，共三十八人。外面也有列在列传中的，现在随事附在后面。

丙辰，熙

译元祐九年春季二月，将沈起、刘彛流放。

译自从王安石执政以来，首先任用王韶夺取熙河，以切断西夏的右臂；又想夺取灵武，以切断辽人的右臂；又任用章惇担任察访使，以攻取湖北防峡地区的蛮族。于是进言的人说交趾已经被占城打败，兵众不满万人，也可以计算日期去攻取。王安石于是起用沈起担任桂州知州。沈起到任后，就派遣官员进入溪峒地区召集土丁编为保伍；又在融州边境设置城寨，诛杀的人数以千计。交趾人对此提出抗议。皇帝亲自批示谕示中书省说：“熙河正在用兵尚未停息，而沈起又在南方为了邀功而妄作妄为，应当迅速罢免沈起，治他擅自招纳的罪。”于是用王彛代替他。王彛到任后，又挑起事端。于是交趾人大举入侵。到这时，将沈起贬窜到郢州，王彛贬窜到随州。不久削除名籍，编管到涪州。

任命郭逵为安南招讨使，赵髙作为副手。

出现雨雹。

三月，皇帝亲自考核举人。

赐予徐铎以下一千一百多名进士及第或出身，等级有所不同。旧例赐予期集钱三千缗，其他科目七百缗。进言的人说他们多假借名目，胡乱花费，于是下诏赐予五百千，其他科目二百千。

西蕃果庄侵犯边境，韩存宝击败了他们。

夏四月，茂州夷人侵犯边境，命令内侍王中正经制处理。

五月，两浙路分为东、西两路。

秋七月，下诏收录昭宪太后的族人。

下诏从今以后遇到大礼，恩赐其族人一人。

八月，停止出卖祠庙。

判应天府张方平进言：近来颁布新制，所有祠庙依照坊场、河渡招募人承买，收取净利。管辖下的五十多座祠庙，百姓都已经承买。阏伯主祭火神，火是国家盛德所乘载的。微子在宋国开国，也是本朝受命建号的依据。又有双庙，是唐代张巡、许远的庙宇。现在既然允许承买，小人以利益为事，必定在其中营谋招聚，纷杂冗杂，每年收入很少，实在损害大体。请求不要出卖这三座庙，以符合国家严恭的心意。皇帝批示：司农寺出卖天下祠庙，辱国亵渎神灵，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司农寺迅速命令不再施行。今后市易司创改条例，一并呈报听候旨意。

第二年二月，中丞邓润甫进言：“兴利之臣议论，前代帝王陵寝，允许请射耕垦，而司农寺同意了。因此，唐代的诸陵都被砍伐，听说昭陵已经砍伐无遗。请求下达所属部门依旧禁止。”下诏听从。

冬十月，邓绾、练亨甫被罢免。

邓绾从中丞被夺职，担任虢州知州。练亨甫从中书户房习学被罢免，担任漳州判官。起初，王安石因病请求离职，闭门不出。邓绾进言应当任用他的儿子，并且推荐他的女婿，又替王安石请求赐予宅第，举荐彭汝砺为御史。不久又自己陈述举荐失误，请求用其他官员代替。皇帝发怒。王安石听说后，上奏让邓绾担任国司直。于是替宰相祈求恩宠，极伤国家体统。臣听说彭汝砺曾经与练亨甫不和，邓绾听从练亨甫的劝说，所以请求另举官员。像邓绾这样的人，岂可让他执法在议论思虑之地？练亨甫也不应当担任宰相属官。请求将我上奏的内容交付外朝，处以典刑。于是有了这道命令。邓绾起初因为依附王安石，担任言官。等到王安石与吕惠卿互相倾轧，邓绾极力帮助王安石。皇帝更加厌恶王安石的所作所为，邓绾害怕王安石出朝而失去权势，屡次挽留他。对皇帝更加无所顾忌。练亨甫阴险浅薄，谄媚侍奉王安石之子王雱，以此进升至此，都被斥退。

王安石被罢免。

王安石再次担任宰相时，屡次称病请求离职。等到儿子王雱去世，尤其悲伤不堪，极力请求解除机要职务。皇帝更加厌恶王安石的所作所为，于是让他出京担任江宁府判官。王安石被罢免后，就坚决请求奉祠，退居钟山。直到元丰末年，不再被召用。晚年他在钟山书室，多次写“福建子”三个字，大概是恨被吕惠卿陷害，后悔被吕惠卿误导。

起初，司马光写信告诫王安石，争论青苗法，并且说：“巧言令色，鲜矣仁。”那些忠信之士，在您当权时，虽然龃龉可憎，后来必定慢慢得到他们的帮助；谄谀之士，现在确实有顺适的快乐，一旦失势，必定有出卖您来推销自己的人。”意思是说吕惠卿。对宾客往往指着吕惠卿说：“颠覆王氏的，一定是吕惠卿。”小人本来以利结合，权势倾覆利益转移，什么事做不出来？其后六年，吕惠卿背叛王安石，上书告发他的罪行。只要可以颠覆王氏的，没有不做的。由此天下信服，司马光先知先觉。

王雱去世在六月，享年三十三岁。王雱先患疽病，又听说吕惠卿揭发他的隐私，愤怒加剧而死。王雱性格刻薄阴深，喜欢杀戮，常称商鞅为豪杰之士，说不诛杀持异议的人法律就不能施行。曾劝王安石诛杀不服从命令的大臣，王安石说：“儿子错了。”

元丰七年，王安石请求将所居住的上元县园屋改为僧寺，下诏赐额报宁。有人说王安石喜爱王雱，王雱性格险恶。王安石在政府任职时，凡是他所作所为不近人情的，都是王雱实际指使的。王雱死后，王安石哀悼，久而不忘。曾经恍惚看见王雱背着铁枷，像重罪囚犯的样子，于是有了这个请求，大概是为王雱向佛求救。

任命吴充、王珪同平章事。

十二月，命令内侍李宪措置秦凤熙河边境事务。

诸将都听他节制。在此之前，邓润甫等人进言：“李宪名义上是措置边境事务，其实诸将都受他节制。”唐宪宗时，王承宗叛乱，任命吐突承璀为招讨处置使。谏官白居易等人进言：“古代没有中

译如果让宦官担任大帅，恐怕会招致四方的嘲笑。如今陛下所做的事，都将成为万世的法则，怎么能让国史记载‘宋朝由宦官统领军队’是从陛下开始的呢？”又进言说：“自古以来，没有把兵权交给宦官而不发生叛乱的。”言辞非常激切，皇上宽容地对待了他。

译交趾归顺

郭逵在富良江击败交趾军队，距离交州三十里，俘获伪太子洪真，李干德请求投降，宋朝获得广源等五州的土地后撤军，将广源州改为顺州。这次战役，官军八万人，死亡十六人，郭逵起初想要渡江直趋交州，随后说：“我愿以一人之身保全十万人的性命”，于是班师回朝。

丁巳日，熙宁十年【辽太康三年】春正月，任命范纯仁为庆州知州。范纯仁取代楚建中，擅自动用常平仓和封桩库的粟麦，收容安抚流亡百姓，救活了许多人。蓬草生长遮蔽田野，结出的果实像粟米一样，官府和百姓都靠它维持生计。他又为百姓寻求耕种的工具，当年获得丰收。有人进言范纯仁发放粮食过多，朝廷派遣使者查访，民间百姓都争先向官府缴纳赋税。等到使者到达时，已经没有拖欠。邠宁一带有丛葬的乱坟，使者挖开几具尸骨，弹劾范纯仁救活百姓不实之罪，下诏彻底查办。原来这是楚建中封存的情况。朝廷想要治楚建中的罪，范纯仁上奏说：“楚建中遵循法律，正在申请处理措施，而百姓已经死了很多。我只是顺着他的措施，勉强避免百姓流亡，并非我的才能术数能达到这样。”楚建中因此被判处罚铜。

二月，果庄贼在岷州被种谔击败

确立盐钞贴纳法

起初下诏三司研究盐法的利弊。至此三司说：盐法的弊端，是由于熙河路的盐钞超过额度，所以盐价便宜而军粮昂贵。又因为东、西、南三路通商，郡县强制购买官盐，所以商旅不通。现在盐法应当改革，官府专卖应当停止。请先暂时沿用旧钞的印识，旧盐实行加纳之法。官府全部收回旧钞，那些已经发出的盐约，听任商人自行承接，按照新价增加。印盐席发给符验，提举司卖盐都按新价承接旧钞。商人愿意对行算请的听任，另外划定官府卖盐的地区。旧制河南、曹、濮以西都食用解盐。自从仁宗时解盐通商，官府不再专卖。熙宁年间市易司开始专卖开封、曹、濮等州。八年张景温负责出卖解盐，于是开封府界阳武等十一县，曹、濮、河中府等八州都由官府自行售卖。不久又启用商人，商议划分通商及官卖州县。盐价既然增加，百姓不肯购买，于是强制百姓自行购买官盐，根据其贫富和职业制定多少的差异。有买卖私盐的，听任他人告发，重重给予赏赐，用犯人的家财充作购买官盐。食用不完，留到第二天的按私盐法论处。于是民间骚动怨恨。盐钞旧时每席六缗，当时只有二缗有余，商人不再向边境输送粮食，边防储备失去保障，于是商议更改之法。召陕西转运使皮公弼入朝商议。皮公弼极力陈述官卖盐不便。沈括任三司使，不能驳倒皮公弼的意见。王安石正支持张景温，沈括迎合王安石的心意，于是说通商则每年损失官卖盐钱二十多万。王安石离职后，沈括在三司，于是说官卖应当停止。于是河阳、同、华等州，陈留各县通商，其收入不及官卖的州县官府又自行售卖。澶、濮、阳武等州县如旧官卖。皇上曾对辅臣说：“先前因为陕西用度不足，让在京师购买盐钞，大概是想权宜之计让盐价飞涨的钱流通到塞下，而拿出五百万缗钱，不能救其匮乏。朝廷开始处理，应当谨慎慎重，有利于国家的姑且安静等待。”元丰元年，听从转运使蹇周辅的请求更改福建盐法。蹇周辅说：建、剑、汀、邵武请求停止官卖，稍微降低盐价，招募上等户为铺户，官府给券，规定每月所卖数量，从官场购买。于是每年税额比旧额颇有增加。

四年，更改江西盐法，也是听从蹇周辅的请求。起初每年运输淮盐十二纲至潭州，等到章惇察访湖南，符令本路提刑处置搬运广盐，增加额度出卖，然而还未实行。章惇既已参政，有个叫郏亶的人迎合章惇的心意，推仿湖南之法，请求运输广盐到江西。下诏蹇周辅前往江西考察，于是奏请通广盐于潭州、南安军，又均分淮盐于洪、吉、筠、袁等州，来补足旧额。立法严酷，百姓遭受其害。旧时江西盐场允许百姓购买朴盐，全部登记在官卖之中。

夏四月，河北京东盗贼兴起

派遣使者安抚

五月初，给贫民发放粮食

下诏各州检查户籍，年老有病且贫穷不能自存的人，登记之日每天供给粟豆，从十一月到三月停止。

盗贼廖防侵犯南剑，秋七月命令内侍王中正讨伐他。

起初，命令刘定体量安抚。不久任命王中正为都大提举福建招捉盗贼，所有兵官及捕盗官都听王中正指挥。凡是札付给刘定的，都令王中正处置。

黄河大决口，北流断绝

溢出卫州王供及汲县上下埽，怀州黄河、沁河，滑州韩村，于是在澶州曹村大决口。澶渊北流断绝，河道南移，向东汇聚于梁山、张泽泺，分为二支：一支合南清河流入淮河，一支合北清河流入大海。总共淹没州县四十五个，而濮、齐、郓、徐尤其严重，毁坏民田三十万顷，房屋三十八万户。下诏派遣内侍张茂则会同判都水监刘浍考察闭塞决口。不久下诏泛滥的民田，官府为之疏通沟渠。受灾州县免除赋税，老幼疾病不能自存的人，每天供给口粮。知大名府文彦博说：“臣正月曾经上奏，德州河底淤积，泄水迟缓，上游必然堵塞。如果不预先制定措施，必然溢出魏博、恩、澶等州的境界。而都水略”

译没有采取任何治理措施，只是加固防止东流的北岸罢了。如今果然发生大规模决堤泛滥，这并非天灾，实在是人力没有尽到所致。”

译十一月，下诏规定：河北京东西路、淮南等路征发民夫前往黄河工地服役的，如果距离服役地点七百里以外，愿意缴纳免役钱的，听任其缴纳，每名民夫免役钱最多不超过三百五十文。

八月，廖恩投降。

九月，追赠邵雍官职。

起初，朝廷授予邵雍将作监簿的官职，邵雍推辞了。到这时，邵雍去世，追赠著作郎，谥号康节。这是因为河南府上报说邵雍的德行义举在乡里闻名，请求追赠官职以表彰他。邵雍字尧夫，卫州人，刻苦严谨地治学，有几年夜里睡觉不用枕头和席子。有个叫王豫的人，以老师自居，听说邵雍研习《易经》，便召来教导他。王豫与邵雍交谈了三天，猛然起身拜谢，稍微有些自负于自己的才华，慷慨激昂，怀有大志。邵雍既已发愤学习，便仰慕高远的境界，宣讲先王的事迹，认为必定可以实现。等到他学问更加老成，德行更加超脱，心境安闲高明，观察天地的运行变化，阴阳的消长，从而通达万物的变化。然后他顺应自然，安然归隐。他曾经游历吴楚，贯通秦鲁，客居晋梁，后来迁居到洛阳。在洛阳将近三十年，茅屋土墙，挡不住风雨。他亲自耕种来赡养父母。平时致力于在家中讲学，不曾强迫别人听他讲话，但前来请教的人日益增多。士人路过洛阳的，必定要去他的住处拜访。邵雍与人谈话必定依据孝悌忠信的原则，乐于称道别人的优点，不提及别人的缺点。所以无论贤良还是不肖的人，没有不亲近他的。每年农历二月出门，四月停止；八月出门，十一月停止。每次出门，人们都倒穿着鞋子出来迎接，争相准备酒食，不再呼唤他的姓名，只说“我家的先生来了”。乡人按照他居住的安乐窝的样子建造房屋来等待他的到来，称为“行窝”。邵雍去世后，有人挽诗说：“春风秋月，嬉戏的地方变得冷落。”行窝有十二家，洛阳的风俗美好到了这种程度。

邵雍的学问得自李之才，李之才字挺之。挺之说他的学问得自穆修，穆修字伯长。推究其源流，久远而有头绪，至于纯粹统一不混杂，汪洋浩瀚高大，这是邵雍自己领悟得到的。他有书十二卷，名叫《皇极经世》。诗集名叫《击壤集》。程颢曾经对人说：“我接待的人很多，不混杂的只有三个人，张子厚、邵尧夫、司马君实罢了。”

设立义仓。

从京城附近开始，后来普遍推行到各路。

冬十月，停止出售祭服。

当时，三作坊退卖祭服，进言的人说祭祀的物品转移作其他用途，就不是用来尊崇供奉神灵的了，下诏不要出售。

十一月，确立内侍观察使的任职限制法令。

下诏规定：两省都知、观察、押班以及升至观察使的人，如果因年资或功劳，只允许转任使职。名额虽然有特别恩赐，命令枢密大臣执奏。

甲戌日，举行郊祀。

十二月，张载去世。

当时，张载任同知太常礼院，请假西归，行至临潼，去世。

康定年间用兵时，张载才十八岁，慷慨激昂地以功名自许，上书拜见范仲淹。范仲淹知道他有远大的器量，想要成就他，反而责备他说：“儒者自有名教，何必从事军事？”于是劝他读《中庸》。张载读这本书，虽然喜爱它，还认为不够，于是又访求佛道之书，多年穷究其学说，知道没有所得，反而回到六经中寻求。嘉祐初年，在京城见到二程，共同谈论学道的要领，于是豁然开朗，自信地说：“我的道自足，何必旁求？”于是完全抛弃异端之学，淳朴专一。他担任云岩县令，政事大体以崇尚根本、改善风俗为先，每次用俸禄准备酒食，召集乡里高龄的老人到县庭，亲自为他们劝酒，使人知道养老尊长的道义，趁机询问民间疾苦以及他们训教子弟的意图。皇上继位的第二年，因为吕公著的推荐，召入朝见。皇上询问治国之道，他以逐渐恢复三代的治世来回答。皇上高兴地说：“你应当入见二府商议政事，朕将要重用你。”张载后来见到执政大臣，执政大臣对他说：“新政的变更，担心不能胜任事务，向你求助，怎么样？”张载回答说：“朝廷将要大有作为，天下的士人愿意追随在后。如果与人为善，那么谁敢不尽力？如果像教玉人雕琢玉石一样，那么人本来就有不能胜任的。”执政大臣沉默不语，所说的话大多不合。任命他校勘崇文院的书籍，推辞未得，谢恩后复职去浙东审理案件。案件审理完毕，入朝，恰逢弟弟张戬因进言获罪，更加不安，于是请假西归。横渠之后，又召还旧职。恰逢有人想讲行冠婚丧祭之礼，下诏给礼官，礼官安于习以为常，以古今风俗不同为说辞。张载独自认为可行，然而议论最终没有决定。郊庙之礼，礼官参与，张载见礼仪不够严整，急忙纠正，而众人没有帮助他，张载更加不高兴。恰逢有病，请假而归。

张载退居横渠时，整天端坐在一间屋子里，身边都是书籍，低头读书，抬头思考，有时有心得就记录下来，或者半夜起身坐起，取蜡烛来书写，汇集所立的言论，称为《正蒙》。出示给门人说：“这本书是我多年深思所得，大概与前代圣人相合，然而大体上是发端示人而已，至于触类旁通推广开来，那么我将有待于学者。”学者有问，多告诉他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道理，学习一定要达到圣人的境界才停止，听到的人没有不动心的。近来治丧没有法度，只有最隆重的三年丧，从期年以下的丧期从未有衰麻的变化，祭祀祖先的礼仪也采用流俗，节令荐享不严格。张载开始按照礼制治理丧服的轻重，家中祭祀开始实行四季的荐享，竭尽诚敬洁净。他曾经感慨地有意于三代的治世，说：“仁政必定从划定田界开始，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然想要谈论治理，都是苟且罢了。世人认为难以实行的，没有不是因为急切……”

译以夺取富人的田地作为借口。”然而这项法令的实施，喜欢它的人很多，如果处理得有方，期望几年之内不用刑罚一人就能恢复旧制，所担忧的只是上面没有实行罢了。门人想要给载谥号为“明诚”，他的次子向程颢询问，程颢对此有疑虑，便去请教司马光，司马光回信说：“我私下认为子厚一生的用心，是想引导当今世人恢复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与其把他和陈文范、陶靖节、王文中、孟贞耀相比，何不把他和孔子相比呢？”于是作罢。

译戊午日，元丰元年春季正月，任命官员详细审定郊祀和宗庙的礼仪文书。

设立详定礼文局，任命陈衮、黄覆等人负责详细审定。

安焘出使高丽。

高丽近年派遣使者朝见进贡，皇上嘉奖他们的勤勉忠诚，派遣安焘出使高丽。

闰月，曾公亮去世，皇上亲临丧礼。

谥号叫宣靖，皇上在碑首篆写“两朝顾命，定策亚勋之碑”。等到下葬前一天，皇上又亲临丧礼，这种特别的恩宠不符合旧例。皇上曾经对辅政大臣说：“曾公亮可以比得上汉代的张安世。”曾公亮喜欢推荐士人，大多能选拔到合适的人选，然而生性吝啬，积聚财富达到巨万，为了保住禄位而固守职位，被世人讥讽。

不久下诏让曾公亮配享英宗的宗庙。

夏季五月，曹村黄河决口被堵塞。

给堤坝命名为“灵平”，黄河恢复向北流，总共使用土方一百九十余万，木材一千二百万有余，钱和米各三十万，堤坝长一百四十里。

六月癸卯日初一，发生日食。

太史说日食应当发生，但观察后并没有发生。

有一颗大星在内阶分裂。

东南方向有光芒，照亮地面，大星从斗宿出现，声音如雷。

审理防狱案件，停职陈安民等人的官职。

陈安民和窦萃都被停职，太常博士吴安持、大理评事文及甫，前检正刑房公事的刘奉世受到的处罚各有不同。起初，皇上任命王安石，而吴充在政府任职，多次趁间隙说政事不便，王安石罢免了吴充，于是吴充担任宰相。吴充暗中想要有所变更，王珪忌惮他。防堂后官周清驳斥相州判处三名杀人贼犯失入死罪，大理寺判定相州的判决是正确的。窦萃告诉刘奉世，刘奉世说：“你是法官，自己想办法，何必告诉我？”窦萃说：“那么就不能判为失入。”刘奉世说：“你自己依照常法，这难道一定是想让你判为失入吗？”于是相州判决周清再次驳斥，大理寺不服。陈安民担任相州判官，害怕获罪，向吴充的女婿文及甫求救，而吴充的儿子吴安持接受了嘱托。知谏院蔡确知道陈安民与吴充有亲属关系，于是密奏说：“事情涉及大臣，不是开封府可以了结的。”将案件移交给御史台，命令邓润甫、上官均与蔡确共同审理。事情大多不属实，邓润甫、上官均想在皇上面前辩白，蔡确弹劾邓润甫、上官均结党有罪。不久两人都被罢免，于是蔡确独自主持此案。凡是朝中士人被关押在监狱的，让狱卒与他们同室居住，同席睡觉，饮食和污秽之物都在一个房间里，在大盆前放置，凡是送饭的人，羹汤、米饭、饼饵全都投在其中，用勺子混合搅拌后喂给他们，像对待猪狗一样。所以被关押的人即使无罪也不得不认罪。案件审结，陈安民等人已经定罪受罚，蔡确还说处罚吴安持太轻。皇上说：“他只是为亲戚请托，不得已而答应，这也是常事，何足深罪？你们只是想共同攻击吴充将他赶走，这是什么意思？”把蔡确的奏章还给他，进言的人于是停止。

泸州夷人侵犯边境，命令韩存宝经略处置。

泸州纳溪夷人入侵。

秋季九月，交趾来进贡。

并且请求归还广源、苏茂等州，皇上赐给李干德诏书，等到邕、钦、廉三州的人口回归旧地，就把广源等地归还给他们。第二年交趾归还所掠走的三州人口，下诏废除顺州，把那块土地赐给他们。起初，赵高请求不要每年戍守，用三千人，每十人损失五六人。皇上说：“顺州是荒远瘴疠之地，朝廷得到它并没有利益，怎么能驱使戍兵投入瘴气之地？一个人得不到妥善安置，朕尚且怜悯，何况十人中损失五六人呢？”

七年，又下诏把界外六县、三峒的土地赐给他们。

冬季十一月，废除功臣号。

十二月，重新设置大理狱。

皇上认为建国初年废除大理狱是不对的，又因为开封府囚犯太多，于是命令重新设置。

减轻复仇罪的刑罚名称。

起初，青州百姓王赟，父亲王九思被杨五鬼殴打逼迫自缢。王赟才七岁，常想复仇，但因年幼未能做到。到这时，十九岁，用枪刺死杨五鬼，砍下他的头和手，在父亲墓前祭奠，于是自首。按法律应当斩首，皇上因为王赟杀仇人祭奠父亲，又自己归罪，命令减轻刑罚，流放到邻州。

设置景福殿库。

皇上每次愤恨北方国家强大，慷慨地有恢复幽燕的志向。就在景福殿聚集金帛作为军费，这一年开始更改库名，亲自作诗张贴在上面说：“五代失去版图，西戎非常猖獗。太祖建立国家，想着有所惩戒。于是设立内府，期望招募士兵。曾孙保卫它，怎敢忘记志向。”共有三十二个库，又张贴诗说：“每次想起少时的警惕，心意妄动遵循遗业。惭愧我不懂军事，凭借什么日子成就戎马捷报。”

己未日，元丰二年春季正月，赵抃退休。

从杭州知州任上，告老退居衢州，有溪山松竹的胜景。六年之后去世，谥号清献，赐给他的碑名爱直。

王安石起初参与政事，轻视朝廷如同无人。一天争论新法，怒目说：“你们坐着不读书罢了。”赵抃反驳他说：“你说错了。像皋陶、后稷、契的时代，有什么书可读？”王安石沉默。两次担任成都知州，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带着一只龟一只鹤同行。他第二次去的时候，屏弃了龟鹤，只带一个苍头。张公裕送诗说：“马熟悉旧路走起来滑，龟放归长江不一起来。”赵抃温和平易长厚，气貌清逸，人们看不到他的喜怒。四十九岁时，就住在外寝，自号知非子。

熙宁年间，曾经担任越州知州。当时两浙旱灾蝗灾，米价暴涨，饿死十之五六。各州都在通衢张贴榜文，禁止人增加米价。赵抃唯独命令有米的人任

译提高价格收购粮食。于是米商纷纷聚集，粮价因此降低，百姓没有饿死的。

三月，给京畿地区的贫民提供安葬之地。

译对于无人认领的借贷钱财，由官府掩埋处理。

亲自考核举人，

赐予时彦等一千三百多人及第出身，等级有所不同。下诏新科进士按照旧例赐予钱五百千作为宴饮费用，另外特别赐予一千缗。诸科赐予三百千。

夏季四月，皇帝驾临金明池，

观看水上嬉戏，举行宴射，在琼林苑设宴。皇上射箭命中，这是皇上自即位以来首次命中，再次驾临池苑，此后不再前往了。又侍奉太皇太后、皇太后驾临金明池，皇上搀扶太皇太后登上车辇，预先准备了百宝酒船，奔驰上前祝寿。

开凿洛水连通汴河

西头供奉官张从惠说：“汴河口每年开凿堵塞，又修筑堤防，劳民伤财。”于是陈述引洛水入汴河的益处。都水使者范子渊也谋划十条利益进献。皇上于是命令内臣宋用臣前往视察。宋用臣说这样方便，于是命令他督管工程。第二年夏天完工。章惇呈上记文，下诏以《元丰导洛记》为名，刻石立于洛口庙。仍将导洛司改为汴河堤岸司。

秋季八月，允许两名史官直接上前奏事

修起居注王存请求恢复唐代贞观年间两名史官的职权，拿着笔跟随宰相进入殿上，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又按旧例，左右史虽然每天侍立，但想要奏事必须禀报中书省，等待批准。王存与同修注王安礼趁机进对谈及此事，于是下诏允许直接上前，定为法令。

九月，陈世儒被处死

连同妻子李氏、婢女高氏、张氏等十九人一并处死。陈世儒是陈执中宠妾张氏所生，陈执中死后，张氏出家为尼。陈世儒长大后，接她回家，与妻子李氏侍奉她不恭敬。李氏是龙图阁学士陈师中的女儿，她的母亲是陈夷简的孙女。陈世儒任舒州太湖县知县，平庸愚笨不喜欢做地方官，与李氏煽动众婢女谋杀张氏，想借母亲丧事离职。下毒没有致死，用钉子刺入她的脑骨，被众婢女告发，于是依法处刑。

冬季十月，设置籍田

详定礼文所请求在京城东南丈量田地一千亩作为籍田，设置令一员，皇上听从了。

太皇太后曹氏去世

皇上侍奉太后，真诚孝顺，太后对待皇上慈爱，也到了极点。每次遇到早朝退朝或晚朝之后，太后必定亲自到屏风后等候，有时自己拿着饮食给皇上吃。等到太后去世，皇上哀痛思慕，身体消瘦，几乎承受不住丧事。起初，太后患病后，将一函文字封缄得很牢固，交给皇上说：“我死后，打开它，只是不可因此治罪于人。”皇上哭着接受。太后去世后，皇上打开函件查看，原来是仁宗想要立英宗时，臣僚提出异议的文书。皇上拿着文书痛哭，因为遗制不敢追究那些人，所以宫中服三年丧，以报答慈爱之德。太后卧室内密封着一个柜子，皇上打开查看，里面是旧的合同宝。仁宗时因为火灾丢失了宝玺，重新铸造之后，淘井得到了旧宝，所以太后藏在柜中，而没有人知道。

十一月，贬谪黄履等官员

起初，太学生虞蕃控告学官受贿枉法，交付开封府推究治罪，供词牵连到上舍生。恰逢临近礼部考试，知府许将上奏说无罪释放他们。虞蕃一并指控许将的妻弟及同乡人不法，于是移交御史台，命令中丞蔡确、御史何正臣、舒亶审理此案。由此追捕逮捕遍及四方，罗织罪名一年多，连坐的人很多。都是蔡确以及舒亶、何正臣实际所为。供词牵连判监黄履、参政元绛，于是元绛罢免任亳州知州，黄履削职，许将任蕲州知州。学官王沇之除名，余中王沔之等一并贬黜责罚，等级有所不同。

降下尘土

十二月，颁布学令

太学设置八十斋，每斋容纳三十人，外舍生两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一百人，总共两千四百人。每月一次私试，每年一次公试，补录内舍生，每隔一年一次舍试，补录上舍生。密封试卷誊录，如同贡举法。而上舍试则学官不参与考校。公试外舍生进入第一、第二等，根据所写的行艺与籍贯升为内舍生。内舍生考试进入优、平二等，参酌行艺升为上舍生。上舍生分三等，都优为上等，一优一平为中等，都平或者一优一否为下等。上等任命为官，中等免除礼部试，下等免除解试。学正增加到五人，学录增加到十人，学录参酌学生担任。

流放苏轼

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本州安置。应天府判官苏辙监管筠州酒税，驸马都尉王铣泄露禁中言语给苏轼，也停职。秘书正字王巩责罚外州监当，其余因苏轼诗被贬黜处罚的，张方平、司马光以下二十二人。起初，苏轼任湖州知州，中丞李定说苏轼自熙宁以来写作文章，怨恨诽谤君主父亲，勾结外戚。舒亶也说苏轼上表颇讥讽时事，况且陛下发放钱本以资助贫民，则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彊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考核郡吏，则说“读书万巻不读律，致君尧舜终無术”陛下兴修水利，则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陛下谨慎盐禁，则说“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无盐”。其他触物即事，随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讽诽谤为主。小的则雕版印刷，大的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于是下诏李定与知谏院张璪推究治罪。当时没有人敢说话，宰相吴充见皇上说：“魏武帝是什么样的人？”皇上说：“不值得提。”吴充说：“陛下以尧舜为法则，轻视魏武帝本来应当。然而魏武帝猜忌如此，却能容纳祢衡。陛下效法尧舜却不能容纳苏轼

译（这）是为什么呢？”皇上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让人核实这首诗罢了，不久就会释放他。”王安礼也趁机进言说：“自古以来胸怀宽广的君主，不会因为言语而治人的罪。苏轼是个文人，本来凭借才华自我奋发，认为爵位可以立刻获得，却看自己如此平庸，心中不能没有怨恨。现在如果把他交付司法惩处，后世一定会说皇上不能容纳人才，希望陛下不要追究到底。”皇上说：“我本来就不打算严厉谴责，只是想给进言的人开辟道路罢了。”于是便宽恕了他。等到这时案件审结，才下达了这道命令。

译元丰七年正月，苏轼被贬往汝州。苏轼上言：“我在汝州没有田产，请求居住在常州。”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起初，苏轼被关押在御史台的监狱中，皇上本无意治他的罪。宰相王珪忽然说苏轼有不臣之心。皇上说：“苏轼固然有罪，但对我本人并无不敬之意。”到了这时，王珪引用苏轼《桧》诗中“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龍知”的诗句，并且说：“陛下是飞龙，而苏轼却寻求地下的蛰龙，这不是不臣之心又是什么？”皇上说：“他那是咏叹桧树，与我的事有什么关系？”王珪无言以对。皇上于是减轻了苏轼的罪责，但皇上常常怜悯他。有一天，皇上说：“国史是大事，想让苏轼来编纂。”执政大臣面露难色。不久，苏轼被起用为江州知州。蔡确、张璪接受任命，王震负责起草诏书。第二天，改任苏轼为江州太平观住持。又过了一天，任命诏书没有下达。于是皇上亲自写下手札，将苏轼调往汝州。手札中说：“苏轼被贬黜后反思过错，时间越久越深，人才确实难得，不忍心最终抛弃他。”并让苏轼立即上表谢恩。在此之前，京城盛传苏轼已经白日飞升成仙，皇上听说后叹息惋惜了很久。所以苏轼在这道谢表中写道：“疾病痛苦连年不断，人们都相传我已经死了；饥寒交迫度日如年，我自己也厌恶这残存的余生。”

忠州下雨时豆子生长

庚申年，即元丰三年春季正月，严厉执行错判入罪的法律。

下诏由审刑部判决议论，官员错判入罪的，每年统计数量予以处罚。

三月，吴充罢免官职

担任中太一宫使，过了一年去世。世人讥讽吴充：心地正直但力量不足，知道不可为却不能勇于退隐。

安葬慈圣光献皇后

附葬于永昭陵时，推恩曹氏家族，晋升官职受到赏赐的一百四十多人。起初打算让曹佾担任中书令，枢密使吕公着说：“正任中书令，自从宋朝建立以来未曾任命过人，况且不带节度使就是宰相，这不是用来宠幸外戚的做法。”于是加封曹佾为司徒，以防御国节度使兼中书令。吕公着趁机说：“自古以来亡国乱家，不过是亲近小人，任用宦官，勾结女宠，宠幸外戚这几件事罢了。”皇上非常认同。当时内侍王中正、宋用臣等人掌权，所以吕公着借此事进行讽谏。皇上退朝后，同知枢密院薛向认为吕公着敢于直言。

八月，曹佾被封为济阳郡王。御史范镗说：“祖宗以来，没有像曹佾这样不封王的，这才是保全曹氏家族的方法。”皇上没有听从。

夏季四月，泸州夷人侵犯边境

乞弟入侵，戎州兵官王宣、王慎言战死。再次任命韩存宝经略制置。

五月，确定国子监学生名额

选取清要官员的亲属担任，以二百人为定额。

秋季七月，黄河在澶州决口

彗星出现在太微垣

占卜的人认为这预示着京城将有兵变，于是修缮京城，设置望楼，保甲户养马，催促其间事务，限期督促训练保甲，削减军队数量来防备。

征求直言

知制诰王安礼上疏说：“和气带来吉祥，乖气带来灾异。大概是大臣在是非好恶上，有不遵循正道、凭借权势谋取私利的人，不体察皇上惠养百姓的意旨，把精力耗尽于沟渠贫瘠之地，把利益搜刮到园夫身上，恐怕有招致天象变化的原因。我希望减少不急之务，舒缓不胜负担的劳役。至于祈祷禳灾的小术，贬损旧有的典章，恐怕不是以实在的行动回应天意的做法。”皇上阅览奏疏后赞赏感叹。王安礼另一天进宫应对，皇上说：“王珪想让你条陈其中的原因，我认为大臣应当宣导下情以通达于皇上，不应该阻遏别人的言论来蒙蔽君主。现在用一根手指遮住眼睛，即使华山在面前，也看不见。亲近宠幸的人蒙蔽君主，与这有什么不同？我现在信任你，你只管说。”

九月，纠正官名

国家设立官职，大多沿袭唐朝制度，但间或有增减。三省长官，只任命侍中，也很少参与政事，而以平章事作为宰相的职责。六部不处理本职事务，给事中、中书舍人不掌管本职，谏院不专门负责谏诤，史官不修撰记录。总计有使职，封驳有专门机构，而审官、审刑各有院。凡是台省寺监，往往由其他官员兼任，所以议论的人大多请求纠正官名。知制诰李清臣也说：“本朝官制，沿袭前代，陈旧的痕迹没有探究，实际上官与职不相符合，差遣与官职又不相符合，勋阶爵秩，也都互不相符。请求下诏有关部门，一并加以厘正，以成就一代的法度。”皇上感慨地听从了他，于是在中书省设置详定官制房，任命翰林学士张璪、枢密副承旨张承一主持此事。下诏说：“国家承平百年，四海承受恩德，只有这官政方面，还愧对前人的听闻。现在想要推究治理的根本，参酌增减，使台省寺监的官员，实际掌管职事，其余空名的，全部罢去，而给予他们阶位。以此制定俸禄，凡是恩数，一如旧章。”至此颁布以阶位代替官职寄禄的新格，改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為开府仪同三司，左右仆射為特进，吏部尚书為金紫大夫，五尚书為银青光禄大夫，左右丞為光禄大夫，六曹侍郎為正议大夫，给事中為通议大夫，左右谏议為大中大夫，秘书监為中大夫，光禄卿至少府监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农少卿為朝议大夫，六曹前行、中行、后行郎中等為朝请、朝散、朝奉大夫，共三等。前行、中行、后行员外郎為朝请、朝散、朝奉郎，侍御史、左起居舍人、司谏也如此，共三等。左右正言、太常、国子博士也如此。